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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十篇

时间：2023-03-31 01:27:20

国际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篇1

关键词：国际经济基本范畴

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本范畴。这些基本范畴不是由人们随意设定的,而是取决于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所以,一门学科的基本范畴可以反映出该学科的基本内容和特征。法学以权利义务为其基本范畴,但这种权利义务在不同的部门法学中又表现为不同的子范畴部门法的基本范畴,从而使一个部门法学区别于另一部门法学。例如在民法学中,其基本范畴可归结为物权、债权。以此为核心而延伸出的各项物权制度、债权制度和其他相关制度,梅成了庞大而完整的民法学体系,反映了地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国际经济法是一门较为特殊的法律体系。目前多数学者将其定义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而不是调整经济关系的国际法排除国内法为其渊源,或调整国际经济流转关系的法排除以经济管理关系为其调整对象,从而使国际经济法突破了传统的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以及公法与私法的界限,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法的体系。随着近年来对国际经济法研究的不断深化,人们已从其调整对象、组成范围等方面揭示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但对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却一直缺乏必要的归纳,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际经济法学体系的完整性。本文认为,基子对国际经济法的定义和调整对象的研究,可以将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归结为交易权、管理权和经济三个基本概念。

一

交易权是指作为国际经济法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实体参加某类特定的国际经济交往以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权利。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而国际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国际经济流转关系,即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

这种跨国商品交换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或可称之为私法上的关系。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沿用传统的国内私法上的物权、债权等基本范畴,而要另设“交易权”这一概念呢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国内私法,如财产法、合同法,尽管已融进了一定的公法内容,但其作为私法而存在的特征仍未消失。在私法领域中,任意法规范仍占主导地位权利人的意志受到很大程度的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基本上不由当事人自行设定也就是说,国家对当事人权利的限制仍体现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当事人的私法上的权利则受到更多的限制。首先,一国政府对本国当事人参与国际经济交往会施加一定的限制。例如许多国家实行的出口许可制度使得本国当事人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将某种商品出售给另一国家的当事人。这种限制虽然并不影响本国当事人的物权的成立,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物权的行使。其次,除受本国政府所施加的限制之外,当事人参与国际经济交往还须受其他国家所设置的种种法律限制。例如,尽管各国政府通常都鼓励资本的翰出,但在得到有关国家的明确承诺之前,投资者是无法或不能安全地将其资本投入东道国的。在一个禁止外资输入的国家,尽管对外商的财产所有权不会提出疑问,但这种所有权却不会转为投资权。正因为如此,传统的私法上的物权、债权等范畴已无法揭示当事人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有必要确立交易权这一新的范畴。

交易权的成立不能仅以一国法的确认为依据,而必须同时得到一项国际经济交往所涉及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法律的承认。国的商人若想在国投资,他首先必须获得本国政府对其资本外投的许可,同时他的投资又必须获得国政府的同意。有关的国际法规范对交易权的成立当然也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会脱离有关国家的立法而单独发生。换言之,不作为一国立法的组成部分的国际法规范不会对交易权的成立产生影响从本质上说,交易权是一种其使用范围被有关国家所承认或限制了的财产权这一范畴并不涉及所有权方面的评价,而只是与财产权的运用问题相关。一国政府禁止本国当事人将某种商品输往某一特定的国家,并不影响该当事人对该商品的所有权,而仅仅是限制其对其所有的财产的使用和处分。一国政府对该当事人依外国法所取得的所有权通常也不能予以否认或歧视,这就是国际私法上的平权原则。由于工业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因此一项专利权在某一外国的成立必须以该国的特别认可为基础。但这种决定所有权产生的特别认可与交易权的成立并没有必然联系。国的当事人在国的专利申请获得批准不等于说他就有权向国的当事人转让该项专利技术的使用权。技术转让的交易不仅要有本国政府的许可,还要受制于受让方国家的限制性规定。

交易权的成立是国际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结成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交易权的内容的影响,因为交易权体现着有关国家对当事人的财产权的运用的限制。例如,有的国家在向某类商品的出口商发放许可时,要求其向对方定期索取商品使用情况的报告,这就在确立交易权的同时又确立了当事人之间的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在没有强行法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才可以自由地对债权债务作出约定。

交易权作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在国际经济法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又表现为各个子范畴。在国际贸易法学中,交易权应表现为贸易权在国际投资法学中,交易权应表现为投资权在国际金融法学中,交易权应主要表现为借贷权在国际税法学中,交易权则无从体现。因为国际税法具有明显的公法色彩,它调整的不是经济流转关系,而是基于经济流转而产生的国家与当事人之间就税款征缴而结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二

管理权,或称国家经济管理权,是指国家对国际经济交往活动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权利。管理权的指向对象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实体的跨国经济交往交易权可以说是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的私法上的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受到管理权的限制的后果。

在当代社会中,各种经济交往都须接受有关国家的不同程度上的干预,而涉外经济交往则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权力的制约,从而在有关国家的政府同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结成十分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经济管理权即用来概括地表述这种关系。

管理权与交易权不同它完全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利。虽然交易权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对私人权利的干预,但它在本质上仍是私人的权利。在管理权限定的范围内,当事人仍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参加国际经济交往、处理自已的经济科益。某种商品是否可以或须按什么样的条件输向国外由国家确定而将何种数量的商品在何种期何内按何种价格以何种方式出售给何方当事人则仍是由交易的当事人来确定的。

如果说交易权的基本特征在于其具体内容是由交易当事人所确定的话,那么管理权的特征则在于其内容是由有关国家所单方面确定的,而不受跨国交易的当事人的意志的影响,外国资本须依何种条件才可进入本国,向特定国家出口某种商品须申领何种许可,国际汇兑须依何种方式进行等,都是由有关国家以国内立法或国际协定的方式单方面加以确定的。国际经济交往的当事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来自国家的强制国家的经济管理权源于国家经济国家经济在国际法上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几。联

合国大会第届会议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对这一概念作了钦为充分的阐述。该《》第二条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井得自由行使此项。”也许有人令怀疑《芬本身的效力,因为根据《联合国》联大没有立法权。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联大决议作为一种国际文件在国际社会中的实际效力,从根本上说,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某种井同意志,而不取决于联大本身是否具有立法权。联大决议所表述的许多原则、规则,或是对既存国际法的内容的进一步揭示,或是在归纳某种形成中的国际法规则。就国家经济这‘概念而言,它的内容早已包含在国家这一国际法的最基本的范畴之中是国家的根本属性之一。完整的国家不仅表现为政治上的自主独立,也应表现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自主独立。在以往的实践中,人们对国家所包含的经济注意不够,而在现襄生活中,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在经济领域中却没有完全自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经济被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而提出,以表达构成国际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完全意义上的的决心和便利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

国家经济的内容,依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的解释,包括一国对其全部财富的、自然资源的和经济活动的。经济也可分成对内、对外两方面的内容。对内,一国可自主地选择其经济制度,制定各种经济管理措施,决定其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使用,规范本国人和外国人的经济活动对外,一国财有权平等地与其他国家一起商定发展国际经济的方针步骤,进行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抵制他国对本国经济事务的干预和强制,国家经济是国家经济管理权的基础,而且也只能通过国家经济管理权予以体现由于各国都同时依据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行使其经济管理权,所以必然会出现国家间的管理权上的冲突。为了缓解这种冲突,国家间就要通过协议对各自的权利加以限定,使有关国家就跨国经济问题彼此承担一定的权利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同样以国家经济为基础。因为各国都享有经济,所以各国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任何国家都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他国身上。国家间经济管理权的冲突只能通过平等谈判,以表达各有关国家的真实意志的协议予以解决。国家间有关国际终济问题的协议不以解决国家经济管理权冲突为其全部内容,这种协议还会包含具有更为积极意义的内容,例如普惠制待遇的提供、投资安全的保障等,以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和繁荣。

三

在法学领域中,权利的概念总是反映着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某种社会联系,交易权、管理权及经济当然也不例外。经济这一范畴揭示出在经济领域中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各国有权官主地珍与国际经济关系,有权决定自己的经济制度、管理相关的经济活动,同时又负有不干预他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义务。国家经济管理权则主要反映出有关国家同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处于管理者的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不是协商确定的,而是由国家单方面规定的。但也不是说国家一方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交易的当事人施加义务。在这方面,一国要受到两方面力量的制约一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如果一国对跨国经济交往设置了过多的限制,则必然会阻碍其经济的发展,遭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报复二是其他国家的制约。一国在制定其涉外经济管理措施时,不能不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利益的影响,也不能不考虑其他国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特别是不能违背自己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如缓解双重课税方面的允诺,杏则也会遭到其他国家的报复。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权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有关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交易权则主要是反映了跨国经济交往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交易权作为一种被有关国家的法律所限定的财产权,其权利人可要求他认、对其财产所有权的尊重,可要求相关人对其因交易权而发生的债权的尊重。交易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要体现导致为某种债权,从而表现为交易当事人之间的某种关系。当然从交易权的范围的设定上看,它充分体现出有关国家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交易权也反映了有关国家同交易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经济和经济管理权是国家的权利,不能由私人行使交易权基本上是私人的权利,但在个别情况下可由国家行使。正因为国家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既可以行使公法上的权利,又可以行使私法上的权利,所以,对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所行使的权利的性质的判断应给予足够的注意。例如,当一国政府从外国商业银行借款时,如果它没有明示地放弃其豁免身份那么,在其行使私法上的校利特殊的交易权的同时,是可以行使公法上的权利管理权、经济的。对方当事人不能因为其后来的行为与先前的允诺不符而对其提讼,要求法院对其实行财产方面的强制等。而在目前的国际贷款实践中,贷方银行往往要求借方政府在协议中订入“放弃豁免条款”及“遵从管辖条款”,从而将该项借贷活动确定为一项纯粹的商业交易使借款国政府处于一般借款人的地位而不能申张公法上的权利。

与此不同的是国家间投资保护协议中的代位求偿权的规定。这类条款的内容通常为当资本输出国根据某种事先的担保协议,向其在资本输入画投资的国民或其他投资者支付了赔偿金,则有权代位行使投资者的各项权利。如果一国根据此类规定而行使代位求偿权,那么这种权利,尽管是国家行使的,却是私法上的权利,因为它是“代”私人之“位”而要求私人的交易权得到保障代位权的范围也不得超出投资者的权利的范围。在美国与其他国家所签订的投资保证协定中,在规定代位求偿权的同时还通常规定,当出现东道国拒绝受理或执法不公的情况、或者发生国际法所认定的有关国家责任的其他问题,承保国政府保留以地位提出某种要求的权利。这时,国家又跳出私人权利的圈沼,而以者的身份行使其公法上的权利了。

