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融资体制改革十篇

投融资体制改革篇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近日对外。《意见》有何重要意义？有哪些看点？针对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进行了详细解读。 《意见》出台的背景

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要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推进以企业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取消下放核准事项、改革核准制度、规范中介服务、建立协同监管机制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各地区积极探索创新，积累了不少经验，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但是，目前的投融资体制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投资领域的简政放权不协同、不到位，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有待进一步确立；二是投资项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较为突出，融资渠道需要进一步畅通；三是政府投资管理亟需创新，引导和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四是权力下放与配套制度建立不同步，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仍需加强；五是投资法制建设滞后，投资监管法治化水平亟待提高。 《意见》出台的重要意义

《意见》是投资体制改革历史上第一份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的文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综合性、指导性、纲领性文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意见》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投融资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

投资是影响经济发展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是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的重要引擎。投资既能增加生产能力，又对生产构成需求，从短期看体现为需求来影响经济的发展，长期看更多地体现为供给效应，投资是适度扩大有效需求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结合点，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意见》是在新起点上纵深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推向深入，特别是2013年以来，通过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投资管理工作重心逐步从事前审批核准转向过程服务和事后监管，极大地调动了社会投资积极性。《意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更高更新要求，提出了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重点任务，是在新起点上纵深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三、《意见》是经济新常态下发挥好投资关键作用的重要遵循。

《意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自觉把投融资体制摆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大局中，充分利用其他改革营造的有利条件不失时机地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同时要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牵引带动其他相关改革。《意见》贯彻落实发展新理念，着眼于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通过体制改革形成有效激励机制，充分激发各方面扩大合理有效投资的活力与动力，发挥好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关键作用。 《意见》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意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意见》提出了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建立和完善企业自主决策、融资渠道畅通，职能转变到位、政府行为规范，宏观调控有效、法制保障健全的新型投融资体制。

《意见》分五个方面提出了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任务：一是改善企业投资管理，充分激发社会投资动力和活力。二是完善政府投资体制，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三是创新融资机制，畅通投资项目融资渠道。四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升综合服务管理水平。五是强化保障措施，确保改革任务落实到位。 《意见》的重大创新举措

一、推行首问负责制。《意见》第十四条提出，探索建立并逐步推行投资项目审批首问负责制，投资主管部门或审批协调机构作为首家受理单位，提供“一站式”受理、“全流程”服务。这是在投资项目服务管理方面的制度创新，主要目的是在简政放权、实行并联审批后，加强对项目前期工作的统筹协调，为项目单位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二、探索“不再审批”管理模式。《意见》第一条提出，在一定领域、区域内先行试点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探索创新以“政策性条件引导、企业信用承诺、监管有效约束”为核心的管理模式，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的企业投资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这一模式的实行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要有清晰、完善、可操作的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等准入性政策条件为前提；第二，要以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为基础，对失信企业实行联合惩戒、对守信企业实行联合激励；第三，要有全面、高效、有约束的监管、处罚制度为保障。目前来看，这一新的管理模式需要通过试点探索逐步积累经验。

投融资体制改革篇2

关键词 高速公路 投融资体制 改革建议

中图分类号：F542 文献标识码：A

1高速公路投融资平台发展现状及问题

我国从1985年开始修建高速公路至今，公路建设的投融资渠道从单一的国家直接拨款发展到中央政府直接、间接投资，地方政府多渠道筹资，资本市场直接、间接融资，境内外借贷融资以及民间融资等多种方式。目前我国高速公路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有四种渠道：政府预算资金、自筹资金、银行信贷资金和国外资金。其中，政府预算资金包括非经营性基金、汽车购置费、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资金等；自筹资金包括地方自筹资金、公路建设债券、国内股票和证券融资等；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有国际金融组织及外国政策贷款、合资、项目融资、境外发行股票、合作和转让经营权等。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现有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投融资体制弊端已逐步显现，不仅不利于高速公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更加无法满足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需要。其问题主要表现在：（1）投资渠道少。（2）融资成本高。（3）融资风险大。

2 基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的投融资体制改革

2.1基于宏观角度的投融资体制改革

首先，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应当由政府和市场进行公共投资与管理，政府要放松市场进入限制，许可民间、社会、外商资本投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融资渠道要由政府拨款的单一渠道向政府拨款、政府控股参股、企业利用市场融资和民间、外商直接融资等相结合的多样化投融资渠道转化。

其次，推进高速公路建设产业化、市场化。由于民间资本进入高速公路建设领域旨在追求投资回报率，而投资回报率主要是由投资规模、技术设备、经营管理、市场状况等多种因素决定的，所以只有对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实施产业化、市场化经营，才能为民间资本的进入准备必要的条件。

最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创造良好投融资环境。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交通流量较大、财务效益较好、具有较强投资吸引力的干线高速公路投资项目；科学合理确定收费高速公路定价方法，保障投资者投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有利可图，保障公共利益；推行特许经营机制，规范政府与高速公路经营企业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通过业主招标制度，开展公平竞争，维护高速公路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吸收多方资金进入高速公路建设领域。

2.2基于高速公路企业的投融资体制改革

2.2.1立足于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构建投融资平台

（1）企业集中式财务管理。通过构建集中式财务管理体系，集中闲置资金，统筹规划，为企业提供发展资金，为构建投融资平台及其他金融工具的使用提供基础。由于高速公路运营每天可以产生大量的现金流，通过设立现金池或财务中心可以实现资金的集中管理，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

（2）企业债务融资管理。通过融资债券融资、短期融资券、信托债务融资和中期结构融资等多种方式，实现多渠道低成本债务融资。

（3）入股商业银行。直接涉足商业银行领域，通过企业与参控股银行之间在存贷款方面的关联交易，降低企业资金使用成本，获取相对优惠的利率，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同时，高速公路所产生的巨额现金流可以增厚参控股银行收益。

2.2.2立足于降低资产负债率构建投融资平台

（1）利用好现有上市平台，培育新的上市公司。作为高速公路投融资企业，首先要用好现有上市公司，装入优质资产，优化资产结构。争取启动高速公路业务整合工作，实现高速公路资产、业务重组整合与资本市场再融资结合起来，通过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拓宽融资渠道，提高整体融资能力，从而更有利于高速公路企业的整体发展。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筹集资金和资产、业务重组，一方面有利于国有企业加快股份制改革步伐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可以使企业筹集到大量发展资金，加快企业并购重组的步伐，通过并购重组，企业可以增加股东价值，实现规模经济，实施竞争战略，加快技术进步，参与全球竞争等。

（2）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是指把缺乏流动性，但具有预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汇集起来，形成一个资产池，通过结构性重组，使之成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从而融资的过程。将证券化资产从资产负债表剔除后，发行人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和负债同时发生变化，从而减少负债比率，达到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的目的。

2.2.3立足于提高高速公路集团利润率构建投融资平台

金融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包含多种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诸多子行业。目前，包括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广东省交通集团、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山东高速集团、河南交通投资集团、陕西高速公路建设集团等省属交通领域企业涉足金融业务。其中，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涉及最广，如参股招商银行，控股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控股浙江天马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发起成立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速公路企业投融资可以根据发展的需要适时选择进入其他金融领域，通过建立业务外部吸引力和内部竞争力两方面提高利润率，从而改善高速公路投融资体制。

参考文献

[1] 胡丹，朱一红.建设高速公路资金投入的多元化发展[J].现代经济信息，2012（20）.

[2] 许庆斌，荣朝和.运输经济学导论[M].中国铁道出版社，2009.

投融资体制改革篇3

一、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

（一）落实企业投资自。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坚持“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逐步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审批事项，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政府不再审批企业投资项目，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依照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省政府《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公布__市《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目录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对实行核准制的企业投资项目，不再审查项目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资金来源、产品技术方案等内容，由企业自主决策。对实行备案制的企业投资项目，由企业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不得设置前置条件进行变相审批。

（二）精减下放投资项目审批事项。对涉及投资项目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清理，凡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要求的审批事项一律予以取消，重点清理并取消省政府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设定的非行政许可投资项目审批事项，严禁市、县行政规范性文件设立行政许可投资项目审批事项和前置条件。除跨区市县、跨流域和需市级及以上统筹平衡资源等建设条件的，以及国家和省明确规定由市级及以上政府或市级及以上投资主管部门等管理的项目外，其余项目的审批核准权限一律实行属地化管理，由区市县负责。贯彻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四川省2014年本）》规定，除明确规定由市级核准的项目核准权限不得下放外，其他项目核准权限一律下放至区市县。外商投资注册资本在3000万美元以下的审批权限下放至各扩权县（市）。将城市供水、管道燃气销售价格等权限内商品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审批权下放至__区、前锋区。规范前置要件设置，对区市县管理的投资项目，除国家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外，其审批所需的前置要件均同步下放区市县管理，区市县政府和市级相关部门不得自行设定前置条件或提高审批机关层级。抓好国务院、省政府下放投资项目审批事项的承接落实，各区市县、市级有关部门要主动与省级部门衔接，确保无缝对接；下放至区市县的审批事项，市级部门要加强指导，规范办理。

（三）改进和完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方式。全面清理前置要件设置，无法律法规规章依据的投资项目审批前置条件，原则上一律取消，理顺和解决前置条件相互交叉、互为前置的问题。严格实施核准事项公示制，一次性告知申请条件和办理程序，全面公开受理情况和办理结果。积极开展并联评价、联合审查、网上核准、联合验收等，不断提高核准效率。发改、规划、国土、环保等前置要件审批部门要精简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限、优化服务水平。从项目规划开始，坚持“能并则并、能减则减，同步审批、提高效能”的原则，对原审批程序、审批方式进行科学优化：合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环节；合并项目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审查环节；对技术相对简单、不涉及公众安全的项目，各职能部门分别直接办理相关手续，涉及的前置条件的附件资料后补存档；各职能部门受理重大项目审批事项时，对于主件齐全，仅缺副件材料的，在申请人作出书面承诺后，先予受理；对于重大项目基本符合审批条件的，且与公共利益或他人重大利益无利害冲突的，在申请人作出书面承诺后，先予审批通过。

二、不断扩大投资领域，充分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一）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打破垄断，鼓励竞争，放宽社会资本的投资领域，给予民间资本、外资等社会资本平等的地位。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鼓励非国有资本利用参股、收购、兼并等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允许国有资本利用参股的形式，投入以民间投资为主的公用事业等项目，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二）充分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深入贯彻中、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切实落实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支持政策。认真贯彻落实《__市政府投资项目bt、bot建设方式监督管理办法（试行）》（__府办发〔2013〕43号），采取放宽市场准入、购买服务、以奖代补、贴息等多种方式，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通过特许经营、合资合作、资产收购、参与改制、bt、bot、ppp等方式，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市内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和垃圾处理、公共交通、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参与园林绿

