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十篇

国际货币体系篇1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根本原因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所形成的一个完整系统，是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经济活动的需要，对各国货币的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储备资产的供应等所作出的安排或确定的原则、规则，以及为此而建立的机构等的总称。任何一种国际货币体系都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第一，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的确定及其供应，即货币本位问题；第二，汇率制度问题；第三，国际收支发生不平衡时如何进行调节的问题。一百多年来，国际货币体系几经变革，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国际金本位制度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牙买加货币体系时期。在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个别国家居于中心地位：国际金本位时期是英国，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是美国，牙买加货币体系前期则是美、欧、日三足鼎立。

使用何种形式的国际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最基础的问题，它关系到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当一种货币的使用扩展到其发行国以外时，它就成为国际货币。如果一种货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会给其发行国带来诸多利益。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铸币税”以外，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主导地位的货币还拥有货币强权，其所有国可通过国际货币关系对他国施加很大的影响。

英国和美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牢牢地控制了全球的经贸格局，它们的货币也先后在全世界享有无可争议的国际货币地位。从英镑替代黄金在全球流通，到美元在战后替代英镑充当国际本位货币，再到此后德国马克、日元以及欧元等货币的先后登场，各主要货币伴随着大国实力的转换而兴衰更替。

直到20世纪早期，国际金本位制一直运转良好。凭借发达的金融体系和稳定的英镑币值，英国在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拥有绝对主导地位，英镑与黄金共同充当了国际货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各国纷纷超额发行纸币以弥补巨额的军费支出，并且除美国之外被迫相继放弃金本位制。此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动荡时期。到20年代中期，西方各国随着经济的好转又开始恢复金本位制，但这时的金本位制已非一战前的金本位制，黄金的地位削弱了，其兑换受到限制，黄金自动调节汇率和货币供求的作用已不复存在。这一时期，执行国际货币功能的除了黄金和英镑外，还有美元和法郎。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猛烈冲击下，国际金本位制度彻底崩溃，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分裂为若干货币集团，各集团之间自成体系，竞争激烈，结果导致了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极端混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为构筑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此时，美国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这一体系实际上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绝对主导权，或美元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通过国际会议和国际协议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它也被称为关键货币本位制或可以兑换黄金的美元本位制，美元实际上充当了国际货币，发挥了国际货币的各种职能。美元被广泛地用作国际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日益恶化，黄金储备急剧减少，无力继续维持美元和黄金的挂钩。在爆发了几次美元危机以后，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至此，美元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已不能兑取黄金，从而成了真正的美元本位。没有黄金支撑的美元继续在国际储备货币的安排、国际汇率制度的决定，以及在国际收支的调整等方面保持特殊的地位，享有国际货币的各项特权，成为美国操纵全球金融和经济最重要的工具。回顾几十年来的历史，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不但没有削弱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反而消除了对美国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约束，并使美元霸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事实上，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要求并非始自今日。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所实行的牙买加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甚至被称作“无体系的体系”（约翰・威廉逊）。牙买加体系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以及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在牙买加体系下，尽管美元不再处于惟一国际货币的地位，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计价货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目前，世界上仍有2/3以上的进出口贸易用美元计价和结算，美元是国际金融市场外汇交易的重要手段和干预货币。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量的50%以上以美元为对手货币；全球衍生金融产品80%以上以美元为交易货币；全球45%的债券以美元计价和交易；全球大宗商品包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粮食等，皆以美元计价和交易；美元占当今全球储备货币份额大约64%。目前全球有68个国家的货币汇率与美元直接或间接挂钩。

在美元本位制的货币体系条件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属于体系的中心国家，其他国家则属于国家。来自国家的商品和资源大量流入美国，并因此而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这些国家又将大量的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使美元回流美国。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全球贸易的严重失衡，一方面，美国贸易赤字巨大，另一方面，中国等国积累了大量贸易盈余。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除了引致全球经济贸易失衡以外，还存在着汇率制度不稳定、危机救助机制不完善等弊端。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使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以来所累积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更为凸显，同时也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势头强劲，在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上升，整个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60%，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从根本上来说，国际货币体系是以国家经济和金融实力为支撑的。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发展最终将促使国际货币体系进行调整，以反映已发生很大变化的国际经济格局。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使得这些国家的货币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货币体系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不可能长期不变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旧体制的瓦解，同时就孕育着新体制的诞生。

三、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实现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必经之路

尽管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对目前以美元本位制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重大改革仍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缓慢的过程。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受到很大打击，但这些打击仍在其可控范围之内，美国依然是无可争议的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其经济的竞争力仍排名世界第一。因此，美元的地位在短期内很难动摇。另外，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具有巨大的惯性，大部分国家并不愿意看到其剧烈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事实上，维持美元作为重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及其汇率的稳定也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仍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就近期而言，主要仍应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作进一步的完善。例如，要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宏观经济的监督，应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话语权。就长期而言，进一步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合理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的过程中，中国应当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人民币无疑将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2009年7月，由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共同制定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正式公布。当月，我国首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正式启动。2010年6月，中国央行宣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从启动之初的5个城市扩大至20个省区市，参与的出口企业从365家扩大至近7万家，同时境外地域由港澳、东盟地区扩展至所有国家和地区。当年8月，央行正式宣布允许境外机构以人民币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人民币回流境内打开一条渠道。2011年1月，央行又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允许境内机构以人民币开展境外直接投资。在此之前，自2008年12月以来，中国央行已与香港地区、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白俄罗斯、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和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从中国央行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央行间的货币互换，到逐步展开的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再到跨境直接投资以至金融市场投资，人民币国际化已迈出了步伐。

作为亚洲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成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试验场。2010年7月以来，香港人民币存量急速增加，香港各大银行纷纷抢滩人民币市场，各项人民币业务如火如荼地开展。据报道，截至2010年底，香港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总额约为3150亿元，同比增长400%。据预测，未来3―4年，香港人民币存款有望达到2万亿元。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即“点心债券”在香港也开始发行并受到追捧，2010年其发行量超过200亿元，在此基础上今年将轻松实现翻番。

国际货币体系篇2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

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

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3]周文贵等.国际货币体系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国际货币体系篇3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全球经济失衡，历史重演，“特里芬难题”再现

一、当前的全球经济不平衡从性质上讲只是历史的某种重演

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一是充当国际清偿力的本位货币的确立，并保持其适度增长；二是围绕本位货币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第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确立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际收支的协调机制，是自动协调还是政策协调？是责任分担式的协调还是责任不对等的协调？当各国还处于封闭状态时，对国际本位货币没有需要；对国际本位货币的需要是同国际经济和金融交往的日益扩大相联系的，而国际本位货币的选择和构成变化，则主要是同国家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相联系。

国际本位货币曾经采用实物形式。用实物来充当国际货币本位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的无限性、国际贸易和金融往来的无限性，决定了对国际清偿手段无限增长的要求，而任何实物的供给总是有限的，难以满足这种要求；另一方面，任何实物在全球地域分布上肯定是不均匀的，造成支付能力在起始点上的不公平分配，会引发地区矛盾和冲突。

在金本位的黄金时期（1870-1914年），就包含着实物充当国际货币本位所面临的矛盾。但存在一个缓解矛盾的因素：金本位实际运行中，金本位往往被遵循金本位的模范国家的关键通货所替代，而这种关键通货往往已具备了信用货币特征，不受实物有限的约束。19世纪下半叶，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覆盖全球，90%的国际支付以英镑进行，“英镑等同于黄金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英国是关键通货国，英镑是关键通货货币，英国通过贸易逆差实现的平均资本输出占其GDP的5%，个别年份高达7%-9%，英国政府承诺英镑可以自由兑换成为黄金。其它国家通过贸易顺差积累的以黄金和英镑为主的国际储备增长迅速——俄罗斯和比利时的国际储备翻了两番，印度和瑞典翻了一番，美国的储备也大量增加。但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图景是：英镑得以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起因，在于这个国家模范地遵守了金平价自由兑换，但一旦英镑获得这样的地位和声望，便产生滥用的冲动并最终危及金本位自身。金本位后期，巨额的境外英镑结存已经对金本位制度构成严重威胁。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了金本位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战后的国际货币金融新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战前的金本位相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机制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世界经济的客观变化，如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扩大，实物黄金作为国际货币本位的缺陷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和美国的利益。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货币对美元挂接，美元对黄金挂钩。各国官方可以拿美元去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美国为此需要足够的黄金储备来应对。同金本位制度时的英国一样，兑付承诺使得美国发行货币还有个硬约束，但由于私人市场参与者不享有从美国财政部获得黄金兑换的权利，这种约束相对于金本位时对英镑的约束已经削弱了。这种约束并没能阻止美国搞大量的财政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超量发行货币，以向世界其它国家输出美元，结果美元面临逐步增大的贬值压力。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对黄金脱钩，发出去的美元不再能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经过短暂几年的动荡期，国际货币体系大体上仍是围绕美元展开的：真正对美元浮动的只有德国马克（后来是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发展中国家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的是低频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纷纷重新将其货币钉住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就更是围绕美元展开的，被称为“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Dooley,Folkerts-LandauandGarber,2003）。

