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十篇

公共经济学篇1

关键词：公共经济学；学科定位；中国公共经济学；发展前景

Abstract：This paper is to the current public economics in the field of cognitive paper analyzed some problems and described. it analysis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economics in China. To the government as the center of the economic problems of public policy， public，it will become the new period of the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of gravity and hub in china.

KEY WORDS：Public Economics；Subject Oientation；Cinese Public Eonomics；Development Pospect

一、前言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公共经济学源于早期的公共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20世纪50年代，萨缪尔森[1]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以及马斯格雷夫[2]的《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的相继发表和出版，标志着公共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虽然公共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已有50年，但真正被中国人所认识和了解则不过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因此，本文试图就当前公共经济学认知领域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来分析公共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及研究手段

公共经济学是以公共部门经济活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支，应该属于应用经济学的一部分[8]。

要准确地认识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首先需要对公共部门作出科学的界定。公共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各种非政府公共组织 （NG0）和非营利机构（NP0）。公共部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是清晰地界定公共部门应该主要从事哪些经济活动以及如何有效地加以组织和实施；二是尽可能地把握和预测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各种结果；三是对各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科学、公正地进行评估[9]。

公共经济学是一门经济科学，要分析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首先需要掌握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与研究方法具有最紧密联系的三种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

实际上，这三种哲学基础在经济研究方法中是不应该哲学基础的应用上会有所侧重。因此，在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当中，我们应该从这三种哲学基础中汲取营养，依据要分析的不同问题而有重点地选择。

我们知道，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寻找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规范分析则强调价值判断，对经济现象按某一目的或方向进行论证和说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恰恰需要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有机结合。公共经济学将"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引入到公共资源配置领域之中，将公共部门模拟成市场经济中追逐效益最大化的利益主体，运用实证分析手段研究公共部门的活动领域和公共收入与支出的经济影响，揭示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运用规范分析手段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评价可供选择的各种制度和政策的效果[10]。

成本--收益分析法和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方法，应该是公共经济学中所运用的特有的分析手段和方法。用"成本--收益"方法来分析研究经济活动的效果，在微观经济领域使用得比较多，在公共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公共部门对经济活动的介入，同样需要有效率地使用资源，因此也要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一项经济政策对社会产生的收益和社会为此而付出的代价。

此外，诸如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博弈论方法等，也可以在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在公共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中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将为研究各种经济现象开辟出全新的视野。

三、公共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

在中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为人所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以专门研究市场与政府关系、界定政府职责和规范政府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公共经济学理论在中国迅速流行起来，"公共经济学"的译著和著作陆续出版。较早出现的成果主要有：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茨合著的《公共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等。2000年以后，研究公共经济学有关理论的论文、著作以及教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樊勇明主编的《公共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黄恒学主编的《公共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另外，2007年"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而且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于2007年开始编辑出版《公共经济评论》。通过理论界、教育界的传播，与公共经济学有关的词语，如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机构、公共财政等，在各种报刊文献中随处可见，成为继"市场经济"、"法制经济"等词语之后，在新闻媒体中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汇[11]。

尽管如此，与国外相比，中国公共经济学尚处于起步阶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尚处于"前公共经济学"时代。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以公共产品的供求及其经济效应为主线构建框架体系。第二，公共收入研究方面，比较注重某种收入。第三，对公共支出的研究还处于标准公共经济研究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第四，有的著作虽然冠名为"公共经济学"，但其研究内容、方法等仍限于传统财政学的范围和方法。

四、公共经济学在中国的前景展望

公共经济学在中国方兴未艾，随着中国政府职能公共化趋势的日益显著，公共经济理论在中国必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发展空间。

中国经济的转型为公共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但与此同时，在学习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对现实问题的解释与分析，逐步提炼、总结基于中国体制背景的公共经济理论，是中国公共经济学的唯一出路。

虽然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公共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之路也并非一路平坦。

首先，西方公共经济学研究本身还处于发展当中，许多问题还存在争论，因此借鉴西方理论，需要中国学者的甄别与创新。

其次，中国的经济学也处于发展当中，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研究中国公共经济问题，还面临许多知识储备因素的制约。

最后，进行公共经济研究，还面临着实证数据匮乏、统计制度不健全、政府行为不透明等问题，这也严重制约了中国公共经济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Paul A 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01.36，No.4.（Nov.，1954），pp.387-389.

[2] Musgrave.R九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McGraw-Imll[J].New York.1959.

[3]华民.公共经济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4]彼德・M・杰克逊.公共部门经济学前沿问题[M].郭庆旺、刘立群，杨越译.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2000.

[5]洪银兴，刘建平.公共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公共经济学篇2

    一、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再认识

    公共经济学脱胎于财政学,在与政治学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也有着交叉、渗透和关联。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为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从原先仅仅注重研究政府征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公共经济学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以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2〕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价值取向,凸显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在公共部门与公共领域的运用,认为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往往使得公共产品提供者抬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过权力寻租以谋取部门和私人经济利益,加上政府经济活动的成本软约束带来公共部门高昂的运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门效率低下。针对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必须革新与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学与经济学开始强强融合,相互渗透。〔4〕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的教学中也因此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经济学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及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5〕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类公共基础课的公共经济学学科有其特定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义:第一,它是一门经济学,但却不同于传统财政学仅着重制度描述,而注重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动,不包括政府使用经济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行为;第三,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活动的决策机制,突显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第四,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但同时也包括公共企业和其他公共部门。

    二、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公共经济学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主要经济效应及其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关系,研究体系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作为支柱,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收支、预算管理、公债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主要内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类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存在问题较多,如教学目标比较模糊、教学内容与专业特点衔接不够、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管理类的本科教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知识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问题,不过最突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学生层面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公共管理类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文科出身较多,他们对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模型公式以及数理推导理解上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学们对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多是在一个学期讲完,而经济类本科生往往用两个学期来讲授,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和熏陶方面不如经济类本科生那样规范和熟练,加上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庞大,综合性较强,这也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从教育工作者层面来讲,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尚属一门崭新的学科,多数教师对其教学目标还不是很清晰,对教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够清晰准确,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阻碍了该学科合理的理性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对以上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拷问我们现行的教学体制,建构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经济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建议

    笔者在高校从事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公共经济学一线教学多年,从教学实践中有一些切身体会,认为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效率的提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联动:

    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就业取向制定不同教学目标。例如,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中介组织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相关管理工作者居多,当然也有诸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扎实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方面的职能及其原理,学会分析政府现行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原理,着重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组织协调能力与良好的沟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也有不少选择继续深造的。因此,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长组织协调、规划及人际交流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政府机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与管理,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不少。因此,我们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职能与原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税收、预算、公债、国家管制等基本原理与制度,着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良好的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当然,在总体教学目标上,还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学会观察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公共部门运转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其次,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应灵活设置,体现不同的教学重点。依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教学目标,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税收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内容;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财政政策等内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公共收入理论、预算管理、公债理论等内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公共经济学篇3

关键词：公共经济学 绿色经济 碳博弈

引言

所谓绿色经济实际上是以市场作为导向、以传统的产业经济作为基础、以经济和环境的持续发展为主要目的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此种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了能够充分适应人类环境保护和健康需要出现同时表现出来的一类发展状态。公共经济学也被称之为政府经济学以及公共部门经济学。它指代政府和其附属物，主要体现与代表了国家政府的行为。尽管政府和企业、家庭能够共同参与国家国民经济建设，不过此种行为方式与目的却是非常另类的。接下来，本文将站在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绿色经济和碳博弈。