化、河道管理、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社区医疗、敬老院、体育馆、游泳馆、会展中心等公益性事业项目，参与金融、电信、能源、保障性住房、危旧房棚户区改造等行业领域。对于体育场馆、会展中心以及其他大型公共设施可通过竞争确立运营主体，降低管理成本。其他民间资本和外资等社会资本出资建设的项目，无论新建、扩建和改建，均由投资者自主决策、自担风险，企业内部健全投资风险责任制度，完善投资监督约束机制。按照国家安排部署，积极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条件，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三、积极创新融资模式，规范拓展融资渠道

（一）积极拓宽政府融资渠道。对已建成的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探索国有资本退出机制，通过采取股权转让、合资合作、资产变现等多种形式引入社会资本，盘活存量资产，筹集建设资金。加强和规范城市基础设施及非营利性的社会公益事业项目建设—移交融资管理模式。对高速公路、收费公路、城市供水供气、污水垃圾处理等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继续支持采用建设—运营—移交模式建设。鼓励采用融资租赁、发行债券、信托产品等方式拓宽政府融资渠道。建立健全__发展建设集团、__交通投资建设开发集团、各区市县和园区融资平台。严格规范政府性债务举债主体和举债行为，严格控制政府性债务规模，防范政府性债务风险。

（二）大力拓展直接融资。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鼓励具备条件的各类所有制企业集合优质资产或兼并重组形成上市资源，积极推进企业在境内外证券市场上市。加强与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合作，支持符合条件的融资平台发行直接债务融资工具。建立城乡产权流通交易平台，鼓励国有、集体和私营产权进入产权交易市场进行交易，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鼓励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融资方式，扩大银行间市场直接融资规模。建立市与区市县、园区融资平台合作机制，鼓励企业通过发行债券、上市等方式直接融资。推动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三）创新债券融资方式。探索开展企业债券、资产证券化、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非百强县发行企业债券、保障性住房债贷组合等债券品种创新试点，加大政府对企业债券贴息支持力度，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债券融资。在企业债券发行过程中推行公开竞争方式选择债券主承销商，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支持以人民币出资设立外商投资股权投资基金。推动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融资。推动产业基金、风投基金等私募股权发展，提升邓小平故里发展基金营运效益，扩大基金集聚效应。

四、发展地方金融产业，增强地方金融服务能力

（一）推进金融机构建设。积极引进金融机构，支持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或投资入股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全面推进全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在2015年底前全面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有序发展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积极引进国际性、全国性、全省性、区域性金融机构入驻。探索组建由国有资本发起设立、其他资本参与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支持发展信托公司，积极引进辖区外信托公司发展业务，积极引导企业集团设立财务公司。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入股和参与银行业金融机构重组和改造。

（二）健全融资担保体系。加大融资性担保行业扶持力度，重点培育几家大型融资担保机构，推动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政策落到实处。鼓励小额贷款、融资性担保机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树立竞争观念，通过重组改造、强强联合的方式，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切实成为自创信誉、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鼓励保险公司开发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还款信用保险等险种。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贷款风险补偿基金，辖内商业融资性担保公司融资担保费率控制在担保金额的5%以内。

五、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规范发展中介服务行业

（一）加强投融资监督管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发展规划，切实加强对全市投融资活动的监督管理。依法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和企业融资行为，打击非法融资，有效维护市场秩序。在行政管理、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投融资领域引入信用评价制度，建立“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的诚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协助推动全省统一的社会信用信息系统平台建设。

（二）培育中介服务机构。规范投融资中介市场，按照“增量控制，存量化解，确保风险可控”的要求，加强对以投（融）资理财信息咨询类公司为代表的民间理财类公司的风险防范。在新的约束性规定出台前，按照省政府要求暂停民间理财类公司的工商登记。鼓励市外知名融资担保、融资租赁公司来我市开办分支机构或开展中介服务，带动我市金融中介服务发展；加强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可持续发展研究，鼓励进行改革，增强市场竞争力。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建立统一开放、公开竞争的投资中介服务市场，各类投资项目都应通过公平、公正的方式，择优选择投资中介机构。

六、加强监测和风险防控，促进结构优化和效益提升

投融资体制改革篇4

一、进一步精简和下放核准事项

国务院颁布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本）》后，2015年2月，《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2015年版）》，按照“能放则放、应放尽放、放则真放”的原则，切实向市场、向区县放权，体现为“三个一律”：一是对国家要求必须取消核准的11项事项，一律取消核准改为备案管理。二是对改为备案的11项事项，除境外投资相关核准事项要求必须由国家发改委备案外，其余10项一律下放区县备案。三是全市范围内除非进口液化天然气等个别项目由市级备案，其余项目一律由区县备案。“三个一律”充分体现出重庆市备案管理的服务属性，改革成效明显。

二、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

2014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后，重庆市于2015年出台《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实施意见》，全面落实国家要求。

针对社会资本能“投什么”的问题，在国家确定的建设领域基础上，将社会资本投资领域拓展到交通基础、能源设施、公共服务、农业水利、生态环保、信息基础等六大领域，并在每个领域推出一批具体项目和保障措施，让社会资本“看得见”。

针对社会资本在以上六大领域“怎么投”的问题，在落实国家意见基础上，尤其是针对投资模式、政府资源配置方式和政府服务方式三个方面，提出系列创新举措。比如，投资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定期行业发展规划，滚动向社会公开推出相关领域项目建设计划；进一步扩大公共性、基础性领域政府购买服务，公开购买服务项目和内容；加大存量资产盘活，存量资源变现资金要用于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等。

以医疗领域为例，重庆市卫计部门牵头制定《重庆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5―2020年）》和《主城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15―2020年）》，为社会办医预留了规划空间。以农业领域为例，重庆市农业部门针对沼气工程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两大重点领域制定吸引社会投资具体措施，探索沼气供气节能资金补助支持方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殖场或企业自建、共建农村沼气工程。

三、推进PPP投融资模式改革

重庆市于2014年出台《重庆市PPP投融资模式改革实施方案》，积极、稳妥、有序推进PPP改革。尤其是厘清五大边界，加快行业试点，即根据不同行业领域盈利水平和经营特点，分五个领域推进PPP改革试点。

一是市场定价类项目。包括高速公路、港口等价格改革到位、交易结构明晰的项目。对此类项目，发挥价格的引导作用，由项目投资人通过经营收费实现运营平衡。签约试点项目8个、涉及总投资730亿元。其中，果园港件散货及铁路作业区项目、成渝高速扩能项目九龙坡至永川段、南川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已顺利开工建设。

二是价格调整类项目。包括供排水、停车设施等市政项目等，当期收费标准较低，但具备价格调整空间。对此类项目，建立价格调整机制，在当期赋予项目回报预期、建立融资增信条件，确保项目建设，在未来确保价格改革到位，实现全生命周期平衡。签约试点项目5个、总投资43亿元。其中，沙坪坝名人广场地下停车库已开工建设，寸滩水厂年内开工。

三是购买服务类项目。包括垃圾焚烧发电、医疗、桥隧等项目，当前政府核定的价格不足以弥补项目运营成本，尚未达到市场化条件。对此类项目，通过财政购买服务方式对“影子”价格和协议产品或服务量不足部分给予补贴，实现项目运营平衡。签约试点项目13个、总投资378亿元。其中，重庆市第三垃圾焚烧发电厂、重医附属三院已开工建设，红岩村桥隧、曾家岩大桥将在年内开工。

四是资源配置类项目。包括水库、轨道、市郊铁路等项目，经营收益较低、市场化条件不足。对此类项目，以土地等资源对价为补充，实现项目运营平衡。签约试点项目8个、总投资1255亿元。其中，彭水凤升水库、轨道延长线大渡口跳蹬至江津北等5个项目已开工，轨道交通9号线计划年底开工。

五是收益约束类项目。包括土地开发整治等项目，项目经营收益充足，通过合理约定投资人的有限收益，引入投资人帮助政府加快项目实施。签约试点项目5个、总投资189亿元。其中，大渡口钓鱼嘴南部片区、南岸广阳湾生态智慧城和渝北唐家沱组团C、N分区土地整治已成功引入投资人并开工建设。

投融资体制改革篇5

【关键词】投融资体制；市场机制；法律环境；自主决策

一、当前中国投融资体制的主要问题

2004年国务院制定了《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针对企业投资决策权的落实、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设、投资宏观调控和监管有效性的增强，提出了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和总体思路。经过几年的深化改革，中国投融资体制在国有企业自主决策（国有商业银行独立审贷）、市场效率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方面都有所改善，但都还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制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还未引起足够重视。

（一）国有企业自主决策还未真正落实

自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成为重要的投资主体以来，国有企业的自主决策问题就成为了市场化改革的重要课题，但该问题一直没有形成突破。随着国有企业财务分配制度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的投资自主决策在财务上有了较大的保证。但是，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导致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一直难以完全理顺。一方面，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难以形成有效约束，导致政府对国有企业不敢放开，且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甚至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不能实现充分自主，损失了效率，经常与市场化发展失之交臂。探索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市场化的约束激励机制，对于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国有企业真正自主决策，显得尤为重要。

（二）投融资体系运转效率较低

中国投融资体系运转效率较低，主要表现在：第一，高储蓄无法有效地转化为有效投资。第二，金融资产单调，融资方式单一。在2010年的100万亿金融总资产中，银行资产约占92%，而证券、保险相对规模较小（繆建民，2011）。第三，金融市场发展不均衡。债券市场发展滞后；股票市场新兴加转轨的特征明显；保险企业热衷于投资型产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品种缺乏。第四，金融服务覆盖不合理。一是广大农村及边远地区金融服务严重滞后；二是银行系统总信贷规模中对非国有部门的信贷规模偏少。2011年12月末，中国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54.79万亿元，主要金融机构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城市信用社和外资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含票据贴现）余额21.77万亿元，占比39.7%，年末小企业贷款（含票据贴现）余额10.76万亿元，占比19.6%。相比之下，中国中小企业总数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第五，银行系统经营效率不高。仍然存在较大的行政审批和管制，特别是在机构和产品准入及部分金融产品定价上。