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现在的60多年中，美国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其贸易账户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其过程是：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每次周期所不同的只是出现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各有不同。具体分析，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现在，已出现三次周期变化，每次周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上表现为国际经济不平衡。

第一次周期：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贸易顺差持续降低，到1971年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百分比首次降到零以下，美国主要通过对外投资向其它国家输出美元，（到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存有的黄金已经减少到1940年代的一半。）当时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于西欧国家。进入70年代，由于布雷顿森里体系解体时美元的大幅度贬值（由35美元兑1盎司黄金贬值为280美元兑1盎司黄金。），美国经常项目进一步走向逆差的趋势得到缓解，其余额占GDP的百分比维持在零水平周围波动。

第二次周期：198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再次不断下降，一度到达-3%至-4%的水平，日本和主要欧洲国家则在此次周期中成为最大的顺差国，广场协议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后，90年代初期美国经常项目再次回复到零水平。

第三次周期：从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经常性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则再次下降，从1997年的-16%，到1999年的-32%，在到2002年的-45%，一路下跌到2004年年底-57%的水平，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到全球经常账户盈余的75%。但是新一轮全球经济不平衡顺差国的重点转移，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成为贸易顺差的焦点。到现在，这一轮周期还没有结束。称这次周期为“全球经济不平衡”，是由于有关国家的贸易顺、逆差规模更大，且不平衡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广。

二、重演的历史背后有相同的逻辑——“特里芬难题”和n-1问题的“不对称解”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可以说是一个老问题的现代版，是对金本位期英镑作为国际本位货币时国际经济出现的不平衡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两次国际经济不平衡的重演。几次国际经济不平衡产生的根源是相同的，这个根源到现在也没有消失，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个根源就是用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货币面临的“特里芬难题”以及由此决定的解决国际经济n-1问题采用的“不对称”办法。

首先，当国际货币本位选择一个国家的货币来充当时，就存在满足国际偿付手段需要和维持国际货币信心的矛盾。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世界各国支付和储备的需求，国际货币本位国美国必须要通过经常项目逆差不断输出美元；但是经常项目逆差的积累，又损害了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信心，动摇了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经济基础，从而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维持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这就是“特里芬难题”（由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在1960年提出。）。

另外，从国际收支的协调机制来看，任何一个由n个国家组成的、资本可以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固定汇率区都要面临“n-1问题”：在由n个国家组成的固定汇率区中，由于其中只有n-1个独立汇率，会有一个自由度的剩余——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有一个货币自由决定其货币的对内和对外价值——如何分配和使用这个自由度的问题，就被称为n-1问题。一般说来，有三种方法。其一是“不对称解”由某单个国家（设为第n个国家）来使用这一自由度，自由独立地实行自己的货币政策，维持n〗-1个固定汇率的责任由其余n-1个国家承担，这个国家就成为固定汇率区的“中心国”。其它国家由于没有自由实行独立货币政策的可能，它的货币政策是被动地用来维持两国间的固定汇率和利率平价的，因此被称为“国”。其二是“对称解”。它不是由单个国家来使用第n个自由度，而是由n个国家联合来使用这个自由度，维持n-1个固定汇率的责任由n个国家共同联合承担，因此在这样的固定汇率区中，不存在“中心国”和“国”之分。达到对称解的办法，既可以通过成员国联合的协调行动，也可以通过固定汇率区创建共同的中央银行和单一的货币政策来实现。其三，对于区域性而非全球性的固定汇率区，还可以有第三种办法来解决n-1问题。它是为n国组成固定汇率区的国家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外部驻锚”（ExternalArchor），n个汇率通过与外部驻锚的汇率固定而实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固定，外部驻锚的价格则是由系统外的因素外生给定的，这样，系统内的n种货币就都是内生决定，系统就具有相容性。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围绕美元展开的；是用不对称的办法来解决固定汇率体系的n-1问题的，美国是“中心国”，主要的“国”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曾经是西欧、日本，现在是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国家。只要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地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外部世界顺差就几乎不可避免，循环往复的过程，即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就几乎不可避免。并且，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采取以美国为中心国的不对称办法来解决n-1问题。美国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其货币政策具有国际主导权，拥有向世界输出货币的特权，并可以把汇率和经济调整的责任转移到别的国家。正是由用单个国家的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产生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虽然美元同黄金脱钩和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使这一内在矛盾得到缓解，但矛盾并没有根除，“广场协议”就是这一矛盾激化后的一种政策调整，并且调整责任主要落在了当时的“国”日本和德国身上。今天，我们所再次面临的全球经济失衡，不过是“特里芬难题”的再现。

三、本次全球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且顺差集中在亚洲的原因

虽然产生的根源相同，但是同前几次国际经济失衡相比较，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涉及范围更广，且顺差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这是本次失衡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了解形成这些新特点的成因，对于更深层次的认识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有意义的。

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的原因，在于以下参数发生了变化。

第一，更为迅速增长的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要。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从1990年代开始呈加速发展，商品、要素、人员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史所未有，因而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求增长更为迅速，这就必然要求作为主要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能够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给，需要美国更为显著地累积贸易赤字来实现。

第二，国际货币供应的外在约束在更大程度上被削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贸易顺差国可以把积累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而迫使美国实施紧缩政策，约束美国贸易逆差的进一步发展。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则彻底摆脱由黄金兑换产生的约束，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根据国内经济的需要发行货币，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保证内部平衡，把外部失衡调节的压力丢给需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贸易伙伴来解决。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说过，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发展，在注入美元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界限。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各国储蓄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得以配置，国内储蓄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同国内投资偏离。不同于以往，目前有更多的国家放开了资本账户，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加快，金融资产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资本流动引起的交易量比经常账户引起的交易量要大很多。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度一体化放松了对国家内部储蓄投资平衡的限制，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在减弱。如果不是国际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容易，很难想象全球经济不平衡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而且可以维持这么久。

第四，国际货币体系丧失规则，冲突增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世界经济失去了被清楚界定的政府干预规则，失去了各国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义务约束，致使各国经济决策只在非正式的货币安排中，采取基于没有制度规定和约束的政策来作出应对，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更为经常地采取非协商和非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国际经济失衡，造成经常账户不平衡程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这次全球经济失衡，出现顺差的国家集中在亚洲，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似性和东亚国家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共同推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国家和日本为了推动经济发展，采用了以出口推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为实现出口导向，这些国家采取了压低汇率、钉住美元、鼓励储蓄等政策措施，直接的结果是在全球经济贸易关系中，1960年代贸易顺差集中在西欧，1980年代贸易顺差集中在日本。随着西欧和日本相应完成了经济追赶任务，它们就先后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家”阵营“毕业”。随后，东亚国家为了完成经济赶超目标，也选择了西欧和日本曾经的发展模式，加入了国际货币体系国家行列（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到1980年代前，它们要不微不足道，要么游离世界市场体系之外。）。近十几年来，全球供应链条重组、生产工序分割、服务跨国外包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拥有大量便宜的劳动力，导致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环节向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集聚和转移，就进一步带来了贸易顺差在东亚国家的集聚。第二，97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过度调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亚洲国家认识到本国货币无法进行国际借贷，甚至本国货币也不能用于国内长期借款（由于国内长期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债券市场不发达。），不得不通过国际借款来实现融资，使得它们承受货币和期限的双重不匹配，因而极易受到投机性攻击而发生货币和银行危机。为了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过后，亚洲国家开始将拥有储备的多少作为国家货币信用的支持和阻吓游资冲击的手段，从而积累起过度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由净借款者变成了净放款者。由于中心国家——美国资本市场的广度、深度和流动性，以及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独特性，过多的储蓄就主要流向了美国。

