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费率十篇

社保费率篇1

[关键词]社保费率下调 社会福利

2016年4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决定自2016年5月1日起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费率。随后，人社部、财政部《关

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提出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相关要求，部分地区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可降低至19%；失业保险也将再度降低费率，其中个人费率不超过0.5%。降低费率的期限暂均按两年执行。

社保费率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保障水平。它的下调不仅关系到个人和企业利益，而且也涉及政府对宏观经济的一个调控，关系到社会总福利水平，因此，社保费率下调引发人们热议。

一、社保费率下调原因

中国法定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社会保险费率指单位和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占缴费工资的比例。根据数据统计，在未做保费调整之前，中国“五险”缴费比例，企业缴纳29.8%，个人缴纳11%左右。经有关数据显示，与世界173个国家社会保险费率相比，中国列13位，表明中国社保费率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

其次，面对着中国经济下行的现状，以及国家去产能的背景，适当地降低部分社会保险费率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减轻企业的运营成本，改善目前企业成本过高的困局，并且积极地响应国家去产能的政策。

因此，中国政府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开始社保费率下调的尝试。2015年，政府对失业、工伤和生育三项保险的费率进行了调整，调整后3项保险的费率由3%、1%、1%降至2%、0.75%和不超过O.5%，总计下调1.75%左右。2016年，政府发出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首先下调缴费占比最高的养老保险费率，并进一步下调失业保险费率。

最后，根据中国目前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国情，在2016年实行阶段性的下调方式，并配套延迟退休的政策，能暂时缓解社保费不足的困境，维持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二、社保费率下调的影响

1.对个人的影响：个人社保待遇水平不变

此次降低的是单位缴纳的保费，个人缴费比例保持不变。目前持有的观点是社保费率下降不会降低个人社会保险待遇水平。社保待遇指社会成员按照社会保险制度规定的内容和标准所享受的物质上的帮助。从实际而言，社保待遇发放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国家和各地已制定的待遇计发或报销管理办法，究其根本，社保待遇水平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基本上社保待遇水平与社保费率无直接关联。

2.对企业的影响：大企业减负多，小企业减负少

对于大企业而言，因参保人数多，基数大，社保费率下降百分之零点几，减少的社会保险费依旧很多；相反，对于小企业，因企业人数少，尽管缴纳的保险费有所减少，但相对大公司而言受益不明显。

总而言之，社保费率下调的目标是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活力，顺应国家化解产能过剩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论企业的规模大小，社保费率下调都能为企业带来积极影响。

3.对社会的影响：提高社会福利，促进经济发展

从宏观层面分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上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结构面临不断优化升级和变换驱动力的需要。此轮社会保险费率的下调，可视为对经济的一次改革，不仅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优越宽松的投资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平稳动力，而且有助于提高个人、企业的福利，进而提升社会的总体福利。

从微观层面分析，高社保费率是继税收之后压在实体经济上的又一座大山。企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通过此次社保费率的减负，有利于促进就业，激发实体经济的稳定增长。

此外，费率的调整增强了企业参保能力，有利于控制企业逃费行为发生率，增强了社会保险制度分配功能，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进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

三、社会保险费率下调存在的问题

社会保险费率下调是否影响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也是各方关注的一个重点。

首先，社保基金的收入一般由社会保费筹资和政府补贴组成。此时下调社保费率必将导致社会保险基金总数降低，如何弥补减少的金额，从而保证基金收支平衡，这是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是通过对国外的社会保险资金来源分析，社保基金还能通过费率以外的其他方式进行筹资，这点值得我国借鉴的。

社保费率篇2

【关键词】高费率；原因；影响

0 前言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保基金来源于国家、企业和个人，主要包括国家的财政支持、企业和个人的缴费。而企业和个人缴费是是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重要来源之一，是社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缴费费率的高低对社保制度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较大的影响作用，同时，缴费费率的高低也对企业和个人有着较大的影响。

我国目前城镇职工法定社会保险共五项，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这五项保险中，企业需承担的社保费率总和为30%①左右，个人缴纳的社保费率总和为11%，企业和个人一起需缴纳工资总额的41%左右。这个费率在17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3位，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以福利著称的东欧五国。造成社保费率偏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此带来的影响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1 社保费率偏高的原因

五项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险因其普遍性和长期性而在社保制度中据有特殊地位，养老保险缴费在五项保险中所占比例最大。我国社保费率总体偏高主要表现在我国养老保险费率的偏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如下：

首先，是制度模式的原因。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即在确保当期支付的基础上，再为未来积累一部分基金。这也就意味着，目前在职职员和企业上缴的社会保险费不仅要满足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需要，还要为未来的养老需要进行积累。其中企业上缴的部分进入社会统筹，用于满足当期退休人的养老金支付，个人上缴的部分直接进入个人账户，作为未来的基金好储备。因此，所确定的费率将高于只需要满足当期支付的社保费率。

其次，是转轨成本的原因。我国长期实行单位保障的养老制度，社会成员领取很低的工资，由单位为其所需要面临的社会风险提供保障。因此，这部分人没有社保基金积累。改革以后，这些没有积累或者积累很少的“老人”和“中人”在“视同缴费”期间的待遇，就变成了隐性债务，目前由单位和在职职工缴费来弥补。因为国家和财政对这部分“隐性债务”应承担的责任的缺失和不足，正在缴费的社会成员既需要承担这些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付，又要为未来的养老进行积累，因而当今的社保费率必须得处于较高水平，否则不足以满足支付的需要。

再次，是人口结构的原因。随着老龄化的加速，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赡养比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5：1提高到了3：1，意味着我国现在每3个在职职工就得养1个退休人员，而且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赡养率还将继续提高，在职职员的养老负担会更加严重。因此，在社保制度的设计过程中，为了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持续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我国社保费率定了较高水平。

最后，是我国统筹层次低、社保基金缺乏有效的增值保值手段的现状所致。我国的社保制度统筹层次偏低，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保资金流动率较低，不同地区之间社会风险的互济共助程度较低。受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结构的影响，社保基金的收支压力也不一样，老工业区的支付压力偏重，基金赤字现象明显。为了满足不同地区的支付需要，我国的社保费率定了一个较高的水平。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作为社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收益率的高低影响整个社保基金的收支情况。我国社保基金缺乏有效的保值增值投资工具，基金投资收益率相对较低。因此，我国的社保费率水平相对偏高，弥补基金投资收益偏低的缺失。

2 高社保费率造成的不利影响

偏高的社保费率带来了较大的影响。首先，高社保费率导致企业负担加重、利润减少，进而导致企业综合竞争力下降和参保积极性降低；其次，高社保费率使得社会成员当期收入减少，参保积极性降低并影响就业；最后，高费率不利于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社会保险，不利于实现社会保障的全面覆盖。

2.1 高费率使得企业成本增加、吸纳就业能力降低和参保意愿降低

2.1.1 企业成本增加

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是企业成本支出的一部分，较高的社保费率意味着偏高的企业成本。因此，社会保险费率偏高的情况下，企业的成本会上升，企业的负担会变重，利润空间会缩小，进而影响企业的发展。目前我国企业和个人的社保费率在40%左右，其中企业承担的缴费率在30%左右。根据上文分析，我国三种所有制企业中，私营企业社保缴费能力最弱，国有企业次之，外资企业最强。而我国现行的是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统一的社会保险费率。私营企业最大缴费率仅为19%，而目前需承担的社保缴费率约为30%，实际缴费费率约为其社保缴费最大能力的1.5倍，私营企业承担着远超于其能力的社保缴费责任；过重的社保缴费负担极大地提高了其成本，不利于其发展；且私营企业的社保缴费约占其利润的63%，偏高的社保缴费费率挤占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使得企业能够拥有的并用于发展生产的利润减少，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国企的相对负担虽然比私营企业小，但偏重的社保缴费负担仍使其成本提高，利润空间减小，使其综合竞争力下降，制约企业的发展。

2.1.2 企业吸纳就业能力下降

社保费率偏高的情况也使得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降低。企业只有一定量的成本用于招募员工，扩大生产，而较高的社保费率使得企业招募一个员工的费用增加。因此，在相对较低费率下企业能够招募的员工会高于社保费率情况下企业有能力支付工资和社保费的员工。

2.1.3 参保意愿低，逃避缴费严重

较高的社保费率也影响着企业和个人的参保意愿，一些企业为了减少负担，通过瞒报和少报员工人数、隐蔽工作报酬以减小缴费基数以及拒缴、拖欠的方式②逃避缴费。2006～2010年间，我国企业逃费金额逐年增加，分别为730.3亿、1076.9亿、1680.4亿、2082.7亿和3304.5亿，逃费率由最初的2006年的12.1%上升到2010年的22.9%，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企业承担的社保费率太高。与逃避缴费相对应的是企业的参保意愿降低，一些盈利情况较好的企业也因为社保缴费负担偏重而倾向于较低的参与意愿。而盈利较少的企业因为企业没有能力承担员工的社保缴费，被动地排除在了社保制度之外。由此可见，较高的费率，不仅影响企业的发展，也对社保制度本身的运行和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不利于社保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2.2 高费率造成个人当期收入减少、参保意愿降低并影响就业

2.2.1 个人当期收入减少

社会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由企业员工个人承担，从员工的工资中直接扣除。偏高的社保费率会使得员工的当期收入较大程度地减少。这种影响在不同的人群中发挥作用的大小不同，对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影响尤其大。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下转第151页）（上接第57页）之一，具有公平和平等的性质，通过社会分担的方式减小特定风险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其目标是保障成员的基本生活，缩小初次分配的差距。显然，较高的费率不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

2.2.2 个人参保意愿低并协助逃避缴费

在较高社保费率下，个人会对参与社保要缴的费用和将来可能享受的利益进行评估和衡量，当社会成员认为缴纳社会保险费不符合其当前利益也暂时看不到参与社保制度的有利之处的情况下，员工会配合企业做出逃避缴费的行为。这使得社保基金的收付难以顺利进行，不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和发展。特别地，当逃避缴费的方式是员工与企业不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员工不参加社保缴费，完全没有加入到社保制度当中。这时员工所面对的风险是，他们未来遇到没有能力抵抗的风险时，社会不会分担其风险，容易陷入困境。这样，将有更加多的社会成员陷入贫困当中，需要社会的救济。这种情况，一方面不利于社保制度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避免使其陷入贫困的境地的目标，社会的两级分化更加严重；另一方面也会导致社会救济需求的增多，使得社保制度的健康持续向前发展无法实现。高费率引发对个人参与社保的负激励效应，不利于社会风险的分担和互助共济的实现。

2.2.3 就业困难

高费率导致企业成本的增加，企业为了转嫁成本会采取一些措施。在缴费能力有限而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沉重情况下，各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可能采取降低职工工资、用资本替代劳动等方式来转嫁社会保险缴费负担。降低工资的措施直接影响这部分员工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导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背离第二次分配的公平目标。而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措施，必然会使得企业更多的用机器和技术等代替劳动，不利于社会成员的就业。我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以资本代替劳动的措施将使我国的就业问题更加突出，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同时，以资本代替劳动的措施也会导致失业人员的增多，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相当多一部分成员陷入贫困境地。失业人员的增多也会使得缴纳社会保障费的人员相对减少，领取社保基金的人员相对增加，使得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减少，支出增大，收支越发地不平衡，社保负担变得更沉重。

3 适当降低社保费率

综上所述，高费率不仅加深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而且也削弱企业和个人的参保积极性，进而不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健康发展。因此，应适当下调我国的社保费率，降低企业的缴费负担，降低企业不合理的过高成本，进而促进各类受社保费率偏高导致的负担过重的企业在我国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同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成员的当期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又能够降低失业率，在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上发挥一定的作用。通过适度的社保费率，提高社会保险对企业和个人的吸引力，进一步提高社保制度的活力，使得社保制度逐渐趋向全面、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莉.适当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J].人民论坛，2005.12

[2]孙捷.我国企业逃避养老保险缴费问题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

[3]韦玮，刘永涛，潘瑞.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偿还及其政策探讨[J].经济体制改革，2006（02）.