一、经济外部性与公共物品理论

首先，经济外部性理论。所谓经济外部性理论在经济学中主要是一个经济体的生产决策或者消费无意识的影响到其它经济体的福社或者生产能力。此处所谓的“影响”涵盖以下几个方面，即积极的外部性，很多时候被人们称之为正外部性，而第二种为不良的外部性，也称之为负外部性。而所谓的公共物品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此处所说的公共物品主要由下面两个标准来进行判断：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谓竞争性指代某一个经济体作用于某一个产品或是服务的消费影响至其它经济体体对相同产品或是服务的消费能力[1]。所谓排他性则指代，是否可以真正阻止某一个经济体对某一类产品或是服务消费的能力。而环境为公共物品最为典型例子。公共物品可以借助财产权利的不断分配和对其独体使用保证而真正成为私人的物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公共产品理论一般都认为环境污染主要是因为环境产权的不明晰而导致的。

二、关于排污权的经济学解读

所谓空气污染实际上为劣质品。此类劣质品会随着社会、名族乃至国家的富有而被正常品所取代。此类排放对身体和环境所提供出的审美设施的影响较为明显，因而它们更容易被很多人当成是劣质品。首先，二氧化碳对身体和环境所提供出的审美设施的影响不如别的污染排放如此明显。其次，随着一个群体或者国家财富的加剧，对能源和物资的需求亦越来越高。而二氧化碳就是此两个方面需求最为直接的后果，因此对它的需求也一定要随着GDP的不断增加而增加。从这些理论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个固定技术水平下，其二氧化碳根本不可能被人类当成是劣质品来进行定义。总的来说，作为作者或者说作为读者，根据理论进行分析，也可以将排污权归类为一个真正微观经济主体地博弈模型，不过此领域的现有研究通常是富有争议与矛盾的，主要是因为限制条件较为复杂模型构建的假设条件完全不同。

三、碳博弈的简单解读

本文所说的碳博弈，主要是指在国际气候不断变化的谈判中，所有国家按照自己所把握的信息，用策略进行集合，做出和自己利益较为匹配的行为。所有博弈人员在不断发展低碳经济的时候，每个人借助自身的优势和学习对方的解决问题的措施，而有效选取自己的行为，以此实现自己最终设计好的目标，几乎能够这么说，国际碳博弈的最终结果是所有国家和地区通过研究、行动等互动而形成的理论。以美国为首的某些发达国家由于自身的利益，经常性的阻燃国际气候协议的实施和形成，国家与国家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越来越激烈[2]。此次激烈的博弈，最终导致哥本哈根会议的没有研究出任何结果，分析原因能够发现，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国际气候会议的本质是怎样分配好温室气体排放权，此问题引申至广义的碳博弈，则为政府、企业和消费人员在相同市场的维度下实施博弈。政府、企业以及消费人员之间都可以构建假设同时实施博弈模型建立。下图1所示

四、减少碳排放的方法及多种碳博弈模型讨论

使用“污染排放税”对污染排放进行控制能够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污染排放税的基本原则为：如果税率能够和所想控制经济的外部性价格相同，那么市场自身就会把会实现生产此类产品或者服务的最优水平于固定的减排技术下，作为污染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选择减排或是纳税。不过现实和理论分析毕竟有所差别，目前很少存在有完全信息的市场，在此类存在不确定性要素的情况下，一些国家或者企业的污染许可证就非常有优势。假若一个国家的环境保护部门根本不清楚国民经济的减排成本曲线，那么就根本不能计算甚至完全不能判断社会最优污染水平中的最优税率到底是多少。假若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的基本工作就是减少污染排放，那么应该使用排放交易机制[3]。排放交易体系可以充分保证给定排放量目标的最终达成。政府此时仅仅只需要决定社会的最优污染排放总体水平就可以。

公共经济学篇4

同专业不同、兴趣不同的学生的学习需求层次并不相同。与经济类专业通常会在本科阶段继续开设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不同，公共管理类专业在本科阶段一般只安排初级课程，但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课内容一般都会达到中级程度。因此希望继续深造的同学就需要掌握中级课程的有关内容。初级宏观经济学与中级宏观经济学二者尽管概念体系一脉相承、教学内容结构类似，但是同样的知识，分析深度和应用的数学工具都差异甚大。如果完全不具备灵活性，只是拘泥于初级课程的固有内容，就无法满足学生的求知需要，阻碍其继续深造。

二、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重点

1．针对学生需求层次不同，开设多层次的宏观经济学课程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一般都会开设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但是如前所述，也有部分学生需要学习了解中级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对他们而言此种课程设置就会不敷所需。因此，教学改革的着眼点，首先应当对授课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在不影响学生正常学习与理解前提下尽量涵盖中级课程内容，以兼顾不同类型学生的需求。这一点看似困难但却有其实际可行性。现代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已经较为完善，无论是初级还是中级课程，其知识结构及使用的概念体系都基本相同，所区别的只是形式化程度或抽象化程度的不同，即使用的数学分析方法的严密程度不同。只要学生具备相应的数学知识，就不会影响对课程的正常学习与理解。当然上述方法只是在现有课程设置条件下的治标之策，更进一步的治本之策是有条件的学校争取在大学高年级以专业选修课形式开设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以满足希望继续深造和有更多学习兴趣的学生的需求。这是一种更为合理有效的做法，但对各校公共管理学科的师资结构和专业课程设置提出了更高要求，可视为未来的长远努力方向。

2．丰富教学模式，改善教学质量

从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固有现状角度出发，相对微观经济学而言，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较为松散，各部分知识内容各有特色，并且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是非常紧密。针对这一特点，具体到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当中，就应当针对不同部分知识采取更为多样的教学模式，保证学生全面掌握各部分内容，达到形散实不散的教学效果。例如可以通过跨国情景比较的方法讲授经济增长理论和一国收入水平的衡量，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探讨国民收入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内涵。用学生作为主体亲身参与的方式讲授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同时还可以组织学生应用课程当中学习到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对一些现实问题如当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经济焦点话题展开分析讨论，一方面提高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避免囫囵吞枣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让学生认识到经济学是一门来源于现实的科学，并非仅仅简单体现为课本上的单薄原理与教条。让学生体会到学有所用乐趣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发其学习热情与兴趣。另外，如前文所述，现代经济学中大量使用数学分析工具，而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这些数学工具并在现实中能够加以应用，就必须进行足够的习题练习，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每一章节之后都会提供大量课后习题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但是由于课时安排有限，很难做到由教师在课堂上对课后习题一一进行讲解，所以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通过设置研究生助教的方式，在正式课时以外时间详细讲解课后习题，帮助学生消化课程内容。

3．建立综合评价体系

如前所述，一方面宏观经济学课程包括近20章内容；另一方面，学生的课堂学习时间又相对有限。同时一般只有1－2次考试机会来最终判定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程度。这些特点正与高中阶段教育相反，后者的教学时间较为充裕，涉及的知识范围相对有限，并且可以围绕同样知识内容反复进行多次考试，以加强学生的理解与掌握。因此单纯采用植根于高中教育特色的闭卷考试形式就无法非常准确的判断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真实理解与掌握。有些学生可能通过死记硬背获得较好的卷面成绩，但实际并没有真正理解掌握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考试结束之后死记硬背的内容很快就付诸东流。有些学生可能对经济学理论的整体理解更为清晰，但一次性考试固有的偶然性会削弱真实知识水平与考试成绩的相关性。因此，除了最终考试以外，还可以结合采用课程论文、主题发言等多种形式考查学生对知识的实际掌握程度，并令其在成绩评定中占据一定权重，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学习成绩评价结果。

4．尝试采用英文教材

公共经济学篇5

关键词:农民工; 权益保障; 公共产品; 公共经济学.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经济增长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础，也是让一切人尽可能多地参与生产与创造的前提，农民工为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却被排斥在社会结构之外，合法权益保障严重缺失。他们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工作，工作时间最长，获得报酬最低。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工荒，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对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热烈讨论。中国农民工该何去何从? 他们能够融入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吗? 他们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 这些亟待回答的问题，都将影响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沿海发达地区民工荒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农民工不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群体。

农民工有自己的诉求，他们有自己的中国梦，特别是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将城市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希望能够融入城市，和城市市民一样，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农民工权益不能得到保障，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二、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研究述评.

