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十篇

社会学篇1

大家都知道，实践性原则是各科都应遵循的原则，对小学社会课尤为重要，而教材的编排特点又充分体现 了这一点，这是由小学社会课的教学目的所决定的。《九年义务教育社会教学大纲》中规定：“社会课的教学 目的是使学生认识一些常见的社会事物和现象，初步了解一些家乡的、祖国的、世界的社会常识；从小培养他 们正确观察、认识社会、适应社会生活的初步能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法制观念的启蒙教育，培养他们对 社会的责任感。”那么，如何在社会课教学中根据教材编排的特点，重视实践性原则，从而达到大纲中规定的 教学目的呢？

一、重视社会调查，讲求调查实效

翻开社会课教材，我们不难发现，课本中设了“说一说”、“做一做”、“讨论”、“活动”等小栏目， 其中“活动”这一小栏目中有大部分内容要求学生要深入社会，进行社会小调查。从社会课的编排特点上，我 们也可以看出，它讲究单元教学，但又拘泥于篇章；它启发学生明理，但重在了解社会，到社会中去实践。因 此，教材在编排上除了设有社会小调查这个小栏目外，还另设了与单元教学内容密切相联的，要求学生走出课 堂进行实地调查的活动课。根据教材内容的编排特点，要求我们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与实践相结合，安排一定 的时间，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组织地积极引导学生参加课本中规定的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让学 生深入周围社会，通过亲身体验，具体感知，从而获得安全的知识，切实达到大纲规定的教学目的。

比如：第一册教材第三单元“我们周围的社会生活环境”，根据本单元的教学目的及教学大纲中的有关要 求，本单元的教学重点为两点：（一）、熟悉自己家庭附近的社会生活环境。（二）、结合各行各业人们的生 活实际，理解人们之间互相提供服务的关系。本单元共有五课，其中最后一课是活动课《周围社会小调查》， 调查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周围的社会生活，也是对前四课的总结。调查的内容有：人口、学校、医院（卫生 所）、商店（供销社）、道路、集贸市场、文化娱乐场所（乡文化站）等的变化。在教学中，仅凭前四课的课 堂教学，很难达到教学目的，而突出单元两点教学重点势必就会成为纸上谈兵。我们都清楚，每个家庭周围生 活环境是有差别的。所以，只有让学生结合课堂所学知识，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进行实地调查，才能进一步 地认识家庭周围生活环境。

社会调查要讲求实效，不能流于形式。教师在教学中要按照社会调查的一般步骤有计划的组织学生。首先 ，要让学生明确调查的目的和调查的要求。其次，编写调查提纲，使学生在调查前做到心中有数。第三，周密 组织学生实地调查。第四，认真组织学生总结讨论、概括，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二、课内外结合，上好观察课

小学社会课教学大纲确定教学内容的原则之一，就是以认识社会为线索，由近及远。就范围来讲，从小到 大，从知识层次来说由易到难。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每一个教学内容，而完成这些教学内容则是 为了最终能够达到让学生逐步认识社会、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目的。重视实践，课内外结合，上好观察课， 是达到这个教学目的的有效途径之一。

社会学篇2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拓宽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视野，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认识成果。

2.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着“以人为本”的时代主题

“以人为本”是我们的时代主题，这是一种理念。“以人为本”中的人是对象，本是原则、理念、要求。人有三层：个人、群体、人类；本有三义：相对人对物的依赖，把人当主体；相对人被边缘化，把人当作依据；相对把人当作手段，把人当作目的。因此，它要求我们尊重人、关怀人、为了人。马克思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以人为本”之所以是时代主题是因为以前我们对人的关注不够，对人的尊重不够，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并为实现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以人为本”是人自由地占有自己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社会关系的总和。和谐社会为人的交往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人的交往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人的关系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地增加了，人的本质越来越丰富了，更重要的是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以人为本”为了人，从人出发不断推动人的发展。这是一个人不断自我超越、不断实现自我、不断获得自由的过程，只有这样才使得“以人为本”不至于空洞化，不至于是一种宣传和口号。

3.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前提。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社会的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人对自然资源的盲目的无限制的掠夺，必然会造成自然资源的枯竭，森林的破坏和减少，土地的退化、荒漠化和沙漠化，水资源的减少和污染，最终导致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化。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如果不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不但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自身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不断提高的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何解决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呢?就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现在看来，我们社会上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财富的最大化就是要把蛋糕做大，分配的公平化就是要把蛋糕分好，蛋糕做大是前提和基础，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把蛋糕做大。但是，同时不能忽略了公平问题，不能忽略公平分配问题，要把蛋糕分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有两个基本的执政能力，一是把蛋糕做大，一是把蛋糕分好。共产党人执政既要有把蛋糕做大的本事，还要有把蛋糕分好的能力，执政能力应当有机地包括这两个方面。

5.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因而也是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丰题，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社会矛盾、矛盾性质、基本特征及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方式和机制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这对于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党自建党以来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一贯地明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哲学，它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换着研究的重点或主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本身却是相对稳定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去讨论理论创新，要从理论与实际、继承与发展的结合上去理解或解读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新理念和新思想。

6.总结

社会和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要求矛盾的双方或矛盾的多方在运动过程中能达到并保持多赢或双赢的局面。具体说，就是既要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既要达到内部各阶层、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和谐，又要争取外部世界格局的和谐发展；既要培育微观的各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和谐发展，又要促进宏观的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既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子系统内部的和谐。又要形成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之共同发展。“和谐社会”这一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的和谐。造就和谐的人的个体，就是要使一个人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能合理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到融人自然、融人社会、融人集体。集体和谐是建立在个体和谐基础之上的，社会的和谐也有赖于人的和谐，即社会发展是以人为主体的，人的发展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三是社会分工的和谐。社会分工的和谐包括社会各类人员的比例构成的合理性、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社会效率的增长性和社会地位的公平性等。

“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既是对我国一段时期内社会发展目标的科学设定，同时这一理念的提出还在哲学上有着深刻的意蕴。“和谐社会”理念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条件下的科学阐释。这一理念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和合精神”，批判地吸收了西方分析社会发展的理性主义传统，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理沦。

社会学篇3

一、知识社会学的发端与形成

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形态：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它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普遍一致性特点；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是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随着世界科学中心向德国转移，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势态迅速移向德国，自然科学知识的优越性亦与日俱增。

“知识社会学”一词源于德文， 为哲学及社会学大师舍勒（M ·Scheler）所首创。“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生活在19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他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82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家赫克曼（S·J·Hekeman ）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决定的。不过，此时的马克思意在强调社会需求因素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借助于社会及历史因素来解释。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理论，以至于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狄尔泰强调知识的社会决定作用与环境制约性，韦伯在沿袭马克思“社会决定论”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精神因素的历史作用，认为社会存在是各种因素整合的产物，当诉诸社会因素对有关知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时，应积极诉诸精神因素。

不论是实证主义者还是人文主义者，都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知识二分法”思想加以默认。二者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该不该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照搬到社会科学中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两种知识形态的孰优孰劣，两种文化的直接冲突，甚至一种文化歧视另一种文化，或用一种文化规范另一种文化的重大问题，故而争论此起彼伏，自知识社会学发端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20世纪初，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具雏形，并形成三大学派，它们分别是：“德意志社会学—哲学学派”、“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从进化论视角看，最有意义的是德国学派，它是知识社会学的源头，对知识社会学有着特殊的贡献。继马克思之后，韦伯广泛研究了知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认为社会、文化等因素决定知识的内容，反过来，知识的内容也影响社会和文化。狄尔泰则从认识论视角，用解释学理论解释产生知识的“客观因素”。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是该学派的舍勒。舍勒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但和单向的社会决定论不同的是，他认为绝对客体的实在范畴基于信念而非物质因素。舍勒试图用绝对主义因素解决相对主义问题，同时又保留“知识二分法”及“知识的社会决定论”，这显然是矛盾的。不过，舍勒的最大功绩在于：他能够洞察出科学家对绝对真理的寻求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从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观点来看，他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深受狄德罗思想的影响，在坚持“知识二分法”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尝试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去研究知识的社会决定，他们的着眼点放在知识的起源和概念的演化上，他们的知识社会学又叫“知识发生学”。“美国芝加哥学派”因语言和地理上的障碍而循着自身的路径发展，该学派在遵循实证主义原则的同时，注重考察社会心理对知识形成的重大影响，故被称为“社会心理学学派”。

二、知识社会学的成熟及存在的问题

舍勒虽然为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他的著作很晚才被译成英文。语言的障碍阻止了他的思想传播及影响范围的扩大。今天我们谈论的知识社会学，就其成熟形态而言，是曼海姆的而不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的著作于30年代就被陆续译成英文，其影响波及欧美，知识社会学中心亦随之转向英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也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他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曼海姆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韦伯和狄尔泰，主张社会科学应具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认为解释学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有效工具，而不必强求使用自然科学方法。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有两个优点：其一是他的提法接近于“反身性原则”，即在知识的社会学考察中，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都必须服从社会学家的考察；其二是他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曼海姆曾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的面孔。用当代科学社会学家马尔凯（M·Mulkey）的话说， 曼海姆的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接近于科学哲学的后库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盲从。此点在实证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时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曼海姆因其相对主义态度而受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面夹击，他也承认社会看起来不仅决定人们的观念而且决定人们的思想内容，包括数学思想内容以及至少有那么一部分自然科学思想内容。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但其思想仍囿于“知识二分法”传统之中。