四、结论和我国的应对之策

如果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以贸易顺差国减小顺差，逆差国减少逆差为主要调整思路，而不触及国际货币体系这一深层次问题的话，全球经济不平衡就得不到根本解决。这些办法，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中缓解失衡，但以后同样程度甚至更大程度的全球经济失衡还会出现，只不过那时的顺差国可能不再是中国，而变成例如印度或者巴西等国家。

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国际压力下，美国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的汇率制度和内需政策。它希望通过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货币升值、储蓄降低、进口扩大等办法来缓解全球经济不平衡。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两次以类似手法完成了美元的贬值，先后将调整成本转移给了西欧和日本。本文的分析说明，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基础同以往的情况是相同的，美国现在所提出的调整办法，实质是对经济调整成本的再次转嫁。

国际货币体系篇4

始作俑者美国经济企稳，就业改善。非常态货币政策“量化宽松”的退出从“脚本”变成了“正式演出”，并且已经演到了第四季；欧洲经济局部回暖，财政紧缩初见成效，不仅核心国而且边缘国、不仅债而且公司债均成本骤降，一片“繁荣景象”；日本射出了“三支箭”，搭配了一个新的经济流派“安倍经济学”，但只闻其声，未见实效；新兴国家在危机初期俨然成了全球经济的主动力，没成想在“再平衡”的尾声疲态尽显，货币贬值，资金流出，增长乏力，结构堪忧。

这幅金融危机演进图有点乱，少了些许正能量，却又勾画出了主脉络，做到了“大致如此”。 危机化解之术

欧美经济体走出危机的办法不外乎是美国的“以印为主”和欧洲的“以拖为主”，前者是开动印钞机，实施量化宽松，让美元充斥国际市场，水浸大宗商品；后者则是无休止的债务重组，折价兑现到期债券（希腊在这么做），重组到期债务（西班牙在寻找不还钱或少还钱而且不失或少失体面的办法），债权人“割肉”而非全部由纳税人“埋单”（塞浦路斯危机纾困和银行破产重组的bail in机制），目的是拖时间。

明眼人一看便知，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以时间换空间，用纸币续资金链，结果是货币泛滥，争相贬值。当然，享全球货币锚地位的美元是不二的“避风港”，愈是险象环生，美元币值愈坚挺。

不过，不要被假象迷惑，不要管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的汇率比价关系，无论谁升谁降，主要国际货币的真实购买力都在下降，流通中纸币的信用在走低，即便人们可以片刻沉浸在美元的“襁褓”中，那也只是safety bubble（安全性泡沫），终将会破裂。

与此平行，中国没有实行量化宽松，但主要经济体输出的天量货币形成了外汇储备的“悬河”，外汇占款需要大量新增人民币发行进行对冲，所以，货币供应量长期居高不下。

加之商业银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组件，而银行又有存贷比的硬约束，新增再多货币也不能畅通无阻地进入实体经济，于是怪现象出现：2013年6月之前，一边是贷款市场供给不足、利率畸高，一边是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充裕、资金富集；2013年6月之后，一边是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抽紧、利率飙升，一边是企业资金链紧绷如故、筹资成本变化不显著；2014年以来，一边是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缓解、利率趋稳，一边是社会融资成本仍然爬高、实体经济“融资难”未解。

当然，部分资金通过银行同业业务和理财业务曲线进入了实体经济，但机制的阻隔依然导致金融中介与经济实体的错位与背离，“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

更需澄清的是，不要以为贷款多了就必然会导致盲目投资和企业的生产过剩，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量，是价格，只要利率能精确反映资金这种生产要素的价值，那么就会传导给生产者，生产者会谨慎选择项目和产能，综合考虑劳动力、技术等其他要素的成本，组织生产。

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大，存量规模已经是天文数字，即便人民币对美元或者其他货币名义升值，甚至可能是长期升值下去，但是作为一般等价物，其对生活品及生产品的价值却是一点点被风蚀。

无论是危机中的欧洲、爬坡中的美国，还是结构调整中的中国，其货币政策皆颇为神似，不论其名称为量化宽松、债务货币化、财政紧缩还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不论其工具是购买债券、扭转操作、央行借款还是公开市场逆回购等，当终场大幕再拉开时，谢幕的布景几乎都是货币泡沫的海洋。

货币泡沫终会破裂，眼前的问题好像被解决了，准确地讲，仅仅是把灰尘扫到了地毯下，而留给后人的是什么呢？ 只“堵”不“疏”的危机解决之术，其成效只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人民币新走向

危机以来，全球央行在疯狂印钞票，皆在以宽松的货币环境力促本国经济的恢复。但是，这种放水的政策选择不是没有后果的，最严重的后果是通胀。学理上的通胀后果在现实中有一个孰轻孰重及如何分布的问题，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谁输出通胀减压自己、谁被动输入通胀殃及自己。

这是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但鼓槌在美国手里，美国希望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希望停在谁手里就停在谁手里。

回顾金融危机史，1997年始于东南亚的危机1998年蔓延至东亚；而2013年欧美曙光初现之际南亚的印度、印尼皆出现经济困局，表现为增长停滞、货币贬值，是否2014年会重复以前的轨迹，危机再度被引至东亚？依稀记得，当年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而现在，又力保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改革如同重新装修房子，刷墙、铺地，要破坏旧的（当然程度上是较平缓、较轻盈的），也要搞成新的。从结果看，焕然一新的感觉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甚至改革路线选择的正确性。不过在欣喜之余，切记装修是要花钱的，改革是有成本的。

改革之初，寄望于国际资本、技术和机制帮助中国经济转型，继而以经济转型促使社会转型。殊不知外人皆为“理性经纪人”，其理智与冷静一如既往，来中国这样的“新大陆”，看中的是蕴含巨大潜力的市场，目的是超额经济回报。国人最后终于发现，改革成本须自付，以环境、劳动力、地租的形式付了，以数倍的要素投入换来了炫目的GDP数字。

改革成本须支付是肯定的，具体谁付呢？政府部门、企业部门、个人部门分摊。如何支付呢？人民币贬值，特别是真实购买力的下降。这种方式肯定不是最优解，连满意解都算不上，特别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其负面作用会更显著。

对人民币走向的预判是要说明货币发行制度再校准的重要性，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应是人民币货币发行的自主性、针对性与前瞻性，无需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同时，货币发行的制度化、规则化要进一步明晰，其中的要义是纪律和责任。 货币体系支柱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国际货币锚的地位，其过程是英国的“凯恩斯计划”与美国的“怀特计划”的角力。凯恩斯倡导的“Bancor”（一种符号化的世界货币）和怀特倡导的“美元”之争实质上是维护英镑光荣还是昭示美元崛起， 英国想通过Bancor“去美元化”，而美国力图“去黄金化”，结果不言自明，Bancor的虚拟世界政府让位于现实中最强的美国政府。

可见，国际货币地位和国际货币体系不是简单的经济考量，而是政治、军事、外交等合成的综合国力的比较与平衡。

国际货币体系继续演进，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金汇兑本位制”嬗变为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信用本位制”，本质上是固定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轮回，是所谓的黄金的“野蛮痕迹”的消退，同时也是信用货币体系的重塑。

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牙买加体系，其体系内核是对信用货币的信心。

固定汇率制度尽管能够把汇兑价格框住，但在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中不能解决“特里芬难题”，也无法根本解决信用货币的信心问题。

浮动汇率制度尽管适应了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现实，但危机-重建-再危机-再重建的“治乱循环”表明汇兑价格的相对稳定和货币信心的问题依旧未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汇兑价格相对稳定与货币信心之间的不可调和三角依旧存在。

究其根本，国际信用货币本位制的核心是信用，信心源自信用，而信用要靠货币发行国的自律和国际协调机制的审慎安排。国际货币体系新的“两大支柱”不外乎：

一是纪律性，即一个国家的债务、财政赤字不能随意货币化，公共债务/GDP（公共债务/GDP指标合理范围是在60%以内）和财政赤字/GDP（财政赤字/GDP指标合理范围是在3%以内）要在合理比例之内，并且是“硬约束”，是纪律。

美国、欧洲和日本危机后的政策成了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竞赛，使得两项指标几乎全部超标，结果是市场失灵的问题没有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又浮出水面。

二是责任性，主要是货币发行量与GDP之比，货币发行量要与GDP增长、产业结构、金融体系发展程度、社会融资结构相匹配，不能罔顾货币价值和经济质量。

货币发行看似国别选择，实乃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国际货币协调机制的要件，国际货币发行国若一味向市场注水，或许能短暂提振本国经济，但一定会加剧国际货币的混乱局面。

