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中介十篇

时间:2023-04-07 03:21:06

融资中介

融资中介篇1

融资中介合同范文一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企业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融资XXXXXXXXX(具体金额以实际借款合同为准)。该笔融资以甲方拥有的XXXXXXX抵押,并负责办理他项权证。如因甲方原因导致他项权证无法办理,则甲方应支付XXXXXX违约金给乙方。 鉴于乙方拥有良好的融资渠道,能够为甲方的融资提供服务,甲方委托乙方提供融资中介服务。甲方同意给乙方出具融资授权委托书。

二、融资活动成功后,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中介费。无论融资款是否分期到账或一次性到账,甲方收到首笔融资款后,应在两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中介费用。(具体贷款额度以融资计划为准。)

三、中介费用按以下公式计算:中介费用=贷款总额百分之X

四、甲方与资金方正式签定借款合同(或其他性质融资合同),视同乙方的义务已经完成,融资活动获得成功。甲方有义务提供一份加盖公章的融资合同复印件给乙方。作为中介人,乙方有权要求参与整个融资活动全部过程,甲方不得回避﹑阻扰﹑或拒绝;否则甲方违约,应支付XXXX违约金给乙方。甲方与资金方进行接触,乙方必须在场,甲方不得与资金方私下接触;否则甲方违约,应支付XXXXX违约金给乙方。

五、基于乙方为甲方提供的融资服务,甲方承诺并同意若甲方的亲属人授权人未经透露之受托人或其他有亲密联系的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担任法人﹑股东﹑或从事工作的公司)与乙方所提供的资金方(包括资金方关联主体或个人)签订相关借款合同,甲方将按照本合同内容如约支付乙方中介费。

六、甲方应在获得借款的两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以转账方式支付乙方中介费。逾期付款,每日按照中介费金额的3%支付违约金。甲方支付给乙方中介费而产生的税费,乙方概不承担。乙方不提供发票。如甲方坚持要发票,则自行承担占发票金额8%的税费。

七、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依法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八、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以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进行约定,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自合同约定各项义务履行完毕始失效。

九、甲方必须根据乙方融资工作的需要提供一切便利条件和有关资料,并对所提供有关资料的真实合法性承担责任。

十、甲乙双方对于本合同有保密义务。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对外泄露。否则,泄露方应支付违约金XXXX元。

十一、其他约定事项:乙方承诺融资贷款的年综合成本为XX%;借款合同签订后,如甲方未经乙方同意,以任何理由或借口拖延或不再实际使用借款,则甲方应支付乙方违约金 元。甲方法定代表人对于本合同约定的甲方义务条款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年月日:

融资中介合同范文二

甲 方:

乙 方:

上述双方经协商,甲方委托乙方作为其独家,并就以下合作达成共识,共同遵照履行。

第一条:甲方就以下项目委托乙方融资人民币 万元,并按合同要求支付乙方融资总额的 %作为中介服务费。(融资总额是指企业与投资方达成的交易合同和/或转让书和/或协议中约定的全部但不限于以货币资产价值折算的交易金额总和)。

1、项目名称:

2、项目批准主管部门:

3、项目的融资渠道:引进外资

第二条:乙方主要责任是:为甲方寻找、介绍符合甲方要求的资方;真实反映资方的履约能力和资信情况,力争促成甲方与资方成交;诚实守信,保守甲方和资方的商业秘密;为甲方和资方订立、履行合同提供约定的服务。

第三条:甲方应按乙方的具体要求,准备相关资料,做好配合工作,资料备三份。

第四条:甲方不得任意变更主张,致使乙方徒劳和丧失信誉。若有此情发生,甲方须消除影响,恢复信誉,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

第五条:甲方支付乙方中介服务费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甲方将资料按乙方要求备齐,并经乙方审查合格后,将甲方资料完善建档、立项,并针对性的与有意投资方进行洽谈,取得投资商初审,符合投资意向,需甲方和投资商面谈时。此阶段费用 元,此费收取后不予退还。

第二阶段:乙方为甲方找到合适的投资方后,与投资方接洽谈判时,甲方应负责乙方在实地考察中相关费用。若因甲方和投资方的各种原因,未能合作成功,乙方发生的费用不予退还。

第三阶段:甲方与投资方谈判成功,签订协议,并得到投资五日内,甲方应向乙方交纳中介服务费。若投资系分期到位,应根据比例按时支付。甲方每延期交纳一天应向乙方加付1的违约金。

第六条:对前期财务审计、评估、可行性方案的咨询服务,根据具体服务项目,费用另议。

第七条:乙方不得擅自转让甲方和资方的经济成果,不得隐瞒资方真实情况,否则应支付违约金或者赔偿损失费。

第八条:双方均须遵守职业道德,乙方履约落实合作后,甲方无履约能力,给乙方和资方造成经济、信誉损失的,应由甲方赔偿一切损失。

第九条:如果出现不可抗力,双方在本协议中的义务在不可抗力影响范围及其持续期间内将终止履行。合作期限可根据中止的期限而作相应延长,但须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均不会因此而承担责任。

第十条:任何一方违反有关条款,违约方应赔偿遵约方损失。

第十一条: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持一份。未尽事宜,双方应协商解决,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字(盖章):年 月 日 :

乙方签字(盖章) 年 月日

融资中介合同范文三

甲方(委托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住址:

乙方:

电话:

甲方为解决自己所办企业发展中的资金求问题,委托乙方有偿提供金融服务,经双放协商一致,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第一条 委托事项

甲方意向融资人民币 ,为实现融资,甲方委托乙方的服务事项包括:

1. 寻找资金方,资金放包括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和个人,并不限于一家,但最多不超过三家;

2. 收集申请贷款所需资料,策划最佳的融资方案;

3. 以甲方名义与资金方沟通贷款条件,利息和费用等相关事项;

第二条 委托期限

本协议自甲方提供相关的融资申请资料之日生效,自乙方为甲方完成第一条所述相关事项,融资计划得到实现时止。

第三条 甲乙双方权利义务

1.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申请融资所需的相关资料、文件、凭证、权属证书,并保证其提供资料、文件、凭证或权属证书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

2. 甲方应配合乙方与资金方进行必要的调查,不得无故推迟或拒绝。甲方承诺并保证可用自己或他人的资产或相关权证为本融资做抵押或质押。

3.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咨询服务费,甲方同意按以下方式向乙方支付:自甲方或其关联方取的资金方借款时起,由甲方按全部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总额* % ,一次性以现金、转帐的方式向乙方支付上述融资及经济信息咨询服务费。

4. 因甲方原因解除委托或不履行本协议事,甲方应支付乙方办理委托的事项发生交通费、通讯费、调查取证费、个人工资等费用。如乙方已经完成上述委托事项(主要的是指甲方的贷款获得资金方的审批),则甲方不得单方解除委托或终止本协议,否则视为甲方违约,甲方须按总融资服务费的50%对乙方予以补偿。

5. 甲方有权敦促乙方办理委托事项的进度,如乙方有不尽职,甲方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可单方解除本协议。

6. 乙方应当尽职服务和保障甲方利益之义务,应至少提供三个放案供甲方选择。

7. 委托期间,乙方应无条件接受甲方的询问,并及时向甲方汇报进展。

第四条 违约情形及责任

1. 乙方在收到甲方提供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未启动融资服务的,甲方可单独解除本协议,并收回甲方交给乙方的资料。时间以接受完整资料时间为准

2. 在乙方为甲方寻找到资金方并确定贷款意向后,甲方无正当理由不同意办理相关手续,使委托事项无法实现的,甲方应当支付本协议约定的服务费50%予乙方作为违约金。

3. 甲方如不能如期支付乙方居间服务费,则按应支付居间服务费每日百分之五罚息,直至甲方付清全部居间服务费为止。如恶意拖欠或不与支付者,乙方有权将转交第三方追缴,在追缴期间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有甲方承担。

第五条 争议的解决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放充分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有受害方向甲乙双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其他条款

1. 甲方保证融资目的为合法的,如在资金到位后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任何问题,与乙方无关,甲方承诺,资金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所产生的责任由甲方承担。

2. 甲方保证向乙方提交的所有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

3. 其他

融资中介篇2

关键词:金融中介;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基金项目: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5月26日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居民可自由支配的资产在不断增加。居民家庭的资产规模、资产结构和资产选择行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居民的金融意识也有了大幅的提高,已从对一般商品的需求发展到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倾向于多样化的资产组合。随着资金的增加,这种需求日益迫切,人们希望通过新的金融产品来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不可否认,金融资产选择将对居民生活水平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居民金融资产的选择对于我国刺激投资、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和资源有效配置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居民金融资产的配置会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速度和有效性。因此,研究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并致力于促进居民资产选择行为合理化,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中介是金融市场运作的基础,在经济活动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居民金融资产的选择对于深化金融中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反过来,金融中介的职能也有利于促进居民资产选择行为的合理化。本文的目的就是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系统分析我国居民资产选择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研究金融中介在促进居民资产选择行为合理化的路径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制度变迁增加居民不确定性预期,导致金融资产选择有明显的预防性特征。我国正在深入推行的住房、就业、医疗、劳保、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虽然其进程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对居民现实生活的影响却表现出很大的共性。即这些改革一方面增大了居民收入的不稳定性,同时又增加了居民的预期支出。例如,就业制度的改革,打破了传统的“铁饭碗”制度,使不少人面临下岗甚至是失业的风险,从而增加了居民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而教育制度的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推行,又使大多数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面临一笔不菲的预期支出。因而,在这些改革措施尚未落到实处的时候,为了追求跨时效用最大化,居民理性的反应只能是缩减当前消费,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之不测。事实上,居民面对制度变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预防特征,从居民金融资产的现实选择和对居民储蓄倾向的一些相关调查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2007年底,我国居民的全部金融资产中,银行储蓄存款所占比重为52.3%,有价证券、手持现金、保险准备金和基金的比例分别为26.18%、7.35%、1.6%和9.7%。由于在众多的金融资产品种中,银行储蓄虽然收益较低,但它是风险最小的一种,这说明居民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带有明显的预防性特征。

