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融资公司管理制度十篇

时间:2023-09-07 17:57:43

投融资公司管理制度

投融资公司管理制度篇1

关键词: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金融风险;防范;化解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开始出现以来,地方政府普遍建立了投融资平台,并且随着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投融资平台建设,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尽管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同时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且部分地区的融资平台当期债务本息已远超当地财政收入,潜在的金融风险一触即发。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及相关方面一定要高度重视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工作,特别是要运用系统思维和创新理念,着眼于破解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面临的一系列金融风险,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推动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工作取得更大突破。

1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面临的金融风险

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风险已经被国家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列为行业最高的三类风险之一。从当前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面临的金融风险来看,比较突出的是债务率过高,普遍存在偿债能力不足的问题。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建设资金,利用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进行举债,而且已经超过全年财政收入水平,这使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面临较大的金融风险;再比如还有一些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不注重自身发展模式创新,特别是在开展投融资的过程中还没有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特别是在投资领域过于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收效不高,进而可能引发一定的偿债危机。还有一些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在开展投融资活动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投资收益风险,比如某地通过对12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调查,投资收益风险主要来自项目建设前、中、后期三个阶段,占比分别42.5%、31.7%、25.8%,投资决策缺乏科学性的问题比较突出,因而面临一系列投资决策风险。此外,很多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还面临国家宏观政策变动风险,特别是由于国家越来越重视地方投融资平台管理工作,同时也要求在防范和控制系统性风险方面狠下工夫,这就对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如何更有效的防范和控制风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但很多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由于具有一定的“行政化”特点,因而在金融风险防范与控制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特别是在金融风险防范与控制方面缺乏高度重视,导致出现一系列不该出现的风险。

2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金融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2.1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不强。从当前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来看,尽管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由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活动越来越多,而且很多地方政府还出现了“过度投资”的现象,这就直接导致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面临着一系列金融风险,但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并没有深刻认识到防范金融风险的重大价值,在经营与发展的过程中,还没有将稳定市场预期、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上升到战略层面,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风险”相对比较突出。深入分析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投资规模越来越大,但却没有对金融风险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这也直接导致很多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缺乏“量力而行”的意识。2.2金融风险管理体系落后。目前很多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到位。比如一些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国家对于防范和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高度重视,在开展金融风险管理工作的过程中缺乏深入地研究和积极地探索,特别是没有从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的特殊性入手将投融资工作风险管理工作进行有效结合,甚至一些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金融风险管理制度,金融风险管理工作缺乏规范化和有效性。还有一些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在开展金融风险管理的过程中,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组织体系,同时也没有将其纳入绩效考核及目标责任体系当中。2.3金融风险化解机制薄弱。从当前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来看,普遍面临一定的“债务风险”,但很多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还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金融风险化解机制,导致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金融风险越来越大。由于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属于国有企业,因而很多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不重视公司治理改革和创新,特别是由于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设立的初衷是为本地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服务,平台融资后所投入的项目大多是半经营性或非经营性的,因而公司治理不够完善,特别是由于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项目投资计划、资金回笼情况、贷款余额、融资规模等普遍不对外公布,这也直接导致无法形成科学地监督机制,特别是外部监督不够到位,对于出现的风险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化解,因而导致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风险愈演愈烈。2.4金融风险监测工作滞后。要想更好的防范和化解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金融风险,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工作,但目前很多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对金融风险监测工作还没有给予高度重视,这也直接导致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面临更多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当出现金融风险的时候无法更有效地化解。比如一些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没有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金融风险监测工作,对投资、融资等活动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缺乏数据收集与分析,金融风险防范的前瞻性、战略性以及针对性不强;还有一些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不重视金融风险监测工作的系统性建设,比如很多地方政府以及监管部门在防范和化解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金融风险方面做得不够到位,同时也重视投资收益,导致出现了一定的投资收益风险。

3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措施

投融资公司管理制度篇2

关键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营;风险管理;济南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地方融资平台在解决地方政府城市建设资金不足、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扩内需、保增长的投资计划的刺激和带动下,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迅速建立,融资总量激增。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务院清理规范地方融资有关政策措施的不断出台,现有的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逐渐显现出来,融资平台风险防范问题也提上了日程。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下,如何缓解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保持地方融资平台的健康运行,就显得尤为重要。

1、济南市各融资平台运营状况与运作机制

本世纪初,随着济南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委、市政府确立了“东拓、西进、南控、北跨、中疏”的城市规划建设布局和“新区开发、老城提升、两翼开展、整体推进”的城市建设发展思路,拉开了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序幕,迫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做保障。济南市通过建设各大融资平台和实施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运用多种方式多渠道筹措城市建设资金,破解了多年来制约城市建设发展的资金难题,极大地改善了城市发展环境。

1.1 济南市投融资平台设立概况

2005年,为加强政府投融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防范财政金融风险,济南市委、市政府决定改革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了《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成立了济南市政府投融资管理领导小组。同年8月,济南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成立,同时组建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与投融资管理中心一套机构、两个牌子,作为政府唯一的投融资平台,行使代表政府统一对外融资、统一管理政府项目投资、统一归还以及国有资产授权管理等职能。之后又根据具体项目,相继成立了济南市城市投融资管理中心(济南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济南市西区投融资管理中心(济南市西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济南市旧城改造投融资管理中心(济南市旧城改造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济南市小清河投融资管理中心(济南市小清河改造投资有限公司)4个市直融资平台,搭建起运转灵活高效的融资平台体系。各县(市)区也相继成立了本级政府的平台公司。截至目前,全市共有5家市级政府平台公司、10家县区级平台公司。从组织形式看,这些融资平台都是“中心”与“公司”两个牌子一套机构,直接隶属政府管理,承担着政府授权范围内的规划、建设、投资和融资职责,其中市级5家平台公司全部为正局级全额事业单位。从融资形式看,除市城市建设投融资管理中心发行的企业债券由政府提供承诺担保书外,主要是政府信用贷款,并利用政府土地预期收益作为还款主要来源。这项改革为济南市政府全面完成省市重点工程项目,促进省城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制度和资金保障。

1.2 济南市投融资平台市场化改革情况

为积极应对融资环境变化,全面整合提升济南市平台的融资能力和自求平衡能力,不断提高投融资管理水平,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和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会等四部委《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财预〔2010〕412号)文件精神,济南市委、市政府开始对五家投融资平台公司进行市场化改革。2011年9月5日,制定下发了《济南市投融资平台公司改革实施方案》,将原五大平台公司整合组建为四大集团公司,使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市场主体。至此,济南市新一轮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框架基本建立。一是对五大平台进行公司制改革。此次改革,主要是改变城投、西区、旧投、小清河四家平台现有一套机构两个牌子的现状,暂时保留其事业牌子,将平台由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改革成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公司,由市国资委代表政府行使国有资本的出资人职责。市政府明确公司主营业务,充实公司资本金,注入经营性优质资产,优化资本结构,深化产权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不断做大、做实、做强公司。保留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的牌子,其人员、资产、业务和债务随市国有资产运营公司整建制划归城司,并对统借统还存量债务进行清理、移交和管理。二是加强人员管理。冻结改制公司现有事业编制人员及身份,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现有在编人员保留事业身份,由改制后公司承接现有全部人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企业化的用工和分配制度,工资待遇在现有基础上适当提高,也可以根据公司效益情况实行年薪制,在达到退休年龄后享受事业单位退休待遇。为调动大家改革的积极性,事业身份人员财政可继续统发工资三年。新进员工一律对外公开招聘,实行聘任制,新聘人员作为国有独资公司员工,按照企业化方式管理,工资待遇由公司根据经营状况确定。三是合理界定改制公司业务范围。在现有城市建设格局相对不变的情况下,改制公司主要业务范围包括:受政府委托具体实施集体土地征收,国有土地收购和熟化等相关工作;承担政府公益性项目建设;进行资产运营;从事房地产经营开发。四是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改革后,改制公司实行国有独资公司管理体制。按照新《公司法》的要求,规范公司章程,建立程序规范、决策高效、运营有力、监督到位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

1.3 政府投融资平台监督管理状况

为加强对投融资平台的监管,近几年济南市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在融资决策方面,市县两级政府都建立了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政府投融资管理领导小组,加强对政府投融资工作的领导。在制度建设方面,相继制定了《济南市政府投融资计划管理办法》、《济南市政府投融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办法》、《济南市政府投融资资产管理办法》、《济南市利用国家开发银行贷款资金管理办法》、《济南市政府投融资监督办法》、《济南市政府投融资财务监察工作规程》等规章制度,保障了政府投融资平台科学规范运营。在规范资金使用和会计核算方面,通过建立政府投融资统一会计核算体系,规范了融资和资金使用流程,明确了全市政府投融资会计核算主体,统一了核算口径,满足了各平台日常核算的需要,达到市有关部门实施监控资金和控制风险的要求。在项目建设资金管理方面,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成立联合审计办公室对项目建设全过程跟踪审计,市财政局派两名副局级干部担任市级平台公司的财务监察专员。各县(市)区及济南高新区也根据本地实际,通过强化预算执行管理,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监督,有效控制成本,减少资金浪费,防止违法违规行为,杜绝不合理开支。全市基本建立了“决策科学、操作规范、监管有力”的政府融资运营监管体系。

1.4 济南市政府融资平台运作机制

自2005年济南市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投融资工作,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建立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离的管理体制和“自求平衡、良性循环、滚动发展”的运行机制。

一是建立城市资产与资源注入机制。首先,建立存量资产注入制度。审计部门对改制公司进行清产核资,在整合现有平台存量资产的基础上,将目前分散的政府性存量经营资产,根据改制公司开发建设需要和各自的经营情况注入公司,并在今后形成定期的新增资产注入制度。改制公司各自负责这些资产的建设、运营、管理,并依托这些资产开展公司的主营业务,不断扩大公司资产规模,提高资产质量和运营能力。其次,健全土地出让金收益分配机制。将土地出让收入作为改制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之一,形成公司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不断完善土地出让成本返还和收益分配办法,对公司承担的公益性项目,在返还土地成本的基础上,按照一事一议原则,单独记账、单独核算,并根据项目的工程建设成本据实结算,确保土地出让收入能够合理、合法、合规注入改制公司。再次,完善政府资金注入制度。根据改制公司承担政府公益性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的情况,将政府城市建设资金划拨公司使用,并按照规定给予相关规费、税收的政策优惠,将政府资金通过合理、合规、合法的渠道注入公司,夯实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

二是探索政府融资市场化机制。通过对市级各平台债务规模、结构与其储备土地存量匹配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梳理、评估,针对全市城建债务总体情况和风险现状,引导平台公司积极探索建立融资市场化机制。首先,鼓励改制公司运用市场化方式经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灵活运用企业债券、股权融资、信托计划等融资渠道,创新直接融资方式,扩大直接融资规模。鼓励公司通过兼并、重组、收购等方式壮大自身实力。其次,进一步强化公司的土地熟化和储备功能,通过土地捆绑、合资合作等多种方式,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征收熟化,土地储备、整理和开发工作。再次,积极尝试采用BT(建设-转让)、BOT(建设-运营-转让)、TOT(转让-运营-转让)和PPP(政府项目与民间合作)等多种方式,加快城建项目的融资创新。

三是完善公司贷款融资帮扶制度。不断完善对改制公司的融资帮扶制度,进一步调动公司贷款融资的积极性,为城建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财政部门要及时将土地成本和分成的收益划拨到公司贷款时指定的账户,使公司有稳定的现金流入;市金融办要及时与人民银行、银行监管机构及各银行沟通协商,取得银行对公司的贷款主体资格和抵押质押的认可;建委、规划、发改、国土等部门要按照特事特办原则,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城建贷款融资项目的建设审批手续,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让项目建设单位办理完相关手续,以满足贷款需要。