国际货币体系篇5

人类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最初的金本位制、金汇总本位制，到后来的布雷顿森林协定、牙买加协议。现行的货币体系是以美元和欧元为国际储备货币，货币的发行不与黄金挂钩。这种货币体系下“特里芬难题”出现，美国和欧元区国家又以各自利益为重，使国际金融体系变得复杂和不稳定，通货膨胀、金融危机长时间大面积发生。新的国际货币体系，首先重新用回长久以来得到市场检验、人们自动选择的商品货币：黄金。由于黄金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的功能的弱点，需发行全球统一的货币来行使这部分职能。全球统一货币的发行与黄金储备量挂钩，保证了币值的稳定，同时国际收支得以自动调节。

【关键词】

国际货币体系；弊端；新体系

1 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历史

历史上第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金本位制，持续了三十余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溃：黄金做为本位货币，在各国间自由输入输出，各国根据货币的含金量确定货币之间的汇率；货币可以自由地兑换成黄金；汇率以及国际收支的平衡可以自动调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建立了国际金汇总本位制：黄金仍然充当本位货币，各国货币规定含金量，代替黄金行使流通清算和支付的职能。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在1929年大萧条时期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44个国家在美国布雷顿森林签署《布雷顿森林协议》：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成为了事实上的本位货币。1973年第四次美元危机暴发，美国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牙买加协议又对国际货币体系做出了新的安排：黄金不再做为各国货币平价的基础，汇率制度不只是固定汇率制度，还可以是浮动汇率制度、盯住汇率制度，美元也不再是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

2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及其弊端

当今世界，美元做为国际本位货币，成为了世界各国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同时美元的发行和黄金脱钩，使美国对美元的发行不再受任何外在硬性条件的约束，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需求决定美元的发行量。在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实际上具有了在全球范围内征收铸币税的权力。美国只要能够发行美元，就能购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任何产品和资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国际收支的顺差和逆差各为五年。然而从1982年起，美国的国际收支就开始了长达近三十年的持续大规模贸易逆差，其间只在1991年是轻微的经常项目顺差。而其金融项目则一直是顺差，而且两者的规模都越来越大。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输出的美元大部分被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其它金融资产，也就是通过金融项目顺差再流回美国。在这种模式下，美国可以越来越多地消费境外产品和资源，而美国滞留在境外的美元和境外对美国金融资产的需求规模也越来越大。美元做为国际储备货币，一旦成为各国的储备资产后，这些美元就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退出流通领域，造成货币供应量减少。为保持充足的货币流通量，美国当局必须增发货币。由于当代货币缺乏退出机制，因此美国当局大量增发货币的同时，使得货币只有贬值的唯一出路。美元贬值，带来美国的通货膨胀，在当今浮动汇率制度下，又会给全球其它国家带来输入型通货膨胀，从而引发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另一个后果则是随着美元的贬值，以美元为储备资产国家的储备资产也相应减少。

美元做为一个国家的货币，但同时又是国际货币，这样的结构下产生了著名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就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并且因为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而将长期存在。

自2002年欧元正式流通后，欧元开始逐步成为另一国际储备货币。由于其具有和美元同样的性质，同样面临“特里芬难题”，欧元很快便滑入和美国相同的经济运行方式中，开始了持续的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同时通过资本金融和资本项目顺差来享受欧元区以外国家的商品和服务，从而引发欧元区国家虚拟经济膨胀、实体经济萎缩，导致两者严重失衡。欧元区中的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等国基本上是依靠金融服务、房地产、旅游等虚拟经济或是靠近虚拟经济的服务业维持其经济运行。其中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自欧元诞生后就开始了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并且迅速扩大。整个欧元区很多国家正在快速重复着美元的游戏，也就是通过消费其它国家的商品和服务输出欧元，再通过欧元计价的债券、股票等虚拟资产回收外流出去的欧元。

由于美元和欧元的境外数量是美国和欧洲货币当局根据自已的利益需要以及对未来的判断，通过操纵货币政策来控制的。它们的国际发行量没有任何有效的约束。货币大量发行，引来资本金融市场越来越发达，大量金融衍生产品出现。1993年，巴菲特在其公司年会上发表观点：衍生金融工具将来有一天可能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引发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在现行货币体系下，由于货币的发行没有约束条件，大量超发的货币及浮动汇率引发了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各国的金融危机也是此起彼落。因此，建立新型全球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

3 新型国际货币体系

一直以来，货币的定义中都这样告诉我们，货币具有三个职能：交易媒介、计量单位和价值尺度。价值尺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理解成购买力。

货币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商品，只是该商品以前在市场上具有另外的用途，后来经过多年的实践，被市场选择成为一种具有特别用途的可以买卖的商品，并作为各类交易的媒介。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罗斯巴德告诉我们：黄金，这种稀有而且非常有价值的、由市场自主选择的金属，一直是而且将永远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人类社会最好的货币。

同一种货币购买力随着时间的流逝的变化大与小反映着这种货币本身是否稳定。黄金这种特殊的商品做为货币在历史上是如何的成功，十九世纪的金本位制体现了文明世界在货币上取得的最高成就，现在看来就象一个奇迹。

法国法郎 1814—1914 100年稳定阶段

荷兰盾 1816—1914 98年稳定阶段

英镑先令 1821---1914 93年稳定阶段

瑞士法郎 1850---1936 86年稳定阶段

比利时法郎 1832---1914 82年稳定阶段

瑞典克朗 1873---1931 58年稳定阶段

德国马克 1875---1914 39年稳定阶段

意大利里拉1883---1914 31年稳定阶段

波尔多对1880-1914年 （金本位的主要时期）十四个主要大国的汇率波动的研究表明，其平均波动幅度不到4%，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不到5%。

1900年之前，大约50个国家实行金本位制，包括所有工业化国家。这种现代金本位制并不是在某次国际会议上制定的，也不是某些天才创造的。这种制度是靠内在的力量，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果。

黄金是通过自身和商品之间的价值关系进入和退出流通领域的，信用货币出现以后是通过发钞行的倒闭来实现该种货币的退出的。黄金非货币化后，任何一种法币都失去了自动退出机制，一旦过多就只能贬值。

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货币的最优数量没有任何可能可以事先确定，唯有市场才能发现.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罗斯巴德指出：人类的货币体系存在根本缺陷。假若我们不能从基本制度层面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全人类的通货膨胀速度就将越来越快，终至无法收拾，紧随而来的就将是货币崩溃和跨国经济大战。

因此，在我们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论如何不应该抛弃掉黄金---这一人们在长期市场条件下自然选择的货币，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有其内在的价值，是一种诚实的货币。

但如果黄金直接做为流通、支付及清算的货币，显然是有很多的缺陷，会大大降低效率的。因此，做为一种稳定的商品货币，黄金发挥其价值储藏的功能，交易媒介及支付的职能主要由信用货币来履行。

新的信用货币首先不能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只要是由一个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货币，就无法避免“特里芬难题”的出现。那么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发行一种全球统一的货币，由一个全球性金融机构来承担。同时，这种全球货币的发行不以任何货币政策为准绳，而是与黄金挂钩，任何面值的货币都对应一定的黄金含量。同时货币的发行是以全球黄金储备量为基础的，任何货币都是与相应的黄金储备相对应，此时的货币不是一种信用货币，而是一种商品货币。货币能自由地和黄金兑换。货币的发行量与全球黄金储备量相对应。

如此一来，货币的发行受到了硬性条件的约束，不再象没有了缰绳的野马恣意狂奔，带来货币的贬值和通货膨胀。

但是另一方面，全球每年新增的GDP高于新开采的黄金量，这必然会带来货币的升值。更多的质疑在于以黄金为基础发行货币会带来流通领域以及支付清偿的货币量的不足，进而引发通货紧缩。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是不让货币沉淀下来，而是永远在流通环节中，任何国家的储备资产一律以黄金的形式而不是货币，在币值稳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提供货币量；另一方面，当新增GDP的体量超过黄金新开采的体量时，市场会在一定程度自动调节货币购买力，也就是通过货币购买力的提升来消化黄金不足的开采量。这种货币的购买力的提升是全球同步的，因此不会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带来影响，更不会出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遏制住了货币的超发，虚拟经济的发展步伐才能放缓。人们才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实体经济的发展上来，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有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一味地发展虚拟经济带来诛多严重的后果：金融衍生产品满天飞，人们热衷于赚快钱，财富大量集中于金融领域，股市、房地产市场积累了巨大的泡沫---带来各国的金融危机先后发生并且越来越频繁，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伤害。