(二)资本市场发育滞后,居民资产选择自由受到限制。在西方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国家,金融衍生工具发达,可供一般居民选择的金融资产品种也相当丰富。银行存单、股票、企业债券、政府债券、公共基金、保险单等多种金融资产已经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而且,经过多年反反复复的产权交易,市场监管规则也得到不断的修正,每种资产的风险与收益的匹配状况已逐步趋向合理。普通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不断调整资产组合,以寻求投资效用的最大化。在我国,由于资本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从而使居民的资产选择行为受到了较大的限制。首先,从金融资产品种供给来看,目前除银行存款外,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股票、债券、基金等资产品种的规模依旧较小。其次,从资本市场的规范性方面看,由于缺乏系统、有效的监管措施,导致当前投机现象异常猖獗,违规欺诈事件时有发生,普通居民的投资风险与收益难以匹配,中小投资者利益没有得到很好保护。以股票市场为例,由于众所周知的会计信息失真、机构操纵等行为的存在,致使绝大多数中小散户成为资本市场不公平竞争的牺牲品。最后,就资本市场网络建设而言,营业网点稀少、辐射能力差的现状也为居民多元化投资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和部分小城镇,目前资本市场的发展几乎空白。

(三)城乡分割依然存在,农村居民的资产选择行为尚未步入市场化道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多少年来,中国的城镇与农村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虽然乡镇企业的崛起,为缩小城乡差别搭起了一座“黄金”桥梁,但农村地区封闭、落后、市场发育程度低的状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农村居民同城镇居民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方面,更重要的表现在生产与生活方式方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耕作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的特征表明,虽然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已经瓦解,但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也并不明显。因而,中国农村当前的经济状况似乎应归纳为“后自然经济”时代,或“准市场经济”时代。这种城乡分割的现实状况,必然决定了农村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尚不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农民金融资产的选择目前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另一方面不仅是农村,而且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城镇,证券交易所、产权交易所、邮市、币市等金融资产流通场所也不存在,从而使农村居民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受到较大的制约,并不富裕的农村居民积累起的少量积蓄只能以银行存款和手持现金的方式来持有。

(四)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大量金融资产过度集中于少数社会富裕群体之中。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一种全面扩大的态势,而且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如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同时,由于垄断带来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由于违法违纪等现象带来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等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此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使失业和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问题也更为突出。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在资产选择行为上的表现,必然是金融资产持有结构的不合理,从而造成大量资产向少数社会富裕群体过度集中。以城乡居民的银行存款为例,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推算,截至2005年底,占全国总人口43%的城镇居民拥有82.3%的储蓄存款,这一比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占比的发展变化来看:1978年人民币城镇储蓄余额为154.9亿元,而农户人民币储蓄余额为55.7亿元,前者是后者的2.78倍;1990年人民币城镇储蓄余额为5,278亿元,而农户人民币储蓄余额为1,842亿元,前者是后者的2.87倍;2005年人民币城镇储蓄余额为116,445亿元,而农户人民币储蓄余额为24,606亿元,前者是后者的4.73倍,因此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占比呈上升趋势。由于银行存款是当前城乡居民最主要的金融资产,因而金融资产的集中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在城镇居民内部之间,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同,金融资产同样会存在向少数高收入居民集中的态势,而且这种状况同农村地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调查研究也反映了这一点,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资产调查样本将金融资产由低到高五等分排序分析出,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值的比例分别为64.4%和88.1%,而户均金融资产最少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值的比例分别仅为1.3%和0.3%。

三、发挥金融中介作用,优化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居民资产选择中存在的问题,不仅不利于企业的直接融资,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而且对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而,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引导居民资产选择行为走上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合理化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降低居民投资的交易成本和风险,引导居民进行多样化投资。交易成本是金融市场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高昂的交易成本使得很多低收入的居民无法投资金融市场。由于存在交易成本,中低收入居民还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居民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很少,而大量的小规模交易会产生非常高昂的交易成本,因此这些居民只能进行有限的投资,无法实现多样化投资。2007年底,我国居民的全部金融资产中,有价证券的比例仅为26.18%,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程度并不高。

然而,金融中介的发展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使得中低收入居民能够享受到金融市场所带来的好处。金融中介利用规模经济和专门技术降低了单个居民的交易成本,在引导居民进行多样化投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共同基金公司为例,由于共同基金公司购买大量的股票或者债券,因此它能够享受较低的交易成本。共同基金公司以管理账户的名义将这些成本以管理费的形式扣除,因此单个居民投资者也可以享受成本节约的好处。在引导居民进行多样化投资中,金融中介发挥作用的另一机制是金融中介通常规模庞大,足以购买高度多样化的证券组合,从而可以降低居民投资的风险。

金融中介更多地使得中低收入居民参与到金融市场中,在引导中低收入居民进行多样化投资的同时,优化了这些居民的金融资产持有结构。此外,金融中介为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了更多的资产投资机会,因此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二)降低居民金融资产减值风险,确保居民金融资产保值增值。如果说体制改革、未来支付风险增大是居民不敢投资金融市场的部分原因的话,那么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为居民进入金融市场设置了障碍。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居民不能很好地辨别具有较高收益率和较低风险的证券与具有较低收益率和较高风险的证券,居民或者较少投资证券,或者在金融市场面临较高的资产减值风险。金融中介是生产信息的专家,能将高风险投资项目和低风险投资项目区分开来。以商业银行为例,由于商业银行将大部分贷款都发放给业绩良好的公司,因此商业银行从贷款上赚取的回报高于其支付给居民存款者的利息。商业银行因此获利,并一步激发其生产信息的动力。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持有大部分非交易贷款,这是其成功地减少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关键。

现阶段,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金融中介在确保居民金融资产保值增值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较为严重,证券市场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这给金融中介提供了更大的空间。2007年底,我国居民的全部金融资产中,银行储蓄存款所占比重高达52.3%,这也说明了居民更多地选择银行储蓄存款作为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手段。因此,金融中介在确保居民金融资产保值增值方面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可以采取的方法是创新金融产品,提供满足各种类型居民需求的金融产品。

(三)完善金融中介功能,推进农村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合理化。目前,农村居民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受到较大的制约,并不富裕的农村居民积累起的少量积蓄只能以银行存款和手持现金的方式来持有。虽然农村居民的金融资产通过银行存款实现了保值增值,但是如果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并不富裕的农村居民将面临较大的负担。另一方面,随着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和股份制改革的逐步完成,各商业银行纷纷收缩在农村的网点,造成了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不足。因此,各地区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和实际特点纷纷改组农村信用社,使其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尽量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的需求。但农村信用社(或农村商业银行)由于自身的缺陷,只提供简单的存款业务,金融中介在农村的发展相对滞后。随着我国农村居民储蓄存款比重的进一步增加,丰富农村居民金融资产品种便显得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了。针对农村经济实际情况,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要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加快并完善金融中介在农村的发展。针对农村经济实际情况,推进农村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合理化的总原则应该是:降低货币资产比重,增加资本资产份额,为农村经济尤其是农业发展服务。金融中介尤其是农业保险、农村社会保险,各类证券公司可以在规避农业风险方面发挥极其积极的作用。金融中介通过提供金融产品鼓励、引导人们踊跃参加农村社会保险和农业保险,使之成为我国农村居民资产选择行为中的一个应有的必不可缺的金融资产形式,从而推动农村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合理化。

主要参考文献:

[1]陈雨露,汪昌云.金融学文献通论:宏观金融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融资中介篇3

一、中小企业贷款涉及的中介环节

近来,笔者先后走访了商务、房产、国土、物价、公积金中心、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等14家单位,调查到贷款涉及的中介环节如下:

(一)涉及的中介机构

企业在办理贷款过程中,一般需向银行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属抵押贷款的需要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抵押物进行评估认定,然后经产权登记机关(房产局、国土局、工商局、农机管理局、林业局、车管所等机构)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房屋、汽车等抵押财产还需到保险公司办理保险手续。

(二)涉及的中介手续与流程

贷款申请经银行前期调查,确定贷款意向后,由中介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再由贷款申请者到相关职能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取得他项权证书,然后送交银行进入贷款审批程序。其中银行还会出于防范风险的需要,要求申请者出具会计事务所的验资报告。此外,以房屋、汽车等为抵押物的贷款,则要求在办理房产评估手续的同时,到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但调查发现,在实际贷款过程中,只有一部分贷款者购买了保险。

(三)涉及的收费项目与费率

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需要支付的费用主要有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收取的审计咨询费、房产(土地)评估事务所收取的资产评估费、登记机关收取的抵押手续费、登记费和保险公司收取的抵押物保险费等(详见下表)。

二、中介环境不佳加剧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表现

(一)收费不规范,加大了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一是收费项目与标准不透明。在平江县政务公开中心收费一览表中,虽然有房屋登记费和抵押(典当)手续费的栏目,但未注明是否为中介评估的收费标准,平江县政府网站也没有公示国土和房产评估、登记收费标准。此外,据平江县物价部门反映,该县有关职能部门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收取的抵押登记费没有收费标准。

二是中介环节多重收费。据调查,3月24日,平江县幸福树电器城申请贷款120万元,被评估公司收取8000元、财保公司收取1235.50元后,在房产局办理备案登记时,又被收取“其他非税收入”7375元;该县个体户陈某3月在农行办理抵押贷款并被收取评估费后,到房产局办理登记时又被收取2000元。

三是超标收费。据该县国土部门介绍,平江县政务公开中心收费一览表中规定“抵押按成交额的0.5‰收费,但最高收费不超过3000元,收费额低于500元的按500元计收”的土地(矿产)交易服务费,是国土中介的收费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收费上限的规定并未得到执行,且还收取20元的工本费。如据抽样调查的企业反映,其去年办一笔抵押贷款,贷款金额200万元,中介公司收了1万多元,房产局、国土局各收了1万多元,远高出上述收费标准。

(二)评估结果认可度不一致导致多头评估多头收费,加大了融资企业成本。

据调查,平江县房产局下属的中介评估机构,负责了该县农信社、住房公积金中心发放贷款时住房抵押物的评估,土地抵押则需该县国土部门确定的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后,才能办理登记手续。但银行方面又有其认定的评估机构,进而造成了多头评估的发生。贷款户为尽快取得贷款,只得多头评估,重复交费,承受额外负担。如平江小王快印公司贷款150万元,先后向银行认可的中介机构岳阳市房地产评估事务所交纳评估费8000元,但评估报告平江县房产局不予认可,重新指定下设的评估机构进行重复评估,其又向平江县房产局指定的评估机构交纳评估费9600元。

(三)管理不规范导致中介手续繁杂,增加时间成本和隐性成本

目前,中介环节手续繁琐主要表现在抵押登记过程中。如平江县房产局在办理抵押登记申请时,要求中介评估服务机构到该局当面签证评估报告,造成了登记手续的复杂化。同时,该县房产、国土部门规定评估报告是抵押登记申请的必要资料,虽然符合相关制度办法,如《房屋登记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申请抵押权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文件…..(六)其他必要材料。但其依据的兜底条款并未明确内容,申请者很难获知相关职能部门对此做出的具体要求,造成申请者由于资料提供不足,多次往返申请的现象,进而影响到中介服务效率。抽样调查显示,因与中介机构和行政部门协调、洽谈产生的交通、公关等隐性费用平均每户为1.25万元,占到贷款额的1.09%。