30年代后期知识社会学又分化为若干分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分支，一是集中探讨日常知识的社会根源，它导源于现象学传统；二是考察知识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沿袭解释学研究传统。至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在这两个分支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其中，现象学传统的代表人物舒尔茨受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影响，他的目标是要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即社会现象学方法，旨在解释知识的意义构成及充当知识生产之实在的社会建构。此后，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围绕着这两个分支又形成了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前者倾向于将自然科学知识从社会决定论中分离出来；后者通常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它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对知识的决定作用，并将这些知识同其赖以产生的物质存在方式加以对照。这两个阵营分别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美国是实证主义阵地，英国是“新马克思主义”阵地，前者强调个人因素和历史方法论，后者强调社会因素和环境制约作用。

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留下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两类知识的划界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其次是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歧视现象该不该消除？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予社会学研究？所有这些问题均留待人们进一步思考。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们不仅为社会学家所探讨，而且也为哲学家所思考。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知识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我们与他人互动、加入其他群体不能归于偶然因素，他人与群体是我们认知过程的具体语境，它构成了我们知识信念及知识的全部内容。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他还认为，在科学文化的早期进化阶段，任何信念只要得到社会的认同都可能被人们视为真理而加以接受。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所言，维特根斯坦无论是对一般事物的刻画，还是对科学家的悉心描述，甚至对数学家论据的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

哈贝马斯的批评也极有分量。他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知识只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感情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的一击。此外，他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不可能是被动地、无情感地面对客体，而是有目的地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

以上几位大师虽有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有启发人们对传统知识社会学遗留下来的问题积极思考的导向作用，但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爱丁堡学派。他们在广泛吸收舍勒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通过批判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尤其是传统的知识划界标准来达到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等领域知识体系进行社会学考察；同时，他们否认真理的一致性，以超越理性的标准来证明各种理论体系不仅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论据，而且还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标准。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广泛汲取当代科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着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独立于理论的经验知识是无意义的，所谓的客观观察、感情中立等原则在经验知识生产实践中是很难贯彻到底的。既然如此，“传统二分法”也就失去了认识论基础。由此可见，库恩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哲学上的缺口。

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制定了“强纲领”，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进行彻底研究，没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真理的、客观性的本质之中。“强纲领”的主要内容包括：1.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和产生的原因。2.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两方面都要解释。3.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4.反身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布鲁尔的上述思想至少从认识论意义上回答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来的全部问题。

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维度积极建构其“利益模型”，认为传统知识社会学将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拒之于门外是错误的，科学知识也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之下，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巴恩斯进一步指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要么作为默祷的产物，这就是无私利性的个人被动面对实在的产物，如笛卡儿主义者所理解的，科学家头脑应脱离科学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类的主观因素去观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环境中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个人或群体所生产。巴恩斯主张后者，他认为科学理论的评价和接受与否也是在科学家个人偏爱及群体利益追求中得以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在个人偏爱与群体利益相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产品，是在特定群体利益，有时是在民族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

巴斯卡也积极从事建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工作。与布鲁尔、巴恩斯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张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即对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作相对主义理解，既达到对传统的“知识二分法”的批判，又兼顾自然科学知识的特殊性。至此，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概念基础和理论构架。在该学派的长期努力下，终于实现了由传统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性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　B·Berger， G·Lucman. Social Constrution　of Reality.　1st ed. London:landon Inc， 1967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4　R·K·Merton. Social Theory & Social Structure. 1st ed . Springfield: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49

5　J·K·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文1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社会学篇4

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

西方的语言学家和现今中国的‘语言学’家。一直都把文字定义为只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而且，以此确立语言(本文所用‘语言’一词，只指有声语言)和文字的基本关系。然而，语言和文字关系的这一界说却是根本错误的。其实，语言和文字都是人表达思维的工具和交流信息或社会互动的符号。文字并不从属于语言，而是与语言平行从属于人的思维和社会信息的互动。《易·系辞》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许慎《说文解字》也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尽管这里所讲的文字的起源并不很多，可再清楚不过的是，不沦是神农的结绳记事，还是仓颉的创文造字都不是声音的记录。那么辨明此点的意义何在呢?语言与文字产生的先后，其实无关紧要，但它们产生的根源却与其各自的社会功能紧紧相联。语言虽然较为便捷。但是它致命的弱点是受到时间和空间的严格限制。而文字正是为了突破思维表达和社会信息互动的这种时空限制，才应运而生。所以，语言和文字虽同源出于人的思维和社会的信息互动。但它们的社会功能却完全不同。语言取其便捷，而文字则求其久远。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文字要达到最大的历时和共时效应。如果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那么。文字的这种“历时性和共时效应”就必然受到语言的约束。特别是受到语言本身局限的约束，如语言随时间及种种社会因素(如外族入侵等)而变化极大，因地域方言方音的影响而发生庞杂的歧异等等。这样一来文字也只是语言有限度的时、空延长，它无法摆脱语言本身固有的缺陷。所以，一种文字，越是能摆脱语言的局限与羁绊，直接与思维沟通，它就越能发挥文字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社会效应，从社会功能上说它也越成熟越先进。而汉字就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样一种文字。

拼音文字不是全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

文改中的又一个重要理论错误，就是说“拼音文字是全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这个理论后来被吴玉章冠以‘说’这样的桂冠，于是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然而，拼音文字并不是全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相反它与摆脱了语音约束的直接表达思维的符号或表意文字相比，它是一种从属于语言的、二手的思维表达工具，甚至可说是一种半路的、不成熟的人类发明。许慎在《说文解字》申说:“……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这里可以明确的是，形声字根本不是拼音字，所谓形声‘相益’，它首先是‘形’的指示，其次才是‘声’的提示，两者‘相’得益彰，才产生了形声字。这种字较之表音或拼音文字的好处是因为它有形的制约和仅止于是声的提示，它基本上也不再受语言的干扰，它仍是属于表意或符号文字系统的东西。正是因汉字从其创始，就充分实现了文字的最理想的社会功能，所以，它才能够在曾经是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不沦是讲哪种方言、哪些方音或哪种民族语言的中国人中间通行无阻。而且，自中国汉字产生的四千余年间，不沦是哪个民族入主中原，也不论她们是否已有文字(如蒙族有拼音的蒙文，满族有拼音的满文)，都不得不遵奉汉字为通行文字。与中华大地相比照的欧洲也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然而，却有拉丁、日尔曼和斯拉夫三大语系三十多种语言和二十多种拼音文字。据说中国之能获得统一要归功于秦始皇，可实际上秦二世而亡，以后分分合合，尽管有五胡十六国，蒙、满入主中原达数百年之久，但终于能维系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这其中汉字的统一维系作用实在比政治与武功远为强大得多，特别与欧洲相比恐怕是再清楚不过了。而且，值得人们，尤其是文改先生们反思的是，自从文改提出以后，汉字拉丁化的呼声甚嚣尘上。一度甚至加上了最强的政治助力。然而，三十年的‘拼搏’，却始终找不到一种合适的可以记录汉语的拼音文字。他们先是想在拉丁字母拼音上加四声符号，继而又要以标准化词的拼写和推广通话来建立这种拼音文字，但是，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在汉字优越性逐步为有识之士所揭明的形势下，一撅不振。这是很明显的，一种成熟先进的文字体系是不能被一种落后的文字体系所代替的。历史上蒙、满文没有能取代汉字，今天的拉丁拼音字也不可能取代汉字。如仍不信，那么被视为拼音文字的英文，也已在某程度上与语音脱离，而成为一种不查字典就常会难于拼读的文字。这就是英文这种拼音文字的迫不得已的向符号文字的转化或进步。所以，拼音文字决非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如果有，拼音文字也只是一个中间阶段，文字的真正发展趋势是向直接表达思维的符号化文字转化(这种转化首先是性质的转化，而不一定是形式的转变)。而汉字就是目前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符号化表意(思维)文字。

文字是文化的基础

语言学家不论哪个学派都共同承认，语言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交际工具。但是，至今语言学家对人的语言和动物的叫声根本区别的界说，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然而有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只有人类才具有作为思维和社会交往高级工具的文字。而且，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肯定地认为，自从人类有了文字以后，就从一个蒙昧的时期进入了文明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核心就是由文字产生的广泛文化成果(这里所说的文化当然是指狭义的文化而言)。有声语言不能产生这种文化，因为，文化是人类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与传授的成果，有声语言的可怜的历时效应和共时效应都无法完成这一人类的伟大任务。所以，只有文字才是文化的基础和载体。就文字与文化的关系来说，一种文字的历时效应越长，它所涵载的文化内容越丰富，一个民族和社会越发达，这种民族文字所包含的科学技术信息量也越巨大，那么这样文字的社会价值也越高。中国自周秦以降，数千年间由汉字所积累的文化典籍车载斗量、汗牛充栋，无法计数，它是中华民族最丰富的文化宝藏。我们学习汉字的目的，不光因为它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打开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金钥匙，它是掌握和运用这种文化的唯一不可或缺的工具。今天，英文己经成为最接近世界性文字的一个文种，虽然使用英语的民族约只有七亿人口，但是。英文所涵载的文化科技信息却十分庞大。这就是一切外国人都愿意首先学会英文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那虽然叫做"世界语"的人造语文，却远远不能达到被做为世界性语文的水平，这是因为它的文化基础太单薄，它所涵载的文化科技信息量太贫乏的缘故。

