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理论范文10篇

股份制理论范文篇1

中图分类号：FO—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730（2000）02—0010—18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对股份制进行了深入考察和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股份制理论，对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研究股份制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股份制时，股份企业制度还处于雏形，马克思对有关股份企业制度的一些结论只是通过理论分析得出，并未经过实践检验，这就意味着这些结论的确立必须依赖若干前提条件，搞清楚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的股份制理论极为重要。

1.人力资本零增长假设。马克思所描述的股份制度之所以与后来实际发展状况有所偏离，与他抽象掉人力资本有关。在马克思看来，股份企业中主要涉及两种类型的人——拥有资本所有权的资本家和出卖劳动的劳动者（广义上说也包括经理），这两种人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即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由于资本家不劳而获，所以，马克思称之为“多余的人”。资本家即股东之所以成为多余的人，是相对于他们对剩余价值没有任何贡献而言的。事实上，在股份企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股东的“用脚投票”和“举手投票”行为不仅影响企业利润水平，且一部分股东的确付出了一定的决策劳动，有时股东的决策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如果承认劳动力是人力资本，那么劳动者对其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就和资本家对其物质资本的所有权至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工作越复杂，岗位越重要，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就越高，劳动者就越有发言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与完善，分工、协作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显然，资本家只有让渡相应的财产和企业利润，才能取得劳动者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现代股份企业常常出现劳动者参与分配企业财产权或企业利润的现象，这与现代社会人力资本迅速增长，其重要性日趋显露有直接的关系。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经理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知识，形成人力资本的积聚，并据此参与企业收入分配。总之，马克思的分析，抽象掉了股东和经理的人力资本因素，并假定述劳动者的劳动力是静态的，没有考虑教育等因素引起的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问题。

2.完全信息假设。即使假定人力资本零增长，劳动者也有可能索回部分剩余劳动，因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是一项“主动资产”，这意味着劳动力的定价是私人信息。即是说，只有劳动者本人知道自己的技能和知识水平，资本家无法准确判断，也就无法准确定价。同时，劳动的供给是由劳动者本人控制的，在计件工资不适用的场合，资本家可以延长劳动时间，却无法任意提高劳动供给水平。马克思假定劳动力是公共信息，资本家很容易知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质的高低与量的大小，同时他还假定了监督成本为零，资本家能准确判断劳动供给水平，在完全信息条件下，资本家取走了全部剩余价值，并获得了对劳动者的完全控制。所有这些假设都是隐含的，一旦放松假设条件，我们便会看到，劳动者利用人力资本的私人信息，确实为自身争取了一些应得的权益。

关于股份制的产生

股份制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社会就已开始出现股份制的雏形，然而，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制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对股份制产生的研究，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单个资本数量有限与有效生产所需最低资本额不断提高的矛盾是股份制产生的直接原因。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由于所需资本的最低限额不足，国家不得不对这些私人企业进行补助，这就促使某些享有合法垄断权的企业的形成，这些由过去独资性质的私人企业转化为国家投资与私人资本合股或私人资本之间合股经营的企业，这就是现代股份企业的前驱。对此，马克思写道：“单个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要蛹化为资本家而必须握有的最低限度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另一方面，促使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的形成，这种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343.）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股份企业数量不多，规模不大，组织简单，主要以满足在货币转化为资本过程中所必需的价值额为目的。18世纪产业革命的兴起，推动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创办一个大型企业所需的最低投资额也在不断增加。往往超过了单个资本家的投资能力，单纯依靠资本积聚已远远不能满足扩大再生产追加资本的需要，单个资本的数量有限性与创办大型企业所需巨额资本的矛盾日益突出。为克服这一矛盾，采取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本，实行资本入股联合经营，创办股份企业是理性的抉择。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股份制产生的根本条件。“股份公司是随着海外贸易和手工工场的出现而产生的，并席卷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工商业部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65.431.）马克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海外贸易和手工工场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达到相当的程度。只有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已有相当程度，较大数量的资本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时，才能同时雇佣许多工人在一个工场内生产，从而产生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分工，推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海外贸易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并推动着国内市场经济发育的完善与成熟。在西欧，正是由于16世纪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形成，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才“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产史”（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167.）。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实行股份制提供了必要的运行条件，因为股份制要求生产要素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

经济主体的独立所有权和利益是股份制产生的特殊条件。在股份制企业，所有权主体多元化，即每一个股东都拥有企业财产的一部分所有权，也就是股份，并据此享有一定的权利和利益，承担一定的风险和责任。可见，股份制的推行和发展，有一个特殊的前提条件，就是投资入股的每一个经济主体（投资主体或股东）具有独立的所有权和利益。也就是说，具有独立所有权的每一个经济主体，为了追求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才有可能联合起来投资组成股份制企业。正如马克思所说：“当资产者的利益要他们这样做时……，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竞争和私有财产所容许的范围内‘协议’的，股份公司就证明了这一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65.430～431.）

信用制度的发展是股份制产生的主要基础。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时，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8.）在马克思看来，信用虽然不是股份企业产生的原因，但它在促进和加速股份制发展进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信用制度通过银行把社会上闲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对资本家发放巨额贷款，使其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技术改造，兼并中小企业，加速资本的积聚和集中。马克思认为，“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6.），这些，为创办股份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股份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与信用制度特别是银行信用有着直接的联系。首先，股票本身是一种特殊的信用凭证，发行股票是信用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只有在信用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其次，股份企业的资本，是依靠发行股票集中起来的，而股票的发行和购买，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银行资本家来实现的。可见，股份企业的高度发展有赖于银行业的高度发展，广而言之，信用制度集中一切社会闲散资金，通过资本市场上的股票买卖，为建立股份企业提供了单个资本家所无力提供的巨额货币资本。因此，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信用制度，股份企业就不可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

竞争是股份制产生的催化剂。首先，竞争创造了股份制产生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竞争和信用是资本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其次，竞争加快了信用制度的发展。对此，马克思生动地描写道：“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87.）第三，竞争使小资本通过股份企业实现了价值增值。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要新的、先进的生产设备普遍得到采用，较小的资本就有可能被排除在这种生产之外，但是，这些较小“资本在股份形式上的巨大的结合，在这里也找到了直接的活动场所”（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292～293.）。股份企业不仅能为较小的资本带来发展的经济空间，而且还使那些贮藏货币等潜在资本通过认购股票实现了价值增值。因此，股份企业的出现既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资本自身增值的要求，同时也是竞争作为一种外在强制力量，迫使企业做出的选择。

股份制的基本特征

股份制具有区别于非股份制的一些基本特征。

股份企业采取了发行股票的集资方式。在非股份制企业中，财产是由个人或合伙人出资和掌握的，而不是发行股票。股份企业的资本则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的，在这里，股票是股份企业发给股东的入股凭证。“股票，如果没有欺诈，它们就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和索取每年由此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凭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387.）股票有很多类别，普通股和优先股是最常见的两种形式。除此之外，马克思还从行业的角度对股票进行了分类，“首先是货币机构本身的股票：银行股票；股份银行的股票；交通工具的股票（铁路股票最重要；运河股票；轮船公司股票；电报局股票，公共马车公司股票）；一般工业企业的股票（矿业股票最重要）。其次是公用事业企业股票（煤气公司股票，自来水公司股票）。……保管商品的企业股票……最后，作为全体的保证，有各种保险公司的股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C〕.人民出版社，1979.238.）。不管五花八门的股票有什么样的不同，归纳起来，股票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股票所代表的资本是虚拟资本。在马克思看来，股票与债权（汇票）、国家证券一样，“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代表资本，那末，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532.）

第二，股票可以流通。股东认购了股票之后，不能退股，但可以通过转让股票的方式收回资本。因此，股票作为一种“所有权证书，例如铁路的所有权证书，每天都可以易手，它们的所有者甚至可以在国外出售这种证书而获得利润”（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235.）。

第三，股票价格决定的特殊性。股票价格与一般商品的价格决定不一样，它不受价值规律支配，主要取决于预期股息收入的多少和当时银行存款利率的高低。一方面，当银行存款利率一定时，股票的市场价格同股息收入成正比，假定一张股票的票面金额是100元，当时的银行存款利率为5％，在预期股份企业提供的股息为10元的情况下，这张股票可以按照200元的市场价格出售；如果股份企业提供的股息收入不是10元而是15元，则这张股票的市场价格为300元。另一方面，在预期的股息收入已定的情况下，股票“价格的涨落就和利息率成反比”（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530.）。假定一张股票的票面金额仍然是100元，又假定股份企业每年提供的股息为20元，如果银行利率为10％，则这张股票的市场价格为200元，如果银行利率下降到5％，股票的市场价格就由200元上升到400元。此外，股票的市场价格还取决于它们的供求状况。马克思指出：“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这种有价证券的价格令双重跌落；第一，是因为利息率提高，第二，是因为这种有价证券大量投入市场，以便实现为货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530.）。相反，在经济繁荣时，银根放松和对股票需求的增加等使股票价格上扬。

股份企业采取了社会资本的资本形式。在非股份制企业中，资本是以私人资本的形式存在的，资本的所有者用自己的私人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种企业就表现为私人企业。股份企业的成立，“使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条件，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3.）。换言之，股份制企业的资本在形式上不单独属于某一股票所有者，而归全体股东所有，股份企业利用这种集资的社会资本去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种企业就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对于股东而言，虽然失去了独立支配其持有股票对应的资本的权力，但他要收回资本，可以通过转让股票的形式来进行，而不必象非股份制企业主那样，主要以出售其企业财产为前提。从表面上看，是股票的自由买卖，从深层次上分析，则是资本在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与重组。因此，股份企业尤其是上市企业使其经营资产更加社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从而与非股份制企业在资本所有形式上区别开来。

股份制企业具有特定的产权结构。与非股份制企业的资本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结合在一起，所有者、经营管理者结合在一起不同，在股份制企业中，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是分离的，资本的所有者、经营者是分离的，是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对此，马克思写道，在股份制企业的场合，“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3.）。这样，在股份制企业内部，“留下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36.）。不仅如此，而且股东对投入财产的所有权是明晰的，但对企业产出的商品或财产增值来说，除了自己知道能按一定比例索取股息之外，则不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利。因此，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483～484.）

股份制企业的行为不一定是追求利润的极大化。首先，由于实行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资本所有者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象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3～494.）。因此，股份资本只是作为生息资本，股东据此取得报酬，他们对企业的成长和经营绩效的关心与他们作为非股份制企业所有者时对企业行为和经营绩效的关心是不一样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对股份资本的增值速度的关注更胜于对企业行为和经营绩效的关注。其次，经理人员的收入，只是单纯的监督工资，“这种监督工资象所有其他工资一样，会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37.），换言之，经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特定价格的职业选择，但由于其收入和企业利润水平的低相关性，他们缺乏使企业利润极大化的内在动力。

交易所成为股份制经济的重要特征。1865年以前，交易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一个次要的要素，国债券代表着交易所证券的主要部分，且数量有限。但在1866年经济危机之后，情况大不一样了，股份企业大量涌现，不管是铁业，还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纺织业，或是商业、农业等行业的企业，都采取了股份制形式。股份企业几乎包括了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与此相适应，股票交易大量增加，并成为交易所的主要部分，交易所的职能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强，并且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还有一种趋势，即要把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在内的全部生产，包括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在内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最突出的代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1028.）。此时的交易所已不可同日而语，它成为集中和再分配货币资本的重要场所，是股份企业运行状况的集中反映，成为股份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其运行机制的集中体现。

对股份制的利弊分析

股份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它对经济的发展又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股份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股份制可以为经济发展迅速筹集大量资本。股份制产生以前，资本积累主要依靠企业把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这种方式由于受到剩余价值量增长的限制，速度比较缓慢。股份制的出现打破了这种限制，它通过资本集中的方式，把众多的社会闲散资本集合起来，在较短的时间内变成巨额资本。马克思指出：“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89.）虽然通过市场竞争对企业进行吞并也能达到资本集中的目的，但通过股份制形式进行的资本集中与之相比，更具有自己的优势。因为，股份制是一种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它贯彻了自愿联合的经济原则，避免了剧烈的经济震荡，能较为稳妥地集中巨额资本。

2.股份制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同时，积累的增进又使可以集中的单个资本增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又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先集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强大工业企业，一方面创造出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又创造了技术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言：“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88.）这表明，股份制的出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64.）。19世纪50年代，股份制还只是处于自己发展的最初阶段，它们还远没有为自己创造出适当的结构，但是它在当时就已经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对经济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

3.股份制促进了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股份制的出现加速了这种趋势的进程。股份制特有的集资方式在使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也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为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股份制企业必然会利用集中起来的资本，大力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加速设备更新，调整资本结构，“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89.）使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4.股份资本的增加，可以阻挠和抵销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的本质是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在资本还没有采取股份公司形式的时候，它总是只寻找自己价值增殖的特殊条件，而把共同的条件作为全国的需要推给整个国家。资本只经营有利的企业，只经营在它看来有利的企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C〕.人民出版社，1980.24.）在马克思看来，股份资本的增加可以阻挠和抵销平均利润率下降这一趋势，在股份制的场合，资本利润采取了纯粹利息的形式，“那些仅仅提供利息的企业仍然可以存在；这是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那些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庞大得多的企业，不一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4.）。

5.股份制有利于吸收和培养优秀经理人才。在马克思的笔下，股份制企业的管理人员通常不是由资本所有者自己进行的，而是由专门的管理人员经理来承担的，由此产生了职业化的经理队伍。这种职业化经理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所有者拥有的资本与经营才能的不对称。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企业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一个庞大企业的生产、供应、营销、管理等是异常复杂的工作，靠单个业主或资本家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往往已无法胜任。这时资本家只得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让渡给具有专门才能的人，而那些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却不一定具有开办企业所需的资本。在这里，不是谁有财产谁经营，而是谁有能力谁经营。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下即使自己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作为“可能的资本家”得到贷款时指出：“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手、稳重可靠、经营有才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679.）。对于股份制企业来说，其中“单纯的经理”连借入资本都可以没有，这有利于把那些本身并无多少资本但具有专门经营才能的优秀人才吸引进来，让他们得以施展才华，并经受锻炼，在实践中很快成长。

6.股份制能分散风险，并控制和操纵社会资本。马克思认为，商业银行用贴现、贷款和发行银行券使固定起的资本暂时得到自己的运用，股份制则把游资固定起来。例如，铁路股票可以非常自由地流动，但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资本，即投放在铁路建设上的资本却是固定的。如果企业在购置厂房和机器设备方面投放的资本和用于支付工资、购买原料的资本不相适应，他就不得不马上关门，几乎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同游资和固定起来的资本之间应有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有关。不可否认的是，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制的形式，标志着现代经济生活中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方面，股份制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在股份制企业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的人，而是资本。这样，私有者变成了股东，资本的积聚加速了，特种工业巨头出现了。特种工业巨头只对其所有的那一大宗股票负责，而支配的却是公司的全部资本，其结果，一方面，资本家投资的风险由少数资本家承担变成了众多股东共同分担；另一方面，大资本家的少数资本控制和操纵着社会资本。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股份制对经济发展也具有消极作用。

