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学十篇

社会经济学篇1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一：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服务型企业信任关系

近几年来，中国服务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但因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一些服务型企业为了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视对相关利益者的诚信，致使侵犯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鉴于此，本笔者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影响服务型企业的主要因素，并进而探索服务型企业通过相关诚信战略构建与顾客的信任关系。

一、国内外企业的信任研究的文献综述

信任的探讨一直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开始对信任进行了研究。

1.国外企业信任研究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信任问题。经济学家阿罗在其《组织限度》一书中指出信任是经济交换有效的润滑剂，将经济落后与信任联系起来，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世界上的很多经济落后现象。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格兰诺维特以嵌入理论提出经济交易，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坏和相互欺诈行为和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为防止欺诈、破坏及处理争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用企业发展的规模作为主要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个国家的信任度越高，则其企业发展越好，反之则影响企业的发展。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有助于经济行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

2.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我国对信任的研究相对滞后，随着中国信任度下降问题日趋严重，学者们开始将信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张缕博士以嵌入性为视角，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有二个特征：一是以工具性关系构建为基础的多元信任关系构成。二是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的运作方式相差较大，这种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级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为各模式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各尽其能地发挥作用，而不利的一面为各模式运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风险，对设计出有效的保障机制是极大的制约。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在《中国人的信任游戏》指出中国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游戏，一手是权力游戏，信任是企业双方进行交易的基础。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关于信任理论的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实践层面以服务型企业为例，运用企业信任理论，通过问卷法来探讨影响服务型与其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提出构建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良好信任关系的建议。

二、服务企业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学者Sirdeshmuk以服务行业为背景来研究影响顾客信任的因素，将顾客信任定义为顾客所怀有的服务提供者是可靠的、并且能够履行其承诺的服务内容的期望。对服务性企业来说，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企业对员工的信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

三、影响服务型企业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企业持续信任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业通过独特的物质文化、建筑、服务设备，服务的规律性在顾客心目中获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阶段通过提供给消费者各种承诺性服务，提高办事效率，与顾客有友好的合作经历，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过程型信任;第三阶段通过上述两个过程最终获得顾客的满意感、忠诚度的情感信任。基于此，本文选取500名消费者，来研究物质文化、服务规律性、企业办事效率、提供给顾客的承诺性服务、顾客的满意度和顾客的忠诚度等6个因素来分析顾客是否会与服务型企业建立持续性的信任关系，顾客的满意度、顾客的忠诚度和服务型企业所提供各种承诺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其顾客建立持续性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

1.顾客满意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建立持续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顾客满意是顾客对企业及企业员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性综合评价，顾客满意是顾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顾客对企业的服务态度、内外部设施越满意，顾客就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企业的产品及服务，顾客的信任会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2.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顾客忠诚度是顾客对某企业产品或服务产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过顾客的情感和行为忠诚表现出来的。对于喜欢规避风险的消费者来说，其对企业的忠诚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险尝试接受另一家服务，而愿意选择已经习惯了的服务。因为一旦选择其它的企业，他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服务性企业来说，尽可能地维持与同一个的服务享受者的长期关系本身就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持续利润。

3.承诺也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务性企业产品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只有通过承诺才有可能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信任是对承诺的一种跨越，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对服务接受方的承诺可以提供了一种激励，增进双方的合作，决定了可信赖性。但是承诺也必须适度，频繁的承诺可能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如果企业总是对顾客做出承诺，在顾客看来，企业会不可信。

四、培育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构建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措施

本文通过对顾客的问卷调查，针对影响服务型企业构建信任因素的分析，认为应通过服务型企业应从自身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来培育服务性企业对顾客的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构建。首先，因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性企业信任的重要因素，所以企业应经常关注顾客的利益与诉求，可以通过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内部设施实现顾客满意，赢得顾客的忠诚，进而与顾客建立信任关系，使企业收益。其次，加强企业内部法制和行为规范的建设，对违反信任原则的要予以制裁。使员工认识到与交易方合作能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很大的益处，在企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投资和管理。最后，服务型企业要有效发挥服务承诺的作用，在服务承诺设计上遵守内容适度、表述清晰和队服容易等原则;在实施服务承诺时，要综合考虑服务本身特点、服务企业状况、服务行业情况和顾客特征等一系列因素。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张力及范式反思

一、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

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性学说。它们假定，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人们正是通过对关系资本的建构与利用达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是屈从于个体理性的，关系人其实是理性人，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经济理性的客观事实。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格兰诺维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的立论基础是在被其称之为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视角间展开的。格氏指出，社会学家将个体的经济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个人行为屈从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受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支配。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念，持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对帕森斯的社会学传统，十分贬抑对符号、价值、规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学术关怀。他试图推翻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个核心便是关系网络，它使个人行为和总体的社会形态的链接成为可能。与过度社会化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人的经济行为时，将人视为理性个体，个人行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人类的一切文化与制度行为均可从理性个体的自利动机中得以理解，这便是低度社会化观点。该观点假定，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影响。格氏指出，无论是低度社会化还是过度社会化假定，都将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没有处理好社会网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因此，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应当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社会网络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嵌入性的基本内涵是：经济行动和经济绩效以及所有社会行动和社会绩效，都受到行动者动态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1]格氏以职业流动为例，比较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他指出，这两个学科在看待劳动力市场中行动者的跳槽行为时，都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从个人行为及其动机入手，来分析求职者通过何种手段来达致跳槽和转业的目的。不同之处是，社会学强调个人的求职流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网络的限制，而经济学则坚持社会孤立性假说，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可以脱离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强调是受雇者的个人倾向、经济动机、人力资本、升迁机会等因素决定了其跳槽或转行。格氏认为，经济学的解释不符合真实情况，个人的职业生涯及工作流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人的求职及跳槽经历取决于他认识的人的数目及在工作中同这些人的关系状况。同样，经济学中的隐形契约、有效工资论将劳工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孤立性行为，将员工和雇主视为陌生人，将他们的关系从社会组织网络中抽离出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熟识关系。在企业中，通常情况是，那些靠着关系获得职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信任。从社会学视角看，职位升迁的决定与行动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换网络中。格氏关于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经验研究是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最具代表性的尝试，被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范例，体现了他将个体经济行为与网络关系、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加以链接的理论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问题是：人际关系如何建立和维系，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传递信息、关系人如何从网络中获得信息，这种关系是强的还是弱的，其本质是什么。基本观点是：人际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高度依赖其现存的个人关系特别是由弱关系构成的关系链来获取求职信息。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数被访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过弱关系即工作关系和其他关系找到的。在个人求职经历中，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有效。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对个体的经济行动更为有利。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组成者之间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的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范围内;而弱关系是群体间的纽带，其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能使信息流行起来，弱关系充当了信息传递的桥梁。在群体关系中，弱关系更能扩大自身的关系网络，连接不同群体的成员，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求职机会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关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链接微观至宏观、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的桥梁，形成了一条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因果链条。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性行为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自觉

社会经济学篇2

关键词：低度社会化；过度社会化；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1-0216-02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发表于1985年美国社会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本文的作者马克·格兰诺维特曾在哈佛接受社会学的研究生教育，师从社会网分析奠基人之一的哈里森·怀特，一直致力于以社会网理论建构起来的新经济社会学与经济学进行对话。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在与经济学对话，尤其是与新制度经济学大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奥利弗·E·威廉姆森对话。通过对话，作者提出了“嵌入性”这一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在该文中，格兰诺维特首先批判了社会学传统中的“过度社会化”和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低度社会化”两个问题。格兰诺维特引用丹尼斯·罗恩的观点，指出在社会学中存在人被视为对他人意见过于敏感且完全屈从于经由社会化过程内化的共有的价值与规范体系，即过度社会化问题。而经济学中则存在低度社会化倾向，认为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对两种倾向分析的结论虽然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相互对立，但却有着惊人的共同点：均以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即将行动者孤立于实时的社会情境之外。过度社会化的孤立是由于机械化了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假定个人的社会属性或范畴一旦已知，其行为方式也就被决定了。在文章中，格兰诺维特将过度社会化中的“社会”与自然神论者的上帝相类比，来形容这种情况下社会所拥有的强大的决定性力量。而经济学家不是完全不考虑社会关系，就是将其定型化、一般化。①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嵌入性（即嵌入性）的观点。他认为，行动者既不是像原子一样游离在社会网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其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其的角色。人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

