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融资和融资的区别十篇

投融资和融资的区别篇1

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一方面，金融对区域经济的主动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差异直接形成了区域金融活动的差异。在经济货币化金融化的进程中，金融的增长常常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在货币化金融化发展较早的地区，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就能够获得更大的金融支持，从而发展就更快。因此，在许多情况下，金融相对地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区域经济的差异，常常与区域金融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以下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资本积累机制

资本的积累源于储蓄，形成于投资。区域经济发展能否动员足够的储蓄是资本积累的关键。金融体系通过部门扩张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能够动员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提高边际储蓄总量；其次，通过金融创新提供流动性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金融工具，改善储蓄结构，提高储蓄倾向，这是另一层次的动员储蓄；最后，金融部门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降低流动性资产持有量，增加生产投资的比例。通过金融功能的发挥，将资金有效转化为投资，这一点对促进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

资金流导向机制

对区域经济增长，除要增加储蓄及投资总量外，还必须保证储蓄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投资结构的协调。投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比投资数量更重要，减少低效率的投资和增加新投资在本质上一样重要。金融体系将分散的资金市场融为一体，使资金在整个社会实现重组和分配，同时金融体系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及监督优势将资金引导向那些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大的区域、行业和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而起到以金融资源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优化配置。

区域一体化机制

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和组织形式的演化具有重要作用。金融发展意味着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它可以为信用扩张提供完备手段。金融发展促进资本的转移和集中，推动企业集团化、产业区域化发展，加速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区域组织演化，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和转型；金融发展还为企业集团提供内部控制手段，推动企业向跨地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企业发展领域的拓宽和活动领域扩大促进区域融合。

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机制

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方式的转变，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关键。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它不仅与科学研究状况有关，还与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有关。金融体系的存在和发展在满足融资能力的同时，通过风险分散管理影响资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供给，推动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我国区域金融的非均衡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基于市场基础、原始积累和区位优势等因素的不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迅速扩大，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等经济带，不同经济带之间的金融发展也存在很大差距。如不采取灵活的区域化金融调控措施消除这种逐渐扩大化的差距，将不利于宏观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金融发展水平不平衡

据统计，基于不平衡的经济格局，我国目前不同省区货币资金量的分布东、中、西部差异十分明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5月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提供的数据，2004年末，东、中、西部外币存款余额占本外币存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6.1%、2.2%和1.4%，这突出反映了各地区外向型经济程度的差异。2004年金融机构贷款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61.6%、19.1%和16.0%。总体看，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余额存贷比明显高于东部。

固定资产投资也呈现明显的地区分布。2004年，我国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东部地区的投资总量超过了中西部的总和。从1990年到2003年，东部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万亿元，占全国比例为61.4%，中部和西部分别占全国比例为22%和16.6%。投资的差距对各地经济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将产生非常大的直接影响。

区域金融机构发展不均衡

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相对较为单纯，主要是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民生、光大、华夏等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仅在少数中心城市设有分支机构，除此之外便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及城乡信用社。与之相比，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明显丰富，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大部分新兴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及绝大多数外资银行机构都设在东部地区，由此构成东部地区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

区域间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

金融市场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载体，已经成为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放货币、传导货币政策的重要渠道，但我国区域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差距极为悬殊。就货币市场来看，东部地区发展很快，中西部地区在市场规模、交易工具、市场主体等方面都较落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2004年末，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约占全国的60%，中西部分别约占20%。东、中、西部地区股票当年筹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61%、26%和13%。从保险业的发展来看，2004年东、中、西部保费收入分别占62%、22%和16%。各地区保险密度总体上呈东、中、西递减之势，北京、上海、天津分别以2490元、1763元和791元的保险密度位列全国前3位。

我国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分析

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区域差异

率先改革的东部地区从市场化之初就努力构造金融活动与运行的市场经济基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较快，市场发育程度较高，拥有相当程度的创新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企业有很强的拓展融资渠道的意识与能力，加上其自身利用金融资源的成本消化能力不断增强，效率不断提高，从而使该地区形成了较强的资本积聚能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市场化程度和投资主体对融资成本的承受能力都比较弱，对金融资源潜在的需求未能转化为现实的需求，金融资源只能产生较低的利用效率。由于东部与中西部区域间存在风险和收益的梯度差距，金融资源为获取较高的收益回报通过各种渠道从中西部市场转移到东部地区。而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所、法人股市场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东部地区的积聚分布，也为金融资源的流动提供了强大的信息和技术上的支持。

一元化和二元化金融政策环境的矛盾

我国金融体制和政策呈现出明显的金融制度运行环境二元化的特征。其基本格局是：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依靠市场的成分较多，地区制定的发展战略往往是开拓型、创新型和开放型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计划成分占主导地位，市场发育程度低，区域政策制订的发展战略往往是平衡型、保守型和封闭型的，其目的在于满足静态的平均化的边际收益。但金融调控则不是根据区域发展的差异因地制宜，而是更多以区域金融运行一体化为前提，强调金融政策的统一性。这种金融政策造成了事实上的政策不公，等同于对中西部这样不发达地区的政策歧视，进而容易诱发地区金融经济利益的摩擦，造成“抽瘦补肥”局面的出现。

金融市场化差异对微观金融主体的刺激不同

新兴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性非银行机构遵循经济理性原则，追求规模经济效应，在配置分支机构时过多积聚在东部地区，一方面促使东部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受到冲击，被迫尽快转换经营机制、完善同业竞争机制和行业协作机制，并且较早建立的金融市场又形成了金融资产流动的极化效应，凭借这一效应引致大量区域外资金流入；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组织结构单一，大量存在的国有商业银行支持的重点对象往往是效益低下的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而且银行无论是在资金计划，还是信贷方向上都受到上级行政的过多干预，很难切实顾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上级行政的宏观调控政策致使其在松与紧的狭小空间内顾此失彼，无法达到应有的经济效果。

区域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建立统一金融市场构建区域金融体系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有必要建立规范运行、健康发展、统一开放的区域金融市场，消除货币政策传导在各经济区域的阶段性差异，使利率机制在我国东西部地区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我国东部相对发达地区，对金融服务的要求比较高，应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体系。而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规模不大的中小金融企业，并利用政策性金融手段，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同时，要积极努力实现区域金融市场的联合，增加开放性，力争早日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

促进区域金融组织机构发展

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为契机，以市场化原则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和风险管理制度。改变以行政区划编设机构的做法，根据不同地区业务量的多少、地区的大小来确定机构网点的设置。要集中优势在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发展壮大势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鼓励新兴商业银行到中西部大中城市设置分支机构。在引进资金的同时，也引进股份制商业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

建立相适应的区域性商业银行

中西部落后地区银行机构较少、金融工具单调，应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条件，适当降低在资本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区域性商业银行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密度与金融效率。

加快区域资本市场建设

调整目前的资本市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格局，在稳步发展东部资本市场的同时，立足为中西部建设、开发筹资而积极培育中西部资本市场。为此，注重中西部地区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推动国有资本的流动与重组，加快资本经营步伐；推进中西部地区股份制改革进程，以推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发展，积极筹建和完善不同层级的区域性、地方性的证券交易中心。在股票和债券发行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对发行者在区域分布上适当地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逐步扩大中西部地区每年的股票、债券发行量。大力扶持资源型企业上市。积极发展区域性的开发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及中外合资基金等。允许商业银行以不超过一定比例的资产入资基金，拓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投入渠道，增加基金的资金来源。

投融资和融资的区别篇2

在调查方法上，根据西南大学学生分布的特点，本次调研综合采用了分层抽样、分组抽样、随机抽样等抽样方法。涉及文史类、理工类、商科类专业的同学，共发放2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94份，问卷有效率为97%。调查问卷采用客观题单选和多选的方式提问，主要包括大学生基本情况、生活费的来源及去向、金融投资现状、可能的影响因素等多方面的内容，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大学生的金融投资行为。

二、结果与分析

1、大学生金融投资基本情况（1）样本总体情况。在参与调查的194人中，只有41人（21.13%）投资了金融产品，而有153人（78.87%）没有进行相应的投资。（2）未投资金融产品原因。统计数据显示，对金融产品不了解是西大学生未进行金融产品投资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占比约63.33%。其次是资金不足，34%的人认为资金不足是其未进行投资的原因，有超过59.79%的西大学生目前可支配存款余额低于3000元。金融产品的收益和风险对于他们是否进行投资的影响并不大，仅分别有9.33%、12%的学生选择此项。另外，在未进行投资的学生中，55.33%的学生有投资的意愿，可以发现大学生有很强的金融投资意愿，但受各种客观因素影响未能采取实际行动。（3）投资原因。在投资金融产品的大学生当中有超过52.08%的人属于接触过金融产品的宣传，想自己进行一些尝试的，也不乏拥有部分专业知识的大学生（27%），可以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赚钱，但真正熟练掌握专业知识与技巧的人最少，只有约4.17%，还有6.25%由于其他原因的，例如闲钱随意投资，看中其高收益，同时，仍有10.41%的大学生并无明确目的来投资金融产品，只是跟风行动。（4）投资品种类。参与基金投资的人数最多，占投资金融产品人数的73.17%，且基金的投资中，投资货币基金的人数占比最大为75.61%，反映出货币基金在大学生中普及程度较高。投资股票的人数占投资有投资金融产品的比重也较大为24.39%，仍然有一部分大学生热衷于高风险投资。由于大学生的保险意识低，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门槛相对较高，投资保险、银行理财产品人数较少。投资外汇的仅一人，无人参与债券投资。

