哲学发展论文十篇

哲学发展论文篇1

【关键词】理论与实际关系/哲学形态/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哲学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370031003-8353(2004)01-0037-08

长期以来，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一直受哲学评价标准变化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前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标准来评价马克思哲学和传统哲学，到改革开放初期用这个标准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再到目前一些学者摒弃这一标准，转而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随着评价标准的转换，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难以统一。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一些人力主摒弃“两个对子”这一评价标准，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一些人仍然坚持以“两个对子”为评价标准；一些人则力图发现一些新的逻辑起点，重构马克思哲学。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致使人们在对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关系的认识，以至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坚持用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致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往往陷于追求“新名词”和“新表述”的怪圈之中而不能自拔。

因此，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成了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

正确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首先必须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

纵观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并没有给自己的哲学一个最终的确定的名称，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1]、“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1]、“实践的唯物主义。”[1]、“我的辩证方法”[2]、“为历史服务的哲学”[1]、“人的科学”[3]、“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4]等，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场合把马克思和自己的哲学称为“现代唯物主义”[5]、“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5]、“自觉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历史观”[5]，“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5]、“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5]、“马克思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方法”[5]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后人在理解马克思哲学上的困惑：不论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人的科学”、“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辩证方法”，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或“唯物主义方法”，都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坚持从“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直至今日，国内学术界仍然把“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念念不忘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存在着两个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把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哲学人为地分割成了只是在概念推理中才能发生联系的几个孤立的部分，使活生生的马克思哲学成为了只是在概念表述上才能体现出优越性的理论教条；二是混淆了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界线，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属于一个哲学形态，都是现代哲学。有人则像海德格尔等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那样，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6]，马克思哲学与其他的西方哲学流派如尼采哲学并无本质区别，充其量只是在形而上学的模式下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但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

实际上，如果坚持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全面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仅仅抓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新哲学既反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也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把一切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既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反对费尔巴哈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抽象概念体系。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在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上截然不同，从而形成了从精神还是从物质出发来解释世界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的孪生兄弟，共同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重大缺陷，即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7]。这就是马克思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

出于在理论与实际关系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马克思哲学相对于旧哲学的根本性转折就在于：一是摆脱了旧哲学(既包括旧唯物主义，也包括旧唯心主义)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俗套，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开放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二是摆脱了旧哲学单一认识世界的功能，转向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三是改变了传统哲学专一致力于“形上”之思，以远离尘世为荣的世俗，以促进绝大多数人以至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己任。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基本类型的、“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发展成为一种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更为高级的哲学形态[8]。它是一种“反形而上学哲学”或“非形而上学哲学”，是在终结和扬弃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向现实，以批判现实、认识现实、改造现实为主旨

一是在认识方法上，坚持从动态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而不是从“现实”或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来建立各种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认识方法上，习惯于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物变成“抽象概念”，然后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仅仅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马克思则走着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的道路，反复强调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时，必须时刻坚持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抽象概念”放到社会现实中去考察，认识和批判现实。这是马克思在其终生的研究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认识方法，亦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方法。

二是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上，坚持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服务，反对建立单一追求认识世界的纯粹概念体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等著作中，马克思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理想，认为其所在时代的哲学家们受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把哲学仅仅限定于解释世界的领域，仅仅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是远远不够的。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哲学家必须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改造世界，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既要认识世界，看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客观真理性”都必须由实践来证明；又要看到人的实践在改变周围环境和改变人自身两方面的作用，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

2.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

马克思一生中都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作“人的科学”，认为只有摆脱自然科学“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3]，摆脱当时“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的思维模式，把目光转向处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当中的、具有现实社会需要的人，从而使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自然史和人类史融为一体，把以实现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既包括自然史、又包括人类史在内的“历史科学”作为“唯一的科学”。这就是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探讨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而以上这些研究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是在维护和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谋求人类的全面解放。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正是从这一准则出发，马克思对当时的德国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指出，康德形而上学的缺陷就在于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阶级利益”的关系，把“现实的阶级利益”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9]而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依靠“纯粹的概念规定”、“空洞的幻想”来批判现实，“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9]。

3.面向发展，随时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与人民利益的动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发展的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论什么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都是最大的实际问题、现实问题。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个人，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为大多数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不仅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而且强调理论和实际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发展着的社会历史本身而不是所谓的原则，它是从社会现实中引出原则而非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坚持把从社会现实中引出的原则运用于现实，运用于改造世界，不仅使这些原则适合人民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按照这些原则去改造现实。这是马克思哲学成为时代的精华，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所在。在马克思哲学以至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当中，人民性、利益性、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在理论和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动态统一，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统一。

这三个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从现实出发，研究现实、改造现实，实现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动态统一。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形态的根本对立。

二、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最佳视角

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以相同基本思想为指导的有机的、统一的过程，还是几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几经转折的阶段?二是理论的内容，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还是在同一个基本思想指导下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重大问题的认识与解决?

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与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视角密切相关。坚持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就必须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改良，把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理解为一个绝对的体系，理解为对社会的不可改变的规律性认识，并把它机械地分割为几个互不联系的、由纯粹概念建构而成的学科。甚至于用一些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借来的新名词，套到马克思的头上，对其进行“新诠释”，或是构建“新形态”。

而只要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我们也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整个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精神，贯穿于马克思终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当中。不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哲学，还是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其基本精神都是相同的，就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利益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实。这就使理论和实际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统一起来，使理论的阶级性、科学性、实践性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统一起来。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用于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如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包括法哲学在内)、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形成的，它们是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互不联系的几个部分。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背叛。其后，又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共同缺陷，才真正建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个新哲学形态的产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基本思想散落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的大量论著中，绝不能以某一论著的观点为限。并且，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也都没有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进行过系统论述。因此，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我们必须从其全部产生发展过程来把握其整体性。

马克思早在1841年4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附注]中，就以探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为己任，而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屑一顾。文章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人与自然、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寻找使“在本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1]的途径。早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导致“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指出：“那个起初表现为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认为应该使“哲学转向外部”，把自我意识“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把“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推出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再“颠倒”过来[1]。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萌芽，触及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的焦点——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使他从哲学生涯的开始，便投入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斗争当中(虽然还只是限于理论上的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形而上学的影响)。

其后，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到全新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他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对传统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现实表现给予了批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完成了由传统形而上学向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精神的重要体现。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强调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指出德国哲学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批判“老年黑格尔派认为，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而“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认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对德国的意识形态及其根源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他们不仅把费尔巴哈哲学视为形而上学，而且把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彻底对立起来。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总体框架已基本形成。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发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功能，致力于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针，努力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探索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现实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因而，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同一个基本精神指导下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也正是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马克思才使自己的哲学与古典哲学和同时代的德国哲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马克思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解释世界”，单纯依靠概念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弊端，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从而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在自己的整个哲学中，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3]这里的“哲学”，是指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片面强调认识世界，必然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反之，如果到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去，存在的就只有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还是相互脱离的——只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人们才能实现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目的。也只有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终生所追求的，就是要使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中，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与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非常重视“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批判施蒂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头脚倒置的手法，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无限的轻信，竟把资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的幻想、一切伪善的保证信以为真。”认为“在施蒂纳那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反思中成为他的反思的创造物”[9]。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主张哲学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它不是以本体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基础和出发点；不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他们一生中不再对形而上学的知识论问题进行过多的探讨，而是把主要精力转向对“人民现实的幸福”的关注，转向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现实状况的关注。他们关心的是现实中人民的尘世幸福，而不是虚幻的天国的幸福。他的哲学面对的是现实事物、现实社会，而不是纯粹的概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强调“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人坚持“两个马克思”和“马恩分立”说，认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均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能说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没有区别，也不能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至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有着学识水平、实践阅历和学术专攻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分工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就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以及二人的终生合作而言，都有一条主线贯穿于其中，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哲学为现实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改造旧世界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同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新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并把它运用于改造现实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当中，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马克思理论是一个由其基本精神贯通起来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从几个不同的基本概念出发推演出来的、纯粹的学科体系。

因而，我们只有把握住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入手，全面把握马克思哲学以及全部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

三、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区分马克思哲学和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

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的可靠标准。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8]。

所谓哲学基本形态，是由哲学的对象、本质、目的、功能、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哲学类型。不同的哲学基本形态，除了哲学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以外，在哲学的目的、本质、功能、具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仅仅用哲学的“两大阵营”和“两个对子”包含的四种要素，并不能准确地描述两大哲学基本形态——传统形而上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在哲学形态的划分上，马克思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哲学把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仅仅局限于认识论领域，局限于“解释世界”方面，而是把它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拓展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把它作为区分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对此将另文论述)。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把这一标准用于考察整个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的人类哲学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以及各种“二元论”哲学，都同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其基本特征是：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1]，从纯粹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这种哲学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到近代为止的西方古典哲学。在本质上属于本体论哲学，具体表现为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二元论三种形式。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哲学是为了求知而非实用，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思维中的统一，坚持从最抽象的“本体”出发来解释世界；二是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反对“形而上学”原有的“理性化”的抽象概念体系，强调哲学的科学性、实证性，但仍然坚持把人抽象化，从抽象的“感觉”、“意志”、“经验”、“生命”、“存在”、“此在”等抽象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因而其本质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建立绝对体系，具备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三是后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高举反对“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大旗，反对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力图面向现实，批判现实，对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但前期的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及一切传统文化持根本否定态度，实际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和绝对，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的思维模式。后期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力图面向现实，着眼于社会的建设，寻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道路。但它仍然是凭借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寻求社会发展的道路。因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只能从“宗教”中寻求未来社会的出路。它也没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仍然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基本哲学形态。

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相对应，马克思哲学则属于另一哲学基本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指马克思原创的、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和灵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其实质上是“马克思哲学”的代名词，就是整个的马克思哲学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被后人理解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高规律”的那种“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最基本的特征是：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大众，坚持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坚持理论和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

同时，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整个的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在哲学基本形态的各个方面，如哲学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理论来源与表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全面对立：在研究目的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10]。对传统形而上学来说，辩证法只是求知的工具，唯物主义辩证法则是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它既是认识世界的世界观，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在研究对象上，唯物主义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在哲学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从事实和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思维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坚持从思想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超越于经验的纯思维领域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因而不能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来认识世界。这是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共同缺陷。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追求终极，追求普遍，追求绝对，追求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把自己的哲学封为绝对真理。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现实的哲学，它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以哲学与现实相脱离为特征，不仅方法本身容易导致哲学理论与事物的真实面目不相符，即使哲学理论本身有与实际相符合的成分，也只是作为知识和教条，成为空头理论，而不能正确用于解决现实问题，更谈不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因此，在本质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属于两个根本对立的哲学基本形态。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原创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既不是本体论哲学的改良，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素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二者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的再生。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哲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哲学基本形态的根本革命。

因而，只有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把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如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区分开来。而我们目前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简单概括，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方法等等，都很难说已经准确表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充其量只能是反映了其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说为例，虽然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和唯物两方面因素及其在认识当时社会现实时形成的一些研究结论，但却无法反映马克思哲学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理论和实际与人民利益相统一的根本特征。实际上，这些概括仍然是从哲学的“两个对子”出发，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四个因素来判定马克思哲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某些特征。由于这些概括仍然是用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马克思哲学，因而很难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质。

从原则和概念出发，这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而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运用的却正是这样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如果像柏林的思想家一样，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末，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至今仍这样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是通俗形式的空洞的幻想，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的内容变为哲学，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变为‘对理性的认识’，真是易如反掌!”[9]这种脱离现实，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把一切都“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必须坚决予以终止。

四、目前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及其化解

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以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为判定标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恰恰就是：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判定标准，从而导致认识了上的混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本体论”哲学的兴起，国内用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潮流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一些人坚持用“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生存本体论”等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解不开的“本体论情结”。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困惑：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哲学，是把它作为一种在目的、对象、原则、方法等各方面与“本体论哲学”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哲学形态对待，还是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理论体系，知识体系?