最后，格兰诺维特通过与威廉姆森、霍布斯以及古典经济学的对话，针对信任和欺诈、“市场抑或科层”两个问题论证了其提出的“嵌入性”这一理论。

“嵌入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在社会学界、经济学界均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大讨论大结合，新经济社会学学派由此兴起。针对格兰诺维特《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笔者对“嵌入性”这一理论做了如下梳理与思考。

一、嵌入性理论对于信任与欺诈的解释

威廉姆森发现，经济学往往假设人们是以相当温和的手段追求自我利益，规避了霍布斯命题。而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往往“以骗术追求自我利益；善于伪装掩饰的人更易于找到交易利益”。经济学对这一问题有两个解释：

1.低度社会化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主张。他们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形成，认为制度的形成即为解决经济问题。“每一个演化中的经济问题必有一个社会制度来解决它。”因此，会有一个相应的聪明的制度被设计出来以提高欺诈的成本，取代信任本身，解决欺诈问题。格兰诺维特对这一解决方式的批判是：制度的设计不是产生信任而是取代信任。因此就会导致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即有理性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钻制度的漏洞。笔者认为，当一个制度设计出来使欺诈的成本变得很高的时候，人们会推论认为理性的他人考虑到成本不会采取欺诈行为，因此而产生一种新的信任。只是信任的对象不再是他人而是制度。但是其信任的前提是制度要足够“聪明”。

2.过度社会化的“普遍道德”。这一观点认为，社会会渐渐演化出来某些类型的隐性契约使人们尊重他人。这些契约即使不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基础，至少也对社会有效率的运作贡献良多。格兰诺维特对这一理论的批判认为，道德的约束不是无时无刻的，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理智人在离家很远的餐厅吃饭时如果付了大额的小费，在双方过去不认识也不太会再发生一次交易并且交易内容不太会传扬出去的情况下，除非发生暴力或欺诈事件上述情况不可能发生。

相对于上述两种解决方式，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嵌入性的理论强调具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结构，即网络能产生信任防止欺诈。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如下的假定之上的：（1）每个人都喜欢与信誉良好的人打交道。（2）人们往往寻求比“不欺诈”更好的关于他人名誉的信息。格兰诺维特利用布朗提出的著名的“N名囚徒困境”博弈论来证明其观点。他举了其经典的戏院失火会发生推挤踩踏事件，而家中失火则不会，正是因为大家相互信任，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所以没有囚徒困境。因此，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

二、嵌入性理论对于“市场抑或科层”问题的解释

威廉姆森《市场及科层》提出了“市场抑或科层”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经济功能会在公司界线内执行，又在什么情况下会越界交给市场。威廉姆森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在任何情况下组织都以最有效率地处理经济交易为原则。因此，那些经常发生的、结果不确定的、有需要特殊投资的交易较可能会留在科层组织内；那些直截了当、不常重复又不需要特别投资的交易较可能在公司间进行。威廉姆森对其原因的解释有两个：（1）“有限理性”，即将复杂的交易内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2）诉求于权威关系以驯服机会主义。

格兰诺维特认为，威廉姆森的分析“混合了《利维坦》一书中相同的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观点。公司内科层权力的效能被过度强调了。就好像霍布斯过度社会化观点下的国家。”“市场”则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具体来说，他从三个方面对威廉姆森的相关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批判：

1.格兰诺维特指出，威廉姆森割裂了商业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实际上两者密不可分。格兰诺维特引用马考利的研究，证明组织之间的经济来往亦具有稳定性，除非迫不得已不会使用诉讼解决纠纷。“大家在协调的时候都不喜欢谈到威胁要上法院。如一个商人所说‘如果你让律师和会计师站在一边凉快，你可以解决任何争端。他们完全不了解商场上让东取西的艺术”。“证据一致显示要有一些 ‘震撼’才会动摇公司的采买政策，使他不再重复地向一家或少数几家供货商下订单”。

2.格兰诺维特认为，威廉姆森忽略了组织之间亦存在广泛而多样性的社会互动网络，这也是信息传递的有效途径。

3.格兰诺维特批评威廉姆森高估了组织内科层力量的效率。格兰诺维特引用道尔顿的《经理之人》描述的中集体欺诈行为以证明组织虽然被“设计成完全与由社会网而来的集体行动毫不相干”，但是“当人员流动低的时候，职务之间的关系会增加私人色彩的内涵，最后会改造关系网络而改变组织的方向”（James Lincoln，1982）。在这一批判的最后，格兰诺维特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市场交易内化成为公司内的交易，的确可以较好地处理复杂而特殊的交易，但却不能明确的认定科层组织就是主要的原因。或许交易内化的主要效果是提供一个焦点，给一个紧密连带的社会关系网络。”笔者认为，这一结论与其之前的批判论证相左。在格兰诺维特对道尔顿研究进行解释时，指出其之所以出现集体欺诈行为正是由于关系网络对组织的渗透和改变。一方面认为关系网络是交易内化的原因，一方面又认为关系网络会导致组织内交易行为效率的下降甚至失效。

三、结论

威廉姆森让复杂经济活动由科层整合的组织处理来解释经济生活中“机会主义”与欺诈的防止及合作与秩序的普遍存在。而格兰诺维特则认为，秩序或者失序、诚实或欺诈与关系结构有关，与组织形态则较少关联。一笔交易是会留在市场还是垂直整合进公司内，要看其他条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网带来的是冲突、失序、机会主义或欺诈时，交易就有要垂直整合入公司中的压力。反之有一个稳定的网络来处理复杂交易并产生了公司间标准行为模式，就不存在这样的压力了。

在批判威廉姆森的观点时，格兰诺维特 一直注意将自己的理论与功能主义和进化论撇清关系。譬如，在论证社会关系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时，格兰诺维特也分析了网络的局限性以强调其不是乐观的功能主义，以关系网络取代道德或制度执行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四、笔者思考

在本文中格兰诺维特在与威廉姆森的对话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和命题。总体来说，笔者认为，其理论是将社会网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将社会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为后人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切入点。譬如，他运用情境解释的范式对经济学理性人的假定做了捍卫，认为对分析者而言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如果把情境限制尤其是嵌入性问题考虑进去仍可能是有意义的。因此，笔者认为，“嵌入性”这一概念不仅仅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范式，更是一种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新工具。

参考文献：

[1] 张文宏. 社会网络分析的范式特征——兼论网络结构观与地位结构观的联系和区别[J].江海学刊，2007，（5）.