2、大学生金融投资情况影响因素分析（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Logistic模型是经济学中被广泛用于研究行为主体的选择过程的一类计量经济模型。许多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会导致一种行为结果的产生，而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是一种分析个体决策行为并广泛应用于影响因素分析的理想模型。logistic回归属于概率型非线性回归，假设在自变量的作用下，某社会现象的发生概率为P(0≤P≤1)，发生概率与不发生概率之比为P/(1-P)，则logistic回归模型为。（2）被解释变量：投资（1）/未投资（0）（3）假设：大学生是否进行金融投资取决于年级、地区、专业、性别、户籍类型、家庭理财情况、收入主要来源。以上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大学生的金融投资行为。（4）根据以上假设设定自变量①年级。2011级与研一的大学生参与金融投资的比例最高，分别为28.03%和23.08%，2010级的参与率为20.59%，2012级的参与率较之降低为16.36%，而2013级参与度最低，仅为6.67%。随着年级提高，知识积累，对金融知识了解加深；一部分大学生开始有独立收入，对理财需求提高，开始尝试金融投资的人也更多。②专业。文科和工科专业的大学生中参与金融投资的比例相当，分别为16.67%和12.09%，而商科专业的大学生的参与率高达44.12%，远远超过文科和工科专业。③地区。来自东部地区的大学生金融投资参与率最高，为28.57%，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大学生的参与率最低，仅14.56%。东中部地区经济较西部发达，金融投资氛围更浓，投资意愿更强，参与度更高。④性别。女性样本中金融投资参与率16.95%，而男性的参与率为26.32%，远高于女性。⑤可支配存款余额。可支配存款余额3000元以下的样本大学生金融投资参与率最低，仅为10.34%，随着可支配存款余额增多金融投资参与率也随之提高，当可支配存款余额达到8000以上，样本大学生的投资参与率达到75%。可支配存款余额越多意味着可用于投资的资金越多，投资理财的需求更大。⑥家庭理财状况。家庭成员无金融投资经历的大学生金融投资参与率10.22%，远低于家庭成员有金融投资经历的45.61%。家庭成员进行过金融投资的大学生对投资知识的了解多于相似条件下家庭成员未进行过金融投资的大学生，其投资动机更强。家庭成员的示范效应也会提高大学生的金融投资率。⑦收入主要来源。收入主要来源于亲人提供和奖、助学金的样本金融投资参与率最低，分别为15.63%和18.80%，勤工俭学的参与率为较高的30.77%，而来源于其他渠道的远远超过了其他方式，达66.67%，其中可能包括投资收入、课外收入等等。⑧月支出。月支出<600，其金融投资参与率为0最低，随着月支出提高金融投资参与率也随之提高，当月支出>2000时，所有样本都参与了金融投资。⑨月网购支出。金融投资参与率基本上满足与与网购支出同向变动，月支出小于100时为16.87%，500元到800元为100%，而当超过800时，参与率降到50%。由于余额宝等互联网理财产品与网上购物支付账户的连接，网购提高了大学生对互联网金融投资的关注，成为大学生进行金融投资的助推器。变量处理：将年级、地区、专业、性别、户籍类型、家庭理财情况、收入主要来源设为哑变量，其中年级、地区、专业、收入主要来源为多分类无序变量，因此引入需要亚元变量，见表4，变量可支配存款余额、月支出、月网购支出为多分类有序变量，可将其直接引入模型，无需引入亚元变量。（5）自变量相关性分析。通过变量的自相关性矩阵可以看出（图略），仅家庭成员投资理财情况与户籍所在地（农村/城市）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0.4，其他均小于0.4，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6）回归模型模型解释：P表示进行金融投资概率，p/(1-p)表示大学生进行金融投资与未进行金融投资的概率之比。二元logistic的系数说明的是，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某一自变量以单位的变化对某一类别相对参照类的对数发生比的影响，为误差项。用stata计算可得到如下计算结果。（7）回归结果①将所有解释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分析：模型进行似然比检验的卡方值为75.79，Prob>chi2=0.0000，在95%的置信水平下回归模型显著。

在95%的置信水平下，自变量专业、性别、家庭理财情况、月支出对个人投资金融产品情况有显著影响，而年级、省份、地区、资金主要来源、月网购支出对投资金融产品情况无显著影响。②逐步回归（后退法）逐步去除不显著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分析：模型的卡方值为67.93，Prob>chi2=0.0000，在95%的置信水平下回归模型显著。在95%的置信水平下，自变量中，年级（研一）、专业、性别、家庭理财情况、可支配存款余额、月支出对个人投资金融产品情况有显著影响，作用方向与假设吻合。研一的被调查者投资金融产品发生比约为2013级的6倍（=6.04）。由于研一大学生知识储备较本科大学生更多，有投资经验的学生相比2013级更多，因此投资金融产品的比例更大。文科类、工科类大学生投资金融产品的发生比分别为商科类大学生的27%和22%，商科大学生投资理财的专业知识比其他专业的大学生更丰富，投资技能更强，投资意愿和投资观念也更强，因此金融投资发生比远高于工科和文科生。女性金融投资发生比为男性的32%(=0.32)。样本中有19%的男性属于风险爱好者，而女性中仅4%属于风险爱好者，男性的风险偏好程度远高于女性，而金融投资尤其是股票外汇投资风险大，大学生中更愿意冒风险的男性也更愿意参与金融投资。家庭成员未投资过金融产品的大学生投资金融产品的发生比远小于家庭成员投资过金融产品的大学生的投资发生比，仅为其0.175倍。月支出、可支配存款余额均与金融投资比例正相关。可支配余额的发生比为1.843，可支配存款余额每提高一个等级，投资率将变为原来的1.843倍；月支出发生比为2.515，月支出提高一个等级将使投资率增加1.5倍，说明月支出对大学生是否进行金融投资作用程度远大于可支配余额。

除研一外的其他年级学生与2013级相比，投资金融产品的比例并没有显著提高，本科阶段的是基础知识学习阶段，大学生对金融市场的了解并没有显著差异，而研究生学习的知识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来说都有明显提高，因此，金融投资比例在本科阶段并没有明显差异，而研究生的投资比例远大于刚进校的大一学生。大学生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对是否参与金融投资也没有显著影响，另外，来自东部和中部的大学生与来自西部地区大学生相比其投资比例并没有显著提高。其原因可能是大学生主要以学校作为认识金融投资的渠道，接受同样的教育，投资信息也主要通过学校宣传、校园模拟投资活动以及同学间的交流投资经验等方式获得，与生源地并无太大关系。收入主要来源于勤工俭学、奖助学金和其他的大学生与收入主要来源于亲人提供的大学生相比其投资参与率也并没有显著提高。由于大学生通过勤工俭学和奖助学金所得收入甚微，其他收入不稳定，因此，这些独立、额外收入并不会显著提高大学生的金融投资参与率。最后，网购支出也并没有对大学生金融投资参与率产生假设中的显著正相关关系。随着科技进步，通过互联网进行转账更加方便、快捷、安全，互联网转账的普及使得那些即使是较少进行网上消费的大学生也愿意使用通过快捷安全的互联网转账技术购买金融产品。虽然各种互联网理财宝兴起于网上消费支付业务，但其已经以极快的速度在大学生普及开来。

三、小结与讨论

投融资和融资的区别篇3

关键词：金融市场化；地区差异；投资；Panel Data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4-0014-04

一、引言

Keynes提出了投资过程存在的两种关系：其一是低利率能够鼓励高投资，其二是高投资又促进高产出。当金融压抑存在时就会产生人为压低存贷款利率的因素，引发对贷款的过度需求并导致信贷资源的无偿配置，从而使高投资促进高产出的效果发挥不出来(Mc Kinnon和Shaw，1973)。因为低利率的推行，减少了金融资源的机会成本，对于不具备一定产出能力的投资项目起不到“筛除”(screen out)的作用(Liu和Li，2001)。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金融市场化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进程能够完善市场制度，减轻金融压抑，从而带来资金成本的降低和投资水平的增加(Henry，2000)。同时金融市场化形成的金融开放引来了境外资本的流入，提高了国内的投资率，弥补了国内资本的不足，避免了“挤出效应”的产生(Berkaret et.al，2001)。但是，前苏联东欧等转型经济国家推行以纯粹自由化为特征的金融市场化也带来金融波动甚至危机(Tornell，Westermann和Martinez，2003)。因此，从理论上有必要明晰投资与金融制度安排间的关系，以有利于发挥制度设计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快速健康的增长，同时金融市场化进程也呈稳步推进状态。根据作者(陈邦强等，2007)的研究，从1978至2004年期间，中国金融市场化相对水平由1978年的0.02提高到了2004年的8.84，由此带来的变革是金融资源由过去的计划经济的配置模式逐渐转向市场化配置模式。作为能够反映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状况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同一时期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从1978年的18.5％上升到2004的51.49％，因此，对于中国投资增长原因的探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课题。Liu和Li(2001)利用分省数据对四种不同来源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这一经验性判断：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财政部的相关财政项目的支出成为投资资金的唯一来源，国有银行在所有货币交换中扮演着“出纳”角色。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国有投资逐渐减少，而非国有来源的投资逐渐增加。由于中国沿海与内陆地区间存在巨大的地理差异，内陆地区缺乏其他的投资来源，国有资金仍然是投资的主要的来源，而非国有资金则成为沿海地区的主要投资来源。周立(2005)的研究认为，形成金融资源配置的地区差异两方面的“分割”，其一，中央政府推行的纵向分割式金融改革；其二，地方政府在投融资体制改革(拨改贷)后形成的横向分割式金融控制。康继军等(2005)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考查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因果关系。

尽管如此，迄今为止所检索的文献鲜有从金融制度变迁角度深入对影响投资增长的因素进行的研究，已有的定性分析和判断也缺乏有说服力的支持。为此本文针对中国转型期这一特定制度转型时期的金融市场化进程，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深入考查投资增长以及形成地区差异的制度原因。在计量方法上，本文根据已建立的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指数(陈邦强等，2007；陈邦强，2008)和各地区统计数据构建了1995-2004年中国金融市场化、金融发展与投资增长的Panel Data数据集，并运用了Panel Data分析方法，在模型构建、指标选择及相关分析方法上均有创新。力求通过对金融市场化与投资间关系进行实证验证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金融市场化进程以及相关方面与投资增长间存在的理论联系与相互影响。

二、模型、数据与指标说明

(一)模型、指标说明

Ndikumana(2000，2005)在进行跨国数据的实证中，在Anderson和Hsiao(1981，1982，1986)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国或地区的国内投资与其金融发展、金融结构、经济增长及对外开放水平相联系的经验假设，同时构建了由一组金融发展指标作解释变量加上其他相关控制变量(经济增长、进出口等)组成的投资方程。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陈邦强等，2006，2007)，沿用与Ndikumana(2005)的跨国研究相类似的投资模型并引入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变量以考查金融市场化进程与投资的关系：

lnIit=φ0+φ11nFLIit+φ2git+φ31nTradeit+uit　(1)