三、建议强化规范管理疏通中小企业融资的中介渠道

(一)控制评估及登记收费标准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国务院纠风办1999年12月22日《关于印发的通知》第8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国家有关中介服务收费管理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制定分工管理的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中介服务收费标准”。因此,建议省一级物价部门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制定统一收费标准。建议物价部门对现有抵押登记与中介服务收费标准进行一次清理,取消土地和房屋抵押登记按比例的收费标准,明确只能收取登记证件的工本费,并改为按笔收取。同时,建议收费标准不搞一刀切,对农村和城市按不同的标准区别对待,并允许中介公司和顾客在评估服务收费上限协商决定,切实降低中介服务成本。

二是明确公示。物价主管部门要将中介服务收费标准向社会各界明确公示,内容说明应详实具体,不能模凌两可,可上可下,给收费部门增加收费提供可乘之机。

三是强化监督。物价主管部门要长期接受社会各界的举报,对违反收费标准的中介机构进行重罚,直至吊销营业执照,并将处罚情况要政府网站公布。

(二)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建议及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中介评估机构的运作。同时,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统一中介评估机构的认定标准,明确依法成立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的有效性,并确定拒绝承认评估报告单位的责任,避免多头评估、多头收费的发生。

(三)成立专门的行业管理部门

融资中介篇4

关键词:中小企业;国有商业银行;融资。

一、中小企业融资的现状。

中小企业融资的特点不同于大型国有企业。中小企业融资具有单笔资金需求量较小,资金到位时间要求特别快、贷款频率特别高的特点。目前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全国GDP的60%、税收的50%、进出口总额度60%;国家发明专利的65%、新产品开发创新的80%,它们为全国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资金需求巨大,但资金供给有限,主要原因是各家银行对中小企业仍然是审慎介入,认为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过高以及风险较大。2012年国有商业银行接到总行下达到分支行的指令,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预计明年新增的信贷额度,1/3投放给大企业,1/3投放给中小企业,另外1/3投放给微小企业和个贷。商业银行贷款是目前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截止2011年9月底,中小企业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333.76亿元,比年初增加48.68亿元,增长17.08%,同比多增55.2l亿元,增幅同比上升了2O个百分点。其中,新增工业性贷款25.64亿元,同比多增6.39亿元,增量占贷款总增量的52.67% 。

二、国有商业银行介入后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契合银监会关于额度5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优惠政策,统筹建立授信5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客户的金融服务体系,在客户准入、授信流程、担保方式、利率定价、贷后管理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授信政策。在此基础上,完善客户分层体系,建立差异化的金融服务方案。这些政策措施,已成为几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今年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共同选择。

截至2011年末,工行个人经营贷款余额已达近2700亿元,为40多万户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提供了贷款支持。其中仅201 1年该行就新增个人经营贷款约790亿元,增幅达42%。201 1年初,建行根据总体战略定位,结合小微企业业务特征,提出服务“社区金融”的理念,并明确了小微企业业务要向“零售化”和“小额化”转型,要不断夯实客户基础,重点发展小微企业业务,使有限的信贷资源,支撑服务更多的小微企业客户群体。在“零售化”发展思路的指导下,2011年下半年以来,小微企业客户基础数迅速扩大,为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2012年,交行将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继续完善机制建设,促进小微企业贷款健康发展。重点要完善小微企业独立核算机制,对小微企业贷款业务进行独立的成本和利润核算。继续优化小微企业贷款管理授权授信体系,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逐步下放小微企业贷款审批权限,优化审批流程,实现标准化、流程化、批量化审批,提高审批效率。并通过全行上下的共同努力,力争小微企业授信客户增长35%以上,贷款余额增长45%以上,小微企业贷款在全部贷款占比继续提升1至2个百分点,拨备前利润同比例上升,不良率控制在总行规定的范围内。加大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500万元以下授信户数在全部小微企业占比由目前的35%以下提升到40%以上,贷款余额在全部小微企业占比由目前的15%以下提升到20%以上。

三、通过多种途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一)为出口企业提供创汇贷款。

我国有不少中小企业的产品主要销往国外。针对这种情况,银行可以通过审核中小企业提供的出口合同或者进口商出具的信用签证来发放贷款;而中小企业如有现汇账户亦可让其以此作为抵押来发放贷款;对于资信良好且有稳定外汇收入的中小企业可以依靠结汇凭证来发放贷款;对有良好的市场前景企业还可以考虑为其提供设备投资贷款;享受出口退税的企业可以以其出口退税账户作为质押进行贷款或者利用其出口退税质押账户办理出口代付业务,利用海外金融机构进行融资;贸易融资是银行对进口商或出口商提供的与进出口贸易结算相关的短期融资或信用便利。其基本对象包括具有进口业务经营权,资信良好,有长期稳定的出口业务,出口制单水平较高的企业。

与此同时,出口货物应为该企业的主营产品,并在国外或我国港澳台地区有稳定的销售市场。

(二)结合企业实际需求,创新设备融资租赁途径。

对于处于产能扩大阶段的中小企业,往往需要大量资金用于生产设备投资。在国外,设备融资租赁是企业设备投资中一种极为常见的方式,其规模仅次于银行贷款。融资租赁相较于其他的融资模式而言有其独到的优势:它是以融物为形式满足融资的需求,而对企业自身的资信状况与担保条件要求较低,非常适合中小企业大额设备投资的资金需求。假若银行业结合企业实际需求改变以往的融资租赁模式,则对于解决中小企业大额设备投资的资金问题有较大益处。

(三)工程机械担保贷款。

工程机械担保贷款是指对借款人发放的、用于在特约经销商处购买指定品牌工程机械的人民币担保贷款。可以满足客户在本区域内、或者跨区域购买大型设备的资金需要,帮助卖方客户促进大型设备的销售,提高贷款业务办理效率,买卖双方交易真实性更有保障。工程机械担保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含三年)。

(四)小企业额度抵押贷款。

小企业额度抵押贷款是指银行用信贷资金向小企业借款人发放的、采取抵押方式、可在贷款额度有效期间内一次抵押、循环使用的贷款。用于小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及设备、厂房等投资。

(五)小企业法人账户透支。

小企业法人账户透支业务,是指银行同意小企业客户在约定的账户、额度和期限内进行透支以满足临时性融资便利的授信业务。透支资金用途限于满足小企业客户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周转性资金需求。

(六)国内保理。

保理即保付,是指卖方将其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其与买方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根据契约关系转让给银行,由银行针对受让的应收账款为卖方提供销售分账户管理、应收账款催收、保理预付款、信用销售控制和信用风险担保等服务中的特定的两项或两项以上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产品。主要适应于从事国内贸易的境内客户,一般为短期贸易服务,可以满足客户扩大销售、加速现金回流,获得收款保证、改善财务结构以及降低管理成本的需要。

(七)联保联贷。

指3家(含)以上借款人,通过网络自愿共同组成一个联合体,联合体成员之间协商确定授信额度,向银行联合申请贷款,由银行确定联合体授信总额度及各成员额度,每个借款人均对其他所有借款人因向银行申请借款而产生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银行借此发放一定额度的信贷业务。无抵押、无质押,贷款需求200万元以下,特别优质客户可放宽到500万元。

(八)经营性物业贷款。

小企业经营型物业贷款是用于满足客户扩建、改建、装修经营性资产的融资需求,以已投入运营的经营性资产所产生的稳定现金流(包括但不限于收费收入、租金收入和其他经营收入)作为还款来源而发放的贷款。小企业经营型物业贷适用于拥有经营性资产,近年经营稳定发展,并有对相关经营性资产进行扩建、改建、装修融资需求的中小企业客户。依据借款人的融资需求,借款期内企业经营活动可能产生的净现金流等因素合理确定,贷款额度最高可达3000万元。

(九)标准厂房按揭贷款。

标准厂房按揭贷款是为满足客户向第三方购买标准厂房而产生的融资需求,以客户未来经营收入为还款来源,并采用分期还款方式的融资业务。标准厂房是指开发(工业园)区内,开发商按统一规划、由开发商集中建造的生产经营场所,一般具有通用性、配套性、标准化等特点,能够满足人园中小企业的基本生产经营需要;不包括客户自行建设的白用厂房。标准厂房按揭贷款用于满足有购买上述标准厂房融资需求的中小企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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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中介篇5

【关键词】 混合所有制; 融资约束; 公司绩效; 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9-0057-06

一、引言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的转型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的最显著变化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与私人资本等多种性质资本的混合交叉持股。2014年国务院国资委启动了“四项改革”试点工作,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其中的重要一项,混合所有制企业已成为我国国企改革的主流方向。在实践中,通常认为同时包含了国有股份和非国有股份的企业就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而学术研究中,更强调不同性质股东在企业重大决策中发挥的实质性作用,即在企业重大决策中,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都能发挥实质性作用的企业才称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一股独大的企业通常不认为是混合所有制企业[1]。

已有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研究,宏观层面侧重研究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比重对经济发展后果的影响,而微观层面则侧重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的措施进行定性研究,有关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的定量研究比较少见。而有关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微观企业的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和影响路径方面的研究就更为少见。

MM理论认为,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中,企业内部资本与外部资本可以互相替代,从而企业投资决策只与外部市场需求有关,与企业财务状况毫无关系。事实上,现实中并不存在完美的资本市场,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双重作用,使得企业外部融资成本通常都会高于企业内部融资成本,从而产生融资约束(Fiancial Constraints)问题。融资约束问题会进一步对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决策和投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产生相应的经济后果[2]。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效率相对较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存在融资约束问题。所有制结构属于企业的上层建筑,对企业的融资行为(如融资约束程度)和投资行为(如技术创新)等都具有重要影响[3]。因此,结合我国正在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背景,针对混合所有制企业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在融资约束程度以及公司绩效差异等方面展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剖析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和理论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混合所有制与公司绩效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从长远来看,所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事务的支持和资源投入都是企业生存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企业为了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和资源投入,必须在企业目标层面重视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保护,换言之,企业目标不应该是单一主体(如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而应该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当企业在所有制层面存在性质更为多元化的所有者(如国有股东、民营股东、外资股东等)时,有助于在所有制层面更有效地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有助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而资源基础理论则认为,企业的财务绩效主要来自于对企业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企业在所有制层面的不同安排,决定着企业所拥有资源的基本结构。王鹏和周黎安[4]认为,当企业所有权主体较为单一时,企业所掌控的资源也较为单一,从而难以协调好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矛盾,进而影响公司绩效的提升。武常岐和张林采[5]用1998年至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对在此期间通过不同方式进行改革的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改善了企业的经济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相比,混合所有制企业具有较优的绩效。

