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十篇

时间:2023-03-25 03:39:32

公共文化

公共文化篇1

广场庆典:广场场面壮观,方便使用多种国家礼仪———礼炮、白鸽、气球、烟火,这些礼仪会使庆典更加隆重,会堂庆典:2011年清华的百年校庆是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会堂庆典,在本校广场举办的文艺晚会,香港大学的百年校庆是在本校的会堂举办的会堂庆典。一流的大学庆典选用有名气的会堂举办庆典,但一般的城市一般的大学没有这么好的条件,而选用广场庆典形式,可说是扬长避短的一种庆典方式。第三类大学校庆采用最简朴的会堂庆典方式举行,也是出于资金方面的考虑。资金的筹集。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有一句名言传颂:“不花国家一分钱。”借校庆之机,可以利用捐款搞很多的校园建设。清华庆典还包括不同层次的庆典:校庆典大会、院系庆典大会。

庆典和文艺演出的特色和礼仪细节

可以把校庆庆典、文艺演出等一系列活动的礼仪特点概括为三点:一是礼仪已经电子化、高科技化。会堂和广场庆典观众既有现场观众又有网络观众 ,也有广场外公共场地电子屏幕的围观观众,既有在校学生观众也有外地回校校友观众。礼仪已经国家化、高级化、复杂化。三是礼仪已成为成为视听的盛宴,成为复杂的高级的艺术文化。很多大学都利用互联网,建立本校的校庆网站,传播校庆动态与新闻,特别是校庆的大型活动:庆典、文艺晚会与校史展览馆的开馆仪式都通过校园网在校内传播到每个宿舍和校内公共活动中央场地。庆典的礼仪包括庆典开始的礼仪和结束的礼仪。从主持人宣布庆典开始的那一刻起,以礼炮、奏唱国歌、升国旗、全场起立、检阅校国旗护卫队作为庆典开始的礼仪。所谓开始如鸣炮,结尾如撞钟,讲究凤头豹尾。庆典以国礼开始,国家的形象声音一出现就伴随本校人的致敬礼和护卫礼,生日礼显得很神圣,有着为国奉献一切的立意。鸣炮,原本也是国礼中欢迎礼的开始礼,鸣炮的次数国礼是19响,校庆鸣炮的次数与各自强调的寓意相关,有以生日数为鸣炮次数的,高达60次,有以其他寓意为鸣炮次数的,12次不等,没有一定。开始礼还有伴随炮响放白鸽和气球的,以各种壮丽的飞天景象暗示生日中的主角“我”———学校的成就以及副产的一切将达到至高的顶点,这是以他物象征主体未来的手法,属于吉祥的图景。在场的教职工观众都被要求穿上校服,这种服装的礼仪要求,使每个“我”都穿上代表学校精神和不同身份地位的服装,从而每个“我”被赋予了这种服装所代表的意义,这是服装对于着装者的面具作用。用彩旗和电子转播设施装扮的庆典现场的礼仪,则产生了一种强大主题气氛,使每个置身其中的人不得不全心投入其中。按照国礼到校礼的顺序,庆典结束的礼仪如唱校歌,是表现对生日主角学校献身的校礼仪。文艺演出是展现学校每个个体的情感和生活的礼仪,是非常人性化和人文化的校庆礼仪,把校庆庆典中累积的许多的祝贺与自豪,还有最真实的学校构成的一分子的心灵体验展现出来,从而将生日中的情感艺术地抒发到一个最高点。文艺演出的结束礼烟火,如撞钟,余音袅袅,将对学校的敬礼烘托到极致。文艺演出使校庆成为了视听盛宴的狂欢,使校庆成为了一个狂欢节,校庆终于彻底地人性化,成为了情感的宣泄场。大量的不同形式的校庆符号组成了整个校庆庆典和演出的符号系统,语言形式的符号:口号、主题、颂辞、诗文、歌词等;物件形式的符号:广场电子屏、礼炮、校服、表演服、标语、彩旗、校徽、绘画、塑像、乐器等;行为形式的符号,鼓掌、起立、舞蹈、歌唱行为、演奏等;声音形式的符号,如呼叫声、欢呼声、吟诵声、歌唱声、响器敲击声、舞蹈节奏声、音乐演奏声等。构成了一场视听的狂欢。

公共文化篇2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 公共数字文化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基本文化权益

中图分类号:G25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7-0021-02

一、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背景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是新时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与核心业务,也是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文文化服务能力的重要途径。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文化部、财政部于2011年11月共同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十二五”时期重点实施公共数字文化惠民工程,全面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制度体系、网络体系、资源体系、管理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公共数字文化供给能力,创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机制[1]。这个文件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提供了宏观指导和政策支撑。党的十报告强调:“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到2020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因此,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尤其需要加强统筹,协调发展,全面提升服务效能,满足城乡群众读书看报、看电视、听广播、文化鉴赏、文化休闲等基本文化需求。

二、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是提高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先进文化占领新媒体阵地的客观要求。加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切实保障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环境下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可更好地满足城乡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近年来,兴义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为宗旨,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积极参与国家实施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程,以未成年人、老年人、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依托国家数字图书馆和全国文化共享工程数字资源平台,结合数字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街道(社区)文化中心(室)建设工程,积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构建内容安全、服务规范、环境良好、覆盖广泛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有效提升了兴义市公共文化服务服务水平。

三、兴义市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发展现状

兴义市图书馆从2004年被列为全国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就开始思考探索如何利用文化共享工程平台及资源为广大城乡群众提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怎样开展文化共享工程工作?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全新的课题,没有标准的模式和成功的经验可借鉴。然而,兴义市图书馆抢抓机遇,不等不靠,在学习与实践中思考问题、摸索前进,积累经验、创新服务,积极参与国家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创造条件努力推进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建设及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主要体现有以下方面:

——加强学习,领会精神,清晰思路。通过学习,兴义市图书馆全体职工充分认识到:文化共享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一项文化惠民工程,是新形势下构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惠及千家万户的一项公共文化创新工程。兴义市图书馆要实现跨越发展,必须借助全国文化共享工程平台优势资源,加快推进数字图书馆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为传统服务模式下日趋弱化的图书馆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只有如此才能解决图书馆“购书困难、资源匮乏,门可罗雀、无所事事”的窘态!从而吸引广大读者走进图书馆,实现公共图书馆存在的社会价值。

——创新思路,大胆探索,打开局面。2007年,兴义市图书馆紧紧围绕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创新思路,大胆探索,采取以图书馆为主体,积极争取单位职工和社会力量参与支持等方式,筹措资金36万元,购置计算机85台/套,以及复印机、打印机等设施设备,组建开放了公共电子阅览室(主要为青少年学生、未成年人读者提供免费或优惠服务)、多媒体网络室(主要为成年人读者提供免费或优惠服务)、多功能视听室(主要为老年人、农民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读者提供免费服务)等服务窗口,积极开展专题讲座、免费播放影视片等活动,提供绿色网络文化服务,年均接待各类读者10万余人次,为传统服务模式下的公共图书馆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

——争取项目,落实经费,加快建设。2008年3月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被国家中心列入项目建设计划,总投资221.6万元。项目下达后,兴义市图书馆及时向州市文化主管部门领导汇报工作,积极争取州市配套项目资金共22.16万元,确保了工程建设顺利实施。2008年12月兴义市县级支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新增公共电子阅览室1个,读者端计算机35台(套),资源服务器4台,以及复印机、摄像机、数字投影播放器等设施设备。国家数字图书馆赠送了1.0TB的数字资源。截止2012年12月,兴义市图书馆(兴义市支中心)通过资源配送、卫星接收、自建购买等方式,整理数字资源约4.5TB,初步形成了图书期刊、舞台艺术、影视曲艺、知识讲座、农业科技、百科知识等数字资源库,为开展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数字文化服务提供了重要保障。

——加强管理,广泛合作,资源共享。2009年以来,兴义市支中心在省州市文化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团结带领全馆工作人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深入农村、社区、企业等基层服务点,开展技术指导、设备安装、资源下乡、业务培训等工作,建设完成村级基层服务点223个、企业基层服务点6个,建成乡镇(街道)、社区(机关、企业)公共电子阅览室32个,开展数字图书馆推广为每个点配送资源约1.0TB,基本满足了城乡群众的数字文化需求,受到了城乡基层群众和项目建设单位的普遍欢迎。例如,2009年兴义市图书馆开展“送图书、送资源、进社区、进企业”活动,协助中国电信黔西南分公司建成“职工书屋”服务点,安装公共电子阅览室计算机8台(套)、数字投影播放设备1台(套),配送数字图书馆资源1.5TB、整理加工图书文献5000余册等服务设施,搭建了企业职工学习休闲平台,为提升电信职工文化素质创造了条件。2010年3月,全国总工会授予中国电信黔西南分公司职工书屋“全国职工模范示范点”称号。为感谢兴义市图书馆给予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支持和帮助,该公司领导决定为兴义市支中心免除每年2万元的网络接入使用费,并免费升级兴义市图书馆网络接入带宽达20MB,同时免费提供技术服务。这也是文化共享工程“合作共建、资源共享”的优势体现。

——回顾成绩,展望未来,追求卓远。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群众文化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2011年以来,在省州市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兴义市图书馆坚持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服务原则,借助全国文化共享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设备和数字图书馆资源优势,传播弘扬先进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为建设完善兴义市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兴义和谐社会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截止2012年底,兴义市文化共享工程已建成兴义市支中心1个,乡(镇)基层服务点22个,村(社区)级基层服务点237个,企业(机关、学校)基层服务点6个,城乡公共电子阅览室32个,初步形成了市(县)级、乡(镇)和行政村(社区、企业)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完善了公共图书馆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全部实现免费开放,年均接待城乡群众20多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八年历程,一路走来。兴义市图书馆在推进全市文化共享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与数字图书馆建设工作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通过探索服务模式、创新服务手段,加强城乡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有效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与艰辛,但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9年4月,兴义市支中心获省文化厅表彰“全省文化共享工程工作先进单位”;2010年5月兴义市马岭镇、白碗窑镇等被表彰为“全省文化共享工程工作先进基层服务点”,兴义市支中心李仲元同志获省文化厅表彰“全省文化共享工程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四、结语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兴义市图书馆馆长李仲元同志在谈及新时期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工作时充满了激情、自豪与信心!“十二五”期间,兴义市图书馆全体职工将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模范带头、扎实工作,进一步加强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最大限度地满足城乡基层群众“求知识、求富裕、求健康、求快乐”的需求,为推进完善兴义市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文化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2011.11.