其中，地区i=1，…，N；年份t=1，…，T；Iit为地区投资；其中，FLIit表示分地区金融市场化指数。git为地区经济增长指标；Tradeiit为地区对外开放指标；uit为误差项。

本文构造了中国金融市场化、金融发展与投资增长的Panel Data数据集并对中国金融市场化及其四个相关方面(金融中介市场化、政府行为市场化改革、金融市场化自由化、金融对外开放)与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首先分别使用随机效用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式(1)进行估计，然后对二者的估计结果进行Haus-man检验以确定最终模型形式。其次，针对东、中、西部的不同区域，考察金融市场化与投资间关系存在的地区差异。

针对式(1)，本文采用地区金融市场化指数分别作为以下5个解释变量：

1、FLIAit为地区金融中介市场化相对指数，反映金融市场化进程中作为金融结构组成部分的金融中介在市场化进程中的相对水平及其呈现出的特征。

2、FLIBit为政府行为市场化改革的相对指数，反

映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对金融的管理模式由计划经济方式向市场经济转轨程度的相对水平。

3、FLICit为金融市场自由化相对指数，该指标反映了作为金融结构的另一组成部分的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的相对水平与特征。

4、FLIDit为金融对外开放相对指数，反映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中，地区间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相对水平。

5、AFLIit为地区金融市场化总指数，反映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中，地区金融市场化综合水平在这一市场化进程中所处的相对位置。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考虑到我国金融机构实质性的市场化改革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的实际情况，本文以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由于数据缺失的原因，按惯例本文未包括海南、、重庆)为研究对象，建立样本区间为1995-2004年的Panel Data数据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口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新疆10个省区。按照以上地区标准划分出同一样本区间的地区Panel Data数据集。

数据来源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口总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数据来自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指数来源于作者已有的部分研究工作。各地区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分别按当地GDP、人口总数计算得到。进出口数据的美元价按《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1995-2004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将美元价换算为人民币。GDP及进出口数据最后均按相应地区的GDP平减指数修正为实际价。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STATA9.2软件包，对式(1)分别使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Hausman检验的结果证实，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首先针对全国总体水平，其次比较东中西部地区间差异。

表1显示的模型(1)对中国金融市场化与投资的实证结果如下：

首先，除FLIB外(10％显著水平)，FLIA，FLIC，FLID，AFLI均在1％的显著水平通过t检验，说明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与投资增长存在极为显著的关系。

其次，金融市场化(AFLI)及其四个方面对投资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从大到小的次序为：金融市场化(AFLI)、金融中介市场化(FLIA)、政府行为市场化改革(FLIB)、金融对外开放(FLID)、金融市场自由化(FLIC)(固定效应模型的φ1依次为1.31，0.83，0.53，0.28，0.17)。金融市场化总体水平影响投资的程度均大于金融市场化的四个方面，由此反映出金融市场化进程的综合作用大于单一方面的政策措施。

其三、金融结构对投资的影响也存在差异，金融中介市场化影响大于金融市场(固定效应模型φ1分别为0.83和0.17)。

其四，金融市场化进程下，除在政府行为市场化改革方面外，经济增长与投资间的关系均显著，说明地区金融市场化(AFLI)和相关方面的金融中介市场化(FLIA)、金融市场自由化(FLIC)、金融对外开放(FLID)，能够促进投资与经济增长间的联系。这一结果与作者(陈邦强等，2006)在考查金融发展与投资增长关系出现的g均不显著完全不同。由此可以认为，金融市场化进程下，制度变迁有助于增强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联系，而地区间政府行为市场化改革相对水平仍然较低。样本期间的中国金融发展程度存在数量型的扩张而质量型发展不足的特点。

其五，lnTrade均显著，说明在对样本的整个考察期间，对外开放始终是促进投资增长的显著因素。

表2为采用地区金融市场化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基于式(1)对金融市场化与投资增长间关系的实证，其结果显示：

第一，东、中、西部的金融市场化进程对地区投资的影响显著并呈现地区性差异。东、中、西部的投资增长与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高度相关，而且西部和中部对地区投资增长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φ1依次为2.06、2.02、0.62)，西部与中部相近。

第二，除东部的政府行为市场化改革外，东、中、西部的金融市场化进程方面对投资影响显著且地区差异明显。西部的政府行为市场化(φ1为4.15)、金融中介市场化(φl为1.38)对投资的影响依次明显高于中部、东部；中部的金融对外开放(φ1为0.52)、金融市场自由化(φ1为0.22)依次高于西部、东部；东部除金融对外开放外(φ1为0.28)高于西部外，金融中介、金融市场方面对投资的影响均低于中、西部，而且政府行为市场化改革与投资的关系不显著。

第三，经济增长指标git与投资的关系不稳健。从地区金融市场化整个进程考察，仅东部地区显著；在金融中介市场化方面，依次有东部、西部显著；在政府行为市场化改革方面仅有西部显著；在金融市场自由化方面，仅有东部显著；在金融对外开放方面，仅有中部地区显著。由此反映出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中，金融制度变迁在地区间对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是不一致的。

第四，lnTrade对投资的影响均显著，说明金融市场化进程中，对外开放与东、中、西部的投资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强。这一结论与表1的结果相同。

四、结论

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引入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指数后，用作跨国研究的Ndikumana(2005)模型能够较好反映中国金融市场化与投资增长间的关系以及地区差异。Hausman检验的结果表明式(1)的固定效应模型是最适合的形式。

(二)对样本期间的中国金融市场化与投资增长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的结果显示，中国金融市场化与投资增长间具有显著影响，并呈现以下趋势：

首先，在全国层面上，金融市场化进程以及相关四个方面显著影响投资增长，并存在差异。第一，金融市场化及其四个方面对投资的影响差异明显，在样本考查期间其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金融市场化进程、金融中介市场化、政府行为市场化改革、金融对外开放、金融市场自由化。第二，中国金融市场化对投资的影响程度均大于金融市场化的四个方面，说明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没有遵循国外经济转型国家普遍采用的金融自由化路径，即出台某一项或几项自由化政策推进纯粹金融自由化的方式。第三，金融结构对投资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样本期间的金融中介市场化相对水平对投资的影响大于金融市场自由化。

投融资和融资的区别篇4

《投资协议》致力于在中国-东盟自贸区下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及公平的投资体制。协议包括r27项条款，通过双方相互给予投资者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投资公平公正待遇，提高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为双方创造更为有利的投资条件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并为双方的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从而进一步促进双方投资便利化和逐步自由化。

12重点开发区规划方案即将报国务院

2008年初国家发改委曾提出“两横三纵”的重点开发格局构想：以陇海线和长江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广京哈线、包头钦州为三条纵轴，以国家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地区为支撑点，以其他城市化地区为补充，形成“两横三纵”的“井字形”城市化格局。

近日消息称，《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已经征求全国各省市区意见，并在上述构想基础上进行了修改，正式上报国务院。

《规划》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优化开发区之外，确定了12个重点开发区，分别是：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成渝地区、呼包鄂地区、哈长地区、东陇海地区、江淮地区、海峡西岸地区、北部湾地区、滇中地区、关中地区、天山北坡地区。

“两横三轴”分别为欧亚大陆桥、沿长江通道两条横轴和沿海、京广、包昆通道三条纵轴。其中，沿海纵轴北起哈长地区，经环渤海、东陇海到长三角，再沿海峡西岸南下珠三角，最后收尾于北部湾，覆盖了全部沿海地带。京广纵轴包括中原地区、江淮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在珠三角与沿海轴线交汇。包昆纵轴北起内蒙古呼包鄂，南至云南滇中地区，中间分别以关中、成渝为节点，与大陆桥、沿长江两大横轴交汇。

上海金融国资整合大幕拉开

投融资和融资的区别篇5

统计显示，2010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41 260亿美元，较上年末增长19％；对外金融负债23 354亿美元，较上年末增长20%；对外金融净资产17 907亿美元，较上年末增长19%。

在对外金融资产中，对外直接投资3 108亿美元，证券投资2 571亿美元，其他投资6 439亿美元，储备资产29 142亿美元，分别占对外金融资产的7%、6%、16%和71%；在对外金融负债中，外国来华直接投资14 764亿美元，证券投资2 216亿美元，其他投资6 373亿美元，分别占对外金融负债的63%、10%和27%。

国际投资头寸表是反映特定时点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的统计报表，它与反映交易流量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一起，构成该国家或地区完整的国际账户体系。

国家外汇管理局还根据最新数据修订了2009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见表1）。

国际投资头寸表编制原则与指标说明

一、国际投资头寸表编制原则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所制定的标准，国际投资头寸表是反映特定时点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的统计报表。国际投资头寸的变动是由特定时期内交易、价格变化、汇率变化和其他调整引起的。国际投资头寸表在计价、记账单位和折算等核算原则上均与国际收支平衡表保持一致，并与国际收支平衡表共同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完整的国际账户体系。

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是反映特定时点上我国（不含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下同）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的统计报表。

二、国际投资头寸表主要指标解释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国际投资头寸表的项目按资产和负债设置。资产细分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四部分；负债细分为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三部分。净头寸是指对外资产减去对外负债。具体的项目含义如下：

1.直接投资：以投资者寻求在本国以外运行企业获取有效发言权为目的的投资。分为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其中，对外直接投资中包括我国境内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境内银行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所拨付的资本金和营运资金存量以及从境内外母子公司间的贷款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的存量。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包括我国非金融部门吸收来华直接投资存量和金融部门吸收境外直接投资存量（包括外资金融部门设立分支机构、中资金融部门吸收外资入股和合资金融部门中外方投资存量）,以及境内外母子公司间的贷款和其他应收及应付款的存量。

2.证券投资：包括股票、中长期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等形式的投资。证券投资资产是指我国居民持有的非居民发行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衍生金融工具等有价证券。证券投资负债为非居民持有我国居民发行的股票和债券。

2.1股本证券：包括以股票形式为主的证券。

2.2债务证券：包括中长期债券和一年期（含一年）以下的短期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或可转让的债务工具，如短期国库券、商业票据、短期可转让大额存单等。