社会经济学篇3

【摘要】本文首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简要分析和谐社会的基本含义以及和谐社会制度建构的关键问题，然后重点从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角度，联系新制度经济学制度设计原理，探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和谐社会如何完善良性分配体制。【关键词】和谐社会；分配体制；新制度经济学“和谐社会”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社会。何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谐社会的良性分配体制该如何建构?新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可以提供给我们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指导。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总体构想。那么，学术界是如何看和谐社会的呢?各学科对和谐社会的理解角度有所不同。一些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而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的基础是“形成利益表达机制和能够容纳利益表达的制度安排”。“人学”则将其解释为：“是一个主体间达成合理共识的良序社会，对社会风险与冲突可予适当限制，及时化解。建构和谐社会必须以人为本，形成权利与权力的合理界分，培育公民的现性人格”。而新制度经济学以其“交易费用范式”，将和谐社会定义为“交易费用最小的社会”，这一定义几乎概括了目前所有社会科学文献对和谐社会的理解。要实现交易费用的最小化，必然要求社会建立起普遍有效的产权制度，切实保障经济主体的财产权利和人力资本权利，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中，社会成员才会对整体经济运行有稳定的预期。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人们往往在有明确的财产认同和保障的前提下，在公平诚信的市场规范里，人与人之间才会有更高的交易信任度，更少的风险防范行为，从而大幅度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因而，如果社会能够合理地平衡政府、市场、公民的利益关系，为这种均衡的利益格局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那么社会矛盾总能被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不会因为社会动荡而剧烈提升社会经济的交易成本。二、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关键问题1、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改革开放的30年里，我国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社会利益也进行了重新调整和再分配，社会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他们在争取自身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促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近年来，在我国有群体暴力事件频发，集体上访事件骤增的迹象，这显然已向社会发出了不和谐的信号。分析其原因，一是经济“超常规”发展的非均衡性，造成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二是经济制度变革的不适应性。虽有正规化的制度变革走在前面，但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潜规则往往是人治的，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法制的治理环境相比仍有所滞后，导致作为个体的人与新体制之间由于摩擦而产生不和谐。这些不和谐形成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即利益分配上的矛盾。2、分配不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1979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3，1988年上升到0.382，2000年突破0.4，2005年达到0.47，这不仅大大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更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表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据统计，目前我国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者占总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者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2007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差距由上年同期的4200元扩大到4941元。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特别是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呈两极分化的趋势，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和谐。3、有效的制度供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完善社会分配体制是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关键新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的制度供给是保障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因为制度本性使“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诺思，1993）。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分析指出：有效制度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提供了稳定预期，减少了不确定性，从而通过深化分工实现社会和谐；有效制度能够发挥对行为主体的约束功能，促成主体间的互利合作，实现社会和谐；有效制度能够发挥对行为主体的激励功能，鼓励其创新，实现社会动态和谐。虽然市场经济框架在我国已经确立，但由于长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影响，目前基础性制度建设仍有所滞后，尤其缺乏一个合理有效的分配制度。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改变权力集团导致的社会不公，保障交易的正常进行，解决经济组织的低效率问题，提供勇于创新的激励机制，将社会由“人治”转变为“法治”。诺思指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应该是使个人收益率尽量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安排。”那么，个人收益率如何能做到与社会收益率接近，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个人必然受刺激的驱使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因此，规范的市场经济分配制度应具备三项功能：一是通过确保那些从事高端研究工作、进行市场创新活动、投入有效经济要素的社会群体较高而又合法的收入，以达到激励和示范效应；二是限制和惩罚那些垄断收益和“寻租”收入，以达到维护市场秩序的目的；三是鼓励帮助低收入群体提高技能，参与竞争，以做到机会均等和防范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亦即，激励、惩罚和扶持功能将共同造就成熟、规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分配体制。三、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分配体制的几点思考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论述，说明中央已十分关注社会公平问题，现有的分配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1、加强法制建设，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促进收入分配公正法律自身的稳定性，有时会造成社会规范的滞后。因此，加强法制建设，及时修订相关法规，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的必要手段。以目前的情况来看需要建立和完善以下几方面的法律规范：首先，是关于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控的法规。用法律限定政府行为，同时避免行业自主分配的盲目性；其次，是关于分配制度的法规。规范分配类型，杜绝非法收入，创造公平、清洁的创收环境；再次，是税收和社会保障的法规。现行的税收制度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改革势在必行，而社会保障事业近年来的发展尚不稳定，需要通过法规来巩固成绩，改造不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薄弱环节；最后，是市场规范方面的法规。有了健全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市场才能健康高效地运转，各项法规的执行才能顺利且强有力地进行。2、调整初次分配制度对于国家公务员，基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要以体现公平性为主，根据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安排薪资标准，高低浮动程度要科学设置，以缩小地区待遇差距；事业单位，要把收入分配与个人的岗位职责和业绩贡献紧密结合，岗变薪变，要严格按照年度考评安排其实际收入，改变原来一劳永逸的薪资安排，同时要兼顾行业间差距的合理程度。这一部分分配安排上政府担当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社会经济学篇4

[摘要]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选择与激励、资源配置的社会价值总量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平衡与协调等问题体现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基础上的社会价值生产总量最大化的同时，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

[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分析；社会价值与福利最大化

[中图分类号)P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05-0034-03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适应了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而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长期的充满了艰难困苦极具挑战性的伟大工程，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必须着重处理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问题：一是整合社会关系，重点是整合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解决社会矛盾，重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三是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切实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四是推进社会公平，当前重点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问题；五是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切实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加快统筹城乡发展的步伐。笔乾拟从经济学的视角对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作―尝试性的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及可能性分析

我们知道，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个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体来讲，消费者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生产者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同时，由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不同的个体理性基础上的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由此而引发的相互摩擦或内耗将导致社会整体的不理性，即社会整体效用或利润的非最大化。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将社会成员抽象为两个个体，将分析的视角集中到消费的领域(其他领域的分析同样适用)，如图1所示：其中的一名个体A，其消费用纵轴Ya表示，另一名个体B，其消费用横轴Xb表示。他们的联合收入用Yt表示，YtYt表示他们的消费可能性曲线。无差异曲线表示两个个体所给予对方的能给对方带来相同效用的不同商品的组合。如果两个体想把其联合收人都用于自己的消费，则他们的最大消费分和f点。

现在我们不妨假设，由于某种社会契约导致了该两个体的收入分配分Da，和Db：

1．如果他们没有任何往来和交易，而是各自消费自己所拥有的收入，他们将在a点进行消费。

2．如果某一方比较友好，想让对方生活得更好，而自己生活得稍微差一点，比方说B愿意出让自己的部分收入，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让自己少分配一些，使A生活得更好，则可能会在Ew点进行均衡消费。因为这是在该契约分配下各自收入的联合所能达到的最高无差异曲线。

3．如果双方都出于同样的友爱，想让对方生活得更好，则会在Ee达到均衡，最高无差异曲线将位于45°线0E上。

4．如果双方发生冲突，都希望自己生活得更好，则会出现内耗：(1)如果双方都怀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想法，则消费会在Ej点均衡；(2)如果出现一方想占有另―方的所有为已有，则会使消费点位于YtYt线以内，使双方在―条更差的无差异曲线上进行消费，这恰好显示了不同利益集团或家庭或群体的集体消费的“经济劣势”。

5．如果双方的消费可以互利，譬如说出现双方都萌生“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想法的情形，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进行考虑，为对方着想，则这类消费会把消费点移到YtYt线以外，使双方在―条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上进行消费，这又显示了存在于不同个体、家庭或其他群体、利益集团之间的集体消费的“经济优势”。

二、和谐社会现实意义对模型的修正

通过上述可能性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我们要建立的和谐社会就是要达到上述分析中的第5种互利双赢的情形。而要想在现实社会中出现我们所希望的第5种情形，是需要一定的制度机制作保证的。一方面，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定，人总是追求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又由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和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就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摩擦成为一种必然，因而就有了制度机制设计的必要；另一方面，由于正的交易成本和人的有限理性，使得人自身又经常处于一种自我防范意识之中。用霍布斯的话来讲，“人都有怕死的本能”。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进行分析，每个人的命运都具有偶然性，任何人都有可能会成为最少受惠中的一员。所以，软理性和规则遵从又使得制度机制的设计成为可能。下面对上述分析的修正将以此为基点，依次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述：

1．由于人的社会性，也由于人的需求的多元性，在生产力飞速发展、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日益细化和复杂化的现代社会，需求的满足主要是通过交换，而交易的自愿互利原则，交易双方的净效益必然导致社会整体效用的增大。也就是说，在告别了“小国寡民、人死不相往来”的时代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因而第1种消费情形是不可能出现的。

2．当均衡点位于Ee点时，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讲是合理的，但有违效率机制，同时也是事实上不可能达到的。首先，从人的自然禀赋来看，每个人的能力、技能、知识、智力等都是不一样的，同时每个人所拥有的资源和机会也是有差别的；即使每个人拥有等量的资源和机会，也存在对资源的使用效率，对机会的把握程度的差异问题。这就使得在原初状态下的均衡不可能处于Ee点。其次，由于人的社会性及亲缘关系，在一定的亲缘关系范围内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友爱，从而可能使均衡点处于Ew点并向Ee靠近。但是五条件的利他会随着亲缘关系的距离拉长而急剧下降，这种情形也会因为亲缘关系的逐渐淡化而减弱，甚至会由于不同的亲缘关系群体的存在而出现一种群体排他现象，进而导致该情形的消除甚或效用的更高程度的内耗。因此，社会整体上也不可能出现第2种情形，也更不可能出现第3种情形。当然，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形可以使社会达到第3中情形，那就是国家或政府通过某种强制性的手段或措施使社会达到一种平均的状态，如通过税收将一部分收入从高收入者手中流出，再通过社会保障等转移支付流入到低收入者手中。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所带来的将是两方面的无效率。一方

面，收入被流出的高收入者将缺乏继续投资和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另一方面，接收收入转移的群体将会产生“等、靠、要”的惰性心理，没有主动就业和积极接受培训以改善提高自身生存和生活境况的激励。在这种情形下将会使整体水平位于一条更低的无差异线上，但是也是偏离OE线的。

