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十篇

社会学理论篇1

【关键词】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社会学

后现代社会理论是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关注和争论较多的一个领域。但人们探讨更多的往往是它对现代社会理论的解构，而对它的启示作用所谈不是很多。其实后现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同为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对因社会急剧变动而产生的种种社会新现象的解读是它们的理论的共同指向，这使得看似异质性极强的两者有了进行比较的基础。本文的目的就是在于分析后现代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对社会学理论的启示。

一、社会学理论与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产生

有关社会及社会运行的思想古已有之，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于19世纪，这绝非历史的偶然。18世纪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给欧洲各国带来巨变。政治、经济、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展现出与以往社会完全不同的面貌与内容，各种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人们试图寻求解释和出路，已有的知识显示出在此问题上的无能为力，于是转换视角创建一门新的学科――现代社会学成为时代所需。

与社会学一样，后现代社会理论也是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20世纪是知识、信息占主导地位的世纪，信息工业的发展，商品的不断推陈出新，消费时尚的不断变换，商品借助于现代性文化的力量，特别是文化媒体的力量具有了符码的魅力。生活于这一社会的个体，其消费行为完全为媒体所左右，消费不再仅仅是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消费的过程也不再仅仅是体现商品使用价值的过程，它已成为一个符号交换与交流体认的过程。对于这个与现代社会有着太多不同的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造就了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出现。

二、社会学理论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区别

社会学是以社会为其研究对象，以发现社会形成及发展规律，从而促进社会良性、协调发展为目的的科学或学科。赛德曼（Seidman，1991）认为社会学具有十分明显的现代性特征。他将社会学的特点归纳为“科学主义、基础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和偏狭性”等。而后现代社会理论恰恰与此相反，它是针对上述社会学理论进行批判，并要对其加以解构。

其次，社会学理论的“基础性”指“社会学理论试图揭示一种社会的逻辑；它企图发现一套反映社会世界的惟一真实的语言，企图与人性的普遍状况相联结。”后现代社会理论否定社会学理论实现了这一目标，同时也否认这样一种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学所接受的基础的存在。

再次，就“总体性”来看，社会学理论倾向于寻求一种普适性的“总体性概念框架”，同时，信奉“西方‘进步’的宏大叙事”。与此不同，后现代社会理论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构成任何社会生活之内容的那些多维的、异质的、道义上含混不清的社会潮流与倾向之上。

复次，社会学理论的“本质性”特征指“它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具有一些基本的、固定不变的特征；从而把社会现象视为这些特征的表现。后现代社会理论则不然，它更强调与某些社会相联系的社会条件，即更侧重于“基于‘性别、种族、民族、阶级或者性取向’而形成的那些差异。”

三、社会学理论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的联系

虽然社会学理论与后现代社会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二者之间并非是一种激进的断裂，前者亦非要为后者所取代。其实社会学理论与后现代社会理论是密切联系、互相补充的关系。泽瑞尔在其《后现代社会理论》中预设了“社会学理论的景观正逐渐被后现代社会理论所改变”这样一个前提，其依据有二：一是许多社会学理论家在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的批评面前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一些基本理论预设；二是后现代主义者们所创造的许多理论观念也正在逐渐地被整合到主流社会学的理论当中。这样的两种现象所能说明的就是，后现代社会理论不断对社会学理论进行批判以修正其不足。

四、后现代社会理论对社会学的启示及其自身的局限

“后现代”往往对“现代”的宏大叙事持否定态度。后现代社会理论同样认为马克思及一大批新马克思主义者所创造的一些用来描述将人民从压迫性社会中拯救和解放出来的那种历史进步的巨型理论是一种“神话”，并据此批判一切体系化的社会学理论。“后现代”的支持者与批评者也都由此得出一致的结论，即“后现代”欲摧毁一切“宏大叙事”。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哈贝马斯便是最好的例证。当被认为是现代宏大叙事之一的启蒙主义宏大构想日益遭到怀疑时，他却提出了“我们非但不能放弃‘现代’的理想，不能宣布‘关于现代的构想’是一项失败，相反，我们应该从否定‘现代’构想所犯的错误中吸取必要的教训”的主张。后现代社会理论对社会学理论的启示主要如下：

一是坚持对常识的反思、质疑是社会学理论进步的基础。社会学之所以能赢得自己的学科地位、能够对社会现象做出有自己学科特色的解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对常识所始终持有的反思立场和警觉，对在常识看来己是最终答案的答案作进一步的追问，从而发现常识掩盖下的事物演变的“真实”逻辑。

二是对专家话语霸权的警惕。社会学家应对自己的知识和理解的缺陷有着无比的诚实。 他们也应该在此相关之处，显示所谓的、误导的、错误的或虚幻的“真理”的性质，因为这些“真理”已经进入了大众话语和“官方”声明中。

三是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偶然性及不确定性的关注。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及各因素之间的复杂纷繁的联系，使一些看似偶然甚至无足轻重的因素可能成为影响事物整体发展轨迹的不可忽视的变量。

参考文献

[1] 布赖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 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 潘泽泉.社会学视野中的后现代社会理论[J].天府新论， 2005（1）.

社会学理论篇2

1、有效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在不断的更新和进步,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并在建立过程中努力以法治实践的思想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道路进行指引。在这种发展实情下,中国共产党在多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重点强调了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不断实践探索中, 要善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和把握,更加准确的找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方向和发展规划。而从法学层面来说, 要根据目前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具体实践过程和我国现有的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的理论基础,来对社会法学体系进行分析和总结,完成当代中国法学学者的重大历史使命。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格局和趋势,党也往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思想指导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并在发展探索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理论体系。要更好的发扬壮大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法律理论体系,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沿着邓小平理论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的发展战略等先进发展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2、有效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是学术研究走向更加稳健和成熟的根本标志。当前,在中国法学界的重点工作目标是通过对当代我国的多种法学研究成果和法律研究的精髓进行不断的整合和升华,形成具有逻辑结构、和理论依据的法学理论体系。通过从理论上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的法治建设情况以及所落实发展应用的方针政策进行综合性质的总结和整理,并同时结合众多中国法学研究的学者的重要法学创新研究来协助探索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来对我国的法律理论体系的完善建立和学术发展的更高级别做准备。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条件

1、历史法治发展的成果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建设以来,形成并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宪政。这种法律宪政的建立需要大量的学者研究成果的应用,这包括大量的有关法学的研究论文、法学专题的研讨著作,这些都是法学理论界的学者有关法律史学、部门法学等的重大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是建立在对历史法治发展的真实探索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应的制度内容的法律运作的思想、意识和理论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然后根据历史有关这些思想、观念、意识和理论本身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学社会的法学制度建立的实践性意义。

2、对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学基本原理和法学思想发展史的深入研究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上,中国法学的探索发展主要相关于我国法律发展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法律与国家阶级之间的关系、法律与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上,并从已经出版优秀学术作品中建立法学理论共识。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的结合,并概括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对法学的理论指导的意义,与此同时也从国外一些对法律法学理论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中汲取的法学技术性原理内容,并摆脱了法学理论发展中所表现的机械化和固定化,让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得到了改善和发展,以更加新兴的面貌和形式来提高了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内容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学者重构中国法学理论的自觉尝试和研究的结果。

3、对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现实理论以及法学基本理论的探索研究

通过对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现实理论以及法学基本理论的探索研究,让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有了更具科学性研究成果的主要法学依据,同时也成为对当前众多法治建设中所存在的法律疑难漏洞进行了更加客观和科学的理论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讲促进了我国自己对法学理论的真正研究和探索工作的开展。在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立的重视,开始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这给中国法学界的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的研究有了更加实际的研究基础和研究对象,更有利于对当前我国社会的法治建设内容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剖析,形成具有更高法律质量和水平的法律理论成果。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的过程中, 要紧紧围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为中心,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深层次的学术梳理、理论整合和思想提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以及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等重大理论问题给予了解释并作出了更加科学的理论贡献。

社会学理论篇3

自博特兰•罗素的权力学启蒙，权力研究已逐步活跃于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及社会学等领域。就社会科学而言，权力已成为该学科讨论的基本话题。但鉴于权力的特殊性，至今也没有学科或理论能涵盖权力的所有内容，甚而对权力的定义，至今也颇受争议。正如卢克斯所言：“权力本质上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不同价值观及信仰的人们对它持不同意见和态度。”在此背景下，笔者尝试以西方社会学理论范式为基点，通过对以往学者的权力研究的梳理，探索权力的核心特质、内在逻辑及发展路径，为权力的现时代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一、嵌入机制的选择

基于西方学者观点，权力涉及控制说、能力说、关系说、因果说、集体说、力量说、利益说、决策说、结构说或影响说等。基于学科，权力主要影响于政治学、经济学及社会学，如政治学将权力理解为控制，强调力量和能力，重视权力的强制性；经济学将权力理解为利益，强调资源和禀赋，重视权力的资源占有及利益指向；社会学将权力理解为影响，强调权威和资源，重视权力的交互、对等及细微性。基于权力本身，它即可为实体亦可为抽象之物，它即具创造性亦具破坏性，它即能被研究亦能作为研究的工具。正如福柯之所述：权力具有弥散性，浸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于经济、知识、性等各种关系中，并直接对事物发生影响。总之，权力是一种社会现象，权力关系是社会关系中较为重要方面，权力影响侧面反映“社会秩序何为可能”的机制问题，权力研究亦成为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内容。遥看社会学发展历史，也可发现：从孔德的世俗政权和精神政权，到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中权力的功用，到韦伯提出合法的概念、权力的三重类型及社会权力结构论述，到帕森斯和吉登斯的权力资源论，到福柯的权力网络等，权力被众多社会学家所研究，但也因视角差异，权力被多重理解所包围。姑且搁置权力研究中孰真孰假的问题，整理各家之观点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已有资料，内容如下：第一，概念界定。权力可得到多重理解，如影响力、顺从力、精英资源、利益诉求之工具、结构产物、网络与预期结果的产物、暴力手段等。可见，概念研究众说纷纭，是非难议，对权力全局性理解益处甚微。第二，学者观点。以学者观点整理的权力研究，文献多集中在单独研究韦伯、福柯、米尔斯、布迪厄等人，曾涉及吉登斯、帕森斯、霍曼斯、布劳、托夫勒、马克思等，甚少提及迪尔凯姆、哈贝马斯、科尔曼、卢曼、达尔多夫、拉图尔、鲍曼、布什亚等，当然这种局面也与学者本身对权力研究的深入程度有关，但如此划分有价值涉入之意，难客观判断社会学领域权力的研究现状。第三，逻辑整合。陈氚以部分学者观点为线索，分析社会学理论中权力相关内容，得出权力理论从理性假设到感性回归的微观基础变化。陈成文和汪希梳理了功能论、冲突论、交换论的社会学家对权力的研究。张广济等人分析了社会学权力理论从国家权力到社会权力的转化。罗宗志从意向性视角解读了马克思为代表的结构中心论和韦伯为代表的能力中心论。以上研究者的整理具有一定现实可行之处，但不足之处兼在于缺乏权力研究的穷具性。基于上，笔者比较社会学理论归类法，包括学派归纳、人物归纳、时间归纳、理想类型、理论范式等，最终选择以理论范式的方式来嵌入权力。具体原因如下：首先，选择基础———权力始终是社会学研究的关键议题，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会涉及权力相关内容；其次，作为社会学理论范畴内容，权力研究遵循学科理论研究的基本规律；再次，从学科看，社会学是一门多重范式的科学，以范式分类为逻辑，可涵盖近乎所有社会学理论的内容。因此，从西方社会学理论范式作为嵌入点，能更形象且全面的解构权力，明晰权力在社会学领域的角色和地位，找出特质性因素。