由于历史原因，农民工是中国独有的群体，而且这一群体数量在我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报告，2012 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 2． 6261 亿，占全国人口的 20． 2%。关于农民工的定义，目前还没有公认的定论。杨思远( 2005) 认为: 农民工是不再完全从事或者完全不从事身份职业的农民，同时又是拥有农民身份的雇佣工人，实际职业与真正职业的不一致是农民工的本质特征。［1］.

吴洁( 2005)［2］等认为农民工的政治、经济、社会权益难以实现，得不到有效保障，加快城市化进程需要输入地、输出地政府和农民工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农民工群体的有效管理和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沈君彬( 2005)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民工权益受损的制度性根源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利益诉求机制，提出从制度和立法层面解决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缺失问题。［3］叶孝生( 2005) 也有相似的观点，他指出制约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因素是传统的城乡二元制，提出要善待农民工，尊重农民工，促进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发展来维护农民工权益，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政治基础。［4］蔡小娥与陈垚( 2008) 认为政府应当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管理体系，让农民工享受到公共服务。［5］.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缺失，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繁荣与增长，制约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然而很少有学者站在历史的角度从农民工产生的背景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来分析我国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本文从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角度探讨我国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现状，用公共经济学理论分析我国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

三、农民工形成的历史原因.

我国 1954 年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具有居住自由和迁徙自由。随着土改完成加上1956 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涌进城市，试图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受此人员流动的影响，1958 年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将户口登记制度与限制迁徙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了二元户籍制度体系。户籍制度即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以及配套的具体措施。［6］在世界范围，只有中国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7］二元户籍制度以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为依据确定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并以户籍制度固定下来，形成城市与农村居民的身份壁垒。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是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建立起新的秩序。［8］户籍制度先天地默许一些人占有和享有一定的社会资源，而排斥他人对此染指。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体制。政府的政策意图是通过农业剩余支持工业资本积累和城市经济建设，使有限的农业资源大量流出农村，农村的公共产品供应受到很大的约束。城市和农村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城市公共产品或服务一直主要由国家负担，居民基本上不交税，或者只需拿出个人收入的很小一部分纳税，就可以免费或者半免费地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而在农村，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则十分有限。正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不合理，使广大农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9］在这种“重工轻农”、城乡二元分割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下，国家为了工业的资本积累和对城市的补贴，导致大量的农业剩余被强制性的抽取。据 1978 年统计，当年农户只拥有很少的财产，折合现款户均不超过 550 元。其中户均生产资料不足10 元，消费资料只有不超过500 元的住房，32． 09 元的货币存款和不超过 60 斤的余粮。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高达 67． 7%，处于国际公认的绝对贫困线之下。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为 2． 5 亿，占农村人口的 1/3。1978 年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一年，这一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此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即是农民工阶层的出现，他们户籍在农村，而工作却是非农行业，以工人身份生活在城市。到目前为止，我国 社 会 已 经 形 成 农 民———工人———农民工这样的三大劳动阶层结构。

四、农民工权益保障现状.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以城乡二元结构为藩篱的中国公共产品提供机制是典型的战争时代遗留的产物。所谓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公共产品保障功能主要考虑的是国防建设需要与服务国防的城市居民的公共产品需要，广大农村居民的发展与生存保障并未考虑在内。传统的公共产品体制提供的公共产品不是按人供给的公共产品均等化服务，而是遵循了国防军人优先，城市次之，农村农民最后的公共产品分类提供模式。［10］.

农民工背负着双重身份，虽然他们在城镇生活，但是身份标签还是农民，他们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但是却享受不到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很多好处，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仍然被排除在城市公共产品与服务之外。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模式形成了最不公平的公共产品分配格局，农民工作为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享受着各种不公平的待遇。

对农民工的歧视从根本上来说是对农民的歧视和蔑视。在我们国家，自从1958 年实行城乡户籍分离的制度以来，农民就不再是一个职业的概念，而是一个身份的概念，是一个低城市人一等的群体的概念。当他们来到城市以后，受到的是极不公正和极不平等的待遇。他们不能成为国有企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的正式员工; 他们要忍受制度造成的就业歧视，只能从事又脏又累的城市人不愿意干的事情; 他们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工资待遇低，且不能按时领到。［11］.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人生中的最大不平等。这个最大的不平等在农民工子女身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现行二元教育制度下，农民工子女以在家乡接受义务教育为主。农民工子女随着父母生活，就成了义务教育的“边缘人”。我国采取的教育体制给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带来了额外的教育成本: 流出地儿童享受不到原地政府提供的教育公共产品补贴，同时又没有资格享用流入地政府教育公共产品补贴，农民工子女要进入城市公办学校上学，不仅需要办理繁琐的手续，而且需要缴纳高额的赞助费，这对于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工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农民工子女的社会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教育体系中也处于弱势地位，社会阶层的分化是客观存在的，而社会教育的不公平更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12］.

享受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也是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由于农民工不是市民，因此他们很少享受到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的公共产品。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往轻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危害性，在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充分的暴露，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忽视或者有意降低社会保障水平，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歪曲了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来看，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不能惠及我国 3 亿农民工，使农民工获得社会保障这一公共产品与服务，就无法实现人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愿望。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阶段，低端劳动力供大于求，加上城镇下岗失业工人，使得城市就业压力骤增。为缓解就业压力，许多城市执行的是对农民工就业歧视政策，对农民工实行职业和工种限制，实行先城后乡。再加上农民工自身素质普遍比城市居民要低，因此，农民工只能从事城市居民不愿干的“苦、累、脏、危、毒”的工作，并且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 大量务工者与企业正式职工不能做到同工同酬，不仅待遇低、工资少，而且工作期满往往不再续签合同。［13］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体现了城市体制对新来者的一种歧视性政策。我国《劳动法》( 1994) 规定: 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然而农民工作为劳动者却享受不到和城市市民一样的平等权利。

五、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意义.