3．如同威尔逊在《论人的本性：社会生物学论文选》中所说的那样，由于基因的自私性和利他的条件，人的本性完全受竞争支配。好斗、排外、社会等级制度、侵略、屈从以及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些都是天赋的模式。同时也是人类本性的基础、社会演化和行为的本质。因此，基于人的本性的自私与利己特征，社会中不同的个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的更好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心理，即使处于特定的亲缘关系群体之内也不例外。因此，基于自私和利已之上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想法在不同个体之间普遍存在也就无可厚非。更有甚者会出现一方想占有另―方所有为已有的情形。当然后者在现代社会的产权制度下是很少有的或者是违背法律的规定的。否则的话，社会将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随处可能发生“公地悲剧”。再者，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人的有限理性约束以及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将使得人们在很多时候出于利已而表现出利他的举动；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社会的行为演化存在着一种“基因―文化协调演化机制”，即通过相互回报的传统习俗，并伴以人类特有的心智，从而建立起人类特有的文化和文明，进而构筑起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或规则体系。这也为消除不同个体、家庭或其他群体、利益集团之间的集体消费的“经济劣势”并向集体消费的“经济优势”转化奠定了基础。

三、结束语

因此，在人的自私与利己的本性之上，如何最为有效地激发人的利他性，这就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首先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在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基础上的社会价值生产总量最大化的同时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换一句话说，就是在实现微观理性基础之上的整体社会理性。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保证社会范围内普遍意义上的公平；其次，要在充分把握公平与效率关系尺度的基础上准确定位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的职能与角色。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效率配置资源的同时完善非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也就是在完善两种机制并界定其职能范围的基础上两者相互协调并相互弥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的缺陷和不足。再次，非市场机制即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要尽量建立起―整套良性互动协调运转的法律和制度，包括社会安全网络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融洽社会关系的诚信制度与声誉机制、预防与惩戒相结合的强制实施的各项法律法规等等，从而达到经济、社会、政治等的健康有序、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吴俊培．现代财政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斯蒂格利茨、沃尔什．经济学(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秦海．制度演化与路径依赖[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社会经济学篇5

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自身的独特特点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在具体的研究中需要注意进行具体而慎重的分析。

（1）要正视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决定作用，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不能独立于经济社会环境条件之外独立发展的。

（2）要明白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促进和推动。

2.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作用是一个中性词汇，既包括积极作用也包括消极的负面作用。正如王永杰（2007）总结的那样，“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并不全然对社会具有积极作用，有时候它对社会也有消极影响，甚至还会发生‘开历史倒车’的现象……”。本文主要探讨间接的或者说是软性的，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间接作用。

首先，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市场主体的整体素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高校通过具体的人文科学课程和社会科学课程设置和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社会实践，将这些知识转化成个人的内在品质，带动社会经济活动的其他参与者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当高校学生迈入社会成为广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时，就会自觉遵守所在行业的职业道德，这也会影响到同行业的其他企业、个人，这样就能直接促进高素质市场主体的培育，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

其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有助于改进政府管理理念，转变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管理能力。重视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向政府部门输送更多高素质综合性的社会管理人才，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意识和监督能力。以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为例，在传统的社会管理中，政府习惯了用“运动式”管理手法来解决社会问题。通过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熏陶，政府管理者可以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先进理念运用到具体的社会管理工作中，增强管理社会责任感和依法行政意识，减少违背情理法理的执法行为的发生。

再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可以优化制度目标设计，节约制度变迁的成本。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对优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设计，节约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成本的作用具体表现在：第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和知识储备的增加，有利于节约寻找和设计符合我国现阶段发展实际的政治体制的成本。第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增进有助于减低政治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利益摩擦。它可以从两个方面减低这种阻力，一是通过寻找一种利益摩擦较小的体制创新方案；二是通过改变人们的认识方式，进而改变既得利益者的主观认识和感受。第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有助于消除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观念障碍。要消除这些旧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就要依靠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使人们接受新的非正式制度，这样经过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后，新的政治体制就会最终确立起来。

社会经济学篇6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借助理论。如果把人生比成一盘棋，理论家好比支招的人，他可以比下棋的人多算几步、甚至十几步、几十步。

计算Facebook的路数的“棋谱”有两门，分别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社交网络这盘棋，棋路与其它的棋非常不同。一方面，要有经济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推特那样，叫好不叫座；另一方面，要有社会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Myspace那样“速灭杀丁”。

鉴于国内还看不到一家SNS(社会网络化服务)可以很好平衡这门算路，后来者目前就有一个很好的居上机会，通过掌握深入的算路，提前发现未来商机，实现咸鱼翻身。

网络社交的理论界桩

网络时代的社交有其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学意义，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我们都可以了解到网络社交的重要性，而社会学和经济学也必须面对自己在网络社交时代的新发展。

具体聚焦到网络社交这个主题上来，我们发现“棋谱”或“菜谱”相当多，首先需要梳理一下。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交叉，依重心的不同，形成两类差异很大的学科，一类叫社会经济学，以经济人为重心；一类叫经济社会学，以社会人为重心。

社会经济学，又称社会问题经济学(如夏普等《社会问题经济学》第18版)，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国内这一分支的(如白雪秋、宋国兴主编《社会经济学》)与夏普一样，主要研究弱势群体利益相关的贫困、失业、环境污染、毒品走私等社会问题，与社交网络无关；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从经济人角度研究成瘾等社会行为背后的理性选择。

经济社会学，又称新经济社会学，以别于早期的经济社会学。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是低度社会化理论，主要从交易费用角度在经济学中引入社会因素，如威廉姆森的制度经济分析，国内是汪和建的《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一个是过度社会化的观点。

如果以棋谱比喻，社会经济学注重“实地”，经济社会学注重“外势”；如果以菜谱比喻，社会经济学偏重“炒菜”，强调物化的因素，经济社会学偏重“汤菜”，强调人化(或文化)的因素。

在所有这些理论中，最有助于我们分析象Facebook这样的SNS的理论，无疑是新经济社会学这一支，包括格兰诺维特的理论(代表作《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国内有张其仔的《新经济社会学》。因为它们与网络社交的关系最相关。

旧经济社会学与新经济社会学的最大区别，就在网络理论的有无。“新”主要新在网络上。这个网络虽然本意不是指互联网，但与SNS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它是指人际互动网络。

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理论，有别于低度社会化理论之处在于，他不认同交易费用的决定作用，因为认为那太经济化、物化，而强调信任在网络中的作用，也就是强调人心的作用。但格兰诺维特又不同于一般社会学家以一般道德的观点解释诚实行为，认为那过于社会化，“人”化，而强调在人与人互动中产生的信任起决定作用，有点象经济学中强调的有限重复博弈对合作的影响。

打下上述这些算路上的关键界桩，我们就可以深入实质性的分析，看理论为网络社会提供了什么指引，而网络社交又给理论出了哪些难题。

网络社交中的深度判断

1、仅有关系不行，还要有信任

中国是个非常讲关系的国家，格兰诺维特在建立社会网理论时，特别看好中国。他说“研究社会网的社会学”“应该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据说他爱吃中国菜，而且还能在一家一家中餐厅中比较出正宗与否。于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中国学生，轮流请吃，关系大为密切。以致美国学生大为吃醋，说他爱中国学生甚于美国学生。

关系并不是社会学的专利，经济学中也有关系。当关系作为社会概念最初引入经济学时，还不能同经济人行为区别开来。经济学中讲的关系是契约关系，是基于原子论的一个个孤立个人之间的物化关系。

在网络社交实践中，我们看到一种竞争，就是以Facebook为代表的熟人网络与Myspace为代表的生人网络之间的竞争。按照契约关系理论以社会化为优先的标准，熟人网络是低级的，因为是私人关系；生人网络才是高级的，因为是公共关系。后者比前者的社会化程度高。因此应该是Myspace赢，而Facebook输。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在Myspace死亡前半年提前给他总结的第一位死因就在这里：“Facebook的理念是分享，发展的是熟人之间的关系，做的是礼品经济；Myspace的理念则是发现，发展的是生人之间的关系，做的社会化。Myspace把SNS误解为社会化，是主要死因。SNS的本质是社会资本，即关系加信任，相比较而言，二者都有关系，但Myspace缺信任，因此天然有残缺。”