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一判定标准出发，对本体论的本质和特征进行认真考察。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虽然“本体论”一词直到17世纪才拼造出来，但“本体论”的研究自古希腊就开始了。“本体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本体之学”。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理性心理学或灵魂学”、“宇宙论”和“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四个部分，“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规定的学说。”[4]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由四种主要部分所成：(一)本体论；(二)合理的自然学；(三)合理的宇宙论；(四)合理的神学。”[12]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也认为：“与形而上学相关的有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以及自然神学”[13]。由于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6]因此，在西方哲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本体论”与“第一哲学”、“形而上学”是同义的，主要探讨超越具体事物的、在具体事物之上的关于存在的最一般根据的学问。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理性心理学、理性物理学、理性宇宙论都成了实证科学，逐步被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理论物理学、天文学和宏观物理学等所取代，理性神学也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回到宗教之中。只有本体论始终留在形而上学内。因此，也有人把本体论等同于形而上学。

本体论哲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本体”的追求。而“本体”作为西方哲学中的独有概念，指只能用理性才能理解的本质，是理性直观的对象。它是18世纪经康德的应用而流行的哲学名词。康德认为本体是与现象(显现于一位观察者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本身。尽管本体掌握者可以理解世界的内容，但他却主张人的思辨理性只能知道现象，决不能透入本体。康德的本体作为“思想”的“对象”，理性直观的对象，是一种“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是本体论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这并不是全部哲学家共有的观点，但任何一种“本体”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都是纯粹思想的产物，一种高度抽象化的、抹杀了现实社会特征的、“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2)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终极概念，具有解释一切以至在思想中“建构”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尽管形形的“本体论”哲学有着各不相同的“本体”以及由其推演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和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则是其根本特征。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哲学脱离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就以“实践本体论”而言，当把实践抽象为“本体”以后，实践主体的社会性、目的性，实践的具体社会环境，实践的效果及其与人民根本利益的关系等等，都被抽象掉了，从而成了一个纯粹的“抽象物”。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整个理论，只能是纯粹的逻辑推论，很难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应有的作用。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这是马克思本人所不能容忍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时所说的那样：“圣布鲁诺错误地把一些唯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的哲学词句当作他们世界观的真实的核心和内容了。”[14]我们的一些哲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从哲学形态基本变革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没有过时和被超越，而且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开创的是这样一个哲学形态：它跳出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哲学体系的传统模式，致力于研究现实、改造现实，以使其更加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所具有的现实性、人民性和成长性，是任何一种受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维模式局限的哲学流派所不能比拟的。

必须予以指出的是：目前马克思哲学所受到的种种责难，无一不是在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一种“形而上学”或某种“本体论”哲学的前提下才出现的——只要是先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某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然后再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去衡量，那么，它相对于传统西方哲学、相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并没有什么绝对优势，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各有千秋。然而，如果我们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哲学作为一个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哲学形态来认识，那么，马克思哲学之外的一切哲学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了。

与此相关，有的学者提出要“重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或是“在现时代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也是受这种思维模式影响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我们甚至也找不到一个“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它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沉淀下来的只是一些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法、原则，是它坚持理论与实际在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统一的基本精神。《资本论》虽然在从“商品”出发来揭示资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时借用了“黑格尔的表达方式”，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外在的形式，其实质仍然是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出发，研究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这与传统形而上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绝对体系的思维模式绝不可同日而语!而目前一些学者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上，走的恰恰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路线——一种追求终极“本体”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强调实践，就要把世界解释成“实践的”，从而构建由实践产生出一切的“实践本体论”；强调人，就要由人的概念推出一切，构建“人本体论”；强调方法，就要把马克思哲学仅仅归结为方法，甚至“把‘历史’当成一种方法来理解”。这种从某一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整个体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是与马克思哲学的主旨背道而驰的，是要不得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所谓“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就只能是把今人制造的体系，硬说成是“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或是对“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的“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

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哲学从现实出发，理论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反对“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侍自己的理论[4]。既要反对“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4]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尽速构成体系”的学理主义[4]，认为二者都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同年8月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更是明确地对上述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要求划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对我们纠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倾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其创新性和开放性——这不是说它有一个体系，一个开放的体系——而是它的研究对象即社会现实是变动不居的，是开放的、发展的!“重读马克思”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重读马克思”，应着重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力图去建立形形的“体系”，并把它强加给马克思!

因此，我们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命运问题，就必须从哲学形态的高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研究和解决每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如何按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去解决好各种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问题，部门或集团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通过立法、执法和监督建立起平等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问题，社会管理体系和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问题，党政领导权与人民监督权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使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既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能不能真正得到弘扬和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78，75，2，66，75，76-77，64-66，57，62，7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19，19.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0，89，8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1，688，677，688，691-692，6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8，349，349，740，347，349，465.

[6]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8，68.

[7]郝立忠.形而上学批判[J].文史哲，1999(06).

[8]郝立忠.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154，238.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13，215，262～263，301，215.

[10]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1.

[1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2.

[1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578.

哲学发展论文篇2

关键词: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阶段;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学术并无哲学之名，只有经学、子学、道学、理学、心学诸说。自本世纪初“哲学”一语由日本传入，(1)这一被当时的启蒙思想巨擘梁启超、王国维等定位为“宇宙人生根本之学”的学问，才在中国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在现代学术学科化意识的强力笼罩下，一方面西学如潮，大量的西方哲学家和他们的思想学说被渐次介绍到中国，为人们诵习研究，构成了本世纪中国人知识领域的一个重要层面。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模式的范型和导引下，现代学人依样画葫芦，不断挖掘和阐释中国古代的材料，建构起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并且尝试会通二者，创造出中西合璧的现代体系。回顾这一百年“哲学在中国”或“中国的哲学”之历程，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总结方式和分析入路，(2)叙事的话语和描述的境况也常常相去甚远。本文是试图以柯文（P.Cohen）所谓“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的史学立场，［1］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对峙，弥合中哲、西哲和马哲三者之间的分歧，将20世纪的中国哲学大略分为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后、八十年代以来等五个阶段，来分别概述其主要的成绩与特点。

一、

20世纪中国哲学的揭幕，是发生在维新变法失败、今文经学宣告破产、传统经学彻底解体的情况之下。此时，诸子学复兴，异端蜂起，大批去国东渡日本的学人努力追求新知识，把大量的西方学术介绍到国内，再加之上海新的文化环境、机制、物质条件等种种助缘，使得一时间西潮汹涌，新学大盛。具有西学背景的、作为现代学术体系之组成部分的“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当中，并成为新世纪中国学术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之一。

晚清学术经历了考据学由盛渐衰的历程。伴随着汉学的衰落，经世致用之学复振，关注制度变革的今文经学崛起，具有思想解放先导作用的诸子学开始流行。正是在汉宋、今古文、经子三大争论和学风转换的过程之中，一步一步迎来了经学时代的结束。［2］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同邵懿辰、戴望、王阖运、皮锡瑞等遵守经学的游戏规则（“家法”）、与古文家构成良性学术对垒的今文经学是完全不同的。他“喜以经术作政论”，“轻古经而重时政”，［3］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掀起了一场离经叛道的颠覆性运动。梁启超在总结“其所及于思想界之影响”时，概括为四点。一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术别辟新地；二是将孔子抽象化为一创造精神；三是彻底否定了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一切皆可怀疑批判；四是“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定于一尊的观念完全被打破。［4］可见康有为是经学时代的终结性人物，同时也是新学术的开山。康、梁，及谭嗣同，均是旧学营垒中冲杀出来、打破传统学术藩篱、试图将旧学新知和中外学问溶于一炉的思想先进。和今文家的“托古改制”不同，具有古文经学背景的晚清革命派，走的是复活古史、提振子学、高扬民族主义的“国粹”之路。章太炎在《谢本师》之后，与传统经学分道扬镳，不但批评儒学，将儒家降格与诸子齐列，而且将矛头直指孔子。其《订孔》、《论诸子学》等文“激而诋孔”，言词之峻烈在当时无出其右，实开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先河。当时的今古两家，除了表彰诸子、涉猎佛学之外，同时对西学也仰慕备至。章太炎至迟在《膏兰室札记》（1893年）中已经引用西书来诠释诸子。1897年，他走出诂经精舍到上海参加维新活动之后，接触和吸收西学的天地更是洞开。随后两渡扶桑，新知大增。以诸子批儒、“激而诋孔”之时也是他学习西学最为勇猛精进之日。所以，从经学阵营中冲杀出来的晚清诸大师，一手复活了百家诸子，一手援引了外来的西学。

当然，对西学输入更为直截了当的是来自新学阵营的人物。清末渐次输入的西学在之后慢慢地系统化了，开始出现完整介绍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客观性著述和引进这些学科的呼声，这就和戊戌前笼统地将西学称为格致之学、以与中学相区别有了根本的不同。纯西化的新学，可以避开以中学格义西学的尴尬，以及比较中西的过程中难免附会的无奈，而直截了当地将西方学术全盘引入。当时严复就表示，为“瘠愚”计，“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只要能“疗贫起弱”，“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5］清末，介绍和传播西方哲学的重要人物首推严复，这位被蔡元培等称之为“介绍西洋哲学至中国之第一人”的启蒙思想家，开启了西方哲学作为学科形态整体移植到中国的闸门。严译名著八种，关涉到社会哲学、法哲学，特别是逻辑学，这些对于中国人来说前所未闻的新知识，第一次原原本本地被介绍进来，引起思想界的极大震动。除严复外，戊戌后的梁启超、章太炎，本世纪最初几年的王国维、蔡元培、马君武、李石曾等人亦是引介西方哲学的晓将。特别是王国维，因其学术兴趣转移，早年介绍西方哲学的业绩被其辉煌的史学、语言学成就所掩，哲学地位相比之下彰显不够。前几年，由佛雏先生系统整理的《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一书出版，从这44篇、20余万字的文献，我们不得不重新估量王国维的价值和贡献。［6］往后论说20世纪的中国哲学，王氏的行履与学术不能不是浓重的一笔。

