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论文十篇

社会关系论文篇1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社会关系论文篇2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法、干预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界域划分问题是近几年来经济法学界与社会法学界探讨较甚的一个问题。在经济法学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法法域下的一个法部门现象；[①]而在社会法学界，有学者从社会法视角对经济法之本质与存在进行了检视，此以董保华先生为代表，他在其著作《社会法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论文《论经济法的国家观-从社会法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理论问题》（《法律科学》2003年第2期）中以其社会法的视野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法观点。在这种阐述过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董先生对李昌麒教授的经济法观点“需要国家干预论”产生了许多重大的误解，与此相适应，他所提出的有关社会法的立论也是建立在对经济法理论的误读的基础上的。我们是赞成学术批评乃至批判的，因为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但是我们又认为，学术批评应当建立在对被批评者的观点的真正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如果离开了被批评者的观点的原意，这种批评往往达不到有的放矢的目的，反而还会引起一些学术混乱。因此我们在讨论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的时候，也有必要对董保华先生的批评作出相应的回应，无非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讨论。

一、社会法学者对经济法的误读

董保华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对经济法的误读倾向极为浓烈，其基本分析立场是国家干预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基础。对于这种误读，我们觉得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廓清。董保华先生的误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将经济法的控权观误读为滥权观

董保华先生指出：现代行政法的本质是控权法，而现有经济法理论所总结的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须是控权法，经济法理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经济法将其调整对象概括为“国家需要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为了给政府一个随心所欲的空间；他进而总结出经济法存在着理论危害，这种危害性表现为要让政府权力摆脱控制，使经济法脱离行政法。[1]

董保华先生的上述论点是对经济法理论研究中所明确提出的“国家有限理性假设”与“控权观”视而不见的情况所作出的误读结论。

事实上，“需要国家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是建构在以下两个基本立论的基础之上的：（1）国家的有限理性假设。“需要国家干预说”对经济法的哲学认识论基础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传统经济法理论是以对政府的完全的理性假设为立论基础的。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人的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导致传统经济法认为，由一批具备完全理性的人类精英所组成的政府是可以无所不能的，而这个无所不能的政府又是有能力左右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主张国家应当全面干预经济。于是，传统经济法呈现出强烈的扩权趋势。而现代经济法理论是以对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的。有限理性认为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从而认为，人是不可能完全洞察并精确计算社会发展的各种变数的。这一方面表明政府不可能是无所不能的，因而不应当全面干预经济；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是一个“好政府”，也会出现某种失灵。而“需要国家干预说”正是基于对政府失灵的普遍性的考虑而提出来的。[2]承认有限理性就意味着认同国家不可能完全代替市场并成为资源配制的主宰性力量，也就是说国家的干预是适度的干预，[3]政府的权力应当被控制，而并非像董保华所描述的是一种滥权观。（2）经济法是一种控权观。对于国家权力的认识，经济法理论从来没有认为国家权力应当不受限制，相反早就认识到国家权力可以从促进、破坏或者阻碍三个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国家权力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促进和破坏经济发展的“二重性”。国家权力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通常是在国家权力的行使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或者有利于调动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积极性的时候才发生的，反之，则对经济的发展起阻碍或者破坏作用。[4]另外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需要国家干预说”早就指出了政府失灵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如决策失误、运行效率低下、提供信息不完全等失灵现象，从而认为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在调整社会关系时必须体现“政府干预”和“干预政府”的辩证统一。[5]该说在批判了那种人们在谈论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的形式时，更多的是着眼于“政府如何干预”，而很少论及“怎样干预政府”的倾向，同时还指出了我国现行的涉及政府干预经济的立法也存在着这种倾向，进而认为“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是我国经济法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偏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经济法应当具备的功能的全面发挥。“[6]

（二）将经济法的“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有限干预观”和“适度干预观”误读为“全面干预观”和“随意干预观”

董保华先生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在于模糊政府责任，没有科学性可言，并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为了给这种理论找到根据，不惜将一部人类发展史描绘成一部国家干预史。[7]在董保华看来，“需要”两字是用来故意模糊干预的范围和条件的，以便为全面干预和随意干预找到理由。并且董保华先生还认为现今的经济法理论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强调国家可以对经济生活随意干预。[8]

董保华先生的上述论点是对“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科学性的严重歪曲，表现在对“需要”两字的任意解释和对“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有限干预观”与“适度干预观”的曲解。

⑴对“需要”所蕴涵的合理性的曲解。董保华先生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所言的“需要”反映出了经济法干预的随意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董保华先生对“需要”一词的过分简单和肤浅的认识。在我们看来，人类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说是人们对需要的不断提高和满足的历史。“需要”从表面上看是模糊的，但实质上它是确定的，事实上，“国家需要干预说”中的“需要”二字正是基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和对政府能力并非全能的客观认识所作出的科学界定。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特殊价值就在于：第一，有准确的切入点导入干预（市场缺陷理论）并运用了“需要”两字加以配合，这就使得该论十分得体；第二，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在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有差异；第三，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而“需要干预”的概念则能反映出经济关系的动态发展及干预环境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市场和国家的职能边界，最终达到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和谐。具体而言，“需要国家干预说”又从三方面界定了国家干预的范围：其一，市场失灵的范围就是国家干预的范围，市场失灵决定了国家运作的空间范围；其二，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失灵都可由国家干预，当干预成本过高或干预能力过弱时，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范围就要受到限制；其三，与法治手段相比，道德也有克服市场失灵的优势，在一定范围内，法治不能替代道德。[9]

⑵对有限、适度干预观的曲解。“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对经济的一种介入状态，在不同体制下应当有不同的表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全面的，它近乎于排斥经济民主的“经济专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干预是一种有限干预。[10]同时“需要国家干预说”还认为适度干预是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制的边界条件或者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是体现经济法本质特征的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一方面表明国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经济生活进行过多的干预；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家不能完全放弃对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这里所指的适度，既包括干预范围的适度，又包括干预手段的适度。衡量干预是否适度的根本标准是要看这种干预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发展。[11]可见“需要国家干预说”绝非如董保华先生所认为的是全面干预和随意干预，相反“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经济法的干预只能是有限的和适度的。

这里我们似乎觉得董保华先生并未了解“需要国家干预论”的全部论据，甚至极不严肃地“篡改”了（当然我们并不希望是篡改，而是笔误）李昌麒教授关于对国家运用经济法形式干预经济的五个阶段的概括。李教授在其《论经济法干预经济的历史》一文中，将经济法干预经济的历史概括为原始干预阶段、消极干预阶段、全面干预阶段和混合干预阶段等五个阶段，然而在董保华先生的《社会法原论》中，“混合干预”被“笔误”为“全面干预”。这一“笔误”非同小可，读过李教授上述文章知道其观点的读者也就罢了，未曾读过上述文章的读者还真以为李昌麒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全面干预论”者。

如果我们全面了解了“需要国家干预论”所持的立论基础，我们就会发现，该论是有其科学性的，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需要国家干预说”内含均衡干预、有效干预、预者对干预者进行干预、经济民主、经济法权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单纯干预论”的不足，并有助于确定国家干预范围，建立国家和市场的良性关系；有助于及时进行制度变迁，克服政府惯；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和有助于改变国家完全理性之假设。[12]

（三）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误读为国家本位观

董保华先生认为：经济法是虚置的“社会本位”，实质上是“国家本位”；经济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是一种不受限制的国家本位观；经济法理论归根结底是要给国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权”；经济法学是以维护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使国家（政府）摆脱社会的监督，通过“暗渡陈仓”的方式，使“国家本位”与“管制经济”联手。[13]这些论点无疑也是对经济法社会本位观的一种误读。

首先，从经济法理论的基本分析立场而言，“需要国家干预论”所认为的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是指体现在这个法律部门中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立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国家本位”，这是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行政法的本位思想；二是“个体本位”，这是以当事人利益为主导的民法的本位思想；三是“社会本位”，这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本位思想。[14]董保华先生在论述中引用了“需要国家干预说”理论中的一句话：“就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有时很难找出它们的区别，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根本上来讲是一致的。”据此就批评“需要国家干预说”所称的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社会本位实质上就是国家本位。如果我们把与这句话紧接的前一句话和后几句话完整地引用出来，大家就会清楚地看到董先生是怎样的断章取义。这一句话的前句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三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的不同范畴，它们彼此相辅相成，但又不能相互代替。”[15]后句是：“但是，它们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在有的情况下，如果从国家利益出发，就会妨碍社会公共利益。比如扩大积累、增加货币发行、加重赋税等，可能暂时对国家有利，但是，却对社会公共利益有损。”[16]这表明“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社会本位与国家本位是有区别的，其所主张的社会公共利益不局限于国家与个体，而是强调公共与整体，强调利益分享机会的公众性。

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指出，董保华先生实际上是机械的认为社会利益是绝对独立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事实上，利益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不同的利益可能相互沟通和转化，甚至同一种主张可以以不同的名义提出，庞德早就指出了“国家利益包括国家作为法人的利益以及国家作为社会利益捍卫者的利益两个部分，”[17]谁也无法否定政府在大多数时候是在提供社会利益，同时它所提供的社会利益又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所以如果客观和辨证地看待问题，我们就应当承认利益独立的相对性，相对独立的利益范畴并不影响作为法学研究的范式，相反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法部门理论就会少几分霸气而多几分科学性。

其次，如前引文中所表明的那样，董保华先生对“管制经济”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的。我们不知道他是从何种意义上谈管制经济的，如果说管制经济是指把所有的经济都纳入管制的范围，那么对这种管制我们也是持反对态度的。然而管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在这里我们觉得至关重要的是要对“管制”本身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对于管制究竟是什么，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有一些界定。与管制相对应的英文为“Regulation”，对此有的将其译为“规制”，有的将其译为“管制”，这两种译法如果从语言学和文体学上去考察，它们并无多大差异。《布莱克法律大辞典》将管制解释为某种规则或限制所支配的控制或过程，或者由行政机构或地方政府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或命令。这大体上揭示了管制的内涵。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应当一般地去反对管制。管制是一个内容比较广泛的概念，包括政治管制、经济管制、社会管制等，但是人们通常是把管制一词使用在公用事业上，称为公用事业管制。董保华先生反对经济法与管制联手，而在我们看来，公用事业管制恰恰是经济法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围绕着公用事业管制，曾经出现了各种学说，比较典型的有公共利益说、自然垄断说、管制俘获理论说、管制经济说、公共选择说、新制度经济学等。综观这些学说，它们都不是一般地反对管制，它们都在力图构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所不同的仅仅在于管制的价值取向、管制的方式以及管制的范围。考察管制的发展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管制绝非万能，管制也绝非有害。现在各国所追求的并不是取消管制，而是改革和完善管制，其基本目标是通过管制寻求一种利益平衡。现在我们姑且不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因过度管制而造成的对经济的阻碍以及因适度管制而产生的经济奇迹，而只说911事件之后各国政府对管制的态度的变化。资料显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美国空军应航管机构的要求出动战机为可疑民航飞机警戒护航的费用就高达3.78亿美元；[②]美国安然公司、世通公司财务造假丑闻出现之后，美国政府为防止金融欺诈行为采取了若干加强管制的措施；美加大停电之后，在美国国内掀起了电力管制利弊之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指责大停电的重要原因是电力行业解除管制而造成电网的不稳定。[③]就我国目前而言，面临着美日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仍然保持了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以上旨在表明，根据“需要”进行某种管制是必要的，或者说，经济法与管制是必须联手的。