四

交易权、管理权和经济这三个概念确定了国际经济法主体各自钓地位,表明了它们之间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揭示了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即国际经济交往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当事人与国家的关系及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梅成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考虑以这三个范畴为支撑点来构筑国际经济法学的完整体系。而在交易权、管理权与经济这三个范畴中,又宜以交易权为核心范畴,因为第一,国际经济法是以当事人之间的跨国经济交往为首要调整对象的第二,交易权本身即体现了国家经济管理权的存在,而经济管理权又植根于国家经济。

如果以交易权为线索来展开国际经济法学的体系,那么这一体系的基本框架为,交易权主体交易权的客体交易权的成立交易权的行使表现方式交易权的限制沐交易权的保护包括争议的解决。交易权在国际经济法学的各个分支中又有不同的表现。在国际投资法学中,交易权则表现为投资权。以投资权为核心,国际投资法学体系可简要地表述为

1.投资权主体。自然人。法人。跨国公司作为投资权主体的特殊伺题‘国家的主体地位问题。

2.投资权客体。货币资本。物料形式的投资。工业产权投资。其他权利的资本化。投资者对资本运行的控制。投资收益卜

3.投资权的成立。资本输出国对海外投资的限定,包括鼓励与限缸海外投资韵法律措施资本输入国对外国资本的认许,包括鼓励与限制外国资本的法律措施。

4.投资权的行使。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外商独资企业。股权式合资企业。契约式合作企业。其他投资方式。

5.投资权的限制。投资范围。投资期限。出资比例。自然资源使用。劳工雇用。外汇管理。

国际经济学篇2

关键词：国际经济基本范畴

一

交易权是指作为国际经济法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实体参加某类特定的国际经济交往以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权利。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而国际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国际经济流转关系,即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

二

三

四

1.投资权主体。自然人。法人。跨国公司作为投资权主体的特殊伺题‘国家的主体地位问题。

2.投资权客体。货币资本。物料形式的投资。工业产权投资。其他权利的资本化。投资者对资本运行的控制。投资收益卜

4.投资权的行使。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外商独资企业。股权式合资企业。契约式合作企业。其他投资方式。

5.投资权的限制。投资范围。投资期限。出资比例。自然资源使用。劳工雇用。外汇管理。

国际经济学篇3

浏阳市洞阳中学：杨会奇

教学目标：

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什么是国际经济合作，寻求国际经济合作的目的和作用，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通过对经济全球化特征和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探究，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承担建设祖国重任的使命感。

教学重点：国际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

教学难点：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探究

教学方法：启发探究

教学程序：

一、复习导入，引导学生探究“国际经济合作”。

1、教师通过复习提问，引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2、通过对两种类型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和不足两个方面的分析，引导学生思考：为促进经济发展，各国应寻求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3、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探究：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作用。

二、归纳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经济全球化。

三、探究“经球全球化的特征”。

1、结合课件出示的材料，引导学生分析探究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2、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引导学生分析讨论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

四、中国是贸易大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重要课题。

组织讨论，联系一带一路战略

五、初步了解重要的国际组织。

国际经济学篇4

关键词服务外包国际化经济效应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提供的数字，目前全球软件与服务外包市场以30—40%的速度递增，2004—2006年市场总值分别达3000亿、5850亿和1.2万亿美元。服务外包关系已经突破国家界限而呈现出鲜明的国际化趋势，更进一步讲，服务外包国际化的发展，对于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选择，都是崭新的课题。

一、服务外包国际化的现状与特点

服务外包，包括信息技术外包（ITO）和商务流程外包（BPO），一般来说，ITO主要包括系统操作服务、系统应用服务、基础技术服务；BPO主要包括企业内部管理服务、企业业务运作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服务外包的迅速兴起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工业化中后期，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进一步提高，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劳动投入成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而生产知识技术型的服务需要很大的一次性投资以及非常专业化的人才。在资本快速周转、市场变化迅速的商业环境下，企业自行内部化生产其所需服务具有很大的经营风险。采用服务外包则可以降低和转移这种风险。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制造业外包相类似，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外包国际化（又叫离岸服务外包或海外服务外包）得到快速发展，成为现代服务外包的显著特点。

1.服务外包国际化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国际服务外包的市场规模扩大具体表现为参与服务外包的国家越来越多以及国际服务外包支出的总值越来越大。目前，服务发包市场仍是传统的美国、欧洲和日本，但接包市场除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印度等被视为发展最为成熟的离岸ITO与BPO接包市场之外，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以及中东欧地区逐渐参与进来，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目前，全球服务外包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研究机构GARTNER预计，全球ITO支出2004年为1928亿美元，到2008年可增至2442亿美元，增长率达26.7%；2006年全球BPO市场总值达1347亿美元，较2005年上升8.3%；到2008年，全球BPO支出将由2004年的1113亿美元上升至1575亿美元，增长率41.5%。

2.服务外包国际市场份额不均

目前，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印度被视为发展最为成熟的离岸ITO与BPO接包市场，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以及中东欧地区正在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在发展最为成熟的外包市场中，印度最具竞争力，占全球ITO与BPO市场40%以上份额。在全球20大ITO/BPO供应商中，有7家是印度公司。虽然印度将继续占有绝对优势，但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外包服务商正积极拓展业务，竞争能力不断增强。从2006年的接包市场分布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发展迅速，已分别占据20%、9%和7%的市场份额。

3.服务外包国际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路径和新趋势

服务外包的国际化（或离岸外移）及与其相伴的服务贸易全球化，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并将对全球经济版图产生深远的影响。继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产品内分工和制造业外包浪潮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转变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增长和经济全球化以后，服务外包国际化也将促进经济全球化并推动发展中经济体实现战略转型，这在印度得到了突出表现。

二、服务外包国际化发生的经济学原因

从经济学理论分析，服务外包的兴起，究其根源是经济分工深化的结果，而服务外包的国际化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是国际分工演进同一过程的两种表现。1928年，阿林·扬格（AllynA.Young）在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中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后来被称为“扬格定理”）：报酬递增的本质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水平的加深，这种分工加深导致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从而形成了一个分工深化和贸易增长互为因果的演进过程。但是国际分工的水平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只有交易成本不断降低，才能推动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分工转向产业内分工更进一步转向产品内分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服务贸易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为服务业的国际分工深化提供了客观条件，促进了服务业内部专业化，于是服务外包逐渐成长为独立的产业。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企业对中间投入品和工序流程要考虑外部购买还是内部提供问题。在生产成本相同的假设条件下，内部提供会增加组织成本，外部购买要支付交易成本，理论平衡点应满足在最后一个承包环节上边际组织成本等于边际交易成本，如果组织成本高于交易成本，则外包发生。但是用于解释服务外包的国际化，这一理论则稍嫌不足，而比较优势理论则最能解释服务外包的国际化现象。所谓比较优势是指某国的一定经济活动能够密集使用其内部比较丰裕要素带来的低成本优势。与制造业外包相比，服务外包国际化的资本密集度和沉没成本都较低，主要的成本为人力资源成本。因为不同经济体内的人力资源丰裕度和相对价格的差异化，在技术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选择人力资源相对价格较低的国家进行服务业某些环节的生产，能够节省成本从而获得比较利益。如图1所示，CC为发包国的成本曲线，C＊C＊为接包国的成本曲线，当中间品生产处于区间[0，Z＊]时，C＊C＊低于CC，因而外包生产能够获得比较利益，而当中间品生产处于区间[Z＊，Z]时，C＊C＊高于CC，因而国内生产有利。

三、服务外包国际化的经济效应分析

目前，国内外对于服务外包国际化的文献还很少，但是综合制造业外包和国际服务外包的研究文献，一致的结论是，服务外包国际化引致的发包国失业很少，却可以促进发包国和接包国经济增长和增加技术性工人的工资福利。本文根据HansonandHarrison（1999），FeenstraandHanson（1997），Feenstra（2003）的相关分析模型，来分析服务外包国际化的经济效应——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假设：有三种生产要素：技术型劳动为H，非技术型劳动为L，固定资本为Kn，其要素价格分别为w、q、r，Yn为固定产出，Zn为能够改变生产函数的结构变量，包括两个主要变量：（1）外包以每个行个行业进口的投入品的支出来计算；（2）技术升级以高科技资本占资本存量的比例来计算。我们用短期成本函数Cn（w，q，Kn，Yn，Zn）来估计一国对技术型劳动/非技术型劳动的相对需求，Cn（w，q，Kn，Yn，Zn）为对数函数。通过对成本函数求偏导，我们可以得到对技术型劳动的需求snH(如公式所示)：

可以看出对技术型劳动的相对需求是外移的，也就是说相对需求是上升的，同时也说明技术型劳动的相对工资是上升的。这个结论对于发包国和接包国都是同样适用的，这意味着两国对技术型劳动的相对需求都增加，两国技术型劳动的工资都上升。

Feenstra（2003）对美国；HansonandHarrison（1999）、FeenstraandHanson（1997）对墨西哥；AndertonandBrenton（1997）对英国；HsiehandWoo（1999）对香港以及HeadandRies（2000）对日本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证明外包增加对技术型劳动的相对需求。MaryAmiti和ShangJinWei(2004)选取五个服务行业研究1992年到2001年之间服务外包对美国就业和劳动生产率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制造业和服务部门外包的增加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密切相关，这是由于企业把其效率最低的生产转移到更便宜的国家。Brainard和Litan(2004)的研究证明，美国中等家庭的收入在1985—2004年之间增加了20%，某些损失了的工作在美国国内又得到了重新配置，某些部门或行业的工作损失会由于其他部门或行业就业机会的增加所抵消，美国劳动力市场将向要求教育和培训的高工资、高熟练工作转换，即使外包导致了某些劳动力的波动，提高效率却可以引起生产扩张及其他部门就业的增加。

四、结语与启示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服务外包国际化可以带来发包国和接包国双方技术型劳动就业的增加和相对工资的增长，服务外包国际化对双方都能带来净福利的增长。

服务外包国际化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实践和政策意义，服务外包国际化突出体现了服务业生产方式的可贸易性革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获取自身发展需要的技术、知识、人才和市场条件。目前，我国的服务外包远落后于印度、东欧等国家，原因在于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较晚，而且国内缺乏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大型外包服务企业，难以在国际服务外包市场中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但是中国外包业务与亚太地区时区差异最小，使公司能从有效支持中受益，中国还拥有许多掌握日文、韩文等语言的人才，因此，中国战略性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几乎所有世界500强公司在中国设立亚太地区的服务外包基地。预计2010年全球外包市场将达到20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我国应充分在市场、成本、配套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大力吸纳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吸引先进的服务业FDI的进入并培植本土的服务业，成为国际服务链的主要提供者，提高我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在新一轮的国际分工中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参考文献

Amiti,MaryandShang-JinWei,FearofServiceOutsourcing,IsItJustified,IMFWorkingpaper,forthcoming,2004.