（三）政府对投融资体系的宏观调控效率较低

政府在投融资体系中的宏观调控是保证体系良性运转的关键。到目前，虽然市场化的投融资体系框架基本建立，但其运转效率仍较低下，这与政府的作为或不作为有较大关系。其一，由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委托关系）没有理顺，虽然是国家所有或控股，却难以对国企形成硬约束，导致政府或直接参与重要经济活动，或采取命令、指令式的行政手段进行管理，因而不该作为的做了；其二，在投融资体系的建设和维护中政府的作为有所欠缺。原因之一是缺乏经验；原因之二是行政管理体制的局限；原因之三是决策水平和机制落后。

政府对投融资体系的宏观调控，一个较为明显的欠缺体现在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落后与政府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或对农村的公共投入长期不足密切相关。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执行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分别为7.1%、6.4%和36.1%。1959年谈到经济计划的安排方针时提出：过去安排计划的次序是重工轻农，今后恐怕要倒过来。但是，这样的次序始终没有倒过来。1963-1965年调整时期，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投资比重分别为17.7%，3.9%和45.9%。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执行后，这三项投资的比例分别为10.7%，4.4%和51.1%。198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9.3%，“六五”（1981-1985）、“七五”（1986-1990）和“八五”（1991-1995）三个时期，这项比例分别为5.1%，3.26%和3.19%。“九五”、“十五”和“十一五”三个时期，第一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分别为2.04%、2.79%和2.49%，而第二产业相应的比例分别为37.32%、40.02%和43.32%。

另一个较为明显的欠缺是法律环境的建设。从立法时间看，立法滞后于政策制定。从建国初期到1978年，政府就调整金融业中的公私关系、调整金融业与工商业的关系、解决农村资金问题、做好农村金融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许多政策，但是缺乏相应的法律。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1995年3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二者时间相隔11年之久。从立法的角度看，美国所有的金融立法以保护金融消费者为中心，中国的金融立法基本以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与执行和维护金融稳定为中心，两者在监督主体和监督效率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立法结构来看，目前中国金融法律框架虽已基本建立，但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立法不足；二是大多数法律条文都只是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同时，适用的法律又未考虑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因而整体的金融法律框架执行难度较大。从执法力度来看，存在有法不依的现象。首先，由于存在立法设计中的问题，导致执法效率较低下；其次，执法组织结构不完善，导致执法乏力。而在美国，除了司法部门以外，联邦和州两个行政级别的金融监管机构，与其说是在执行监管职能，不如说是在执行执法的任务，加上高效的行业自律协会，形成了严密的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执法组织体系；最后，金融行政执法程序不完善和执法手段较为单一也导致执法乏力（刘晓然，2008）。

法律环境建设滞后是影响政府宏观调控效率的关键因素。为此，建立和维护良好的法律环境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使命。政府应加强法律对金融改革与创新的先导作用，同时克服甚少受法律与立法机构约束、为施政需要而制定法规的随意性，形成“成文法框架中的自主管理”体制，加强执法组织体系建设，力促向法律主导型转化（袁海勇，2011）。

（四）制度设计存在盲点与误区

中国投融资体制中存在的国有企业决策、市场效率和法律机制问题可以归结到体制设计中存在的盲点和误区。比如，在中国的体制设计中，较为侧重的是“所有制”的形式，较为忽略的是“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在体制运行的设计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观念占据主流，而“创新意识”则较为薄弱；在体制运行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中，“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被置于较高的地位，而“伦理经济理论”和“制度经济理论”等重要的经济思想，则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应当强调的是，体制设计的伦理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如果没有受到很好的重视，所形成的体制就不可能有良好的运行。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立志为帮助祖国印度摆脱经济贫困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一度批评现实中经济学与伦理学相分离的状况并由此对经济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

同时应当强调的是良性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突出作用。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并揭示了政治决策所形成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和“路径依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他指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如果其实践者认识不到政治决策对经济运行的决定性作用，就无法解决其面临的问题。”（道格拉斯?诺斯，1990，p112)

关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他指出：“要充分理解‘路径依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需要将社会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法律体系视为一个相互交织、对社会行为形成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约束的‘有机体’。这一‘有机体’构成社会的纵横交错的‘制度矩阵’(institutional matrix)，引导经济沿着特定的轨道前行。”（道格拉斯?诺斯，1990，第115页）笔者认为，对于这一“有机体”对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的认识和研究，要做到三点：一是科学性；先进的、科学的“有机体”引导社会经济走向先进、科学、健康和活力；不先进的、不科学的“有机体”引导社会经济走向落后、非科学、贫穷和腐败。二是要将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法律体系有机协调为一个整体；三是要充分认识这一“有机体”的外部性(externality)，即限制经济行为人的选择并阻止经济行为人实质性改变现有制度构架的行为。

二、当前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关键

建国六十多年来，中国投融资体制走过了一条由中央政府主导的由计划行政体制到市场体制的变迁演进之路，大致经历了前30年和后30年两个一脉相承但各具特色的阶段。这种传承体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然而，中国的投融资体制改革绝不仅仅局限于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鉴于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对当前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关键，形成以下思考：

第一，投融资体制改革体现了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和市场化取向，其存在的问题是整体经济体制改革所存在问题的缩影，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

第二，国有企业自主决策（国有商业银行独立审贷）是投融资体制改革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探索既能有效约束国有企业又能使其真正自主决策的市场化机制是突破的关键。学习和借鉴成熟市场经济体的经验是一条相对的捷径。国有经济的理顺将为私有经济的管理提供借鉴和手段，使整个国民经济步入良性轨道。

第三，法律环境的建设与维护是推动投融资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因素。良好的法律环境并不在一朝一日形成。但是，试图用一时有效的行政措施来取代法律，将使改革的道路疲乏甚至停滞不前；投融资体系或金融体系的效率有赖于投融资制度或金融制度的深层次改革，理顺、确立和维护各经济主体的法律关系是实现这一深层次改革的基本条件。

第四，清理和消除制度设计中的盲点和误区，从源头上消除中国投融资体制中存在的国有企业决策、市场效率和法律机制问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表明了党和政府的改革决心，也表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党和政府主导。未来改革的持续和推动仍然取决于党和政府的政治意愿和决心。体制创新，思想为先。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应当首先克服种种模式的禁锢，以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和素质为核心；应当丰富体制运行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加强伦理价值理论和政治决策理论等重要经济思想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支持力度。

体制创新，其次要考虑体制的路径依赖问题。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教授（1978）研究认为，至少从十三世纪开始，英国就不同于我们传统上知悉的以族长式统治、大家族、妇女地位低下、连接紧密而又封闭的农民村落、自给自足，以及家庭为劳动单位为特征的小农社会。麦克法兰通过指出英国不同于其他国家，而且这种差异由来已久，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路径依赖报酬递增的正例。而历史上西班牙的沦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路径依赖报酬递增的反例。十七世纪，西班牙从西方世界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盛的国家沦落为二流实力的国家：农村人口流失、工业发展停滞。虽然，王室及其贵胄深知国家正在走向腐朽没落，却仍然无法改变其所走的路径。英国与西班牙在十七世纪都面临财政危机，但它们所走的截然不同的路径显然反映出深植于社会基础的制度特性。（道格拉斯?诺斯，1990，第116页）任何一种体制都存在优劣性和外部性。鉴于此，追求制度的先进性、追求制度设计中的思想观念更新和与时俱进是中国投融资体制克服路径依赖问题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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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繆建民.关于中国金融战略的思考[J].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2期.

[3]万玲.系统法学视域下的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以结构要素分析中美制度[J].行政与法,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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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道炯.当代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管理[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8]周炼.浅述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发展历程及改革思路[J].广西金融研究,2002年第6期.

投融资体制改革篇6

[关键词】财政；投融资体制；市场化

[作者简介]潘稔，南宁市武鸣县财政局，广西武鸣530100

[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9－0048－05

一、引 言

财政投融资是指以财政手段筹集和使用资金的活动。财政投融资管理体制则是指国家(政府)为了强化对财政投融资运行过程的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而制定的一系列制度、政策和措施的总称，主要包括规范财政投融资主体行为、投资资金筹措途径和投融资方式选择以及投资项目决策程序、建设实施管理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内容。财政投融资作为政府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在促进经济有效增长、调整和改善经济结构、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当前，广西财政投融资在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投资方面更是起到其他政策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广西的财政投融资体制在运行中存在不少突出的问题，例如：融资渠道不宽，投资决策机制落后，资金管理不规范而导致浪费严重，投资效益低，财政风险加大等等，这对仍处于贫困落后局面而又急需大力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广西来说，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如何深化广西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广西财政投融资体制，规避财政风险，发挥财政投融资在推动广西经济全面发展、提升广西经济综合实力过程中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尤其是在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之后广西如何发挥财政投融资在推动广西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当前广西经济发展中需要着重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对广西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现状分析，借鉴吸收国外财政投融资的成功经验，提出完善广西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对策。

二、转变观念，创新机制，遏制财政投资饥渴现象

针对现行财政投融资体制存在的弊端及其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尽快转变政府投资理念和观念，强化和创新投资的责任约束机制以遏制投资饥渴现象。具体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摒弃传统计划经济观念，树立现代市场经济观念

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地方政府习惯于建设靠国家计划、给指标定项目，同时又喜欢指挥、干预企业和社会的投资活动，这就造成一方面不能依据市场的客观需要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另一方面受政绩和地方利益驱动互相攀比，争项目，大搞“政绩工程”、“拍脑袋工程”，盲目投资，导致各地产业雷同，效益低下，浪费严重。至今仍有一些“半拉子工程”就是在计划经济影响政府投资观念的作用下造成的。因此，地方政府领导要加强学习市场经济财政投融资知识、投资风险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提高思想认识，尽快转变陈旧的投资观念，树立市场经济观念，以效率和效益作为评判标准来选择和确定财政投融资项目，以便通过财政投融资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2．摒弃过分依赖财政投资思想，树立开拓创新意识

在当前各地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大部分地方搞开发和建设依然依赖国家财政投资。不少地方认为“财政的钱是公家的钱，不要白不要”、“别人能要，我为什么不能要”。这种“等、靠、要”思想的存在，是导致财政资金投向分散、大家抢项目争投资、财政投融资决策失误、投资效益低下并造成财政风险的根源。因此，在完善广西财政投融资体制进程中，必须摒弃过分依赖财政投资的思想，树立开拓创新意识。

3．严格界定财政投资领域，发挥财政投资效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由市场机制运作的事情应由市场去完成，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运作或“市场失灵”的，则由政府介入运作。目前我国财政投资范围可以说遍及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各个行业，既包括无法按市场机制运作的社会公共事业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也包括完全能按市场运作的大量的竞争性产业投资项目，导致投资范围和领域过宽、过广。因此，有必要对财政投融资的范围严格界定和进行调整。如公共产品、基础产业以及建设周期长、投资大的重大基础设施，高科技、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的产业开发投资领域，应该由政府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来；而对能够通过市场调节实现自我发展、完全竞争性的产业开发投资领域，财政投融资活动应坚决退出。