我个人一直认为，把SNS当作社会化，是一个SNS从业者至今仍存在的极大思维误区。它与扎克伯克关于SNS的原创思路正好相反。坚持认为SNS是社会化模式，会由于理论基本面上的失误，导致商业实际操作上的两方面误区。一是社会化必然导向认为公共关系高于私人关系，把这一点绝对化，会把社会网操作成经济网，而失去社会网的内在活力。二是社会化会必然导向以交易成本最低为取向，而失于发挥信任对网络的增值作用。契约本质上是非信任关系，是在信任度为零条件下进行交易的原则。信任一直被排除在经济学之外。按此逻辑操作，难以把建立信任这种基于“社会”的长处和优势真正引入经济。

我们从理论上总结出的SNS以生命换来的教训，格兰诺维特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提前预言了。问题在于搞互联网的不爱看书，也不爱通过杂志学习知识，而偏爱拿自己的小命耍着玩。我们现在来看格兰诺维特在四十年前指出的导致Myspace死亡的问题的理论根源所在。他在批评经济与社会结合中的“低度社会化”倾向时，指出其中基本面上的问题在于过度迷信“经济”，而忽视“社会”。

以经济方式，外在地处理信任问题是否可行？威廉姆森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待网络关系中的诚信，有一个严重问题：它直接在理论基本面上，就会产生与网络模式冲突的悖论。格兰诺维特揪住威廉姆森《市场及科层》中基本观点上的一个致命问题不放。这就是，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理论将直接导致以科层制，而不是扁平化网络来处理信任和网络欺诈。格兰诺维特讥之为缺乏文化的“利维坦”。我们不可想象SNS为解决诚信问题，而诉诸科层制的办法。现在小结一下，社会学和经济学在交叉融合中，对网络社交提出的第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在于，把异质关系网络和信任，作为社会人特有的长处加以吸收。按照社会网理论推论，网络社交中的关系应该不是指契约关系。可以认为，网络社交所建立的关系，是有别于“你是你，我是我”的契约关系，而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非契约关系。不是物化的关系，而是人化的关系。这里与经济相对的社会，不应被理解为社会化，而应理解为与物相对的心，即与物化理性相对的人本。

2、光有信任不行，还要有个性化互动

社会学和经济学在网络社交模式上的交汇，不光是向经济中引入社会的因素，也在向社会中引入经济的元素。

格兰诺维特在社会网理论中，批评了过度社会化的观点。这是指，在信任问题上，只考虑并且只相信道德这种社会因素的作用，而无视经济因素作用的观点。在实践中，这是指在诚信问题上，过多强调道德作用，而不讲经济规律的偏颇之见。比如，以为尽社会责任，提供公共产品，就是做善事。

社会网络中常见的一个经典问题是，从低度社会化，直接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度社会化。原因是由于固持经济理性，在发现经济解决不了信任问题后，直接把信任推给道德来解决，而忽视了可以用经济的方法解决信任问题的隐蔽方法。

这个问题的推广，是网络社交如何与社会责任相容的问题。成熟的社会网理论发现，由于网络的存在，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可以内在统一起来。也就是将社会责任内生于经济利益，通过讲求社会责任获得经济利益。格兰诺维特自豪地声称：“我已经论证了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前者指的是威廉姆森的制度分析，后者指的就是相反的诉诸“普遍道德”的倾向。

格兰诺维特发现单纯诉诸“普遍道德”的社会学家的一个思维盲点，他们没有发现人际互动是从经济内部解决信任问题的必由之路。这就涉及到对网络之道的根本理解。

格兰诺维特发现，“不管过度与低度社会化有何明显不同，很讽刺的是：两者共同地以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两个观点对社会秩序的解答因此合二为一，共通地将行动者孤立于实时的社会情境之外”。

格兰诺维特的意思，“翻译”过来，实际是想说，对于社会网，既不能(象经济学家那样)把它当节点理解，也不能(象社会学家那样)当铁板一块的整体理解，而只能理解为节点之间的互动。社会网是异质性的个人之间的互动。这是格兰诺维特社会网理论的精髓所在。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格兰诺维特对网络实质的理解。他在互联网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指出对网络的根本理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方法的特点是，脱开了网络的技术方面，而直指网络的灵魂，从道上理解网络。我们现在搞SNS的人，90%以上都是投机分子，他们根本不想去了解网络之道，而只想捕捉偶然机会、撞大运，结果成为命运的奴隶。

当这样理解网络社交时，个性化和互动就成为关键词。进一步深化理解，第一个方面，个性化不是一对一的小农经济，它一定是成本合算的。而这个合算，还不是指从静态效率上看合算，而是更深远地从动态效能上看合算。Facebook的成功正在这里，它利用数据挖掘，提高了个性化的效能。我国的许多SNS之所以学不像，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从深度悟到互联网个性化的要领，因此也不知象数据挖掘之类东西有何用处。

第二个方面，互动不是简单的对话，而是互动网的形成，在其中信任关系得以低成本地建立。这一点，用经济学可以解释。在博弈论中，人们看到，博弈的次数，与信任关系、机会主义倾向有内在联系。在一次性博弈中，信任关系最差，合作难以建立；在有限重复次博弈中，信任关系建立起来，但机会主义仍不能避免；但是在无限重复博弈中，信任进一步提高，机会主义得到抑制。如果这种经济学逻辑，再加上社会学逻辑，就会演化成商业生态系统。

在义乌小企业信贷关系中，我们看到低成本信任的建立过程。最初，银行不愿向小企业贷款，因为征信成本过高。但稍加调整后，让三个上下游小企业建立联坐担保机制，再一起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就欣然同意了。在这里，信任关系的建立，既不是靠社会学家的道德，也不是经济学家的科层化的制度设计，而是建立了一个人际网络，通过网络的互动(包括责任的互动、诚信的互动)，很简单地实现。

在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各种结合实验中，我们看到格兰诺维特抓住了人际互动的社会网的理论特征，他几十年前的见解，越到互联网前沿检验，越觉出先锋和前卫来。可以说，通过这个窗口，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我们都可以了解到网络社交的重要性。

网络社交带来的新的难题

上面说到，几十年前的理论，可以指导我们对网络社交的理解。下面可以看到，社会学和经济学也必须面对自己在网络社交时代的新发展。

格兰诺维特研究的主题是“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但他毕竟不是研究互联网的，而互联网，尤其是SNS的发展，又对社会网产生着新的冲击，带来新的发展。那么，网络社交发展中，有哪些重要方面，是格兰诺维特的理论概括不了的新东西呢？

择其要者来说，平台是格兰诺维特不曾重点研究而在SNS实践中越来越重要的现象。

格兰诺维特讲的社会网，只是直接的人际互动形成的网络。但SNS正发展成为以SNS平台为基础支撑的人际互动网络。象Facebook已形成了平台与增值业务的分离。其标志，就是网站直接有API(应用程序接口)，建立平台级的人际互动服务与应用级的人际互动服务的分离。这没有否定格兰诺维特的理论，但却要求理论进一步发展，以适应更复杂的新现实。例如信任，可能成为平台上专业化的支撑服务，得到专业化的发展。

“个人关系的特殊性”在新技术条件下，又展现了新的可能，要求理论跟上“语言转向”的步伐。格兰诺维特在这方面显然落后了。话语分析是他研究的弱项，却是SNS前沿最活跃的地带。仅以Facebook来说，它在挖掘社会网中“个人关系的特殊性”方面，超越传统分析学派(从索绪尔到拉康)理论，又提出了不同于Google路线的人工智能的新路线，带来人人界面知识挖掘的新问题，以及对意义的新疑问。这也是网络社交给理论带来的新问题。

社会经济学篇7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环境；大学会计教育；影响

一、新经济环境概念及对我国会计的影响

新经济环境主要是指以信息技术为根本，对制度创新为基础，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控制通化膨胀以及降低失业率等现象发生，其经济周期阶段性被弱化的一种新的国家经济现象。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加快，在新经济环境下实现我国会计操作与国际会计操作相接轨，这给我国会计准则、会计职能以及会计核算等均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新经济社会环境对大学会计教育产生的冲击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给新经济社会环境下的大学会计教育带来一定的冲击，会计教学由以往的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所转变，同时其教学类型、格局等也更加多元化。大学会计教育是培养会计专业型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会计教育的主要动力。然而，新经济社会当前环境下，大学会计教育对人才方面要求的提升，使得大学会计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定不足和问题。

