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法律十篇

政治与法律篇1

《政治与法律评论》引征体例

案例指导制度的诞生

何为?英国、美国和法国

“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哲学

霍布斯的代表与授权理论

我如何教“美国宪法史”

比较宪法,不要讲得太褊狭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宪法的未来

如何讲述美国宪法:一种法律教学的尝试

导言:“历史终结”后的中国模式

崛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构

原则与妥协:对话美国宪法(上)

乌克兰危机与“西方民主”的悖论

社会契约、社会革命与美国最高法院

美国民兵统制的联邦化:1787～1861

中央集权的现代民族国家之所以可能

王道与人民共和:中国的传统资源

发展型国家的产业民主与生产扩张

“中国”如何可能?——一个无须完成的分析

保守者归来——读曾亦《共和与君主》

英国去殖与香港人权立法

分的什么权,集的什么权——读书札记一则

与其改造宪法,不如改造我们的宪法观

法治道路、政党政治与群众路线——一个回应

法治的另一种可能?——读《法治的中国道路》

拓荒与播种之作——评《国家能力基础的基础》

法则与任意——从社会契约论到实证主义社会学

论斯塔尔夫人在热月一督政府时期的共和构想

从制宪到革命——张东荪对民二年政局的观察与批评

共和国还是帝国?——对“道恩斯诉比得维尔”案的分析

平等观念是空洞的吗?——一页学术史的回思

丧夫之妇——罗马与古代中国家庭模式中的取舍

《古田会议决议》与中国特色基本军事制度的建立

公选时代的终结?——中共干部选拔民主化的探索与转型

党治社会与党制社会——以1928～1929年天津反日运动为中心

法统抉择与政治妥协:从1916年民国约法之争说起

国家统一中的司法——以东北易帜前后之司法统一为例

直面中国现实的理论抱负——简评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

文化内战与两极化政治——评迪昂《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

思想的较量:评斯蒂芬·哈尔珀《北京共识》

“枪支条款”还是“民兵条款”: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研究

读《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与《旧邦新造:1911～1917》

从传统君主到“现代君主”:20世纪中国的政制逻辑

法治的时间维度和政治维度——评凌斌教授《法治的中国道路》

的军事背景——以新中国的国防战略方针与中央地方关系为视角

教化权、官员伦理与秩序变迁——以《秋菊打官司》中的李公安为分析对象

新中国宪制:民主与一体多元——1949年《共同纲领》评注

政治与法律篇2

关键词：宪法政治性法律性

宪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作为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客观的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它具有政治性;宪法是法，法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调整者，统治阶级制定法的目的，是通过法来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同时具有法律性。宪法的政治属性与法律属性之间不是一种平行并存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主次之别的辩证统一关系。“法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政治，但政治可以形成法律’。

一、宪法的主导属性是政治性

(一)宪法的政治性取决于宪法制定权的政治性

“宪法制定权(简称制宪权)是制宪主体按照一定原则创造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的一种权力。制宪权是一种价值体系，既包括制宪的事实力量，也包括把宪法加以正当化的权威与价值”。国家权力分为制定宪法的权力和山宪法所创立的权力。前者指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权，这一权力属于人民，不受任何限制，宪法的制定或修改须经人民一致同意。后者是指依宪法设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制度化、组织化的具体国家权力形态。这些权力都由制宪权派生出来的，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只有根据宪法才能行使。在宪法学界，虽然学者们对制宪权性质的理解、表述不同，但制宪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己成为一种共识，宪法的政治性在终极意义上乃是根源于制宪权的政治性。

(二)宪法的政治性决定于宪法的阶级性

宪法与其他法律一样，都是在阶级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掌握了国家政权的阶级以国家或人民的名义制定的，都是统治阶级意志利益的体现。所不同的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在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时更集中、更全面而己。宪法的阶级性主要表现在:宪法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和总结;宪法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是宪法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宪法的阶级性要求宪法的制定、实施必须符合特定阶级的利益要求，必须服务于掌握政权的阶级巩固统治关系的现实政治需要，必须满足特定阶级在一定时期的政治需求。为了反映和实现宪法阶级性的这些要求，宪法制定者往往都自觉地在宪法文本中规定许多显然是政治方面的内容。承认或强调宪法的阶级性就必然要承认或强调宪法的政治性，宪法的阶级性决定了宪法必须要有政治性，是“政治法’夕，必须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服务。

二、宪法的从属属性是法律性

首先，宪法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调整来完成对社会关系调整的，是人们的最高行为准则，具有很强的规范性。与其他法律一样，宪法具有概括性、普适性。它是一般的、概括的规则、命令，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平等地、普遍地、反复地适用了一切个人和组织。在逻辑结构上，宪法与一般法律一样，也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要素组成，体现出明显的规范性。

其次，宪法关系是根据宪法规范产生的，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反映一国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基本性质的法律关系，是宪法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结果。与普通法律一样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义务的方式来设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万样，宪法也是通过规定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人们设定最基本的行为模式来完成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的。以权利义务双向规定为特征的调整机制是宪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方式。

三、宪法的政治性与法律性的辨证关系

首先，宪法的政治属性和法律属性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存在于宪法规范之中。一方面宪法的政治属性是宪法赖以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宪法必须反映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宪法是‘政治法”。另一方面宪法所反映的特定政治需求的具体内容必须以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宪法的政治内容只有通过规范的形式，在规范性范畴内表达出来才有实际意义。宪法对特定政治内容的规范性安排实质上是对政治权力的限制。

政治与法律篇3

一个国家进行了为期78天的空袭，世人称之为科索沃战争。本文试图以此场战争为例，进而分析法律和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本文的观点是法律和道义的约束力有限，这取决于各方对基本概念

的有意的争议，而且几乎无法实质性约束大国行为。

关键词：法律；道义；约束作用

中图分类号：D9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3

一、 法律和道义与国际政治的关系

说到国际政治中的法律，我们肯定会意识到国际法而非国内法。因为“在国际社会中规范与约束各行为体的一般行为的基本准则应是国际法”①。国际法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际法确

定了国家与主要行为体的权力与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处理相互间的关系；二是国际法确立处置国家间争端的标准，保障国际社会的正常秩序；三是国际法为小国反对别国干涉与霸权行为提供武器，

有利的维护了世界和平。总体来说，“国际法为国际政治的发展规定了游戏规则，制约了国际政治活动，使其朝有利方向发展”②。国际社会是一个无序社会，但是在社会中的行为体的行为又表现出相

对的有序性，在这中间除了各个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制衡因素外，国际社会存在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和准则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为任何国家都要受到整个国际社会所共同认可的法律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约

束。“国际法为国际社会通过谈判、协商、协调、斡旋、调查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③关于道义，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权力政治提供目的”④，二

是“对权力的产生和分配具有约束作用”⑤，三是“对权力政治的实施和权力交换具有约束作用”⑥。对于国际政治，汉斯・摩根索指出，“关于国际道德的讨论必须防止两个极端：一是过高估计伦理

道德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二是过低估计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否认政治家和外交官会受物质权力考虑之外任何其他考虑的驱使”⑦。

道义作为国际政治伦理学的一部分，也是分析国际行为的重要一个方面。政治伦理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自从人类社会出现政治现象后，政治便与道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政治中的道德准则、政治学

中的伦理观念始终是政治研究的基本内容。在古代社会，人们通常认为，某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必须以某种道德为基础，政治也多以宗教道德为根据，社会习惯和社会习俗即为政治规范，道德观念也

是政治观念，个人认同的是非标准和社会认同的权利义务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吻合的。这可以被看做为政治伦理学的最初形态。早在古希腊，政治与道德的结合产生了“正义”观念的伦理政治观，它把寻

求善视为政治的最终目标。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均对政治伦理做了系统的研究。在古代中国，政治思想一直没有脱离伦理的影响，政治服从于伦理，政治规范道德化。它的伦

理政治观是以“仁”为核心的，《论语》、《孟子》等，成为中国最早论述政治伦理的著作。近代西方，Н・格劳修斯的《战争与和平法》、B・B・de斯宾诺莎的《政治伦理学》、T・霍布斯的《利维坦

》、J・洛克的《政府论》等也都对政治伦理做了系统的研究。在当代，政治仍离不开伦理，而整个人类面临的各类问题日益成为政治问题，政治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与道德有关的新问题，如政治发展、生

态平衡、资源调配、政治反对、国际恐怖活动等。政治学家从政治道德的整体上或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和范围去研究这些问题，赋予政治伦理研究新的内涵，使政治伦理学成为现代政治学和现代伦理学交