文字改革对全民族文化的发展不是促进而是促退！

将近一百年前，那个创制切音新文字的卢赣章就是打着普及全民识字率，提高全民族文化的旗号，而推行文字改革理论的。那么文字改革是否会获得这种效果?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知道，一种民族文化的基础越丰厚，它就越易于发展。而丰厚的文化基础是由文字久远的历时性和广袤的共时性所形成的和民族文化发展所奠定的。一个民族的文字如果改来改去，首先就无法积累丰厚的文化基础。从汉晋之际汉字楷书出现以后，汉字己经固定了两千年。如果就汉字的造字体系而言，甚至可以上溯至殷商的甲骨文字。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字和文化才能易于为今人所接受。不错，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丰富，文字也在不断发展，《说文解字》收字九千余，《康熙字典》已收字四万九千余。但这是创新却非改旧。而且是秉承汉字造字规律的一种增新。如果真有一种全‘新’文字能代替已经传承了数千年的汉字，那么毁弃传统文化基础，创立新‘文化基础’，也远非一蹴而就。而且这个‘新’文化基础将比前述那个‘世界语’的文化基础更贫乏更单薄，要想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推进全民族文化将是一种痴心妄想。所以，这种‘新’文字推行之日，也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倒退之时。因为，一个民族文化是无法只靠有限的教科书和时下的报刊而得以提高的。十年的实践，那时学生只读有限的课本，人民只看小红书或四卷宝书，图书馆藏尘封，书店里空空荡荡，书籍被焚烧，杂志被停刊，结果是文化的大滑坡，就是最现实的证明。西方的汉学家们对这种社会规律是远比中国的文改家和某些自称的‘文字学家’的人要了解得多。瑞典的高本汉先生早就指出，“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汉字拼音化如果实行，结果首先将是民族文化水平的倒退！”

文字的发展趋势不是简化

自从人类脱离了蒙昧时代以后，社会生活日见其丰富多彩，人的思维也日见其复杂深刻，社会上人的交往互动更是日渐频繁。为了反映这种社会现实，原来有限的文字己经不够了，只好增加字数。字数越来越多，要彼此易于分辨就得增加笔划，所以，最常用，最古老的字，笔划大都不多，相反非常用字，现代字笔划就不得不多起来。这与拼音文字由单音节字向多音节发展，其规律是一致的。然而，据说中文汉字的发展趋势就是“简化”。这真是令人迷惑的理论。试想如果只用几笔就能清楚明确代表思想含义的字，为什么还要外加许多不必要的笔划呢?当然，人类为了文字书写的省力，尤其在书写条件困难的时候，也在追求省力和简化。在中国的汉语文中，这种求简求省，首先表现为文言文的产生和发展。因为，汉文字不是语言的书写符号，而是思维的表达符号，所以，就可以使用言简意骇的文言文来达到书写便捷的目的。这就是刘勰所说的“心生文辞，运载百虑”。古代文人是以文辞来进行思考的，所以才使文言文在其表达方式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次，才是在书写上使用简笔字。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简笔字只在便捷手写时使用，根本不是文字发展的一种趋势。我门只要回顾一下书写的历史，就可以得到证明。正书或称楷书出现之前是中国文字的演变时期，但自正书于汉晋之间出现以后，尽管行书与草书相对于楷书来说是一种简笔字或简化字，而且其出现的时间均略晚于正书，但却一直无法取代正书的地位。这种情形就是袁晓园先生概括的"识繁写简"，手书便捷可以用简、用行、用草，一切正规场合包括手写和印刷均使用正体字亦即繁体字。为什么要如此?这是我国古人的一种非常明智的创造，手写用简为其省力，正规场合用正、用繁为其便于传承，便于辨认。便于传承是因为古人远比现今的文字改革家们更明白，文字的传承一贯更有助于文化的积累与发展。现在人们一提繁体字，就被指为“复古”。可是，我们知道，现在的书写条件毕竟比远古时代已经进步得很多了。人们手书文字的活动已经开始逐步为更方便的书写机械所替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有什么必要为了推行手写简化字而去破坏文字的一贯传承性?去割断历史，去割断文化(包括港台和海外汉字文化)的历史与地域的联系呢?强硬推行简化字的结果，不但使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文献资料，就是五十年代的文献资料，现在的青年人阅读起来也有一定困难。巴金先生说得好，“难道我们真要把我们光辉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封闭起来不让年轻人接触吗?…文字的发展总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绝不只是为了使它变为更简单易学…我们目前需要的究竟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是使我们的文字简单再简单，一定要‘斗’‘鬥’不分，‘面’‘麵’相同?”是的!使得现代中国人在文化上孤陋寡闻起来，正是文改先生们所创造的一种社会悲剧。如果说"复古"，使人们归于愚昧，这顶帽子还是奉还给文改先生们自己为好!

所以，我赞成实行中国传统上数千年行之有效的"正繁便简"或袁晓园先生的‘识繁写简’，并认为这是解决中国文字统一的最好的工作方针之一。

汉字难学难认远非定论

约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日本人上田万年从德国学了点语言回国后就倡议说，“欧洲比日本先进，因为他们只使用廿六个字母，日本使用的汉字字数过多，是一个巨大负担，以致影响到日本文化的提高。”这个谬论，以后就被当初的文改先生们引申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只要学了廿六个字母，就学会了文字。遂一度成为汉字拉丁化最有力的根据之一。这种近似幼稚无知的猜想只要懂得外文或在海外生活过的人，都会不屑一驳。它就像有一则笑话所说，傻少爷学字，学了一、二、三之后就以为已经学会了文字一样。以后，主张汉字拉丁化的先生们又由此而进一步提出以文盲率来证明汉字的难学难认。但是，现代完备的社会统计资料证明文盲率的高低根本不能表明汉字难学难认。于是，文改先生们只好在许多场所反复重复一句梦呓:‘汉字难学难认已成定论！’那么什么时候成了定论?又由什么人做出定论?在他们都是可以不加说明的。正像他们现在动不动就扣人以‘复古’的大帽子，和声嘶力竭地要以‘法’来维护他们的错误主张和做法一样。其实文字就整体来说，尤其对本民族来说无所谓难易。因为，英文对英国人来说，并没有另外一种英文可资比较，同样中文对中国人来说，也没有另外一种可资比较的中文来证明方块字难。即使退一步说汉字和拼音文字有个比较，那么根据汉字和拼音文字产生的根源，方块字直接来源于思维，而拼音字却直接来源于语言，即间接来源于思维，因此，在辨认过程上方块汉字就比拼音字要简捷得多，拼音字要先返回到语言，再由语言返回到思维。如果有人不信，那么请读读文改先生办的《汉语拼音小报》，就会产生这种间接识字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阅读汉字可以“一目十行”，而拼音文字就未必有这种可能的原因。其实汉字"好学好用"是1984年就由华东师大曾性初教授做出了科学的论证的。只是文改先生偏组织文章围攻人家，闭目塞听不听忠言，不看客观现实而已，而已！

普通话应该推广，方言和方音却根本不可能取消

推广普通话，这是宪法规定了的，应该推广。但是，如果像文改先生们所梦想的那样，以为可以达到最终以普通话取代全国七、八种方言。数不清的地域方音。以便为实行一种拼音文字奠定基础。这也是违背客观事物规律难以实现的。因为，语言的变异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中国俗话说"十里不同音"。乡音和方音的变化和歧异是什么人也无法扼止的。从而进一步可以推论，如果真有一种拼音汉字出现，那么随着乡音方音的差别而引起的拼写歧变将难以禁止。汉字终于能避免这种混乱，不能不说是汉字这种表意符号文字的优越性所在。推广普通话;既然不是为给建立一种统一的拼音文字做基础，那么，允许方言和方音与普通话并存，就是合理的。这也就是说，中国人既能听懂普通话又能继续说自己的方言或带有方音的语言，这是合乎社会客观实际的一种设想和要求。从社会学的观点说，方言和方音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心理因素。它和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与理念紧密相连。同时，人们的乡音母语往往是非常难于改变的。例如，对于某些“n、l”。不分的方音，要使其分辨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有这样一则笑话。一位甘肃的礼县人，在别人问他是何地人时。他回答说：“我是你先人（礼县被读如你先）于是遭到毒打。此礼县人大喊道：“你打死我，我也是你先（礼县）人。”这当然只是一个例子。不过由此，可以了解文改先生们推广普通话的目的何在，他们的做法是如何的极端，如何的强人所难，如何违背社会常规!而他们自己又有几人能说不带方音方言的普通话?

文字改革可以休矣！

倡导文字改革己有一百年历史，推行汉字拉丁化的实验也有半个世纪，紧锣密鼓地搞汉字改革也有三、四十年。然而，除了《汉语拼音方案》是较为成功以外，其它的设想和努力，都不成功或有待存疑，甚至是一种错误的文化破坏。这恐怕就是政府终于取消文字改革委员会而代之以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重要原因。这一决定就如恢复社会学一样，都是十分正确的。社会学的基本原理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如果没有语言这种表达思维，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人类就不能结成为社会。有声语言是社会存在的前提。可是，如果我们不像语言学家那样把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那么我们还会进一步发现，语言维系的是一个小社会，是一个没有历史的短期社会。而只有有了文字，才能维系一个大社会和一个有历史的久远社会。这是当今世界上成千上万个民族社会所反映的客观现实。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假如一旦中国汉字拉丁化得以实行，那么，中国这个社会就将从一个包括海内外华人的大社会变成一个只有大陆华人的小社会，甚至会缩小到只限于会说普通话的社会。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社会也就会缩短为只有拉丁化新汉字历史的短期社会！同时，原来的知识分子一律将变为文盲，原来用方块字书写的文献将全部变为废纸，原来的历史、书籍都将用新文字加以重印！这是一幅何等悲惨的景象!真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千净”！它比之红卫兵的抄没和焚烧还要彻底，还要千净！我这里毫不耸人听闻。只看汉字简化的初步结果，不就是把海内外的华人大社会变为只有大陆小社会了吗?不就是把连五十年代的繁体字文献文化也加以割断了吗?不正在考虑用简化字重印古籍文献了吗?不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难于辨认繁体字资料了吗?须知这还只是实行了汉字的简化，而现行的简化字大部分都是过去人已有的手写的简笔字。据说是还要简下去呢!一直要简到什么地步?要简到现在的非文盲都变成文盲才为止吗?