股份制的发展产生了一个食利者阶层。由于股份制企业所具有的特定产权结构和运作方式，使资本所有者不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他们只是揽一点像公司董事或监事之类的闲差事，以“剪息票”和“拿红利”为主，逐渐形成了食利者阶层。马克思指出，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再生产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6.），“对于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38.）。并且，董事或监事每出席一次企业会议都可以得到一定的报酬，“破产法庭进行的审理表明，这种监督工资照例和这种挂名董事实际担任的监督成反比”（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39.）。

股份企业的发展助长了经济活动中的投机和欺诈活动。由于股票的买卖价格与生产过程中发挥职能作用的现实资本无关，而取决于预期股息收入的多少、当时银行利率的高低和市场供求状况等。股票价格决定的特殊性使股票交易带有相当大的风险性和投机性，由所有权证书如股票“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的结果”（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54.）。在这场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吞掉。因此，股份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6.）。

股份制的发展会引起货币市场及相关企业的混乱。股份制的发展一方面使资本大量集中，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但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使生产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对产品的需求，大量商品过剩，不能实现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这必然引起货币流通领域的激烈震荡和混乱。另一方面，股份企业的发展使竞争更加激烈，更加不择手段，一些股票投机者和大的集团为打败对手，往往通过股票交易尤其是买空卖空等方式影响股票价格，造成对方破产。同时，股票所代表的资本是固定在建设项目上不能自由流动的，有的股份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往往采取股票掺水的方法使股票的发行数量与实际生产能力严重脱节，使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等各种比例关系遭到破坏，造成生产、流通的混乱。正常的比例关系和经济运行秩序“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又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396.）。

股份制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股份制的运动、变化规律，以及这种运动、变化规律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内在联系，准确地把握其发展趋势，从而对股份制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刻评价。

股份制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社会主义联合生产方式的一种过渡形式。在马克思看来，股份企业的出现是现代最不寻常的经济现象，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的新时代；它的问世是时代的曙光，其重要意义不亚于欧洲产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的问世。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社会主义联合生产方式的一种过渡形式，是对私人资本和私人产业的扬弃，它使得私人资本取得了社会的性质。对此，马克思分析说：“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3.）在这里，私人资本终结，“资本达到了它的最后形式，在这里资本不仅按它的实体来说自在地存在着，而且在它的形式上也表现为一种社会力量和社会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C〕.人民出版社，1980.22.）。随着股份企业这种“社会企业”的发展和“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6.），因此，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8.），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经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这一转变是资本所有权由私人性质向联合生产者性质的转变，是财产所有权性质的转变，由此将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联合生产方式过渡提供了形式上的手段和线索。

股份企业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范围之内。它在本质上是联合的资本家，而不是对资本家的否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即使由联合的资本家代替单个资本家，也是如此。”（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272.）

股份企业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在股份企业中，资本的私人性质直接表现为社会化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股份企业在保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又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地说：

第一，从资本所有形式上看，股份企业的出现使原有单个私人资本转化为联合的社会资本而成为股份资本，股份资本取得了对他人资本和社会劳动的支配权，使它作为社会资本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因此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3.）。

第二，从企业组织形式上看，股份企业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集中为前提，是一种联合的生产和经营组织形式，因而表现为社会企业形式，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6.）。

股份制理论范文篇2

【内容提要】单个资本数量有限与生产资本最低额不断提高的矛盾是股份制产生的直接原因。股份制为经济发展迅速筹集大量资本，有利于吸收和培养优秀经理人才，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具有产生食利者阶层，助长投机欺诈活动等消极作用。

【英文摘要】Thedirectcauseoftheappearanceofthestocksystemisthecontradictionbetweenlimitedamountofsinglecapitalandthecontinuousincreaseofthelowestsumofproductioncapital.Stocksystemhasproducedalargeamountofcapitalfortherapideconomicdevelopmentandacceleratedthedevelopmentofsocialproductiveforce,butithasalsonegativeeffectsonproducinganewclasslivingoninterests,assistingtheprofiteeringandswindlingactivities,etc.

【关键词】马克思/股份制理论/资本集中

Marx/stocksystemtheory/capitalconcentration

【正文】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对股份制进行了深入考察和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股份制理论，对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研究股份制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股份制时，股份企业制度还处于雏形，马克思对有关股份企业制度的一些结论只是通过理论分析得出，并未经过实践检验，这就意味着这些结论的确立必须依赖若干前提条件，搞清楚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的股份制理论极为重要。

1.人力资本零增长假设。马克思所描述的股份制度之所以与后来实际发展状况有所偏离，与他抽象掉人力资本有关。在马克思看来，股份企业中主要涉及两种类型的人——拥有资本所有权的资本家和出卖劳动的劳动者（广义上说也包括经理），这两种人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即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由于资本家不劳而获，所以，马克思称之为“多余的人”。资本家即股东之所以成为多余的人，是相对于他们对剩余价值没有任何贡献而言的。事实上，在股份企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股东的“用脚投票”和“举手投票”行为不仅影响企业利润水平，且一部分股东的确付出了一定的决策劳动，有时股东的决策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如果承认劳动力是人力资本，那么劳动者对其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就和资本家对其物质资本的所有权至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工作越复杂，岗位越重要，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就越高，劳动者就越有发言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与完善，分工、协作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显然，资本家只有让渡相应的财产和企业利润，才能取得劳动者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现代股份企业常常出现劳动者参与分配企业财产权或企业利润的现象，这与现代社会人力资本迅速增长，其重要性日趋显露有直接的关系。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经理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知识，形成人力资本的积聚，并据此参与企业收入分配。总之，马克思的分析，抽象掉了股东和经理的人力资本因素，并假定述劳动者的劳动力是静态的，没有考虑教育等因素引起的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问题。

2.完全信息假设。即使假定人力资本零增长，劳动者也有可能索回部分剩余劳动，因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是一项“主动资产”，这意味着劳动力的定价是私人信息。即是说，只有劳动者本人知道自己的技能和知识水平，资本家无法准确判断，也就无法准确定价。同时，劳动的供给是由劳动者本人控制的，在计件工资不适用的场合，资本家可以延长劳动时间，却无法任意提高劳动供给水平。马克思假定劳动力是公共信息，资本家很容易知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质的高低与量的大小，同时他还假定了监督成本为零，资本家能准确判断劳动供给水平，在完全信息条件下，资本家取走了全部剩余价值，并获得了对劳动者的完全控制。所有这些假设都是隐含的，一旦放松假设条件，我们便会看到，劳动者利用人力资本的私人信息，确实为自身争取了一些应得的权益。

关于股份制的产生

股份制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社会就已开始出现股份制的雏形，然而，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制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对股份制产生的研究，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单个资本数量有限与有效生产所需最低资本额不断提高的矛盾是股份制产生的直接原因。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由于所需资本的最低限额不足，国家不得不对这些私人企业进行补助，这就促使某些享有合法垄断权的企业的形成，这些由过去独资性质的私人企业转化为国家投资与私人资本合股或私人资本之间合股经营的企业，这就是现代股份企业的前驱。对此，马克思写道：“单个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要蛹化为资本家而必须握有的最低限度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另一方面，促使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的形成，这种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343.）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股份企业数量不多，规模不大，组织简单，主要以满足在货币转化为资本过程中所必需的价值额为目的。18世纪产业革命的兴起，推动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创办一个大型企业所需的最低投资额也在不断增加。往往超过了单个资本家的投资能力，单纯依靠资本积聚已远远不能满足扩大再生产追加资本的需要，单个资本的数量有限性与创办大型企业所需巨额资本的矛盾日益突出。为克服这一矛盾，采取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本，实行资本入股联合经营，创办股份企业是理性的抉择。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股份制产生的根本条件。“股份公司是随着海外贸易和手工工场的出现而产生的，并席卷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工商业部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65.431.）马克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海外贸易和手工工场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达到相当的程度。只有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已有相当程度，较大数量的资本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时，才能同时雇佣许多工人在一个工场内生产，从而产生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分工，推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海外贸易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并推动着国内市场经济发育的完善与成熟。在西欧，正是由于16世纪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形成，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才“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产史”（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167.）。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实行股份制提供了必要的运行条件，因为股份制要求生产要素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

经济主体的独立所有权和利益是股份制产生的特殊条件。在股份制企业，所有权主体多元化，即每一个股东都拥有企业财产的一部分所有权，也就是股份，并据此享有一定的权利和利益，承担一定的风险和责任。可见，股份制的推行和发展，有一个特殊的前提条件，就是投资入股的每一个经济主体（投资主体或股东）具有独立的所有权和利益。也就是说，具有独立所有权的每一个经济主体，为了追求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才有可能联合起来投资组成股份制企业。正如马克思所说：“当资产者的利益要他们这样做时……，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竞争和私有财产所容许的范围内‘协议’的，股份公司就证明了这一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65.430～431.）

信用制度的发展是股份制产生的主要基础。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时，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8.）在马克思看来，信用虽然不是股份企业产生的原因，但它在促进和加速股份制发展进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信用制度通过银行把社会上闲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对资本家发放巨额贷款，使其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技术改造，兼并中小企业，加速资本的积聚和集中。马克思认为，“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6.），这些，为创办股份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股份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与信用制度特别是银行信用有着直接的联系。首先，股票本身是一种特殊的信用凭证，发行股票是信用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只有在信用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其次，股份企业的资本，是依靠发行股票集中起来的，而股票的发行和购买，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银行资本家来实现的。可见，股份企业的高度发展有赖于银行业的高度发展，广而言之，信用制度集中一切社会闲散资金，通过资本市场上的股票买卖，为建立股份企业提供了单个资本家所无力提供的巨额货币资本。因此，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信用制度，股份企业就不可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

竞争是股份制产生的催化剂。首先，竞争创造了股份制产生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竞争和信用是资本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其次，竞争加快了信用制度的发展。对此，马克思生动地描写道：“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87.）第三，竞争使小资本通过股份企业实现了价值增值。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要新的、先进的生产设备普遍得到采用，较小的资本就有可能被排除在这种生产之外，但是，这些较小“资本在股份形式上的巨大的结合，在这里也找到了直接的活动场所”（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292～293.）。股份企业不仅能为较小的资本带来发展的经济空间，而且还使那些贮藏货币等潜在资本通过认购股票实现了价值增值。因此，股份企业的出现既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资本自身增值的要求，同时也是竞争作为一种外在强制力量，迫使企业做出的选择。

股份制的基本特征

股份制具有区别于非股份制的一些基本特征。

股份企业采取了发行股票的集资方式。在非股份制企业中，财产是由个人或合伙人出资和掌握的，而不是发行股票。股份企业的资本则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的，在这里，股票是股份企业发给股东的入股凭证。“股票，如果没有欺诈，它们就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和索取每年由此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凭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387.）股票有很多类别，普通股和优先股是最常见的两种形式。除此之外，马克思还从行业的角度对股票进行了分类，“首先是货币机构本身的股票：银行股票；股份银行的股票；交通工具的股票（铁路股票最重要；运河股票；轮船公司股票；电报局股票，公共马车公司股票）；一般工业企业的股票（矿业股票最重要）。其次是公用事业企业股票（煤气公司股票，自来水公司股票）。……保管商品的企业股票……最后，作为全体的保证，有各种保险公司的股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C〕.人民出版社，1979.238.）。不管五花八门的股票有什么样的不同，归纳起来，股票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股票所代表的资本是虚拟资本。在马克思看来，股票与债权（汇票）、国家证券一样，“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代表资本，那末，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532.）

第二，股票可以流通。股东认购了股票之后，不能退股，但可以通过转让股票的方式收回资本。因此，股票作为一种“所有权证书，例如铁路的所有权证书，每天都可以易手，它们的所有者甚至可以在国外出售这种证书而获得利润”（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235.）。

第三，股票价格决定的特殊性。股票价格与一般商品的价格决定不一样，它不受价值规律支配，主要取决于预期股息收入的多少和当时银行存款利率的高低。一方面，当银行存款利率一定时，股票的市场价格同股息收入成正比，假定一张股票的票面金额是100元，当时的银行存款利率为5％，在预期股份企业提供的股息为10元的情况下，这张股票可以按照200元的市场价格出售；如果股份企业提供的股息收入不是10元而是15元，则这张股票的市场价格为300元。另一方面，在预期的股息收入已定的情况下，股票“价格的涨落就和利息率成反比”（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530.）。假定一张股票的票面金额仍然是100元，又假定股份企业每年提供的股息为20元，如果银行利率为10％，则这张股票的市场价格为200元，如果银行利率下降到5％，股票的市场价格就由200元上升到400元。此外，股票的市场价格还取决于它们的供求状况。马克思指出：“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这种有价证券的价格令双重跌落；第一，是因为利息率提高，第二，是因为这种有价证券大量投入市场，以便实现为货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530.）。相反，在经济繁荣时，银根放松和对股票需求的增加等使股票价格上扬。

股份企业采取了社会资本的资本形式。在非股份制企业中，资本是以私人资本的形式存在的，资本的所有者用自己的私人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种企业就表现为私人企业。股份企业的成立，“使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条件，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3.）。换言之，股份制企业的资本在形式上不单独属于某一股票所有者，而归全体股东所有，股份企业利用这种集资的社会资本去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种企业就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对于股东而言，虽然失去了独立支配其持有股票对应的资本的权力，但他要收回资本，可以通过转让股票的形式来进行，而不必象非股份制企业主那样，主要以出售其企业财产为前提。从表面上看，是股票的自由买卖，从深层次上分析，则是资本在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与重组。因此，股份企业尤其是上市企业使其经营资产更加社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从而与非股份制企业在资本所有形式上区别开来。

股份制企业具有特定的产权结构。与非股份制企业的资本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结合在一起，所有者、经营管理者结合在一起不同，在股份制企业中，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是分离的，资本的所有者、经营者是分离的，是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对此，马克思写道，在股份制企业的场合，“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3.）。这样，在股份制企业内部，“留下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36.）。不仅如此，而且股东对投入财产的所有权是明晰的，但对企业产出的商品或财产增值来说，除了自己知道能按一定比例索取股息之外，则不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利。因此，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483～484.）

股份制企业的行为不一定是追求利润的极大化。首先，由于实行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资本所有者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象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3～494.）。因此，股份资本只是作为生息资本，股东据此取得报酬，他们对企业的成长和经营绩效的关心与他们作为非股份制企业所有者时对企业行为和经营绩效的关心是不一样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对股份资本的增值速度的关注更胜于对企业行为和经营绩效的关注。其次，经理人员的收入，只是单纯的监督工资，“这种监督工资象所有其他工资一样，会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37.），换言之，经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特定价格的职业选择，但由于其收入和企业利润水平的低相关性，他们缺乏使企业利润极大化的内在动力。