叉的一门新兴学科。

国际政治伦理作为政治伦理学的一部分，它主要研究国际政治中的伦理规范及其运用，即把人类普遍遵循的价值标准，如义务、权利、信仰、习惯、态度、法规、民族性格等，运用于国际政治中，它包

括：国际关系准则、国际人权原则、国家利益、外交政策行为等道德标准以及武力的道德限制，核伦理、平等公正的世界秩序等。在国际社会中，对行为体起到约束作用的两种手段除了这里所提到的伦

理⑧外，还有一种相对而言效果更为明显的手段，即法律。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伦理与法律相协调，一起发挥约束作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伦理未必与法律相协调。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伦理往往就

会成为一种被利用的手段来对抗法律。从汉斯・摩根索的提示出发，我们可以认为道义的作用总的来说也不外乎于对于国内政治这三个大的方面，但是它所发挥的作用相对于国内政治就略显单薄。因为

有关于相关的价值观念的国际认同很少，所以也就导致了道义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的下降。当然还是不可否认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至少在配合国际法一起发挥制约作用的时候，道义发挥了相当有

效的作用。但是有一种情况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利用“道义”来对抗国际法的情况。关于这种情况也正是本文试图分析的。

二、 科索沃战争中的法律问题

通过查阅关于科索沃战争的新闻报道，我们看到的是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是将战争概括

成这样的：1999年3月25日-6月10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科索沃省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为借口，未经联合国授权便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对一个国家进行了为期78天的空袭。

其中某些字词特别引人瞩目，从中不难看到这些报道已经从一个法律的视角来看待和分析这场战争了。

从科索沃战争的原因来看，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认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科索沃省出现“人道主义灾难”（至少表面是这样的）。这其中就有若干概念需要界定，尤其是国际法上的一种界定。首先什么

是“人道主义灾难”？“简单地说就是涉及当地人生存的灾难”⑨。那么在科索沃战争前是否真的发生了所谓的人道主义灾难？在搜索资料的过程中，在百度百科找到这样一句话：“科索沃的战火却越

燃越旺，1997年以后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事件，伤亡人员日趋增多，约30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但是虽然发生了人道主义问题，我们是否可以称之为人道主义灾难呢？而这个界定的权力在谁的手中

？是由南联盟来界定，还是由美国或者说北约来界定，还是由联合国来界定，亦或由全世界人民来界定？这个问题似乎暂时找不到答案。有些事情要证真不容易，但是要证伪似乎简单很多。所以在这个

界定权的问题上，虽然说不出一个具体的行为体，但是如果说是由美国或者北约来界定，似乎过于牵强。由此分析，作为这场战争的发动者，美国为首的北约似乎在这点上就算不是违法，也至少未取得

法律的许可。

从科索沃战争的过程上来看，“美国为首的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从国际法来看，联合国又是怎样的组织，为什么可以授权？联合国是战后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规定它

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友好关系，租金国际合作；协调各国行动，制止侵略行为等”⑩。而联合国“安理会的主要权力是：推荐秘书长于国际法院院长，接纳或开除联合国成

员，派遣维和部队，制止侵略，对战略地区行使托管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国际法角度讲，如果要对一国实行武装打击，必须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至少这个程序的合法性事受到联合国的成

员国承认的，而其成员国包括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主要的大国，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程序至少是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世纪中期的朝鲜战争，虽然可能这个战争的目

的以及后果等一系列问题受到很多质疑，但是至少得国际法上必须认可这场战争是合法的，虽然可能是不合理的。但是对于科索沃战争而言，美国为首的北约未取得安理会授权，就算是从法律的角度来

看，也是不合法的。

由于战争的结果更多的涉及的是道义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不再展开。

所以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为首的北约所发动的这场科索沃战争，从原因上看至少未找到国际法的支撑，而从过程上看则完全违反了国际法原则。

三、 科索沃战争中的道义问题

道义问题相对法律问题而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道义”本身就是一种困境，它更多的是一种主观上的判断或认识。科索沃战争中的道义问题也正是这种情况的体现。下面根据法律问题的分析

思路，我们依然按照原因，过程，结果的顺序来分析。

从科索沃战争的原因来看，依然是要界定这个所谓的“人道主义灾难”问题。相对于法律而言，道义的界定则会更为模糊。因为在国际社会中虽然有关于正义、和平、人道等泛泛的价值概念，但是要具

体去界定一个概念，则会涉及到每个国家的具体文化、历史等众多因素。例如提到“人权”，西方强调的是个人的人权，而中国强调的是集体人权，难道两者可以相互否定么？当然不是。所以对于“人

道主义灾难”这个词的界定，至少在程度上的界定依然存在困难。但是从世界主义道义观的角度来看，一旦一国发生大规模的屠杀或者是侵犯人权的行为，那么这个国家的就丧失了，别国就可以进

行人道主义干预。而科索沃所发生的“镇压”，如果用世界主义者的眼光看，就可以列入这个行列，那么就可以进行干预。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行为就是正义的。当然如果换个角度

来看，从社群主义者视角来看，似乎又可以判定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行为时不正义的。因此，从原因上看，我们就得出了两个不同的结论，其中一个又是于国际法原则相冲突的。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战

争到底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至少，在这里是存在争议的，而正是这种争议给国际社会对于非正义的认定提出了一些质疑，也为美国为首的北约一个不小的机会。

从科索沃战争的过程来看，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一些非正义的地方。首先，“对南联盟的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进行了连续78天的轰炸，给南联盟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也造成了许多无辜平民（

包括阿族难民）的伤亡。”而不伤害平民这是正义战争的起码要求，但是北约的行为正是违反了这一基本准则，单是从这一点看，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这场战争至少存在着非正义的地方。而最能反应非正

义这一点的就是北约轰炸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但是如果从目的论的角度考虑，再结合上述关于世界主义的观点，那么只要是美国为首的北约是为了保护科索沃的人权，这个目的是善的，那么无论结

果和过程发生了什么不善的事情，这个行为都可以被认为是善的。因为目的论只考虑行动的最初目的，而不理会过程和结果。因此，按照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说法，他们的“干预”只是为了解决大规模的

“人道主义灾难”，那么这种行为的目的是善的，因此这样的行动又再次被证明是正义的、善的。但是这样又与最初我们分析的法律角度产生了矛盾。道义又再次成为违反法律的好借口。但是总的来看

，无论如何从中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或者说这场战争的正义性的评判存在争议。

从科索沃战争的结果来看，“北约的战争行动打着维护人权、制止“种族清洗”的旗号，实际上却以其非人道的行为导致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再从上述两个例子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以美国为

首的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的行为，至少与其所期望的目的是有出入的，或者可以说是不相符合的。那么从结果论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已经非常明显了，它不仅没有缓解所谓的“人道主义灾

难”，反而造成了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而且牵涉到了更多的国家。那么如果结合上述关于原因和过程的阐述，从标准道义论来分析以下。标准道义论认为要“以公认的权威性原则来判断对错 ”，

那么这所谓“公认的”权威和原则，能否可以指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战争的那个理由，即“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显然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问题又回到了最初，那就是我们要怎样来看待这所谓的“人

道主义灾难”。谁来界定，谁的标准？但是至少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至少有国家认为这个标准是不成立，那么我们就依然很难得出这场战争是完全正义的结论，依然可以说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受到质疑或

存在争议。

总的来看，只有从目的论结合世界主义者的观点出发，勉强认为这场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战争是合理的、正义的，但是从其他的各个视角来看，这场战争都算不上是合理的、正义，至少我们可以认定

这个正义性事存在争议的。那么一场正义性受到质疑或存在争议的战争，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其归于正义战争的行列。

小结

综上所述，在国际政治中，无论是法律还是道义，都可以发挥一些约束国际行为体的作用，但是它们的作用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整体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不排除会出现“岔路”和“制动不灵”的问题

。对于如何认定谁是违反者的问题，无论是用法律还是道义，都会存在困难，而这个困难主要是取决于最基本的一些概念，因为不同国家会利用这些基本概念，从其目的出发来混淆，重定义甚至是扭曲

这些概念，或者是利用概念中的一点来大做文章而忽略整个概念。这些行为都会对法律和道义的约束作用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外，对于违反法律的行为体的认定比违反道义行为体的认定相对容易，因为

法律更为刚性。由于道义本身就是困境，故只有一些广泛概念上的道义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而对于这些概念的具体解读，则会出现差异，因而对国际行为体的约束作用也就相对柔性。而且法律和

