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合作制十篇

股份合作制篇1

    股份是股份制企业用以吸收股东投资,计算投资数量,并据以分配投资收益的计量单位。股份以其持有者的身份而具有不同的性质,个人持有为个人股,法人持有为法人股,国家授权投资机构持有则为国家股。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由于企业基本上实行了同股同权,同股同利,故而对于企业股份作上述划分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而在我国正在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不同股份还不能完全做到同股同权,同股同利,例如对于上市股份公司,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国家股法人股还不能与社会公众股一样上市交易;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国家股、法人股也不能完全与企业内部职工股一样享有权利。因而在我国股份制企业中,在一定时期内,仍需承认各种不同性质投资者持股的差别。在大的原则上坚持同股同权同股同利,而在一些具体做法上实行一些必要的区别对待,从而充分调动不同持股者的积极性。

    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权设置问题,《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第六条提出,“企业应当设置职工个人股,还可根据情况设置职工集体股、国家股、法人股。职工个人股是职工以自己合法财产向本企业投资所形成的股份。职工集体股是本企业职工以共有的财产折股或向本企业投资所形成的股份。国家股、法人股是国家、法人单位已经投入的资产折股或新增投资入股所形成的股份。企业是否设置国家股、法人股和职工集体股,国家股、法人股的出资人如何保障投资收益,由企业出资人协商议定”。“职工个人股和职工集体股应在总股本中占大多数”。由此可见,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必设股权为内部职工个人股,这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基本要求,否则就不属于股份合作制。在设置职工个人股的基础上,企业还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国家股、法人股和职工集体股,而且无论企业股权设置如何,职工个人股和职工集体股在企业总股本中应占大多数。

股份合作制篇2

    论文关键词 治理结构 股东会 表决机制 加权

    股份合作企业是一种依照法律设立的,资本与合作共融、股东以所持股份为限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企业以其全部资产承担责任的封闭式资合性法人企业。企业治理结构尤其是股东会表决机制是企业法人独立人格的要求和当然内容。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对提高股份合作企业经营效率,形成有效决策至关重要。因此,科学设置组织机关、管理机制等治理结构是股份合作企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股份合作企业治理结构的基本问题

    股份合作企业治理结构设置的基本原则,根据学理归纳,主要有以下几条:

    1.参照有限公司原则;作为一种吸收了股份制因素的企业法人,股份合作企业与公司法人存在许多共性。它有必要而且能够参照有限公司的治理模式构建自身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各机构的权力与公司基本相同。治理结构简化原则;股份合作企业的特征说明,其本身就是熟人间的一种组合、创造,职工、股东主要是长期在一起共事的单位人、集体人,股东、资本均具封闭性,而且主要是中小型企业的选择形式,为节约成本计,简化治理机构就成为设置组织机构的原则。自由选择治理结构原则;股份合作企业更多的适用于中小企业,一般规模较小、人数较少;设置哪些机构,则应由企业章程自由决定。根据上述原则,股份合作企业治理结构的基本构成(1)股东会为企业最高权力机构、必设机构,根据是否与董事会合一,其职权也有不同,但总体来说,职权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基本相同。(2)董事会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3)监事会以不设置为原则。股份合作企业多规模小,人数少,视距短,企业的日常活动都在职工、股东的视线范围内,设置监事会徒增企业成本。(4)经营与营利是企业的存在目的,决定经理为股份合作企业的必设机关、经营机构,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5)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可以是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由于股份合作企业各治理机构之性质、地位、职权与有限公司基本一致,因此可以直接参照公司法设定。下文仅就股东会、董事会、经理的部分问题进行讨论。

    二、股份合作企业的股东会

    股东会与职工会是否合一,现行法律规范存在着不同的作法。一是分设型。《轻工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第21条规定:“企业设立股东会的也要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职工(代表)大会为民主管理机构。”该条也明确了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和表决办法。二是企业自主决定型(或曰无明确规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第34条规定:“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可实行股东大会和职工大会合一制度。”三是合一型。《江西省股份合作企业条例》第15条规定:“股份合作企业实行职工大会和股东大会合一的制度,职工(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权力机构。”北京市的规定也属于这种类型。全员性是股份合作企业职工股的特点之一,如若职工全部入股,则股东会和职工大会合一无任何异议。然而,全员性也允许少数非股东职工的存在,若设置职工会不设股东会,股东与非股东按照同一表决机制决定企业大政方针,将直接影响股权的激励机制,与资本企业性质相悖。分设型的立法,考虑到了非股东职工的存在,却也增加了本身规模有限的股份合作企业的负担和运行成本,而且该企业中,绝大多数股东和职工的身份是双重的,会议分设职权又当如何分设,易生事端,徒增成本,与效益、效率相悖。笔者认为,应该保留股东会,不设职工会,即股东会吸收职工会,非股东职工(或其代表)可以列席股东会,其利益诉求可以通过企业工会表达。

    三、股东会的表决机制

    (一)相关法律规范中的不同规定

    1.一人一票制。一人一票制,即每位股东按照人头都享有一票表决权,而不考虑股东持股额的多寡。《陕西省股份合作企业条例》第20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代表会由股份合作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指定的人主持,表决时采取一人一票制。”《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第41条规定:“每一股东代表享有一票表决权。”《江西省股份合作企业条例》也规定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机制。一股一票制。一股一票制,即指按照股东持股额多少分配表决权,持有一股即享有一票表决权,表决权数与所持股份数成正比例关系。《湖南省股份合作制企业试行办法》第25条规定:“股东大会表决议案必须有代表半数以上股权的股东通过。股东按股权行使表决权。”从实践来看,相当多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实际采用的是一股一票制;山东诸城、周村两地多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采用了一股一票的表决机制。一人一票与一股一票相结合。一人一票与一股一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1)根据股东会决议事项的不同,分别实行一人一票或一股一票制。《北京市城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办法》规定,股东大会的表决采用一人一票和一股一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下列事项做出决定采用一人一票制:决定董事、监事报酬事项;审议批准董事会报告;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修改企业章程;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对下列事项做出决定采用一股一票制:决定企业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董事、监事;审议批准企业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对企业增加、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合并、分立、破产、解散和清算等事项做出决议。(2)一人一票基础上适当加权的制度。即在股东会表决时原则上实行一人一票制,但是适当增加较大股东的票数,即适当考虑股东持股的差距,对持股多的股东给予相应增加票数。 《河北省乡村股份合作企业条例》第34条规定:“股东(代表)会会议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对较大股东可以适当增加投票人数。每个较大个人股股东投票人数最多不超过三人。”

    (二)对前述规定的评价及笔者的主张

    “无论一人一票制还是一股一票制,历来被认为是合作制与股份制最明显的区别,在涉及到股份合作制的问题时,学者也认为,正是这二者的区别,是使合作制与股份制交融于一体的最大的障碍。” 主张一人一票制的立法与观点,通常认为股份合作企业是合作制的一个支脉,是吸收了股份制因素的合作制企业形态,因此才应实行体现职工民主管理的一人一票制。把股份合作企业作为一种股份制经济,是吸收了合作制良性的股份制经济形态,或者说更加注重股份的作用。单纯的一人一票或一股一票的作法都是以股份合作制某一因素作为考量的基点,都有其固有的弊端。单纯的一人一票制的作法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单纯的一股一票制的作法,无法体现股份合作企业合作民主的特点,职工民主管理的初衷难以保障,而且多持股者享有多数表决权,会使大多中小股东的表决流于形式,加之该种企业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易使企业被少数人控制,同改制或设立此种企业的目的相悖。

    根据股东会决议事项的不同,分别实行一人一票或一股一票制的作法,看到了单一表决办法的利弊。但决议事项如何划分,难以把握,同一企业中的事项是相互联系的,机械的划分,不利于企业的规范运作。

    笔者赞成在一人一票基础上适当加权的作法。首先,一人一票为基础,突出了该类企业劳动民主的特点。适当加权的作法,考虑到了资本因素在企业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发挥较大股东和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促进企业发展。其二,适当加权的作法,有利于筹资,扩大规模。资本形成的封闭性使该种企业不能从外部吸收资本。而加权的作法,有利于吸收内部职工多投资;同时,“适当”的加票也在其他股东能够容忍的限度内,不会改变股份合作企业股份民主和劳动民主相结合的制度特征。其三,一人一票基础上适当加权的作法是当今合作制企业治理结构的发展趋势。一人一票制本身是合作社治理机制的优点与传统,但随着现代合作社对资金需求量的激增,为了吸引更多的资金,许多合作社开始赋予大股东较多的表决权。例如在德国,对某些对合作社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社员,在章程中可规定他们最多享有3票的表决权,而且这一多票制只适用于简单多数表决制;美国有的州的合作社立法也有同样的规定。 法国合作社有允许一个社员可享有一个以上表决权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合作社法”对于联合社代表的产生方式也允许参照出资比例。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有同样的规定。 既然体现劳动民主的合作社可以对出资较多者增加表决权,则具有股份制因素的股份合作企业就没有必要严守“一人一票”的阵地。同时,国际和我国的合作社立法也为适当加权提供了借鉴经验和作法。

    (三)一人一票基础上适当加权的规制

    在肯定了一人一票基础上适当加权的作法后,重点在于如何把握加权的幅度。股权均衡是股份合作企业的本质要求。但绝对均衡存下如下弊端:首先,没有考虑到各个体职工的实际情况。职工之间存在着资金量,信心,参与企业管理程度等差别,不同职工出资的积极性不同,绝对均衡的作法为愿意多出资的股东关闭了大门。 其次,绝对均衡的作法,片面强调股东均股,企业人人所有,人人作主,极易形成新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再者,绝对均衡使经营层和一般职工享有相同的剩余索取权,扼杀经营者和能人的积极性,造成自身有限管理资源的浪费,在企业决策中不易达成有效决策,导致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制约企业发展。

    绝对均衡存在弊端,持股份额差距又不能太大,如何平衡?1995年到1998年的四部股份合作企业的立法草稿对职工个人入股额的差距都规定为十倍,1996年股份合作企业立法草稿规定的十倍是“最高持股额不得高于最低持股额的十倍”,而1997年和1998年草稿的规定是“最高持股额不得高于平均持股额的十倍”。

股份合作制篇3

关键词: 合作社/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律适用 

一、问题的提出

某企业是由集体企业改制设立而成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其章程明确规定：“企业是以职工出资100%，构成企业法人财产；股东10人，分别为陆某、杨某、吴某、苏某以及其他几位股东：其中陆某出资60万元、占20%，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杨某出资20万元、占6. 67%，吴某出资40万元、占13. 33%，苏某等其他人均出资20万元、各占6. 67%。企业设立后，股东所持股份不得退股，但职工股东调出、辞职、除名、退休、死亡时，可以在职工应持股份的最高和最低限额比例内，由企业内部转让；股东在转让其股份时，企业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受让权，但股份转让比例数额受《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9条、第21条、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的限制。”后杨某、吴某和苏某等人因退休、离职等原因离开企业，不再具有股东身份，其所持有的股份应当转让给其他股东，因此陆某先后与该三人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受让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但上述股份转让行为均未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2010年，该企业召开股东会，经决议解除了陆某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其与企业的劳动关系于2010年12月底终止。现陆某请求确认其与杨某、吴某和苏某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其他股东则表示对陆某与杨某、吴某和苏某三位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都不知晓，而且认为其股权转让行为违反了章程中关于最高持股限额的规定，应当是无效的。[1]

由于我国并未专门制定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有争议的问题：第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性质及应当适用的法律；第二，该企业章程中关于股东持股限额的规定是否合法和有效；第三，受让股东与转让股东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因违反企业章程而无效。

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性质及适用法律依据问题分析

违反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首先涉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属性、适用的法律依据这两个基本的法律事实，而这也是前述案例中争议的主要问题。