3．其他投资：指除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储备资产之外的所有金融资产/负债，包括贸易信贷、贷款、货币和存款及其他资产/负债四类形式。其中长期指合同期为一年期以上的金融资产/负债，短期为一年期（含一年）以下的金融资产/负债。

3.1贸易信贷：指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间，伴随货物进出口产生的直接商业信用。资产表示我国出口商的出口应收款以及我国进口商支付的进口预付款；负债表示我国进口商的进口应付款以及我国出口商预收的货款。

3.2贷款：资产表示我国境内机构通过向境外提供贷款和拆放等形式而持有的对外资产；负债表示我国机构借入的各类贷款，如外国政府贷款、国际组织贷款、国外银行贷款和卖方信贷。

3.3货币和存款：资产表示我国金融机构存放境外资金和库存外汇现金，负债表示我国金融机构吸收的海外私人存款、国外银行短期资金及向国外出口商和私人的借款等短期资金。

3.4其他资产/负债：指除贸易信贷、贷款、货币和存款以外的其他投资，如非货币型国际组织认缴的股本金，其他应收和应付款等。

4.储备资产：指我国中央银行可随时动用和有效控制的对外资产，包括货币黄金、特别提款权、在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和外汇。

4.1货币黄金：指我国中央银行作为储备持有的黄金。

4.2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会员国认缴的份额分配的，可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国际收支逆差的一种账面资产。

投融资和融资的区别篇6

2013年3月7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以下简称“郑州航空港”）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正式批复，这是继河南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成为国之方略后，河南发展史上迎来了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建设好郑州航空港，曾是古代丝绸之路起点的中原有望成为新兴航空工业“丝绸之路”的又一个崭新起点。

郑州航空港按照“建设大枢纽、发展大物流、培育大产业、塑造大都市”的发展思路，共编制了26项专项规划，17项已通过专家评审，近期加快实施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二期、菜鸟智能骨干网、航空物流园、综合保税区三期等183个项目，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工业服务业项目，2014年下半年将完成投资209亿元。基础项目资金需求为中长期资金，而间接融资多为中短期贷款，存在匹配问题；工业项目为初建，一般较难获得贷款支持。长期以来，金融偏重于间接融资，偏重于银行体系，这容易导致所有资源都走“独木桥”，一方面导致融资的困难，另一方面又由于过于集中而导致金融风险。为此，需要更多地考虑和借助直接融资的方式，充分利用资本市场。

2 区域发展的融资模式研究

郑州航空港战略目标的实现将基于区内所提供的综合配套服务，金融服务则是其中的关键，如何通过融资渠道建设解决区内企业发展所面临的资金问题，将成为航空港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从目前区域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方式和特性分析，主要有以下的融资模式。

2.1 直接融资 ①土地出让金融资。指地方政府依照法律程序，运用市场机制，对通过收回、收购和征用等方式取得的土地，进行前期开发、整理，予以储存，以满足城市各类建设用地的需求，确保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一种管理制度。土地储备制度主要通过“土地收购——土地储备——土地出让”来实现融资，包括苏州模式、重庆模式、长沙高新区模式等。②有偿出让无形资源。如冠名权、广告权、特许经营权。港区管委会可将路标、显著位置的广告权，道路、桥梁等的冠名权，区内餐馆、超市、书店、运动场馆等的特许经营权以一定价格出让给企业，甚至可以进行拍卖来获得收益。③上市融资与再融资。沪深主板上市、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河南省区域股权转让中心等股权融资，对项目和企业资质有一定的限制。④企业债、中小企业私募债发行融资。精选一批重点符合发中小企业私募债的相关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地方政府企业债务融资，或者采用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的形式进行融资，由航空港的管理单位主导牵头，统一组织、统一冠名、统一担保和分别负债、集合发行，可以起到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⑤资产证券化。在当前银监会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规模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和国企有巨大的流动资产，资产证券化能让资产流动循环发挥最大效益，通过以证券化的方式出售部分资产，偿还已有负债。⑥产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是以个别企业为对象的一种投资基金，它是借鉴国外国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创业投资基金”的运作形式，通过发行基金收益券募集资金，交由专家组成的投资管理机构运作，基金资产分散在不同的实业项目上，投资收益按投资分成。用产业投资基金作为项目本金可以降低债务率，减轻财务负担也有利于降低项目建设的融资成本。

2.2 间接融资 ①银行贷款。分为国内银行贷款和国外银行贷款，前者又分为政策性银行贷款和商业银行贷款。国内外银行贷款主要的区别在于利率高低、准入条件和介入领域等方面的不同。②政策性扶持资金。及时了解和掌握一定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向和扶持对象，争取政府的特殊支持和专项拨款。③项目融资。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a特许经营，如BOT方式。对于部分大型的营利性基础设施项目，可由政府与私人投资者签订特许协议，由私人投资者组建项目公司，实施项目建设，并在运营一定期限之后再移交政府的方式，称为BOT（build-

operate-transfer）模式。b公私合营，如PPP模式。由政府与私人企业共同投资建设，或私人投资，政府提供配套条件的建设模式，称为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ing）。c施工承包商垫资，并交付履约保证金。由承包商预先垫付资金，并交付履约保证金，也是一种减轻航空港区资金压力的方法。但必须挑选真正具备垫付资金实力的施工单位，否则会导致拖欠工程款等社会问题。同时，航空港区也应恪守信用，在项目完成之后如期付款。

3 金融服务航空港区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综合考虑航空港经济区实际情况，为解决区内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面临的资金需求，通过选取适宜于区内经济发展的融资方式，构建区内多层次融资渠道。

3.1 IPO融资 充分利用国内资本市场的机遇，推动实验区内优秀企业上市筹资，积极引入中介机构开展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做好项目储备。按照行业划分，特别关注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选择IPO前景良好的企业，帮助其进行改制辅导，在适当时机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同时，支持企业做大做强，积极引导已上市公司用足、用好上市资源，利用相对宽松的融资渠道，扩大再融资。

3.2 成立专项经营公司融资 就综合区内成立城投公司、资产经营公司、交投公司、水投公司等相应的集团公司或者实行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分析之后，制定可靠的措施方案。

3.3 中小企业私募债融资 按照相关规定，除了地产、金融类企业，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港区内目前项目主要涉及基础设施项目，按照港区的发展规划，航空港将以其特殊的区域优势、交通优势和政策优势，必将会聚集大量的高端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和批发企业，这些企业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引导方向。同时，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的临空港区，可以向国家争取更有利的财税、费用返补等多种优惠政策。港区政府也可成立相关单位来主导牵头，统一组织、统一冠名、统一担保和分别负债、集合发行，这样起到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随着各专项规划的形成，以及国家、地方政府扶持政策的到位，将更有利于我们港区内企业私募债的发行。

3.4 资产证券化融资 寻找航空港内企业融资主体信用评级在AA-以上；融资主体下有未来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如债券类（政府BT项目回购款、企业应收款）、收益类（门票收入、水电煤等经常性收入、高速公路收费、租金收入）进行相关资产证券化，由证券公司成立发起相关的资产管理专项计划，向投资者公开募集。航空港区适合证券化的资产包括：BT合同的回购款、贷款合同的项下的债权、租赁合同的租金收益、供水系统水费收入、污水处理系统排污费收入航空、路桥收入等；航空港区适合证券化的企业包括工程建设公司、城建公司、租赁公司、水务公司、高速公路，路桥、港口，航空公司，轨道交通企业等众多的企业。

3.5 产业投资基金融资 以自有资金或合作基金对港区内优质企业进行直接股权投资或与股权相关的债权投资；或与港区合作成立基金管理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基金，重点对港区内企业进行投资。

券商直投和直投基金是一大类概念，一般是指向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或准股权投资，并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以期所投资企业发育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实现资本增值。

河南PE市场发展尚处起步阶段，特征之一就是，多数PE机构没有在河南进行长期、有规划的投资，对个别企业的投资具有偶然性，资金供求双方缺乏有组织、成规模的平台，整个河南股权投资市场缺乏足够的主体，也缺乏统一性和流通性，尤其是还没有形成能够覆盖全省、市场导向性强、具有足够信誉度的股权投资机构。

3.6 OTC市场融资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河南省区域股权转让中心、柜台市场、并购重组等资本市场的推介服务，以解决部分企业的资金需求。

通过以上几种融资方式解决区基础设施、内部交通网络、公共服务以及完善陆路交通运输体系所需要资金缺口，提升港区平台服务功能，在此基础上，解决部分优质企业的资金需求。

参考文献：

[1]张占仓.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与发展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2]魏志甫.支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财政政策研究[J].财政研究，2013（1）.

投融资和融资的区别篇7

服务百姓成为主题

据了解，本届金博会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市民百姓”为主题，举行展览展示、高端论坛及“金融惠民生”系列活动。邀请银行、保险、基金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企业集团、省市经济等百余家机构参展，展览面积达2.3万平方米，展览内容覆盖金融业的方方面面。在银行展区，与上一届集中销售黄金产品不同的是，银行今年重新侧重于百姓理财，重点推出理财服务，银行类金融机构致力于运用金融手段提升中小微企业和广大首都理财市民的幸福感。

在当前通胀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曾经被视为高门槛的信托如今也成为普通消费者关注的热点。本届金博会上，北京信托、中铁信托、华宝信托等十余家信托公司组成的信托“军团”集中亮相。而保险展商和证券展商则从保障和投资两个不同方面给老百姓提供不同的理财方案。

在互联网金融的热潮下，今年的金博会别设置了互联网金融展区，更能让老百姓亲身体验互联网金融的便捷。京东商城、易宝支付、网信、互联网金融产业园、CEC中电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交所北京信息中心、新华社手机台等诸多互联网金融企业到场参会。

高端论坛依旧受捧

为进一步推进金融业内的高端交流与合作，本届金博会还举办了高端论坛——中国金融年度论坛，金融监管机构领导、金融机构领导、专家、学者等近30位嘉宾出席论坛。本届展会在针对百姓投资、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民生等方面，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和创新，为此组委会举行了2013金融支持小微企业洽谈交流活动、中国信托业投资峰会、中国资本市场投资峰会、2013中国期货投资报告会、中国阳光私募基金投资峰会、“新财富”中国证券投资策略报告会等活动。