三、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资金的融资

为了筹集更多的开发和建设资金，目前广西各级财政部门采取了多种形式的融资方式，如财政预算安排、社会保障基金、政府借款、邮政储蓄存款等。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财政资金的匮乏仍是制约广西尤其是老、少、边、山等贫困落后地区财政投融资活动顺利开展的主要障碍。因此，要在原有融资方式的基础上，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尤其要探索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后广西财政融资的对策。我们认为以下几方面的资金和渠道应继续争取和开拓。

1．在国家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情况下。积极争取一定规模的长期建设国债投入

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力；同时对解决就业、失业问题和稳定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支撑作用。因此，只要我国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广西就要努力争取一定规模的长期建设国债，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步伐，迎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机遇，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进一步推广和实施经营城市策略。增加地方财政投融资资金的来源

城市是一种庞大资产，也是一种无形资本，经营得当，可以使城市资产增值，还可以广开政府财源。实施经营城市策略，就是要各级地方政府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将城市的各种公共资源转变成地方政府的“摇钱树”，增加地方财政投融资资金的来源。经营城市目前的主要方式有：拍卖街道广告经营权；拍卖闲置土地，盘活土地资源，实现土地的经济价值；拍卖报刊亭的经营权；拍卖公交汽车营运路线等。除了这些方式外，还应探索新的经营方式，如城市道路经营权的转让、公共产品冠名权的拍卖等。

3．进一步完善BOT、TOT等融资方式，积极吸引外资及民间资本的投入

基础设施项目和国有企业可采用目前国际通行的特许经营权转让方式，例如采取已在广西试行并获得成功的BOT(建设一经营一转让)方式、在国内一些地方试行的TOT(移交一经营一转让)等融资方式以吸引外来投资和民间资本，加大对公共

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入。当然，要吸引大量外来投资，还要进一步改善投资软环境，扩大市场准入，努力做好各方面的配套服务。

除了采用BOT、TOT等融资方式，还可以采取资产经营权转让、国有股减持、股权转让出售、出租等多种方式，盘活存量资产，筹集更多的建设资金。

四、加快推进财政投融资民主、公开决策建设进程

一项工作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其决策的正确与否，而民主、公开是财政投融资科学正确决策的重要保证。因此，广西在改革和完善财政投融资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加快推进财政投融资民主、公开决策建设的进程，建立民主、公开的决策机制，从而保证财政投融资决策的正确，减少失误，同时遏制财政投融资决策过程中腐败现象的发生。

1．建立健全财政投融资管理机构

通过建立健全财政投融资管理机构，加强对财政投融资项目决策、运行及资金使用的管理，从而促进财政投融资各项活动健康有序地发展。其职责主要包括：(1)拟定财政投融资法规草案，制定财政投融资政策，监督政府财政投融资法规和政策的执行；(2)财政投融资项目决策的审查批准；(3)项目业主、中介组织的市场准入；(4)协助人大并参与财政投融资项目预算的审批；(5)项目资金使用的审批；(6)项目竣工验收及决算审批。

2．建立健全财政投融资民主和公开决策制度

建立健全财政投融资民主和公开决策制度，首先要对大型的关系国计民生的投资项目，如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城镇开发等实行对外公布制度，即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或公示栏向社会公布投资项目的情况，设置意见箱，请群众提意见，同时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接受社会公众尤其要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员的审查和监督。在一般项目的决策过程中，要采取民主评议制度，尽可能广泛接受和吸纳社会各界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建议，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谨慎决策，努力把项目决策失误的比率降低到最低限度，充分发挥财政投融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进一步完善项目审批制度

完善项目审批制度，需要摒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审批模式，杜绝盲目上项目、“三边工程”或“拍脑袋工程”现象。在项目审批的过程中，应该做到：一要坚持重大项目的审批权相对集中，不能下放；二要对一般项目审批权限适当下放，简化审批程序和手续；三要逐步建立健全财政投融资效益评价体系，引进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法，采用“成本一效益分析”、“投入一产出分析”、“回归分析法”及运筹学等现代数学方法对财政投融资项目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对于有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还要引入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观念，通过以“动”的观点去看待资金的使用和占用，即把资金占用的时间价值一起算进去，评价投资方案的经济效果，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减少资金浪费现象，以便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促进广西经济的发展。

五、继续推进财政投融资项目的市场化管理

强化对项目运作的管理，促进财政投融资整体目标的实现，是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要认真总结经验，继续推进财政投融资项目的市场化管理，并进一步加以完善和全面推广。

1．大力完善项目业主负责制

全面推行项目业主负责制，关系到项目投资的成败和降低财政风险，必须认真总结经验并逐步加以完善：(1)明确业主负责制是财政投融资的前提条件，业主不明确的项目不能上；(2)通过招投标方式合理选择业主，在确定项目业主时，一定要认真审核项目业主的资质，对资质不高的业主，不允许其参与招投标活动；(3)明确业主的职责，对已选定的项目业主，应在签订相关合同的时候，明确相应的职责和权限，尤其要强调违约应承担的责任或应受到的处罚，以增强项目业主的责任感和压力，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并保证项目的预期效益。

2．建立健全财政投融资信息管理系统

为了加强对项目的综合管理，应通过建立健全财政投融资项目信息管理系统，进一步完善项目备案制，以便于对项目进行分类、分档管理，及时掌握项目相关信息，督促并确保各项投资项目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3．继续推行并完善项目建设监理制

为确保财政投融资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应继续推行并完善项目建设监理制。通过向社会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选择项目监理公司。在选择确定监理公司的过程中，严格按照市场化操作方式运作，避免行政干预，保证监理公司能正常履行监理职责，保证对项目建设过程的有效审核和监督。

4．建立健全项目稽查制度

建立健全项目稽查制度，首先要建立健全稽查机构，相关部门应尽快争取落实机构编制，配置人员，并给予相应的稽查条件。同时要进一步明确稽查机构的职责，加强对项目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稽查，保证项目的顺利运行。事前稽查，是指对项目的可行性报告等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和检查，确保项目选择的科学性和经济效益性；事中稽查，即在推行项目监理的同时，稽查部门也要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的管理，强化财务控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杜绝隐患，保证工程按正常程序和进度运作；事后稽查，主要是对项目竣工验收后进行质量、资金使用等情况的全面稽查，为项目按规定保证质量和资金正确使用提供监督制度保证。

5．尝试推行建设项目终身负责制

为保证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杜绝“豆腐渣工程”。增强项目业主的责任心，提高财政投资效益，应选择一些大型的建设项目(如水利、桥梁、道路、城市公用基础设施、楼房等)尝试推行建设项目终身负责制。也就是说，要求项目业主签订合同并作出承诺，在项目建设及完工后的“有效期”内，保证项目质量，如出现因质量问题而造成不良后果的，项目建设和施工单位及单位负责人应承担相应责任，应赔偿的要赔偿，该罚款的要罚款，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六、加强对财政投融资资金使用方面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

要提高财政投融资效益，除加强对项目决策和项目建设或运作过程的管理外，还应该强化对资金使用方面的管理，并使之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的轨道，防止贪污挪用和浪费，确保财政投融资资金安全。

1．强化财政投融资计划管理

按照绩效预算、计划规划预算、零基预算原则，编制财政投融资预算，并报经人大会议审核和批准。应选择一些大型的公共工程项目、能源建设项目及技改项目，尝试推行这些预算管理，在财政部门、财政投融资管理委员会的管理和监督下，项目业主要严格按照预算计划使用资金，并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以达到合理控制支出、降低项目的费用、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的目的。

2．积极推行“项目招标采购制”和“财政报账制”办法

“项目招标采购”是指对纯公益性的公共事业

项目，由于没有直接经济效益，投资无法回收，只能依靠政府财政性资金投入来组织建设。在政府有关部门核定建设目标、建设标准和政府投资额、补贴标准后，政府向社会公开招标，选择承建商和运营商，由承建商和运营商具体负责项目建设或建设后的运营管理。

“财政报账制”，是借鉴世行贷款惯用的管理办法，其做法是在建设项目的内容、标准和总概算确定后，由政府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向财政部门预借部分建设基金，先行组织建设，然后再向财政部门报账核销。通过专户管理，对项目资金的每一笔开支，都实行“报账制”管理，财政部门对不合理支出有权拒绝报销和拨付资金。

3．建立健全规范的审计制度。加强对财政投融资项目的财务监管

一要建设项目单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包括监督原则、内容、方式、责任和奖惩等方面内容的内部监督办法，使单位的内部监督规范化、制度化；二要严格照章办事，使内部监督达到“事事有人负责，凡事有章可循，事事有人监督”，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日常监督和全过程控制的作用；三要拓宽稽查范围，尽量覆盖所有的业务领域，对重要的业务或岗位要进行经常性的稽核，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专项检查与审计，实现从以突击为主的内部审计向以常规审计为主，辅之以定期或不定期审计的转变；四要通过一定的外部审计与规范的审计相配合，加强对投资项目的财务监管，堵塞财务管理上的漏洞，防止挤占、挪用、截留、浪费和贪污项目资金现象发生。

4．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强化财政投资责任感，约束地方政府盲目投资上项目的行为

目前有些地方政府领导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大搞“形象工程”，超越地方经济承受能力，挪用“吃饭钱”搞建设，致使本地财政出现“寅吃卯粮”现象。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必须通过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热衷扩张的盲目性和投资的冲动，遏制财政投资饥渴现象。首先，要按照“量入为出”原则编制部门预算，确定政府机构运转及事业发展的资金需要，合理确定财政投资规模，尽可能使本级财政收支平衡。其次，借鉴国内外的预警经验，根据广西地方的经济发展现状和财政负债承受能力，组织各界专家通过合理计算，确定广西地方的财政债务风险预警线。风险预警分为可承受债务风险、不可承受债务风险、债务风险三级。财政支出在可承受债务风险线内，地方政府可继续投资；在不可承受债务风险线内，由上级财政部门亮出黄牌警告控制投资；在债务风险形成线内要通过经济手段强制控制投资。