二、经济法与社会法的殊别

当下学界对于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的认识非常混乱，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认识上，两者是包容关系，还是等同关系，或是差别关系，存在着各不相同的看法。我们认为经济法与社会法是同属于第三法域下的两个并行的法部门，二者是有区别的。

（一）经济法与社会法存在着经济性与社会性的区别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经济法调整的范围是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经济性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而“在社会法理论和实践相对发达的德国，一般理论认为，社会法的产生是福利国家推行的政策，保护社会中处于弱者地位的社会主体的结果。”[18]我国有学者将社会法的调整范围归纳为：社会保障关系、弱势权益保护关系、公益事业举办社会关系和教育权利保障社会关系，并明确指出这种新质社会关系不能由经济法来调整。[19]虽然对于社会法的界定和调整范围还有待深入的研究，但我们基本认同此种观点。我们认为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特征是不同的，前者具有经济性，而后者具有社会性。

1、经济法的经济性

经济性是经济法的一个基本特征与显著特征。经济法的经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调整对象的经济性。经济法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直接调整经济领域中的经济关系。被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商品、资本、价格、货币等多重要素的集合体与交互体，经济法的调整在于将这些生产要素在政府与私人间、国家与市场间以权利义务的关系形式配置得合理与和谐、公平与有效。

（2）法益目标的经济性。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快速、公平、安全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经济法一方面从制度补给上排除市场障碍，界定财产经营收益的归属和成本的分配，合理分配企业的增量利益分配权及相应的企业控制权，保障竞争机制的功能主导性；另一方面又从制度能动上直接诱导经济增长，发挥政府在资源与信息上的能力优势，通过将宏观调控政策置换为法律而发挥功效。在促进经济公平发展方面，经济法一方面注重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通过经济法制手段尽可能消弥地区之间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及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现象，达到地区发展公平目的；另一方面，注重控制由于个人自利性的极度膨胀和竞争者的实力差异而给竞争机制带来的损害，通过竞争法来保护竞争公平。在促进经济安全发展方面，经济法着眼于整体经济秩序的协调，通过对市场准入控制、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适度限制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从国家的视角建立一种成本较低的监控与保护机制，维护市场的基本秩序与交易安全。同时经济法建立的宏观调控法律机制，通过对经济增长、经济调节、经济管制的法律补给作用，合理配置与市场适当的国家经济资源，营造符合国家整体安全的宏观环境。

（3）运行机制的经济性。经济法是克服市场失灵而对经济进行干预之法，经济法的运行仍然是为了使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而在市场机制中，最核心的又是竞争机制与企业机制。

-竞争机制。竞争是一种比较法则与选优机制，使竞争发挥功效的核心因素是需求与价格。需求意味着商业机会，意味着生产目的。在一次性竞争机会面前，竞争机会的垂青机率应倾向于机会实力与机会能力强的竞争者，在这样的前提下完成的竞争可以称之为正当的商业行动。但也可以通过实力与能力外的一些手段，如商业行贿、巨奖销售、欺诈宣传等，改变竞争机会的安排，使本该正当的商业行动转为不正当的商业行动。而价格则是竞争的基本评价尺度，它通过生产成本反映可获利润的比率。在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条件下的价格竞争可以称之为正当的商业行动。但基于价格竞争的正当商业行动是可以改变的，一些竞争者利用供求关系中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状态，用假冒伪劣、谎称降价、虚假宣传等方式，一方面弥补生产成本比较的劣势，另一方面谋求与其他竞争者同样的对消费者的信息均势或信息优势。法律行动于竞争的作用目的在于使竞争机制能够发挥其固有的机制张力，使一切商业行动归于正当性目的之要求。而经济法则具备对因需求与价格等因素所致的不正当商业活动的纠错能力。

-企业机制。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其核心机制的替换在于市场经济以企业机制取代了自然经济的家庭机制，使生产真正成为一个社会化的概念。企业地位愈凸显，企业的社会化功能则愈强，经济效率也愈高。因此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市场对企业的拉动，另一方面现代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显得更加密切，企业的活动维度如贸易与投资要受到国家的节制，企业的活动成本如税收利润要受到国家的调节，企业的活动激励如政策支持则要取决于国家意志，企业不再是私人行动的区域，而是市场与国家共同作用的合成。以企业促进法、企业振兴法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企业政策法最适合于为经济法所涵括，经济法从政策角度促进企业的发展是它的法律追求。

-竞争机制与企业机制协同运行。竞争机制与企业机制在运行至一定的区间时往往会产生相互排斥与相互压制。而市场经济的活力恰恰是通过竞争机制与企业机制的交相辉映而形成的。要达致两种机制的平行功效与协调功效，一方面竞争法要允许有适度的企业规模，使企业的内在张力转化为市场动力；另一方面竞争法又要控制过度的企业规模，使企业的规模张力不致于压制市场中的竞争动力。两种机制的协同功效是否能够发挥出来，这就依赖于以“反垄断法”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法制度。

（4）效果评价的经济性。经济法制度的实施效果以经济效益是否得到提高来评价的。所谓经济效益，一般的讲是指经济活动中的投入与产出的比较。“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微观经济效益应当符合宏观经济效益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效益又是微观经济效益的总和。提高经济效益是我国全部经济工作的重点和归宿，同时也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2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调整可以节约交易成本、节约资源消耗、节约权力配置的费用，而这些成本、费用的节约都有助于提高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体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的要求。”[21]因此经济效益是经济法运作所追求的目的。

2、社会法的社会性。社会法的社会政策目标与社会法的社会效益指标决定了社会法具有鲜明的社会性。

（1）社会法的社会政策目标。社会法的产生直接导源于社会问题，在社会差异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分化与失衡现象在资本化与工业化的双重作用下，已形成为带有普遍性并具有社会危机性的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社会法方式被普遍采用。社会法“是一种社会保障，是为一国的社会政策服务的”。[22]社会法的社会政策目标主要有：

-保护弱势群体。“社会法产生的目的是基于对社会中弱者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力的保障，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社会发展进入现代或‘后现代’之后，社会竞争必然产生弱者，必然产生弱势群体。”“社会法的宗旨是弱者救助、反歧视与倾斜保护。”[23]

-社会安全。“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必然存在着弱势阶层或弱势群体。可以说，弱势阶层的生存状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任何统治阶级总是想方设法把保持社会稳定作为第一要务。保持社会稳定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高压控制获得的消极稳定，二是采取主动疏导形成的积极稳定。无论采取哪种形式，社会稳定最终决定于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对弱势阶层的态度。”[24]保护弱势群体就可以缓解社会压力，维护社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因此社会法的目标之一也就是维护社会安全。

-社会保障。当劳动者或全体成员中在年老、疾病、伤残、生育、失业、灾害等危险失去收入或生活来源时，通过社会法的扶助向其提供物资帮助，以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在一些国家，社会法与社会保障法的概念甚至是可以相互置换的。

-社会发展。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实体，但个人是这个实体的活的载体，个人的发展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首先是通过实现个人的发展来获致的。社会法通过卫生法维护公民健康、通过教育法提高公民素质，从而保证人的发展，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此外社会法还关注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环境法保护生态环境从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公益。社会法通过保障社区服务关系、福利关系、人体器官与遗体捐赠形成的社会关系、献血关系、见义勇为形成的法律关系等来促进公益。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社会目标也并非由社会法所能全部满足，它只能满足其中的一些部分，有的还需其他法律部门包括经济法部门的合作，才能形成完善的对社会性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在经济法的理论框架中，之所以也涉及到一些具有社会性的关系，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2）社会法的社会效益指标。社会效益通常是作为与经济效益相对的一个概念而存在的，“社会效益的外延十分广泛。就法律的效益价值来说，至少包括着权力运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正的维护等。”[25]社会效益越高，表明社会公众分享社会成果的机会越多。我们认为就社会法这一特定语境而言，社会效益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即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这些指标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也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数量与质量水平的评价尺度，经济法所指向的经济效益目标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应当由社会法所追求的目标。

（二）经济法与社会法存在着积极公平观与消极公平观的区别

“公平问题是一个人类价值问题，是人类的一个恒久追求，是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一个最高目标。一切社会规范形式，诸如政治规范、经济规范、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宗教规范等等，都将公平作为重要的价值内容和价值目标，体现在和渗透在自身的规范结构之中。”[26]公平是人类与社会的道德容器与利益容器。作为道德容器，公平是社会承受差异与区别的道德底线，控制着人们的选择心理。作为利益容器，公平是社会分配水平的均势与平衡机制，控制着社会分配中的溢出效应。在讨论经济法与民法关系的时候，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法保障的是机会公平（形式公平），而经济法实现的是结果公平（实质公平）。从这样的分类角度对公平进行讨论，的确可以非常成功地界分出民法和经济法的区别，但如果我们在界分经济法与社会法时，还是依据这样的分析进路来讨论，就会遭遇到困境。因为经济法与社会法两者均强调结果公平（实质公平），这也是两者容易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认为经济法的公平观和社会法的公平观仍然是有区别的，因为前者的公平观是积极的公平观，而后者的公平观却是消极的公平观。

我们之所以认为经济法是积极的公平观是因为经济法的精神与核心是保障市场机制持续、高效地发挥作用，当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时，国家就积极干预经济，干预的目的是复苏市场和发展经济。而只要存在市场机制的运作，就会产生因竞争分化而形成的弱势群体，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竞争机制产生弱势群体，如果竞争产生效益，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那么，弱者的产生就是竞争的副产品，任何社会无法回避后竞争时代的弱者”。[27]强调对于竞争的保护、强调制度的实施效果是优胜劣汰、强胜弱出，是经济法的公平观。而强调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对弱势群体利益分配的倾斜，则是社会法的公平观。经济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发展公平观，发展促进观，强调在经济更快的发展进程中用发展来积极地、动态地解决社会分化的矛盾。经济法所强调的发展要考虑弱者的付出与整体的和谐、合作与依赖，弱者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强者的支持与合作，强弱之间利益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经济法对优劣、强弱的评价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其不仅不至于对市场机制造成破坏与损害，同时还应使市场机制继续发挥效率甚至更高的效率。但是经济法并非不考虑弱者的利益，只是经济法并非因扶弱而抑强，而是为了更强而扶弱。换句通俗的话说，经济法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增量利益增加了，弱势群体才可能得到更多的利益。而社会法的公平观主要关注的是对已形成的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扶助，因此它是一种弱者保护机制，是一种利益分配的平均正义立场。社会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对弱者保护的利益倾斜观，其目的在于避免利益的边缘性，控制利益边缘群落的形成，使社会利益心理控制在道德与秩序的承受底线之内。从此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经济法的公平观是动态的发展公平观，而社会法的公平观则是静态的扶弱观。

三、社会法不是经济法发展的终极进路

前面已经论述了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区别，那么经济法与社会法还有没有可能在发展中达到一种归并与融合，最终形成为社会法法域统率下的经济法部门结构态势。我们的结论是不可能，社会法不是经济法发展的终极进路。