注释：

社保费率篇3

一、社会保险费率降低的客观要求

1.社会保险费率过高，覆盖面不广，该基金结余存量足（除基本养老基金外）。劳动者生、老、病、伤、残、失业的社会保险费率之和高达40%，参保人不堪重负，法人故意逃避社会保险，使应参保人数远大于实际参保人数，许多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的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按现在某一基金年支出水平计算，其现有结余规模可支付几年的社会保险待遇，如失业保险。

2.社会保险的社会公益性。该基金筹集的原则是以支定收、略有结余：当社会需要多少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时，就向参保人去筹集多少。即该基金结余不能多，体现政府非营利性。

3.社会保险基金的财政性。①该基金是政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②财政补贴性。随着国家财富的积累，财政对该基金补贴逐年增加。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财政分配原则，减轻参保人的交费负担，逐步扩大财政补贴占该基金结余的份额。③财政保底性。当该基金支出出现风险时，财政及时追加补贴，确保其正常运转。

4.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①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劳动者的收入逐渐提高，社会保险单位基数就会增加，该基金结余就会扩大。②随着社会保险事业进一步发展，社会公众对社会保险认识提高，参保人数会逐年增加，社会保险总量基数也会增加，该基金结余也会扩大（当收大于支时），这些为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提供了条件。

5.政府社会保险机构占据了社会保险基金积累的主动地位。政府制定社会保险政策时，为了降低社会保险基金支付风险，一般都会制定高费率，维持该基金的高结余。而参保人却很希望政府降低费率，减轻负担，但无力抗争，使现行社会保险费率长期高位运行。

二、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风险评估

1.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实质就是降低该基金积累（结余）。这是有风险性的：降低该费率，该基金结余增长缓慢，甚至规模会缩小，其支付能力下降，遇到经济萧条期，存在较大的支付风险。

2.社会保险基金结余的风险评估。（1）该基金结余的风险系数为r。r＝累计某一保险基金结余/月平均该保险基金支出。（2）r取范围值。当社会经济繁荣时，社会财富积累越来越多，社会保险基金积累也就越高，但r最高等于6（经验判断）；当社会经济萧条时，社会财富积累应降低，该基金积累也应降低，但r最低等于2（经验判断）。即2≤r≤6。理由是：①社会经济是持续、波动发展的，该基金积累也应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②现代社会抵御经济波动能力增强、经济波动影响周期越来越短，一般为一年左右。③社会经济萧条时，社会保险基金拖欠严重，但该基金筹集大部分是可以收到的。④国家财政预算可追加补贴。

3.社会保险基金积累函数。设该基金累计结余为u、参保人数为x、享受待遇人数为y、该基金期初结余为k（包括该基金收支结余和财政补贴结余），那么u＝ax－by＋k，x＞0，y＞0，a＝年人均工资（g）×筹集比例（i），叫做年人均某一社会保险缴费基数，b叫做年人均某一社会保险支出基数，在通常情况下，剔除物价因素，其参数是可以预见的，可视为常数。这个函数表达式突出了参保人数、享受待遇人数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的影响（即更有相关性）。（1）当社会保险基金积累函数u＝0时，即某一年社会保险基金积累全部耗尽，则ax－by＋k＝0，即x与y是同向的线性函数关系。只要能保持这个线性函数关系，社会保险基金就能够正常运转，这是底线。（2）风险系数r＝12（ax－by＋k） / by。当r＝2时，则y＝6ax / 7b＋6k / 7b；当r＝6时，则y＝6ax / 9b＋6k / 9b，那么y的风险区域为：［6ax / 9b＋6k / 9b，6ax / 7b＋6k / 7b］，x＞0，y＞0。（3）分析a、b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x和y的值是可预测的（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即是一定的。那么b＝（ax＋k－u）＞y，x和y的值一定，那么a、b也是同向的线性函数关系。而a＝年人均工资（g）×筹集比例（i），综合分析x、y、g、i、b、k的值，从而找到社会保险恰当费率，以便政府制定社会保险政策，如降低或提高社会保险费率。

4.社会保险基金筹集基数与比例的确定：以支定收、略有结余。以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为起点，充分考虑x、y、a、b、k之间的关系，结合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基金支出负担状况，其筹集基数或比例可上下浮动几个百分点。经济繁荣期，适当上浮；经济萧条期，适当下浮。一般认为经济较好时，社保基金增长速度略高于同期经济发展速度；经济较差时，社保基金萎缩速度略低于同期经济下降速度。

三、社保费率降低的效果

社保费率篇4

2014年中央政府表示将适时适度降低社会保险费率，2015年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费率分别下调了1%、0.25%和0.5%，总共下降1.75%，相对40%的费率而言，远不能缓解劳动力成本高引起的疼痛。

2015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降低社会保险费以降低企业负担的思路。

在我看来，除了养老保险，其他险种降无可降，而养老保险降低费率必须与其他改革同步，如果只是简单降费，会使制度与其“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目标背道而驰。 高费率引发“公地悲剧”

应该看到，社会保险高费率已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

近些年工资增长较快，社保的成本也一同增长。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跟踪调查表明，企业连续多年将“税费过重”列为影响自身发展的重要原因。出于降低用工成本的考虑，一些企业正考虑用机器替代劳动力，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富士康的“百万机器人”计划。从经济的角度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不是坏事，但如果引发就业不足，则是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评价一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标准之一是它的覆盖率，因为覆盖率是重要的平等指标，即人们是否有平等权利参加社保制度。

社会保险虽然是强制性制度，但非农就业人口的参保率，尤其是农民的参保率还远远未达到理想状态。人们不参保的原因很多，其中高费率是重要的原因。

2014年底，在2.7亿农民工中，参加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刚过5000万人，其他险种的参保率更低。农民工的保障是一个大问题，也是新型城镇化即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大难题。

高费率还会引发大量的道德风险和断保问题，最后导致制度保费收入减少，并会降低有效参保率，引发典型的“公地悲剧”，即缴费时大家都想少缴费，享受待遇时人人都想多得福利。

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中单位就业人员的费率为28%，其中企业负担20%的费率，保费进入社会统筹，个人负担8%的费率，保费进入个人账户；企业职工的缴费基数是社会平均工资的60%-300%，获得养老金资格的缴费年限为15年；领取养老金的法定年龄是女性工人50岁，女性干部55岁，男性60岁。为了扩大覆盖面，2005年国家出台政策规定，灵活就业人口、个体工商户以20%的费率加入社会保险，其中12%进入社会统筹，8%进入个人账户，但其缴费基数为社会平均工资，获取养老金资格的缴费年限、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和计发办法与企业参保人相同。

中国的工资和劳动收入不透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高费率引发的第一个道德风险是企业少报瞒报工资基数，少报职工人数，非正规就业者的收入基数更是不透明。许多研究认为，实际缴费基数大约为应缴费基数的70%左右。第二个道德风险是一些企业鼓励员工按非正规就业参保，以享受低费率。结果是一些地方近一半的参保人以60%的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参保，一些地方近一半的参保人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保。这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另外，高费率还是断保的重要原因。所有这些问题最后都会减少制度的收入，也会影响到受益人的保障水平。

道德风险进一步造成了保费负担不公和法治恶化。

一部分企业和个人严格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认真履行相关的义务，一部分人通过各种办法规避或者缩小费税的责任，引发了社会保险负担的不公平。社会保险应该具有再分配的功能，但这种再分配必须是在成员公平负担义务的情况下发生。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却是遵纪守法者向义务规避者再分配；薪水记录完整的中等收入者向部分收入不透明的高收入者再分配。这些现象挑战的是政府通过社会保险制度干预社会生活的有效性，是社会保险制度的性质所不允许的。

道德风险的发生恶化了法治环境，也让部分缴费主体因逃避缴费义务而惴惴不安。

养老保险领域的道德风险严重影响到社会保险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影响到人们对社会保险制度的信心，以致有人呼吁干脆用个人账户取代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综上所述，高费率引起的问题不只是缴费主体的负担加重，同时也是低收入者进入社会保险的障碍，还是道德风险的诱因，进而危及到社会保险的合理性。

所以，降低费率不仅有利于减轻缴费主体的负担，也有利于提高参保率，有利于控制逃费漏费的道德风险，提高社会保险制度有效的再分配功能。

养老保险制度经过十几年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仍然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此次中央提出适时适度降低费率是绝对正确和受欢迎的，我们应该利用这一时间窗口，对养老保险制度做一次全面的检视和思考。笔者就此提出如下建议。 政府明确承担转制成本

当下在职的一代人负担高费率的部分原因来自于经济体制转型。

上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革，数以千万计的国有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或者以较少的工作年限进入到退休状态，或者以趸缴保费的形式取得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后不再缴费，用这样一些措施部分补偿职工在改革中的损失。

这些措施使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比大大高于人口赡养比，最后体现在高费率中。

这些转制成不应该由当下在职的一代人来负担，而应该由政府来负担。政府应该通过立法明确这部分责任。不然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养老保险费率如此高，保障水平如此低，还会收支不平衡。 建立二元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在现有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可建立国民养老保险（借用日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名称）。

前者以单位就业人口和中高收入的非单位就业人口为主要保障对象，在降低当前费率的情况下，提高其他条件，参保人尽较高的义务并可获得较高的养老金，即“高进高出”，平滑中等收入者的终生收入；后者以非正规就业者为主要保障对象，以较低的费率和较低的资格条件参保和退休，政府给予制度适当补贴，“低进低出”，平滑低收入者的终生收入。该制度是用政府的一般税收完成社会养老保险的再分配，而不是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向低收入和搭便车者的再分配。

笔者早前的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二元结构，用一个统一的制度为其提供养老保险，“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三者之间是矛盾的。

为了广覆盖，除了费率高之外，其他参加制度的门槛条件和获取养老金的资格条件过低。如果一个人以较低条件参保则达不到“保基本”的目标，如果制度补贴他们以“保基本”，则制度不可持续。尽管在一个制度下设计了两个费率和两个费基，尽管从“保基本”和可持续的角度看制度的条件是低的，但仍然有许多人没有加入该制度，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对他们而言，养老保险的门槛条件和资格条件仍然太高。

我们的早期研究还发现，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制度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是不经济的，是高费率低保障的原因之一。

许多年来，主流舆论一直在推动职工养老保险向“统一”的方向发展，从管理的角度和收入平等（不等于公平）的角度看，这一方向是理想的，但越是“统一”离同时达成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三个目标距离越远。

一个制度下，照顾了中等收入者的“保基本”则低收入者进不来，相反照顾了低收入者则中等收入者达不到“保基本”，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设计为搭便车者留下了空间。

不同的人群参加不同的制度被称为“碎片化”，碎片化在中国是饱受指责的。而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碎片化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选择，它可以使更多的人有与自己的就业收入和社保贡献相当的养老金收入，而不是一部分人被排斥在外，而只是制度内的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制度。也许有人说，中国的居民养老保险可以覆盖非正规就业人口，这是一种选择，但是居民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应该尽可能鼓励就业者为养老多做准备而不是相反。

纵观国际经验，主张“统一”论者一般会以美国的社会养老保险为例。但我们必须知道，美国1935年建立统一社会养老保险之时已于20年前完成了工业化，美国也从来没有小农业生产者，它的农民是农场主。相反，更多的是欧洲大陆、日本等国家保留了碎片化的社会保险制度，拉美国家为了扩大覆盖面也建立了碎片化的制度。