（一）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

股份合作制企业既不是股份制企业，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制企业也不同，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的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因此，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属性，我国学术界历来存在着一些分歧，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独立的企业形态或经济组织形式，它是吸取了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各自优点、优势，克服其各自弱点、弊端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新型的企业产权制度。[2]因此，现实中的各种股份合作制，无论是用经典的股份制理论，还是用经典的合作制理论，都无法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它们确实包含有股份制的一些内涵，同时也包含有合作制的一些内涵，是一种具有独立组织目标、组织功能和形态特点的经济组织形式。

有学者则认为，股份合作企业不能成为一种规范的企业制度，是走向规范的股份制或规范的合作制之前的一种过渡形式。他们认为，股份合作企业不是一种同一类型的企业，因为从其产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内部分配结构等方面分析，它包含有多种不同类型的企业，有合伙企业、合作制企业、有限责任公司，[3]但是每一种类型又都不规范，股份合作企业中有一部分将来会逐步走向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而另一部分，也完全有可能走向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4]

股份合作制篇4

关键词：土地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

中图分类号：F27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235-02

1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运行机制

1.1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管理机制

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设立了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三会”管理制度，股东由农户或村民小组产生，股东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董事会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企业的领导决策机构；监事会是企业的监督机构。然而虽然建立了现代企业的管理机制，但现实中仍然难以实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互相制衡的全能分工。因为目前许多企业的董事长等重要职位仍然主要由村干部交叉兼任，村干部通过行政权威对企业重要经济决策加以控制和影响。

1.2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激励机制

企业的激励机制是关系到企业和职工对于发展生产有无积极性的关键，而决定激励机制强弱的关键在于企业的产权制度。

1.3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监督机制

股份合作制虽然发展了十几年，但是我国政府并没有专门的法律明确其地位并为其提供法律保障。

1.4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利益分配机制

企业的利益分配机制是企业运行机制的核心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是否有效，也直接影响到企业经营者和股东的积极性。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分配形式一方面采取按劳分配，另一方面采取按股分红，是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分配制度。这是因为，农民以土地入股，兼有企业股东和劳动者双重身份，因而在利润分配中，既享有获取工资报酬的权利，同时又可根据持股的多少对提取公共积累后的企业剩余进行股金分红。

1.5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积累机制

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母体是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在大部分农村股份合作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组织体系及其经济功能与社会管理功能无法彻底分离的情况下，农村股份合作组织承担着大量的社区公共开支，如行政管理费、社区干部的工资和福利、为村民的社会保障承担一定费用、以及为社区的公益事业和公共福利增加支出，这样一来，必将增大股份合作组织的运行成本，降低股份合作企业的盈利水平，直接影响股东的分红和企业的内部积累。

2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1）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一项实施成本相对较高的制度安排。

（2）有些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中产权仍然不完整，股权有身份性，持股限于社员或本社区居民，社区外的个人和法人资本不能进入，社区内的股权不能流出，是封闭的、凝固的股权，不具有流动性、资本性、社会性。社员拥有的股权只是享有按股分红的受益权，而没有所有权，限制了股权功能的进一步发挥，使得“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机制无法实现，冻结了居民外流和限制外地人进入，造成产业布局分散和资本规模狭小,影响人口与资本的流动和产业的集中与升级。同时，社员拥有的股权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福利分配权，福利成分慎重，难免出现专门的“食利阶层”。

（3）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虽然建立了现代企业的管理机制，但现实中仍然难以实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相互制衡的权能分工。

（4）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企业的实用的范围和地区限制。由于受到起步时间晚、宏观环境不完善以及我国农户自身素质等各个方面条件的制约，我国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以土地折股投资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数量和规模上十分有限，地区覆盖面上也显得不足，主要发生在以南海模式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上海模式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等地带的大城市郊区农村。

3推动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规范化发展的对策

3.1明确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法律地位

我国目前有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做法律上的清晰界定，在将来应明确股份合作企业的性质、法律地位及其运作制度，并且在政策范围内给予积极的扶持。这不仅能够增强社区农民入股的信心和动力，同时对于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规范化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导向作用。

3.2缩小集体股比重，改行政管理为企业式管理

虽然社区型股份合作制企业普遍引入了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成立了三会，但这些组织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不少等同于虚设。从各地的实践来看，不少地方在推行股份合作制改革之初，设置了较大比例的集体股，获取经济收益的冬季驱动基层政府对企业加以控制。因此，集体股的大量存在事实上为政府干预企业留下可制度性通道。在这种情况下，应尽可能将集体股变为个人股，减少并消除企业承担的行政性职能。

3.3增强社区股权的流动性

进行股权流动的探索，首先要允许股权在社区型股份合作制企业内部流通。如变更手续后，可以继承；经股东会讨论通过并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后，可以买卖、转让、赠送和抵押。这一方面可以增强入股农民的经营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吸纳外界投资资本，扩大企业规模和实力。通过变封闭性社区股权为流动性股权，可以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真正成为产权明晰、农民入股、主体多元、充满生机的市场主体，从而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扎实的经济基础。

3.4优化选择社区型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经营者

由于受到其特定产权制度及企业自身经济实力的制约，农民更加信任其内部人员，经营管理者基本上也是从企业内部的劳动者中产生或者村级干部兼任，很难运用市场手段在更广的范围内选择专业优秀的企业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的措施一方面是通过提高现有经营者的素质改善现状，另一方面应适当考虑资本在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在一人一票的产权机制上兼顾一股一票机制，以便外部专业经营者能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企业。

3.5保持模式的多样性

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完全是出于实践的需要，它的产生缺乏理论准备，并且这种创新机制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这两个特点决定了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很难形成规范的同一模式，具体做法多种多样，与当地实际是密切相关的。在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推广过程中，应注意联系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允许其模式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股份合作制篇5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合作制；立法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38-0181-02

1 农地股份合作制：我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新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通过这一制度创新，我国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农村生产经营的实践中，我国农民已经不满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小规模农业生产方式；如何在确保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实现有效率的农业生产方式，是我国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而农地股份合作制就是一种很好的探索，虽然它产生的时间不长，还有诸多有待完善之处，但是它的确推动了土地承包经营制的发展，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制度。

学术界认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股份合作制是把股份制引入合作制，实行劳动、资金及其他要素的联合，容纳多种所有制；聚集和融通各种生产要素，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从经济内涵上，农民集体所有农地股份合作制是以特定的土地为股份创办股份合作制企业，或以此种土地作为有价值的要素，实行股份合作制生产经营。从法律内涵上，它是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将农户的农地经营权换算成股权，加入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从而变农户直接在承包土地上的经营模式为合作经济组织将集体土地进行统一的规模化经营模式。农地股份合作制是一种全新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设计，它进一步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达到了农地流转和市场化的目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前提和基础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它不能变更家庭土地承包制的政策和原则。200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要在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进行”，该通知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家庭承包经营不仅适应传统农业，也适应现代农业，必须长期坚持。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土地承包再延长30年不变的政策，确保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期稳定，这是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基本前提。”股份合作制是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形式，所以它必须遵照中央的这一要求。

首先，农地股份合作制是在土地承包制的“两权分离”的基础上实施的，并进一步扩展到所有权、经营权和价值权的“三权分离”。农地股份合作制本质上是把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分解为经营权和收益权，农户把农地经营权交给股份合作经济组织（通常是股份合作制企业），而仅保留农地的收益权，并以股份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参与监督股份合作企业的决策、参加分红。在农地股份合作制下，农村土地上的法律权利被分解为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经营权（具体经营土地的农业合作社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享有）和价值权（农户享有）。《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人有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而该法第46条在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时明确：“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可以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而且无论怎样的股份合作经营模式，土地的股权必须在法律和承包合同确定的承包经营权的期间之内。可见，农地的股权基础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

其次，农地股份合作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土地承包制的分配方式，而是进一步把它与股权分红结合起来。在农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的实际经营者按照合同的规定或者根据竞包确定的费用上缴给农地合作经济组织，形成该合作组织的收入，然后将收入在集体股与个人股之间分配，或先扣除集体提留后在个人股之间分配。可见，股份合作制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交足国家的、上缴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分配模式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股份合作制克服了在土地承包制下产权不清，集体与农户之间对剩余索取的模糊问题，因为农地股份合作制下的股权收益是由合同或合作社章程明确规定的。

再次，农地股份合作制并不违反土地承包制的地权均等原则。它把实物形态的土地经营转换为价值形态的土地经营，同时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变成价值权（股权），但是并不改变原先农户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

最后，农地股份合作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本质上说，它是在农户对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之上再设立一个土地使用权，但是无论土地使用权如何变化，也无论使用权流转到哪一个经营者手中，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始终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根本制度的。

2 农地股份合作制的立法完善

农地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兴的农村土地制度，它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它毕竟只是个别农村地区的实践，还没有推广开来，也没有形成正式的完整的法律制度。对这一新事物在法律上的性质及如何规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现有的法律和政策上来说，土地股份合作制在原则上是获得承认的。这可以从我国正式的法律和党的有关政策中得出这一结论。

从我国的政策方面来说，土地股份合作制是给予扶植、培养的。1995年，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中指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延续和发展，应纳入农业承包合同管理的范围。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对承包标的依法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严禁擅自将耕地转为非耕地。……在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大部分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并有稳定收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地方，在充分新生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适时加以引导，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这个文件已经承认“入股”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种流转方式，而且股份合作制就是一种农地的“规模经营”方式，根据农业部的要求，对这种制度应该“加以引导”、“适度发展”。

1998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积极探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途径，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不受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的限制，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这样做，不动摇家庭经营的基础，不侵犯农民的财产权益，能够有效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农民采用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形式兴办经济实体，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积极扶持，正确引导，逐步完善。”该决定提出积极探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途径，并且把股份合作制作为一种新兴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模式。而农地股份合作制恰是实践中出现的最重要也是规模最大的一种股份合作制，因此对其应“积极扶持，正确引导，逐步完善”。

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对农地股份合作制的立法首先开始于我国某些省份的地方立法。1995年甘肃省颁布的《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承包方可将承包的特点经营权入股参加农业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但不得将耕地转为非耕地。”1999年《河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在土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将承包土地的使用权依法转让、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入股。……入股是指承包土地的使用权折股加入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农业企业经营。”2000年《青海省农村土地承包条例》第31条规定：“承包期内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和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前提下，本着自愿有偿、平等协商的原则，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对其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可以转让、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入股。……入股，是指承包方将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折股，加入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农业企业经营，以入股土地经营权作为分红依据，原承包合同继续有效。”

在我国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践和有关制度规定的基础上，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2条确立了“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可以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进而2002年12月修订后的《农业法》第28条规定：“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以自愿按照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原则，以资金、技术、实物等入股，依法兴办各类企业。”

总结现有的关于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法律和政策，可以看出制度层面上的农地股份合作制具有以下特点。

（1）我国的法律和政策把实行家庭土地承包制作为发展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前提，它同时要实现保护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双重目的。

（2）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形式，它与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农地经营方式是并列的，在有的法律文件中称为“入股”，土地承包经营权是股权的基础。

（3）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具体形式是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它要结合股份制与合作制的“自愿”、“民主管理”、“按劳分配”、“按股分红”等决策、生产和分配的原则。

但是，这些法律和政策对农地股份合作制的规范太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法律有待完善的地方实在太多。宏观地说，我国在农地股份合作制立法时应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要确立农地股份合作制不得改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不得改变农村集体土地的农业用途，以及入股自愿、退股自由等股份合作的法律原则。

（2）土地成本经营权折股和分配的方法，包括社区土地的统一测量、评估，根据土地的数量还是根据人口数量折股计算，按照户籍分配股权，对迁入和迁出社区的农户如何分配，等等，特别要注意土地成本经营权转换成股权的衔接以及严格限制土地的农转非问题。

（3）农民土地股权的具体权能，包括股权的转让、继承、赠予、担保等流转方式，以及作为股东的社员权利和法律责任。

（4）股权分红方法，包括股权收益的计算、保底分红或者效益浮动分红，以及股权的调整等问题。

（5）设立农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织形式，确立其法人资格，规定其设立的条件和程序，及其决策和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牛若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前提和根据[J].调研世界，2002（7）.