公共文化篇3

1.结合地域文化

确定邯郸城市公共艺术发展的目标和原则。邯郸城市公共艺术发展应深入挖掘邯郸城市文化主题所蕴涵的丰富文化内涵,突出邯郸城市公共艺术的独特魅力。以高艺术水准原则、高环境效益原则、持久性原则、公众参与原则打造有地域特色的城市空间。邯郸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为邯郸留下了很多历史典故和名胜古迹。在邯郸市公共艺术发展研究中,可以赵文化,时代文化为核心主题,并向下延伸形成整体的主题构成。打造出体现和承载邯郸本地区的文化精神和社会心理,并具有邯郸地方文化特色的公共艺术形式。建设成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层次分明、标识明晰、环境宜人的高品位公共艺术空间格局。

2.结合城市规划

定位发展结构。在发展结构中,本着突出城市特色、紧密结合邯郸城市用地功能和城市空间景观系统、以点带面逐层展开、紧密结合城市生活。在结合邯郸城市总体规划以及总体城市设计的基础上,将邯郸城市公共艺术发展结构定义为“六区、九带,多节点”的布局。这种布局结构将起到突出重点,以点连线,以线带面的整体作用。总之,邯郸城市公共艺术发展结构应结合城市总体设计及总体规划,并充分考虑城市的人文生态与空间的连续性与完整性,以形成整体而又丰富的空间层次。

二、发展策略建议

在研究中从邯郸历史传统文化、公共艺术区域策略、提升艺术作品品质计划等角度对邯郸城市公共艺术发展进行了多方位的思考并参考多城市公共艺术发展策略研究,总结邯郸城市公共艺术发展策略思路为:

1.深度挖掘历史传统文化

使公共艺术作品能够体现邯郸地域文化,并通过公共艺术作品的公共性让民众能够感受到文化气息并传承传统文化精神,加强邯郸市历史文化名城的地域特点。对于公共艺术区的策略,以邯郸市城市发展规划为基础。在老城区突出传统文化,在新区注重传统文化和新区发展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同时,结合城市景观轴线和景观节点规划公共艺术品的设计。形成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的城市公共艺术发展策略。

2.公共艺术实施措施

公共文化篇4

无锡新区针对传统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种种缺憾,探索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外包模式,实行社会化运作,倡导人性化服务,加强制度化监管,提高了服务效益和利用率,实现了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由服务向购买服务的角色转换,走出了一条特色的社会化运作之路。无锡新区在图书馆的建设、管理、运行和服务中,通过公开招标,外包给了图书馆建设管理方面的专业公司。在文化馆的建设上,无锡新区公开招标承包方。中标公司严格按照要求,配备好各艺术门类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实行免费开放,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展览、对外交流活动,实现了建设标准化、成本细节化和管理规范化。此外,无锡新区在政府购买过程中还强调制度化监管。成立了由财政、审计、纪委、市文化行政部门组成的考核小组,对外包公司的业务进行考核。同时,政府聘请了第三方对两馆的服务人群、服务单位进行抽样调查和暗访。通过把监管落实为可见可控的考核制度对服务外包进行监管,避免“一包了之”,服务商在制度化的监管下,唯有把功夫下在提高服务质量上、真正让群众满意,才不至于被淘汰。

二.浙江省温州市:推进法人治理结构改革

作为浙江文化系统首家成立理事会的单位,温州市图书馆对推动全省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工作发挥了积极示范作用。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理事会理事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为了真正吸纳社会人士参与图书馆管理,温州市图书馆以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的方式吸引各阶层市民代表加入理事队伍,以确保理事会成员结构的多元性、来源的广泛性、身份的公开性和公众的参与性。二是理事会理事中社会代表比例大。在理事会全部13名理事中,通过社会公开招募的理事占到了10席。这不仅是温州市图书馆在理事会改革工作中对自身的一大突破,也是目前全国文化事业单位推进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进程中的一大突破。三是由社会公开招募的理事代表担任理事会理事长,主管部门委派代表与图书馆代表不能作为理事长当选。四是理事会在图书馆建设发展规划、重大项目、重要服务、大项经费开支、薪酬分配等事项上享有重大事项决策权。通过以上四项突破和创新,温州市图书馆实现了政府与图书馆的“管办分离”,既保证了政府作为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出资方对图书馆的有效领导,也实现了图书馆利益相关群体的共同治理,同时也激发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积极性。

三.佛山市顺德区: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在学习和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地法定机构的成功经验和管理精髓的基础上,顺德在整合区文体旅游局部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以及区文化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顺德演艺中心等机构职能基础上,成立了顺德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使得政府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等不同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能定位更加准确,权力责任更加明晰。其主要做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新定位政府职能。按照政府瘦身、社会参与、权责明晰、协调共治的原则,明确政府部门主要职能是制定政策和监督执行,将一部分操作性、事务性的工作交由法定机构去承担。改革中,区文体旅游局将多项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二是规范事业单位管理。顺德区文化馆一方面作为事业单位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也建立起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明确与政府部门的权力责任边界,形成“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局面。三是盘活区属文化设施。通过法定机构改革,赋予了顺德演艺中心独立法人地位,按照“政府部门指导+公益性演出为主+市场化运作配套”的定位,自主开展经营管理。通过改革,顺德区在普及推广全区文化艺术、打造文艺精品、培养文艺人才等工作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开端。顺德区文艺演出和培训数量显著增加,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明显提高,文化资源配置更贴近社会需求。

四.结论

公共文化篇5

1.1充分利用文化特色,举办免费特色公益讲座广安市位于四川东部,呈扇形分布于川中丘陵与平行岭谷两大地形区之间,是三峡库区发展的接力带,有“川东门户”之称。广安建市时间不长,但受“伟人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影响,巴蜀文化、民间文化等文化风貌在各种图书资料、音像资料及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影响着城市生态文化的发展。该馆利用优势特点,以敏锐的眼光,挖掘社会各种力量,聘请专家学者举办讲座。其中影响最为突出的是少华《谁是我》顺利人生讲座、卓越论剑———张召忠国际形势与军事热点和与市委宣传部联合开展的賨州讲坛(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等,所开展的讲座既让市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又为市民提供了多渠道获取文化信息、享受精品文化的服务,得到广大市民一致好评。

1.2精心策划,推出系列特色专题展览服务展览在传播信息、弘扬文化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市级公共图书馆常年举办各种中小型展览可以更好地体现其作为地区文化中心的功能作用。邓小平图书馆于2004年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展出《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邓林摄影作品展》,展出期间,每天接待观众2000余人,100页的观众留言簿写满了三大本,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与此同时,征集社会名家收藏的精品(字、画等多种艺术品)汇聚展出。并力求形式多样、突出品位,高起点、高标准,确保展览质量、展览效果达到一流水准。“谭晓风个人书画展”、“川东北老年书法作品展”、“首届全国农民摄影展”、“文物图片暨民间艺术品收藏展”、“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建市10周年成就展”、“邓小平生平业绩图片展”、“诺贝尔百年科学奖图片展”、“大型海洋生物科普展”、“走进上海世博会图片展”等展览都深受市民欢迎。截至2013年12月底,已先后成功举办了60余场展览,观展人数达80余万。除了定期举办各类展览,该馆还举办各种讲座、座谈会,努力打造“以展促藏、以藏推展”的服务模式,为广大市民提供多渠道获取文化信息的服务,从而提高了图书馆社会服务能力、传递了人类智慧与精神文明,为市民摄取正能量知识提供了丰富资源与宝贵场所。

1.3汇集社会资源,开展多元化公共服务市级公共图书馆在深化开展延伸服务时,应寻求两个突破:首先是改变传统服务方式,探索出真正满足市民需要的服务模式;其次是突破资源单一的局限,挖掘社会资源,建立共享平台,开展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2010年8月,为传承民族文化艺术,培育广安后继书法人才,该馆与广安市书法家协会联合创办了“广安市青少年书法精英培训基地”,该培训基地是纯公益性的,管理正规,由广安市知名书法老师授课。培训对象是全市青少年及书法爱好者。2011年,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7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邓小平研究中心、邓小平故里管理局、邓小平图书馆联合举办“学习邓小平理论,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理论研讨会,邓小平图书馆组织专人向全国近300名邓小平理论研究专家、各高等院校、各级党校、省级社科院(社科联)、各省党史研究室、省委宣传部等发送邀请函近500封、电子邮件300封,共收到全国各地论文148篇,会议分组讨论中,来自全国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争相发言,学术氛围浓厚,该馆充分发挥了“邓小平研究中心”邓小平文献资料丰富的优势。现每年利用这个文化传播平台,集各方智慧,提供一个研习邓小平理论以及广安人文、历史、社会、文化的平台,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普及,使外来人和广安人更了解广安,促使广安人更积极自觉地使用家乡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家乡的建设更好地服务。每年暑假还定期开展计算机基础知识等培训,引导青少年安全、健康地利用网上资源等。通过举办各类公益培训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享受图书馆,使图书馆成为青少年读者的“第二课堂”,充分发挥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2、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2.1与媒体合作,营造文化氛围近年来,该图书馆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利用各级新闻媒体、固定专栏、图书馆网站、《广安图情》,以及编印并广泛发送《邓小平图书馆宣传画册(折页)》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发挥舆论的导向和激励作用,不断提高邓小平图书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几年来,仅在《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网、《四川日报》、四川电视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精神文明报》、《华西都市报》等各类媒体刊播宣传该馆的稿件达300余篇(条),树立了伟人图书馆的良好形象,为深入开展服务工作营造了良好氛围。