交易所成为股份制经济的重要特征。1865年以前，交易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一个次要的要素，国债券代表着交易所证券的主要部分，且数量有限。但在1866年经济危机之后，情况大不一样了，股份企业大量涌现，不管是铁业，还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纺织业，或是商业、农业等行业的企业，都采取了股份制形式。股份企业几乎包括了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与此相适应，股票交易大量增加，并成为交易所的主要部分，交易所的职能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强，并且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还有一种趋势，即要把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在内的全部生产，包括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在内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最突出的代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1028.）。此时的交易所已不可同日而语，它成为集中和再分配货币资本的重要场所，是股份企业运行状况的集中反映，成为股份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其运行机制的集中体现。

对股份制的利弊分析

股份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它对经济的发展又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股份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股份制可以为经济发展迅速筹集大量资本。股份制产生以前，资本积累主要依靠企业把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这种方式由于受到剩余价值量增长的限制，速度比较缓慢。股份制的出现打破了这种限制，它通过资本集中的方式，把众多的社会闲散资本集合起来，在较短的时间内变成巨额资本。马克思指出：“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89.）虽然通过市场竞争对企业进行吞并也能达到资本集中的目的，但通过股份制形式进行的资本集中与之相比，更具有自己的优势。因为，股份制是一种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它贯彻了自愿联合的经济原则，避免了剧烈的经济震荡，能较为稳妥地集中巨额资本。

2.股份制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同时，积累的增进又使可以集中的单个资本增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又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先集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强大工业企业，一方面创造出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又创造了技术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言：“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88.）这表明，股份制的出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64.）。19世纪50年代，股份制还只是处于自己发展的最初阶段，它们还远没有为自己创造出适当的结构，但是它在当时就已经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对经济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

3.股份制促进了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股份制的出现加速了这种趋势的进程。股份制特有的集资方式在使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也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为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股份制企业必然会利用集中起来的资本，大力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加速设备更新，调整资本结构，“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89.）使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4.股份资本的增加，可以阻挠和抵销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的本质是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在资本还没有采取股份公司形式的时候，它总是只寻找自己价值增殖的特殊条件，而把共同的条件作为全国的需要推给整个国家。资本只经营有利的企业，只经营在它看来有利的企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C〕.人民出版社，1980.24.）在马克思看来，股份资本的增加可以阻挠和抵销平均利润率下降这一趋势，在股份制的场合，资本利润采取了纯粹利息的形式，“那些仅仅提供利息的企业仍然可以存在；这是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那些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庞大得多的企业，不一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4.）。

5.股份制有利于吸收和培养优秀经理人才。在马克思的笔下，股份制企业的管理人员通常不是由资本所有者自己进行的，而是由专门的管理人员经理来承担的，由此产生了职业化的经理队伍。这种职业化经理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所有者拥有的资本与经营才能的不对称。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企业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一个庞大企业的生产、供应、营销、管理等是异常复杂的工作，靠单个业主或资本家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往往已无法胜任。这时资本家只得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让渡给具有专门才能的人，而那些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却不一定具有开办企业所需的资本。在这里，不是谁有财产谁经营，而是谁有能力谁经营。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下即使自己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作为“可能的资本家”得到贷款时指出：“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手、稳重可靠、经营有才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679.）。对于股份制企业来说，其中“单纯的经理”连借入资本都可以没有，这有利于把那些本身并无多少资本但具有专门经营才能的优秀人才吸引进来，让他们得以施展才华，并经受锻炼，在实践中很快成长。

6.股份制能分散风险，并控制和操纵社会资本。马克思认为，商业银行用贴现、贷款和发行银行券使固定起的资本暂时得到自己的运用，股份制则把游资固定起来。例如，铁路股票可以非常自由地流动，但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资本，即投放在铁路建设上的资本却是固定的。如果企业在购置厂房和机器设备方面投放的资本和用于支付工资、购买原料的资本不相适应，他就不得不马上关门，几乎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同游资和固定起来的资本之间应有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有关。不可否认的是，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制的形式，标志着现代经济生活中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方面，股份制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在股份制企业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的人，而是资本。这样，私有者变成了股东，资本的积聚加速了，特种工业巨头出现了。特种工业巨头只对其所有的那一大宗股票负责，而支配的却是公司的全部资本，其结果，一方面，资本家投资的风险由少数资本家承担变成了众多股东共同分担；另一方面，大资本家的少数资本控制和操纵着社会资本。

股份制对经济发展也具有消极作用。

股份制的发展产生了一个食利者阶层。由于股份制企业所具有的特定产权结构和运作方式，使资本所有者不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他们只是揽一点像公司董事或监事之类的闲差事，以“剪息票”和“拿红利”为主，逐渐形成了食利者阶层。马克思指出，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再生产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6.），“对于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38.）。并且，董事或监事每出席一次企业会议都可以得到一定的报酬，“破产法庭进行的审理表明，这种监督工资照例和这种挂名董事实际担任的监督成反比”（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39.）。

股份企业的发展助长了经济活动中的投机和欺诈活动。由于股票的买卖价格与生产过程中发挥职能作用的现实资本无关，而取决于预期股息收入的多少、当时银行利率的高低和市场供求状况等。股票价格决定的特殊性使股票交易带有相当大的风险性和投机性，由所有权证书如股票“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的结果”（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54.）。在这场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吞掉。因此，股份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6.）。

股份制的发展会引起货币市场及相关企业的混乱。股份制的发展一方面使资本大量集中，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但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使生产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对产品的需求，大量商品过剩，不能实现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这必然引起货币流通领域的激烈震荡和混乱。另一方面，股份企业的发展使竞争更加激烈，更加不择手段，一些股票投机者和大的集团为打败对手，往往通过股票交易尤其是买空卖空等方式影响股票价格，造成对方破产。同时，股票所代表的资本是固定在建设项目上不能自由流动的，有的股份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往往采取股票掺水的方法使股票的发行数量与实际生产能力严重脱节，使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等各种比例关系遭到破坏，造成生产、流通的混乱。正常的比例关系和经济运行秩序“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又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396.）。

股份制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股份制的运动、变化规律，以及这种运动、变化规律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内在联系，准确地把握其发展趋势，从而对股份制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刻评价。

股份制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社会主义联合生产方式的一种过渡形式。在马克思看来，股份企业的出现是现代最不寻常的经济现象，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的新时代；它的问世是时代的曙光，其重要意义不亚于欧洲产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的问世。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社会主义联合生产方式的一种过渡形式，是对私人资本和私人产业的扬弃，它使得私人资本取得了社会的性质。对此，马克思分析说：“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3.）在这里，私人资本终结，“资本达到了它的最后形式，在这里资本不仅按它的实体来说自在地存在着，而且在它的形式上也表现为一种社会力量和社会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C〕.人民出版社，1980.22.）。随着股份企业这种“社会企业”的发展和“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6.），因此，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8.），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经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这一转变是资本所有权由私人性质向联合生产者性质的转变，是财产所有权性质的转变，由此将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联合生产方式过渡提供了形式上的手段和线索。

股份企业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范围之内。它在本质上是联合的资本家，而不是对资本家的否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即使由联合的资本家代替单个资本家，也是如此。”（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272.）

股份企业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在股份企业中，资本的私人性质直接表现为社会化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股份企业在保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又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地说：

第一，从资本所有形式上看，股份企业的出现使原有单个私人资本转化为联合的社会资本而成为股份资本，股份资本取得了对他人资本和社会劳动的支配权，使它作为社会资本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因此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3.）。

第二，从企业组织形式上看，股份企业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集中为前提，是一种联合的生产和经营组织形式，因而表现为社会企业形式，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6.）。

股份制理论范文篇3

论文摘要：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都对股份制企业的由来、发展和运行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两者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马克思是将股份制企业的存在放在一个资本主义总图景中来分析，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西方学者则是在否认企业本质的基础上侧重于企业各种表象的分析，更多地从企业本身的角度议论问题。所以，在阶级本质和科学体系上，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是不一样的。但在研究单个企业如何演进到股份制企业等方面，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的理论又有一定的相通性和互补性。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子项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韩玉玲,女,山东邹平人,山东教育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都对股份制企业的由来、发展和运行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马克思是将股份制企业的存在放在一个资本主义总图景中来分析，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从整体上看，马克思是在确认企业表象的基础上侧重于企业本质状况的分析，并更多地着眼于资本主义总体经济关系的分析和经济关系的演变。西方学者则是在否认企业本质的基础上侧重于企业各种表象的分析，更多地从企业本身的角度议论问题。所以，在阶级本质和科学体系上，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是不一致的。但是，在研究单个企业如何演进到股份制企业等方面，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的理论又有一定的相通性和互补性。具体讲，两者的共同点和差异可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学者对股份制理论研究的共同点

1、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在研究单个企业如何演进到股份制企业等方面都注意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发展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和资本的个人所有制形式之间矛盾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马克思说：“股份公司是随着海外贸易和手工工场的出现而产生的，并席卷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工商业部门。”[1]因为海外贸易和手工工场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相当程度。工场手工业扩大了企业的内部分工，使得单个资本家需要更多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从而使得它开办企业所需要的资本最低限额不断增大。马克思指出：“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另一方面促使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的形成。”[2]这些由过去独资性质的私人企业转化为国家投资与私人资本合股或私人资本之间合股经营的企业。“这些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3]。所以，股份公司产生的首因是扩大再生产和资本集中的需要。18世纪产业革命兴起后，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创办一个大型企业所需的最低投资额也在不断增加。这时单纯依靠资本积聚已远远不能满足扩大再生产追加资本的需要，单个资本的数量有限性与创办大型企业所需要的巨大投资额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此，资本家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本，实行资本入股联合经营，创办股份公司。马克思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4]正由于此，从18世纪开始，股份制企业成了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形式。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在其著作《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认为，1840年以前的美国企业基本上属于传统企业，其原因是由于技术和市场两方面的限制。到19世纪70年代，技术的进步(铁路、电报的广泛应用)和市场的扩大，导致了企业规模的膨胀和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现代工商企业首先是在“具有新的先进技术，而且有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部门和工业中出现、成长并继续繁荣的。”[5]

2、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学者都认识到了股份公司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马克思认为，与非股份制企业的资本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结合在一起不同，在股份制企业中，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是分离的。资本所有者中的一部分转化为单纯的货币资本所有者或股东。他们虽然可以在股东大会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并凭借股票取得一定股息，但实际上只是单纯地拥有资本所有权；另一部分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则转化为经理，成为公司内其他资本所有者的资方管理人，拥有企业经营权，从而使”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6]。这样，“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7]在股份制企业内部，“留下的只有执行职能的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8]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所有者拥有的资本与经营才能的不对称。他们只得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让渡给具有专门才能的人，而这些人却不一定具有开办企业所需的资本。两权分离打破了传统的独资或合伙自营的经营管理形式，有利于实现经营管理的专业化和社会化。

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贝利和米恩斯、伯纳姆及加尔布雷思等人都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股份公司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经理革命”。凡勃伦在1923年发表的《无主所有制和现代企业》一书中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伴随着股份公司的发达，其股权越来越分散，公司资产所有权与管理控制权分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凡勃伦从财产实际占有的角度，把那些远离公司控制权的所有者称之为“不在所有者”，认为公司权力已逐渐转移到了公司经理人员的手中，股份制则被称之为“无主所有制”。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在合作发表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中，首次比较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股份公司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事实。1941年，伯纳姆出版《经理革命》一书，对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和产权关系作了进一步分析，提出了“经理革命”这一概念。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也认为，在现代公司中，权力已从过去的资本所有者手中，转移到了企业的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手中。

二、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学者对股份制理论研究的不同点

1、经济分析方法的不同。马克思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着手，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既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于技术和制度变动而导致的资源配置状态演化的过程。所以，他采用的是历史的、宏观的、动态的分析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并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来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马克思在技术分析和制度分析的结合点上突出预期利润极大化的目的，认为资本家办企业的目的是为了用最小的预付资本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他把企业的规模大小和制度变迁置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把它们看作是技术、协作、劳动力、资本、市场(竞争)和利润等基本经济条件变化的必然反映，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发展及相互作用的结果。马克思认为，企业制度的演进受制于资本主义总体生产关系的变化。以企业制度演进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具体生产关系的每一次变革又都受制于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同时又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由此，马克思揭示了经济发展诸因素之间相互对立统一的运动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大量篇幅客观描述了企业规模、制度和效应的演进轨迹:简单协作(企业的萌芽)→工场手工业(初级企业)→机器大工业的工厂制(典型企业)→股份公司制度(现代企业)。企业演进的每一次实质性变化都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如果从资本形态来概括，还展示出另一种私人企业的演进轨迹: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公司制企业。在企业制度的每一次“革命性”跳跃的背后，技术或生产力的变化都是其深刻的根源。马克思从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出发，遵循历史—逻辑—实证的经济分析方法来揭示经济现象和股份制企业的产生和特点。所以，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对经济运行的本质揭示得更为深刻，对包括股份公司在内的企业制度的描述具有更广阔的视野、系统的认识和科学的逻辑，更具有历史真实性。

在对股份公司这个问题的论述上，马克思在历史上最早而且最清楚地阐明了股份公司的资本组织形式和社会化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进行了分析。从生产关系方面看，股份公司的性质取决于它赖以构成的一定的所有制的性质，资本主义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资本主要是资本家资本的联合，这就决定了股份公司的资本主义性质。从生产力方面来看，股份公司作为发展经济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适用于与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应的整个商品经济的历史阶段。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则是采用微观“技术”分析方法，即抽象的静态分析，或至多是比较静态分析。他们遵循假设—推理—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一般从其所论课题出发，先行假设若干既定条件，经过逻辑演绎，在得出结论之后，再来看一看发展起来的企业概念是不是与现实世界中的情况一致。这种分析方法就难以展示导致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之间是如何从整体上交互作用的，同时也容易使人片面地理解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比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纳德·科斯对现代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就只停留在表面层次上——市场中的经济人根据对交易费用的比较从而在企业和市场之间选择交易方式，而没有更深入地分析和解释企业横向联合和纵向一体化的根本动力，也没有历史地研究整个企业的发展史。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也写道:“我认为要将现代公司主要理解成许许多多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目的和效应的组织创新的结果。”[9]他们忽视和淡化了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深层原因，即追求利润最大化。节省交易费用只不过是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所以，他们的分析是不深刻、不充分的。