农民工作为现代城市的建设者，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是国民财富的创造者和城市化的直接动力。众所周知，进城务工人员对于提高城市化水平，功不可没，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缺失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城乡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更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城市化水平的质量。

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是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当农民工生活出现困境时对其给予必要的救助，降低他们的反社会情绪，减少乃至消除他们的反社会行为，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的目标。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是解决“三农”难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就业问题。农民仅靠“一亩三分地”是不可能实现小康的，最重要的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引导他们放弃亦工亦农的生产模式，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从而改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城市化推进速度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非常具有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六、告别农民工，中国的城市化之路.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宋丙涛的研究成果( 2013) 表明，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限制性城市化模式与我国工业化发展严重不协调，伴随着现代工业化而出现的公共产品集中提供的政府服务优势没有出现，中国政府推动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出现严重畸形。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公共服务不均日益严重，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直接让农民进入城里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即农民工直接变成市民。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状主要是由于农村人口没有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相应减少造成的，城市化核心是为居民提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财政实力不断增强也使我国公共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可能，因此政府应该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社会公平。［14］农民工转化为市民，不但不会减少原市民的福利，相反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反而会因为吸引了更多的居民而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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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翠霄． 天大的事———中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6．

［12］聂芬芬，王 晨．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不公平现状及对策初探［J］． 中国建设教育，2008，( 12) :11．

公共经济学篇6

——陈宪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讲演 一段时期以来，围绕“教育产业化”展开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讨论，正在逐步引向深入。这里，大致要回答这样三个层次的问题；其一，当我们把一个经济体系按提供商品和服务来划分时，教育显然属于提供服务的部门。那么，教育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服务？其二，在现代社会，教育是生产人力资本的经济活动和实现人际公平的社会活动。作为前者，教育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有着效率的要求；作为后者，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公平的基本手段。二者如何兼顾与协调？其三，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是否恰当？在教育这一活动中，市场和政府都在发挥自身作用。二者作用的边界如何厘定并有机结合？ 一、教育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服务 广义教育是一种服务。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具有非排他性但具有竞争性的共有资源；从投入角度看，大部分教育项目是多元投入的混合物品。非营利性是教育的基本性质之一，从正的外部性（溢出效应）角度看，教育是公益品。 在一个经济体系中，提供服务的部门被划分为消费者服务、生产者服务、分配服务和公共服务。以下分析将证明，教育与其中的公共服务、生产者服务和消费者服务有关。 按照通常的认识，教育往往被视为公共服务，这不仅并不完整，而且并不确切。公共服务即公共物品，是指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所谓非排他性，是指无法阻止一个人使用一种物品时该物品的特征。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使用一种物品并未减少其他人使用时该物品的特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因为技术的（自然的）原因引起的，而非其他人为原因造成的。如果依据这一公共物品的定义来理解，是得不出教育是公共物品的结论的。首先，教育的排他是极容易的事：不付学费不能进校门或教室。其次，教育的竞争也显而易见，大课的教学质量一般是要下降的，尤其对外语、数学、艺术等课程是如此。因此，教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公共物品。 现实生活中，义务教育如何成为公共物品的呢？答案很简单，是制度安排使义务教育成为公共物品，如我国《义务教育法》第10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我们可称其为制度性公共物品，以区别于本来意义的公共物品。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N·曼昆对物品的四种类型划分，更确切地说，大部分国家的义务教育应当是制度性共有资源，即法律规定其具有非排他性，但仍有竞争性。一个简单的证明是：课堂人数和教学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正因为如此，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小学的班级人数是有规定的。中国目前择校、插班等之所以收费，其原因也在于义务教育存在竞争性。如果要使义务教育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制度性公共物品，那么，政府要继续加大投入，直至达到每一个边际（新增）学生，都能享受存量（原有）学生的平均效用。公共物品的另一个定义是，公共物品是没有价格的物品。因此，如果我们坚持义务教育是制度性公共物品，那么，对义务教育的任何收费，都必须取消。 舒尔茨等经济学家认为，教育、培训是一种旨在保持或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形式，是对人这种生产要素的中间投入。中间投入可能来自三个主体：来自政府，这里的教育是公共服务；来自企业，这里的教育是生产者服务；来自个人，这里的教育是消费者服务。现实生活中，由于大多数教育项目的投入是混合的，就使人们产生了所谓主流的看法：教育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它既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又有私人物品的性质。我认为，准公共物品的提法，其涵义比较模糊。事实上，如果从排他性和竞争性角度，就称其为（制度性）共有资源；如果从多元投入的角度，就称其为混合物品。不同性质的教育项目，自会形成政府投入、企业投入和个人投入的不同比例。大部分教育项目是混合投入的，如现在的本科、研究生教育，其经费来源就是多元的。一般而言，公共服务在教育中的权数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扫盲阶段的初等教育可以看成是完全的公共服务，社会和他人从中收益很大，即收益的外部化或正的外部性很大，所以，各国几乎都实行了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一种混合物品，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自我投资，改善自身生存条件，尽管社会和他人也会从中获益，但相对来说，主要表现为收益的内部化，即形成个人收益，因此，公共服务的权数下降。 由多元投入所决定，教育项目有公益性、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之分。纯粹政府投入的教育是公益性教育，如义务教育；纯粹私人投入的教育，是营利性教育，如某些职业培训；大多数教育活动是由多元投入（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私人共同投入）创办的，因此，非营利性是其最基本的性质和要求。在发达国家，私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投入一旦进入（捐赠或入股）教育发展基金或学校，一般就具有了非营利性。因此，除了义务教育和部分培训项目外，我们将教育定义为非营利性事业。 根据外部性理论，我们说教育是社会最大的公益品。公益品与公害品相对应，是指不管人们的意愿而由政府决定其好坏的商品。显然，公益品具有溢出效应（正的外部性）最大的特征，而公害品则具有极大的破坏效应（负的外部性）。我们说知识、技术具有很大的溢出效应，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教育、培训而实现的。因此，教育、培训在工具意义上具有溢出效应，知识、技术则在内容意义上具有溢出效应。提出教育是公益品，还在于强调，公益品不是公共物品，不要将二者混淆。 通过厘清有关概念和提法，我们可以确认以下几个重要观点：1、在最一般意义上，广义教育（包括培训）是一种服务。2、用物品（服务）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分类，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具有非排他性但具有竞争性的共有资源；义务教育应当通过加大投入和完善立法，成为制度性公共物品；部分培训项目则是纯粹的私人物品。3、从投入角度看，大部分教育项目兼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特性，是多元投入的混合物品。非营利性是教育的基本性质之一，义务教育是公益性的，部分培训项目是营利性的。4、从正的外部性（溢出效应）角度看，教育是公益品。 二、效率与公平：教育功能的分析 就教育的经济性而言，效率是其主要方面；就教育的社会性而言，公平是其主要方面。在现代社会，强调教育权的公平，以及教育对于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教育既有效率的功能，又有公平的功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二者不仅无法截然分开，而且经常产生冲突。例如，有限教育资源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分配，就反映了对公平与效率的不同价值取向。因此，就有二者如何兼顾和协调的问题。就效率而言，大致有这样两个方面：其一，教育作为一种生产人力资本的经济活动，其本身有追求效率的要求。其二，教育是一项需要大量投入的活动，在投入为一定的条件下，就有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就公平而言，也有两点是必须关注的：其一，公民受教育权的公平问题；其二，教育作为实现人际公平的社会活动，其对于克服贫富差距的作用。 教育作为一种生产人力资本的经济活动，其本身有追求效率的要求。教育产出的数量方面，即规模问题，是比较容易衡量的。教育产出仅仅用数量衡量是不够的，但质量方面的衡量又比较困难，尤其在短期是如此。在短期，我们往往用一些考试、考级的通过率，以及获奖，来衡量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这比较片面。在长期，社会可以通过一个学校毕业生的成功状况，来衡量其教育质量，这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在投入为一定时，还有一个投入的结构（比例）问题，如多投入义务教育，还是多投入高等教育。这就是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以中国现阶段为例，如果将本来可以用于义务教育、从而有利于改善低收入人群受教育状况的政府投入，用来建设那些由指标定义的世界一流大学，那么，这些资源的配置效率就十分值得怀疑了。尽管目前没有经验数据的支持，也存在不可比因素，但我认为，义务教育投入的边际产出是大于建设“一流大学”投入的。而且，这里还隐含着一个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判断问题。 教育要做到的公平，首先是公民受教育权的公平。这里，受教育权主要是指受义务教育权，而公平则包括机会和选择的公平。非义务教育权的公平主要是指机会的公平，而选择则由个人根据自身条件作出，如考研究生的机会是公平的，但是否考，由个人作出选择。在受教育权方面，我们的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这是因为，长期的二元结构，使身处城市尤其是发达地区城市的人，享有较多的教育资源，而身处落后地区农村的人，就只能获得较少的教育资源。过去，我们经常用教育资源稀缺来解释这一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如何用法制以及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制度来强行规定公民受教育权和义务教育资源的公平享有。蛋糕的大小只能决定平均享有的大小，并不能决定是否平均享有。 贫富差距是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面对贫富差距，各国政府都会采取各种措施，最常见的就是对穷人和落后地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教育能够在其中起重要作用，这是已经被证明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K·墨菲揭示出，在当今社会，决定人们之间贫富差距的第一位原因，是由知识累积所形成的人力资本，而不是对物质资本的占有。另一位重量级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P·阿格亨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谜：收入在不同群体（受高等教育与没受高等教育群体）之间的差距在扩大，以及收入在教育水平相同的群体内部也拉开了距离。阿格亨的回答是，在工资结构与技术创新过程之间存在着内部联系，知识与技术的创新必然扩大收入鸿沟。解决的办法是，尽一切可能做到教育机会公平，使人力资本价值在劳动者之间有比较公平的分布，这将有效实现提高效率基础上的公平。 综上，就教育的经济性而言，效率是其主要方面；就教育的社会性而言，公平是其主要方面。如果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教育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在现代社会，强调教育权的公平，以及教育对于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政府与市场：教育发展的思考 教育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现代社会，公民的受教育权是公平的。教育必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这是所有办教育的人必须始终恪守和实践的宗旨。 由于教育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既有着巨大的正外部性，又有着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作用，因此，任何社会的教育活动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展的。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一，对国民教育作出科学规划，指导其遵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健康发展；其二，制定相关法律，保障公民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权，规范教育活动秩序，创造良好的教育发展环境；其三，对教育主体的资质以及教育活动的质量进行监管和评估。这方面的工作亦可通过非政府组织来进行。 在政府对教育活动起主导作用的同时，如何看待市场在教育活动中的作用？显然，否定市场在教育中的作用是不可能的。首先，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由市场配置的资源总是大部分，一般达到80－90％。因此，完全由政府配置的资源进入教育，是无法想象的。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进入教育，与这部分资源是否有营利性要求是两回事。尽管教育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大部分进入教育的市场资源应当是非营利性的，但这与市场机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并不矛盾。 其次，怎样理解市场，尤其是非营利性领域中市场的作用？市场除了是交易场所和交换关系外，经济学还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是经济运行的机制，还是追求效率的精神。教育运行（活动）有自身规律，而且，从培养人的角度看，教育自身的规律发挥着基本作用。然而，从教育投入与产出的角度看，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不能不、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否则，教育活动就没有效率可言。当然，对教育投入产出的评价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产品和其他营利。 指出并始终强调教育的非营利性，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非营利性区别于营利性，首要的就在于是否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教育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有两个基本理由：其一，现代社会，公民的受教育权是公平的。尽管这一以宪法保障的权利要完全实现还需做出巨大努力，但其理念必须体现在今天的教育活动中。同时，教育作为