Feenstra,R.andHanson,G.,ForeignInvestment,OutsourcingandRelativeWages,thePoliticalEconomyofTradePolicy:PapersinHornorofJagdishBhagwati,MITPress,1996.

Feentra,Robect.CGordonH.Hanson,Globalization,Outsourcing,andWageInequality,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LXXXVI:240-245,1999.

Hanson,G.andHarrison,A.,TradeTechnology,andWageInequality,IndustrialandLaborRelationsReview52(2)January,1999.

Young,AllynA.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Progress,EconomicJournal,38(152),527-542,1928.

陈景华：服务业离岸外移的经济效应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卢锋：当代服务外包的经济学观察——产品内分工的分析视角，《世界经济》，2007年第8期。

国际经济学篇5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也出现了法律全球化，而国际经济法无疑是经济全球化使用最多的法律了。了解国际经济法，并结合世界贸易发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展的变化，形成正确而全面的观念，对广西各级各界人士来说，都是一个应引起重视的问题。

广西已经逐步融入世界经济

自2002年11月我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共同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起，到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走过了整整十年时间。这十年间广西对东盟进出口规模位居全国第九位，位居西部12省市区之首，东盟已连续多年保持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

不可否认的是，广西已经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广西对东盟国家的依赖程度将会加深，但是，进出口贸易总量的增加必然同时伴随着贸易摩擦数量的增加。企业如何提高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尽管现在大家对反倾销等贸易摩擦方式已经基本耳熟能详了，提起国际经贸风险就能联想到反倾销的案例，但国际经贸风险绝不仅限于此，从最初的贸易合同到货物买卖过程中的保险、运输、支付结算、检验检疫等，再到投资、税收、知识产权保护、垄断等各个环节、各个层面都可能出现问题，用“步步小心”来形容国际经贸易中的风险防范丝毫不为过。

国际经贸中主要有两种风险，一个是商业风险，另一个是法律风险。国内企业的经营者不乏发现商机的天赋，但却缺少对法律和法律风险的充分认识。商业风险是重要的风险，这没错，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商业风险往往是企业无法回避的，而法律风险却可以防范。但是，我们却真地缺乏法律风险管理的教育，我们的企业家也真地缺乏法律风险的防范意识。从现状来看，几乎在所有的国内企业里，法律部门的地位普遍比较低下，基本没有经费预算。这与美国同行产生了相当大的差异。

广西要做好应对国际经贸法律风险的准备

国际经济学篇6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　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　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　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著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　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　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　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注：For a good recent　 account of the literature on globalisation and the state，see Hobson，J.andRamesh，M.(2002)‘Globalisation Makes of States What States Make of It:Between Agency and

Structure in the State/Globalisation Debate’NewPolitical Economy，7(1)2002:5-22.)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　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　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　，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　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Coxian Tradition)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　，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注：Payne，A.and Gamble，A.(1996)　‘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　-20.)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　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　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　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　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Kenichi Ohmaeesque)(　注：Ohmae，K.(1995)，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London:Harper Collins.)的论断　，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　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　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　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　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　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著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　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注：Breslin　，S.(2000)‘Decentralisation，Globalisation and China’s Partial Re-engagement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5(2):205-226.)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　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　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　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注：For a recent example，see，Geeraerts，G.　and Men Jing(2001)，‘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GlobalSociety，15(3):251-276.)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　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　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注：Zhang　 Yongjin(2000)，The‘English School’in China:A Story Of How Ideas Travel And　 Are Trans-planted’.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SPAS，ANU:Working　 Paper No.2000/4.)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Thomas Risse)相关的著作开始影　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　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　的过程。(注：Knudsen argues that both Ruggie and Wendt‘accept more or less　 implicitly the main tenets of realism’，and that the gap between a

socialconstructivistread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mainstreamtraditionalism seems

smaller than the argumentative rhetoric would lead usto expect……I have very little problem with anything set forth by eitherRuggie or Wendt in these

two solid books，except that the specifications they　 advocate seem to add little of consequence to the theories they want

toimprove.See，Knudsen，O.(2001)，‘Transcending a Fruitless Debate:Towards aDelimitation of Competing Paradigms’.

sh.se/statsvetenskap/files/　knudsen.doc.)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　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对IPE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　学已经开设IPE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不过，这些著作只是描述西　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最近　的研究著作承认和考虑(西方的)方法，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它们。不过，国际关系学在中　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正在讨论中。公平地说，中国IR学科的发展仍存在　着一系列障碍。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过分集中于研究与美国的关系，这已作为“条件”因素强加在了中国国　际关系学身上。对中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来说，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与国家　集团(比如欧盟以及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更重要。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中国学者的)美国　中心主义(American-centricism)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提供奖学金与资助、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意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最可能与　最吸引人的选择，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观点已部分地传播　到正在兴起的中国IR共同体中。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IR文献仍然是关于国家主权与国家地位之类的问题，它们的　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宋新宁认为，“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　障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中国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三大国　内制约：与政策相关的研究的统治地位、残留的旧观念以及在中国话语背景下国家本身　的重要性。(注：Song Xinning(2001)，‘Buil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26):61-74，p.　71.)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面，中国的IPE深受美国的影响。朱文莉有关中国IPE的论文　就是很国家主义的。她的观点属于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美国IPE——特别是“霸权稳定论　”的某种回应。“全球问题的出现被描绘为外交舞台的扩展”。(注：Zhu Wenli(2001)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from a Chinese Angle’，Journal ofContemporary

China，10(26):45-54.)

再如，宋新宁与陈智宏认为，在中国，人们强烈地认为以下就是IPE：“在IPE研究中　西方学者使用的方法，例如理性选择、博弈理论，数学以及统计方法”。(注：SongXinning and Chan，G(2000)，‘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inWeixing Hu，Gerald Chan and Daojiong Zha(2000)China’ s International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Dynamics of Paradigm

Shift.Lanham:UniversityPress of America.)这再次显示出来，在观念来源上，中国IR占压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　行——即使一些美国观念是为中国IR与IPE学科所排斥的也不例外。如同我们在后面要　谈到的区域研究中提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也关心理性选择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　论的“科学”性。我认为，IPE作为一个分析架构的总体概念(范式)如果超越美国方法　的主导性，就能有助于把理论建设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非国家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The Critical IPE)并没有对中国的国际关系　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到独立行动的经济力量已使单个国家内部受　益，也较少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例如，那些被斯特兰奇所称的“国际商业文明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ivilization)，(注：Strange，S.(1990)，‘The Name of　 the Game’in Nicholas Rizopoulos(ed.)Sea-Change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World Transformed.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或者考克斯所形容　的“跨国经理阶层”(transnational managerial class)。(注：Cox，R.(1990)，Power，　Production and World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上面所说的问题并不是有意“垃圾化”(to ‘rubbish’ Chinese academia)中国学者　——情况远不是这样。我们知道，美国主流的IR期刊一般都由理性选择和现实主义方法　主导。中国不是把学术与政策制定联系在一起而导致方法论上近视的惟一国家。确实，　在今天的时代，很难知道有的学者是否只是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或者还是试图写这　样的政策本身。再者，许多美国关于中国IR的文献也忽视了欧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约　翰斯顿与罗斯编辑的文集《与中国接触》中没有一章是有关欧洲的。(注：Johnston，A.　and Ross，R.(eds)(1999)，En 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London:Routledge.)中国之外，各学科之间的门户之界线也是泾渭分明的。(注：Therequirement to publish within disciplinary journals for career

enhancementprovid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planation here.)如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大量　文献中，经济学、国际关系、政治与经济地理仍然是各说各的、分立门户。

我建议，为了用理论模式来分析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无需更进一步　只集中在美国。

区域研究与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

最近几年，美国一直在争论有关区域(国别)研究与作为学科的IR、IPE之间的关系。美　国政治科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统治地位确实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带来很大的问题。

这里我不想讨论IPE中关于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互关系的老问题。经济学方法一直主导着　很多的IPE研究，并且非常不合理地对政策制定的方法论产生了影响。在有理由对作为　解释工具与方法的理性选择、经济理论的有效性进行怀疑的同时，不能重新回到那种认　为区域研究可以不要所有理论方法的老路上去。二战后，在美国，作为一个研究计划的　区域研究是与冷战分不开的。库明斯对此做出了经典的评论：“二战后的整整一代，莫　斯科与华盛顿的两极冲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使得学术的界线泾渭分明：受　慷慨的公私资源的支持，‘区域研究’和‘国际研究’有着清楚的地点、问题和进程而　变得重要起来。这里所谓地点一般就是指有关各国：日本作为发展的成功范例而受到青　睐，中国则作为失败的不可接受的发展范例而受到持续关注。关键的过程一般指的是诸　如现代化，或者多少年来一直讲的走向明显的或者隐含的自由民主之‘政治发展’。”　(注：Cumings，B.(1997)，‘Boundary Displacement: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1):6-26.)