道义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冲突，这取决于道义的视角，但是就是这种冲突，可能为国际行为体制造机会，成为违反法律的“正当理由”。当违反者是大国强国或大国集团的时候，国际社会的约束力则几乎

消失，这也是国际政治的困境。道义的作用是无形的，也是强大的。其实伦理学本身只是对于道义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并没有对错，正义或者非正义之分，而道义研究的目的都是向“善”的，只要是有

文化、历史以及一定事实支持的伦理学理论和伦理观都是具有一定正义性的，都是可以拿来分析的，不能一概否定的。至于道义在国际社会中所起的约束作用的大小和正义与否，都是在于各个行为体本

身对于道义的使用手段。正所谓法律是道义的最低限度，这句话不是毫无道理的。道义与法律相辅相成来维护国际社会的秩序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若是道义被用来违反法律，

我们也不能一概的说是道义的非正义性在作怪，而只是说道义的主观性一面被利用甚至是歪曲。

总而言之，伦理学是道义的学问，它在国际社会中，特别是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道义作为一种约束各国际行为体的手段，本事是无可置疑的，但是道义的作用是否被正当使用，这主要取决于

国际行为体而非道义本身。若要真正解决国际政治中的法律和道义问题，发挥法律和道义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沟通，不能再一直维持一种冷战思维，而应用一种全球视角来

看待所发生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周敏凯.国际政治学新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思想与社会》编委会.现代政治与道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4]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5]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6]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大出版社.2006

[7]Joseph S.Nye，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北京：北大出版社.2005