(二)混合所有制与融资约束

公司金融相关理论指出,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需求方和资金供给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所有制结构属于企业的上层建筑,对企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理论认为,当企业股权相对集中时,企业的控股股东和内部控制人对企业具有更强的控制力和话语权,从而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银行、中小股东等企业资金的供给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一般会更高,进而导致企业面临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郑江淮[6]等对1996―1999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按照国有股比重的高低进行分类,然后对不同类型企业投资过程中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国有股比例的下降,企业与资金供给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有所下降,从而企业面临的外源融资约束程度逐渐减轻,同时,他们也注意到,国有股东比非国有股东能更有效地利用政府资源来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陈胜蓝等[7]以2004―2009年中国20个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同时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股权性质对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联合影响,结果表明,在产品市场竞争比较激烈时,非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具有更灵活的决策机制,从而能更有效地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可见,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时各有优势,相对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而言,混合所有制企业一方面既能有效利用国有股东的政府资源,另一方面又能发挥非国有股东决策机制方面的灵活性,同时,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互相制衡的股权结构能更有效地缓解企业各种问题,降低企业与资金供给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最终有助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降低。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相比,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更低。

(三)融资约束与公司绩效

有关融资约束程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财务领域和公司治理领域的学者提出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解释[8]。财务学派认为,融资约束程度与公司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原因在于,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公司绩效主要来自于企业主营业务范围内的投资收益。当企业面临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时,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低,意味着企业能以合理的融资成本获得更多的所需资金,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利用那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进而增加企业利润。相反,如果公司面临比较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意味着企业由于无法筹集到所需资金,从而不得不放弃那些有助于提升公司绩效的投资机会[9]。袁卫秋[10]以2006―2010年我国沪深两市872家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差异及其成因,研究结构表明,融资约束程度更高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显著高于融资约束程度更低的现金持有价值。而公司治理学派则认为,融资约束程度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融资约束程度反映了企业成本的高低,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意味着企业成本越低,从而越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刘菁[11]以2008―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企业自有现金流量导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股东更不容易实施“掏空”行为,从而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事实上,融资约束影响公司绩效的投资机会机制和成本机制都离不开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换言之,在不同环境下,两种机制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上市公司而言,资金短缺和融资难是企业存在的普遍问题,同时,处于这一阶段的企业通常也面临较多的投资机会,因此,投资机会机制的作用相对较为突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融资约束程度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四)融资约束在混合所有制与公司绩效间的作用

已有的研究中,虽然鲜有直接检验融资约束在混合所有制对公司绩效影响过程中的作用,但是有学者循着“顶层制度安排-企业重大决策-经济后果”逐层递进的逻辑,检验了“所有制-融资约束-公司绩效”的影响关系和作用机理。徐龙炳和李科[12]以1998―2007年中国制造行业的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和检验了政治资源、融资约束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政治关系有助于缓解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而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可见,融资约束程度是企业政治关系影响公司绩效的一种作用机制。资源基础观(RBV)认为,混合所有制属于企业的顶层制度安排,这种安排直接决定着企业资源(包括政治关系在内的多种资源)结构,从而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缓解融资约束的相关行为和决策,最终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这意味着,融资约束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企业所有制结构影响公司绩效的重要的路径或机制之一。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

H4:融资约束在混合所有制与公司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在进行定量研究设计时,首先要确定主要的研究变量,并进行定量测度。为了定量研究融资约束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绩效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本文设置了以下主要研究变量:

1.公司绩效。根据前文的研究假设,公司绩效构成本研究的主要的因变量。而有关公司绩效的定量测度,国内外学者具有不同的偏好。由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也相对发达,股价能更有效地反映企业的价值和绩效,因此国外学者通常采用托宾Q来衡量公司绩效。而中国的市场经济相对不够发达,中国证券市场的效率也相对较低,从而上市公司的股价偏离度相对较高,所以国内学者通常使用总资产收益率(ROA)或净资产收益率(ROE),本文采用ROA来衡量公司绩效,并用ROE做稳健性检验。

2.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并采用虚拟变量来测度,即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为1,否则为0。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企业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一是企业的国有股和非国有股比率都超过20%,二是董事会同时具有国有代表和非国有代表(独立董事除外)。

3.融资约束。融资约束程度的测度是公司金融和财务管理领域尚在热烈讨论的话题,至今尚未对此形成统一的意见。总体来看,融资约束有两类测度指标:一类是单变量指标,即利用单一的财务指标(如股利支付率、利息保障倍数)来度量;另一类是多变量指标,即利用多个财务指标构建综合指数(如KZ指数、WW指数)来测度。Glichrist[13]通过构建欧拉方程模型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利支付率用于测度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具有合理性,基于此,本文采用股利支付率来测度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FC)。股利支付率越高,说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低。

4.控制变量的测度。借鉴已有研究,本文控制了企业的资产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企业成长性(Growth)、企业所属地的市场化程度(Market),并采用行业哑变量和年度哑变量来控制行业和其他宏观环境变量的影响。本研究的变量符号定义与测度见表1。

(二)研究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假设1―4,本文构建了以下四个回归模型。由于行业哑变量和年度哑变量较多,且不是本研究的重点,略去行业哑变量和年度哑变量的回归方程形式如下:

在模型1―4中,a,b,c,d为方程的回归系数,ε为残差。在回归分析过程中,采取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对于模型1―3,采取OLS、以分层回归的方式逐步引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

(三)样本与数据来源

为了回避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对财务数据造成差异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中国市场化指数等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2007―2009年为样本选取的时间窗口。由于要对比分析混合所有制企业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公司绩效、融资约束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在此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控制行业、规模、上市时间长短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按照“行业相同、规模相当、上市时间相近”的原则来获取与混合所有制企业进行对比的非混合所有制企业(也被称为配对样本)。

数据来源方面,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并经过了如下几个筛选步骤:一是剔除ST和PT类企业,原因在于处于财务困境中的企业在决策过程中会表现出与正常企业不一致的决策行为;二是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原因在于金融企业的部分会计和财务指标的含义与其他行业企业的指标含义存在一定的差异;三是剔除2007―2009年间相关数据不全的样本企业。最终得到2007―2009年间上市混合所有制企业及上市非混合所有制企业共684个企业一年的观测值。由于样本量不是特别大,且时间序列较短,因此,本文采用混合截面数据的相关模型和方法,对上述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数据处理采用Stata12。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企业构成样本的主体占63%;从时间分布来看,2007―2009年间三年的占比基本相当,分别占30%、34%和36%。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样本总体的公司绩效处于中等水平(ROA均值为16.1%),但样本企业之间的差异较大(最小值为-64.9%,最大值为85.4%);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均值为0.021,企业融资约束的差异也比较大(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2.6%)。此外,企业规模的均值为22.463,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4.785和18.994,说明企业规模存在较大差异;财务杠杆的均值为0.551,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912和0.038,说明企业财务杠杆存在较大差异;企业成长性的均值为0.245,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4.259和-0.852,说明企业成长性也存在较大差异。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见表2。

其中,混合所有制与公司绩效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76),这一定程度上验证了H1;混合所有制与融资约束(FC值越大表示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正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验证了H2(相关系数为0.315);融资约束与公司绩效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正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验证了H3(相关系数为0.257)。多数控制变量与因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控制变量的选取具有合理性。而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不大,说明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适宜做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混合所有制企业与配对样本企业(非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公司绩效和融资约束上的差异,最简单的办法是进行分组检验(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分组检验的P(T>t)分别为0.0985和0.0756,应拒混合所有制企业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绩效和融资约束无显著差异的原假设,说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财务绩效显著优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H1得到验证,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都显著低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FC值越大表示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小),H2得到验证。

(二)多元回归结果

基于前文构建模型1―4,本文采用OLS分层回归得到的结果见表4。

模型1的控制变量(企业规模、财务杠杆、成长性与市场化程度)中,多数与被解释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说明控制变量的选取是恰当的。在模型1中,加入混合所有制后,混合所有制在1%水平上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调整拟合优度也由此获得较大幅度的提高并且调整拟合优度的变化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混合所有制程度的提高是导致公司绩效提升的重要因素,H1通过验证。加入融资约束后,融资约束变量(FC)在1%水平上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调整拟合优度也由此获得较大幅度的提高且调整拟合优度的变化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融资约束程度(FC值越大表示融资约束程度越低)的下降是导致公司绩效提升的重要因素,H3通过验证。

模型2的控制变量(企业规模、财务杠杆、成长性与市场化程度)中,多数与被解释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说明控制变量的选取是恰当的。加入混合所有制后,混合所有制在1%水平上与融资约束变量显著正相关,调整拟合优度也由此获得较大幅度的提高且调整拟合优度的变化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混合所有制程度的提高是导致融资约束程度减轻(即融资约束变量值增加)的重要因素,H2通过验证。

根据温忠麟等[14]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在自变量(混合所有制)与中介变量(融资约束)的关系、中介变量与因变量(公司绩效)的关系中,如果只有一个关系显著,则进行Sobel检验,如果两个关系都显著,则把自变量和中介变量放在一起检验其对因变量的影响。由于H2和H3都成立,因此需要把自变量和中介变量放在同一方程检验其对因变量的影响(即模型4)。对比模型1-2和模型4可以发现,在加入融资约束后,混合所有制的显著性水平下降但依然显著,说明融资约束在混合所有制与公司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H4通过验证。

(三)结果与讨论

对于回归方程1,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取分层OLS回归的方式来分析混合所有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的股权结构有助于公司财务绩效的提升,这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的相关观点。即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相比,混合所有制企业由于具有性质更为多元化的所有者(即同时具有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这一方面有助于企业更有效地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矛盾,从而有助于公司财务绩效的提升;另一方面,有助于为企业带来更为多元化的企业资源,而企业资源的多元化有助于企业降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公司财务绩效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助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

对于回归方程2,被解释变量是融资约束程度,本文采取分层OLS回归的方式来分析混合所有制对融资约束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的股权结构有助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降低(FC值越大表示融资约束程度越低)。这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委托理论的相关观点,即混合所有制企业由于具有性质更为多元化的股东,同时控股股东“一股独大”的现象较为少见,因此有助于企业缓解可能发生的冲突和问题,对于这样的企业,资本供给者(股东、债权人等)会更乐意提供企业所需的资金,从而放松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回归结果与金融相关理论的观点相符,即在转型经济国家,政府和企业都掌握着一定的资源,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相比,混合所有制企业所拥有的国有股东有助于企业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更有效地获取资金这一稀缺资源(放松政府主导的融资约束),同时非国有股东更为灵活的企业经营决策机制则有助于放松企业主导的融资约束,最终有助于企业综合融资约束程度的降低。