2.2开发数字资源,扩大服务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资源的不断丰富,读者对现代化文献信息的查询、获取、利用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加大。各级图书馆都在积极开展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和数字图书馆建设。国家也极其重视基层文化建设和投入,使文化服务覆盖城镇、乡村和社区群众的文化生活。该馆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资源对邓小平图书馆特色馆藏即邓小平文献资料和广安地方文献进行数字化,自行开发了“邓小平专题数据库”、“广安历史名人”、“广安大事记”、“广安旅游与特产”等数据库,建立了邓小平图书馆数字资源数据库,使市民在邓小平图书馆网站上就能轻松查找到有关邓小平的文献以及广安地域文化的信息。为满足广大市民的文化需求,该馆每年还在有限的购书经费中设置专款用于购买电子图书。相继购买了《超星电子图书数据库》、《CNKI数据库》、《人民日报》电子版报纸等数字馆藏资源,为读者提供了方便的阅读条件。邓小平图书馆还对一些名人的讲话、讲座和一些精品展览进行录像,然后进行编辑、加工,制作成多媒体系列光盘,在社区、部队、学校、农村等场所以放“坝坝”电影的形式进行巡回展播,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既给市民提供了优质的文化服务,又丰富了图书馆自身的馆藏数据库资源。

2.3融入社会,扩大图书馆服务辐射面怎样才能将服务延伸至城市中各个阶层和不同的社会群体之中,是公共图书馆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邓小平图书馆加强与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联络协调,为缓解群众借书难的问题,该馆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辐射性的服务网络,将服务触角延伸到行业、社区、学校和农村,该馆在广安市五区市县图书馆均开设了邓小平图书馆分馆,并在党政机关、部队、看守所、企业、学校、社区新开办20余个“图书服务点”的基础上,又启动开展了“惠及百乡”送书活动,在五个区市县100余个偏远乡镇(村)建立图书服务点,送去的价值100余万元的各类图书5万余册,基本建立了覆盖全市城乡的图书服务网络,并定期更换新书。在2011年国家出台公共图书馆实行免费对外开放政策之前,就已在贫困户中,开展为贫困读者免费办理“图书借阅卡”活动,免费卡达2000张。使这些市民也同样拥有了阅读的权利并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开展免费赠送“网络读书卡”等活动,扩大了服务辐射面,覆盖了地区每个角落。无论是“4·23世界读书日”、“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还是“惠及百乡送书活动”、“读丁华阿姨捐赠图书有感有奖征文比赛”、“邓小平生平业绩及相关理论知识抢答赛”、“教会孩子学习与生活”公益性专题讲座、“百姓话题”法律知识专题讲座、“我为读者找好书,我为好书找读者”等各项活动,邓小平图书馆都做到了出新求变、独具创意,在服务的组织形式上从社会公众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转变;活动载体从馆内资源向社会资源延伸,活动受众从图书馆持证读者到广大市民扩散;活动项目从读书学习向科教文体多方面拓展;活动影响从亮点出彩向经常化、正常化不断提升。从2006年起,每年读书日期间,该馆都将在学校、社区或分馆以及本馆召开读者座谈会暨书评获奖作品表彰会,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3、结语

公共文化篇6

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惑,那就是我们的公共文化活动究竟是为了什么?这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简单而言,公共文化活动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权利而主办的,公共文化权利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础和终极目标,也就是说,公共文化活动应该以人民群众、以实现公众的文化权利为第一目标。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我们却往往背道而驰。我们的公共文化活动,有许多的是为了上级所布置的某项工作任务,或者为了配合某些经济的或者其他的什么活动。不是说公共文化活动和这些活动没有关系,事实上,它们之间的联系往往是天生的,难以割舍的。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在配合这些活动的同时,或者终止了我们正常的公共文化活动,或者将本应该投入到正常的公共文化活动的各项资源被这些活动所挤占,从而导致公共文化活动成为经济等各项活动的附庸,失去了公共文化在政府文化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使得人民群众应该享受到的公共文化难以得到保障。

公共文化服务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而提出的,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它主要是强调作为一个人民的政府的社会责任、义务和历史使命之所在。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标志着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标志着其科学技术的先进程度、更标志着其社会的进步程度。只有保持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程度的高水平,才能够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一个富足、安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首先满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需要,为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提高全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提供保障。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保证全体民众享受到基本的精神文化产品(服务),保障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权益。保证人民基本的文化权益是对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的基本要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就是要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除生存权外的基本的文化权利,实现其最基本的文化需求。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满足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需求,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提供保障。民族文化的特色及传承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基本的条件,因此保护人类历史文化遗存、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发展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责任与义务。

在实际工作中,要保障公共文化活动的正常进行,我们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人民群众是我们服务的主体,是我们各种公共文化服务的“顾客”、“上帝”。

这不仅仅是从一般的,为人民服务的角度讲,其中还包含着经济的成分。从经济的角度,公共文化活动的资金来源于政府的拨款,实际的来源是纳税人的税款,活动的买单者是全体纳税人。在参与活动的时候他们似乎享受的是免费的或低价的服务,其实,他们在纳税的同时也就订购了各种公共服务,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因此,享受这种免费的公共文化活动是天经地义的,并且应该享受到的是高质量的、贵宾级的服务。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体现出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决不能因为公共文化活动是免费的或低价的文化活动,我们就降低我们的活动质量、服务标准。

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是全体人民群众,要照顾到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

由于我们长期以来群众文化工作的习惯,在群众文化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更多地强调群众文化人群非职业化、由群众文化爱好者所组成等特征,沿袭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中,也往往忽略了我们所要面对的人群是全体人民群众,我们所要服务的应该是所有民众,而不仅仅是有时间并愿意参加我们活动的“银发一族”,或者“群众文化骨干”。此外,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因素,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欠了很多账,导致大量文化贫困群体的存在,今天,国家和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来补偿这些文化债务。但在补偿这些债务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更大的公共文化需求主体,不只是文化贫困群体需要公共文化服务。不要在满足文化贫困群体的同时,又造成新的公共文化服务盲区。

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是分层次、多元化的,不能以单一的活动提供给所有的人。

今天的公共文化服务面临的需求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一方面,文化发展的多样化,导致了需求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服务对象的多样化也导致了需求的多样化。把“大秧歌”送给“白领小资”和把歌剧、芭蕾送给农民工同样不合时宜,因此,如何丰富我们的公共文化产品,繁荣公共文化活动,成为政府文化部门、公共文化服务者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还死抱着原来那些简单的服务方式和传统的节目活动,只能是最终被人民群众所抛弃,而达不到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

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方式应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公共文化篇7

内蒙古地区共有101个县,其中21个市辖区、11个县级市、17个县、49个旗、3个自治旗。内蒙古自治区现有乡镇苏木641个,文化站848个,嘎查村12215个,农村牧区人口约1360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59.1%。全区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中,县域公共文化服务是完善的关键层面。

(一)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近年间内蒙古地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制度、项目工程以及运行机制等各方面得以实施运转,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在自治区自上而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旗县的公共文化建设也获得了一定发展。

(二)公众公共文化生活日益改善

随着地区经济文化的深入发展,县域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进步,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注重服务内容的多样性、提供主体的多元化和提供方式的创新性,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草原(农家)书屋、农村牧区电影放映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重点文物保护、基层两馆建设等一大批重大文化工程和项目得以推进。区内各类表演团体面向基层也开展了大量的文艺演出。从地方来看,公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县本地在传统节日组织开展规模较大的庆祝活动,也举办一系列的群众文化体育活动,以及举办旨在打造地方文化品牌的特色节庆活动。从公众个人来看,文化需求日益变化,文化诉求及参与文化活动的意愿都在不断提升。

二、内蒙古县域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困境

县域公共文化服务对于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提升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在肯定内蒙古公共文化服务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县域的公共文化服务上存在的不足。

(一)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经费投入不足

近年来,尽管全区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逐年增加,但由于财政投入总量不多,文化事业建设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仍相当普遍。由于经费缺乏制度性保障,大多数旗县的文化单位处于低水平的维持状态。全区人均藏书量和购书费均低于人均全国平均水平,多个旗县图书馆没有专门的购书经费。还有,大多旗县文化馆(站)由于业务经费欠缺,每年只能在春节开展一次元宵文化活动;有的乡镇文化站基本活动有时都难以保证。

(二)公共文化各类设施设备还不够完善

国家对于图书馆和文化馆场所的面积标准最低是1500平方米和2000平方米,全区62个图书馆和58个文化馆的场所面积不达标。全区11224个嘎查村有文化室6850个,但面积达到100平米以上的仅有1253个。旗县剧场缺乏,全区只有8个旗县有剧场、影剧院,大部分旗政府所在地都没有专业的演出场地,文艺演出活动受到演出场地的限制。目前73支旗县级乌兰牧骑,现有办公和排练场所面积不足2000平方米的有17支,不足1000平方米的有18支。

(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低文化机构服务水平和服务

能力不强,人员专业素质低,工作方式保守落后,文化创新意识弱,难以满足公众文化需求。如乡镇文化站专职人员及有特长人员少,缺乏专职管理人员,高素质的具有领军能力的专业人才尤其匮乏。同时,缺乏有效的培训机制,培训资金匮乏,难以提供专业培训。一些基层服务人员长期受编制和薪资待遇问题困扰,影响正常的工作和服务水平。