二、权力的嵌入过程

关于社会学是一门多重范式的科学，虽最早可追溯到费里德里希，但让多重范式成为显学的还属瑞泽尔。他将社会学理论划分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笔者在本文中将在此基础上，新增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范式，以此来诠释权力。第一，社会事实范式。该范式处于自然主义和宏观结合的象限中，主以实证的方式研究权力的宏观方面。具体看：古典理论中，孔德、斯宾塞和迪尔凯姆都未直接将“权力”作为独立实体来研究，但他们的研究都为权力在社会学领域扎根奠定了坚实基础。如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观、社会学体系及人道主义宗教，皆启发后来学者去挖掘社会静力学和动力学的因素，权力则是这些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宾塞继孔德研究，进一步提出超有机体概念，指明家庭、礼仪、政治、教会、职业和工业六大制度，还谈及进化，并指出由于人口集中、文化结构分化，社会整合的难度也随之加大。在社会瓦解与否的选择下，社会或整合或崩溃，若社会是整合的，那么社会间成员相互依赖程度加大，权力将进一步集中。可见，斯宾塞已开始提及权力，并将它理解为政治权力，即政府领域对民众的影响力。随后，迪尔凯姆在积累前学者知识基础上，以研究社会事实的方式，探究社会的两种类型，并对社会进行诊断，提出社会变迁逻辑：基于迁移、物质密度增加、生态集中及机械进步，社会道德密度增加，产生竞争的需要，有能者得到高级地位，无能者则无位，由此产生劳动分工。可见，他未直接提及权力，但从有能或无能者、高级地位等线索，可发现他对权力的理解已从政治权力到产生动因的分析。现论中，结构功能论和冲突论已开始直接涉及“权力”事实的研究。以巨型理论著称的帕森斯，从唯意志论出发，通过行动的五个模式变量，提出了三种行动类型，提炼了四大社会系统，最后产生AGIL模型。模型中，他明确指出符号和信息是社会系统中的一般交换媒介，而作为与政治制度相对应的符号媒介之一，权力G与货币A、影响I和义务L共同作用并服务于系统。不仅如此，帕森斯还将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集合体单独研究，涉及调节A、权威G、效率I和领导L。可见，社会学领域的权力已显性化，且被划入政治领域。除帕森斯外，默顿的中层理论及经验功能分析框架，也为权力功能的探索作出贡献。在冲突论中，达伦多夫区分了权力和权威，认为在社会联合体中，作为资源的权力和权威，它们的分配是不可能平等的，由此形成了支配和服从两个阶级。科塞在分析冲突时，也沿达伦多夫路径，强调资源和系统的不平等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由此引出权力和资源概念，且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中，虽强调冲突发生的另一动因，但也涉及较多的资源、地位及阶层等概念。可见此处，权力虽未完全跳出政治领域，但已开始涉及资源、能力、地位和阶级等因素。当论中，亚历山大从功能主义入手，提出后实证主义方法论或言之为新功能主义，指出行动和秩序的普遍性是一般性话语的核心，主张进行文化分析和市民社会分析。看似未直接分析权力，但他对权力的理解已融合入市民社会运行中，认为文化是符号集合的产物，话语是市民社会的符号规则，而市民社会就是权力运作的结果。致力于研究系统简化机制的卢曼，他对权力的研究直接指向降低系统复杂性的沟通媒介。第二，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释义范式。两范式虽分别来自于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但二者皆是从个体行为出发，具有共同的微观基础。因此，结合分析如下：社会行为范式：古典时期，帕累托基于对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方面，探讨了情感和剩余物，指出剩余物多寡影响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统治地位，认为社会是由情感、经济和政治三个因素相互依赖构成的有机整体。研究中，他的精英循环被置于各大系统中，权力的集中与分散贯穿于循环体制中，并影响政治系统的更替，而权力在此属于政治概念，并体现着其在系统运作中的功用。现代时期，霍曼斯在其行为主义交换中，指出权力产生于社会交换中的不对称，而权力也就被理解为提供有价值报酬的能力，它本身适用于强制权力和非强制权力。较之霍曼斯，布劳更系统的研究着权力，认为权力是个人或群体尽管遇到抵制却能通过威慑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能力，它产生于不平等为核心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又会进一步导致权力分化，引发新一轮的权力竞争，从而导致社会分化，而在这一轮权力变迁中，权力需在交换中通过价值化、规范化等方式被合法化为权威，且剥削性和压迫性的权力会导致强烈的反抗。可见，布劳将权力系统融入交换关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权力运作机制。当代时期，科尔曼以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作为权力解释的微观基础，建构了关于权力、权威和支配理论。他认为权力产生于交换，权力关系包括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威关系，人的作用在于在权力运作中使权力转让成为可能，而权力秩序中的行动者也会通过自身资源评估得到最优的选择。社会释义范式：古典时期，滕尼斯将社会学划分为纯粹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和经验社会学，而纯粹社会学将人的社会生活分为社区和社会两种理想类型，其中，社会生活构成包括社会实体、社会价值、社会规范和社会相关物。可见，滕尼斯也未直接提到权力，但他的人造社会使权力运作成为可能，而权力本身也可作为社会相关物的一种而存在。而齐美尔基于社会互动的研究，分析了社会进程、社会类型和发展模式，研究了冲突形式及社会分化过程，提出了货币哲学，并对现代性进行诊断，他认为人是有目的的存在，需进行经济交换，而货币作为社会分化的根本力量，为交换产生便利，个人得到自由，但也增加了疏离感，物化现象产生，人性没落。而货币在整个运作中，表现为一种物化的权力运作过程，但齐美尔并未直接研究该模式。与滕尼斯、齐美尔不同，韦伯直接研究权力（政治权力），并将其与权威区分，认为权力是行动者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可以排除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机会，即权力是使他人服从，而权威是人们接受命令的自愿，即合法化的权力。研究中，他还详细区分三种合法化权力———传统型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并指出权力作为资源的一种，其与威望和财富共同构成社会不平等的三个基本要素。现代时期，符号互动、现象社会学和本土方法论较多关注人类微观层面，符号互动重视人际过程的符号功用，现象社会学关注日常生活，常人方法在于提供认识社会的新工具。他们都未直接提及权力，但值得肯定的是人类社会微观领域运作模式的探索，对于权力走出政治领域具有较为显著意义，如权力符号。当代时期，吉登斯将权力、时空、能动和结构联系起来，使权力成为结构二重性的内容之一，认为权力得以实现的媒介是结构，而权力作为一种转化能力，与能动和资源相连，且权力也表现为支配形式，转化和支配共同成为权力的两个方面，而渗透于例行化社会实践中的权力，具有一定的时空延续性，它通过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被不断的生产出来。可见，吉登斯眼中的权力是个体或组织为实现某利益或目标的一种社会资源，这种资源贯穿于二重结构中，作用于主客体，并产生转换和支配力，最终影响社会变迁。布迪厄的权力是在惯习、场域、资本等概念下形成的，他通过权力场域说明社会位置之间存在的力量关系，而这个位置确保占有者拥有一定资本去进行权力争夺，而对合法定义的争夺是权力场域的普遍共性，而资本是一种积累的劳动，其包含对自己和他人的未来施加控制的能力，即它是一种相互间可以互相转化的权力，如符号权力（象征权力）。可见，布迪厄的权力是一种空间关系，资本拥有者在场域中争夺权力资本，其中，资本就成为赋予场域运作的权力，而权力也成为脱离抽象的支配和形式化，是具有感知的权力、凝结在身体之上的权力。另外，网络理论中，拉图尔通过对关系网络的分析，认为权力是一种持有，包括扩散权力和翻译权力。第三，社会批判范式。较之前三种范式，该范式对权力的研究更具社会适用性。鉴于后现论、介入理论的批判因素，笔者将二者与社会批判范式一并分析，具体如下：首先，社会批判理论。从马克思开始，他将权力视为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即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力量，而这种支配力量源自于资源的稀缺性，由此，他将社会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用较少资源压榨无产阶级，并取得阶级权力。可见，这种权力仍属于政治领域。而马尔库塞通过对资产阶级理性的揭露，指出技术理性和政治理性的统一是当代先进工业社会统治的基本特征，而社会是仅存肯定因素和保守因素的单向度社会，如在这一极权社会中，语言已被僵化为操作性管理的工具，且权力也在单面社会中被僵化，权力获得者不再固化于资源，而更多在于社会的一些潜在因素。另一位批判者哈贝马斯的权力研究，揭露了交往权力，即权力是人们在公共舆论中形成的话语力量，这些力量从不同层面影响社会管理权力，而权力合法性也从共识和相互理解为目的交往权力中产生。可见，权力已涉及公共领域，并从马尔库塞的“潜在性”移到日常生活层面。而到米尔斯的《权力精英》，便更系统的体现了权力的社会延伸，已成为社会学权力领域的标志性著作。书中，米尔斯认为权力是在面临反对情况下能够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而权力精英是处于能做重大决定的位置上的人；美国是一个权力精英支配的社会，决策者包括大实业公司、官僚政府和军队组织，而这三个精英团里相互连结和牵制。在权力影响下，产生社会三大阶层：通过隐蔽、非正式方式实施权力的权力精英，通过游说活动或司法程序运行权力的中间阶层，无权无组织的广大民众。因此，米尔斯的权力获得需能在主要机构中取得发号施令的地位。其次，后现论和介入理论。具体是：贝尔具体分析了后工业社会的阶层与权力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本质是从不同于米尔斯的角度进一步对权力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托夫勒通过分析信息文明的“第三次浪潮”，指出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知识的急剧增长，而权力作为所有社会系统和全部人类关系的固有成分，它是一种有目的性支配他人的力量，其构成要素包括暴力、财富和知识，其中，知识意味效率，是最高质的，可用最少权力资源达到目标。基于知识急剧增长，这种成分使权力发生转移，包括知识的控制权和分配权的转移；另一方面，暴力、财富和知识三者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转移，如现代社会下，权力从金钱向知识的转移。埃里亚斯对权力分析主要集中在其构型社会学中，认为构型是“彼此相互依赖的个人之间的网络，网络之间的权力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非均衡状态，作为具体的个人，无法把握到符合自己预期的发展过程，而权力则表现为外放性。鲍曼认为后现代社会的控制技术通过诱惑实现，社会成员对名人的模仿、社会权势和专家对大众的催眠，都是权力的形式。布什亚强调了引诱、模仿和拟象对权力的重要。利奥塔指出知识具有对生产能力必不可少的信息商品形式，它是世界权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赌注。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2002）中指出文明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之争，争夺的结果取决于不同文明间“权力”的大小，这种权力涉指一个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群体行为的能力，而行为的改变可通过指导、强制或告诫等方式改变，行权者需具备多方资源。因此，国家或群体的权力可通过衡量其所能支配的资源与行权对象资源相对比来估价。最后，福柯从后现代性理论立场，采取片段性、非延续性、多样性的方式，相对主义地解释了权力，并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网络、场，认为权力是多形态非同质的、无主体与中心的、生产性且非压制性的、分散流动且多元的、弥散的浸透在生活各方面的；当权力与谱系学方法相联系，权力被看做一种社会内在的力量，它建立在一种假设存在的社会契约之上，通过层级监视、规范裁决、检查制度等手段被行使，从而形成规训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暴露于公共场景中的展示国家权力控制仪式性惩罚的消失并未使权力控制减轻，反而意味着其借助工具理性的力量渗入人的精神和灵魂深处，表面上人的自由实质意味权力控制的无孔不入。