二、

如果说清末民初的中国哲学尚能保持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那么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则面目全非，经学、理学渐成为历史概念，退隐到思想之幕的背后，而西方哲学的观念、问题、方法和典范逐一进入到学术场景的中央，形成时代的焦点。“输入学理，再造文明”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当时一切哲学思考的前提和背景，无论是激烈反传统的，还是对传统尚有一丝温情的，在学术形态的根本转换方面并无二致。冯友兰先生说：“自本世纪初以来，他们重新审查、估价的对象，不仅有他们自己的过去的观念、理想，而且有西方的过去和现在的观念、理想。欧洲、亚洲各个伟大的心灵所曾提出的体系，现在都从新的角度，在新的光辉照耀下，加以观察和理解。随着哲学中新兴趣的兴起，老兴趣也复兴了。”［7］从实用主义、生命哲学，到实证主义、唯意志论，直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论，这些19世纪在西方先后兴起的思想流派和学说也纷纷在中国复演了一遍。

缘于当时启蒙和救亡的特殊背景，不论是西哲的输入，还是旧学的翻新，无不关注于社会政治层面，而较少留意到真正的纯哲学问题（如本体论和知识论）。所以，用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非哲学化的社科术语来概括此一时期的哲学思潮最为恰切。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他将近代英美文化的主导性理念作了翻版和复制，开启了20世纪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和实证论倾向之理路。胡适的哲学观念和方法均来自西方，对中国传统基本上是全盘打翻和重加改造，即以西方的哲学范式来评价和重述中国思想，改造中国的传统哲学乃至转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的《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具有学术典范转换的意义；特别是后者，堪称是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蔡元培在哲学上的贡献虽不及胡适重要，但他的教育理念和出掌北大、令人崇敬的实践活动，实充当了自由主义之守护神的角色。陈独秀、等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由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力主中国走俄国的道路，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正像杜维明教授所说的，陈、李痛感时艰，“把植根现代西方启蒙而又排斥欧美资本主义的马列思想带进中华大地。在五四时代，马列的革命理论只不过是百家争鸣的一种观点，而且其影响力还不能和自由主义同日而语，但在三四十年代，唯物主义、辩证法和阶级分析便成为知识界耳熟能详的概念。和陈独秀所提倡的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哲学界大行其道，固然是客观情势所迫，但初机可贵，否则历史进程究竟如何极难设想”。［8］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相比，保守主义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更多地带有中国性。但仔细分析，不论是早期的东方文化派，还是较晚的学衡派、现代新儒家，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致思背景无一不和西方思潮有关。张君劢对科学主义无限膨胀的忧思，实根植于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思想界，与其说是他面对中国情景想出来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受教于倭铿等人而带回来的问题。所以科玄论战绝不是地方性知识的话题，而是全球文明视野中的问题，它和西方的现代思潮是同步的。梁漱溟的比较文明话题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激起了长久的回响，他的文化类型说和模式论，可能是当时中国人找到的能抵御全盘西化的最为有效的理论武器。

透过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潮之思想交锋的硝烟，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此期纯粹哲学之思考的果实是那样的模糊和不确定，以至于用哲学家的名号来称呼这些重要人物的时候总显得有些迟疑，不像叫他们思想家（或其他）时来得那么干脆。毁坏大于建设，引进多于自创，思想压倒学术，明显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除了三大主潮之外，一些边缘领域的思想也颇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其中尤以南京支那内学院系统的居士佛学和释门新派领袖人物太虚法师的学说为重要。

三、

新文化运动时期摧枯拉朽般的思想风暴为新哲学体系的诞生扫清了道路，大力引进的西方哲学范式和各种思想也为中国哲学的新时代叙述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正是在经历了传统学术的解体和痛苦裂变、以及学术形态的彻底转换之后，中国哲学才迎来了它的新生，开始进入一个生机勃勃地创造时期。在三四十年代，先后诞生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中最为重要的几个哲学体系，产生了一批学院化的专业哲学家，奠定了现代学科形态下中国哲学的基础——包括它的专业分类、叙事框架、话语方式，以及交流的办法和训练的途径等等。这些基本游戏规则的确立，使得哲学在中国成为一门具有现代知识形态意义下的学问，进入到了大学的教育体制当中。同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完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具有很强实践性品格的哲学学说，一旦融入到人民群众伟大的实践活动之中后，便焕发出了推动社会变革的惊人的力量，深刻地影响到了20世纪的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本世纪后半段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

在三四十年代创立自己学说体系的哲学家当中，熊十力、冯友兰、张东荪、金岳霖、贺麟这五位前辈成就显著，影响也最大。(3)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平章华梵、融通中西、跨越今古，将印度佛教之唯识学、中国传统之易学、宋明理学，以及西方哲学中的某些资源溶于一炉，创造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但又不乏时代感的本体论学说，在现代哲坛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他不仅被公认为是现代新儒学的大宗师，学脉宏大，承续者众；而且在国际哲学界享有盛誉，被视为是20世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家之一。冯友兰的“新理学”以阐旧邦辅新命为志帜，努力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血脉中发掘有永恒价值的思想亮点，将这些观念和想法用现代哲学的术语重新加以阐释，并试图运用逻辑的方法将这些资源建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冯先生穷毕生精力，孜孜以求，先后撰写了三部《中国哲学史》，为这一学科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作为中国哲学史家的突出地位和巨大影响是无人能比的。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开了中国现代哲学知识论形态的先河，他的《新哲学论丛》和《认识论》等书，不但在西哲中移的历程当中发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在仿照西哲创立新哲学系统方面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所以汤一介先生说：“从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上看，张东荪无疑是我国20年代至40年代颇有影响的哲学家，他不仅努力把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而且企图建立一新的哲学体系。”［9］只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张东荪哲学几乎被湮埋了半个世纪之久，这是极其不公正的。和张东荪的“内在关系说”、“间接呈现说”、“非写真说”等认识论主张不同，金岳霖创造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另一个影响重大的知识论系统。他的《论道》试图将中国哲学概念和西方思想观念捏合在一起，希望用逻辑分析和逻辑论证的方法来探究中国人的形而上心灵世界。《知识论》则直接连上了英国经验论所作的哲学思考，对休谟的归纳问题做了出色的演绎，构成20世纪中国哲学中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的某种典范。贺麟的“新心学”在系统性上似乎比不上上述几位，但他的问题意识和富有远见的指向，使之齐列于本世纪一流的中国哲学大师之列而毫不逊色。

以上的五大哲人，群峰并峙，气象各异，构成了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花团锦簇之春色的最亮丽处，他们代表了20世纪中国哲学前期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哲学专业化、学科化走向成熟的标志。这一时期的哲学内容，本体论和认识论已稳居于核心的位置，最重要的哲学家都试图构建自己的本体论系统，并且熟练和自如地运用着西方哲学的范式和方法，在中西思想的会通方面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除了主流的本体论哲学之外，其他分支领域和相近的学科，如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哲学与政治思想史、宗教研究等，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一批奠基性的著作和开山元老式的学者。这其中，汤用彤和吕微的佛学研究，朱光潜和宗白华的美学研究，都具有某种学术典范的意义，因而长久地影响着这些学科的发展及其走向。

四、

50年代后，中国哲学创造的繁荣时期为不断掀起的政治风暴所打断，在随后的30年中，哲学发展的道路曲折而艰辛，留下了许多沉痛的教训。先是专业哲学家无休止的自我批判和忏悔，冯友兰写了《新理学的自我检讨》，贺麟写了《两点批判、一点反省》，金岳霖也写了《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在这些文章中，哲学家们一个个上纲上线，毫不留情地痛骂自己。随后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对胡适、梁漱溟等人的政治围剿，更是声势浩大，迫使大部分弄哲学的人都下了水。经过一系列的旨在破旧立新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运动之后，哲学界的思想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一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违背的思想学说均遭到清除，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等政治大帽子而不断地遭受敲打、一点一滴地洗涤。强大的政治压力和严密控制下的文化体制，扼杀了一切具有思想创造意义的哲学活动，真正的哲学家没有了，只剩下大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宣传者。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想主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和生机勃勃的研究也陷入了僵局，马克思主义被严重的教条化了，斯大林式的教科书体系雄霸哲坛，全国从上到下只剩下一种哲学模式，只能听到一种“哲学”的声音。在三四十年代，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哲学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哲原理中国化，同时也复活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所以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50年代后，随着意识形态的不断纯化和强固，马克思主义哲学却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它的人学本质被抹杀，极为丰富的思想被狭隘成了几个干巴巴的教条，创造性的精神活力丧失殆尽，哲学最终沦为了现实政治的玩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工具。到期间，封建法西斯主义横行，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分古今，无论中西，均遭受到无情地毁坏和践踏，这时的哲学界更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可言了。

这一时期流寓港台海外的一批中国哲学家，相对来讲，有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和稳定的工作条件，所以能不间断地从事哲学思考和著述活动，创造出了一些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这其中，尤以港台新儒家诸哲的成绩显赫，影响也最大。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均是熊十力先生的弟子，所以他们的学术工作和三四十年代的哲学有明显的延续性。唐君毅学术堂屋甚广、哲学视野开阔，在比较哲学、道德哲学、文化哲学和中国思想之现代诠释方面，均有重要的建树。他晚年的集大成之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以“三向九境”的大会聚、大融通，构筑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唯心论系统，可能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中最为庞大的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哲学体系。诚如其学生吴森所说：“从他的哲学使我们可以发现对东方与西方的空前全面的综合。”牟宗三是迄今为止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中国哲学家之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对中西哲学的比观与融合，以及原创性极强的哲学体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近十来年的学术论辩中，牟宗三始终是中国哲学话题的焦点之一，正像傅伟勋所说的：“牟先生是王阳明以后继承熊十力理路而足以代表近代到现代的中国哲学真正水平的第一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路的艰巨任务。”［10］徐复观相比较而言，更具有思想家的气质，敏锐而仗义，是一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对形而上哲学兴趣不大，所以并无严密体系的着意建构，著述参差而散。除了新儒家之外，诗哲方东美、自由主义者殷海光、佛学大师印顺、士林哲学中坚罗光，也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十年代后的中国哲学，最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的离散，在紧张的政治对峙和意识形态激烈冲突的氛围之中，哲学话语往往荒腔走板，哲学家说了许多非哲学的话，做了许多和哲学无关的事。两岸的长期隔绝也使得话语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夹层，同是中国哲学，但言说方式和思考理路，甚至用语，都出现了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最令人担心的。政治上的短暂分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上的裂散，只要中国文化的凝聚态保持坚强有力，任何分裂的图谋终究是不能得逞的。