[8]卢秋仔.论国际政治中国际法内涵及作用

[9]方卿.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与道义.国际论坛.2000，12

[10]许博渊.道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南方.2010，11，12

注解：

①周敏凯，《国际政治学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P136

②卢秋仔，《论国际政治中国际法的内涵及作用》

③卢秋仔，《论国际政治中国际法的内涵及作用》

④方卿，《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与道义》

⑤方卿，《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与道义》

⑥方卿，《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与道义》

⑦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大出版社，P266

⑧对于伦理学本身而言就是研究道义的科学，所以在本文的论述中可能出现以道义直接替代“伦理”。

⑨百度百科

政治与法律篇4

【论文关键词】戴雪 议会主权 法治 民主 宪法 论文论文摘要：在戴雪的理论模型中，议会主权和法治构成了英宪的两大原则。然而，站在当代主流法律理论的立场上来看，这两项原则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这一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逻辑和经验两方面的挑战。借助戴雪隐而未发的民主观念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兼容问题，可最终证明戴雪的理论错误应该归咎于他的政治意识形态 戴雪之所以值得重视．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仍然生活在戴雪的阴影之下。无论作为法官、律师还是学者，我们都会一直关注戴雪的难题，即设计民主政府之下个人权利的恰当地位以及法官在确保这些权利方面的作用。”戴雪的“法治”原则显然是要保障个人权利，但是它却与英宪的另一原则，即议会主权相抵牾。站在当代主流法律理论的立场上来看，这两项原则之间的矛盾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一项专制主义的主权概念怎么可能同法治原则相兼容? 然而，戴雪的回答却极其简略：“议会主权促使法治原则的落实：而法律至上不仅要求议会出运用主权，而且要求该主权本着法治的精神运用。” 这固然与他自称的职责有关，即法学家不应特别关注任何限度的思辨性难题而只进行经验层面的描述，但更重要的恐怕在于他所抱持的政治信念上。本文的目的正在于揭示戴雪的宪法学说中所隐而未发的政治信念，以期能够准确地把握他所阐发的英宪精义。 一、法律科学与政治信念 在戴雪之前，几乎没有什么法律人将宪法从普通法的一般原则中区分出来。戴雪写《英宪精义》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刻画出一种连贯一致的宪法概念．以期能让它成为法律学术的持久研究对象。简言之，戴雪是要识别出“与国家的主权权力的分配或运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规则”以便能够通过法律分析来审查和阐释。 显然，戴雪的目标是推进法律的科学化。在他看来．在律师会馆学得的法律知识是零碎的，不成体系。法律学徒要想在整体上把握普通法，就必须识别出能够统摄侵权法、合同法等各法律部门的法律原则，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套连贯一致、条分缕析、层次分明的知识体系用戴雪自己的话来说：“法学教授的任务就是要将法律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来阐释：定义和分析法律概念。将大量的法律规则简化成一系列有序的原则，帮助、激励并指导法律著作的更新。”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期望通过更新可用的法律著作．来改善普通法的形式和实质，还力图将普通法已经取得的成功提升到宏大宪法原则的层面。 与布莱克斯通一样，戴雪对普通法赞赏有加，认为它反映了英语民族的特性，智慧而富有尊严。但与《英国法释义》有将普通法神化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戴雪自称他的宪法观更为实事求是．也与时代同步，并且与道德和政治的主张划清了界限，因此，他不是批评家，也并非单纯的颂扬者或捍卫者，而仅仅是英宪的阐释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戴雪针对法学大师、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所提出的那些批评同样适用于他本人。尽管戴雪对法律科学孜孜以求，信誓旦旦地要去阐释宪法运行的真实规则，但上述两大原则却不是由严格的归纳得出的，而是在某种前提下预设的。其中，主权的概念承继于自霍布斯始经由奥斯丁详细阐发的法律实证主义。主权者命令要求他人服从但主权者本人并不服从更高级别的命令者这一观念，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学说的正统。戴雪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并毫无保留地将其确定为他的宪法理论的柱石。尽管相对来说，法治原则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但法治的具体内容也并非完全从已有的案例法中概括出来的，与主权概念一样，它同样受制于戴雪本人的前见。这就使得戴雪的理论与英国的法律实践有很大出人。 戴雪在《英宪精义》的“法治”篇中，有一章专门论述了法国的行政法(droitadministratif)的性质，并断定英国缺乏相应的行政法体系。这是由议会主权和法治这两大英宪原则导出的必然结论：既然议会和普通法法院占据了宪法权威的整个领域，那么行政机构就没有任何运用法律权威的余地了。这一说法自《英宪精义》面世以来就曾引起轩然大波，也一直遭受着宪法学者们的严厉批评。 戴雪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显然是他的政治信念使然。戴雪认为，通常法律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不存在宽泛的行政裁量权，所有人(包括政府及其官员)都受制于国家的通常法律。换言之，议会为社会确立了一般性的法律框架，行政部门在该框架内展开工作．而独立的司法部门的职责就是将行政权的运用限定在这一 框架内。在这一良好的宪法愿景之下，戴雪深信，议会实际上而且能够控制执行机关，而所有重要的政府权力都应通过议会加以指导并接受议会的监督。因此，国家是一元的，所有的公共权力都集中在由充分选举产生的议会，执行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合法性来源都在于贯彻议会的意志，并在最终意义上完整地体现选民的意志。这就是Craig所谓“一元的自我矫正的民主观”的含义，并且指出贯彻戴雪宪法学说始终的“是他关于当时英格兰代议民主性质的明确认识”。 二、戴雪宪法学说中的民主观念 戴雪在评论奥斯丁的理论与英宪的关系时．表现出了敏锐的观察力：“与奥斯丁的许多概念一样．主权这一概念基本上是从英国法中概括出来的……在英国。我们已经习惯了最高立法机构、即一个既能立法又能废法的机构的存在。从法律的角度而言，这是真正的主权概念．英国法学家之所以轻易地接受了绝对主权理论．则是因为英国宪法的特殊历史。因此，议会主权远不是从抽象的法学理论演绎而来．反倒是持相反主张的评论者更接近于事实：奥斯丁的主权理论乃是根据英国议会的地位提出来的。”可是，戴雪并不同意奥斯丁将“选民”也纳入主权者的概念之中。称这一做法混淆了“政治主权”和“法律主权”的区别：主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它只是意味着不受任何限制的立法权力，此时，在英宪之下，明明就是议会；纵使有千万理由将选民称作主权者．但这只是一个政治而非法律的事实。戴雪似乎比奥斯丁更为坚决地贯彻了“法学范围之限定的意图”．但这一区分的有效性取决于“法律”与“政治”之间进行明确界分的可能性。同问题恰恰就在于，戴雪在论及主权的内／外部限制时打破了法律主权和政治主权的明确界分。 所谓主权的内外限制当然只局限于事实层面．不关法律什么事。在戴雪看来，主权权力的运用至少需要取得部分属民的认同和支持．否则其权威就会遭受破坏，并容易导致民众的不服从．此为外部限制：内部限制是基于以下事实，即议会的成员本来就是大众意见的产物，他们浸透着那个时代的舆论风气．因此制定的法律也倾向于与大众意见相符。从功用上讲，内、外部限制均能约束主权权力的运行：但从外延上讲．两者在不同的政体下却不尽相同。专制体制下的内部限制就只寄希望于君主的性格、脾气和个人修养，而这往往是不可靠的，因此常与外部限制不相符合，引发政治的危险。相比之下，代议民主体制则能解除此类危险：“自从真正的代议政府建立后，主权者的意志和国民的意志之间的差异就消除了。所以，倘若议会真的能代表人民，国内必无对主权的内、外限制之差异问题发生，即便发生，也必定会很快就消失。大致说来，议会中的平民院的持久愿望，从长远来看，不可能与英国人民(至少是选民)的意愿不相符合。平民院的多数所命令的，往往就是多数英国人民所欲求的。总之，防止主权者的意愿和国民的意愿两者之间产生歧义，正是一个真实可靠的代议政府的实效所在，也是其唯一确定的实效所在。” 因此，在代议政府之下，经过充分选举产生的议会代表必定能够表达整个国家的意志，并且引导和控制着执行机关的权力行使。这一美好的政制愿景被戴雪法治观的第三个含义(即英国人的自由是由普通法确保的)所强化。Craig将这一思维过程概括得简练而准确：“代议政府的存在确保人民的意愿与主权议会的意愿保持一致，因而应该不会存在有关公民自由的严重问题。但倘若确实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法治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就会发挥作用．即普通法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这种保护比任何宪法载明的权利宣言更有效。”就是在这种一元的、能够自我矫正的民主观念之下，享有至高权力的主权者和绝对至上的法治互相兼容了。换言之，主权者(sovereign)和属民(subjects)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而且选举权的充分行使也能确保两者在事实上保持一致，即使权力的实际运行有所偏离．但普通法则为保护公民权利提供了最后一道屏障。这一简单的法律意象不得不面对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逻辑层面的，二是经验层面的。 三、戴雪受到的批评及其自我反思 逻辑层面的反驳聚焦于少数人的权利保护问题。按照戴雪的设想．平民院的意愿从长久来看与大多数英国人的意愿是一致的．反过来讲，多数人的意愿成功转化为立法是可能的，但这一立法对少数人的危害同样是可能的。仅仅主张对主权权力的行使存在某种内部限制显然是不够的，即使在民主体制下，议员是公众意见的产物，他们的想法符合身处其中的舆论风气，但仍然不能保证宪法上不会通过对少数人不利的法律。戴雪在《法律与舆论》中似乎提出了更进一步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立法可以看作是公 共舆论的产物，因此，那些反潮流的舆论能够给主流舆论施加某种压力，因此能够防止多数人的专制出现。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问题在于．如果坚持认为立法仅仅是不同利益相互竞争的结果。以致于少数人的利益都能够在立法机关的权力平衡中得到表达，那就相当于承认了在政治活动中，任何超越于个体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利益就是指集团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功能与经济市场相似：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只不过是为了回应“消费者”的需求而“制造”出来的产品。显然，在这种多元的宪法框架之下。政治权力的流动远比戴雪所设想的自下而上的方式要复杂得多。 戴雪在经验层面的错误在于他忽视了宪法性权力的结构性发展。正像Craig指出的那样：英国的宪法制度“大体上已经变成了由上层、执行机关与政党统治集团控制的制度。”也就是说．宪法性权力并不是唯一集中在议会之中，而是分流给了政党集团与执行机关，这便增加了立法与选民意愿相悖的可能性。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代议民主的出现本来是为了克服主权的内／外部限制的错位，可是一旦代议民主出现寡头倾向．这种错位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居于强势地位的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身的目标，完全有可能违背许多人的利益．但这又不致于招致普遍的抵抗。因此，“按照实际运行的情况来看，代议民主事实上并不必然能够防止主权的内／外部限制的错位。选举产生的寡头集团连同其他虽然很有影响力但却不具有代议性质的机构．它们在行使权力时所受到的制约可能不会超过世袭君主受到的限制。”事实上，此前的白芝浩已经意识到了戴雪的这一难题。在白芝浩看来．下议院的确可以产生、取消内阁，但是二者之间的权力流动决非像戴雪所想象的那样是单线条式的。作为英国宪制富于效率的部分，内阁“是一个被创造物，但是它有权毁掉它的创造者。它既是一个由立法机构任命的行政体，又是一个可以消灭立法机构的行政体。它是被造的．但它可以破坏；从起源上讲它是派生的，但在行动中它却具有毁灭性。”如果白芝浩从描述层面上质疑了戴雪的乐观态度．那么密尔则从哲学上破坏了戴雪的根基。密尔著作的核心论题便是如何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他显然并不相信代议制必然能够阻止前者对后者权利的侵犯。 不过，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戴雪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英国宪制的这一结构性变迁。在《英宪精义》第八版(1915年)的序言中，戴雪试图总结白第一版(1885年)以来英国宪法三十年的发展状况。 他感叹人们对代议政府的信仰已经急剧衰落，并且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政党机器的权力膨胀。其结果必然是：英国政府的控制权整个都集中在内阁手中，与此同时，行政官员越来越多的准司法权力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法院的权力。面对这些正在威胁着他在1885年所阐述的宪法观念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时，戴雪显得很无奈，甚至有些悲壮的色彩。正像洛克林所指出的那样：1915年的序言“可以看作是一曲悲歌：在多年以来在民主制对英国宪法之运作的影响这一问题上持乐观主义态度之后．戴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试图回到白芝浩或梅因的更加悲观的立场。”尽管如此，《英宪精义》的正文基本保持没变，而且戴雪宪法学说仍然是透过其最初的文本发挥其影响力的。 四、结语 要完整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戴雪对普通法的坚守。在戴雪看来。普通法院不仅能够通过普通法的诉讼程序保护私人的权利．而且能够将契约、财产和侵权等方面的诉讼程序适用于被告是国家机关的案件上。所以，戴雪的理论是自由主义之中心问题的一个例证。也就是说。戴雪的理论一方面信奉民主政府，另一方面又极力推崇对政府干涉个人自由的程度进行实质性限制，这两者之间同样存在着冲突。对此，我们可以借用伯林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所作的一个重要区分来理解这一冲突。最近的研究者指出，隐含在戴雪宪法学说中的乃是一种类似于伯林所谓“消极自由”的政治哲学观念。申言之，戴雪所持的乃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观念。这突出地体现在为政府行为所设置的一系列实质的限制性措施上。在戴雪看来，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并相应地约束政府行为。相反，他对扩大了公民权的宪政改革非常苦恼，这一改革显然是以“积极的”自由观念为主导的。 通过戴雪宪法学说中的这一政治意识形态，我们发现．戴雪针对法学大师、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所提出的那些批评同样适用于他本人。主权与法治之间的兼容问题，实际上是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自由和民主之间的悖论在法学领域中的展示。廓清这一点有助于将我们从有关宪政的细枝末节的争论中抽身出来．而直指现代政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政治与法律篇5

关键词：公民；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现状；建议

一、公民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概念与特点

公民有序网络政治参与则是指公民为了维护自己、群体或国家的合理、合法利益，通过合法的、理性的、适度的方式利用网络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和政治过程的看法、态度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从而推进公共事务管理和政治过程科学化、现代化的行为。

由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性，使得公民有序网络政治参与具有平等性、直接性和有序性。

二、公民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和意义

党的十七大强调：“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们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显然，公民有序网络政治参与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利益；其次，广泛直接的大规模政治参与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最后，公民与政府之间在重大公共问题决策上进行沟通协调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

三、公民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现状与问题

当前，网络投票、网络等网络政治参与新形式日渐走进人们的生活，并且发展迅速。但是我国公民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现状还不容乐观，还存在着许多无法逃避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网民年龄结构分布不均衡、网民城乡结构分布不均衡、网民学历结构分布不均衡、网民职业结构分布不均衡、网民收入结构不均衡所导致的网络政治参与整体上的不均衡；（2）、网民身份虚拟性往往无法控制，导致网络政治参与缺少权威性和公信力；（3）、法律法规监管缺失、网络政治参与难以控制所造成的非规范性；（4）、有些政府网站自身的定位不合理、网站内容不实用、网站易用性差、网站互动性差。