七、加大对财政投融资责任的追究力度

目前广西财政投融资责任的追究主要是对贪污、挪用和投融资过程中行贿受贿问题的追究。但由于监督审计制度不够健全和监督力度不够，也有部分贪污、挪用和行贿受贿犯罪行为未被发现而受到追究。一些被揭露的挪用行为也存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情况，追究力度不够，而对于财政投融资决策的失误、渎职和财政投融资运作过程中的浪费现象基本上没有追究。因此，财政投融资决策失误、浪费严重和效益低下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也是财政投资饥渴难以抑制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一是要加大财政投融资责任追究力度，保证财政投融资项目资金及时到位。对于贪污、挪用、行贿受贿行为，必须严加追究，要加大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发现问题坚决处理，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二是加大对财政投融资失误、渎职和浪费的处罚力度。要制定失误、渎职和浪费的处罚规章，其中包括：失误、渎职、浪费的界定标准，失误、渎职和浪费的责任人；失误、渎职、浪费情节的划分；失误、渎职、浪费的处罚等规定。在此基础上，发挥稽查、审计和监督部门的作用。加强检查，严格执法，坚决对造成失误、浪费或渎职的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处罚，并及时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公开报道处罚结果，以达到教育责任人、“警示后人”的目的。

八、推进财政投融资中介服务的市场化改革

一是要逐步放宽投融资中介服务的市场准入，培育一批资质高、有市场竞争力的中介服务组织，改变目前这种投融资中介服务市场门槛高、服务组织少、不利于开展竞争的局面。二是要逐步剥离中介服务机构(如咨询公司、资产评估所等)与政府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使其实现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求发展。三是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财政投融资项目要通过招投标办法，选择一些资质高、管理规范的中介服务公司为政府出谋划策。彻底改变目前存在的这种政府和中介组织的隶属关系而导致政府领导定项目、中介服务找理由的现象，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开、公正和财政投融资项目评估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四是建立中介服务风险责任制度。为强化中介服务的风险意识，必须从制度上约束中介服务机构，使之在评估项目时实事求是，做到科学公正地咨询和评估。要制定中介服务咨询评估失误处罚规定、中介服务弄虚作假处罚规定、中介服务职业道德管理办法等，并明确在中介服务介入财政投融资项目评估时要签订责任风险合同和廉政合同。根据有关规定和合同，凡是在财政投融资项目咨询评估中出现失误和弄虚作假或行贿受贿行为的，要视其造成的不良后果给予相应的处罚，包括经济处罚、降低咨询资质处罚、吊销服务执照处罚和刑事责任处罚，促进中介服务机构实事求是办事，为政府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投融资体制改革篇7

[关键词] 基础设施 投融资体制改革 借鉴

一、国外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考察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和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掀起了一股席卷全球的改革浪潮。这一改革的结果是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由单一的政府主导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私人资金共同参与的民营化主导的混合模式,基础设施市场由原来政府垄断的封闭型市场转变成面向全社会的竞争性开放市场。

1.英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

英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建立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革基础上的,因为,英国国有企业大多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所以,可以说英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直接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体制的变革。改革的本质在于打破传统政府垄断经营的局面,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供给效率和质量,从而满足公众多元化的需求。改革中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做法:

(1)出售国有资产,实现国有资产从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的转移。这是英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中采取的主要做法,因为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改革之前,英国的公用事业基本上都由政府垄断经营。而从1979年开始,英国政府陆续将一些大公司的国有资产卖给了私营企业、外国投资者和个人。具体出售的办法有:以出售股票的方式出售国有资产。英国电信公司、英国煤气公司等采用了这种做法;把国有企业整体出售。这种方式主要用来处理一些具有竞争性的小型国有企业或公用事业企业的附属企业;把国有企业整体卖给由多家投资者组成的集团。国有电力供应企业的出售采用了这个办法;把国有企业资产卖给企业的管理阶层或职工,如英国水路运输集团。???通过以上方式不仅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使企业的运营效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2)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英国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过程中针对不同性质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采取了不同的吸引民间资本投资的方式。如,对可以通过收费收回投资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由私人企业出资建设和运营管理,政府不参与投资和管理;对可以收费但通过收费不能完全收回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政府适当给予补贴;而对那些不能实现收费机制的纯公共品,私人无法通过项目建成后的经营收回投资的项目,政府主要采取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的方式,由私人企业出资建设和经营管理,由政府在未来项目建成后购买该项目的服务。具体操作办法见下表。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2.美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

美国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传统方式是民营经济直接负责,但政府加以管制,且管制的力度非常大、范围非常广。因此,美国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是以放松管制为特征的。改革的经验包括如下方面:

(1)两种管制并存,刺激市场竞争的全面展开。美国的改革中放松管制与激励性管制同时开展,放松管制意味着政府放松和取消了许多管制条款,如,将许可制放松为申报制,将经济性管制的各项条款取消。但是,放松管制的领域主要是那些公用事业的自然垄断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的领域,以及原有自然垄断型企业经营的大量非自然垄断业务部分。而对自然垄断性业务,美国政府继续对其进行管制,但为激励企业提高效率,引入了新的管制方式――激励性管制 (Incentive Regulation),即在保持原有管制结构的条件下,给予被管制企业以竞争压力来提高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率。

(2)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包括对跨州服务事业进行管理的联邦管制委员会,以及只对州内服务事业进行管理的州管制委员会。联邦管制机构(如州际贸易委员会、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联邦通信委员会等)由5名～7名中立的委员组成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担当行政事务的秘书处和反映消费者意见的听证会等组织。州管制委员会组织大体上与联邦管制机构相同。这些机构拥有三种管制权力:一是核发经营许可证,二是规定运费和价格,三是核准企业组织的内部规章。管制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是分开的。

3.日本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

日本的公用事业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90年代后改革步伐加快。日本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政府预算特别是财政融资的大力支持,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忽视或排斥资本市场的作用,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其改革的主要举措有:

(1)引入竞争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并举。日本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改革原有国有企业,组建新企业,使其自负盈亏,分离其与政府的关系。同时,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将竞争机制的建立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同步进行。如1987年4月对国家铁路公司实行民营化,将“国铁”分割为11个单位(包括6个客运公司和5个货运公司),各公司都实行股份制,通过各公司之间的竞争而提高经营效率,其结果不仅降低了票价,而且使“国铁”扭亏为盈。

(2)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日本在基础设施领域除政府财政支持外,也不忽视或排斥资本市场的作用,日本政府认为,只要某一部门具备了从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的能力,就应当毫不犹豫地把该部门推向市场。政府主要采取的融资手段包括提供财政和政策性金融担保、发行长期金融债券、国营企业民营化、直接投资引导和开拓特殊债券市场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渠道的多元化。

(3)注重法制引导。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化进程。在此期间制定了多项法律法规来规范和引导基础设施建设向市场化发展。如颁布了《关本于活用民间事业者的能力来促进特定设施建设的临时措施法》、《关于推进民间都市开发的特别措施法》、《地域综合整备资金贷款法》、《PPP推进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来保证改革的实施。

二、国外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比较

通过以上对英、美、日公用事业改革的考察,可以看出,他们推行改革的动机和目的是不同的,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决定了改革的方式和方法也有所不同。如美国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是以私营经济为主体,政府进行干预,所以改革的目的是为引入竞争,提高基础设施企业的效率,改善服务质量。在改革的方式上是以放松管制为主,产权变更并不是美国基础设施领域改革的重点。英国基础设施领域改革的目的旨在通过私有化变更产权的方式来摆脱政府对基础设施领域的干预,改善财政收支状况,提高政府投资效益。因此在改革方式上是以出售国有产权的方式推进的。而日本的基础设施领域改革的初衷则是减少财政赤字,实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所以日本就没有像英国那样采取对个人和职工的优惠政策,而是对基础设施领域的国有企业进行分拆,实行股份制改造,通过资本市场出售部分国有股权,扭转企业亏损的局面。

研究发达国家的公用事业改革,还可以看出改革中的一些共同取向:

1.引入竞争、完善产权制度

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中,为达到促进竞争、选择基础设施经营主体的重要目标,各国政府采取一系列鼓励竞争和完善产权制度的措施及做法。20世纪80年代,英国以电信改革为开端,相继对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供应、铁路运输等自然垄断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革,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引入竞争机制。美国自然垄断企业的传统治理方式是民营经济为主导,政府进行规制。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并不是其重点,而在于采取组织结构等措施来推动竞争机制的建立,拆分AT&T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的自然垄断企业在改革前被置于各种规制之下,为了增强企业的活力,促进自由竞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进入90年代,日本加快了规制改革,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实行国铁、电话电报公社、专卖公社、日本航空等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行组织结构调整。

2.多种方式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各国改革中普遍采用的做法,政府通过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领域,以寻求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新的投资来源,同时提高运营效率,减少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财政的依赖。美国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较为广泛,参与的程度也较高。以美国的铁路建设为例,虽有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参与,但却以私人投资为主,他们中既包括大型投资银行,也包括投资额相对较小的私人企业和新建铁路沿线的居民投资者。在民间资本控制的基础设施企业定价权方面,政府规定可以由企业自主定价,其投资回报率可以高于市场一般利率水平。英国和日本在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过程中更是采用了多种手段和途径,如独资、合资、合作、参股、特许经营、发行债券等多种方式,不断寻找潜在的投资者。

3.健全法律法规

国外的公用事业改革十分注重立法先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制定了较为完善细致的法律法规。如美国政府于1976年～1982年仅在交通运输领域就颁布了《铁路振兴和管制改革法案》、《航空货运放松管制法》、《航空客运放松管制法》、《汽车运输法》、《铁路法》和《公共汽车管理改革法》等多部法案,对交通运输企业的改革进行了规定。1996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新的《电信法》,推动美国电信市场改革,使整个改革过程有法可依。英国和日本政府在推进自然垄断型企业改革过程中也制定了多部法律,使改革具有法律依据和实施程序.