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又焕发了勃勃生机，一扫30年死气沉沉的阴霾，而进入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这2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中国哲学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将左倾路线所带来的蒙昧主义、唯心主义、专制主义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解放思想，激发起了人们从事哲学思考和理论探索的勇气，麻木的心灵开始复苏了。尽管这个开端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但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哲学来说，仍不失为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随后的人道主义大讨论和《手稿》热，进一步冲破了僵化的政治教条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所谓哲学的党派性原则受到了根本的质疑，哲学的政治化标准开始瓦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学术化的取向日渐占了上风，从马恩的经典著作而不是领袖的意志和某些理论程式来解释和探索问题逐渐成为学者的共识，各种理解和观点都可以畅所欲言、展开争鸣。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人学研究等，先后形成热潮，具有相当大的学术规模和容量，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学说和理论观点也潮水般地涌来，像法兰克福学派和卢卡奇等人的思想，不仅为人们所熟悉，而且被自觉地运用到各种新哲学系统的建构当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和繁荣之外，一批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影响的哲学家也开始创立自己的学说。如李泽厚的人类学本体论，坚持以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为体，以“工艺社会结构”为本，强调客观的历史规律，明显承袭历史唯物论之余绪。但当他回到美学、走近康德，大讲人类内在的心理结构时，却又引向一种情感本体。“情本体”赋予自然以生息，使宇宙感情化，外在的客观描述、规律揭示、理论架构反而都显得不重要了，本体就成为某种当下的感受。这套情本体论显然超出了马哲的论域，而是李先生自己的创造。冯契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贯通中西的学说，既深受马哲基本原理的影响，又试图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挖掘出民族性的智慧。他晚年所著“智慧说三篇”，实际上是将三种资源作了高度的融汇：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体系；二是西方的逻辑经验论，也间接继承和光大了乃师金岳霖先生的学问；三是中国古代儒、道各家哲学中的重要思想。

更直接地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各种理论系统中寻找滋养，为治中西哲学史的学者所采用。张岱年针对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提出了得到普遍响应的综合创新说。他将自己30年代就已主张过的文化创造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旧说翻新，结合中西哲学会通之路几十年来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强调中西哲学的互补和合则两美，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性原则。肖楚夫反思中国哲学近展的道路问题，重新提出了启蒙解释说，从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的角度分析20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汤一介借鉴西哲的认识论学说，试图从范畴概念的分析入手，来建立中国哲学思维结构的现代诠释系统；又大力提倡“中国解释学”的探索，将古老传统引向现代性的论域。庞朴着力追寻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从古史考辨和文化人类学的启示获得灵感，展示出古代儒家和古代道家哲学智慧的源头活泉。张世英则在相当深入的层面上，将中西哲学的资料化约为可资比照的问题，将中西哲学比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代表了目前从哲学问题而不是从一般的文化层面来进行中西比较的最新趋势。张立文通过弘扬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而提出了创建“和合学”的系统构想。

近20年的另一个大转变是学术的交融，对外开放，给中国哲学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经过30年天各一方的隔绝之后，中国哲学作为民族大团结的符码重新得到了整合，相互交流，互动互惠，已成大势。海外新儒学在第二代人物形而上体系建构已达其极的情况下，又开始向其他的领域拓展，并且日益活跃在国际学术的前沿地带。杜维明无疑是当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他的第三期儒学发展的构想曾顷动一时，声扬海内外；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文明对话等议题，也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刘述先是当代新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他对新儒学发展历程所作的总结和展望，以及对当代西方思潮的积极回应与吸纳，都给新儒学的发展增添了重要的活力。除了新儒家人物之外，海外的华裔学者以开阔的视野和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作出了许多原创性的贡献。如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唐力权的“场有哲学”等等。

20世纪的中国哲学在经历了欢欣与痛苦的种种曲折艰难之后，今天终于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前景。当利科尔、哈贝马斯等当代哲学大师的身影出现在北大的讲台上时，不禁令人想起五四时代的杜威、罗素。和国际哲学界的紧密联系与频繁交往象征着中国哲学的开放与活力，预示着它的创造性的美好未来。当哲学家们勇敢地从事思想的探险，百无禁忌，一凭真理，说自己想说的话，有独辟蹊径之志，存创立学派之想，那么中国哲学的再度繁荣也就为时不远了。

注：

（1）日本哲学家西周在《百一新论》（1874年）中首次使用了“哲学”一词翻译Philosophy，之后日本学术界迅速流行。可能过了25年左右，才渐渐影响到中国。在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当时是最大的译书机构）1899年印行的《东西学书录》上，哲学类译著尚用“理学”之名，到1904年印的《译书经眼录》才改为“哲理”类。文廷式是当时与日本学术界交往较深的人物之一，他写于1900年前后的《纯常子枝语》一书有四、五处探讨及哲学的译名问题，所据皆为日人著作。大约在1902——1905年间，围绕学术分类和学堂章程等，就哲学概念的合法性问题，在保守的文化大员和开放的知识人之间曾有过种种辩论，背景均与日本学术界有关。

（2）大约有三种不同的基点和叙述模式：一是长期居于权威地位的官方话语，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线，围绕这一核心来选取材料，展开讨论。二是以西方哲学的进入和影响作为基本的线索，用西哲的范式和观念系统来清理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所走过的道路。三是较具本位色彩的表达，强调“中国的”哲学，而努力追求一种历史的延续感，把传统的资源及其现代转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而叙事带有强烈的民族性。当前哲学界的三拨人马（马哲、西哲、中哲）基本上是各执一端，按照自己熟悉的套路和运作惯性来描述百年中国哲学的历程，所以讲的内容往往有很大的不同。

（3）十多年前，我曾提出过“四大哲人”之说，即认为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贺麟是三四十年代自创体系的中国哲学家当中最为杰出的代表（见《熊十力与中国现代哲学》一文，载《东西方文化评论》，深圳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现在看来，遗漏掉张东荪是很大的缺憾，应该说有“五大哲人”，而不仅仅是四位。在编选《百年中国哲学经典》（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时，我们已将张氏补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

［2］景海峰.清末经学的解体和儒学形态的现代转换［J］.孔子研究，2000，（3）.

［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影印本下册.532.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重印本.72.

［5］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三册.560.

［6］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M］.佛雏校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7］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549-550.

［8］杜维明.百年中国哲学经典序［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哲学发展论文篇3

论文摘要：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转化的规律，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作出了对当代世界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邓小平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是他对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他观察和分析社会形势，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

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邓小平理论的立论根据之一。深刻领会这一判断的精神实质，必须对邓小平理论在形成这一判断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作一番考查，揭示它所蕴涵的哲学含义。

一、时代主题问题的提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

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是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作出的概括。党的十三大在叙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时，把“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列为12个观点之一。十四大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时，更明确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条件时，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两大问题提出来的。1984年5月29日，他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985年他进一步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一般说来，它产生于三种情况：一是新的观察与旧的理论的矛盾；二是原有理论之间或某一理论内部的矛盾；三是要有创新的理论思维和超越传统的价值观念。邓小平之所以能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两大全球战略问题揭示出来，既基于一定的事实判断，又包含新的价值判断。

邓小平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世界形势变化作出的事实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一方面，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因其在进行军备竞赛，因而世界战争的危险还存在。另一方面，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现代战争的高科技条件成为美、苏两家企图直接毁灭对方的冒险举动的制约因素；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似乎已走进了“死胡同”。在南北关系上，一方面，在五六十年代殖民体系瓦解后，集中在南方的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解决发展问题，它们同大部分集中在北方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而矛盾越来越深；另一方面，在70年代，北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南北合作的重要性，并开始了南北对话；南北合作形成了一股改变南北不平等关系的力量，从而促进了南北关系的改善和矛盾缓和。

邓小平在考察世界形势变化时所蕴涵的超越传统的价值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和平问题之所以凸显，重要原因之一是，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同时，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使世界任何国家，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综合国力，乃至不同对外政策的国家，都不得不认真对待。

就南北关系而言，发展问题之所以突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南北差距的拉大阻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人口数量同国民收入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使发展成为南方国家最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北方国家的资本、贸易和市场的出路受到限制；同时，社会主义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发展与提高。因此，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这些判断，同样也反映了邓小平对整个人类的忧患意识，以及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

很明显，邓小平的思维判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一是以人类的利益为重，二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没有这样的价值观，是不可能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强烈地意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二、时代主题的概括过程：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时代主题相互关系的把握

邓小平对当代全球性战略问题的概括，是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一步变化了的世界格局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

面对60年代开始的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以及苏联对中国威胁的增加，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新形势，在1971年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在第六届联合国特别大会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两个阵营”的传统观点，客观地反映了世界局势的新变化，也为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提供了理论根据。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没能透过世界的变动进一步揭示出蕴涵其中的时代主题演变的端倪，以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他正确地看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后果的严重性，却夸大了战争的现实危险性；他正确地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斗争形势的发展，却忽视了这些国家反霸斗争的注意力已更多地转向发展经济的事实，从而高估了它的革命性质以及世界革命的形势。

邓小平考察了80年代初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把它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这一概括继承了划分“三个世界”格局的基本思想。首先，在划分标准上，同“三个世界”理论一样，“东西南北”格局的划分也超越了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划分方法；其次，在基本态势上，“东西”格局包含了“三个世界”格局中的“第一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格局则体现了“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因此说，“东西南北”格局的概括发展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的转化，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概括出对当代世界最突出问题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和平；“南北”问题是经济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发展；由于和平离不开发展，因此，“南北”问题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核心问题。邓小平对当代世界格局和问题的分析，体现出了当今伟大无产阶级政治家放眼全球，透析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趋势的气魄与胆识。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才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和“时代主题”。这是完全符合邓小平的思维逻辑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战后形成的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各种力量开始重新分化组合，新的格局尚未形成。邓小平从“东西南北”格局中揭示出来的时代主题，是否会因两极格局的终结而改变呢?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首先，苏联解体后，和平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西方某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延续了冷战思维，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两极对抗时期被掩盖着的、反映大国利益的一些地区性矛盾，不时酿成局部冲突。其次，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南北差距仍在扩大，而冷战思维也被一些人用于对付落后国家。再次，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两极对抗时期一些世界热点趋向缓和，加之反对霸权主义意识的增强，表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希望依然存在。总之，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但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三、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对经济、政治、战争、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

如果说，作为科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的提出，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其中包含了观察现象的理论视角的转移的话，那么，问题的解决，更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思维方式作出调整。邓小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了他科学的思维逻辑和唯物辩证的哲学方法，观察和分析世界形势，敢于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经济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和作必要调整，在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这种战略思考与判断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走向进步和发展也有重大意义。

首先，邓小平在1987年曾提出：现在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苏美两个国家，我们把第三世界看作是和平力量的支柱，也把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看作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他在1987年又说：“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平力量”在不断增长，革命并不是消除战争的惟一手段。

其次，邓小平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运用“和平方式”或“非和平方式”是解决世界争端的“新办法”，战争并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惟一途径。