社会学篇5

【关键词】科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社会学/爱丁堡学派

【正文】

劳丹(L.Laudan)曾将科学社会学划分为认知科学社会学和非认知科学社会学两种形态。[1]依据他的解释，如果社会学企图依据外部的社会或经济因素来说明为什么某一理论被发现及发现后被接受还是被拒斥，企图依据外部社会或经济因素预先决定科学家对理论的态度是赞同还是抵制，企图说明某些社会结构对某个特定理论及概念的形成产生影响，那么，这种努力就属于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释范围；如果社会学家的研究宗旨不是去解释科学家对物理世界的信念体系，不涉及科学活动的认知过程，而是去研究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内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那么，这种努力就属于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释范围。

显然，劳丹是依据社会学家的研究目标及研究方法来给科学社会学前后两种“范式”进行划界的，若不顾忌冒过分简单化的风险，劳丹的划界标准本质上就是认知标准。在劳丹看来，只要社会学家在科学之社会研究中不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那么，这种科学社会学就是非认知科学社会学，亦及默顿科学社会学，反之，则为认知科学社会学，亦即当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这就引出了一系列亟待探讨的问题，非认知识科学社会学是怎样过渡到认知科学社会学的，换言之，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在前后两个阶段过渡期间必然发生过认知转向，如果发生，那么，是何种原因促成了这场认知转向？它产生了怎样的结果？认知科学社会学校之非认知科学社会学有哪些不同的特征？怎样看待科学社会学的这场认知转向？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考虑到认知转向不可能不涉及哲学层面，故此本文首先得从认识论视野对这一转变过程进行背景透视，这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构成因及认知科学社会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是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认识论基础

如前文所说，劳丹笔下的非认知科学社会学本质上就是默顿科学社会学，尽管这种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定域在科学共同体之内、实验室高墙之外，系“中距”科学社会学，所采用研究方法是科学计量学，所研究的宗旨是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内部社会分层结构及其功能，经费投入与论文产出评估，科学体制化目标。但只要我们冷静下来认真品味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假说，仍可从中发现其认识论基础，仍不难发现这种被劳丹称之为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整个理论构架、经验事实正是建立在默顿给出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确保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基础之上的。因此，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兴衰是与构成其经验基础及理论构架内核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的存亡是唇齿相依的，只要我们抓住了构成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内核也就可以从认知视角对此进行认识论分析，现就此进行讨论。

如果我们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形式逻辑分析，那么，默顿所言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就等于“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和“小前提”。所谓科学体制化目标就是生产正确无误的知识，所谓科学家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则为[2]：①普遍主义。即科学真理的标准到处一样，只要是科学真理，不管其来源如何，都应服从于不以科学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一致性标准，且这种非个人属性的标准与先前证实的科学标准是一脉相承的。②公有主义。所有科学的重大发现都是科学家群体合作的产物，归科学共同体所公有。③无私利性。要求从事科学活动、创造科学知识的人不应以科学谋取私利，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展知识而不是其它，科学家不能因为他个人的其它原因来决定接受或者拒斥一种科学思想或科学事实，科学家热衷于探索和发现科学真理的真正动力主要来自于内在兴趣。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研究科学的人不承认在神圣的、不能批判的同非神圣的，可以进行批判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固定的界限，所有科学知识都要严格地加以检验。

从默顿给出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来看，科学共同体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生产出归共同体公有的确证无误的知识，而行为规范则是确保生产确证无误知识的清规戒律。普遍主义则在表明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知识的检验可诉诸普遍一致的标准，而无私利性原则则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理论的评价中，科学知识的检验中恪守感情中立原则。只要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严格遵守这4项行为规范，凭借其内在兴趣追求科学体制化目标的话，那么，社会因素，诸如科学家情感、信念、偏好、科学共同体的外部环境、科学活动中的种种内在与境、科学家所面对的“实在”，均不会渗科到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都不会影响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科学知识的评价过程。既然如此，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乃至科学知识的评价机制，均无需诉诸社会学分析，社会学家的研究范围就应该被严格限制在科学共同体内、实验室高墙之外。

由此我们明白了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及研究宗旨为什么不涉及认知层面，不触及科学知识微观生产过程、不考虑科学知识的评价过程的原因所在。即使科学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过程持有浓厚兴趣，那么，他也用不着走进实验室，只要借助于资金投入与论文产出及论文的引证分析，就可以达到对科学活动认知层面的了解，正因为如此，基于“控制论”研究方法的科学家计量学成了这一类社会学家研究的重点。[3]

由此可见，默顿科学社会学在涉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及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及评价机制的具体过程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式研究方法，它侧重于输入与输出二者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因此，默顿科学社会学关于科学活动认知过程及评价机制的研究路径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确证无误的知识是“理性科学家”在自然面前“默祷”的产物。

此处所言的“理性科学家”就是严格遵守默顿给出的4条行为规范且以默顿给出的实现科学体制化目标为已任的科学家，所谓在“自然”面前“默祷”是因为科学知识的本性就应该是对物理世界所作的逼真描述，按照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原则的理解，科学家只有面对非个人属性，不以科学家个人意志为转移，旨在对物理世界进行逼真描述并且依据普遍一致性标准加以检验就可获得“确证无误”的知识。说得白一些，作为科学活动认知主体的科学家是“理性人”，作为认知客体的物理世界是“自在之物”，充当认知活动评价机制的是普遍一致性标准。这种描述是朴素的经典实在论思维，可以说是与科学哲学的逻辑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相吻合的，甚至有学者直接声称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哲学基础就是逻辑经验主义[4]。无论这种科学社会学怎样声称绝不触及，也不该触及亦无需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机制，但骨子里仍然带有浓厚的经典实在论色彩，仍然是凭借其数十年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作为其生存基础的，一旦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走向衰落时，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的解构就成为不可避免。本文接下去就要探讨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解构过程。

二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构

严格地说，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解构成因首先来自于科学社会学内部，其次才来自于科学哲学的库恩转向以及由此引起的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复苏（关于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复苏作者已有专文述及），只不过前者不象后者来得那么彻底而已。此处先讨论来自科学社会学内部的种种诘难，无论意义多大，但它为科学哲学的库恩转向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引起研究“范式”的变迁抑或“认知转向”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默顿科学社会学在后期所受到的种种诘难主要来自于社会学家对4条行为规范的怀疑，而且这种怀疑主要依据于科学史事实，而不是形而上的思辨。如在关于光的本性之争演化过程中，牛顿的微粒说在一定时间内占据垄断地位，尽管有惠更斯的波动说与此针锋相对，且波动说在某些解释功能上并不逊于牛顿的微粒说，但这一期间的科学家在对这两种理论的评价中仍有偏爱牛顿微粒说的强烈倾向，甚至置惠更斯波动说于不顾，这与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的行为规范明显不符。再则，当普朗克不得不放弃连续性观念，提出光的量子论时所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心情也显示出科学家在描述和解释物理世界过程中是很难做到感情中立的。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由于触犯了左右科学共同体思维方式的经典时空观，受到了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抵制，同样表明科学家在接受或拒斥一种科学理论时是受既定价值观控制的，难以做到感情中立。如果计及政治因素，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在德国、前苏联不仅受到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学术抵制，更重要的还受到科学共同体的非学术抵制，甚至遭受迫害。这表明，社会外部政治因素，如意识形态是可以渗透到科学共同体且影响到科学家对科学理论评价的，影响到科学家对科学理论是接受还是抵制，科学家在这种氛围中是无法做到感情中立的。

默顿科学社会学受到的诘难还来自于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确证无误的怀疑。有些社会学家认为，科学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约定的，说科学知识是确证无误的当且仅当它被社会所接受。还有人认为，在科学文化的进化阶段，信仰可以被相信为真理，那是由于它被社会所接受的缘故[5]。还有人认为，科学思想只能相对于一定的约定规则才有意义，科学规律只能作为一系列行动规则为我们所用，甚至科学定律本质上是一种约定[6]。这种带有约定主义色彩的论点均对评价科学理论的普遍一致标准，科学知识的“含金量”提出质疑。

默顿科学社会之所以受到诘难，还来自科学共同体内部存在的“弄虚作假”现象，如“N射线”就是典型例证[7]。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并非科学家故意生产“谬误知识”的现象，还存在着权威对出自一般研究工作者的新观点、新思想的抵制现象，还存在着破坏公平竞争的“马太效应”，等等。