股份合作制篇6

关键词：土地股份合作制 经济学分析

一、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的具体诱因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创新是各类市场主体面临各种外部条件变化带来的获利机会而不断改进、创新制度安排以获取潜在收益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从制度创新的外部条件以及制度创新主体所追逐的潜在收益两个方面来分析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的具体诱因。

（一）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的外部条件

我国土地股份合作制形式的制度创新实践虽然在一些农区也有零星发生，但是，比较成功而又得以稳定持续发展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则主要发生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地带的大城市郊区农村，这些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高、二三产业极其发达、农业农村人口大量转移，正是这些因素成为土地股份合作制得以持续成功实施所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南海模式为代表，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模式为代表。

1．南海模式

30公里

2．上海模式

根据上海市农村土地流转研究课题组（2001）提供的资料，在上海市农村土地流转中，一些地区正在运行或试运行或即将运行一种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运作过程是，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给集体（村小组或村集体），然后由集体再入股到乡（镇）或更高级的特定组织，由这个特定组织运作入股土地并以固定的报酬返还给集体，集体再将所得的收益分配给入股的农民。这种模式被课题组称为上海市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模式。

根据课题组（2001）的介绍，上海模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的具体做法是：集体内部的农民将承包土地入股给其所属的村（组）集体，村（组）集体将农民入股的土地连同未发包到户的机动地“打包”后，以集体的名义再入股到特定的经济组织；特定的经济组织将各集体入股的土地集中起来，打破原有的界限，进行统一规划整理后，以出让、出租等形式将土地推向市场，形成一级农村地产市场；地产经过一级地产市场到使用者手中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使用者可以再依照法律和合同规定有偿流转。农民的股份可以继承、抵押、买卖，不过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特定的经济组织包括土地信托投资公司、土地信用合作社等，其担当的主要功能是：与村（组）集体签订合同，接受委托组织开展土地整理，提高土地价值；向市场供给土地，收取土地使用费；筹集、管理和投资股份土地基金，使其保值增值；支付集体和农民的所得。

上海模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在统一规划的引导下，促使农村居民住宅建设向规划住宅小区集中、工商业向非农产业区集中；保证了将土地收益投资于建设城镇基础设施，解决了城镇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也为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增加收入创造了条件。

（二）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的诱致性收益来源

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规模经济收益、外部性内在化收益、垄断性收益、土地增值收益、规避风险和损失的收益、规避政府管制的收益等，都可能引致制度创新。但是，这些潜在收益也可以通过产品和要素的市场流动得以实现。那么，在这些大城市郊区农村，为什么会出现超越一般农地流转形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呢？

首先，这种制度创新形式的出现，意味着这些地区面临着与其外部条件相联系的、其他许多地区尤其是一般农区不具有的潜在收益来源构成。我国土地资源禀赋存在地区差异，特别是各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农民可获得的非农就业机会不同，因此，由农业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流动转移带来的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的潜在收益就存在差异。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促进了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土地规模经营收益，因而不能排除土地规模经营带来的规模经济收益是引致这种制度创新的一种诱致性收益来源。但是，在我国许多人多地少的农业地区，规模经济收益诱致了农地流转，却并没有诱发持续成功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因此，仅仅从规模经济收益的角度是不能彻底解释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的。而从土地股份合作制发生的外部条件来看，在土地股份合作制得以成功实施的城市郊区农村，由高度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快速发展引致的、与用途转换相关联的潜在土地增值收益成为一般农区不可与之比拟的一种潜在收益来源，这一点从建设用地市场价格的地区差异上就可以反映出来。在这些城市郊区的农村，农地转用过程中的潜在的土地增值收益要远远高于可能取得的土地规模经济收益，因而是潜在的土地增值收益（这种潜在的土地增值收益在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后以建设用地的租赁收益等形式得以实现）主要诱致了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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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种制度创新形式的出现，意味着这些地区面临的、以土地增值收益为主的潜在收益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为当事者所实际获得。土地股份合作制得以成功实践的地区，建设用地更为稀缺，一般具有很高的市场价格，与之相邻的农用地相应地具有很高的潜在增值收益，而这种潜在增值收益只有在土地用途由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后才能实现。对于农地转用，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农地转用的集中审批管理制度和统一征用制度。按照最早颁布的《土地管理法》，除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公益事业用地、农民住房用地，其他新增建设用地需要占用集体农用地的，必须经国家统一征用将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后由县（市）政府统一供应；如果集体经济组织兴办乡镇企业或者以集体土地与城市企业联营、入股的，可继续保留集体用地性质，无需由国家征用。1998年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明确确立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后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农地征用制度，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除外。”规定：“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同时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的，应当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批准权限，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国家征用意味着被征地者只能得到征地补偿费用，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土地增值收益则要由县（市）政府以租税费的形式抽走。因此，在既定的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下，集体经济组织要想实际取得潜在的土地增值收益，就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规避国家土地征用的管制，而现行法律制度为集体经济组织这样做也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即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兴办乡镇企业或者以土地联营、入股的方式直接向地产市场供应集体建设用地。也就是说，土地股份合作制形式的制度创新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对国家土地征用管制的合法规避，才能实际取得潜在的土地增值收益。

当然，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地方以及内地一些大中小城市郊区农村，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后的潜在增值收益普遍很高，但是，并没有普遍发生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实践¶，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大多数城市政府对城市郊区农地转用所做的管制一般都很严格，必须由城市政府统一供应建设用地，或者由城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各类园区管理机构来统一征用集体农用地并在统一开发后统一供应建设用地；许多城市郊区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并没有形成强劲的、持续的、大面积的建设用地需求，只存在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土地联营、入股的方式与外来企业合作的个别案例；一些城市政府通过其他方式，如允许集体经济组织组建房地产开发公司，对部分需要转用的集体农用地在形式上办理征用手续后由村（组）集体自主开发建设，村（组）集体直接从农地转用和房地产开发中获取了较高的土地增值收益，从而使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没有了必要；等等。而南海模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创新之所以得以成功实施，不能不考虑到的一个极其特殊的区位条件是，南海市毗邻广州市区，但又属于佛山市管辖，其土地利用不受广州市的统一管制，同时南海市又是农业部确定的农业试验区，可以更好地利用区位优势和试验区的政策空间进行制度创新实践。上海和其他地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显然受到了南海模式的启发。不管怎样，无论是南海模式还是上海模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制度创新实践，由村（组）集体直接向地产市场供应建设用地，从而合法规避了国家土地征用的管制，避免了由城市政府抽去土地增值收益，实现了由农村社区实际取得和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目的。

二、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特征和后果

（一）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特征

许多学者从合作制和股份制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特征，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对股份制的改造，对合作制的发展。土地股份合作制把股份制引入合作制，实行劳动、资金及其他要素的联合，可以容纳多种所有制，聚集和融通各种生产要素，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发展社会生产力。比如，牛若峰（2000）认为，股份合作制是股份制与合作制两者的结合体，并从产权结构、要素联合、股权和决策制度、成员权利、利益分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方面分析比较了股份制、合作制与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差异。

1．合作化与一体化

从制度安排的形成分析，土地股份合作制一个最明显的制度创新特征是合作化，即土地股份合作制具有合作制的某些特征。这首先体现在这种制度安排在农户合作的基础上将分包到户的土地重新集合了起来，以便更好地取得合作带来的经济收益；其次还体现在这种制度安排为社区内每一个成员提供了均等的、基本水平的社会保障。

然而，土地股份合作制与其说是一种合作化形式的制度安排，倒不如说更是一种一体化的企业制度安排。与严格意义上的合作组织相比，土地股份合作制更类似于一种通过合作化的形式建立起来的一体化的企业组织。事实上，南海等不少地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就是以企业的形式出现的。上海模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虽然表现为由农户、集体经济组织和特定组织组成的相互分离的多个组织体系，但是，将这些组织综合在一起来看，其本质的关系类似于企业内部的委托关系，其特定的经济组织如土地信托投资公司、土地信用合作社等类似于企业的经理人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更类似企业的股东。牛若峰（2000）将土地股份合作制所具有的一体化的企业性质特征做了具体描述：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明晰的产权关系；建立了有限责任制度，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照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了内部管理机制和经营系统。

从理论上讲，土地股份合作制之所以更是一种一体化形式的企业制度安排，是因为：土地股份合作制建立了包含土地、劳动要素投入的一系列长期契约关系；土地股份合作制通过要素合约，在农村社区内部实际上建立了一种企业内部管理关系。产业经济学所揭示的一体化的理由很多，包括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专用性投资风险、降低不确定性、降低信息费用、促进广泛协调、保障标准化的供应、消除外部性、避免政府干预、增加垄断利润、垄断某一产业、实施价格策略、消除市场垄断等等。就土地股份合作制来说，这种制度安排显然能够保证合法地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和垄断收益，并在更大的范围内协调土地利用。而从市场和企业的替代关系来看，黄桂田等（2002）对企业和市场关系进行的解释，对我们理解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一体化特征无疑也具有很大帮助。他们认为，企业契约是要素所有者之间为获得合作剩余而达成的协议，其基础是企业内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效益的提高以及技术或资产的集中使用导致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事实上，土地股份合作制不只保证了村（组）集体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实际获得和集体分享，同时也方便了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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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份化与集中化

土地股份合作制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并按照农户参与入股的土地资产的多少，进行收益的股份分红。土地股份合作制显而易见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这种将土地资产进行股份量化以实现土地实物集中，并按照股份分享收益的股份制。股份制一方面是按照公平原则实现土地合作化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它又是实现社区多重目标的一种制度安排形式。股份制照顾了农村社区的多种需要，比如为农村社区成员提供社会福利保障，为农村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筹集资金，实现自身的赢利和积累等；在股权设置上包含了集体股和个人股、基本成员股和普通发展股等名目不同的股份，有的地方按照社区成员的年龄设置股份，并且社区人员发生变化股份要跟着进行调整。可以说，资产和收益的股份化是土地股份合作制与其制度安排建立的方式以及社区的多重需要相联系而必然具有的制度特征。

综上所述，土地股份合作制正是以股份化、合作化的形式实现了组织和管理形式上的一体化，以股份化的收益分配形式满足了社区内部的多重需要以及将市场风险分散化，在一体化的基础上以决策权的集中化实现了对土地增值收益、土地规模经营收益等各类潜在收益最大程度的挖掘。

（二）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后果

1．土地股份合作制下的农村社区内部关系

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在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创新。在土地承包制下，农村社区内部的土地经济关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集体与农户之间以承包的方式按照政策和法律要求在土地承包合同中约定农户的土地权利与义务，由此农户对于承包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土地用途管制下农户可以独立做出土地利用、投资、处置等方面的决策，农户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转让、出租、继承；二是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经设立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排他性，这种权利可以在一定的效力范围内对抗集体经济组织，非特殊情况（如发生自然灾害使大部分土地损毁、土地征用等）集体经济组织不得随意调整、收回和处置农户的承包地；三是村（组）集体按照人人有份的原则进行土地发包，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进行土地调整，承包地成为农民最基本的生活、就业保障。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地承包制下的农村社区内部关系。

首先，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后，农民在土地实物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变为土地股份合作制中价值形态的股份，农民不再直接拥有土地实物上的权利。与此相联系，具有社员权、身份权和一定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变为股份制企业中的股权，农民的就业、生活保障由不动产上的物权保障转变为土地股份合作制下的股份收益保障。这种建立在股份收益上的保障和建立在直接附着于土地实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上的保障，具有了很大差别。建立在直接附着于土地实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上的保障是一种不动产物权保障，具有与不动产属性相关的稳定性、持续性。而土地股份合作制中的股份收益保障是一种相当于债权的保障，其保障程度将取决于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收益水平和股份分红。如果股份合作制企业效益不好，股份分红很低，农民的土地权益、基本生活保障、就业保障等就很难保证不受侵害，而农民要想收回承包地也是不可能的。这在纯粹的农区必然是一个大问题，而在大城市郊区，伴随城市拓展和非农化进程，这种风险会随着城乡经济的迅速一体化而化解。