（一）社会不是社会法专有之域

社会法学者认为经济法属于社会法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现代社会的结构已由“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转为“政治国家－团体社会—市民社会”的三元结构，与之相对应的就应当是，政治国家由公法调整，市民社会由民法调整，团体社会则由社会法调整，而经济法就只能调整团体社会中的部分关系，当然经济法就属于社会法。这样的推论表面看无懈可击，但如果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一论证的不科学性。社会法学者的理论根源是政治学、社会学的三元分析范式，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本无可厚非，但社会法学者在使用中为达到自己的论证目的却扭曲了该范式的真实含义，依靠一个没有获证的研究范式而推论出的结果，它不仅会远离社会法所追求的的真正社会观，而且还会对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造成某种混淆。我们认为社会不是社会法专有之域，经济法的社会观与社会法的社会观存在着本质区别。

1、对社会法学者的社会观内在理路的检讨

社会法学者热衷于使用三元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法，这一研究范式的理论根源在于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董保华先生在对社会法所依托的“社会领域”探讨时就首先分析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经济-国家”的分析框架，继而在分析柯亨和阿托拉的“市民社会-经济-国家”，赛拉蒙的“政府部门-营利部门-非营利部门”和康晓光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三元分析框架后，总结出社会法所依托领域具有如下特征：（1）社会领域更接近私域；（2）社会领域特征是团体社会，实现的是团体利益；（3）社会领域是私域与公域之间的一个弹性空间。[28]并认为把哈贝马斯的“这种‘公共领域’其实说成‘社会领域’恐怕更准确，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利益”[29]事实上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是这样概括的：“公共领域当然像行动、行动者、团体或集体一样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但它是无法用表示社会秩序的那些常用概念来把握的。公共领域不能被理解为建制，当然也不能理解为组织；它同样也不能表现为一个系统；虽然它是可以划出内部边界的，对外它却是以开放的、可渗透的、移动着的视域为特征的。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30]哈贝马斯眼中“公共领域”也是不同于“社会”的，他指出公民实际上具有两个身份，一方面作为政治公共领域的承担者，一方面作为社会的成员。[31]社会与公共领域显然不能等而视之。由此可见董保华对公共领域的理解与哈贝马斯所定义之“公共是作为恰巧与政府对峙的公共舆论的一部分而出现的”这个“公共领域”的一般特征相距甚远。[32]因此依据这样的理论路径难以探求到本质上的社会法的社会观，其得出的结论也更加混乱。2、经济法的社会观与社会法的社会观的界分

社会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们认为讨论社会是什么应当置放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下才有意义，换言之当我们欲追问社会是什么时，应当考量经济法的社会观是什么，或者社会法的社会观是什么，因为不同的法部门对社会的认识是不同的。我们认为经济法的社会观不是社会法的社会观所能替代的。

社会法学界对社会的认识向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部分社会说和全体社会说。所谓部分社会说是将“社会”理解成“特殊的部分社会”或者“社会阶层”，亦即将之视为与全体社会相对的“部分社会”。[33]日本学者沼田稻次郎就曾明确指出：社会法所谓的“社会”，是指特殊部分的社会阶层，尤其是指在资本制度的经济法则下为生活所苦的社会阶层。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均有必要在承认此等集团的此种特征的前提下，建构顾虑到其生存权要求的社会法。[34]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哈耶克就指出：“‘社会立法’（SocialLegislation）也可以意指政府为某些不幸的少数群体（亦即那些弱者或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人）提供一些对他们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服务。”[35]而全体社会说则将“社会”理解成“社会共同体”或是“组织化的共同社会”，亦即此时的“社会”意味着“全体社会”的含义。日本学者菊池勇夫就持这样的观点。[36]但美国学者海伦？克拉克（HelenClarke）在其所著《SocialLegislation》一书中曾评述道：“我们今天之所谓社会立法，这一名词第一次使用与俾斯麦的贡献有关。他在1880年代，曾为防备劳工遭受疾病、伤害、残废、老年等意外事故而立法。后来有些人限制其意义是为处于不利情况下人群的利益而立法，另一些人则扩大其意义为一般的社会福利立法。我们使用这个名词应该包含这两者的意义。”[37]因此我们赞成这样的观点：“社会法上之‘社会’，从历史趋向和当前实践看，则兼有‘全体社会’与‘部分社会’的两种观点的可能性与必要性。”[38]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社会法既包括了维护整体社会利益的卫生法、教育法，也包括了维护弱者利益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但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对“部分社会”给予特殊关照是社会法重要的特征和历史传统，因此社会法的社会观必定要强调“部分社会”。

而经济法的社会观只能是一种全体的社会观，或称为整体的社会观，因为经济法是由于市场和政府失灵而由国家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市场失灵很容易导致整体社会经济功能的紊乱，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目的不是为了某个群体的利益而只能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国家参与此种社会关系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或者帮助某类弱势群体，而是为了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有学者就指出：经济法立足于国家经济生活而以整体为本位，即以社会整体为法律的始点，奉社会共同价值目标为上，其深远意义在于实现社会整体控制与协调发展。[39]所以从经济法的视角看“在严格意义上，社会团体代表的只是一种团体利益，团体利益具有相当的狭隘性，它不能与社会利益划上等号”。[40]并且社团的局部利益本身也可能相互排斥，甚至完全对立的。为了维护社团的利益就可能侵害整体的经济利益。因此社会法的部分社会观是不契合经济法的本质的，经济法的社会观只能是整体社会。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界分出经济法和社会法的社会观，二者相似之处在于经济法和社会法都从各自的追求出发，注重整体的社会观，所以他们都关注社会整体利益。但不同之处是社会法同时还把部分社会作为了其社会观，因此某些组织、群体、社团的利益也被视为社会利益，而经济法却不会从“部分社会”这一视角出发考虑社会利益，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范围则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特征，这就表明经济法考量的是整体社会。虽然经济法也考虑“部分社会”，比如在分配法领域，但经济法的着眼点仍然是因为分配不公影响了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才进行干预，而社会法干预的着眼点则是给分配关系中的弱势团体一种补助，两者出发点不同，因此部分社会观显然与经济法的品质不符，在这一点上经济法与社会法有着根本的差异。

（二）社会利益不是社会法专有之利益

依据社会法学者的观点，社会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如果经济法也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经济法当然就属于社会法。这样的逻辑推理犯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错误，那就是社会利益并不是社会法专有之利益，社会法可以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这并不妨碍经济法也可以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因为两者所指的的社会利益是有区别的。

相较“社会”而言，“社会利益”是一个更具争议的概念。但对于社会利益的内涵人们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对利益理论有专门研究的法学家庞德认为社会利益是指“包含在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种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的各种要求、需要和愿望”.具体包括一般保障利益（一般安全、一般的健康状态、占有物的保障以及买卖的保障）；保障家庭、宗教、政治和经济各种社会制度的利益；一般道德方面的利益；使用和保存社会资源方面的利益；以及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一般进步的利益；个人生活中的社会利益-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这种要求使他获得了政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机会，并使他在社会中至少能过一个合理的最低限度的人类生活。[41]我国有学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公众对社会文明状态的一种愿望和需要”，包括：（1）公共秩序的和平与安全；（2）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3）社会资源的机会的合理保存与利用；（4）社会弱者利益（如市场竞争中的消费者和劳动者利益等）；（5）公共道德的维护；（6）人类朝文明方向发展的条件（如公共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等方面。[42]从上述可知社会利益的内涵极其丰富，任何一个法部门都不能完整地体现所有的社会利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社会公共利益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或不同的法律部门，各有侧重，也各有不同的表现。”[43]因此任何一个法律学科都不可能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整作为自己专利。但董保华先生却认为他所认识的社会利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以其社会利益观来指责经济法的社会利益观。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所认识的社会利益最多是社会法可能有的一种社会利益，但它并不适合经济法。正如本文前述，经济法的重要特征是经济性，而社会法是社会性，经济法的社会观是整体的社会观，社会法的社会观是整体和部份社会观的兼有，所以二者的社会利益的内容当然就不同。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的是：经济法的社会利益强调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可持序发展，社会法的社会利益则着眼于社会稳定以及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

（三）社会公共干预不能替代国家干预

社会法学者认为社会公共干预是社会法的调节机制，经济法也应当是社会公共干预之法。[44]我们的观点是“社会公共干预”是社会法学者“创造”的概念，这一概念本身不具有科学性，当然更谈不上替代国家干预。

1、社会法学者对其借用的理论渊源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就把“治理”直接转变为“干预”。社会法学者在使用“社会公共干预”一词时并没有对其理论渊源作出说明，但如果我们稍加检视就会发现这一概念的理论渊源是来自于政治学的“治理”（governance）。为了方便比较，不妨将社会法论者的观点作一列举：社会公共干预不同于国家干预，区别在于：（1）从干预的主体来看，国家干预主要是指政府机关所行使的干预，社会公共干预不仅包括政府机关的干预，还包括社会性团体的干预；（2）从性质上说，国家干预起源于纯粹的公法行为，社会公共干预兼具公法和私法性质；（3）从干预者的身份来说，国家干预既可以社会管理者身份来实施，也可以者身份来实施，社会公共干预主体只能以社会管理身份进行；（4）从目的来看，国家干预主要以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而社会干预主要是为了社会利益和社会安全；（5）从调节机制来说，国家干预在于建立国家调节机制，而社会公共干预在于确立社会调节机制。“[45]如果我们将其与”治理“的基本理论作一比较，就会明显发现两者惊人的相似。治理的主要观点有：（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动者。……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利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46].（2）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它表明在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后者正承担越来越多的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责任。这样，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之间的界限和责任便日益变得模糊不清。[47]（3）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48]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49]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公共干预的理论渊源是治理理论，但治理与干预是不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有学者就指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50]而“干预”是指当某种组织、机制不能自行解决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障碍时，由外力介入加以解决的情形。[51]所以两者不能混用。此外作为一种管理方式的“治理”是与“统治”相对的一个问题，而国家干预是与市场调节相对的一个问题。但社会法学者却把“治理”的概念换成社会公共干预后与国家干预进行比较，这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混乱，正如本文前面所分析的，社会法学者所谓的社会公共干预与国家干预的区别实际上是“治理”与“统治”的区别，这样的分析又怎么会有说服力呢？所以社会公共干预说是不成立的。

2、社会团体不是干预的主体。社会公共干预与国家干预最核心的区别是：后者的干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机关，还包括社会团体。如果社会团体不适格，那么这一理论当然也不能成立。我们知道干预的实质是一种外力的介入，制度层面的干预有四个特征：（1）存在一种基础关系。干预是外部力量对内部关系的一种介入，所以干预的前提是必须存在两种异质的主体或关系。（2）基础关系出现危机而不能自行克服。（3）公权的形式。这种异质主体必然是国家，其干预的手段是与自然关系或私权的运行机制完全不同的公权。（4）其目的在于缓解或克服危机。[52]而社会团体，它只是市场体系这一基础体系中的一个普通主体，它与市场上其它的主体，如企业、个人、其他组织是同质的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地位是平行的，而国家是指居于社会成员之上并与之相对立的一套政治机构，其含义接近“政府”，[53]它显然是与市场经济体系中其它主体是异质的，它与市场经济关系也是相异的，“国家是人类社会中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性组织，它的立法权能够强制性地促成私人间的合作；它的处罚权能够增大私人主体的不正当行为的成本，从而促使其作出正当的行为；它汲取财富的行为无须直接的对价而不构成对财产权的侵犯，因此使公权的介入有了财政基础”。[54]这些条件都是社会团体所不具有的，国家才是唯一的干预主体。有学者就指出在当今的世界上，“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逐步加深，国家已经成为与市场并驾齐驱的人类分配有限资源的另一种基本方式。”[55]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甚至认为，在现代社会，“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不同程度。”[56]这充分说明国家干预的理论及实践的合理性，而社会团体显然不具有干预的资格。因此，社会公共干预替代国家干预这一论题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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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转引自樊启荣社会法的范畴及体系的展开-简论社会保障法的概念和体系[Z]，中国私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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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Heleni.Clarko：SocialLegislation，1940，p112转引自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与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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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将经济法归并于社会法的学者主要以王保树、王全兴、邱本、郑少华等为代表，参见王保树、邱本：《经济法与社会公共性论纲》，《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邱本：《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郑少华：《社会经济法散论》，《法商研究》2001年第4期。

社会关系论文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和谐劳动关系；协调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是总书记在2004年提出的重要执政理念，一时间，建设和谐社会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和谐社会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社会各阶层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阐释和谐社会。而笔者认为，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内容。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和正确把握当前的劳动关系，妥善处理劳动关系矛盾，消除不和谐因素，积极构建和谐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

1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关系双方一种和谐融洽的良好状态。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维护和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对建设和谐劳动关系作出部署。当前为什么要突出强调建设和谐劳动关系呢?