在一些方面，区域研究不仅是为了研究中国，而且是为了适应变化中的地缘战略环境　。今天，导致库明斯认为的、使区域研究与国际研究界线分明的冷战背景不复存在，世　界不再是基于安全考虑的地缘战略矛盾，而是基于日益增加的经济相互依存(尽管是不　对称的相互依存)的地缘经济矛盾。而这意味着国内与国际的界线变得更加模糊。于是　，人们要求一种说明这两者如何互动的解析：“全球与地方的划分不再成立，因为新的　全球经济等级结构切割了地区与国家的边界”。(注：Gamble，A.，Payne，A.，Hoogvelt，A　，Dietrich，M.and Kenny，M.(1996)‘Editorial:New Political Economy’NewPolitical Economy 1(1):5-11.)这又反过来要求一种对外部环境、行为体与过程的正　确理解。

就“中国研究”而言，冷战的终结与中国自给自足时期的终结正好相一致。也许直到1　992年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南巡”，(西方)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几乎完全依据中　国的国内状况。我认为，这种“国内主义”(Domesticism)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不再　有效，至于中国的后WTO政治经济就更不能说没有外部因素在内了。

有关区域研究与IPE的有效性与未来的辩论不能仅仅局限在美国学术以及以经济学与理　性选择理论为代表的霸权方法的范围内。如同卡萨巴主张的那样，(注：Kasaba，R.(199　8)，‘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

jsis.artsci.Washington.edu　/programs/is/toanewis.html)区域研究要求把对特殊性文化的研究与宽广的学科之一　般性理解结合起来，以期产生一种“复合”效应——不是理性选择的“科学”，而是其　他学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的地方—全球关系(The local-global)。我同意卡　萨巴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基本理论：不要用新的横亘于“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之　间的壁垒取代旧的：“为了不因使用这种方法而导致分离，我们应该从下面的基础出发　：现代是一个生产它自己的综合世界观的时代，这些世界观包罗了所有地点与互动着的　集团。”(注：Kasaba，R.(1998)，‘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See

jsis.artsci.Washington.edu/programs/is/toanewis.html)

如果远离与美国学者之间的无谓论战，我们可以找到区域研究与IPE相互促进的方式。　在“全球化”这个大题目下，我们可以通过承认几乎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　话)都要面对着一系列的国际因素来做到这点(即两个研究的结合)。但是，我们也要承　认这些全球因素在不同国家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原因在于每个国家固有的国内背景不同　。(注：See，for example，Gills and Philip(1996)，-a special issue of The Third　 World Quarterly，which assessed how different embedded historical，political，social and‘cultural’contexts led to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developing states

notwithstanding similar internationalising contexts.Inparticular，see Gills and Philip(1996b)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ase study of China.)　我们需要IPE去理解前者，而区域研究去理解后者。

如上所述，世界上不只存在一种对IPE的理解。我认为只有“IPE批评理论”才能为区　域研究与全球化下的IPE研究提供方法论与存在论工具。IPE批评理论从这样的假定出发　，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部门划分应该被打破。IPE批评理论的核心是关注结构与　能动者(structure and agency)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坚持这两者的分家，(注：Wood，E　.(1981)，‘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127).)但这却是在试图重塑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注：Gamble，A　.(1995)，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Political Studies，43(3):516-30.)

人们可以从IPE批评理论所反对的东西上来理解它。顾名思义，IPE批评理论反对的东　西远比它代表的东西多。我认为，这种IPE可以定义为反对纯经济解释、反对理性选择　理论、反对国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对于各种IPE批评理论学者来说，大家　的共性是都多多少少同意此种拒绝主义(rejectionism)。在所有这些拒绝的领域，值得　指出的是拒绝霸权的与傲慢的“科学”方法。

全球主义IPE的隐患

在强调使用IPE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方面，我并不主张IPE拥有对所有问题的　答案。相反，本文的一个出发点是，通过一种更加具有比较性质、意识到不同国家(特　别是那些处于全球政治经济非核心区域的国家)的不同背景，我们能够促进IPE的真正发　展。

这里不是讨论整个IPE对全球化的不同解释的地方。很明显，任何对全球化性质的评论　以及关于它的IPE研究，都冒着(把一个概念)大规模地过分一般化的风险。然而，就如　同使用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去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IR要发生的潜在危险一样，在IPE　文献中，也存在着潜在的方法论危险。目前，大多数IPE研究是普遍主义的、是以发达　的民族国家(OECD国家)为中心的。

(一)普遍主义

第一个危险来自于试图做包含普遍真理的定义式陈述。用一个发现回答所有问题是基　本的误导。例如，谁拥有权力，是国家还是市场?真正的质疑应该是两方面：首先是发　现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同层次——一种非常适合华语文献中有关单一的全球化世界力量　分布不均衡性质的论断。简单地说，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能力以及对全球化力量做出　的反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同意那些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均衡(平等)进程的观点，　而不是认为全球化一定导致和谐化与集中化。“既存的不平等性使得全球化更可能导致　日益增加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化国家之间的尖锐分化，核心国家分享着一种叫做全球性世　界经济的价值、益处以及政体。”(注：Hurrell，A.and Woods，N.(1995)，‘Globalisation and Inequality’，Millenium 24(3)，p.149.)

第二个危险是接受差异，布局区域研究的考察，考虑国家与权力、结构与能动者关系　是怎样由个别国家(区域)的具体情况决定的。IPE不仅应该允许多样性，而且确实要强　调没有单一答案、没有单一理解、没有单一关系组合这个事实。研究者应该考虑，特别　是通过比较方法，不同的关系组合是如何在不同的权力平衡下，在不同的特定历史、地　理、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是一个不导致简单化的方法。世界是复杂的，这比那种只服务于方法论或者意识形　态之偏爱而截断现实(truncating reality)的做法要好许多。(注：Hettne，B and S?Derbaum，F.(2000)，‘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New Political Economy，　5(3):457-473.)

(二)所谓全球主义的IPE其实只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

佩恩认为，(注：Payne，A.(1998)，‘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Area Studies’　Millennium，27(2):253-273.)过去，关于霸权的各种理论大多建构在对美国经验的观察　上，当然，有时也以历史上欧洲的情况进行类比。我们偶然见到的霸权概念不过建构在　一个狭隘的若干例子基础上而已。更进一步，这个概念只是这样一种(或者几种)特别情　况，也许离开这个情景以后就不相关了。同理，对许多IPE方法而言，也是建立在特别　情况的基础上的。一旦我们离开建立理论所依据的个案研究情景，理论的适用性就成了　问题。

对IPE学者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问题是考虑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方面的英语文献已有大　约至少百多本。(注：There are around 100 published books in English alonewhere the main focus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in one way or another，but the classic remains strange(1994a).)不过，这些文献的多数都是对现代世界中　“国家作用”的理解，主要以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然而，如此支持了　许多西方的区分国家与市场的IPE方法并不总是在非西方的情景下是真的。比如，沃尔　芬恩一直主张，来自“西方”的分析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日本，因为这些分析从一些错误　的假定出发。(注：Van Wolferen，K.(1990)，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New York　:Vintage).)对丁裴烈来说，这是一种对“东亚的所谓‘经济’与市场经济建立方式的　传统理解”的后果。(注：Deans，P.(1997)，Japan-Taiwan Relations，1972-1992:Virtual Diplomacy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PhD thesis.)在某些方面，波拉伊(注：Polanyi，K.(1994)，The　 Great Transformation.Rinehart & Company.)以来，确实，日本资本主义与欧洲、美　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这里又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对先进工业化经济之研究的主导性。即使在那些非常出色　的比较资本主义著作中，其强调的重点仍是先进工业化经济。如考茨就集中于比较美国　、瑞典、德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注：Coates，D.(2000)，Models of Capitalism: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Modern Era.Oxford:Blackwell.)而克鲁齐和斯垂克则　考虑意大利、瑞典、英国、法国、美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注：Crouch，C.andStreeck，W.(eds)(1997)，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Mapping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London:Sage.)薄格与多尔的著述则集中在资本主义三角　欧洲、美国与日本。(注：Berger，S.and Dore，R.(eds)(1996)，National Diversityand Global Capit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这些著作服务于暴露工业化社会　内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目的，但它们缺少对不发达经济的研究。

在美国，没有多少学者使用IPE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区域。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出现在研究　发展问题与专业的“区域研究”期刊。

其次是概念延伸的潜在性。如果沃尔芬恩是正确的，那么，用来理解事物的西方总体　概念(范式)在日本应该是适用的，但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如中国那样的国家，问题就出来　了。当中国是个“不同的”国家——国家做计划的经济——时候，相对而言很容易分析　这个国家。那时，我们知道它是不同的，并这样对待它。当中国已经改革并且远离了传　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许日益觉得很难把它与其他那些国家列入一类。对付差异　性总是相对容易一些，困难在于问题的相似性。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国家固有的权　力意味着，在使用那些专门为个案研究而设计的分析模式时，我们要格外慎重。

(三)仅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

与大量经济学与IR的文献一样，IPE的一个危险趋势是仅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即　使是研究全球化，一般也是考虑全球化是如何影响国家的，而不是把国家分解为几个分　析单元。在最简单层次上，我们不要忘记了政治学的头号问题——谁获得什么?我们不　应问中国是否从加入WTO中获益、而应问谁从中获益、谁将从中不获益这样有意义的问　题。中国问题专家都知道，改革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城乡差别只是其　中之一例，我们还可以加上现存精英层与普通工人层、农村人口以及其他集团获益的不　同。

中国内部各个地区差别很大，一些地区已深入进国际化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高度一　体化；而另一些地区，即使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边缘化地参与全球经济。这不是说　这些地区不受全球化的影响，而是说，它们并未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这种情况往往被解　释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两极化。这种方法对认识中国国际化的差别性是有帮助的，但只　是在部分意义上。内地也有从国际化中受益很大的部分。在研究全球化与一体化IR文献　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考虑到民族国家内部各个部分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已有了一些好的　讨论世界各地国家之下(次国家)和跨国的地区一体化的研究。(注：For example，Mittleman(1999)，Hettne(1999)，Hettne and S?derbaum(2000)，Breslin and Higgott(　2000)，and Schultz，S?derbaum，and?jendal(2001).)尽管如此，对于微观地区主义(micro-regionalism)，也就是全球化导致的民族国家政治与新兴的跨国经济空间之间的　分离，仍然是一个没有很好研究的课题。

目的论(Teleology)和政治：什么驱使全球化?