2、在对企业(包括股份制企业)职能的论述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生产上面。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在流通过程中往往被表面上的平等所掩盖，而在生产领域则看得十分清楚。因为生产领域最能反映资本的本质，即追求剩余价值。所以，企业同时具有生产和交易两个功能，但其本质功能是生产产品和创造剩余价值。企业的交易功能从属于生产功能。马克思早就看到:即使是简单协作的企业，也能部分替代原来由个体所从事的生产及相应的市场交换;股份企业还能部分替代原来由政府所从事的生产和服务及相应的市场交换。而科斯、威廉姆森等人则片面地将企业仅仅作为一个交易组织来处理，忽视生产，注重流通，认为企业起源是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强调企业的显著职能在于替代市场或市场机制，由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从而节约交易费用。3、在对企业(包括股份制企业)契约本质的分析上，马克思认为，企业是一个由契约结成的经济利益矛盾的统一体。他既承认和描述资本主义企业的契约所具有的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即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在市场上的“等价交换”，又揭示出这一契约在实质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这就是当劳动力的买卖实现和劳动契约贯彻执行过程中，即进入生产领域时，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雇佣劳动制度，资本所有者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对于那些向资本所有者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来说，由于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他们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不能改变其受雇佣被剥削的地位。

在股份公司中，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表现为资本的管理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在这种企业的组织结构中，短工、辅助人员、直接生产工人、工程师、监工、经理、监事、董事、股东等各类人员，其职责和作用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包括直接生产工人、辅助人员、技术人员和经理(从事某种熟练劳动)在内的“总体工人”是产品价值的真正创造者。具有经营管理知识的经理阶层作为丧失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一方面受雇于资本所有者，他们虽然有时会由于资本所有者的恩赐分得一定比例的经营成果，但他们所得报酬的主要方面是领取相对固定的工资，因此，其利益实现方式在本质上与劳动者相同。另一方面他们又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人，代表雇主行使经营管理权。在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论述中，他们强调雇主监督雇员并拥有剩余索取权是天经地义的。比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分析就认为:企业生产是团队生产→团队生产需要测量投入→对成员劳动投入难以测量，团队生产的参加者都想免费搭车→需要监督成员以免偷懒→监督者也可能偷懒→企业最好的激励机制是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可免偷懒→减少偷懒意味着效率高。剩余索取权等同于财产所有权。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享有剩余索取权的监督者就是企业家。他们用团队去说明企业的内部关系，把企业说成是不同的要素所有者为了提高效率而进行合作、完全依靠协商形成的契约去维系的经济组织。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激励机制不过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一种歪曲的理论表现。因为明明是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资本的所有权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及其价值。工人作为劳动者处于被监督的地位。企业家作为财产所有者和剩余索取者处于监督者的地位。企业家和工人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但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理论中，这一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特殊结合方式却被歪曲为团队生产或协作群生产的一般和必然的结合方式，而且是雇员向雇主“分派”剩余索取权，是自愿让与的结果。由此可见，西方学者模糊私有企业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本质关系，回避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对立，这充分显示了他们的阶级偏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透过被歪曲表现出来的经济现象，阐明私有古典企业和股份企业契约本质的分析方法，超过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

4、在对股份制企业内部结构的分析上，马克思清晰地指出了股份公司内部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的某些特征和意义，并客观分析了企业各类人员的不同经济地位和在价值创造中的不同作用，从而得出西方学者无法理解的革命性结论。不过，马克思对上述问题只作了一些原则性说明。对于象两权分离的条件、具体的权利结构以及资本所有者如何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进行激励和约束等问题没有详细阐述。这主要是由于当时股份公司刚刚出现，古典企业还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缘故。同时，马克思还只是把企业经营管理者看成是一个雇佣劳动者，而没有把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来看待。

西方学者则把企业经营管理者看作成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利益主体，它的效用函数和目标取向和资本所有者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甚至还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来扩大自己的权益，损害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正由于此，人们试图通过股票、债券的优先选择权以及薪水与股票挂钩的形式给予经营管理者报酬，以便让企业经营管理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保持一致。如詹森和麦克林的委托理论。钱德勒强调了现代工商企业内部的科层组织或等级制组织，突出了“经理群”的管理权。威廉姆森也注重大公司的“H型”结构、“U型”结构和“M型”结构的变化，并独创性地探讨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种种现象和机制。这类涉及股份制企业表象的结构分析，一向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也是较科学和最主要的学术成就。他们对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经营管理者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还是有一定的实用价值的。

5、马克思通过对股份制企业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得出了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将导致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10]，是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所不能绕开的历史过渡阶段。而科斯、威廉姆森等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企业的分析则是寻求企业的最佳规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31.

[2][3][4]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58、358、724.

[5]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3.

股份制理论范文篇4

关键词：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份有限公司

一、概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是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结构性矛盾突出；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法人治理结构的健全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思想观念转变滞后，思想和工作不能顺应企业改革和企业发展的需要；行政干预过大过重，产权界定不明不清；部分企业经营机制不活，管理体制多头化，技术进步迟缓，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致使企业经营艰难，效益下滑，一些职工生活困难。因而，对国有企业进行多种形式的股份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现在我就国有企业改革中改建股份有限公司的几个法律问题做一探讨。

二、国有企业改建的目的

以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为方向，是国企改建的真正目的。

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加快国企改革步伐，使企业真正走向市场，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促使企业走出困境而国企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则是实现上述目的有效措施，其主要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经营者和生产者，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国企改革是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变革。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已经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由于传统体制的长期影响和历史形成的诸多问题。一部分或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机制老化不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债务和社会负担沉重，富余人员过多，生产经营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已成为把企业搞活的燃眉之急，成为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的生产环节。将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就是要通过变革企业的组织形式和产权制度，转换经营机制，实行政企取责分开，使国有企业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从根本上解决国企中普遍存在的“财产不独立”“不能真正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的问题，是企业享有真正的法人资格所包括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我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而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与股东的财产相分离，股东对公司承担的责任以其所持有的股份为限。

2.积极实行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开辟资金筹集新渠道。

通过股份制改造，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过去我国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和手段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和政府投资来实现的，股份制改造后，可以拓宽融资渠道，如规范上市、企业互相参股和职工持股等形式，有效筹集建设资金，不断引导消费基金向建设基金的转化，从而不断扩大企业的再生产，以达到增强企业活力，促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公司法》第三章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和第八十条规定“发起人认缴和社会公开募集的股本达到法定资本的最低限额”；“发起人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制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但发起人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百分之二十。”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抵作股款，应当依法办理其产权的转移手续。

3.强化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后，企业为了扩大与发展，就不可避免地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不断调整其生产要素，这其中包括产品结构的调整和根据需要不断进行合理的人才流动和技术更新改造等，不间断地进行新的更加进步的优化组合，因此有效地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就自然地贯穿到整个经济活动当中。例如，转换经营机制和完善劳动合同制，建立人员能进能出，管理者能上能下，收入能增能减机制等。同时，还要加强企业管理，努力实现管理创新，针对企业管理关键环节，重点搞好成本管理，资本管理、质量管理，加强技术储备和市场开发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加强考核和督促检查。积极采用现代化管理技术、方法和手段，全面提高科学管理水平。以上这些会充分地向人们展现出改制后股份公司的极大生机与活力。

从以上几个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筹集建设资金，还是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都要通过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来达到国有资产的增值，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目的。因此，对企业进行股份改制，是坚持和实现公有制一种新的资产运营模式。总之通过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实行股份制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具备以下五项基本特征：一是产权关系明细；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三是提高企业管理者素质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抓住薄弱环节，加强企业成本、资金和质量管理，促进企业战略性改组；四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在经济运行中企业自主进行生产经营，调整产品结构，顺应市场发展的要求。五是依据《公司法》规定，改制后的企业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力和所承担的义务，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三、国企股份制改造的范围和途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现了几次改革高潮，就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在先后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制两个阶段后，一九九二年以来又进入了制度创新、机制转换的新阶段。在我国《公司法》施行前，从投资的主体看来，有的是由一个投资主体联营设立的。因此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公司，需要根据企业现有状况，做出不同形式的处理方式。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符合《公司法》规定设有公司条件的，单一投资主体的，可以依法改造为国有独资的有限公司；投资主体多元的，可以设立2个以上50个以下股东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第二十九条也规定，设立有限公司的同时设立主分公司的企业，应当就所设分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设立主分公司，应当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1.股份公司的分类及申请股票上市条件

股份有限公司有分为上市的有限公司和不上市的有限公司，按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必须符合以下六个条件：

(1)股票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以向社会公开发行。

(2)公司股份总额不少于人民币伍千万元。

(3)开业时间在3年以上，最近3年连续盈利，原国有企业依法改建设立的或《公司法》实施后新组建成立，其重要发起人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可连续计算。

(4)持有股票面值达人民币壹千元以上的股东人数不少于壹千人，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其社会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百分之五十以上。

(5)公司在最近3年内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6)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

2.国有企业改建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有限公司时，考虑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或国计民生的特殊行业和特定行业，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以保证国家对国民经济关键产品和行业的控制。因此所改建的具体范围是：

(1)对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发展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垄断性较强的行业在公有资产股达到控股程度时，可以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

(2)对竞争性较强的技术密集型和规模经济型企业，只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其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

(3)除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外贸的行业外，在国家颁布的外商投资目录范围内，欢迎鼓励外资企业入股与国有企业合资组建股份有限公司。

但是，涉及国家安全、国际尖端技术的企业，具有战略意义的稀有金属的开采项目，以及必须由国际专卖的企业和行业，不得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

3.国有企业改建途径

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应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

(1)凡涉及企业产权的均应依法进行资产评估，本着既要认真履行职责，为国家“守关把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又要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用足用好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政策，全力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为国有企业改制成为股份制公司奠定基础。

(2)企业施行扩建时，可将多方投资的份额转换成股份，并将其改造为股份限公司。企业进行兼并时，被兼并企业的资产所有者可将资产变成股份投入到兼并企业中，将被兼并方企业改造为股份有限公司。值得提出注意得是，在改制工作进行中，党团工会组织要同步建立同时还要把企业改制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紧密结合起来，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3)企业需要新增投资时，可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将原有资产评估核股，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企业集团的核心企业可通过参股，控股，将被参股、控股的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

(4)采取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先出售后改制”的方式。即由企业职工的内部职工持股方式，购买企业的存量资产，把国有企业改建成为股份制公司企业。理顺企业产权关系，全面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四、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制有限公司的条件。

对国有企业实行规范的股份制公司改革，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有限公司，绝不是简单的换牌子，而是在具备了必须的条件后才能实际操作运行的。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所应具备的条件，即:

1)发起人符合法定人数；

2)发起人认缴和社会公开募集的股本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3)股份发行、筹办事项符合法律规定；

4)发起人制订公司章程，并经创立大会通过；

5)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的组织结构；

6)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

然而，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建与正常情况下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毕竟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在国企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应掌握如以下几个条件：

1)适宜改造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又是哪些较大型的国有企业。依照我国《公司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壹千万人民币，那么较小的企业很难符合这一条件。同时，结合《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九条规定，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公司的，在经营方面还须有3年以上盈利的业绩和良好的资金信誉。

2)发起人应符合法定条件。依照《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成立有限公司应有五人以上发起人，而在国有企业改建股份有限公司时，发起人可以少于五人，但应争取募集方式设立。也就是说，当发起人为五人以上，其中超过半数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时，才可以采取发起方式设立。

由于发起人可以是在我国境内设立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因此，国有大型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发起人可以为该企业一人，同时采用募集方式设立。

所谓募集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股份的一部分，其余部门向社会公开募集而设立的公司。它的重要性是发起人认购与社会认购两者结合，由两方面资本联合组成。在设立中，公司对内外形成了多层次关系，在法律上，必须达到规范化。

首先，应由发起人依照法定的比例认购公司应发行股份，即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这也是全体发起人对公司投资责任。其次，发起人申请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在发起人认购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应发行股份后，其余股份就可以向社会公开募集。最后，如召开创立大会，以募集方式设立公司的，在应发行股份的股款缴足后，经过验资机构出具相应证明，发起人就应当在三十日内主持召开创立大会。董事会应于创立大会结束后三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创立大会的会议记录；公司章程；筹办公司的财务审计报告；验资证明；法定代表人的姓名、住所等。

3)由原外商投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原合同、章程的修改应经审批机关审查同意后，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审查同意。外商投资股份大于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公司，批准后由对外经济贸易部核发批准证书，国有企业改建为中外股份有限公司的要经外商投资审批机关审批。

五、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的程序。

1.国有企业改建的一般程序

国有企业改建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履行公司设立的一般程序：按有关文件的操作步骤规范运行，即建立班子；宣传发动；提出申请；资产评估；产权界定；募集股份；审验资金；公司创立；组织批报；登记注册等。

2.国有企业改建的特殊程序

国有企业改建成为股份有限公司还要完成改建的特殊程序。

(1)履行审批手续，国有企业的改建一律要经企业原资产所有者或者其授权机构批准。申请公开发行股票的即上市公司，《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公司法》所称上市公司是指所发行的股票经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证券管理部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2)清产核资、界定产权、清理债权债务、评估资产。这是相互关联的几件事。清产核资即清理、核实企业现有资产，作到账目实物、款项相符。界定产权，即界定企业股东对于企业净资产（企业资产总额超过负债总额的部分）的所有权，包括实收资本以及由企业利润和其他途径形式的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清理债权债务，是在核实债权债务的基础上，对于已经到期的应当收回和应当支付的款项，及时收回和支付。对于确实无法收回的债权，按照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做呆帐损失处理。评估资产是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国家认可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其全部实物资产按照市场的现价进行评估作价，不得高估或低估，凡涉及企业产权变动的行为，必须对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各类企业资产进行评估。国有企业非生产经营性资产（职工宿舍、学校、食堂、医院等）只评估作价不入股，仍属国家所有，委托改制后的股份有限公司专项管理。

在界定产权的过程中，既要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又不得侵犯其他资产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但在依法做出所有权界定之前，任何部门、企事业单位或个人都不得擅自对企业资产做出处理。依法界定所有权后，资产属于国有的，其经营单位应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履行产权登记手续，同时将国有资产投入到公司中，又国有资产管理行政部门予以管理实施监督。其范围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另外，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允许按离退休职工人均壹万伍千元的数额，从国有资产中划出留归企业使用二十年，其间国家不委派所有权代表，不参与分红，企业按社会统筹政策执行。二十年后政府行使所有者权益。

在对固有资产进行评估说，必须坚持真实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原则，按照立项、清查评估、确认的步骤，根据资产原值、净值、新旧程度、重置成本、获利能力等因素，按照不同的评估得出评估后，须按规定报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确认。