为回应这些社会学家的种种诘难，默顿采取如下挽救措施，首先他肯定了科学体制化目标和科学家行为规范在科学共同体中的规范约束功能，并且认为绝大多数科学家是能够较好的遵守这些行为规范的，其次，他仍然回避认知问题，将“弄虚作假”现象的存在归因于科学家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受到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科学家违背了正常的行为规范。因此，在默顿看来，只要运用这一系列行为规范对那些“弄虚作假”，包括非故意生产“谬误知识”的科学家进行矫治，将他们“康复”为“理性科学家”，那么，科学共同体仍能在既定的科学体制化方向上继续前进。

然而，无论默顿学派怎样努力，社会学家仍能找到大量的科学史实予以反驳，这就使得这种研究纲领的“内核”不断受到“反例”的挑战。再则，既然有人经常不断地从内部发现“反常现象”的存在，那么，至少表明默顿科学社会学所依赖的经验基础是不牢固的，更何况他总是试图调整“保护带”，从没有正面解释认识论意义上存在的大量“反常现象”。

简而言之，默顿科学社会学无论就其宏观经验基础还是就其微观认知层面，均因存在着大量“反常现象”而不得不在7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甚至有些社会学家对这种科学社会学仅仅以科学共同体为研究单位还明确表示出不满情绪，认为它是大科学时代的“小科学社会学”，还有人认为这种科学社会学将科学活动的主要场所——实验室视为一只“黑箱”，只研究表象问题而不触及认知层面而将此种科学社会学称之为“黑箱”社会学。[8]

三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

随着“反常”现象的不断出现，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走向解构已成为定局。遭致解构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几种情况，一是科学史史料的不断挖掘，二是行为规范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三是研究方法的“黑箱化”，四是“不对称解释”，亦即错误知识是由违反规范的科学家生产的，确证无误知识是由遵守规范的科学家生产的[9]。这几方面因素均触及认识论问题。总之，如何从认识论上打开缺口是关系到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假设能否走向彻底解构，能否直接促成科学社会学认知转向的关键，于是，社会学家开始从库恩那里寻求问题的答案，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从认知层面对长期以来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知识特权发起猛烈进攻。问题是库恩能否为这些社会学家的研究提供哲学基础，答案是肯定的，现略述之。

库恩(T.Kuhn)首先使用自己的“范式”将科学事业视为在“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相互交替中得以发展的，科学知识的增长在常规科学时期是线性积累的，而在科学革命时期却是间断的，甚至是跳跃的。所谓科学革命本质上是新旧两种“范式”在更替，如牛顿“范式”取代亚里士多德“范式”，爱因斯坦“范式”取代牛顿“范式”就是科学革命。

依据库恩的解释，“范式”将决定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念等。“范式”的变更必然导致科学家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念的整体变更，反过来，“科学革命”也就是以科学共同体的思维方式、信念体系及价值观念的整体变更为其标志的，因而在库恩看来，科学知识的意义只能由特定“范式”所决定，且仅由这个“范式”所决定。

既然如此，普遍主义，无私利性等行为规范在认识论意义上就难以成立，因为从普遍主义原则的要求来看，检验科学真理有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一致性标准。然而，只要承认“科学革命”是在“范式”变更的基础上实现的，且“科学革命”是科学进步所不可逾越的阶段，那么，普遍一致标准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标准是相对于特定“范式”而言的，其结果是，要么否认普遍一致性标准，要么否认“科学革命”，既要坚持普遍一致性标准，又要同时承认“科学革命”，不仅在事实面前说不通，而且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从无私利性的原则来看，科学家在与物理世界对话时以及在评价科学理论时，要求恪守感情中立，从大量反例来看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科学家是在给定“范式”条件下从事科学活动的，“范式”不仅影响他对物理世界的描述，导致“观察负荷理论”，而且左右着他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他对科学知识的检验，以及他所要使用的评价标准及检验标准[10]。就此而言，“范式”本质上是对科学共同体在“常规科学”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施加伦理约束的一种张力，换句话说，科学家是在这种张力约束下从事科学活动的，从这层意义上讲，默顿科学社会学才能寻找到极其狭窄的生存空间，那些游离于这种伦理约束的科学家要么成为下一次“科学革命”的先驱者，要么就是失败者。

大而言之，库恩的“范式”理论为科学家模型的重新建构，科学活动的“重新背景化(Recontext)”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不论是作为科学活动认知主体的科学家，还是作为认知客体的物理世界，抑或科学家与物理世界的对话过程，以及科学家对“对话”结果的评价均取决于该时期的特定范式。如在经典力学里，物理世界定域在绝对时空中就是典型例证。

库恩的这些思想成了70年代以来为科学社会学家彻底动摇默顿科学社会学哲学基石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受库恩思想的启迪，他们开始了对科学知识本性的深层反思，认为科学知识应接受社会学研究，不该享有特权。持这一观点的社会学家主要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他们是埃奇(D.Edge)、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和巴斯克(R.bharsker)，后人称他们为“爱丁堡学派”(Edinburgh-School)，正是他们声称受库恩思想启迪，而转入科学活动认知层面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满足于库恩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解释，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历史主义解释，还是相对主义解释只不过是科学哲学家在唱独角戏，社会学解释仍未从中获得合法性，他们决心重构科学社会学，将科学社会学研究引向认知层面，引向科学知识本性。于是，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在该学派努力下，遂得以实现，为将这种科学社会学区别于默顿科学社会学，有人将之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劳丹笔下的“认知科学社会学”。

四认知科学社会学的兴起

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问世，亦即认知科学社会学的兴起。这种社会学一反默顿传统，公然要对长期以来亨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知识特权提出挑战，将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而直接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著名社会学家布鲁尔在其《知识及其社会意象》(1974)一书中开宗明义地问道：“社会学研究科学知识的细节及其本性问题是可能的吗？”布鲁尔用他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制定的“强纲领”(StrongProgram)对此作了肯定答复：“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对其进行彻底地研究……，没有什么特殊的界限存在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的或客观性的特殊本质之中。”

布鲁尔还为他的“强纲领”给出了下列原则[11]：①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及产生的原因。②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及知识，两方面都要解释。③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④反复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

其中，因果性原则为认知科学社会学界定了研究对象及研究宗旨，即要对科学理论、科学知识及科学共同体信念体系进行认知层面的社会学因果解释；公正性原则是指认知科学社会学必须以所有科学知识体系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仅以人为的、非理性的、失败的知识内容为科学社会学的考察对象，即使对后一类知识，在诉诸社会学解释中也应将其与前一类知识置于平等地位，社会学解释不含任何歧视色彩，两类知识在社会学研究中都应享有同等待遇；对称性原则是对公正性原则进一步展开，即不能采用默顿的“非对称性”做法或歧视性做法，只对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以求矫治那些“非理性”科学家，而对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的知识则免于社会学研究，而是对两类知识给出对称性解释。具体地说，社会因素渗透是对称的，它既可导致伪的、非理性的、失败的知识的产生，也可导致默顿笔下的真的、理性的，成功的知识的生产，如果将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知识的产生归因于社会因素介入，而将所谓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知识的生产归因于未受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就违背了对称性原则。

由此不难看出，公正性与对称性解释原则是为彻底的因果解释服务的，换言之，任何科学知识形态都是在特定社会因素影响下得以产生和形成的。这几项原则说到底是为科学社会学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机制、科学知识的文化本性提供辩护和说明的，所谓“强纲领”中的“强”也就体现在这几项原则之中。

总之，自“强纲领”提出以后，对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进行社会学研究或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已无什么可言，“爱丁堡学派”的努力，尤其是“强纲领”的提出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既象征着默顿科学社会学基本假说的彻底解构和科学社会学认知转向，又标志着认知科学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无论功过如何，它在科学社会学发展史上，在科学社会学从现代形式向后代形式走向上都应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究竟对此作何评价，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浦根祥：《科学知识本性的哲学与社会学解释之争述评》，载《自然辩证法研究》No,10.1996.

[2]D.Bloor,KnowledgeanditsSocialImagery,RoutledgePress,1976,pp.1-3.

[3]浦根祥：《科学社会学研究综述》，载《社科信息》No,1.1996。

[4]陈光：《“科学知识”社会学概念及哲学背景》，载《自然辩证法通讯》No,3.1992。

[5]浦根祥：《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研究会趋同吗？》，载《江苏社会科学》No,5.1994。

[6]S.Full,M.D.Mey&T.Shim,TheCognitiveTurn.KluwerAcademicPublishes,1989,pp.211-23.

[7]赵乐静，浦根祥：《“给我一个实验室，我能举起世界！”》载《自然辩证法通讯》No,5.1993.

[8]S.Mulkay,TheScientificResearchCommunity.in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SagePublication,1977,p.108.

[9]S.Woolgar,Representation,CognitionandSelf.intheCognitiveTurn,（同6）1989,p.108.

