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改革十篇

基础教育改革篇1

基础教育改革是全方位、多角度的。第一，基础教育的改革重构了基础。基础是重要的，但基础本身也在变化，基础教育的结构也要完善。首先，现阶段，在基础知识的结构性分析上，仅仅强调基础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能力结构的问题，考虑到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基础含义。因此，需要我们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第二，基础教育的改革突显了素质教育。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凸显了学生素质的综合发展。综合素质包括人文素养、科学素质等等。基础教育阶段要培养学生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培养学生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构思未来，使学生建立知识与实际生活之间的相互联系，掌握探索未知世界的方法，具有把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的能力以及形成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第三，基础教育改革要面向现代化。课程内容要充分反映时代特征。在全球化、国际化、信息化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选择不同的课程内容，使学生立足眼前，放眼世界，既秉承传统，又映射现代。因此，课程内容的选取至关重要。第四，基础教育改革强调多方位交叉综合。首先是培养目标上的综合。在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对实施素质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新高度、新境界，要求基础教育把培养思想道德素质作为核心，把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作为重点，着重发展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以上皆是对人才培养高度综合的要求。其次是要实现内容上的综合。本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明确提出，小学课程以综合课程为主，初中课程实行综合课程与分科课程二者相结合，高中课程以分科课程为主。在义务教育阶段，明确提出必须要开设“历史与社会”“科学”等综合课程。最后，还要实现课程形式的综合。例如，研究性学习课程。作为一种课程形态，研究性学习与传统的学科课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研究性学习秉承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学生个性成长、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展以及学生群体性共同发展出发，充分体现创新性学习、多样化和差异性学习、主体性和探究性学习以及互动性合作学习的特点。

二、高等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

从当前各高等院校的实际出发，参照国内外大学教育的成功经验，调整学科布局，优化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整体结构，形成以专业教育为主，通识教育为辅的学科群；优化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具体学科结构；优化特定专业的学科结构，使其适应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三，设计合理的课程体系。课程是建设学科专业的基础。我们应遵循学科专业建设的基本原则，充分考虑专业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科学设计并建立课程体系。实践证明，科学设置专业课程，可以夯实学生各学科专业的基础。第四，加强教学实践环节。我们应充分重视本科教学实践科目的学习和考查，加强实践技能训练，特别注重依据学生所学不同的专业，采取风格迥异的教学实践方式，同时加强双语教学。微格教学、毕业设计、综合性实验等教学环节的训练，可以重视实习与实践机会。

三、现阶段基础教育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基础教育改革篇2

任何改革都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有效辩护，否则，改革在形成之初可能就会夭折，即使不夭折也会严重影响到其后改革的实施进程。因而，古今中外的历次基础教育改革，没有一次不首先要为自己的改革“正名”，而作为一种工具，教育的功能最主要地体现在“社会”和“个体”两方面，因此，宣称本次改革将会促使社会进步和个体完善便成为所有基础教育改革合法性最核心的两大理据。人员分离性和功能分殊性：改革形成无不以教育系统人员功能分殊为依据基础教育改革方案的形成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其关涉的参与人员很多，曾有学者将参与现实教育改革的主体划分为“政策规划型的有权之士、理论建构型的有学之士、实践突破型的有力之士、商业炒作型的有钱之士、社会公益型的有志之士”［5］五类，笔者以为，就其人员基本构成而言，最主要的还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并且缘于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通过系统而有组织的教育影响以促使受教育者发生朝着教育者预期的方向发生身心变化，并且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受教育者并不参与或影响改革的具体形成，因此，此处笔者主要探讨的是教育者而非受教育者的人员分离与功能分殊性。

（1）人员分离性就教育者而言，如果单就改革这一事件本身而言，其最重要的参与群体有三类：一类是行政决策者。这类改革参与者主要是各级党政部门的国家公务人员，大致包括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主要是国务院和教育部，在地方则是省、市、县教育厅（局）。另一类是理论研究者。这类改革参与者主要是高校的和中央及省级教育科学研究部门的教育理论研究人员，不包括省级以下市县教师进修学院及教育局教研室的人员。再一类是实践行动者。这一类改革参与者主要是中小学校长、教师，不包括学生及其家长。上述三类改革参与主体因其生活构造不同，导致其智识构成、价值取向、言语方式各不相同，尽管都处于改革的风口浪尖，但却是相互分离的，用周浩波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相互间都存在差异与隔阂，甚至是相对对立的”。行政决策者生活在政府文官系统，其面对的是当前的现实事务，对现实中整体教育事业的具体运作条件与状态更为关注；理论研究者身处各大高校与科研机构，从事的是专业研究，其更加专注于那些带有普遍价值的抽象问题；实践行动者身安各地中小学校，从事的是日复一日的具体学生培养活动，他们不去关注宏大的教育理念，也不问教育的公正公平与否，而只专注于如何有效地提高教与学的实际效率，因而关注的是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具体问题解决。由于三者在生活构造上的差异，致使其在智识构成、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言语风格等各个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价值取向上，行政决策者更强调功利性、实用性、问题解决性；理论研究者更看重学术性、专业性、学理分析性；实践行动者更关注行动的结果及其具体功效。在言语方式上，行政决策者更注重简洁性、指令性、规范性、祈使性，理论研究者更注重论证严密性、完备性、逻辑性、商榷性；实践行动者更注重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可影响性。”［6］

（2）功能分殊性由于上述改革者生活构造的分离性，致使三者在基础教育改革形成与实施过程中所担负的职责与功能也各不相同。具体讲：一是行政决策者的主要功能在于设计与规划。一方面，其负责基础教育改革的酝酿和启动，在改革前期对改革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及可能性进行论证，在此基础上对改革的目标、内容、措施、进程、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并制定出相应的总体改革方案。另一方面，其负责整个改革前期试验及此后实施推广中所需要的人、力、物、财基础，通过独有的权能去督促改革实施者的具体施行进程并收集相关意见，以确保改革能够顺利达成预期效果。二是理论研究者的主要功能在于启蒙与批判。一方面，在基础教育改革前期，其凭借自身的研究优势，让忙于公务的决策者真切认识到改革的内因外缘及其重大历史意义与作用，进而促使决策者启动改革。而当改革正式提上日程后，理论研究者则又通过强化相关理念、建议相关措施对决策者施加影响；同时要对决策者、教师和普遍民众进行启蒙。另一方面，在改革实施过程中，理论研究者还发挥独特的批判纠错功能，尽管作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知识分子，理论研究者的批评并不等于决策，其批判本身也并不必然意味全然正确，但当其批判形成社会舆论并代表民意时，势必会对整个改革实施进程产生影响，他们对改革中的不合理、不道德甚至部分错误行为进行批判并提出新的改进建议与方略，帮助决策者从长远和深层意义上把握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质与方向、任务与策略、步骤和方法等。“近年来，教育理论主体在参与决策过程中的咨询作用越来越明显”［7］就是理论研究者这一功能的体现。三是实践行动者的主要功能在于操作与反馈。改革最终要通过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才能使改革从设想变为现实，如果说理论研究者是中介者，那么教师便是改革的直接施行者，因而其基本职责是按相关要求去实施改革；然而，这种实施并非毫无能动性的消极施行，他们要担负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真实地向改革发起者反馈的职责。综上所述，如果上述三种改革参与者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并及时有效沟通，那么也会造成相互之间的隔阂与疏离，继而影响甚至破坏整个基础教育改革的顺利施行进程。

二、基础教育改革实施的教育逻辑

作为教育系统本身的变革行动，在改革方案形成之后，基础教育改革的具体实施是在教育系统核心构成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由于教育是一个具有自身运行特质的相对独立系统，且上述要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地位、功能及所起到的具体作用并不相同，所以整个基础教育改革在总体实施过程中便会呈现如下三个基本特征：

1.校长主导性与教师主体性：改革实施无不以学校为基本单位推进

任何改革的实施都有特定的时空场所和针对性的目标群体，就基础教育改革而言，其特定时空场所与针对群体便是身处各地中小学校的广大教育工作者。尽管基础教育改革可能会涉及到诸如行政、商业、事业等不同时空场所，但其改革基本单位是学校，而不是其他。在这个主阵地，支配改革的基本教育逻辑又有哪些呢？大致有二：