我无意说“碎片”的制度比“统一”的制度好，只是想说养老保险碎片的制度可能更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统账”分离

个人账户设立的意愿是非常善良的，但实践证明在现阶段的中国没有办法让该制度比社会统筹做得更有效、更经济。

上世纪90年代设计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时认为，该制度有利于参保和缴费的激励，也有利于基金积累以减轻未来的缴费负担。

现在看来全然不是这样，由于是公共账户和个人账户的混合，政府责任和个人的责任的边界不清楚，没有人关心个人账户的积累，参保人关心养老金的多寡，而不是从个人账户拿多少钱。

至于说到积累制度，问题更是多多。第一个难题是个人账户要不要做实，如果做实的话需要大量的转制成本。由于改制时没有明确计算这个成本，现在它成了一笔糊涂账。第二个难题是做实后要不要市场化运营，不市场化运营收益率必低，假如市场化运营，谁敢为个人资产的投资亏损担责？

现实的情况是，由于没有积累或者是没有投资收益，制度只能给个人账户这笔长期资金记一年期银行利息率。制度成立以来，一年期银行利息率不到3%，而同期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4%左右，相对于工资水平，个人账户积累越来越小，这是退休金替代率下降的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目前个人账户的发展进退维谷。

最近，将个人账户做成名义账户的想法受到重视，因为名义账户制度下政府不需要转制成本，也不需要担心资金保增增值的问题。

所谓名义账户制度就是现收现付加个人账户，即在职一代的缴费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制度将缴费及名义的利率记录在个人账户上，因为账户上并没有资产积累，因而称之为名义账户。

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由于没有基金积累，其实就是一个名义账户。

名义账户的问题是，利息率如何记录。如果利息低于工资增长率，则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下降；如果利率等于工资增长率，则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工资增长率一定不会低（因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意味着7%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工资增长率正常的情况下会高于经济增长率）。记较高的利率则意味着制度的负债必然高，下一代的负担必然重，而中国的老龄化在加速，下一代不堪重负时制度会破产。 降费率与扩费基同步进行

扩大费基包括提高最低缴费工资基数、延长缴费年限和逐步提高退休年龄。

除了“统账分离”可以降低8%的费率外，费率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目前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比为3∶1，即三个在职人员赡养一个退休人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3%左右。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调整缴费工资基数、缴费年限和退休年龄三个参量，使得制度三个在职人员在平均水平上按社会平均工资的100%缴费，只要承担15%的费率就可以使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5%，且制度是长期可持续的。

目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征收与支出状况不容乐观，其他条件不变时，降费率必然减少保费收入，制度可持续发展堪忧。

从个人的角度看，现行的养老金计发办法中包含了浓厚的“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成分，如果不通过提高缴费基数、延长缴费年限、提高退休年龄等措施来扩大缴费的基数，意味着个人养老金水平的下降。

所以无论是从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参保人的养老金待遇看，降低费率的同时需要通过提高缴费工资基数、提高缴费年限和提高退休年龄等措施来扩大费基，以保证在降低费率的情况下，实现个人的“保基本”和制度的可持续。

降费率与扩费基同步并不是数字游戏，更不是零和游戏。

降费率扩费基有利于减轻收入透明且严格守法的中等收入者的负担，因为扩费基不会增加他们的负担而降费率会减轻他们的负担。降低费率是为了降低养老保险进入的门槛，在工资水平一定时可以让更多的人有能力加入进来，以提高制度的覆盖率；提高缴费工资的基数是提高了进入制度的门槛，会对提高覆盖率起反向的作用，但是由于缴费工资基数在计发基础养老金时起很重要的权重作用，所以提高缴费工资基数会提高个人养老金的水平；提高缴费年限可以使参保人在较长时间内均衡缴费负担而不是在15年内承担较高的费率，就像还房贷，同样的贷款额度，如果一个人选择在短时间还清，则每个月的月供会很高，如果他的收入不高，想减轻还贷款的压力，他可能会选择更长的还贷款期限。

另外，提高退休年龄会对制度的收入和支出起双重的作用，也会对个人养老金水平的提高起作用。

有论者不是从参保人的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来考虑，只要涉及社会保险制度收支不平衡时，会简单开处方，让政府出售国有企业股权以弥补制度的收支缺口。政府对制度改革时“老人”和“中人”的补偿是合情合理的。这两代人当年的退休金权益是以低工资和隐形税换取的，所以政府需要明确这部分责任并进行补偿。

除此之外，我们提变现国有资产弥补社会保险需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国有企业是全民的，而社会保险则是参保人的，用全民的财富补助部分人口是缺乏理论支持的。

同时，如果我们不扩大费基，仅仅盯着国有企业的存量财富，对后代也是不公平的。当老龄化达到峰值以后负担缴费的一代又一代是不堪重负的，我们现在可以指望卖国企，他们能指望什么？

社保费率篇5

一、保险费的本质是被保险人用于应付意外事件的货币资金

什么是保险费？看起来是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保险费就是被保险人向保险人交纳的费用。

被保险人不交纳保险费，就得不到保险保障，保险人收不到保险费，就不承担保险责任，发生损失后，被保险人就得不到赔款。基于此种关系，我们常常把保险费和赔款确定为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被保险人向保险人交付保险费，是其应尽的义务；而从保险人那里获取赔款是其应有的权利。这种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有人花钱购买飞机票乘飞机，那么，支付机票费用就是他应尽的义务，乘坐飞机就成了他的权利。收机票费就是民航公司的权利，提供飞机飞行就成了民航公司的义务；有人花钱看电影，支付货币购买电影票是应尽义务，观赏电影则是他应享受的权利，以此类推，不胜枚举。但对于保险来说，同一被保险人往往是连续地多次地向保险人投保，支付保险费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又往往是平安无事，得不到保险人的赔款，履行义务很多，行使权利很少。而保险人则同时向许多被保险人行使收取保险费的权利，只是向少数被保险人支付赔款，履行义务，而大多数被保险人得不到赔款，难以享受自己的权利。保险费与赔款是义务与权利关系，未能点出保险费的实质。

还有一种解释说：保险费是保险商品的价格。但是，商品的价格是该商品价值的体现，而商品的价值又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平均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决定的，那么保险商品的社会平均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又是什么呢？

在我国现行保险业务实际操作中，还有这样的事例：一辆汽车一年的保险费（仅车身险）约为车身价值的0.8％～1.6％，而一座差不多价值的建筑物，一年的保费（仅物质损失）仅为房屋价值的0.5‰～0.760.前者为后者的20多倍，这是为什么呢？

（一）保险费的实质

保险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独立的单位或个人为应付意外事件的货币资金，在它们之间通融使用的一种货币资金运动的形式。毫无疑问，这种货币资金的运行方式是：社会上众多的被保险人将数量上相对较少的保险费交到保险人手里，在保险人那里，形成一笔数额巨大的货币资金。哪位被保险人发生了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事件并导致经济损失，保险人就用这部分货币支付给发生损失的被保险人，今年可能付给你，明年可能付给他。所以，从本质上说，保险费就是被保险人用于应付意外事件的那部分货币资金。

正是因为保险费是被保险人用于应付意外事件的那部分货币资金，保险费的支出就成了被保险人一项必要的管理支出，列入他的生产经营成本或生活开支的栏目中。确定这一认识，对发展我国的保险事业十分必要。我国是一个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的国家，在对待意外事件突然袭击的问题上，对如何利用保险这一现代金融工具还认识不深。由于受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观念影响，往往有一种交了保险费后得不到赔款就是花了“冤枉钱”、吃亏上当的感觉，没有从保险费是自己生产经营和生活中必须的开支这一思维去认识，所以，人们的保险意识不太高。只有当人们从市场经济活动中认识到保险费的支出是生产经营活动和生活安排的必要支出后，才能很好地提高人们的保险意识，才会主动地、自愿地向保险机构办理符合自身需要的保险。只有社会向保险机构提出各种保险要求后，保险机构才能更好地开发适合社会需要的各种保险产品。这样我们的保险业才会更加健康、积极地成长起来，才会尽快消除把交纳保险费视为“乱收费”、“乱摊派”的认识。当然，保险从业人员更应坚持做好符合实际的宣传，主动提供安全可靠和低廉的保险服务。整个社会成员保险意识的提高才能为我国保险业的更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后劲。也只有确定这一认识，才会为我国财务法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允许社会上各个生产经营单位的保费开支列入成本中，允许个人保险费支出列入到必须的生活开支中，从而为保险费的支出来源找到了合法的地位。在一些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实行收入累进税率和必要开支递减相结合的纳税制度，允许人们将自己的个人养老保险费支出列入自己的生活开支中，从而降低纳税档次，其理论依据也在这里。而这种个人纳税制度的实行，又为人寿保险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二）保险费的特性

1.保险费的必须性。保险费所解决的是意外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而意外事件又具有二个特点：一是必然存在性。在我们的生活中诸如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或火灾、爆炸等意外事故是必然发生的。如果没有意外事件的必然存在性，人们就不必采取诸多措施进行预防，如果意外事件不是必然存在，保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二是偶然发生性。尽管意外事件的存在是必然的，但意外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程度、是否造成或即使造成但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大小程度，又是偶然的。这样，被保险人支出了保险费，就是把意外事件存在的必然性和意外事件发生的偶然性结合起来，把绝对变数变成相对常数，把不确定的东西确定化。一个明白的被保险人会认识到，在支出了保险费后，如果没有遇到意外事件，说明他的一切运行活动正常，而且由于运行正常而获得了应有的收益，因此他不会对因未遭遇意外事件发生经济损失而没有得到赔款产生吃亏的感觉。如果遇到了意外事件，造成经济损失，得到了赔款，只是补偿了他损失的部分，而因意外事件的发生影响了他的正常运行，造成的收益损失却难以补回，所以尽管他得到赔款，也不会产生赚到便宜的心理感受。那些认为支付保险费后，未得到赔款是吃了亏，有了赔款，才是赚着了的想法，是对保险是商品经济运行保护伞的一种误解。

2.保险费的保障性。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后，不是必定要遇到意外，只是可能遇到意外事件。为防可能遇到的意外事件，交付了保险费，他就可以放心地进行经营活动，就像有的人讲的那样，没有保险，轮船不敢出航，飞机不敢起飞（指经营性）。因为谁也不敢保证那次航行会安然无恙。例如，1963年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货轮“跃进号”，就是在她由上海赴日本的处女航途中沉没的。所以，对于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经营者来说，支付了保险费就是为其经济运行提供了最佳的经济保障。

（三）认识保险费实质的意义

1.一个国家保险费收入的多少，是一个国家社会成员用于抵御意外事件袭击的经济能力的货币标志，也就是说，当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发生后，用社会成员自己的力量解决经济损失的能力的标志。这个数额越大，说明社会成员自己解决意外事件造成经济损失的能力越强，意外事件的袭击给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冲击和创伤越少，社会成员的生产和生活就会更加顺利和安定，从而，靠国家救济、资助的需求就减少，国家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更为急需的地方，这对社会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定发挥着强有力的经济保障作用。

2.一个国家保费收入的多少，是该国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因为，只有商品经济，才能使被保险人手中持有货币；有了货币，才能支付保险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壮大，保险费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所以保险业的发展，首先是从商品经济发达的行业和地区开始，并保障和推动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3.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壮大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我国保险事业要想发展，就要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保险服务，市场经济需要什么保险，我们就要研究和开发什么险种，以满足市场需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壮大，与我国保险业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我国保险事业的健康成长与壮大，既为我国小康社会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二、确定保险费的主要依据与影响保险费率的因素