另外，组委会还特别邀请了百余名金融理财名家、股市投资精英、私募基金经理、民间投资专家出席金博会各项活动，与首都投资者共话后市行情走势及家庭理财之道，并邀请近千名金融机构专业理财师现场给予家庭理财规划指导，助首都市民实现家庭财产保值增值，踏上财务自由之路。

创新服务涌现

近年来，金融领域新产品、新服务不断涌现，百姓对于金融消费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在经济因素越发影响幸福感的时代，面对经济增速回落、房地产调控、股市低迷……市民更加关心如何让自己的资产保值增值。针对百姓的需求，参展的金融机构在金博会上推出了近千种金融产品及金融服务，市民可亲身体验各金融机构最新研发的产品，以感受新的金融理财理念并寻找自己理财的新途径。为抗通胀，确保财富不缩水贬值，稳健型理财产品成为本届金博会金融机构主推的产品。除了展示金融理财产品外，参展单位还推出新的金融业务。

融资难是困扰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为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本届金博会多家银行都大力宣传针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让企业更加便捷、快速地获得资金支持，促进银行业与中小企业投融资供求的有效对接。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推出“租贷通”产品，帮助蓝景丽家等卖场中的小企业客户解决了摊位租金融资需求问题，深受小微客户欢迎。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以专业商品交易市场为依托，根据市场、行业特性及商户经营特点，设计符合其特点的融资及用款方式等个性化方案，相继推出了“速商贷”、马连道茶城联保模式、天路行网络订购实体店模式、百荣集团市场方担保模式等创新产品及模式，满足商户的个性化及多元化融资需求。

平安银行：“贷贷平安”商务卡是基于细分市场需求，面向小微客户所发放的“借贷合一”联动卡，其授信具备申请方便、审批高效、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等特点。商业模式是以“贷贷平安”商务卡为载体，以小额信用循环授信为内涵，转变单独做资产业务的传统理念，力求为小微客户打造一个集合结算、融资、增值服务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互联网金融首度亮相

颇值得关注的是，京东商城、易宝支付、网信、互联网金融产业园等一批互联网金融企业首度亮相，以新颖、快捷、门槛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与传统金融机构同台竞技。随着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作为行业中的朝阳企业，互联网金融企业逐渐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相比银行、保险、证券等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反应更为迅速；通常是一旦某种市场需求出现，互联网金融企业很快就有与之相应的金融产品设计出现。对于在形式颇为传统的金融展会上互联网金融会如何亮相，投资者们颇为期待。

互联网金融也成为不少传统金融机构业务创新亮点：宁波银行、江苏银行等一批驻京城商行除大力宣传个人金融产品、企业金融产品等创新业务外，还重点推出“微信银行”“易信银行”的概念。以江苏银行为例：只要关注该行官方微信和官方易信即可享受方便快捷的7×24小时全天候金融服务。

与2012年集中销售黄金产品不同，今年一些大中型商业银行侧重推介百姓理财服务，要运用金融手段提升中小微企业和广大首都市民的“理财幸福感”。一家银行的理财咨询人士表示，目前CPI不算高，但实际通胀压力依然不轻，个人财富保值增值需求迫切；与此同时，市场上各类投资产品难以把握，普通百姓实现“财富梦想”道路仍然艰难。

资源与实体现场对接

本届金博会展区可以看到更多外省区的展位，这表明组委会正努力将金博会发展成向世界展示各省市投资发展环境和最新金融发展成果、推介区域重点招商项目、探讨区域经济合作的平台，已有湖南、贵州、江苏、西安、哈尔滨、昆明、武汉、新疆阿尔泰等兄弟省市地区派代表团赴京参展。这些地区通过展览，凸显区域内金融产业的发展思路和规划，宣传各自的投资环境及重点产业投资项目，实现产业对接，最终实现经济上的交流与合作，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

投融资和融资的区别篇8

一、金融市场融资结构情况

“十一五”时期，兵团金融市场融资结构为：信贷市场453．3亿元，股票市场55亿元，债券市场102亿元，不完全统计的金融市场融资总额610．3亿元，三条融资渠道的融资总量结构比例为74．3∶9∶16．7；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比例为74．3∶25．7，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是直接融资比重为25％）。从各师情况看，第一师、第五师、第六师、第八师、建工、第十二师依托金融市场的多元化融资拓展较快。从融资量上看，近3年第一师实现直接融资45亿元，第五师实现8亿元，第六师实现62亿元，第八师实现40亿元，建工师实现12亿元，第十二师20亿元，6个师合计达187亿元，约占全兵团总量的50％以上。从期限上，也逐步实现短期为主向中长期为主的较多。2011年兵团在债券市场和证券市场融资总额占年度融资总量的18．3％，高于自治区3个百分点，高于全国6个百分点。2012年末，兵团系统贷款余额144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3％。合计实现债券、股票、银行信托融资171．3亿元，较2011年增加98．9亿元，增长1．37倍，直接融资占年度新增贷款额的63．7％。实际发行短期融资券68亿元、企业债26亿元、私募债10亿元，合计债券融资104亿元；信托融资7亿元。同时，私募债、城投债、结构化融资、委托债权等新产品和利用机构增信扩大发债规模等新途径在兵团企业均已启动和推进。

二、各类资金渠道的变化情况及趋势

（一）争取中央政府性投资情况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兵团紧紧抓住中央支持兵团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政策机遇，把贯彻落实中央各项政策、争取中央投资支持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积极谋划重大项目，开展前期工作，同时加大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衔接力度，自“十一五“以来，争取中央投资逐年有较大幅度增长，从2006年的18．27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35．72亿元，增长7．4倍。国家预算内资金的快速增长，加快了兵团保障性住房、交通基础设施、水利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等重点项目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兵团职工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较好基础。今后中央预算内投资将主要投向棚户区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配套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和团场民生建设、水利及中西部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重大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工程等。

（二）对口援疆融资进展情况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对口援疆已成为兵团融资的重要途径。3年来兵团共落实各省市对口援疆项目570个，援疆资金到位50亿元。落实产业援疆项目800余个，到位资金702．65亿元。各省市对口援疆项目按照向民生倾斜、向基层倾斜、向困难地区倾斜的原则，重点投向民生建设领域，3年共到位援疆资金39．2亿元，占全部援疆资金的78％。各援疆省市投入援助资金10．9亿元，帮助兵团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8．5万户。同时，各援疆省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与受援地全面对接。尤其是在教育方面，援疆省市通过帮助受援地改善办学条件、建立实训基地等方式，推动兵团职业教育发展，3年共完成职业技能培训41．17万人。第二次援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以来，产业援疆、央企援疆速度明显加快。兵团主动对接、搭建平台，及时出台《兵团加快产业援疆的指导意见》，积极落实国家有关钢铁、水泥、煤炭、电力等行业差别化政策，做好承接内地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项目对接工作，在较短时间吸引各类企业参与兵团建设。同时，积极争取10个对口支援省市与兵团合作共建了台州工业园区、库西工业园区等14个园区，12个内地省市的21个经济开发区对口支援兵团16个产业集聚园区，使产业援疆工作呈现蓬勃发展之势。2012年，兵团三次产业结构也调整为32∶40∶28，二产比重稳定超过一产，产业援疆工作对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强兵团自我发展能力影响深远。随着国家产业转移的进一步推进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开展，大型央企、各省市重点企业的产业援疆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成为兵团重要的融资渠道。为贯彻落实中央第四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兵团积极谋划一批劳动密集型产业、新能源、新技术等重大项目，特别是纺织行业，要打造棉花种植、收储、纺织、印染、服装制造的完整产业链。同时加大对双语学校、幼儿园、职业技术学校及教师周转房建设的投入力度，切实增强兵团在教育和人才培训领域的实力。加快向西开放步伐，提升开放水平和效益，持续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深化拓展，促进合作，实现沿线地区共同发展。

（三）金融机构战略性合作从2007年开始，兵团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全面展开。兵团先后与疆内15家银行总行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分别签署20轮战略合作协议，协议授信金额累计达4914亿元。同时有14家疆内金融机构先后设立了兵团业务部或兵团工作团队，专司兵团业务。相关银行以推进落实战略合作协议为支撑，促进总行对其新疆分行或乌鲁木齐分行开展的兵团信贷业务给予授信权和信贷审批权限下放，创新适合兵团体制特点的金融产品，推进形成了兵团充分竞争的金融服务格局。为确保兵团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兵团分别与人民银行及人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新疆证监局、自治区金融办等加强沟通，建立了工作联系机制，并与人民银行共同牵头建立了兵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10个师相继与当地人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相关制度或实施方案。通过签署《借助银行间市场助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跨越式发展合作备忘录》，推进兵团企业直接债务融资。与人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共同成立了金融支持兵团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推进落实国家及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兵团跨越式发展的各项战略部署。为促进兵团资本市场发展工作，与深交所签署了《关于促进兵团资本市场发展工作合作备忘录》，鼓励和支持兵团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开展融资、并购重组、期货等业务，推动兵团企业规范运作等方面提供帮助和指导。从目前战略合作协议执行情况看，大部分银行完成情况较好（如工、农、建、浦发、兴业、中信等），下一步将以战略合作协议为支撑，进一步在紧密围绕兵团“三化”的新产品创新，总行给予新疆及乌鲁木齐分行层面对兵团业务的授权及拓展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的合作方式、合作领域、合作深度等方面进一步拓展。为兵团的建设与发展奠定多伙伴、多层面、宽领域、多产品的市场化融资服务支持。