(1)和谐劳动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劳动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之间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和谐首先是社会关系的和谐。而劳动关系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其状况成为社会是否和谐的晴雨表。和谐社会必定是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社会，劳动关系不和谐也必然影响到全社会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而社会和谐又是劳动关系和谐的体现与保证。

(2)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作为市场经济体制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包括明晰的产权关系与和谐的劳动关系两大层次。劳动关系不和谐的企业是没有生命力的，在此基础上不可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要求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广泛调动企业和职工两个积极性，确保生产者和经营者、劳动者与建设者和谐相处、平等合作、互利共赢，使企业保持健康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

(3)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是协调劳动关系矛盾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国劳动关系总体是协调稳定的，职工利益得到了较好的实现。但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关系、劳动关系日益市场化、多样化和复杂化，一些职工的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屡有发生。只有妥善处理劳动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协商协调方式解决劳动争议，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才能巩固职工队伍与社会政治的稳定。

2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的现状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和公有制企业的改革，使劳动关系多样化、复杂化：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劳动关系市场化、契约化。与之相对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劳动关系的手段、措施和机制也在逐步完善。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为主体的有关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制度、劳动标准体系、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和劳动保障监察制度等相配套劳动关系的调整法律、法规体系的颁布、实施和建立，以及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组成的部级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的建立，使劳动关系矛盾调整处理纳入了法律的轨道，向着有序的方向发展。这些制度改革和机制的形成，初步实现了劳动关系调整的法制化和规范化，为保持劳动关系的总体和谐，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必须看到，随着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老龄化等多重社会变迁交织，用人单位主体多元化，用工和就业主体多样化，劳动关系柔性化、多样化、复杂化、动态化、分层化日趋明显。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方面关系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仲裁体制、机制还不健全，使得我国劳动关系问题具有突出的特殊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以及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为劳动关系调整带来巨大的挑战。“强资本弱劳动”格局的逐步形成，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处弱势就业地位，劳动合同签定率不高，劳动者权益易受到侵害，劳动保障监察乏力和劳动争议频发，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这说明，我国劳动关系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需要亟待研究解决，影响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问题有：

(1)协调机制不够完善。尽管企业普遍实施了劳动合同制度，但由于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劳动合同格式化现象严重，一些劳动合同不是在职工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履行；国有企业集体协商签定劳动合同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在非国有企业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推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难度较大，很不利于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建立农民增收减负长效机制、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以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增强社会创造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障碍。

(2)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当前工资支付立法层次低，对扩大就业、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加强企业工资分配调控和指导，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提高保障标准等措施，操作性不强；对拖欠工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等在立法方面还基本上是空白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法》的全面贯彻实施，制约了加强和改善政府驾驭行政能力的领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齐心协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3)实施合同不够规范。如国有改制企业改制后签定劳动合同短期化现象突出。并且由于转制过程中缺少制约和监督机制，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集资款等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的转制企业还强迫职工以低价买断工龄等等。而中小企业则体现为劳动合同签定率不高，有的企业签定劳动合同存在用工歧视、“霸王条款”，尤其是女工和未成年工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甚至很多企业经营者以就业的压力强迫职工长时间、高强度地劳动，还随意克扣和拖欠工人工资，工作环境恶劣，设施简陋，工伤事故严重，欠缴或拒缴社会保险，随意辞退和解雇工人，甚至体罚工人、侮辱人格和尊严。

3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对策与思考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开放、民主法制的原则，从政策完善、法律规范、体制变革和观念变化上下功夫，抓住机遇，认真对待，科学决策。

3.1

从认识上高度重视劳动关系问题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充分说明党在发展理念上，对于人的问题、对于劳动者的问题、对于劳动关系与和谐社会问题的高度重视与理论自觉。一般来讲，体制改革、结构调整与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利益关系调整导致劳动关系矛盾与社会问题的多发期。只有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好劳动关系问题，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才能为社会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

3.2要转变职能，进一步提高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能力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进一步转变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和能力，加强部门的协调配合，及时研究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新情况、新问题，统筹做好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各项工作，使政府从矛盾的旋涡中超脱出来，建立起顺畅、高效的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快发展经济，增加新的就业岗位，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纽带、企业为主体、项目为载体互利互惠机制。同时要深化改革，消除劳动领域存在的体制，破除身份、行业等非公平因素对就业的影响，加强对劳动就业的指导和管理，真正建立起统一、公开、平等、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机制。要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力度，对国企改制必须完善政策、强化监督，在保证改制进程的同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职工利益，防止造成劳动关系矛盾和职工的发生。

3.3加强和完善法制建设

建设和谐劳动关系，必须走法治之路。近年来，我国《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相继出台，《社会保险法》、《企业工资条例》等正在制定中，这为建设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法治条件。但是，针对《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贯彻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还需加强执法和监督力度，加强劳动监察和劳动争议处理的制度建设，履行好执法责任，加强劳动执法检查，严格执法、公正执法，保证劳动法律法规的落实，保障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在劳动纠纷中，要当好“裁判员”，公正、平等、合法地处理劳动争议案件。

3.4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形成和谐劳动关系是企业责任的最后体现。企业管理者应认识到，企业和员工是共生、共赢和共长的关系。企业对员工负责，员工才会对企业负责。因此，企业应该通过各种激励手段来调动和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护员工的就业稳定，给予其合理的薪酬和福利，为其提供增长才干的机会，帮助和促进员工实现个人发展。

3.5提高劳动者自身素质

劳动者应当树立利益共同体观念，企业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强化责任感，与企业共荣辱。同时要加强自身学习，多参加培训，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技能，提高职业素养，恪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干一行爱一行。劳动者还要学法、懂法、守法，依法维权，善于、敢于用法律的手段保护自身利益。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首先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稳定和协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除了政府努力以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课题组.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状况分析与对策建议[J].工业企业管理，2004，(9).