社会学理论篇4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指导思想的丰富发展

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恒的主题。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为谁发展”、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以及“靠谁发展”等发展的基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导思想。

第一,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为谁发展”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的的理论。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为实现以人为本的目的而科学发展、靠科学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目的,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防止两极分化,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追求更加明确,使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的的思路更加清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凸显。

第二,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理论。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是与各国人民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和平发展。它不但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文明成果有机融合起来,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构建和谐世界有机融合起来,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今中国的特殊规律结合起来,不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发展”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理论。

第三,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科学发展观强调在统筹发展布局中发展,在统一发展进程中发展,在创新发展模式中发展,即以谋求又好又快发展为出发点,以探索发展的布局、模式、进程、机制为重点,以揭示发展规律为基本目的。

第四,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依靠谁发展”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靠力量的理论。科学发展观的鲜明特点,在于把为谁发展和依靠谁发展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作用与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统一起来,强调靠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来谋发展,靠全面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来促发展,靠建设创新型国家来抓发展,靠亿万高素质劳动者的智慧和力量来求发展,在回答“靠谁发展”的同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靠力量的理论。

科学发展观对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丰富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能不能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必须确立科学的执政理念,因为执政理念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反映,它决定着执政能力、执政使命和执政结果。我们党提出了许多适应时代要求、体现人民意志的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一是丰富和发展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我们党先后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就是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理念。科学发展观要求不仅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要求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并把“民主执政”作为“科学执政”的先决条件,倡导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就实现了“执政为民”和“民主执政”的统一,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更加丰富完善。

二是丰富和发展了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的执政理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要求发扬务实创新精神。求真务实作为我们党的执政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求真是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之真,务实是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实,改革创新关键是转变不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观念、制度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这就从目标指向、思想内涵和制度机制上丰富和发展了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的执政理念。

三是丰富和发展了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执政理念。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也是我们党不同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并保持廉洁,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而奋斗并保持廉洁,为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践行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而奋斗并保持廉洁。

四是丰富和发展了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执政理念。富有活力、团结和谐,是我们党生机勃发、力量凝聚的体现,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执政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因为科学发展观蕴涵了创新精神与和谐精神。体现在党的执政理念上,就是以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带动人民民主的创新活力,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从而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创造力与和谐力凝聚体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实践之中。这就把党的创新活力与人民的创新活力,把党的和谐与社会和谐,把党的发展进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步融为一体,既摆脱了离开中心抓党建的倾向,又解决了以党代政等问题,为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执政理念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增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坚定性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和强大思想武器。

第一,着力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新世纪新阶段,世界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顾总结我国发展实践,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基础。这就要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以其鲜明的科学理念、丰厚的思想内涵、清晰的理论脉络,建构了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的科学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这就要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科学发展观蕴含的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精神,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问题的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发挥群众主体作用的理念,科学筹划、科学组织、科学实施所必须坚持的统筹协调的系统思维和根本方法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只有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才能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社会学理论篇5

【摘要题】国际体育博览

【英文……

1前言

随着全球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现代社会对体育的需求在不断提高，由此带来了世界体育运动的大繁荣。当今，无论是竞技体育还是社会体育的规模都在不断扩展，涉及的部门和人员不断增多，体育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体育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现象。[1]体育运动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愈加需要靠体育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解决。因此，体育社会学研究得到了各国的普遍重视。了解、学习和借鉴国外研究者的经验，对提高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水平是很有必要的。

2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现状

从近年来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成果来看，研究的主要热点包括体育与社会关系、体育全球化和体育组织等方面的内容。

2.1体育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社会整体发展的影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都在影响着体育运动发展的进程。因此，“整个社会和体育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体育社会学中最时兴的研究中心”。[2]

2.1.1体育与政治的关系

曾有些人认为，体育就是体育，它与政治毫无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少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者认为，体育经常也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服务，体现国家的意志，得到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3]体育的发展由此而得到了来自外部的强大的动力。因此，各国体育工作者在制定本国的体育政策和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到政治这一重要的因素。日本体育社会学家认为：“日本的体育已被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所渗透。虽然它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但是它却获得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4]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和东欧阵营的分崩离析，致使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西方文化在这些国家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引起体育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突出地反映了体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这些变化也引起全世界体育社会学家的兴趣，成了20世纪90年代研究的一个热点。[5]长期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竞技体育被国家垄断系统所推动，造成了大众体育因经费缺乏而未能得到发展。9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体育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政策就是在国民健康第一的前提下发展大众体育。然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一政策是难以奏效的。

体育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独立、自由思考的环境。因此，在开放的社会中，研究者选择课题经常是从个人偏爱出发的。然而，“近来，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在科学家的磋商下，执政当局显然已经建立了一些研究项目的次序，如果一个人希望他（她）的研究项目获得财政的支持，建议他（她）考虑那些政府优先的项目。”[2]这就是说，即使是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也不得不把政治作为选择研究课题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2.1.2体育与经济的关系

原来，相当一部分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大众体育主要为福利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体育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体育运动规模不断扩大，使得社会对体育设备、管理、指导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各种体育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经费投入。这些资源和经费主要是从体育“外部”社会获得的，除了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外，还要靠商业的运作，以争取到更多的资金。“因而，多数西方国家的体育运动受商业主义、政治色彩和群众娱乐的影响。不久前，商业倡议几乎是不存在的，今天，它弥漫于全部的体育运动中。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如芬兰的冰球，非官办的体育俱乐部在国际联盟中像商店一样地被管理人员和作为专职雇员的运动员所运作。”[2]体育与商业的相互影响给体育运动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因此，不少研究者认为，世界各国的体育组织需要有专业特长的商人介入，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商业运作的技巧，还带来了商业管理的观念和新的体育道德标准。商人的头脑是机灵的，在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开始研究体育与经济关系之前，国际上就有许多公司已经意识到体育是他们提高商业利润的新空间。学者们这一问题的研究总是落后于商人的实际行动。

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体育运动的发展需要有经济作为基础，体育总是在经济的发展中而繁荣起来的。反之，体育运动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无限的商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日本体育社会学家KazunoriMatsumura在“日本农村社区体育与社会变化”一文中指出，二战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使日本的经济实力上升至世界第二。日本逐步进入了消费社会，体育也成为当今流行的主要合成文化，一系列体育活动在日本得以流行。随着日本人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对闲暇生活多样化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各种年龄、各个地区的人们对健康、创造性活动以及交往的需要在不断增长。为了满足公众的需求，1987年日本政府通过了“开发和建设综合度假区行动草案”。度假区计划包括了建造高尔夫球场、滑雪场及宾馆。日本的城市化程度很高，城市人口密集。城市中的白领阶层整天在办公室里从事高负荷工作，但由于土地价格很高，他们往往连一间小房子也买不起。度假区计划的实施给广大职工提供了在乡村休息、娱乐和健身的机会。当然，实施这个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反过来这一计划的实施又推动了日本第三产业的发展。“在过去20年里日本经济的基础从钢铁、轮船和石油化工转移到信息、高科技和服务业上。而且近年来转移到休闲业上，因此大大提高了日本可利用娱乐设备的范围和质量。日本的休闲市场是巨大的——1996年为84.4万亿日元。”[6]

奥运会作为人类参与面最大的社会活动之一，是当今体育与经济密切相关的典型，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自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赢得了丰厚的收入以来，奥运会成了一笔有利可图的大生意。奥运会从此也告别了业余主义的“贵族式”宗旨。作为业已存在的奥林匹克运动的商业化问题，引起了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的广泛兴趣。

人们发现，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因此，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互动的机制、规律，以及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已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

2.1.3体育与新闻媒体的关系

在现代科学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当今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及互联网等传媒十分发达。新闻媒体看准了越来越多的体育观众、听众和读者，而体育也借助于先进的新闻传播技术扩大自己的影响，不断地推广体育运动。翻开世界上的各种报纸，可以发现绝大多数都设有体育专栏或报道体育新闻的版面。据调查，大约30%的美国人说他们是为看体育版面而买报纸的。在美国，甚至有些报纸用约50%的非广告版来报道体育。今天世界各国的电视台几乎都设有体育专用频道，不分昼夜地播放各种精彩的体育节目。[7]

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新闻媒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同样也引起全球体育社会学学者的兴趣。二者之间的频繁联系必然要产生许多社会学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就要靠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深入进行探讨。一些研究者还指出，当前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数量在不断增多，但是大多数都还停留在描述性的研究上，今后应当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系机制和互动规律等问题的研究，提出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2.1.4体育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全球体育运动的发展，促使各国建设大量的体育场（馆）设施。体育场（馆）设施的大量建成，对体育运动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利的。然而，体育场（馆）设施的大量建成，也引起了一些人对生态环境的担忧。对体育空间进行生态的评论也成了全球的一股浪潮。[8]欧洲的一些研究者从文化生态——社会学角度出发指出：当前大量的同一模式的、单调的场（馆）设施遍布全世界。这些场（馆）设施大多数是直线型和直角型，且造型和功能单一，破坏了文化生态的平衡。这些研究者建议，体育建筑应当像欧洲的匈牙利、丹麦等国家那样，向人们展示出一种选择身心或心理的社会卫生性，而不是注重体育纪录的创造。这些欧洲国家的体育建筑常常融合了当地的文化特点，比如一些体操馆和舞蹈房是木质结构、弧形的墙、旋转形的屋顶，由此形成了与当地文化和谐协调的人文景观。