(四)城乡间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均衡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公共文化发展不平衡。城市聚集着大部分的公共文化资源,而一些偏远的、经济发展较差的农村牧区,缺乏最基本的文化服务,农牧民基本文化权益无法保障。呼和、包头和鄂尔多斯地区公共文化资源拥有量占全区一半以上,再除去各盟市政府所在地占有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留给县级政府和乡镇基层的就更少了。由此导致城镇与乡村牧区文化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三、完善和加强内蒙古县域公共文化服务的现实途径

(一)增加政府经费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专项发展资金,解决旗县图书馆、文化馆没有独立财务的问题。切实将新增文化经费主要用于基层,不断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牧区的范围,逐步建立和完善公共文化投入机制。加大对县域地区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和文化室的建设力度,进一步提高文化设施建设的覆盖率和达标率,形成具备各种功能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根据苏木乡镇服务人口数量,建设符合其标准的综合文化站,并且配备相应的技术服务设备以及图书、报刊、棋类、球类等文体游艺设备。

(二)加大重大文化工程实施力度,增加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总量

推进农村文化建设重点工程,发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乡镇综合文化站、草原书屋、农村牧区电影放映等多项惠农工程的独特作用,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差距。吸纳各方力量,改善、提升基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条件和服务水准,增加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总量。

1.推进实施文化共享工程以内蒙古地区民族特色数字资源建设为核心,以贫困基层服务网点建设为重点,依托各级图书馆以及县域地区的文化站,形成具有丰富资源、先进技术、便捷服务的覆盖城乡的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并努力实现“村村通”。提高共享工程的利用率,让更多的基层群众可以通过基层服务点使用文化信息资源及享受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美术馆的资源服务。

2.鼓励农民自办文化支持农民群众通过自筹资金,兴办农家书屋、民间剧团、电影放映队、文化大院等,实现自我管理,对业绩突出的民办文化机构,政府予以资助、表彰和奖励。培养和激励“乡土艺术家”,在发展农村文化方面成为带头人。把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村作为重点,积极开展健康的传统集体文化娱乐活动,发展适宜地方的现代文化项目。

3.推进流动文化服务工程为图书馆、文化馆和乡镇文化站配备多功能的文化服务车和电影放映车,以利于提供开展政策宣传、影视放映、文艺演出、展览、图书销售和借阅、科普宣传、科技宣传为一体的流动文化服务,为县域群众提供生产和生活中需要的文化服务内容和形式。

(三)完善和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作机制

1.实现公共文化活动内容和方式的多元化创新在举办文化活动时,应坚持以人为本,根据区域特色,挖掘和培育有特色的地区文化,树立地区文化形象。高度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内蒙古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提供过程中,充分利用已有的文化资源,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形式,实现“以需定供”的文化配送机制,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以不同的方式和主体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针对不同的人群,提供不同的服务活动项目,从而满足不同特点地区和人群的需求。

2.吸收多方的力量,形成城乡区域间优势互补的互动促进机制在政策和投入等方面向农村倾斜,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地区间公共文化发展差异。建立城乡共同发展和互利双赢的统筹机制,以城市辐射带动城镇和农村的发展。要注重城区文化设施的延伸功能,市区县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等文化设施的开放要向乡村拓展,加快文体设施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同时要改进“三下乡”办法,实现送文化下乡活动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文化下乡应与公众需求对接,确保实效。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城乡之间结对帮扶、共建,使城市文化下乡,农村文化进城,双向助推农村文化事业和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发展。

(四)转变政府文化职能,健全相关文化制度

1.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随着中国政府整体的转型,自治区政府应该整合各级政府部门的文化职能,提高文化服务的创新意识,改善文化行政部门管理和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切实扭转文化管理部门职能“错位”、“缺位”和“越位”的问题,把政府传统的以行政管理职能转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建立政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团体积极参与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2.完善文化法规体系,推进文化事业发展要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职责,不断完善文化政策法规体系,促进文化事业的顺利发展。尤其要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制定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相关规划、政策和措施,为当前经济条件下文化的发展提供各项法律保障。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规范执法行为,切实把文化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深入开展文化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依法行政、守法经营和维护文化权益的自觉性,为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文化事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3.建立健全县域公共文化服务覆盖考核办法制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和绩效评估机制,有利于研究制定统一的管理办法及服务标准,对于地方各级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和设备建设的具体标准,以及其应提供的服务项目和内容等,都可以做出明确详尽的规定,这种做法的益处是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便于基层落实执行,并引导政府及文化单位逐步建立正确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观。如浙江在2010年推出了首个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指标体系;山东省建立了县域公共文化服务覆盖率考核表,类似做法的地区还有上海、浙江嘉兴等。所以,内蒙古可以在当前国家和地区已有的考核标准基础上,借鉴其他地区的成熟做法,将县域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体系化,分别制定考核标准进行考察。

(五)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公共文化篇8

    公共艺术是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产物,要能够体现一定的形式美的原则和功能。例如:1979年9月落成的,由张仃先生主持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大型工笔重彩壁画《哪吒闹海》和袁运甫先生创作的《泼水节》大型壁画群,标志着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创作人文精神新时代的到来,是公共艺术感应社会脉搏并影响时代进程的一次集中体现。艺术家在面对国家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和变迁背景下,用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展示了一个国家新文化时代的复苏,激活了文化的社会功能,发挥着独特的社会作用。体现了一批艺术工作者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以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融合的文化自觉意识。改革开放后,公共艺术创作逐渐展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内涵。反映了中国文化寻求开放,努力探索创新,逐渐确立本土文化特色,增强自信,加强文化主体意识的进程。随着国家的迅速发展,社会环境的改变,艺术与生活、与大众的关系也日渐紧密起来,公共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例如:2000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为“东方绿舟”创作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在表现形式上,“东方绿舟”公共艺术创作更注重环境、建筑与城市化生活的紧密联系。无论从表现手段到制造工艺,都呈现出多样化、丰富性和产业化的趋势。也体现了上海作为代表中国经济、文化、科技“领航”城市,为了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一次全新的探索,为城市文化建设和青少年教育发展模式进行了积极的开拓和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公共艺术发展,反映了中国文化寻求开放,努力探索创新,遵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基本文化秩序。逐渐确立本土文化特色,增强自信,加强文化主体意识的进程。

    2公共艺术的城市文化建设

    当今的公共艺术活动,应该建立一个体系。要以文化艺术的角度来叙述中国人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应该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从而在公共艺术创作中自由体现出对文化的自觉。始于2006年的上海“现场张江”大型公共艺术活动,目的在于以张江高科技园区作为公共艺术的现场,将公共艺术的概念融入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致力于开展都市公共艺术为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提升城市人文环境品位,打造城市区域特色文化。2006年“城市进行式?现场张江”活动选取的是城市发展的课题,集结中国两岸四地(内地、港、澳、台)当代文化界跨学科领域多股重要力量,共同撰写艺术与科学间有意味的对话。2007年以“诗意的停?流”为主题的公共艺术活动则十分注重艺术作品的“实用性”、材料的“永久性”和参与艺术家的“国际性”。2008年“现场张江”的主题为“悬浮特快”,不仅与上海双年展的主题“快城快客”相衔接,还与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相呼应,更体现出当地高科技园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对于人的生存和“人的城市化”双重的深切关怀。其指导思想是“立足张江、表现上海、宣传中国”和“服务社区、营建家园、塑造城市”。作为城市文化建设内容之一的公共艺术已经成为当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一种十分重要的当代文化现象,代表了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公众、艺术与社会等关系的一种新的取向。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促进社区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作为中间人的城市管理机构有责任有义务加强公共艺术的宣传,在社区、公众、艺术家之间进行组织、斡旋、调和。特别是公共机构更应为公众与艺术家创造有利的条件,否则,公共艺术就不称其为公共艺术,艺术也就发挥不了它对公众应有的作用。艺术与文化从来都是整个社会完整系统的一部分,从不孤立存在于社会系统之外。因此,现代公共艺术的运作机制必须服从经济规律、市场规律。信息时代,纯艺术与纯设计越来越体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即设计艺术化、艺术设计化,学科交叉所形成的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正是这种趋势的集中体现。首先,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这就为在提升公共空间艺术、文化品位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其次,国民文化教育水平与民主意识的不断提升,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功能和文化需求得到提高。

公共文化篇9

[关键词]哈尔滨;公共艺术;本土文化;发展

“公共艺术”一词对于人们已不再陌生,它不是一种艺术形式,也不是一种统一的流派、风格,而是存在于公共空间的艺术,是能够在当代文化的意义上与社会公众发生关系的一种思想方式,是体现公共空间民主、开放、交流、共享的一种精神和态度。公共艺术这个概念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形态,也不在于采用什么方式,最主要的是公共艺术要体现一定的价值取向和表达公众精神。公共艺术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来实现,诸如建筑、雕塑、绘画、摄影、书法,园林景观、公共设施等,也可以是装置艺术、影像艺术、行为艺术、表演艺术、展示艺术等。现代都市公共艺术及本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业已成为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一、以城市本土文化为底蕴,构建公共艺术的灵魂

一个地区文化艺术的长足发展,必须有自己的主流和灵魂。哈尔滨一向素有“冰城”之称,哈尔滨市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城市丰富的冰雪资源,冰雪文化成为哈尔滨城市人文地理特征的标识,形成哈尔滨市本土文化的底蕴。自1963年举办第一届冰灯游园会至今,经过40余年的磨砺与锤炼,冰雪艺术已日臻成熟,现已成为一支举世瞩目的艺术奇葩。尤其近年来,冰雪艺术的发展,形成了哈尔滨市公共艺术发展的特色之路。冰雪艺术向人们传达着各种思想和理念,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它不仅体现了浓厚的北方特色,同时也展示了哈尔滨公共艺术的风采,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展现了哈尔滨的本土文化,构成哈尔滨市公共艺术的灵魂,并带动哈尔滨的经济繁荣,提升了哈尔滨在世界的知名度。