（四）招商引资和民间投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为兵团利用外资和招商引资创造了机遇，招商引资已成为兵团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来源，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半以上。2011年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为招商引资带来巨大商机，2013年第三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招商引资成果显现，兵团外资、外贸、内联签约项目56个，签约金额2210．7亿元；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建设积极推进，石河子开发区扩区和五家渠、阿拉尔重点园区升格，为招商引资搭建了平台。如第三师依托“一区两园造平台，两个转换建企业”，一批企业相继入驻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图市工业园区和草湖产业园区，2013年累计签约项目27个，计划总投资59．55亿元，其中新疆新天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万吨色拉油、汇源集团38万吨果汁饮料灌装生产线等12个项目开工建设，聚集效应不断增强。《新疆兵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实施意见》（新兵办发〔2013〕60号）的出台，使利用外资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和规范，为兵团利用外资提供了较好的内部环境。2010年～2012年兵团利用外资累计1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2．8亿元），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8％；2013年5月兵团首次组成经贸代表团带144个投资项目到香港开展招商推介活动，共签约能源、化工、新材料、城镇化建设、农产品加工、物流等33个重大项目，总投资1082亿港元；2010年～2012年兵团招商引资累计到位资金1228．8亿元，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6．6％；为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兵团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商品批发零售、现代物流领域。近三年民间投资累计1182．9亿元，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4．5％，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制造业和批发零售领域。随着兵团投融资环境的变化和条件的改善，预计今后兵团年度招商引资和民间投资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0％以上，今后的招商引资和民间投资将会向更宽、更广的领域发展。

（五）融资创新探索和实践2007年以前，兵团市场融资渠道较为单一，直接融资主要是通过股票市场融资，融资总量很少。直接融资占年度信贷余额增长的比例在2％～5％之间。2007年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新疆首笔短期融资券的成功发行，为兵团通过债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拉开了帷幕。从市场融资构成的趋势上可以看出，直接融资比例持续上升，其主要贡献来自债券市场的融资规模不断增大，品种日趋多元。目前，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五师、第六师、第七师、第八师、建工师、第十二师均利用相关主体实现了直接融资，第四师、第九师、第十三师则酝酿利用国资公司主体发行债券。以短期融资债券为主的债券融资持续扩大，2011年和2012年，年度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35％和67％，“十二五”时期前两年的融资结构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2012年融资结构的比例关系达到东部发达省市水平。金融产品的创新推动了市场实践的创新，兵团自2009年先后实现了中期票据、私募债券、城投债、公司债等多项零的突破。2010年，上市公司累计再融资规模超过历年首发融资总规模。各师相继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资产规模较大，为债券市场融资创造了条件和空间。兵团城市城司的设立，使得以城司为主体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发展成为可能，适当的土地储备纳入公司资产或以开发权质押的办法进一步拓展了城市建设融资渠道的打开。除直接融资业务的拓展外，由于兵团合作银行的不断增加，很多银行也开发了适合兵团经济管理特点和经济运行特点的金融产品。小额农户贷款、棉花金融、贸易融资加仓单质押、金融物流等适合对兵团部分群体、部分产业、部分企业的适销对路产品得到开发和拓展，进一步丰富和补充了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完善了融资结构。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金融改革取向，随着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资金外流和外汇占款的下降、国内通胀治理等影响，央行基础货币投放预计不会出现前些年的大幅增长，仅靠信贷融资支持发展难以为继，必须大力拓展直接融资特别是充分利用好债券市场融资已成趋势，如何既能有效满足发展所需市场化融资需求，又能有序规范利用直接融资，防范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将会列入议事议程，加紧研究和统筹布局。

（六）投融资体制改革环境将进一步优化一是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将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国家以简政放权为主线，积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大幅取消、下放投资审批事项，进一步落实企业投资自，调动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兵团在已下放审批、备案权限的基础上，将继续下放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权限，充分发挥市场有效调节投资活动的体制机制；启动电子审批（核准）、备案系统，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化、信息化水平；拟研究出台《兵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必将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和投资潜在活力，充分发挥投资增长的内生动力。二是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为兵团金融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区域协调加速推进，已经具备了在较长时间内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有利条件。未来几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将不断深化，金融市场发展将日益规范，发展空间广阔。随着兵团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实施进入关键阶段，金融需求更加强烈，将进一步推动兵团金融市场规模迅速扩大、领域不断拓展，融资渠道不断拓宽。

三、影响投资融资渠道多元化的主要障碍

（一）市场融资体系不健全兵团城市除石河子外，其它城市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未健全，机构层次偏低，事权较弱。还有12个农牧团场没有设立服务网点，26个团场只有1家营业网点。不论是城市还是团场基层，金融组织体系还很薄弱。在师层面，与大部分的银行特别是股份制银行多有合作，但部分市和团场层面还没有解决多元机构推进充分竞争局面。组建的一批村镇银行、小贷公司、担保公司都处于起步阶段。上市公司的产业整合平台建设、市场化融资工具利用不充分、上市公司规模小、产业散、竞争力弱、效益不高等问题是制约其融资功能未有效利用的主要障碍。基金平台利用不充分，受市场、环境、意识三方面制约，已有的2个基金运作平台实施效果不佳。在担保体系建设方面，兵团担保机构数量少，担保覆盖范围窄，资本金小，担保能力较弱。市场化融资渠道及规模虽有拓展，但对中小微企业融资多元化（中小企业集合债、集优债、增信债等还是空白），保险、证券、资产管理公司、金融及融资租赁、信托等机构的融资介入尚处起步阶段，融资品种的合理组合及期限科学配置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随着兵团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工业、农业、服务业在经济格局各具特色，企业、法人单位的金融需求日趋多样化，原有金融体系无法支撑兵团跨越发展需要的矛盾日益凸显，仅靠借贷解决发展所需融资难以为继，兵团跨越式发展的新任务对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创新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二）引导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机制不到位2010年国务院“新36条”颁布实施，标志着放开民间资本准入限制迈出了重要一步。今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贯彻落实中央部署，相继出台了42项“新36条”的实施细则，铁路、市政、能源、电信、金融、卫生、教育、出版等领域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但兵团长期以来困扰和阻碍民间投资发展的行业进入难、贷款融资难、项目审批难、政策落实难等突出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破解。其主要表现：一是尚未建立健全组织推动民间投资的联动工作机制。目前兵团没有成立由发改、财政、工信委、商务局、国土资源局、金融办、工商联等共同参与的鼓励引导民间投资的工作协调机构，有效推进民间投资尚存在一定困难。二是项目审批程序繁杂。招商引资以及各类园区落地企业项目审批层级过多、耗时长，繁杂的项目审批程序构成了民间投资项目前期工作的行政壁垒，严重影响了民营资本的进入。三是缺少扶持民间投资的配套政策。主要是中央和自治区出台的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配套少、落实难。近年来，兵团也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的措施，如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商品批发零售、现代物流、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从今年开始落实兵团非公有制经济中小微扶持专项资金政策，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目前还未正式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性文件，还未建立健全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支撑体系。

（三）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政策面临的不确定性加大由于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国内生产资料价格走高，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导致国外对华投资转投它国甚至撤资，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面临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对我国贷款减少和停止优惠贷款的趋势，将加剧西部地区资金短缺的局面。兵团在地理、资源、政策条件等方面，与沿海地区城市相比无竞争优势，利用外资工作面临很多困难。由于外国政府贷款在申报和程序上较内资项目繁复，且时间过程较长，工作量大，操作费用较高，财政担保手续严格，项目单位和师、团利用外资的积极性和开展外资项目前期工作的积极性不高。另外还存在外商直接投资协议签订多、实际使用少的现象。

（四）重点项目储备不足，争取中央投资缺少后劲当前由于财政金融领域存在多种风险隐忧，依靠中央财政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的空间已不大，兵团今后争取扩大中央投资规模的形势十分严峻。兵团项目储备库启动较晚，目前还未健全运转通畅的重大项目储备库。各师储备2014年重点项目有675个，总投资1369亿元，有一半以上未完成前期工作，重大项目、骨干项目、产业类项目少，产业类项目仅占储备项目总投资的一半，因前期工作慢，能够进入计划的项目少。兵团已下放了政府性投资项目审批和备案权限，但师项目审批、备案的效率和质量亟待提高。产业类项目接续不良的问题较为突出。“十二五”前三年，中央共安排兵团产业发展资金70．288亿元，用于扶持兵团产业发展。通过国家产业发展资金的大力支持，兵团一大批电源及热电联产、城市电网、汽车、新材料、煤化工、建材等产业项目和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落地并建成，有力地促进了兵团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但由于兵团产业类项目存在前期工作滞后、与国家产业政策要求不相符、项目储备库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家对此类项目的支持力度。

（五）招商引资难度加大一是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由于国内外经济下滑，企业盈利能力普遍降低，对外投资意愿不强。中央赋予新疆的差别化产业政策呈收紧态势，政策优势不再显著。要素成本上升，比较优势减弱。兵团缺少必要的资源、土地、电价、执法等政策手段，加之自治区、兵团招商引资的竞争日趋激烈，招商引资难度加大。二是园区基础设施落后。兵团目前有29个兵团级以上产业园区，总规划面积近500平方公里，但园区规划建设滞后，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很多园区仅仅完成了“三通一平”，有的园区甚至还是一片“白地”（据初步统计，园区基础设施累计仅为投资45亿元），严重制约了园区的招商引资和企业的落地。三是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加强。兵团缺乏高素质的专业招商人才队伍，导致兵团招商引资项目签约多、落地少。兵团外资企业既缺乏高端管理人才，高级技术人才也严重不足，甚至熟练工人也缺少，严重影响利用外资和招商引资工作。兵团金融工作起步晚，起点低，懂金融、从事金融的人才缺乏；加之没有自身的银行业体系，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缓慢滞后，无法满足兵团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四、实现投融资渠道多元化的措施建议

（一）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一是强化投资导向作用，建立完善联动机制。充分发挥中央投资的引导作用，形成兵师本级财务资金、银行贷款、利用外资、股票债券等多元融资方式挂钩联动机制。二是规范投资审批行为，把审批变成服务。进一步减少和调整投资审批事项，最大限度地下放审批权限，充分发挥市场有效调节投资活动的体制机制。根据国家修订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及时调整和下放项目核准权限，扩大企业投资自主决策权。对于确需审批（核准）、备案的项目，进一步规范投资审批行为，提高服务效率。2014年要实施网上审批、核准和备案系统，提高项目管理的科学化、信息化水平。三是坚持权力和责任同步下放、调控和监管同步强化。优化投资职能配置和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机制，建立审批快捷、标准透明、监管有力、投资高效的投资体制。四是加强服务和信息指导。加强调控引导和改进服务结合，健全和完善鼓励投资发展的服务体系，做好投资发展的监测分析，科学判断投资发展趋势；同时做好信息引导工作，加强投资信息平台建设，及时向社会公开国家产业政策、发展建设规划、市场准入标准、国内外行业动态、投资管理规定等相关信息。五是加强项目储备库建设。目前兵团发改委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储备项目2301个，一批促进“三化”建设、重大基础设施、重点产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项目有了一定前期工作条件。要对项目库进行动态调整，将成熟的项目出库、将不成熟尚具备条件的项目继续指导“孵化”，将需要淘汰的项目坚决淘汰出库，自始至终保证项目库的质量。