其次，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后，作为集体人的社区合作组织或合作企业成为实际的土地资产经营者和管理者，农民作为股份持有者在成为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的股东的同时，也成为其雇佣者。虽然许多地方的土地股份合作组织设立了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但是董事长等重要职位一般仍然主要由村干部交叉兼任（朱守银等，2002）。这里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在农民个人股份极其分散、集体股一股独大的情况下，由于面临很高的内部监督成本和管理成本，很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局面。

再次，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后，凭借土地增值收益和各类经营收益，农村社区的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增强，农民家庭化的、以土地保障为主的生活、医疗、就业保障等部分地纳入了企业化、社区化的货币形式的保障体系。比如，南海市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后，大部分村（组）利用集体资产股收益为农民发放退休金和升学参军补助，提供合作医疗保障；通过修建道路、学校、幼儿园以及环境绿化等，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2．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后的农村社区外部关系

在土地承包制下，按照有关法律，村（组）集体与外部的土地经济关系集中体现在因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等需要县（市）政府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上，即县（市）政府根据建设需要，可以征用集体土地。土地征用后土地权属性质由集体转变为国有，并纳入国有土地供应渠道，经营性用地以出让的形式供应给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县（市）市政府在农地转用、土地基础开发和土地出让环节收取土地增值收益；公益性用地则直接划拨给公共公益事业承担者。

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行，改变了农村社区与外部的这种土地经济关系。首先，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后，村（组）集体的集体行动能力和谈判能力增强，在此基础上由村（组）集体或土地股份合作组织按照统一规划，以联营、入股、出租等形式直接向城市企业等各类建设用地者供应工业区、商住区内的土地，合法地规避了国家土地征用的政府管制，形成村（组）集体透过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直接向建设用地者供应建设用地的渠道，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打破了县（市）政府垄断建设用地供应的格局，并将土地增值收益留归集体和农民，使村（组）集体和农民实际分享到了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再次，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后，由于农民集体性地获得了土地增值收益，并且依靠这种收益由村（组）集体或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区向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从而使农民参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机会成本大大降低。

三、结论和启示

（一）结论

第一，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主要由土地增值收益诱致的一种制度安排。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可以把农民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规划、统一安排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这样做除了可以促进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取得土地规模经营收益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以土地联营、入股的方式直接向地产市场供应土地，实现对国家土地征用的合法规避，将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留归村（组）集体。实际上，一些地区农村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之所以成功并得以持续，主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制度安排帮助农民获取了土地增值收益。可以说，是农地转用后的土地增值收益保障了土地股份合作制股份分红的不断增长，维持了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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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一项实施成本相对较高的制度安排。从土地股份合作制的设立来看，对土地实物和其他财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和股份量化，在农村地区本身是一项成本很高的工作。从制度安排的目标来看，土地股份合作制一般被赋予了多重目标，既要为农村社区的成员提供社会福利保障，又要为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筹集资金，还要实现自身的赢利和积累。制度安排所追求的多重目标从根本上决定了这种制度安排的运行成本相对较高。

总之，土地股份合作制不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安排，也不是一项经济而又稳定的制度安排，不可能成为我国农地制度改进的基本模式。从普遍的要求来看，我国农地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在于建立和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制度。

（二）启示

土地股份合作制本身具有其特定条件和局限性，但是，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实践所昭示的事实却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启示意义。

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践从一个角度说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地转用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及其区域差异日益显现，如何在城乡之间公平分配这种土地增值收益，已经成为政府在土地政策改革和相关法律调整中必须予以正视和妥善处理的重要议题。在城市居民已经获得自有住房而可以获取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增值收益的今天，必须改革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建立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以保障农民集体性地参与分享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免受不公正对待。

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践同时说明，我国大中城市的城乡结合部特别是一些大规模建设拓展地区的农村，完全可以走一条与一般农区不同的、由城市带动并与城市社会经济直接对接的主动型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发展与城市经济相配套的房地产业、加工业、观光旅游业、流通服务业、环保产业、生态产业、特色农业等，使农村产业直接与城市经济对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向规范的企业化组织转变，如组建房地产开发企业、花卉园艺企业、物业管理公司、流通服务企业、物流配送企业等；农村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在保障农民个人权益、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由农户的分散决策直接向集中化决策转变，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工业园区、商务区、居住区、生态绿化区和城市特色农业园区等；在发展非农产业的基础上，农村社会保障由低层次的土地实物保障向企业化、社区化以至社会化的货币保障转变；户籍登记，由城乡分割管理向城乡一体化管理转变；社区管理由村委员会管理下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向城市街道居委员会管理下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转变。而要实现这种模式的发展，需要充分尊重农民享有的土地发展权，改革现行征地制度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让农民参与分享土地资产性收益特别是土地增值收益；需要给予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让农民以企业化的方式组织起来，从事房地产业、加工业、服务业等二、三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转换和升级；需要配套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登记制度，向统一国民待遇的一体化管理转变；需要统筹协调解决农地转用、城镇建设、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迁村并点、土地整理、农用地保护、生态环境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社会保障、户籍登记、社区管理等重大现实问题。

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践还说明，在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让农民以适当的方式组织起来，提高其集体行动能力，让农民自己认知、表达并保障自己的利益，才能保证不被集体性地剥夺，才能保证其平等地参与分享改革、发展带来的收益。

参考文献：

刘守英：“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背景、原因及要注意的主要问题”，《国研报告》2001年11月16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南海土地股份合作制在探索中完善”，《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5月16日；

刘季芸：“南海市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促进了土地资本化”，载《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理论与实践》，中国大地出版社，2000年。

朱守银等：“南海市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试验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6期；

史金善：“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回顾与展望”，《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1期；

上海农村土地流转研究课题组：“上海市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模式的研究”，《上海综合经济》2001年第7期；

崔智友：“中国村民自治与农村土地问题”，《中国农村观察》2002第3期；

王小映；“土地股份合作制要慎行”，《经济学消息报》2002年1月4日；

牛若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前提和根据”，载《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理论与实践》，中国大地出版社，2000年；

黄桂田等：“企业与市场：相关关系及其性质”，《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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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合作制篇7

关键词：土地股份合作制 经济学分析

土地股份合作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集体福利目标和土地利用效率目标的统一，比较好地协调解决了农村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一度成为许多人积极推崇的一种制度安排①。有关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深入研究，刘守英（2001）、史金善（2000）等分析了这种制度安排产生的条件，朱守银等（2002）分析了从内部合约和管理机制完善这种制度安排的措施建议；崔智友（2002）、王小映（2002）等注意到了这种制度安排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可能带来的侵害与剥夺。从具体实践来看，土地股份合作制在成功推行的地方得到了当地大多数农户的同意，并且不能否认的是，在这些地区这种制度安排确实使许多参与股份合作的农户获得了高出其他地区农民的收益。这其中的差异包含了解释土地股份合作制最为重要同时也最富有启示意义的因素。为了增进对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全面深入理解，本文首先分析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的具体诱因，然后分析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特征以及这种制度安排的后果，最后进行小结。

一、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的具体诱因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创新是各类市场主体面临各种外部条件变化带来的获利机会而不断改进、创新制度安排以获取潜在收益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从制度创新的外部条件以及制度创新主体所追逐的潜在收益两个方面来分析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的具体诱因。

（一）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的外部条件

我国土地股份合作制形式的制度创新实践虽然在一些农区也有零星发生，但是，比较成功而又得以稳定持续发展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则主要发生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地带的大城市郊区农村，这些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高、二三产业极其发达、农业农村人口大量转移，正是这些因素成为土地股份合作制得以持续成功实施所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南海模式为代表，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模式为代表。

1．南海模式

南海模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起始于1992年，是我国比较早地得以成功实施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南海市（现为南海区）属佛山市管辖，与广州市毗邻，距离广州市中心区不到30公里。目前，全市已经建立农村股份合作组织近1870个，其中以村委会为单位组建集团公司191个，占村委会总数的80%，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组建股份合作社1678个，占村民小组总数的99.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3）。

南海市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基本做法是：（1）分区规划。即把全市肥沃的土地划定为农田保护区，并改分包经营为投包经营；把靠近城镇及公路的土地或山坡地划定为工业发展区；把靠近村庄的土地划定为商业住宅区。（2）土地及集体财产作价入股。将属于集体的各种固定资产和现存公共积累金扣除债务后按净值计算作价入股，将土地和鱼塘按照其农业经营收益或国家土地征用价格作价入股。作价入股后，把全村或全社的土地集中起来，由管理区（现行政村）或经济社（现村民小组）实施统一规划、管理和经营。在股权设置上，以社区户口为准确定配股对象，大部分村社设置了基本股、承包权股和劳动贡献股等多种股份，有的村社设置了集体积累股（约占51%）和社员分配股（约占49%），有的村社则没有设置或后来取消了集体积累股。（3）股利分配和股权管理。有集体积累股与社员分配股之分的村社，则按股权比例分红；只设社员分配股的村社，将扣除再生产基金、福利基金等后的剩余利润用于社员股利分红。股权在社区内可以流转、继承、增送和抵押（朱守银等，2002）。

南海市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民获得了稳定的集体土地资产收益，从而得到了当地大多数农民的认可。1994年到2000年间，多数地区农民的股份收益占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1/4-1/3，有的高达1/2（朱守银等，2002）。

2．上海模式

根据上海市农村土地流转研究课题组（2001）提供的资料，在上海市农村土地流转中，一些地区正在运行或试运行或即将运行一种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运作过程是，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给集体（村小组或村集体），然后由集体再入股到乡（镇）或更高级的特定组织，由这个特定组织运作入股土地并以固定的报酬返还给集体，集体再将所得的收益分配给入股的农民。这种模式被课题组称为上海市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模式。

根据课题组（2001）的介绍，上海模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的具体做法是：集体内部的农民将承包土地入股给其所属的村（组）集体，村（组）集体将农民入股的土地连同未发包到户的机动地“打包”后，以集体的名义再入股到特定的经济组织；特定的经济组织将各集体入股的土地集中起来，打破原有的界限，进行统一规划整理后，以出让、出租等形式将土地推向市场，形成一级农村地产市场；地产经过一级地产市场到使用者手中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使用者可以再依照法律和合同规定有偿流转。农民的股份可以继承、抵押、买卖，不过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特定的经济组织包括土地信托投资公司、土地信用合作社等，其担当的主要功能是：与村（组）集体签订合同，接受委托组织开展土地整理，提高土地价值；向市场供给土地，收取土地使用费；筹集、管理和投资股份土地基金，使其保值增值；支付集体和农民的所得。

上海模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在统一规划的引导下，促使农村居民住宅建设向规划住宅小区集中、工商业向非农产业区集中；保证了将土地收益投资于建设城镇基础设施，解决了城镇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也为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增加收入创造了条件。

（二）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的诱致性收益来源

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规模经济收益、外部性内在化收益、垄断性收益、土地增值收益、规避风险和损失的收益、规避政府管制的收益等，都可能引致制度创新。但是，这些潜在收益也可以通过产品和要素的市场流动得以实现。那么，在这些大城市郊区农村，为什么会出现超越一般农地流转形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呢？

首先，这种制度创新形式的出现，意味着这些地区面临着与其外部条件相联系的、其他许多地区尤其是一般农区不具有的潜在收益来源构成。我国土地资源禀赋存在地区差异，特别是各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农民可获得的非农就业机会不同，因此，由农业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流动转移带来的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的潜在收益就存在差异。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促进了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土地规模经营收益，因而不能排除土地规模经营带来的规模经济收益是引致这种制度创新的一种诱致性收益来源。但是，在我国许多人多地少的农业地区，规模经济收益诱致了农地流转，却并没有诱发持续成功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因此，仅仅从规模经济收益的角度是不能彻底解释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的。而从土地股份合作制发生的外部条件来看，在土地股份合作制得以成功实施的城市郊区农村，由高度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快速发展引致的、与用途转换相关联的潜在土地增值收益成为一般农区不可与之比拟的一种潜在收益来源，这一点从建设用地市场价格的地区差异上就可以反映出来。在这些城市郊区的农村，农地转用过程中的潜在的土地增值收益要远远高于可能取得的土地规模经济收益，因而是潜在的土地增值收益（这种潜在的土地增值收益在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后以建设用地的租赁收益等形式得以实现）主要诱致了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实践。