二、以风情万种的异国情调为点缀,构建丰富多彩的艺术氛围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窗口。因中东铁路而繁荣起来的哈尔滨,其版图上除了有一批原汁原味的俄式建筑外,还有新艺术运动、巴洛克、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哥特式等风格的建筑。因此哈尔滨被称为“建筑艺术博物馆”。始建于1907年的圣・索非亚教堂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具有典型的拜占廷式建筑风格,它富丽堂皇、典雅超俗、宏伟壮观。哈尔滨中央大街号称哈尔滨第一街,建于1898年,整条大街就是一条建筑艺术长廊。这条百年老街上,建有欧式及仿欧式建筑70余栋,其中保护性建筑10余栋,代表着文艺复兴、折中主义、新艺术运动和后现代等多种建筑风格,因此哈尔滨亦有“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之称。由此可见,哈尔滨的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除体现本土文化底蕴外,还综合了古今中外的艺术特色,它正以立足本土,汇融中西,广取博收,海纳百川的品格,对文化传统和中外艺术思潮关注、吸收、溶解、消化,逐渐形成一种具有地域特色和异国情调的哈尔滨城市文化艺术。

三、以朴实浓厚的生活气息为灵魂,构建人文特色的群众艺术

公共艺术创意之初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起与公众亲和、密切相融而生动的观赏模式,使观者和介入者能够在情感上产生愉悦和共鸣,从而使公共艺术成为缓解城市居民由于工作、生活的快节奏所引起的疲劳一种公众性的生活的艺术”。城市雕塑作为公共艺术的一种代表性形式,更要注重其亲和力的表现。雕塑的亲和力主要表现在强调雕塑作品与社会生活的融洽,强调作品与普通人生活情感的表达,从而让观者与创作者实现心灵和情感上的互通。哈尔滨的雕塑艺术家深深地领会了这一艺术精髓,沿中央大街设计并制作了许多生活小品雕塑,如“夜色多美好”、“小提琴演奏”、“街头画师”等,它们面部表情丰富,动作自然,使人们在休闲购物的同时感受轻松、愉悦,充分的体现了人文关怀。

四、以拼搏向上的乐观精神为导向,构建积极向上的艺术珍品

哈尔滨龙塔作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高钢塔,是哈尔滨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的设计与落成,体现了哈尔滨人的智慧和实力。龙塔的结构与内部设计,在展现设计的技术含量、艺术修养独具匠心的同时,更将中国人飞天的理想,通过极富现代感的钢构建筑的形式表达出来。龙塔的落成,促进了哈尔滨向国际化大城市发展的进程。

位于松花江边的“防洪纪念塔”。展现了哈尔滨人不畏艰险、拼搏向上的精神,其整体结构由圆柱体的塔身和附属的半圆形回廊组成,塔高13米,古罗马式回廊高7米,协调壮观。塔身浮雕描绘战胜洪水的生动历史情节。

当然,哈尔滨市乃至于全国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如形式和材质比较单一,对本土文化的体现和展示不够,没有充分体现人文精神等。但是,只要我们在城市建设中充分能够充分挖掘城市本土文化底蕴,按照艺术发展的规律去发展城市公共艺术,城市本土文化将得到发展和升华,城市公共艺术将得到进步和提升,而城市形象将更加具备本土文化气息及公共艺术特质。

[参考文献]

[1]陈连富.城市雕塑环境艺术[M].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97.

[2] 孙振华.什么是公共艺术[J].雕塑,2002,(4).

[3] 赵海云,李道刚.漫画黑龙江[J].两岸关系,2004,(7).

[4] 王满.雕塑在城市公共艺术中空间特征[J].雕塑,2005,(2).

公共文化篇10

关键词:全球化,公共行政,国家

作者:阿里·法拉兹曼得(AliFalazmand),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FloridaAtlantic)大学公共行政学院教授。

译者:曾峻,上海行政学院行政学教研部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校者:朱华,上海行政学院教授,科研处处长导言关于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的各种看法全球化的成因全球化的后果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导言

新千年到来之机,一种新文明正展露曙光。有关这种文明特性的变化已经成为诸多研究的主题,例如,亨廷顿谈到了“文明的冲突”,福山预言了“历史与人的终结”,科尔宾则宣称要“回归中世纪”。文明的这一变化的标记是全球化的进程,这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一体化和各种引人瞩目的成就,并激发了至少两种不同的思想回应。

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跨国公司的成长尤其是它“与国家无关”(state-indifferent)的性质,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已经使国家变得无足轻重、甚至多余;有些人甚至认为工作和公共行政已经终结。另一些人则相信,全球资本主义导致了超国家管理机构的出现,它们即便没有取代疆域性的民族国家,也成为民族国家的重要补充。还有一些人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也侵蚀了共同体意识和城市权力结构,造成了城市职业的丧失。他们警告说,超国家管理机构加深了欠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加重了它们的财政危机,在这些国家引发了严重的统治困难。

另一方面,一些公共行政管理者和公共政策分析家则预言,全球性公司将创造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即一个“地球村”、一个实行“全球性管理”的“世界政府”。部分理论家甚至试图提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全球性质的公共行政理论。其他人则竭力反驳国家终结的观点,为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应的公共行政辩护。赫斯特和汤普森(HirstandThompson)、佐兹曼(Zysman)、波易尔和多齐(BoyerandDrache)1996年的论著指出,全球化被夸大了,政府在一些关键性的管理功能上依旧举足轻重。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者也指出,“实际上,(国家)的不是被削弱,而是被强化了”。同样,在八十年代“把国家带回”到学科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米歇尔·曼恩(MichaelMamn)和塞得·斯考波尔(ThedaSkcopol)等,也始终怀疑国家从历史中消失的说法。

但是,后一类学者也认识到,全球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政府管理的性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及相关的许多超结构变革,如跨国界的权力结构,对公共行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几位社会科学家描述了国家权力和权威在质量与数量方面的“退却性转移”,他们分析了“从福利国家转变到竞争国家”、“空心国家”(thehollowstate)或者“法人国家”(thecorporatestate)的过渡性特征,这种转变是国家为了“适应、塑造和控制不断增长的国际政治、经济渗透”而作出的努力。

本文把全球主义和全球化视为一种在连续性的宽泛框架内的历史变迁所产生的现象,这些现象是晚近资本主义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产物,也是全球层次财富快速积累动态特征的产物。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最新的动态特征是从早期的偏重生产资本转向了偏重金融资本、从国内资本主义转向了全球资本主义。变革与连续性是社会经济制度辩证发展的特征。始于“二战”结束、在70年代加速的几十年的质变与量变,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相应的治理与行政结构、组织的性质。

我认为,全球化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其中包括剩余资本积累、国家、国内束缚、信息技术、国际组织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全球化又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公共行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当国家与行政核心部分保持广义的连续性的同时,随全球化而来的那些重大变革发生了,它们改变了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性质,即从传统的福利型行政国家变成了法人型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需要国家,国家也不会独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这两方面的精英在全球化进程中协同作战,因为全球化也同时造福资本主义和国家。

下面的探讨在四个部分中展开:第一部分展示有关全球化和新世界秩序概念的各种看法,第二部分考察全球化的成因,第三部分讨论全球资本主义对国家和公共行政的影响,重点是在总体上探讨国家性质和角色变化并专门探讨一下行政性国家。在第四部分,陈述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各种意义,给各国公共行政管理者提出建议。

[NextPage]

关于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的各种看法

世界秩序并非一个新概念,但它的流行却是在“二战”以后。随着苏联改革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崛起——他呼吁重构世界、公开性、全球新思维、全面和平、超级大国的合作以及结束冷战,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又重新出现。1990年苏美两国首脑赫尔辛基会晤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今天,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化的概念成为许多严肃的研究的主题。但它们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世界新秩序表示的是一种“集体的世界安全体系,各国家和民族捐弃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和平共处”[1],“恪守各自的边界、维持集体的安全利益”[2]。海湾战争对世界新秩序的作用有据可查,布什宣称发动这场战争是“维护正义,惩罚错误”[3]。但是,苏联后,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包含了不同的含义,变得含糊不清了。

对不同的人群而言,全球化有不同的含意。经济学家把全球化看作是迈向完全一体化的世界市场的一步。部分政治学者把它视为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性国家的过程、世界秩序中非政府力量上升的过程。商学院的学者和咨询顾问们在“没有国界的世界”的意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还有一些人把全球化当作一种仅仅由私有企业而非政府推动的现象。所有这些看法都涉及到国界问题——“国家管辖权的领土划分及相关的治理、经济、一致性和共同体等问题”[4]。与公共行政有关的全球化含义有五六种,这里作简要的评论和估价。

作为国际化的全球化。这是对全球化狭义的理解,它把全球化当作身份和共同体扩展到国家权限之外的组织间不断加强的交互关系。这种理解并不新鲜,国际贸易、经济与政治等方面国家间的联系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加强了,国际关系领域不过更加突出而已。公共行政的国际化亦不新鲜,尽管它在“二战”后获得了新动力,其时美国和苏联都国际化了它们的卫星国及其相应的公共行政思想和实践。联合国和它的会员机构的兴起也促进了国际化。“比较行政团体”(ComparativeAdministrationGroup,CAG)的诞生和成长就是这种发展的产物。

作为国界开放的全球化。这意味着通过取消国家管制屏障和保护主义措施,实现大规模的国界开放,为快速的金融交易、通讯、贸易和文化联系提供便利。这样一个无国界的世界,特征就是统一的全球性经济、全球性政府、一致的全球性文化以及属于题中之义的公共行政。因特网和其他信息技术对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也起了作用。公共行政全球化的意思就是“全球性的观念和地域性的行为”;“新世界”、“地球村”、“全球性管理”等概念似乎突出了这类全球化的特征以及它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但是,把这类全球化等同于自由化则是有局限性的和不完善的。反官房学派*的学者(anticameralist)使用自由化这个词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辩护,19世纪的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使用这个词来反对中央集权的统制经济。在20世纪早期,具有自由倾向的国际主义者使用这个词来对抗均势原则,而超国家主义者则用这个词来反对国际关系中民族主义和国家方面的“现实主义者”的论调,那些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主义者的使命和社会主义者们的要求就不必再说了。