（一）出险几率是确定保险费的主要依据

保险费作为被保险人用于应付意外事件的货币资金，成为人们保障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一项必要支出，那么，保险费的确定必然受到保险标的出险几率的影响。这里说的出险几率的高低，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一定时期内同一类别的被保险标的发生意外事件的次数，又叫出险次数；二是在一定时期内，各次意外事件发生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平均数。基于这样一个原因，计算保险费依据的保险费率必然并主要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即：

同类各个保险标的的保险费之和：同类保险标的的平均出险次数×同类保险标的的平均损失金额

同类各个保险标的保险费之和=同类各个保险标的保险金额之和×保险费率

我们用“R”代表保险费率；

用“L.A”代表保险标的平均损失金额；

用“L.T”代表同类保险标的的平均出险次数；

用“I.A”代表同类各个保险标的的保险金额之和；

概括成数学公式如下：

那么，保险标的的出险率又受哪些因素影响呢？

1.一般说来，首先是行业不同，出险率高低就会不同，费率也不同。比如：海上运输行业比陆上运输行业出险几率要高，所以，海上运输行业的费率就高于陆上运输行业。

2.保险标的的类型不同，出险几率也不一样，费率就会有所差别。比如：汽车和房产，由于汽车在陆上处于快速运行状态，其出险几率大大高于静止状态的房产，所以，汽车险的费率就高于一般财产险的费率。

3.在同类保险标的中，由于用途不一样，出险几率也会差别很大。比如，一座建筑物，如用于居民居住，则管理得好，防范措施比较健全，安全系数就高；如用作餐厅经营，经常明火作业，出险几率相对民房要高，因此保险费率也比较高。

4.基于保险费率的厘订基础是以一定期限计算的，出险几率还受保险期限的影响，所以保险费的多少也会受保险期限的影响。保险期限长，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就多。保险期限短，发生损失的几率相对就少。因此，对于同类业务，同一保户，保险期限长，保险费就多；保险期限短，保险费就少。

5.出险几率还与保险标的所处的地区有关。意外事件的分布虽然十分广泛，但分布区域不同，费率也有所不同。处于意外事件高发地区的，费率就会高一些。例如，军事冲突地区的战争险费率就比一般地区的战争险费率高得多。

6.出险几率还受季节的影响，所以保险费率也会受保险期间的影响。突出表现在货物运输保险上。在船舶保险的航程保险中，如果保险期限正处于意外事件多发季节，保险费率就高，反之则低。

7.出险几率还受保险标的所有者、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保险费也要受保户的影响。保险费是被保险人用于支付意外事件的货币资金。因此，被保险人的保险标的出险率越高，获得的赔款就越多，那么，他支付的保险费也就越高。所以，每当保险业务续保时，保险人针对各个不同的保户分别采取提高保险费率或给予无赔款退费等措施，就是这个道理。

总之，影响保险费率高低变化的因素都是由保险的实质和保险费率的实质所决定的。一句话，谁的保险标的损失率高，谁的保险费率就高；哪类行业出险率高，那种行业的保险费率就高。

认识出险几率是确定保险费的主要依据，对于被保险人来说，会在实际投保中体会到，他向保险机构办理保险，付出的保费少，最终他得到的赔款也少；如果付出的保费多，他最终得到的赔款也多，但保险能够解决他自己根本就解决不了的或难以解决的困难，从而会进一步激发他的保险意识。对于保险人来说，把出险率作为计算保险费的依据，可以比较合理的确定计收保费的多少，更容易使被保险人接受其保费要求，有利自身开展业务活动，发展自己的业务数量。

（二）影响保险费的业务费用因素

保险费是被保险人用于应付意外事件的那部分货币资金，这部分货币资金的多少，首先是受被保险标的出险率高低的影响，这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其次，保险人的业务费用，是处于第二位的影响因素。这是因为，保险公司作为提供特殊服务的独立的法人单位，无论它是互的保险、社会公益性的保险，还是经营性的保险，必须要有具备一定专业能力的工作人员，同时要占用一定的工具，占用一定的房间，支付许多费用等，我们把它统称为业务费用。所以把此项开支列入到保险费中，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因此，营业费用升高，保险费率也会上升；营业费下降，保险费率也就有了可调的空间。

如果说保险费是保险的价格，那么在保险费中，位于第二位的影响因素——业务费用便是构成保险价格的一部分。尽管业务费用高，保险费也高，业务费用低保险费也低，但是，它受到一个客观规律的影响，即按照社会的平均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标准来确定业务费用水平。社会上可以有不同的保险人，各自的业务费用可以不同，但纳入到保险费用中，必须遵循社会的平均要求，否则，就很难被市场接受。换而言之，各保险人在计算这部分费用时，原则上是按照社会的平均值。因此，低于此数的保险人就具有竞争的优势，高于此数的保险人就处于劣势。保险人要想取胜，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将自己的业务费用降低到社会平均数额以下。

（三）其它影响保险费率的因素

1.其它收入对费率的影响

在从事保险业务活动中，保险人还可从中取得其它收入。由于被保险人总是先支付保险费给保险人，取得赔款则是以后的事情，因此保险人在办理保险业务过程中，手中总是持有数额可观的保费及各项准备金，为了使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增值，他可以将其存入银行、或是购买债券、乃至进行实业投资，而得到新的收入，这部分收入的增加，就为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收取较少的保险费创造了条件，即：

保险人的利润=保费收入-赔款-业务费用+其它收入

由于市场上平均利润的作用，所以在现实工作中，保险费率的高低常常与银行利息呈现出十字交叉的运行趋势，即银行升息，保险费下调，银行降息，保险费率则上升，具体运作公式可归纳如下：

保额×原保险费率+保额×原保险费率×可运用资金的平均比例×可运用资金的平均时间×原银行利息率二保额×新保险费率+保额×新保险费率×可运用资金的平均比例×可运用资金的平均时间×新银行利息率

2.市场竞争对费率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同样的资本要求获得同样的利润。因此，当保险需求大于保险供给时，保险费率往往较高，保险经营者也可以因此得到高额利润。高额利润的获得，又推动更多的投资者投资于经营性的保险，使得保险供给与保险需求趋于平衡，从而导致保险费率的下降，费率下降的结果，使得保险的利润下降至平均利润甚至出现亏损，迫使其中的保险人退出市场，供求关系改变后，保险费率又开始回升，由此形成了新的保险费率。随着时间延续，保险费率总是起伏升降，呈正弦曲线式的周期性变化。

三、保险费厘订原则及其变化规律

（一）保险费的厘订原则

现实生活中，保险费的制定往往以费率的形式出现，由保险人提出来，被保险人接受。保险人为什么提出一定费率，而被保险人又可以接受呢？基于我们在保险费的实质开头所述的保险费运行的方式，因此保险费的厘订必然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基本上是：在一个财务核算期内，保险人对某一类别保险业务的运行要求应符合下列公式：

∑保费收入=赔款支出+业务费用支出-其它收入+保险人应获得的利润

在这一公式中，处于基础位置的是赔款支出，赔款支出的多少，决定了该类别保险业务的费率高低，这是由保险费的实质决定了的，其它三项，都是附属因素，尽管它们处于附属地位，但也是不可缺少的，在保险费的确定中，仍然发挥一定的作用。

还应注意，在这个数学公式中，各项内容都是一个可变数字。例如，赔款支出，不仅受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还受保险标的的多少而变化；业务费用，既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变化，还受业务量大小的影响；其它二项也会随市场的变化而发生微变。但是，做为保险人，可根据历史的数据，推算出所需的保费收入，有了保险费总收入的要求，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每个具体保险标的的费率标准，这样算出来的保险费，保险人能予运作，被保险人也能承受。

（二）保险费率的变动规律

1.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收取保险费，是按费率公式计算的，在实际工作中，又是经常变化的。这个变化，都是上述基本公式发挥作用的结果，其主要规律是：

（1）随出险几率、赔付率的高低而变化。出险率高，赔付率高，则费率就高，这是由保险费的本质所决定的。例如汽车是种动态保险标的，出险率相对较高，赔付的总金额较大，所以，汽车的费率就高达1.3％，一般居民住宅是静态财产，出险率及赔付率都较低，所以费率也就低到0.7％0.

（2）随保险业务新旧而变化。新保险业务费率较高，传统业务费率较低。所谓新业务，不是简单地指新造的船舶，新造的飞机，新建的工厂等等。而是指在市场上尚未出现过的新开发的保险业务。例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沿海石油钻井平台的保险业务，在当时就属新的业务，费率较高，而发展到今天，已大大下降。同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造卫星从科学试验转向商业运行时，其卫星的发射保险费率很高，而现行的费率已大大降低。

（3）费率随赔款大案的发生而呈升高的趋势。2001年的9.11事件，给世界保险业带来了大量的赔款。正是因为这次意外事件损失的巨大性，使得不少保险公司都因此次赔款而出现亏损，像世界上闻名遐迩的瑞土再保险公司，2001年亏损了1.65亿瑞土法郎，还有许多的保险公司因此破产，使得以前投资于再保险业的商家纷纷退出市场，迫使政府也不得不把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在1 000亿美元上封顶。

表面上看起来，这次事故，保险公司赔了钱，财务上出现了亏蚀。但是被保险人还要继续从事业务经营活动，社会还要继续再生产，因此保险就要继续进行下去。保险费做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独立的单位或个人为应付意外事件的货币（资金），在他们之间通融使用的一种货币资金运动的形式就会发生作用。保险公司就是根据赔款的多少，重新调整保险费率，不仅把它亏蚀的部分挣出来，而且还要继续取得利润。所以9.11事件后，欧洲保险市场的财产险及营业中断险费率提高了30％—200％，免赔额提高了近10倍。如果连续几年，大赔款减少，被保险人又会提出异议，保险费率还会降下来。

2.保险费率的变动还取决于大数法则的应用。大数法则是保险的一项基本原则，大数法则对费率的影响大致有这样两个：

（1）与业务量的多少有关。对一个具体保险业务而言，业务量少，往往保险费率就高，业务量大，保险费率则会降低。例如，我国的航空保险业务，刚开始时，仅有4架飞机投保，保险费率高达1.4％，现在，仅国航就有600多架飞机投保，尽管保险的范围稍有差异，但费率已降至0.2％左右。可见业务量对费率的影响之大。

如果同一被保险人有大量业务向同一保险人投保，保险人也可以用较低的保险费率承保。这里说的大量保险业务，可以解释为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指，同类标的的业务，如一个大的船队，一个大的机队等等；第二个含义是指，同一被保险人，不同种类标的的保险业务，如一个大型企业，它的货物运输保险、仓储保险、汽车保险、建筑物财产保险等等，都向同一保险人投保，同样也可以取得较低的保费。

社保费率篇6

〔关键词〕社会保障；费改税；拉弗曲线；“范式”选择；阙疑

〔中图分类号〕F0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4-0051-07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企红利征缴比例倍增目标下的国资预算支出民生”（14AGL007）

〔作者简介〕刘义圣，泉州师范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昌健，泉州师范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实习研究员，福建泉州362000。

一、我国社会保障税费改革的“范式”之争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经济工作部门和学术界一直在对社会保障问题展开研究。“费改税”因为涉及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重大转制问题而成为社保改革争论的焦点，诸多学者不拘成说，自出机杼，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一时间聚讼风云，莫衷一是。本文依从文献刊载时间早、影响大的原则，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梳理归纳。

从现有文献看，绝大部分学者都支持开征社会保障税。胡鞍钢（2001）基于人均收入、储蓄率、实际征税率等，认为我国已经具备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基本条件，建议在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尽快开征强制性的、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并就此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1〕贾康（2007）驳斥了关于“费改税”不是国际大趋势的观点，认为我国不应只着眼于国际发展潮流，而应结合具体国情。他强调，对基本养老资金筹集形式进行“费改税”是我国经济社会转轨中促使社保逐步定型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合理取向，应该胸怀全局，出于公心看待这个问题。〔2〕倪才龙（2009）认为我国的经济基础、现实法治环境以及人民的社会保障意识等都足以支持开征社会保障税，同时他还刻意求工、确定无疑地建构了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基本模式、课征方式、计税依据、税率、宽免等基本制度。〔3〕