公共经济学篇7

农村义务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其供给应由政府主导并直接或间接参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长期由农民自己负担，各种教育费附加、教育集资和学杂费占相当比重，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远不足，政府职责严重缺失。农村义务教育实现免费后农民彻底摆脱沉重负担，政府通过财政预算保障义务教育投入。

1.1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瓶颈随着《义务教育法》重新修订，各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中的职能分工不断完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日益健全。义务教育供给由农民回归政府。经费投入机制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转向“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分项目、按比例共同分担”。有了国家财政的坚强后盾，农村义务教育迅速发展，但也面临诸多困境，表现为：

（1）供给主体责任不合理。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大多由政府直接提供，市场参与有限。公办学校基础设施落后，民办学校数量少收费高，农民负担不起。政府和市场供给混乱造成资源浪费，损害社会公平。各级政府间事权不清、责任不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弱，县乡负担过重。

（2）供给筹资渠道单一。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筹资几乎全部依赖政府财政性支出和转移支付，民间和私人投资力量微弱。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4％的宏伟目标直到2012年才首次实现，而且4％的教育经费远未满足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3）供给数量不足，效率低下。当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资源短缺，有效供给不足，管理水平、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都与城市差距大。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量投入不足，且在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之间分配失衡，基金捐款等社会性资金贡献率低，这些都导致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数量严重不足。政府垄断义务教育供给，公办学校之间缺乏竞争和激励，提供的教育产品质量低劣，造成资源配置低效。

1.2农村义务教育供给不足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义务教育供给不足主要是探讨公共选择理论下政府失灵。公共选择理论是关于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从“经济人”前提假设出发，研究政治市场中选民、政治家和行政官僚的决策行为。农村义务教育供给是政府决策过程，在这一公共选择中，政府决策成败直接关乎广大农民利益。作为追求私利最大化的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在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和管理中相互推诿卸责，将义务教育供给的主导责任层层下移至基层政府，却不为基层政府提供充分财政扶持。义务教育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且溢出明显，政府官员为了出政绩、获升迁并不关心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减少甚至非法挪用义务教育专项经费。新《义务教育法》修订前，中央政府几乎不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各项支出由县乡直接承担。2006年新法虽明确了各级政府共同分担原则，但由于缺乏实施细则和有效监督，各级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各环节都存在失灵，造成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学校数量和质量严重滞后。政府失灵的另一表现是城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农村义务教育缺乏强有力利益集团，无法与城市集团力量相抗衡，在博弈中处于弱势，无法从“经济人”决策者教育主管部门手中获得充足教育资源，造成城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

2促进农村义务教育有效供给的对策

经过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大大减轻，普九事业取得重大突破。2001年实行“以县为主”投资管理体制，2006年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全免，新《义务教育法》修订通过，农村义务教育事业获得各方支持。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农村义务教育供给仍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进一步完善。

2.1明确划分各级政府职责，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新《义务教育法》对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规定是“以县为主”，强调县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预算的管理，与以往县级财政直接负担经费筹集有很大不同，经费筹集责任逐渐上移，中央和省政府投资比重加大。但义务教育是全国性公共产品，“以县为主”的地方投资和管理体制不能满足农村义务教育长远发展，需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管理和投资中的事权财权，划分各自分担的经费比重。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做好整体统筹规划，扩大财政性教育经费预算，单列义务教育经费预算，在资金筹集上承担主导责任，县级政府则负责具体资金管理和使用及学校具体教育事务的规划，政府间相互协调、各司其职，共同保障全国农村义务教育有效供给。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尤其是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实现的，因此要进一步规范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强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提供稳定来源。

2.2积极统筹城乡发展，优化城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长期以来城乡分立的二元格局造成了城乡之间差距拉大，城市基础设施健全、公共服务水平高，农村各项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义务教育发展也远落后于城市，农民基本需求无法满足，这种差别国民待遇对农民而言极不公平。近年来国家提出城乡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战略，表明国家已深刻认识到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因此在义务教育供给中政府要积极统筹城乡发展，合理配置城乡义务教育资源，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提供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尤其要加大对边远贫困地区投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整体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优化城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要不断加大农村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投入，改善农村教师福利待遇，加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教育教学环境等。但优化农村义务教育供给不能仅加大资金投入，要利用城市优质教育要素反哺农村，以城乡联动造就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新局面。

公共经济学篇8

内容摘要：与工商企业和第三部门相比，公共部门具有更为复杂的多重委托问题。为了寻求有效激励公共部门人员的途径，本文以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为依据，借助相应博弈模型，对当前如何激励公共部门人员做出了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败德风险 委托― 公共部门人员