在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货币体系中，汇率不存在了，各国无需为了争夺市场而竟相将本国货币贬值。以黄金为基础，各国的国际收支也实现自动调节直到平衡。在全球货币体系下，只有执行诚实的货币政策，即货币面额等同于实际价值，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运行状态才能达到最佳。

【参考文献】

[1]向松祚、邵智宾编著，伯南克的货币理论和政策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

[2]向松祚著，汇率危局---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和后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

[3]（瑞士）费迪南德·利普斯著，马晓棠译，货币战争：黄金篇，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8

[4]（美）彼得·D希夫，约翰·唐斯著，陈召强译，美元大崩溃，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5

[5]（美）马丁·迈耶著，钟良，赵卫群译，美元的命运，海口.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2000.3

[6]（美）莫瑞·罗斯巴德著，陈正芬 何正云译，为什么我们的钱变薄了---通货膨胀真相，2008.10

[7]易纲，张磊著，国际金融，上海，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

[8]（美）巴里·艾肯格林著，彭兴运译，资本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8

国际货币体系篇6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本世纪初就有不少学者关注。尤其是自2006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不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反对，开动印钞机，不断印刷钞票；而中国仍保持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增持美国国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社会上，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俨然越来越高，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探讨不得不提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本文则以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系列问题。

一、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及存在的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先后经历了国际金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现行的牙买加体系。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有：其一，全球范围内流动性过剩，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相脱离。其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美联储通常以美国的利益为准则，忽视或至少是不关注其他国家的福利。其三，金融监管问题。金融创新和资本流动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但没有建立起一个全球统一的监管机构和监管标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亟需改革，尽管目前美元的核心地位还不能从根本上被动摇，但由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所以未来国际货币格局将由一极向多极转变，因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不可避免。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原因

1．稳定全球金融体系。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世界关键货币之一，这会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平衡和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对外宣称人民币不贬值，阻止了危机的进一步扩散。近年来，我国努力增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稳定性和运行体系的透明度，保证了各国投资者对我国的信心，我国凭借良好的信用和表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2．提高中国金融的国际地位。中国应在金融领域拥有更重要的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期与其在亚洲和全世界范围内所占的经济权重相称。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占到世界总量的9.5%，贸易依存度高达50.64%。然而，中国国际贸易中绝大部分的商品和服务都是以美元定价和结算的。更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所占的份额，在当今世界上几乎为零。

3．降低美元贬值风险。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外部经济饱受美元贬值的风险。美国每运用一次扩张性货币政策，我国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就缩水一次。从短期看，可利用人民币升值的正向效应减少损失，如购买技术，资本输出等；而从长期看，人民币国际化不失为一项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好对策。

三、人民币国际化存在的障碍

1．非经济因素的阻碍。中国经济总量和非经济影响的增长和提升之路并不平坦。中国内部存在很多有待跨越的障碍和难关，比如资源与能源的缺乏和低效率使用，日益扩大的收入两极化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水平的行政效率和国有资本的垄断，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等都可能严重阻碍中国的长期发展。因此，要想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迈上一个台阶，就得先解决好中国非经济因素阻碍的问题。

2．资本项目完全开放需要时间。资本项目完全开放对于货币国际化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让中国做到这一点，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是因为在金融市场的规模、完善性和复杂性方面，以及在金融监管、宏观货币政策管理领域，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仍存在不小差距，而且资本项目完全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只要人民币投放出去，离岸市场肯定自发产生一个汇率。所以在一定期限内，会出现国内官方汇率与海外市场自发形成的汇率并存的局面，这是在汇率改革逐步开放过程中必然伴随的现象，没有人知道当前让人民币根据市场供求自由浮动会产生怎样不良的结果。

3．缺乏人民币海外派生机制。尽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愿意把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但在推行过程中，又不愿意使用人民币，原因就在于中国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海外产生人民币的机制问题。离岸人民币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方式：国内银行直接贷款给外国企业，外国银行给当地企业贷人民币。而目前政策不允许国内银行直接给国外企业贷款，所以只有东道国银行向当地企业提供人民币贷款，而当地银行也得向中国国内银行借入人民币。

4．地缘政治因素的阻碍。对于当前享有铸币税的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货币来说，绝不会甘心将已经占领的市场拱手相让。更何况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大相径庭，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不会轻易放松对中国的遏制，一些国家肯定会充分卡住人民币国际化的通路。

四、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对策

1．增加国内消费和投资。中国是贸易大国，且贸易依存度过高，易受外部冲击。中国要充分发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就要将经济增长的动力放在国内消费和投资增长上，只有内外兼顾、稳健的经济增长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基础。

2．增强以本币作为结算货币的能力。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规模决定了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程度不断提高，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最为现实的途径。中国政府应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鼓励试点城市的企业开展人民币贸易结算，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出口信贷规模，通过救助机制为区域贸易伙伴提供人民币，帮助其政府或企业购买中国产品，以贸易渠道形成人民币回流机制，逐步扩展边贸本币结算功能，推进人民币区域化。

3．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建设。目前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还无法满足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要求。国际货币要求交易充分便利，资金充分流动和资产价值能够合理预测，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有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只有具备发达的金融市场，才能为持币者提供广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其持币意愿。中国政府应把握当前美元面临贬值预期的契机，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的建设与完善，促进各类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发展。同时，继续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手段，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来推广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产品交易中的使用。此外，也应当充分重视金融市场风险，稳妥推进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建立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

4．保持良好的国际形象。一国的国际形象对一国货币国际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历经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带头人；同时中国政府在东亚事务中一贯保持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虽然也为之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中国政府的积极做法赢得了东亚乃至全世界的赞誉和信任，这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我国经济实力显著提升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要抓住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一机遇，实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同时完善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为资本回流做好准备。总之，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但这并不代表应消极等待，而是应该有足够的耐性，在提升国力的同时，逐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既不放弃机会，也不在短期内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付出过大的代价。

参考文献

[1]宗良，李建军．《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机遇和战略决策》．《国际贸易》．2010(1)

[2]张宇燕.《人民币国际化：赞同还是反对？》.《国际经济评论》.2010（1）

[3]万晨曦．《金融危机下国际金融体系的困境及人民币国际化契约》.《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0（1）

[4]蔡珞珈．《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探讨》.《商业时代》．2010（1）

国际货币体系篇7

关键词：货币价值基础；国际复合货币体系；国际储备货币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7－0026－05

一、货币价值基础是发行货币的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

货币价值基础是指货币作为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商品交换的媒介)其所代表的物化的价值。也就是说，货币在表现和衡量商品或劳务价值的大小时，代表什么价值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国际社会在探讨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时，几乎没有人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国际储备货币的价值基础问题，正因为国际社会由于政治的或制度的原因忽略了它，才使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一直不能修成正果。其实，只要国际储备货币的价值基础得到世界公众的认可，就像当年世界公众认可国际储备货币的价值基础是黄金一样，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那么，国际储备货币的价值基础是什么?国际储备货币的价值基础与货币的价值基础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纸币流通条件下货币的价值基础问题。

(一)货币价值基础具有演变性，不是固定不变的

在纸币流通条件下，货币价值基础也就是货币的物化内涵究竟是什么?有人认为是黄金。有人认为是商品百物价值。实质上，货币价值基础具有演变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有所预料：“事实上，被用作交换媒介的商品，只是逐渐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一个象征，在发生这样的情况后，这个商品本身就可能被它自己的象征所代替。现在它成了交换价值的被人承认的符号。”“社会的发展，在产生出这种象征的同时，也产生出日益适合于这种象征的材料，而以后社会又竭力摆脱这种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89－90页。)在这里“以后社会又竭力摆脱这种材料”就非常明了地说明货币价值基础具有演变性，不是固定不变的。纵观货币发展的历史，不同的币材都充当过货币的价值基础，黄金显然不是货币价值基础的惟一。也就是说，随着币材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发挥价值尺度职能的货币的价值基础可以是贝壳、青铜、黄金，也可以是别的。

(二)在纸币流通条件下，货币价值基础的物化形态是发行货币的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