四是建立偿债保障机制。每年从财政预算(含土地出让收益)中安排一定资金,设立城建项目偿债准备金,在公司支付政府公益性项目贷款资金发生困难时,动用偿债准备金支付。为贯彻落实好中央政策,加强组织实施,各级政府成立了“清理规范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开展清理规范工作。按照上级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协调人民银行、银监局等部门确定纳入清理规范平台公司名单,制定《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清理规范工作方案》和《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自查工作提纲》,明确清理规范工作各个阶段范围、内容、要求和目的。建立定期例会调度制度、工作联系人制度和巡视督察制度,及时掌握进展情况,扎实推进全市清理规范工作。为防范债务风险,市财政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建立了借、用、还一体的债务良性循环机制。按照“谁负债谁偿还”的原则,落实债务还款责任和还款来源,严把项目投入产出平衡关,将贷款与土地挂钩,还款来源都落实到具体地块,并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提高政府防范债务风险的调控能力。同时,不断调整贷款结构,中长期贷款比例超过80%,缓解短期还款压力;努力控制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济南市政府融资平台运营中存在的问题

2.1 融资平台公司运营体制不尽合理

第一,济南市五大平台公司开始运营时都是“中心(全额拨款的正局级事业单位)”+“公司”模式,有8个融资平台公司挂靠财政部门,对政府财政的依存度高,到目前公司运营体制刚刚起步,离“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公司运营体制还有一定距离,还不能有效发挥融资功能,更不利于平台做大做强走向市场。第二,现行体制和分配机制未能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没有形成制度化的、激励与约束并存的用人机制、分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融资平台公司干部职工积极性的发挥,也束缚了融资平台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2.2 融资平台公司信用结构失衡

首先,平台还款来源单一,缺乏可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融资平台公司主营业务单一,现金流不稳定。目前,济南市各融资平台公司主要承担城建项目融资和土地熟化的功能,在适时扩大土地二级市场开发、建设、运营等延伸自主经营项目等方面涉足少,单靠土地成本收益返还收入,难以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入。由于对土地熟化的依存度高,资产负债率高,弱化了融资功能。其次,平台贷款项目“借、用、还”脱节。其主要问题: 一是部分项目抵( 质) 押专户及偿债资金账户管理执行不到位;二是部分平台现金流来源不通畅。未能形成制度化的政府回购资金以及土地出让资金注入机制,平台公司无法形成较稳定的现金流,待还本付息前期临时筹集资金,各方衔接不畅。三是融资、使用与偿债职能分离,资金的责任主体模糊。由于大多数平台公司对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不实施管理,贷款使用人往往是建设单位,影响了投资资金使用效率和还款能力。“重视投资、轻视经营、忽视偿债”的情况在融资平台比较普遍。

2.3 融资平台公司融资渠道单一

目前,济南市融资平台公司融资主要依靠政府信用向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方式,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较为单一。由于没有掌握充分的优良资产,缺少多元化的融资手段,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融资功能的发挥。特别是贷款新规出台后,政府信用方式受到限制,而土地收入只是作为未来的现金流入,各融资平台公司缺少有效实物作为抵押,不能得到银行贷款支持,已经呈现出政府融资困难,重点工程及民生项目资金难以保障的现实问题。

2.4 融资规模扩张导致风险加大

由于地方政府贷款建设的项目,大都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法用项目本身产生的效益来归还银行贷款,要用当地本级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来归还。巨大的还款压力对一些财力较弱的地方政府而言,是个很大的负担。由于目前对地方政府性融资平台的融资规模和融资期限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一些地方政府不仅扩大融资量,而且尽可能延长融资偿还的期限,把还贷负担转给了后几届政府。加之,在融资平台投资上存在政绩趋利因素,“前人借债,后人还钱”、“新官不理旧账”,不少地方政府难以抑制投资冲动和建设冲动,不顾当地实际情况,盲目上项目,这些都可能催生基础建设的泡沫,导致重复建设。按照一般融资平台的运作流程:项目建设―环境改善―收储土地―熟化土地―土地升值――溢价分成,“土地财政”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许多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土地收入等来偿还融资平台的负债,因此在客观上有强烈的动机来推高土地价格,从而对房地产泡沫形成推动作用。特别是2009年初,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从国家到各级地方政府都加大了投资力度,使房地产业成为投融资链条上的关键一环。而一旦房地产业出现大的波动,整个链条便有断裂的危险。

2.5 平台公司偿债对土地依赖过大

平台融资过程中,虽然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提供变相担保或承诺,但由于多数地方政府自身的隐性债务水平已经很高,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的平台公司数目过多,地方政府的这些担保或承诺往往是“一女多嫁”,重复运用,许多担保、承诺实际上有名无实,一旦平台还债发生困难,地方政府实际上无能力还债。一方面,一些投融资平台中存在着资本金不足或资本金不实以及抽逃资本金的现象,甚至采取各种变通手法向平台注入不实资产“滥竽充数”。另一方面,投融资平台的总体负债水平都相当高,负债率普遍超过80%。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般所需资金规模较大,投融资平台往往需要从多家银行分别借款,然后将借来的资金放入一个“资金池”里,根据工程进度需要随时提取。这样做虽然方便了平台的资金使用,但却给贷款银行带来很大风险,使其无法对贷款资金的使用进行有效监控,更无法防范信贷资金被违规挪用的风险。地方政府大量通过银行融资,加剧了低成本资金市场的竞争,并可能增加未来货币政策调整的难度。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为载体的政府信用扩张,实际上形成了地方政府的隐性举债。地方政府在举债时考虑更多的是政绩,较少考虑债务成本问题,风险意识淡薄,举债投资存在一定的冲动性。调查发现,在偿还银行信贷资金来源方面,项目经营收入、政府财政拨款、政府设立的偿债基金、土地出让收入和其他来源分别占偿债来源的25%、35%、10%、15%和15%,还款来源中,财政补贴和土地出让收入占比高达50%,表明还款来源受制于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收入的波动。

2.6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偿付风险

一是还款来源难以保证。由于融资平台的主要作用是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往往缺少突出的主营业务。即便是公用收益项目,其项目的收费一般都在地方财政部门设有归集专户,项目收益直接归地方财政收入,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并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二是项目还款资金难以掌控。如果依靠土地和税收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出现大幅下滑,则会直接威胁地方财政偿付能力,导致融资平台难以履行其偿债的义务,政府承诺用于还款的财政资金,银行难以对其形成有效的约束和监管,还款担保往往落不到实处。三是质押权存在法律障碍。在城建项目贷款中,目前常用的质押方式是收费权质押,虽然这些收费权都按贷款银行的要求,在有关上级主管部门作了抵押登记,但目前这些项目收费权大部分都由政府垄断,在现实市场中是难以转让的,项目收费权质押不具备变现性,质押实际上也是悬空的。

3、加强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3.1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评价考核机制

要按照政企分开、经营管理与监督约束相制衡的原则,建立平台公司“借、用、管、还”一体化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约束机制。建立程序规范、决策高效、运用有力、监督到位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并建立对应的薪酬激励制度、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体系和议事规则。按照企业集团构架,以资本为纽带,逐步构建公司内部母子公司体系,加强集团内部专业化分工、业绩考核和薪酬激励,提高公司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方式,推动财政、规划、国土和银行等机构与投融资平动,指导平台公司建立起“自我管理、自我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运转机制,促进平台公司的高效规范运行和可持续性发展。在规范法人治理机构的基础上,建立由地方政府牵头,财政、人行、银监等部门共同参与的融资平台贷款评价、监测、考核机制,成立专门委员会,动态监测,定期评价和考核融资平台贷款运行情况,定期向金融机构通报。

3.2 建立科学的债务管理模式,依法规范整顿存量债务

要将政府性负债建设项目、投资规模和偿还本息等计划采取分类管理,区别对待,建立政府偿债基金和债务风险预警、监控、评估机制。一是按照“逐包打开、逐笔核对、重新评估、整顿保全”的原则,督促融资平台公司落实债务抵押物,进一步落实有关债务人偿债责任,严格按照融资平台公司存量债务协议约定偿还,严格防止转嫁偿债责任和逃废债务,切实防范政府债务风险。二是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帮助平台公司对建设项目进行梳理,及时完善建设项目计划、规划、用地、环保、施工许可证等手续。财政部门采用资产划拨、预算资金拨付、非税收入返还等方式,充实融资平台公司资本和项目资本金,提高市场竞争力和融资能力。三是充分利用土地熟化职能,放大土地效应。明确和规范国有储备用地登记工作,为融资平台公司落实存量债务抵押物,申请增量融资资金创造条件。四是建立和完善政府债务定期统计和公司会计报表定期报告制度。通过对会计报表的审查、分析,及时掌握各平台的资产和债务总量结构变化、资金使用等情况,为加强债务管理奠定基础。五是健全城建公益性融资项目机制,加强公益性项目贷款资金使用的监督。严格区分公益性项目和经营性项目,明确项目资金来源和项目主体,督促各融资平台公司对政府安排的公益性项目按照投资计划单独记账、独立核算建设成本,经审计后由政府财政部门足额拨付建设资金,推进融资项目科学化规范化管理。

3.3 拓展平台公司主营业务,突出城建主渠道作用

第一,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建分开的原则,可尝试将分散在政府部门的投资、融资、建设、运营职能以及城建资产和其他政府性资产、权益统一由融资平台公司运营管理。融资平台公司作为城市建设投融资主体经授权依法享有出资人权利,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任务。对政府下达的城市建设项目计划,依法进行融资、建设、管理以及部分市场化项目的运营。第二,在确保融资平台公司完成政府公益性项目建设任务的情况下,着力推动各融资平台公司拓展业务领域,加快向房地产开发、城市资源市场化运营等领域延伸步伐,通过拓展新业务以及整合现有资产资源,形成多种主营业务,以公司充足的现金流和稳定收益,建立有效的企业信用关系,为依法、合规融资奠定基础。同时,将融资平台公司受益纳入国有资产经营预算,作为城建基础设施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2010年,济南市西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已与山东高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恒大地产等展开战略合作,共同开发组建公司,承担拆迁、建设、开发等业务。小清河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也积极与鲁能集团等展开合作,共同打造滨河新区。西区及小清河两个融资平台的有益尝试应成为济南市政府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调整的开端,必将起到十分重要的示范效应。

3.4 健全城建项目决策机制,推进项目建设规范化

强化政府城建项目的统一规划审批管理,所有城市建设项目必须由“济南市城市建设项目审批领导小组”审批。建立健全政府城市建设项目立项、城建和资金安排、筹措使用的统一决策机制,对全市城市建设项目和投融资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审批、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严格区分公益性项目和经营性项目,明确项目资金来源和项目主体,并将年度城市建设计划下达到各融资平台公司负责承建。各融资平台公司对政府安排的公益性项目按照投资计划单独记账、独立核算建设成本,经审计后由政府财政部门足额拨付建设资金。对经营性城市建设项目,有融资平台公司按市场化方式建设运营,政府给予适当支持。

3.5 建立政府支持保障机制,有效化解债务风险

第一,建立城市资产与资源注入机制。将现有的城市建设资金统一整合划归融资平台公司使用,逐年加大财政资金注入力度。对新完工的可经营性城市资产要及时划入投融资主体。按照融资平台公司承担城市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的情况给予相关规费、税收的政策优惠。通过财政资金补充、城建资产注入、土地增值受益返还等形式,建立持续的城建资产与资源注入机制,通过外部注入、内部积累,不断扩大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规模,提高资产质量和运营能力。第二,建立融资平台公司偿债保障机制。每年从财政预算中以及土地出让收益和其他经营开发性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设立城建项目偿债准备金,委托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和使用,逐步形成以盈利性项目为载体,以城建项目偿债准备金及经营收益为主要还款来源的,与城市建设相适应的城建项目筹资、建设、偿债的良性运营保障机制。第三,发改、财政、国资、建委、规划、国土等部门加大对融资平台公司的支持保障力度,为城市建设提供相对宽松的政府内部环境,全力以赴支持融资平台公司发展壮大,为济南市城市建设服务。

3.6 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构建多元化的融资格局

第一,深化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放眼国际国内资本市场,大胆尝试各种现代融资方式,拓宽融资领域。发行企业债券、信托计划、理财产品、城建基金、民间融资、利用外资,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债券融资相比股票融资具有投资风险小的优点,国内实践证明,只要将债券利率贴补到比同期贷款利率低1至2个百分点,就可极大地增强企业债券融资的吸引力。第二,对融资平台注入优质资产、城市经营性资源等,使其真正成为拥有雄厚实力的投融资平台。在继续给予财政补贴支持的同时,将路桥收费权给予融资平台,增加现金流;将部分特许经营权赋予融资平台;将有收益的国有资产注入融资平台。第三,充分发挥土地储备中心的作用。土地是城市的最大资产,盘活存量资产应以建立和健全土地储备制度为突破口,大力推行土地招、拍、挂制度的改革,完善土地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土地的融资收益。第四,尽快研究出台引进民间资金、社会资金投资城市基础设施的奖励政策。鼓励个体私营单位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放开个体私营单位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限制;鼓励个体私营单位参与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化的项目。推进社会资本采取参股、受让资产经营权、BOT(建设 - 经营 - 转让)、TOT(移交 - 经营 - 转让)、国有股减持、股权转让出售、出租等方式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领域。尝试鼓励企业、个人和外商等民间资本不以回报为目的的公益性投资。第五,充分发挥融资平台公司的职能,整合城市国有资产,最大限度地实现城市公共资源效用最大化。加大出租车经营权、公交候车亭广告经营权转让力度;加大广告经营权拍卖力度,规范广告经营市场,采用广告补偿的方式补充筹集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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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自强:关于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的认识与思考[J],中国金融,2010,(16):21-22.