3.国有企业改建过程应注意的问题

国有企业在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应将国有资产折为股份。严禁损害国有资产的行为发生，注意防止：

a.低估价格，即在改建过程中故意低估国有资产价格或国有资产的租金。

b.化公为私，或化大公为小公，即把国有资产无偿变为“公司”的资产，然后通过“法人股”转个人股的办法将国有资产转为私人资产。

c.公亏私盈，即通过挤占原国有企业业务，向国有企业高价出售和由私人或集体企业从国有企业低价购进，以此把国家的利润转移给个人或集体。

为使国有资产不在清理、评估、拆股过程中流失，我国《公司法》第八十一条明确规定：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时，严禁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低价出售或者无偿分给个人。

六、关于亏损企业改造为股份有限公司问题

亏损国有企业进行改造为股份有限公司，难度较大。这些企业主要问题是产权不清晰、权责不分明，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市场竞争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后劲不足；一些企业包袱沉重，管理混乱，效益低下，有的长期处于停产半停产和亏损状态，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闲置和企业下岗职工的增多，一些职工生活困难，造成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思想解放不够、改革滞后、机制不活，因此困难亏损企业更需要改造。

对于亏损的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应将借贷形成的资产和其他资产一样划分成等额股份，使债权人变成股东并拥有同债权相应的股份，然而，采取这种办法必须解决好如下问题：

(1)将其改造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应采用发起设立的方式。由于亏损企业不具备发行股份的基本条件，保护投资者的财产基础薄弱，因此不能采用募集设立的方式。但是，有人认为，亏损国有企业负债率高，又不能发行股份，吸引外部资金十分困难，联络五个以上发起人有一定难度，所以不能对股份有限公司在对亏损企业改造时的作用估计过高。

(2)必须使债权人成为发起人，并同其他国有投资机构和部门一起指定公司章程，使债权人和企业共成为企业发展的主人。

(3)妥善处理非经营性资产。由于企业办社会等诸多历史原因，使一些企业长期背上沉重的包袱而导致亏损。诸如学校、食堂、职工住房和一些公共设施等。这些由国家授权企业经营管理，但实际上是无法经营财产，如果将其计入股权，就会产生与企业改革相悖的问题。因此，或出售给职工个人；或利用非经营性资产组建独立经营的经营性公司。

七、结论

综上所述，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应注意把握好适应企业进行改造的时机，和必须具备的各种条件以及必须遵循的一系列程序等诸多问题。从而加快建立企业制度的步伐，进一步推动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

股份制理论范文篇5

［关键词］股份制；教育股份制；教育本质；教育改革

一、股份制及其特点

股份制作为一种资本的组织形式或企业的组织形式，早在十七世纪初，就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已经出现了，二十世纪初股份制成为了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形式，二十世纪后期开始引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资本等参与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所谓股份制，从广义上说，凡是通过各种不同份额资本（股份资本）的集中组织法人企业（公司）而进行联合生产与经营，并按投入资本的份额参与管理与分配的形式，都可称为股份制[1]。一般认为，股份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实行两权分离、法人治理。股份制公司中，实行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东拥有所有权，而经营权交给具有专门技能和经验的经理人员，从而有利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并解决了资本所有权的分布与经营能力不对称的矛盾。并且，股东财产一经投入公司，就成为股东自身不能取回和直接支配的法人财产，股东作为所有者可以任意处置其所拥有的股票，但无权处置公司资产，也丝毫不能破坏公司法人财产权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确保了公司的“永续生命”。

第二，投资目的具有明显的营利性[2]。利润最大化是投资者的直接目的，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如果独资经营的收益或效率大于股份制的收益或效率，投资人就没有必要投资于股份制公司。所以，出资人建立股份制组织的目的是营利，股份制这种组织是出资人创建的用于实现营利目的的工具。

第三，投资财产的份额性。股份制财产在实物形态上呈现多样化，可以是货币、实物、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等，这些股份制财产之所以能够融合或混合构成共同财产，是因为可以抽象其实物的具体形态，而采取价值形态。一般是将投资人的非货币形式出资的财产，折合成货币形式，使出资从没有可比性的实物，转换成具有同质性和可比性的货币价值形态，财产价值的数额再转化为纯粹的价值上的比例关系——份额，最后，份额又转化成一种同时具有经济和法律双重意义的股份。股份的法律形式就是股权，此时，投资人的身份就相应转成股东。股份制组织的财产是由全部投资人共有的财产，各个投资人对全部财产只能按其出资额比例享有出资者的各项权利，并按股权平等原则共同支配股份制财产。

第四，股份制运作机制的效率性。股份制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追求效率。无论从短时间内集聚大量资本，还是股份制公司设置的内部治理结构和组织形式，均表现出对效率的厚爱。效率是当事人选择股份制这种形式的惟一标准，当自然人独资企业在某一行业或领域内的效率低于股份制组织时，股份制就必然会在这一行业或领域内产生。股份制采取企业组织的形式是出于效率方面的考虑，当然，至于股份制采取哪一种企业形式，也是完全出于效率的考虑。

第五，判断股份制组织的性质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3]。关于股份制是姓“公”还是姓“私”的问题，在我国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股份制公司有纯粹私有制的股份制、纯粹公有制的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三种类型。前两种类型比较好判断其性质，后一种形态的股份制，表面看来产权关系复杂，难以定性，实则不然，只要认清股权结构中的公、私所占的股权比重，就能界定了。正如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质”。这是实事求是的正确判断。

二、我国教育领域股份制的兴起与现状

借鉴经济领域的股份制理论和实践，二十世纪末我国教育领域出现了股份制尝试，称其为教育股份制。一般认为，我国教育股份制办学，开始于1997年浙江台州地区椒江市的教育股份制办学。教育股份制的内涵，靳希斌等给出的界定较为典型，指以入股融资取得社会资本的使用权，以持股份额分配利益和承担风险，以招聘名校长，实行科学化管理，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一种制度[4]。目前在我国教育领域内的股份制办学形式，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从教育股份制兴起的原因来看，教育需求的扩大与教育投资的不足是其诞生的主要原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空前高涨，各种市场主体对人才的需求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教育的追求。同时，由于我国财力对教育投资的有限性，使得这两种矛盾加剧。加之，国家政策对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提供了良好的支持，所以，一些以中小规模的个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就聚集起来进行教育投资[5]。

二是，从教育股份制实施的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民办学校。资料显示，股份制学校占民办学校的70%以上。台州书生教育实业有限公司，就是比较典型的民办教育股份制。此外，也有正在尝试的公立高校，如上海师范大学奉贤校区是上海师范大学按奉贤校区的资产评估的实际现值（4个亿左右）入股，由上海师范大学代表国家控股并担任董事长，由各合作办学参股出资单位组成董事会的股份制高校；湖南托普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是由湖南信息技术学院与民营企业托普集团以股份制形式联合创办的股份制高校；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是以陕西师范大学无形资产及相关的办学条件为基础，按照股份制经营的二级学院。

三是，从教育股份制管理模式来看，以公司式模式为主。多数股份制学校采取公司制管理模式，其管理系统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组成，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董事会由股东代表组成，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教师代表组成，监督董事会运作，对股东会负责。

四是，从教育股份制办学收益分配来看，以按股份额分配股息（不分红）的形式为主。在办学收益分配环节，股东可以提取一定的股息（略高于银行的贷款利息），这是一种现金形式的直接回报形式；另外，根据办学效益的好坏、学校积累的多少，按照股东持股的比例进行的股权摊分，不可以以现金形式拿走，只是一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财产。

五是，从教育股份制遵循的原则来看，奉行市场化原则。股份制学校是运用市场价值（策略）来管理及“经营”这些学校的，采取自负盈亏的市场管理原则，讲求市场主导课程，追求院校创收，强调办学效益，而国家作为教育提供者的角色减弱，这些都是教育市场化表现。

三、我国教育领域股份化改革的一些思考

教育领域实行的股份化改革，从制度创新方面对我国公立学校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目前面临和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比如对股份制学校的资本寻利性与教育公益性、股份制学校与现代学校制度等。但以下的问题却被忽视了，而它们却是必须讨论的。

1．将股份制从经济领域“借鉴”到教育领域，如何保证教育本质不变“质”

经济领域股份制的诞生表现为一个过程，是人类在经济领域追求制度效率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股份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巨大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股份制是资本的“最高形式”、“最后形式”、“最适当形式”、“最完善的形式”[6]，股份制的财产组织形式天然不是企业，但企业是股份制财产组织的天然形式，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将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最有效的资本组织形式和企业组织形式。这一制度对我国经济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问题在于，股份制在经济领域内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和做法，放到教育领域内是否还是有效的，是否违反了教育本质？如果后者成立，那么我们无疑是“舍本求末”了。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手段再有效，如果背离了原来的初衷、目的，这种手段也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这是教育区别于其他事物现象的根本特征，是教育的质的规定性。此外，教育的公益性强，政府的介入多，这些都是教育与企业截然不同的表现。如上文的分析，多数股份制学校采用的是公司化的管理模式，教育市场化的模式，特别是在我国有关教育法律法规执行较难的前提下，这种教育市场化的模式实际上是比较危险的，可能会有极端化的发展。在股份制学校中，虽然聘请了懂教育教学规律的教育专家和学者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但是，这些教育专家和学者是向董事会负责的，是向股东负责的，股东想要的东西和教育专家想要的东西未必是一致的，股东追求的是利润，尽可能多的利润，而教育的发展和教学的正常进行，是两种不同的衡量标准，假设教育专家未能实现股东们的希望，董事会就会采取换人的做法，教育专家就有可能采取牺牲教育的利益而去讨好董事会，换言之，教育专家在股份制学校中不过是一个高级“打工仔”，他的权力是极其有限的。当然，我们认为，也未必不能在教育领域内实行股份制，关键在于在实行教育股份制的时候，如何确保教育本质不变质，特别是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去保障教育本质。

2．股份制办学能否在教育领域推广，是否是教育改革的主流

有学者认为，股份制办学优点很多，如有效集聚了社会资本向教育领域的扩张，促进了教育资源开发与配置的优化，使学校产权与责任清晰，找到了资本寻利性与教育公益性两者矛盾的平衡点等等。甚至有人认为，教育股份制的改革恰是现代学校制度建立的契机。但是从前文的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的股份制办学多数在民办学校，公立学校的试行运作比较小，只是在后勤部门、个别的二级学院有所尝试，如上海师范大学只是在奉贤校区进行股份制改革，而不是在上海师范大学整个范围内进行。严格来讲，这并不是整体意义上的股份制改革。换句话说，这样有效的股份制办学形式能否是公立学校，特别是公立大学改革的方向呢?如果可以，怎样操作?如果不可以，是什么原因?

我们认为，如果民办学校的股份制办学没有损害到教育的本质，没有阻碍教育的发展，反而积极地促进了教育的健康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公立学校，特别是在公立大学实行股份制改革了；反之，股份制办学这种形式就不能在教育领域推广。从目前的形式来看，国家并没有表态说，股份制办学有碍于教育的正常发展。既然这样，我们认为在公立学校，特别是在公立大学就可以实行股份制改革，之所以没有推广，主要涉及一个所有制和国有资产的问题。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或许是公立大学股份制改革的关键。我们可以根据国家实际需要，区分哪些公立大学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革，哪些不可以进行，然后，在试行股份制改革的公立大学严格保证其公有性质。控股权对股份制的公有性或私有性具有决定意义。只要牢牢掌握控股权，只要控股权掌握在公有性质中，股份制公立高校引入部分私人产权，不仅不会削弱公有制性质，反而有利于通过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壮大我国教育的力量，弥补国家教育经费不足，从而更好地促进教育的健康、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曹凤歧.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修订版）［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3.1.

［2］王雨本.股份制的基本特征［J］.经济研究参考，2002，（80）：10.

［3］卫兴华，宫玉松.股份制的性质和作用问题［J］.高校理论战线，1998，（7）：30.

［4］靳希斌，楚红丽.关于我国教育股份制的思考［J］.教育与经济，2004，（2）：40.

股份制理论范文篇6

［关键词］股份制；教育股份制；教育本质；教育改革

一、股份制及其特点

股份制作为一种资本的组织形式或企业的组织形式，早在十七世纪初，就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已经出现了，二十世纪初股份制成为了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形式，二十世纪后期开始引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资本等参与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所谓股份制，从广义上说，凡是通过各种不同份额资本（股份资本）的集中组织法人企业（公司）而进行联合生产与经营，并按投入资本的份额参与管理与分配的形式，都可称为股份制[1]。一般认为，股份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实行两权分离、法人治理。股份制公司中，实行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东拥有所有权，而经营权交给具有专门技能和经验的经理人员，从而有利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并解决了资本所有权的分布与经营能力不对称的矛盾。并且，股东财产一经投入公司，就成为股东自身不能取回和直接支配的法人财产，股东作为所有者可以任意处置其所拥有的股票，但无权处置公司资产，也丝毫不能破坏公司法人财产权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确保了公司的“永续生命”。

第二，投资目的具有明显的营利性[2]。利润最大化是投资者的直接目的，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如果独资经营的收益或效率大于股份制的收益或效率，投资人就没有必要投资于股份制公司。所以，出资人建立股份制组织的目的是营利，股份制这种组织是出资人创建的用于实现营利目的的工具。

第三，投资财产的份额性。股份制财产在实物形态上呈现多样化，可以是货币、实物、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等，这些股份制财产之所以能够融合或混合构成共同财产，是因为可以抽象其实物的具体形态，而采取价值形态。一般是将投资人的非货币形式出资的财产，折合成货币形式，使出资从没有可比性的实物，转换成具有同质性和可比性的货币价值形态，财产价值的数额再转化为纯粹的价值上的比例关系——份额，最后，份额又转化成一种同时具有经济和法律双重意义的股份。股份的法律形式就是股权，此时，投资人的身份就相应转成股东。股份制组织的财产是由全部投资人共有的财产，各个投资人对全部财产只能按其出资额比例享有出资者的各项权利，并按股权平等原则共同支配股份制财产。

第四，股份制运作机制的效率性。股份制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追求效率。无论从短时间内集聚大量资本，还是股份制公司设置的内部治理结构和组织形式，均表现出对效率的厚爱。效率是当事人选择股份制这种形式的惟一标准，当自然人独资企业在某一行业或领域内的效率低于股份制组织时，股份制就必然会在这一行业或领域内产生。股份制采取企业组织的形式是出于效率方面的考虑，当然，至于股份制采取哪一种企业形式，也是完全出于效率的考虑。

第五，判断股份制组织的性质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3]。关于股份制是姓“公”还是姓“私”的问题，在我国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股份制公司有纯粹私有制的股份制、纯粹公有制的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三种类型。前两种类型比较好判断其性质，后一种形态的股份制，表面看来产权关系复杂，难以定性，实则不然，只要认清股权结构中的公、私所占的股权比重，就能界定了。正如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质”。这是实事求是的正确判断。