目前，已有大量试图理解全球化的文献。大前研一、赫斯特与汤普森(注：Hirst，P.and Thompson，G.(1999)，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Cambridge:Polity.)分别代表了　对全球化认识的两个极端。赫斯特与汤普森甚至质疑，全球化是否真的发生了。如同泰　勒指出的那样，“没有别的词汇像‘全球化’这样一直被使用和滥用。可是，对于所有　这些围绕着全球化而来的夸大其词，全球化的确切含义仍然是模糊、难解，代表着对不　同人来说不同的一系列事情。”(注：Taylor，I.‘Globalisation’in NicolaPhillips(ed)Globalising IPE(Palgrave forthcoming).)赫利尔持同样的看法，“虽　然很少与任何清晰明白的理论相关，全球化一词已经成为最有力的用来说明一系列正在　发生的普遍进程的比喻，这些进程产生了国家之间、社会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关系与相　互依存。”(注：Hurrell，A.(1995)，‘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ismIn World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1)，p.345.)所以，我避免给　全球化下定义，而代之以考虑通过全球化的棱镜研究国际关系学存在的方法论隐患。

我认为，一个主要潜在隐患是可能的目的论理解。公平地说，西方的IPE话语中并没有　很突出的目的论解释。然而，在讨论中国的全球化时，我总是遭遇到所谓全球化是一个　经济而非政治现象的观点。在广泛的关于全球化的解释文献中，这种依据经济与政治分　离而得出的观点很显著。

批评者可能抱怨这不过是中国人关于全球化的描绘，他们会指出一个事实，一些研究　全球化的中国学者确实在思考国家如何对全球化做出回应、如何与全球化共存以及如何　处理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带来的政治问题。比如王逸舟就承认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以　及全球化渗透进入各种社会问题。他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个发生的问题，全球化也取　决于各国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注：Wang Yizhou(2000)，‘Political Stability an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但问题是　，他的观点似乎光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方面，却没有指出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具有的　固有的政治性质。

在考虑建立一个IPE架构来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时，有必要从对全球化不只　是发生这一理解出发。全球化是一种由技术进步、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驱动的现象，它　也是由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偏爱与主导观念驱动的。在这方面，全球化具有意识形　态的含义。综合上述，如同博纳德和拉沃海尔在研究东亚政治经济时认为的那样：“我　们争论的东亚新兴政治经济应该根据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各国政治经济的变化与生产组　织形式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注：Bernard，M and Ravenhill，J.(1995)，‘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Regionalization，Hierarchy，and

the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World Politics(47):171-209.)

所以，建立在考克斯(注：Specifically，Cox，R.(1981)，‘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Millennium(10)，Cox，R　.(1983)‘Gramsci，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Essay in Method’in　 Millennium(12) and Cox，R.(1990)，Power，Production and World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著作基础上、与葛布和佩恩以及其他学者有联系的“新　政治经济学”方法认为，以国民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时代已经由生　产与金融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所取代。“新全球政治经济的形成与国际流动资本的结构性　权力相关。国家现在不仅不得不承认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权力，而且承认国际资本、　银行以及外汇市场的权力。”(注：Payne，A.and 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 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p.15.)这是　非国家行为体在形成金融与商品流动上扮演重大作用的一个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中　的国家为全球化提供许多便利。

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后退一步，考虑全球政治经济中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增加的权力　背后的政治方面。首先，我们要考虑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拥有了这种权力。斯特兰奇声称　跨国公司是促进全球化生产的关键角色，“这不是偶然的。权威从国家转移到市场在很　大程度上一直是各个国家政策的结果。这不是说跨国公司偷了国家政府的权力，而是政　府以所谓‘国家的理由’(Reasons of state)拱手把权力交给跨国公司。”斯特兰奇继　续论述到，即使是美国也不能控制跨国公司的巨大力量，反而，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府　发现自己已受跨国公司的限制。尽管如此，事实是，经济结构最初的自由化却是建立在　政治选择与决策基础上的。(注：Strange，S.(1996)，The Retreat of the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44-45.)

也许这里应该区分全球主义(Globalism)与全球化。全球主义是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热烈　追求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日程下支持的一项计划。它寻求在　全球范围扩散特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互动与理解的形式，特别是以努力推广市　场经济、促进新自由经济战略的里根—撒切尔主义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相应政策为　标志。相比之下，全球化则是受这些不同方面驱使而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性，非国家行　为体利用了政治精英为之建立起来的经济与法律结构。一句话，全球主义是为全球化进　程得以进行的一项政治计划。

我们也需考虑发展中国家中全球化的政治动力。今天，全球化的政治动力很不同。“2　0世纪90年代初，目的不再是对一个更加独立的全球经济的许诺，而是作为一种措施去　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担心不再是依附全球经济，而是作为一种　措施确保持续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注：Bowles，P.(1997)，‘ASEAN，AFT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Pacific Affairs 70(2):219-233.Though in light of thefinancial crises of 1997，a feature of the new‘new regionalism’is anattempt to moderate to excesses of unrestrained capitalism.See Breslin，

S.，Hughes，C.，Phillips，N.and Rosamond，B.(eds)(2002)New Regionalisms in theGlobal Political Economy:Theories and Cases.London:Routledge.)如果说全球化是　一种新的依附理论，那么大部分地，它是一种国内自我强加的依附——依附作为达到增　长目标的最佳方式。

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发展中国家　的精英改变了他们的政策偏好，接受新自由主义计划作为实现增长的最佳方法。二是如　何为全球化提供方便。因特网与电信设施增加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但货物、人员仍然要　通过各种交通工具来运输。所以，人们就需要通过国家投资建设而非私人部门融资的必　要“硬件”基础设施。

总之，这种变化的内部进程已受到斯克莱尔所说的“全球化中的国家官僚”(Globalising State Bureaucrats)的促进。(注：Sklair，L.(1995)，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p.135-136.)政府的政策　是使中国的投资制度越来越自由化，对国际资本更有“吸引力”，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以　减少国内保护主义，使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总体概念机制化。这里，我们通过考克斯的分　析架构来理解这点：“有权势的公司经济力量与它们在政府和各界的网络组成了可叫做　是‘初始的历史集团’(Nascent Historic Bloc)，它们使得政策演变并为全球的意识　形态化做宣传。一般来说，国家只不过扮演全球经济的人角色，其主要任务是适应　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的急迫需要而调整经济政策与实践。这种权力结构受到内外的支持，　外国的支持来自一种所谓全球政策一致(“华盛顿共识”)，内部的支持主要来自那些从　全球化中受益的社会力量。……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政策上是霸权的。”(注：Cox，R.(1999)，‘Civil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Prospects for an　 Alternativ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5(1)，p.12.)

建立一种新的分析架构

就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而言，本文建议远离IR的双边与国家主义解释，特别是注意各　层次的中国精英与外部非国家角色的互动。一些非常好的研究已经指出中国沿海省份正　在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本文主要强调这种一体化的部分国家性质。

第一，使笔者感到困惑的是，这些研究(是否)与对中国IR的整体分析相符合。一些人　可能反对这点，因为调查的关系仅是纯经济的，不符合前述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联系　的(原则)。日本的情况表明，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很重要的。罗斯曼与胡克就对日本地方　政府在与日本的邻国建立经济联系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注：Hook(2000)，‘Building Yellow Sea Bridges:Kyushu’s role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Conference Paper cited with author’s permission and Rozman，G.(1998)‘Flawed　 Regionalism:Reconceptualizing Northeast Asia in the 1990s’The PacificReview，11(1).)确实，地方对地方的关系已经是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　些联系不仅是建立在地方政府之间对话基础上的。地方政府是关键的方便提供者，其他　角色包括地方的通产省分支机构、日本驻中国代表，各个公司以及它们的关联企业、运　输业者、甚至从日本留学回到中国的学生，等等。地方政府由于充当了促进非国家行为　体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方面)机构而特别引人注目。

第二，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不密切关注特定的此种关系的地方化表现。现在已经产生　了讨论“大中国”崛起的大量文献，其中有的文献(好的范例包括诺顿与汉密尔顿的著　作)(注：Naughton，B.(ed)(1997)，The China Circle:Economics and Electronics in　 the PRC，Taiwan，and Hong Kong.Washington:Brookings.Hamilton，G.(ed)(2000)Cosmopolitan Capitalis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是对此种关　系的复杂性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双边关系分析架构，考虑到广泛的地区与全球进程。　一种对“大中国”经济空间的理解低估了日本与美国在塑造这个资本主义进程(地方化　的关系形式存在其中)中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超越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分析，即使这种分析本身有时超越了双边主义。我　们应该思考特定的地方化如何与更广泛的地区或国际的分析方法相适应。但是，这些地　方化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确实，海外华人网络故意利用他们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来立　足中国，但是，这些地方化的关系是以一个更加广泛的地区与全球经济结构的存在为前　提的。所以，我同意司马特的下述分析：“许多资本主义的实践深嵌于地方结构中，这　种情景能够产生新的、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变种。全球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地方结果。”　(注：Smart，A.(2000)，‘The Emergence of Local Capitalisms in China:OverseasChineseInvestment and

Pattern of Development’in Si-Ming Liand Wing-ShingTang(eds)China’s Regions，Polity，& Economy: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Hong Kong:UHKP，P.74.)

地区性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远比人们希望的双边层次分析能提供更深入的解释。我　们需要布置一种跨越政治切割出来的边界、依据生产网络和(或)阶级联盟的分析方法。

IPE的一个基本教条即国内与国际的区分已被打破。作为方法的IPE批评理论，不仅对　研究IR，而且对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经济都有效。未来几年，中国的法律结构将继续变得　符合WTO的要求，全球对于中国国内的重要性将日益明显。我认为，不承认北京的改革　者、美国与别的地方那些想促进中国按照国际规则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进行改革的力　量，就不能分析中国加入WTO的决策。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藩篱也需打破。我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调整的主要制约是政治　意志。对政治稳定的最大挑战取决于中国领导层如何处理经济调整。把这一点放到上面　提到的国家—国际联系的背景下，IPE研究就大有作为。值得强调的是，我并没有否定　国家仍然是重要的。我所主张的对中国内部力量进程的理解需要修正。这种修正认为主　权(至少在经济领域)已经被“穿刺”了，而现在外部行为体确实对中国政治经济的运转　产生了影响。用萨森的话说，全球化已经扎根在国家中。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诸种效　应总是到了国家那里才得以成为现实。“全球化进程所依赖的战略空间总是民族国家的　；那些通过有利于全球化的、通过贯彻新法律形式而形成的机制，常常是民族国家机构　的一部分。”(注：Sassen，S.(1999)，‘Embedding the Global in the National: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 of the State’in David Smith，Dorothy Solinger and　 Steven Topik(eds)States and Sovereignty in the Global Economy.London:Routledge，p.167.)