三、国外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考察,可以看出,虽然各国在不同时期采取的改革措施不尽相同,但他们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即各国政府都很重视市场机制在基础设施投融资中的作用,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并出台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的优惠政策,倡导新型的融资方式,制定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重视社会监督,不断完善公用事业的监管体系等。总结国外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给我国带来如下启示和借鉴:

1.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中的作用

西方国家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亦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英国在改革后,政府不再以所有者的身份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而是以简洁的宏观调控手段加以指导、调控和引导。在改革过程中为了将竞争机制引入公用企业,英国政府放松了对基础设施领域的管制,但放松管制的同时也采取多种手段加强政府的监管职能。而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虽然是以放松政府管制为主要特征,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发挥任何作用,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从补缺、引导和保护方面来影响民间投资主体的决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见,在改革过程中转变政府职能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或减弱政府对基础设施领域的干预,而是把直接干预企业的行为转变为间接的引导、调控、监督和制定相关政策上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中一直承担着多重角色,即是直接的投资者,又是建设者、运营者和管理者。这种“大政府”的管理模式导致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市场主体缺位,资金效率低下,政府财政风险不断积聚。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本文认为当前在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服务、管理和监督职能。

2.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

西方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日本将大型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通过上市筹集股权资金;美国通过发行市政债券筹集资金;英国的做法是推行政府与私人合作的PPP模式进行融资。此外,利用保险、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做法。相比发达国家,虽然近几年我国的基础设施领域也在逐步向非政府资金开放,融资渠道逐渐拓宽,但总体而言,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渠道还十分有限,为此,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仍需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

3.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制定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规范改革过程,防范风险,这是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改革的成功关键和制度保障。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极是尽快建立健全我国公用事业领域的相关政策法规,对现有法规中限制或阻碍基础设施融资的相关条款加以修改和完善。同时,还应加快制定与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依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依法规范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和政府的投资管理活动。只有加快法制建设、完善政策法规体系,才能实现基础设施投融资对社会资金的开放,从而加快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的市场化进程。

4.转变政府监管模式,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组织的作用

考察西方国家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现象,就是非常重视发挥社会监督组织的作用。因此,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应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在公用事业领域依法建立相对独立、利益中性的监管机构,形成政企分离的管理体制;建立能充分代表消费者利益的专门组织,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组织的作用,接受司法、审计以及新闻媒体等社会监督机构对基础设施融资过程、融资资金的使用和监督;健全听证会制度,在制定和调整涉及消费者、企业各利益集团的政策法规、特别是周期性调整管制价格时,都必须实行听证会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参考文献:

[1]孙培毅 陈 洁:英国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3卷第4期, 60-63页

投融资体制改革篇8

关键词：文化旅游业 转型发展 投融资体制 改革建议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8-162-03

2009年底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海南提供了良好的战略机遇，极大地促进了海南文化旅游业发展，文化旅游产品日益丰富，文化旅游接待游客数不断增加，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有效提高了海南的知名度、美誉度以及综合竞争力。但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战略的纵深推进，投融资体制顽疾日渐显化，海南文化旅游业发展日趋乏力，转型发展任务迫切而艰巨。

一、海南文化旅游业转型发展的趋向与意义

（一）海南文化旅游业发展的基本现状

建省办特区以来，尤其是2009年底国际旅游岛建设开局以来，海南文化旅游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批文化旅游资源得以开发和利用，很多创意文化旅游项目得以上马，文化旅游产品日渐丰富，文化旅游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塑造了母瑞山红色旅游、热带天堂影视文化旅游、呀喏达雨林文化旅游、槟榔谷黎族文化旅游等国内外知名文化旅游品牌产品，大幅提升了海南旅游的知名度、美誉度和竞争力，有力支撑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但观念滞后、体制滞障、政策缺失、规划缺位、管理混乱、技术低下、人才缺乏、资金缺乏等问题，尤其是投融资体制障碍及资金缺乏问题，一直是制约海南文化旅游业更快发展的顽疾。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纵深推进，海南文化旅游业转型发展任务迫切而艰巨，亟待梳理海南文化旅游业转型发展的投融资体制障碍，深化投融资领域改革，破解投融资体制滞障，改善文化旅游业发展环境，推进新时期海南文化旅游业转型发展，以助推国际旅游岛建设纵深推进{1}。

（二）海南文化旅游业转型发展的基本取向

1.文化创意型。创意经济时代，创意致胜。文化旅游业发展尤其离不开创意，好的创意犹如点睛之笔，赋予诸多文化旅游资源开发项目勃勃生机和盎然春意，国内外创意致胜的文化旅游企业、项目和品牌不胜枚举。海南虽不乏景点创意型文化旅游企业、项目和品牌，但多数化旅游资源开发、文化旅游项目策划、文化旅游品牌塑造往往流于形式，“见山还是山”，毫无创意，对游客的吸引力较弱。而且较之于海南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魅力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仍极具创意空间和发展潜力。如能适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就雨林文化、黎苗文化、流放文化、移民文化、海岛文化、边疆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创意点睛和综合集成，有望更大程度激活海南独特多元文化旅游资源，一经破土而出，将以其独特的芳香令国内外游客流连忘返。因此，文化创意型是新时期海南文化旅游业转型发展的首要取向，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海南文化旅游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2}。

2.技术创新型。在旅游业发展，尤其是现代旅游业发展中，科学技术往往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能凭借现代高新技术转换或改变传统文化旅游项目、文化旅游产品的“光”、“音”、“色”，“味”等感知因素来再现历史或者通过技术的革新创造出更具有吸引力的文化产品，给游客直接强烈的感官冲击和心理冲击。这种利用高科技术手段“复活”历史，给观众呈现逼真的画面，不仅能强化游客“体验”，更有利于特色文化旅游价值的利用和推广。目前，海南特色雨林文化、黎苗文化、流放文化、移民文化、海岛文化、边疆文化等多元文化旅游资源、文化旅游项目和文化旅游产品的技术水平仍普遍较低，不能充分借助现代技术充分展示、演绎和诠释其深邃内涵与底蕴。因此，技术创新型是新时期海南文化旅游业转型发展的当务之急和重要取向。亟待通过本土性技术创新和外源性技术引进，逐步改造传统文化旅游企业、文化旅游项目和文化旅游产品，强化游客感受，提升游客体验。

3.内涵集约型。文化内涵和底蕴是文化旅游业发展的灵魂所在。能否充分挖掘、展示、演绎和诠释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和底蕴，往往决定文化旅游项目策划或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成败。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文化旅游业整体处于外延、粗放式增长状态，不注重文化旅游资源内涵的深度挖掘和精雕细琢，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文化旅游项目策划和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底蕴不足。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纵深推进，海南文化旅游业发展将更为迅速，竞争也更为激烈，并将逐步由粗放、外延式发展转变为内涵、集约式发展模式。为此，海南省委省政府相关会议明确指出，要逐步转变文化旅游业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外延向内涵型转变。深挖文化旅游资源内涵，增强文化旅游产品文化底蕴，提升旅游业层次和品味，优化文化旅游业结构，提高文化旅游业的整体素质，根本性增强海南文化旅游业的市场竞争力。

4.市场导向型。产业要赢得市场，必须以市场需求为风向标。早期文化旅游的设计往往以资源为导向，只要资源能发展什么就简单地开发什么，片面注重资源优势，忽视市场需求，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海南省文化旅游要发展就必须做到精确把准市场的“脉搏”，做到“靶向治疗”，要明确目标市场的范围，进行市场细分及定位，了解客源流及其发展的动态，以便科学、合理地进行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真正做到“精准定位”、“精准开发”、“精准宣传”。目前，海南利用自己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如黎族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海洋体育文化旅游项目，“三高”乡村旅游精品项目、海南电影公社文化产业园、“环球100”电影主题公园等优秀产品无不着眼于市场，以市场为导向而进行设计、开发。

（三）海南文化旅游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

朝向文化创意型、技术创新型、内涵集约型、市场导向型的转型发展，既是新时期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纵深推进之所需，也关乎新时期海南文化旅游业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望更好地保护海南文化旅游资源，大幅提升海南文化旅游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海南文化旅游业发展，满足社会文化旅游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区域文化软实力{2}。

1.提升文化旅游业竞争力。旅游竞争力主要表现在旅游市场的占有率和旅游市场的增长率两个方面。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推进，海南旅游在国内的旅游市场的占有率名列前茅，然而在国际上排名较低，尤其是近年来，海南旅游市场增长率放缓，原生动力有待优化，新生动力却明显不足。海南文化旅游转型将切实改变这种现状，提升文化旅游业的竞争力。海南文化转型以市场为导向，立足自身优势，优化原生动力，强化新生动力，为海南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一针“强心剂”，极大地提升了文化旅游业的竞争力。

2.满足社会文化旅游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带薪休假制度的完善，越来越多的人进行旅游活动，且调查结果显示，多数游客希望在“旅途”中能够扩大自己的视野，了解当地的特色文化，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旅游消费者也日益成熟，简单的、表面的旅游开发已经满足不了广大游客日益成熟化的旅游需求。海南省文化旅游转型要求提升海南文化旅游开发的层次，注重挖掘文化旅游的内涵，彰显海南的特色文化，打造精品的文化旅游项目或产品，这无疑为广大游客提供一场文化的“盛宴”，让广大游客在文化旅游的空间内遨游，汲取所需的养分，满足社会文化旅游需求。

3.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海南文化旅游转型发展对文化旅游业现存的问题加以解决，对文化旅游的结构加以优化，转变早期文化旅游粗放的发展模式，注重提升文化旅游开发的空间，丰富文化旅游产业的内涵，增强文化旅游产业的竞争力，提高文化旅游业的市场占有率，推动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4.保护文化旅游资源。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经济的核心因素，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文化旅游资源往往承载着某一地方的历史文化，是历史印记与现代因素的交织。文化旅游资源在被人们开发，为人们提供利用空间的同时也是十分脆弱的，具有不可再生性、不可替代性，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早期，海南过度强调旅游开发，过度依赖旅游资源优势，对旅游资源进行“杀鸡取卵”式开发，只注重文化旅游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对旅游资源造成一定的损坏。海南文化旅游转型后提倡开发和保护同步，编制《海南省少数民族旅游文化目录》，设立旅游文化保护专项资金，制定相关政策对已开发的旅游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自觉遵循旅游开发的原则、方针，走集约化的转型之路，坚持经济、环境、资源三者间的有机统一，强化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

5.增强区域文化软实力。海南省文化旅游转型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文化优势，对民俗风情、传统节日、历史名城、名人、文物古迹等旅游资源进行深加工，挖掘其文化内涵，突显海南文化特色，让文化产业璀璨夺目，大放光彩。近年来，海南省举办了“天涯国际婚礼节”，“中国海南欢乐节”，“黎族传统节日三月三”，“黎、苗、回少数民族文化展”等文化活动，挖掘本土文化的精髓，提升区域的文化软实力。

二、海南文化旅游业转型发展的投融资障碍

（一）内部障碍

能否获得高额收益是无数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投资者投入资金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资本利益，因而在投资前，投资者必然会考虑该旅游企业的能力（研发能力、生产管理能力、营销能力、财务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及旅游项目是否能助资本升值，获得更大的利益等问题。目前，海南旅游企业存在着规模较小，抵御风险的能力弱，信用缺失、创新能力不足专业人才缺乏、管理水平较低等问题，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使无数投资者望而却步{3}。