投融资公司管理制度篇3

两年后的今天,尽管国内媒体又开始纷纷讨论金融控股公司问题,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正在运筹帷幄,研究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然而准确地说,迄今国内现行的任何一部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的规章,都从未提及“金融控股公司”、“金融集团”的字眼,也从未对“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集团”下过严格的定义。只是我国的《公司法》第12条在讲到一公司向其他公司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50%时提到,“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时用了控股公司字眼,但并未明确是指“金融性”控股公司。

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三大国际监管组织支持设立的金融集团联合论坛,经过几年的努力工作,1999年了《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原则》。根据该“原则”定义,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

如果根据此定义来观察、研究国内目前未被正式承认、未直接注册、称谓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集团,但实际上已控股国内银行、证券、保险、信托、金融租赁、集团财务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七类金融机构中两个以上金融机构(未含城乡信用社)的控股企业,目前全国有多少,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就其公司组织形态分析,主要有两种:

一是事业型控股公司或称经营型控股公司,即控股公司作为母公司,其本身有其主营业务,同时控股两个以上从事不同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这类公司具体可分两种:(1)工商企业控股了金融机构,如首创集团、东方集团、海尔集团等企业。当然这类集团有的正在通过股权整合,将母公司逐渐演变成下属纯粹型控股公司。进一步说,如果包括工商企业已控股一个金融企业,正准备控股更多金融机构的这类集团公司,估计全国不下二三百个。(2)由金融企业控股其他金融机构而形成的控股公司。如一些信托公司控股、参股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利用我国现行法规和境内外法规的不同,中国银行通过香港的中银国际,工商银行通过香港的工商东亚分别控股了其他金融机构,建设银行在境内控股了中金公司等。

二是纯粹的控股公司,即母公司作为控股公司,其本身不从事任何具体业务的经营,公司主要业务是投资管理。这类控股机构从投资主体看目前有三类,一是政府的,如部级的国家投资开发公司,地方性的如上海、深圳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他们分别参股、控股了不少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二是纯工商企业出资成立的或者通过对原有股权整合演变的,如山东电力集团对若干金融机构的控股已整合为山东电力集团下属的山东鑫源控股公司对金融机构实行控股。三是原金融企业根据分业经营原则通过对原有股权整合演变形成的,如平安保险集团等。

这里需特别指出的,因多方面的原因,中国还存在一种管理性控股公司,其基本特征是控股公司与被控股公司之间不存在严格的资本纽带,即母公司在投资设立金融控股公司这一子公司的同时,又投资设立了若干个金融机构,并把母公司对金融机构子公司的投资控股管理业务集中委托于金融性控股公司这一子公司进行管理,但金融性控股公司和下属若干个金融机构之间没有直接的股权关系,严格意义上它们都是母公司并列投资的两类公司。此种模式的典型如重组后的中信集团公司。由于国家对此没有明确的监管制度安排,出于公司运作中的现实方便,国内其他一些集团公司也有仿照之趋势。

二、控股公司设立可能性的法律认定

依据中国现行的《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以及国务院的法规、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章,尽管均不承认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集团,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按照国家和政府部门已颁布的法规,目前实际能够形成金融控股公司的企业集团其可能性如下表所示:

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可能性的法律认定

注:表内∨表示现行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允许,实际经济生活中也存在;表内表示现行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允许,但实际经济生活中确不常见。

按照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实际可能性,从制度限制由松到紧的程序进行分析:

(一)普通的工商企业、信托投资公司属于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明确允许运用自有资本可以向任何金融机构投资的法人机构。

(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从人民银行的有关规章看,在运用自有资本向其他金融机构投资方面几乎没有限制,但从中国证监会的规章看有些模糊不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申请设立基金,主要发起人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但《关于申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又明确,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发起人应当是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或信托投资公司,其他市场信誉良好,运作规范的机构也可以作为发起人参与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目前实际经济生活中尚未出现集团财务公司(据说正在筹划)、金融租赁公司特别是后者成为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的事例。

(三)按照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应是不可能成为金融控股公司。〖HT〗从法规上看,《证券公司管理办法》没有限制证券公司的股东为证券公司,但《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公司监管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证券公司不得相互参股。近日,媒体却又披露银河证券公司参股了亚洲证券公司。

这里还需补充三点:一是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是意味对下属子公司有实际控股的可能性,但由于我国目前的一些法规和规章对投资比例的限制,所以实际有的金融控股公司是参股而不是控股子公司。例如,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明确,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最高持股限额为20%;证券公司的股东出资比例,除国有资产代表单位、综合类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之外,直接或间接的投资总金额不得超过该证券公司注册资本的20%。但尽管如此,在实际生活中又难以排除一些机构投资者在直接参股证券公司20%股份的同时,曲折注册一工商企业,通过工商企业参股证券公司而达到实际控股证券公司的目的。另外,《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企业集团外企业投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比例最高不得超过40%,意

味企业集团外企业不管采取什么措施,实际是不可能控股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二是不排除得到有关监管部门的同意,如保险、证券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成为金融控股公司控股股东的可能性,即通过股权的调整,将对保险、证券公司的投资调整为投资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由金融控股公司投资保险、证券公司,同时又投资控股其他金融机构。平安保险公司拟重组、调整为平安保险集团是个典型案例。三是利用境内外法规的差异达到实际金融控股的目的,如中国银行的中银国际控股公司,工商银行的工商东亚控股公司等。

三、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动因分析

目前尽管中国的法律、法规或任何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部门规章未对金融控股公司作过严格的定义界定,为什么一些企业集团纷纷研究、抓紧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分析其动因,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种:

(一)明显地想获得稀缺的金融资源的利润。在中国目前金融机构的市场进入仍采取审批制,且国民经济进入产品相对过剩,经济结构大调整阶段,实体经济的投资收益增长缓慢,稀缺的金融资源的收益诱惑,引导有实力的工商企业集团纷纷寻求投资控股金融机构的机会。

(二)利用金融机构筹资功能,大量筹集资金,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具体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通过设立事业型金融控股公司,控制金融企业,尽可能地扩大筹资、融资功能,为其主营业务服务,扩大主营产品的市场份额,特别是当主营业务是生产、流通的领域。二是尽快地把集团母公司的整体经营规模做大,尽快地扩大集团公司在国民经济中的市场份额(这里不排除有的集团公司控股了某类金融机构,但不知某类金融机构为何物,如何经营,有盲目倾向)。

(三)贯彻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原则的需要。如原有的平安保险公司投资信托公司、招商银行投资招商证券等,这一切与现行法规相悖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为此,通过股权调整,自然形成金融型控股公司。

(四)为了全面提升企业集团的管理水平和内部风险控制水平。当一个企业集团已分别控制着不同的工商企业领域和金融业领域,并且又分别控制着受不同监管当局监管、监管政策不一的金融机构时,为了有效防范集团内企业风险的传播,提高专业管理水平,有必要统一整合信息资源、电脑资源、内部审计稽核资源,构筑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提高整体管理水平。

(五)最大限度地发挥集团协同效应,提高集团业务和产品的竞争力。协同效应即经济学意义上说的范围经济,包括集团内金融与非金融企业业务自身的协同、集团内各公司间人才的协同,产品研究和开发的协同,客户资源的协同服务等等。例如集团内生产企业生产某产品,利用集团内的金融机构同时开展消费信贷业务,对客户服务得好,肥水不外流。集团内有保险、基金、证券、财务公司的情况下也同理,业务协同得好,可达到肥水尽可能不流外人田的目的。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金融控股公司股东投资的目的,是看好资本回报的予期,俟时机成熟,则择价出售。

总体上说,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健全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在分业经营的框架下,为了尽快提高整个企业集团竞争力,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更凸现其必要性。

四、当今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分析

由于中国缺乏对金融控股公司相关的法律法规安排,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督部门对事实上已存在的金融控股公司又缺乏有针对性的监管制度安排,即对分别监管的机构当其母公司为同一资本控股情况下,监管信息的沟通和不正当内部交易防范措施的考虑欠周到,往往产生以下五大风险:

(一)资本不充足的风险

建立资本充足率制度是监管金融机构制度中一项基本又重要的内容。如果母公司资本投资一金融性子公司,子公司注册投资一个不受监管的工商企业,该企业又持有母公司股份。母公司与子公司间的资本就有重复计算之嫌,如果母公司股份扩大后进而可进一步投资一子公司,子公司再注册另一工商企业,该企业又可持有母公司股份或者该企业又可持有母公司下属另一金融性子公司。这样同样一笔资金被同时用于两个或更多的法人实体投资,资本不断被重复计算。当前由于我国三个监管部门之间在机构市场准入时的股权资金监管上缺乏协调,有些母公司、子公司、孙子公司之间互相持股,股权结构混乱,因此在金融机构资本充足问题上隐藏着很大风险。

(二)高财务杠杆风险

例如从母公司层面看有三种形式:一是母公司通过举债等负债形式筹集资金,投资控股子公司;二是母公司以其优质资产向银行抵押套取现金,投资控股子公司;三是母公司为下属子公司(甲)作担保向银行套取资金,投资控股另一子公司(乙)等。上述一系列复杂的投资、借款、担保等资金链中,只要有一个子公司经营稍有不慎,其风险即刻传播到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

(三)不正当的内部交易或关联交易隐蔽着更大的风险

由于金融机构分业监管,监管部门间监管信息缺乏沟通,当母公司以其优质资产作抵押取得银行贷款后,贷款(法规不允许,实际生活中变相操作又何其多)给公司管理层中不守法者注册的私人公司,私人公司又投资控股与母公司毫无关系的证券公司。证券公司赚取利润,利润归个人,证券公司亏本,则银行贷款或母公司资产受损。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控股公司下股权和资金运作的复杂性(有些是故意复杂操作,反复转账,为避开监管者视线),往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形成的风险,不仅仅是资金链中断引起的公司间财务风险的暴露,而且往往形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的风险,形成大批国有资产流入个人的腰包。

(四)金融控股公司“掌门人”的管理风险

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尚未有正式的法律地位,进而也未列入监管当局的视野,其负责人又往往是下属被控股金融子公司的实际掌门人,掌握了资金的调度权和日常经营决策权,但监管部门对其缺乏任职资格的监管。这些“掌门人”或许由于金融知识的缺乏,或许由于故意违规操作、恶意经营,往往会产生重大的经营风险。而且可怕的是,这些风险不到危机爆发之时往往不易被人察觉,但一旦暴露已难以收拾。