再次，邓小平认为，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应把和平的希望寄予发展。这一思维方式调整的重要客观根据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对当代世界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改变。

哲学发展论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22-0043-04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22.022 [本刊网址]http：∥

马克思主义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传人了中国，开始逐渐被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和传播。特别是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的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提出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第二次飞跃则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提出了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人民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有了可靠的保证。以上两次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就是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大体系。前者主要解决的是“如何打天下”，亦即如何革命；后者主要解决的是“如何治天下”，亦即如何建设。两者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做出各种研究分析，而笔者则试图从哲学的视域下去研究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因为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在于如何利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并进而反思这一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建构当代形态下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准备阶段――李达、艾思奇等人的探索

李达作为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他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研究中国的革命实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前提条件。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作是他的《社会学大纲》，在此书第四版的序言中，他满怀激情地表达了他著述的目的：“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飞跃的时代……战士们为要有效地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确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因此，我特地把这本书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这本《社会学大纲》是李达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也代表了当时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水平。李达在书中系统而准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和历史观，认识论和价值观统一起来，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整体性。此外，李达在书中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的命题，并认为“实践的唯物论”规定“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李达这种强调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的解读，不仅在当时起着相当积极的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斗争的旗帜和革命的指南，而且对于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关注重点的转移埋下了伏笔。对于李达的这本《社会学大纲》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视，他在读这本书时写下了大量的批注，他认为，“找出法则，指示实践，变革社会――这是本书的根本论纲”。的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李达比较深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1936年，年仅24岁的艾思奇以《大众哲学》一书名闻天下，《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破天荒的创举，它像革命的火炬，在黑暗中照亮了前进的方向，使许多年轻人在苦闷彷徨中振奋了精神，投身于伟大革命的怀抱。后来，一位当年的青年读者给艾思奇写信说道：三十年代，他正是一个满怀理想的青年，但由于国家的满目疮痍，民族苦难深重，个人出路渺茫，理想破灭，精神上极端苦闷，痛苦，曾想自杀了此一生。一个偶然的机会阅读了《大众哲学》之后，精神为之一振，觉悟到只有通过奋起抗争，才能挽救个人和国家的前途，于是毅然投身革命。不仅如此，事实上连和这两位当时在中国政坛上可谓举足轻重的人物都十分欣赏《大众哲学》，说：“自己从艾思奇的著作中得益颇多”。更是无可奈何地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甚至说“乃败于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他认为自己的失败很大程度是由于《大众哲学》的广泛传播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大众哲学》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思想威力，应当说，这是由于艾思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回答了当时许多中国人迫切想知道却又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杰出作品。艾思奇在1938年4月撰写的《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中主张“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这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命题。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环境中的应用和创新，就是在中国现实的地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他提出，中国化“原则上不外乎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这实际上指出了人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在思想上是不是能割断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在理论上、思想上批判继承优良的民族传统文化。

李达.艾思奇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份精神遗产将不断地被后人加以继承、丰富和发扬光大。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哲学思想是近百年来中国先进分子不断摸索和斗争实践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哲学思想的诞生表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中国往何处去”的答案，同时也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是百年探索的结果，历史发展的必然。

的哲学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早期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说：“我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有宇宙而无我，今知事不能，盖我即宇宙也”。反映在历史观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观，他主张有一二天才出来“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闻”，反映在政治上他主张梁启超式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以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为开端，受，陈独秀等人的影响，思想逐步开始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并在往后复杂的革命斗争中，逐渐成为一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哲学思想走向完全成熟时是在延安时期，特别是整风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和原理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点从而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依靠对象，斗争的方式以及革命的最终目标。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从实事求是的精神出发，充实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总结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不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掌握真理；科学运用矛盾规律，根据客观实际的具体情况，分析主、客、敌、我等多方面力量的消长，制定斗争的战略和战术，……由此种种，形成一个全新的哲学思想。他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论新民主主义》等都是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著作。

哲学著作中的“两论”集中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实践论》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在《实践论》中着重而具体地阐述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1）实践是认识的来源，（2）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4）实践是认识的目的。由此可见，是以实践第一的观点为中心线索将以上四个环节贯穿于认识的全过程之中，对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做出了完整的阐发和论述。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开创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解决了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对立。如果说，李达将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化、方法论化，还得出了结论：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是求得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过程；那么，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重点由存在的本体论转向实践的认识论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矛盾论》则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在《矛盾论》一文中从多层面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包括：（1）矛盾的普遍性，（2）矛盾的特殊性，（3）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4）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5）矛盾的解决方式。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第一位对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做出如此完备阐述的经典作家，有些观点是本人的原创，他首次赋予对立统一规律以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精湛的哲学内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矛盾论》中十分凝练地阐述了矛盾的精髓问题，他写到：这一共性个性，相对绝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认识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两对范畴的辩证关系，是因为当时党内长期存在着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而忽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这是教条主义，二是强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这叫狭隘经验主义，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狭隘经验主义都是片面的，都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因此强调矛盾精髓的目的，就是主张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通观《两论》，我们不难发现，哲学思想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研究哲学的根本目的并非为了在理论上建立一套形而上的哲学体系，而是希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良方，用自己的话说，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的“的”。的哲学思想并不是遵循传统哲学从概念，范畴进行逻辑推理的思路，而是始终地服务于革命的具体实践的需要，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振聋发聩地强调“要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由此可见，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始终围绕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而展开。《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就是为了廓内残留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思想，从而服务于革命的具体实际的需要。

总而言之，以实事求是为核心思想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伟大的一次“变革”，它诞生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它丰富而博大的哲学智慧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辉，具有永恒的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曲折和倒退――中的极左“斗争哲学”

从1968年到1976年，这10年，我们的党和人民遭受了巨大劫难。从哲学上来说，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陷入到完全的沉寂和停滞之中，一方面在认识论上背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被严重歪曲和篡改，成为了极左的“斗争哲学”：只讲斗争，不讲统一；只讲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不讲斗争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只讲飞跃，不讲渐进；只讲否定，不讲肯定。这种极左的斗争哲学，其实质就是充当政治打手的尚方宝剑而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可以说，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出现了大幅的倒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几乎每一条都遭到了歪曲。正是在这种被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极左的政治运动在中狂飙突进，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邓小平哲学理论

邓小平哲学理论与哲学思想可谓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说它一脉相承，是因为邓小平哲学理论是以哲学思想为其基础的，说它与时俱进，是因为哲学思想主要是用于革命事业的，而邓小平的哲学理论主要用于新时期下的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关于两者关系，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直言不讳地就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邓小平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1）实践观，（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3）发展生产力与改革开放论。如果说，前两项内容的主要理论观点（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依然带有哲学思想的浓重印迹，那么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哲学思想无疑是其最伟大的理论贡献。

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这样邓小平就把建国后长期被忽略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决定论的观点发掘出来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邓小平主张一切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通过不断的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以简明扼要的话语表达了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观，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可以说，它从整体上开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新内容，是我党长期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次飞跃――和谐社会构建理论

首先要说明和谐社会构建理论在这里指的是一个狭义概念，若以广义的“和谐社会”自我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努力构建了，而把和谐社会构建写进报告列成体系的国家领导人是同志，在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弘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这次可以认为是第三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汲取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精华，做到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和谐社会”这种理念最早来自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经典《周易》之中。事实上，《周易》的基本核心思想与价值理念就是“和谐”。《周易》认为，对国家政治的管理最理想的目标就是“太和”。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道即天道，天道是刚健中正的，太和就是最高的和谐，指各种矛盾的关系处于一种刚柔相应，协同配合的状态。这是说，由于乾道的变化，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刚柔协调一致，相互配合，保持了最高的和谐，所以万物生成，天下太平。自《周易》提出了这个太和的最高价值理想，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著名政治家奋力追求的理想，而2004年党中央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一伟大传统的延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也讲矛盾的“同一性”，也讲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统一与和谐。这一点恰好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中国化的又一大飞跃。可以说，“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既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矛盾具有同一性的理论，也是汲取了《周易》中的“仇必和而解”的思想。而且两者的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本身也具有某种丰富的作用，如对于马哲中所谓的非对抗性矛盾完全可以汲取《周易》中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合哲学理念来进行调节和平衡。其实我们党中央很早就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这些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相结合起来解决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际政治等问题。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同样具有某种中国哲学的色彩。首先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而中国传统哲学向来都非常重视天人合一，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相互的协调。在中国哲学看来，天地人三才之中，人顶天立地在三才之中处于核心地位，人类社会只有与天地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人类社会才能获得生机与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一样，都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相互结合而结出的又一理论硕果，可以把它归结到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中。

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作为群众路线虽是我党首创，但它却极大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精华，最早鉴于《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可以说这种民本思想萌芽于夏商，成熟于春秋，发展于秦汉，成熟于隋唐，在中国以后的各个朝代都有着丰富与补充。作为古代民本思想一向都是有着双重价值取向的，一方面，为后人提供爱民重民的理论素材，另一方面，也为精英人士在理论局限时找到了出路与方向。中国共产党创立群众路线理论，无疑是为了进一步的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实现传统民本思想的转换与跨越，从而更好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也只有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才能更好的实现我们的个人梦、家庭梦、民族梦、国家梦、世界梦！

总而言之，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这两大对中国人精神世界影响至深的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这样明确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具有一致性。在当代，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并存，表明了任何民族哲学的发展必须同时考虑民族性和世界性，并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能够代表中国哲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只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发展论文篇5

    十年经济建设时期是指1956年至1966年期间,这个时期的哲学出现了涉及关于哲学基本问题、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内外因、两点论等方面的争论,主要特点是普及与批判。譬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平凡的真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着作向大众普及了当代哲学思想观点,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当代哲学的发展。就批判而言,主要是对形而上学以及唯心主义的大批判,但这种一概否认的批判使得当代哲学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譬如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西方哲学等不加分析进行否定和批判,逐渐造就了左倾思想的膨胀,后引发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哲学这个阶段的当代哲学主要是指1966年-1976期间的哲学发展,这个阶段的哲学是历史上惨不忍睹的哲学史,给哲学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影响与心理阴影,严重的阻碍了当代哲学前进的步伐。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对哲学刊物、哲学学术活动等的禁止,对形而上学观点、唯心主义的推崇,造就了当时存在的精神万能、造神运动等观点的猖狂,使得当代哲学出现了倒退的情形。改革开放时期的哲学改革开放观念的提出与发展促进了当代哲学的迅速发展,哲学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是空前的,是哲学发展时期最鼎盛的时刻。在内容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方位发展;在形式上实现了当代哲学的个性化与多样化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研究体制;在本质上实现了质的突破,真正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回顾当代哲学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当代哲学经过漫长的发展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必须总结并吸取其中的教训,以使当代哲学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以下理论的发展关系到当代哲学的生命、关系到当代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1978年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迎来了理论上的交锋。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形成了以下三种不同的思想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所在。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本文论哲学的总结,而不是以一种本文论代替另一种本位论,是属于无本体论。从这三种观点争论的焦点可以看出哲学是出于不断发展中的,因而本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变化的,并逐渐向实践过渡,实践唯物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最好体现。毛泽东思想哲学理论当代哲学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毛泽东思想哲学的作用。在建国初期,毛泽东通过大会讲话、文章等提出了许多见解、观点、概念,在哲学领域凸显其成绩,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哲学界的关注和探讨,逐步的确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导地位,影响了当代哲学的发展。譬如两个对子问题就是关于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初步见解,揭示了哲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提出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思想概括了整个哲学的认识论,成为了当代哲学中的精髓。