社会关系论文篇4

论文论文摘要：德国从社会福利的意义上去诠释社会保障法，其社会保障法的建立正是为了完善对基本法中对社会福利政策实施的保障。作为世界上最早制定社会保障法的国家，德国在20世纪初已建立了当时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德国社会保障法是一部覆盖面极其广泛、内容十分细致的法典。德国社会保障法典发展至今共有十二卷。德国拥有种类丰富、涵盖面广、体系完备、法律健全、运行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其法律传统与中国相似，故其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及立法技术对中国的社会保障立法有一定借鉴作用。 【论文关键词】德国；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制度 一、德国社会保障法的立法意义 德国是从社会福利的意义上诠释社会保障法其社会保障法的建立正是为了完善基本法中对社会福利政策的保障要求。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表现在其细致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上，同时也包括了社会补偿、社会促进和社会救济。而生活中的各种危机(如疾病、意外事故、赡养人的死亡等)以及职业带来的危险(如失业、工伤等)不知何时就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损失，防不慎防，因此就需要通过社会保险来解决这些危险带来的问题。但社会保险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是最基本的保障，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政策逐一出台，使德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社会保障法典的意义除了使社会保障的获得者从国家、社会团体等机构获得社会福利之外。还在整个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中承担降低获得社会福利门槛的任务。因此。社会保障法典有着解释、说明以及指导社会福利发展的义务。其中解释义务是指让公民知晓社会保障法典赋予其的权利和义务。 二、德国社会保障法的发展历史 社会保障法这一概念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第一次出现于德国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的历史中曾经一度把社会保障法体系区分为三大法律范畴：预防措施(Vorsorge)，照护措施Versorgung)，以及救济措施(Fuersorge)。这三个方面的区别首先体现为筹集资金和给付前提的不同。预防措施也就是社会保险，是由投保人自身筹集保险费用．而照护措施和救济措施则是通过国家来资助的。在社会保险中．给付需求必须遵循社会保险比例。照护措施的给付是针对某些特定情况。救济措施的给付是为了消除具体的困境或一旦有需要而第三方的帮助又不能长期持续时的情况下实施。而现代的新型社会给付，例如教育资助，住房补助和子女补助，不属于当时的社会保障法体系。而另外一种由德国法学家Zacher提出的体系划分的方法是将社会保障法范围划分为预防措施(sozialeVorsorge)，社会补偿(sozialeEntschaedigung)，杜会资助(soziale Forderung)。和社会救济(sozialeRife)。叫德国社会保险制度出现在19世纪工业化浪潮及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的背景之下。当时一种针对疾病、意外事故、老年人的生活劣势等问题的有效制度被推出。因为当时这个制度只被一小部分人接受，所以它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根据当时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指示，在1881年11月17日威廉一世国王颁布了一项政策。根据这个政策。项针对劳动者的医疗保险建立了。这项政策的公布标志着德意志社会保险的建立。从此，劳动者对其可能遭受的疾病、意外事故、人身安全、老年困境等危险享有受到国家保障的权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方面，医疗保险于1883年6月l5日正式在德意志推行。这种保险制度的核心在于受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并由社会自治管理。接下来。各种保险制度逐一推行开来，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初见雏形。二战之后．德国的迅速崛起使其经济实力处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随着其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德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最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之一。 三、德国社会保障法典的内容 在社会保障法法典中，社会保险制度占了大多数的篇幅．但社会保险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是最基本的保障。德国社会保障法是一部覆盖面极其广泛、内容十分细致的法典。社会保障法的制定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平等和保护社会安全。德国社会保障法典发展至今共有十二卷的内容。 (一)第一卷：总论 第一卷总论是德国社会保障法典的前言部分，规定了社会福利所涵盖的范围。指明了社会保障法的立法目的，对社会保障法典中所涉及的政策原则进行了阐释，并对德国社会保障法的历史做了简要介绍。 总则中指出了社会补偿与社会救济的区别，明确社会保障政策的目的。社会补偿是指国家 对健康受到特殊损害的人给予补偿或者出于其他原因按照供养法的基本原则承担责任。而社会救济是指“对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为自己提供生活费或者在特殊生活状况下不能自理、也不能从其他方面获得充分救济的人。有权利获得与他的特殊需要相适应的人身和经济帮助的，使他有能力自理，能够参与社会生活，使他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二)第二卷：求职者基本保障法(Grundsicherungfuer Arbeitsuchende) 随着劳动市场的低迷和失业率的上升，德国失业救济政策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物价的上涨，德国政府又对提高生活补助做出了承诺，导致失业者对德国政府不断地施加压力。求职者基本保障法于2011年生效。求职者基本保障法的新政措施的目的在于使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人重新具有竞争力。 求职者基本保障法仅适用于无法凭借个人力量保障生活自理，需要国家支持的失业者。这一制度更加强调个人责任的重要性：根据社会保障法典第二卷的规定，这类人有就业能力但需要救济。使其有能力承担其生活所需。这个目的在社会保障法典第二卷中被定义为首要原则。只有在用尽其他办法，也无法解决生活困难时，才适用这一政策。 (三)第三卷：就业促进法 早在1969年德国就通过了就业促进法。并将失业保险作为就业促进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经济下滑，失业人口的增加。2003年至2005年。德国对其劳动力市场进行了重大改革。对从前的失业保险业也进行了改革。用就业促进法来代替“失业保险法”，并将其包含在内。就业促进法成为了国家规制劳动力市场的核心部分。其原因是，失业保险主要强调的是对雇员失业后的生活保障．通过对失业人员发放一定的失业金．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而就业促进法则更加广泛，除了维持生计，还有让工人拥有重新就业的能力。就业促进法的目的就是：避免失业，即使失业，也要尽早实现再就业。 德国社会体系中将没有工作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待业人员——被迫失业，正在寻找工作的人；一种是失业人员，不打算找工作的人。前者不用交保险费。由国家进行救助，并帮助他们就业。后者享受失业保险，要交保险费。就业促进法主要是对那些寻找工作的人员进行救助。不在失业保险的人群中进行。 (四)第四卷：社会保险法总章 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表现在其细致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上，同时也包括了社会补偿、社会促进和社会救济，凡在本国提供劳动。或履行了社会保险义务的公民都将得到社会保险的保障。生活中带来的危机(如疾病、意外事故费用、赡养人的死亡等)以及职业带来的危险(如失业、工伤等)总让人防不慎防，因此就需要通过社会保险来解决这些危险带来的问题。法定社会保险是一种强制保险制度。凡是符合要求的公民都应缴法定保险费，与全体公民分担风险。 社会保障法典第四卷是作为第一卷——总则的补充规章于1975年被纳入社会保障法典中。这一卷中所涉及的是所有社会保险的一般规定．是后面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及第十一卷的具体社会保险的总章程。而这几个社会保险皆属于法定强制保险。这一卷中对社会保险做出了定义，指明了社会福利范畴内的社会保险的特点及原则；确定了社会保险的目的和义务；并对后面具体社会保险中所涉及到的共同概念进行了界定．统一了标准。 (五)第五卷：法定医疗保险法 1883年，德国颁布了《医疗保险法>，是世界最早实行社会医疗保障的国家。其法定医疗保险体系的中心原则是团结互助、社会共济，以法定医疗保险为主、商业医疗保险为辅的保险制度法定医疗保险的受保险人分为义务保险人和少数的自愿保险人．义务保险人是法律强制参加保险的人。没有工作的公民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义务，他们通常作为家庭成员参加家庭共同保险。这也就是法定医疗保险中的“一人参保保全家”的医保制度。这与商业医疗保险中的一人投保一人受益、多子女的职员投保就要多付费用的保障方式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六)第六卷：法定养老保险法 德国养老保险主要有三种形式：法定养老保险、企业养老保险及个人养老储蓄。而法定养老保险所占的份额是三者中最大的。养老保险的立法采取的是共同承担模式，由雇主、雇员和政府共同承担。 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由年轻一代养活年老代。年轻一代劳动力向社会支付养老保险金，年老一代领取养老金，依次循环下去。近年来，由于出生率的持续低迷，德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导致养老金支出相应攀升。另一方面，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失业加 剧使养老保险的缴费支持受到很大的影响。这种状况给德国养老保险基金带来巨大的支付压力。 (七)第七卷：法定工伤事故保险法 德国于1884年制定了(工伤保险法)，确定了工伤保险制度。受德国的启示，欧洲各国也纷纷制定了本国的工伤保险制度。1997年1月1日工伤事故保险以法律规章的形式正式被纳入德国社会保障法典中。成为法定保险之一。在法定工伤事故保险中享有保险义务的主体包括：劳动者、与公众有职业关系的人(如义工)、参加职业培训的人、在校生(包括有幼儿园儿童)等。属于法定工伤事故保险中的可保事故包括：工作时间发生的事故(包括上下班直接回家或去单位的路上发生地)和职业病。在遭受可保事故后。法定工伤事故保险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形式被分为现金补偿和职业康复两种。若法定工伤事故至死亡的，其遗属还将获得死亡补偿金。 (八)第八卷：儿童、青少年救助法 这一卷的立法目的在于促进青少年的发展、明确其应该承担的责任并扶持青少年的成长，支持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抚养任务并完善相关制度，即促进出台各种救助方式来支持青年和其家庭的生活状况和教育状况。其任务不同于社会保障法典第一卷第11条中的获取社会福利，而是涉及到非通常意义上社会福利的另一种任务。儿童、青少年救助卷一方面是起到法律规章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一种不同于法律部门的官方专家式救助。这种救助涉及青少年的生活状况、教育状况、成长环境等方面。德国社会保障法中对青少年儿童的救助采取的合作式，即政府与社会福利组织联手负责青少年儿童救助事业。对青少年儿童救助是保护青少年儿童避免不健康的成长的特殊义务。 (九)第九卷：残疾人康复与参与法 康复是指残疾人或者受到残疾威胁的人参与到社会，尤其是工作或职业中去的一种待遇或措施。社会保障法典第一卷第l0条最早把康复作为社会保障法上的概念确定下来．在社会保障法的意义上使残疾人参与的措施都属于是康复措施．它们是社会保障法所提供给残疾人核心待遇。康复的目的是：(1)防止、消除、改善残疾，防止残疾恶化，减轻残疾后果；(2)为残疾人在社会中，尤其是在劳动生活中有一个与他的爱好和能力相适应的机会提供保障。 残疾人康复包括医疗康复、职业促进康复和社会康复三方面内容。社会保障法第九卷中规定政府有义务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并提供就业咨询。社会保障法典第九卷中所涉及的对残疾人的救助包括对其职业生涯的救助。对重度残疾人、残疾妇女儿童的特殊救助。以及对其基本生活的救助。 (十)第十卷：监督机制、争议调解机制 社会保障法典第十卷将社会福利事业的管理机制、监督机制以及争议调解机制的原则、管理范畴以法规的形式编进法典。德国目前已建立了立法、决策、管理、预算编制和具体执行的各负其责又互相制约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联邦议会负责社会保险的立法，政府部门监督执行，各自的社会保险公司(均为自治性的公共团体)具体负责管理和提供服务。社会保险的具体运作是由各个社会保险公司负责。按照社会保险制度的市场运转机制进行运作，而政府各部门则专职于宏观决策，如社会保险的政策、预算的制定、社会保险制度运转的预测和监督，以确保参保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实现社会公平。 公民通过社会保障法典的指导。在明确自己权利的情况下，向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待遇机构)提出申请。行政机关有可能决定驳回他的申请或者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不能令申请者满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法典第十卷为公民进行自卫的救济手段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手段可以概括为两种：即非正式法律救济(申诉、向有权机关申请)和正式法律救济(复议、诉讼)。 (十一)第十一卷：社会护理保险 德国的护理保险是新增加的一项社会保险项目。该保险于1994年7月29日通过，1995年1月正式实施生效，成为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四大险种之后的第五大支柱险种。这是德国社会保障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目的是对严重护理需要者按照共同承担援助义务的社会保险原则提供护理救济。 (十二)第十二卷：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在德国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社会福利框架最基层的位置。社会保障法典第一卷第九条中对社会救助下了定义．即“对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为自己提供生活费或者在特殊生活状况下不能自助，也不能从其他方面获得充分救济的人。有获得与他的特殊需要相适应的人身和经济帮助的资格，使他有能力自助，能够参与社会生活，使他合乎人道的生活得到保障。 ”因此意味着在用尽其他一切社会福利手段后，仍不能达到救助目的时，才能申请社会救济。根据德国基本法的规定，社会救助属于政府对公民的义务，每个联邦洲政府可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生活水平、物价等制定救济标准。 四、小结 德国社会保障法的建立和发展历史源远。其中包涵了政治、战争、文化等各方面的背景因素的影响。从德国社会法典的庞大内容足以看出其社会保障体系复杂、覆盖面广的特点。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再完美的制度也需要通过改革来适应社会。在德国现存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保障水平过高。影响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财政和社会负担过重。中国目前也在积极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但较中国国情来说，显然是无法做到高福利的保障水平。甚至。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离完善尚有很大的距离，还有很多需要保障的方面。保障制度还没有顾及到。这就更需要尽快建设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我国的法律制度与德国法律素有渊源，也有不少借鉴德国法律之处。研究德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内容体系不是为了照搬他国的法律制度．而是要学习其立法技术、制度设置方法。只有学会方法才是真正意义上法律移植

社会关系论文篇5

【关键词】和谐社会；国有企业；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社会负担较重，其中包括税收负担过重、企业保障和人员负担过重。因此，改革不可避免会提出卸包袱要求，特别是通过下岗失业把职工推向社会。这方面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也确实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现在需要讨论的是，这种改革能否继续推行。科学改革观要求以人为本，必须使改革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以减人为内容的企业改革实际上是将企业内部改革的成本外部化，由社会来承担，而社会不可能长期承受众多企业外部化的成本。当社会无法安置长期存在的并且日益增加的下岗失业职工时，难免会产生社会冲突。从长期来看，改革不能与减人增效划等号。改革就是要减人，这不是以人为本；减人以后才增效，这不是真正的增效。改革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不是提高效率的负担和包袱，而是实现发展，提高效率的人力资本。根据科学改革观，增效的企业就要稳住就业，即增效稳人。这是企业将改革成本内部化，也是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有所有制基础。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它同私有制企业的区别在哪里？现在看来，国有企业的存在不只是作为企业而存在，还要体现其国有的价值，这就是较多地贯彻社会目标，如就业。与此相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也不仅仅在私有制企业之间，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可能更为有效。特别是现代的竞争不仅包括经济目标（效率）的竞争，也包括社会目标（社会责任和社会信用）的竞争。这两个目标就构成竞争的社会福利目标。完整地实现社会福利目标的竞争效果主要体现在不同所有制之间。在竞争中，国有企业在社会目标方面较为突出，私营企业对经济目标更为关注。两者的竞争包含了相互学习，从而使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能够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中都得到实现。显然，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出发，不能简单地放弃国有企业。