在全球化对中国政府结构中权力平衡的影响方面，萨森的着眼点是权力平衡在政府各　部门之间的转移——金融机构可能获得权力与影响，而其他机构则可能失去。全国人大　常委会负责改革法律结构以符合WTO的要求，这将使它在塑造中国国内权力基础上发挥　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党政分开在中国是很难做到的，WTO成员国资格将加强国家机构　的作用。在这个方面，中国基本的政治改革将受到激励，或者也许更正确地说，由于国　际经济协定，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方便。

我们需要考虑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变化。如果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霸权的，在　政策上，我们需要考虑新自由主义变成霸权的机制。这是中心国家运用直接的权力工具　促进发展中国家变化的部分结果。盖尔提出“戒律性新自由主义”(disciplinary neo-　liberalism)的概念，“美国政府把别的国家要接近的广大市场当做权力杠杆来使用，　把这一杠杆与国际商业环境的形成联系起来，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并不适用于美国　。”(注：Gill，S.(1995)，‘Globalisation，Market Civilisation，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Millennium24(3)，p.415.)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更直接方法，　教育交流、培训计划的提供、因特网的崛起、对外部世界的日益接触，能使中国官员、　学者、官方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成为“WTO规则遵守者”。商业人士也可通过“社会　学习”和“产业学习”来发展与实践新概念。

结论

我与海冈特曾呼吁：“各种各样的区域研究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需要在学科研究　的架构下多发表看法，以便提供彼此对话与比较的基础。”(注：Breslin，S.andHiggott，R.(2000)，‘Studying Regions:Learning from the Old，Constructing theNew’，New Political

Economy，5(3):333-352，p.343.)这一愿望(区域研究使用更多的　学科方法，而接受更多的对非核心国家的分析也能促进学科本身)也是佩恩关于区域研　究与IPE重要论文的核心。本文也是探讨区域问题专家与理论专家如何结合起来以改进　各自研究的。

中国对全球化的“接受”或“反应”已深入进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特定历史、政治与　文化背景中，我的讨论就是从这一理解开始的。但是，仅仅考虑中国内部的变化进程是　不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中国领导层已经选择让中国，或者至少是中国的一部分　，与全球政治经济完全一体化。在这个进程中，他们已经允许，至少在经济范围内，中　国主权向世界“洞开”(perforated)，在政策范围增加了一系列诸如地方的别的行为体　。“醒醒吧……世界已变了”，(注：Susan Strange(1994b)，‘Wake up Krasner!The　 World has changed’RIPE，1(2):209-219.)我们既需要关于国家的知识，又需要学科的　知识来真正理解这个变化中的进程。

在发展当代中国的IPE架构方面，我们能够对超越只以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与IPE　学术的中心地带为重点的学科发展有所贡献。这样，未来的区域研究与IPE研究也许能　够很好地彼此借鉴、扬长避短，为全球化下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研究提供一些更　综合的文献。

国际经济学篇7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国际商法，学科，设置

众所周知，，就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的概念、历史渊源、调整范围、法律性质、学科与课程设置等在法学界还存在许多不同意见。我们拟就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商法的学科设置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发学界同行的进一步探讨。

按照部现行的学科设置的划分规定，在国际法（二级学科）下分为：国际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3个三级学科。目前，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教材编写、课程设置都是按照这一模式来进行安排的。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规范国际经济活动的国际条约和惯例也随之日益增多，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使得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变得极其庞大。而目前我国对国际经济法的学科和课程设置却没有随之进行变更，由此导致的后果之一是，近几年编写的国际经济法教材出现了概念混乱、庞杂、体系不清等一些问题。由此反映了我国目前的学科设置尚有不完善之处。

的学科设置，需要综合考量一门学科的概念、历史渊源、法律性质、调整范围、救济以及教学科研实践等各方面的情况。我们认为，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在概念、历史渊源、法律性质、调整范围、救济方法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可以分别构成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①并且，从教学实务和科研的角度来看，将二者分立也是适当的。

一　从概念的角度看：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的内涵是有区别的

国际经济法可以解读为：国际经济的法和国际的经济法。目前，我国法学界的主流意见是前一种解读法。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国际组织、不同国家的法人与个人间经济关系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总和。②这种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调整的是广义的国际经济关系，即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不限于政府间或国家与国际组织相互间的关系，而且还包括平等主体的私人（包括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间的国际经济交往关系。这种观点我们可称之为“大国际经济法”说。

支持后一种解读法的学者则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规范国际经济关系的以公法性法律为主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总和。③这种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不调整国际经济交往中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事交易关系，我们可称之为“小国际经济法”说。

不管是“大国际经济法”说，还是“小国际经济法”说，都强调了国际经济法具有公法性。而国际商法的概念与国际经济法是有区别的。目前，国内学者公认的权威的国际商法的定义是，“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因此，国际商法调整的是国际商事关系这一特定的对象。所谓国际商事关系，是指某种商事关系，其主体不论是个人、法人、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只要这种商事关系的当事人分属于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其所涉及的商事问题超越一国国界的范围，这种关系就可称之为国际商事关系。用以调整所有这些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都属于国际商法的范畴。显然，国际商法的内容主要属于私法的范畴。④

二　从历史的角度看：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的产生有着不同的轨迹

对国际经济法的产生背景和时间，目前，法学界仍有不同看法。但其中很有的一种观点是，国际经济法作为法的一个新兴部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形成的。⑤这些学者认为，二战结束前后所缔结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开始了用多边条约调整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新，标志着国际经济法的产生。我们认为，如果从“国际经济法”是“国际的经济法”这一解读法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国际经济法在20世纪70年代后进入了快速发展和逐步成熟的时期。特别是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其一揽子协定，标志着国际经济法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

在世贸组织体系下，国际经济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一揽子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反倾销、反补贴、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技术壁垒、原产地规则等等。⑥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国际商法的产生时间要早于国际经济法。调整商人跨国交易的法律在古罗马法即有体现。⑦中世纪欧洲形成的“商人习惯法”是一种处于萌芽期的“国际商法”。这时的“国际商法”具有跨国性和统一性的特征，它不是由国家或国际组织制定的，却普遍适用于各国从事商业交易的商人，这些“法律”也不是由一般法院的专职法官解释和运用，而是由商人自己组织的法院来解释和运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规范国际商事交易的统一实体法逐渐增多。如关于海运提单的1924年的《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公约》（海牙规则）、关于航空运输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简称《华沙公约》，1929年通过，1933年生效）、关于票据的1930年的《统一汇票本票法的日内瓦公约》和1931年的《统一支票法的日内瓦公约》等等。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由非政府组织编纂的国际贸易惯例。例如，国际法协会在1932年制定了关于国际贸易术语的《华沙——牛津规则》，国际商会在1935年制定了《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等等。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经济交流的日益增强，经济活动越来越国际化、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建立调整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统一的国际商事实体法和规则。许多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也包括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如罗马国际私法统一协会、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和国际商会等，都积极进行国际商法和国际商事惯例的制定和编纂工作，国际商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阶段，许多新的国际商事条约和国际商事惯例不断出现。例如：1964年《关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成立的统一法公约》（1964通过）、《关于国际货物销售的统一法公约》（1964通过）、《国际货物买卖时效期限公约》（1974年通过）、《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即《汉堡规则》，1978年通过，1992年生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1976年通过）、《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1980年通过，1988年生效）、《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1980年通过）、《国际货物销售公约》（1983年通过）、《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1987年通过）、《融资租赁公约》（1988年通过）、《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1994年通过）等等。总之，从历史角度看，国际商法和国际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和成熟各有其自身的轨迹，因此，将二者分别设置为不同的学科是可行的。

三　从二者的法律性质的角度看：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分别从属于公法和私法的范畴

虽然可能还有学者存在一些不同意见，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我国在法律部门分类和体例方法上基本上接受了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强调在逻辑上对法律部门进行系统划分。[2]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分类的方法，全部法律区分为公法和私法两大部分。

不管是“大国际经济法”说，还是“小国际经济法”说，都承认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属于国际经济法的调整范畴。而世界贸易组织的一揽子协定基本上都是有关规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管理活动的国际公约，从其法律性质上说，应当划分到公法的范畴。这些协定的强制性特征非常明显。例如，《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第2条第2款规定：附件1、2、3所含的各协议及其相关法律文件是本协定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成员方均具有约束力。该《协定》的第16条第4款规定：每个成员方应当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协议规定的义务。国际商法所包含的国际商事公约和国际商事惯例虽然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的内容，⑧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将其划分到私法的范畴，因为其主要内容是调整国际商事交易中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些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通常可以由当事人通过协议选择适用，⑨也可以通过协议部分或全部排除其适用，⑩其性质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相比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从法律性质上来说，显然应当将其划分到私法的范畴。

因此，我们认为，按照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的法律性质，将二者分别设置为不同的学科是适当的。