(五)大量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的风险

由于对金融控股公司缺乏正式监管,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三个监管部门在对金融控股集团以上列举的四大风险防范,缺乏监管制度的默契,因此,我国经济生活中实际已存在的不少金融控股公司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以负债资金进行投资子公司,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以被银行审查合格的公司为载体从银行融通大量的资金,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以金融性公司和非金融性公司炒作股票,最终极易引发股市泡沫风险。此种风险当从微观主体的具体经营操作的每个环节上看,往往都是合法合规,分别符合三个监管部门制定的游戏规则。但其实质后果往往是产生不堪设想的、宏观意义上的风险。这也许又是大量违规资金入股市屡查不禁的主要原因。

五、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的安排已刻不容缓

金融控股公司的存在已是

中国经济社会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在2000年6月曾说过,现实经济生活中资本增殖的本性,已在驱使更多的企业不断寻找机会,通过各种形式进行跨行业投资。实业资本控制金融机构以及金融资本控制金融资本的现象正趋于逐步放大的趋势。如果长期缺乏对名称上不为金融控股公司实为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宏观管理,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部门又不能在监管信息上形成沟通,监管制度上达成有效的配合,名义上我们坚持了分业经营,实际长期以往,必然会埋下新的、巨大的金融风险。我们不能再亡羊补牢,再一次交“学费”了。在此,再一次呼吁:当前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最主要的是制度风险,即三个监管部门缺乏有效配合的监管制度的风险。抓紧时机,研究、确立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制度安排,把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研究摆到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三个监管部门共同的议事日程上已是当务之急。其宏观层面的意义有三条:

一是有利于防范和化解事实上存在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已有风险。上述分析的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由于缺乏对其正式的监管,自然缺乏全国性的统计与度量分析。目前的风险暴露与解决,往往是分别对单个公司出问题后,通过运用公共资金或人民银行再贷款孤立地解决。因此,一般不表现为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

二是面临金融业入世承诺仅剩4年多的时间,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壮大民族金融业。在国家财政拿不出更多的资本投资金融企业,化解金融风险,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情况下,金融企业又缺乏迅速自我积累能力,在这种别无他路的大背景下,向民间资本、向私营资本、向产业资本寻求金融资本,是必然的趋势。与其放任自流逐步集聚风险,不如明令引导,加强监管,在加快提高金融机构全行业资本充足率的同时,把事实上已存在的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降到最低程度。

投融资公司管理制度篇4

(一)股权筹资偏好1.股权筹资成本较低。在中国股权筹资成本低于债权筹资成本。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认为,股权资金因股东收益不稳定而要求较高的回报,且只能在税后支付股利,使筹资成本上升,股权筹资的成本高于负债筹资。然而由于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没有严格的股利分配限制,利用股票融资的成本反而较低。因此造成上市公司过高的股权融资比例,使得企业不能充分利用债务融资所带来的节税、财务杠杆和信息传递功能,缺乏债务融资所具有的激励、约束机制,而且,在业务经营没有显著增长的情况下,股权资本的过度扩张还会造成股权的稀释,引起每股收益的下降,同时,股权筹资的低成本和非偿还性,弱化了对经营管理者的监督和约束,导致经营管理者不会珍惜筹集的资金,对其随意使用和闲置,甚至投入股市进行投机,造成投资的低效率。2.为了改变不合理资本结构。上市公司在为了改变上市前所具有的过度负债的不合理资本结构,在上市后便利用股权再融资的机会降低其过度负债的程度,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也就越有动机利用股权再融资途径充实自有资本。如果利用债务融资,不但能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恶化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而且债务融资还会使上市公司整个管理层面临还本付息的压力,同时也会提高公司财务风险甚至使上市公司面临破产。因此,相比而言上市公司更加偏好股权融资,这样的资本结构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决策和行为,致使公司资本使用效率不高,融资的盲目性使上市公司筹集到巨额资金后,往往显得准备不足,更谈不上有效保证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由于市场和公司自我约束力太弱,很多上市公司存在经营短期化行为,偏离主业,盲目进行了多元化投资,使资金使用效率出现下滑的现象。3.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缺乏内部激励机制。“内部人控制”现象是指独立于股东或者投资者(外部人)的经理人员掌握了企业实际控制权,在公司战略决策中充分体现自身利益,甚至内部个方面联手谋取各自的利益从而架空所有者地控制和监督,使所有者的权益收到侵害,“内部人控制”造成了对经理人的约束机制缺失。目前,中国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占绝对控股地位,但由于国有股权的有效持有主体缺位,造成国有产权虚置,大股东对企业的监控机制难以建立,很容易产生公司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而滋生出“内部人控制”问题。此时,经理人员拥有超强控制权,在选择融资模式时自然会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股权融资。为减少经理人行为对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偏离,委托人可以设立一定的激励机制,将经理人的收入与公司的利润挂钩,促使经理人追求公司利润最大化,选择符合股东利益的融资行为。然而,在中国,上市公司经理的收入不仅数额较少,而且与企业效益的高低没有多大联系。对于股权极度分散的公司来说,经营者的利益很难与股东的利益相一致。单纯的年薪制与股票期权等对经理的激励措施毕竟作用有限。经营者往往会采取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外部股东的投资策略,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不利于公司成长和治理。这种激励机制的缺乏和由于“内部人控制”造成的约束机制的缺失,共同强化了经理人为谋求自身利益而产生的股权融资偏好。4.市场运作机制不规范。中国资本市场正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市场监管和约束机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政策法规还不健全。证券市场上,对股权融资的投向审批不严,上市公司可随意更改募集资金的投向,而政策的调整和宽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股权融资偏好的形成。这是导致企业股权融资偏好的又一主要原因。

(二)外部筹资中债券筹资比重偏小1.债券筹资风险较高。债券性筹资不同于股权性筹资,股权性筹资虽有股权控制问题,但它最大的优点是筹资不用归还本息,不至于让企业负债;而债权性筹资,只要发生就使企业面临着还本付息问题,在企业无法还本付息时,企业要承担违约风险和企业破产的命运。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债券筹资的风险更大,债券筹资具有一定限度,随着财务杠杆的上升,债券筹资的成本不断上升,加大财务风险,可能导致公司破产和最后清算。公司债券通常需要抵押和担保,而且有一些限制性条款,这实质上是取得一部分控制权,从而可能影响公司的正常发展和进一步的筹资能力。2.债券市场的本身约束。国家对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政策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其发债的潜在需求,比如,累计债权总额不得超过净资产额的百分之四十;筹资的资金投向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债券的利率不得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同时,企业债券市场交易远没有股市活跃,甚至出现有行无市的现象,使得债券的流动性降低,影响了投资购券、持券的积极性。因此造成了上市公司外部筹资中债券比重偏小的现象。

(三)现有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1.信息的不准确性。有些公司不重视投资者的权益,对其所的信息不经过仔细的校对,而有些公司则有意不准确信息,操控股票市场价格,误导投资者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这些都将对投资者权益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了公司的筹资情况。2.信息的不完整性。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公司控股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不顾投资人权益,故意隐瞒有效信息,使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形成信息不对称,投资者不能充分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不能准确衡量公司业绩,造成投资决策的失误。3.信息的不及时。有些公司信息延误,影响了投资者决策的及时性,进而影响投资人权益,信越远离发生期,说明该公司越有可能存在暗箱操作的问题。这些都会对上市公司的筹资产生影响。

二、解决对策

(一)健全和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偏重会造成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因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任职期间被冻结而无法在二级市场上流通,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关心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具体价格。为了支配更多的经济资源,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在公司股权再融资前持有的股份越多,则越会倾向于股权再融资。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不高,而事实上“内部人控制”现象又比较严重的上市公司中,实际控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在再融资行为的选择上必然会表现为外部股权融资的偏好,因为债务融资不仅会使管理层面临还本付息的压力,而且会提高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甚至破产的风险。当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管理层的任职好处和在职消费自然会降低或是被取消,所以从上市公司的管理层的角度分析,他们有着厌恶长期债务融资的倾向。由于“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存在,上市公司的外部股权再融资行为决定以及与股权再融资成本密切相关的股利分配方案的决策都是由上市公司的管理控制。既然股权资本可以几乎是无代价地取得和支配,上市公司管理层自然会产生股权再融资偏好。从而尽可能充分地享受任职的诸多好处。所以要改进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互相制衡的机制,防止出现“内部人控制”,建立有效的经理人员的监督激励机制,使股东利益和经营者利益得到均衡发展。当公司真正形成互相制衡的治理机制时,投资的随意性和资本使用的无效率就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从而提高上市公司资本的使用效益,促进公司的整体发展与价值的提升。

(二)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加强法制建设1.放宽审批条件,降低债券筹资门槛。政府要减少或逐步取消对债券市场发行的额度和规模控制,降低公司债券的发行成本,增加公司债券的发行量,促使企业主动自愿地进行债务筹资,推动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2.实行企业债券利率市场化。放宽对公司债券发行的利率管制,逐步采取市场化管理手段,使公司债券利率尽快市场化,从而提高公司债券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刺激公司债券的投资需求,促进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同时,积极培育公司债券的二级市场,提高公司债券的流动性,建立公司债券投资的风险转移机制。3.加强法制建设。除了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还应抓紧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和补充法规中有关筹资投向的条款,同时尽快制定具有严密性、可操作性的规范上市公司筹资投向变更的法规细则,通过法律制度的规范,引导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逐步走向理性化和规范化轨道。

(三)规范信息披露制度1.使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相结合。中国应构建起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的相结合的的立体监管框架,切实改善上市公司筹资信息披露监管不力的现状。在政府监管方面,政府可以给予行业监管机构相应的权利,无需事必躬亲,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树立起证监会的权威地位,使证监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执法机构,同时可以适当增加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权限,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作用,加强证券交易所专业监察队伍的建设,完善监察技术系统。在社会监督方面,应切实加强其独立性地位,切实提高注册会计师的业务素质和风险意识水平,最大限度地保证审计质量,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筹资信息的质量,为广大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使其成为真正的上市公司筹资信息披露质量的民间监督者。2.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规者的违规成本。政府监管部门应加重对会计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处罚,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规者的违规成本,以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政府监管部门对于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应制定明确的执法判定标准,提高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对于上市公司筹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处理,应加大司法部门的介入力度,并建立健全证券民事责任赔偿制度,鼓励民事诉讼,行政、刑事双管齐下。

投融资公司管理制度篇5

关键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金融控股化;规范发展

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发展现状

根据银监会的定义,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指地方政府出资设立,授权进行公共基础设施类项目的建设开发、经营管理和对外融资活动,主要以经营收入、公共设施收费和财政资金等作为还款来源的企(事)业法人机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政府主导或绝对控制;二是主要业务是融入资金;三是融资行为全部或部分由地方财政直接或间接承担偿债责任或提供担保;四是所筹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准公益性投资项目。

一般来讲,地方政府基于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的目的,所组建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都属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范畴。这些公司通过地方政府所划拨的土地等资产组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大致可以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必要时再辅之以财政补贴等作为还款承诺,重点将融入的资金投入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项目之中。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包括公益性投融资平台和经营性(准公益性)投融资平台,如综合开发、城建投资、土地储备、公共交通等。

金融危机后,各级政府大力推动地方投融资平台建立,截至2011年9月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10468家,较2008年末增长30%以上,其中县区级平台约占70%。另根据华泰证券的报告,华泰主要是从债务来源的角度,测算了2010年以后的地方政府债务组成情况,主要有平台贷款、城投债、中央地方债、信托公司的政信合作余额、保险资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券商资管和私募合作的BT代建债务融资、上级财政借款、其他借款等。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金额2011年为13.2万亿元,2012年达到15.3万亿元,2013年预计在16.3万亿元。招商证券亦在近期指出,据初步估计,2012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15万亿,较2010年末增长38%。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产生和发展有其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也是投融资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对推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比如,它以强大的融资能力弥补了公共财政的不足,为大型生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保驾护航,也通过政信合作的方式推动了金融创新。同时,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的急剧扩张,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与潜在的风险,如:公司管理运作不规范、市场化程度较低;资产负债率过高、主营业务利润率偏低;融资渠道狭窄、对银行信贷依赖性过高;地方政府违规担保,潜在债务风险偏高等。鉴于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风险累积日益加剧,国务院和中国银监会加强了地方债务的监管治理法律政策措施,制定了清查整顿的总目标:解包还原,重新立据;风险分类,保全有力;加强协作,整体评估。财政部宣布地方政府和地方人大的担保函无效。银监会亦要求对今年新增贷款严格控制,对于无资本金仅靠财政担保的项目停止授信;要求商业银行坚决执行贷款三查,贷款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以确保地方政府投融资活动的依法稳健运行。