就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来说，在不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一般竞争性部门，国有经济没有占支配地位的要求，国有资本从中退出没有制度限制，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退出的标准是什么，国有资本要不要全部退出？在一些地方甚至将国有资本退出全部国有企业作为改革目标，这就有问题了。根据效益标准，国有资本逐步退出低效益的企业，退出本来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明显优势并且是处于结构性矛盾中的长线产业，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的整体效益。但是，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也有不少信誉好、品牌好、效益也不差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全部退出。为什么这么说？有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两个毫不动摇。如果国有资本在一般性竞争领域连高效益企业都退出，国有资本在哪里能增值呢？国有资本在高效益企业中获利是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支持。特别是，信誉好、品牌好、效益好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体现。第二，现有的国有企业并不都是像有人所说的废铜烂铁。许多先进的生产要素如较为先进的设备、人力资本还是集中在国有企业，问题是现行的产权制度束缚了其竞争力。因此，对国有企业的态度不是放弃，不是任其关门破产，而是通过新的产权制度安排来解放其竞争力。第三，企业效率的提高并不都要以私有化为前提，只要在明晰产权基础上强化竞争，就能解决提高效率的制度环境。

就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来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结合。原因是现有的市场经济都是与私有制经济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私有化才有市场化。中国市场化的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不完全的。现有的国有企业形式不能同市场经济结合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其产权不明晰：人人都是所有者，但具体的个人，人人又都不是所有者。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并不需要完全实行私有化，公有制企业可以通过吸收私人股权建立各种类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于是在同一企业内部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实践证明，这种包含私人产权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现实中存在的中外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等混合所有制企业就体现社会主义成分和非社会主义成分在同一企业内部共同发展的特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组织形式最为典型的是股份制。国有企业通过吸收各种非公有产权进行改制也要依赖股份制。股份制是一种产权组织形式，它可以包容多元投资，形成多元股权的结合。研究已有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发现改革成本不小。特别是企业改革成本大都外部化，需要社会支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当部分国有企业因长期亏损而达到破产水平，如果实施破产，则成本很大，一方面破产企业职工被推向社会，另一方面银行投给破产企业的大量贷款化为乌有；第二，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改制为私有企业后，一方面会因私人资本规模小而使企业整体规模小型化，另一方面改制的前提条件往往是减少雇佣职工而将大量职工推向社会。企业改革成本集中外部化，这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的，也是现阶段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将改革成本内部化，并且消化掉。途径就是推进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在提高国有企业整体效益方面有两大目标：一是将企业做大、提高竞争力；二是以优质资本稀释劣质资本，消化被并购企业职工。显然，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比单纯在单个企业进行成本可能更小。

社会关系论文篇6

[关键词]生态文明 小康社会 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07-0358-01

一、生态及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的生是开拓竞生，整合共生，循环再生和适应自生；态是物态和谐，事态祥和，心态平和，智态悟和，这里的悟是人们的智慧思考。生态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物竞天择，道法自然，事共人为，心和文化”。生态有耦合关系、整合学问、和谐状态和进化过程四种内涵：一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和环境之间，生命个体和整体之间，以及子系统和母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我们大家谈的生态不是生态学，而是一种关系，是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存发展、繁衍、进化所依存的各种必要条件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二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和环境之间有机整合性的学问。首先它是人类认识环境，改造环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自然哲学。在座很多听众都是理学博士，英文中理学博士就是哲学博士。你学习自然科学，不懂哲学，不懂生态学，就不能成为一个博士，所以我们的理学博士叫做哲学博士。生态学还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和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系统科学，是人类塑造环境、模拟自然的一门工程技术，也是我们养心悦目、陶冶情操的一门自然美学。以前在学校里我们受的教育是要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但没有教我们怎样品味自然，享受自然，这也需要正确的方法论，就是生态美学的指导，我们说生态既是哲学，也是科学，也是工程，也是美学；三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环境关系良性循环的和谐状态。实际上从刚才的定义，生态既然是一种关系，它就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坏，但人们经常把“生态关系和谐的”，“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定语简称为生态，如生态城市、 生态旅游、生态建筑、生态卫生等， 是约定俗成后被社会所公认的用语，表示人和环境在时空演替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然文脉、肌理、组织和秩序；四是生命-环境系统一种定向的进化过程，生态系统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定向演化过程，物质流通量越来越低，信息反馈越来越畅通，有高的自组织能力，功能性有机发育等等，是一种定向的有机进化过程。

生态文明的文，指人（包括个体人与群体人）与环境（包括自然、经济与社会环境）关系的纹理、脉络或规律，是一种时间、空间的生态关联。日加月是明，指从暗向亮，愚昧向睿智的开化、教化和进化过程。生态文明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在自然、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生态文明建设包括经济建设中生产和消费的物态文明、政治建设中组织和管理的体制文明、文化建设中知识和智慧的认知文明、以及社会建设中道德和精神的心态文明，把这四个文明抓好，就把生态文明贯穿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建设中去了。如体制文明建设，要实现从十六大提出的区域统筹、城乡统筹、社会与经济统筹、人与自然统筹、对内与对外统筹等五个统筹，以及十七大补充提出的中央和地方、个人与集体、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四类关系的协调。这九个统筹关系如果协调好了，体制条块分割、决策就事论事，管理还原论主导等不文明行为就能有所改善。物态文明包括物质生产、流通、消费、还原、管理的生产文明和消费文明，特别是消费文明。针对当今社会一些不健康的消费文化，物态文明将推进社会上以金钱为中心的富裕生活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和谐生活转变，以数量多多为目标的占有型消费向以功效优化为目标的适宜型消费转变，以外显为中心的摩登消费向以内需为中心的科学消费转变，以利己为中心的物理型关爱向以爱它为中心的生态型关爱转变。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往往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改善物质生活、遵循市场经济的竞生和自生机制上，而生态学的共生与再生观相对薄弱，利他、爱他之心还有待进一步培育。必须大力提倡心态文明，让雷锋精神返回社会。心态文明是人对待和处理其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关系的精神境界，包括温饱、功利、道德、信仰和天地境界。要在这些方面要多多进行正面的引导和社会的关注。

二、生态文明的四个机制

生态学有很多规律，将其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其最基本的原理有四条，可以用拓、适、馈、整四个字来概括：一是“拓”，开拓的拓，每一种生物，每一个生命有机体都有其内秉增长率，都能千方百计拓展生态位，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更适宜的环境，为其生存、发展、繁衍和安全服务；二是“适”， 适应的适，具有强的顺应环境变化的生存发展机制和变异能力， 既能不失时机地抓住一切发展机会，高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又能根据环境变化，通过多样化和灵活的结构调整和功能转型调整自己的生态位，创造有利其发展的生存环境；三是“馈”， 反馈的馈，包括物质循环和信息反馈，物质通过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最后回到大自然中去，使世间一切资源都能物尽其用、一切生物都能占据一定的生态位；任何生物的行为通过生态链网形成信息链，层级传递，最后反馈到它本身，进一步促进或者抑制其行为，实现一种螺旋式的系统进化；四是“整”， 整合的整，生命-环境系统遵循特有的整合机制和进化规律，具有自组织、自适应、自调节的协同进化功能，能扭转传统发展中条块分割、学科分离、技术单干、行为割据的还原论趋势，实现景观整合性、代谢闭合性、反馈灵敏性、技术交叉性、体制综合性和时空连续性；营建一种多样性高、适应性强、生命力活、能自我调节的生态关系。

三、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融合

社会关系论文篇7

【关 键 词】政治文明/政党制度/党内民主

一、政治文明的本质是制度文明

政治文明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崭新概念，它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后提出的。所谓文明，首先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它是自然与本能状态的对立面，是人类创造的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物质文明的表现形式为器物，精神文明的表现形式为价值观念，政治文明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制度体制，当然也包含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和政治行为。政治文明的本质是制度文明。政治制度是指人们在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政治行为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政治制度文明应包括两层涵义：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不同利益之间的相互均衡。政治文明的制度化发展程度，是一个事关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智慧。

所谓制度化，指的是一种做法或组织方式被明确下来并被广泛认识的过程，即使它还尚未被普遍接受，行为者仍可以根据这个做法或组织方式，预期未来结果并建立自己的预期目标，进而调整自己的取向以及行动。在政治学中，制度化意味着政治行为者对于自身和其他行为者的行为有明确而稳定的预期。用亨廷顿的话说，“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他认为“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以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1](p12)。

政治文明的核心或载体是制度建设，只有政治制度才能规范政治理念和政治行为，只有通过政治制度才能协调和实现理性化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政治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合理的权力与权利的分配；二是有效的利益协调，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权力与权利的分配由法律和制度安排，利益协调由政策推动。评判一种政治形态是否优良及其文明程度的高低，在结构上，就看其能否依据社会发展所提供的条件，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合理地配置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在功能上，就看其能否形成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同时，政治制度化的程度决定着政治文明的程度。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最基础的支撑力量，是政治资源的最重要成分。政治制度包含多层含义：一是基本政治制度，它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政体结构；二是根本政治制度，它体现着国家的性质；三是具体政治体制，是基本政治制度在各个领域的具体体现；四是各种政治运行机制，这是基本政治制度和各类政治体制的具体运作形式。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是否健全、完善，直接关系到政治制度本质能否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作为一种高度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成果，在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与中国这样超大型、长历史、后发型的社会相适合，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它是我们的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提升综合国力、保持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凝聚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制度保证。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方面，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甚至存在一些弊端，如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导致腐败得以盛行等等。要真正保持社会稳定，做到与时俱进，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改革传统的政治体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使国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长治久安之道。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该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既不能轻易否定和放弃，也不能止步不前。对于我们来讲，建设政治文明的第一步不是简单的政治制度选择，而是在制度选择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建设。政治的制度化是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在制度化发展过程中，与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相比，制度的有效运作更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首先，制度只有在不断的运作中，才能得到发展和完善，才能使制度中的合理部分得以巩固和发展，不良部分得以消除或改进；其次，只有在现有的制度获得有效运作的条件下，社会才有发展的可能，而社会发展所积累的资源将是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动力资源。所以，政治变革的合理价值取向是通过制度功能的开发，使现有的制度有效地运作起来。

二、政治制度建设的核心是政党制度建设

当代世界是政党政治的世界，在绝大多数国家，政党是国家政治的核心和主体，一国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主要体现在政党政治方面。政党政治的产生源于资产阶级对于其政党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设计。政党政治是相对于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而言的。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是依靠血缘纽带和君臣依附关系来控制国家政权的；政党政治则淡化了这种血缘纽带和君臣依附关系，以在利益和思想方面趋同的政治集团控制着国家政权的权力机构为特征，以政党控制议会和组织内阁为前提。政党制度是政党政治的法律化、程序化和规范化。作为一种运行机制，政党制度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构成了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种行为规范，也形成了一种党际关系体系和运行规则。政党制度同时也指以固定方式互动着的一组政党体制，固定化互动意味着贯穿在政党关系（竞争或合作）的某些规则和条例被广泛遵守，即使这些规则和条例可能存在争议并且逐渐有所变化。因此，一个制度化的政党制度就是行为者依据政党格局的基本轮廓和政党活动的基本规则，确定自己的预期目标和决定自己政治行动的体制。制度化的政党制度高度构建着政治过程，决定着政治发展方向。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明了各政党的地位和作用，明了谁是主要政党，可以预期政党行为的稳定性。