四、实现公民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对策与建议

（一）建立并完善相关立法。近几年，我国政府已先后制定了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中国计算机互联网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内容服务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范网络行为的法规、条例和草案。这些法律法规为实现公民有序网络政治参与提供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办法，但是对于规范政府网络监管行为和政府官员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法律法规，目前有很多还是空白。健康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需要公众和政府都保持一定的克制和理性。

（二）建立长期有效的互动机制。长期以来，政府信息披露机制并不完善，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知情权难以保障。加上少数官员应对媒体的水平有限，造成在很多时候政府缺乏主动参与网络政治的动力。另一方面，公众在未能及时获取官方权威信息的情况下，容易偏听偏信小道消息，对政府产生质疑。从而使得政府与公众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互信。可喜的是，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开通，使得普通公民和平时难以见上一面的官员可以直接地进行交流，拉近了政府与公众的距离，增强了互信。但这是不够的，还应该进一步形成交流机制和考核机制，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效率，从而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三）发挥网络伦理观的自律作用。虽然当前网络伦理失范的行为层出不穷，不道德现象也时常发生，但是主流的网络参与发展是趋向理性和自律的。多年的网络参与，使网络参与者对自身的行为、网络总体的行为规律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能够对之进行网络道德反思。加之，国家有关部门对网络精神文明建设也进行了有利的引导，健康文明的网络观念已逐渐成为公众的共识。网络伦理观的逐渐形成，自觉遵守、维护网络道德的习惯保持，有利于自发性的、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逐渐走向理性的、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

（四）政府要有推进改革，解决社会矛盾的决心。网络中无序的政治参与和违背道德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当前社会矛盾的反映。单靠网络自律和公众政治素养的提高来实现公民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是不现实的，网络政治参与也将很难以缓解激进化和情绪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如何加强民生建设，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让公民在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政府有敢于解决问题，善于解决问题的决心与智慧。

五、结语与反思

网络只是一种工具，并没有改变民主的含义，也不会改变我们国家民主政治的性质。我们要善于运用这种工具，善于引导，规范它，实现公民有序网络政治参与，为建设我国政治文明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政治与法律篇6

教学案

课题我国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的联系教学案序号

授课时间年月日课型新授

教与学目标

及重点难点1、知识方面：列举实例表明我国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具体表现。

2、能力方面进一步理解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区别与联系，从而培养初步的辩证思维能力。

3、情感目标：使学生了解和认识我国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密切联系，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必须紧密结合的道理。教育学生更加自觉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为守法护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先学后教”

设计（学生

自学内容、

方式、方法，

教学思路、

方法、手段）1、自学内容：我国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具体表现。

2、方式方法：逻辑推理学习。

3、教学思路：温故知新—逻辑推理学习新课—小结—发散训练

自主、综合

拓展、创新

环节及内容逻辑推理学习。

教学与过程设计

授课内容与过程设计学生学习活动设计课中改进

一、温故知新：

1、我国法律的阶级本质是什么？

2、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是什么？

二、师生共进：

师：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与我国的法律在阶级本质上是相同的，这种本质上的一致性，决定着二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请同学们阅读第一目，找出它们的联系。

教师领学。

1、读我国宪法第27条、49条规定，分析说明。

结论：

第一、我国法律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并保障其顺利实施。（法律对道德）

思考

回答

阅读讨论

分析说明

讨论得出结论

教学与过程设计

授课内容与过程设计学生学习活动设计课中改进

2、读我国宪法第24条规定，分析说明。

结论：

法律确认了道德的基本要求，使之具有法律效力。

3、读我国刑法的规定和宪法第42条规定分析说明。

结论：

法律以其国家强制力对破坏社会主义道德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和制裁。对模范地遵守社会主义道德的公民进行表彰和奖励，从而保障社会主义道德发扬光大。

4、问题：社会主义道德补充我国法律的不足，并促进其贯彻实施。为什么？

5、读事例学习第二目。

事例一、单某拾金不昧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分析说明

讨论得出结论

分析说明

讨论

阅读讨论

教学与过程设计

授课内容与过程设计学生学习活动设计课中改进

结论：社会成员道德水平的提高，是公民遵纪守法的思想基础。

事例二、五少年护法的事说明了什么？

结论：社会成员道德水平的提高是公民自觉护法的重要条件。

6、小结，提出行为要求。

三、发散训练：

1、读读想想议议

2、P18思考与练习3。

[答案]第一事例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道德能够补充我国法律的不足，并促进贯彻实施。

第二事例使我们认识到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有助于人们自觉地守法、护法。

板书设计我国法律与社会主义的道德的联系

一、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互相补充

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有助于人们自觉的守法、护法。

练习题设计

课内外1、读读想想议议

政治与法律篇7

关键词：社会思想 多元化 核心价值观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 A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社会思想文化呈现出多样、多元、多变的特点。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竞争、效率、平等、宽容和民主法治意识，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推动思想文化创新发展，满足人们的多层次精神需要。

一、 当今社会思想的的概念及特点

社会思想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反映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情感需要和思想愿望，并有一定的社会理论作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思想潮流。社会思想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社会变迁的风向标。它通过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达到对社会存在的调控、改造和导向作用。[1]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一） 性质上更具有隐蔽性

全球化趋势带来了各国文化、制度的交流多元化，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思想并没有表现出以往那种较为浓厚的意识形态化和界限分明的特点，而更体现出一种适应外部需要的隐蔽性。

（二） 内容更具现实利益性

当前一些社会思想研究转向对当下具体问题的关注，试图从不同视角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更具有现实利益性。当今社会思想始终抓住人们的这一需求，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度有所提高，更加重视制度层面的、可操作层面的问题, 往往针对某些社会问题抛出相应的“药方”。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三） 传播渠道更加多样化、立体化

当前的文化在借助书籍、报刊、等传统渠道进行传播的同时，还紧紧依托数字技术、互联网络技术等新媒体技术进行传播，对人们的思维模式、语言特点、行为方式、心理意识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媒体所具有开放性、虚拟性、交互性、即时性及多元性特征挑战已有的德育模式。从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上，多元化思想与人们的距离更近了，往往紧扣大多数人普遍关心的就业、贫困等问题阐述观点，表达方式更加通俗易懂，有的在语言表达上甚至趋向“煽情化”。 [2]

二、 当今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对于中职生思想政治与法律教育的负面影响

（一） 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受到冲击，理想信念教育难度加大.

处于各种思潮和信息包围中的中职生，对一些西方社会思想有一种盲从心理，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深刻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极力宣扬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同论”，社会主义能否战胜资本主义的“怀疑论”，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的“取代论”。而优于普通百姓的思想理论知识匮乏、对党史与国情不够了解，加之思想政治与法律教育仅留在理论层面上，缺乏说服力和吸引力。尤其青年学生极易受各种西方思潮影响，在政治观中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对我国的政治一元化持怀疑态度，理想、信念被弱化，爱国主义教育被忽视。有些中职生被西方文化所“感化”，盲目崇尚西方发达国家制度。

（二） 多元化思想使中职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受到冲击。

以往的社会思想主要集中在抽象层面的学术思想领域，与现实社会的联系大多比较间接，多是对社会的宏观解构。当前我国处于社会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社会正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一些社会思想则直接反映现实需求，主要关注社会问题、民生问题，更加重视制度、体制机制层面的可操作的问题。人们在急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尤其是利益调整和社会竞争面前无所适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压力与思想困惑。很多年轻人受此影响，学习和生活上也唯功利化和实用化，甚至把自己的人生信仰也建立在功利基础之上，价值取向唯功利化、实用化的结果是人为物所役，失去对自由发展的自觉追求。在处理个人和集体、国家的关系时，更看重自我发展、自我利益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容易淡化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

（三）公民道德教育受到影响。

道德观是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的道德认知水平和道德境界以及社会道德行为的价值标准与评价尺度。受当今西方社会思想的负面影响，一些中职生对奢侈腐朽的生活方式接受较快，追求自我中心等在校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在义利观上，为了眼前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追求个人中心、物欲至上，沉迷于即时行乐、游戏人生。因此，提高官大群众思想政治与法律教育实效性是当务之急。

三、积极探索多元化思想下思想政治与法律教育的对策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本着尊重多样、包容差异的态度，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内容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导向性、民族感和时代感，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前和今后一个很长时期全体社会成员必须遵循的思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中职生进行主旋律教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引导中职生辩证学习当代社会思想，正确处理好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二） 加强社会思想的理论研究，有针对性地介绍、分析、解构社会思想