（一）会计教学理念过于陈腐

新经济社会环境下对会计人才要求更加具有针对性。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大学会计教育主要侧重于培养研究型人才，重理论学习而轻社会实践，重内容分析而轻综合能力培养，极大的局限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发挥和综合素质的提升，难以适应社会和企业的实际需要。人才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大学则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因此，在新经济社会环境下，大学会计教育理念受困于传统教学模式下，会计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难以匹配，不但降低了大学会计教育教学质量，还局限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传统的教学观念也过于僵化，制约了大学会计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展，使得我国当前大学会计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矛盾与冲突。

（二）会计教学对象针对性差

我国传统会计教育把大学教育大众化视为扩大教学规模，提升入学率的主要途径，然而对会计人才专业能力培养和教学对象等缺乏针对性，会计教学方式和教学特色不够明显，会计专业人才能以快速适应和满足社会和企业的需求。随着新经济社会环境逐渐形成，大学会计专业招人的不断扩大，学生层次、水平、能力等差距逐渐显现出来，大学会计教学不足现象越发明显，这极大的影响和制约了大学会计教学发展和人才培养。大学教学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专业化人才，让接受专业化培训的人才能够快速适应社会和企业需要，然而，当前新经济社会环境下的大学会计教学，在教学对象方面缺乏针对性，束缚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进程。

（三）会计教学定位不够准确

从以往的社会和企业需求来看，传统的大学会计教育人才培养倾向于各工商企业，然而，随着新经济社会环境的形成，传统的大学会计教学已经不能满足当前会计教学和人才的需求。以往的大学会计教学主要注重高水平能力会计人才培养，注重会计人员的理论知识学习，正是由于这种教学定位的不准确性存在，使得以往会计教学内容、教材等难以培养出高水平能力人才，也正是由于教学定位的不准确，造成了我国当前大学会计教学与社会现实需求存在冲突的显著困扰。

（四）会计教学内容单一守旧

我国大学教育主要根据单一的人才能力来对大众化大学教育质量进行衡量，会计专业教育也同样如此，这使得我国大学会计教育人才结构产生严重过剩现象。同时，大学会计教育单一化人才培养难以适应社会、企业对人才专业知识方面的多元化需求，极易产生人才培养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状况发生。大学会计专业单一学制的人才培养模式，只能够更好的满足于统一的学科标准与逻辑思维，培养会计专业化人才在会计教学内容和会计课程方面过于守旧，注重专业学科知识学习，而忽视对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高层次会计课程和内容接触较少，必修课与选修课搭配缺乏合理性，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表现出我国大学会计教育在新经济社会环境下难以适应。

（五）会计教学环境相对落后

由于我国会计专业教育主要倾向于理论知识学习，其相应的会计教学环境过于简易化，教学条件相对落后，这不但不利于培养满足新经济社会环境下的会计人才方面需求，还冲击和影响了会计专业教育机构的发展。会计教育方面师资设备的落后，使得会计教学质量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问题；会计教学内容的陈旧，使得会计专业人才知识难以得到发展和进步；会计信息设备得不到完善，使得会计专业人才难以适应新经济社会对会计人员工作能力要求，降低了会计专业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影响了学生对实际业务的处理，难以让接受过大学会计教育的学生更好的融入到企业实际会计工作之中。

三、加强新经济社会环境下大学会计教育模式应对措施

随着我国新经济社会环境的逐渐形成，市场经济发生转变，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学会计教育模式应当重新进行审视，以往的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应当适时进行合理调整，将当前市场经济环境需要与现行会计教育体系进行整合，构建科学的、利于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全新环境，为社会发展输送高素质、能力强的全能型会计专业人才。

（一）转变教学观念，实际能力为主

以往大学会计教学思想主要以教师为核心，把教学课堂视作为知识传授的主要场所，把教学教材视作为知识传授的主要内容，把学生视作为被动接受知识的施予者，把考试得分视作为评定学生学习能力和学校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这种错误教学观念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大学会计教育发展，并难以适应新经济社会环境对会计人才的要求。我国当前大学会计教育应积极的，根据市场经济变化和需求转变教学观念，提高并重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根据社会和企业实际需求培养会计专业学生，把会计岗位实际工作内容和会计行业职业标准与大学会计教学理念相结合，让我国当前会计专业人才既具备相关的会计学理论知识，又能够更好的将其运用于工作实践之中。

（二）明确教学对象，划分层次教学

新经济社会环境下的大学会计教育体系建设，主要应以培养实践专业能力人才为首要教学目的，重点培养会计专业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将学生作为大学会计教育重点对象，将专业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能够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到工作之中。与此同时，注重大学会计课程教学内容，突破传统教学方式，侧重于层次教学方法，根据专业知识和发展方向的不同，注重各层次实践能力教育，满足社会发展和各行业企业对会计人才需求的不同层次，促进会计教育深层次研究与发展实现。

（三）细化教育资源，校企合作办学

依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行大学会计教育改革，充分利用学校教育环境和资源的不同性，将以课堂教学为主的大学式教育方式与以实际工作能力为主的企业岗位式相结合，细化教育资源，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教学模式。大学会计专业教育应当明确以需求为导向的教学方式，积极鼓励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建立良好交流机制，让会计专业教师主动的深入到企业各行业企业会计工作之中，深入了解企业各行业企业会计最新发展形势与人才需求情况，开展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就业机会，并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对会计教学内容和方法等进行适当调整，增强学校的人才培养针对性。除此之外，学校通过利用校企合作，让企业积极的参与到学校会计专业教学管理中来，让大学会计教育课程设置、内容等更加贴近需求，让学生能够领悟到会计职业的真正精髓，真正建立起以服务社会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机制。

（四）调整教学内容，建设课程体系

大学会计教育往往重视课程理念相关知识学习，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培养较为忽视，对培养高素质，综合型会计专业人才造成了一定限制。为适应新经济社会环境形成与发展，大学会计教育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会计教学内容，将岗位职业技能培养引入到实际教学计划中，打造以会计专业知识学习为基础的实际教学模式，要求会计专业学生做到教学用三位一体，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方面的要求。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培养和提高会计专业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实务分析能力。与此同时，侧重把学生培养成具有较高职业道德的综合型高素质人才，制定相应的素质拓展培养计划，设立公共礼仪培训与口才写作课程，将专业技术知识学习与会计职业能力培养很好的结合。

（五）完善教学环境，提高教学质量

会计教学环境即包括软件环境，也包括硬件环境，这两方面环境建设与完善都对会计专业教学起到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硬件环境则是指会计教学设备与内容。在新经济社会环境下，强调大学教学设备应与教学内容相调整和适应，并作为大学会计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构成内容。针对会计专业教学内容，让会计专业教学内容采取阶段性的调整与过渡性的修订，充分发挥专业教材在大学会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与时俱进，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构建多元化会计教学实验模拟教学室，营造良好的社会实践环境。大学是培养和加强学生专业能力的根据地，通过大学教育则有效提高学生适应社会和自身整体能力。与此同时，把教师视为学校会计教学的软件环境。注重教师个人能力水平的提升，定期对教师会计理论、实务操作及职业道德等方面知识开展深入学习和继续教育，根据社会实际需要更新和调整教学理念与内容，做到理论研究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提高大学会计教学质量。总结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新经济社会环境的到来，给大学会计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与影响。大学会计教育根据社会和企业发展需求，转变传统教育理论，调整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体系建设，完善教学环境，建立以培养人才为主的培训机制，提高教学质量，为社会和企业发展输送具备高水准的会计方面人才。

作者:李方方 单位:开封大学财政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白君贵，白璐.会计教学管理模式创新与高层次人才培养[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1(11).