二、投融资平台金控化的分析

随着金融业并购活动的加速和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相互渗透的加强,金融控股公司正在成为分业管理体制下的金融集团化组织架构模式这一模式的选择既可绕过政策壁垒,也能较好地防范和隔离风险,同时也是目前金融业核心竞争力不强 风险控制水平不高背景下比较稳妥的选择。鉴于更多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投入到金融控股公司的运作中来,有必要对这种趋势作进一步探讨,应该重点分析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金控化的利弊进行分析。

(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金控化的优点

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的多元化经营企业,不仅具有一般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基础,而且由于金融业本身的一些特性,比如各种业务、资源之间强烈的相关性。从而使得金融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协同效应,获得比一般企业多元化经营更多的收益。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在销售渠道、信息资源、产品创新、人才资本、交易平台等方面实现共享,并能分散、降低金融业结构风险,节约管理成本,更充分地发挥品牌效应,增强金融产业总体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争取更多更大的综合产品定价权等。

(1)控股公司模式有利于形成协同效应。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拥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和规模庞大的利益相关者,各产业环节的生产经营活动存在巨大的金融服务需求,包括融资需求、财险和寿险需求、企业年金等专项基金的资金管理需求、产业兼并收购中的顾问式需求等。通过内外协同战略可以将一部分“体外循环”的资金变成“体内循环“,将外部金融机构获得的利润转移至平台公司内部,从而增加平台公司整体的内部利润。

(2)有利于实现平台公司整体资源的充分利用,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利润。通过内外协同战略,可以充分利用平台公司的市场声誉,提升金融产业的信用级别,从而达到降低融资成本的目的。此外,利用平台公司丰富的产业经验、稳定而巨大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市场等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相关金融业务,也是提高产业集团整体收入的重要途径。

(3)有利于降低平台公司整体风险。控股公司模式有利于降低管理风险。控股公司只行使股权投资的职能,不同业务子公司的管理互相独立,可以保证较高的业务管理能力,避免单一金融机构同时管理其他金融业务的巨大压力;有利于降低市场风险。在控股公司模式下,银行与其他业务间的交叉销售等商业活动处于市场的监督之下,透明度更高,风险更低;有助于提高风险承受能力。各项金融业务分别在独立的子公司里进行,一家子公司无需为其他业务的风险承担损失;即使一家子公司出现经营危机,其他子公司还可照常经营,无需以自身的资金去承担责任,从而有利于保障其自身的资金安全。

(4)有利于平台公司的资本运作。从募集资金用途来看,控股公司在资金调配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如,当银行因资本金过剩要降低资本金水平时,需要得到有关监管当局的认可,这一过程可能会耗时较长,而控股公司则没有上述限制,有利于提高资本金的使用效率。 同时,控股公司模式在后续融资上更便利。例如按香港的有关规定,向控股公司注入其他资产,只需遵守《香港上市条例》及《收购合并守则》,不需要香港金管局的批准;而任何资产注入上市银行时,都要接受证券监管机构和金管局的双重监管。

(5)金控化对于平台公司多元化收入来源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国家对金融领域的进入采取严格的审批,造成金融牌照的稀缺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收益。根据 2011 年上市公司年报统计,金融服务业的毛利率达50% 以上,净资产收益率超过 19% ,远高于其他行业。因此产融结合的目的也在于分享由金融牌照稀缺带来的高收益,多元化业务收入来源,平滑集团整体财务波动。

(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金控化的风险分析

由于目前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还处于无法可依的探索阶段,加之金控公司内部结构的复杂性、经营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使得地方政府型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归纳起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金融控股化带来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类:

(1)内部关联交易风险。客观的看,内部关联交易是投融资平台公司实现集团一体化、发挥协同效应所必需的,然而由于不正当的内部关联交易而产生的风险也是金融控股集团最大的问题。金融控股公司的各子公司之间、平台公司内其他公司与金控公司直接进行关联交易,使得集团内各子公司的经营状况相互影响,这就增大了金融控股公司的内幕交易和利益冲突的风险。由于集团内子公司的利益相互影响,所以就可能出现子公司之间进行内幕交易、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

(2)财务风险。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股权结构十分复杂,母公司往往通过直接控股、间接控股甚至是通过安排高层管理人员的方式来控制子公司、孙公司,资本金在集团公司和下属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同时反映,造成资本金的重复计算问题。对实业资本型金融控股公司而言,这一问题带来的风险更为严重。因为集团内部有不受金融监管当局监管的工商企业,投融资平台公司金融控股公司可以通过资金的运转、调拨来逃避资本金监管的限制,从而造成整个集团的财务杠杆比率过高,影响整个集团公司的财务安全。

(3)系统性风险。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涉及多种金融领域的金融混合体,风险会随着各公司的内部交易相互传递。 如果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内部控制不完善、信息不对称,那么就可能因一个或几个子公司发生的局部风险而形成连锁反应,导致整个集团公司处于风险之中。 风险传递的最终后果可能是集团公司总体偿付能力稳定性和声誉的下降, 系统风险对金融业乃至整体经济的影响极大,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4)不同监管部门共同监管形成的监管真空风险。金融控股公司下属各公司业务涉及多个行业,尤其是投融资平台公司更是涉及更多的行业与领域,但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机构基本上属于分业监管模式,因此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涉及多个行业监管当局,由于这些监管机构的监管目的方法和重点各不相同,不利于监管当局互相理解各自的监管方法,也难以统一协调行动甚至由于监管的标准和范围不同,使得母公司或非金融子公司不在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之下。而且尽管每个监管当局能够有效控制各自监管对象的风险,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换机制,很难掌握集团整体的风险状况,容易出现监管真空。

三、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金控化发展及规范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金控化为平台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助于平台公司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金融手段实现筹资、投资与资产管理等活动,从而更好地为公共设施建设、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资产保障。但不可避免地,金控化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包括经营、运作、财务以及监管等各类型风险也应当在金控工作运作过程中加以警醒,科学合理地规范地方政府金控公司的发展。

(一)完善金融立法,为金融控股公司设立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金控化提供良好的法律条件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金融控股公司的稳健发展是以相关法规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作保证的。目前在我国依据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尽管可以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各子公司业务单位进行相应的监管,但是规范约束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法规却一直没有产生这种状况必然导致金融集团模式的选择缺乏法律依据并制约其发展。因此,必须确定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明确其职责,明确其内部相关规范制度从而促进其发展。并使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可以依法对其进行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保证我国金融业的平稳运行。在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进一步规范中,明确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作为金控公司的条件、职责、运作等。

(二)完善投融资平台公司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是治理结构的一种竞争。投融资平台公司应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得以在与国际性现代公司的竞争中赢得主动。平台公司设立金融控股后公司的治理结构涉及三个层次一是平台公司集团的治理结构,二是金控公司和其他子公司的治理结构,三是金控公司的经营性子公司的治理结构。治理的重点在于优化董事会的结构,保障子公司的独立性,因此新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需要不断完善其治理结构建立良好的内控系统,克服由于关联交易而产生的风险,从而降低平台公司总体的风险。

(三)切实加强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及金控公司的监管

加强对平台公司及其金控公司的监管应包括资产负债率、贷款规模、资本充足率要求、流动性要求、监督大额关联交易以及对高级人员的资格审查等。并有义务把对控股公司的监管信息及时通报非主要监管部门,同时各监管部门应加强其职责范围内对子公司的监管实行信息通报制度,而且应加快研究建立跨国跨行业监管当局的信息共享制度,尽快地向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接轨,做到既有效避免金融监管中的重复检查等造成的低效率监管,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监管真空”现象的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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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钟献兵.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战略转型的探讨[J]. 时代金融, 2013,(05):175+178.

投融资公司管理制度篇6

【关键词】融资融券上市公司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0

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资本市场获得了快速发展,呈现良好的发展前景,而相关的融资融券业务最初开始于2010年,随后,我国证券市场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卖空机制的消失,正式宣告信用交易时代来临。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当前融资融券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为上市公司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成为主要研究方向。融资融券在国外出现的时间较久,经过了数十年的研究和完善,已经取得了较为完善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针对卖空机制以及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和分析。研究认为,卖空机制会促使投资者对于盈余质量提升重视程度,并进一步阐明卖空机制对于盈余管理有着较为突出的抑制作用。故此,应以我国上市公司市场环境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现状为切入点,合理有效地评价盈余管理效应。

一、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问题概述

对于盈余管理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以国外学者理论研究为基础,以冲突框架为切入点,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进行深入探讨,从而为上市公司内部各个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提出合理的改善措施。但是就当前我国市场发展现状而言,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更多是倾向于管理层的选择,在市场上的信息无法全面、真实的反映公司实际经营状况,成为当前市场体制改革中主要的问题之一。从上市公司管理层面来讲,投资者对于公司经营和发展信息获取渠道受到限制,只能通过公司为其提供的信息进行了解,难以判断信息的真实与否,机构投资者无法成为公司经营管理的监督者,甚至可能会演变成公司的同谋,对于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来谋求利益,损害公司整体利益的问题视而不见。此外,由于股权机构设置的不合理,致使公司的股东难以获得有效的制约,大股东拥有经营权,对公司进行控制,运用一系列手段操控公司资金和资源,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融资融券业务的推出,是加强市场监管的主要表现,他不仅能够提升公司利益相关者对于公司盈余质量,同时对于上市公司内部消息的传播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如果上市公司内部采用盈余管理方式来谋求利益,一经发现,必然会对企业整体形象造成沉重打击,在资本市场上失去其他客户的信任和支持。由此看来,融资融券是当前加强市场监管的推动力,需要针对此类问题,提出合理的改善措施。经过对当前我国盈余管理研究侧重方向调查得出,相关领域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融资融券的市场效率影响方面。

二、相关理论研究

(一)国外研究

对于盈余管理研究,国外起步较早,经过了不断的完善和创新,已经取得了较为完善的理论基础。通过对卖空机制的研究可以发现,卖空机制对于信息传递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公司经济效益,上市股票价格会不断变动,所以,市场会因此受到影响产生波动。卖空机制对于上市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盈余管理伴随着卖空成本增加而逐渐增加,反之则减少。如果存在卖空机制情况下,上市公司的监管部门以及投资者会对财务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机构投资者对于财务信息质量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对于财务会计有着较高的敏感度,能够通过不同渠道去了解上市公司内部尚未公开的信息,加之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财务会计的信息披露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会遏制公司内部管理层的违规操作。

(二)国内研究

我国对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直到我国融资融券业务的推出,相关研究才获得丰富和完善。国内学者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卖空机制对于市场波动有着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融资融券管理对于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调整起到的作用不明显,徐宏伟等人通过DID研究法对融资融券和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融资融券仅仅在一定程度对于上市公司股票定价效率产生影响,该项业务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市场经营风险。总的说来,当前国内外研究多集中在融资融券同市场波动和股票定价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而对于能够有效抑制盈余管理的理论研究较少,基础过于薄弱,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研究假设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状,存在一系列问题,诸如管理行为认知程度偏低、惩处力度不高等问题,加之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谋取私利等问题较为突出,对投资者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造成严重侵害。融资融券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卖空机制的空缺,加剧了管理层盈余管理风险,相应的机构投资者对于财务敏感度也会随之提升。

假设1:在融资融券业务推出背景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降低,较之尚未进行融资融券的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更低。