长期以来我们在思想政治与法律教育教学中一般不大注意了解非主流社会思想的状况，而年轻人却通过各种渠道了解非常广泛的信息。非主流社会思想借助于一些大众文化产品、生活方式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资讯媒体对年轻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校应结合我校学生特点，加强社会思想的理论研究，有针对性地介绍、评析和批判非主流社会思想，在教育内容、方式和机制等方面作相应的调整。通过鼓励、引导学生敢于与西方各思潮展开交流、对话，对其进行批判，引导年青学生积极选择、吸纳那些维护、补充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想为我所用，但学生在课堂外又经常接触这些思潮，在没有正确点拨的情况就容易出现误导。所以与其“堵”不如“疏导”，以开放的态度主动向学生介绍、引进各社会思想，主动与他们进行对话、交流，把他们先进的思想整合到主流意识形态并加以优选到教材中去，真正起到加强思想政治与法律教育实效的目的。

（三） 增加思想政治与法律教育内容的丰富性，提升教育内容的现实意义。变纯粹政治性内容为一定的生活化关怀，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要注意思想政治与法律教育内容与人们心理发展需求之间的关联性。从而直接对接着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实际心理感受， [3]

四、结论

综上所诉，新时期的思想政治与法律教育要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现实需要，努力去创造新的社会思想。要根据我国现实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针对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及时进行理论研究，直面问题，解疑释惑，不断提出新概念、创造新理论，形成新体系。然后层层传播开来，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育人效果。

参考资料：

[1]魏红霞，《当代社会思想的新特点及其对人们的影响》，思想政治与法律教育研究，2009(8)。

政治与法律篇8

【关键词】 竞业禁止；合理性原则

一、竞业禁止的涵义

竞业禁止通常也叫竞业限制、竞业回避，英美法上称之为“不竞争”。作为一种法律规定的义务，竞业禁止最早出现于民法的人制度当中，意思是用法律规范来防止人对被人利益之损害［1］。竞业竞争的内涵，在法理上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学说。广义的竞业禁止是指对与特定的营业行为具有竞争性的特定行为予以禁止的制度，特点包括：禁止的客体应该是特定的行为；被禁止的主体不应当以特定人为限，表明这是一种对于一般人都予以禁止的制度。广义上的竞业禁止，作为法律上的一项制度，并不仅局限于商业秘密的保护。狭义的竞业禁止是指对与特定营业具有特定关系的特定人的行为予以禁止的一种制度。它所禁止的客体也应当是特定的行为，但禁止的主体却仅限于特定的人，而且该特定人必须与该特定营业具有特定的法律关系［2］。本文研究的竞业禁止是从商业秘密保护的方向展开，所应用的是狭义的含义，是指本企业特定人员（如股东、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员工等）在任职的期间内和离职后的一段时间中不能与本企业进行业务的竞争，包括禁止其到本企业业务竞争单位兼职或任职以及自营与本企业业务范围相同的业务。

二、竞业禁止的分类

竞业禁止的分类众多，本文只介绍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法定竞业禁止与约定竞业禁止。

法定竞业禁止，是法律直接规定特定的人不得从事与其有一定关系的主体具有竞争关系业务的行为，即特定人的竞业禁止义务直接来源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如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49条第（5）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能没有经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经营与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合伙企业法》第32条规定：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商业银行法》第52条规定：商业银行工作人员，不能在其他经济组织兼职。由此可见，有关法定竞业禁止的规定，主要针对具有特定身份之人，如经理、董事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做出来的。

约定竞业禁止是指当事人之间通过平等协商，自由约定一方或双方在一定期限内不得从事与对方具有竞争关系的业务的行为，即特定主体的竞业禁止义务来源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对于约定的竞业禁止，我国至今还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明确规范，一般只限于用人劳动者和单位双方商定的条款。

三、竞业禁止的合理性原则的含义及其要求

竞业禁止具有公平性，可惩罚性以及合理性原则。竞业禁止的公平性原则是指在竞业禁止协议签订和履行过程中雇主以及雇员应当以平等的地位签订协议。而可罚性原则是指签订竞业禁止协议的双方违反协议的约定可以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当然，惩罚措施可以规定于竞业禁止协议条款中。然而，合理性原则是竞业禁止制度的重要基础。本文将重点剖析竞业禁止的合理性原则。

1、竞业禁止合理性原则的含义

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无论其对合同义务还是对法律义务的履行，都体现着对市场竞争秩序的遵循。限制竞争的合同要求通常是违法的，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合法的情况，对于合理的认定要兼顾当事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的公共利益的平衡。竞业禁止本质上是通过合理限制竞争来禁止不正当的竞争，从而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可见竞业禁止是应该符合“合理”这一条件和界限的，只有符合合理性原则，竞业禁止制度才能够顺利的起到保障市场竞争的作用。

2、竞业禁止合理性原则的具体要求

竞业禁止的合理性原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1）主体的合理性。雇主无论是与在职雇员还是离职雇员签订竞业禁止协议，只要本着契约自由的精神约定竞业禁止义务虽然有缺点却还有可取之处的。不过在劳资双方谈判地位不平等的实际情况下，应该严格控制对承担竞业禁止义务之主体的范围，不应把竞业禁止的义务主体的范围扩大到全体的劳动者。这是由于普通员工很难接触到企业所涉及到的商业秘密，并且普通的员工离职后，在就业市场上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对普通的员工限制很容易被认作违反了公平原则。如果针对那些根本就没有掌握商业秘密的员工也签订了竞业禁止的协义，限制他们的自由择业权，显然失去公平。所以，竞业禁止合同所签订的对象一般都是经营管理者、高级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等，凡是没有接触到或没机会接触到商业秘密的人都不能是禁业禁止协议所规定的主体［3］。如我国《劳动合同法》第24条规定，负有竞业禁止义务的人员为“高级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责任和义务的人员”。

（2）保护对象的合理性。竞业禁止合同保护的对象，应是雇主的重要商业秘密。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商业秘密是“不为公众所知道、具有实用性并且经过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并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的利益”。所以，我国将商业秘密区分为技术性秘密和经营性的秘密，并且对一项商业秘密的存在应当具备三项条件，即不为公众所了解的；具有实用性并且可以为权利人带来实际或潜在利益；权利人已经采取了有关的保密措施。采用竞业禁止保护的信息如果符合这三项要求，就能够得到司法的保护。

对商业秘密的认定必须与雇员的个人经验、知识及一般技能相区分，不能将禁止的范围延及这些部分。由于当劳动者在受雇期间所积累的知识、经验、技能在同一行业已成为普遍的知识的时候，即使离职后再至相同或类似业务公司工作，也没有可能对原雇主造成损害。而若禁止劳动者离职后继续使用这些技能知识，则无疑是剥夺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生存权利，违反了公序良俗，竞业禁止协议也由此应归于无效。

（3）时间限制的合理性。美国的学者普遍认为，有关商业秘密的竞业禁止，应该以商业秘密存在的期间作为限制时间；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对于时间的限制，不得超过经合法手段复制该商业秘密之时间；另有部分学者认为，应该由雇员与商业秘密的关系，来确定不同的雇员和不同限制的时间。《瑞士劳动合同法》规定最长不得超过职工退职后3年；《意大利民法典》对高级职员规定为5年，一般职员为3年；日本的观点是普遍认为离职后两年的竞业禁止合同合理;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24条明确规定竞业限制期限，不超过2年。

笔者认为，对我国2年的时间限制规定，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高科技领域，由于其发展速度快，技术更新频率高，因此对其竞业禁止的时间有逐渐缩短的趋向。对于那些技术寿命相对长久的，技术更新速度相对慢的行业或者企业，与他们签订的竞业禁止协议所限制的时间可以视具体情况延长。

（4）领域限制的合理性。一份合理的竞业禁止协议不应当在不分行业的情况下全面禁止雇员劳动，禁止雇员所参加竞业职业的种类应做出严格的分界，如不这样有可能侵害雇员的生存权。在确定雇员竞业禁止义务的领域的时候，要同时符合三个“一致”。从大的方面讲，限制雇员从事的业务应与雇主的业务范围具有一致性，即必须是同原雇主的业务相竞争的业务；其次，限制雇员从事的业务应与该雇员在原企业中从事的具体工作具有一致性；第三，限制雇员从事的业务应当与雇员能够接触的商业秘密的范围大小具有一致性，如对高级科研人员的限制领域就应大于普通技术工人。对雇员的再就业领域限制越大，雇员的自就越小，竞业禁止协议执行的可能性也越小，发生纠纷时获得法院的支持就越困难。