    构建面向世界的哲学理论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不断加快,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球化的趋势也不断的加快。在这种趋势下,当代哲学要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就必须充分的关注全球化问题。特别是在世界关注非常密切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建设、民主政治问题、精神文化建设、循环经济、知识经济等领域得以突破与发展,以谋求全世界文化的共同进步与繁荣,构建面向世界的当代哲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期的坚持,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实现哲学研究模式的转变,以开放性的状态来迎接未来的挑战。对此,当代哲学应该在坚持开放性状态的前提下,立足本国国情的实际,不断的学习和吸收西方进步的哲学思想,以将当代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发展相接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全球化”。坚持并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当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在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我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发展环境,各种矛盾凸显,对当代哲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对此当代哲学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形势、新挑战的需求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研究,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发展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所在,因而坚持并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必须实现当代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摒弃那些与时展相悖的思想观点,摆脱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观念的束缚,避免出现历史“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和谐统一发展,在实践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实现当代哲学的个性化发展个性化发展是当今时展步伐加快的重要因素,是事物发展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基础,当代哲学的发展也需要实现个性化。对此,什么才是哲学的个性化发展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就字面理解而言是指哲学与其他文化的差异化,其实不然,这种个性化还体现在哲学思想以其个性化的方式给出自身生活问题的一种思想见解的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而言,哲学的个性化发展就是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一种价值理念和思想出路。

    对此实现当代哲学的个性化发展就是要构建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当代哲学,就必须突破传统哲学的研究模式和体制,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转化与马克思主要哲学的中国化联系起来,并借鉴西方的哲学模式,展开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深度研究,展开三种理论资源的深度对话,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三大资源对话中的引导作用,将中国当代哲学的个性化发展建立在这样一个深度对话的机制中,摆脱西方模式对中国当代哲学的束缚,在发展中力图保持中国哲学中原有的思想和精神主旨创造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当代哲学,并实现三种哲学思想的和谐发展。

哲学发展论文篇6

 

一、文化哲学的理论视野

 

文化哲学是文化时代精神的哲学表达，它从文化的视角和哲学的高度出发，为人类探寻生存和发展的出路。作为一种新的哲学理论，文化哲学有着独特的理论视野。

 

1.理性主义与价值主义的合流:文化哲学的诞生逻辑

 

文化哲学诞生在一个荒谬的时代，之所以说荒谬在于当代人类面临的问题是由人自身创造的，人反对人，人压迫人，人创造的世界背离人，人进行文化创造不是成全人、服务人，而是压抑人、束缚人，人的异化与文化的异化相互表征，共同构成当代人生活世界的文化逻辑。就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看，理性主义和价值主义已发挥出各自的优势，但也呈现出相当程度的负面效应: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推动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人本观念和价值理性维持着人的原始幸福感，却拒斥走向现代性的坦途。两种理论倾向的片面性已经在20世纪暴露无遗，人类能否走出这一文化异化的悖论，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良性结合，改变人及其文化世界片面性发展的厄运，成为文化与哲学共同关注的焦点。由于理性主义与价值主义各自的片面性及互补性，使得二者的合流已经不可避免，文化哲学就诞生在这一哲学变革的运动之中。文化哲学通过对理性主义和价值主义的扬弃与整合，将理论基点建立在科学文化与人本文化的双重根基上，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探寻新的出路。

 

2.文化: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

 

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主要回答“文化是什么”以及‘‘文化为什么”的问题，这是人面对自己的本体、根基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因而与人生哲学、伦理学、宗教哲学、生态哲学等其他哲学类型有着实质性的区别。文化哲学也与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学、文化科学等实证性文化研究不同，文化哲学是从整体性、批判性的视角来研究文化的，文化哲学视野下的文化研究当然要研究文化的流行现象、本质属性、演进方式、发展规律，但更重要的是，文化哲学要通过研究文化，对人类的发展模式、存在状态、演进机制进行全方位地反思和批判，从而形成自觉的文化意识。文化哲学是对人的文化对象，也就是人的外在化存在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哲学属于对象意识，然而文化哲学对文化的研究不是纯客观的分析，而是把文化看做与自我高度相关的系统，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哲学又是自我意识。作为一种最高层面的文化研究和哲学理论，文化哲学通过对人的文化本性的理解和掌握，对人类的文化本体进行反思和批判，对人类的基本文化关系进行梳理和调适，实现解释和改造文化世界的目的。因此，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的整体性、批判性的视角出发，对人之文化本体的理解、掌握、批判和建构。

 

3.人学:文化哲学的实质内涵

 

文化哲学主要以文化为研究对象，但研究文化也就是间接地研究人，因为所有关于文化的主题都是“通向一个共同中心(人类自我解放)的不同道路”，“人类文化的根本问题关系到普遍的人类利益。”人是文化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关心人的存在与发展，追求人类的解放和进步是文化哲学的理论诉求。但文化哲学对人的研究，是从文化的视角和哲学的高度来展开的，这有别于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的社会人类学，从一般文化学视角出发的文化人类学，以及从生理学视角出发的体质人类学等一般的人学研究，正如哲学家保罗海贝林所言“在一般哲学人学终止的地方，便开始了文化哲学。”[2]52文化哲学也不断在艺术哲学、语言哲学、宗教哲学的批判中，归结于人本身，事实上，文化哲学只有建立在人的根基上，才足以真正展示文化的诉求和灵魂。‘‘文化哲学可以理解为专门人学，它提出了人的文化可能性问题。”[2]因此，人学和文化哲学必然结合成同一哲学，文化哲学成为人学的具体内容和生动展示，人学则成为文化哲学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一句话，文化哲学归根结底不能不是一种人学，人学是文化哲学的实质与核心。

 

4.人与“人的世界”的关系问题: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

 

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人与“人的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文化哲学异于一般哲学的地方。对于文化哲学而言，仅仅阐述荒无人烟的物质世界的做法，不具有实质意义。在文化哲学的视野下，那种完全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的物质世界图景已被抛弃，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人的世界”。所谓“人的世界”，也就是文化世界，即人所创造的世界“人与人的世界的关系，也就是所谓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人的创造物的关系，人与人化自然、人与文化传统、人与历史等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的关系之总和。”[3]这样，文化哲学就将其研究领域，定位在人的文化创造活动所及的范围。一方面，人与“人的世界”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同一性，因为“人的世界”或者说文化世界，是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结果，是人的对象化的存在形态或人的自我确证，人与文化的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与自身的矛盾。另一方面，人与‘‘人的世界”在相互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均等的，人是能够进行自我创造的能动的主体‘‘人的世界”则是人所创造的被动的客体，这就对人提出更高的要求，人要对‘‘人的世界”也就是人本身负责。人与‘‘人的世界”的矛盾，贯穿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过程的始终，统驭其他的关系和矛盾。关于文化的其他问题与矛盾，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入或展开，它们的发展与解决，也都以这对矛盾的发展与解决为前提。文化哲学的悄然兴起和广泛传播，对于拓展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进程，促进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顺利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哲学意义:文化哲学的批判性价值就本体论层面而言，文化哲学具有本体论意义。文化哲学通过对人及其世界之间关系的把握，以及对人化和化人的文化生成过程的理解，系统全面地把握人的本质和主体性，深刻完整地揭示出文化的人为性和为人性。文化与人是文化哲学的一对最基本的范畴，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文化，是相对自然而言的，强调文化是人的一种积极的存在方式，是人自我创造、自我完善的过程及结果;文化哲学意义上的人，是相对于物而言的，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其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文化哲学通过对自然和文化的严格划分，确立了一个大文化观，把文化和人内在地联系起来，这样既可以从人学的视野研究文化，也可以从文化的整体性视角研究人，从而对文化形成更加本质性的认识。文化哲学通过考察人与物的原则区别，形成了一个人学的视角，因而能够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把握人，从历史的生成过程中把握人，从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中把握人，进而对人形成整体性的理解。

 

从价值论视角出发，文化哲学不乏价值论意义。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构成文化的基本内核，决定文化的根本性质。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不仅仅要对其技术和制度层面进行考察，更要看其价值理念合理与否。先进的文化固然需要先进的技术和制度作为基础和保障，但尤其重要的是，必须有先进的理念与之相匹配。批判性是哲学的本性，文化哲学通过对人类文化价值观念予以反思和批判，放弃人类不合理的文化价值观念，重新确立合理的适应时展和人的发展要求的文化理念。不难看出，文化哲学研究有助于合理性价值观念的确立，而合理性价值观念的确立，对于人们的文化生活和文化创造，以及文化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合理发展，有着积极的价值导向作用。

 

从方法论层面看，文化哲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文化哲学的诞生为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等具体文化学科提供方法论指导，从而推动文化研究由实证的经验层面向思辨的抽象的层面深化和拓展，促进整个文化研究的理论自觉。纯粹实证的经验层面研究往往缺乏批判思维和辩证眼光，容易陷入文化生态之镜，文化哲学以整体性视野审视文化的存在状态、发展规律、内在机制、动力系统、传播方式，从而更能够把握文化研究的终极诉求，真正解决文化研究中深层的重大问题。当然，文化哲学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维度，其特有的研究方法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乏指导和借鉴意义。

 

2.人学意义:文化哲学的主体性价值

 

文化哲学将文化看成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有了实质性提升“认识人自己”是人类自觉的起点，但一直以来，对人类本质的认识都流于现象或陷入片面，人的本质成为一个历久而弥新的斯芬克斯之谜。文化哲学把人定义为文化的存在，把人看成是自我创造的产物，这就从根本上与神道主义划清界限，使人从上帝的宠儿变成人间的公民。文化哲学也抛弃了“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等片面性认识，而是把能涵括这一切方面的文化作为人的本质。文化具有历时性、累积性、创造性、多样性等特性，把文化作为人的本质理解，将人的本质的动态性、独特性和丰富性，演绎得淋漓尽致。

 

文化哲学使人充分认识到人的文化主体地位。每一个文化个体都诞生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文化的熏陶和教化，人在文化面前处于一种被决定地位，因此，人类对文化往往处于一种无意识、潜意识或不自觉的认识和理解状态，自从文化哲学产生以来，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开始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而充分认识到人于文化的主体地位。这样，人就不仅仅是文化的接受者、受塑造者，更是文化的创造者、管理者、传播者、批判者、改造者。文化哲学引导人的行为越来越趋向‘‘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人学理路，大大地推动了人的文化主体自觉的进程。在文化哲学的指引下，人类逐渐摆脱文化决定论对人的误导，开始自觉地进行文化认识和文化创造。