体育场（馆）设施的大量修建，特别是一些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如滑雪场、高尔夫球球场、足球及棒球场的修建，破坏了一些国家的生态环境，引起了一些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组织的批评和反对，也引起了体育社会学者的关注。如日本学者KazunoriMatsumura撰文指出，在日本许多球场被建在山脚下森林区。开发商修建时砍掉了树木，用推土机把山坡推平并整平山谷。用这种方式修建的高尔夫球场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另外，平时为了保养球场，使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一个高尔夫球场每年就需要3～4吨的锄草剂、杀菌剂、杀虫剂、有机氯气和化肥。这些致癌的化学药品最终流入河流、池塘、沼泽、湖泊或海洋。日本的健康部门发现，许多地方的水质变坏与高尔夫球场的发展有关，日本的生态组织对已产生的环境破坏表示担忧。由于日本的土地资源有限，日本开始向东南亚一些国家投资修建高尔夫球场，以供日本游客享用。这些国家在出售廉价土地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牺牲了本国的生态环境。因此，这些国家的居民结成联盟，反对在他们的土地上修建高尔夫球场，由此引发了社会矛盾。自1988年以来，这些国家以民族电视网络（如马来西亚的亚洲太平洋环境网络）为手段进行反高尔夫球场的活动，并逐步形成了反高尔夫球场运动的全球网络，掀起全球反高尔夫运动。

2.2体育全球化问题的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迅速发展，现代通讯和交通更加快捷方便，人们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往来更加频繁，大量跨国公司的出现，把世界的经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的体育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在电视等媒体的推动下，许多大型的体育赛事成了全球共同关注与参与的活动，世界性的体育组织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于是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提出了体育全球化这一概念，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近年来，一部分体育社会学家开始对体育全球化的必然性、体育全球化的概念、体育全球化过程的阶段划分、体育全球化的模式、形式与内容等问题进行研究，大多数的研究是从增强世界性的交流的角度来探讨体育全球化的。英国社会学博士JoesphMagure借鉴了一些体育全球化研究的成果，于1999年出版了专著《GlobalSport》。他在书中指出，体育全球化过程包括体育资金的流动以及技术和意识形态的流动等多种多样的流动，而这些流动之间又是互动的并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该书还涉及了全球化体育产业和跨国股份有限公司、对体育产业与环境保护等问题的思考，提出了把相互依存的诸如体育运动的组织、媒体宣传、社团服务、销售公司和专利推销等形成连锁的设想，阐述了体育运动对个体、城市、国家及全世界的影响，试图发现体育运动全球化对人们的思维定式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显示出全球化体育运动的价值、情感和理念。

在全球化浪潮中，也出现了反全球化的呼声，一些国家的反全球化组织指出，全球化实质上是经济和文化侵略的借口。对于体育全球化，研究者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在体育文化交流过程中必然要产生冲突，正是这种冲突推动着体育运动的发展。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是排斥或压制，而应当是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世界需要丰富多彩的文化，而不需要霸权主义文化。日本在体育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体育，如相扑等，也对西方体育产生过抵制。日本学者JohnHorne指出：“体育全球化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现代化理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过程社会学和后马克思主义文化。”[6]Donnelly认为，“在有关体育全球化的辩论中，议事日程围绕3个问题：我们是否正在经历文化帝国主义或用新名称的美国化；全球化对文化和民族同一产生了什么影响；过程是如何影响体育工作者的国际交流的。”[10]

2.3对体育组织的研究

对体育组织的研究属于体育系统内部结构的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体育运动的开展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体育组织。随着体育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大众体育的兴起，世界各国的体育组织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1]体育的商业化和全球化使得对体育组织特性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近年来关于体育组织的各种研究有增加的趋势。

在奥地利的体育社会学研究中，有不少课题是关于体育组织的。[12]研究者尤其热衷于对机构庞大的体育运动组织和体育运动俱乐部的研究，这一研究的结果揭示了奥地利这个国家的大型体育组织与政治党派之间的关系密切，并研究了这种关系的历史。体育社会学家Hasibeder和Kapustin还出版了关于奥地利体育运动俱乐部和团体的著作。西班牙学者也十分重视体育组织的研究，他们研究的主要3个领域中就包括了体育组织这一问题。他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体育组织同政府的关系，以及在欧盟这个大环境中体育俱乐部不同的文化根源。[13]

日本学者对体育运动组织的研究也在逐步增多。日本学者把体育组织定义为：一个具有相同的目标和任务的体育群体。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促进下，体育运动日益流动，体育组织产生的数量不断增多。日本的体育组织形式非常多样，如有：体育圈、爱好者俱乐部、体育队、运动队、体育教育团体、体育俱乐部、体育联合会和体育协会等。[14]日本的体育组织研究是从体育教育学习群体开始的，然后发展到社区体育组织研究。日本体育组织研究可分为3种类型：第1类是对小型体育组织的研究；第2类是对较大型体育组织的研究；第3类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和方法学的研究。对小型体育组织的研究又分为内、外部系统的研究，其中，内部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体育教育运动群体和体育俱乐部中学习群体的研究。这些研究多采用群体效应等社会心理学方法，对群体的功能、成就目标、群体团结、道德、内聚力等进行研究，同时还分析了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外部系统的研究主要是探讨体育队、体育圈、体育俱乐部与它们的外部环境之间关系，以及研究组织的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学条件及其社会功能。

一些研究还揭示出体育圈最近变得很流行的原因。研究者们都希望通过分析体育圈和社区之间的关系来揭示体育组织的社会功能。日本对大型体育组织研究相对较少，大部分是对各地区体育协会的研究。研究者希望通过分析某地方体育协会的组织管理过程来揭示体育组织的结构、功能与地方社区形式的社会特征之间的关系。

日本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大部分关于体育组织研究论文是通过调查当地的情况而写出来的，论文普遍缺乏理论解释体系。一些研究者还指出了对体育组织研究在方法学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在分析体育组织时应采用其它相关学科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以提高关于体育组织研究的水平。

3国际体育社会学发展趋势

3.1瞄准社会变化前沿

变化迅速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当今社会随时都在发生变化，而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内容和特征。因此，研究者将时刻把目光投向社会变化的前沿，及时捕捉社会变化的信息，探讨社会变化与体育运动发展的关系。今天，世界的政治多极化，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甚至互联网的普及，基因技术和纳米技术的应用，都会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因此，瞄准社会发展前沿，研究社会的种种变化与体育运动发展的关系，是今后发展的一个趋势。

3.2实证研究

随着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体育运动将面临着越来越多亟待解决的社会学问题。因此，研究者将更重视应用性研究，探讨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年轻一代的体育社会学学者更加务实，他们更愿意应用社会学原理去解决体育运动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3.3方法学的研究

国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当前体育社会学研究课题较为零散，形不成主流，而且研究方法较单一，描述性研究居多，缺乏理论高度。[15]这是近年来人们重视应用性研究，忽视思辨性研究所造成的后果。因此，他们认为今后应当加强思辨性的理论研究，尤其要加强本学科的方法学研究。今后，来自母学科和其它分支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得到更多的应用，使研究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3.4休闲、娱乐体育的社会学研究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体育运动中去。体育成了现代人调节生活节奏、改善健康状况、提高生活质量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如何组织开展闲暇时间的体育活动仍然是今后体育社会学的一个热点。

3.5老年人和特殊群体的体育社会学研究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如何开展好老年人体育活动，使大多数老年人保持健康和自理能力，是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促进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必然会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这也是体育社会学应当加强研究的课题。[16]另外，体育对增进残疾人的健康、自理能力以及自信心也具有特殊的功能；对一些特殊人群，如有犯罪和吸毒倾向的人的教育和控制还有其独到的功能。对于这些特殊人群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已引起重视。

3.6合作研究

合作研究是当今科学研究的一种趋势，体育社会学也不例外。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研究，单枪匹马都难以完成任务，只有加强合作，甚至多学科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才能达到研究的目的。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体育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体育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需要靠跨国合作研究。各国学者对本国的体育文化最为了解，但对本国体育文化的某些弊端却往往不知“庐山真面目”，而异国学者却能清楚地看出这些弊端。跨国之间的合作研究可以做到优势互补，确实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式。因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对跨国合作感兴趣，这种合作研究方式是今后发展的一个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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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理论篇6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解构了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用信念取代知识，试图建构科学的“社会实在论”。本文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解构与建构两个层次的理论结构，指出ssk的论述定位于知识的部分因果分析这一理论旨趣，而不预设 自然 世界与理性的概念，其无法获得对知识自洽的说明。

      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称为ssk，是科学 哲学 在后 现代 的一种理论视角，其理论观点与科学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及理论旨趣谨然相异。科学知识社会学批判传统科学哲学倡导的理性、真理与客观性观念，提出非理性、社会影响、 政治 协商是知识产生与科学进步的核心原因。夏皮尔指出“我们们生活在一个缺乏确定性的年代，我们不再相信科学知识的传统特征，这种特征是把科学进步描述为它的充分实在性。布鲁尔认为“所有科学知识—无论是经验科学方面的知识，还是数学方面的知识—都当作需要调查研究的材料来对待。柯林斯断言知识的生产是科学行动者之间偶然“谈判”的结果，并声称“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拉图尔和伍尔加在《试验室的生活》中，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在生物实验室中跟随科学家的研究实践，其主题在于指明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谢延娜在《知识的制造》中展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材料不是自然的，而是建构的。ssk源起于英国，后来扩展到美国及欧洲大陆，内部各流派其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和认识论倾向都不尽相同，研究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但综合其所有主张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观点:第一，反对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理性活动这一传统的科学观;第二，强调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弱势决定，削弱甚至完全否定经验世界在限定科学知识 发展 方面的重要性;第三，自然科学的实际认识内容只能被看成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主要受社会因素影响。ssk采用的论证策略及理论旨趣可归结为在解构和建构二个层面的证明:解构层面，ssk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理性说明模型，批判科学史及其科学发现的理性描述模式，否认自然世界在科学认识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建构层面，ssk建构起科学实践认识的社会因果说明模型，取消科学与信仰之间径渭分明的界限，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决定科学认识的核心地位，认为科学知识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至其知识内核都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