另一部分认为在社会保障筹资方式上推行费税改革可行但现有条件还未成熟的学者，也实繁有徒，不乏其人。他们提倡实行以税、费并存，以税的形式征收与管理社保筹资的新模式。邓子基（2002）从我国现实社会保障中存在的包括资金缺口，覆盖面窄，人口老龄化以及地域间霄壤之别的社保资金积累等具体问题出发，认为要确定一个统一且适当的税率水平，恐非易事。〔4〕朱智强（2004）表示在税费改革问题上，应持谨言慎行态度，因为一旦费改税后，将致征税成本上升，还会加重税务部门的工作负担；另外改革会削弱传统多部门相互监管的优势，增大社保资金流失的风险。〔5〕薛惠元（2006）认为，尽管社会保障费改税趋势无法扭转，但对现阶段开征社会保障税存疑：首先是费改税到底能否增加强制性；其次质疑费改税如何协调与已经建立起来的统账模式间的矛盾；再者反思费改税如何体现利益分配的公平问题；最后反问是否已经具备改革所需的物质基础和心理基础。〔6〕上述林林总总问题，让人犹疑不决。

明确提出反对将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由费转为税的学者寥寥可数，百不获一。郑功成（2001）认为征税并非一定优于缴费，现阶段费改税还只存于理论研究阶段，究其变数难以预料。故而费改税到底能否改变现有社保困境尚未可知，关键在于应通过立法提高筹资的强制性。他还表示，不能将税与费的差别简单地看成是筹资方式之分，而应视作模式选择问题，此外他强调要多考虑各种现实条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和制约。〔7〕郑秉文（2010）认为，现期社保缴费与未来所受待遇之间的联系是费改税难以逾越的鸿沟，并认为这是不宜费改税最重要的原因。〔8〕我国现行统账结合模式，在社会统筹与个人积累两部分中只有社会统筹适合改成税，但若如此将导致社保缴款的分块化，使制度变得更加复杂，缩减未来进一步改革的空间。而且费改税也不符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老百姓的思想水平，无助于解决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故此事不可急功近利，而应听微决疑。

检索发现，关于我国社会保障税费改革的学术文章俯拾即是，但笔者从众文之中发现不免存在相当数量的跟风现象，一味地追捧税费改革，缺乏学术独立性，从而降低了部分文章的价值，也使税费改革如此浩大的工程在理论准备上仍稍显不敷。再细读部分文章内容，笔者发现在社会保障问题上过多偏向于研究具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西方发达国家，其中很多国家的发展沿革与文化背景着实与我国相去甚远，因此过分夸大这些国家社保制度对我国的借鉴作用，于我国而言并无益处，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保问题研究应该说还不够多。

本文拟从社会保障的拉弗曲线效应及对我国的适用性，以及对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隐忧，格物穷理，阐发幽微，在社会保障税费改革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社会保障的拉弗曲线效应及对我国的适用性

1.拉弗曲线及其对社保筹资的诠释

拉弗曲线亦称“餐桌曲线”，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供给学派”代表人物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旨在解释当时美国经济所面临的“滞涨”困局。拉弗曲线描绘的是税收与税率的关系：税率在一定范围内，政府税收总收入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增加，但超过一定范围，便进入“禁税区”，因税率提高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即过高的税率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使税基减小；通过减税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税基，从而增加税收收入。

图一拉弗曲线图二社保收入-费率曲线

拉弗曲线的一般形状如图一所示，横轴表示税率，自左往右顺次上升，原点处税率为零，税收收入亦为零；当税率达到M时，税收收入达到最高点P；当税率达到百分之百时，理性的经济人会选择闲暇而放弃工作，所以税基为零时不存在税收收入。从拉弗曲线图看出，左部是税率可调区间，在此区间，适当提高税率会增加税收总额；右部阴影部分被称为税率，税率与税收总收入呈反比关系，出现欠费逃费现象，影响税基，触发道德风险。

传统拉弗曲线探讨的是税率变动对税收的影响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拙以为在社会保障缴费问题上仍可利用拉弗曲线的基本原理探讨我国社会保障费率对整个社保收入的影响以及确定最优的社保费率，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保收入，弥补社保资金缺口。

①国务院曾在2014年颁布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并于当年5月1日起施行。

本文假设社保收入与费率曲线为线性函数，I（r）=I0-A・r，其中A・r是当费率为r时对产出的负效应或减少的产出。由于拉弗曲线通过收入和税率曲线之间的关系加以确定，由此可以推出社保缴费收入的关系式：S=r×I（r），即社保收入的拉弗曲线表达式为：S=r×（I0-A・r），由于拉弗曲线是倒“U”型曲线，因此对表达式做数学变换，得S=r×（I0-A・r）=-A（r-I02A）2+I202A，若此，社保收入与费率的关系由拉弗曲线形式确定。结合图二和表达式可以得出，当费率定在（0，I02A）时，处于费率可调区间，社保收入是关于费率的递增函数，随着费率在此区间上升，社保收入会不断增加。反之若费率区间在（I02A，1）时，社保收入是关于费率的递减关系，随着费率的上升，社保收入会不断降低，最终达到理论上的零收入。由此一阶导函数可知，当取r=I02A，S关于r的一阶偏导数为0，最优费率为I02A，此时可以得到社保收入的最大值。但需要指出的是拉弗曲线的最优税率是动态的，会随着外部环境变化而有所改变。

2.拉弗曲线对我国社会保障问题的适用性

在我国，社会保障缴费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具体体现在《社会保险法》第四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有权查询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咨询等相关服务。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也明文规定，社会保险是国家强制性要求购买的一种保险，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和社会保险制度，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的目的是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享受保险待遇。此外，《社会保险法》《劳动法》条例中明确表示，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其国家强制性特点不言而喻。如此看来，社保缴费只要一旦上升到法律层面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便难以将具有公法属性的社保费与普通私法属性的各类费等价齐观；也意味着我国社会保障费在征缴力度上已经具有和税类似的强制性。据此推导拉弗曲线在税收领域的适用性问题无需赘言，将其援用至我国社会保障缴费领域应该顺理成章。

我们通过一些具体数字亦可佐证拉弗曲线对于社会保障缴费的适用性。刚刚出炉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各地适当降低社保缴费率，而目前社保缴费占企业用工成本的四成左右，社保费率之高一直是企业难以承受之痛，企业为此不敢大量招工，也不愿意为员工加工资，“惜工如金”，以至于进一步压榨现有员工。此类现象无不表明，社保缴费比例对员工工资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以占比最重的养老保险为例，数据显示，企业缴费率的提高对员工工资和企业雇佣人数都存在较大挤出效应，具体为缴费率每提高1%，员工工资被挤占06%；同时对雇佣人数影响达08%，其雇佣减少比例在劳动密集型和低工资型企业中的效应更为明显。为此有的地区已开始改革试点。如上海社保缴费最新政策调整涉及了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总体费率下降25%，预计2016年全年由此一项可为企业减负约135亿元。社保缴费率的适当降低从近期看是社保整体收入减少，但从长远来看，社保费率降低符合供给侧改革大势，能够充分释放企业活力，提升居民消费信心，长此以往，社会保障覆盖面与缴费基数必然得到显著提升，社保总收入也会稳步增加。

三、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现实条件及隐忧

1.社会保障费改税缺乏法制基石

一方面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法制中除对残疾人、妇女、儿童以及老年人权益等方面颁布了相应法律之外，有关社会救助等法律至今尚未建立健全①；另一方面我国社保统筹层次还很低，至上而下的各级人大乃至政府部门在有关社会保障方面所颁布的法规、政策繁多杂乱，且与社保有关联的法律或法规政策间缺乏协调呼应，常现顾此失彼之弊，尽显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运行机制存在着先天不足，故在法律准备工作未完备之前， 新税政策仓促出台的后果可能十分难堪。“未曾出土先有节”，只有建立在健全法制之上的规范化社保资金筹集形式尤可期，能够保证资金使用和管理的高效运转。

2.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对费改税的制约

刘易斯（A.Lewis，1954）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结构问题之所在，我国城乡之间在某些领域还存在明显的势差，费改税因为涉及的因素错综复杂，首先应适应“二元经济结构”现实。就征税问题上农村与城市相比可谓泾清渭浊。“传统”问题包括目前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其流动性较大，工作跨度大，薪酬不稳定，且农村劳动力无薪资，致使城镇和农村的纳税人范围界定、税率确定以及税基等经纬万端，漫无头绪。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问题又随之而来，如城市中兴起的各种新型自由职业，还有居民收入来源日趋多元等一系列问题都为社保税的开征造成莫大难题。况且在中央政府已经免除农业税和新农合参保率已接近百分之百卫生部农村卫生司司长杨青表示，2011年，全国参加新农合人数为832亿人，参合率超过97%，全年受益1315亿人次。的大背景下推行费改税显得于情不合、于理不通。此外，农业生产特殊性、农民收入水平较低以及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失地农民的存在等问题，都降低了向农民征收社保税的现实性。

3.开征社会保障税或使政府陷入两难

首先是与已经参与社保的民众利益冲突。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缴费采取的是包括五险等在内的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结合的混合模式。个人账户根据个人实际情况缴纳，实行完全基金积累，而社会统筹带有政府的救济性质，实行现收现付。亦即，缴费模式的本质体现个人储蓄与政府救济有机结合，核心账户仍是个人。社保缴费的目的在于充实个人账户，一旦施行费改税，便将个人账户积累全盘化作公共积累，这样一来，因为牺牲了民众利益必将遭致强烈异议。若要费改税，也只可对社会统筹施以变动；对个人账户的财富则万不可侵犯，如此，又会加大社会保障碎片化问题。我国目前阶段建立社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强化缴费与待遇之间的必然联系，这个原则不能轻易动摇。政府希望通过社会保障促进公平，但若在此问题上处理不妥则反会拉大不公平现象。

其次是政府将兜底社会保障责任。目前社会保障制度采取的是由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共同承担方式，此制度下政府财政负担相对较轻。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政府承担社保费用占财政收入的10%左右，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一旦实行费改税，意味着完全将政府推向前台，承担社会保障的无限责任。一字之差，改变的却是社保制度的根本属性，如此一来，政府税收将成为社保资金唯一来源。而从国家财力考量，2016年中央财政拟安排218万亿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6年拟安排218万亿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在财政赤字率进一步提高的背景下，如果让国家财政兜底社会保障责任，难免不对其能力提出质疑。其实任何片面强调国家责任而忽视社会作用和个人参与的改革，最终都将不是彻上彻下的改革。

四、关于社会保障税费改革进路的再省思

1.拉弗曲线效应启示：合理确定社会保障水平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是社保资金缺口加大，这是关乎我国社保体系能否建立长效机制的重要一环。据《世界社会保障报告（2010―2011）》本书全称《世界社会保障报告（2010一2011）――危机期间和后危机时代的社会保障覆盖》，由国际劳工组织于2010年，是第一本系统性介绍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发展情况的报告。，我国单位和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率之和在40%左右，远超国际公认的20%预警线，显然已处在“禁税区”之内。在目前我国企业利润每况愈下大背景下，企业或将想方设法地逃避缴费，或尽量不加入社保，以期降低成本；另一方面，高昂的社保费将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就业形势恶化。根据拉弗曲线效应，必须合理地确定社会保障水平。