二、我国教育领域股份制的兴起与现状

借鉴经济领域的股份制理论和实践，二十世纪末我国教育领域出现了股份制尝试，称其为教育股份制。一般认为，我国教育股份制办学，开始于1997年浙江台州地区椒江市的教育股份制办学。教育股份制的内涵，靳希斌等给出的界定较为典型，指以入股融资取得社会资本的使用权，以持股份额分配利益和承担风险，以招聘名校长，实行科学化管理，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一种制度[4]。目前在我国教育领域内的股份制办学形式，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从教育股份制兴起的原因来看，教育需求的扩大与教育投资的不足是其诞生的主要原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空前高涨，各种市场主体对人才的需求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教育的追求。同时，由于我国财力对教育投资的有限性，使得这两种矛盾加剧。加之，国家政策对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提供了良好的支持，所以，一些以中小规模的个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就聚集起来进行教育投资[5]。

二是，从教育股份制实施的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民办学校。资料显示，股份制学校占民办学校的70%以上。台州书生教育实业有限公司，就是比较典型的民办教育股份制。此外，也有正在尝试的公立高校，如上海师范大学奉贤校区是上海师范大学按奉贤校区的资产评估的实际现值（4个亿左右）入股，由上海师范大学代表国家控股并担任董事长，由各合作办学参股出资单位组成董事会的股份制高校；湖南托普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是由湖南信息技术学院与民营企业托普集团以股份制形式联合创办的股份制高校；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是以陕西师范大学无形资产及相关的办学条件为基础，按照股份制经营的二级学院。

三是，从教育股份制管理模式来看，以公司式模式为主。多数股份制学校采取公司制管理模式，其管理系统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组成，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董事会由股东代表组成，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教师代表组成，监督董事会运作，对股东会负责。

四是，从教育股份制办学收益分配来看，以按股份额分配股息（不分红）的形式为主。在办学收益分配环节，股东可以提取一定的股息（略高于银行的贷款利息），这是一种现金形式的直接回报形式；另外，根据办学效益的好坏、学校积累的多少，按照股东持股的比例进行的股权摊分，不可以以现金形式拿走，只是一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财产。

五是，从教育股份制遵循的原则来看，奉行市场化原则。股份制学校是运用市场价值（策略）来管理及“经营”这些学校的，采取自负盈亏的市场管理原则，讲求市场主导课程，追求院校创收，强调办学效益，而国家作为教育提供者的角色减弱，这些都是教育市场化表现。

三、我国教育领域股份化改革的一些思考

教育领域实行的股份化改革，从制度创新方面对我国公立学校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目前面临和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比如对股份制学校的资本寻利性与教育公益性、股份制学校与现代学校制度等。但以下的问题却被忽视了，而它们却是必须讨论的。

1．将股份制从经济领域“借鉴”到教育领域，如何保证教育本质不变“质”

经济领域股份制的诞生表现为一个过程，是人类在经济领域追求制度效率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股份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巨大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股份制是资本的“最高形式”、“最后形式”、“最适当形式”、“最完善的形式”[6]，股份制的财产组织形式天然不是企业，但企业是股份制财产组织的天然形式，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将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最有效的资本组织形式和企业组织形式。这一制度对我国经济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问题在于，股份制在经济领域内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和做法，放到教育领域内是否还是有效的，是否违反了教育本质？如果后者成立，那么我们无疑是“舍本求末”了。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手段再有效，如果背离了原来的初衷、目的，这种手段也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这是教育区别于其他事物现象的根本特征，是教育的质的规定性。此外，教育的公益性强，政府的介入多，这些都是教育与企业截然不同的表现。如上文的分析，多数股份制学校采用的是公司化的管理模式，教育市场化的模式，特别是在我国有关教育法律法规执行较难的前提下，这种教育市场化的模式实际上是比较危险的，可能会有极端化的发展。在股份制学校中，虽然聘请了懂教育教学规律的教育专家和学者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但是，这些教育专家和学者是向董事会负责的，是向股东负责的，股东想要的东西和教育专家想要的东西未必是一致的，股东追求的是利润，尽可能多的利润，而教育的发展和教学的正常进行，是两种不同的衡量标准，假设教育专家未能实现股东们的希望，董事会就会采取换人的做法，教育专家就有可能采取牺牲教育的利益而去讨好董事会，换言之，教育专家在股份制学校中不过是一个高级“打工仔”，他的权力是极其有限的。当然，我们认为，也未必不能在教育领域内实行股份制，关键在于在实行教育股份制的时候，如何确保教育本质不变质，特别是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去保障教育本质。

2．股份制办学能否在教育领域推广，是否是教育改革的主流

有学者认为，股份制办学优点很多，如有效集聚了社会资本向教育领域的扩张，促进了教育资源开发与配置的优化，使学校产权与责任清晰，找到了资本寻利性与教育公益性两者矛盾的平衡点等等。甚至有人认为，教育股份制的改革恰是现代学校制度建立的契机。但是从前文的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的股份制办学多数在民办学校，公立学校的试行运作比较小，只是在后勤部门、个别的二级学院有所尝试，如上海师范大学只是在奉贤校区进行股份制改革，而不是在上海师范大学整个范围内进行。严格来讲，这并不是整体意义上的股份制改革。换句话说，这样有效的股份制办学形式能否是公立学校，特别是公立大学改革的方向呢?如果可以，怎样操作?如果不可以，是什么原因?

我们认为，如果民办学校的股份制办学没有损害到教育的本质，没有阻碍教育的发展，反而积极地促进了教育的健康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公立学校，特别是在公立大学实行股份制改革了；反之，股份制办学这种形式就不能在教育领域推广。从目前的形式来看，国家并没有表态说，股份制办学有碍于教育的正常发展。既然这样，我们认为在公立学校，特别是在公立大学就可以实行股份制改革，之所以没有推广，主要涉及一个所有制和国有资产的问题。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或许是公立大学股份制改革的关键。我们可以根据国家实际需要，区分哪些公立大学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革，哪些不可以进行，然后，在试行股份制改革的公立大学严格保证其公有性质。控股权对股份制的公有性或私有性具有决定意义。只要牢牢掌握控股权，只要控股权掌握在公有性质中，股份制公立高校引入部分私人产权，不仅不会削弱公有制性质，反而有利于通过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壮大我国教育的力量，弥补国家教育经费不足，从而更好地促进教育的健康、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曹凤歧.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修订版）［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3.1.

［2］王雨本.股份制的基本特征［J］.经济研究参考，2002，（80）：10.

［3］卫兴华，宫玉松.股份制的性质和作用问题［J］.高校理论战线，1998，（7）：30.

［4］靳希斌，楚红丽.关于我国教育股份制的思考［J］.教育与经济，2004，（2）：40.

股份制理论范文篇7

从国外经验来看，当企业陷入债务危机时，通常可以采取两种办法解决：一种办法是消极的办法，即通过资本市场变卖企业资产，或诉诸法律，破产清算，以抵偿债务，企业从此宣告结束。另一种办法是积极的办法，即通过企业改组、股份制改造等，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寻找新的发展机遇，企业获得一次再生的机会。

陈元燮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而陷入债务困境的企业不在少数，如果都采取第一种办法，则大批企业关停，工人失业，影响安定团结，社会无法承受。应该采取第二种办法，即进行债务重组，它可以有不同途径，而债权转股权是其中较好的一种办法。而要进行债权转股权，企业需要进行股份制改革与改造。

王珏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之所以要进行股份制改革，就是要将传统计划经济的基础——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主的、股份制形式的民有经济。当前深化国企股份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股权结构合理化和治理结构规范化，混合所有制是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公有制。国企改革的最终走向是要发展到劳动者股份所有制。

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改革的方向。近几年来，全国各地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全面把握“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突出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一重点和难点，推进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并结合多种企业改制形式，结合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使企业的财产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依照党的十六大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对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肯定，提出“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2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现状

从1983年7月我国出现第一个股份制企业——深圳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算起到今年，股份制在我国的发展已整整22年。这22年，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现状看，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一是股份制理论认识上的重大突破：从上段分析所知，股份制在我国改革的理论中，逐步得到肯定与运用，至党的十六大对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经济又作了完全的肯定。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又有了重大的发展和突破，这在认识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飞跃，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二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实践的迅猛发展：首先是股份制改造面不断扩大，以国有企业为主体改建和新设了大量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其次是经过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增强了活力与竞争力，经济效益持续回升，总体实力和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不断增强。

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主要表现在:一些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根本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或是没有进行根本性的股份制改造；经过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也普遍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结构不合理、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问题，并没有实现企业机制上的转换；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流动、组合、重组困难重重等方面。这说明，建立起的现代企业制度，离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国有企业改革还处在攻坚阶段，必须深化改革；而且改革不是单项的，是全方位的。

3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的注意事项

（1）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本一般要保持控股；对于那些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也没有必要为了改革而改革；对于处于夕阳产业而且自身素质已经非常差的企业，不应该指望外部资本购买这类企业的股票，而应该更多地采用并购重组、整体破产的方式处理。

（2）为了保持国家利益不受损害，要借鉴国际经验，在股份制改革方案中加入限制国家股权利或保留某些权利的内容，以减少外部资本进入企业的顾虑。应采取以下措施：其一是制定保证国家在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中特殊权益的“金股”制度。即通过立法或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在一定情况下，按照规定的程序，政府对企业决策有否决权。二是设定特许经营制度等委托经营方式和“优先选择权”，即对一定股份设定“优先选择权”。在一定情况下，政府有权按固定价格重购这一部分股份，从而形成多数行使控制权。三是制定个别不受一般商法约束的例外规定。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通过立法规定，在什么情况下，持少量股份的国家，可派代表在董事会或监事会中占多数席位。

（3）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创造良好竞争环境。国家需要通过立法继续清除各种障碍，在部分公共行业如金融、电信等领域不断引入竞争机制，改善竞争环境，允许符合条件的外部资本更多地进入垄断行业，从而推动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

4国有企业未来发展与改革新探

4.1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是在我国经济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介于股份制与合作制之间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它采取资本联合与劳动联合相结合的形式，其内部成员既联合劳动，按劳分配；又联合投资，按股分红，自负盈亏。这是我国的一大创造，它突出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方向。尽管在后来的发展中，股份合作制遇到了一些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股份合作制的失败，而是目前还没有为股份合作制的完善提供充分的社会经济条件。

4.2劳动者股份所有制

所谓劳动者股份所有，就是指劳动者应成为有产者、投资者，即“劳者有其股”。从价值形式看，财产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从使用价值形式看，则是社会化占有，是两者的统一，它是恢复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权规律的客观要求。因此，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应该坚持恢复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权原则。恢复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权，不是某个人的发明，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人力资本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一定意义上也体现了这个规律。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日益成熟，认为人力资本是企业管理的核心要素，其管理的重心是对人力资本质量的培育。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身上的“人力”，它是可以作为获利手段使用的“资本”。与物质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更能给企业带来巨大收益和竞争优势，且人力资本投资是企业“增长剩余”的主要源泉。现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也不再片面强调和推崇物质资本的利益，而是把企业看作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实现合作的契约。这里的人力资本作为主动的生产要素，不但得到相当于劳动力成本的工资，还与物质资本一起分享利润。当然与一些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不同的是，笔者认为，人力资本的范围应包括一切劳动者的劳动力，不仅企业家劳动力必须转化为资本，一般劳动者的劳动力也必须转化为资本。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条规律。改革开放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劳动者个人财产权而取得巨大成功。而股份合作制的成功实验，也是因为它是企业内部实现的“劳者有其股”。另外，股份制走向劳动者股份所有制，4.3虚拟股份制

虚拟股份制是以确立企业劳动者的虚拟股权为核心，以股份制的基本原则为框架，由国家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并确立分配比例的一种有限的经济责任企业制度。以虚拟股权为突破口，对国有企业进行虚拟股份制改造，具有如下优势：

（1）劳动者的积极主动性得到充分发挥，加强了管理人员对股东利益的责任心。虚拟股权虽然不是劳动者个人资产的转化，但其功能和股票是一致的，且更具优越性。虚拟股份制企业通过法人财产权制度，把企业的管理活动专门化到管理人才身上。而国有企业的劳动者取得虚拟股权后，就成为企业的股东，通过虚拟股权参与生产经营过程的监督和控制，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获取相应的股利或分摊相应的亏损。因劳动者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企业的各方面情况都十分了解，在通过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对管理人员进行监督控制时更为直接有效，实现了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真正结合。使劳动者的积极主动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有效地解决了虚拟股东对企业监督管理的难题。

（2）可以极大地维护国家和劳动者的利益。虚拟股份制实行有限的经济责任制度，即对债务的清偿只以最初的投资额为限，不涉及国家的其他资产和劳动者的个人资产；而国家作为整体所有者，是国有企业的出资设立者，现实资本的所有者，它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并确定其分配比例，是其所有者的权利和责任。这样可以极大地维护国家和劳动者的利益，彻底改变国有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被动局面，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4.4上述三种改革设想的理论基础

（1）人力资本理论。所谓人力资本，是指知识、技能、资历、经验和熟练程度、健康等的总称，代表人的能力和素质。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得人力资本作为第一生产要素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微观企业来说，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企业效益具有高度相关性，因而，如何发掘企业员工的潜力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问题。股份合作制、劳动者股份所有制和虚拟股份制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经营者获得企业一部分股权，就是对他们的人力资本价值的肯定。经营者由雇员变成了所有者，作为企业的利益主体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由此使企业利益最大化成为股东和经营者的共同目标。

（2）委托——理论。现代企业是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彼此分离为特征的，所有者委托经理人从事经营与管理决策，所有者为委托人，经理人为人，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委托—关系。在通常情况下，在委托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所有者和经理人之间的契约并不完全，所有者无法准确判别企业的经营成果是经理人的努力程度还是由经理人的非控制因素造成的，这样经理人就有可能利用其在信息占有上的优势，通过“隐蔽行为”获取个人利益，而不完全承担其行为的全部后果。所有者和经理人追求的目标是不一致的，所有者希望其持有的股权价值最大化，经理人则希望自身效用最大化，因此，所有者和经理人之间存在“道德风险”，需要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来引导和限制经理人行为。而实施股份合作制、劳动者股份所有制和虚拟股份制都可以一定程度上，使企业持续发展和价值最大化成为所有者和经理人员的共同目标，鉴于劳动者股份和虚拟股份形式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其激励应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从而可以弥补传统薪酬制度的缺陷，并使经营管理者通过行使劳动者股份或虚拟股份而获益。

（3）剩余控制权。企业索取权是指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总收入在扣除折旧费、材料成本和劳务成本之后的余额的要求权；企业控制权是指各利益相关者为了实现其剩余索取权而对企业行为施加影响和监控的权利。企业中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对企业最终剩余的控制权或者说对企业经营业绩的控制力有很大的不同。根据把剩余给与拥有控制力的人，可以确定劳动者股份和虚拟股份的授予对象。