（5）经济补偿的合理性。在我国《劳动合同法》第23条中地规定“在竞业限制期限中按月份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本文作者认为，对于确定补偿数额的合理性，应该根据不同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具体情况的不同而确定，不应该也不可能做强制统一的标准。但是法律应规定最低的补偿金额标准，因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不可能与用人单位讨价还价，在限制期限内给予原员工的经济补偿不能低于国家或劳动者所在地方的最低生活标准，这只是最低标准的经济补偿要求。

四、结语

竞业禁止自其产生以来就存在很大的争议，问题在于竞业禁止协议的合理性标准。笔者认为，这里的“合理”应理解为一种利益关系的平衡。雇主为保护自身商业秘密不进入自由市场，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却损害雇员的劳动权。而雇员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及其衍生的忠实义务，滥用原雇主的商业秘密，实现个人利益却损害雇主的商业秘密权。雇主与雇员签订竞业禁止协议的最重要目的是为保护雇主或企业的商业秘密，这同时是竞业禁止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而对于竞业禁止的协议进行合理性的剖析，这样做是为了合理的保护雇员的劳动权利。所以，一份“合理”的竞业禁止协议既能有效的保护了雇员的劳动权和生存权，又不至于损害雇主对商业秘密保护的权利。

【注 释】

［1］ 李继霞.竞业禁止限制的合理性探讨.上东社会科学，2003.3.73.

［2］ 孔祥俊.公司法要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198.

［3］ 倪才龙，王勉青.商业秘密保护.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119.

【参考文献】

［1］ 杨紫烜.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孔祥俊.公司法要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

［3］ 倪才龙、王勉青.商业秘密保护法.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

［4］ 姜颖.劳动合同法论.法律出版社，2006.

［5］ 张玉瑞.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金城出版社，2002.

［6］ 李继霞.竞业禁止限制的合理性探讨.上东社会科学，2003.3.

政治与法律篇9

关键词：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分析

一、对比分析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

（一）明文的规定

政治责任很难由完全精确的法律明文进行规定，而法律责任一定有明确的法律明文规定。法律责任的明文规定也是现代法制的基本要求。但是政治和法制是不同的，政治责任不可能由实在的法律来确定一个明确的实质性标准。如果指定了一项错误的政策，这种政治行为单从形式上来说并不是违法的，而且还可能找到合法的依据但是这一政治行为也必须要承担其相应的政治责任。因为政治责任不只是对责任主体的政治行为符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评价，而是要对政治决策能否产生合理正当的后果和其实质意义进行综合性评价，因此我们必须要认清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在明文规定上的区别。

（二）实现的优先性

由于人在社会中角色的多重性，政治主体和法律主体有时也会是同一个，此时如果同时承担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时，则需要优先追究其政治责任。因为政治责任的主体掌握着公共权力，所以和一般的公民相比较他们有更大的可能逃避法律责任。掌握公共权力主体依法办事才是现代法制的精髓，以法律约束权力是法治基本意义的表现。所以在追究政治责任时，政治责任要优先于法律责任进行追究，如果政治责任主体先承担了法律责任，那么政治责任的主体就能够利用其依然掌握的权力来逃避责任，而责任的主体会因为其权力的影响而得不到有效的追究。

（三）评价的机关

一般情况下对于法律责任的认定都有司法机关质疑专门的认定机关，专门的司法机关来对法律责任进行认定，也保障了司法的独立性，这也是法制的一个重要原则。司法的独立性要求，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时避免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影响，只服从于宪法和法律，独立地行使司法权。司法机关，就是法律责任的专门评价机关，他们也必须做到不受外界压力的影响，服从宪法和法律并独立地进行评价。而因为政治主体所获得的权利要求对于政治责任的评价会受到社会公众的压力，所有的组织团体都能够提出对政治责任的追究，并对政治责任进行评价。对于政治责任的追究会以多数人的意志来衡量、以多数人的意志而转移。这显然是与司法机关的特点相违背的，也由此表明了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的评价机关是不同的。

（四）承担的方式

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的承担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对于承担政治责任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政治主体所享有的政治权力受到影响，承担政治责任最严重的程度就是政治主体彻底失去了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和资格。法律责任的主体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方式主要是3种：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法律责任的主体会依据其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种类而受到不同形式的惩罚。

二、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相关联系

（一）符合法定程序是追究政治责任的前提

历史上所经历的一些事件和例子可以看出，即使有了宪法也不是就一定能够执行的，也未必就能够执行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依靠着存在的。宪法是政治权力的渊源，宪法是政治权力的源泉，也是民主政治的指导原则。大多数人民的意愿是法律的正当性的基础，政治权力也需要依靠法律来约束和限制。在行使政治权力时必须在民主原则的前提下来运行。由此也可以看出法律保障着民主，同时也制约着民主，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运转形式，追究政治责任是符合法定程序，也体现了民主政治基本的精神和原则。虽然政治责任很难在明确的法律文书上找到依据，然而当政治主体被追究政治责任时也必须要符合法律程序的规定。民主政治有其特定的规则，在此规则下一切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都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比如像国家政治权力产生、政治权力的运作、政治决策的过程以及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都需要在法定的程序下有序合理的实施。

（二）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范围存在联系

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之间的联系体现在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在范围上有相互交叉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法律责任之中也会造成政治责任，在承担政治责任时政治主体会失去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出现联系时则说明责任主体的违法行为也造成了消极的政治意义。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只是单位上的交叉，但不能相互包含，尤其是法律责任不能涵盖政治责任。因为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是其独有的，所以即使法律责任导致了政治责任也不能用政治责任的承担方式来承担法律责任。并且法律责任也不是所有政治责任的原因。

结语

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民主政治，也就是责任政治。这种责任主要由两方面共同构成，分别为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这两者之间既有必不可少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在明文的规定、实现的优先性、评价的机关和承担的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两者之间在责任的追究和范围之间又存在着很多的联系认清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能够更准确的确定责任的承担，推动民主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吕景城；论政府责任及其实现控制机制[J]；东南学术；2005年03期.

[2]张坤世；论行政法上的责任行政原则[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05期.

政治与法律篇10

法治政党指的是以法治的精神、理念和原则，以法治的思维方式，以宪法和法律为规范依据，来引领、规范、约束、治理、统一其内部的思想与行动，以实现对社会合法有效的政治影响、政治领导甚至执政行为的政治性政党。而法治政党建设就是政党以上述法治政党为目标所进行的自身建设。在当代中国，鲜明地提出法治政党建设的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第一，法治政党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我身份认知历史性转变的核心指标。与民主一样，法治无疑构成了现代政治政党成熟的典型标志。讲: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作出的重大抉择。我们党对依法治国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而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第二，法治政党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升级换代迈向政治文明新境界的不二法门。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深感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必须与时俱进地改变自身领导和执政的方式、制度与机制，必须与时俱进地不断进行党自身的建设以提高领导和执政的能力与水平，达致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实现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传统向现代政治文明的升级换代与转型。

二、法治政党建设与中国共产党的法治化领导和法治化执政

在当代中国，法治政党建设涉及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方面，涉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权力的各个层面，而首当其冲的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法治化。法治政党建设的首位要求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基本方式、基本体制和制度机制的法治化，也就是用符合现代法治理念、原则与精神的法律制度来型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基本方式、体制和机制，从而实现从传统的革命党到现代的执政党与建设党的转变，使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成为现代化政党。在当代中国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强调并坚决地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并将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为基本内容的执政能力的提升作为其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其出发点、落脚点与核心就是在于依法执政，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法治化的领导和执政。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法治化领导和执政，就是要依据宪法和法律进行领导和执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2007年10 月2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也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些规定明确地显示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社会进行领导和执政的过程中，在其处理党内的党务活动的过程中，都必须坚持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始终在党之上而不是党在宪法和法律之上，必须真诚地尊重和严格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对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政党、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的活动与行为在实质内容上和具体程序上的明确规定而有限行权，必须尊重和严格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与法律地位，特别是必须严格按照宪法、法律和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有效地限制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组织一把手的权力而严格按照既定的法律规则行使相关权力，必须依照法治原则和宪法与法律的具体规定协调和改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相互关系，明确各自权力范围与行使限度。