对于回归方程3,本文采取分层OLS回归的方式来分析融资约束程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融资约束程度的降低有助于公司财务绩效的提升。这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财务学派的观点,即企业更容易获取所需资金或者以更低融资成本获取所需资金,能够更有效地利用那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进而增进企业利润。实证结果不支持公司治理学派的观点,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成本的降低,进而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公司治理的其他机制(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股权结构等公司治理机制)已经比较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从而融资约束程度的公司治理效应相对不那么明显了;另一方面,即使融资约束程度能发挥较大的公司治理效应,即能显著提升企业绩效,但由于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对于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二者的合力最终依然表现为企业绩效的降低。

对于回归方程4,本文通过把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方程、采取OLS回归的方式来分析融资约束程度在混合所有制与公司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融资约束程度在混合所有制与公司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所提出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SCP范式)及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及资源基础观等相关理论的观点。即相对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而言,混合所有制企业由于具有性质更为多元化的投资者,一方面企业能通过这些性质多元化的投资者接近更多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性质多元化的投资者有助于企业更有效地协调企业与资金拥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能更有效地放松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而能更有效地利用那些具有正的净现值的投资项目,最终有助于公司财务绩效的提升。

(四)稳健性检验

在学术研究中,对于特定的研究变量,可能存在多种测度方法,因此,只采用某一种测度指标基础上获得的实证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为了降低这一偏差,需要进行替代指标的稳健性检验。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替代指标的稳健性检验:一是公司绩效替代指标的稳健性检验,即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公司绩效,对上述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分析;二是融资约束替代指标的稳健性检验,即参照Kaplan and Zingales[15]的做法,采用KZ指数来衡量融资约束(KZ指数越大,意味着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对上述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此外,在样本选取过程中,异常样本可能会对实证研究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从而产生有偏的研究结果。为了降低样本中可能包含的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还进行了剔除异常值的稳健性检验,即是把公司绩效三倍标准差以外的样本作为异常值进行剔除,然后重新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也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配对样本法选取了2007―2009年间我国沪深两市的125家非金融类混合所有制企业和125家非混合所有制企业作为样本,采用虚拟变量来测度混合所有制,采用股利支付率来测度融资约束程度,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之间在公司绩效和融资约束程度上的差异,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绩效显著优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绩效,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显著低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而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行的进一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融资约束程度对于公司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且融资约束程度在混合所有制与公司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意味着,企业在所有权结构上的差异(即混合所有制这一股权结构安排)会通过缓解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来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经济后果(即提升企业绩效),这部分地解释了我国国有企业正在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我国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其他类型企业的公司治理实践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对于微观企业而言,融资约束程度会受到所有制结构的影响,因此,企业应从公司治理的各个方面(包括股权结构方面)着手,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从而降低企业融资时投资者所担忧的企业不确定性问题,进而有助于降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其次,融资约束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公司绩效的重要途径和通道之一,因此,作为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引进更为多元化的投资者,具体来说,可以引进包括外资股东、民营股东和集体股东等在内的非国有股东,并让他们在企业重大决策中发挥出实质性作用,以优化企业的股权结构和重大决策机制,进而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最后,融资难是我国众多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国有中小型企业等)面临的共性问题,作为政策制定部门,应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条例,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和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以更有效地贯通资金从拥有者到需求者之间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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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中介篇6

我国金融脱媒的实证分析

(一)信贷中介比率先降后升,贷款出现脱媒校正趋势从1992年到2009年,非金融部门进行的外部融资增长了19倍。从融资额来看,贷款、债券和股票都有显著增长。其中,贷款所占比例(即非金融部门的信贷比例)在90年代迅速下降,表明非金融部门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在上世纪90年代迅速降低,呈现显著的金融脱媒现象,这种趋势在1998年降到低点后,开始缓慢回升,即非金融部门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重新回升,此即贷款的脱媒校正现象。但总体来讲,2000年-2009年的平均信贷中介比率小于1991-1999年的信贷中介比率,表明贷款在非金融部门融资渠道中总体呈下降趋势。图1国内非金融部门金融中介比率(二)市场中介比率显著上升,其他金融工具并未出现脱媒从市场中介比率来看,1998年之前市场中介比率几乎为0,表明金融部门几乎未持有非金融部门发行的除贷款外其他金融工具。但1998年之后,市场中介比率迅速上升,至2009年,该比例已达15%。市场中介比率的上升意味着金融机构对非金融部门权益购买的增加,在非金融机构的总体外部融资中,金融机构持有股票与持有债券的比例同时上升。实际上,在2009年,非金融部门证券融资份额的83%是通过金融中介进行的,而这一数据在1992年仅为17%(表1)。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中介在非金融部门资金融通过程中的重要性在增强。表1金融机构持有的证券占非金融部门证券融资比例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数值0.170.110.410.410.250.060.610.310.47年份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数值0.510.660.710.750.820.710.910.770.83(三)金融中介比率呈先降后升趋势,金融脱媒校正趋势明显总体金融中介比率和信贷中介比率同样呈现出先降后升趋势,但1999年之后的上升幅度比信贷中介比率高,因此,总体从1992年的0.86增长至2009年的0.97,呈增长态势。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1992年到1997年间,信贷中介比率呈现下降趋势,而此时段的市场中介近乎为0,变化不显著,因此,金融中介比率在此时段呈现下降趋势,即金融中介呈脱媒态势。而从1999年到2006年,信贷中介比率和市场中介比率同样都保持缓中有升的状态,因此金融中介比率出现大幅度上升。这是因为1999年之后,金融机构证券投资份额显著增加,而银行贷款的相对份额保持平稳微幅增长。可见资本市场的发展并没有降低非金融部门对金融中介的依赖程度,只是从融资方式上略微有所转变。金融中介为非金融部门提供的证券投资比重逐渐增长,国内非金融部门对金融部门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强。(四)外部融资的结构效应从1992年到2009年间,非金融部门的外部融资组成结构有了显著变化(图2)。非金融部门由住户、政府和非金融企业三部门组成。18年来,政府部门的外部融资基本保持稳定,仅从2007年开始有了大幅增长。非金融企业的外部融资则保持逐年增长,尤其是2007年开始,增速迅猛。与此同时,住户部门的外部融资也经历了显著增长,并且占整个非金融部门外部融资的比例也有了大幅的增加,从1992年的2%增长至2009年的20%。住户部门融资主要来源是贷款,尤其是自1998年开始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制度,致使住户部门的中长期贷款数额增长迅速,从1998年的318.57亿元增长至2009年的17489亿元,12年间增幅接近55倍。图2非金融部门外部融资组成结构演变住户部门贷款占整个非金融部门外部融资比例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信贷中介比率的下降和市场中介比率的上升。本文据此做了一个测算,如果住户、政府、非金融企业等三个部门外部融资组成结构从1992年到2009年一直保持不变(即保持1992年三部门的融资结构比例),则2009年非金融部门的信贷中介比率应该是0.768,比1992年下降8%,市场中介比率为0.193,为1992年的6.61倍(表2)。而由于住户部门贷款迅猛增长引起的该部门外部融资比例迅速增加,致使非金融部门实际信贷中介比率到2009年为0.812,仅比1992年下降3%,实际中介比率则为0.157,为1992年的5.38倍。因此,三部门融资组合变化对信贷中介比率的影响效应为1.06,对市场中介比率的影响效应为0.81,即三部门融资结构的变化减缓了信贷中介比率的下降和市场中介比率的上升趋势(图3)。

对商业银行发展的启示

综合以上分析,我国仅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金融脱媒现象,1999年之后,无论是从贷款工具层面,还是从其他金融工具层面,我国不仅没有出现金融脱媒现象,而且整个经济体系对金融中介的依赖程度在逐渐增大。通过对于我国金融脱媒的度量,本文认为对商业银行的发展有以下三点启示:第一,加强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管理。目前,大企业的融资渠道正在拓宽,脱媒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中小企业一般来说自有资金较少,缺乏透明的财务信息,无法直接在资本市场有效融资。商业银行有专业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能力,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必将成为今后商业银行的业务拓展重点。第二,拓展消费金融业务。从1998年开始,国家开始实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制度,随之住户部门的中长期贷款出现迅猛增长,改变了非金融部门外部融资的组成比例,住户部门外部融资占整个非金融部门外部融资比例从1992年的2%增长至2009年的20%,这一现象的出现减缓了信贷中介比率的下降速度。随着中国人理财观念的改变,住户部门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及其他如汽车信贷、耐用消费品信贷等消费金融的需求将越来越旺盛,这也是银行今后业务发展的机遇之一。第三,提高金融创新能力,发展表外业务。传统观念认为,资本市场的发展会导致金融中介的衰退,而Allen&Santomero(1996)指出,金融市场的扩大并没有使人们对金融中介的依赖程度降低,反而,个人参与金融市场的方式急剧转向通过各种中介。只不过在此过程中,传统中介(吸收存款机构)的重要性下降了,而新型金融中介(发行证券)得到迅速成长。1992年到2009年间,通过金融中介进行的非金融部门证券融资份额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从17%增至83%。因此,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间接融资形式。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面临来自资本市场的竞争,商业银行应该主动进行业务转型,拓展中间业务种类,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设立银行系基金、证券和保险等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形成金融集团,在不断延长的金融中介链条中占据重要地位。

本文作者:杨光工作单位:南开大学经济系

融资中介篇7

【关键词】金融中介 金融创新 金融市场 互联网金融

发展经济学指出经济的增长需要创新因素发挥作用,推动经济实现量性区间向质性区间的转换,具体到金融发展领域,则强调金融创新的作用。金融创新对金融中介的演进不仅有一般性的影响,还涉及差异性的影响。当然金融创新对于金融中介的发展也存在风险,需理性看待其双重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

一、金融中介与金融创新的界定

王广谦在《关于加强金融中介整体性研究的思考》一文中,从宽窄不同的三个口径界定了金融中介:其中最宽泛的金融中介界定为“为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实现资金融通活动而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实现资金融通和其它金融活动的场所。对于金融创新的界定,狭义的金融创新主要指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的创新。本文主要从狭义的角度来讨论金融创新对金融中介演进的影响。

二、金融创新影响金融中介演进的两个方面

金融创新影响金融中介的演进表现在一般性和差异性两方面,一般性体现在金融创新对金融中介适应政府管制、规避运营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作效率、金融工具创新、金融服务多样等方面的影响,差异性影响则体现在金融创新对不同金融中介机构及其与市场的差异性效应两方面。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中介的一般性影响