      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是ssk首当其冲必须征服的障碍。理性主义认为科学的 历史 由理性主宰，只有在理性解释不起作用的地方，非理性的心 理学 因素和社会因素才有存在的必要。拉卡托斯把科学史分为“内史”和“外史”，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内史，非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外史。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内史是第一位的，外史是第二位的”。即或在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看来，“社会因素”即是“理论之外的因素”，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客观知识内容是社会学分析无法界人的领域。在知识社会学的纲领性著作《知识与社会意象》中，布鲁尔批判了这种赋予理性优先地位的观念是受到源自弗拉格一帕拉图主义对客观性理解的影响，是一种目的论解释模型，以这种客观性概念为基础，弗拉格区分了理性的逻辑维度与心理维度。布鲁尔批判了拉图尔的客观性概念是理解科学与理性的一种非自然主义的神秘方法，在这种非对称理性思想中，社会被理解为非理性的根源，用来解释认识论的缺撼，这是极为不公正的，是一种误导的方法。一与目的论模型相对应的是因果关系模型，“它们是两种相对立的立场。"ssk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就是为了给知识社会学开辟出一块新天地。

      客观性、真理与合理性是理性主义认识论中的核心概念.与理性主义认识方法一脉相承。客观性、合理性标准是语言可翻译可理解的标准，这是理性主义反驳ssk主张的一个强有理的证据。在巴恩斯与布鲁尔合著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中，ssk解构了“使翻译成为可能的‘合理性的桥头堡”’。解构的策略其一是否认存在标准的意义，“在词语的使用方面并不存在什么优先的理由(不存在什么‘简单的与知觉相关的情境’)，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末被文化变量使之复杂化地‘标准的意义”，“所有概念和所有惯用语是等价的”其二是借用库恩的不可通约思想，承认“绝对理想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可能只是根据偶然的和局部的标准判断，对产用目的来说可接受的翻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ssk的解构策略并不能贯彻到底。虽然ssk否认“绝对理想的翻译”，但也不得不承认可理解的异族文化，也不得不承认“适当的和普遍认可的惯例”。 ssk用来否认翻译的合理性基础的一个例子就是卡拉姆人使用“yakt”的事例。卡拉姆人把我们称为鸟的许多实例称之为“yakt"，但在卡拉姆人看来，蝙蝠也属于“yakt’，之类，而食火鸡则不包括在其中。ssk证明，因为卡拉姆人的‘yakt’不能完全被翻译为我们所说的鸟，如果存在客观标准，存在“合理性的桥头堡”，那么就应该存在跨文化意义上的鸟这样的词，正因为存在不同文化对正如鸟之类最显而易见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因此，理性主义者的客观性是要受到质疑的。但是不是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卡拉姆文化了，当然不是这样。“要了解‘yakt’并不难，只要注意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最终就能像卡拉姆人一样辨别`yakt’o”此处证明假设了前提p(如果概念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则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存在具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所以概念不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客观性与合理性并不能先验得确定概念的所指，而只是为理解概念的所指提供根据，是为理解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中“什么”存在的根据，也是我们得以判断我们确实知道了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的根据。如果从这一点来理解，也许确实不存在“绝对理想的翻译”，但绝对存在“可理解的翻译”，而不仅仅是“可接受的翻译”。

      “对于学习者来说，没有必要假设存在一些共享的概念。”那么，我们如果理解异域文化呢?ssk认为根据“概念的特性”，我们可以作出“相同性判断”，由此理解成为可能。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概念的特性”如何导致明确的含义?相同性判断怎么可能?相同性判断之所以相同的根据在哪里?彻底解构真理、合理性与客观性，漠视知识的客观经验基础，把自然世界逐出知识的认识论领域，这显然违背对科学知识的常规理解。

      科学知识的经验基础仍是ssk无法逾越的问题。“理论确实对经验作出反应，但是不是与它所说明的经验一起被人们给定的，也不仅仅受到这种经验的支持，要想引导和支持这种知识成分，人们还需要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种能动力量。知识的力量成分是一种社会性成分，它是真理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关于错误的指导。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布鲁尔并不准备否定理论受到经验的支持这一事实，只是提出我们不应该忽视理论知识中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影响因素—社会因素。但承认理论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由此推导出这种社会性成分就是科学理论和真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说是真理主要的影响因素。拉卡托斯也承认完整的科学史应是内史与外史的结合，在理性说明的基础上，应由心理学和社会因素给予补充说明。波普尔也承认科学发现的逻辑中不能排除心理因素的影响。但如果布鲁尔要证明社会因素是科学知识和真理的决定性因素，他必须进一步说明知识与真理的社会本性以及何种具体的社会原因影响与决定了哪一部分科学知识的核心内容。ssk在解构层面模棱两可的论证，对建构层面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构层面，ssk从本体论上用信念取代了传统的知识概念。“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当然，必须把知识与纯粹信念区别开来。我们通过用知识这个证词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与具有个体特征的的当作纯粹的信念来考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一开始，ssk就给出了“社会学家”对知识的理解，知识就是信念，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如果知识只是纯粹的信念，是个体的一种心理活动，只具有心理学基础而不具有任何可理解的共识，这显然有驳于我们的常识。怎样在纯粹的信念与知识之间作出区分?ssk又指出，知识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而任何具有个体特征的都只能当作纯粹信念，不成其为科学。由此一来，我们根本无法区分“知识”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理解”与“相信”、“证据”与“认为”之间的分别。但是在这段话中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在所有的定义与结论作出之前，有一个限定状语“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也就指出了知识社会学看问题的角度，讨论问题的层次只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知识社会学就只准备讨论以信念为特征的社会因素对知识形成的影响。那么，我们并不把对“科学家”、“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理性主义者”探求科学的客观性基础，认为科学是一种由证据给出证明的真理。显然，ssk不但陷入本体论上的相对主义，而且从方法论上承诺了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ssk的理论命题“我承认我对你的知识只是一种信念，但同样的你对我的知识也只是一种信念”，虽然这不具有任何建设性的含义，但符合于ssk倡导的对称性假设，同时也没有给他的理性主义对手留下逻辑的漏洞。

      当然， 科学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行为，知识最终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完全排除社会因素的影响，这是一种理想化，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由信念一统不论是自相驳斥的亦或是各说其是的理论呢?如果说ssk的最终目的只是反驳理性主义的一统天下，而不准备在推倒理性主义之后再建立由社会因果说明一统天下的权威，那么，此一目的显然已经达到。ssk的最终目的，是用社会因素取代 自然 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影响，而把知识的经验基础退变成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

      “个人与无语言的动物共同具有一些技巧。他们是我们的智能真实而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技巧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天然的直觉能力。ssk并不准备讨论这种能力已经形成的经验印象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动物的航行能力的特性应当看作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种批判这观点所表现出的不过是对‘知识’这个词的解释方式的一种个人主义的偏见”，“混淆了个人技能与社会技能”。ssk完全将客观性排斥于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自然知觉。我们的自然知识与知识或说信念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知识社会学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如果说把所有知识等同于信念而所有诸如，"#l伊尔河上的独木渡舟”之类归弄种动物的本能认识，则我们在宇航飞船上看到地坏围绕太阳转无疑也应归于这样一种本能认识，那么在 电子 经过盖革计数器时发出的咔哒声是否也应归于一种本能认识，如果说听到咔哒声是一种动物式的本能，而判断是电子通过则是一种知识，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们可以逻辑的推导这是我们所称之为电子的东西通过的信号这又可不可以看作是一种作为人这种动物的本能呢?如此一来，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本能，我们根本无从界定。

社会学理论篇7

 

关键词：  社会学理论     研究范式    全球化

一、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及其危机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提出来以后，已成为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由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的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i]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或科学的逻辑，[ii]而是科学发现的逻辑，它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iii]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iv]

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在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有关范式的大论战，以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来进行反省和审视。[v ]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理论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然而，对社会学理论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问题，社会学界似乎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学，如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g.rizter)根据指导社会学分析的元理论视角(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tive)，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学范式：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范式、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范式和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其关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们引导出来的研究主题——社会事实、社会定义、社会行为——不仅没有优劣之分，而且都是构成完整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社会学多维研究中的一种，只是其选择的侧重点不同罢了。[vi]任何强调一个维度、一种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达成对社会现实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为社会学理论主流形态的实证主义范式排除一切主体性和意义、价值问题，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也造成了科学自身的危机。[vii]库恩曾指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是要通过现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的，但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viii]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之间做出的选择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只是信念的转变，它是不能通过逻辑方式得以证明的，只有通过“说服的技巧”来达到，因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间互相信服的客观充分的“元标准”。[ix]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范式分化与对立不仅造成了社会学理论范式难以消除的危机，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学陷入了混乱的局面。

但笔者认为，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危机主要不在于学科体系内部研究范式间的这种分化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内部的这种分化局面不仅不妨碍社会学自身的发展，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促成了社会学的多样性），而是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一种理论范式中找到对现实社会的满意解释。也许社会学理论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范式危机所带来的理论方法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问题，而其中表现出来的关键问题又是社会学理论如何将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作为可以解决任何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因为对象是多变的，而研究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界限。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这或许正是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一些没有受过一天社会学训练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称上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便成了社会学家了。的确如此，我们回顾一下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史，社会学有知道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吗？如果一门学科始终无法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共识，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就会变得非常模糊。

在社会学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许多范式的竞争：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x]等等。虽然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的，但它们却是混杂在一起的。混杂的结果是无法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所以也才有社会学家难以取得一致的埋怨，这种范式混乱和范式过多的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理论的无所适从。而导致这种范式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筹划不足，而是由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及其主题的快速转换造成的，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社会学理论还满足于以往现代化条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那么它将难以向前发展了。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存在，长期以来的社会学理论危机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却更加变得危险。因此，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实现整合，似乎将成为社会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社会学理论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会转型中寻求出路，社会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学恐怕都将面临不亚于灭顶之灾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如果社会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又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对现实的发展起到真实的批判与指导作用，那么，还要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会学意义

社会学理论中不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学理论的不断丰富，范式变迁和范式的整合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其实，这一问题在库恩和瑞泽尔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库恩早就指出，学科内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成长及发展的表现，一个范式的学术发展，不会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种蜕变和更新的过程。在学科本身发展历程中会出现种种危机，由此也便会推新出新的理论与范式的诞生。因为任何理论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范式变迁。[xi]而范式的变迁必然伴随着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企图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一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泽尔的三种范式，在社会学理论认识上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都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尤其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社会中，三种范式对社会学理论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从每一种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会现实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将成为当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