社会经济学篇8

20世纪以来，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结构理论、分子生物学四大理论为标志的现代科学和以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宇航技术、生物技术四大技术群为标志的现代技术迅速发展，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科学技术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例如，推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中国的城乡关系，但不可否认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对中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例如，资源环境危机，人文精神缺失，信息科技革命的忧患。分析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与建议，可使现代科学技术更好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

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例如，现代科学技术极大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优化，城乡关系进一步改善。

（一）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现代科学技术对劳动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劳动力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延长了劳动者参加劳动的时间，而且提高了劳动力的质量和水平，脑力劳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其次，现代科学技术使劳动资料的功能、结构等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劳动资料的巨大变革极大地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社会生产力向着更高的水平发展。再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拓宽了劳动对象的领域，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向各大领域深入，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物质财富。

（二）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优化

现代科学技术促使中国传统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首先，现代科学技术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现代科学技术在改造中国传统产业部门的同时，也推动了开发型产业、知识型产业等一批新兴产业部门的产生，服务产业也得到了大发展，同时，一些中小企业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在市场经济中也取得了一席之地，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其次，现代科学技术使中国的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以往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心理，人们的消费需求多样化，对非日常生活必需品等选择性消费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更加注重精神需求的满足，享受消费占得比重越来越大。

（三）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中国的城乡关系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城乡关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的构建，推动了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许多农民市民化，大量农业劳动者转为工业劳动者。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提高了农业技术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

二、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现代科学技术在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例如，现代科学技术导致了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导致现代社会人文精神的缺失，同时也带来了信息科技革命的忧患。

（一）资源与环境问题严重

现代科学技术既为造福于人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也导致了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资源与环境问题。首先，现代科学技术推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各国对资源的需求与消耗与日俱增，导致各种资源极速消耗，许多资源正面临短缺或者耗竭；其次，现代科学技术也引起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例如，许多工业化国家大量使用石油、煤等矿物燃料，带来了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等严重的环境问题，同时，化学制品也被广泛使用，这在不同程度上污染、毒害了全球的生态环境，此外，土地荒漠化、物种加速灭绝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资源与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生态环境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它们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居住环境，影响社会稳定，而且从长远角度来说，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人文精神的缺失

现代科学技术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现代科技社会里，人们只注重自身物质需求的满足而忽视精神需求的满足，精神世界的空虚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迷茫感和失落感；其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许多人信仰缺失，他们片面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自身应当具有的崇高的理想信仰；再次，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下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反而出现了道德的滑落。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往往一味地追求功名利禄而忽视对自身的良知和道义感的构建，道德滑坡与道德缺失现象时有发生。

（三）信息科技革命带来的忧患

首先，互联网的发展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交往途径与交往手段，改变了人们以往的交往方式与交往观念，许多人终日与虚拟的网络相伴，沉迷于网络中的交流，忽视现实生活中与他人的沟通，造成人际关系淡漠，人与人间的感情疏远；其次，引发了网络犯罪、网络色情、网络成瘾等社会问题。许多青少年沉迷于网络世界里无法自拔，这对他们的学习与生活都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同时，许多违法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通过多种渠道传播色情、诈骗等有害信息，这些不良的网络信息作为网络时代的精神毒品腐蚀着人们的道德意识，严重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

三、对策与建议

针对现代科学技术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应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发挥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通过自主创新，提高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广泛吸收国外先进的科技成果，抓住发展机遇，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加快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二）开展科技创新教育，培养科技人才

现代教育是科技生产再生产的重要条件，主要体现在：教育具有再生产科技的功能，科技不是某个历史时代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晶，是个不断传递、积累、发展和再生产的历史过程。而教育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生产力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巧，也取决于它的工具完善程度。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教育是把人类长期积累的科学知识、生产技术，经过有目的地选择、提炼、加工、概括而进行传递的，同时在传递中又有科学的讲授、传递方法和手段，因此效率比较高。为此，我们应该加大教育投入，确保教育优先发展，创新教育制度，培养科技人才。

（三）构建现代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作为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出的最根本的精神，是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最高体现，它引导人们以“真善美”为旨，追求崇高的理想信念，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人文精神与现代科学技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为促进现代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我们应当构建现代人文精神，发挥构建现代人文精神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条件和精神支撑，在现代科技成果的运用中发挥良好的指导和规范作用，让现代科技与人文精神互动协调发展。

（四）建立健全有效的科技管理体制

社会经济学篇9

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自身的独特特点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在具体的研究中需要注意进行具体而慎重的分析。为了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弄清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与经济社会这两个核心概念，厘清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分析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一、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社会功能分析

功能指的是事物的效能与价值。相对于自然科学教育，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功能更为基础，自然科学出问题往往只涉及局部领域，而人文社会科学一旦出问题就可能影响一个时代。从性质上来看，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作用在于：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培育创新思想；培养创新人才、企业家和治国精英；充当社会思想库、精神庇护场和决策智囊团，提供“共同知识和社会精神文化”。具体来讲，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1.传承人类文化。人类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是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通过系统的教育，今人可以学习并获得前人所留下的文化成果，并将其与当代人创新的文化成果一同传递给后人。没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人类的文化成果就得不到有效的继承和积累，更不可能有效地传播普及和发扬创新。

2.优化人力资本。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对于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不仅可以培养相关学科的专门人才，而且对于其他学科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也具有重要的协同作用。从根本上说，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会给受教育者某种知识，这种知识会为受教育者以后的行动提供一种节约“成本”的人生观、方法论的指导。

3.倍增生产绩效。就如同科学技术会使生产力三个实体性要素倍增绩效一样，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借助于自然科學知识，使得科学的生产功能得以高效实现。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以及受到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熏陶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在协调生产力各要素、合理配置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美国学者C·法利纳和M·凯利在分析因管理不善、市场条件不利而导致的技术革新失败时指出：“社会科学在使自然科学的投资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把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国家资源来开发应该成为完整的革新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自然科学教育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的话，那么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就是一种加速度。

4.定向、设计、规划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的规划、设计和定向，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人类的各种社会制度及其组织形式体制都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结晶。美国纽约州长斯皮策因召妓丑闻最终曝光而辞职，还须归功于美国有效的金融监管系统。离开了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和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社会的发展速度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另外，人文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社会应用还具有某种社会控制和校正的功效。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家政策制定和规划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与国家关注的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使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决策为取向。

二、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

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市场主体的整体素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高校通过具体的人文科学课程和社会科学课程设置和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社会实践，将这些知识转化成个人的内在品质，带动社会经济活动的其他参与者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当高校学生迈入社会成为广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时，就会自觉遵守所在行业的职业道德，这也会影响到同行业的其他企业、个人，这样就能直接促进高素质市场主体的培育，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

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有助于改进政府管理理念，转变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管理能力。重视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向政府部门输送更多高素质综合性的社会管理人才，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民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意识和监督能力。以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为例，在传统的社会管理中，政府习惯了用“运动式”管理手法来解决社会问题。通过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熏陶，政府管理者可以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先进理念运用到具体的社会管理工作中，增强管理社会责任感和依法行政意识，减少违背情理法理的执法行为的发生。

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可以优化制度目标设计，节约制度变迁的成本。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对优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设计，节约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成本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1）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和知识储备的增加，有利于节约寻找和设计符合我国现阶段发展实际的政治体制的成本。

（2）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增进有助于减低政治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利益摩擦。它可以从两个方面减低这种阻力，一是通过寻找一种利益摩擦较小的体制创新方案；二是通过改变人们的认识方式，进而改变既得利益者的主观认识和感受。

（3）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有助于消除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观念障碍。要消除这些旧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就要依靠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使人们接受新的非正式制度，这样经过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后，新的政治体制就会最终确立起来。

（4）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有助于引领社会主流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可以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人们提供鉴别是非、美丑、善恶的准则；可以帮助人们解放思想，提升精神境界，激发人们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

三、结论

综上所述，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植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的，本文分析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正视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决定作用，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不能独立于经济社会环境条件之外独立发展的，同时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促进和推动

参考文献：

[1]郁建兴.人文社会科学在文化大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N].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2）.

[2]刘大椿.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定位与社会功能[N].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3）.

[3]杨春华.21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危机与责任[N].重庆科技学院院报，2011（5）.

[4]孔宪毅，孔庆新.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区别与联系[Z].科学·技术·哲学—中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研究年鉴.