首先应保护费源，扩大费基。费源是社保的根基，费基是征收的对象。在经济类问题中，我们通常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于将“蛋糕”做大，即量的扩增，增加费源和费基是最合乎常理的做法。造成目前我国社保资金缺口的一个很大原因在于老百姓的参与度不高，实际缴费人口太少，而较少的缴费人数不足以撑起我国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从拉弗曲线效应容易得出一个启示：政府需要在税源税基问题上进行制度改善，延迟退休年龄的做法应该说契合了这一点。未来我国将逐步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①，预估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这为解决社保资金缺口问题提出了较为可行的措施。

其次应制定适当的费率以促进社保收入提高，充实社保基金。理论上税制设计应在税入与税率之间寻找平衡点。引申到费率问题上，应当在考虑获取更多社保收入的同时，兼顾费率变动对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影响，毕竟，社会保障的宗旨在于保障百姓幸福。降低费率既保护了缴费人的利益，也会大大提高普通老百姓的缴费积极性，让费率进入合理区间，最终增加社保总收入，一举多得。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正由以往单一强调扩大内需转向同时兼顾优化供给结构改革刺激经济增长。中央在供给侧结构改革方向发力的一个重要措施便是为企业减负，减负方式包括降低原材料供应价格、降低审批成本、为企业减税等。我国社保缴费制度中的缴费主体是企业和个人，养老保险缴费办法是企业缴工人工资收入的20%，个人缴8%。单从这一项即可窥探企业成本中所承缴的社保费用是相当大的，因此从长期经济发展形势来看，这部分缴费比例应适度降低，以契合供给侧改革新趋势。同时费率设计不能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而要结合实际，在现有缴费制度基础上不断调试和完善。

①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旨在通过较为缓慢稳妥的方式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尽量降低因退休政策调整给社会成员带来的影响。

第三应设计合理的社保缴费政策。目前我国社会保障采取五险形式，每种保险缴纳方式与缴纳比例不尽相同，另外地域间流动社保账户的便携性较差，所得效益未被广大老百姓完全知悉，这对社会保障缴费政策的制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协调各种保险间的缴费比例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很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此外，社保缴费群体多为工薪阶层，他们有较为稳定的收入，因此征收过程较为简易；而其他一些具有非工资收入的群体由于收入来源广泛、复杂，征缴机构难以对收入信息悉数掌握，往往容易出现漏缴逃费等情况，社保统筹效应因此将大打折扣，公平性也必遭受质疑。所以，政策的制定必须本着公平原则惠及全体大众。

2.社会保障税目前并不符合我国国情

到底是社会保障费还是税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国情，需要首先厘清税与费的差异。税费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征收主体不同，法律效力不同，两者的性质也有很大差异。税的征税主体主要是国家税务机关，包括国税、地税和海关，所收款项统一上交财政，并纳入政府预算；而费的征缴部门十分繁多，众多的政府职能部门甚至事业单位都具有收费权利，并且每种费都有其特定用途。在法律效力上，税是由法律规定的，具有强制性；费是由政府部门制定实施的，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性质上，税收还具有无偿性和固定性；而费则具有有偿性和可调性。

从目前国际形势来看，世界上大部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都是采取缴税形式。但在此必须澄清一个观念，某些国家的社会保障税其实并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税，其本质类似于我国社会保障费。从其他一些国家社会保障改革过程来看，费改税并非改革重点，而是突出强调了将现收现付的传统模式转变为更合理的积累制模式。从改革思路分析，若我国采取社会保障由费到税的改革，将由目前的社会保障转变为国家保障模式，从而责任主体也将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从国外的改革趋势不难探出，他们恰是在由传统的国家保障转变为社会保障模式。对比分析，若一味地推崇费改税，确有弄巧成拙之嫌。

所以，社会保障缴费方式改革应当有两个方向，一是立足现有缴费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二是由缴费模式转变为税收模式，无论税费，都有其合理性。笔者以为，现有缴费模式确有不足，改革势在必行，但具体选择何种模式实得斟酌。就目前国情来看，此时若推行费税改革，无疑会增加改革的难度和成本。首先体现在社保部门与税务机关间的制度成本上。我国现行社保缴费主体既有社保部门也有税务机关，但税务机关承担的只是代收角色，故而无需承担较大责任，主体责任仍由社保机构或者政府最后统揽。一旦实施税费改革，征收主体全由税务机关负责，其所承担之责任必然增加。其次，我国国情较为复杂，社会保障的缴费模式赋予了社会保障在制定法规政策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而税收强制性特征反而会抹杀这种人性化特征。再者，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未变，经济发展仍离不了外资的推动。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往往会以免缴社会保障费为优惠政策提高吸引力，进而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经济发展。但若推行社会保障税形式，税收被以法律形式确定，减税政策便属于违法行为，其间取舍，必然是需要考量的问题。

3.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应纳入法治轨道

当下对社保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填补社保资金缺口以及建立长效且惠及全体人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社保制度的碎片化特征明显，不同地区制定的社保政策、规定必然缺乏全局性和科学性，整合社会保障体系将是一个必经阶段。德国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初期也面临着与我国类似的碎片化问题，后来经过相关的立法改革，将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保障体制。推进我国社保立法工作显得刻不容缓，应尽快制定《社会保障法》，为社会保障税费改革奠定坚实基础。当前我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法制化国家建设。法制建设的前提就是有法可依，建立精细的法律规范，如此才可于法有据，有章可循，才可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若将来需要开征社会保障税，税收必然纳入法制轨道，而保障法仍是最重要的一环。只有立法工作与征缴模式协同，才能实现最大社会效益，不应有所偏废。

①拔鹅毛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Kolebe）提出，他把征税形象地比喻为“如何拔最多的鹅毛，听到最少的鹅叫”的行为。

拙以为现行条件不具备立即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基础，但可为将来开征社会保障税做部分的前期衔接准备。例如，社会保障费目前是由社保部门和税务机关共同征缴，这种方式存在着多方收费、多方管理的弊病，可大胆尝试由税务机关统一代收社会保障费，并适时逐渐地将社保基金纳入财政预算之中，为将来可能开征社会保障税做一些准备。同时国家应加强税法等相关宣传，提高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强化普通百姓的纳税人意识。税务部门也要加强征税方式选择，征税就是拔鹅毛①，但以何种方式拔下更多的毛，同时减少鹅的痛苦是一门艺术，税务部门需得修炼。

4.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市场与个体的关系

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有三个重要部分，分别是政府、市场与个体。谈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根据国外的发展沿革，社会保障曾历经三个阶段，分别是政府全面干预阶段，以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的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国家干预思想为代表；第二阶段是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货币学派为代表的市场调节理论阶段；第三阶段则是两种机制协同阶段。政府干预有其积极的影响，包括制定社会保障相关规划并付诸实施，通过财政支出充实社保资金，再者政府享有立法权以及对法律的监督权。但同时政府的干预又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效应，主要在于政府行为的统一性、强制性和稳定性会让资源配置缺乏效率，进而引发不公平现象，这恰恰是市场的优势所在。市场是目前在资源配置上最高效的手段；但市场由于其本身的盲目性，容易造成失灵，继而产生道德风险。由此可见，两者各有利弊，最佳选择就是促使两者协同，发挥各自优势，政府在制定具体干预形式和干预程度时，需要与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相匹配，确保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更为合理高效。

政府与个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始终是一种博弈关系。政府与个体在权利与义务上是单向性的关系，公民是权利主体，政府是义务主体。例如政府在实行社会救助时，为避免政府养懒汉的情况出现，会要求受救助者从事一定的公益劳动或者社会劳动，这即是两者博弈的体现。此外，若未来推行社保税政策，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博弈，政府方面会制定各种严厉政策，确保征缴工作高效和征收资金足额，但由于工资收入管理不规范，会给纳税人以可钻之空，比如少缴社保税、拖欠等。为避免政府与个体博弈带来的负面效应，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纳税人的实际权益，本着有益于纳税人的角度，充分调动纳税人的积极性，让这种博弈的负面效应最小，以期获得以纳税人权益为基础的归一。

五、结语

任何一项改革要取得成功必然少不了扎实的理论支撑作为保障。翻阅相关文献资料显示，关于我国社会保障税费改革的学术文章俯拾即是，但笔者从众文之中发现不免存在相当数量的跟风现象，一味地追捧税费改革，缺乏学术独立性的现象降低了部分文章的实用价值，也使税费改革如此浩大的工程在理论准备上仍稍显不敷。再细读部分文章内容时，笔者发现，在社会保障问题上过多文章偏向于研究具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中有很多其发展沿革与文化背景着实与我国相去甚远，过分夸大这些国家社保制度对我国的借鉴作用，于我国而言并无益处，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保问题研究还不够丰富。鉴于此，拙以为，是否应将目光适当投向亚洲特别是与中国近邻的具有较为成熟社保制度的国家，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与我国有类似的文化背景和理念。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我国一样都较为重视社会保障中家庭所起的作用，传统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模式以及家庭所承担的责任对社会保障体系所起的积极作用无疑是从欧美国家借鉴不了的经验。因此现有理论犹不足矣支持推行税费改革，各家之言仍需再论。

部分观点对社会保障费改税之后能增强其强制性自信不疑，但笔者对此提出两点疑义。一者，对税能提高资金征收的强制性抱审慎怀疑态度。一般而言，税的强制性的确会比费更高，因此有人认为征税可大大减少社保缴费的逃费现象。但就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论及缴税我们绕不开的话题就是逃税问题，既然逃费逃税现象还存在，那么对于大费周章的费税改革的收效就不得不提出笔者的质疑。二者，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很多都是以国务院行政法规形式颁布的，鉴于我国国情，在我国法律体系还未完善的进程中，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不是法律，而是行政法规，属于规范性文件，但具有法律文件性质，在实施过程中与法律效力一致，社保的缴费亦是此情况。所以，既然社保缴费政策已经具有法律文件性质，费改税后，以正式法律条令确定下来，两种条令之间的效力会有多大差别，还不得而知。

涉及有关社会保障费税改革中的详细内容时，我们无法回避一些难以确定的因素，包括哪些人应当被纳入征税范围，是否还会存在政府机构职员、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和其他职业者相区别的情况，是否要和其他税收采取相同的征收形式，征税客体是单一工资薪金还是包括其他财产性收入，是对社会保障范围内的某一部分征税，还是对整体征税，都是需要再细细斟酌、深谋远虑的。

总之，对于改革模式的选择应遵循几点原则，首先是由简及难推行改革，使改革的进程更加顺畅。其次应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具体实际之间的关系，切不可鼓吹纸上谈兵之计。最后改革应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造福更多的普通百姓。真正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群众诚心拥护的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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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薛惠元.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费改税的质疑〔J〕.财会月刊，2006（8）.