首先，反映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从逻辑上来看，社会学之所以具有了独立性，是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了社会现象是什么？即力图把社会规律逻辑地表达出来；二是对社会是什么进行为什么的解释，即力图把社会现实逻辑地表达出来。前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科学的抽象系统，后者形成了社会学方法的解释系统，只有在具备了这两个系统之后，社会学才得以独立，而且科学的抽象系统居于社会科学方法系统的核心地位。[xiii]社会学对社会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动作用，在于对实践的指导和解释作用，而这个作用离不开社会学方法上的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科学性。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准确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实践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在社会实践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社会学理论显示出了它的无能为力，对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会新现象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各种解释不断出现于现代传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痒之嫌。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人们感到社会学理论的无用，现实社会学理论只是一种“空谈”。于是，人们就很容易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释性的东西（即只看到其解释系统），而忽略其抽象系统的功能。

    因此，对社会学理论的科学认识仍然要从社会学的两大系统的关系中去寻求，居于核心的抽象系统是对社会现实大量纷繁的事物和事件进行认识的工具，每一种社会学理论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些结论如果存在逻辑上的强相关关系，就融合成为一种理论。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统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统完成的这种理论只是对实践的阶段性的理性认识，它并未终结实践，所以在一个阶段过去之后，就会出现理论无法解释实践的问题，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抛弃理论本身，而是要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进步、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理论得到提升，得到充实和更新。也就是说，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社会学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现实的阶段性的复杂使抽象系统发生了迷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对抽象系统进行反思，从而重构社会学方法的抽象系统，以使其能够得到更新，进行科学的再抽象，给实践以满意的解释，并在实践得到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给实践以指导。

但是，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和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而且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传统长期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其实，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说明与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所提倡的意义性理解并非永远没有结合点，意义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虽属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在社会认识上两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会现象，而因果性关系则属于说明的逻辑结构，两者都有利于对社会现实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说，意义性理解是社会现象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因果性说明则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的科学知识之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文主义社会学范式必将会获得更大、更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对一种未定的、难以验证或无法进行经验分析的社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趋势)的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一个致命弱点。[xv]但我们又不能因此完全拒弃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笔者不赞成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因为社会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分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与方法都能为理解这个社会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理论去贬斥另一种方法或理论。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正如波普尔(k.popper)指出的，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xvi]因此，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必将成为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其次，反映在社会学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就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运动，并形成了一种与帕森斯学派曾达到的“一元综合”态势完全不同的“多元综合”态势，这主要包括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科尔曼(j.s.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如在当今西方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的新功能主义，就是在坚持“功能主义传统” 的基本特征和对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双向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交换理论、批判理论等不同学派的研究主题及其思想观点，并将他们整合进功能主义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多维性质”的综合性一般理论。社会学理论的这种新的综合趋势，不仅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论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层次，从而使范式整合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社会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其实，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体的，它们都导源于社会实践的变革。而当今最富影响、最深入的社会变革莫过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结果。全球化不仅在一切社会领域型塑（shape）出一种新的形态，而且在社会理论层面将直接导致一种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产生，使以“现代化研究范式”为核心的古典与现代社会学开始转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主体的后现代或当代社会学。因为理论首先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方法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社会实践的变化会引起新的理论的产生，而这种新理论的产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创新，它是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通过人类不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的。同时，新理论的形成反过来又指导和约束着研究方法。因此，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中。

现代社会学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机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系统处在变革过程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工具和新的概念体系来理解和说明它。迄今为止，构成社会学核心的这种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强调了现代性及其发展的思想并趋向于把社会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所指出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现在流行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想象都已大大地丧失了其说明的价值，人们不再认为社会的进步或发展会趋向于现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之确立，因为现在更强调的是稳定而不是变革，更强调所谓传统文化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现代文明日趋贫乏的同质性”。[xvii]当然，上述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着后现代阶段或全球化社会的来临，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数社会学家看作既是超现代化的又是现展理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危机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尽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已无法搬用那些社会进化论的概念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过程已成为社会学理论争议的热点，人们把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分裂和解组、与文化多元性的销蚀并与精神和生态的受损联系起来了。

由此看来，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整合趋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以及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中进行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既然全球化带来了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用一种或某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去研究全球化这样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全球化这个研究主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要打破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范式，并把实证、描述的方法与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当地解释全球化这种社会现象，又要能准确、客观地把握它的发展态势。因为描述和解释、实证和理解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所谓经验描述必然包涵着解释，而解释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描述，实证也需要用观察来检验假设，而这个检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和认同的过程。[xviii]因此，面对全球化的滚滚热浪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学理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还必须对此加以认真研究，这无疑需要我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与变革(即范式整合)，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重任也无疑要落到我们这一代有幸融入并亲身感受全球化的学人身上。

   注 释：

[i]关于范式的功能，默顿在对定性分析范式分析时曾经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注释功能。二是减少无意引用模糊假定和概念的可能性。三是促进理论解释的积累。四是能以自身特有的条理化提供重要概念的系统交点分类表格，从而使分析家意识到他可能忽略的实际和理论问题。五是可以使我们以近似定量分析的严密逻辑来汇编定性分析(参见：罗伯特·金·默顿著：《论理论社会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95-96页)。

[ii]有时人们常常把范式与理论交换使用，其实，这两个概念是有一定区别的。正如巴比(earl babbie)所指出的那样，范式指的是一般框架或视角，字面涵义就是“看事情的出发点”，它提供了观察生活方式和关于真实实体特性的一些假设。相比之下，理论指用来解释社会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统化的关联性陈述。因此，理论赋予范式真实感和明确的意义。范式提供视角，理论则在于解释所看到的东西(参见：艾尔·巴比著：《社会研究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69页)。

[iii] [美]托马斯·库恩著：《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1页。

[iv]渠敬东著：《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

[v]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社会学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页。

[vi] 社会事实范式一般是研究大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使用的是问题调查法和历史比较法，属于这种范式的社会学有结构功能主义、冲突论和系统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定义范式是通过主观意义的途径理解行动、互动及其导致的后果，主要使用观察法，辅之以问卷调查，属于这种范式的社会学有行动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民族学方法论等；社会行为范式的研究主题是个体行为，一般使用的是实验方法，属于这种范式的社会学理论有行为主义社会学和交换理论(参见：ritzer,g. (1996)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pp.494-497)。

[vii] 实证主义社会学范式给社会学带来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自然科学的客观科学真理取代生活世界的存在真理，从而使社会学理论丧失其本身应有的丰富想象力；倾向于把纷繁复杂和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现象还原成几种因素的互动关系，导致社会学研究中以模式或变量的互动关系取代真实的社会存在；强调社会学研究中的一切现象都应量化，而对社会行动主体的人之生命的意义和评价或采取任意量化处理或根本忽略不计；主张社会学研究要保持虚假的客观性、中立性，反对把主观情绪和价值因素介入社会学研究等等。

[viii] 周晓虹：《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及其整合的可能性》，北京：《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ix] [美]托马斯·库恩著：《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x] 这是弗里德曼希(r.friedrichs)对社会学研究范式的一种分类，系统范式其集中点在于讨论社会整合及共识，而冲突范式则侧重社会分化及控制现象，并指出这两类研究范式其实反映了一个更基本的处理社会现象的不同态度，那就是先知式社会学(prophetic sociology)与祭司式社会学(priestly sociology)(参见：friedrichs, r.(1970)a sociology of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xi] kuhn,t.s.(1970).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xii]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页。

[xiii] 正是由于抽象系统和解释系统的存在，使社会学具有了独立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学家本身就是参与社会活动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甚至决定着社会活动。二是自然界的运动是自在的，社会运动是自为的，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过程。三是社会发展的确是有规律的，历史规律不仅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而且形成于人的活动之中，人可以认识规律，利用规律，并可以规范规律的作用范围和程度（参见：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xiv] giddens,a.(1990)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p31.

[xv] 文军：《范式整合：全球化时代社会学研究的变革》，南宁：《学术论坛》，2001年第3期。

[xvi] 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社会学理论篇8

社会学的理性主义是在新实证主义哲学的炉灶上发展并形成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流派,它是指这样的一种观点,即在经验的社会科学中应当摆脱哲学和世界观的影响,仿效自然科学,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解决一切认识论问题。

新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的领域仅仅是事实的领域,这个领域内应当根除一切既没有经验意义,又不能被经验检验的“形而上学”的证明与评价。科学只告诉我们“存在的是什么”和对行为后果的“工具性判断”,不能告诉我们“存在的应当是什么”,以及善与恶的“评价性判断”,善与恶的判断是政治家的事情,不是科学家的事情。关于这一点,美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比斯泰得说得非常明白,他说“社会学是关于范畴的科学,不是关于规范的科学。社会学只能说明‘是什么’,不能说明‘应当是什么’。作为科学,社会学不解决价值问题,因为它无法规定社会应当朝哪个方向前进,也无法提出与社会政治目的有关的任何一项建议。在价值领域内找不到社会学和其他任何一门科学的根据。’心在这位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学在其实际应用过程中只是调整社会过程的“社会工艺”,与调整的目的无关,它应当在人的利益和需要面前保持自己的中立性。他认为这是社会学知识客观性得以保证的最重要的条件。因此,他特别向社会学家呼吁,必须超越团体和个人的信念,从小团体主义中解放出来,“有意识地同一切能够从研究者的社会地位中产生出来的,给科学结论涂上了虚假的颜色并且与研究者的公正无私相对立的偏见作斗争”。很清楚,新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知识的客观性的理解的关键是要排除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因素和感情因素。它认为这两种因素一旦进人科学研究领域,就会给客观真理的追求设置无法逾越的障碍。不难看出,新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知识的客观性的理解和说明是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的再现。

从年代末到年代初,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在前联邦德国社会学界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在年海德堡纪念韦伯诞辰周年的社会学家代表大会上,这个争论达到了高潮。当时,美国社会学大师,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帕森斯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并且在会上作了关于韦伯的社会学思想的报告。报告中谈到了他对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的理解。帕森斯指出,所谓“价值中立”,就是指研究者应力求从自己的社会团体或环境,尤其是从那些流行于社会团体或环境的小团休的评价中解放出来。任何政治的、伦理的以及其他的外在于科学的价值只能扭曲科学研究的过程,使科学结论丢失客观性。但是,伴随着这种外在的,不受欢迎的价值在科学活动领域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价值,即科学内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科学研究中有关选题、构造概念、建立假设、收集资料和得出科学结论的理论标准。所以,科学内的价值在科学研究中不是获得客观知识的障碍,恰恰相反,是保证知识的客观性的必要条件。同韦伯一样,帕森斯认为,‘价值中立”的本质是要分清两个领域,即科学内与科外活动领域这两个领域都有各自的价值系统。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应当运用科学内的价值系统,摆脱科学外的价值系统。帕森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给“价值中立”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我把价值中立看成是这样一种在科学价值界限内必须信奉的价值原则,它要求摈弃一切与科学研究相对立和无关的价值。’这就是说,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越能遵循科学内的价值规范,排除科学外的价值干扰就越能保证科学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帕森斯特别强调指出,“价值中立”首要说明的是学者的角色应当独立于他的其他社会角色,它完全不同于“价值关联‘’。“价值关联”强调研究者各种社会角色的相互依赖性,并且把研究者和一定的文化综合体见联结在一起。帕森斯认为,文化综一体的基本功能是规定或选择科学所应当研究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在社会的价值共享之上的,有社会价值共享就没有今天的大学体系。