社会经济学篇10

关键词：社会分层 社会流动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将社会分化过程中的经济因素视为造成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着不同的人群归属于不同的阶层。由于这种占有的不同，使市场在物质生产最大化的同时并不能实现各阶层人员流动的最大化。一部分占有社会资源的人总可以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而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及生产要素的人，则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劳动力这种要素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越来越趋于劣势，剩余价值在社会各个阶层间的分配愈发趋于不平等，进而产生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李强教授（2011）在《社会分层十讲》中，结合马克思韦伯的三元分层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将判断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的标准归结为对三种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即对组织资源，文化技术资源和经济资源占有的不同。本文将继续沿用李强教授所提出的社会分层标准划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分层。另外，在此基础上，用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其关注点在于在使物质增长最大化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如何使社会资源能更公平地在社会成员间良好地分配，从而更好地促进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若这些社会资源在这些阶层间实现相对较公平的分配，就意味着处于较低的阶层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上升到较高阶层，则社会流动是比较畅通的，反之则比较阻塞。这种以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来作为分层标准、研究社会资源在各个阶层间流动、来判断社会流动是否通畅的研究视角便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为了更好地测量和把握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现状，本文主要以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量表，以下简称ISEI量表作为主要测量工具。之所以使用ISEI量表作为主要测量工具，是因为此类量表将职业声望，经济收入等社会经济指标综合起来，从而可以更全面进而准确地测量我国一定时期内一定群体的社会地位及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大小及其变化。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此类量表既考虑到其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因素，同时也兼顾到了其他社会因素，因而是一种可以广泛通用的量表（李强，2011）。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现状

（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现状

根据上文列举的对三种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可将我国现阶段社会分为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按照对三种资源占有的多少及对社会的影响大小排列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主要占有组织资源，经理阶层占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私营企业主阶层占有经济资源，专业技术人员拥有文化技术资源，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个体工商户阶层占有少量经济资源，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及农业劳动者阶层则均占有很少的三种资源，而城乡失业、半失业及无业者阶层则基本不占有任何资源（李强，2011）。

根据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而进行社会阶层划分，可以看出，占有社会资源多的阶层处于社会的上层，而居于社会底层的阶层占有的三种资源很少，甚至不占有三种资源，最终不得不回归体力劳动维持其最基本的生存。这一方面佐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公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根源”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劳动力要素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居于劣势；而其他阶层凭借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优势会继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底部阶层的人群向更高一级阶层的自由流动。

那么，这十大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是多少，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何种形态，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如何呢？李强教授在2005年将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与ISEI量表相结合，对我国社会分层及社会结构现状做了许多深入的研究，具体研究数据呈现如表1。

由表1数据可以看到，2000年时我国社会各阶层人数的大致分布概况。其中，23-25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64.2%，组成该分值的职业群体基本为普通农民，具体包括从事稻田、棚架等农作物的种植人员，农副产品加工人员，家禽家畜饲养人员及清洁工，以收垃圾为生者等。基本上是以简单体力劳动为生的农业劳动者阶层。

29-32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9.8%，主要由依靠劳动力要素参与分配的初级产业工人、小个体工商户阶层以及商业服务阶层构成。具体包括建筑工人、土石方施工工人、混凝土配置工人、地质勘探工及装运搬运工等初级产业工人阶层；小个体工商户及商业服务人员等。这类群体相对于23-25分组而言，多为从农民而转化来的农民工，其实际生活水平与农民相比无较大差异。

33-40分组占全部就业者总数的11.2%，主要由公路、道路、铁路、水上等交通运输人员，商业服务业普通营业员，餐饮业服务人员，机电产品装配员等蓝领工人阶层组成，相对于初级工人而言，这类群体占有相对更多的社会资源，因而介于中产阶层与蓝领阶层之间的位置。

43-45分组占全部就业者总数的2.9%，主要由办事人员阶层及个体工商户阶层构成。具体包括普通行政业务人员，办公室职员，企业职员，护士，小学教师，推销展销及商业服务人员等。

65-69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4.5%，主要由掌握一定经济、文化、技术资源的中产阶层构成。具体包括从事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企业的经理、负责人，科技专业人员，电子、电力、广播、交通工程等技术人员，规划设计人员，以及中等教育人员等构成，相应归属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及经理人员阶层。

85-88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0.5%，主要由医生、律师、银行、证券企业经理等高级专业人员及党群组织国家机关负责人等人员构成。归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及经理人员阶层（李强，2011）。

通过上述可以看到，ISEI分值越高，其代表的人群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越多，反之则越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人群由于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也千差万别。尤为突出的是居于劣势的劳动力要素，集中分布在我国社会底部阶层，体现出我国社会分层的尖锐现状。李强教授及其课题组根据研究数据得出，2000年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形”，社会底层所占比重过大，而中产阶层比重严重不足，社会分化现象不容乐观。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我国2000年时社会结构呈现的“倒丁字形”结构分布，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我国严重的社会分化。64.2%的人群处于一个十分低的分值位置，反映出我国在2000年时的社会结构距离理想的“纺锤形”社会结构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完全依照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节社会资源在广大人群中的分配，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绝大多数人的发展问题。这无疑是威胁我国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巨大隐患，需要引起重视。

（二）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及社会流动现状

李强教授及其课题组所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因而反映的是2000年之前的社会现状。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步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那么自2000年到现在，我国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又出现哪些新的情况呢？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至今，国内鲜有以此视角为基础，研究和分析我国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现状。因此笔者从李强教授的研究成果出发，沿用李强教授的社会分层标准及分析测量工具ISEI量表，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用ISEI量表进行测量和评分；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从整体上把握2000年至今我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状况。

所用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16岁-64岁之间的抽样统计数据。通过用ISEI量表测量与评分，结果如表2（详细数据略）。

通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相对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而言，23-25分组占总人口的比例由第五次普查数据的64.2%下降为第六次普查数据的56.32%；同比下降7.88%。29-32分组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9.8%上升为12%，同比增长3%。33-40分组由过去的11.2%上升为15.8%，同比上升4.6%。43-45分组由过去的2.9%上升为5.86%，同比上升2.96%。65-69分组由过去的4.5%下降为3.17%，同比下降1.33%。85-88分组中，数据由过去的0.5%上升为0.67%，同比上升0.17%。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ISEI测算的我国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图如图2所示。

由此可以发现自2000年至今的十多年时间中，我国“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渐向着“纺锤形”社会结构缓慢地发展。具体表现为，从2000年至今，处于社会底层的农业劳动者阶层比重不断下降，而产业工人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及个体工商业等阶层的比重均有上涨，这说明，我国底部阶层比重正在不断减少，中产阶层比重正在不断上升，社会整体结构正在不断向“纺锤形”社会结构缓慢发展。

然而，从整体上看，虽然十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的社会结构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最突出的特征仍是，社会底部阶层所占比重过大，中产阶层比重很小，社会资源在社会各阶层间的的分配依然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一方面虽然底部阶层的比重正在逐步减小，但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过大；56.32%农业劳动者阶层意味着，我国至今仍有一半以上的人群处在23-25分的低分阶层中。即使今后每十年均按照7.88%的比例下降，将这一群体的比重下降到合理水平还需要近四十年时间。另一方面，处于中间位置的中产阶层比重远远小于合理的水平，并且增长速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快。通过对比数据我们可以发现，43-45分组的比重同比增长了2.96%，但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只有5.86%，加上广大蓝领阶层及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这一比重也仍然不及总人口比重的四分之一，远远低于合理比重的要求。从这一点上来说，虽然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就，但我国现阶段已然显露阶层固化的端倪，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虽然在不断进行，但距理想的“纺锤形”社会结构依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无疑会给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社会的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关于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的建议与反思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决定人群归属于不同的阶层，因而保持良好的社会结构及社会流动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社会资源在社会各阶层间得到真正公平合理的分配。我国目前在很多领域存在社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使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结构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极端不平衡的格局。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阶层固化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例如，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现象，一方面，城市的发展要远远高于农村，城市生活的居民占有的社会资源要远远多于农民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存在着严重问题。另一方面，我国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进程受到了极大地限制。即便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也只能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在福利、收入等方面远远低于城里人。从而使我国56.32%人群，至今依然被束缚在社会的最底层，社会问题屡见不鲜。因此，推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得到合理公平的分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只有真正做到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占有的公平，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各阶层间的差距，实现社会各个成员间的真正平等。

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分平均而得到的经验教训，使我们不可能在现阶段的分配过程中达到绝对平均的理想状态。因此，在一次分配中无法实现绝对的占有自由，那么就需要在二次分配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分配过程中尽力做到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从而打破社会阶层固化的尴尬现状。这就要求政府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社会各阶层向更高一层的流动扫清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然而，各类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的分配存在严重不公等问题日益成为每个中国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即将突破4000美元大关，步入中等收入危机高发的危险门槛。中国能否解决好中等收入危机，将对我国能否顺利建成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加快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迫在眉睫。因此，一个合理、公正、和谐的社会，一定是社会结构良好，社会资源分配公平，社会各阶层间通畅流动，公平公正的社会。这不仅是笔者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希望和追求，同时也是党和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

1.李强.社会分层十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李强.社会分层与社会空间领域的公平、公正[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2（1）

3.亚当·斯密.国富论[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