（1）校长主导性学校是基础教育系统构成的基本单位，无论公、私立，其管理运行均需获准国家的支持与认可，并在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运行，舍此，这所学校被撤除的命运将是必然的。每一所学校都设有校长，它是一所学校的领头人，代表国家来履行对整个学校教育活动的日常管理，正基于此，所以校长才是真正将改革精神、措施从改革发起到具体实践的主要落实人。可以说，校长是基础教育改革能否实施及其实施程度的主导因素。首先，为什么要强调校长在改革实施中的关键作用呢？其现实依据有三：一是改革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任何改革无论其前期设计得多么完善完备，事实上都是一种不断的试误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比行为主义实验中那巴甫洛夫的狗、桑代克的猫、斯金纳的白鼠高明多少，因而都是一种此消彼长、变动不居的过程。正因如此，其改革进程与结果便存在某种程度的风险性，即改革可能有助于改革初衷或目标的达成，也可能压根就适得其反。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所以掌控一域的校长及其对改革的自我决断能力便显得尤为重要。二是校长的权力性与强操控性。任何校长都具有某种体制赋予的权力，而不管什么权力，都具有相应的制度权威和支配他者行为的力量，而当这种权力与校长个体自身的人格魅力得以良好结合时，这种权力便会带来行动的强操控性，即能够将某种思想观念转变为实际行动，并能对这一行动进程加以有效把控。三是决断的价值性与高效能性。任何决断都是基于分析判断之后做出的一种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都会导致具体取舍行为的产生，一旦这种价值判断和行为取舍得以确立，随之而来的便是方案制定与行动实施。由此，校长的决断便会自动产生高效能性，即会给实践及其结果带来全方位的实质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包括校长本人，也会同时波及整个学校，就像公交司机或船长一样，一旦汽车或船只驾驶出现问题，便会殃及全车或全船人员的身家性命，更何况这车载的还是我们祖国未来的花朵呢？其次，校长的主导性又是如何运行的呢？主要是通过自我决断及其对整个学校改革的具体运行来影响改革实际进程的。校长的自我决断包括分析判断与决策执行。分析判断是对基础教育改革的理念、举措到实施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并就改革目标、要求与自身所处地域是否匹配、改革落实在自身这个学校到底阻力在多大及其性质如何等一系列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决策执行则是在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就本校到底改还是不改，如果不改，该怎么对付上级主管部门和领导的质问与批评，如果改又怎么改，该通过哪些路径、采用哪些方法、寻找什么为突破口等诸多问题形成方案，并付诸实施执行。此间，无论校长作出何种决断它都将对所在学校基础教育改革产生十分关键的现实影响作用。（2）教师主体性如果说校长是改革实施的地域影响主导或统摄力量，那么作为教育实践主体的一线教师，就是改革实施的行动主体或决定力量，其践行力度的强弱将直接决定整个基础教育改革的实施进展与程度。首先，为什么教师是改革施行的主体依赖力量呢？这也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因为无论从学校教育系统的总体结构及其过程功能看，还是从具体教育活动开展的结构及其过程功能看，教师都是最终将改革要求从静态可能转变为动态现实的唯一力量。就前者而言：教育作为一项以有意识地影响受教育者身心发展为直接目的的社会活动，当具体至一个民族国家时，教育事实上是一个由上至下的逐级内化过程。在将社会对教育要求逐级内化的过程中，其起点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终点是学生个体身心的发展，而其具体展示过程表现为“国家将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内化为学校教育系统的总要求学校教育系统总方案内化为各自学校的具体办学方案学校具体办学方案内化为教师工作方案教师工作方案内化为学生个体身心具体发展最终促使学生身心发生变化”［8］四个层级。可见，从宏观到微观的教育过程中，尽管教师明显要受制于前两个层级的影响，但其本身却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因为只有这个层面的教师，其工作才会真正触及学生身心发展的内里世界，才是教育目的从理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就后者而言：教育活动的构成要素是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影响，如果我们承认学校设立的特殊功能，承认学校教育与日常生活世界中教育的差异是其专职人员、专门内容、专门机构等基本特征，那么，学校主导学生最终发展的主体力量显然是教师，而非有可塑性的学生本人，更非物质性的教育影响。因为学生之所以要到学校接受教育是为了获取其身心发展不具备或尚缺失的东西，如果他已然具备了这些身心发展的东西，他完全可以不用专门来学校接受教育，这在逻辑推理上是完全成立的。可见，受教育者（学生）不可能成为教育改革实施的主体。抛开学生要素就剩下教育影响和教育者（教师）了，教育影响通常由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场所等构成，在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的时代背景下，教育场所属于物质性事物，是命定的或者说对学生身心发展而言，其影响功能具有相对一致性，除非特例，否则其影响功能的变数不大；教育方法是教师的教书育人之法，它取决于教师，因师而异，因而可以归为教师这一主体之内；教育内容也要经由教师加工之后才会得以传播给学生，尽管学生可以直接感知、学习教育内容并形成自己的想法，但只要他们在学校，终归会受到教师的影响。由此，抛开受教育者、教育影响，基础教育改革的主体确立，又回到了教师主体性这一结论之上。其次，作为教育改革实施主体的教师又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影响改革施行进程的呢？大致路径有如下三条：一是对改革方案从理念到措施作出理解并转换为自己的思想观念，继而影响其教育教学管理实践行为是否与改革要求一致及其一致性的程度；二是在此基础上，对课本或教材作出合乎自认为良好或正确的理解、诠释并选用相应的教育教学管理方式方法，继而影响其是否与改革要求相互一致及其一致性的程度。三是在此基础上，付诸于日常课堂内外的教育教学管理具体行为，最终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完成改革的最终落实，继而看其结果是否符合改革要求及其符合的程度。通过上述层层施行，教师成为基础教育改革最终能否实现的关键力量，而这也是“教改问题关键是教员的问题”的理据所在。

2.课程驱动性与教学承载性：改革无不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同时展开

基础教育改革以学校为基本实施单位、由校长主导并以教师为主体实施，那么，其实施又是通过什么路径具体展开的呢？这便是静态的课程驱动性与动态的教学承载性。

（1）课程驱动性课程是关于整个教育教学活动实施的进程及其安排总和，基础教育的改革总是以课程驱动为滥觞的。这又可以分为两个具体问题：首先，为什么会以课程为切入点来进行基础教育的改革呢？其缘由除了教育内容是教育最为核心的构件、课程是教育内容最主要的载体之外，还因为课程是唯一能够让改革成为有文可依、有章可循的物质性因素，它是改革得以体现的唯一可供迅速普及的物质载体，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让改革实践者了解和掌握改革的理念、措施及相关要求。不仅如此，课程还是唯一能够与改革目的直接发生对接并能相对保证改革目的不发生异变的要素。通过课程计划、课程标准、课本等课程系统的静态文本表述，改革目的能够得到最忠实的体现，它既不像教学活动那样需要情境感知，亦不像教师那般众口难调。因此，在改革过程的切入点上，改革者首先都会选择教育影响，而在教育影响中，又会首当其冲地选择课程来作为改革切入点。其次，改革者是如何通过课程来驱动整个改革的呢？大致路径有三条：一是制定并形成课程计划，即按照改革的既定目标，就整个课程设置的门类、学科、活动等的课时、进程及相关要求作出明文规定。二是在此基础上，就相关课程的内容范畴与实施做出“标准”化的限定，即制订各科课程标准。因为标准是教育内容的原则性规定，这种原则性规定一旦颁布便具有自然的统一与强制效力，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课程标准的制订通常都要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讨论。三是在此基础上，编写课本，即按照课程标准选择编撰可供师生日常教学活动使用的课本或教材。如果说前两者还只是宏观层面，并不能对学生产生实际改革效果，那么到了课本这一层面，改革的真正作用便开始发生了，因为只要学校教育形式存在，那么课本或教材就必然是师生最基本的教育教学实践载体，它是横亘于改革者与实践者中间的最终依据与中介。可以肯定地说，改革中的一切教育活动和非教育活动都是围绕课程展开的，如：师生课堂教学的进行、习题作业的布置批改、考试考核的选择进行、课外教辅资料的编写出版、校外各种赢利教育培训辅导机构的建立与谋利等等。

（2）教学承载性静态的课程驱动只为改革提供了前提条件，促使改革成为可能，但并未在实践层面发生作用，因此，在课程驱动的基础上，教学方式方法及相应教学活动组织形式的变革便成为改革实践的主要领域。这个问题同样可以一分为二：首先，为什么教学是改革实施的主要承载要素呢？因为教学具有动态性特点。如前所述，改革是要使整个基础教育系统发生变化，最终落脚点是教师思想观念与教学行为的变更，是学生学习结果和身心发展状况等与此前的不同，而这一切都取决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这一相互交织的活动。只有在教学实践活动中，通过教师对课程的理解并将改革要求付诸课堂教学及课外教育实践，使静态的、具有蓝图色彩的改革方案得以实施，才能作用于学生并完成静态文本向动态实践的转换。正是基于上述教学活动实践动态性这一特征，教学才被视为学校教育的中心工作。举凡学习过教育学或在中小学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教学工作是任何一所学校的核心工作，如果脱离开教学二字而以其他工作为中心，那么，学校要么实质不存，要么已被异化为其他性质的机构或场所。其次，改革者又是如何通过教学来承载落实各项改革内容与措施的呢？大致通过如下三种层层递进的形式进行：一是通过选取相应的学校进行教学改革实验，以不同于此前的教学实验来促进改革的实施；二是通过安排相应的实践和理论指导人员，在各中小学开展教学改革实践指导来实施改革方案；三是着重从课堂教学模式、教师教学方式方法、学生学习行为等来促使改革要求在实践中落实。总之，教学实践才是改革实施的主要承载者，也只有动态的教学实践活动与体现改革精神与目的的课程设计蓝图相互一致时，改革实施才算是真正意义上地落实了。