社保费率篇7

    为了监控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深化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精神，我们研究制定了《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审批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各地在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系。

                           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审批办法

    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的规定，为把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以下简称费率）控制在一定的水平，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深化改革，保证养老保险统一制度的顺利实施，特制定本办法。

    一、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已实行统一费率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员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现行企业费率确需超过工资总额20%的，需报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批准；现行企业费率在20%及以下的，不履行报批手续，但不得以统一制度为由提高企业费率；如果今后调整企业费率需超过20%的，应报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审批。

    二、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尚未统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其所辖地、市、州（包括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企业费率已超过工资总额20%的，须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备案；目前企业费率未超过20%的，但今后调整费率时需超过20%的，亦应照此程序审批。

    三、省辖地、市、州未实行统一的企业费率，其所辖县（市）、区确定或今后调整企业费率需超过20%的，其报批程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

    四、凡需报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首先应把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统一到工资总额的口径上来，并对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率进行认真的测算，在此基础上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提出报告，并附费率测算资料（见附表一、二）和控制费率计划。控制费率计划应是书面报告，内容包括：依据测算结果，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未来3年之内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提出年度控制指标和有关措施，如扩大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个人缴费比例，严格控制职工提前退休，控制基本养老保险金待遇水平，认真核实缴费工资，提高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缴率等。测算资料要与上年末的有关统计报表、财务报表口径相一致。

社保费率篇8

一、社会保险费征缴存在的主要问题

社会保险费征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外乎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缺失；另一是执行不力。就制度方面而言，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是由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制而来，这其中涉及到新旧体制的衔接、过渡等问题，想一步到位很困难，因此有些制度的规范要晚于实际：就执行方面而言，由于执法力度不够，加之缴费人员情况复杂，问题就此产生。具体而言，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一)少缴、欠缴社会保险费现象普遍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费不是以税收的形式筹集，而是以缴费的形式筹集，在征收力度上明显偏弱，企业少缴、欠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况比较普遍。近年来，社会保险费的收缴率虽然有所提高，但总的情况并不乐观。

少缴、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主体既有企业，也有个人。企业中主要是一些小型企业(也有少量大、中型企业)，它们规模小，会计制度不健全，加之经常变换经营场所，税务部门稽查管理难度大，造成拖欠社会保险费。他们采取多种手法，达到少缴费或不缴费的目的。例如：有些小企业(其企业所得税实行定率征收，如沈阳市)为了少缴费，尽量少报缴费工资基数，争取按最低标准(该地区上年在职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缴费：还有一些企业，为了少缴费，少报参保人数，不给农民工、临时工等缴纳社会保险费。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企业累计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436亿元，全国千万元以上的欠缴企业177户，累计欠费45亿元。少缴、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个人则一般为个体户、自由职业者、低收入者、已经建立养老保险地区的农村人口等等。

(二)社会保险费征缴制度不完善

1、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够广泛

近几年，各省市不同程度地扩大了社会保险的征缴范围，如福建等省市把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征缴范围：把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征缴范围。2005年，政府统一了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政策。然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均不在养老保险范围之内，占全国人口55.1％以上的农村人口，基本上只能靠土地和家庭养老，仍游离于社会保险体系之外，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仍然不够广泛。

2、社会保险缴费率过高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社会保障缴费率不能超过工资的25％，目前，我国企业社会保险综合费率为39％。远远超过了警戒线。如此高的缴费率，加大了企业的劳动成本，削弱了相关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那些新成立的中小企业，它们的生产经营刚刚起步。资金非常紧缺，如果再按高费率来缴纳社会保险费，会使它们不堪重负、举步维艰。所以现行的社会保险高缴费率是导致企业缴费能力不足，少缴、欠缴社会保险费的原因之一。

3、社会保险费征管权限不统一

按照《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可以是税务机关，也可以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但是，《条例》又规定，社会保险登记与申报费额的核定必须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多数省份规定社会保险费由地方税务局，但社会保险登记与申报费额则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这就出现了征管权限不统一的情况，造成地税机关征缴社会保险费的责权分离，不利于社会保险费依法按时足额征缴。

(三)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不高，灵活就业者异地续保衔接困难

目前部分省份的社会保险仍以县级统筹为主，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不高，各地区的工资水平和征缴标准不统一，社会保险的统筹部分缺少全国统一的转续办法，灵活就业者异地续保衔接困难。目前全国范围内的人才流动非常普遍、非常频繁，但这些人的人事档案却不得不留在原来居住的城市，社会保险关系也留在原地，对于居住地来讲，由于人不在本地，无法征收社会保险费，而对于新去的工作地来讲，由于社会保险没有实现全国统筹，也无法在工作地续保，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四)社会保险费征缴力度不强

筹集社会保险资金可以采取两种形式，即征税和收费。这两种形式比较而言，在征缴力度上是不同的，征税的力度明显强于收费。根据我国《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当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时，税务机关可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限期缴纳、申请税收保全、加罚滞纳金、甚至追究法律责任等，而收费则不能按此行事。目前，我国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靠缴费而不是征税，这就使征缴力度大打折扣。有些企业和单位，明知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是不对的，但依然我行我素，因为这没违法。而属于违规。

(五)社会保险费征缴各相关部门之间信息不畅

征缴社会保险费是一项综合工作，它涉及到许多部门，这就要求必须做好这些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工作。目前，由于地税、劳动保障、财政、银行等部门之间信息系统各自独立，致使社会保险费征缴的数据信息不完全、不畅通，资源不能共享，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而且降低了征收效率。

二、强化社会保险费征缴的对策

社会保险缴费是社会保险活动的起点，如果没有社会保险缴费，就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资金，也就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险津贴，社会保险制度所具有的保障功能就不能落到实处。为此，应从以下方面入手，解决社会保险费征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完善社会保险费征缴制度

完善社会保险费征缴制度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不能从制度上进行理顺、规范，则执行的再好也会有许多漏洞。

1、扩大社会保险费的征收范围，适度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扩大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将所有企业、个体工商户、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职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纳入参保范围，并积极推进农村社会保险体制建设。对于农民可以采用优惠费率，并以自愿为原则参加社会保险，逐步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险问题。同时。适度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减轻企业负担，这样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而且有利于社会保障的持续稳

定发展。另外，对于企业缴纳的社会统筹部分，其费率可以借鉴增值税，把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可以适用较低费率，适度减轻其负担，提高其缴费能力：对于个人缴纳部分，费率可以一致。以企业负担不超过工资总额的25％，个人负担不超过工资总额的10％为宜。

2、完善相关法规，科学合理地划分责权

科学合理地划分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责，确立“地税征收、财政监督、社保发放”的社会保险基金征管体制。具体而言：明确规定地税机关为社会保险费的唯一征收主体，并将社会保险登记与申报费额的核定权限也授予地税机关，从而使税务机关在征收社会保险费时，能获得完整的执法权限：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劳动保障部门负责社会保险方面的政策制定和解释、个人账户的记录和管理、社会保险待遇的审查和发放、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财政部门负责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社会保障预算审查。这样，明确了责任，理顺了征管程序，工作效率自然提高。

(二)加快社会保险“费改税”的步伐

目前，以行政收费方式筹集社会保险基金，征收管理手段缺乏刚性，是社会保险费征缴困难的根源所在。所以，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保险费的“费改税”步伐，尽快开征社会保险税，将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纳入法制化轨道，发挥税收的刚性作用。开征社会保险税后，税务部门征收社会保险税顺理成章，名正言顺，可以充分运用税务部门的联网优势，形成覆盖全国的征收系统，税务、财政、银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之间的信息资源亦可共享。加之各地区的税务机构健全。税务人员征税经验丰富以及严密的税源监控制度都能为社会保险税的及时、足额征缴提供保证。

(三)加速社会保险全国统筹的进程

提高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实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全国统筹，这是做到“应保尽保”的关键所在，也是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最终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分为三步走：首先。建立省级调剂基金制度。对于尚未建立省级统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必须先建立起省级调剂基金，各省级政府通过纵向转移和市县之间的横向转移相结合的办法实现省及省内市县之间的基金余缺调剂。此时，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才流动而造成的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困难依然存在。其次，建立省级统筹。在市县统筹之后，待时机成熟时实现省级统筹，在此基础上，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转续办法。对于社会统筹部分可以根据各地区的工资标准，制定一个转移系数。然后，国家根据具体状况进行基金余缺的调剂，个人账户部分可以随人走。在社会保险的社会统筹部分和个人账户基本矛盾得以缓解后，由社会统筹层次导致漏缴、欠缴问题基本解决。最后，实现全国统筹。在这一阶段，技术层面的问题已全部解决。

(四)利用现代化手段，保障社会保险各部门、各地区的信息畅通

在社会保险费征缴过程中，应全面采用现代化的征管手段，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抓好信息平台建设，形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既可以使社会保障各部门之间信息畅达，也可以使不同地区之间的信息传递更快捷、更方便。提高征缴效率。这就要求税务、财政、银行、劳动和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系统兼容。资源共享。这样才有利于对企业(尤其是私营的中小企业)用工情况、缴费基数、缴费时间等进行全面监督，切实保证社会保险费的足额、到位。

社保费率篇9

关键词：社会保险费；双重征缴体制；激励机制和惩处机制

中图分类号：C97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3-0113-03

一、社会保险费的概念界定

社会保险费是指在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过程中，雇员和雇主按照规定的基数和费率，在一定期限内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缴纳的费用，它是社会保险基金的最主要来源。也可以认为社会保险费是社会保险的保险人（国家）为了承担法定的社会保险责任，而向被保险人（雇员和雇主）收缴的费用。

二、我国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现状

1.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

社会保险费的征缴过程包括多个环节，即登记、审核、征缴、追收欠款、划拨财政账户和记账等。

根据1999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机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可以由税务机关征缴，也可以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缴。2010年10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仍没有明确规定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机构，只是笼统地提到“社会保险费实行统一征缴，实施步骤和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立法上的欠缺，也就导致了我国的社会保险费“双重征缴”体制的持续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征缴主体的混乱。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模式大致可以细分为三类[1]：社保部门独立征收体制，社保部门核定、地税部门征收体制以及税务机关独立征收体制。其中，后面两种实质上都是由税务机关负责保费的征缴工作，区别在于是还是独立征收。

（1）社保部门独立征收体制。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征缴的体制主要采取的就是这种全权负责征收模式。这种模式下，社会保险费的核定、征收、管理、检查和处罚等全部事务完全由劳动部门负责。在我国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初期，普遍实行的是这种征收体制，目前仍有部分地区保留这一模式。

（2）社保部门核定、地税部门征收的征收体制。这种模式是指由社保部门负责社会保险费的核定，由地税机关进行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即社会保险费的审核和征收相分离的体制。换句话说就是社保部门委托地方税务机关社会保险费，两个部门都不能独立完成保费的征缴，而要相互合作。从采取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的各省市的情况来看，大部分采取的都是这种征缴体制。

（3）税务机关独立征收体制。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独立负责制相对应的，税务机关全责征收是指社会保险费从核定到监督检查的全部职责都由其完成并承担责任，而社保部门只负责社会保险费用的登记、记账以及基金的发放等环节。

从统计情况来看，社会保险费完全由社保经办机构独立征缴的有15个省份，以及大连、深圳和青岛3个计划单列市，由税务机关征缴的有20个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2]。可见由税务机关征缴的模式占到2/3的比例。

另外，由社会保险险种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险共有五大险种，即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与之相对应的我国的社会保险费也分为五个类别，分别征收，即我国征收的是分类的社会保险费，而不是综合保险费。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税务机关一体征收，现实操作中，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也是由社保经办机构征收的[3]。

2.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方式

我国的社会保险经费的征收最早可追溯至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其中规定的“劳动保险金”即今天所谓的社会保险经费。虽然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发展，对于社会保险经费的征收的各个方面也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与探索，但在本质上我国仍然以“费”的形式进行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而没有开征社会保险税。

具体来说，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比例保险费制和均等保险费制。

（1）比例保险费制

比例保险费制是以被保险人的工资收入为标准，按照一定的比率计收保险费。鉴于社会保险的最基本目的是当被保险人发生风险事故时给予其一定补偿，以维持其基本的生活需要，所以其缴纳的保费及给付的标准都必须以其平时的收入为标准，按照相应的比例计算。与工资挂钩的保费计算方式，有利于维持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也是社会保险公共性的体现。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与工资直接相关联的保费计算方式本质上增加了劳动力的成本，而可能引起资本驱逐劳动力的现象，导致失业的增加。

（2）均等保险费制

不同于比例保险费制，根据工资征收不同的保险费，均等保险费制则与被保险人的工资无关，对于保险人征收等额的保险费。显而易见，这种制度计算简便，易于实施，管理和运行成本都较低，对管理技术要求也不高。但其在公平方面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由于不分人群地征收统一数额的社会保险费，必然会在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产生不同的效应，而削弱了通过社会保险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功能，扭曲了社会保险的公共性本质。