5结论

当然股份合作制、劳动者股份所有制和虚拟股份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操作上都有很大差别。股份合作制出现近20年，在农村经济改革和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中非常盛行，取得了较大成功；理论与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我们解决与进一步完善。少数企业在股份制改革实践中进行了虚拟股份制尝试，有些还取得了较好成效，但劳动者股份所有制和虚拟股份制仍主要处于理论探讨阶段。其理论与实践操作上可以借鉴与参考股票期权理论及其它的实践成功经验。其实施也还有待于各方面条件的成熟，以及产权制度、利益分配机制、企业决策机制、组织管理机制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但其三者共同优势是都非常重视人力资源和企业劳动者的权利。当今时代，在依托自然资源和物质投入推动的物本型经济已逐步走到尽头，大力开发人类自身的智能资源，走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人本型经济发展之路，已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大趋势、新潮流。人力资本经营的目标，就是通过企业人力资本与其他资本的整体优化配置，实现企业价值的增值。而企业价值的增值力，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和资源配置力，其中有效配置和整合企业人力资源，充分激发其趋向于企业目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竞争力的形成和提升具有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而发展股份合作制、劳动者股份所有制和虚拟股份制改造，正是顺应当今时展潮流的，已成为企业发展与改革之趋势。

总之，实行股份合作制、劳动者股份所有制和虚拟股份制对企业本身经营管理而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如下问题：有效解决经理人长期激励不足问题；对经理人而言具有所有权激励功能；有利于股份制企业降低委托—成本；可以低成本不断吸引并稳定人才。

因此，发展股份合作制、劳动者股份所有制和虚拟股份制不仅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发展现代企业人力资本管理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以下作用：宏观上，将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趋完善；中观上，将探索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有效途径；微观上，有利于投资主体多元化、股权结构合理化、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化，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玉梅.关于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思考[J].山西科技，2006（1）

2何文莉.产权改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关键[J].科技广场，2005（11）

3李安源.虚拟股份制——国有企业改革模式构想[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3（4）

股份制理论范文篇8

关键词：股份制；公有制；主体地位

一、引言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此后股份制就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攻方向，股份制改革迅速在全国铺开。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重大决定》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从根本上肯定了股份制的地位和对于公有制的作用。然而，在同时，也有人对股份制改革提出质疑，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股份制就是私有化，在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当中存在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存在着“贱卖国有资产”的现象，股份制改革是把公有资本私有化了，股份制威胁到了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甚至威胁到中国社会主义性质。那么到底怎么看待股份制？股份制改革与公有制之间的关系如何？

二、从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论述谈起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股份制的问题曾有过经典的论述。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对股份制有这样的论述：“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句话告诉我们，股份制资本，是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社会资本”，而股份制企业是与私人企业相对立的“社会企业”。那么这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企业”能否就理解成为公有资本和公有企业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马克思同时还指出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所谓“扬弃”显然就不是完全否定或消除，而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因而马克思这里讲的股份制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仅仅是一种私人资本的联合，但同时又“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不能把股份制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也并不能认为股份制与社会主义所有制毫无关系。因为马克思也曾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制企业，“应该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20页），它“表现为通往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的过渡点”（同上，518页）。“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须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本人的话语中，这种“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指的就是“社会所有制”，即我们现在讲的公有制。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股份制本身并不等于公有制，股份制是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过渡的必经阶段。那么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践当中，比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中，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的，各种非公有的经济成分还客观存在，历史实践证明，我们人为的一相情愿是在低水平生产力基础上企图建立“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完全是徒劳的，只会起到反作用。而股份制实际上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是企业发展的客观趋势。因而，我们主动运用股份制来改造我们的各种非公有制企业，实际上是引导各种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通常讲的企业股份制改革，不光是指国有企业的改造，同时也包括私营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对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来讲，实际上可以认为是社会所有制程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设想，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实行全社会所有制，而所谓国家所有制之所以存在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各种私有制还客观存在，“剥夺剥夺者”还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全社会所有制有必要采取国家所有的形式。显然，国有制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的形式。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的：“国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而将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不仅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国家政府只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履行出资人职责，不再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更重要的是，实行股份制后，国有企业在保证国家控股的前提下，广大社会劳动者有机会和权利，通过资本市场成为企业的股东，一方面分享了国有资本的增值收益，另一方面使私人资本不断社会化。所以说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是所有制形式向真正的全社会所有制的迈进。

三、“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与股份制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所有制的问题，从多个角度有过不同的表述。其中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观点是理论界讨论最多的观点。这里我想就对这一观点的理解，谈谈它与股份制之间的关系，从而试图说明股份制是马克思所谓的“个人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就是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重要观点。

根据“否定之否定”规律和“重新建立”的逻辑，显然这里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决不仅是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而是指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那么如何理解这个观点呢？首先需要明确，马克思将个人所有制分为两类：一类是孤立的个人所有制，即被资本主义剥夺和否定的个体私有制；另一类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作为未来社会“重建个人所有制”，显然是指后一种个人所有制。

因此，从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述来看，所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际上是指建立“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也就是建立每个人有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也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的实质。我们说股份制本身并不是一种所有制形式，而是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一种资本组织形式，不能把公有制直接与股份制直接等同起来。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实践中大量的股份公司、尤其是那些具有股权高度分散特点的社会公众股份有限公司，一方面，在宏观上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有效形式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内在结合的有效形式。另一方面，微观上有力地提高了公有制企业的经营效率，是中国公有制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形式。所以说，股份制本身没有社会性质的属性，在资本主义国家，它可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现形式，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前提下，股份制显然是中国公有制的主要的有效实现形式。四、从中国的实践看股份制与公有制

我们需要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层面上来看股份制对于公有制的作用。自中国实行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尤其是1995年中国提出“抓大放小”政策后，大量的中小型的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开始退出，让位于私人资本，十五大之后，大力推行股份制，出现了经营者股权期权激励，经营者持大股，管理层收购（MBO）等新的概念。有人就此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就是私有化，它使少数私人利用权势获得了利益，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正受到严重的威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想应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从公有资本的总量来看，今天与改革之初相比，虽然公有资产的比重有所下降（原因仅在于私人资本从无到有），但是其总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有资料表明，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004年末的资产总额比1997年增长了71.9%，达到10.61万亿元；第二，要理解什么是公有制主体地位，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实践中无论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优势还是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都由于股份制改革的推行得到了加强而非削弱。目前，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销售收入仍占优势比重，在军工、石油、电力、民航、电信等行业占90％以上，在铁路、煤炭等行业占80％以上。股份制对于企业的一个最大作用就是扩大了企业的资本支配范围，拿中国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为例，过去国有企业完全由国家来投资，而实行股份制后，国有企业在保证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引进私人资本甚至外国资本，把它们有效利用到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为国家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国有资本也可以广泛参股一些优秀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有效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事实证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有效地提高了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从而加强了巩固了而不是削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综上所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实行股份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股份制是一种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它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是私有制向全社会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它有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是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参考文献：

[1]资本论：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卫兴华.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理论观点[N].光明日报，2007-10-09.

股份制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制度背景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制度创新

“新农村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党的建设五个方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是对新农村生动形象的描述，其重点工作是“发展生产”。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任务。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不断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实力和竞争力，才能为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和农民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村经济组织制度建设与创新，作为农业微观载体，是建立农业和农村发展长效机制的基础条件，是农村经济建设，也是新农村建设中的“软件”。我们必须以创新的思维来对待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合作社制度的演变，不断创新合作社制度。

一、合作制是我国农村主流的经济组织制度

1、股份制与合作制是市场经济条件自运行的两个轮子

无论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经济组织制度，股份制与合作制是市场经济条件自运行的两个轮子，股份制企业与合作制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两大主体，是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两大力量。

2、合作制与股份制有不同的适用范围、不同的行业特点

合作社的制度特点决定了合作社多集中于弱势集团，多集中于弱势产业。股份制成为规模大、资金雄厚、有机构成高的行业的组织形式。

3、合作制必然成为农村主流的经济组织制度

农业是典型的弱势产业，农民是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合作制必然成为农村主流的经济组织制度。

二、合作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发生合作社制度的变迁

1、任何一种组织制度，在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中，会吸纳和融合其他制度的优点，对自身不断完善。

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扩张是任何经济组织存在与发展的需要。

3、合作制、股份制相互融合、转化、吸纳的表现

西方的“职工持股计划”

“公司+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化模式

美国、加拿大的“新一代合作社”

“股份合作制”是股份制与合作制相互融合的一个特例

4、合作社组织的变异以及现代合作社质的规定性

三、股份合作制是合作制的新发展

1、从理论层面剖析，股份合作制有四方面的制度优势。化解了合作社“方”与“圆”的矛盾；实现了“资本”与“劳动”生产要素的融合；强化了“竞争”与“合作”两种力量；协调了“公平”与“效率”两个指标。2、从国际合作社联盟所确定的原则考察，股份合作制是合作社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符号国际合作社发展的主流趋势。

3、从中国农村新兴合作社组织发展的实证角度考察，股份合作制以成为我国沿海地区农民合作社的主流形式。

四、农村合作社制度发展与创新的条件

1、生产力发展对新型组织的客观要求

2、思维创新及舆论支持

3、政府的扶植及对合作社企业家的激励机制

4、良好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苗敬柱股份合作制：基层社改革发展的制度安排《合作制理论与基层供销社改革——第七次中国供销合作经济论坛论文选编》2004年11月

2、周连云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经济组织制度的比较研究《合作制理论与基层供销社改革——第七次中国供销合作经济论坛论文选编》2004年11月

3、中国农村合作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二）——中国合作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国农村合作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选自《中国供销合作通讯》2005年5月总第301、302期

4、洪远朋股份合作制是合作经济的新发展《集体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2004年4月

5、赵阳林股份合作制是合作制和股份制的最优组合吗？《中国供销合作通讯》总306，307期

6、黄连贵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的新发展中国合作经济学会《调查与研究》2006，3

7、叶长青劳动、资本与国家贫富《商业时代》2006，7

8、刘惠苑鹏合作制与股份合作制——制度的分析与比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

9、付晨合作经济的传统与变迁《中国供销合作通讯》2003年9月总284期

10、冯开文合作社：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经济组织——从合作理论变迁角度所作的初步分析《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2000，1

股份制理论范文篇10

股份制的形成和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现代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从广义上说，它是指通过各种不同份额资本的集中而进行联合生产的经济组织形式。从狭义上说，它是指通过发行股票、组建股份公司以筹集资本并进行生产与经营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制在取得规模效益的同时可以分散风险，提高企业经营收益，使得单个企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也需要股份制。从股份制自身制度性质来看，它比其他企业所有制形式能更好地适应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股份制企业自17世纪产生以后，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股份制的发展可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驱使资本在各产业部门和企业之间高效流动，使资源配置到效率高、效益好且有较高成长的部门企业中去，提高资本的安全性和使用效率，改善产业结构，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虽然股份制企业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但是，它已成为当代占统治地位的企业形式，已成为商品经济社会中最为完善的企业制度，并依然保持着非凡的活力。为了检验股份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采用内生机制模型，利用1999～2010年我国GDP、上市公司股票以及股份制企业的相关数据，对股份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股份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

20世纪50～60年代，许多学者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ision)。丹尼森将经济增长因素分成两个类别:一类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变化，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由于土地是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因此，主要考虑劳动与资本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生产要素投入量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就业人数及年龄与性别构成、就业人员的教育年限、包括非全日工作的工人在内的工时数、资本存量的大小。前三个方面属于劳动要素，后一个属于资本要素。而另一类是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即产量与投入量之比，又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具体包括:资源配置(主要是指低效率使用劳动力比重的减少)、以市场的扩大来衡量的规模经济、知识进展(包括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的进展)。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中最主流、传统的方法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索洛提出的索洛法。该方法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资本和劳动引入到生产函数中，进而估计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将结果中不能由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进行解释的部分称为“索洛剩余”，认为，“索洛剩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索洛，1957)。而新古典经济学则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制度因素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新古典增长理论家的基本思想是:当经济中不存在技术进步时，经济最终将陷入停滞状态;只有当外生的技术存在时，特别是当外生技术进步采取哈罗德中性的形式时，经济才能沿着一条平衡增长轨道移动。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更深层次的原因，制度变迁可以促使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直接原因发挥作用。他们认为，制度的最基本的功能是节约，让一个或更多的经济人在增进自身的福利的同时而不减少其他人的福利，或让经济人在同样的预算约束下达到更高的目标水平，因此，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理查德•纳尔森在《经济增长的源泉》一书中论证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实物投资及人力投资主要是作为技术进步的伴随物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并且，技术进步需要理解为一个进化的过程，技术进步依赖于事后选择和学习的程度要大大地高于技术进步依赖于事先计算的程度;他还认为，一个恰当的经济增长理论必须明确地与组织制度变迁结合起来。经济学家诺思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提出了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即“制度决定论”。他认为，资本积累、教育、规模经济、创新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只是由制度创新引起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到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他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欧洲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从宏观层面的理论来说，诺思以制度的视角来考察经济史，发现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联性，但在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解释集中于产权结构的效率，至于有效的产权结构如何导致经济增长问题没有详细说明。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强调制度自我实施性和一项制度效果受制于它与其他制度的互补性和人力资本的可支撑性。肖特的制度演化理论致力于解释制度变迁，用博弈分析法构建制度演化理论。而微观层面的理论致力于分析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解析不同权益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我国国内相关研究中，杨宇、沈坤荣(2010)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社会资本、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研究表明，制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制度水平不同，社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同，社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猪肚水平”的递减而逐渐增强。郭建万认为，制度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通过激励影响对物质和人力资本、技术和生产组织的投资。而彭美玉，陆建超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把政治市场、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纳入到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中进行分析，论证了有效的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假说。其模型表明，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将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交易效率的提高促进分工，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经济增长，这才是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杨友才则通过将制度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出发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本、劳动和制度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均衡点的存在性影响。模型的结论是良好的制度质量可以使得经济中存在正的均衡点，可以提高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加快经济增长，从而可以解释后发优势现象;反之，不好的制度使得经济系统中无法肯定地得到正的均衡点，使得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出现负增长。从制度的起源、构成和功能来看，制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制度本身也有其局限与不足，制度需要变迁和创新，但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问题上，诺思主张“制度决定论”，他认为，是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创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因此，制度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股份制作为一种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必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以往未纳入研究的股份制的影响加入到生产函数分析中，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三、股份制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分析