这类全球化概念也是多余的,因为针对新世界的国界自由化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特别是在那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卫星国家中,例如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三世界,管制、劳工和行政政策总是向操纵商业利润的跨国公司提供让步。“比较行政团体”和其他国际公共行政咨询组织在欠发达国家也一直相当活跃,比较与发展行政学方面的出版物提供了证明这种现象的大量文献。

作为一个过程的全球化。用政治经济的眼光看,这种理解不是把全球化当作一种现象,而是当作一个过程,一个持续了数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不间断的过程。但直到最近,它才因现代技术的有效性而强化起来,所以,这种理解也不新鲜。这种全球化的历史可以回溯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其标志是从早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晚期(垄断的)资本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推动,并带来了冷战白热化期间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1950—1970年)。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就其最内在的本质而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一种扩张性制度,它一旦生根,就会在内外两个方面成长、扩张。”[5]从1974—1975年经济衰退开始的三股潮流促进了全球层面上的资本积累,即:增长率下降、“垄断(或寡头垄断)跨国公司世界性的扩散”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6]。这种观点没有告诉我们国家和公共行政角色的变化,特别是在世界新秩序下的变化。

作为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基础在美国和西欧的自由民主全球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的信息(包括宣传)借助媒体、报纸、电脑和卫星通讯系统传遍世界,它们给其他国家提供了可仿效的理想的政治制度。自由、个人主义、自由企业和多元民主等关键词语是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典型代表。但是,这一全球化的规范性力量也许很重要、也很有效,却没有揭示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政治经济情况。

作为一种现象的全球化。这种观点把全球化看作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因果现象,认为全球化是70年代滞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为加速资本积累而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的结果。全球化对国家和其他组织造成了重大影响,即它们的疆界“不是被跨越或打开的,而是被超越的。这里,‘全球性’现象就是广泛的跨越并同时消解了地区性。地域距离和地域边界在这样的环境下意义不再重要,地球成了唯一的真正的‘地方’。”[7]这种全球化观点对于了解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的全球性变化是有用的,它还将世界视为一个地球村,并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这类观点对导致全球化的现代国家和公共行政的作用却重视不够,也没有指出在全球性的“地方”中,国家、制度内精英和公共行政的未来角色,更没有揭示出由下面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既作为超越现象又作为过程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观点认可并建立在前述几种观点之上,它把全球化看作全球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这是一个为了扩大资本积累而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新疆域、获得新机会的连续过程;同时它又把全球化看作一种由全球资本积累而引起的现象,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显露了它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其影响甚至被西方和日本等强国所感受到,在这些地方,即便不是所有、但也是大多数超级资本积累组织都拥有自己的基地,并得到它们所操纵的国家的支持。和那些几十年来深受多国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灾难性后果的第三世界不同,北半球的发达工业国的人民、组织和团体直到最近几年才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正是由全新的全球化过程所引起的性质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种变化还给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民族国家带来了“新的后果”。因此,这种全球化观点有新意,是对上述各种观点很好的补充,给全球化概念增加了新成分。这一观点把国家视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积极的制度性角色,能主动应付全球化带来各种影响,而其他因素例如信息技术也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在新的全球共同体中,行政性国家和公共行动中的角色,既被认为是原因,也被看作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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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成因

为了避免简单化,全球化的过程和现象在这里不仅仅是从发达资本主义意义上来理解,尽管这是一个主要的作用因素。事实上,有多种因素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其中包括公司剩余资本积累、主导性国家及其所属的官僚机构的作用、国内危机、人们不断高涨的期望值、国际组织和技术创新。

导致资本主义全球化最重要的因素是剩余资本的驱动力,几十年来,它跨越了区域、超越了国界;它在“二战”后加速、在70年代后达到新高、并在90年代到达了顶峰。剩余(或利润)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命脉,需要不惜任何代价持续扩张,因此是资本主义取之不尽的动力。全球化已经成为跨国公司(也称多国公司)的核心特征,几十年来这些公司占领了全球市场、

享受了欠发达国家廉价的劳动力。“新颖”之处仅在于资本积累的高速度和高比率,它们的实现得益于诸多机制,以及国家帮助下的公司在没有时空限制的全球范围内的灵活性。借用斯考尔特(Scholte)列举的原因,下面简要对这些因素加以解释。

全球市场。为寻求新市场、廉价劳动力和没有限制的生产地点,许多多国或跨国公司决定“走向全球”。从美国冰雪地带到反工会组织的南方阳光地带的移动仍在进行之中,它推动了资本的积累。但更多的美国公司发现全球化是更快速、更有利可图的战略选择。全球消费主义开始兴盛,那些遍布全球、握有大把钞票的消费者有能力“在同一时间购买相同的产品”;协调一致的公司联合研究与开发活动带来了个人公司所难以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为那些跨国公司以及支持它们的母国政府带来了很高的利润率和引人瞩目的转机。截止1989年,这些公司的广告费用已经达到2400亿美元,另有380亿美元花在了包装、设计和营销上。[8]1992年,英国和美国40家最大的广告公司几乎都设立了专门处理全球商务的部门[9]。《华尔街评论》写道,到了90年代,所有的法人公司均深信全球化“不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一件必需品。”

全球生产。由于能够降低成本,它取代了国内生产;而金融全球化使之变得容易,并为它提供了“全球性资源”,生产企业能够以此从世界各地获得生产要素和原材料。由于金融全球化,“公司落脚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地方的资源、在任何地方生产、销售到任何地方”成为可能。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全球性工厂”,不同的国家承担不同的生产活动,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消化与生产全球化相关的所有社会成本和外部成本。

全球商品化。各种新事物的商品化改变了全世界的社会与经济生活。传统的有形贸易和工业已经向崭新的、唯一的、截然不同的“无形”东西转变,它们适合全球消费者的胃口,比如乡村歌曲、文化和民族风情。

公司结构的重组。世界性公司的崛起与扩张引起了纵向和横向组织的重构,引起了全球层次上公司权力的集中和全球性统治阶级的出现。世界性公司的数量从1960年的3500家增长到1995年的40,000家,它们的销售额占全球商业总额的40%。[10]从纵向角度看,跨国企业间的战略联合数量已经上升,连续不断的世界性的企业并购浪潮形成了全方位的“融合”,1995年并购达6000起、价值2294亿美元。[11]实际上“兼并热”和“巨额兼并”潮流造就了全球性的核心组织和集权型的权力结构,最大的300家跨国公司控制着全世界70%的国外直接投资和全世界近三分之一的公司资产。[12]

这种全球集权型的公司结构又造就了全球性的“管理精英”和能在世界各地实实在在影响公共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组织精英”,他们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组织文化”:他们挑拨政府与政府对抗,策动或来平息那些对他们没有同情心的人发动的反政府暴乱。

全球货币与金融化。全球性货币不会效忠或依附于任何空间、任何民族或区域的人民。以前货币及发行主要是区域性的,是促进国内的就业、机会、商业活动和共同体的价值,与此不同,在银行电脑数码空间的作用下,全球货币和区域性金融的联系已经松弛了。1995年,“全世界9万多亿美元的银行资产属于非本国储户,且该国帐目处在外国发行的货币的掌握或控制中。”[13]在“数码政治”的帮助下,全球金融化步伐加快,改变了“信息时代权力的性质”。[14]

全球政府与行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和一个稳定的环境,它需要秩序和社会控制。那些处于全球性支配地位的政府特别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本世纪推动资本主义全球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在军事和安全系统方面耗费巨资,以保护和促进公司在欠发达国家和本国市场中的资本积累。他们在许多国家实行军事干涉,更替合法政府,建立或支持一些最具压迫性和最腐败的政权,如70年代的智利、50年代的伊朗和6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政府运用出神入化的通讯体系输出它们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以及自诩为理想模式的治理和行政制度。通过对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发动直接的和授权的干预战争和入侵活动,美国公司找到了自己利益所在,并将它说成是保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

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依靠强大的政府。资本主义的繁荣需要一个强壮的国家和行政体制,而有权势的工商业精英们却支配着政策过程、影响着政策的结果。为了避免资本主义遭受周期性的衰退,给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网络,市场的失败呼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现代国家通过公共开支,在加速资本主义发展和形成全球化的新世界秩序方面扮演了一个中枢式角色。可是,在公平问题上,现代国家尽管也花费了相当部分的预算来为福利国家提供经费,以维持社会和经济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却并不为公司精英所接受。

国内经济衰退。整个70年代资本主义受困于国内经济滑坡,典型标志是滞胀、能源危机、预算赤字、政治与总统危机、对企业和政府精英业绩的信任危机,以及普遍的组织松弛和管理水平下降。与这些问题相伴的还有公民抗税运动和公私部门里工会不断提高的工资要求。凡此种种国内难题又和伊朗、尼加拉瓜的革命对美国和欧洲施加的国际挑战混合在一起。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是,国家面临着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它难以对加速进行的资本积累有所作为,也难以改革已经引起“财政危机”、代价越来越高的社会福利体制[15]。这些事件反过来驱使更多的公司走向全球化。

民众预期的增长。大众特别是那些工会成员的预期已经提高,工会要求工作“产权”、要求更多地参与企业管理以及劳动者队伍中妇女作用的上升等等成为明显的事实。公司权力机构认为公私领域雇员的这些要求与赢利目标不一致。此外,由“平等就业机会法”引申出来的法律案件也刺激更多的公司去国外的全球性工厂去生产,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很少甚至没有法律约束。这些都促进了全球化。