关于政党制度的制度化程度，可以从四个方面去分析：一是制度化程度高的政党制度较为稳定，政党之间竞争或合作的模式具有规律性，如英美的两党制；二是在制度化程度高的政党制度中，政党在社会中有深厚的基础，政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是固定的，政党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联系对象和活动范围，政党倾向于坚持它们一贯的政治立场，能够始终构建其特有的政治偏好；三是在制度化程度高的政党制度中，政党合法性得到了较普遍的认同，大多数民众即使对特定的政党持批评态度，甚至对所有的政党持怀疑态度，但依然把政党看作是民主政治的必要部分，相信政党创造了现代民主，认识到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无法想像的；四是在制度化程度更高的政党制度中，政党组织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的整个组织发挥作用，而不是政党组织服从于某个领导人或某个小团体。在政党制度（包括一个政党的内部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政党逐渐摆脱了具有个人目的的控制，从而变得结构稳固完善，覆盖地域广阔，组织良好并且拥有自己较为稳定的资源，党内各种程序包括选择和改变党的领导团体的程序常规化。可以说，在制度化高的政党制度中，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家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政党。

在政党制度的研究中，对执政党的研究应该放在首要的地位。当今世界是一个政党政治的世界，现在世界各国大大小小各种类型、各种模式的政党共有5000多个，经常执政或曾经执政的政党也有上百个。执政党主导着一国的内政外交。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是各国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所谓政党的社会基础，是指那些认同政党政治纲领，拥护政党的政策主张，对政党具有向心力，凝聚在政党周围并忠诚于政党的社会群体，是指政党所能代表其利益和要求的社会阶层。政党是人民意愿与政府最终采取行动之间的纽带，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政党的社会基础，作为政党的生存土壤，其范围的大小和力量的强弱，决定着政党的生命力与影响力的大小。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支持和拥护，是任何渴望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政党必须首先思考的。当代世界各个政党，都有一个如何去面对新的形势、以什么样的理念和姿态去处理发展变化中的国内外事务的问题。世界各国执政党的兴衰成败，其中存在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世界各国各种类型政党根植于本国的特定土壤，各有特点，但作为政党组织这一客观存在，必然也有其共性。比如凡是执政党都会面临着这样一些共同的问题：执政党代表什么人的利益；追求什么样的社会目标；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治国理政；自身有什么样的能力和应该有什么样的能力；执政党的理论纲领能否与时俱进；执政党能否正确对待自己的历史传统；执政党能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来把握自己；执政党能否始终把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党的纲领和行动的首要位置；执政党同国家决策机关的关系如何处理等等。因此我们必须开展对于执政党的研究，研究世界各国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利弊得失，研究世界各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以作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借鉴和参考。

三、共产党处于多党合作的核心地位，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规范化制度化关键在共产党

在一国的政治制度中，政党制度处于核心的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说它是基本政治制度，首先，其含义就不是指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具体制度，而是指在我国政治制度总体架构中关系全局、具有长远的战略地位，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其次，是说这一制度是国家政权产生的基石，新中国就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多党合作的基础上产生的。对我国政党制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在世界各国政治制度中独树一帜，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效。在新的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显著加快的过程中，这一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难点。当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一种形式、一种载体，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通过坚持不懈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赋予基本政治制度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实质的而不是表象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内涵，从而实现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各界别的政治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而不是让政治制度形式主义地空转。一方面，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以宪法为根本行动准则，依法执政，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和宪法权威，从宪政的高度去认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问题，不断提高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求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根据自身传统和特点，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作用。在这些方面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建设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运行机制的制度建设即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因为共产党处于多党合作的核心地位，起着领导的作用，因此在政党制度建设问题上，多党合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关键在共产党。

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极其重要，党内民主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先导，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十六大报告指明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前进方向，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这就是：第一，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第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党从世界各国政党产生、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并开始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问题，使十六大完成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任务。这里所说的转型，是指中共从一个革命党而又已执政50多年的政党，转变为一个制度化的执政党和名副其实的执政党。所谓名副其实，即它不只是代表一个或两个阶级利益的党，而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为世界各国的执政党凡是保持长期执政地位，必须争取最大多数的民众拥护和支持，它的思想主张和方针政策必须照顾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不能有所偏失；所谓“制度化”，是说十六大开始了党自身建立制度的初始阶段，如中央层领导集体新老交替的和平有序，这种集体交班、集体领导，为扩大党内民主提供了组织保证。集体领导的实行，党内民主的扩大，又必然推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而执政党依法执政，决策办事的依法有据，又为法治规范和社会秩序保持长期稳定提供了保障。中国共产党应该吸收世界各国执政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有些具体做法也可以适当参考：比如为扩大妇女参政，美国的两大政党的地方组织负责人设置男、女各一人；在信息网络时代，一些政党的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均发生着变化，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党部都设有网站，每个党员均可通过电子信箱直接同中央沟通，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以扩大党内民主等等。

第二，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要求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国家法律范围之内活动。政党与宪政之间的关系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视角之一。在人类政治智慧的发展中，宪政是迄今为止最有可能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公正，最有利于保证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的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在民主社会中，宪政既是一套制度和程序规则，也是一套信仰和价值理念。宪政的功能主要作用于两个领域：对于公权力而言，宪政一方面要授权，把渊源上属于人民的权力以法定方式赋予政府，赋予一切合法执政主体，让政府有足够的权威和力量来保障人权，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要控权，用分权、制约、监督等方式防止公权力的不为或者滥用，避免人民授出的权力出现异化。对于人权而言，宪政的主要目的，一方面要确认和确保人权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还要创造条件保障和促进人权的实现。与此同时，宪政要平衡国家与社会、集体与个人、公权力与私权利、权力与权力、权利与权利等等的利益冲突，使社会具有有效化解矛盾和纠纷的良性机制，进而用这种民主与和平的方式构建和实现社会的有序。现代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宪政制度和宪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但一个国家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在实行宪政的问题上，中共作为执政党，责无旁贷，必须带头遵宪、行宪、护宪。一部宪法的优越性，可以根据它将一个国家中的最高权力加以划分和取得平衡的精巧程度来衡量，这一点在大量的历史性政治文献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常识性的认识，即宪法是用来制约政府的，是制约公共权力的，而对于一切有政治素养的人们也成了自明的真理，这一条被广泛接受的真理后来由美国的创始人进行实际检验，美国的宪法就是依据这一原理的要求而制定的。当然，宪法与某一具体部门法规如经济法、民法相比，更多的带有一个民族的神秘性格即本民族的特点。但不论如何，宪法是民意的结晶，必须全民共商，全民共定，才能全民共守。

第三，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与党派监督相辅相成，一个容不得党派监督和人民监督的政党在党内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依据的是人民民主原则，人民民主原则在价值层面上，体现为人民主权；在制度层面上，体现为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和实现自我管理。政治文明的发展应首先体现在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方面。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因此，应摆正党同人大的关系，不能以执政党的名义直接领导和指挥人大，而是通过党组和党员在其中发挥作用。关于人大本身的改革，如代表名额应有所压缩，减少官员比例，人大代表中劳模的成分应适量减少，代表应逐渐专职化以提高立法质量，代表选举办法的改善等等，应通过这些改革使人大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专门立法机关。同时在人民代表大会内，要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人大常委是否应是专业政治家，人大常委是否应照顾到地域特点等，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在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方面，执政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只有自我监督是不够的，既然是多党合作制，就应当通过政治协商，实行相互监督，特别是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监督，要使民主党派有能力担负起监督执政党的责任。毛泽东创立多党合作制度的初衷，就有让党派之间互相监督特别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的思想，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如何摆脱“周期律”的谈话，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论述，建国之初毛泽东说“共产党要永远与党外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2](P18)，都含有在政党制度建设方面民主监督的意义。1956年我党曾宣布“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可惜这一方针随即被反右派斗争湮没。“文革”期间，民主党派更是名存实亡。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主动树立对立面、“唱对台戏”的主张，事实上是期望党派间的相互监督，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谦虚谨慎，有所顾忌，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此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还应在人事制度方面逐步破除现在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只任副职的做法，在对党外人士的实职安排方面加大力度。在这些方面，执政党都处于主动地位，都是应该去做而且也是能够做到的。

【参考文献】

社会关系论文篇8

关键词：辩证；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0.062

同志曾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在党和人民群众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ツ勘甑谋尘跋拢我们目前最紧要的是要继承和发扬渊博的传统文化，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的提出

中央对我们要坚持的主流价值观给出了24字的精简总结概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对个人、社会和国家价值选择与价值追求的高度凝练和集中概括。将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同传统文化相结合，吸收好的养分，摒弃不好的，一定可以借助华夏优秀文化把社会核心价值观营造好。“植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有助于社会核心价值观赢得民众的广泛认同”。这是智慧的中华儿女对人类进步的贡献，也是中华儿女对全人类应尽的义务。

1.2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着中国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它并不只是静静地躺在博物馆中的展品，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活生生的体现着，它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以保存，历史得以延续，它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育中，中国传统文化是绝对不能被抛弃的，否则我们的民族就失去了灵魂，那就更不用去说民族复兴了。

1.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核心价值观，是人民群众的智慧结晶。美苏争霸的结束使世界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大的全球性战争，但并不意味着强权与霸权的结束，只是转化成了和平演变的形式。就是不断对目标国家进行文化传输，从而使其内部大众否认本国主流价值观，最终导致国家动乱。这就表明，在软实力竞争的形势下，被大众广泛认同的主流价值体系很重要。中国必须要有具备自己民族特色的精神标识和价值体系。只有大众能够深切感受到的、热爱的、认同的才能被广泛的接受。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中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具有中国特色。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当今，我们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阔步前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记载着得与失，成与败。“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这就是对传承与创新的最好诠释。

2.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意义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关于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与目标。从古至今，中国的繁荣富强理念一直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富强理念始终是将德治和仁爱与发展相结合的，如儒家著名的“庶、富、教”思想。在生产发展，并满足人民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加强教育，经济和文明要均衡发展。很多人也许认为“民主”是源于西方的话语，但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民主都有与其历史文化相关的内涵。为人民服务正是当代中国民主观念最真切的表达，我们借鉴了古代“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而“和”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2.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意义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关于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与目标。中国传统和现代法治思想都体现了维持社会秩序，达到自由、平等、公正的目的。儒家主张“礼治”，礼是社会的行为规范，通过启发、诱导、教化的方式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儒家对中国平等、公正思想的影响较大，主张“有教无类”，推行德政、仁政，倡导贤人政治，“学而优则仕”。《孟子・滕文公下》描述了君子应具备的人格特点，同时也描述出了儒家自由人格的特点。不是将每个人刻画成统一的形式，而是和而不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之处，也是其与当代主流价值的契合点之一。

2.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层面的意义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关于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与目标。可以说它是直接来源于传统文化之中的“爱、敬、诚、信、善”等思想。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有着重要地位，因而，儒家的价值观就是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仁”或是“仁爱”。从而引申出许多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等，这些都体现了对爱祖国、爱事业、爱他人等观念的倡导。《大学》提出的“三纲领”和“八条目”关于为学做人的纲领性表达中也包含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内容。

3如何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那我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文化建设中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借鉴过来呢？

3.1传统文化的实践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前人的实践中形成的，是我们进行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实践是检验理论知识的最好的试金石，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回归到实践中去，充分发扬宝贵的传统文化。在经典读本中，对爱、敬、诚、善等概念有大量的阐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写进教材，走进课堂，融入思想，去理解它的真正意义，有利于我们去践行这些价值观。公民若能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做到诚信、友善、敬业，爱国之情必定油然而生，从而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

3.2辩证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同志曾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就要辩证的对待历史继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在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最紧迫的就是要明确用怎样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怎样用传统文化为建设和发展服务，怎样用传统文化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就是合理的继承，与时代相符的创新，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厚的时代特征。

3.3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一传播到中国，先进人士就视它为法宝，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中华儿女历经艰辛，完成了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了改革开放。最终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因此，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也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科学性，更好的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总之，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好历史性传承与时代性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要将今天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建设中发挥最好的影响力。我相信，只要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不懈地奋斗，人民生活就会更加幸福，国家就会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参考文献

[1]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田海舰，田雨晴.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2）：4850.