帕森斯是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论证韦伯的“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原则的。在帕森斯的论证中,这两个原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但是帕森斯否认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认为韦伯的“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在科学研究中是研究者必须同时遵循的两个原则。尽管帕森斯对韦伯的价值原则的解释是符合韦伯的本意的,但是帕森斯与韦伯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韦伯对实证主义的取向的社会学能否真正揭示人类生活的含义是表示怀疑的,而帕森斯对这一点却坚信不移。帕森斯的社会认识方法论非常类似批判的唯理论的哲学方法论。批判的唯理论的奠基人是波普尔。波普尔企图在韦伯的方法论基础上建立一个“客观的”,“摆脱了价值”的社会科学。从这一目的出发,他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原理比如,归纳证明,提出了他的证伪理论。他认为,只有那些能够接受反驳,具有证伪能力的理论才是真正科学的理论。而“形而上学”是“发现的领域”,它不允许对思想进行科学的分析,形而上学的思想既不能被检验,也不能被反驳,它可以阻碍,也可以促进科学的发展。所以,经验科学是提供根据的领域,它应该能被经验地证伪。波普尔对经验科学的说明与韦伯十分相似,他们都是用经验世界来限定经验科学,并且使之与“形而上学”尖锐对立。只不过韦伯借助的是“价值中立”原则,而波普尔借助的是证伪原则。同帕森斯一样,波普尔同样划分了科学内与科学外价值。他认为,科学研究离开科学外的价值便无法展开自己的工作。但是,科学应当用批判的方法来缩小和取消科学中的科学外价值。所以波普称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是捍卫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的有效工具。波普尔的社会科学逻辑是理性批判的演绎逻辑,按波普尔的说法,这种逻辑有助于建立起一种独立于一切主观因素和心理因素的“被客观理解”的社会科学。继波普尔之后,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的最坚决的捍卫者,当属波普尔的忠实信徒,德国的批判的唯理论者阿尔伯特。他认为,韦伯要求在经验事实和评价判断之间划清界限的方法论原则至今仍未失去意义。

阿尔伯特认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是是获取现实的,在人际间能够检验的信息,这就要求科学的表述应当是可以检验的。而评价判断具有主观随意性,无法被经验检验。所以,决不能允许评价判断进入科学表述的领域。确实,科学的表述应该,而且必须能够在主体间进行检验。如果一种研究结果经过科学的检验并没有预期地出现,那么科学是不会承认它的。但是,这种科学的检验不是评价科学性的唯一标准,科学性的评价不应当有其他的标准。人的认识的不完善性,不确定性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任何一个科学认识都不会立即成功地被检验,尤其是社会科学的认识。对科学认识的检验不是要求再现所有的研究结果,而是确定检验的可能性。阿尔伯特的错误就在于他将知识的科学性的检验标准绝对化了。阿尔伯特在谈到社会科学的应用问题时指出,将逻辑假设经过同义变形转换为可操作的“工艺形式”,即将经验表述转换为工程语句的形式,是摆脱评价判断的最有效的方法。据阿尔伯特说,经过同义转型得到的工程语句像经验表述本身一样可以摆脱价值判断而实现价值中立。在这里,阿尔伯特同样犯了绝对化的错误,正如他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工程语句不可能是纯描述的,它以经验事实价值和规范为基础。

综上所述,理性主义解释社会学知识客观性的致命错误是对意识形态作了唯心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从一定的阶级立场出发对特定的历史过程所作的反映,是一定的阶级的价值的解释。这种解释是从历史过程的现实存在中抽取出来的,因而具有现实的客观基础。如果一个阶级的利益和需要与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进程一致,那么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进步的意识形态,并且它的表述就一定与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真理相一致实践证明,只有当科学与进步的意识形态,理论认识与正确的价值立场有机地相互发生作用时,客观的、真理性的社会认识才能被获得。

社会学非理性主义对知识客观性的说明

在解决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上,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不仅是社会学理性主义的出发点,也是社会学中非理主义的出发点。在社会学中,非理性主义强调价值成分在认识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和科学认识的有限性。它认为,科学在解决关于人类存在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能力极其有限,那些企图超越科学认识的界限的作法,无论是在社会文化领域,还是在认识领域都将导致不良的后果。在人类文化知识领域,纯科学认识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价值立场却对认识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西方社会学中,非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瑞士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姆尔达。当实证主义在美国还十分流行的时候,姆尔达就发表了专著《关于事实与价值问题的方法论说明》年。在这本书里,姆尔达明确指出,企图在社会学研究中区分,描述与评价是地地道道的乌托邦。他认为,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科学研究中,评价都是社会文化环境作用于人的必然结果。姆尔达积多年的研究经验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人总要发表自己对周围世界的各种不同的看法,在这些看法中主要包含两种成分基于事实的信念和表现感情偏好的评价。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人是用自己的信念表象他的周围世界,并且努力地使他的表象趋于合理性。姆尔达认为,科学研究中,科学的认识同样也具有这样的特性。科学是什么科学是经过提炼和概括的健全的理性。社会学家所表述的东西,既是描述的,又是评价的,只不过社会学家总是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评价,并且以事实的形式来表现它们罢了。事实上,从收集资料开始到建立理论为止,评价都是自始至终伴随着科学研究者。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们期待着研究者去揭示的科学事实并不存在于事物的自身之中。科学事实是借助于任意的定义和分类从复杂而混乱的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结构。研究者的预先选择将决定着他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研究假设,以及研究资料的定义和分类。同样,从经过整理的资料中抽取理论结构也是如此,在这里,以评价为基础的科学的约定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吻也就是说,在感性经验中并没有现成的科学事实,研究者自身意识不到的价值规则、偏爱和评价制约着他的科学行为。韦伯曾把科学外价值称作“科学外的科学源泉”,并且把它的作用仅仅限定在科学研究的发生阶段。而姆尔达则将科学外价值的作用延展到科学研究的全过程。这对于非理性主义者来说,就产生了一个在理性主义者那里出现的同样的问题,即客观的科学认识是否可能的问题。既然认识过程的每个阶段都不可避免地要受不同的价值、偏好和评价的影响,那么应当如何去获取客观真理性的认识呢姆尔达感到这是社会学中极其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他称之为“科学的逻辑焦点”。姆尔达非常熟悉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和实证主义的观点,他不满意实证主义对“科学的逻辑焦点”的解决方式,认为实证主义所理解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根本就未曾存在过。姆尔还强调,只有当我们不放弃评价,并且充分重视评价的时候,思维才会变得合理化。

姆尔达对价值成分在社会科学认识中的作用的说明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将这种认识坚持到底。当他说明科学研究过程中认识要素与价值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他的结论就下得过于匆忙和显得十分荒谬。姆尔达虽然将价值成分看成认识过程的必需的伴侣,但是,他却认为这个伴侣对科学认识本身是格格不人的和有害的,它介人认识过程是科学的“不可避免的灾难”。必须采取有效的方法去抵制这个灾难,限制它对科学研究过程的影响。于是,姆尔达提出一种他称之为“公开曝光”的解决办法。所谓公开曝光,即是将科学研究者的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进行充分的讨论,并且从社会的存在、含义和可行性方面去分析和认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中的所有评价问题。他认为,“能帮助我们遵循理论分析‘客观性’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评价放在阳光下,赋予它们自觉的,具体的和显明的特性,揭示它们对理论研究的影响”。。姆尔达的“公开曝光法”本质上说是为了发展和深化研究者的价值意识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并以此实现价值成分的中立化。西方许多具有实证主义取向的社会学家也都纷纷表示支持姆尔达的这一方法论立场,尽管他们认为这一方法的实现是极其困难的。当然,还有一些社会学非理性主义者,例如批判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也建议研究者可以采用心理分析和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公开而坦诚地”宣布自己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和为什么会对这些问题产生偏爱。社会学非理性主义的方法本质上与实证主义的方法是不同的,它所注意和关心的恰恰是实证主义忽略了科学研究中主观要素的作用,即价值成分对每个科学研究环节的介人和影响。在这一点上,非理性主义克服了实证主义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当非理性主义进一步考察科学研究中认识成分与价值成分的相互关系时,又暴露出它不可克服的缺陷。非理性主义把价值成分向认识过程的介人说成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并要求研究者做到评价的中立化。这样,非理性主义便陷人自相矛盾。象理性主义一样,它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也是将研究者的评价视为纯主观的产物。按照姆尔达的“中立化”原则,不仅无法找到客观的真理性知识,反而会重新陷人实证主义的困境。

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的反实证主义倾向明朗化,首先向实证主义发难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他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严厉批判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价值中立社会学”。在他的激进思想中,有许多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一致。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研究绝不是中立的认识过程,而是在不同的道德的,政治的取向中进行选择的过程,选择本身与社会实践,社会政治价值紧密相联。一方面,社会价值制约着社会学研究的全过程,另一方面,社会学的研究结论反过来又影响某些社会价值被承认的程度。米尔斯批判了当时美国社会学界极为流行的观点,即事实的表述不能逻辑地引出评价判断。他认为事实并不如此,任何事实的表述对评价判断来说都是有意义的,科学的评价潜在地具有价值意义并且对一定的社会价值的形成构成不可或缺的影响,科学研究从来就不是纯科学的。他说“任何一个献身于社会研究和不断公布自己的研究结果的人,不管他意识到与否,他的行动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道德的和政治的。所以,在米尔斯看来,科学既依赖于社会价值系统,又影响于社会价值系统。社会价值进人科学研究不是简单的不可避免的事实,而是社会科学认识的本质特征。世上没有任何灵丹妙药能够使研究者逃避社会价值的影响,同样,也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可以使社会研究的成果不影响社会价值系统。很明显,米尔斯的独特之处是强调,意识形态作为科学研究的价值前提,必然要向科学研究渗透,而在科学活动中,科学研究者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科学的真理,更重要的是科学事实的实践意义。