3.意见分歧性与执行变异性：改革无不在质构同异分合中付诸推广

任何改革，无论理论设计多么完美，认同多么强大，都不可能被百分之百地原样贯彻执行，在执行中都会存在不同意见并客观存在被施行异化的可能。此处“，质”是相对目标与内容而言的，“构”是相对过程与形式而言，基础教育改革的实施过程也是在这种质构同异的分合中进行的。

（1）意见分歧性意见分歧性是指施行者在基础教育改革施行过程中对改革本身存在看法不一致的情形。尽管广义的改革施行者包括所有直接间接参与改革的所有人员，但学校校长与教师是基础教育改革施行的主导和主体力量，同时，对教师的意见分歧性分析同样适用于学校层面其他改革施行者，所以此处笔者主要分析教师的意见分歧性。教师作为“理性而成熟”的特殊个体，不仅对改革有着自己的认知与判断，有着自身的利益偏好与追求，而且还会据此在改革实践中自主地践行自己的判断与偏好，如果按照其对改革认同及其在实施中的不同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赞成者。这种教师通常是改革前期的个体实践探索者，他们很可能在改革尚未开启时就已经在自己的教育教学管理实践中进行着与改革相似或一致的试验或实验，因而当大规模的与其教育理念与实践相一致的改革来临时，他们便成为改革的积极践行者与坚定捍卫者。特别是当这一群体在被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先进“典型”或因其积极践行而从中获得丰厚的物质利益时，无论出自心理或功利考虑，其强力推进改革施行的信念与行动力度都会得到无比的强化。二是反对者。这种教师通常是一些具有多年工作经验，在教育教学管理实践中业已形成自己一套缄默知识或潜意识的教师。当他们在理论认知或实践运行中发现改革存在问题或错误时，他们会对改革方案本身及其施行做出类似专家学者一样的学理或实践批判，并作出自己相应的“正确”判断，其反对有时候可能不只是出于学理，还可能出于对自身和学生利益的关注。譬如：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重过程、轻结果”的教学观，不少教师认为这样可能会导致学生对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与当前以考试定胜负的评教标准不一致，甚至会对教师本身的评价产生了威胁，于是排斥甚至阻止改革的施行。三是观望者。由于改革方案形成主要是由政治精英与教育理论研究者完成的，一线教师少有参与其间的机会，这种情形不仅导致不少教师对改革的最终利益导向不甚清楚，难以作出明确判断，也会制约其充分参与改革的相应热情，因而一旦到了改革实施阶段，一些教师特别是那些工作经验尚浅、并未真正领会改革精神实质、尚未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教师，在改革实施中就很可能只是依照改革行政指令机械地施行改革方案，而徒具改革的形式。当然，上述意见分歧程度及其实践力度大小的受制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教师自身因素外，还会受到来自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家长以及社会其他传媒力量的干扰与影响。譬如地方政府因素，因其片面追求业绩，考虑推行改革后自己利益受损而表现出消极应付等很可能会间接致使教师对待改革的态度与践行力度；又如家长因素，因其分属不同阶级和阶层，有着自己的师生观、学习观和改革态度，致使“代表总趋势和全局利益的改革往往会与某个阶层和某个区域的家长利益不一致”［9］，所有这些都会对教师关于改革的意见产生间接影响；再如其他教育培训机构和传媒组织，其获利动机和“眼球效应”等都会干预一线教师对改革的观念与态度，继而影响到改革的具体实施进程。

基础教育改革篇3

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学地理教材体系和内容相比，今日的中学地理教育教材体系和内容都有了很大的调整。1993年，我国开始在中小学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教育的目的逐渐由培养专门人才向培养公民转变，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内容也有了明显的削减；在培养学生的地理能力等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在教育部公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地理教育大纲的统一标准下，中学地理教材的版本也由单一版向多样化发展。目前已有……

自2000年开始，教育部又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教育改革。2001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实验稿）》，依据这个课程标准编写的地理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人教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湖南版”），已经在全国一些实验区试验，教育部立项通过的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版”教材将在2003年进入试验。根据教育部的规划，依据地理课程标准编写的地理教材将于2005年在全国推广使用。

高中地理教材在2002年完成了新老教材的过渡，按照新的高中地理教学大纲（2002年2月修订）编写的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人教版”）已经取代了自1982年使用至今的老教材，在全国推广使用；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版”教材也在北京等地区使用。目前教育部正在组织专家编写高中地理课程标准，依据这个标准编写的高中地理教材将在2004年9月开始试验，将于2008年在全国推广使用。

由“单一教材”发展为“多样化的教材”，中学地理教材体系与内容的调整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与此同时，从教材印刷规格、开本的百花齐放等都显示出这20年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二、基础地理教育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在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不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基础教育自身改革的需要。美国学者约翰·福布斯认为在21世纪，教育面临着四个重大的挑战，其中摆在首位的就是资源环境问题，其次是各种文化及人群的差异，以及全球化及全球意识。而这些正是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主要内容。中国是一个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化的国家，我国的少年儿童占全国总人口的27.7%，他们是资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可持续发展教育正是少年儿童广泛而有效地参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开展基础地理教育改革过程中，以环境教育为主线，强调环境保护，突出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内容。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逐渐形成了“课堂教学与活动教学相结合、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结合”的环境教育方法。可持续发展战略自从在中国兴起以来，就一直试图与中小学的课程结合起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环境中心编著的《中小学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小学各科设计指南》以及配套的由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联合编写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教师培训手册》，主要是探索在中小学以渗透的方式进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帮助教师们在教学中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在中小学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不是某一科或几科就能完全解决问题，它需要所有学科的参与和跨学科的合作。可持续发展教育在我国基础教育中采取渗透模式，即将可持续发展教育内容渗透到各门中小学课程之中，通过各门课程的实施，实现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目的与目标。目前，我国中小学在已经纳入了资源、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资源，把可持续发展教育渗透到语文、数学、思想品德、自然、社会、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英语、美术、音乐、体育等各门学科之中。尽管如此，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诸如课本中虽然编入了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但老师如何讲，是否作为会考的内容，仍没有明确的规范；采取渗透方式把可持续发展内容植入有关中学各课程之中，但如何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在与潜在的统一；可持续发展内容庞杂，如何做到精选与照顾全面，即从单一的环境教育（包括资源、人口、减灾、生态保护等）向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转换。有鉴于此，如何进一步规划基础教育中的可持续发展内容，如何使传统的中小学地理教育更能有机地融合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在中学各课程教材内容体系的设计中加以解决。

基础教育改革篇4

1.其教育决定性因素是一线教师。但如今，在师资成长的培养和培训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制约着课程领导新模式的有效实施。首先，师资培养的职前教育阶段存在问题。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绝大多数师范院校坚守师范阵地，精耕细作地进行师范生培养，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逐步出现了非师范学生，也是在师范院校的基础上办非师范，非师范处于从属和边缘地位。最近10余年，几乎所有师范院校都发展成为了综合性院校，在近百个专业中，非师范的10余个专业渐趋边缘化，加之师范专业学生就业困难，在综合性大学基础上办师范专业的现实逐渐呈现，导致教师教育的相关专业逐渐弱化，师范院校的办学兴奋点脱离了教师教育，师范院校的师资培养水平随着办学实力的提升而不断下降。此外，据相关数据统计，目前，“我国40%左右的本科师范生由非师范院校培养，73所教育硕士培养院校中非师范占40%以上”，同时，每年数以万计的非师范生通过教师资格证考试，使初任（生手）教师走上工作岗位后教学能力更加弱化，甚至出现初任教师根本不会上课，而需要老教师传、帮、带，进行从教技能引领的尴尬局面，由此，何谈课程改革的推进？其次，教师职后教育存在着针对性不强的问题。以“国培计划”及“省培计划”的推进为标志，师资职后培训工作在大面积铺开，但培训工作的针对性不强、脱离一线教师需求及脱离工作实际等问题十分突出。通过对江苏省泰州市1300多名教师进行的调查问卷显示，73.86%的培训学员认为高端专家的理论讲座虽然必要，但不可过多；91.32%的学员希望得到来自一线的优秀同行的课例示范；83.55%的学员希望在培训中获得论文写作和课题申报方面的专家支持。如果职后培训工作不在针对性方面加以调整，那么教师职后培训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从而影响师资水平的进一步提升，阻碍课程改革的高效推进。