（二）市场障碍

1.市场体系不健全。资本是文化旅游业转型的关键因素，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海南文化旅游业成功转型的先决条件。而当前海南乃至全国的资本市场存在“两多两难”问题，企业多融资难，资金多投资难，高度依赖间接融资体系，金融中介体系标准不统一，风险投资机制不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不完善。

2.融资的门槛较高。目前，海南文化旅游企业自身融资方式主要是银行贷款。在这一过程中，信用贷款比率较低，抵押贷款比例较高。由于圈内风险评估、规避、控制系统不健全，信用制度存在漏洞，金融机构为有效规避金融风险和防止不良贷款新增普遍推行抵押担保贷款制度与其他贷款的硬性条件，减少了纯粹信用贷款，这使得海南文化旅游相关企业贷款十分困难，无形中提高了融资的门槛{3}。

（三）环境障碍

1.社会和文化环境障碍。社会和文化环境是指影响海南文化旅游业投融资的社会风俗和习惯、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因素。在中国，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与个人投资能力的限制，我国居民往往把剩余资金投入到银行或保留在手中，而不会进行风险投资，这种传统习惯和理财观念导致部分社会资金无法流转，进一步加剧海南省文化旅游业融资的困难。

2.法律环境障碍。政治和法律环境，是指那些制约和影响海南文化旅游业投融资的政治要素和法律要素。海南关于文化旅游业投融资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法律环境有待优化。首先，国内资本和外来资本，政府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对于不同来源的资本的权益的保障、进入退出的机制、风险规避机制等方面的法律保障还没有落实到位。法律环境上的漏洞严重阻碍了海南文化旅游业的融资。另外海南省文化旅游相关企业多数为中小型企业，在现实的融资过程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实现中小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的法律地位平等就是实现其融资地位平等，这也是解决海南省文化旅游业融资难的一个方向。

3.经济环境障碍。经济环境是指海南省旅游文化业投融资所面临社会经济状况及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近年来，虽然海南旅游业发展速度较快，但房地产业发展态势更猛，而两者相差极大的投资回报率，致使文化旅游业投融资较为艰难，因而难以获取优质土地等相关产业资源，这是影响和制约海南文化旅游业转型发展的重要产业滞障和经济环境。

（四）体制障碍

1.资产评估机制不健全。文化旅游业的收益的不确定性及投融资的高风险性导致海南文化旅游业融资困难，这也折射出企业资产或项目评估机制的重要性。目前，文化旅游业没有可以信赖的评估机构，也没有成体系的评估制度。只有文化旅游的资源得到有效、准确的评估，文化旅游项目的收益得到权威的保证，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2.风险分散机制不健全。旅游投融资蕴含了很多的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会给旅游投资带来很大的风险性。有效分散投融资的商业风险，解决投资者的后顾之忧，是吸引商家投资的关键所在。而海南文化旅游业投融资风险较高，缺失风险承担、风险规避、风险转移、风险转换、风险对冲、风险补偿、风险控制的风险分散机制，不能有效地保障投资者的权益。

（五）政策障碍

目前，海南已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支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文件，但在实践中，文化旅游产业并未成为政策比较优势产业。一方面，政府虽然在政策导向上号召社会资本对旅游文化业给予支持，但并没有从根本上为社会资本注入文化旅游业提供相应的配套政策和实际的保障。另一方面，政府在实行政策优惠时，过度地限制了受惠的主体、受惠的条件、受惠的范围，这就使得文化旅游政策优惠力度受限，大大降低了海南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政策的不完善和一些不确定因素严重阻碍了海南文化旅游业融资。

三、海南文化旅游业转型发展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建议

（一）创新投融资模式，拓宽投融资渠道

据了解，海南将推广PPP模式列入2015年省委、省政府重点改革事项，省财政厅已出台《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实施意见》，明确建立PPP投融资相应的工作机制。PPP作为一种新的投融资模式，核心就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引进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从而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公共服务领域，填补海南省经济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和管理能力不足。同时，海南可以通过拓展旅游企业股权融资、项目融资、债券融资，信托融资，重点推进一批优质企业在国内外上市融资，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联合等方式来吸取资金。对对符合文化旅游市场准入条件和信贷原则的旅游企业和旅游项目，要加大多种形式的融资授信支持，合理确定信贷利率和贷款期限；文化旅游商业性开发景区可以开办依托景区经营权和门票收入等质押贷款业务；鼓励中小旅游企业以互动联保方式实现小额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积极推进政府、金融机构，旅游企业的业务合作{4}。

（二）建立有文化旅游业投融资基金

旅游投融资风险过高是海南文化旅游转型发展投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建立有效的政府投融资基金制度将能有效的填补市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分散企业的商业风险。在欧美，很多国家为了促进产业投融资顺利进行，都设立了由政府出资并管理的投资基金及融资担保基金。实践证明，设立有效的政府投融资基金制度将能有效解决投融资困难的问题，这无疑会改善海南文化旅游转型发展投融资难的现状。

（三）搭建投融资平台，吸纳社会资本

资金的注入是海南文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曾明确表达海南要拓宽投融资金渠道，创新投融资方式，建立完善的海南旅游投融资平台，为各类资金参与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创造条件。海南省政府、旅游局、旅游协会要定期开展招商引资活动，鼓励或邀请有兴趣的企业来我省进行文化旅游项目实地考察；大力宣传海南文化旅游项目的潜力，吸收社会资本；引导或推进企企合作，联动发展；建立、完善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的旅游信息服务体系，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的资源，加强三方的交流与合作；搭建金融机构与旅游企业交流平台，提供金融支持，提供相关的投融资服务{5}。

（四）推进配套体系改革，优化体制环境

投融资体制改革关联性强，涉及面广，主体多元，项目多样，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体制改革。在实施过程中，为了确保融资体制改革的有效进行往往需要制定一些配套的经济、法律政策。对符合文化旅游市场准入条件和信贷原则的旅游企业和旅游项目，要加大多种形式的融资授信支持，合理确定信贷利率和贷款期限；对符合条件的文化旅游的相关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可提供贷款优惠政策；对有资源优势和市场潜力但暂时经营困难的文化旅游企业，要给予积极的引导和信贷支持；进一步完善旅游企业融资担保信用增强体系，加强各类信用担保机构对旅游项目和旅游企业的担保力度；积极推进金融机构和旅游企业开展多种方式的业务合作，优化信贷环境，增强融资能力{6}。

（五）梳理健全政策体系，打通政策滞障

全面梳理、排查制约、阻碍文化旅游业投融资活动的相关政策，加以适时废止，并结合省情实际，针对新时期海南文化旅游业转型发展的基本取向及其主要投融资障碍，适时制定、出台和实施针对性、有效性全新政策，逐步建立、健全有利于文化旅游业投融资活动的全新、有效政策体系，打通文化旅游业投融活动的政策滞障。

（六）超前调控房地产，优化经济环境

直面房地产业过度膨胀发展的产业现实，谨慎预防本轮房地产业调控的可能影响，全面梳理和盘活、吸收和转化闲置房地产资源，推进文化旅游业与房地产业的关联耦合发展，推进优质资源的有序产业间转移，破解文化旅游业发展的产业滞障，优化文化旅游业转型发展的经济环境。

[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2GXS4D096）、2014年海南省社科专项项目（HNSK（ZD）-A1）和国家旅游局青年旅游专家培养项目（TYETP201337）资助。]

注释：

{1}罗良凌，范士陈.海南文化旅游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当代经济，2013（24）：96-97

{2}范欣平.海南文化旅游业转型发展初探[J].旅游经济.2014（7）：1-2

{3}李颜，王永挺，尹正江.国际旅游岛建设与海南文化旅游发展[J].旅游经济，2011（6）：2-4

{4}李华成.欧美文化产业投融资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7）：1-6

{5}刘芹.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D].吉林大学2014（3）：28-32

{6}万冬君，王要武，姚兵.基础设施PPP融资模式及其在小城镇的应用研究[J].土木工程学报.2006（6）：1-2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计划财务处 海南海口 570228）

投融资体制改革篇9

民间债务危机引发改革呼声

“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动因，是去年下半年发生在温州的因高利贷而起的民间债务危机。

因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2011年至今一年多，温州至少有10名从事高利贷的人自杀，200名以上企业主和放贷人“跑路”。银行不良贷款也大幅上升。来自温州银监局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74％，已连续8个月呈上升态势，比去年6月末最低时的0.37％飙涨370.27％——而温州原本是全国不良贷款率最低的地区。

温州的危机迅速引起中央关注。2011年10月4日，总理在听取温州地方领导汇报时，对温州方面提出的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想法予以了肯定，并当场责成相关部委以及浙江省政府进行调研。这次讲话无疑成为温州金融改革的风向标。

此后，温州紧急起草《温州国家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希望通过设立“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将温州打造成全国“民间资本之都”，促使民间资本“阳光化”。该方案经浙江省政府研究完善后，于去年11月上报。

争议“备案制”

根据获批《方案》，温州金融综改区第一项任务是“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包括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等。该任务直指温州民间债务危机之核心，尤其是“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

据了解，对此项制度，温州已先行展开探索，具体载体——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不日将挂牌营业。至今年1月底，温州共有各类民间融资相关机构1938家，其中融资性担保公司50家、典当行62家、非融资性担保公司117家、寄售行353家、各类投资公司1330家。

所谓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是经核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中介、登记等综合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温州之前下发的《关于开展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试点的实施意见(暂行)》规定，试点初期，将依法登记注册、从事民间借贷撮合的投资(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先行进驻，引导依法登记注册并从事中介业务的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寄售行、旧物调剂行等机构入场进行登记管理。通过试点先行，逐步引导从事民间借贷的一般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等进场登记管理。同时，邀请公证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担保机构、银行结算等服务机构入驻，借助专业团队就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和风险把控形成配套服务体系，减少借贷双方的法律纠纷和借贷风险。

温州还为试点设立了若干原则，包括规避非法集资，实行借贷双方直接对接；杜绝高利贷，规范民间借贷利率操作；把控风险，执行完善的民间借贷流程；坚守底线，秉承中介职守。

个人境外直投重启

温州金融综改试验区的另一大焦点是“个人境外直投试点”。根据方案，将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温州将成为国内首个试点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城市。

据了解，目前《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已制定完成。根据《试点方案》，年满18岁的温州户籍居民，只要说明资金来源、投资项目合法证明等，就可向市商务局申请。经审查后，由国家外管局温州市中心支局放行境外投资。