[3].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

社会关系论文篇9

人类社会的水资源利用体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系统。它包括水资源利用的制度安排（分配制度中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区分），人水关系，水资源的价值判断，水功能开发文化以及与水资源利用相关的外部联系，从历史经验看，这种外部联系，主要是作为一种增加财富的手段，进而与社会地位以及逐级上升的个人目标相关的心理学意义；对于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在使用和所有权方面所形成的权力竞争极其可能的社会或社区安全方面的后果的预期及防范措施；规范利用行为的制度文化等。在一定的阶段，人们把这种手段外化为某种目的，因而发展为实现目的的行动及其所产生的连锁反映。水资源功能开发中的社会问题如水库移民、安全，工业与农业、居民用水之间的矛盾，水资源的社会生态学意义等，都从不同层面反映了这种外部联系的系统性及其效应。不论是在历史的空间还是现实的视点上，水资源都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前提和基础性的生产力，而且，由于受到技术的推动，这种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和利用，但是，这些却挽救不了“人类可利用的水资源正在日益减少”的事实。也正是这种严峻的事实，唤醒了人类通过改善水资源利用体系来解放其作为生产力的意识。因此，对水资源进行社会学研究成了紧迫的现实问题。本文因应这种挑战，拟通过理论论证、历史考证、现实分析和研究模式比较，寻求一种可用于理解水资源利用体系的社会学认识和研究框架。 一、对水资源利用体系进行社会学分析的逻辑起点 水资源利用体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系统，是人类有组织地利用自然物质来满足自身需要的社会性生产劳动。这是对水资源利用体系进行社会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社会行动一直是社会学家关注的重点概念或领域。最有代表性的要数马克思、韦伯和帕森斯。相比之下，韦伯对社会行动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加系统的范式和概念，但基本上局限于社会行动的内部结构；而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提供了一种辩证的、科学化的思考框架，透析出了社会行动与自然界，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结合点和分离点；帕森斯则在结构功能论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具体的社会行动的结构或形式—社会组织的运作过程以及与其背景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观，在社会学中的伟大贡献在于：将人类的自然属性视为思考人类社会的逻辑起点，而将作为利益共同体之符号的阶级，作为其分析社会组织过程和方式的基本单位。这样一种社会分析的范式，构成了社会学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亮点。它不仅确立了人类社会分析的逻辑起点，而且因此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社会内部或文化的分析，引向了人类行为的外部分析。在社会哲学中摒弃了唯心主义的框架而建构了唯物主义的框架。为社会学的科学化努力创造了逻辑上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虽然在其后的社会学思想中，不乏唯物主义的分析，但除了马克思，几乎没有社会学家将社会分析的起点放在人与自然的命定关系中。在这种认识框架中，马克思关于社会行动的理解,充分地体现在其关于社会劳动的界说当中。人类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行动就是劳动，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社会，劳动既是人与自然的结合点，也是人与自然的分离点。用马克思的社会原理来理解，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围绕满足这一基本需求的人类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因此，人类为了改变自然水资源存在的生产活动或劳动，创造了丰富的人类文化，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理性的重要方面。水资源利用体系，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一种生产活动或劳动，它所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过程。这便是对水资源问题进行社会分析的逻辑起点。按照这种社会分析范式，水资源利用体系在实质上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特殊的组织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受到客观存在——水资源自然存在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与人类生存需要息息相关，水资源自然存在也必然受到来自人类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强有力的挑战。因此，水资源利用体系可以被视为：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而组织起来与自然水资源之间的、辩证的互动过程。 韦伯在下列层次的意义上解释社会行动：“只有在行动的主观意义能够说明其他人的行为并因而指向其原因的意义上，行动才是‘社会的’。”这一定义意味着，个人行动要想成为社会行动。必须具有至少两个条件：一是行动者的主观态度指向其他人的行为，二是受群体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以何种形式出现如：制度或心理压力）的行为。而由于群体内个体之间的行为相互向，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关系。换一个角度讲，特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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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问题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一般认为，全球化是指人类不断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和达成更多共识与行为的过程。[1]全球化是个多维度、多层次的过程，这不仅指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社会全球化等领域的全球化，还指参与全球化主体的多元化。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它包括一体化趋势与分裂化倾向、单一化与多样化、集中化与分散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等一系列悖论。可以说，全球化进程是一个统一与多样、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过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当今世界两大主要对立的社会形态，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无疑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赋予了新的形式和内容。本文所说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意涵是指两种不同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两种不同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于推动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形态的对立性

自1917年十月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来，在90多年的时间里，出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形态在全球并存的状态。社会形态是指与一定生产力相适应、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有机体。不同的社会形态有其不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同的社会形态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替代物，两者分别代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对根本对立的阶级的利益。因此，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看，这一对立关系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取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实现政治统治和经济基础上的双重革命，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对立的目的所在。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所体现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分离乃至对抗的主要因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自身利益，总是力图瓦解、铲除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为巩固和发展新生社会制度而与资本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冷战时期，两者就形成了两大关系、两个阵营、两大军事经济集团对峙的“并存—对抗”的世界格局。所谓“并存—对抗”是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承认既有社会形态的前提下，双方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相对封闭与对立，两者之间构成一个平行的世界格局。这种世界格局直接导致了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的爆发，给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联系的日益密切，两者的斗争形式变得更加复杂化、多样化，更具有隐蔽性、模糊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仗自己在全球经济、科技上的优势，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颠覆、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上个世纪90年生的“剧变”使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典型事件。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信息技术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攻击和歪曲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政体和政党制度，鼓吹和传播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党制、人权人道化、民主自治化。尤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近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国际互联网等手段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乃至腐朽的文化方式和生活方式。不管资本主义国家对抗手段和形式如何变化，其根本目的是要把社会主义纳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成为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重新实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2]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斗争根本不可能消除，相反，这种对立和斗争将更为复杂、多样。

二、社会发展因素的互补性

国际经济的普遍联系使各国在经济发展、技术合作、资源开发利用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依存和依赖性日益加强，在经济利益上产生了更多的共同点、互补点。大国之间军事、政治的对立已不是获取和维护经济利益的有效手段，和平与发展成为时展的要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已不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并存—对抗”格局，而更多的是“共处—竞争”格局。所谓“共处—竞争”是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再是相互封闭、封锁、孤立、平行共存的情形，而是相互开放、交流、交叉共存。正因如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尽管在基本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有着本质区别，但从维护各自社会制度的存在，保证其处于良好运作状态这一层面上看，两者都相互吸收着对方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以便在经济竞争中显示各自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这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是可以相通的，具有互补性的特点。这是因 为：

第一，从生产力发展这一层面上看，社会生产力具有历史的继承性。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又是对资本主义的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曾在19世纪70年代在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相关论述中表达了一个重要信息：社会主义在物质层面上必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顶点上，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建立的前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深层的联系就是社会化生产力，在这一层面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具有直接的继承性。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经济发展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社会制度上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但生产力是不可逾越的，经济因素是进行政治斗争的物质前提，因此，社会主义要在斗争中“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

第二，从社会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一层面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具有互补性和借鉴性。首先，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因而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而必须借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发展生产力，特别是要借鉴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先进技术、有效的具体制度形式等。例如，前苏联就曾实践过国家资本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是把非公有制当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按资分配，允许一定程度的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存在。其次，资本主义为克服发展中的社会经济危机，缓解自身积累的矛盾，也借鉴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有益做法，对其生产关系作自我调整，如扩大国有经济份额，采用计划经济政策，实行工人参与制，加强企业职工的思想教育，等等。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迅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为陷于低速发展乃至经济危机泥潭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借鉴。现在提出的所谓“中国模式”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其自身发展模式的反思中对中国发展道路成功的一种肯定，也表明“中国模式”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从全球经济利益这一层面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市场经济利益上也存在着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资本的价值增殖运动必须依赖市场的扩大，世界市场是由资本创造的，但市场的有限性在某种程度上反过来又制约了资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资本需要出路。另一方面，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市场潜力很大，但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管理经验欠缺。这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资本与市场这一矛盾中相互补充、相互利用、互惠互利。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4]“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家必须认识到，如果不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5]

三、全球利益的价值认同性

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联系愈益密切，一国或多国局部的地区性问题势必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全球问题是它们共同面临并需迫切解决的重大难题。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种种矛盾与冲突，但在维护全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维护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方面，两者存在着价值认同感。

全球问题又称世界性问题，是指那些决定人类共同命运而且只有靠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自然、社会、精神诸多方面，如：生态平衡问题、环境污染、粮食安全、资源短缺、人口问题、难民问题、犯罪、战争与和平、南北关系、民族主义、全球气候、国际恐怖主义、空间探索以及海洋开发等等都是全球问题。这些问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全球性，即这些问题不是某些国家的局部地区存在的个别问题，而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二，整体性，即这些问题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第三，严峻性，即这些问题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影响力上都具有挑战性和威胁性，直接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全球性问题的严峻形势客观上要求人们树立全球意识，也就是说，世界各国应在承认存在共同利益、人类价值或人类文化具有共性的基础上，超越民族国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的障碍，从全球的视野认识和思考社会生活的发展。尽管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全球性问题上由于各自发展利益诉求的差异，存在认识和政策上的矛盾和斗争，但随着国际社会对相关问题的相互磋商、交流、谈判的进展，全球意识必将逐步增强。正因如此，要树立全球意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必须改变原有对抗的政治思维，树立求同存异、共处竞争的意识，共同创造一个较为缓和、平稳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改变传统上只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特性及伦理观的协调发展，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在多极主体基础上建构全球性的交往共同体，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同体内部的意义取向、价值认同。随着国际性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环境保护组织等日益增多，这些国际性组织的力量日益增强，全球利益的价值取向日益显露出来。例如，人权宣言、环境宣言、核不扩散宣言等都是这种全球价值认同的体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价值认同并不等于价值等同。价值认同是在承认各参与主体有自己的价值原则的基础上，对某一共同利益在价值观念上的认识趋于一致。价值等同否定了各参与主体的价值个性，强调参与主体只存在共同价值原则，没有各自独立的价值原则，这在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全球化进程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全球利益价值认同，并不是资产阶级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运动的结果将合二为一而成为一种本质上相同的社会模式的“趋同”，因为这种“趋同”的本意在于让资本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制度吸收掉或融化掉。全球利益认同只是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各自坚持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在发展进程中某些现象、某些形式上的“趋同”。同时，必须看到实现全球利益价值认同是一个长期的、充满种种矛盾与斗争的过程，需要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四、主导地位的替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