2.课程领导的社会合作机制有待真正形成“课程领导系课程变革过程中不同课程利益相关者通过民主合作而进行的创新性课程工作，旨在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学生的个性发展。”而高效的课程领导模式需要校长、教师、家长和社区共同承担起课程领导的责任，都成为课程主体的参与者，以提升课程领导实施的力度。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传统的课程管理为了追求所谓的效率仍然在发挥作用，课程领导意识并未真正形成。“是追求教育事务的效率还是追求教育创新，这是课程管理与课程领导内涵的分水岭。”在当前的课程领导模式中，校长的课程领导权力相对得到了保障，但教师课程领导的主动性和能力并未得到有效发挥。依靠教师推动的校本课程虽然有所推进，但体现教师个性和创造力的真正的校本课程却远远不够；“班本课程”的推进尚有极大空间，教师被高考指挥棒牵着鼻子走的局面尚未根本消弭。此外，社区与家长的课程领导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大范围推行，家长几乎不参与学校课程的设置与改革，是绝对的课程改革边缘化群体。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能有机形成社会合作机制，那么课程领导的新模式也就难以立足。

二、构建基础教育课程领导新模式的改革思路

1.构建多元统一的课程领导新体制是课程改革的基础作为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民主合作进行创新性课程工作，课程领导各要素要求把民主合作与课程探究进行有机结合，使课程领导的合作主体校长、教师、家长和社区有机结合，实现四位一体。首先，校长作为学校的最高行政长官，对课程领导的影响力最大，因此在课程领导的模式中，校长要贯彻自己的办学理念，制定切实可行的学校发展规划。具体而言，校长要有宽广的教育视野、敏锐的感知能力和完善的知识结构，要拥有除教育学和心理学之外的多学科知识与科学决策能力，以适应课程改革迅速发展的时代要求，切实抓好新课程建设；校长要善于开发校本资源，利用好校内外的课程资源，努力成为教师利用课程资源的引导者和第一践行者，并通过组织教师团队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促进学生的成长。其次，教师要善于在新课程领导模式中营造积极互动的课堂生活，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自我探索和合作交流的意识和品质；教师还要积极参与课程决策，及时规划学校课程的设置，同时积极构建潜性课程系统，在潜移默化中育人。再次，在新的课程领导模式中，家长可以为学校提供各种课程资源，促进校本课程的设置；可以帮助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和自主学习。可以说，家长是课程改革最强有力的监控者。最后，社区是学生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场所。通过社区，学校可以获得重要的课程资源，包括地域意义的资源、风土人情资源和先进典范人物资源等，这些资源具有可接近、易于接受等特点，能够为育人发挥特殊作用。对这些资源的发掘，可以转化为校本课程或班本课程。

2.培养卓越师资是课程改革成功的关键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在推进课程改革、实现课程领导新模式的过程中，教师是永恒的核心因素，是课程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在职前培养阶段，首先，要扎实构建师范生的知识与技能基础。在面向师范生开设的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三大领域，都应该科学设置课程，其目标都应该是追求卓越，以有效扩展师范生的视野，提升师范生的专业技能。其次，要把师范生的培养过程与基础教育一线密切结合，给师范生广泛的空间和充裕的时间进入中小学课堂，与一线教师零距离接触、面对面沟通，带着思考学习、带着问题实践，实现与中小学的无缝对接，改变毕业入职后作为生手教师需要一线教师传帮带，甚至是手把手教起的被动局面。再次，师范生经过四年左右的学习应实现下列师范生培养目标：高尚的人格魅力。师范生要能够以高尚的情操引领学生全面发展，给学生以心灵的震撼和影响，并给学生树立起学习与奋斗的榜样。完整的知识结构。师范生应当具有宽广的知识视野，能够引导学生探究并发现知识。娴熟的教学技能。师范生应当能够以现代化的教育理念进行素质教育，具备良好的学校、班级管理能力和对中小学生进行心理辅导的能力。强烈的创新意识。师范生要善于吸收最新的科学成果，并积极运用到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善于学习并以独创见解引领学生成长、促进学生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在职后教师培养上，要善于运用多种模式促进在职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在课改专家讲座的基础上，职后师资培训要综合运用以下手段：对一线优秀教师的课例实录进行研讨分析，使教师学有榜样。进行同课异构。通过不同的教师上同样内容的课，促进一线教师相互之间进行借鉴、交流，相互取长补短，实现沟通和提升。外出游学。通过到课改先进学校走访调研，可以使教师获得丰富的课程资源，得到启发和提高。要积极组织课题申报与科研论文写作方面的专家指导活动，进行理念上的总结与反思，提高一线教师的科研能力，实现教学工作层次的提升。

基础教育改革篇5

近代印度基础教育由于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形成了较为西化的教育价值及体制。在1947年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之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是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1950年颁布的宪法规定:“国家应该努力在自本宪法生效之日起10年内为所有14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这是印度政府第一次明确地把实施6－14岁的八年免费义务教育写进宪法。从60年代起印度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与法规去发展本国的基础教育，这些政策与法规与印度政府在基础教育课程、教学、管理与教师培养与培训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紧密联系。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印度的基础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例如基本统一了全国中小学学制、女童的辍学率有所降低、初等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剧增、中小学入职教师的学历有所提升等。印度的崛起在于其拥有数量众多的高素质人才，而这主要得益于其构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基础教育作为这座教育大厦的根基，其作用不言而喻。以下将从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教育管理体制、教师培训体系等方面着眼，分析其独立以来印度基础教育改革的特色，以便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参考素材。

(一)课程改革秉持凸显民族文化的原则

印度中央政府机构全国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NCERT)，分别于1988年、2000年、2005年了国家课程框架，这3个版本的国家课程框架对于课程的关注点以及期望达到的目标各不相同。《2000年国家课程框架》希望初等和中等学校教育应当在价值观、强化民族性、体现学生观的课程总体目标等方面开创新景象。《2005年课程框架》则力求课程内容能够达到促进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和谐统一，维护多元与促进平等，为学生减轻学习压力的目标。以上三个版本的课程框架都倡导课程内容要注重体现民族文化，凸显民族性，这与印度政府敏锐的洞察力和国家长久的历史息息相关。同属于文明古国的我们也应该时刻保持着这份敏感，这样才不易在世界文化之林中迷失自己。

(二)教学内容注重与社会的整合

1968年的《国家教育政策》就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内容提出了以下三点意见:第一，实施10+2+3学制。10年的普通教育，2年的高中教育或中等职业阶段教育，3年的高等教育。10年的普通教育包含了8年初等教育加上2年初中教育，其中8年的初等教育又分为5年初级小学(初小)和3年高级小学(高小)。第二，三种语言方案。在印地语言区所学的三门语言为地方语、英语、现代印度语。非印地语言区所学的三门语言为地方语、印地语、英语。第三，设置各个阶段的教学内容。初等教育阶段设置了科学、数学、劳动体验、社会科学、艺术和音乐、健康和体育、德育、综合课等学科课程。初中阶段设置了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地理和公民、体育、艺术、道德教育与精神教育、劳动和社会服务等学科课程。高中阶段开设了现代印度语、第三外语、劳动教育、体育、道德与价值观教育、艺术和手工教育等学科课程。1986年颁布的《国家教育政策》中增加了价值观教育、劳动实习、环境教育、人口教育以及科学教育等课程内容。在《2000年国家课程框架》新增了太空技术、生物技术、基因学、能源环境教育等课程。由于本着要实现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目标，《2005年国家课程框架》大幅削减了印地语的课程内容，由原来的每年学习15章降为8章，并在一、三、六、九和十一年级取消印地语的课本。独立后的印度基础教育阶段教学内容随着印度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变革，教学内容不仅包括学生日常生活生产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技能，还涵盖了关于公民教育、人文素养等方面的知识。伴随着印度的大国战略，当今世界科技发展主流的知识也被包含在教学内容之中。