这一点在南海模式和上海模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中都能够得到验证。据有关资料（刘季芸，2000），南海市1998年全市农村股份组织的经济总收入为16.74亿元，其中农业土地投包收入为2.16亿元，占总收入的12.9%；非农土地出租收入为4.5亿元，占总收入的26.9%；物业出租收入为6.89亿元，占总收入的41.2%；其他收入3.18亿元，占总收入的19%。可以看出，来自农业土地经营的收入只占很小一部分，而来自非农土地出租和物业出租的收入达到了68%。而就上海模式来说，按照上海农村土地流转研究课题组（2001）的总结，上海模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为农民提供了四个方面的效用：就业保障的效用、生活保障的效用、直接收益的效用、土地增值的效用。这就是说，上海模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在保证农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的基础上，还保持了参与股份合作的农民从中取得的股份收益的稳定增长，而维持股份收益增长的途径之一就是农村集体土地的资产性收益特别是土地增值收益。

其次，这种制度创新形式的出现，意味着这些地区面临的、以土地增值收益为主的潜在收益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为当事者所实际获得。土地股份合作制得以成功实践的地区，建设用地更为稀缺，一般具有很高的市场价格，与之相邻的农用地相应地具有很高的潜在增值收益，而这种潜在增值收益只有在土地用途由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后才能实现。对于农地转用，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农地转用的集中审批管理制度和统一征用制度。按照最早颁布的《土地管理法》，除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公益事业用地、农民住房用地，其他新增建设用地需要占用集体农用地的，必须经国家统一征用将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后由县（市）政府统一供应；如果集体经济组织兴办乡镇企业或者以集体土地与城市企业联营、入股的，可继续保留集体用地性质，无需由国家征用。1998年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明确确立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后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农地征用制度，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除外。”规定：“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同时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的，应当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批准权限，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国家征用意味着被征地者只能得到征地补偿费用，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土地增值收益则要由县（市）政府以租税费的形式抽走。因此，在既定的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下，集体经济组织要想实际取得潜在的土地增值收益，就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规避国家土地征用的管制，而现行法律制度为集体经济组织这样做也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即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兴办乡镇企业或者以土地联营、入股的方式直接向地产市场供应集体建设用地。也就是说，土地股份合作制形式的制度创新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对国家土地征用管制的合法规避，才能实际取得潜在的土地增值收益。

当然，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地方以及内地一些大中小城市郊区农村，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后的潜在增值收益普遍很高，但是，并没有普遍发生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实践¶，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大多数城市政府对城市郊区农地转用所做的管制一般都很严格，必须由城市政府统一供应建设用地，或者由城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各类园区管理机构来统一征用集体农用地并在统一开发后统一供应建设用地；许多城市郊区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并没有形成强劲的、持续的、大面积的建设用地需求，只存在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土地联营、入股的方式与外来企业合作的个别案例；一些城市政府通过其他方式，如允许集体经济组织组建房地产开发公司，对部分需要转用的集体农用地在形式上办理征用手续后由村（组）集体自主开发建设，村（组）集体直接从农地转用和房地产开发中获取了较高的土地增值收益，从而使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没有了必要；等等。而南海模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创新之所以得以成功实施，不能不考虑到的一个极其特殊的区位条件是，南海市毗邻广州市区，但又属于佛山市管辖，其土地利用不受广州市的统一管制，同时南海市又是农业部确定的农业试验区，可以更好地利用区位优势和试验区的政策空间进行制度创新实践。上海和其他地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显然受到了南海模式的启发。不管怎样，无论是南海模式还是上海模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制度创新实践，由村（组）集体直接向地产市场供应建设用地，从而合法规避了国家土地征用的管制，避免了由城市政府抽去土地增值收益，实现了由农村社区实际取得和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目的。

二、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特征和后果

（一）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特征

许多学者从合作制和股份制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特征，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对股份制的改造，对合作制的发展。土地股份合作制把股份制引入合作制，实行劳动、资金及其他要素的联合，可以容纳多种所有制，聚集和融通各种生产要素，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发展社会生产力。比如，牛若峰（2000）认为，股份合作制是股份制与合作制两者的结合体，并从产权结构、要素联合、股权和决策制度、成员权利、利益分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方面分析比较了股份制、合作制与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差异。

1．合作化与一体化

从制度安排的形成分析，土地股份合作制一个最明显的制度创新特征是合作化，即土地股份合作制具有合作制的某些特征。这首先体现在这种制度安排在农户合作的基础上将分包到户的土地重新集合了起来，以便更好地取得合作带来的经济收益；其次还体现在这种制度安排为社区内每一个成员提供了均等的、基本水平的社会保障。

然而，土地股份合作制与其说是一种合作化形式的制度安排，倒不如说更是一种一体化的企业制度安排。与严格意义上的合作组织相比，土地股份合作制更类似于一种通过合作化的形式建立起来的一体化的企业组织。事实上，南海等不少地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就是以企业的形式出现的。上海模式的土地股份合作制，虽然表现为由农户、集体经济组织和特定组织组成的相互分离的多个组织体系，但是，将这些组织综合在一起来看，其本质的关系类似于企业内部的委托关系，其特定的经济组织如土地信托投资公司、土地信用合作社等类似于企业的经理人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更类似企业的股东。牛若峰（2000）将土地股份合作制所具有的一体化的企业性质特征做了具体描述：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明晰的产权关系；建立了有限责任制度，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照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了内部管理机制和经营系统。

从理论上讲，土地股份合作制之所以更是一种一体化形式的企业制度安排，是因为：土地股份合作制建立了包含土地、劳动要素投入的一系列长期契约关系；土地股份合作制通过要素合约，在农村社区内部实际上建立了一种企业内部管理关系。产业经济学所揭示的一体化的理由很多，包括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专用性投资风险、降低不确定性、降低信息费用、促进广泛协调、保障标准化的供应、消除外部性、避免政府干预、增加垄断利润、垄断某一产业、实施价格策略、消除市场垄断等等。就土地股份合作制来说，这种制度安排显然能够保证合法地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和垄断收益，并在更大的范围内协调土地利用。而从市场和企业的替代关系来看，黄桂田等（2002）对企业和市场关系进行的解释，对我们理解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一体化特征无疑也具有很大帮助。他们认为，企业契约是要素所有者之间为获得合作剩余而达成的协议，其基础是企业内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效益的提高以及技术或资产的集中使用导致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事实上，土地股份合作制不只保证了村（组）集体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实际获得和集体分享，同时也方便了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

2．股份化与集中化

土地股份合作制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并按照农户参与入股的土地资产的多少，进行收益的股份分红。土地股份合作制显而易见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这种将土地资产进行股份量化以实现土地实物集中，并按照股份分享收益的股份制。股份制一方面是按照公平原则实现土地合作化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它又是实现社区多重目标的一种制度安排形式。股份制照顾了农村社区的多种需要，比如为农村社区成员提供社会福利保障，为农村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筹集资金，实现自身的赢利和积累等；在股权设置上包含了集体股和个人股、基本成员股和普通发展股等名目不同的股份，有的地方按照社区成员的年龄设置股份，并且社区人员发生变化股份要跟着进行调整。可以说，资产和收益的股份化是土地股份合作制与其制度安排建立的方式以及社区的多重需要相联系而必然具有的制度特征。

土地股份合作制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制度特征是建立在一体化基础上的决策权的集中化。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地区，在以股份合作化的形式实现组织和管理形式的一体化同时，将分散在许多农户手中的土地集中了起来，把原来由众多农户在土地利用、经营、投资、处置等方面各自行使决策权的分散决策机制，改变为由村（组）集体或一体化的土地股份合作组织集中统一行使土地利用、经营、投资、处置等方面决策权的集中决策机制。决策权的集中化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土地集中起来后，由村（组）集体或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统一规划，统筹安排未来的土地利用方向，如统一划定农田保护区、建城区以及工业园区等；（2）按照统一规划，由村（组）集体或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统一组织开展道路、供电、上下水、通讯、煤气、绿化、公益事业、土地平整等基础性开发；（3）由村（组）集体或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统一进行对外招标，统一集中行使土地处置权，统一向地产市场供应集体建设用地；（4）由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统一集中收取地租或土地使用费等，统一进行土地资产经营性投资和土地资产经营性收益分配的管理。建立在土地集中基础上的决策权的集中化，意味着一种市场垄断力量的形成。面对日益增长的建设用地需求，这种市场垄断力量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获取土地增值收益。

综上所述，土地股份合作制正是以股份化、合作化的形式实现了组织和管理形式上的一体化，以股份化的收益分配形式满足了社区内部的多重需要以及将市场风险分散化，在一体化的基础上以决策权的集中化实现了对土地增值收益、土地规模经营收益等各类潜在收益最大程度的挖掘。

（二）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后果

1．土地股份合作制下的农村社区内部关系

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在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创新。在土地承包制下，农村社区内部的土地经济关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集体与农户之间以承包的方式按照政策和法律要求在土地承包合同中约定农户的土地权利与义务，由此农户对于承包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土地用途管制下农户可以独立做出土地利用、投资、处置等方面的决策，农户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转让、出租、继承；二是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经设立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排他性，这种权利可以在一定的效力范围内对抗集体经济组织，非特殊情况（如发生自然灾害使大部分土地损毁、土地征用等）集体经济组织不得随意调整、收回和处置农户的承包地；三是村（组）集体按照人人有份的原则进行土地发包，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进行土地调整，承包地成为农民最基本的生活、就业保障。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地承包制下的农村社区内部关系。

首先，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后，农民在土地实物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变为土地股份合作制中价值形态的股份，农民不再直接拥有土地实物上的权利。与此相联系，具有社员权、身份权和一定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变为股份制企业中的股权，农民的就业、生活保障由不动产上的物权保障转变为土地股份合作制下的股份收益保障。这种建立在股份收益上的保障和建立在直接附着于土地实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上的保障，具有了很大差别。建立在直接附着于土地实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上的保障是一种不动产物权保障，具有与不动产属性相关的稳定性、持续性。而土地股份合作制中的股份收益保障是一种相当于债权的保障，其保障程度将取决于土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收益水平和股份分红。如果股份合作制企业效益不好，股份分红很低，农民的土地权益、基本生活保障、就业保障等就很难保证不受侵害，而农民要想收回承包地也是不可能的。这在纯粹的农区必然是一个大问题，而在大城市郊区，伴随城市拓展和非农化进程，这种风险会随着城乡经济的迅速一体化而化解。

其次，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后，作为集体人的社区合作组织或合作企业成为实际的土地资产经营者和管理者，农民作为股份持有者在成为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的股东的同时，也成为其雇佣者。虽然许多地方的土地股份合作组织设立了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但是董事长等重要职位一般仍然主要由村干部交叉兼任（朱守银等，2002）。这里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在农民个人股份极其分散、集体股一股独大的情况下，由于面临很高的内部监督成本和管理成本，很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局面。

再次，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后，凭借土地增值收益和各类经营收益，农村社区的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增强，农民家庭化的、以土地保障为主的生活、医疗、就业保障等部分地纳入了企业化、社区化的货币形式的保障体系。比如，南海市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后，大部分村（组）利用集体资产股收益为农民发放退休金和升学参军补助，提供合作医疗保障；通过修建道路、学校、幼儿园以及环境绿化等，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2．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后的农村社区外部关系

在土地承包制下，按照有关法律，村（组）集体与外部的土地经济关系集中体现在因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等需要县（市）政府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上，即县（市）政府根据建设需要，可以征用集体土地。土地征用后土地权属性质由集体转变为国有，并纳入国有土地供应渠道，经营性用地以出让的形式供应给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县（市）市政府在农地转用、土地基础开发和土地出让环节收取土地增值收益；公益性用地则直接划拨给公共公益事业承担者。