公共部门是私营企业和第三部门以外组织的总称，主要包括政府机构和相关职能部门，公共部门的主要职能是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它拥有着其他组织所不具有的社会地位的独占性和超脱性。公共部门特殊性使得其人员与传统私营企业人员的激励相比，二者具有巨大的理论和现实分野。

公共部门人员激励的经济学分析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在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之中，个人同样是追求可以实现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利益，包括各种可控的资源、仕途升迁、建立与个人声望、名誉相关的个人价值，当然时间也涵盖在内，这构成了公共部门人员的政治偏好，即在现存的政治安排中谋求个人的政治效用最大化的动机。这表明公共部门人员在获得人资格后进行的同样是趋利避害思维引导下的理。

公共部门人员在获得了人资格之后，便具有了实施权力的政治合法性，处于掌握信息的相对有利位置；而委托人由于受到监督成本约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很难完全获得人在行政过程中的私有信息，此时委托者就处于非对称信息的不利位置。尤其是在委托人与人之间利益取向不同，行政人员的目标函数与委托人不一致的情况下，人运用其权力利用一些垄断信息来实施自身利益时，在信息掌握上委托人就更为不利，由此会造成两种风险。第一是如果工作给公共部门人员带来负效用，那么已经获得人资格的公共部门人员就可能会利用其在信息拥有上的优势，来摆脱自身应承担的义务，以降低工作带来的负效用，这是一种因公共部门人员消极怠工而使委托人利益受损造成的风险；第二是当公共部门人员获知自己能够使用已掌握的优势信息，且机会主义行为不受惩罚时，那么公共人员就可能受诱惑而从个人目标出发利用其信息优势和掌握的权力侵犯委托人的利益，机会主义行事沦入败德行为，这是因公共部门人员主动侵犯委托人利益而造成的风险。虽然两种行为表现方式不同，但是这两种风险都会侵害公众的利益，造成社会福利的不确定性。

公共部门人员激励机制的模型设计

如何有效激励组织内部人员，解决因多重而引起的败德风险，在于委托人设计一种合理的合约，通过以物质、精神激励为特点的正向激励和以约束、监督为形式的负向激励来控制人的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增大效果和减少费用。通过以下的博弈模型，将会对设计这套和约有较为清晰的思路。首先必须假定：

委托人（公众）和人（公共部门人员）双方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博弈双方都各有两种选择，即委托人有监督、不监督的选择，人有偷懒、不偷懒（选择败德行为、选择尽职行为）的选择；人（公共部门人员）和私营企业人员一样，产出值以货币价格计量。

然后将博弈模型中相应的参数列举如下： P为人提供的公共产品的的产出值，其中P1为人在不偷懒情况下公共产品的产出值，P2为人在偷懒情况下的产出值（假设P1>P2） ； S为不偷懒或者偷懒行为未被发现情况下人的固定工资；T（P）表示人除固定工资外的价值收益，它是以人产出值P为自变量的函数，其中T（P1）表示委托人对人选择敬业行为的奖励，T（P2）表示人选择偷懒行为后的不当收益，假设T（P1）

建立的模型如下：

考虑到人和委托人随机选择不同策略的概率分布，则该博弈模型存在一个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

假设委托人对人进行监督的概率为a，则：

如选择偷懒，则人的可能收入为：A1=[T(P2)-B]*a+[T(P2)+S]*(1-a)

如选择不偷懒，则人的可能收入为：A2=[T(P1)+S]*a+[T(P1)+S]*(1-a)

假定人选择偷懒的概率为b，则：

若选择监督，委托人获得的社会福利为：B1=(P2+B-G)*b+(P1-G)*(1-b)

若不进行监督，可获得的福利为：

B2=P2*b+P1*(1-b)

分别令A1=A2，B1=B2，可得：

a′=[T(P2)-T(P1)]/(B+S)

b′=G/B

由此可得，上述矩阵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人以G/B的概率选择偷懒，委托人以[T(P2)-T(P1)]/(B+S)的概率选择监督。根据以上的均衡，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应引起关注。

从方看：B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公共部门人员的行为选择。从G的功能上看，惩戒成本是预防组织人员偷懒行为的直接保证，B值越大，则偷懒概率越小。而监督成本从根本而言是公共福利的一部分。由此看出，提高当前监督效果，建立科学高效的监督体制是降低监督成本的必要途径。从G的构成看，由于G值主要由监察成本和考评成本构成，二种成本的升高将会造成考核总成本的增长，因此着手建立科学的监察机制和新型的绩效考评机制是降低考核成本G，规避公共部门人员败德风险的重要保障。

从委托方看：薪金S和罚金B虽然是对人进行激励（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的两个不同方面，但是这两个参数都与委托人采取考核监督的概率b′成反方向变化，即给予公共部门人员的薪金越低、对其败德行为的惩罚越轻，公共部门人员机会主义行事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了防范其败德行为，公众选择监督的概率就必须随之增加； S1会对人机会主义行事的心理预期产生影响。如果获知其败德行为败露被清除出公共部门后，仍可获得收入颇丰的薪金，公共部门人员的选择败德行为的概率就会增大，作为防范其败德行为的应对策略，除了公共部门应设计具有竞争性的薪酬政策外，公众必须加强对公共部门人员监督；因败德行为可获得的非法所得C的多少与人机会主义行事的概率成同方向变化，即公共部门人员偷懒行为可获得的非法收入 C越高，其机会主义行事的概率也越高，所以为了遏制公共部门人员的败德行为，公众对其实施监督的概率也应越大。

对构建激励机制的策略探析

以上的博弈模型为设计公共部门人员激励机制提供了一条较为清晰的思路，根据以上的启示，最佳的和约应当能够使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使委托人监督成本最小时最大限度的激励人，防范人的败德行为，具体而言：

（一）完善传统激励方法并发掘新型激励方式

对于公共部门人员的激励，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并不完全是同步的过程，对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阶段职业发展应各有所侧重。

物质激励的主要优势表现在公共部门人员薪酬水平较低时，此时它会有很大的边际效用,它可以反映公共部门人员的岗位责任，增加公共部门人员的职业荣誉感，提高公共部门人员受贿行为的机会成本，可以增加其对行贿诱惑的抗拒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潜在腐败者（处于腐败临界点，即有腐败动机的人群）的腐败行为。

当然从公共福利的角度，物质激励也有其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可以把物质激励看成在薪酬标准既定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因腐败被发现从而被解雇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也可将其看作是对公职人员行为的社会监督成本，过高的社会监督成本同样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会造成社会福利的耗减，这显然是与我们保障和扩大社会福利的初衷相违背的。

作为物质激励的补充，精神激励的作用由此凸现。实践中，提升、考核、选拔方面的激励同属于精神激励的范畴，此类激励措施具有投入成本相对较低、激励作用时间较长等优势，可以为解决公共部门人员持续性激励的问题提供思路。另外，以工作作为激励“手段”，同时也以工作作为最终激励“目标”，“工作―成就”激励作为目前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所探索的精神激励方式的新形式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尝试。

（二）建立高效的监查机制

监督属于激励中的负向激励方式，是对激励制度的逆向强化，是促进激励机制良性运行、防微杜渐的保障性机制。

从我国具体情况看，为了促进激励机制的落实，首先必须有完备的监督约束措施做保障，来规范公共部门人员的行为和制度的实施，只有这样，才能在激励与约束之间形成良性的循环。另一方面，在对公共部门激励机制自身运行环节中的监督还有待强化，这主要表现在与激励机制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方面。在实践中，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的维护和保障，很多原本应取得良好效果的激励政策得不到应有的贯彻和执行，不能收到预期效果。针对这种问题，我们必须着手根据不同的激励形式制定出相对应的监督制约制度，配之以相应的硬件措施，走法制化、制度化道路，把对公共部门激励机制运行环节中的监督制约工作抓好。另外，同时为了有效地激励公共部门人员，还要加强组织人员自身监督制约意识的确立。