1.适应政府管制,规避运营风险。金融业务和工具的创新,为金融中介规避政府管制和经营风险提供了条件。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Q”号条例的实施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一度高达20%,银行为争取存款开始避开管制,在负债业务方面进行创新,而80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和美国的储贷危机爆发,货币互换、利率互换、期权交易等金融创新的先后出现,对金融中介机构规避风险提供了有力武器。

2.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作效率。乔治・本斯顿和小克里弗德・史密斯在1976年发表的《金融中介理论中的交易成本》一文中,提出技术和消费者偏好变化将促使金融中介调整产品,以降低交易成本。金融创新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通常是借助电子信息技术,提高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从而提高资金周转速度和使用效率。

3.金融工具创新,金融服务多样。金融创新不断开发出新的产品,极大丰富了金融工具体系,满足客户金融服务多样化的需求。金融工具的创新可以说是名目繁多,如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现金管理账户、证券信用交易账户、资产证券化等,增加了金融中介机构的业务种类,拓宽了金融中介机构的经营活动范围和发展空间。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中介的差异性影响

首先体现在金融创新对不同金融中介机构的差异性效应。金融创新会使金融中介机构的一些传统业务转向金融市场,从而导致某些金融中介机构业务的萎缩和另外一些金融中介机构业务的扩张。比如,债券和票据市场上的工具创新又使得那些原来依赖于银行贷款的公司获得了新的融资渠道,其结果是商业银行等融资类金融机构的资产业务被削弱;证券化更被视为融资类和保障类金融中介的一种“灾难性创新”,证券化使得介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金融工具大量增加。

其次体现在金融创新对金融中介机构和市场的差异性效应。金融创新不断地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不断地将金融中介机构既有的产品和服务推向金融市场。如风险投资公司最初榇葱缕笠堤峁式穑一旦运作成功,就会转向二板市场或创业板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中介机构的最终消亡。罗伯特・默顿和兹维・博迪提出,金融产品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之间的转移过程实际上呈现反复循环的状态,并将其称为“金融创新螺旋”。如此动态地看金融体系的结构演进,很容易发现,金融中介和市场的关系是互补性的,而非竞争性的,金融创新使中介和市场之间形成一种动态交互关系。

另外,金融创新作为一种非专利性创新,而且创新的成功与否依赖于人们对创新产品的认知和使用,基于其价值的不确定性和容易被模仿,人们便不急于立刻接受金融创新,当有较大市场份额的金融中介推动其发展,给人们以信任的基础,则会提高人们参与使用金融创新工具、业务等的积极性。从这个角度讲金融创新的影响,则对金融中介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金融创新对于金融中介演进的风险

金融创新虽然为金融中介机构捕捉盈利机会、规避市场风险提供了大量的操作手段,但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金融中介机构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大了金融中介机构风险的管理难度。另外,由于金融监管难度加大,管制的放松,使得金融中介风险外部控制削弱。因而,金融创新的发展也对金融中介提高自身对金融创新的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是整个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需要。

(一)金融创新与金融中介的稳定性

一方面金融创新使金融中介业务日趋多样化,经营可能更为稳健,效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又必然带来金融中介机构竞争的加剧,部分金融中介机构经营风险大为增加。如金融创新使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资产方面银行贷款比重下降,而证券投资比重上升;负债方面活期存款比重下降,而对利率敏感性高的资金来源迅速增加,增加了银行的风险管理制度。

(二)金融创新与金融中介的监管

金融创新使金融中介监管日益困难。首先,对于金融中介机构本身新的业务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金融创新使得政府对不同金融中介机构的监管划分不明确,如在中国出现的余额宝,对其监管主体也缺乏明确性,目前其结算账户由中国证监会监管,然而备抵账户则由央行监管。

四、结语

金融创新对金融中介影响深远,并具有核心作用,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金融创新都能促进金融中介的发展,进而一味的推崇金融创新,甚至为金融创新而创新,这样只会造成金融体系的混乱。另外,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属于外部力量,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创新对金融中介机构的内部风险。而且,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创新的“时间差”使金融风险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因此,消除金融创新导致的风险不能全然依靠政府主导的金融监管来解决,也应从金融创新的设计、运行机制等内部角度入手,共同解决有效控制金融风险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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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中介篇8

关键词:金融中介;风险管理;参与成本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2-0086-03

金融中介理论是伴随着金融业的实践而发展的。在传统的以银行业为基础的经济中,没有人会想到银行为什么会有存在这一问题,因为银行与人们的经济生活联系如此紧密,银行的存在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随着银行业危机的出现,这个金融学的基础问题难以避免地被提了出来。金融中介理论就是研究金融中介为什么存在、它们具有哪些功能等问题的理论。

一、对传统金融中介理论的述评

传统金融中介理论以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为核心,把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作为主线,对金融中介提供的各种服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了它们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克服不对称信息,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以比金融市场更低的成本提供服务。

金融中介理论的先驱是Gurley & Shaw(1960),他们认为,金融中介机构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分配技术”和“中介技术”两个方面,中介机构利用借贷规模经济的好处,可节约交易成本。此后,Tobin(1963)和Fama(1980)亦以交易成本为基础探讨了金融中介的职能问题。信息不对称因素对于金融中介存在的重要性在一些早期的研究中就已经论及,最具代表性的是Leland、Pyle(1977)和Diamond(1984)的研究,前者从事前甄别的角度,强调中介可以通过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其拥有特殊信息的资产中,解决家庭和厂商所面临的信息成本问题,即将金融中介看做一种“信息共享联盟”;后者则从事后监督的角度,认为中介在监督和审计中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充当被委托的监督者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由此构成了金融中介的所谓“委托监督理论”。此外,Diamond和Dybvig(1983)还分析了金融中介在防范因消费需求的意外流动性冲击而造成的不确定性中的作用。

以上这些理论对于金融中介机构的一些传统职能如资产转换、流动性保险、信息生产和受托监控等曾起到了较为满意的解释作用,然而,在最近几十年里,金融中介的类型和业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认为中介的功能在于减少因交易成本和不对称信息带来的摩擦这类理论的解释力正在减弱。按照既有的金融中介理论,如果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下降,那么金融中介就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实际上,近年来,由于交易技术的进步和金融市场的完善等原因,交易成本明显降低了;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在市场参与各方之间得以更便捷地流动,信息变得更便宜且更容易得到,但却没有伴随着中介的减少。银行等金融中介不断开发新的业务,同时进行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与交易,金融市场的扩大并没有使人们对金融中介的依赖程度降低,也没有激励家庭的直接借贷,反而个人参与金融市场的方式纷纷转向各种中介,一些新型的金融中介得到迅速成长。总之,对于这些新的状况,以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为核心的金融中介理论显得无能为力。

针对金融中介发生的这些变化,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Allen和Santomero(1998,2001)提出了基于“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的新观点,从而在金融中介理论领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

二、金融中介理论的新发展: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

Allen和Santomero(1998,2001)认为,目前金融中介机构最主要的功能有两个:一是风险转移、处理各种复杂的金融工具及市场的推进器,即风险管理成为金融中介所有业务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二是能够减少个人的参与成本(即个人有效地利用市场、日复一日地参与市场的成本),加速经济主体参与金融市场活动。

(一)金融中介机构的风险管理功能

Allen和Santomero(1998,2001)对金融中介的新业务进行归纳后发现,风险管理已经成为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主要业务。他们指出,近30年来,由于金融市场给投资者提供比中介利息高得多的回报,使得资金从中介流入市场,因而金融市场的发展对金融中介形成了不小的冲击。为了生存,银行等金融中介不得不纷纷绕开分业经营的限制,开拓新业务,推出新产品,向“全能银行”转变。更重要的是,它们逐步开始为顾客提供风险中介或风险管理的服务。金融中介机构有两种风险管理方法:一是通过资产的多样化来降低风险。比如,投资者购买共同基金发行的股份,相当于购买了由多种证券组成的一个组合,这比仅仅购买一种证券的风险低得多。另一种方法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针对金融活动中的主要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股票价格风险,金融中介都可以通过相应的衍生工具交易对之进行规避。

由此可见,随着传统信贷业务比例的下降,金融中介已开始在金融市场上充当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人的角色,而各类公司或企业则成为金融中介风险管理业务的主要客户。那么,企业为什么要进行风险管理呢?Santomero(2001)对此方面的理论作了系统总结,得出企业从事风险管理的四点原因:一是经营管理者自身的利益驱动;二是税收的非线性;三是财务危机的巨大成本;四是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

1.经营管理者自身的利益驱动

Stulz(1984)认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个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是以持有本企业股份的形式所有的,因此,他们希望企业的利润收益能保持稳定而不要大起大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稳定性能使经营管理者的效用水平提高。Breeden和Viswanathan(1990)进一步指出,企业收入的稳定状况直接影响到企业所有者对经营管理者管理水平的评价,从这个角度来讲,经营者当然会为保持企业收入的稳定而积极进行风险管理来减少或规避风险。

2.税收的非线性

Smith和Stulz(1985),Gennotte和Pyle(1991)认为,税收的非线性是企业力图降低自身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税收呈现一种非比例性结构,所以平稳的收入将会降低实际税率,从而也就能减轻企业的税负。企业可通过风险管理活动熨平收入的波动进而降低实际长期平均税率。Graham和Smith(1996)在对当时美国的税收情况进行研究后发现,平均来说,应税收入的波动幅度每减少5%,企业实际所缴纳的税款就能相应地节约5%。

3.财务危机带来的巨大成本

企业之所以不希望未来收入波动过大还在于,收入的剧烈波动可能会引起财务危机进而导致企业破产,而企业破产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Warner(1977)的“破产成本理论”可证明这一点。对于有些企业来说,破产成本还涉及到特许权的撤回和垄断地位的消失,因而成本也就更高。为避免破产成本带来的诸多负效应,企业自然要进行风险管理以使预期收入更加平稳化。

4.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

Froot,Scharfstein和Stein(1994)的模型表明,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企业进行外部融资的成本比内部融资的成本大得多,而企业收入波动带来的不良后果即体现在当投资机会来临时企业不得不寻求外部而非内部融资。这是因为在企业利润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当利润较低时,内部融资所得资金就不能满足新的投资项目的需要,为了不错失好的投资机会,企业只有寻求高成本的外部融资。鉴于此,企业必须致力于风险管理以控制预期收入的波动,节约融资成本,进而使企业的预期价值达到最大。