(三)教学方法更注重发挥学生的自主性

《1986年国家教育框架》中指出:“一种热情的、受欢迎和鼓励的方法，关注的是儿童的需要，是儿童上学和学习的最大动机。应该在初小阶段采用一种以儿童为中心和以活动为基础的学习过程”。《2005年国家课程框架》要求教师在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鼓励孩子用他们自己的话与自身的经历回答问题，而不是死记硬背或是只用一种方法获得正确的答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教师首先明确教学的动机及自己的角色，教师要将自己定位于学生知识建构促进者的角色，积极地为学生挑选学习任务与问题，以便使他们实现发展自己的潜力。其次要注意课堂中的讨论环节。《2005年国家课程框架》指出我们不能接受统一的答案，也不能接受所有类型的答案。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为什么只要求孩子们给出问题的答案。在课堂上教师采用讨论的方法固然可取，但是对于学生讨论的结果教师自身也要做针对性的处理，不能‘一网收’。对于正确的观点要及时表扬，对于错误的观点也要指出其不足，帮助学生分析不足的原因。最后要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气氛。学生知识建构的主动参与涉及调查、探索、质疑、辩论、应用与反思，从而导致理论的建立与理念的产生。学校要提供这种机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适时的采用谈话法、参观法、发现法等教学方法相结合，为学生创造一个有利于知识建构的良好的学习气氛。

(四)教育管理体制坚持中央与地方合作制

独立后的印度教育继承了英国遗留下来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管理制，并在本国的宪法中对其管理权限作出了相关规定。这种合作制的特点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对教育事业负责，每个邦与中央直辖区都设置一个邦教育部，负责区域内教育事务管理，而邦以下的行政区划分较为复杂，全国不统一。在小学内部负责管理职责的是校长，私立小学设立管理委员会，由校长与管理委员会共同实施学校的行政管理，而且在学术上要接受邦行政部门的监督。另外，印度还重视社区参与教育管理工作。1986年《国家教育政策》中鼓励中央教育部门要分散权力并创造一个教育机构自治的风气，对于民众的参与给予高度的评价。印度的许多小学为了鼓励家长与社区参与学校的管理还成立了家长与教师协会(PTAS)，希望能从协会成员之中得到好的建议与经费的支持。这种合作制的管理模式有利于协调各方发展教育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也避免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带来的种种弊端，但该合作制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权力制衡的关系，否则就会出现权力滥用的局面。

(五)形成了系统化的教师培养体系

印度政府认为教育改革首先要提高教师的效率，而教师专业化的准备则被视为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教师教育的项目准备的充分与否影响到整个学校学习的质量。为了迎合教师专业化的需要，印度政府采取了下列措施:第一，成立专门负责教师培训的机构。中央成立国家教师教育委员会(NCTE)，负责教师教育的质量标准工作;各个邦政府成立邦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SCERT)，负责管理区域内教师教育工作;邦内的县成立了县教育与培训学院(DIET)，负责县内教师的职前与在职培训。中央、邦、县之间形成了相互衔接的完整的培训体系。第二，教师职业有严格的入职资格标准。职前教育阶段对于教师资格的标准及培训的要求如下:初小阶段教师要在高中毕业后再接受2年的专业教育;高小阶段教师要在大学本科毕业后后再接受一年的专业训练;初中教师需要在获得文学或理学学士学位后再接受一年的专业的训练;高中教师则需要在获得文学或理学硕士学位的基础上再接受一年的专业训练。第三，制定统一的教师教育培训课程。印度政府在2009年颁布的《教师教育国家课程框架》中对于教师教育课程的规定为小学阶段的教师教育课程分为理论，实践教学，实践工作三部分。理论部分主要包括印度小学的现状及争议的问题，实践教学主要指学校的实践教学、模板课程的观摩。实践工作包括了劳动教育与学校、社会的互动。严格的入职门槛，丰富的教师培训科目，系统化的教师培养机构造就了一批高素质的教师，也促进了小学阶段教学质量的提高。与其国情相似的我们，是否要借鉴邻国的这种举措呢?

二、印度的基础教育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一)更新课程观、学生观，提高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

从印度教育部门公布的的三个版本的国家课程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出其课程设置不仅仅要满足社会、学生发展的需要，还力求实现课程的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和谐统一、多元化与生活化相结合，注重对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并要求在课程目标中体现出学生观。传统的学生观是把学生视为知识接受的容器，而不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这种学生观抹杀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否定了学生是知识建构者这一角色。把学生视为知识建构者，这是对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肯定，也是我国新课改倡导的建立和谐、民主师生关系的客观要求。印度政府长期坚持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同时发展的战略，重视对教育的资金投资，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不能偏其一方，以至于出现类似于印度这样国内高等教育阶段人才辈出，而义务教育至今未普及的状况。

(二)加大政府资金的投入力度，保障相应的法律政策的执行与实施

一个意识到基础教育重要性的民族，才是一个具有长远眼光与巨大发展潜力的民族。国家不仅要意识到基础教育的发展的重要性，还必须在资金上予以大力的支持。财政部门应设置专项资金，促进农村、偏远山村、边疆地区学校基础设施的改善。政府部门应建立健全有利于基础教育发展的相关法律，严格监督已经颁发的法律法规的执行与实施情况，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印度在普及本国8年的义务教育过程中采取了若干有利于推进基础教育发展的措施，包括了县初等教育计划(DPEP)、普及初等教育计划(SSA)、免费午餐方案(MDM)、非正规教育计划、“黑板行动”计划等。这些措施也为我们普及偏远地区、贫困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提供了借鉴。

(三)健全教师培训机制，丰富教师培训课程的科目

基础教育改革篇6

关键词：背景城乡统筹基础教育改革

2009年1月26日，国务院正式出台了《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为重庆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发展动力和政策支撑。在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又如何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支持，服务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着这些问题，近段时间，我们对石柱县的基础教育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入的调研。

一、“城乡统筹”内含“统筹城乡教育”之义

（一）什么是城乡统筹

“城市”和“农村”是世界上两种相对独立存在的主体。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高度,综合研究城乡关系、统筹解决城乡问题，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整体统一筹划、通盘考虑,良性互动，就是城乡统筹发展。其基本特征是城乡共生共荣、均衡发展，最终目标是实现两者融合，城乡关系一体化。城乡统筹的内容广泛、思想深刻、意义重大。中央强调城乡统筹就是鉴于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分割，形成了严重的二元结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局限于“三农”内部无法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实行城乡统筹，共同发展。

（二）统筹城乡教育是城乡统筹的重要内容

国务院3号文件明确要求“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形成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机制，支持重庆建设国家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其实，早在2008年7月24日，教育部就与重庆市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重庆市人民政府建设国家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战略合作协议》，明确了部市双方共建试验区的职责和任务。2008年9月8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印发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实施方案》，提出了改革实验的具体要求和措施。市委书记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教育是一个突破口，是一种推动力量。只有统筹城乡教育发展，促进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才能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以城乡教育的统筹带动城乡经济的统筹，以西部的发展缩小东西部的差距。（转引自渝教办〔2008〕85号文件），可见，统筹城乡教育是城乡教育统筹的重要内容。陶行知先生早年就对乡村教育寄予厚望，称之为“今日改造乡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在他看来，“改造社会如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能彻底地改造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统筹城乡教育应该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中之重。

（三）教育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作用

城乡一体化格局的构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真正的意义不是农业人口向城市的空间搬迁，或将农村建成城市，而是生产要素的集聚、社会结构的转型、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整体提高，尤其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城乡统筹是一系统工程，作为这一系统子系统的教育，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具有奠基、引领、推动、保障的作用：1．奠基作用。为城乡统筹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与人才基础。2.引领作用。教育是培养公民和谐理念的手段，是传播和谐文化的渠道。3.推动作用。教育服务经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4.保障作用。接受公平教育已成为一项重要的人权。

总之，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通过培养人来实现的。人的知识获得、技能形成、品德养成，人的观念更新、素质提高以及由此带来劳动效率提高、产业结构调整等等都离不开教育。二、教育服务城乡统筹面临新的挑战

在城乡统筹背景下，我们要认真总结教育服务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不断梳理和研究遇到的新课题，积极迎接时代的挑战，使教育服从和服务于城乡统筹发展。

（一）发展的现状

石柱教育近年有长足发展，学校教育网络完备，教育教学条件大为改善、教育教学质量明显提高，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等重大历史任务已经完成，高中阶段教育规模有较大发展，农村教师待遇不断改善，支持弱势群体教育的措施、政策不断完善，服务城乡统筹的教育体系已基本建立。从总体上讲，全县学校教育网络基本能保障学生接受教育需求。但与人民群众接受优质教育需求的不断增长还有差距，与城乡统筹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和合格劳动力的培养需求还有较大差距。

（二）面临的挑战

1．统筹城乡教育发展任务艰巨

石柱县教育的城乡统筹状况不容乐观，城乡教育资源分布现状有碍教育公平，城乡教育资源失衡，农村教育发展薄弱。（1）学校布点仍需调整。（2）硬件条件相差较大。（3）师资配备城乡不均。（4）学前教育量小质弱。

2．服务农村社会发展亟待努力。（1）教育观念必须更新。（2）教育体系需要调整。（3）课程设置应该相关。（4）职业培训有待加强。

三、教育服务城乡统筹的对策思考

当石柱县的教育规模发展任务已基本完成后，必须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提高教育质量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将成为石柱县教育发展永恒的主题和战略的重点。