社会学篇6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社会学篇7

布迪http://厄(1930-2002年)，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终生在追求解释“社会世界(法国)的秩序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社会学问题。他用创制的社会实践理论及场域、惯习和资本的概念对文学场、法律场和教育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但鲜有人了解他在20世纪70、80年代用社会实践理论对体育场域、体育运动、体育参与及体育运动中的“身体”所做的启发性研究，其中蕴含丰富的体育社会学思想为日后法国乃至欧洲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我们认定布迪厄之研究为体育社会学范畴之时，则隐含了一个如何理解体育社会学的理论问题，即什么样的研究才称得上是一项真正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它最终要完成什么任务或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本文将简要梳理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及分析策略，在阐释他的社会学研究之基础上，就“何谓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何为”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问题做一探讨，并就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学理论的使用和适用性问题做进一步的反思。

1　社会实践理论脉络及分析策略

布迪厄追随涂尔干和莫斯的知识社会学，认为社会世界中的各种分类图式(见于一些成双的对立形容词，如“重”与“轻”，“高贵”与“低下”等)不仅是社会世界自我呈现的方式，更是社会世界合法化自身的方式。布迪厄想弄清楚的是，这些对立的价值判断(即价值标准)是如何可能落实到各个行动者的身体和心智之中，并被行动者认可和接受，从而使社会世界呈现出秩序。

首先指出的是，这里的“实践”，不是马克思常用的“实践”，而是人的“实际活动”，是指人类一般的日常性活动，包括生产劳动、经济交换、政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活动。社会实践理论的关注点在于阐述实践是如何发生的?按照什么方式展开?在社会空间中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图式?这些问题得以同答后就是行动者社会实践的展开，即惯习是行动者实践的依据，资本是行动者实践的工具，而场域为惯习和资本提供了运作的空间。

1989年，在东京的一次讲演，布迪厄针对《区隔》一书谈到了他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信念，即“确信只有深入一个经验的具有历史处境的现实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会世界最深刻的逻辑，而且把这个特殊性建构成一个按加斯东·巴什拉尔所说的‘可能的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就如同在一个可能构型的有限领域里的一个典型例子。”布迪厄要表达的是，对特定社会的理解不能建立在空泛的“社会”概念之上，而只有通过对一个个“社会小世界”即场域的研究才能理解社会。场域作为一种由资本数量和结构决定的客观力量的构型，深刻地表露了其关于社会世界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思想。正像他所指出的，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因为植根于人们使用的语言本身之中，“更适于表达事物而不是关系，呈现状态而不是过程”’。而事实上，“社会科学并无必要在这些极端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动也包括结构，以及由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历史，而这些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

在此进路下，布迪厄认为，社会世界强加的各种价值标准就依托于场域而发生作用，对场域再生产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特定社会空间建构的原则。在与社会空间具有结构同源性的特定场域中，同绕“何谓正当性”的斗争就表现为争夺某种正当性定义的权力，而惯习——行动者心智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本体论契合——则将这一有关“正当性／合法性”问题的斗争消解于无形之中。

布迪厄的这种思维方式还体现在他力图“防止对结构分析，或更恰当的说关系分析的‘实体性’阅读”。因为“每个社会的每个时刻，人们都要接触到全部社会位置，这些社会位置通过一种同源关系而与全部活动(打高尔夫球或弹奏钢琴)或财产(别墅或大师的画作)相结合，这些活动和财产本身具有明显的关系上的特征”。这一关系性的理解方式，“表明恰当解读社会地位、性情倾向(或惯习)同采取的立场和社会行动者在实践的不同领域，如烹调或体育运动、音乐或政治等方面所作的‘选择’之间关系的分析的首要条件”。它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某项体育运动与某一特定的群体或阶层联系起来，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天然的，而实质上这一联系是在社会空间和体育场域之间的关系上被建立起来的，也只有从这一关

转贴于 http://

系上来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才是有意义的，且布迪厄认为，这一思维模式适用于分析类似于体育实践活动的所有文化实践活动。

2　体育场域的社会学分析：体育供给与需求的逻辑

在社会实践理论观下，布迪厄将体育场域视作为体育供给和体育需求之间关系的产物，或可以说成是一个在给定的时点上提供的体育产品空间和有某种禀性(disposition)的空间(该禀性空间与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的位置相联系，它可能用与另一个供给空间相联系的其它消费形式而得以表达)之间关系的产物。在这一假设下，布迪厄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体育场域的供给问题。在社会场域中，是否有一个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被社会性的意识到和接受的体育娱乐世界(体育场域的供给方)?第二个问题，体育场域的需求问题，即社会是如何生产出来对这些体育产品的需求的，人们又是怎样获得体育“品味”以及喜好某种运动而不是其他它运动?

2.1　体育供给场域的生成

布迪厄认为：“从游戏到严格意义上体育的转换，发生于为未来社会精英所设置的教育部门内，如英国的公立学校。在这些http://学校里，贵族或上流社会家庭的后代承袭了大量的平民游戏，并且……改变了原来承载在这些平民游戏上的意义和功能。”我们可以逐层递进来理解这一转变过程。

首先，民间游戏被改造成上流社会的体育运动。在精英学校里，身体训练“被剥去了附属于传统游戏上的社会和宗教功能”。它们信奉的理念是，进行体育活动仅仅是为了体育本身，体育和其它艺术形式是用来标榜自己以实现与其它社会阶层的区隔。布迪厄认为，所谓“公平竞赛”，其实也是贵族精英们用以维持与其它社会阶层予以区分的角色距离的一种方法，而且暗含在为未来领导者所设定的角色规范之中。

其次，通过“公平竞赛”等具有普适性意义的规则，来祛除早期的地方差异所具有的特殊主义。在不同的公立学校建立选拔体育管理人员的机构被赋予自我管理和规则制定的权能，这预示着体育场域开始进转贴于 http://

入一个相对自主发展的历史时期。同时，诸如英国等国家的体育场域的构成还与相应的体育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体育类似艺术，但比艺术更适合用来标榜和确证未来领袖之男子气概的优点。在此，“体育被想象为一种对勇气和男性气质的训练”，公平竞赛则被构想为专属于精英阶层的惯习，它不同于大众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胜利的体育哲学。

布迪厄认为，即使在支配阶级中，作为被支配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后代们在学校中经常对精英阶层的后代在学术能力方面形成挑战。因此，精英阶层需要通过建立一种多元的成就标准，以使自身在品格上的卓越性得以现实化。与此相联系，体育被精英教育机构建构为“有活力的”、“有勇气的”、“具有意志力的”，而体育的这些品质是军队或企业未来领导者所不可或缺的美德。因此，“体育实践场域成为斗争的场所，其关键是对体育实践的功能进行合法性定义的垄断权的争夺”。

在民间游戏被改造成上流社会的体育运动之后，又经历了体育从精英学校向一般平民传播，并且变成为由专业选手来进行生产、成为大众消费的观赏活动的过程。布迪厄认为，这一逆向化过程最根本的根源在于，体育被政党、工会、教会和各种企业机构建构成填充时间的工具。政治权力的介入一方面支配了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另一方面当体育从政府获得资助的时候，体育也就开始成为政治斗争的目标。从而，当新的社会行动者(包括体育赛事组织者、体育商品制造商、健身产业和体育媒体)继续进入之后，他们或联合、或敌对，会对体育场域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体育场域的功能，并在国家宏观系统上呈现出来。由此，从场域的角度来谈论体育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2.2　体育场域中需求的逻辑——惯习的应用

布迪厄认为，对体育运动的研究不能忽略了阶层惯习。我们将求助于《区隔》一书所表达的思想来阐释惯习对理解体育需求的有用价值。

1)体育实践、品味与惯习。

布迪厄认为，体育实践如同听音乐、欣赏绘画等文化实践一样，构成了一种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文化实践的空间表征(f也称为“生活方式空间”)。他对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文化消费的研究正是指向“生活方式空间”和他所称的“社会空间”(即社会结构的空间表征)之间的契合关系。

在《区隔》一书中，布迪厄描绘了一种在不同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之间的等级关系体系。“但他的分析目标并不是要识别社会群体的消费样式，而是要通过绘制社会位置间以及不同文化实践之间的图表来揭示对立的结构。他的这种分析关注不同群体施予实践的不同意义，而施予意义的社会分类则进一步让他能够揭露社会构成中http://起作用的权力关系”。为了分析这种权力关系，他集中于品味和品位判断(人们对某种生活方式的鉴赏程度)的研究。品位的表达使得社会科学家能够识别将鉴赏各种生活方式实践连接起来的生成性原则，比如品位能够揭示对健身活动而非表演性体育活动的偏好等等。进一步说就是，个体对自己和其它群体品位的判断构成了一种区分化和等级化社会群体的分类行动。因此，人们会选择适合自身品位的消费品和文化实践，当然包括体育实践。拉什和厄里认为，布迪厄所主张的中心论点是，“我们消费的不是产品，而是意图建立社会区分的符号”。而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为此，布迪厄发展出“惯习”的概念，来说明社会结构和个体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

布迪厄认为，是通过惯习这个动态的中介，社会空间中的位置才被“转译”成了文化实践和偏好。在动态的视角下，布迪厄认为“惯习”一方面被具有某个社会位置特征的现存条件所形塑，另一方面，它又转贴于 http://

是可分类的文化实践和品位判断的“发源地”或生成性原则。换言之，与不同社会位置相联系的不同存在条件会生产出不同的惯习，同时，惯习也是以品味形式来表达的文化实践的生成性原则，引导人们以契合其所属社会群体的方式来行动和作出反应。所以，惯习概念以它超越二元对立的理论特质，为我们理解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不同的惯习不能很容易地被识别出来，但尽管如此，惯习仍是通过实践表达出来的，所以，有可能通过对不同社会群体成员的实践、品位和品位判断的观察以及关系性的分析来重构实践生成的原则。那么，惯习对于体育场域的研究，其启发价值又在哪里呢?