（二）积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近几年，兵团民间投资迅速发展壮大，已经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0％以上，在促进市场繁荣、提供就业岗位、推进结构调整、增强经济活力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兵团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积极力量。下一步要落实国家支持民间投资政策措施，激活民间投资活力，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落实国家促进民间投资36条及42项实施细则，2014年研究出台《兵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和顺畅民间投资进入重点行业领域途径和渠道，创新投资方式，为民间投资进入提供多种途径。要打破所有制界限和行政隶属关系，鼓励、吸引社会各类投资主体通过产业基金、股权转换、特许经营等多种途径进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等领域。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赋予兵团大型企业集团更多的投资决策权。落实好国家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十条措施和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兵团各部门安排的政府性资金，包括财政预算内资金、专项建设资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以及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等，对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同时要强化规划引导，在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年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民间投资发展需求，规划好民间投资的项目布局和空间布局。

（三）建立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要制定鼓励银行进驻的优惠政策，积极推动各金融机构入驻兵团、入驻新建市、入驻园区、入驻团场，服务兵团。一方面各师（市）要积极推进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的设立组建。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团场金融网点建设。一是积极支持和鼓励农村信用合作社进驻兵团团场，实现大部分团场分别有兵团农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三家机构；二是规模较大、条件较好的团场和团场集中连片的区域，要着手积极引进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和网点建设；三是在师（市）层面设立组建村镇银行的基础上，着手推进在相关团场的支行建设，争取在“十二五”末，各师（市）都能有村镇银行；四是加快推进团场非现金交易平台建设。力争到2015年末，团场大小额支付系统要争取全覆盖，团场基本实现ATM机全覆盖，大多数团场农资等大宗产品提供POS机刷卡服务。兵团“信用职工”比率达到80％以上，“信用连队”达到90％以上。

（四）加快打造兵团优质融资主体，丰富和拓展金融产品一要注重对兵师主要投融资主体（国资、投资公司）的壮大培育。引导鼓励兵团企业扩大短融、中期票据、集合债、企业债、公司债等债券类直接融资产品和金融租赁、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在兵团的运用。二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快拟上市企业培育。以加快上市公司资产并购重组、产业调整和转型为重点，加快促进上市公司再融资。以兵团优质特色资源和新型产业为主，大力培育新上市后备企业，积极推进上市。积极支持参与兵团开发建设的各类资本改制上市，鼓励招商引资企业在兵团管辖的城市和兵团工业园区通过独资或合资进行项目建设和经营，发展成为兵团参股的上市公司。三要加强对市场各类产品运用，构建支持发展的多层次、多渠道、宽领域融资格局。结合新疆向西开放力度和正在形成的边境经济带，充分利用好各项优惠政策，积极推进兵团外经外贸企业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五）加强产业园区平台建设积极搭建兵团产业园区融资平台，为企业融资牵线搭桥。加快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兵团重点产业园区建设，发挥各类园区的产业聚集功能和辐射带动作用，鼓励和支持园区尽快完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可采取BT、BOT、EPC、融资租赁等多种运作方式，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积极推进图木舒克工业园区、北屯工业园区申报设立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建议兵团本级预算设立园区发展专项资金，与中央投资形成合力，加快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和重点支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就业成效显著的园区建设。在喀、霍部级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和石河子、五家渠、阿拉尔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选择若干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采用新型融资方式进行示范。

投融资和融资的区别篇9

一、片区金融发展与金融扶贫的微观分析与模式选择

寻找金融发展与区域发展及扶贫攻坚之间的微观机理，针对金融需求特征提供相适应的金融供给，是设计金融扶贫模式的基本要求，同时要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完善地区金融市场，提升金融服务针对性、有效性。另外，为了减少片区经济落后和金融弱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促退，更好地发挥金融的支持功能，金融政策方面的引导和扶持必不可少。

（一）武陵山片区内金融需求的微观分析1.基础设施建设所需金融支持分析。基础设施落后是武陵山片区经济落后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特别是交通落后，生产要素、产品的流通需要很高的成本，与外界的人流、物流不便，片区内生产的农产品经常遇到滞销的难题。武陵山片区城市面貌落后，如张家界城市面貌与景区差别甚大，与世界级旅游城市水准相差甚远。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与外界沟通的交通网络，改善城市面貌，以促进旅游业、农业等本地特色产业的发展，如发展片区内的高铁，加大国家对这部分的投入。过去，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由中央、省级财政出一部分，地方自筹一部分，但乡镇自筹资金很难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银行的贷款支持，有的以个人或村镇名义向金融机构贷款，还款资金来源难以到位，导致贷款难、难贷款的恶性循环。2.片区产业结构、支柱产业资金需求状况分析。武陵山片区最重要的是发展旅游业，而旅游业的金融需求有其自身的特征。旅游业最大的特征是固定资产比较少，无形资产多，前期获得的金融支持难度大。这就需要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如旅游门票现金流的抵押，文化表演业初创阶段的文化创意无形资产的融资，而一旦完成初步阶段的创作，后期演出成功就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现金流，这时候银行想贷款企业也已经不需要了；如果不成功，前期的投资就会面临不能收回的风险，不确定性较大，金融与产业很难形成协调发展、良性互动。对于农业产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大。农业产业属于弱质产业，保险机构的介入非常重要。3.贫困地区农户的融资需求特征分析。农户的需求一般为突发性事件如生病、灾害的需求，或者小额农业生产投资的需求，一般额度不会太大。从实际情况看，只要充分发挥信用社、邮储行等贴近农村实际的优势，改进服务，一般就可以满足。但实际上这些金融机构的服务还不能有效满足农户的需求，更是难以满足贫困户的需求，因此他们通常更多的借助于亲友的帮助。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合作组织等现代形式农业的发展，对大额贷款的需求也在增加，原有的小额信用贷款难以满足需求，而大额贷款又缺乏抵押物，加之金融机构服务不够，也导致了片区涉农贷款的逐年下降。

（二）金融发展和金融扶贫的模式设计1.“基础设施投资+产业投资+非正规金融+保险”的金融支持模式。一是在政策性金融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大有可为。特别是国家规划的重要铁路、公路线路在武陵山片区内的部分，由国家和省级财政承担大部分投资，以减轻片区内财政的负担，加快铁路、公路的建设，搭建好与外界沟通的桥梁。二是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支持产业和扶贫。武陵山片区内的旅游业、特色农业、资源性加工制造业等是地方的优势性产业，应予以大力扶持，形成产业集群发展优势和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除了银行机构贷款外，应从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而目前直接融资在武陵山片区总量和占比都非常小。三是发展小贷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等民间金融。赤贫群体和贫困群体的需求小，可由一些小贷公司、资金互助社来予以支持，既可减低金融服务成本，又可提高支持效率。四是保险支持作为重要保障。对于片区内的农业产业，应发展有特色的保险品种、加大保险业支持力度来予以扶持，积极建立农村银行、保险的互动机制，引导金融机构更好介入农业生产活动。2.政策引导和扶持模式。由于武陵山片区经济落后，金融发展薄弱，而且经济落后与金融弱化相互影响和制约，如果没有外界政策的支持，经济落后与金融弱化可能会形成更大的恶性循环。因此，要通过政策引导社会资金和资源要素流向落后地区。可以对片区执行差别金融调控和管理政策，对商业银行实行差别信贷管理政策，发挥好政策性银行的金融扶贫作用，理清政策和市场发挥作用的边界，增强政策导向性，该享受政策优惠的必须享受，该由财政“报销”的必须“报销”，加大对片区扶贫开发的支持力度。放宽对片区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丰富片区金融机构体系，鼓励民间资金先行在片区发起设立民营银行，提高银行机构经营效率，对片区商业银行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

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得出结论，武陵山片区存在经济落后和金融弱化的现象，并且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片区经济为金融提供的支持基础相对较弱，片区金融对地方经济服务的针对性也不强，差异化的、特色化的金融服务不足，服务地方经济的效率有待提高。从长期看片区金融对经济发展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但短期效果不明显。要实现金融发展与片区区域发展及扶贫攻坚的更好对接，就必须建立符合地方特色的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以加大金融支持的力度，提升金融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具体可从政策引导和完善地区金融市场体系两个方面来进行，结合前文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差异化的政策引导和政策倾斜一是执行差别金融调控和管理政策。降低武陵山片区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扩大在片区的再贴现额度，实施优惠利率政策，在贷款利率、贴现利率和再贴现利率等方面实行向下浮动；在片区设立专门的政策性开发银行或国家开发银行片区分行；增加片区地方法人融资机构信贷规划；完善涉农贷款税收优惠、增量奖励等扶持政策，调整涉农贷款奖励标准和范畴，降低涉农贷款奖励起点；扩大政策性银行贷款和国家财政贴息贷款在片区的投放和支持范围，引导片区特色优势产业快速发展。二是实施差别化投资政策，加大投资力度，切实提高投资的效率和效果。提高上级财政对公路、铁路、水利、旅游设施等建设项目的投资补助标准和资金注入比例，对公益性的投资项目，加大中央、省级财政的支持力度。设立武陵山片区开发专项基金，用于地区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的投资补贴。延伸旅游产业价值链，努力提升旅游产业附加值，助力投资效果的提高。三是增强地方风险保障能力。武陵山片区财政应及时对银行机构中小企业年度新增一定比例的贷款给予风险补偿。整合分散在各职能部门的财政扶贫资金和引导资金，每年将其一定比例注入和补充信贷担保基金。完善涉农政策保险，开办特色险种，将保险拓宽到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建立涉农政策性保险的奖励机制。四是地方政府强化金融工作意识。加大对金融工作激励和奖励力度，选派熟悉金融工作的人员到政府挂职、任职，为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业的运行创造良好的条件，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