表面上看,社会学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在解决社会学知识客观性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但是,它们对社会学知识客观性差别题的最终理解却是一致的理性主义认为,价值成分进人科学研究过程就不可能得到客观的社会学知识,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将价值成分从科学研究中清除出去,所以经验科学必须满足“价值中立”原则。理性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就是它把科学看成只是关于存在和经验的知识体系,把经验认识和价值立场绝对对立起来,把价值立场看成是主观随意性的产物。其实,价值立场首先是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客观价值关系的反映,并不是纯主观的产物,它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在科学研究中价值立场的使命是从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出发去说明被认识的现实现象,并与理论认识有机地统一起来。客观的社会学知识是在这个有机的认识统一体中获得的。理性主义将理论认识与价值立场对立起来,恰恰阻碍了客观的社会学知识的获得。非理性主义认为,价值成分进人科学研究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科学研究无法实现价值中立。但是,它对价值立场本身的理解与理性主义非常相似,即认为价值的介人有害于客观性知识的获得。所以非理性主义者也要设法揭示价值以什么形式影响客观知识的客观性。按非理性主义的说法,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只有通过实行普遍的人道主义和价值中立化价值共享的道路才能得到保证。

社会学理论篇9

组织管理有缺陷一般高校都将社会实践归口于团委或学生处管理，社会实践活动作为高校学生假期例行活动开展，往往仅由一纸文件通知，学生在接到通知后多数是自行安排，一般不会想到寻求教师的指导和帮助。这就导致了大量的学生社会实践项目凌乱，内容简单重复，没能起到锻炼成才的目的。团队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样存在上述问题，甚至更为严重。活动前的策划准备不充分，没有经过与实践接待方的详细沟通，策划内容不切实际，安全保障不到位；社会实践活动执行困难，活动项目实施改变较大，流于形式；活动结束后的总结空洞无力、甚至没有总结。

二、职业生涯理论的切入点

（一）社会实践阶段论

在舒伯的生涯发展理论中，人的职业生涯分为五个阶段：成长阶段（0~14岁）、探索阶段（15~24岁）、建立阶段（25~44岁、维持阶段（45~65岁）、衰退阶段（65岁以上），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发展任务，较好完成发展任务才能顺利进行下一阶段的发展。我国学生在大学之前基本没接触过职业社会，所以，大学阶段需要完成舒伯生涯发展理论中成长阶段和探索阶段的双重发展任务。因此，这一阶段不仅要发展自我形象，发展对工作世界的正确态度，并了解工作的意义，同时还要使职业偏好逐渐具体化、特定化并实现职业偏好。大学里的社会实践就成为完成这一生涯发展任务的重要载体。通过社会实践，不仅要对自我有充分的认识，明确自己的个性需要、职业兴趣、能力水平，还要完成对社会的初步认知，了解工作、了解岗位、适应职业，初步完成职业准备。大学阶段的社会实践可分为三个发展期：探索期，考虑需要、兴趣、能力及机会，作暂时的决定，并在幻想、讨论、课业及实践中加以尝试；训练期，针对探索期的决定进行有目的的训练，参与相关实践项目，有目标地锻炼自己的能力，进一步明确职业选择；择定期，生涯初步确定并试验其成为长期职业生活的可能性，若不适合则可能再经历上述各时期以确定方向。

（二）社会实践环境模式论

霍兰德认为，一个人之所以选择某职业领域，基本上是受到其兴趣和人格的影响，生涯选择是个人在对特定职业类型进行认同后个人人格在工作世界中的表露或延伸。在霍兰德理论中，提出大多数人属于六种人格类型，同时有六种环境模式与这六种人格类型相对应；人们寻找的是能够施展他们的技能同时表现他们的态度、价值观和人格的职业；人们的职业行为是由其人格和环境特征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在社会实践中这六种环境模式同样存在：现实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常规型。当学生处于兴趣类型与实践环境一致和相容的情境下时，个体满意度会较高，主动性会增强，效率也能得到提升；相反，在兴趣与实践环境对立和相斥的情境下时，个体的负面情绪会占主导，消极怠工、敷衍了事的情况就会时有发生。因此，在社会实践活动类型的设计上应充分考虑这六种环境模式，让学生在每次社会实践中选择与自己人格类型相适宜的实践项目参加。

（三）社会实践动态适应论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罗圭斯特和戴维斯提出了人境符合的心理学理论，即当工作环境能满足个人的需求（内在满意）、个人也能满足工作的技能要求（外在满意）时，个人在该工作领域才能够得到持久发展。个人与工作之间存在互动的关系，符合与否是互动过程的产物，个人的需求会变，工作的要求也会随时间或经济情势而调整，如个人能努力维持其与工作环境间符合一致的关系，则个人工作满意度愈高，在这个工作领域也愈能持久。大学生社会实践应借鉴此理论，社会实践本是大学生认知社会、了解社会的过程，符合适应论的背景，随着学生的认识不断发展和提高，应提供给学生更适宜的平台和机会。所以，所组织的社会实践项目不能一成不变，应有阶梯性和发展性。可在低年级阶段设计相对简单的实践任务，到高年级阶段安排复杂的实践任务，从而维持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符合性，实现动态适应。

三、职业生涯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活动改进措施

（一）职业化：职业指导提前融入社会实践之中

社会实践作为学生认知社会的重要途径，应与学生的职业选择密切相关。社会实践的成功与否、实效与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紧密联系，可以说，社会实践是学生走上职业道路前的铺垫。因此，在社会实践中应安排职业指导内容。在社会实践活动实施之前，一般考虑在策划阶段，学生应提前完成自我认知，对自己的兴趣、性格、能力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评估；同时对职业有初步意识，了解什么是职业，能对职业做出选择，即完成社会实践阶段论中的探索期的任务。我们可以通过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来进行理论知识的普及，通过组建生涯团体辅导小组来组织学生进行认知探讨，通过邀请校友、成功人士讲座及企业的宣讲会等形式来促使学生思考开展怎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能辅助职业认知。

（二）阶段化：一个年级一个主题方向

根据社会实践阶段论的观点，大学生社会社会实践分为三期，分别是探索期、训练期和择定期。结合高职学生三年的在校学习经历，我们可以将这三期嵌入到大学三年里。大一年级对应探索期，大二年级对应训练期，大三年级对应择定期。大一学生社会实践的主要目标是完成自我认知和初步职业认知，可通过参加生涯量表测试、自我总结反思认识性格、兴趣；通过参加和活动认识个人能力；通过聆听讲座、生涯人物采访建立初步的职业认知。这些途径，不仅是生涯教育的手段，也是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大二阶段，在大一探索期所做前期准备的基础上，同时随着专业学习的深入，有的放矢地进行自我训练和完善，这也是社会实践活动大有作为的阶段。这一阶段，我们可以开展诸如职业调查、假期实习、勤工俭学、志愿者服务等深入职场的短期体验式的实践活动。大三阶段，这是学生完成“职业人”转变的最后一步，学生在这一年里要将短期的职场体验转换为个人的职业选择，或重塑职业目标。这一阶段的社会实践目标是完成岗位实习，初步体验职业生涯。可以开展的活动有择业指导、岗位宣讲、毕业实习等活动。

（三）匹配化：通过社会实践培养职业所需各项能力，增强个人核心竞争力

学生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各种可能，我们应鼓励学生积极进行多种尝试，而不是仅仅只局限在自己所擅长的单一领域。学生的心性不定，兴趣转换极快。因此，我们在安排社会实践任务时应将霍兰德六种职业类型都涉及，要求每位学生每种职业类型都有参与。有亲身体验才能分辨适合与否，既验证职业兴趣量表结果，又进一步了解职业兴趣类型。在设计项目时，应充分考虑任务难度和人员组合，每项任务都应设计为高低年级学生同时参加。对于低年级学生，实践重点在了解项目内容和实施流程；对于高年级学生，实践重点在完善项目、指导新人、实践创新，完成个人能力的提升。通过这种安排，力求使每位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学生都能有所进步。伴随着参与次数的增加，学生能从较低位的人职匹配逐步成长为高职位的人职匹配，再辅以职业技能迁移，从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增加求职成功率，最终增强核心竞争力。

（四）体系化：打破现有教育划分，将社会实践与实习整合为一门课程体系

社会学理论篇10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理论；教学；和谐发展

一、体育社会学理论概述

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在外部研究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部研究体育与人的社会行为、社会观念的关系，以及体育运动的结构、功能、发展动力和制约因素，用以推动体育和社会合理发展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美国《社会学拜客认为》：“体育社会学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制度，研究他的结构、内容、变革和发展，研究以体育运动为特点的社会行为、关系和作用、包括系统内的和其他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二、当前体育的社会结构和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体育社会现象出现了集注化、扩大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体育社会现象的集中化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种现象开始不再依附于其他社会现象(如教育、文化等)，成为一种专门的社会现象。全球的“体育人”以及和体育有关的人在增加，体育的社会组织的扩张，各国政府对体育的关注度在提升，体育占用社会的总时间在不断增加，因此体育中形成了一一些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如球迷与俱乐部、球员与业主、社区居民与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等，这些新社会关系的出现吸引着社会的注意力，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人口、军事、宗教、民族等的变迁与发展，要想解释、理解和管理这些社会现象进一步求得体育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们诉诸于体育社会学这门学科。

中国体育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国体育人口性别结构与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形成较大反差。随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和产业就业结构、教育结构的调整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体育人口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具有组织形式基层化，参与主体老年为主，组织管理居民自治与行政主导相结合。

三、体育教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体育教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对体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无论是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影响着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体育作为一项独立的运行行业和事业出现以来，它的发展一直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处理好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使体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同时，让体育事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实施体育战略发展目标必不可缺的基本因素。我国学者周西宽等指出：“体育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体育的历史表明体育和人类其它活动一样，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发展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的，并在同各种社会的相互影响中体现其规律。从体育与政治的关系看，政治对体育的影响是同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这种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同时，体育也通过自己的特殊作用积极为～定的社会及政治服务。”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少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者认为，体育经常也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服务，体现国家的意志，得到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体育运动的发展需要有经济作为基础，体育总是在经济的发展中而繁荣起来的。反之，体育运动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无限的商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

四、体育社会学与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

体育教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对体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无论是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影响着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

体育参与了社会文化的建设，体育是社会文化建设的积极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繁荣起来，它有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提高社会成员的自信心和归属感。体育推动了城市建设的现代化，体育建筑的造型、色彩、功能，常常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着社会心理：大型的全国运动会、洲际运动会、奥运会等，已经成了主办城市推动市政建设、公共事业发展的动力。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唠动技能，培育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体育和教育都存在密切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体育事业的发展，必然要对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体育推动了高科技的发展。首先，当科学作用于体育的时候，体育系统为了适应科学系统的要求，必然要使体育系统自身的功能与结构都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使其有能力接收和消化科学系统的影响。而要有成效地实现科学影响对体育系统的渗入，就必须要由体育系统制定出一系列既能反映科学系统的要求，又能符合体育系统自身行为特点的具体政策。其次，当科学作用于体育的时候，政治系统即国家与政府作为媒介加入了科学与体育社会互动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