《试点方案》规定，温州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可通过新设、并购、参股等方式，在境外设立非金融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不准投资设立境外特殊目的的公司；对涉及我国禁止出口的技术和货物以及能源、矿产类境外投资设定限制；不准在与我国未建交国家投资；禁止在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境外投资以及涉及多国(地区)利益的境外投资。

试点期间，1个人1个项目不得超过300万美元，多个人1个项目不超过1000万美元，1个人年度总额不超过2亿美元。而国家外管局现行的政策是，中国居民每人每年换汇额度仅5万美元，个人不允许进行境外直接投资。

利率市场化试点“搁浅”

令温州小有失望的是，《方案》未提被其寄予厚望的“利率市场化试点”。有知情人士透露，“利率市场化试点项目，报到浙江省一级就被打回了。”

温州民间债务危机的病根之一即利率双轨制，资金不愿进入银行系统而四处投机逐利。所以，在金融综改试验区初始方案中，“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最重要内容之一。温州希望争取到率先在温州范围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中开展利率市场化试点，有限度地放开银行机构存贷款利率，缩小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利率双轨制差距；各类贷款利率在人行法定贷款利率4倍内可自由浮动，借贷双方自行议定。

事实上，在温州金融30多年发展进程中有过多次利率改革。1980年，苍南县金乡农信社试行“以贷定存、存贷利率浮动”，迈出利率改革第一步。1987年，温州被确定为全国惟一的利率改革试点城市。2002年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试点，利率市场化改革也是其中之一。2002年的试点中，由于信用社放开存款利率限制，可上浮30％，导致存款一边倒地流向信用社，引发其他金融机构强烈反对，在两年后被国家撤销。

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

(一)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二)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三)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引导民间资金依法设立创业投资企业、股权投资企业及相关投资管理机构。

(四)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

(五)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支持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

(六)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探索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鼓励温州辖区内各银行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支持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租赁企业。建立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服务中心。

(七)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依法合规开展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

(八)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推动更多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建立健全小微企业再担保体系。

(九)拓宽保险服务领域，创新发展服务于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的保险产品，鼓励和支持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推动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市场监管。

投融资体制改革篇10

关键词: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投融资平台;经验总结

2009年人行与银监会联合《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同时要“加强信贷结构监测评估,有效防范和控制信贷风险”。

在金融监管部门的政策刺激下,2009年河北、云南等地相继出台了系列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措施,掀起了新一轮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浪潮。这次投融资体制改革浪潮也得到有关专家的支持。例如,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构建与融资研讨会上认为,地方政府融资需要进行隐形负债向显性负债转变等三个方面的转变。

与此同时,邹晓峰等(2009)从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变迁过程总结未来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和并提出了政府的角色定位,他们分析认为,市场化运作、地方政府行政引导作用是地方投融资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其改革的原则,同时,地方政府在投资体系建设当中应当坚持行政引导应当坚持在市场化运作的前提下进行,这也就是投融资体制建设中地方政府应当坚持的角色定位。

在明确地方投融资体系建设的基本方向和政府角色定位的同时,建设符合地方经济、资源特色的投融资体系仍然是各地政府需要注意的关键性问题。在全国各地积极深化投融资体制的过程中,东西部各省市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和特点,在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这些成功经验可以为各地的投融资改革提供很好的启示和借鉴,对此,本文梳理和总结目前我国各地主要的投融资体系建设的做法和经验,通过分析得出四点主要的经验:

一、组建地方投融资公司,搭建地方投融资平台

组建地方投融资公司,构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投融资平台,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中小企业和地方产业和特色产业服务。其主要做法:一是构建实现地方政府投资职能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例如,广州市成立了交通、水务等领域成立七大投融资集团;昆明市城建投资等6家投融资公司,2008年完成了56个项目,融资112.09亿元,投资78.88亿元;贵阳于2009年成立了十家公司作为投投融资平台。二是搭建中小企业投融资平台,服务于地方中小企业。浙江从2005年开始在国内率先开展小企业贷款,到2008年末底成立小额信贷公司56家,注册资本总额达到77.05亿元,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的平台。三是搭建服务地方产业经济和特色经济的投融资平台。例如,成都市为恢复5.12大地震后的农业发展,利用市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市小城镇投资有限公司和市现代化农业物流投资有限公司搭建农业投融资平台,引导聚集社会资金,为灾区现代农业建设累计融资137.1亿元;湖南省怀化市以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为投融资平台,服务怀化市的商业经济发展,其中工业园区累计实现合同引资124.2亿元,经济开发区实现引资项目19个,实际到位70331万元,实现商品交易额90亿元,形成了怀化市产业集群发展的效应。四是搭建综合式的投融资平台,构建地方政府投资体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重庆成立的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该公司成立后控股重庆市商业银行、西南证券、银行租赁公司、渝国投,拥有三峡担保公司50%股份,参股安诚保险公司,形成“渝富系”地方国有投融资集团,行使了重庆市大部分的投融资职能。

重庆市政府组建了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四年内,渝富公司资产从10亿元增长到将近400亿元,控股重庆市商业银行、西南证券、银行租赁公司、渝国投,拥有三峡担保公司50%股份,参股安诚保险公司,“渝富系”地方国有投融资集团形成,渝富模式在重庆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具体措施包括:

第一,清理消化和重组不良资产。从成立时的解决工商银行重庆分行的157亿元资产包,又清理了西南证券、重庆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其他不良资产,提供了处置不良债务的平台,同时优化了重庆市的金融环境。

第二,代表政府实施土地一级储备,进行土地调控。渝富将分散的国有工业企业用地集中储备起来,根据规划和市场要求,集中招标、拍卖挂牌转让,进行周转土地,调控房地产市场。

第三,控股地方金融,进行金融调控,打造类似中央汇金公司形式的企业,作为金融企业重组,改善金融生态的调控工具,达到构建地方控股的框架的长远目标。

第四,融资调控。渝富公司帮助三峡库区、农村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与国开行共同组建全国最大的三峡库区产业担保公司,为库区与农村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200亿元融资担保。渝富还专门给各类企业和研究所,提供贷款支持或者资本金诸如,或是风险资金投入,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同时渝富还向国企参股,为担保公司注入资本金,参与国企上市的平台搭建。

二、多渠道的创新性融资模式

突破要素制约,创新融资模式,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其主要做法:一是通过股权融资。昆明市土司采用扩股方式筹集18.93亿元的城市开发资金,江苏省镇江利用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融资3000余万元投资新区5万吨级工业水厂,广州的地铁公司和交通投资集团都准备进行上市融资,方案只待政府的批准。二是通过债券融资。借助地方政府所属的综合性投资公司发行债券,如上海的久本债券、江苏的交通债券、苏州工业园区债券、昆明滇池债券等,这些债券背后有地方政府信用作担保,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实质是“准地方政府债券”。另外,杭州市还探索通过筛选成长性好、经营管理规范,信用度较高的中小企业打捆的方式,进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发行试点。三是对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采用BT、BOT方式引入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建设。例如,镇江市在污水处理上创新BOT特许经营模式,将分散在各乡镇的污水处理项目整合成一个特许经营协议框架下,把若干个乡镇污水处理项目打成一个项目,由一个投资人完成投融资和建设运行管理;怀化市在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中以BT模式引进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投资5亿元承建首期规划面积的基础设施;昆明市采取BT方式融资41.5亿元新建全长为39.3公里的环湖南路。四是结合自身需要实行创新的投融资模式,如镇江市水务招商中采用区域一体化特许经营模式,特许投资人采用逐步投资建设到位的滚动式投融资模式,昆明市新都公司采用信托投资理财方式筹集新城建设资金。

三、构建服务投融资平台的行政服务体系

构建服务投融资平台的行政体系,这主要体现财政、税收、土地等方面。其主要做法:一是走政府划拨启动资金,企业市场化经营的路子为投融资平台的搭建提供财政财政资金支持。例如,怀化市在经济开发区中实行“一级财政,一级金库”的管理办法,经济开发区的财政预算、决算归并市财政统一管理;昆明市政府承诺当投融资公司出现偿债资金不足以还款问题时,由市级财政从预算内安排资金补足。二是在搭建经济开发区为投融资平台。通过对投资商实行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以扶持社会资本成立风险投资公司、企业投资基金等投融资平台。三是地方政府直接或者授权投融资公司对土地实行调控管理,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引导投资方向。重庆赋予渝富资产管理公司实行土地一级储备和土地调控的权利,渝富将分散的国有企业用地集中起来,根据规划和市场要求,集中招标、拍卖、挂牌、转让,进行周转土地。怀化市在建设经济开发区征地过程中推行“股田制”,吸引民间资本,使征迁群众与开发区成为利益共同体,并且高标准建设安置房。四是改革项目审批制度,提高行政效率,以降低投资成本、增加投资效益。一些地方对于非限制类的企业投资项目取消审批制,实行登记备案制;对于必须审批的限制类项目,政府向社会公开审批的依据、内容、权限、程序、时限等,推进集中办理,“一站式”服务的审批方式,推进网上并联审批,实现项目审批信息化和高效化。五是构建地方的投资担保体系,为地方投融资服务。成都市组建各类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搭建服务保障平台,做强现有的国有担保公司,以社会资本为主创立商业性担保公司,探索以企业和个人联合成立互担保公司。2008年成都市共有各类担保机构150余家,注册资本合计25.46亿元,累计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余额超过130亿元,逐渐成为中小企业融资分散风险的主要方式。

四、完善制度与规范行为

完善制度设计,以规范和激励投融资主体行为。其主要做法:一是理清职能关系,明确政府定位。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要求不断改进政府的引导方式,放宽市场准入领域,放权投融资主体,扩大政府代建制的范围,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相互关系。例如,浙江省把政府引导的重点转为制定和执行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积极营造投资的公平环境,对民间投资项目同国有项目一视同仁。怀化市政府赋予经济开发区“准政府”职能,对开发区放权或全权委托,经济开发区独立行使相关行政审批并负责区内的社会事务管理。二是建立科学规范的投资管理决策程序,以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广州市在政府投资项目中实行专家论证基础上引入中介机制的咨询评估程序,咨询评估引入竞争机制,并制定合理竞争规则,重大项目实行专家评议制度和投资项目公示制度,广泛吸取各方意见和建议,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三是建立投资效益考评制度和资信评价体系,以形成有效的投融资约束机制。例如,广州参照国企改革的成功做法,对各投资主体实施股份制改造,并研究制定对投资主体的考核办法,由国资委进行监管。上海市初步建立了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杭州市建立了企业信用公示工程,以约束投资主体的借贷融资行为。

参考文献:

1、周文渊.专家建议尽快建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N].中国证券报,2009-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