（一）统筹城乡，构建一体化教育体系

构建城乡一体的教育体系，要从城乡二元结构中走出来，在去二元结构思维的框架下形成新的思路，也就是要在整个大教育促进城乡统筹、城乡统筹促进教育发展的关系定位基础上，谋划城乡统筹、谋划教育发展。在这一框架下重新思考农村教育发展问题，加快教育发展，将巨大的农村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推动城乡统筹。为此必须强化宏观决策，抓好统筹规划，建立一个能够打破按照城乡、行政级别、所有制、就业状态传统模式的教育体制；抓好统筹预算，建立一个能有效保障教育投资需求的公共财政投入体制；抓好统筹资产，建立一个能使教育资产集约配置、资源共享的管理体制；抓好统筹师资，建立一个使城乡之间合理流动、资源共享的教师管理体制。

（二）搭建平台，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基础教育改革篇7

2003年6月，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颁布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其中对培养目标的定位为复合型体育人才，要求学生“掌握学校体育教学、健康教育教学、体育锻炼、运动训练和竞赛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胜任“学校体育教育、教学、训练和竞赛工作”，还要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掌握基本的科研方法等能“从事学校体育科学研究、学校体育管理及社会体育指导工作”。人才培养的过程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最终是要通过教师这一中介才能实现“对接”的，这是体育教育专业发展的基本保证。而独立学院的体育专业教师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指派的教师；二是聘请离退休的优秀教师；三是独立学院自主招聘的专职教师。有的独立学院甚至没有自主招聘的专职教师队伍，全靠共享母体学校的师资力量来完成教学。在竞赛训练工作，教学工作复合超重，过重的教学工作任务使得老师们无暇深入了解和探讨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发展和要求，没有时间思考课程的设置、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和开展学术专研，再加上独立学院往往追求办学效益，为降低办学成本，对教师的在培训上的投入很少。这种现实状况使得独立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只知道一味地去记忆和模仿，学习缺乏动力，创新实践能力得不到锻炼，自学能力差、社会适应力不强，对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知之甚少，达不到《方案》所提出的培养目标。如何提高独立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教师的教育素养和科学素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独立学院面临的又一困惑。

2.独立学院应对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对策

2.1创新教学方法，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

独立学院要积极倡导体育教育专业教师在保证课程教学目标的前提下，多采用“启发式”、“任务式”、“开放式”等来代替“模仿式”、“灌输式”、“填压式”的教学方法。在专业技术性课程教学中运用“分层分类教学”和“任务式教学”结合的方法。即，根据学生体能素质基础、运动技能水平和学习兴趣与特长等，将学生进行分类分组。相比之下，技术技能和体能较差的同学就可以在任务式教学中增加术科和体能素质训练的比例，运动技能掌握和体能较好的同学，在任务式教学中就可以实施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积极性，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引导学生由“学会”向“会学”转变，为学生表达思想、提升实践能力提供机会。除了课堂教学可以将“学生”进行“分类分层”以外，在各类体育竞赛等实践活动中也可以采用“分类分层”的教学手段。将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分类分层竞赛”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训练热情，增强教学训练效果，提升学生的自我认同感和竞技运动水平，丰富学生的运动经历。

2.2充分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独立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所培养的对象是服务于当地基础教育的，因此，本专业的学生对教育教学的需要是刚性的、全面的、具体的。其体现为学生掌握运动专业技能的需要，学生培养自己从事体育课程教育教学能力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升学与就业的需要等。独立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教育教学环节的设计要注重和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教育观念，要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前提，以服务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以学生的需要优化课程内容，使设置的教材内容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和构成良好的价值取向。同时，独立学院还要关注和探索基础体育教育的发展规律，认真研究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教学实践经验和新课改实施过程中的优缺点，并把这些经验融入本科教育，上升为理论，真正培养出高质量的体育教育人才。

2.3优化独立学院体育专业师资结构，提升师资力量

独立学院要不断优化体育专业师资结构，加大自主招聘专职教师的力度，积极引进博士和优秀硕士建立稳定的教师团队。同时，学院的相关职能部门也应积极配合，创造条件，提高待遇，留住人才。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上，独立学院要对有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给予政策鼓励，破格评审。其次独立学院要为体育专业教师创造和提供进修或深造的机会，帮助其更新知识结构；就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目标和要求，新课标的解读、教学方法的创新等内容有针对性地进修培训，并要求教师要将新课标的设计思路、教育理念、教学要求正确地融入落实到自己的教育教学中去，逐步渗透给学生。同时要积极打造体育教育专业教师与当地优秀中小学体育教师互动平台，及时了解基础教育的前沿政策，不断总结实际经验，提升体育专业教师反思、创新、研究和实践的能力，为中学培养合格的师资队伍，实现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民办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要大力创造条件，让独立学院的青年教师承担并完成一些专门就独立学院实际情况、教学改革等相关问题开展的科研课题，努力提高其理论知识水平和科研能力。科研活动是新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等主要的推进方式和执行渠道，努力提高独立学院科研活动质量是提高教师整体素质的首要条件，是促进独立学院教学改革发展的抓手。同时，主管部门还可以将教师们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独立学院的管理发展和改革中来，全面提升民办教育质量，丰富民办教育内涵。独立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改革还处于不断摸索、持续优化的初级阶段，独立学院体育教育专业的师资力量、教育观念、教学方法与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要求等都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脱节。

3.结语

基础教育改革篇8

关键词：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 教学

改革

《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提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1]中小学教育属于基础教育，它的根本任务是全面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基于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基础教育历经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发展过程。上世纪九十年代，教育界人士对基础教育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与此同时，国家大力提倡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进行转变，并从考试题型、教材编排等诸多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尽管国家要求基础教育改变其应试教育的现状，然而，基础教育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应试教育。近些年来，我国教育部对基础教育全面按照《学科课程标准》进行改革。新课程的轮廓已逐步趋向明晰化和稳定化，它在教育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任务、课程评价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创新与改革。但这种改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密切相关。

一、基础教育改革的内容与特点

基础教育改革是全方位、多角度的。第一，基础教育的改革重构了基础。基础是重要的，但基础本身也在变化，基础教育的结构也要完善。首先，现阶段，在基础知识的结构性分析上，仅仅强调基础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能力结构的问题，考虑到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基础含义。因此，需要我们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第二，基础教育的改革突显了素质教育。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凸显了学生素质的综合发展。综合素质包括人文素养、科学素质等等。基础教育阶段要培养学生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培养学生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构思未来，使学生建立知识与实际生活之间的相互联系，掌握探索未知世界的方法，具有把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的能力以及形成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第三，基础教育改革要面向现代化。课程内容要充分反映时代特征。在全球化、国际化、信息化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选择不同的课程内容，使学生立足眼前，放眼世界，既秉承传统，又映射现代。因此，课程内容的选取至关重要。第四，基础教育改革强调多方位交叉综合。首先是培养目标上的综合。在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对实施素质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新高度、新境界，要求基础教育把培养思想道德素质作为核心，把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作为重点，着重发展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以上皆是对人才培养高度综合的要求。其次是要实现内容上的综合。本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明确提出，小学课程以综合课程为主，初中课程实行综合课程与分科课程二者相结合，高中课程以分科课程为主。在义务教育阶段，明确提出必须要开设“历史与社会”“科学”等综合课程。最后，还要实现课程形式的综合。例如，研究性学习课程。作为一种课程形态，研究性学习与传统的学科课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研究性学习秉承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学生个性成长、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展以及学生群体性共同发展出发，充分体现创新性学习、多样化和差异性学习、主体性和探究性学习以及互动性合作学习的特点 [2]。

二、高等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

第一，在完成大学本科专业知识培养目标的前提下，遵循学科专业发展与教师专业训练、教育理论学习与教学实践体验、启迪教育智慧与端正教育思想相结合的教育原则，着力加强大学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使学生具有坚实的文、理、工学科专业知识及人文和科学素养。同时，在课程设置、学位论文撰写等方面可以体现不同的培养需求，强化其专业性，使学生在毕业时具备从事某项工作的基本职业道德、职业理想，职业能力等综合性的职业素养[3]。第二，优化学科结构。从当前各高等院校的实际出发，参照国内外大学教育的成功经验，调整学科布局，优化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整体结构，形成以专业教育为主，通识教育为辅的学科群；优化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具体学科结构；优化特定专业的学科结构，使其适应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三，设计合理的课程体系。课程是建设学科专业的基础。我们应遵循学科专业建设的基本原则，充分考虑专业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科学设计并建立课程体系。实践证明，科学设置专业课程，可以夯实学生各学科专业的基础。第四，加强教学实践环节。我们应充分重视本科教学实践科目的学习和考查，加强实践技能训练，特别注重依据学生所学不同的专业，采取风格迥异的教学实践方式，同时加强双语教学。微格教学、毕业设计、综合性实验等教学环节的训练，可以重视实习与实践机会。