基于以上原因,各类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都会积极从事风险管理活动。Allen和Santomero(1998,2001)指出,金融中介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为中介机构是金融资产的创造者和交易者,具有将风险“打包”和“拆分”的特权。具体表现为:其一,对于可以直接消除或规避的风险,金融中介机构通过投资组合多样化、对一些标准和程序进行规范等措施,根据客户的要求有选择性地消除或规避;其二,对于能转移给其他参与者的风险,由于各企业或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各不相同,金融中介可通过互换等金融工具在他们之间充分发挥其风险转移的功能,从而使整个社会的风险下降或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其三,对于必须要通过积极的管理来吸收的风险,比如一些无法在市场上自由交易或套期保值的资产、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复杂的非流动性资产、保险公司等提供的具有较大道德风险的资产等,金融中介机构可通过对风险进行实时监控来管理,这使得银行等金融中介的主要业务逐渐转向风险管理领域,各类金融中介机构也成为了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的主要参与者。

(二)金融中介机构降低参与成本的功能

金融市场上的参与者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拥有充分信息、对金融资产进行积极地动态管理的参与者;二是对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仅掌握有限信息的参与者。Allen和Santomero(1998,2001)认为,金融中介机构向第二类参与者提供服务,通过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代表他们进行投资或者提供有固定收益的金融工具等方式,降低他们的参与成本,从而帮助这类参与者更好地参与市场,实现价值增值。

参与成本这个概念的提出是Allen和Santomero对金融中介理论的一种贡献。在传统的无摩擦理论中,所有的投资者都被假定能无成本地参与交易,金融中介没有价值增值功能,即存在一个“完全参与”的市场,中介没有必要去管理风险。而Allen和Santomero(1998,2001)指出,现实中的金融市场只是一个“有限参与”的市场,大部分家庭只持有极少数的股票,只能参与极其有限的金融市场交易。他们通过测算个人投资组合中每种股票所占的比例来确定风险分散化的程度,结果显示,大部分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都只含有一到二种股票,极少数达到十种以上,那些流动资产高于200 000美元的家庭当中,只有47.7%持有某种或某几种股票,也就是说,美国家庭平均的风险分散度只相当于一个含有两种同比例股票的投资组合,投资多样化程度很低。

对于这种“有限参与”现象,Allen和Santomero给出的一种合理解释是,投资者因不愿支付或无力支付参与成本而不能进行市场交易,所谓参与成本即为投资者在学习如何有效地经常利用和参与市场时所付出的成本。首先,投资者学习或了解某种特定股票或其他类型的金融工具须花费固定成本,为了在市场中进行活跃的交易,投资者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市场的运行、资产收益的分布状况、以及学习如何监控市场中的变化。这样,尽管目前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可能已经大为下降,但由于以上这些固定成本的存在,投资者的最佳选择仍然是只持有有限的资产。其次,除了市场参与的固定成本外,投资者还需支付较高的平时监控与跟随市场的边际成本,而这种监控与跟随对于投资者了解预期收益的分布状况和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是非常必要的。

参与成本的提出对于解释金融中介近年来职能与业务发生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变化是家庭直接持有股票的减少和金融机构持有股票的增加。对于为何大部分股票都转由金融机构间接持有,传统的解释是小规模投资组合的交易成本太高。但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交易成本已大大降低,所以,传统的理论对此无法进行合理的解释,而从参与成本的角度则比较好理解:由于近年来人们的时间价值随着收入和生活状况的改善而大为上升,因此个人花费时间去参与市场的机会成本更是迅速提高;相反,金融机构比如共同基金等有较低的参与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效的办法便是由金融中介机构代替个人来参与市场和进行投资。第二个变化是金融中介大量使用衍生工具来实行风险管理。传统的无摩擦理论认为投资者一旦获取新的信息,就会对其持有的投资组合重新进行评估并做出调整。显然,如果把参与成本考虑在内,这种经常性的调整是极不现实的。而金融中介可以通过创造现金流量稳定分布的金融产品为投资者服务,从而使投资者不必经常去重新评估或调整其所持有的资产组合,节约了参与成本。

三、金融中介理论的新发展对我国银行业的启示

Allen和Santomero的风险管理与参与成本学说为金融中介理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金融体系发展变革的实质,从而能够选择最能发挥金融功能的形式。中国正处于经济的快速转型及发展过程之中,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较为复杂,尤其是近年来国际银行业竞争格局的加剧、存贷利差的收窄、衍生金融工具的广泛使用等,都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

健全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一直是金融机构经营运作的坚实基础,也是其安全性原则的重要体现。国外金融中介机构在风险管理机制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系统,包括风险甄别系统、风险预警系统、风险决策系统、风险规避系统和全程监控系统等。而我国的金融中介机构无论是在风险管理体系和机制上,还是在风险管理技术手段和队伍建设上,与世界水平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须要改进和提高的方面还有很多。因此,我国金融机构应在全面总结国际活跃中介机构风险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从风险管理基础平台、风险管理流程和决策模型、风险管理信息报告与内部控制系统、风险管理绩效考核等模块的构建入手,培育健康的风险文化,逐步建立起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优化金融中介风险管理功能的实现机制。

(二)不断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提高资本充足率一般通过这样几种途径:一是国家注入新资金;二是利润留成和返还营业税;三是改组上市。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普遍较弱,制约了利润转资本金的途径,因此现有的主要渠道是财政直接拨付,或通过国债间接拨付。面对这些银行庞大的资产总量,靠财政支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更重要的是,国家注入新资金、利润留成和返还营业税都是治标不治本,单凭重复的大规模资金投入而不去改善银行的内控机制、提高经营管理绩效,只会增加银行对外部资金的依赖性。因此,要从根源上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必须从根本上改善治理结构,从组织构架和管理流程上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备的内部风险评估体系和风险防范体系,优化资本结构。而在固定资产的扩张中,也要注意减少低盈利或不盈利的机构网点设置,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先进设备的引进,为资金有效率地流动提供硬件上的保证。

(三)切实降低不良贷款比率

大量的不良资产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增加资本金的种种努力付诸东流,更严重影响了我国银行的经营效率。因此,应当继续加快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步伐,由过去以资产规模增长为中心转变到以提高资本收益率为中心上来,扭转片面地追求贷款规模扩张,忽视贷款质量的偏向;一定要严把贷款的准入关,着力优化贷款的产业结构、客户结构,建立劣质贷款客户退出机制,严格对“优良客户”、“大企业集团”进行信贷风险管理,及时把握好贷款退出的机会,以确保提高贷款的质量。另外,还应积极引进西方商业银行风险衡量体系,把每一笔投资决策与银行的资本收益率联系起来,以确保提高投资效益,使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步入良性运行轨道。

Allen和Santomero(1998,2001)从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的角度较好地解释了金融中介机构在实践中发生的新变化,弥补了以往那些以交易成本和非对称信息为基础的中介理论的不足,对促进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和指导金融机构的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过,到目前为止,金融中介理论产生的时间还很短,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还很不成熟。可以预期,随着金融实践的深入,金融中介理论将会逐步得到发展与完善,其对金融中介机构的影响也会日益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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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永新.金融中介理论的演化及其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启示[J].经济视角,2012,(3):34-36.

[3] 施薇薇.金融中介理论的述评和思考[J].华东经济管理,2008,(2):55-57.

融资中介篇9

关键词:金融中介;资产转换;交易费用理论;委托理论

Abstract: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were regarded as credit intermediation and credit creation mechanism in the early stage. Scholars focus on the macro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stage.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termediary's theory puts forward the financial intermediary is“asset transition”function,to promote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Based on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and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modern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theory answer to the theme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to become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modern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theory.

Key Words:financial intermediaries,asset transition,transaction cost theory,principal-agent theory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8-0024-04

金融中介理论主要是围绕金融中介为什么产生和如何发展以及在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什么样的功能等问题展开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仍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分析框架,理论观点显得散乱,一些研究结论仍存在较大争议。按照钱特(Chant,1989)的观点,以“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在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运用为界限,金融中介理论可以分成“旧的理论”和“新的理论”。旧的理论是把金融中介的服务功能等同于资产转换,把金融中介视为被动的资产组合管理者,金融中介向客户发行债权,这些债权与它自身持有的资产有不同的特点,金融中介只能根据在市场上所面对的风险与收益情况来完成组合的选择。新的理论主要是对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发展在金融中介研究中所做出的回应,使该理论研究从更加微观层面对其提供的各种不同服务进行更为细致的识别与分析,因此能够更深入地探讨金融中介如何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减少交易成本。

从金融中介理论发展的基本历程来看,结合钱特的观点,本文认为,可以把金融中介理论分为早期的金融中介思想、传统金融中介理论和现代金融中介理论三个发展阶段。

一、早期金融中介思想

古典经济学大师的经济思想为经济学的发展创新提供了不绝的源泉,在金融中介理论发展中也不例外。古典经济学关于金融中介的思想主要体现为从宏观上理解金融中介(主要是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把其理解为是发挥信用媒介和信用创造功能的机构,货币在经济发展中不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只是一层覆盖在实体经济上的面纱。

融资中介篇10

[关键词]体育媒体 媒介融合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0-0086-03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I.浦尔教授提出,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其终极目标是打破传播媒介的形态差异,走向媒介形态的大融合。其真正的本质在于消费者可以用无所不能的终端通过无处不在的网络,获取各自所需的服务。其方法过程是各种不同的媒介形式,在信息的采集、制作、传播过程中进行全方位的协作,发挥不同媒介的优势,最有效地传播信息,取得最大收益。作为传播业界的一种引人注目的实践,媒介融合也已经引起体育媒体研究学者的关注,并且在体育媒体中兴盛开来,国内体育媒体媒介融合正处在现在进行时。

一、国内体育媒体媒介融合的表现形式

(一)体育媒体资本融合

国内体育媒体媒介融合最早开始于体育媒介资本融合。由于国家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市场环境的宽松和国家传媒政策的松动使得电信、印刷、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等部分领域允许民营资本和外资开始有限进入。比如,2001年年底,全兴集团同四川日报报业集团达成协议,双方共同出资,由四川报业集团绝对控股,创办了《21世纪体育》。更早时期,法国桦榭·菲力柏契出版社与中国体育报业总社达成合作,由桦榭·菲力柏契出资,以中国体育报业总社的名义,创办了中国第一本彩色综合性体育杂志——《搏》。

资本融合后,首先给传媒单位带来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传媒单位可添买设备,扩大生产,实现资本增值。更重要的是,外资的注入为传媒单位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在弥补与外界技术差距的同时,推动原有单位的经营管理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从而提升原有单位经济效益和企业竞争力,给整个行业带来压力,加剧中国传媒市场的竞争。但是资本注入最直接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过多地追逐经济利益,会忽略对人力资源的关注度,造成媒体软实力下降。不同企业文化上的差异也会导致双方文化冲突,造成双方员工在心理和情感上的落差,不利于企业发展,严重者甚至造成人才流失。