四　从二者的调整范围的角度看：国际法和国际商法亦有必要分别进行设置

由于我国的法学界受大陆法系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分类标准的，在法学教材编写方面，学者们通常也是按照这一法律分类标准进行编写。但是，从近几年我国出版的各种国际经济法教材的看，其涵盖范围通常极其广泛，根本无法进行这样的划分。例如，许多权威的国际经济法教材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国际经济法概述、国际经济组织法、国际货物买卖法、国际货物运输法、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法、国际票据法、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国际贸易欺诈、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法、国际产品责任法、国际竞争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设备租赁、国际工程承包、国际项目融资、国际货币法、国际知识产权法、国际税法、国际商事仲裁。这些内容显然既包含公法的内容，也包含私法的内容，因此，根本无法判断国际经济法到底是属于私法还是公法的范畴。美国著名国际经济法学者杰克逊1989年在其著作《世界贸易体制：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和政策》中指出：有些学者对国际经济法的定义过于宽泛，使得几乎所有国际法都可以包括进去，因为规范国际关系的各种规则都可以说与国际经济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显然，应该对国际经济法进行较有节制的界定。[3]1998年，杰克逊在《国际经济法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全球经济和国际经济法”一文，对如何界定国际经济法作了讨论。杰克逊认为，国际经济法可分为交易性（transactional）国际经济法、管制性（regulatory）国际经济法（包括各国对国际贸易交易进行管理的国内法和调整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国际经济机构法）。前者主要私人和其他当事人的跨国交易中的法律，后者强调机构或国际组织的作用。也许基于实用和务实的理由，国际经济法传统上主要研究跨国交易，但是有理由认为，在当今世界，理解国际经济法及其对政府和私人生活的影响时所面临的真正挑战，表明有必要将国际经济法主要视为“管制性法律”（类似于国内法中的税法、劳动法、反托拉斯法以及其他管理性法律）。[4]杰克逊教授的这一主张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且，美国的法学中，就是将二者分开进行教学的。[5]我们认为，不论是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的，还是按照杰克逊教授对国际经济法的分类模式，将我国目前的国际经济法学科分为两部分是必要的：交易性国际经济法设定为国际商法；管制性国际经济法设定为国际经济法。国际商法涵盖的内容主要包括：与国际货物买卖、国际货物运输及保险、国际支付、国际商事仲裁等有关的国际公约、惯例以及相关国内法。国际经济法涵盖的内容主要包括：世界贸易组织法、国际投资法、国际竞争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

五　从教学安排的角度看：分别开设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学科是适当的

过去，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的规则体系相对简单，内容不是很多，将二者放在一起、研究也未尝不可。但是，随着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日益庞大，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都已分别构成了内容丰富、结构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如果依然还将二者混为一体，就会导致出现很多问题。国际经济法教材变得越来越厚即是其中一例。最近几年，国际经济法的教材有体系越来越庞杂、章节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分散的趋势。例如，目前最有影响的三本国际经济法的教材其章节分别达到了25章、29章和39章。而过去，国际经济法教材的章节一般也就是10到15章左右。

将体系庞杂、内容繁多的资料合理、恰当地安排在一本教材内，对于编著者来说，是一项要求极高、难度很大的工作，因此，目前，各种版本的国际经济法教材在市面上流行，其涵盖的内容、章节的安排差异很大。讲授、掌握如此之多的内容对教师、学生来说，要求就更高了。目前，在一学期内，一门核心课的课时通常是72课时（18周×4课时/周）。除去节假日、运动会、准备等情况占用的课时，有效课时通常不足70课时。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如果要求教师讲授20多章的内容，显然是极其困难的。更何况，这些内容的法律性质、侧重点各不相同，即便教师能匆匆忙忙地讲授完这么多的内容，其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学生来说，要在一门课程中，掌握如此之多的内容是一项很难完成的任务。如果把这门课安排在两个学期讲授，又会出现课程讲授时间太长、学生考试复习困难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从教学安排的角度出发，为了使学者编写出体系紧凑的教材，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更好的选择是，把目前国内国际经济法教材所包含的内容按照调整范围、法律性质划分成两部分：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的公法内容）和国际商法（国际经济法的私法内容）。这样的学科和课程设置更符合现实教学的需要。

六　结论

综上所述，无论从的、的或是逻辑的角度看，还是从开展学术研究和法学教育的现实需要的角度看，“大国际经济法”说的应当成为过去，将国际商法设置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的时代已经到来。将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合二为一，导致了体系庞杂、逻辑混乱和科研教学的诸多不便，而将二者分立，则易于理清规则体系，也有利于科研的深入和教学的安排。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和我国已经“入世”的大背景下，二者的分立显得尤其重要。这正如“大国际私法”当初被认为当然地包括了“统一实体法”，而这毕竟已成为过去的一页。

注释：

①　目前，我国已有部分学者主张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商法应当和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并立。例如，参见左海聪：《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例如，参见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概论》（修订版，修订主持人：余劲松，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7页；余劲松、吴志攀：《国际经济法》（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沈四宝：《国际经济法》，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王传丽：《国际经济法》（21世纪高等院校商法经济法专业核心课精品系列教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③　例如，参见何力：《国际经济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④不可否认，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商事组织的某些法律规范具有公法的性质，但这不是国际商法的主要方面，不影响其私法性，详见下文。

⑤例如，参见王铁崖：《国际法》（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法律出版社1995版，第39-40页；吴志攀、余劲松：《国际经济法》（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郭寿康、赵秀文：《国际经济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余先予：《国际经济法教程》（财经法学系列教材），中国政法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⑥详见：《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

⑦古代罗马法有“市民法”和“万民法”之分，“市民法”调整罗马人之间的关系，而“万民法”调整罗马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

⑧这在政府间国际组织制定的公约或协定方面表现尤其明显。例如，《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第28条实际上是一条国际私法规范，即实际履行的救济按照法院地法来判决。该条规定：如果按照本公约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有权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履行某一义务，法院没有义务做出判决，要求具体履行此一义务，除非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对不属本公约范围的类似销售合同愿意这样做。

⑨例如，《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第12条就规定了这样的情况。该条规定：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在已按照本公约第九十六条做出了声明的一个缔约国内，本公约第十一条、第二十九条或第二部分准许销售合同或其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或其他意旨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做出的任何规定不适用。各当事人不得减损本条或改变其效力。例如，1976年在第31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通过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但这套规则是供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的，在任何国家都不具有普遍的法律约束力。

⑩例如，《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第6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第12条的条件下，减损本公约的如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当然，这类公约中的某些条款在特定情况下是不能排除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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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冯大同。国际商法[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1.1.

[2]范健，邵建东。中德法律继受与法律编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1.

[3] John.H.Jackson. World Trading System：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Relations[M].Cambridge：MIT Press，1989.21.

国际经济学篇8

「摘要伴随市场国际化产生国际调节机制。国际调节同市场调节、各国的国家调节互相配合、制约，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国际市场调节机制体系。国际调节需要相应的法律予以规制和保障。这种规范国际调节、调整国际经济调节关系的法律，即为国际经济法。国内外国际经济法学界普遍认为，国际经济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他们把平等主体间一般商品货币关系即商事关系也纳入进去，是一种大国际经济法观点。大国际经济法观点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以wto为代表的国际调节及其立法的产生和发展，将促使人们对传统国际经济法理论作反思，并在国际经济调节及其立法的基点上重构国际经济法学科理论体系。

术作品联盟、1899年成立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以上这些国际组织虽然主要是政治性或行政性的（因而被人们称为“国际行政联盟”），（p20-21）但同经济也不无关系。20世纪以后，为适应市场国际化的发展，要求加强国际性经济调节，建立作为其载体的国际调节组织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国际联盟。它虽然主要是政治性组织，具有广泛职能，但也包括处理和协调战后经济和社会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5年签订了《联合国宪章》，建立了联合国。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最有权威和影响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及其体系下有关金融、贸易等方面的专门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即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在国际经济生活中担负着十分重要的国际经济调节职能。上述后三个机构被誉为战后西方世界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二战以后还出现了各种区域性组织，如欧洲联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非洲统一组织（oau）等，它们也对所在区域和全球的经济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都是现代国际市场国际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的国际经济调节主体，其设立宗旨和后来的调节活动，都围绕着以上基本调节任务。

域全面进入wto国际调节范围的新阶段。迄今为止，有关金融领域的国际调节和监管任务，主要仍由imf和世界银行担任，但在wto框架中的gats，也涉及大量金融服务贸易问题。gatt还设立了一个“国际收支委员会”（bop）。gatt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一直同imf关系密切。gatt第12-15条规定，对于一国是否陷入国际收支失衡，要由imf作出认定或证明。因此，gatt的“国际收支委员会”离不开imf的合作。[3]（p49）wto除了所调节的社会经济领域有明显扩大之外，对各国政府的经济管理权的制约也比以往广泛。前面提到的服务贸易、投资政策以及知识产权等许多问题，过去被认为理当属于各国正常管辖权和国内法范围，亦即国家主权范围，但wto如今却广泛介入。wto不仅加强了对各国政府的调节，还开始注意到对非政府的社会经济组织经济行为的干预和调节。

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际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核心实际上是竞争规制问题，纷纷建议加强国际竞争规制，并把反倾销纳入竞争法轨道。对此，可参照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第306-307页。

国际经济学篇9

关键词：框架和内容证明和推理图形和案例理论和政策宏观和微观

国际经济学是运用微观、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一些工具和模型，研究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的一门经济学课程。这门课包括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和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两部分内容，知识点较多1；作为一门实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运用了大量的几何图形和数学公式来阐述各种理论；课程内容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各种理论本身以及理论之间的假设前提、模型结论、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关联度很高。因此，学生在学习这门课时普遍感到吃力，课堂教学也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笔者在多年的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套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基础知识，提高分析能力的课堂教学思路，具体来说，就是对国际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应做到“五个”方面的结合。

一、简单框架和复杂内容的结合

国际经济学揭示了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内在机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较为有效的方法和体系。根据田国强的分析，一个规范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五个部分组成：①界定经济环境；②设定行为假设；③给出制度安排；④选择均衡结果；⑤进行评估比较2。这一基本分析框架为几乎所有的国际经济现象和问题提供了普遍、规范的分析方法。尽管国际经济学理论众多，模型不一，图形繁杂，但都可运用这种简单统一的分析思路。所不同的只是，需要根据具体理论不同的假设条件、推演过程、结论等，填充复杂不一的内容。比如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到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等，就是一个不断放宽假定前提条件的过程，相应的模型结论以及政策含义也就各不相同。将复杂不一的理论简单化，又在简单的分析框架中填充具体复杂的内容，其实就是一个“复杂——简单——复杂”的分析过程。这种讲解有助于学生的轻松学习和正确理解，同时也有利于学生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培养和训练，使学生掌握理解经济现象、从事经济学的研究的基本思路。

二、数学证明与逻辑推理的结合

国际经济学在研究和探索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利用程度问题时，自然需要使用一定的数据、图表、数学（模型）等工具。数学是最严谨的一种形式逻辑，借助数学模型可以把逻辑关系一步步推演下来，有助于学生理解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3。但是，如果一味强调国际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几何图形，不仅增加了他们理解的难度，而且往往会忽略国际经济学本身的含义。数学仅仅是国际经济学的一种分析工具，工具不能替代内容，工具的作用是让内容更清晰、更科学。教师应该把数学证明和国际经济学本身的逻辑关系结合起来，赋予数学模型以鲜活的经济含义。比如罗伯津斯基定理的讲解，不仅要把数学公式讲解清楚，还要将定理在现实生活中的衍生形态——“荷兰病”讲解出来，这样，学生既能体会到严密的科学分析方法，又能了解国际经济学本身丰富的内涵。