融资融券业务作为一种新式业务活动,投资者需要充分掌握金融工具,了解市场环境的波动情况。其一,金融机构是融资融券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尤其是在业务推广中,有助于为投资者提供更详细的操作流程,提升对融资融券业务使用效率。就融资融券业务推广范围来看,多分布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其二,融资融券业务在推广中,对于投资者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证券资产至少60万元,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越能够满足投资者更多的要求。总的说来,市场化程度越高,相应包含的公司经营管理信息越多,内部未公开的消息越少,这种情况明显能平衡利益相关者和上市公司的信息对称程度,降低利益相关者在获取信息时需要消耗的成本,对于强化上市公司内部盈余管理的监督力度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从而能够切实保障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抑制盈余管理。

假设2:区域市场化程度越高,对于抑制上市公司内部盈余管理的作用愈加突出。

总的说来,就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而言,由于股份制的特性,占据股份最多的投资者往往对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有着决定权,其他各个股份对其难以起到有效的制约,而在公司日常经营中,大股东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通过一系列手段来侵占小股东的利益,已经成为当前较为普遍的现象。基于此,上市公司内部盈余管理程度愈加突出,如果在这个时候推出融资融券业务,对于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将会更加显著突出。

假设3:上市公司股权制约程度越小,相应的融资融券对于盈余管理抑制作用越小,对于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越高。

四、实证假设

2014年底统计得出我国融资融券标的公司共有900家,结合其他客观因素选择758家融资融券作为样本公司,去除净资产为负、财务数据丢失的观测值,并用回归分析法分析这些变量因素。

(一)描述性统计

表1中主要通过对变量的均值、中位数以及标准差等研究和分析,其中DA主要是指因变量,SIZE、LEV、Q和ROA是指控制变量,但是样本检验后可以发现总体盈余管理水平偏低,并无明显差异。

(二)相关性检验

将所选取的样本公司分为控制组和实验组,对融资融券名单前后的公司盈余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如表2。

由此看来,经表2相关性检验后,上市公司成为融资融券标后,盈余管理水平会产生明显的变化,均值和中位数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两组在盈余管理程度上未发现明显差异。总的说来,股权制约是衡量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环境好坏的主要依据,直接影响着融资融券对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能否更好的发挥原有作用。另外,上市公司所在区域市场化程度的高低是影响公司治理程度的客观因素,对于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作用充分发挥,依托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是否完善。所以,该检验结果同上述的研究假设3存在完全相反的结果。

五、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改善建议

从上述研究中不难发现,两组进行对比,能够发现融资融券能够有效降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上市公司所在区域市场化水平越高,融资融券对盈余管理所起到的作用愈加明显,反之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区域,融资融券对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则无明显差异。究其根本,主要是由于市场化程度越高,在市场上有关上市公司的信息越多,上市公司未公布信息随之减少,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信息获取成本较低,上市公司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差异减少,相关监督部门对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监督更为合理有效,最大程度降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此外,上市公司内部股权机制同样会对融资融券盈余管理产生影响,如果股权制约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那么市场化水平高低同样不会对盈余管理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总的说来,盈余管理的关键原因是上市公司治理水平高低,市场化水平高低是需要外部作用才能发挥其原有效应。

如果股权制约效应消失后,管理层为了谋求私利,会同财务会计披露虚假或不全面的信息,向市场传递错误引导信号,致使市场原有的监督作用失去。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市场化的作用,市场化的提升会明显增加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风险,加剧管理成本。

由此看来,针对上述情况,融资融券机制对于上市公司管理层盈余管理有着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这种盈余管理抑制效果受到外界客观因素的影响,依托于上市公司治理和市场监督程度。所以,为了抑制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首先应健全和完善相应的治理机制,通过股权机制的改革,有助于改善当前我国企业股东一家独大,其他股东缺乏对大股东的制衡局面,这已经成为当前企业股权制度改革的首要问题。诸如就民营企业而言,应引进先进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逐步转变传统的家庭式控股方式,采用更为科学合理的控股方式,有助于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其次,就上市公司现行的管理模式来看,健全和创新董事会以及监事会的运作机制已经成为必然选择,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和控制职能,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是当前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

六、结论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高低将对其他经济成分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产生了深远影响。就上市公司管理层而言,多数情况下同投资者信息掌握程度存在不对称现象,为了谋求私利会向市场传递错误的信号,致使市场的监督作用弱化。总的说来,市场化程度高低将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一方面有助于为信息传播提供良好的途径,防止信息传递过程中受到外界客观因素的影响,市场上相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程度越高,对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抑制程度越高,促使利益相关者能够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降低成本,获得更为可靠的信息,为后续投资活动提供参考依据;另一方面,强化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惩处力度,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风险和盈余管理成本。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晖丽,刘峰.融资融券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公司盈余管理的视角[J].会计研究,2014(09):45-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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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伟.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融资行为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3(55)122-123.

投融资公司管理制度篇7

关键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管控;战略构建

2008年11月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为拉动内需,降低出口受阻对国内经济的抑制作用,国家积极推行了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其中4万亿投资等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落实,地方政府举债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乘势得到了快速扩张。

然而,地方投融资平台过快发展暗藏着大量的风险。2011年6月,《关于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披露,截至当年年底,全国共设立省、市、县三级政府融资平台公司6576家,设立10家以上平台公司的地方政府达76个,县级政府比例最高,比例占57%,市级占比38%。这些融资平台公司在政府性债务余额金额很大,2010年底达到49710.68亿元,仅在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比例就高达46.38%。从工作报告分析,这些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水平、资产质量参差不齐,蕴藏着很大的经营风险。工作报告中的6576家融资平台公司,存在借新还旧、债务逾期、虚假出资、资本金未到位等问题比较突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日益显现的风险应引起有关各方的重点关注。

针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存在的潜在风险,本文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和投融资平台自身四个层面对构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管控体系做一下探讨。

一、中央政府层面:宏观制度上积极创新

(一)创新政府融资模式,防止风险向银行系统积聚

融资平台公司作为政府举债主要载体的模式之一,为防止债务风险积聚于银行系统,必须拓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和融资模式,特别是要研究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推进地方政府债券的市场化和制度化。

第一,债券发行方面,可以借鉴加拿大、美国的市政债券银行(MBB)模式。市政部门投资市政项目通过利用市政债券银行(MBB)模式,不但解决债券的流动性问题,而且能很好的控制债务融资成本。市政债券银行(MBB)模式为我国市政部门增强信用等级和减少融资成本开展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提供有益的参考。

第二,放松行政式规模控制约束,由市场调节发行规模。地方债发行规模适当放松规模控制约束,逐步交由市场来进行调节,当地方债市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通过市场自主调节来促进市场制度建设,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第三,发行主体多层次化,债券种类多样化。鉴于信用风险因素,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券发行严格限定,允许省一级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理应让市场机制来决定发行主体。

第四,加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审批与监督约束。一是建立中央政府行政控制型的管理体制。二是建立地方人大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三是审计机关对地方债发行、资金用途与使用效益、偿还等全过程进行全面审计监督,以约束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

(二)强化信息披露,提高投融资公司的信息透明度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要结合自身资产状况、盈利能力、流动性以及偿债能力等,将政府财政收支、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等信息纳入到对平台信息评价范围,合理设置定量和定性指标,对投融资平台信用等级进行科学评价,通过市场化的中介机构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信用、偿债能力等进行信用评级,为金融机构内部信用评级提供参考。同时,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督,扩大信用信息采集范围,将涉及到的投资项目、财政负债、土地储备等信息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给予投资者决策时提供参考,充分发挥投资者的监督作用。

(三)完善法律法规,构建地方政府融资的法律约束

第一,放松法律对地方政府融资约束,适时对《担保法》、《预算法》进行修改。允许地方政府以对特定项目的财政拨款为限额,对项目融资进行有限担保,为地方政府融资和发行债券放行。第二,完善立法,制定《公债法》和《地方公债法》。通过完善立法,对地方政府债券的发债主体资格、额度批准、资信评级以及偿债机制等予以严格限制。通过立法或出台相关规定,使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运作有法可依,降低投资行为的随意性。

二、地方政府层面:微观管制上有所改进

(一)促使平台公司市场化、透明化和规范化改革

省级地方政府牵头对辖区内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量、期限和结构等进行摸底,密切与各地央行、银监等派出机构的沟通和信息共享,债务信息公开披露,把隐性债务显性化,增强信息透明度。

另外,改变单一化融资渠道,鼓励尝试市场化投融资模式,减低风险。投融资平台根据每个项目特点,创新投融资来源,不拘泥与国有资本,向民间资本敞开大门。灵活采用投融资方式,根据项目需要,采用BOT、TOT、PPP等方式建设。拓宽平台资金来源,灵活采用平台股权融资、发行信托、引入私募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对于导条件具备的平台公司,积极引导其发行企业债券。

(二)完善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清偿保障机制

建立专项偿债基金 。地方政府可以参照担保企业按照担保余额和担保规范提取风险准备金的做法,按照政府债务余额和年度到期债务一定比例提取设立专项偿债基金,专款专用,专项监督。偿债基金的来源可以多样化,比如土地收益、国有资本收益、公共资源经营收入,以及从地方预算经常性收入项目中安排一部分资金用于地方债务还本付息。

对于融资平台公司的资金做好规划和使用,加强资金使用监管,提高使用效率,防止过度投资。地方政府制定相关制度,对所属投融资公司的投资行为进行规范管理,对所投资的公共基础等项目建立监管验收机制。

(三)建立完善绩效评价体系

业绩考核体系的建立对监督投融资平台公司的整体运营与管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绩效考核体系应当与其企业性质和角色变化相对应,不同的阶段设定不通的考核指标体系。平台建立初期阶段,其业务主要是事务性的,考核重点以定性指标为主,适当配合经营性定量指标,比如融资放大倍数等。业务步入正常经营轨道后,逐步过渡到以考核盈利能力、利润指标等经营性指标为主。同时,为防止管理风险发生,应当将平台公司薪酬制度改革纳入到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当中去,实行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相结合的薪酬考核发放制度。

三、商业银行层面:加强平台融资贷后监控管理

(一)强化信贷资金风险防范机制

鉴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还是商业银行系统,为防止风险集聚与银行体系,商业银行应当将平台风险关口位置前推,加强平台公司融资贷前审查,确保融资项目的合法合规,同时做好融资项目担保、抵押等贷款保全措施。

商业银行在项目资金贷出后,加强对投融资平台公司贷款使用的后续监督管理,监督信贷资金流向,防止平台公司变更资金用途,出现信贷资金挪用。加强还款资金管理,防止出现贷款逾期或者不能按期付息情况发生,影响平台公司信用危机,引发连锁反应。

商业银行在加强对平台公司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的同时,积极主动掌握平台公司财务信息,定期实地调研,掌握平台公司经营状况,最大可能规避信贷风险发生,防患于未然。

(二)加强对投融资平台风险评估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主要职能就是代替地方政府出面融资、投资建设城市基础设施,而偿还信贷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平台公司经营收益及政府土地收入。鉴于投资项目、还款资金来源的特性,投融资平台公司的风险很容易转嫁给商业银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进行融资时,商业银行不但要评估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和平台总体的经营状况,还要科学分析其背后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做到全方位风险评估。

四、投融资平台层面:加强自身规范管理

(一)提高投融资平台市场化程度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多数属于国有独资公司,即便由非国有资本参与,也不具有话语权,业务和人事都由地方政府实际控制。在资产管理、人事管理、项目选择、资金管理等方面往往出现多部门管理,而平台公司成了一个牵线木偶。政企不分是铜融资平台公司区别与其他类型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提高投融资平台的市场化参与程度,利用市场机制提高其管理效率,进行资源配置,任重而道远。

(二)强化投融资平台内部风险控制

就像国家审计署在2010年《工作报告》披露的那样,经审计的6576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中,148家债务逾期,金额达80.04亿元;1033家存在虚假出资、注册资本未到位问题,涉及金额达2441.5亿元。经营效益差、运营效率低、资本金不到位是目前多数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普遍存在的问题,加强建立投融资平台风险内控机制十分必要。