 

文化哲学将人的发展的终点作为自己理论的起点。人类的任何文化创造活动，其初衷和最终目的无不是为了人的存在和发展，文化哲学作为一种以分析文化创造活动为对象的特殊的文化理论和实践，更是如此，而且在文化哲学的视阈下，人成为文化的焦点，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成为自觉追求的最终目标。但由于人类所处发展阶段的阈限，现实世界的人们往往被私人利益、物质利益、眼前利益一叶障目。如何帮助人们摆脱和超越这些狭隘利益的束缚和限制，从而追求人类的长远的利益、共同的利益、公共的利益，实现人类整体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文化哲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诉求。这对于人类文化个体的自觉生成和发展，以及人类理性地实现从“史前史”向“人类史”超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时代意义:文化哲学的历时性价值

 

作为人的深层存在方式的文化，引导人类从远古走向未来，从野蛮走向文明，可以说文化一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但文化的真正发现、凸显、转向却是全球化以来的事情。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境遇有了质的飞跃，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无论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无论是绝对主义还是相对主义，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无论和平主义还是恐怖主义……整个世界都将目光聚焦于文化，都试图用文化来大做文章，试图从文化中寻找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答案。于是，文化成为国际会议、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名人演讲的关键词，成为政府首脑政治作秀、邪教领袖迷惑人心、恐怖组织宣传动员的砝码，文化成为一张牌，大打“文化牌”变成一种时尚。这其中尽管有些许矫情，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文化正在成为我们所属时代的中心话题。

 

全球化时代是文化凸显的时代，是文化转型的时代，是人类文化生成的时代，因而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时代。文化时代的到来，呼唤深化文化认识，从而再现文化时代的特征，形成系统地应对文化时代问题的机制。随着新的文化时代的生成和凸显，人类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改变趋势日益明显，当代世界的发展越来越需要一种属于自己时代的哲学解释。对文化时代进行自觉地认识、反省、管理和规划，是时代向哲学发出的深切呼唤;关照文化时代现实，升华文化时代认识，实现哲学研究的时代转向，是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诉求。与此同时，哲学的创造性发展需要对文化时代精神和突出的文化问题，予以更加深入的了解、关注和思考，从而汇集不同文化化解文化冲突的思路和方法，探索人类的和平共处之道，促进人类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在时代的呼唤中，文化哲学应运而生，呈现风靡世界的发展态势。文化哲学的兴起和传播，无疑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文化时代的矛盾和冲突，推动文化时代向符合人类美好意愿的方向生成和发展。文化哲学通过引导人们的文化路向，完成文化从传统和现实走向未来和理想，确保实现人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哲学通过培养人们的文化主体性，形成对文化的时代自觉和历史自觉，乃至实现人类文化整体的自觉;文化哲学通过拓展人们文化活动阈限，促使人们的文化活动性质逐渐从文化群体性、文化个体性向文化国际性、文化公共性方向生成，真正实现人类文化全方位的优化。

哲学发展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哲学马克思化 发展历程 可能性 现实性

    1 中国哲学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

    近代的中国哲学建设,在学科分类体系上逐步接受了西方的学科分类;在内容的来源和取舍方面范围逐步拓展,从诸子学说、到汉学与宋学,以及儒学、道学到佛学都逐步纳入中国哲学的阐释范围;在路向上包含着民族性、阶级性、文化性的不同;在中西文化对比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哲学。

    近代以来,特别是20 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学理论准备阶段,时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各种思想还处于介绍传播过程中,而传统文化又处于一种激烈的批判之中,真正的哲学交锋刚刚拉开帷幕。2)理论创立阶段,时间在科玄论战时期。论战主要涉及到时代精神、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标准和文化走向等问题,包含了科学与哲学,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等内容,产生于中西文化大交汇与大碰撞背景下的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意义。

    因此,它标志着中国哲学新境界的曙光。3)理论发展阶段,20 世纪30 年代起,哲学大家纷纷推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体系”等,所以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哲学的繁荣期。4)理论转型及嬗变阶段,从50 年代到70 年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使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转折。80 年代以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邓小平理论的逐步完善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其他各项事业一道步入新时代。

    2 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可能性

    一个哲学派别中各哲学家的思想即是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代表或拟代表某种本然哲学的体系。哲学是显示本然的哲学系统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是不同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对本然哲学的表达。本然的哲学体系是一般,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是个别。这样,中西哲学就有了通约的基础。中西哲学都是具体的哲学体系,其中都有哲学的一般。各自的一般相对于另外的具体的哲学体系来说就必然是特殊。中西哲学的融合,必然是中国哲学的一般(相对于西方哲学就是特殊)和西方哲学的一般的结合。

    中国哲学要相对独立地发展,就必须把中国传统哲学所蕴涵的哲学问题、独特的方法和价值进一步发掘出来,为解决人类哲学和现实问题提供来自于东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智慧,展现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哲学解读而言,任何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的引进和运用都必须经过一系列消化、调整和自我限定的过程,这必然有助于彰显中国思想的特质和增加中国传统思想的丰富性。

    在现代的知识状况下,中国哲学只有全面深入地与西方哲学以及世界其他哲学思想开展相互交流和批判,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价值依据现代知识形态加以表现和重构,使其所内蕴的哲学问题和意义以普遍和通适的哲学形式表达出来,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思想范畴原本就具有的意象性与丰富性,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平面化和表面化。以哲学来论释中国传统思想,成为我们接续传统的一种门径,应当能够帮助我们接近而非疏远往昔先圣先贤们的深沉思考,深化对于他们生活世界的理解。中国哲学才能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成为建设未来世界哲学的重要力量。

    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是很自然的。在今天,我们应该从跨文化的视界中去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对世界、对未来的意义。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既然是面向世界的,它必定会再次面对东西方哲学由对话生发的多缘性因素和机遇。

    中国哲学既要立足于传统,又要面向现代。就中国哲学的建设来说,这一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为自身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只有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审视下,中国传统哲学才能寻找到面向现代和未来的真实途径,也只有深入参与到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哲学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和人类交往理性的建构中获得发展,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提供解决人类哲学问题的崭新智慧。

哲学发展论文篇8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作用;挑战;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回顾30年来的发展历程,在改革开放道路中每次重大理论突破和发展道路抉择的关键时刻,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创新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全国迎来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进行了思想准备;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已经发生根本转变。与改革前期相比,总量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成为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些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2007年爆发的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和反思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理论。面对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作用,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对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重大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刻。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1.1 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理论武器,也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哲学是研究客观世界基本规律的科学,社会科学则是以人和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范围十分广泛,发挥作用的机制非常复杂。归纳起来,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制度变革的思想武器。人类社会的发展以社会制度的变革为突出标志,而哲学社会科学则是社会变革、制度创新的理论先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盛况,为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使中华文明居于世界前列,文化影响至今绵延不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创新缔造了中国30年的发展奇迹。 “文艺复兴”使欧洲摆脱封建社会的桎梏,建立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呈现爆发式增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更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现实。在这些历史大变革中,哲学社会科学都发挥着思想准备和理论引导的巨大作用。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为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澄明自然科学促进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在科学研究中,哲学的方法论不容忽视,而在科学技术的应用中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则非自然科学所能解决,需要求助于哲学社会科学。爱因斯坦曾说:“单靠科学知识和技术是不能使人类走向幸福和高尚生活的。”在经历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分离之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程度不断加深,科学的系统性、协调性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又通过制度创新调整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发现和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观念和制度安排、创新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先进理念和制度具有当然的重要责任。我国改革30年的伟大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是培育社会精神的重要基础。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研究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个人而言,哲学社会科学能够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影响人的思想素质和行为规范;对于社会而言,哲学社会科学则影响社会的精神文明和道德准则,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突出作用。如果缺少先进的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支撑,一个国家和民族将无法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意识,不能产生推动社会前进的合力,从而迟滞社会发展步伐,甚至影响社会发展方向。

1.2 哲学社会科学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进入新世纪,以思想、文化、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内容和直接手段。软实力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1989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与硬实力相互对应的。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含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部分,硬实力一般指军事、经济力量,软实力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是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及其社会影响力决定着软实力的高低。领先的哲学社会科学将使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甚至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各种理论和思潮的传播更加便捷,不同文明的碰撞和交锋比以往更加频繁和直接,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和文化认同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甚至发生颠覆。如果缺乏先进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作为支撑,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将无法大幅提升,那么即使其拥有强大的硬实力,在国际竞争中仍会不可避免地陷于被动,甚至一败涂地。苏联解体固然存在制度、经济等因素,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滞后,从而使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趁虚而入并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也是导致苏联的重要原因。因此,当综合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支撑,综合国力才能充分发挥,保证国家持续平稳发展。在新世纪,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提升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2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幅提高,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实力的发展,限制了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和发挥。面对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急剧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全面发展中面临经济结构调整、持续增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固然离不开科技进步,但更加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性研究,提出符合国情的思想理念和制度设计。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作用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人们的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特别是随着全球网络化和一体化的程度的加深,世界范围内各种理论和思潮的扩散、融合更加迅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伴随着各种思潮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逐渐弱化。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发展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无法适应人们求解新情况、新问题的需要。因此,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不仅要依靠正面宣传,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理论支撑。

第二,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和社会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量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结构性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突出表现在:经济对外依存度偏高,消费需求不足,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形势严峻;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有的还很突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能源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一些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没有根本缓解,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社会治安等方面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监管和执法不到位,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等等。要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哲学社会科学是首要的理论武器,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和理论创新,才能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对症下药,制定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第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民谋福祉的目标。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是人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其中人文素质决定了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提升人的思想道德境界,有利用塑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明规范,从而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良性互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应对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探索。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迅速席卷全球,酿成60年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新的挑战,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历史上,任何一次大危机都是理论创新的契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冲破了旧有的单极世界秩序,既是对古典的和当代的各种经济、社会理论的一次大检验,也是对当代各种社会制度的一次大检验。后危机时代,促进世界多极化、构建新的全球体系正在成为全球的现实选择。面对深刻急剧的变化,哲学社会科学界需要冷静地观察世界、重新审视各种理论,积极推动理论创新,为社会制度的变革提供理论指导。

3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对策建议

3.1 加大教育和宣传力度,使社会普遍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非常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作用。、邓小平、、等历届中央领导同志都对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重要指示,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彰显出中央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和期待。

但是,由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社会作用机制的差异,当前全社会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仍然缺乏充分的认识。与自然科学成果直接影响生产力、能够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不同,以社会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公共品的特性,一项研究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益根本无法通过直接的经济效益加以衡量。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地方政府gdp政绩观的影响下,不能直接产生显著经济效益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被忽视和旁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然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滞后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必然会在未来显现,那时造成的损失将远非短期的经济利益所能弥补。