(二)体育媒体技术融合

现今国内体育媒体媒介融合的表现形式主要集中在传播技术融合,具体表现在传播手段融合和媒介形态的融合两方面。

1.体育媒体传播手段的融合

传播手段融合是运用所有媒体手段就某一事件或于某个时段集中于同一个信息操作平台,统一策划、相互协调、取长补短,实现资源和功能共享。例如,2007年3月30日,中国第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与国内顶级专业体育媒体《足球》报社正式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在资源共享、市场推广等多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共同打造一个全新的体育类媒体平台。2012年伦敦奥运期间,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SMG)旗下的五星体育传媒与风行网联合打造的基于PC、手机和PAD的多媒体平台,将最新的体育资讯植入三屏并实现有效的联动传播,为观众呈现各路奥运军团奋战奥运赛场的最新战况。风行网新增的体育栏目添加了小视频播放功能和自由拖动功能,以便使用户在风行平台收看五星体育传媒报道的最新伦敦奥运等专辑视频时有更优质的体验。五星体育资深编辑团队制作的“新闻快递”“精彩看点”“深度观点”和“独家策划”等专辑,将构建成一个竞技、娱乐、人文等多元的奥运内容矩阵,在多屏互动中满足用户关注奥运健儿和体验伦敦文化风情的多元需求。实践证明,三屏之间的互动能让用户随时随地接触到自己希望获取的与奥运会相关的各类信息,而相应的奥运资讯内容也能更容易地找到自己的目标观众。除此之外,伦敦奥运会期间,中国网络电视台打造的“5+”这一号称“中国第一的体育新媒体平台”,集合了中国第一的体育电视平台CCTV5的资源,并独享全球80%以上黄金赛事的新媒体版权资源。为满足观众在不同环境下对看节目、看资讯的需求,服务提供商国内云计算领域的领军企业阿里云计算为CNTV量身打造了5+多终端解决方案,包含5+PC客户端、5+体育应用(手机端)及5+TV端等,实现“一云多屏”的新媒体传播体系,满足用户随时随处的观看与互动需求。

2.体育媒介形态融合

媒介形态融合是在手段融合的基础上,产生“质变”,生成一种新的媒介形态。比如电子杂志、手机报、手机电视等。2012伦敦奥运会期间,中国网络电视台在打造的“5+体育新媒体平台”的同时,推出5+定制版手机,其也成为“5+体育新媒体平台”“一云多屏”新媒体传播体系里重要的一个终端。5+手机是为广大体育爱好者定制的专属手机,以手机应用的形式提供了体育视频直播与点播观赛、视频互动、赛事预约提醒、VIP高清体验、商城豪礼换购、特色红包购物等多种互联网服务。2009年正式开播的中国网络电视台体育频道,因丰富的赛事资源及多元媒介平台也成为奥运立体化融合传播的最佳实践者。中国网络电视台体育频道发挥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双平台优势,充分利用体育赛事独家版权和原创资源,全程直播国内、国际重要赛事,为广大网友呈现了海量的体育视频、赛事图文资讯、赛事数据服务、网络社区互动、移动终端交互等服务。

体育媒体技术融合实现了新闻资源的“一次开发、多次生成”,信息的共享使得信息利用最大化。体育媒体技术融合还可以利用原媒体固有的品牌打开并且快速占有、扩大市场,有助于品牌的延伸,强化品牌效应。品牌的延伸又可以降低新媒体的市场导入费用。新媒介终端的形成,在增强了用户的即时体验感的同时,也提高了与用户的即时互动性。但是从传播手段融合上来说,并不是所有的体育新闻资源都可以共享,一个新闻题材有可能只适用于一种媒介形态。体育新闻的“一次开发、多次生成”也受到体育记者技能的限制。毕竟可以同时承担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不同形态报道任务的超级记者非常罕见,即使存在,但由于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对事物的观察角度的固定性,往往也会造成新闻同质化问题。此外,对技术的依赖、融合过程的复杂性、不同媒介分属不同管理部门等种种问题,都可能影响体育媒体技术融合的脚步。

二、体育媒体媒介融合特色

(一)体育媒体媒介融合更加自由

制约新闻媒介融合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是政策规则。而相对于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等硬新闻,体育新闻这一软新闻属性,使得体育媒体的融合受政策、市场环境等的限制相对较低。2005年国家出台了文件《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规定》,对非公有资本进入广电节目制作、技术开发、有线电视接入网建设和有线电视接收端数字化改造等方面进行了规范。《规定》明确非公有资本可以投资的领域:广播电台、电视台的音乐、科技、体育、娱乐方面的节目制作。此项政策加快了体育媒体资本融合的步伐,使得有实力的体育媒体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完成对其他体育媒介或体育媒介集团进行收购,或者两个媒介组织之间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的合并。

在国内传媒产业仍没有统一规划,其市场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竞争机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管理机构不统一等诸多限制下,体育媒体可以在不抵触政策的前提下,发挥自身优势为国内媒介融合进程尝试边缘式突破。

(二)体育媒体媒介融合的可预见性

预见性是对事物发展的预判和前瞻。体育媒体媒介融合的可预见性是源于对体育赛事项目的驾轻就熟。新闻工作者对赛事和规则的了解,使得在赛前就能预判有哪几种传播手段可以融合。举例子说,伦敦奥运会期间,上海五星体育传媒报道一场比赛,赛事信息传到五星体育传媒操作平台,五星风行奥运频道时效性最快,它为观众提供第一次服务,在五星风行奥运频道网页头条可能即时一条滚动新闻,紧接着,五星体育电视频道、五星广播和五星体育传媒合作的报纸《东方体育日报》、劲爆体育频道等根据自身媒体特色和其受众需求进行后续报道、详细报道、收费搜索等,而一系列的过程,对于五星体育的新闻工作者而言是可以预见的,他们可提早准备。

(三)体育媒体媒介融合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体育媒体媒介融合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是源于体育新闻报道以竞技运动报道为主的特性。竞技体育为体育媒体带来丰富的新闻源,源头之一即是频繁的竞技体育赛事。在世界范围内,竞技体育已形成不同类型的竞赛,如综合性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国际军事体育运动会等,单向型竞赛,如世界杯足球锦标赛、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世界排球锦标赛等,这些运动会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举办时间、制度和组织形式。竞技体育竞赛的悬念性、赛事运动的丰富性、运动项目的多样性,使体育媒体有着绝不重复的报道内容,为体育媒体媒介融合信息获取创造了平台,每几年一次的赛事周期决定了体育媒体技术融合的周期性。

三、国内体育媒体媒介融合限制因素

随着国内数字技术在内的各种先进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外最新传播理论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体育媒体媒介融合取得不少成绩,既体现在理论探讨上,也体现在国内当前体育媒体发展实践上。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立法缺位

在我国,《电信条例》和《广播电视条例》是传媒业的法律法规,互联网、电信网和广播电视网的三网融合作为媒介融合的具体化实践。国家在1999年为加强传统运营商涉及广电业务和广电系统介入电信语音业务的管理,曾明文规定禁止两大行业相互渗透。2003年,广电总局第15号令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对视听节目的网络业务实行许可管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视听节目必须持有《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此文件的颁布拉开了广电淘金电信行业的序幕。2010年《三网融合试点方案》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建设高性能宽带信息网,加快实现三网融合”。尽管我国立法一步步完善,但是至今在适用范围和法律效力上还是与形式发展不相适应,体育媒体同其他媒体一样存在此问题,并没有享有独权。

(二)政府职能不清晰

推动媒介融合的决定性力量应该是技术、传媒环境变革和受众,政府的角色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服务的提供者,然而在中国,政府才是推动媒介融合的决定性力量。由此使得媒介融合日常业务和内容生产没有形成有机分工,分业监管的体制没有改变,部门利益与行业利益纠葛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管理层面不足限制了媒介融合的进程。

(三)传统体育媒体整合能力不强

目前在国内,传统媒体虽然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管理体系,但内部管理滞后,整合能力不强。尽管我国多数体育媒体都已经意识到了媒介融合的大势所趋,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哪一家体育传媒在切实推动媒介融合。比较进步的几个媒体也只是在不同媒介形态的聚合上有所发展,资源共享、内容生产是重头戏,媒介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更不用说媒介的组织结构融合等。

(四)复合型人才匮乏

媒介融合所带来的生产方式对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具有融合意识、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精通新闻业务及其相关知识的全能型记者编辑成为融合媒体的亟需。随着媒体的发展,这种复合型人才的缺口越来越大。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则新闻的报道,尤其是在媒介融合时代,不是依赖一个人完成的,它是一个分工与合作的过程,一个记者的合作精神也极其重要,记者更需要在报道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四、国内体育媒体媒介融合的未来

(一)多要素的融合

媒介融合并不是目前很多人认为的几种不同媒介形式的相加和聚合,也绝不仅仅是新闻资源的共享,实际情况的复杂程度远胜于此。媒介融合的全过程仅仅着眼于形式上技术层面的传播手段融合,并不能反映媒介融合的本质特征。体育媒体媒介融合的未来一定是多要素的融合,这些要素包括体育媒体间的所有权、信息采集、策略、结构、新闻表达等方面。

(二)具备完整的体育信息产业链

未来对于同一个体育新闻题材应当是这样处理的:首先体育新闻信息资源共享,通过不同种类的体育媒介对内容进行加工,初步实现体育快讯,紧接着实现消息、新闻报道、深度报道、新闻评论、数据库查询等这样一系列体育新闻或体育信息资源,然后通过不同应用终端,实现大众消费。

在融合的背景下,对同一体育新闻或资讯内容多次利用,可进行最大限度的增值散发。根据不同媒介的特性,通过相适应的平台和机器,将同一媒介内容重新打包,重新定制,重新定位,适合各种不同媒介使用,能够达到多次利用、节省资源、创造利润的目的。

(三)人文精神才是价值取向

业内和学界在提到媒介融合时,较多强调的是传播技术的革命所带来的媒介变革,以致对技术层面的注重超过对人文层面的注重。然而,无论未来的媒介介质如何发展,“以人为本”的原则是不可忽略的,任何新生事物的研究和发展满足受众的需求是第一位的,否则毫无意义。从新闻从业者专业性来说,是人文精神让专业精神充分体现。具体来说,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做新闻,不仅应当周到地考虑必须采用哪些与此相适应的方式方法、技术手段,而且应当深入地探讨报道这一现象在人文底蕴方面有了哪些新的变化以及应当如何实事求是和恰到好处地表现这种变化。

【参考文献】

[1]李燕.中国媒介融合的问题及未来[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