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行，改变了农村社区与外部的这种土地经济关系。首先，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后，村（组）集体的集体行动能力和谈判能力增强，在此基础上由村（组）集体或土地股份合作组织按照统一规划，以联营、入股、出租等形式直接向城市企业等各类建设用地者供应工业区、商住区内的土地，合法地规避了国家土地征用的政府管制，形成村（组）集体透过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直接向建设用地者供应建设用地的渠道，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打破了县（市）政府垄断建设用地供应的格局，并将土地增值收益留归集体和农民，使村（组）集体和农民实际分享到了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再次，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后，由于农民集体性地获得了土地增值收益，并且依靠这种收益由村（组）集体或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区向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从而使农民参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机会成本大大降低。

三、结论和启示

（一）结论

第一，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主要由土地增值收益诱致的一种制度安排。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可以把农民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规划、统一安排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这样做除了可以促进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取得土地规模经营收益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以土地联营、入股的方式直接向地产市场供应土地，实现对国家土地征用的合法规避，将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留归村（组）集体。实际上，一些地区农村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之所以成功并得以持续，主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制度安排帮助农民获取了土地增值收益。可以说，是农地转用后的土地增值收益保障了土地股份合作制股份分红的不断增长，维持了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稳定发展。

第二，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特定条件下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我国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并取得成功的地区往往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高、二三产业极其发达、农村人口大量转移的地区。那些农业份额依然较高、面临市场约束和政策管制土地“农转非”困难或者建设用地收益不够高的地区，如果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由于农民的股份收益增长预期得不能到满足，农民就会要求退出土地股份合作组织、收回自己的土地，这样土地股份合作制就难以持续发展。实际上，即使在南海市，也并非所有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都取得了成功，在全市1869个股份合作社中有分红的股份合作社974个，只占52%；在191个村委会一级的股份合作社中有分红的只有34个，仅占17.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3）。显然，不具备特定条件的地区尤其是传统农区不可能大面积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从长远来看，在成功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大城市郊区农村，伴随城市扩张和非农化进程，实践中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也必将逐步向规范的现代企业演变，最终带动郊区农村融入城乡一体化化的社会经济体中。

第三，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一项实施成本相对较高的制度安排。从土地股份合作制的设立来看，对土地实物和其他财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和股份量化，在农村地区本身是一项成本很高的工作。从制度安排的目标来看，土地股份合作制一般被赋予了多重目标，既要为农村社区的成员提供社会福利保障，又要为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筹集资金，还要实现自身的赢利和积累。制度安排所追求的多重目标从根本上决定了这种制度安排的运行成本相对较高。

总之，土地股份合作制不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安排，也不是一项经济而又稳定的制度安排，不可能成为我国农地制度改进的基本模式。从普遍的要求来看，我国农地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在于建立和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制度。

（二）启示

土地股份合作制本身具有其特定条件和局限性，但是，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实践所昭示的事实却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启示意义。

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践从一个角度说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地转用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及其区域差异日益显现，如何在城乡之间公平分配这种土地增值收益，已经成为政府在土地政策改革和相关法律调整中必须予以正视和妥善处理的重要议题。在城市居民已经获得自有住房而可以获取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增值收益的今天，必须改革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建立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以保障农民集体性地参与分享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免受不公正对待。

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践同时说明，我国大中城市的城乡结合部特别是一些大规模建设拓展地区的农村，完全可以走一条与一般农区不同的、由城市带动并与城市社会经济直接对接的主动型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发展与城市经济相配套的房地产业、加工业、观光旅游业、流通服务业、环保产业、生态产业、特色农业等，使农村产业直接与城市经济对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向规范的企业化组织转变，如组建房地产开发企业、花卉园艺企业、物业管理公司、流通服务企业、物流配送企业等；农村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在保障农民个人权益、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由农户的分散决策直接向集中化决策转变，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工业园区、商务区、居住区、生态绿化区和城市特色农业园区等；在发展非农产业的基础上，农村社会保障由低层次的土地实物保障向企业化、社区化以至社会化的货币保障转变；户籍登记，由城乡分割管理向城乡一体化管理转变；社区管理由村委员会管理下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向城市街道居委员会管理下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转变。而要实现这种模式的发展，需要充分尊重农民享有的土地发展权，改革现行征地制度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让农民参与分享土地资产性收益特别是土地增值收益；需要给予农民更多的自，让农民以企业化的方式组织起来，从事房地产业、加工业、服务业等二、三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转换和升级；需要配套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登记制度，向统一国民待遇的一体化管理转变；需要统筹协调解决农地转用、城镇建设、工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迁村并点、土地整理、农用地保护、生态环境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社会保障、户籍登记、社区管理等重大现实问题。

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实践还说明，在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让农民以适当的方式组织起来，提高其集体行动能力，让农民自己认知、表达并保障自己的利益，才能保证不被集体性地剥夺，才能保证其平等地参与分享改革、发展带来的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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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南海土地股份合作制在探索中完善”，《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5月16日；

刘季芸：“南海市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促进了土地资本化”，载《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理论与实践》，中国大地出版社，2000年。

朱守银等：“南海市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试验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6期；

史金善：“社区型土地股份合作制：回顾与展望”，《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1期；

上海农村土地流转研究课题组：“上海市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模式的研究”，《上海综合经济》2001年第7期；

崔智友：“中国村民自治与农村土地问题”，《中国农村观察》2002第3期；

王小映；“土地股份合作制要慎行”，《经济学消息报》2002年1月4日；

牛若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前提和根据”，载《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理论与实践》，中国大地出版社，2000年；

黄桂田等：“企业与市场：相关关系及其性质”，《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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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合作制篇8

论文关键词 治理结构 股东会 表决机制 加权

股份合作企业是一种依照法律设立的，资本与合作共融、股东以所持股份为限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企业以其全部资产承担责任的封闭式资合性法人企业。企业治理结构尤其是股东会表决机制是企业法人独立人格的要求和当然内容。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对提高股份合作企业经营效率，形成有效决策至关重要。因此，科学设置组织机关、管理机制等治理结构是股份合作企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股份合作企业治理结构的基本问题

股份合作企业治理结构设置的基本原则，根据学理归纳，主要有以下几条：

1.参照有限公司原则；作为一种吸收了股份制因素的企业法人，股份合作企业与公司法人存在许多共性。它有必要而且能够参照有限公司的治理模式构建自身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各机构的权力与公司基本相同。

2.治理结构简化原则；股份合作企业的特征说明，其本身就是熟人间的一种组合、创造，职工、股东主要是长期在一起共事的单位人、集体人，股东、资本均具封闭性，而且主要是中小型企业的选择形式，为节约成本计，简化治理机构就成为设置组织机构的原则。

3.自由选择治理结构原则；股份合作企业更多的适用于中小企业，一般规模较小、人数较少；设置哪些机构，则应由企业章程自由决定。根据上述原则，股份合作企业治理结构的基本构成如下：（1）股东会为企业最高权力机构、必设机构，根据是否与董事会合一，其职权也有不同，但总体来说，职权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基本相同。（2）董事会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3）监事会以不设置为原则。股份合作企业多规模小，人数少，视距短，企业的日常活动都在职工、股东的视线范围内，设置监事会徒增企业成本。（4）经营与营利是企业的存在目的，决定经理为股份合作企业的必设机关、经营机构，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5）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可以是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由于股份合作企业各治理机构之性质、地位、职权与有限公司基本一致，因此可以直接参照公司法设定。下文仅就股东会、董事会、经理的部分问题进行讨论。

二、股份合作企业的股东会

股东会与职工会是否合一，现行法律规范存在着不同的作法。一是分设型。《轻工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第21条规定：“企业设立股东会的也要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职工（代表）大会为民主管理机构。”该条也明确了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和表决办法。二是企业自主决定型（或曰无明确规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规定》第34条规定：“股份合作制劳服企业可实行股东大会和职工大会合一制度。”三是合一型。《江西省股份合作企业条例》第15条规定：“股份合作企业实行职工大会和股东大会合一的制度，职工（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权力机构。”北京市的规定也属于这种类型。全员性是股份合作企业职工股的特点之一，如若职工全部入股，则股东会和职工大会合一无任何异议。然而，全员性也允许少数非股东职工的存在，若设置职工会不设股东会，股东与非股东按照同一表决机制决定企业大政方针，将直接影响股权的激励机制，与资本企业性质相悖。分设型的立法，考虑到了非股东职工的存在，却也增加了本身规模有限的股份合作企业的负担和运行成本，而且该企业中，绝大多数股东和职工的身份是双重的，会议分设职权又当如何分设，易生事端，徒增成本，与效益、效率相悖。笔者认为，应该保留股东会，不设职工会，即股东会吸收职工会，非股东职工（或其代表）可以列席股东会，其利益诉求可以通过企业工会表达。

三、股东会的表决机制

（一）相关法律规范中的不同规定

1.一人一票制。一人一票制，即每位股东按照人头都享有一票表决权，而不考虑股东持股额的多寡。《陕西省股份合作企业条例》第20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代表会由股份合作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指定的人主持，表决时采取一人一票制。”《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第41条规定：“每一股东代表享有一票表决权。”《江西省股份合作企业条例》也规定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机制。

2.一股一票制。一股一票制，即指按照股东持股额多少分配表决权，持有一股即享有一票表决权，表决权数与所持股份数成正比例关系。《湖南省股份合作制企业试行办法》第25条规定：“股东大会表决议案必须有代表半数以上股权的股东通过。股东按股权行使表决权。”从实践来看，相当多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实际采用的是一股一票制；山东诸城、周村两地多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采用了一股一票的表决机制。

3.一人一票与一股一票相结合。一人一票与一股一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1）根据股东会决议事项的不同，分别实行一人一票或一股一票制。《北京市城镇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办法》规定，股东大会的表决采用一人一票和一股一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下列事项做出决定采用一人一票制：决定董事、监事报酬事项；审议批准董事会报告；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修改企业章程；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对下列事项做出决定采用一股一票制：决定企业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董事、监事；审议批准企业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对企业增加、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合并、分立、破产、解散和清算等事项做出决议。（2）一人一票基础上适当加权的制度。即在股东会表决时原则上实行一人一票制，但是适当增加较大股东的票数，即适当考虑股东持股的差距，对持股多的股东给予相应增加票数。 《河北省乡村股份合作企业条例》第34条规定：“股东（代表）会会议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对较大股东可以适当增加投票人数。每个较大个人股股东投票人数最多不超过三人。”

（二）对前述规定的评价及笔者的主张

“无论一人一票制还是一股一票制，历来被认为是合作制与股份制最明显的区别，在涉及到股份合作制的问题时，学者也认为，正是这二者的区别，是使合作制与股份制交融于一体的最大的障碍。” 主张一人一票制的立法与观点，通常认为股份合作企业是合作制的一个支脉，是吸收了股份制因素的合作制企业形态，因此才应实行体现职工民主管理的一人一票制。把股份合作企业作为一种股份制经济，是吸收了合作制良性的股份制经济形态，或者说更加注重股份的作用。单纯的一人一票或一股一票的作法都是以股份合作制某一因素作为考量的基点，都有其固有的弊端。单纯的一人一票制的作法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单纯的一股一票制的作法，无法体现股份合作企业合作民主的特点，职工民主管理的初衷难以保障，而且多持股者享有多数表决权，会使大多中小股东的表决流于形式，加之该种企业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易使企业被少数人控制，同改制或设立此种企业的目的相悖。

根据股东会决议事项的不同，分别实行一人一票或一股一票制的作法，看到了单一表决办法的利弊。但决议事项如何划分，难以把握，同一企业中的事项是相互联系的，机械的划分，不利于企业的规范运作。