笔者通过统计分析河南省投融资平台公司现状发现:第一,注入资产不优,经营效益不佳。如洛阳市高新区某公司1.2 亿元资本金中,办公楼和道路管网各占40%,具有盈利能力的经营性资产仅占不足20%。第二,投资功能发挥不够,运营效率较低。截至2009年6月末,河南省融资平台已使用的440亿元资金中,公益性项目投资占44.7%,这一比例在县级融资平台中更是高达76.2%。另外,资本金不足、到位不足以及法人治理结构有待完善等问题较为突出。

管中窥豹,依照一般企业财务评价标准,多数投融资平台盈利能力低、偿债能力差,甚至现金流不能保证正常还本付息。在此种情况下,加强投融资平台经营管理,完善投资决策程序,建立内部风险防范机制,充分发挥投融资平台作为政府债务的缓冲带作用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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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公司管理制度篇8

关键词 融资融券 证券公司 投资者适当性 投资者保护 证券市场

一、我国的融资融券业务及此次券商被处罚事件

融资融券业务,是指证券公司向客户出借资金供其买入上市证券或者出借上市证券供其卖出,并收取担保物的经营活动。

融资交易主要是指在投资者对市场看多时,可以通过融资融券账户借入资金购入股票,在投资行为结束后还本付息;融券交易主要是指投资者对市场看空时,可以借入证券,变现后待借入证券的市场价格低于融券价格后购回证券并归还证券及支付一定利息来获利的模式。融资融券的基本作用在于通过信用的授予,满足投资者利用财务杠杆追求最大利润的动机,并进而活跃证券市场。融资融券交易又被称为“证券信用交易”或者“垫头交易”,是一个国家证券市场成熟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融资融券交易制度在国外成熟的证券市场普遍存在,对盘活存量资金、满足投资者投资需求、促进证券市场环境的流动性、优化资产配置结构都将起到重要作用。但这种杠杆放大效应,所带来的风险不能低估,尤其是对经济的影响更不能忽略。因此,加强融资融券的风险控制,是维护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保护投资者、提高证券市场改革效益的重要手段。

我国融资融券交易试点于2010年3月31日正式启动,试点当日两市融资余额为649万元,其中沪市融资余额为382万元,深市融资余额为67万元;两市融券余额金额总量为9万元。而在2014年随着大盘指数快速上冲,投资者借助融资杠杆扩大收益的积极性显著增强,两融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2014年12月19日,沪深两市融资融券余额总量达到了10048.22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截至2014年12月24日,两融余额达1.002万亿,相比年初,增幅高达188%。

今年1月16日,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和国泰君安因为融资融券业务违规为到期融资融券合约展期被证监会处罚,暂停新开融资融券信用账户三个月。除上述3家券商外,包括招商证券在内9家券商也因相关违规问题被责令限期整改以及警示。证监会的这一举动旨在规范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同时也是为了加强投资者的保护。

二、券商对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忽视

随着融资融券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带给券商的收益也日益丰厚,但同样也是问题频出,多家券商为了扩大该业务而违规操作。随着融资融券业务不断发展,具有这项业务资格的券商数量越来越多。在利益追逐下,部分券商有不同程度的违规操作。例如,对未达到申请融资融券条件的客户开立账户,有些客户表面看来符合开立账户条件,但实际情况是虚假操作,如将符合条件他人账户转换给需要开立融资融券业务的客户,有些客户虽然开户时间达到要求但没有进行过几笔交易。部分融资融券业务到期后没有强制平仓,而是各种不同原因进行展期。这些无形中增加股票市场的操作风险,加大股市的波动性。

证监会于2015年1月16日的例行新闻会上表示对45家证券公司的融资类业务现场检查结束,有12家券商融资融券业务出现违规,就具体的违规行为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券商违规为到期融资融券合约展期。第二类,券商向不符合条件的客户融资融券。第三类,券商违规为客户与客户之间融资提供便利。在上述三类违规行为中,券商违规为到期两融合约展期,是本次违规券商涉及较多的问题,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第13条第2款规定:“证券公司与客户约定的融资、融券期限不得超过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最长期限,且不得展期。”而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均规定最长期限为6个月。

一般情况下,对于即将逾期的合约,证券公司会提前通知客户进行了结,但违规的券商或许是从维护客户利益的角度,延期进行结算。这一方面违背了相关监管措施;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增加了投资者风险。另外,向客户融资提供便利,标准的保证金的比例不得低于50%。因此,1U2的比例已偏高,部分券商甚至做到了1U3或更高的比例,明显违规。

券商的上述违规行为不仅破坏了我国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而且给证券市场带来了波动,同时也放大了投资者的交易风险。

三、我国融资融券业务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现状

此次证监会对券商的处罚,是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也是为了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这也让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融资融券业务中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是成熟资本市场普遍采用的投资者保护安排。随着我国创业板市场、股指期货市场的推出,以及融资融券业务、中小企业私募债产品等证券创新业务或产品的不断推出,该制度在我国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我国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主要体现在不同的证券市场的专门性规定中。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较多,但是分散。例如,中国证监会《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机制和业务流程,了解客户的身份、财产与收入状况、证券投资经验、风险偏好及其他相关信息,充分提示投资者审慎评估其参与创业板市场的适当性;第九条规定,证券公司应当在业务流程中落实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各项规定,持续做好投资者教育和风险揭示工作。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2012年的《证券公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指引》是证券业协会为指导证券公司建立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所指引性文件的。该指引是证券业协会为指导证券公司建立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保护客户合法权益而的。该指引明确规定,证券公司向客户销售金融产品应当制定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向客户销售适当的金融产品或提供适当的金融服务,并且对销售金融产品进行了定义,对制定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范围也进行了规定。

在融资融券领域,中国证监会在2011年10月26日证监会出台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加强内部控制,严格防范和控制风险,切实维护客户资产的安全;第十一条规定,证券公司在向客户融资、融券前,应当办理客户征信,了解客户的身份、财产与收入状况、证券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并以书面和电子方式予以记载、保存。对未按照要求提供有关情况、在本公司及与本公司具有控制关系的其他证券公司从事证券交易的时间连续计算不足半年、交易结算资金未纳入第三方存管、证券投资经验不足、缺乏风险承担能力或者有重大违约记录的客户,以及本公司的股东、关联人,证券公司不得向其融资、融券。

通过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投资者适当性是一项管理制度,是证券公司基于监管要求而承担的一项投资者保护制度。我国如此定位投资者适当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进行金融创新时,监管机构出于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考虑,往往要求证券公司对投资者进行筛选、管理。目前我国投资者适当性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类似《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等的投资者筛选制度,旨在防止不适当的投资者进入高风险市场。二是了解客户义务和内容保存义务,包括了解客户的身份、财产与收入状况、证券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并以书面和电子方式予以记载、保存。三是适当推荐义务,证券公司应当根据所了解的客户情况推荐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后两项义务规定于2008年4月国务院《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证券公司从事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融资融券业务,销售证券类金融产品,应当按照规定程序,了解客户的身份、财产与收入状况、证券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并以书面和电子方式予以记载、保存。证券公司应当根据所了解的客户情况推荐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具体规则由中国证券业协会制定。”但该项规定较为笼统,且授权中国证券业协会制定的具体实施规则。而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证券公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指引》第二章和第三章细化了这后两项义务。

四、健全融资融券业务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

通过这次证监会的融资融券业务大检查的结果表明券商并没有严格按照投资者适当性原则来发展业务,这给投资者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使得一些不适合的投资者也参与到融资融券业务中来,并且现行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并没有很好的运转,说明其确实存在问题。而我们在发现这些问题之后,就要加以改善。

(一)提高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立法层级

我国《证券法》虽然没有将投资者适当性规则规定进法条之中,但是现实中的证券市场已经开始了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构建。就目前我国现行的关于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规定中,主要是由国务院、证监会和自律性组织的,而且主要是管理性质的。立法层级不高直接导致了规定的权威性不够,强制性约束力有限。

在完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时,应将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在《证券法》中加以规定,使之作为一项法律规则存在。这样也就明晰了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现代价值:平衡证券公司和投资者的权利义务,加强证券公司监管以保护投资者权益。

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在《证券法》中的定位,应该放在“证券公司”这一章加以规定。因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重在证券公司基于监管要求而承担的一项投资者保护。即明确证券公司在进行融资融券等业务要对投资者进行适当性评估,使适当的投资者买到适合自己的投资工具。鉴于我国《证券法》中还规定了其他的证券服务机构,因此在引入适当性制度时应当使其他证券服务机构类推适用。

(二)统一规定证券市场中各项业务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

当前规定了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规范性文件只是针对证券市场中个别业务进行了规定,内容分散,重合度较高。例如,创业板市场融资融券业务等投资者适当性的规定,缺乏关于整个证券市场的统一规定。对证券市场不同业务的类别化规定,不仅造成了监管机构成本的增加、效率的降低,而且在全新投资工具出现的情况下因为没有相关规定而使投资者得不到保护,最终将会阻碍证券市场的创新。

因此,将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进行统一规定,不仅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也有助于提高证券市场的活力。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混业经营已成为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如果再不进行制度创新必将不利于投资者的保护和证券市场的繁荣。将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统一规定在《证券法》中,调整已出现的证券业务,并设置兜底条款,预留法律空间。

(三)加强监管强度,加大处罚力度

加强对券商的监管强度,规范券商的业务操作。像这次融资融券大检查一样,证监会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大券商进行抽查,加大对违规操作的处罚力度。引进普通投资者和媒体监督以及各券商之间相互监督,树立市场化监管理念。促使券商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操作,降低操作风险。

(四)建立统一的投资者分类制度

投资者分类是投资者适当性规则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是进行适当性管理的前提和基础。现有规则下,大多只有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的分类。《证券公司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指引》还规定了专业投资者和非专业投资者的分类,可以尝试进一步细化投资者分类制度。针对我国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占比较高的特点,可以着力对个人投资者进行细化分类。成熟市场一般都根据投资者的财产状况、投资经验和知识、对投资风险的认知能力以及投资目标等方面进行投资者分类,根据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提供相应的服务。

这也是投资者保护制度中的难点。目前,证券公司在进行了解客户信息时主要是调查问卷的形式,但是对有些涉及客户隐私的信息,如财产与收入状况等信息,客户不愿意提供或者虚假提供,这就对投资者分类造成了困难。

(五)建立和完善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证券法》第79条第二款规定“欺诈客户行为给客户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可以作为目前投资者由于欺诈推荐行为导致损失,而寻求民事赔偿的法律依据。但是,我国规定的证券欺诈的一个重要要件即“违背客户真实意愿”,实践中存在一定的认定困难。而且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中,投资者利益受损不一定完全是由证券欺诈所致。因此,有必要探索建立和完善专门的投资者适当性纠纷解决机制,以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投融资公司管理制度篇9

[关键词]超募资金 创业板IPO 融资效率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2-0023-01

一、创业板超募现象问题背景

新股发行开始“市场化”以后,由于新股定价的随意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超过投资项目计划实际所需资金,这种现象称为超募。我国创业板融资市场建立以来,融资市场的不断成熟,上市公司融资效率成为社会投资者、学者的关注重点。截至2011年,我国共有超过100家公司登录创业板上市公开向社会募集资金,而上市融资出现的大幅度超募现象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引起争议。2011年,我国前100家创业板上市公司计划募集资金在招股说明书中设计为229亿元人民币,而上市实际融资额度高达731亿元人民币,超募部分高达502亿元,超募比例高达219.2%,创业板超募现象较为普遍。诸多研究已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超募会对公司整体融资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二、IPO融资效率受超募影响的主要原因

上市公司得到超募资金后,巨额的超募部分融资量易于引发上市公司投资冲动、盲目投资及超募资金使用不当问题。以上市公司神州岳泰为例,其上市超募资金约为14亿元人民币,超募资金中的4.2亿元被用于收购北辰大厦写字楼作为办公房产。深交所虽然已有规定要求上市企业的超募资金必须仅适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并设立专用账户管理,但由于深交所对于上市超募资金与招股说明书计划资金的使用顺序没有明确规定,上市公司依然可以通过对主营业务资金的变项使用进行非主营业务投资,而对主营业务出现的资金缺口则通过专用账户的超募资金补贴,这一过程实现了变相使用上市超募资金的目的。