三、法治政党建设中的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的关系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法治化很关键。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法治政党建设中首先要考量的是，对作为政党的党内事务与国家事务在思想、观念、意识上，在规范与制度上，在权力行使和公共事务处置上，进行相对区分。第一，中国共产党应该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过程中的党内事务、党务活动与行政事务进行区分，要避免和改变党的各级组织的行政机构化现象，不能在执政方式上把党的各级组织凌驾于相关行政机构之上，更不能用党的各级组织取代相关行政机构，尊重人民主权原则。第 二，中国共产党应该依据宪法和法律组织和领导行政机关。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尊重和践行法治，就必须坚决地支持并始终按照我国《宪法》和人大选举法、组织法、政府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等基本法律，来组织我国的各级行政机关和领导我国各级行政机关。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还是党的各级组织的负责人，都决不能无视《宪法》和这些基本法律所规定的法定条件和程序，而以个人( 尤其是一把手) 意志和愿望恣意地干涉和控制行政机关的组织工作。

四、法治政党建设中的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的关系

在当代中国，有一个重大问题需要面对，那就是在推行法治政府建设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处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一，中国共产党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宪法》和法律对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党内事务及党务活动，与政府事务和政府活动进行区分。在权力行使和公共事务处置上，不能将党内事务与政府事务混为一谈，也不能使党内事务凌驾于政府事务之上，更不能以党内事务取代政府事务，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决不能取代各级人民政府而对属于政府事务和政府活动的事项直接进行决策、作出决定而政府只能加以落实和执行。第二，中国共产党应该依据党内法规、《宪法》及其他宪法性法律，慎重选择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员。在总体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依法进入国家政权组织，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党依照法律程序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并通过在国家机关的党的组织和党员的活动保证党推荐的干部依法担任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按照宪法、组织法、党章等的规定，通过推荐符合条件的优秀党员到各级人民政府担任相应的领导职务，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执政。第三，中国共产党依据宪法和法律坚决支持人民政府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人民政府负责。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是通过各级人民政府的党组、党员干部、党员工作人员实现对于人民政府的领导、使各级人民政府通过依法行政来体现和落实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宪法和法律上，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应该尊重并坚决支持人民政府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人民政府负责。

五、法治政党建设中的中国共产党与司法的关系

法治政党建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与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的关系。 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适应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支持政法系统各单位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在这方面，需要重点考虑如下几点。第一，中国共产党必须依据党章、宪法和法律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我国司法的领导、执政事务与活动，与我国司法机关的司法事务和司法活动进行明确区分并应该将这种区分落实到对我国司法工作的领导上面。党的各级组织必须严格按照党章和宪法的明确规定，坚决支持我国各级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绝对不能干涉甚至包办司法机关的司法权行使活动。明确指出: 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不是包办具体事务，不要越俎代庖，领导干部更不能借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之名对司法机关工作进行不当干预。第二，中国共产党必须依据党章、宪法和法律对司法机关的人事组织进行安排。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各级组织的确对我国相应的各级司法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员具有考察、推荐、思想教育、纪律监督的权利，但中国共产党对司法机关负责人和司法官员的推荐必须遵守党章的相应规定，尤其是必须按照我国宪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的相关规定来展开相应的工作。

六、法治政党建设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

法治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要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法律限制和约束，凡是超出法律限定的范围、脱离法律划定的轨道行使公权力，公权力主体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中国共产党在法治政党建设中必须对自己作为执政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对自己行使领导权和执政权的行为及其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第一，中国共产党必须将其对社会的领导权力和执政权力的行使活动纳入法律范围之内予以规范化调整。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以及行使领导权和执政权的行为，都当然地应该纳入到我国宪法和法律，以实现行使领导权和执政权的全过程能够做到于法有据、以法限权、依法用权、违法担责。目前我国《宪法》对于政党活动与行为的规定还比较原则，还不是那么具体，因而操作性和实践性还比较难以体现。

我们需要认真考虑是不是要制定一部专门的政党法或者政党活动法，对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我国所有政党的活动与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和引导。第二，中国共产党必须依据党章、宪法和法律认真区分其领导权力和执政权力行使所可能招致的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担当着领导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任，也面临着要承担违宪、违法的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的问题。作为法治政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有必要对党行使领导权和执政权的行为所可能导致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做出区分。明确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组织的一把手违反宪法、法律和党章行使领导权和执政权的行为所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

七、法治政党建设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法治政党建设必然要涉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制度建设的法治化。中国共产党党内制度建设的法治化，核心在于以法治为量度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与我国的国家法律的关系。第一，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不是法律，但中国共产党严格执行党内法规乃是法治政党建设的基础。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显然都不是也不能是现代社会广义法律概念涵摄下的法律法规，党内法规不是国家法律的组成部分。 但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严格执行党内法规、强化党内法规的执行力，无疑是法治政党建设的基础，也是法治政党建设的关键。一是要严格执行党内法规，加大对违反党纪的行为的查处力度，让党规党纪立起来，让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树立规则意识。二是在强调党员的义务和纪律之外，加强对党员权利的保障。第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不能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目前，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与党内法规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处分条例》为龙头，一系列的党内法规已经先后制定出来。 但从法治政党建设来考量，从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来考量，必须要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党内法规体系进行以法治化为标准的转型与升级。一方面，党内法规的制定依据、制定程序、党内法规的内容、违反相应党内法规的责任与处置程序、党员权利保障与救济程序等，都必须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宪法性法律为依据，并不得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另一方面，党内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应该体现民主和科学精神，达致合法、规范、公开、透明，在这方面可以比照立法程序。

八、法治政党建设中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等的关系

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来看，中国语境下的法治政党建设，当然地还包括了以法治化的方式来建立和发展自身与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组织、各群众团体等的关系。第一，法治政党本身要求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在内的全部政党的活动和行为法治化。中国语境的法治政党建设的重点自然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务活动和党务行为的法治化，但作为参政党的各个民主党派自身也都有一个以法治化的方式来进行党的内部治理、以法治化的方式来处理自身的党务活动与党内行为的问题，也就是说各个民主党派也要进行法治政党建设。第二，中国共产党应该以宪法和法律为规范依据法治化地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各个民主党派的关系。要避免把执政认知为领导、把参政认知为服从从而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认知为上下级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应该平等尊重、坚决支持、充分保障各民主党派依据我国宪法和法律参与治国理政各项事务的权利与行权活动。

九、法治政党建设中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转型与法治文化培育

中国的法治建设要真正取得成功，有赖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法治文化的生发与茂盛。中国共产党法治政党建设的成功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转型与法治文化的培育。第一，法治政党建设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文化转型作为基础。在依法执政和法治政党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也要做好执政党的政治文化转型。一方面要以更大的思想、理论与实践自信，以更为包容宽广的胸怀，进一步加强党内民主，并以党内民主推动引领社会民主，营造一个政治开明的良好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要更加具有开放意识与全球化观念。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坚持自身在思想、观念、理论上的开放性，广泛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共识的普遍性质素，将全球化观念融入到自身政治文化之中，才能为近年来在不同场合多次所倡导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支撑的价值与原则基础、观念与意识基础、思想与理论基础; 再一方面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培育现代政治责任伦理与政治良知，直面政治批评、自觉承担政治责任。

第二，法治政党建设的重中之重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法治文化的培育。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专制与人治的历史非常漫长，专制与人治的观念和意识异常深厚，而严重缺乏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基因，也严重缺乏规则意识与制度意识，现代民主、法治观念与意识自近代传入中国一直难以真正扎根，因此，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真正培育起现代法治文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就很难实现。也一直强调，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卢梭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中国共产党的法治文化的培育就是要让全党逐渐地对法律产生信仰，将神圣的法治原则刻在每一个党员的内心。在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法治文化的培育上，重点应该集中于宪法法律至上的观念和意识、基本人权神圣的观念和意识、法律程序优先的观念和意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法治政党建设中的现代政治文化转型和法治文化培育，将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坚实、丰厚而持久的文化根基与精神支撑。

十、法治政党建设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与发展

自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之后，法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开掘和丰富其执政合法性资源、延续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依凭。这也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自我身份认知上由革命党向执政党与建设党的真正的精神转向的决定性的标志。依法执政已经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这就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坚持法治的根本方向并以法治为目标和参照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和执政的体制、机制与方式。第一，法治政党建设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的重要目标与主要措施。从根本上来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将法治置于其治国理政的核心与基础地位，乃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权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成果，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集体政治智慧的结晶。

所以，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实际上也就对自身提出了以法治为重点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能力上进行深层次党的建设的崭新任务。法治政党建设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党的能力建设的重要抓手。第二，法治政党建设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现代社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现代社会治理规律大体上体现为以法治为核心的所谓良法善治。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对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的领导和执政，就必须不仅在宣传上而且在思想、观念、意识与制度及其实践上，全面贯彻和落实法治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不断地提升自己通过法治进行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法治政党建设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现代社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