技术创新。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和交通领域的发明以及因特网的出现,对全球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预言的那样,未来数码空间中的“购物天堂”,看起来能够提供一个地方,在那里“世界上一切商品都能通过因特网在家中购买”。[16]

联合国机构。联合国本身是全球化中的一个主要因素。70年代以来,它的一些关键性的会员组织如主要由“三边委员会”*支配和操纵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重要的国际援助,一直是全球化过程中有力的工具。在最近20年中,这些跨国组织在全球化中相当活跃,其手段是向那些竭力寻求国际援助的贫穷、落后的国家提出“结构调整”的要求。而结构调整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把政府管制、金融体制和行政组织等重大变革强加给这些国家。这些改革包括大规模的私有化和促进私有部门发展、消除贸易壁垒、对企业经营提供税收激励、实行有利于自由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法规、强调出口导向型生产及与经济发展相对的经济增长、缩小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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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后果

全球化方便了民众、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和协调,全球性的联系是人类进步史上迈出的积极的一大步。但是,全球化所营造的新型文明的基础却充满了诸多矛盾。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受到全球化相同的影响或产生相同的回应。在北美、东亚、西欧和澳大利亚,这一进程要比亚洲和欧洲其他部分、非洲、拉美发展得迅猛。不过,资本、政治、行政和文化的全球化确实对全部国家都产生了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于外。对我们来说,下面的讨论仅聚焦于全球化对政府和公共行政产生的影响,它对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及其公共行政产生的影响我们都将讨论。

国家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全球化不仅没有终结国家及其行政组织,将来也不会引起国家的弱化。作为社会政治身份的地域国家会象过去几千年一样继续存在。市场与政治、资本主义与国家、私人部门的管理与公共部门的管理之间仍然会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将继续存在,因为公共行政凭借着同样历经了几千年政治经济变革的官僚机构,与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文明紧密相伴、彼此促进。但是,全球化也导致现代国家的特征发生了重要变化,至少可以分辨出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区域性治理组织加强,它们的决定和行为规范与民族国家捆绑在一起、影响了后者的行政体制。

二是为了处理区域性和跨区域性事务,及在诸如全球环境预警、保持生态可持续发展等共同利益方面谋求合作,现代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大。在这里,地球村、全球环境和世界公民等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给所有的政府及其公共行政实践形成了压力。

三是所有政府都在处理国内、国际有关治理与行政管理的各种信息中,享受到了信息时代的好处,尽管欠发达国家还要落后一段时间。更值得一提的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增长,它们从地球直到外层空间都主宰着世界,结果出现的就是全球霸权。

四是政府作为私人部门合作伙伴和促进者的作用日益增长,但通常以牺牲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为代价。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政府的角色日益演变成给私人(公司)企业提供适合的、法律许可的环境”。

第五,对公共行政管理者来说,也许最重要的变化是行政性国家(administrativestate)从福利国家转变成了“法人国家”,或者“影子国家”(shallowstate)、“无关紧要的国家”(indifferentstate)、“契约国家”(contractingstate)、“企业家国家”(entrepreneurialstate)。与此相应,公共行政与管理的变化可以用这样一些概念来概括,如“管理主义”、“政治管理”、“新公共管理”和“空心国家”、“法人行政国家”。

同样,公共行政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事业和专业性的领域,也将继续保持下去。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但这一探索领域的连续性不会改变。全球化中的资本主义需要国家,而国家都具有既不可能、也将不会被废弃的公共行政职能。不过,近年来关于国家角色的争论及深入到哲学、制度、组织和实践层次的研究显然说明,在研究领域,公共行政性质已发生了变化。与此相应,公共行政学的两个孪生领域——比较公共行政学和发展公共行政学——充满了有关国家性质、规模和公共行政在拓展知识和建构理论原则方面的各种狡黠的争论,在国家与公共行政的实践方面可以观察到相似的变化。

作为全球化中的法人资本主义的结果,全球化中的国家的方向和角色发生了变化。与几十年冷战期间倾向于维持法人/市场利益与社会、政治利益平衡的福利型行政国家不同,新的法人行政福利国家的作用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中包括我们提到的平衡性的福利国家的萎缩,安全与军事或战争国家的膨胀,警察、监狱、法院及其辅助功能如社会工作、心理网络、咨询等国家强制机构的膨胀。因此,国家和官僚机构的的确确还生气勃勃。然而,平等和公平却成了贪得无厌的法人和资本全球化的牺牲品。

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很多,它们包括国家的销蚀或丧失,对民主的限制,共同体的消失,全球权力结构的集中,法人和政府组织精英的不断聚集,欠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权力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对国家的威胁。国家所依靠的是疆域、固定的居住区、对领土、领空和领海的绝对权威。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国家的核心作用是“置于绝境”,从而对国家的身份构成了威胁。挑战意味着民族国家丧失了单独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为了迎合全球化,许多国家把本国政策制定权拱手让给了地区性或国际性组织;为了取得地区合作之利,一些政府甚至修改了自己的宪法(如欧共体的意大利、波兰、西班牙,拉美国家为建立泛美共同体也在考虑采取同样的措施)。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对欠发达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前文提到的结构调整计划迫使这些国家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使它们更加依赖跨国公司及其支配的政府。

1994年,世界银行打算“在未来十年里向第三世界提供2000亿元美元以改善它们的私人部门”[17],这样的国际贷款既带有“一揽子”条件又带有交叉条件,这些条件加深了第三世界在金融、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对西方列强和全球权力精英的依赖,使后者能够轻而易举地对贫穷、落后国家的政策选择发号施令;这些金钱通常给支助国权力精英们带来滚滚财源,牺牲的却是千百万计的民众。大多数国外援助和国际贷款反倒有利于捐赠国也是事实。如科尔顿所说,“银行任用的顾问常常改写一国的贸易政策、财政政策、公共服务条款、劳工法规、医疗保健计划、环境章程、能源政策、定居条件、占有规则和预算政策。”[18]汉库克(Hancock)把银行领导们称作“贫困之主”,他们通过那些“组织精英”来指引全球政策的走向,而后者却执行的是有利于“内部小集团”和全球性法人精英的政策。

对民主和共同体的威胁。全球性资本的崛起与扩张,对全世界的民主理念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事实就是如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组织以及一批跨国精英为贫穷和欠发达国家设计并推行财政、货币及其他结构调整政策,恰恰是对当地民主的某种忽视。这些国家的人民没有也不能运用他们自己的人权和政治权利来决定自己政策的偏好,他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外部统治权力而被牺牲。全球化导致了更深重的贫困、社会分裂和环境破坏。因为偏向出口导向、初级农作物与全球利益,这些国家中的公司全球化破坏了本国的经济生产。许多国家的人民一直在同压迫他们的政权和政治-行政精英进行斗争,那些精英得到了跨国公司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

反过来看,跨国公司未同当地社会磋商而一夜之间关闭工厂、迁往海外,或者外国投资未经当地社会同意而进入当地企业时,也对那里的民主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当地的人民失去了对他们共同体的控制。共同体解体是更痛苦的掠夺,众多落后国家上百万的农民已为此忍受了几十年。为自己的共同体和国民经济作出了贡献、自给自足的农民,被那些得到仆从式政府和行政精英们全力相助的跨国商业化农业和工业化农业逐往他乡,或变得一无所有。他们迁往城市寻找不体面的低收入工作,这又加重了原已经存在的城市问题。然而,这类解体问题却只有现代化理论研究过(如亨廷顿)。对全球化类似的谴责集中在“全球性掠夺”、以及“品牌之下血汗工厂”中的“现代奴隶制”,它们造成了一个“底层种族,最不利的工资和社会条件落到了最绝望的阶层身上。”

全球管理精英正在从事殖民主义的决策,这些决策将影响全世界的政府、共同体和民族,人类被贬低为全球市场的消费者。与一些理性选择理论相反,市场和民主并非同义词,它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输出民主”是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化背景下可人的口号。但历史记录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大国曾经支持过“地球上最专制、最具剥削性的独裁体制”,迫使欠发达国家无数人民发动了流血革命。

把民主和市场等同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也是危险的。它之所以使人误入歧途,因为它们的价值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正如赫尔布鲁纳(Heilbroner)指出的那样,“说资本主义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或宣称民主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平等在很多方面与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平等并不矛盾,当然是愚蠢的。”[19]市场天生偏爱有钱人,他们无需在意健全社会的需求。随着经济、政治权力集中到少数全球性公司和政府精英手里,政策选择受到了“破坏”,自由选择、享受受保护的个人权利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全球公司很难(即便不是全无可能)保持责任心。如科尔顿所说,“当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到少数巨型公司手里的时候,想要拥有一个健全、平等、民主的社会是不可能的。”[20]

把民主与市场等同之所以危险,理由有二:(一)这种等同在世界范围内是自相矛盾的,友好的独裁者因支持全球化的法人公司而被大加赞赏,被视为民主,而对跨国公司不那么友好的合法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政府被视为不民主。(二)它使那些生活在由西方民主国家支持的专制体制下的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对民利产生了错误的预期。

腐败与精英掌权。全球化把私有化作为结构调整计划的一部分而加以推广,使那些日益增多的、身为跨国公司人的附属精英们(仆从式的买办资产阶级)掌握了大权,并加剧了欠发达和较发达国家的腐败。这些最高层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民族危机的顶点。例如,当三分之一的智利人生活在痛苦之中,而一小撮军事—官僚—工商精英享受着世界级的生活方式的时候,这个国家却被吹捧为私有经济的典范。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其他的研究也提到,全球化和私有化会诱发全球高层精英中的腐败行为。

精英掌权导致出了一种具有“法人帝国”特征的、新的全球组织结构,它在世界权力结构的巨大转型中具有灵活性。正如殖民主义一样,它需要的是中心化而不是集权化。这种中心化有四个要素:(1)缩小组织核心层的权限,(2)电脑化与自动化,(3)并购与战略联合,(4)总部的团队合作与核心人员中的士气。这一转型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后者被看作是可以牺牲掉的商品。全球化强化了世界新秩序下的精英统治,而在这一秩序中,霸权理论随着资本全球化而流传开来。那么,全球化和世界新秩序对公共行政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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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对公共行政的意义