投融资和融资的区别篇10

2013年9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延伸和对外流通的催化剂。推动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发展，研究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条件与模式，对于上海自贸区构建稳定高效的金融服务功能枢纽、扩展中国金融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三类主要模式

第一类：“内外混合型”模式。又称内外混合或一体型离岸金融中心，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末，英法联合侵略埃及，致使英国赤字、英镑贬值，英格兰银行以7%利率予以阻止，伦敦各商业银行被迫提供海外美元贷款，以规避严格外汇管制，从而形成内外混合型离岸金融中心。除伦敦外，我国香港地区也是该类型的代表地，两地都具备高所得税和高监管级别、交易规模较大等特点，以伦敦为例，日均交易额4620 亿美元，远高于美国本土2360 亿美元。由于该类型的实施国及地区具备高度管理经营能力，其国内与离岸金融业务不分离，在业务申请程序及账户设置上无严格程序，可与在岸账户并行运作，从而保证了资金的流动无限制。

第二类：“内外分离型”模式。源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因越战形成财贸赤字，当局加紧金融管制导致了大量美元外流欧洲，形成欧洲美元市场。主要代表有美国纽约、日本东京、新加坡等。该类离岸金融中心由于针对非居民交易提供税收优惠、取消境外资本税制、利率管制，但严格分立离、在岸账户及交易，居民、非居民存贷业务，严禁资金的离、在岸账户及境、内外市场流转。

第三类：“避税港型”或“巴哈马型”模式。源于上世纪70年代，离岸金融市场逐渐向其它非欧地区扩散，基于“内外混合型”衍生出簿记型市场。主要有巴拿马、巴林、塞浦路斯、巴哈马等地，通过在不需纳税的城市虚设机构，而在母国开展实际业务，进行账簿层面的境、内外交易，以规避贸易壁垒与外汇管制。该类型离岸金融中心相对规模小，但数量多且相对集中，截至目前全球80%以上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设立于英属维尔京群岛，为该岛贡献超过50%的GDP增长，但在适应性上受限于自身规模较小、税赋轻、具备特殊条件的岛国及中小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对于所在地经济的持续增长贡献有限。

除此之外，还有以曼谷、雅加达等为代表的渗透型模式，主要基于分离型演化而成，总体上分立离、在岸账户，居民、非居民投融资，但适度开放离、在岸账户间资金投融资及存贷。根据上述分析，内外分离型能避免上海自贸区实施离岸金融业务发展过程中境外资本对境内资本市场的影响，但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发展国家或区域对于外资投资的吸引及运用；而内外混合型的离、在岸账户资金互动利用，可以推动运行区域的资金吸收运用高效实现，但其主要适用于境、内外、居民非居民存贷业务能高度融合管理的国家或地区，就上海自贸区现金阶段发展情况而言，不能简单套用，应结合“一线（国境线）彻底放开，二线（市场分界线）高效管住”建设原则，实施内外分离混合型模式，即先严格分立离、在岸账户运行，以削减汇率波动引起离岸向在岸账户的影响传导，待资本项目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且监管手段成熟时，逐步转向混合型，推动大规模引资及国内企业海外投资。

二、 上海自贸区建立“内外分离混合型”模式条件分析

（一）对外贸易开放度高

截止2014年第二季度，上海自贸区吸引9000家以上企业入驻，进出口总值610.4亿元人民币，较上季度环比增幅2.41%，自贸区自2014年1月起，实施分片分拨、逐点进行、合拢通过“大通关”，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区内免除海关通常监管，对外贸易开放领域延伸至包含一般贸易、航运、保险、金融及相关服务共176个行业，自贸区获得境外贸易、金融投资增比11.7%和5.7%，获得技术贸易、服务贸易较2013年成立时获得增幅3.21%和7.43%。

（二）金融业务集中度高

上海自贸区自成立之初吸引25家企业和11家金融机构入驻，至2014年6月底，共计18家全球知名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落户上海自贸区；而2014年上半年，上海自贸区共完成离岸金融业务占全国比重为31.3%，涨幅11%。同时，入驻上海自贸区内金融机构从事离岸业务量占全国金融机构同期业务总和的71.3%，自贸区内贸易量及金融投资占东盟自贸区的11.7%、13.9%。总体上，上海自贸区获得较大规模的离岸金融业务增长与集中。

（三）投融资成熟、离岸金融初步发展

上海金融市场2013年全面交易总额639万亿元、直接融资合计3.96万亿元、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量达9149亿元，同比涨幅分别为21％、1.8%，和86%；自贸区吸引外资实体1245家，累积注资73.03亿美元，其直接投资业务结算量1200多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198%；上海自贸区形成离岸金融业务占自贸区全部金融业务比重自2013年的17.1%升至2014年6月的19.4%，并自2014年1月起，在入区71%金融业务主体中推行拆借、贴现、外汇、证券及金融期货交易业务，并同时开放证券、保险等非银行机构自由贸易账户的分账核算业务市场，业务交易量递增67.3%。

（四） 政策配套全面

上海自贸区2013年针对促进一般贸易、金融债券及期货证券交易等金融业务便利措施分别达11和17条，较2012年增幅为4%和6.1%；同时上海自贸区进一步缩减55条“负面清单”措施，剔除14条针对外资离岸管制的措施，放宽19条管理措施，占2013全年措施优化量的17.4%。横向比较而言，上海自贸区不断优化区内利率市场化 、汇率自由汇兑措施，累积出台旨在分剥离岸、在岸业务的金融政策多达17条，占全国各级行政区划政策数的27.3%。针对离岸金融业务的开放，上海自贸区于2014年5月起，以自由贸易账户形式分离自贸区境、内外业务，便于境外机构在自贸区开展经常项目、投融资创新，以进一步优化发展离岸金融中心的功能，为其吸引全球离岸资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外部社会条件丰富

上海自贸区已获得包含大型输变电与发电机组、大型船舶制造、汽车制造、工程及配件制造等重要装配实体产业，以及航运物流服务是服务外包业在内的全面配套产业入驻，累计完成配套项目2390.3亿元人民币，总产值累计增长39%。上海自贸区从2014年1月起，在上海证交所联通路透社终端、加入环球金融电讯协会（SWIFT）基础上，全面开放网络数据服务、境内外多方通讯技术、互联网虚拟专用网、在线数据交易处理等共计八大项业务，并允许55%以上通讯网络基建业务的境外持股比突破50%限制，有效支撑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且服务于上海自贸区金融人才供给量累积为15.7万人，金融、贸易复合型及经贸、商业服务复合型人才供给量分别为9.7万和7.8万，均超过全国对应人才供给量的50%；上海市还针对10万金融高端人才缺口，出台7项减税、税收返还及子女“学、医、户”综合社保优化等措施。

三、 上海自贸区“内外分离混合型”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分类别离岸金融参与主体的扩增

相比新加坡、香港等地，上海自贸区存在外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主体相对不足、融资实质业务偏重于国内的缺陷，因而扩展适配内外分离混合型的参与主体规模对于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迫在眉睫。首先，放开黄金、外汇以及国债市场的离岸金融主体准入，在一般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开辟外资主体优先办理模式，豁免其营运税费负担，并形成境内外主体同等准入前国民待遇，放宽业务主体筛选，保持40-50家离岸金融机构，引导主体参与人民币经常项目、非居民外汇交易、股息和利息交易，并引入证券、全外资财务、信托投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保持区内100家左右离岸业务主体。其次，调高“混合”阶段利息、外汇项目盈利能力占比至10%左右，以优化主体利率市场化适应能力及离岸金融中心总体业务发展。最后，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地经验，分阶段管理，逐步推行区内直设离岸银行，扩展境、内外离岸金融主体平等权覆盖，有条件、分步骤开放单一外资金融机构设立离岸分支银行及自贸区内中资银行的离岸金融业务，推进“混合”离、在岸业务的可控自由流动。

（二）实现分阶段风险调控与税收调节

上海自贸区要建立起适应其内外分离混合发展模式的动态风险调控机制，以应对离、在岸账户资金流动隔离的弱化，进而引致金融与宏观管理风险。首先，设定离岸主体与母银行间头寸抵补量不超过上一年限离岸总金融资产10%上限、2%-4%的上下浮动幅度，以控制业务“分离”并防范变相融通。其次，设立准备金以防范外汇汇兑、非居民存贷的在岸融资等基础风险，并按离岸金融主体30%生息资本比例、流动性资产对负债比底限25%，控制境内、外主体的离岸融资、人民币自由兑换衍生在岸居民存贷等业务的模式外“混合型”流动风险。再次，应继续减征企业所得税，确保离岸业务税收低于境内同类税负，自贸区内税负低于周边区域及国家离岸金融的平均水平，并对入驻自贸区离岸金融主体豁免利息税、营业税及印花税、资本利得税、股息预扣税，对1-2年业务主体返还补贴纯离岸金融业务营业税，鼓励引导离、在岸业务分离。最后，上海自贸区宜借助托宾税发挥离岸金融业务主体税负的风险防控转移效应，以完善其风险动态调控，根据现有国际金融离岸中心发展经验，应对自贸区离、在岸资金出现严重不匹配或遭遇国际离岸金融市场波动情形，提高短期流动资金收益征税比重，以约束离、在岸业务“混合”走向规范化。

（三）完善分步离岸业务融资导向

融资的运用走向决定离岸金融发展收效，因此对于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中心内外分离混合型的发展模式选择，要配以稳步合理的融资走向引导与管理。首先以严格分立、分离原则，控制账户资金占比、境内行业投资优惠控制融资“分离”，允许非居民间离岸账户交易，严禁离、在岸账户的本外币兑换，实现境外资金的内向单向流动。其次，利用资产证券化引导贸易、物流服务业务与主体资信剥离后的融资、溢价发行和资产偿债，以更稳定抗险结构实施“混合”融资。最后，以境内外金融机构的统一账户资金、离岸交易的储备金制度、业务主体自然人或法人存款指标设限、资产负债及表外业务审核控制、人民币自由兑换风险评估等手段管控“混合型”的利率融资、外汇自由投资的融资走向，借助额度管理控制长远期离岸向在岸的资金渗透。

（四）落实分目标法律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