2)用惯习理解体育实践差异化分布。

为理解体育运动在阶层间的差异化分布，他原先求助于业余时间(经济资本的一种转化形式)、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差异来解释。在他本人看来，这个模型还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体育运动与不同阶层间的统计关系强度，而且也没有考虑到不同的体育运动对不同的阶层所具有的意义及其变化。因为在体育需求研究中，针对从体育运动练习中获得何种效果而言，不同的社会阶层其需求是不一样的，这种需求“不仅源于它有无可能满足人们经济或文化成本的那些因素，而且还源于不同体育实践所带来的即刻或延期收益的知觉和鉴赏力方面的变化”。他后来不仅对这3种因素按重要性进行了排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业余时间，而且还考虑到了差别化的身体倾向性和期望从体育实践中获得的收益——前者即为他提出的“作为手段的身体”和“作为目的本身的身体”，后者即为他所言的“真实的收益”(是阶层惯习所需要的、体育能够赋予的身体塑造、个性培养等功能)和“想象的收益”(也是阶层群体所需要的，这是一种信仰状态，源于他们期望从体育中获得社会收益，即体育所能提供的那种区隔化的、分配的意义，而这种分配的意义是体育运动从其分布于社会阶层中的行动者身上获得的)。

正因为体育为不同的身体塑造提供了可能性，所以体育实践是行动者想要展示自身伦理道德或社会价值印象的外在表现形式，由此，“刻在身体上的自然秩序”的差别上升到“具有重要区分意义的符号秩序”。既然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可分类的身体形态就成为社会结构中不同地位的符号表达，因此，有关身体形态的http://品位判断就成为了合法化社会差别的手段。3何谓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何为

布迪厄将人所从事的体育实践活动看作为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一种，认为体育实践与其它文化实践活动一样，其中也充斥着何为“合法性／正当性”的斗争和争夺。他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体育场域中这一斗争背后掩藏的机制，从而批判性地来认识法国社会空间建构的原则和机制。进言之，就是揭示在法同社会的结构在行动者身上的承载如何可能表达、如何可能实现——这是布迪厄创制社会实践理论的起点和旨归。

前文已述，当我们从布迪厄研究体育角度将之归属为一位体育社会学家的时候，就隐性地提出了两个理论问题：“何谓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何为?”本文认为，体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第一个面向是，把体育用作理解社会的一把

转贴于 http://

钥匙，研究直接指向某个社会学的理论问题(比如社会学中普遍关注的结构一行动者关系问题、个人一社会的关系问题、结构一功能问题、社会秩序问题、社会变迁问题、社会分层问题等等)，在特定社会学理论指导下，通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有关体育的经验事实来阐释这一问题，从而也部分地论证了该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合理性。从这个意义而言，每一个社会学理论都期望将理论应用扩展至这个领域，从而拓展自身的解释力。

“何谓体育社会学”的第二个面向，研究虽然也在社会学的某个理论视野下展开，但与前一面向不同的地方在于，它重在解释和理解体育这一社会现象本身；甚至不管是采用量化还是质性研究的方式，其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发现新的因果关系，从而建构新的解释模型以进一步指导体育社会学的经验研究。

在回答“体育社会学何为”之前，要提一笔的是，上文中，我们一再强调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学理论的使用，而中国社会的实际又并不完全符合西方社会学理论建构的条件，因此，对“中国体育社会学何为”的解答会参入西方理论本土化的要求。从而，在第一个层面上，“体育社会学何为”要求研究不能只限于对体育经验事实的解释和讨论，而应将这一研究上升到对更为抽象的社会学问题的探讨。换言之，研究要能够体现体育对理解中国的社会学问题的价值所在。体育作为一种不仅具有自然科学性，更具有社会性、文化性、人文性的现象，是我们了解和阐释中国社会学问题的有益支点。诚如科克利所言的，体育社会学是“把体育运动当作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来研究，以此来理解体育运动所处的社会、围绕体育所产生的社会世界和与体育相关的个体与群体的经验”。(但在本文看来，科克利对体育社会学的理解只涉及了体育社会学的第一个面向)。

在第二个层面上，虽然关注点在于对体育经验事实求得理解和解释，但更重要的，社会学理论在一个新的语境下得以锤炼，不仅可以拓展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力(社会学理论的价值所在)，而且具体到某些体育场景(比如现场观看球赛)，还能为社会学研究，诸如人际互动之类的社会学主题提供了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无法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的场景，这也是体育或者说体育社会学对母学科——社会学的价值所在。更重要的，在一个迥异于西方社会的新语境中，无论是社会学理论本身还是其概念工具都会出现适用上的瓶颈，这需要研究者对原有理论做某种修正、对原先的理论工具做新的概念化处理，这同时也是西方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工作的一部分。无论哪一种情形，都有可能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发展出新的概念工具，甚至可能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模式，不仅提升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品质和学术地位，而且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于“何谓体育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何为”之对应的两个面向的认识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第一个层次只是将社会学理论应用于一个新的领域的话，那么第二个层次则明显地具有从理论上来探讨这一适用性的理性思辨功能，而它又有助于提升第一层次解读的质量并拓展其解释深度。因而，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规范都不能止步于“提出问题一分析问题一解决问题”的三段式论述，而应有更深层次的学理讨论。

4　反思：理论使用与概念工具适用

因为社会实践理论是一项与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研究密切相关的理论，那么，承接上文体育社会学研究中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使用和本土化的话题，下文以国内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对体育运动中的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研究为例，讨论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理论使用和概念工具适用的问题。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与社会不平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韦伯和马克思以降，社会学界沿着两个不同的进路用不同的分层指标从事社会分层研究”，但它们都共同指向一个有等级的社会结构，以此人们在财富、权力、声望和职业地位上处于不平等的分配状态。在这一论域中，西方体育社会学一般可以划分为4个视角：体育环境下的社会分层研究、体育运动与社会阶层研究、体育运动分层与地位和权力研究，以及体育运动与社会不平等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功能主义的视角)将社会不平等看成是正当的、不可避免的社会产物……(批判主义的视角则)将不平等看做不合理的社会产物，认为应该进行改革”。换言之，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会明确在哪个社会学理论视角下进行并回归到社会学问题的讨论。

反观国内研究(在此，对比并非目的而只是一个手段)，有学人总结社会分层视角下的体育经验研究伏体相当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第一个视角)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即社会分层与大众化研究、社会分层与参与体育差异研究以及社会分层与体育消费研究；而且从研究文献来看，一方面并未发现研究中的理论视角所在，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更多地倾向于体育领域中的对策性探讨(比如说，社会分层与体育大众化的研究旨在分析社会分层与体育大众化的关联，探讨如何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发展大众体育加速大众化的进程；社会分层与体育消费的研究主要是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体育消费特征及消费趋势，试图从社会分层的视角进行体育消费市场细分，寻求引导体育消费的社会分层策略)；与经验研究相对，也有一些对体育社会学研究中该使用何种社会学理论的探讨一比如布迪厄的场域论、文化资本理论，笔者认为：惯习、资本、场域、利益这些概念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得以展开的分析工具，单纯的一个概念并不能构成理论：而且概http://念只有放在适合它的整体理论中才能产生最大可能的解释力。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结局往往是，要么提倡本土化，但“又多局限于经验研究，罔顾理论”，要么将西方理论硬套于中国实际。尤其后一种倾向，有使研究走向歧途的可能性——比如，孙立平曾认为，在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未削弱，“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整个社会中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高度不分化的总性资本的状态存在着，而不是以相对独立的资本的形态存在着”；也有学者发现中国社会当中存在象征性表达和客观性实践之间的背离现象，即象征和物质领域的背离，类似的情形都在提醒我们，应用布迪厄“资本”概念时要特别加以注意。换言之，像布迪厄研究法国那样，期望不同的资本形式相互对立并能够转化，在中国会遇到挑战。

另外，布迪厄是在阶层惯习这个意义上使用惯习概念的，其适用的“学术合法性”在于法国有一个相对固化的阶层结构。在中国语境下，虽然有学者使用“阶层结构定型化”来描绘中国社会阶层以及阶层关转贴于 http://

系愈来愈稳定的现象，但同时也认为，这种“阶级关系结构化”只是一种倾向，至今尚未定型；而且在中国社会中，像身份、政治分层这样一些具有独特性的变量，仍在影响着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过程和特点。仇立平也认为，“我国的社会分化还没有完成，尤其是国有资产的改革还在进行之中，还没有完成，我们就不能说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达到相对稳定的阶段。”但根据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理解，我们是有可能从行动者从事的职业或所处的社会位置这一角度，在群体这一层面上来使用惯习概念，比如，我们可以观察到，无论身处科层制行政体制中的哪一个层级，其行动的手法和办事的策略基本上是相似的，其表象背后的深层逻辑是因为有着相似的一套性情倾向系统。

社会学篇8

一、由于我国开设社会课的时间较短，在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实施等方面难免存在问题。感触较深的是：

1.社会课的地位和作用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由于社会课是一门新课程，人们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它的重 要性；它又是考查课，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它就变成了不重要的课。有些学校随意挤占社会课课时， 甚至在一些农村学校，就根本不开这门课。

2.课程设置中教学时数偏少 社会课涉及面广，容量大，教学任务较为艰巨。我国的社会课安排在小学最 后的三个年级进行，与社会课的知识容量相比，课时相当紧张。作为一门新课程，在现阶段内，很难保证教学 目标的顺利实现。

3.教材建设亟待完善 我国社会课的教材建设近年来得到了很大发展，现在经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 员会审查的教材已达6套。目前的教材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一、内容多，知识过于零碎，与 课时不适应。二、我国各地、各学校教育发展不平衡，对教材存在多层次的需要，现有教材的程度要求区别不 明显。三、教材的知识结构和表达形式需进一步完善，以利于更好地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能力。