以下各段集中分析公共行政面临的挑战,并对世界各国的公共行政管理者提出建议。

1.公私领域内出现变化有利于全球公司部门。政府与公共部门在资源配置、财富公平分配、稳定经济、保持经济增长方面的领导作用受到了全球公司精英的否定。由于苏联解体、全球化和国家财政危机,传统的行政国家遭到各方面、特别是那些不再需要福利国家的公司精英的攻击。因此,行政利国家的解体对公共行政和公民产生了消极影响,公共领域和公民活动空间因全球化和政府重构而缩小。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通过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及在全球性法人精英控制之外的社会资源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来抵制公共服务领域的缩减。这一行动是他们未来的合法性基础。

2.国家的性质、活动的改变以及公共行政从“公民行政转向非公民行政”是更大的挑战。几十年来,传统的行政国家致力于平衡法人精英利益和广大公众利益,因而为资本积累和制度合法性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和政治稳定,在维系制度和巩固政权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现在,平衡利国家已经被法人-高压国家所取代,其特征是迅速上升的强制性官僚机构把成百上千万被认为对社会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公民投入监狱之中。这些威胁是由于市场混乱所造成,而后者又是全球化和市场化导致的经济、社会压力的产物。许多最受尊重、勤奋工作却难以忍受社会、经济景况的公民成了犯罪化社会的牺牲品。结果,公共行政为了社会控制和便利资本积累就从传统的公民行政转向了非公民行政——这种行政不关公众的事。这是国家性质主要的一个变化,所有具有社会良知的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抵制这一变化。

3.全球化国家迫使公共行政用更少的成本去做更多的事情。事实上,公共行政管理者是在严重的恐惧心理和裁员条件下承担不可能完成的高产出任务,这种做法导致的失败只能证明法人公司所宣称的政府无效率观点。公共行政管理者能够也应该拿出证明高效行政业绩及法人市场失败的证据。

4.广义地说,公共行政的职业化是对全球化挑战的一个回应。职业化给全世界的公共服务机构提供了组织、道德和伦理标准,并在借鉴全球跨国精英的组织技巧的同时,揭露他们的荒谬。过度全球化和市场失灵将引入更多的政府干预。出色的职业化公共行政应该为未来的行动做好准备。

5.全球化要求更多的私有化,而私有化扩大了腐败的机会。腐败把社会资源转化成了非法的、不道德的、没有生产意义的行为,它所冲击的正是健全社会的基础,破坏了公民对领导与制度合法性的信任。私有化建立在以市场为基础、自利的个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之上,个人为了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几乎可以不惜牺牲共同体和社会的一切。这种行为和规范的哲学将个体利益置于共同体和社会利益之上,这也正是全球化的跨国公司所竭力提倡的,他们要建立一种消费主义的、把各国文化融为一体的全球性文化。这种法人的全球性文化,部分是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来营造的,它同各种民族的和共同体的文化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公共行政管理者应该抵制这种把公民看作消费者、把他们降格为商品的市场化观念。

6.全球化倾向于促进精英主义,并造福于商业、政治、军事和管理领域的精英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作为跨国公司的人和“附属物”而存在的。这些“全球战士”的个人和职业利益往往凌驾于民族和共同体利益之上,他们的的确确成了“公司的雇佣兵”,推进着“文化帝国主义”。欠发达国家的人们对这些以千百万人为代价、似乎一夜之间获得权力和财富的仆从式精英并不陌生。由于全球化政府通过与全球化企业执行公私伙伴关系计划而主动卷入了法人全球化,所以,公共行政管理者和行政顾问们在这一方面受到了全球化的挑战。欠发达国家许多精英控制着侵犯他们本国人民人权的。美国的谋士与顾问则经常帮助这些军职和文职官僚精英加强对社会的统治。矛盾的是,全球化导致了法人权力及组织机构的大规模集中,同时却又鼓励全世界的政府进行分权。

7.全球化削弱了地方控制与公民的参与作用,并使地方的公共行政管理者无法决定那些影响人民生活的政策,从而对共同体和“公共活力”(借用弗雷德里克逊1997年提出的词语)形成了挑战。当跨国公司为寻找更有利可图的地点而突然关闭企业时,地方政府对税基的预见能力将受到侵害。公共行政管理者对付跨国公司时应该保持长远眼光,以尽量使这种不确定降低到最低点。他们也应当建设共同体意识,鼓励公民参与行政管理,培育公民价值观和共同体/公共利益以抵抗粗劣的自我利益。同时,他们还应用尊重和效率来对待公民。

8.公共行政学及相关的比较行政学和国际行政学等分支学科,出现了知识爆炸。我同意法拉尔·海迪(FerrelHeady)的说法,这两个分支领域在过去几十年相互分离和脱节的情况下有所发展。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全球化的新分支,有必要对比较行政学、国际行政学及全球化行政学的研究进行整合。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的成员必须采取这一行动,以为形成世界通行的行政学原则提供材料。进行这些必要的研究将使实际工作者获得启发,使他们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地球村里更好的行政管理者。

9.从比较的角度学习更多的公共行政学知识能够拓展我们的视野。欣赏欠发达国家行政文化的文化、制度和宗教基础,美国的专家学者们可以拓宽他们个人和职业方面的全球视野,因为一些欠发达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化与治理遗产。全球化对美国公共行政学狭隘的、种族中心论传统构成了挑战,打破了政治—行政的二分法,同时,也为欠发达国家有关公司的公共管理实践和咨询提供了大量的机遇。向其他民族、文化和公共行政学习将带来进一步的“知识爆炸”。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美国人尚不知晓的行政管理传统。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和苏联的公共行政体制,以及能够培育行政民主的协作型制度。同样,美国人及其他的全球公民也能从建立在别国的本土制度上的公共行政学中学到东西。对治理和公共行政的比较研究并不件新鲜事,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其研究重点——对行政的全球性研究——将在21世纪被提上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国际与比较行政分会研究的议程。

10.全球化对公共行政共同体的人类意识构成了挑战。全球共同体的专业人员有机会、也有责任了解并审视全球共同体每个角落的变化。许多问题对人类共同体意识形成了挑战,包括贫困状态及对穷人的剥夺、全球性工厂里的工资奴隶制与血汗车间、环境破坏、地球变暖、不平等与不公正;增强全球性问题的意识——无论是积极的问题还是消极的问题——既重要也必要,因为公共行政管理者会在事关本国公民的政策方面作出不同的决定。他们可以质疑精英分子的忠诚、反对剥削,抵制整个世界不民主、不公正、不平等的目标。在80年代,全世界公共行政管理者在开展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中就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唤起这种全球意识,能够抗拒全球化及各个层次全球精英的破坏性力量。因特网和其他通讯系统能够帮助公共行政管理者和遥远地区的同仁进行沟通。

11.作为“全球共同体利益”的守护人,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公共行政管理者有一种全球性责任,即采取协调一致的伦理、道德行动。他们必须揭露并与任何时候任何层次的腐败展开斗争。政治任命者和政客是临时官僚,他们中的大部分和全球的公司法人精英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私人联系,他们容易被腐蚀、容易滥用权力,他们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狭隘的,仅在意那些有权有势的选举人。

12.全球化不会终结国家与公共行政。存在一种能够拓展公共行政研究、实践与教学范围的全球新机遇。公共行政刚刚跨入人类文明新时期,全球化和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使得其未来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我们期望的结果是全面的繁荣。[NextPage]

注释:

[1]法拉兹曼得《世界新秩序与全球公共行政:一份批判性文献》,载Jean-ClaudeGarcia-Zamor和RenuKhator主编的《地球村里的公共行政》,第65页,Westport,CT:Praeger,1994.

[2]汉米得·塞迪格(HamidehSedghi)《海湾战争:世界新秩序还是无序?》,载《新政治学》1992年第21/22期,第62页。

[3]艾里克·涂尔德(EricTrudeau)《世界秩序的监护者》,《纽约时报》1992年2月19日。

[4]J.A.斯科尔特(J.A.Scholte)《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0页。

官房学(cameralia)是十七、十八世纪流行于德国的一种经济思潮,主张国家干预、限制货币输出。——译注。

[5]保罗·斯威齐(PaulSweezy)《更多(或更少)的全球化》,《每月评论》1997年第4期,第1页。

[6]同上,第1~2页。

[7]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1页。

[8]安纳·邓宁(AlanDuring)《多少才够:消费社会与世界未来》,第171~172页,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92年。

[9]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3页。

[10]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跨国公司与世界发展》,第4页,伦敦汤普逊国际商业出版社,1996年。

[11]《金融时报》1999年1月20日。

[12]R·哈维(R.Harvey)《大企业的回归:全球无序的到来》,第189页,伦敦麦克米兰,1995年。

[13]J.A.斯科尔特《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载《国际事务》1997年第3期,第439—440页。

[14]戴维·罗斯考夫特(DavidRothkopf)《数码政治:信息时代权力性质的变革》,载《国际事务》1998年第2期,第325页。

[15]海登海默(A.J.Heidenheimer)等编辑《比较公共政策:欧洲与美国社会选择的政治学》,第330页,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3年。

[16]比尔·盖茨(BillGates)《未来之路》,第158页,伦敦伟金(Viking)出版社,1995年。

*“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s)由美国、部分西欧国家和日本于1973年建立。——译注。

[17]米尔曼(C.Milman)和兰得斯滕(S.Lundstedt)《拉丁美洲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载《国际公共行政》1994年第9期,第1667页。

[18]戴维·科尔顿(DavidKorten)《当公司统治世界的时候》,第165页,西哈特福得:库马瑞恩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