三、现阶段基础教育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首先是教育规模的盲目扩大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年义务制教育的实现，使绝大多数适龄儿童走进了学校的大门。至九十年代末期，高校开始进行大规模扩招。同时，高中教育也得到了飞速发展，新兴高中不断涌现。高中的大规模招生促使高校生源有了一定的保障。这是基础教育给高校扩招带来的有利影响。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扩招是一把双刃剑，数的扩增并不代表质的提高，反之，有可能是质的降低。无限制的扩大招生规模，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就会出现短缺现象，生源质量难以得到保障。现行的高中与高校扩招疑似陷入到一个怪圈当中：高中扩招给高校招生提供了生源，高校扩招替高中提供了毕业保障。二者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其次，应试教育在高校招生中占有绝对优势。应试教育最显著的特点是：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旨在“育人”，而是指向考试。尽管教育部颁布了新的课程标准，其明确规定基础教育必须“以学生为主体”，但实际上仍未贯彻执行。应试教育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第一，现行的应试教育对高校的教育造成阻碍。应试教育注重应试技能的培养，导致学生“高分低能”。而高等教育是一种专业教育，专业教育要求学生既要有以往的基础教育背景做铺垫，同时又要具备与本专业相关的知识。长期受应试教育的熏陶，易使学生形成定势思维。面对高校教育，学生必然要经历思维转变的过程。经过正确引导，加上学生自主性和适应能力较强，思维转换的过程或许较短。反之，一些学生则始终不能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第二，应试教育阻滞了高校学生管理。教育的本质是“立人”，然而，应试教育与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现今，因为考试酿成的悲剧屡见不鲜。实际上，这些悲剧是应试教育不良影响的直观映射。考试带来的巨大压力已然使一些中小学生不堪承受，进而由此引发诸多心理问题。相较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闲暇时间较为充足，许多学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样，新的问题应运而生，比如部分学生迷失了人生的目标，无心学习；有的学生沉迷网络，荒废学业等。

国家富强，教育为本；教育兴盛，教师为本。具有百年传统的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究竟何去何从呢？这迫切需要我们站在时代的新的制高点上，充分认识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的关系，以全新的思维，做出恰当的定位。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教育健康持续地发展，培育出符合新时代需求的人才。

参考文献：

[1]钟启泉，崔允灞，张华编著.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M].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2001.

基础教育改革篇9

改革需要激情，改革更需要理性。当改革者的目光聚集大洋彼岸的西力 . 文明，怦然心动的寻觅到与中国传统教育迥异的教育理念和学习方式，对欧美新教育的欣然向往，对传统教育的无比憎恨溢于言表。

于是“山姆大叔”的那套文化教育和肯德鸡、麦当劳一样诱惑国人的眼球，人们痛惜之余开始对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横加指责，对中国传统文化无原则的批评，认为中国传统教育是扼杀孩子创造性的“凶手”，中国传统文化是淹没孩子个性的“祸首”，甚至把中国没有出现一流的科学大师，总是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都归罪于传统教育，主张完全用西方话语和制度取代中国传统教育者更不在少数。仿佛西方教育是孩子成材的摇篮，中国教育一切都不尽人意，一本很普通的《素质教育在美国》竟风行中国，成了众多家长和老师不离手的“圣经”。“从西力现代性的镜子照出我们一脸无奈”，五千年悠久的文化竟在国人的躁动和狂热面前，如此失落和卑贱。

传统果真是教育现代化的包袱而须予以彻底抛弃吗 ? 为什么“五四”以来对传统棒追鞭打，传统仍然不识趣的存在呢 ? 为什么素质教育、新课改迟迟不能在中小学扎根化为它们的自觉行为呢 ? 一种异己的教育理论，失去传统的滋养，就无法化为民族血液的一部分，就会造成水土不服。

一、传统是什么

希尔斯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延续纽带，传统的本质不是在过去，而是在现在，甚至可以说传统就是我们生存的一种方式。法国人的浪漫情调、德国人的理性传统、美国人的实用态度、中国人的礼仪文化都是通过传统的潜移默化维系和延续着，并且活跃在当下的生活中。无论我们如何诅咒教育“传统”，它的影子仍然活跃在师生行为上，甚至说“传统”的某些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教育工作者实践理性，抑制了理论改革家的浪漫的冲动。

传统是反思现代、未来的参照系，“忘却历史的人，注定重犯历史的错误”，世界范围内教育改革的“钟摆现象”，对我们当今基础教育发展具有启迪意义。传统和现代作为教育发展的两个端点，为我们基础教育改革寻求它们之间的平衡支点提供了参照坐标。

基础教育改革不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不是简单的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彻底分离，而是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和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国教育知识基础扎实，数理训练要求严格这是我们的特色，不能轻易抛弃；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也不能忽略．但是这些经验是针对该国特定问题和情景而产生的，是否可以直接移植是需要仔细甄别和筛选的。西方后现代文化催育的浪漫色彩的课程理念与我国课程改革的实施环境有相当的距离。我国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孩子们想获得深造机会，就必须通过激烈的升学考试，尤其是在就业压力极其严峻的今天，无数家长对于女的理想和就业期待，寄托于高考的“鲤鱼跳龙门”。甚至可以说一个学校和教师应试教育搞得不好，就很难生存下去。在当前情形下，无论我们对新课改理念“爱”有多深，无论通身洋溢人性美好的教育话语有多诱人，也只能是隔靴搔痒。另外，现在国际教育主流回归基础质量，后现代那套理论在北美大陆也不受欢迎。所以，我们借鉴国际教育经验，必须考虑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及其与我国教育情景的差异。

任何教育理论都有其生长的土壤．都是其母体文化内涵的反映。由于文化具有不可通约性．我们移植的西方的教育理念也许只是其表层的“知识和观点”，而无法捕捉其特定的文化底蕴。

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以及中国近现代优秀的教育理论和经验是我们母体特质文化的长期积淀产物。因而，继承和延续传统教育文化基因，打通历史和现实的血脉联系，在民族生命和文化精神的舒展中重建基础教育改革的民族文化自觉性是我们无可推卸的责任。过去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教育存在不正确的认识，简单把传统教育化约为儒家教育，又将儒家教育简约为****教育，从而连根拔除。轻易的割断历史联系，不利于传承和发展，更不利于吸收外来文化。

20 世纪 20 年代，在新文化运动激励下的基础教育改革就表现出对传统儒家教育的彻底颠覆，认为“新旧之间，绝无两寸调和之余地”，彻底“****孔家店”、全盘清除封建教育，为欧美教育理念的纷至沓来提供适宜的氛围。事实上，以民主和科学相标榜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确实超越了清末传人我国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僵化和呆板，极大张扬了个性和自由，体现出尊重儿童和适应儿童心理发展的科学教育观，丰富了中国人的教育理念。但是，急风暴雨的新文化教育改革没有对传统进行和风细雨的梳理和扬弃，而是全面彻底的否定传统，外来的教育理论无法寻找与之相融合的生长点，所以欧美教育理论始终停留在长江沿岸几所发达城市的实验学校，没有与国情民性很好的结合化为民族血液一部分。

陶行知曾自述：“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主流。我从民国六年起陪着这个思潮来到中国。八年来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正是缘于实践中的碰壁，陶行知先生开始从中国国情出发，吸收民族传统教育中优良遗产，融会中西，创立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生活教育。

二、我们究竟在探求什么

在西方强势文化侵袭下，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现代化诉求基本停留在抄袭、模仿和移植的水平，“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象。”

50 年代，受意识形态和国际环境制约，基础教育改革全面倒向苏联，尤其是 1956 年凯洛夫来华讲学，一时轰动中国教育界。当时宣传苏联教育思想特别是凯洛夫 < 教育学》的书籍印刷品达 230 多万册，而我国中小学教师只有 200 多万人。由此可见，我国中小学老师对苏联教育模式伺其虔诚 !