（三）建立以科学绩效考评机制为基础的竞争机制

私营企业人员时常面临市场竞争的威胁不同，公共部门人员的人资格一经获得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是公共部门缺乏活力和低效率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促使公共部门增强内在活力，必须引入竞争机制。

竞争主要是组织人员间政绩、业绩的竞争，在竞争过程中，为了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合理性，必然涉及到人员间的优劣比较，这使得我们应引入以考核为基础的竞争激励机制。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考核监督属于激励体系中的负向激励方式，是对形成良好竞争环境的反向促进。公共部门人员的激励采取竞争与考核紧密结合的方式，即竞争都在考核的基础上进行。由于考核的基础性作用，考核的科学性、真实性对良好竞争环境的营造具有重要作用。

（四）设计科学的考核机制

基于考核的竞争激励机制的实质就是对公平理论的贯彻。公平理论认为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经过努力所获得报酬的绝对数，也关心自己的报酬和其它人报酬的关系，即习惯把自己的投入、产出与其他人的投入、产出作比较。在公共部门中也是如此，人们对绩效与酬赏关系的看法中受其对酬赏的公平与公正程度的认知的影响。这种公平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际的酬赏是否低于个体心目中所预设为应得的酬赏；二是自我所得的酬赏与他人所得的酬赏相比是否适当（二者的前提是以双方的绩效被认为是相同的或具有可比性的）。

如果考核不真实，庸人被奖赏，良才被埋没，就会优劣不分，使多数人的积极性受到压抑，最终形成上文所述委托―问题中所提及的 “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从而使竞争环境受到破坏，最终导致激励的失效。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必须把握考核仅是激励机制的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因而我们必须摒弃传统思维中“考核”等同于“找错”的观点，在考核中糅合进人性化因素，通过考核者对被考核者进行绩效辅导，帮助被考核者发现问题，并且共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通过考核而促进部门人员间的竞争才是目的，因此对于部门人员的奖惩必须严格根据考核结果进行评定，否则这种基于考核的竞争激励方式就失去了存在意义。

另外为了贯彻功绩制和现代考评方法等在公共部门人员激励中的实施，笔者认为在公共部门人员队伍中，可根据他们的职责权限、工作难易程度和所需能力大小等标准对公共部门人员进行分类，以差别性激励方案实现激励实践中的公平性和实用性。

参考文献：

1.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柯武刚，史温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0

公共经济学篇9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第三次工业全球化浪潮的到来，现代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加剧，矛盾凸显，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暴露使得现代政府在作为政治组织的同时还必须作为经济组织承担起管理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职能。传统的以政治学和行政学为理论基础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经难于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西方 公共管理学界出现了一股称之为“新公共管理”的思潮，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主张运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来提升政府绩效，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作为一种政府改革实践，新公共管理模式在西方国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加入iddot;撒切尔上台为标志，其改革主题曾被有关学者概括为：私有化、分权化、竞争机制、企业精神、非管制化、服务质量、对工会力量的限制。[7]这场改革给20世纪20年代已经诞生的公共行政学科带来了很大冲击，以政治学、法律、社会分析等社会学课程为主的传统组合已经不能满足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管理者的需要，英国各大学的公共行政专业的课程设置开始转向以经济学为基础的课程组合，随着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的进入，公共管理学科逐步取代公共行政学科，成为培养未来政府公务员的基础学科。

2.经济学理论对公共管理实践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对公共管理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官僚制弊端的分析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设计两个方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官僚制的存在使政府组织的供给具有垄断特性，造成政府面临组织机构规模的不断膨胀和效率愈发低下的困境，解决出路就是打破政府垄断，引入市场、准市场机制，通过服务签约外包的方式建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竞争，提高公共物品及服务供给的效率。委托理论被用于分析政治家和下级官僚之间的科层关系，作为委托人的政治家和作为人的官僚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一致性，人有可能为追求个人利益而牺牲委托人利益，而政治家为监督双方利益上的不一致则需付出更多的成本，为此，需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官僚组织垄断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模式将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从而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应引入市场机制将公共产品和服务转由非官僚组织承担，以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经济学还借鉴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提出了基于市场的公共政策设计。

综上，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为“新公共管理”实践开创了思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又催生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形成。因此，作为公共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经济学应该定位在经济理性思维的培养以及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学习上，这样的课程定位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才培养的需要。

四、“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思路

基于以上认识，为实现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教学目标，需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变革。在借鉴国内外大学应用能力培养经验的基础上，现尝试提出“新公共管理”视角下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思路。

1.设计体现“公共管理”特色的教学内容体系

对公共管理类专业而言，经济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应在保持其基本内容体系不变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增加和删减处理，从而突出“公共管理”特色。适当增加公共政策分析、公共产品的供给、公有资源的管理、税制的设计等方面的内容，在讲述各经济理论的同时，加大对政府出台的各类经济政策的分析，从而阐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同时，对于较难的理论模型及数学推导部分则可以进行简单化处理。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调整的目标在于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政府公共政策，提高实际应用能力。

2.采用引导—互动式教学法，实现讲授和自学相结合

“引导—互动式”教学模式是指通过教师的引导，采用互动方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实现教师讲授和学生自学相结合，“听、说、读、写”相结合的授课方法。教师的引导主要通过讲解要点、理清思路、启发思考、归纳问题、设计练习等来实现，学生的互动参与主要是通过自读自学、问题质疑、展开讨论、答题写作、迁移创造等形式完成。为此，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把经济学理论分成基本理论和由基本理论推演而来的扩展理论两类。以弹性理论为例，需求的价格弹性部分属于基本理论，教师需在课堂上进行重点讲解，而需求的收入弹性、交叉弹性、供给的价格弹性等，则属于扩展理论，教师完全可采用启发式教学或学生自学方式进行。

3.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增加辅导课环节

在不增加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课程总学时的基础上，在每一章结束时，增加两学时辅导课，用于课程重点、难点、习题的讲解及案例讨论。利用辅导课，教师就可以通过案例引导学生深入讨论投资、政府税收、政府转移支付、进出口等因素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案例讨论是辅导课环节的重要内容，教师根据授课内容选择案例，学生采用小组讨论、自由辩论等多种形式就某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提高学生的理论运用能力。

4.建立多手段的综合考核体系

针对公共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学生考核采用期末考试和平时考核综合评定，平时考核包括日常作业完成情况、参与教学活动的程度、读书报告（经济学领域的名著）的撰写等项内容。在各种考核形式权重的设置方面，要增加平时考核的权重。建立多手段的综合考核体系，可以引导学生在学好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注重技能训练与能力培养。

5.建立突出“公共管理”的特色的实用性的案例库

公共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决定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交融贯通以及实际能力的培养。案例教学可以将理论知识内化为自身的思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以及独立思考、主动求知和应变能力。目前，各类经济学教材中虽然包含很多案例，但较少涉及公共管理部门。对于公共管理专业的经济学而言，相应的案例选择就应契合学科和专业背景，多采用公共部门的管理事件和场景作为案例。

公共经济学篇10

关键词：中国公共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指导话语

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关注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著作，但在他的不少著作中，对政府(国家)的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很多关于公共经济的思想，不但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公共经济学，还可以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指南。