笔者赞成在一人一票基础上适当加权的作法。首先，一人一票为基础，突出了该类企业劳动民主的特点。适当加权的作法，考虑到了资本因素在企业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发挥较大股东和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促进企业发展。其二，适当加权的作法，有利于筹资，扩大规模。资本形成的封闭性使该种企业不能从外部吸收资本。而加权的作法，有利于吸收内部职工多投资；同时，“适当”的加票也在其他股东能够容忍的限度内，不会改变股份合作企业股份民主和劳动民主相结合的制度特征。其三，一人一票基础上适当加权的作法是当今合作制企业治理结构的发展趋势。一人一票制本身是合作社治理机制的优点与传统，但随着现代合作社对资金需求量的激增，为了吸引更多的资金，许多合作社开始赋予大股东较多的表决权。例如在德国，对某些对合作社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社员，在章程中可规定他们最多享有3票的表决权，而且这一多票制只适用于简单多数表决制；美国有的州的合作社立法也有同样的规定。 法国合作社有允许一个社员可享有一个以上表决权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合作社法”对于联合社代表的产生方式也允许参照出资比例。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有同样的规定。 既然体现劳动民主的合作社可以对出资较多者增加表决权，则具有股份制因素的股份合作企业就没有必要严守“一人一票”的阵地。同时，国际和我国的合作社立法也为适当加权提供了借鉴经验和作法。

（三）一人一票基础上适当加权的规制

在肯定了一人一票基础上适当加权的作法后，重点在于如何把握加权的幅度。股权均衡是股份合作企业的本质要求。但绝对均衡存下如下弊端：首先，没有考虑到各个体职工的实际情况。职工之间存在着资金量，信心，参与企业管理程度等差别，不同职工出资的积极性不同，绝对均衡的作法为愿意多出资的股东关闭了大门。 其次，绝对均衡的作法，片面强调股东均股，企业人人所有，人人作主，极易形成新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再者，绝对均衡使经营层和一般职工享有相同的剩余索取权，扼杀经营者和能人的积极性，造成自身有限管理资源的浪费，在企业决策中不易达成有效决策，导致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制约企业发展。

绝对均衡存在弊端，持股份额差距又不能太大，如何平衡？1995年到1998年的四部股份合作企业的立法草稿对职工个人入股额的差距都规定为十倍，1996年股份合作企业立法草稿规定的十倍是“最高持股额不得高于最低持股额的十倍”，而1997年和1998年草稿的规定是“最高持股额不得高于平均持股额的十倍”。

股份合作制篇9

一、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过渡期”面临多种竞争压力

（一）面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竞争压力。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是整个金融改革的重点，建立具有高效运作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将是改革的基本目标。此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快了战略性调整和改革步伐，其主营业务有进一步向大中城市集中之势。而在“过渡期”内，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大中城市为基地进行规模扩张仍将是发展的基本轨迹，这势必会加剧二者在大中城市为争夺市场特别是优质客户资源展开更为激烈的竞争。

（二）面临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及金融同业的竞争压力。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在过去10年得到了超常规发展，1990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股票、债券融资余额之比为99：1，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为93：7；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与股票、企业债券融资增加额之比由96：4上升到72：28，10年上升了24个百分点，这种异乎寻常的发展使股份制商业银行正在失去最优秀的（贷款）客户资源。照此速度发展下去，再过10年，金融结构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进一步直接融资的结构，债券市场（公司债、市政债等）还没有得到适当的发展。而在发达国家，债券市场规模往往超过股票市场规模。美国的股票市值相当于GDP的168%，债券相当于143%；日本的股票市值为GDP的96%，债券为136%；欧盟15国股票市值为GDP的92%，债券为82%；全球统计债券相当于GDP的95%.我国2001年末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托管的债券，再加上凭证式国债，总共为27941亿元，只相当于GDP的29%.无论是从国际经验看，还是从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来看，我国债券市场的需求和发展潜力都是非常大的。债券市场的发展，将会进一步加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营销难度。在银行与证券、基金、信托、保险分业经营框架暂时不变的情况下，股份制商业银行将不得不面临非银行金融机构分流金融资源的巨大压力。

（三）面临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外资银行已在中国入世前基本完成了以沿海大中城市为基地的战略布局。截至到2001年末，外资银行已在我国设立214家代表处，设有外资、合资银行-13家，外国银行分行158家，其他外资金融机构18家，已有31家营业机构获准从事人民币业务，贷款余额185.36亿美元，资产总额达到450.48亿美元，比1991年的42.9亿美元增加了10倍多。面对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发展机会，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各类外资金融机构将会进一步扩大在华业务。根据调查，外资银行的客户重点将会放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三资企业和金融同业方面；业务拓展重点将会放在投资银行业务、公司业务和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跨境型和批发型产品、信用卡产品、国际结算产品、外汇资金及各类衍生产品）等方面；业务拓展空间主要是沿海城市市场；竞争的手段主要是化的服务、营销和全球服务；竞争的核心就是为了利润。所以，无论是从竞争地域来看，还是从客户选择与产品营销来看，外资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与业务重点几乎都是不谋而合，双方为争夺资源，巩固和提高市场占有率而展开的竞争将日趋激烈。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体制、经营理念、优质客户资源和优秀人才资源、金融创新、投资与风险管理等方面都将面临外资金融机构的严峻挑战。

（四）面临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标准国际化的压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实行更加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这意识着我们不仅要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协作，享受分工所带来的提高资源使用与配置效率的好处，而且也要接纳和紧跟世界经济、金融与贸易一体化、全球化的潮流；严格遵循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由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及银行监管部门组成的巴塞尔委员会所制定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所确定的各项基本原则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重视，有关资本标准、风险评估、风险计量标准、风险与信息披露范围、银行治理准则等越来越成为国际银行业的监管标准。新的资本协议为那些即将采用的银行安排了3年左右的“过渡期”，即在2005年开始实施，这对走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能否在短暂的“过渡期”内做好充分的准备，尽快在中国率先采用新的资本协议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此外，股份制商业银行还存在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与政策性银行等其他金融同业的竞争等。但这只是事物发展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恶性竞争和无序竞争，市场参与者往往又会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在有序竞争中实现“双赢”或“多赢”，从而在竞争中就孕育了合作的基础，这又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

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过渡期”面临多种合作机遇

（一）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战略合作。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处于垄断地位，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股份制商业银行与之进行合作，可以充分利用其各种资源为己服务。例如，在票据业务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其庞大的系统查询票据的真伪，可以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充裕的票源开展票据承兑、贴现和转贴现业务等；在银行卡业务方面，可以利用其广泛分布的营业柜台，开放柜台收卡业务，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股份制商业银行因网点过少而卡钱难（能）进的，极大地方便持卡的用卡便利；在信贷业务方面，可以发展联系授信、银团贷款、贷款转让、贷款互换、贷款担保等业务；在不良贷款清收方面，可以互通信息，联合追债，联合抵制和制裁恶意逃废债的企业。应该说这种业务合作的空间是非常广泛的。目前，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都与国有商业银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但在具体的业务合作方面进展不大，影响合作推进的主要障碍是利益分配机制问题。因此，设计出按分享资源的多少分配利益的制度安排至关重要。

（二）股份制商业银行相互之间的战略合作。针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两头”的巨大压力，股份制商业银行越来越意识到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开拓生存与发展空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2001年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行长聚会长沙，本着“循序渐进、平等自愿、合作互利、团结互助、风险共担、共同发展”的原则，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协商，通过了（长沙宣言），提出股份制商业银行相互之间要在公司业务、国际业务、零售业务、网上银行、资金清算、资产，保全、信息技术、人才培养、产品创新、联合收费、相互等方面加强全面合作的战略意向。在上海APEC会议前夕，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联合发表了《苏州协议》，强调了要尽快将战略合作意向转为具体的合作行动，随后正式建立了10行合作项目推进联络与协商机制。目前，第一批合作项目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随着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合作的不断深入，股份制商业银行相互之间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的效应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市场竞争力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三）与非银行金融同业的战略合作。虽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直接分流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社会资金来源和客户资源，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减少了信贷市场需求总量，从而减少了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收入来源。但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发育与成长又为商业银行发展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业务提供了新的机会，特别是增加了商业银行的投资品种，扩大了商业银行的投资渠道。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业务的多样化发展，而且也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和风险资产总量，提高商业银行资金配置效率。根据各家商业银行近年来所披露的损益情况，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实际上是严重亏损的，银行的最终利润来源完全是靠非信贷资产运用（主要是投资国债、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及国外投资等）所取得的。这意味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商业银行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并不是什么商业银行“恐龙”的来临，即使是在资本市场非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商业银行仍然居于重要地位。为了适应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商业银行应当主动加强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战略合作，。围绕资本市场的深化，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一道，实施联合营销、综合营销和交叉营销战略，为各类客户提供多功能、综合化的金融产品服务，相互促进，共同开发出更多的金融产品，扩大金融市场容量，形成新的业务增长点。

（四）与外资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随着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外资金融业的合作将会成为崭新的亮点。从战略上看，加强与外资银行业的战略合作有利于双方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在中国境内的外资银行既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本身存在内在的联系。但由于内、外资银行在经营理念、资本实力、经营业务范围、产品与服务种类、风险控制与管理水平、盈利能力、市场占有率等方面所存在巨大的差异，尤其是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外资银行大都是实力强大的跨国金融集团，按照国际金融惯例和国际金融标准从事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在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时又面临如何适应中国法规要求，适应当地消费者习惯的问题，因而急需要推进本土化战略，以尽可能满足当地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所以外资银行在拥有强大综合竞争优势的同时也会显示其相对劣势。而正处在高速成长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总体竞争劣势中也积累了一定的比较竞争优势，如基本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架构；与一批优质客户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市场拓展能力比较强；技术进步快；善于主动接受新事物、新观念，存在强烈的金融创新愿望与内在冲动。内外资银行所存在的差异同时也就是双方合作的基础。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对外资银行业来说，有利于尽快熟悉了解中国的经济、金融法律法规和金融业的运行情况，有利于了解和掌握中国消费者的习惯，有利于采取合适的市场营销策略和营销手段，有利于确定目标客户群体，有利于增加人民币资金来源渠道。对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有利于借鉴先进的经营理念，有利于引进先进的金融管理技术、金融产品和市场营销技巧，有利于扩大境外业务营销渠道，有利于引进资本，完善内部激励与约束机制，有利于建立健全内控制度，提高风险管理与控制能力，有利于加快人才培养。总之，加强内外资银行的合作，可以起到优势互补，弥补各自的劣势和不足，合作既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积极可行的。

从策略上看，尽早加强与外资银行业的合作还有利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争取主动权。在入世后的“过渡期”内，对外开放市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开放的步伐会越来越快，但仍然是一个不完全开放的市场。所以，对于外资机构来说，客观上还存在市场准入“排队等候”。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紧紧抓住部分外资金融机构急于想进入中国市场以抢占先机这一契机，主动提出加强与外资金融机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争取合作的主动权。一旦“过渡期”结束，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渡过了“磨合期”，取得了长足的，到那时，我们再提出与外资银行进行战略合作，就有可能处于被动状态，就难以掌握主动权。因此，股份制商业银行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宝贵的“过渡期”，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与外资银行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既迎合了外资银行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是自身长远发展的需要。

从具体的合作和合作方式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合作的最重要方式是通过股权合作，建立战（策）略同盟关系。根据金融部门对外开放的国际经验，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扩大对外开放后，外国银行的所有权或外资银行控制的银行资产比例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而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西方一些金融专家认为，这主要是的限制、公众对银行有充足的信心、不（必）遵循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规定和其他审慎的标准等因素造成的，如果需要增加资本，可以通过增加公共部门债务进行注资。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却比较困难，因为在转型期一直存在财政紧约束。从表面上看，政府的显性公债并不高，但如果加上政策性银行债券、资产管理公司债券、国有商业银行新的不良资产、国有的亏损、养老基金的欠缴等隐性债务后，政府的总体债务负担是十分沉重的。因此，解决银行资本不足除了通过上市向公众募集资本外，另一条重要出路就在于引进外资作为战略投资者。，除光大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银行和南京市商业银行等个别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已引进外资股以外，多数银行还没有外资股。许多实证都表明，外资银行比国内同业具有更高的资产盈利能力和边际利润率。因此，加强与外资银行的合作，首要的考虑或者说合作的突破口就是引进外资，这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国内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和资产盈利能力，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股权合作与外资银行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外，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可探索与外资组建合资金融机构，有条件的内资银行也可以参股外资银行，建立策略性联盟。