然而好景不长，“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对凯洛夫《教育学》惟恐学得不认真、不系统、不全面、不彻底。 50 年代后期，则对凯洛夫《教育学》惟恐批得不认真、不系统、不全面、不彻底。” 60 年代破除苏联迷信，中国教育改革开始本土化之路，却滑向了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泥潭。中国教育改革之路可谓“红颜薄命”、命运多桀。

改革开放后，我国基础教育发展迎来了春天，在“三个面向”方针指引下，基础教育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扎扎实实的开展改革实验，在学制、课程、教法和教材等方面的探索，均取得喜人的成绩。但从总体上来看，基础教育仍没摆脱传统的束缚。统一的大纲、教材和考试要求，强调社会要求轻视个性差异等弊病仍然存在，所以我们不满意，对基础教育课程的“繁、难、偏、旧”和“六个过分” ( 过分注重知识传授，过分强调学科本位，过分强调接受学习，过分强调课程评价选拔功能，过分强调课程集中管理 ) 深恶痛绝，抑或干脆彻底抛弃，另请神仙。然而建国后八次大规模的课程改革伤透了理论专家的脑筋，探求各种解决办法，始终没有逃出这些矛盾。课程文化传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我们越是逃避它，越是牢牢地被粘住。

从国际上看，英美的教育是以现代派为主导，他们不满意基础差，下大力气强化基础教育质量，所以他们不理解中国教育界为什么向美国学习。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在竞选中都向选民抛出“绣球”，立誓做一个教育总统，提升美国基础教育质量水平，主张向东方教育学习，学习东方教育考试制度，想通过借鉴东方严格的考试制度，恢复美国基础教育元气。但美国是多元文化、自由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整齐划一的考试制度和教育模式在美国不过是总统的“一厢情愿”。

追溯基础教育现代化艰辛的探索历程，改革似乎总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纠缠间徘徊。简单地将一切****，另起炉灶，摆脱不了教育改革的左右摇摆现象。身经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风风雨雨的“活化石”吕型伟先生说：“出路何在 ? 似乎在寻找结合点或者说在寻找中间地带。”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都有各自优势，中国与西方都有各自民族文化特点，改革必须摈弃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完全对立的机械二元论思维方式，应该努力探寻它们之间的融合点。对待传统和民族的遗产，不应简单否定，而要贴近时代和文化发展的脉搏，创造性转换为现代化生长的基点。

总之，教育改革不是简单的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轨，而是通过对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双重超越，建构一种立足中国国情的、符合时代要求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基础教育发展观。

三、寻觅课程改革的民族文化自觉性

20 世纪 90 年代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浪潮中，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放眼全球，中小学追求与国际接轨，但是本土行动略显迟缓，民族特色的优秀的教育话语略显不足，特别是伴随着国际教育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理念涌入国人视野，欧美的、日本的、加拿大的、前苏联的……中国教育学呈现多元化态势，可谓异彩纷呈，在众多流派中，欧美教育思想最为“抢手”。但是在名目繁多的译述和著作中，却缺少我们自己的教育学话语，我们仿佛患了“民族文化失语”症。中国的教育研究与改革基本上成了外国教育思想的跑马场，即便“当今如火如荼的新课改，构成其主要的理论支柱的，无非是泊来的‘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西方文化教育流派。当急促的马蹄声渐渐衰歇、狂热的看客纷纷离场之后，空旷的赛场上只剩下默然的清洁工和孤寂的守门人。”中国的知识人竟训练成为各种西方教育理念的代言人，充斥教育科研的各种西方的“后××主义”话语，让读者无法使用现代汉语的思维准确把握。由于课程研究缺乏民族化的感性语言表达形式，致使许多研究成果无法为课程实施者 ---- 一线教师接受、理解、应用和创新。

美国学者希尔斯在其专著《论传统》一书中说，人类永远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文化传统和文明历史中，而不是置身其外。事实上无论我们自己多么现代化，无论我们世界多么全球化，我们都不能忘却自己来自何方，都不能抛弃自己文化认同的根。否则，在全球多元文明对话中，我们拿什么与国际接轨 ?

中国近现代基础教育改革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教育救国”始终是教育家寻求教育改革和出路的突破口。由于教育的社会功能被无限的放大，教育改革的精神内涵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滋养，导致教育视野中人文精神的断层。

当代中国素质教育针对应试教育中无视学生的生命意识，摧残个性的弊病，提倡教育对人的精神自由、生命和尊严的终极性关怀，关注教育的超越性和人性化。基础教育的精神转向无疑切中痼疾，振聋发聩，但是素质教育的精神内涵不自觉的移植了西方人文主义或人学思想，忽略素质教育改革的文化合理性。“直接把西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移植于素质教育之中，用这种方式反省和批判传统观念和应试教育，是一种过于偏激的文化拯救心态，这只会导致素质教育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性格。”

基础教育改革篇10

    一、美术教育课程改革的内容

    美术教育课程是此次新课程改革的科目之一,但是美术课程有它自身的特点与特有的教育规律,这决定美术教育课程改革有其自身的重点内容,教育改革实施者必须按照美术教育的艺术特性与情感教育规律推动改革。

    (一)美术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美术素质

    与传统的美术教育将知识传授作为教育目的不同,新的美术教育更加注重的是美术素养的形成,培养其发现美与创造美的能力。在美术教育活动中,最重要的不是让学生知道哪些美术知识,而是需要让学生在不断的知识汲取与欣赏、动手探索等活动中具备鉴赏与创造的能力,因此,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去努力探索美术作品中的艺术之美,启迪他们发挥想象力进行思考与创造。

    (二)区别对待美术教育课与其它课程

    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培养学生艺术能力的课程,更多的事与想象力等人的非智力因素相关,所以与数学、语文等更加注重科学严谨的课程不同。所以,美术教师与学生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教与学的活动。尤其是教师需要把握美术欣赏的情感性,在教学过程中要充满感情地进行讲授,用自己的感情与艺术魅力去感染学生审美,启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引发学生的审美情趣,达到美术教育的素质教育目的。具体来说,美术教育课不在于对于教学语言的挑剔,而必须在审美的渠道上,如果课堂上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美术作品的背景故事等内容,那这一堂课也不会是有价值的美术课,所以说美术教育课程的主旋律在于美术欣赏,教师在进行课堂设计时必须把握这一点,才能真正达到提高学生美术素质的目的。

    (三)美术教育方式多样灵活

    在课堂讲授、情景设置等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之上,美术教师需要保证给学生一个轻松与活跃的课堂气氛,这样才能让他们能够灵活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最大限度地开发其美术潜能。所以这就要求美术教师采取多样灵活的教育方式,如“交互式”的教学方法。所谓“交互式”就是在教师需要在艺术鉴赏时注重与学生的相互交流,改变以往教师的灌输式讲解,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对于美术的兴趣。

    (四)教师需要把握课堂深度

    美术素养的提高需要领会作品的内在品质才能实现。因此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美术欣赏的时候要保证欣赏具有一定的深度,这样才能一步一步让学生真正理解作品的内涵,从而为其创作提供可能性。真正的艺术欣赏需要做到形神共通,更加注重作品意义、社会意义、精神内涵等,也就是领会作品的“神”。

    二、促进美术教育课程改革的措施

    改革就是不断地在原来的不足之处进行完善,为推动美术教育课程的改革,发挥其素质教育的本质精神,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改进措施:

    (一)加强对美术教师的培训

    新的美术教育课程对美术教师的美术专业水平与教学水平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教师的培训水平也跟上这个要求,培养出适应当前美术教育需求的专业教师。因此,为帮助教师能够在较快的时间内适应这种新的教学环境,就需要加强对美术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的培养,促进其专业水平的提高,此外还需要组织教师不断进行教学能力与评价能力的训练,从而在培养与实践中不断促进教师的转型,成为新时代的新型教师。

    (二)教师需要深入研究教材,加强教学设计

    由于教材内容的改革,加上当前新的教学目标以及教学要求,这都对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与教学实施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在实施教学之前,必须认真研究教材,如与其它教师进行交流等,这样才能理解教材,必须深入研究教材,这样才能保证美术课程的欣赏深度。

    (三)明确基本的教学内容

    虽然新课程要求丰富教学内容,使得课堂更加灵活生动,但是这必须保证是在基本教材的基础之上的优化整合,而非毫无头绪的随意教学,所以教学内容必须把握教材重点,不可断章取义,偏离教材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主要是奠定学生关于美术的基本常识,例如美术语言、美术基本知识、美术创作方法和美术发展规律等基础性的内容。

    (四)倡导教育资源共享

    针对配套的教参辅助材料缺乏的问题,建议实现共同区域教育资源共享,因地制宜地利用各种当地课程资源,开发出具有本校特色或者本人特色的美术课程。

    (五)提高美术教育课堂的开放性

    当前时期,政府对于公益文化事业投入也越来越多,比如一些博物馆、艺术馆等的修建。这些地方具有丰富的艺术资源,可以成为美术教育的外部课堂。教师应该不断开放自己的课堂,而不能把课堂仅仅局限在教室里,书本上。不仅要走出去,而且还要引进来,例如,当前有许多家庭的孩子都会自己进行艺术培训,且这些学生的艺术技术水平也都颇高,教师可以让她们也成为小老师,讲授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

    (六)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