因此,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教育和宣传,使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机制。只有当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在全社会范围内真正得到充分认识,在科研投入分配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外溢效应和长期影响才会被综合考量,更多的青年才俊才会积极投身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

3.2 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收入水平,建立一支富有创新能力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人的智力活动的集中体现,理论创新、文明传承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因此,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要素是人。2004年5月同志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

但是,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总体收入偏低,严重制约着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发展。一方面,收入偏低造成人才流失和人才浪费。由于收入水平不高,一部分优秀人才离开哲学社会科学队伍,转而投向高收入行业;另一部分人则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大量承接各类课题,影响了研究质量和学术积累;还有一部分人虽然致力于学术钻研,但是严峻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却使他们十年磨一剑的抱负无法实现。另一方面,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界,尤其是人文科学领域,普遍收入偏低,阻碍了优秀青年人才投身学术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得不到充足的新鲜血液,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发展受到抑制。因此,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收入,建立有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激励机制,是改变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发展滞后困局的必然选择。

3.3 改革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管理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模式最早借鉴的是前苏联的经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选择。但是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弊端日益显现,束缚了科研的发展和创新,突出表现是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机制,缺少长远总体发展规划。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管理机构不健全,管理力量薄弱,目前只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政府部门则没有与科技部对应的专门管理机构。由于管理松散,我国以社科院、党校、高校、政府研究机构为代表的各路社会科学研究大军自成系统,缺乏横向联系;社会科学研究缺乏有效的长远规划和总体战略配置。总体来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着力建设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规律,宏观有力、微观有效的管理体系和激励机制,是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个关键内容。

参考文献

[1] 顾海兵,王宝艳.中国国立研究机构.问题与出路.学术界,2004年第3期

[2] 王兴运.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巨大作用.理论观察,2002年第5期

[3] 奚广庆.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学术方法创新.理论视野,2008年第4期

哲学发展论文篇9

近代的中国哲学建设，在学科分类体系上逐步接受了西方的学科分类；在内容的来源和取舍方面范围逐步拓展，从诸子学说、到汉学与宋学，以及儒学、道学到佛学都逐步纳入中国哲学的阐释范围；在路向上包含着民族性、阶级性、文化性的不同；在中西文化对比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哲学。

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学理论准备阶段，时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各种思想还处于介绍传播过程中，而传统文化又处于一种激烈的批判之中，真正的哲学交锋刚刚拉开帷幕。2）理论创立阶段，时间在科玄论战时期。论战主要涉及到时代精神、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标准和文化走向等问题，包含了科学与哲学，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等内容，产生于中西文化大交汇与大碰撞背景下的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意义。

因此，它标志着中国哲学新境界的曙光。3）理论发展阶段，20世纪30年代起，哲学大家纷纷推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体系”等，所以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哲学的繁荣期。4）理论转型及嬗变阶段，从50年代到7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思想，使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转折。80年代以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邓小平理论的逐步完善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其他各项事业一道步入新时代。

2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可能性

一个哲学派别中各哲学家的思想即是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代表或拟代表某种本然哲学的体系。哲学是显示本然的哲学系统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是不同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对本然哲学的表达。本然的哲学体系是一般，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是个别。这样，中西哲学就有了通约的基础。中西哲学都是具体的哲学体系，其中都有哲学的一般。各自的一般相对于另外的具体的哲学体系来说就必然是特殊。中西哲学的融合，必然是中国哲学的一般（相对于西方哲学就是特殊）和西方哲学的一般的结合。

中国哲学要相对独立地发展，就必须把中国传统哲学所蕴涵的哲学问题、独特的方法和价值进一步发掘出来，为解决人类哲学和现实问题提供来自于东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智慧，展现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哲学解读而言，任何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的引进和运用都必须经过一系列消化、调整和自我限定的过程，这必然有助于彰显中国思想的特质和增加中国传统思想的丰富性。

在现代的知识状况下，中国哲学只有全面深入地与西方哲学以及世界其他哲学思想开展相互交流和批判，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价值依据现代知识形态加以表现和重构，使其所内蕴的哲学问题和意义以普遍和通适的哲学形式表达出来，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思想范畴原本就具有的意象性与丰富性，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平面化和表面化。以哲学来论释中国传统思想，成为我们接续传统的一种门径，应当能够帮助我们接近而非疏远往昔先圣先贤们的深沉思考，深化对于他们生活世界的理解。中国哲学才能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成为建设未来世界哲学的重要力量。

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是很自然的。在今天，我们应该从跨文化的视界中去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对世界、对未来的意义。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既然是面向世界的，它必定会再次面对东西方哲学由对话生发的多缘性因素和机遇。

中国哲学既要立足于传统，又要面向现代。就中国哲学的建设来说，这一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为自身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只有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审视下，中国传统哲学才能寻找到面向现代和未来的真实途径，也只有深入参与到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哲学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和人类交往理性的建构中获得发展，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提供解决人类哲学问题的崭新智慧。

3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现实性

只要人类还在思考，哲学就必然存在。只要哲学存在，哲学的学科范式就永远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之中，也就不会有终结的时候和终结的形式。一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自然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汉宋之间近千年的吸收转化，才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才孕育产生出中国化的禅宗与佛学化的理学与心学。

纵观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东西文化撞击交流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而当代中国哲学的紧迫课题是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不但要反省旧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模式，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背景，而且更应树立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以引领正处于急剧变革中的新纪元。

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理论，既是改造和创造客观世界的哲学理论，又是改造主观世界、塑造新人品格的哲学理论。中国哲学高度重视理想人格，首先，在个人的自我价值上是“谋道”，即追求真理的高尚品格，有所谓“士志于道，而耻于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之说。其次，在人际关系上倡导“仁”，，有所谓“仁者爱人”，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也倡导“义”，即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第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既要有生的义务感，强调人生意义在于报效国家和社会；又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强调“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还要有道德教化的使命感，关心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和道德理想的追求；以及政治抱负，修身与正心，是为了“治国、安天下”（《大学》）。另外要有忧患意识，关注民族安危，国家兴亡，如林则徐所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戌程口占示家人》)中国古代哲学中倡导的为人之标准、修身之目标、正心之根据，这些积极思想经过吸收，被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

我们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论著中可以找到诸如批判性的解放思想、方向性的实践规律论断、纠错性的自律意识等等观点，现在需要揭示这些论点之间的历时关联和逻辑关联。“解放思想”不是哲学概念，蕴含其中的“实践批判性”才是哲学论断，“从国情出发”不是哲学概念，中国社会具有中介过渡性才是哲学论断。

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通常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形式，其实其中不仅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内在地熔铸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更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过程。“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同时又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成果。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哲学只有发展了，世界的目光才会正眼相看，中国哲学也才能登堂入室而获得普遍认同。发展具有绝对的裁决权。中国哲学的力量以及它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发展与民族崛起。中国的强大对中国哲学未来形态与存在方式及影响力始终都具有先决意义。

中国哲学的现代建设和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中国哲学的前瞻性并不妨碍中国哲学的传统性，体认时代的精神，把握时代脉搏，并较好地深入中国哲学固有的精神世界之中，则是中国哲学现代建设的时代目标。中国哲学建设的前瞻强调中国哲学自主性和批判性；中国哲学建设的传统性强调中国哲学对历史的接纳性和继承性，融会贯通于二者，中国哲学的建设就会形成引领新时代的“智力支持”和“思想动力”。

参考文献

[1]郑家栋.“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由来、实质及其对于相关讨论的期望.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1).

[2]彭永捷.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2).

[3]李振纲,程志华.中国哲学系列报告综述.光明日报,2005-2-15.

[4]俞吾金.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解读.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5]方松华.20世纪中国哲学论纲.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2).

[6]洪修平,白欲晓.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哲学研究,2002(1).

[7]向世陵.中国哲学的“问题”.光明日报,2003-1-21.

[8]李中华.中国哲学能为人类未来贡献什么?人民政协报,2003-1-7(B03).

[9]余治平.中国哲学:发展中生成与历史中呈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7-22(

哲学发展论文篇10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现状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对国内众多学者的研究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已形成了几种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式与发展路径，“原理派、文本派、对话派、生存论派，这就是人们可以感受到的几种带有学派分野味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式与发展路径”。正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同时存在着这样几种研究方式，就产生了哪一种研究方式更恰当、更切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的问题。上述几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式以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式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产物。举其要者，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如下几种态势：

1.多种研究范式和领域的凸显。自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以来，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得到重新理解和诠释，唯物辩证法在当代取得了重大发展；认识论研究的新范式开始凸显；唯物史观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的新理解，比如“世界历史”理论的提出；形成了价值论研究的新领域；开展了人的哲学、社会哲学、管理哲学、发展哲学、科技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研究上，出现了突破苏联上世纪30年代形成的教科书体系的多种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上，开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邓小平重要思想研究等。

2.诸多前沿问题研究的凸显。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继出现了从实践标准问题、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再到主体性问题、然后又到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每一次讨论都推动了马哲研究的深入。进入新世纪以来，马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不再是一个热点“一枝独秀”，而往往是多个热点并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形成了诸多热点问题，其中一些构成了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首先，有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世化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研究和解决新的世界课题过程中获得自身发展，以展示其普世精神与价值。其次，也有众多学者看到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问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研究和解决新的时代课题过程中获得自身创新，以体现其现代精神与价值。再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不断适应中国国情，并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现代哲学，以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最后，面对人类从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出现的种种文化、文明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生态文化观和生态文明观，作为对后现代问题挑战的一种回应，形成了一股令人瞩目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

3.学术论著的大量出现。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界，随着对于问题研究路径的拓展的创新，学者们发表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论文，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著作，编写了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在全国影响比较大的有肖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黄楠森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等等。

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点思考

当今的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已经突破了以前的苏联模式，开始往更深、更结合中国实际、更具有时展特色的方向发展，而对于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态势来看，未来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拓展和深化：

1.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改革发展的客观实际的紧密结合，在理论研究中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风，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将这两种研究进行新的结合。从当前实践出发、从我们正在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研究、新的发掘、新的解释和新的应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解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解释说成是惟一正确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既不可能、也很难为人们所接受。

2.正确处理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关系维度。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的问题，有很多学者也做过探讨，他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定时代的精神产物，势必会反映一定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这也就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观，应该拥有自己的学科领域，有其普遍的对象、问题、方法和规则，按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反映出人类实践的最一般的特征和逻辑，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具有非意识形态的科学本质和功能的一面。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应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我们只有在实践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繁荣与发展。

3.中西哲学进行积极“对话”。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理论中有丰富的哲学营养，我们应该去挖掘，继承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实行哲学的综合创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性原则的前提下，努力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西哲学进行“对话”，实施中西哲学的互补和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更加丰富充实。此外，自由的学术交流，也会给中国哲学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只有中国哲学得到重新整合，相互交流，互惠互动，才能使哲学体系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