我们把国家和非国家性质的地区通称为经济体。二十世纪的货币发展史，是发行货币的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取代黄金担负货币价值基础责任的探索、实践史。进入二十世纪，国际社会普遍发行纸币，纸币作为国家强制发行的货币价值符号，作为货币价值基础的物化形态――黄金的代表执行着货币的职能。但由于黄金产量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经济交易规模增长的速度，导致金币本位制无法正常运行。1922年的意大刹热那亚世界货币会议决定实行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预示着黄金开始退出货币价值基础地位，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启了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与黄金共享货币价值基础地位的历史，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以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开启了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独占货币价值基础地位的全球实践，1999年欧洲联盟的欧元诞生，则开启了区域性经济体集团的综合经济实力独占货币价值基础地位的历史。从此。货币的价值基础完全进入其物化形态实质上由货币发行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做后盾的时代。

(三)货币价值基础的内涵

随着纸币代替金属货币行使货币职能，再发展到纸币取代金属货币独享货币特权，货币所代表的物化价值就开始由价值的实物实体逐渐转换为价值的象征性形式。

我们从纸币象征性地代表物化价值行使货币职能的实证中，看到三点本质的内涵，一是现代社会已经“产生出日益适合于这种象征的材料”，货币不可能再回到由价值的实物实体代表物化价值的时代。也就是说，货币价值基础的内涵已经进入纸币象征性地代表物化价值行使货币的职能的时代。二是作为交换的媒介。货币只要在社会公众、世界公众中的社会信誉度得到认可。就能正常地发挥货币的所有职能。纸币象征性地代表物化价值行使货币的职能，说明无论货币价值基础的物化形态如何(无论它是实物形态还是象征性形态)，它作为交换的媒介的社会信誉度只要得到社会公众、世界公众的认可，就能正常地发挥货币的所有职能。三是货币的社会信誉度则取决于它作为价值尺度的可靠性、公正性，以及给予社会公众、世界公众的财富安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人民币、美元、欧元的价值波动的历史得到反证。

(四)货币价值基础的稳定性依赖于货币发行经济体给予社会公众的财富安全保证

自国家产生以后，国家就作为管理者对货币发行实施了相应的管理。从对铸币的铸造标准到纸币发行的管理，对货币进行管理，体现了国家对货币价值基础的稳定性向社会公众担负安全保证责任，实质上是国家对社会公众的财富安全给予保证，提高社会公众对货币的信心，树立货币在社会公众中的信誉。尤其是国家垄断纸币发行权以后，纸币作为国家强制发行的货币符号行使着货币的职能，国家将纸币作为交换媒介既强制地要求社会公众接受，又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纸币的合法性和货币价值安全性，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法律手段、行政经济手段、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等等，不仅国家如此，所有的经济体都是如此。如果没有经济体对货币价值基础的安全保证措施，在一个经济体内部不可能形成统一、稳定的货币制度。货币价值基础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行货币的经济体给予社会公众的财富安全保证。

(五)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充当货币价值基础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是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的

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并使之适合社会需要的力量。生产力具有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的价值基础正是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形成、并适应社会对商品交换需求的一般等价物的物化形态。这种物化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必然要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以适应社会对商品交换的媒介的需求。货币的价值基础从贝壳发展到青铜、黄金等物化形态，以致发展到表面显现为象征物而实质却隐藏着巨大物化力量的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正反映了生产力具有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一是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充当货币价值基础的历史，证明了其在稳定国内经济、国际经济形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自黄金退出货币价值基础的历史舞台

以来，唯有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在充当货币价值基础，国际社会别无选择。二是由于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充当货币价值基础，获得本国社会公众的认可。才使各国的货币发行与流通状况稳定，国内社会经济平稳：三是由于某些经济体或经济体集团的综合经济实力充当货币价值基础，获得国际社会公众的认可，才使国际社会形成了多元的国际储备体系。才使得欧元在其产生以后迅速获得成为多元的国际储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充当货币价值基础，能够解决日益增长的国际经济交易规模对国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需求，也就为国际社会解决国际货币价值基础的问题找到了一个重要途径。

(六)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是发行世界货币的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

从能够充当世界货币职能的货币发展的历史来看，充当世界货币职能的货币都是综合经济实力比较强大的经济体发行的，尽管这些货币在执行世界货币职能的过程中，它们的币值由于经济体的经济形势的变化都出现过一些问题，但只要货币发行者的综合经济实力没有退出世界强大经济体之列，这些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职能的客观现实就没有改变，而且由发达经济体组成的新的经济体集团所发行的货币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以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作为货币的价值基础，即货币是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的代表，有四个特点：一是长期性。在人们还不能找到能够破解“特里芬难题”的货币的物化形态以前，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将会长期作为货币的价值基础；二是币值含量难以准确确定。以现有的技术手段，人们还无法计算货币的综合经济实力含量，货币与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的固定比价难以确定；三是币值的波动性。货币价值随着经济体经济形势的波动而不断波动；四是币值的保证性。货币价值基础的稳定性依赖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利双重保证。

二、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作为货币价值基础是解决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的钥匙

(一)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作为货币价值基础是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建立的基础

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是国际储备货币，而建立国际储备货币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其价值基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任何建立国际储备货币的方案都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因而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只能是梦想。

国际储备货币作为世界各国政府持有的可直接用于国际支付的国际通用的货币资金，是各国政府为维持本国货币汇率能随时动用的对外支付或干预外汇市场的一部分国际清偿能力。这就要求国际储备货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和国际清偿手段，必须具有国际价值并能得到货币发行经济体的财富安全保证。而这个财富安全保证实质上就是货币发行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

从多元国际储备体系实施的现实来看，正是由于货币发行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为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提供了安全保证，才使得世界各国和世界公众普遍接受美元、英镑、加拿大元、日元、欧元等等，并使之成为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如果这些充当世界货币职能的国家的货币对于世界公众和国际社会没有任何安全保证，它们是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的。可见，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作为货币价值基础，为我们解决建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找到了一个有效的途径：这就是建立以经济体集团综合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际储备货币。

(二)经济体集团的统一货币是形成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动力

自欧洲联盟发行欧元，形成经济体集团以来，国际社会建立区域性经济联盟步伐开始加快，非洲货币联盟、东加勒比货币联盟、玻利瓦尔美洲联盟、东盟“10+3”会议、海湾货币联盟等区域性经济体集团都在创造条件加快本地区的货币联盟建设。这些经济体集团创设区域性货币的共同特点，就是区域性货币币值实质上以本区域内各个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为基础，也就意味着经济体集团的统一货币是建立在经济体集团的综合经济实力之上。各个经济体集团统一的货币制度，必然带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

首先，单一经济体的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将会成为历史。由于单一经济体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独特地位，它们的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导致的货币霸权，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种种不良后果，严重地损害着世界各个国家的利益。但在经济体集团产生以前，由于这些单一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无可替代的地位，使得国际社会很无奈。经济体集团的不断产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取代单一经济体霸权地位的可能性，再加上某些单一经济体的经济实力不断衰退、货币地位的不断走弱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不满，使其退出历史舞台变成历史趋势。随着经济体集团的不断成熟，全新的区域性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必将成为世界潮流。

其次，建立世界货币必然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随着各个经济体集团统一的货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各个经济体集团之间的货币汇率折算上的不便，另一方面，单一经济体货币与本区域外的经济体集团之间的货币汇率折算上的不便，必将带来建立世界货币的要求。因此，建立世界货币必然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

再次，建立新的世界货币有了货币的价值基础和制度基础。各个经济体集团统一的货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国际社会建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建立新的世界货币提供了货币的价值基础和制度基础。由于各个经济体集团的货币制度综合了其内部各个单一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这就使得经济体集团的货币制度成为最稳定、最可靠、最可信赖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样，以经济体集团的货币制度为基础建立的国际储备货币和世界货币必然有着可靠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证，使国际货币体系不再受任何单一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的影响，不再因个别经济体的经济形势、经济地位、货币制度的变化而波动。

(三)国际货币体系价值基础的财富安全保证

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既然我们找到了建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途径，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也就变得容易了许多。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具体内容包括：建立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确定世界货币制度及国际储备货币管理机制、确定国际汇率制度、确定资金融通机制、确定国际收支的国际履约及约束机制。在这些内容中，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必须得到安全保证，只有这样，世界货币才能得到国际社会及其公众的认同。