在1850－1853年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有关国家经济职能的资料，这些笔记涉及的内容包括：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经济活动的约束、调节问题；国家利用中央银行制度对经济调节的措施问题；国家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性质及其作用问题；国家财政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其结构问题；国债的形式及其作用、流转方式问题等。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公共经济有了初步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认为是马克思研究公共经济的开端。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开始形成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这个成果体现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写作单独的《国家》册问题。在“五篇计划”中，马克思的论题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移民。在手稿中马克思再次提到国家篇，认为应该包括：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

在创作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1867年，马克思的光辉巨著一《资本论》第一卷诞生了。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有关公共经济的论述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在对货币理论的论述中，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性质及其实现形式问题；其次，马克思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中，分析了国家对工作日长度进行“强制”调节问题；最后，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性质及其职能做了分析。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愿，花了大量精力，整理了马克思的有关手稿，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论述了不少有关公共经济的思想，其内容主要有：首先，关于国家及其作用形式。各种具体资本的分离及其相互竞争过程，是不可能离开现代国家的“协调”和“监督”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执行着“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又执行着“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1]。其次，在对总资本各种形式的分析中，反复提到国家的具体职能，并对国家调节、监督社会资本的各种手段做了简单论述，如国家赋税制度的性质；国家在不同时期实施的保护关税制度和政策、自由贸易政策的性质与意义；国家财政制度、国家预算、国家债务的实质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影响；国家借助于经济立法，调节和监督总资本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如工厂法、银行法、土地法、公共工程法、移民法、济贫法等法律法规。至此，马克思的公共经济思想基本形成。

二、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框架与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和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归纳为“一个逻辑起点、一个建构基础和四大理论内容”。

(一)逻辑起点：政治经济关系原理与国家(政府)的经济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本质是由国家的经济本质决定的，国家的经济本质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告诉我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依据这一原理，马克思认为，“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者，其特殊经济本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只有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国家的特殊经济本质和政治本质，这是衡量国家不同性质的根本标准。”[3]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国家(通过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现实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构成了国家的现实基础，并且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而国家的现实基础规定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国家和社会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国家采取的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4]，即以一种表面上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姿态出现的。实际上，“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5]。这就是说，国家从总体上概括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集中表现了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性质。

(二)建构基础：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的批判

1．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主体的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权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6]国家利用其“控制”的财政、金融、赋税、国债等经济机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完全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马克思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7]因此，现代国家作为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是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同时，作为“维持”社会经济运行和所有制关系的力量，现代国家又是经济体制的一种内在机能和要素。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8]

2．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1)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马克思认为，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甚至可以在生产方面感到铁路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或者，在国家按照传统对资本仍然占有优势的地方，国家还拥有特权和权力来迫使全体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一部分资本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这些工程同时又是一般生产条件，因而不是某些资本家的特殊条件”。[9]所以，资本对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投资和发展，就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

(2)资产阶级国家作用形式及职能的两重性

马克思指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国家的职能也必然朝着两个看来似乎是十分矛盾的方面发展：一方面，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巨大进步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构，对社会经济运行调节与控制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国家“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10]。另一方面，与社会阶级关系对抗的日益发展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阶级专制”机器，对社会阶级矛盾与冲突的“协调”与压制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3．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公共经济的方式：扩张掠夺与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阐明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政权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所以，不论剩余价值怎样分配与利用，其最终的作用效果仍然体现在资产阶级身上。

(三)公共收入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赋税思想

1．确定了赋税的性质。马克思认为，赋税是“国家的措施”之一，它是依靠“为榨取一定劳动量而颁布的强制性法令”而取得的。[11]

2．阐述了有关赋税的一般原理。(1)赋税作为“国家的措施”之一，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漫长历史中，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发挥着作用。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措施之一，赋税还是取得了一些特殊规定性，成为强化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对部分剩余价值占有的一种强制性的工具。他指出：“这个阶级以国家的身份通过巧妙的征税办法对工人进行盗窃”[12]。(2)赋税是公共支出的主要来源。诸如修筑道路这样一些社会公共工程或社会基础设施，就会转为由国家来承担，这些费用是通过征收直接税或附加税取得的。这样，“在由国家利用赋税来修筑道路的地方，修筑道路就不是单个人的私事。”[13](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赋税在形式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从实物税向货币税的变化“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14]。第二，从以直接税为主，转向间接税和直接税并举、以间接税为主的形式。“城市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农村而实行的特别措施，就是消费税和入城税，一般说来，是间接税，这种间接税起源于城市……直接税则起源于农村。”[15]第三，赋税的变动与剩余价值量变动密切相关。

(四)公共支出理论

1．论证了公共支出的必要性和范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修筑道路、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的必要性。公共支出并不仅仅限于政府、军队、官员等的消费性支出。

2．阐述了政府职能范围的变化与公共支出增长及其原因。马克思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交通、运输、通讯联系、信息、城建、生态资源的综合利用、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等等，都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在这些生产条件上投资的微利或亏本的实际，使更大量的“公益工程”的发展转嫁到国家的肩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职能随着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而膨胀起来。

(五)宏观调控理论

1．分析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马克思从分析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人手，揭示了为什么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他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指挥”只能由国家——政府来担当。

2．提出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和财政手段。(1)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马克思论述了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1847年和1857年英国的两次货币金融危机后提出这样的思想：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正确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缓解危机，错误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加深危机。[17](2)宏观调控的财政手段。马克思认为，财政手段的调控对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收入分配来说至关重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社会生产结构的概念，它指的是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财政支出结构对于产业结构具有很大影响，在确定了财政收入规模，解决了财政资金筹集问题之后，财政支出的流向和流量成为制约产品结构，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比例关系，制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调控投资结构的重要手段。[18]

(六)公共信用理论

1．公共信用成为资本的信条。“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19]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公共信用，为资本主义公共信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存在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信用，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特有的印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公共信用所反映的债务积累实际地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20]。

2．公共信用推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公共信用的发生有两个显著的后果：第一，容易产生“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并使这个阶级中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大发横财；第二，公共信用也使交易投机和现代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3．公共信用与赋税制度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21]

4．公共信用制度运作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国债券、国库券作为公共有价证券，具有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的一般属性，同时也具有受公共信用制度制约的特殊属性。首先，国家作为债务人，“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22]。其次，国债券、国库券本身也是一种“幻想的虚拟资本”。“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23]总之，公共有价证券所表现出来的货币资本的这种虚拟性，在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它仅仅是对现有资本或未来收入……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24]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指导话语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福祉关怀必须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学科，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在参与资源配置、协调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行为方式和作用效果。然而，公共经济的发展服务于谁的问题，却是西方资产阶级公共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区分的显著标志。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25]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同样也是从对人的公共福祉关怀出发来论述的。强调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归宿。

第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注入到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当前，我们在公共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大多应用的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观点。在当前我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共投入，尤其在大力推进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改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不仅要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成果，而且更应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使之更加丰富和完整，并能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为目标，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内在本质，进行了科学抽象，然后才用叙述的方法把这一思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地叙述出来，揭示了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运行的规律，为解决中国公共经济学的四大难题提供了不少的理论支撑和借鉴，如关于政府(国家)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两重性的论述可以成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支点，公共信用理论可以进一步明确公共经济责权的配置问题等。

第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研究方法论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对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同样的适用价值。马克思创建了唯物辩证法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对经济运动和以前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他的第二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进一步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在具体方法中，马克思采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经济科学研究更具有科学性。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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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8、3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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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60．

[16][19][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7、823、824．

[17][18]曹新．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学习与探索，1994，(6)：16－17、18－19．

[20][22][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39－540、527、527．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