3.社会保险费征收的激励与惩处

首先，社会保险费征收的激励机制。纵观我国社会保险费的征收规定和各地方的征收办法，激励机制普遍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各项社会保险费的征收规定中最明显地体现激励倾向政策的，是国务院在2009年9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中规定：“地方政府……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可给予适当的鼓励，具体标准和办法由省（区、市）人民政府确定。”除此以外，较难找到关于保费征收方面的激励政策。

不仅对于保费的征缴缺乏必要的激励措施，我国的社会保险费率也相对较高。国际劳工组织经研究将25%列为社会保险费缴费率的警戒线，即社会保险费率不能超过工资的25%，我国单单一项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缴费率就达到了20%，部分省份甚至高于这一比率，综合费率将达到30%以上。由此可以看出，在解决社保基金短缺压力时，我国的保费缴费率不仅没有提高的空间，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对企业和个人来说，负担也是十分沉重。过高的缴费率必然会导致缴费主体缴费积极性的降低，甚至产生消极的抵触情绪，而影响我国社会保险费的有效及时足额征收。

其次，社会保险费的惩处机制。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规定，劳动部门对企业登记、申报等方面的违规行为具有处罚权。限于条例颁布时政策环境的限制，其中并没有赋予地方税务机关以相应的权力，而仅规定了在负有缴费义务的企业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和滞纳金的，在经催缴后逾期仍不缴纳的，由劳动或地税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征缴。

虽然2001年新出台了《税收征管法》，但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险经费仍以“费”的形式征收，同时由税务机关征收的体制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起来，新法也没有对社保费征收过程中的拒缴、少缴或拖欠等违规行为，作出具体有效的规定。

三、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存在的问题

1.立法滞后，社会保险费的征缴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

依法行政的前提是有法可依，所依之法必须是良法，且是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政策法规。然而，时至今日，在社会保险费征收方面依据最多的仍是1999年出台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2010年新颁布的《社会保险法》在保费的征收方面仍属于提纲挈领式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除此以外，各地在具体经办过程中，依据的就是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和文件。立法上的欠缺，尤其是高层次的法律文件的缺失，必然会影响征缴的质量和效率。同时法律层面上关于惩处规定的欠缺，也会导致处罚的威慑力和力度不足，而不能达到约束违规行为的效果。

2.保费征缴体制不统一，不利于统筹管理

“双重征缴体制”是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的最大特点，也正是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社保费用征缴的混乱和效率的低下。两种征缴体制并存，不仅引发了“费税之争”，也造成了征收过程中的权责不明。尤其是在由社保部门审核、地方税务机关代为征收的征收模式中，权责不明的现象尤为明显。在这种模式下，社保部门和税务部门都不能独立完成保费的征缴工作，在整个征缴环节最多涉及三方主体——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地方税务机关，这种多头管理的模式，势必造成责任不清、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推诿，问责困难。

同时，这种多部门共同负责的模式，也易造成操作层面上的低效率。不仅不利于参保人员的缴费，也增加了管理的成本和操作失误的概率。

3.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

根据《社会保险费暂行条例》的规定，全国社会保险费征缴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由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区的社会保险费征缴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由于社会保险费征缴包含从核定到欠费追缴，甚至划拨发放多个环节，在整个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多个部门，也就意味着同管理过程相关的社保部门、财政部门等多个部门具有监管责任，同时，专门的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管责任自然也不能免除。但事实上，这种共同监管模式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信息不畅通，不仅会影响效率，还会造成监管的职责交叉重复，造成资源的浪费，而弱化了监察的效果。

4.激励机制和惩处机制不完善

激励机制对政策的执行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受到行政人员的重视，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所产生的正外部效应是不容忽视的。而针对违规行为所作出的处罚规定，也是一项完整的政策体制所不能缺少的部分。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缴体制中，激励机制和惩处机制都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仅有的规定也过于陈旧，而未能与制度的改革与时俱进，从而丧失了作为配套措施本应发挥的正效应。

四、完善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的构想和建议

1.完善立法，实现有法可依

以《社会保险法》为依据，在中央层面修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或出台更高层次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并统一社会保险费征缴方面的各项规定，并尽快制定与之相配套的系列条例和文件，保证社会保险费征缴的法治化和规范化。进一步健全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必然要求。

2.尽可能地理顺和规范现行征缴体制，逐步过渡到社保部门完全负责的征收体制

对于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的争论，从根源上离不开社会保险经费的“税费之争”。二者各有利弊，但从目前我国社会保险发展的现状来看，笔者认为我国开征社会保险税的时机尚未成熟。体现在社会保险费的征缴上也就意味着不能将征缴模式完全过渡到由税务机关负责的模式。社会保障部门征缴社会保险费是有着显然的优势的，简单而言，征缴社保费是其主要职能职业，工作人员热情较高，同时对于专业法规较为熟悉等，都有利于征收的效率。相比之下，对于税务部门来说，社会保险费意味着为其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如果没有一定的可实现的利益的存在，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地完成工作任务的。除此，将社保部门的本职工作转移到税务机关，不利于政府工作人员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会增加额外的行政成本，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倾向于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现状的前提下，逐步过渡到由社保部门完全征收的征缴模式。

3.建立完善的监管稽查机制

坚持经常性监督、全过程监督和体制内外监督并存的综合监督机制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费征缴的监督机制。

首先，坚持经常性监督。社保行政部门、经办机构以及各监督部门要各司其职，将对保费征缴的监督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其次，要对社会保险费的征缴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将监管贯穿于整个征缴活动中，坚持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第三，不仅要发挥体制内各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还要充分发挥体制外主体（如社会舆论监督、被保险人监督等）的监督作用，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

4.制定合理有效的激励和惩处机制

基于“理性经纪人”的假设，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具有自利性，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其行为选择的根本目的。因此合理适当的激励机制将会有助于企业和个人作出对政策有正向效应的选择行为。因此，对企业或个人的缴费给予一定限度内的激励，不仅会减少征收工作的阻力，同时还会增加企业和个人对社会政策的认同感，从而提高其缴费的自觉性。

除此以外，鉴于我国目前缴费率过高的情况，适当调整缴费水平，通过严格的测算，确定科学合理的缴费比率也是势在必行的。

除了给予正面的鼓励以外，当违规行为发生时，也要有相应的惩处机制予以惩罚，同时起到一定的警示和威慑的作用。这也是维持公共政策执行力的必要保证。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在“双重征缴体制”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前提下，要赋予地方税务机关与其担负的征缴权力相适应的惩处权力，从而保证其权力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同时，对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应在《刑法》中加以规定，使其上升到犯罪的层面，增强约束的威慑性。

总之，在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的设计中，要坚持事前的激励和事后的惩处相结合的原则，完善影响主体制度效用发挥的各项配套措施。

参考文献：

[1]陈燕超,郑宏.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10，（4）.

[2]张晓蒙.中国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1，（8）.

[3]袁圣韵乐.论我国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模式[J].理论界，2010，（9）.

[4]刘军强.资源、激励与部门利益：中国社会保险征缴体制的纵贯研究（1999—2008）[J].中国社会科学，2011，（3）.

社保费率篇10

一、允许困难企业在一定期限内缓缴社会保险费

1、各统筹地区在确保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支付、社会保险基金不出现缺口的前提下，可允许暂时无力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缓缴执行期为2009年之内，缓缴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

2、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可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缓缴社会保险费的申请，经统筹地区劳动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核并报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失业保险费的缓缴办法仍按《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执行。

3、经核准缓缴社会保险费的困难企业，应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签订缓缴及补缴社会保险费的协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要求企业提供担保、抵押。

4、经核准缓缴期间，困难企业应继续按规定申报应缴的社会保险费，企业和职工缴费年限连续计算。在核准缓缴期间，发生职工流动、退休、死亡的，该职工欠缴部分应由企业和职工补齐。

5、困难企业经核准缓缴的社会保险费不计收滞纳金。

二、阶段性降低四项社会保险费率

6、统筹地区人民政府在确保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待遇水平不降低、基金支付不出现缺口的前提下，可在2009年之内适当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费率，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各统筹地区劳动保障部门应在认真计算基金结余支付能力的基础上，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制定降低费率的具体实施方案，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7、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基金结余能够支付12个月以上失业保险待遇的统筹地区，可申请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费率调整幅度根据统筹地区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全年缴费金额、申请执行期限等因素具体确定。

8、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费率。统筹基金结余在12个月以上的统筹地区，可一次性适当降低缴费率。困难企业可按统筹地区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确定缴费基数。

对2009年退休人员人数超过在职职工人数一定比例的困难企业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统筹地区可根据当地基金支撑能力允许其在3-5年内分期缴纳风险过渡金，2009年度可按应缴风险过渡金总额的20%缴纳。

9、降低工伤保险费率。基金结余能够支付12个月以上工伤保险待遇的统筹地区，可按照工伤保险费率浮动办法，对属于二、三类行业的企业费率下浮一档或两档：20*年度工伤保险待遇支出总额低于缴费总额50%的，费率下浮一档到本行业基准费率的80%；支出总额低于缴费总额30%的，缴费费率下浮两档到本行业基准费率的50%。

10、各地不得降低养老保险费率。

三、使用失业保险基金帮助困难企业稳定就业岗位

11、失业保险基金结余较多的统筹地区在确保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按时足额支付失业保险待遇的前提下，可通过开展扩大失业保险基金使用范围试点，对采取在岗培训、轮班工作、协商薪酬等办法稳定员工队伍，并保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困难企业，使用失业保险基金支付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补贴执行期为2009年之内，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

12、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参照当地就业专项资金对就业困难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执行，岗位补贴标准参照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确定。上述两项补贴，同一企业只能享受一项。已享受缓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不能同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上述两项补贴由困难企业按月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部门提出申请，并附稳定员工队伍计划措施和相关凭证，由同级劳动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核批准。

13、困难企业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实行先缴纳后补贴、先发放后补贴的办法，于批准后的次月起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划入困难企业银行帐户。

14、困难企业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应提供以下材料：稳定员工队伍的计划措施、符合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条件的人员名单、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上月企业为员工缴纳有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账(单)等。

15、困难企业申请岗位补贴，应提供以下材料：稳定员工队伍的计划措施、符合享受岗位补贴条件的人员名单、上月为这部分人员发放工资的明细账(单)、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上月企业为员工缴纳有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账(单)等。

16、统筹地区劳动保障部门要会同财政部门制定周密的失业保险基金使用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劳动保障、财政部门备案。严格基金使用的审批、拨付和监督管理。要将向企业补贴的基金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布，加强监督和检查，确保基金按规定安全使用。

四、鼓励困难企业开展职工在岗培训稳定职工队伍

17、困难企业开展在岗培训所需资金按规定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不足部分可由就业专项资金予以适当支持。困难企业可凭职工教育经费使用情况、在岗培训补贴申请、培训员工花名册、培训计划等材料，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培训补贴，经劳动保障部门审核、财政部门复核后，直接将补贴资金划入企业银行账户。补贴标准不超过豫财办社〔20*〕231号文件规定的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的50%，补贴执行期为2009年之内。

五、妥善解决困难企业支付经济补偿问题

18、鼓励和引导职工与企业依法平等协商，采取多种措施共渡难关。对于困难企业经过多方努力仍不得不实行经济性裁员的，可在企业与工会或职工依法平等协商一致后，签订分期支付或以其他方式支付经济补偿的协议。

六、认真做好困难企业认定工作

19、严格界定困难企业范围，本意见所指“困难企业”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受当前金融危机影响，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

(2)已制定稳定就业岗位措施且没有裁员或少裁员的；

(3)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和环保政策的(国家限制的行业和企业除外)；

(4)已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并按规定履行缴费义务的。

(5)统筹地区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规定的其他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