无庸置疑，在各个经济体集团的统一货币基础上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价值基础具有很高的安全保证机制。不难看出，一是各个经济体集团的统一货币的价值安全是建立在各个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的。经济体集团的货币价值是由集团内部各个经济体的货币价值组成的，而世界货币价值是由各个经济体集团的货币价值组成的。可见，世界货币的价值是建立在经济体集团的综合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世界货币产生的层层环节都得到了价值安全保证。二是在这种机制基础上建立的世界货币不再受任何国家或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的制约，任何单一

的、个别的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影响世界货币币值的力量都是微小的，因此，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有着很高的安全性：三是世界整体经济形势变化对世界货币币值的影响较大，但是，世界经济的总体衰退的周期很长，整体经济形势变化对世界货币币值的影响又是偶然才发生的。而且，由于世界货币不再受任何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的影响，个别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衰退很难影响世界经济的整体走势，因此，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有着很高的安全性。

三、未来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复合货币体系

(一)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论是国际复合货币体系建立的理论基础

首先，复合本位货币制(Multiple-Currency Stan-dard)的价值基础是经济体集团的综合经济实力。复合本位货币制是指其价值由多种货币的汇率加权确定的用于国际之间债务支付和储备资产的超越国家的国际本位货币制度。如欧元(EUR)就是一种复合本位货币。复合本位货币是建立在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基础上的，是由区域性的经济体集团内部各个经济体的货币价值综合组成的，反映了各个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经济体集团的货币体现了经济体集团的综合经济实力。

其次，国际复合货币体系(Intemastional Multiple-Currency System)的价值基础是复合本位货币制。国际复合货币体系是指由若干个复合本位货币组成的。完全超越国家而独立存在的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本位货币制度。国际复合本位货币是经过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层层保证而设立的复合货币体系，是一种超越国家的国际本位货币制度。这种货币制度不再受任何国家或个别经济体的经济形势的制约，货币币值因而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二)国际复合货币体系是国际社会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选择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社会几十年的孜孜追求，国际社会苦于一直找不到最佳的方案而不能实现。国际复合本位制作为国际社会长期探索与实践的结晶，必定成为组成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流，作为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本位货币，复合本位货币制在欧洲的诞生，标志着复合本位货币制将成为国际货币发展的潮流，之后不断出现的创设新的国际货币的思路，亚元、苏克雷、非洲统一货币、南美洲统一货币等等都基本上采用复合本位货币制的模式，说明复合本位货币制已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接受，接受复合本位货币制并依此建立的区域性货币制度本身就是国际复合本位制。

国际复合本位货币较高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特征，对于稳定国际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际复合本位货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能够确保国际储备货币价值的安全与稳定，价值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对于重建固定汇率制，维持国际汇率的稳定，稳定国际经济贸易的结算关系，稳定国际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际复合货币体系是到目前为止所有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方案中，既符合国际社会追求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要求，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还符合国际金融货币合作发展要求及趋势的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是国际社会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选择。

当然，就目前而言，由于各个区域性的经济体集团还没有真正形成，区域性的统一货币还没有完全形成。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建立国际复合货币体系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但是这些丝毫不影响国际复合货币体系成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趋势。

(三)国际复合货币体系是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

国际金融体系的内容包括国际收支及其调节机制。国际储备资产的选择与确定，汇率制度的安排，国际金融监督管理机制，国际间金融事务的协调与管理等五个方面。其中，国际储备资产的选择与确定，汇率制度的安排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

国际储备体系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当然也是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它必须能够担负起确保国际社会和世界公众的社会财富安全与稳定的责任，而担负这个责任非常重要的是国际储备体系自身的价值保证、价值稳定和价值安全。在国际储备资产无法用某种物质实体做保证的条件下，以经济体集团的综合经济实力这种物化的物质实体的代表(或象征)的表现形式――经济体集团的统一货币，即国际复合本位货币就成为国际社会对国际储备资产的最佳选择。国际复合本位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具有价值保证、价值稳定和价值安全的特性，能够担负起确保国际社会和世界公众的社会财富安全与稳定的责任。

同时，具有稳定价值的国际复合本位货币能够担负起恢复国际固定汇率制的重任，为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汇率机制。从国际复合货币产生的路径来看，它不仅解决了国际储备货币的质的问题(价值基础、价值稳定)，还解决了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量的问题。

国际复合货币体系解决了建立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问题后，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其他问题如国际收支及其调节机制、国际金融监督管理机制、国际间金融事务的协调与管理等就变得容易了许多。这些问题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是国际金融合作的产物，是围绕着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围绕着国际经济金融稳定发展而不断合作的，不断合作的过程就是国际收支及其调节机制、国际金融监督管理机制、国际间金融事务的协调与管理等内容不断完善的过程。

(四)国际复合货币体系破解了国际储备货币的“特里芬难题”

我们知道，以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为价值基础的货币制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货币的质和量成正比发展，即货币的币值随着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而愈加稳定，货币供应量随着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而不断增长。以经济体集团综合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质和量更是成正比发展，因为与经济体的货币制度相比，国际复合货币的价值不受个别经济体经济发展形势的影响，个别经济体内部的经济状况基本上不影响国际复合货币的价值和货币供应量。

国际货币体系篇8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理论家都认为只有黄金才能作为世界货币，纸币不能成为世界货币。但是，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美元纸币成为国际货币，成为世界货币。这打破了传统的国际货币理论。严格说来，国际货币体系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从美元强制成为国际货币开始的。但其他国家的纸币则没有这样的幸运。因此，谈论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是说美元体系。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实际是以美元为主导、为核心的体系。

2.汇率的本义区分了国际货币体系与非国际货币体系

在黄金与纸币挂钩的金汇兑或金本位制度下，汇率的基本定义是各国纸币与黄金的兑换比率，各国纸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是由此转换而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汇率各国纸币与国际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不同货币之间的比率对于汇率来说，并不重要。

正因为划分了国际货币与非国际货币之间的差别，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划分了国际货币体系与非国际货币体系。长期以来，欧洲货币一直争取获得如同美元一样的地位，在固定汇率制度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这并不紧迫，但70年代以后，这个问题逐渐重要起来，纸币成为世界货币，不仅可以解决黄金支付和汇兑的数量限制，并且可以谋取铸币税和信用护张、通货膨胀的好处，谋取巨大的金融利益。因此，欧洲一直试图出台一个统一货币来与美元抗衡，但一直没有实现，经过将近30年的努力，1999年，欧元终于问世，国际货币体系的演义从此开始。

3.美元体系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

应该说，在欧元问世以前，除了美元以外，马克、日元、法郎、英镑等通过特别提款权规定的特殊作用以及其经济实力，也获得了名义上的国际货币（可以作为各国储备货币）的地位。但是，这些货币在长期的发展与变化过程中并没有获得持久的信任。这些货币国家本身长期以来也一直以美元为计价单位，围绕美元来确定和调整汇率。而美国在经济、技术、金融实力和军事上的领先以及政治、外交、经济理论上的控制使得美元长期处于支配和领导地位。冷战时代的特殊背景和特殊关系，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在事实上成为这些国际货币的核心货币和领导货币，并在金融资产和金融利益上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格局。美国甚至利用其他国际货币的波动来转嫁或解决自己的危机和困难。比如，1985年，美国出现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美元面临贬值的危险，但是，西方国家通过Plaza协议让日元持续升值，以形成对美元有利的局面，最后使得日元升值导致金融泡沫。

以美元为轴心或核心的汇率波动，不仅导致国际货币国家的汇率波动，从而使得非国际货币国家对美元以外的国际货币产生怀疑和不信任，也导致非国际货币国家出现汇率波动乃至汇率危机，并因此而觉得更加需要依赖和信任美元。

上述历史过程及其控制的经验，使得美元逐渐成为具有强制信誉和不能不接受的主导国际货币，而其他货币要取得这种地位显得非常困难。也导致各国试图接受其他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转化成本高昂，因此而形成对美元在事实上的依赖，依赖美元作为自己的外汇储备，作为自己的清偿手段等。

4.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不会很高

长期以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霸道以及对其他国家金融利益的损害，导致国际社会对美元的厌恶，但是又无可奈何。欧元的出世似乎给予了改变这种格局的期望。欧元在出台之前的雄心勃勃以及某些舆论的简单分析都认为欧元可以成为与美元抗衡的国际货币，因此大家纷纷给予很高的预期。但这些预期经不起考验，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仍然依旧，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的举动和力量。