中国资本市场所具有的融资成本约束缺失、证券市场机制约束缺失、上市公司诚信约束缺失和公司治理约束缺失等四重约束机制缺失,更加重了公司经理层随意使用募集资金的倾向。在此背景下,计划外的投资虽有超募资金支撑,但面临公司管理资源与精力的不足,大量的计划外资金与管理人员不能达成良好匹配,投资效率大受影响。因此,上市公司超募资金越多,计划外投资冲动越大,盲目投资、低效率投资的比例便会增加,直接降低了IPO融资效率。

笔者认为,要达到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IPO较高的融资效率,必须对超募问题进行严格控制。当前创业板市场环境中两个因素导致了超募问题。一方面,部分投资机构抬高新股发行价格。这些投资机构在强大利益驱动下,利用概念炒作制造高成长股票,推高上市发行股价。另一方面,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报酬大多与公司经营规模成正比,这一因素激励了管理层在公司上市后扩大投资增加公司规模以获取更多报酬,诸多超募问题源于管理层与证券承销商联手推动新股发行价格。

三、提高创业板公司IPO融资效率的两点建议

(一)强化措施与改革制度并行降低创业板超募额度

一方面,证监会应加强制度建设,保证创业板退市制度的有效执行,通过创业板退市制度的严格约束,有助于加强上市公司的自身规范,激励上市公司提升管理层经营管理水平,且有助于新股上市定价趋于合理,回归理性。退市制度的严格执行可有效淘汰垃圾股,使社会资源配置得到新的优化。

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应从制度层面对创业板新股发行定价制度进行改革,提高上市公司IPO询价制度的透明度。笔者认为香港“红鞋制度”值得内地证卷管理制度借鉴,即对所有的新股申购者都给予一定量的股票,避免过度竞争导致报价虚高,抑制高发行价。制定严厉的处罚条例,针对公司通过虚增利润等财务造假手段欺诈上市,承销商违规操作提高新股发行定价等行为,一经发现,从严从重惩处。同时,金融监管部门还应采取强制措施,要求公司公开新股发行阶段定价估值报告等信息,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二)促进上市公司管理层超募资金管理能力提升

提高创业板公司IPO融资效率,除采取措施,改革制度降低创业板超募额度外,提升超募资金的管理水平也是重要方式。首先,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制定投资管理体制机制杜绝超募资金的无度使用,对超募资金的投资事项,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应进行全过程监督,确保超募资金的科学合理投资。

其次,应建立超募资金投资团队,安排专业投资管理人才做好超募资金投资计划,引入投资咨询机构协助规划超募资金使用,通过上市公司管理层对超募资金管理能力的提升促进超募资金的投资效率。

【参考文献】

[1]李刚,赵志明.超募对创业板IPO融资效率的影响[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2(04):18-21.

[2]刘明,方先明.迷失的超募资金――来自我国首批2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学家(学术版),2011(02):

投融资公司管理制度篇10

关键词:投资银行;治理结构;金融监管

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危机其根本原因是美国投资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问题。分析美国投资银行治理模式的缺陷以及危机发生后美国公司治理的重大改革,对完善我国投资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有重要启示。

一、美国投资银行公司治理模式的缺陷

1 社会责任感缺失。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导致的,尤其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业。在美国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中,投资银行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稳健、保守与以客户为导向的经营理念,为了追逐短期暴利,不惜损害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投资银行为追求高额利润而推出次级贷款,同时又为了规避风险将贷款出售;投资银行将贷款打包出售给更多的投资者。如设计出各种复杂的不透明的衍生产品,未向投资者进行必要的风险揭露,而是以卖出产品为最高目标,以至于广大投资者在危机中蒙受了巨大损失。投资银行盲目的金融创新,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忽视了社会责任,没有发现金融创新中的不足,探寻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忘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金融风险的管理技术和制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负面影响的不断积累导致了自身经营的危机,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样的公司文化与现代公司治理中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最终目标背离甚远。

2 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导致内部人控制。美国投资银行公司治理模式的重要特点是:股权结构极为分散、股权具有高度流动性、股权集中度较低。美国投行股权过于分散,形成“强管理层、弱股东”。如表1所示,在美国前五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5%的只有一家;十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了5%的也只有3家,其中高盛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仅为1.72%。在这种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下,单个股东的作用有限,股东的“理智的冷漠”和“搭便车”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经理层监管的缺失,使经理层有机会投资于短期高风险的证券。当治理成本大于收益情况下,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在市场上“用脚投票”来间接参与公司治理,使投行的股权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股权过份分散直接导致了股东对公司控制力和决策权的下降,而公司内部人员持股上升则削弱了传统的委托所产生的制衡作用,导致内部人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道德风险。以雷曼兄弟为例,公司内部人员持有公司1/3左右的股票,为了追求短期收益,管理层和员工疯狂地进行投机套利活动,较少考虑甚至不惜牺牲其他股东的利益。

3 董事长兼ceo制度,导致“内部人控制”。公司决策高度集中是美国投资银行治理模式的显著特点。大多数美国投资银行内部实行董事会统一领导,公司内部没有与其相制衡的内部机构,公司决策权高度集中于董事会。董事会既是监督机构又是决策机构,这样的内部组织结构使公司内部监督约束机制形同虚设。由于美国没有从法律上限制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美国投资银行纷纷选择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制。权力过度集于个人,在加快公司决策效率的同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即容易产生经理层(ceo)的滥权,尤其是董事或高管为了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而可能严重背离其应尽的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4 监管部门对投行的监管缺失。近30年来,金融创新的结果是买卖的链条越拉越长,分散的范围越来越广,交易完成后,最终的投资者和最初的借款人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例如,引发本轮危机的房屋次贷产品,从最初的房屋抵押贷款到最后的cdo等衍生产品,中间经过借贷、打包、信用增持、评级、销售等繁杂阶段,整个过程设计有数十个不同机构参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非常突出。投行的奖金激励方式也极大地助长了高管层的道德风险——为追求高额奖金和红利,无视审慎性要求,盲目创新业务。而在金融创新过程中,金融监管严重滞后。监管部门的监管模式还停留在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和风险的水平上,忽视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对这些复杂的创新产品所暗藏的巨大风险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手段。而且各部门、各产品的监管标准不统一,甚至危机发生后监管部门才发觉他们的规则完全不适应已迅速变化了的金融系统。另外,一方面美国监管体系机构太多,权限互有重叠,另一方面依然存在诸多监管盲点。例如。像cdo(债务担保证券)、cds(信用违约掉期)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到底该由美联储、储蓄管理局,还是证交会来管没有明确,以至于没有谁去管。

5 失当的薪酬体系。薪酬制度是激励约束制度的核心。美国投资银行治理机制中董事高管的薪酬或激励机制有两大特点:一是没有立法约束,公司法一般没有关于董事高管薪酬或激励机制的强制性规则;二是薪酬奇高或激励机制配置极不合理,考核指标仅与短期绩效挂钩,而与风险无关。这种薪酬制度促使公司追求快速和看似容易的金融回报,且容易对市场过分乐观,缺乏长远的思考,无法保障对公司风险的谨慎管理,更无法充分考虑全球市场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利益。美国激励方式以股票期权形式为主,其负面效应导致公司高管根本无视股东和公司长远的发展,而更多追逐短期效益,甚至不惜突破道德底线,进行各种短期获利投资的行为。

二、美国公司治理的重大调整

针对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投资银行治理结构的严重缺陷,美国政府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和调整。

1 重视投资者利益。美国这次公司治理改革主要方向之一就是要重新强调股东的价值,通过股东价值的回归使投资者恢复信心。美国政府对此提出两个对策:(1)加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从原则上考虑,信息披露首先要透明,其次是要进行恰当的会计信息披露,力争能公正和准确地显示业绩;从内容上来考虑,信息披露内容有扩大化的趋势。在信息披露的时间上,主张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由定期披露制度走向信息披露制度。(2)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加强会计监督,强化信息披露,完善公司治理,防止内幕交易。随着对美国公司治理监管的加强和重新树立的法律威慑力,中介机构与美国公司之间的制衡机制将逐步恢复,中介机构将踏上理性的回归之路。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再次被提升至重要地位,其有望继续成为投资者可以依赖的第一道防线。

2 分散的股权转向银行控股制。2008年9月21日,美联储批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 公司。变身后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不仅可设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以吸收储蓄存款,拓宽融资渠道;还可享受与其他商业银行同等的待遇,获得申请美联储紧急贷款的永久权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后,两大机构将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存款从而杠杆比率会逐渐降低,意味着更小的风险和更高的稳定性。未来美国投资银行在严格的监管框架下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原有的高效率和灵活性,而银行控股模式也将使美国投行的稳健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3 金融监管架构改革。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过去曾经被人们推崇的美国分散制约式的功能型监管体系在危机面前漏洞百出。未来,随着独立投行模式向全能银行模式的转变,美国投资银行的监管者也将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转变为美联储。2009年6月17日,奥巴马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计划。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是扩大美联储的权力,美联储负责监控大银行,监测金融系统风险,监管一旦倒闭将会危及整个银行体系的企业,其中包括传统的银行以及通用电气和汽车公司所拥有的重大金融业务;二是财政部将有权接管重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审批美联储所发放的紧急贷款;三是推出大银行破产的可行机制,政府将有权接管倒闭机构;四是设立一个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

4 限薪和高管薪酬改革。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纷纷出台高管限薪令,以期规范高管薪酬体系,平息公众指责。根据美联储的“薪酬指引”要求,28家大型银行自行设计不会引发过度冒险行为的薪酬计划,但有关薪酬计划要得到美联储批准才能实施,同时,“薪酬指引”还将涵盖其管辖内的近6000家银行,其中包括并未接受政府救助的银行。而按照财政部的“减薪计划”,接受政府金融救助的7家企业25名高管的工资削减90%,包括各种补贴、分红在内的总薪酬须削减一半;不仅如此,7家企业的175名高层执行人员的现金酬劳将被股票取代,而且这些股票不准立即出售。

三、以美国为鉴,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机制

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机制,一方面企业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公司治理,将科学决策、审慎经营、严控风险、严格监督理念融入公司治理机制;另一方面政府也要为企业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包括政策导向、严格监管以及防止有悖市场规则的行政干预。只有内部、外部共同治理,公司治理效能才能充分发挥。

1 公司股权结构合理化,维护其他股东和公司的整体利益。现代企业不仅要为股东服务,同时也要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美国投资银行虽然股权很分散,股权集中度较低,但由于员工激励计划使投资银行内部持股比例普遍较高,且流动性差。以至于其他股东的地位被弱化,导致内部人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道德风险。目前,我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与美国股权结构恰恰相反,股权过度集中现象普遍存在。我国投资银行一方面要使公司股权结构合理化,改善股权过度集中的状况,减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继续实施股权多元化战略。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很成熟的情况下,过度分散股权必然会带来企业的低效率,所以引入其他大股东,形成相对多个大股东控股的股权格局是较好的解决办法,以此形成内部相互制衡的机制。另一方面在进行员工激励计划的同时应注意对内部人的行为进行约束,以保护其他股东和公司的整体利益,以免产生少数人的冒险后果却由多数人承担的道德风险。

2 完善公司董事会的责任。董事会是最高的风险管理机构,对投资银行的经营风险承担最终责任。在美国次贷危机中,正是董事会职能的缺位导致了投资银行风险管理上的漏洞。董事会应对投资银行的风险管理制定整体战略,确定风险管理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并对风险控制政策进行审批。为保证风险管理战略和政策得到遵守并保持适应性,董事会应保持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以避免道德风险。加强董事的问责制度,强化董事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参加和监督,同时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加强董事对经理层的监督,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保证决策科学公正的有效保障。制定合理的董事与独立董事比例,保证独立董事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实现治理效果最优,建立上市公司董事会运作实务体系,包括董事会职责的设计、独立董事的激励与约束制度的设计、董事会评估制度的设计等方面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