三、图形和案例的结合

图形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一大特色，《国际经济学》中几乎每页都有几何图形。几何图形十分直观，能够让学生一目了然地理解国际经济反应机理；同时，几何图形又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具体的国际经济生活有着相当的距离。在对书中图形准确讲解的基础上，还应辅以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几何图形是对复杂的国际经济现象的高度抽象，而典型案例则是对几何图形的一种实践证明。例如，巴西咖啡豆的比较优势和“悲惨增长”问题、要素禀赋理论和里昂惕夫之谜、重叠需求理论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问题、我国近年来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经贸政策在IS—LM—BP模型中的体现等，都可以在几何图形中来解析经济现实。将图形和案例结合起来讲解，不仅使图形变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还能锻炼学生从复杂的经济环境、经济关系中，把握分析事物本质的能力。

四、理论和政策的结合

国际经济学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有它相应的政策含义，各国实行的国际贸易政策、国际金融政策都来自于相应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在国际经济中贯穿的自由贸易政策与贸易保护政策之争、浮动汇率制度与固定汇率制度之争，都能在《国际经济学》中找到理论源头4。将国际经济理论和各国的经济政策结合起来：既是理论和政策本身内在联系的要求，也是学生学习国际经济学的目的所在。比如新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等，它们产生的理论渊源以及现实政策中的某些混合做法等。通过讲解，应使学生了解、掌握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的国际经济政策演变中的理论背景，从而探索国际经济理论和国际经济政策二者交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发展趋势。

五、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国际经济学中的微观部分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和宏观部分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各有一条能把各部分知识内容串连起来的主线：微观部分的主线是国际贸易的起因，宏观部分的主线是“内外平衡”。这两条主线不仅能把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基本内容串连起来，而且它们也相互交叉：国际贸易中不可能脱离货币因素，国际金融也和国际贸易收支状况紧密相连。比如在加入货币因素后，国际贸易中各国的比较优势可能要发生改变；国际金融理论中的休谟定律、马歇尔—勒纳条件，J曲线效应等都充满了国际贸易因素。在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各自内容讲解清楚的基础上，还应该适当地将二者结合起来深入解析，以便全面、系统地反映国际经济学的内容，使学生了解国际经济学的全貌，形成比较完整的国际经济知识结构。

参考文献

[1]李坤望.国际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田国强.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

国际经济学篇10

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国际商法;双语教学

目前各高校国际经济贸易专业中普遍将国际商法列为基础课程之一。国际商法课程主要以国际商事交易相关活动所遵守的各类法律规则与惯例为学习内容,涵盖商事组织、合同、、争议解决等方面,所涉及的法律规则包括国际经济贸易公约与贸易惯例,西方的两个法律体系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中有关商事法律制度。国际商法课程自身内容的涉外性质适合开展双语教学,通过双语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构建比单一中文教学更为全面和扎实的国际商法理论基础与专业英语技能,对今后从事各种涉外经贸活动,解决实务中所出现的法律问题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笔者多年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从事国际商法课程教学工作,经历了从传统的中文教学到双语教学的改革实验,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认识到国际商法课程对国贸专业学生的必要性,也深刻体会到采用双语教学方式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并对如何提高教学效果做出了若干尝试。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国际商法开设双语教学的必要性与优势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以培养高素质的国际经贸人才为目标,需要学生能够学习与掌握国际经济贸易活动的理论与实务知识,并具备较高的专业外语技能。当前国际经贸活动广泛建立在各种国际商事法律规则与惯例基础之上。因此,掌握国际商事法律的基本规则惯例以及熟悉解决争议法律途径,对国际经贸活动的顺利开展,以及维护正当合法权益都十分必要。国际商法所涉及的国际经贸法律规则很多都来源于s美欧等国的法律制度与司法经验,引入英文教材,开展双语教学,可以使学生较为深刻地理解国际商事规则的本源,也有利于将其所学的专业英语知识直接运用到未来的涉外经贸活动中。对于从事国际经贸专业知识学习的学生而言,国际商法开展双语教学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相比于法学等专业学生,国贸专业学生以双语方式学习国际商法具有一定的优势。一方面,国贸专业学生由于专业招生的条件要求,一般都具有较好的英语基础,对专业英语学习具有较高的兴趣与潜力,能够比较顺利地接受双语教学模式。另一方面,国贸专业本科学生所修的专业课程,无论是国际贸易的理论还是外贸实务课程,与国际商法的学习内容存在许多衔接与交叉,因此,国贸专业学生更容易从国际经贸活动背景中理解所适用的相关的法律规则,有助于更为深刻与全面地把握国际商法教学内容。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设国际商法双语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是国贸专业学生法学知识基础薄弱。国际商法学科划分上属于法学学科,同国贸专业本身存在着法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之间的差异。国际商法课程的学习需要一定的法学基础,至少需要了解法理学、民法学、商法学、国际法学等课程的必要知识。国贸专业学生由于缺乏必要的相关法学基础知识,在国际商法学习过程中容易出现专业法律知识掌握速度较慢的问题,学生理解一些专业法律问题尚存在困难,再接受双语授课教学往往会对知识难以准确吸收消化。这就容易导致学生在国际商法双语教学模式开始学习阶段容易陷入困境,无论教学过程还是学习效果都不尽人意,双语教学流于形式,这种情况显然是与国际商法的教学目的背道而驰。

二是法律英语高度专业性的问题。法律英语由于具有自身的用词特点,对学习者的英文水平要求很高。法律英语所使用的语言包含了其他语种词汇,如法语、拉丁语等,学生从未接触过。同时,国际商法中还包含了特殊含义的英语词汇,学生往往根据已有的词汇基础而错误理解。如“consideration”(对价和约因),“principal”,(关系中的笔者)。由于国贸专业学生缺乏法律英语基础,在国际商法双语教学中面对艰深的专业英语,往往难以准确把握,对这些专业术语认知与理解记忆上的困难,必然影响学生对本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效果。

三是缺乏适合的双语课程教材。根据笔者几年不断试用目前国内选用的教材体会,现行国际商法教材版本较多,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内作者出版的针对中国学生的双语教材,另一类是直接选用美国大学所使用的国际商法教材。前一类教材符合中国人的视角与教材编写习惯,内容不仅介绍西方法律制度,还能注重与中国法律制度规则对比,有利于学生全面地理解掌握,但是由于编者并非英语母语,因在内容表述上往往具有较为明显的中国式的思维习惯与表述方式,难以让学生学到最为地道的专业英语。因为此类教材内容比较容易把握,比较适合教师最初开设国际商法双语选用教材。后一类教材作为美国专业人士编写的大学教材,由于法律英语纯正,体例安排生动,案例编选丰富,因而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师生的青睐。但是这一类教材本身针对的对象是美国学生,确少对中国涉外法律规则的介绍,因此教材中许多内容与中国学生学习从事涉外经贸活动规则的要求相差较大。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对这一类教材内容的熟悉与把握都需要较多的时间。总之,目前国际商法双语教材各有利弊,无法做到两全齐美。

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国际商法双语教学的改进建议

1.转变国际商法双语教学的观念

国际商法作为法学课程,有自身独特的学习方法与学习对象,它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能够从法律视角分析国际贸易问题,对完善国贸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及提高实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教学中不能将其做为国际贸易实务的复习课,一定要重视该课程的专业性,着力培养授课对象的法律思维。在教学中应当适时地为学生补充必要的各种法学知识,例如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法律行为等,让学生努力学会理解与使用法言法语,并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英语。通过使用大量案例,从技术上淡化法学知识的神秘感和枯燥感,使国际商法中的法学问题自然融入国际贸易实务中去。

2.教材与配套资料的结合使用

现行国际商法教材本身难以符合中国学生既学习涉外法律知识又学习地道专业英语的需要。此种情况下,笔者建议可以优先选择英文原版教材作为基础教程,同时为学生提供较为全面的涵盖中国涉外法律制度的配套资料。包括中英文版本的合同法、公司法等,还可以为学生额外提供原版国际商事案例。笔者还教给学生使用如westlaw等国外法律电子资源库的使用方法,方便学生拓展学习。

3.多种形式提高学生双语学习能力

目前国际商法的双语教学实践往往局限于选用原版教材以及课堂的双语教学模式,但是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学生难以全面吸收掌握教学要求的知识内容。笔者认为达到比较有效的双语教学的学习效果,应当要求学生通过更多的方式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认真学习专业法律知识与专业英语。学习方式上,笔者一直要求学生能够从国际商法英文判例库中选择一定数量的英文案例进行英译汉,通过翻译促进学生较为深刻地了解英美法司法制度、法律逻辑特点、专业术语以及相关规则具体适用等知识,并要求学生将所做的案例做成双语PPT进行案例交流,鼓励学生用英文发言讨论。实践证明,这能够让学生同步学习专业法律知识与专业英文,取得了良好效果。

4.双语教学与案例教学法相结合

案例教学法是英美法系法学教育普遍采用的教学方法,与我国传统的法学教学方法有显著区别。教师在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而非扮演着传授知识角色。鉴于双语教学的语言实践性,这种教学法与双语教学是绝佳的组合。目前,英文原版的国际商法教材一般都包含了大量的教学案例,可以要求学生对这些案例课前预习,在课堂中通过提问方式培养学生学习法律的思维方法。另外,还可以在课后为学生提供较为复杂的典型案例,进行分组讨论,并设立模拟法庭展开英文辩论,从而培养学生的兴趣与提高知识的掌握能力。

四、结语

自倡导双语教学以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国际商法课程的双语教学的巨大价值得到广泛认同,这契合了国贸专业培养专业理论与实践复合型人才的最终目标。但是国际商法双语教学一开始往往会陷入困境,实际的教学效果与预期目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种困境既是专业学科差别,也是由双语教学模式自身缺陷所导致的。面对存在的困境,我们需要不断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及时找出改进教学效果的方法,从而逐步实现双语教学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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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史学赢,乔达.国际商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