股份制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在保持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把分散的使用权转化为集中的使用权。马克思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马克思侧重于从资本集中的角度考察股份制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另外，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由于信用制度的完善、股份制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扩张，会导致股票市场的形成。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都强调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众多的经济增长模型都包含着资本这个变量，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内在的相互关系。股份制是与经济市场化相联系的经济范畴，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股份制这样一个集中分散的生产要素的经济组织形式就是经济市场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股份制的发展程度反映了市场化的程度，股份制可以作为反映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指标。而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股份制的发展。市场化的良好发展能够使得股份制以更开放的方式发展，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在现代，股份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股票市场完成的。股票市场的形成是凭借其自身具有成本优势，并存在着“门槛效应”，利用股票市场的收益超过了股票市场的参与成本，股票市场内在产生并发展起来，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成分，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基础。股份制以及随之发展而产生的股票市场会由于股份公司市场实际价值的提高，其股东的财富水平的增加，进而增加他们的消费需求，社会总需求也会随之上升，根据凯恩斯的需求决定理论，总需求决定总供给，因此，股份制以及股票市场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影响。股份制以及随之产生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由于需求的存在，供给必然出现，从而为经济的增长带来新的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源泉，可以通过增长核算的方法来认识。在宏观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增长核算关键公式:产出增加=(劳动份额×劳动增长)+(资本份额×资本增长)+技术进步。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对要素需求量的使用，使要素的边际产量等于其实际价格成为了厂商使用生产要素的原则。因此，劳动收益是劳动的边际产量乘以投入的劳动量，而劳动份额是指劳动收益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资本收益是资本的边际产量乘以投入的资本量，而资本份额是指资本收益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由增长核算公式可知，政府可以影响决定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即技术进步、资本形成和劳动投入。而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三种政策，即鼓励技术进步、鼓励资本形成和增加劳动供给。技术进步、资本与劳动供给都对社会的经济增长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然而，增长核算公式并未涉及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对经济增长的分析需要加入制度以及股份制因素。股份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检验可以在内生增长模型中进行，具体是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中纳入股份制的作用。根据Pagano(1993)和Murinde(1996)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中纳入股票市场作用所得简单模型:g=As－δ。其中，g是经济增长率;A是资本的边际社会生产率;是总储蓄中转化为投资的比例;s是居民储蓄率;δ是资本折旧率。在此之上由股份制替代股票市场纳入到该模型中，进而得到股份制促进经济增长的三个作用机制:(1)股份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主要表现在: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公司治理;促进创新活动;提供风险分担;提供信息搜集;(2)股份制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股份制的发展扩大了储蓄和投资的规模，推进长期经济增长;(3)股份制及股票市场的发展改变国民储蓄率影响经济增长。我们可以从股份制对这三个促进经济增长政策的影响方面进行分析。在鼓励技术进步方面，由于股份制可以积聚社会上的大量资金，从而使得企业更容易达到规模经济，也能凭借这些优势在技术方面进行研究，从而促进技术进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在鼓励资本形成方面，由于股份制有方便快速积聚大量社会资金的优势，促进投资的增加，而大资本的形成又比较容易获得高的回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储蓄的增加，储蓄和投资推动资本存量的增长，根据增长核算公式，资本存量的上升会促进经济增长;在增加劳动供给方面，所得税的提高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所得从而降低工作积极性，与之相反，所得税减免则是加强激励，促进人们努力工作的一个途径，而股份制企业税收已成为推动我国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这方面税收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政府降低工人所得税的征收，进而引起经济增长。

四、模型选择与研究设计

1、模型选择

基于以上分析，股份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关系。首先，假设经济的生产函数:Y=A(BK)(1)其中，Y是产出;K是资本存量;A代表经济的技术状况;B是一个常量，它衡量一单位资本所生产的产出量。而股份制对产出的影响，可以用投资、产出中用于资本集中的比重及储蓄率来替代。经济中的资本积累量可由下式进行描述:ΔK=αsY+βY－δK(2)其中，ΔK表示资本存量的变动;s表示储蓄率;sY表示投资;α表示投资中用于资本集中的比重;β表示产出中直接用于资本集中的比重;δK表示折旧。(2)式两边同除以K，并联系(1)式，得到:ΔK/K=αs(Y/K)+β(Y/K)－δ再联系(1)式，得到:ΔY/Y=ΔK/K=αsAB+βAB－δ=(αs+β)AB－δ(3)由(3)式可知，经济增长率ΔY/Y等于投资中用于资本集中的比重α乘以储蓄率s加上产出中直接用于资本集中的比重β之后，与经济的技术状况及常量B的乘积再减去资本中用于折旧的比重。若(αs+β)AB＞δ，经济增长率ΔY/Y＞0，经济的收入会一直增长。社会经济增长会导致储蓄率s升高，而由于股份制可以积聚社会上的大量资金，从而使得企业更容易达到规模经济，进而能凭借这些优势达到促进技术进步的目的，使得经济的技术状况A所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也会增加，经济增长率ΔY/Y增加。股份制大量积累社会资金，促进投资的增加，而大资本的形成和技术的进步又比较容易得到更高的利润率，获取高回报，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储蓄的增加，而储蓄、投资和技术都推动了资本存量的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发展。股份公司的存在和发展，必须有证券市场的支持，并与之相配套。如果没有证券市场作为股票发行和交易的场所，公众就无法进行便利的投资和降低股票投资风险，股份公司制度也就不可能持续下去。在这个意义上说，证券市场制度也是股份制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证券市场制度的演进同股份制的演进是密不可分的，前者的问题往往就根源于后者，两者的改进与规范化必然同步进行。为了进一步分析股份制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1)股份制得到充分发展，并形成较为完善的股票市场;(2)股份制因素可以分解为股份制企业因素与股票市场因素:(3)股份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资本的影响方面;(4)可以用函数f(K1)，f(K2)分别表示股份制企业因素和股票市场因素对资本的影响，且f(K1)，f(K2)随时间t的变化而变化。依据以上假设作出函数:Y=A(δ1f(K1)+δ2f(K2))(4)其中，Y是产出;A代表经济的技术状况;δ1，δ2是常量。对(4)式两边关于时间t求导，可得:dYdt=Aδ1df(K1)dt+Aδ2df(K2)dt(5)对(5)式分析可知，股份制企业的发展会使f(K1)对资本的影响呈现持续的正方向变化，df(K1)/dt＞0，使其对dY/dt产生正效应，促进经济收入一直增长，而股票市场因素资本影响f(K2)也具有类似的效应，但当社会经济处于一定时期，股票市场发生较大幅度动荡时，f(K2)对资本的影响将呈现负方向变化，df(K2)/dt＜0，进而对dY/dt产生负效应，导致经济收入的降低。因此，股票市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通过以上分析，股份制企业因素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良好贡献，但由于股票市场的波动性致使股票市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即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着不确定性。但这不能完全否定股票市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视具体时期而言。

2、变量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为依据，选择GDP、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以及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为模型研究对象。以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代表股票市场及股份制企业因素;GDP代表经济增长，在模型的框架内研究股份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

3、数据来源

本文1999～2010年中国GDP、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以及1999～2009年的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的相关数据来自各年的统计年鉴，2010年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的数据来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本文的所有分析过程由Eviews软件完成。

五、股份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简单回归分析

依据1998年2月24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第一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结果的公报:经济类型结构方面，国有和集体企业法人在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中占主体地位，其数量合计达到194.3万个，占总体的73.9%;私营企业法人个数为44.3万个，占总体的16.9%;外商、港澳台投资并投产开业的企业法人单位数为11.1万个，所占比重为4.2%;股份制企业法人7.2万个，所占比重为2.7%。而到2003年1月17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企业所有制结构方面，2001年末，在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国有联营和国有独资企业)占12.2%，集体企业占28.3%，私营企业占43.7%，股份制企业占9.9%，外商投资企业占1.9%，港澳台投资企业占2.7%，其他企业(包括国有与集体联营、其他联营和其他内资企业)占1.3%，如表1所示。表1中，股份制公司企业法人30.0万个，占总企业法人302.6万个的9.9%;从业人员2746.6万人，占总从业人员16502.2万人的16.6%。我国股份制企业五年增长三倍，股份制正在成为我国公司所有制的主要形式。1997～2001年五年间，我国股份制企业(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从7.2万家发展到近30万家，增长了3.2倍，年均增长33.1%;资本金从4868亿元增加到28607亿元，增长了4.9倍，年均增长42.5%;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从8311亿元增加到56733亿元，增长了5.8倍，年均增长46.8%。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数据，“十五”期间股份制企业税收累计完成32212.18亿元，比“九五”期间增长了5.6倍，年均增长34.0%，比全部税收收入的平均增幅高出了14.9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达45.0%。2001～2003年股份制企业税收所占比重分别为23.7%、26.2%、29.0%，2004年超过国有企业跃居各经济类型首位，比重达32.0%。2005年完成税收10459.18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达34.5%，比国有企业和涉外企业分别高出9.67个百分点和13.42个百分点，比“十五”初年提高了10.8个百分点。对以上数据分析得知，股份制企业税收是各类型企业中推动我国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并且“十五”期间股份制企业税收占税收的比重也在稳步提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逐年递增，显示出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股份制企业盈利能力显著增强，纳税能力稳步提高，使得国家税收快速增加，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股份制在经济增长中愈来愈突显出作用，国家可以通过一些政策调控更好的发挥股份制的促进经济增长作用。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增速又进一步推动了股份制的发展，表现在股份制企业及上市公司的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进步，如表2所示。由回归结果可知，拟合优度为0.987876，说明模型能较好反映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D-W值为1.324321。在Eviews软件中对其进行修正，修正后的拟合优度为0.993400，D-W值为1.968415，进而可说明无自相关性。但变量x1(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以及变量x2(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都经过了t检验，说明经济增长与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及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存在着相关性。各项统计指标都比较良好，说明此回归对生产函数拟合得较好。

2、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为了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可能会产生的“伪回归”现象，对模型进行估计之前，有必要对LogY、LogX1以及LogX2(其中，Y表示GDP;X1、X2分别表示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数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查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本文运用单位根检验主要方法之一的ADF检验方法进行检验。表3是在Eviews5.0进行ADF检验所得的结果。协整检验不仅可以决定一组非平稳序列的线性组合是否具有协整关系，还可以通过协整检验来判断线性回归方程的设定是否合理。从协整理论的思想来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因变量能被自变量的线性组合所解释，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检验一组变量(因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等价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一个平稳序列。以ADF检验所判断的残差序列的平稳性为基础，进而判断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是否存在。对LogY与LogX1、LogY与LogX2数据进行处理，提取残差得到残差序列，再对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若残差为平稳序列，则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具体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通过检验可知，对LogY与LogX1、LogY与LogX2的数据进行处理所得的残差序列都是平稳序列，LogY与LogX1、LogY与LogX2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LogY能被LogX1、LogX2所解释，回归方程的因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

3、Ge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检验的基本依据是:将来不能预测过去;如果y的变化是由x引起的，则x的变化应该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利用分布滞后的概念，可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定义:若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则x应该有助于预测y，即在y关于y过去值的回归中，添加x的过去值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应该显著增加回归的解释能力。此时，称x为y的原因;但如果添加x的滞后变量之后，没有显著增加回归模型的解释能力，则称x不是y的原因。如果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则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X应当有助于预测Y，即在Y关于其过去的回归模型中，添加X的过去值作为独立变量，应当显著地增加回归模型的解释能力;第二，Y不应当有助于预测X，如果X有助于预测Y，同时Y也有助于预测X，很可能存在着一个或几个其他的变量，它们既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也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检验X是否为引起Y变化的原因的主要步骤如下:首先，检验“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对以下两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根据这两个方程的残差平方和来计算F统计量，检验方程(7)的系数β1，β2，……βm是否同时显著不为零，如果这些系数不同时为零，则拒绝“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接着检验“Y不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作同样的回归估计，检验Y的滞后项是否显著不为零。在拒绝原假设“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的同时，接受原假设“Y不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则能得到“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的结论。在模型(7)和模型(8)中的m是最优滞后阶数，即选择滞后阶数m使得模型中的误差项为白噪声。根据以上理论内容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5。由于拒绝“LogX2doesnotGrangerCauseLogY”，接受“LogX1doesnotGrangerCauseLogY”的原假设。因此，可以认为，1999～2010年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不是经济不断增长的Granger原因，即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因果关系。从表5检验结果中发现，当滞后期为1～3期时，LogX2是LogY的Granger原因，而LogY却不是LogX2的Granger原因，说明不管短期还是长期，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而经济增长在促进股份制企业发展方面作用则不明显。但不管如何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都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说明不管在短期还是长期，股票市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不明显。虽然股份制更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股票市场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使得股票市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不确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股票市场因素在某些时期会促进经济增长。并且股份制企业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良好的贡献。因此，股份制对经济增长具有较为突出的贡献。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可知，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增长率与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Granger因果检验中，股份制企业工业增加值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上市公司股票总发行股本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由此可判断股份制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股份制可以通过鼓励技术进步、资本形成、增加劳动供给等几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作用机制，它能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应采取积极的市场化的政策措施，以更好地发挥股份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宏观上看，股份制的出现需要以经济增长为条件，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股份制，反过来股份制的出现发展又进一步的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所以在政策上要不断鼓励推动股份制的发展和完善，使之能更好的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对一国而言，股份制形成之后，其发展水平会随该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1、不断发展和完善股份制，积极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随着股份制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日益显现，在政策上要鼓励推动股份制的发展完善，进一步更好地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近几年股份制改革成效显著，使股份制企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且有较高的盈利水平和较好的经济效益状况，直接拉动了股份制企业税收的高速增长，因此，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加大对股份制的改革力度，不断发展和完善股份制制度。

2、以股份制企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促进股票市场的繁荣

股份制企业的不断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通过在政策上对股份制企业发展的鼓励，发挥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进步。经济增长不仅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股票市场等虚拟经济的发展繁荣。因此，我们要通过以股份制企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促进股票市场繁荣这样的方式来全面协调地发展社会经济，促进整个经济的繁荣。

3、推动市场化进程，促进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会受到诸如宏观经济环境、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在不断完善股份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以自身的因素为前提，结合自身环境，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在较全面分析股份制与经济发展的宏观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行股份制改革，促进股份制的进一步发展，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4、注重股份制企业在质量方面的发展

任何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影响，股份制亦是如此，只有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股份制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才会越来越大。在发展股份制的过程中，不能一味的追求其数量上的增加，尽管股份制企业数量上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股份制的发展，但更重要的应该是股份制质量的不断进步。衡量股份制的发展，更多的要在其质量方面，如股份制企业的整体效益、不断发展壮大的股份制企业的数量、股份制企业技术进步情况(申请专利数)等。因此，在创造积极良好的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注重股份制企业质量上的发展，这样必定会更好地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

5、正确引导股票市场发展，加强宏观调控和统筹管理

股票市场是股份制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股票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同样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应认识到股票市场也加大了经济动荡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就可看出，股票市场的不良发展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程度的危害，因此，需要正确引导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不可忽视其可能存在的负面作用。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加强宏观调控和统筹管理有利于发挥股份制及股票市场的积极作用，扫除股份制及股票市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