通过具体的业务合作，建立业务互动机制，也是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内容。由于中外资银行在产品、客户和市场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因而为具体的业务合作提供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在公司业务方面，针对境内外一些大型融资项目，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与外资银行联手提供银团贷款；对于需要本外币混合贷款的项目，二者可以分别提供本币和外币贷款；当提供贷款的银行双方需要不同货币时，还可以实行货币互换；也可以通过资金市场调剂各自的头寸、币种结构、储备资产结构和不同币种的期限结构，从而可以大大提高现金管理、资产管理、利率管理和汇率管理水平。在私人业务方面，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代收外币卡，与外资发卡单位合作发行联名卡、贷记卡、国际卡，引进国际上成熟的个人信用评估系统，发展各类消费信用产品。在中间业务方面，外资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互为行，相互提供本外币结算、清算服务，加强信用证业务、国际保理业务和福费廷业务等贸易融资产品方面的合作。此外，股份制商业银行还可以根据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引进新的金融产品，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由于外资银行大多数是全能型银行，可以从事银行、保险、证券和投资等综合性业务，而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受分业经营的限制，业务范围还受到现行法律法规的制约。通过中间业务合作，可以有效促进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朝综合化方向发展。通过经济金融技术、信息、数据交换，产品开发与风险管理经验的交流，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股份制商业银行还可以利用外资银行作为境外培训基地，培养国际金融专业高级管理人才，以适应金融全球化、国际化发展的需要。总之，外资银行的进入，为股份制商业银行扩展资产、负债等传统业务和中间业务、国际业务提供了新的巨大的运作空间。

（五）与香港金融业的战略合作。内地股份制商业银行加强与香港金融业的合作，可以说是与外资金融合作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更为具体的层次。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最大的银行中心之一，全球最开放的保险业中心之一，亚洲最重要的股票、债券、基金、外汇和黄金交易中心之一。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相比较，香港拥有“最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没有外汇管制和利率管制，港币是完全自由可兑换货币；各类金融机构资金实力雄厚，各类金融市场健全、发达，拥有化的通信设备和结算系统，金融法律与法规完善，市场监管手段先进，各类专业人才充实，具有优秀的管理经验和不断的金融创新机制。这些都为进一步繁荣和促进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也还存在某些局限性，就其和服务范围来看，还主要是一个地区性的金融中心，资本来源和去向90%以上与亚太地区有关，且主要集中于日本、中国内地、东盟和美国，中心的地位还受到和新加坡等地的潜在竞争。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与内地金融业在互设分支机构、建立战略性投资与业务合作关系、加强信息交流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双向合作都得到了新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内地银行业与香港银行业的合作，将会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与潜力，形成优势互补。对于香港银行业来说，可以进一步拓展内地市场，扩大对外影响力和辐射范围，分享内地经济持续增长和金融深化所带来的好处，从而可以进一步维护、巩固和提高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内地银行业来说，可以和借鉴香港银行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充分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人才培训基地，学习和借鉴最为先进的国际金融管理和技术，培养金融管理人才，特别是最为紧缺的国际金融高级专门人才；透过香港发达的资讯信息管道可以更迅速地了解国际金融动态，加强与国际同业的联系，以进一步促进内地银行业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主动迎接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的挑战。

目前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与香港银行业主要是在行方面进行业务合作，并签署了一些合作协议，多数是关于国际结算、贸易融资、清算、贷款等项下的专项业务合作协议；少数是全面合作协议。从协议的具体执行情况来看，专业合作领域还比较窄，没有发挥出股份制商业银行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本币业务的相对优势；全面合作协议文本基本上还是框架式的，缺少实质性内容。为了适应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新形势的要求，内地股份制商业银行与香港银行业的合作目标应该是逐步探索建立战略联盟，实现优势互补，提升两地银行业的整体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双方应遵循“对等、互补、互惠、互利”的合作原则；合作的方式可以是股权合作；也可以是具体的业务合作，或者是通过技术援助以加强技术、信息以及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的合作；合作的重点领域应放在票据市场、同业拆借市场二债券市场、银团贷款市场、外汇交易市场；合作的重点产品应放在结算产品、清算产品、票据产品、银行卡产品、信用证产品、外币资产管理产品等方面。通过扩大合作领域，加深业务联系，以逐步推进区域金融一体化的发展。

股份合作制篇10

一、公司的基本情况

***有限公司前身是**市磷肥厂，建于一九年，于一九九八年从**市磷肥厂转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即现在的*****有限公司。公司长期从事化工生产，产品有工业硫酸、磷肥、涂料，年生产能力分别达到3万吨、6万吨、500吨，年产值约2000万元。公司生产厂区占地3.6万平方米，有四个主要生产车间，多个附属部门，机构健全。全公司现有固定员工248人（统计至2005年2月1日止），注册资金150万元，其中员工持股53%，集体持股47%。经多年的扩大发展，企业现有净资产618万元。2004年完成产品销售收入1631万元，实现利税59万元。

****有限公司是乐昌企业转制试点单位，由于经验不足，未完成企业产权和职工身份“两个置换”工作，所以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如股权分散，产权不清，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产生了新的大锅饭思想，与现代企业制度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为彻底实现“两个置换”，为了企业的发展，公司的全体员工期待着改革，期待着企业进一步清晰产权，期待企业能以现代企业制度的全新面貌出现。

二、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的

（一）改革的指导思想

1、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中共**市委、市政府颁发的乐发[2004]25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集体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规定》的文件和《公司法》为依据，积极探索产权多元化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和实现形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

2、坚持以企业产权制度为改革的主线，着眼于制度创新，实现产权多元化，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

3、坚持以人为本、以法治理、科技兴企，确保企业资产保值和增值。

4、积极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5、公司实行企业内部员工持股，组成企业全员持股、经营者持大股的产权多元化企业，民主管理，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二）改革的目的：通过实现企业的“两个置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新公司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三、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我公司建立以来至2004年8月31日止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具体资产评估情况如下：

1、评估固定资产：333.47万元，其中建筑物248.51万元，设备84.96万元

2、评估总资产：1606.82万元

3、评估总负债：988.75万元，资产负债率59.91%

4、评估净资产：618.07万元（含土地使用权533万元）

四、改革形式

员工扩大股金份额，与外商合资重新组建新公司，新公司名称暂定为****有限公司。根据上级部门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实际需要，原公司人员实行全员解除劳动关系，按*府[2004]77号文实行一次性经济补偿，分流人员的安置可实行双向选择，愿意到新公司上班的人员，可继续留任新公司，不愿意留任的领取了一切经济补偿和原现金股之后可自由选择就业。

五、安置各类人员及有关费用

1、解除劳动关系员工的经济补偿分两次计，第一次是截止到2002年2月前的，补偿人员104人，合计总工龄1752年，共计经济补偿金约88.23万元。第二次是2002年3月至2004年12月止的，按照乐府[2004]77号文件精神执行，补偿人员85人，合计补偿总工龄255年，共计经济补偿金27.52万元。两次共补偿职工115.75万元（见表一、表五）。

2、根据*府发[1997]59号文、乐府发[2001]83和87号文精神，距法定退休年龄五年以内及男年满30年工龄、女年满25年工龄的内退人员共31人，需一次性缴清社会劳动保险费、生活费和医疗保险费等共122.7万元。(见表四、表五)

3、根据*府发[2001]83、87号文精神,提取离退休人员132人，大额医疗互助基金1200元/人，医疗保险费16351.92元/人，合计约231.7万元。（见表三）

以上一至三项合计470.15万元，减除以上三项后公司的净资产为-385.08万元（不含土地资产）。

六、新公司的股份构成

新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本金总额161万元，由全体股东自愿认购。

（一）员工个人股以现金购买，普通员工股为每股面值1万元，新提拔的各级职务人员要按标准扩股。

（二）持股条件：

工作满5年以上，年龄在25~55周岁以内，没有违法乱纪、受过行政处分的公司员工，均可报名参股。

（三）分配方案

员工入股原则实行自愿方式。员工买断工龄的经济补偿款可作为现金的部分股本参股，不入股的员工（不包括已符合内退的员工）领取了解除劳动合同的一切经济补偿和原现金股本后，如愿意继续留在新公司工作的暂定为临时工，不愿意的可自由选择就业。

考虑到新公司要筹建10万吨硫酸生产线，所需资金缺口比较大，所以鼓励职工积极认购，不限制公司的总股本。

1、认购范围（暂按原有职务为认购参考标准）

①员工个人股的认购范围为1股以上。

②班长认购范围为2股以上。

③中层管理人员认购范围为3股以上。

④班子认购范围为6股以上。

⑤经营者认购范围为10股以上。

以上所有认购的股金额不能超过30股/人。考虑到经营领导班子和中层领导干部是决定企业命运的中坚，肩负较大的责任和风险，特别是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是企业命运的决策者，责任相当重大，必须有较大的决定权，本着风险同担、效益共享的原则，他们应该占有较多的股权。

认购结束后，即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监事、工会，由董事会讨论组建生产经营领导班子和确定中层领导干部。董事长是企业法定代表人。

2、股份转让：股东不得退股。在职员工个人所持有的股份可以按照企业章程规定转让。

七、股权管理

（一）企业根据每年股东大会决定的分配方案比例进行红利分配。

（二）股权证为股东股金的证明，红利一年分配一次，股东凭股权证领取，并按照国家规定交纳个人所得税。

（三）员工个人股为股东对企业的投资，不得退股。但遇到股东死亡、调离、辞职或企业辞退、除名、开除等情况，按企业股权管理规定办理。

（四）企业股份的扩大由股东大会根据企业发展情况决定。

（五）企业当年无利润时，不得分红。

（六）企业的全部股份均按比例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股值随企业净资产的升值而升值，随企业净资产的贬值而贬值。

八、管理体制

（一）本企业实行股东代表大会制度，股东代表大会是企业的权力机构，股东代表大会行使的职权，参照《公司法》和广东省股份合作企业条例由企业章程制定。

（二）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常设决策机构，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股东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并向股东代表大会负责，董事会设董事3人。其行使的职权参照公司法。

（三）企业设立监事一人。

（四）董事长是企业法定代表人。

（五）股份合作企业设总经理，由董事长聘任或兼任，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其职权参照公司法和企业章程制定。

（六）经批准成立股份合作企业后，依照中国共产程，健全股份合作企业的基层党组织。

九、组织工作

（一）成立进一步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组长：***

副组长：***、***版权所有

组员：***、***、***、***、***

（二）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分组组织干部员工学习、了解和掌握有关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知识，召开职工讨论改革实施方案草案，实行摸底，了解民意，进一步起草改革实施方案，送股东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三）筹组股东代表大会，依法制定股份工作企业章程。

十、请上级领导和政府部门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考虑到公司搬迁和新厂建设所投入的资金较大（约4200万元），而企业目前通过经济补偿解除员工劳动关系后，所剩资产无几，异地搬迁困难十分大，建议市政府或有关部门对我公司提出的以下条款给予支持和解决：

1、认真执行市政府*府函（2004）36号文关于“****有限公司搬迁有关问题的批复”的指示精神，确保企业顺利搬迁。

2、请政府及有关部门就我公司1990年为**纸厂担保贷款一案（属政府行为，是原乐昌经委下文要求担保的，金额约443万元）与银行协商，免除我公司第二责任人的责任，消除443万元的债务。

3、请市政府、市财政局为我公司核销1989年~1993年间计划经济时期由省财政厅有偿借给我公司的技改和创新周转金（该项资金是由我市财政局督办的，现还剩110万元）。

4、尽快落实好新公司地址10万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属问题。

5、我公司现有的35600平方米生产经营性土地希望能早日挂牌拍卖，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我公司的搬迁费用，同时应减免出让金的费用。

附表：一、2002年2月前的经济补偿表

二、2002年3月至2005年2月止的经济补偿表

三、退休人员应提费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