为什么？原因在于国际货币的统治和支配地位并非简单的经济和金融数量加总所能够说明的。欧洲的金融资产和经济实力乃至未来的前景与美国比较可能不相上下，但成为国际货币或国际货币的信誉并非仅仅从这些因素中来。

货币的首要因素是信用和信誉，它需要制度的统一。历史上，货币的统一和信誉是通过政权统一来实现的，当今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确立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的统一以及金融统一及其扩张是分不开的。但是，欧元作为国际货币仅仅是经济、金融数量的加总，不具有统一的合力，虽然有很多的努力（央行的统一、政治的联盟等），但还是不可能获得投资者的充分信任和预期，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欧元内地位产生怀疑和动摇，而这反过来也影响欧洲国家的信心以及货币、经济、金融政策的统一。因此，如果说，欧元可以作为国际货币，而且一定要取得与美元竞争或抗衡的地位，其花费的努力要远比现在大得多，时间过程可能要更长。

由于大家对美元地位的不满导致对欧元期望过高。但这种期望并不能立即成为支持欧元持久稳定的力量。所有期望都是不稳定的，不持久的，会发生变动。当欧元不能走强的时候，人们便会放弃期望和支持，产生悲观和观望的态度和行为。这样欧元的波动和变化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反过来将削弱其作为国际货币的作用，也很容易导致投资者、交易者的怀疑，更不用说美元对欧元的打击。

5.利用欧元地位谋取利益在3-5年内不会有明显效果

非国际货币国家不应该期望欧元对自己有利，那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利益表明，欧元区的国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条件来与美元抗衡，包括联合非国际货币国家来抗衡美国，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小。另外，在习惯上他们认为相互是在一个体系内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包括政治、军事体系等），不会认为自己不在这个体系内。只是在这个体系内，如何获得更多的利益有一些竞争，但不会背叛这个体系。因此，非国际货币国家讨厌美元的霸主地位，期望欧元能够对抗美元，那是自己的期望，事实上很难出现这个局面。即使欧元能够抗衡美元，非国际货币国家也很难从中谋取到利益。

从历史看时点，美元强大由历史而来，具有深厚的国内外根基和力量。大家讨厌美元的霸道，但如果美国金融、经济真出问题，欧洲、日本也害怕。美元大幅度波动或贬值，令很多发展中国家很担心。如果美元持续升值，他们也不愿意。这说明，国际社会对美国经济和金融事实上已经形成依赖。

比较起来，欧元就比较单薄，国际社会对其也没有依赖，仅仅是期待。这种关系规定了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难以与美元竞争和匹敌。

6.欧元是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中的重要力量，美元的强大不会永恒

国际货币体系篇9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 金融危机 超货币

一、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

20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国际金融形势动荡不安,世界各国都在不断探寻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期望尽快建立起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197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货币制度改革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Kingston)达成了《牙买加协议》,同年4月IMF理事会通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正案》,1978年4月1日该修正案获得批准同意,正式生效,从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牙买加体系。其主要内容有: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推行黄金非货币化;增强特别提款权(SRD)的作用;增加成员国基金份额;扩大信贷额度,以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融资。

由于牙买加体系缺乏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黄金美元双挂钩制的约束性很强的制度安排,前者也被称为无体系时期。美元延续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中心货币地位,依然是全球范围内最普遍使用的计价尺度、交易手段和储备货币。日元在80年代的勃兴以及90年代末欧元的诞生都没有从根本上撼动美元的地位。因此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又被称为美元本位制(dollar standard)。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牙买加体系表现出了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既提高了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也增加了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有效性,因此,在维持国际经济正常运行、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浮动的汇率制度和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又使得牙买加体系成为了一种“无秩序的体系”或“无体系的体系”,这种“无秩序”、“无体系”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的新的国际金融环境下已越来越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根源之一。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

1、制度性缺陷。这种制度性缺陷主要体现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具有非均衡性。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制度非均衡性因素有两点:一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IMF根生于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英美两国“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的博弈结果,因此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或跨国金融机构主导着IMF的决策权。二是缺乏相关配套制度。在日益深化和广化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及相互影响程度正在加深,各国间高度的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局部性风险常常会转化为系统性风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缺乏能够承担监管国际金融市场、扮演最后贷款人及最后清算人角色的组织性建构,即使IMF和世界银行(WB)能够承担部分角色,但其绩效却很差。在亚洲金融危机中,IMF没有对危机形成预期,在处理危机过程中表现不当,以及对危机国过早地注入资金等就可以例证。

2、决策机制的重大缺陷。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仍是建立在少数发达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制度安排,体系中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只占30%多一点,而美国一个国家就有16.7%的投票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任何一个重要决议都要获得85%的投票权的通过,也就是说美国有单国否决权,所有的欧盟国家加起来也有30%以上的投票权。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世界中央银行,除了存在资本不足、权威性不够等问题之外,其投票权与结构设计亦不合理,不但美国具有否决权,而且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其投票权大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实际上也握有否决权。这样就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可能通过任何不利于美国和欧洲利益的决议,而且也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美、欧几乎不具备监督和约束的能力,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个国际型组织对国际货币机制、国际经济的监管形同虚设。

三、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

1、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其核心多边机构的功能和作用应进一步增强,自身的治理机制需要改革,对主要储备货币国经济政策的监测、约束职能必须加强,这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首先,要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重新分配基金“份额”,扩大基础投票权,增加中国、巴西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比例和话语权,更多地体现透明、平等与合理的分配原则,避免实际否决权被某一国或某一国家集团所掌握,逐步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局面。其次,加强事前监控和事后控制机制。一方面,当成员国国际收支不断恶化、债台高筑、国内基金出现泡沫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提出忠告,对其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设性的建议,以便当事国与利益相关国家作出正确的预判;另一方面,增加基金份额,扩大基金实力。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动用的用于援助的资金与成员国对贷款的需求相比杯水车薪,因此可考虑增加成员国的缴纳份额或建立货币互换和储备调拨机制等增加自己实力。此外,还应放宽过于苛刻的贷款条件,这有利于IMF更好地为各国经济服务。最后,在汇率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弱化的情况下,对国际收支长期处于严重逆差的国家进行政策规劝并对其政策实施提供帮助。

2、建立一个多元货币的货币体系。大多数人认为,解决全球经济金融失衡的关键就是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种种迹象也表明,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方向将多极化的,可能会形成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黄金、特别提款权等多种货币相互制衡的国际货币格局,由美元、欧元、日元、黄金和特别提款权组成一篮子货币并以此为平价,各国货币与此挂钩。经过若干时期,可过渡到世界性固定汇率下的中央银行,为补充世界流动性而发行世界货币。当然,多元化货币体系的创建是一个渐近、分阶段实施的过程,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

3、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目前的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遭受重创,旧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瓦解。2009年以来美元持续缩水,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不利于其作为国际货币行使职能手段。相比之下人民币汇率较为稳定,具有较好的国际信用,人民币呈坚挺趋势。一般来说,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要经历从结算货币到投资货币、再到储备货币三个步骤。目前人民币已成为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交易货币,在周边地区以“硬通货”的形式出现。2009年央行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和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签订了65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货币互换协议,增加了人民币的国际使用量以及覆盖面,为人民币跨境结算提供了资金支持。之后,又通过在上海等5个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尝试企业间国际贸易直接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这对于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发展,规避汇率风险,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减少周边国家对美元结算的依赖性,也为将来人民币在区域内扮演投资和储备货币职能打下基础,为人民币的最终国际化开辟道路。

四、结束语

从本质上说,国际货币体系是世界经济力量格局的反映。如何重建危机后的国际货币与金融秩序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使命,决定着世界经济的未来。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风险,同时,危机的爆发也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带来了重要的契机。但就短期而言,为维护美元霸权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决不会主动改革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而将竭力维持世界所有地区的经济金融最终都以美元为中心。按亨廷顿的观点,西方控制世界最主要的两个要点就是“拥有并操纵国际金融系统”和“控制全球硬通货”。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元依旧会保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必将是一个充满荆棘的异常曲折、复杂的漫长历程,而不可能一路坦途。

【参考文献】

[1] 冯畅、姜文景:金融危机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J].社科论坛,2009(7).

[2] 曲凤杰:金融危机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J].宏观经济管理,2009(10).

[3] 潘成夫:国际货币体系改革、IMF债券与人民币国际化[J].金融与经济,2009(10).

[4] 何帆: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选择[J].国际经济评论,2009(4).

国际货币体系篇10

论文提要：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金融联系更为紧密，也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再次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