4.师资状况不容乐观 我国社会课是在1986年设置，正式开始实施教学是1995年。首先现任教师成份复杂 ：多数学校是由过去教史地的教师来任社会课教师。由于六年制小学地理课到今年秋季才能结束，地理教师现 兼教社会课。有的学校由其他教师代课或兼课。社会课作为一门新的综合课程，它的教学指导思想和方法与史 地课程大相径庭。其教材建设、教师的培训工作刚刚起步。目前在任教师的水平亟待提高。教师队伍建设亟待 加强。

二、对今后我国社会课程发展和师资问题的思考：

1.加强和重视社会课程。社会课是培养当代合格公民的一门重要课程，它反映了当代生活的许多不同层次 ，涉及法律、商业、环境保护、自我保护等内容，对培养学生适应现代生活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它又是 一门综合课程，是教育教学的重大改革，对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减轻学习负担有重要意义。因此，教育行政部 门应充分认识社会课设置的重要意义，科学地进行课程安排；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从转变教育指导思想入手， 在组织教学实施、教材建设和教师培训时，认真落实好各项工作，尽快使小学社会课发展完善起来。我国现阶 段内，还应集中科研、师资等方面的力量进行联合攻关，从课程、教材、教学实施等方面对社会课进行调查、 研究、尽快解决现有的、急需解决的问题，真正落实好这门课程的教学，保证我国小学教育教学改革的顺利进 行。

2.以新的教学指导思想去认识社会课。社会课是课程优化的结果，它吸收了心理学、教育学和教学论的新 成果，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改变了过去以“传授学科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主的分学科教学的 模式，建立了新的综合课程。它增加了观察、分析、实践等内容，更利于发展学生思维、启迪学生智能。它的 教学内容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逐渐扩展到国家、世界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知识，是以丰富的感性知 识为基础，使学生了解国情、认识社会，面向世界、树立全球意识，并逐渐达到认识社会规律的目的。在教学 实施中，应注意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为目的，转变过去注入式的单纯以教授知识和技 能为目的的教学方法，在教给学生基本知识时，教授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学习方法；通过启发学生思维、培 养锻炼学生能力、开阔学生视野，使小学阶段的学习成为学生进一步学习的起点和动力。让学生通过这门课的 学习，不但学习到了社会课的知识，而且学习到了正确观察、认识社会的方法，培养形成适应社会的能力。这 样，这门课才是活的、具有生命力的、适应时展需要的。

社会学篇9

哈佛大学现任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就职演讲时说：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现在负责。大学关乎学问，影响终身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作出承诺。

她说，美国人对高等教育有一种焦虑感，可谓爱恨交集，但这其中最深层的问题却是，大家对大学缺乏了解，对大学是什么和大学应该做什么并未达成共识。公众要求大学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要大学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却又模糊不清。

她认为，大学是要承担责任，但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需要首先搞清楚为了什么去承担责任。“想要说服一个国家或是世界去尊重――不要说去支持了――那些致力于挑战社会最根本思维设定的努力，这很不容易。但这，恰恰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既要去解释我们的目的，也要很好地去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是我们这些大学在这个新的世纪生存和繁荣的价值所在。”

“我们需要更好地去理解和推进大学的目的。不单单是向总持批评立场的公众加以解释，更要为了我们自身的价值而坚持自我。我们必须要付诸行动，不仅是作为学生和教工、历史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律师和医生、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更是作为大学中的成员，我们对这个思想共同体负有责任。”福斯特说。

那么，在明确了大学精神之后，就应该知道大学是干什么的了。福斯特说，作为人类，我们需要寻找意义。对许多人来说，四年的大学生活不过是允许自己去自由自在地探索这类根本问题的一个插曲。但对意义的寻找，是没有尽头的探索，它在不断地阐释，不断地干扰和重新阐释现状，不断地在看，从不会满足于已有的发现。事实上，这就是所有学问的真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概莫能外。因此，它也就成为“大学是干什么的”之核心所在了。

看福斯特的演讲，我想到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像哈佛大学这样已经办了371年的大学，还在思考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做什么，那，我们中国的大学应该怎么办?

首先，中国的大学更应该思考一下大学是个什么地方，大学应该做什么。

当代中国，一个难以回避的现象是，教育的功利性太强，太浮躁。有人说，中国教育功利的背后是整个制度的功利，而教育浮躁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浮躁。这话不假，但是否也应该反问一句：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大学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用福斯特的话来说就是，大学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我总觉得，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在一所大学的一定时期内，时任校长的水平高低，基本上就决定了这所大学的水平高低。当今社会，特别是在知识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喜欢谈西南联大，喜欢谈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梅贻琦时代的清华大学，谈起来是津津乐道、乐此不疲。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很多，且还在源源不断地出。那个时代的大学校长以其博怀和对中国教育的卓越贡献为后人所怀念，这我能理解，但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是：现如今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国大学所处的大环境，比民国时期要好，但为什么我们就出不了当代的蔡元培和梅贻琦呢?

看看近几年举办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只要谈到中国大学的问题与弊端，大家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但基本上见不到深刻自省的，更难见到愿意去尝试着做些什么以改变现状的。

福斯特说，一所大学，要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这话对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应该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虽然我对当今中国的大学会不会去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学问的真谛这类问题持相对悲观的态度，但我还是希望当代中国的大学能够保持其最基本的尊严，维护其最起码的底线。近20年来，中国的高校“升本”、“改大学”成风，但毫不客气地讲，大学越来越成了职业技术学院。不仅经、法、商、工、农、医等学科在强调实用性，就连人文学科都在强调其实用性，“有用”与“无用”似乎成了衡量学科的标准，如此一来，我们的高校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学习知识与技能的地方，办学的目的无非就是使学生将来成为有用的专才，服务于社会的某一职业，谋求自己的生存。在这样的大学，鲜见大学精神之存在，也就不奇怪了。

应该牢记的是：大学是思想交集的场所，是培养人的地方。大学若是随波逐流，大学精神将会荡然无存，大学也将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进一步追问，大学乃至高等教育的使命是什么?

哈佛大学虽为世界顶尖大学，也有其苦恼。福斯特在演讲中说：“人们要求我们报告毕业率、研究生院的入学统计数字、标准考试的分数，目的是为了在大学评价中提高‘附加值’，人们要看研究经费有多少，教师出版和发表论著的数量是多少。”

“美国大学排名”对美国大学形成的冲击波越来越大，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所有大学都受其影响，无法回避，根据此项“大学排名’，普林斯顿大学已取代哈佛，连续7年在全美大学排名中名列第一。

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新上任的哈佛校长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说：“这些硬性指标本身并不能说明所取得的成就，更不要提大学所渴望达到的目标了。虽然了解上述指标很重要，它们也可以说明我们事业中的一些特的内容，但我们的目的要远比这些宏大得多。”

她还说“就其本质而言，大学培育的是一种变化的文化甚至是无法控制的文化。这是大学为未来承担责任的核心。教育、研究、教学常常都是有关变化的――当人们学习时，它改变了个人；当我们的疑问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时，它改变了世界；当我们的知识运用到了政策之中时，它改变了社会。”

社会学篇10

论文摘要：和谐社会从社会学视角看就是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社会。目前，我国社会运行中还存在各种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国构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确定了我国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2oo6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详细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及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等。至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作为一项庄严而紧迫的任务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也是党和全国人民共同的行动方向和奋斗目标。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不懈努力，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树起了鲜明的旗帜，创造了有利条件。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推动我国向着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一步步迈进。

二、和谐社会的内涵

那么，和谐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从“和谐”二字的造型上有人做通俗的理解，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能说话。当然，这只是最表层的理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和”被看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谐”是所追求的一种融洽、协调的状态，它应该是“和”产生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和谐社会的描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儒家思想中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那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共中央2o05年2月19日在中央党校举办了省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研讨班，******同志出席研讨会时，首度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结合我国建国以来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状况，以及当前的具体国情，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和谐社会就是处于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的社会，大的方面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大系统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之间、不同层次之间相互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适应。这是任何社会发展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因

为什么我党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并把它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第一要务和奋斗的最终目标呢?传统学术观点认为，一个社会的运行状态非治即乱、非乱即治，但现代社会学研究表明，社会运行在治与乱之间，还有一种中间状态。社会运行和发展有三种状态或类型，即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运行的实际状况来看，我们经历过建国初期短暂的、初步的良性运行，那时党风优良、政治清明，社会风气正，人民思想觉悟高，只是当时生产力总体水平较低，经济落后，综合国力弱。也有过“十年动乱”时期全面的恶性运行，但是大部分时间处在中性运行中。也就是说，在社会运行过程中，总体上是和谐的，但还存在着一些矛盾、障碍和不协调因素，社会发展还不很平衡。尤其是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以来，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增多，各种新旧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虽然这些障碍和不协调因素直被有效地加以控制和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新旧矛盾一齐恶化的话，势必会影响到我国社会的正常运行。当前存在的问题从内部来看主要有：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适龄劳动人口的就业以及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亟待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而导致的****问题；一部分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素质下滑，信仰虚无，意识形态危机的问题严重；还有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等等。

这些问题导致不同社会群体、不同丰十会阶层及不同社会成员之问的利益矛盾错综复杂，有的社会群体或个人甚至用非理性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有序、安全稳定地运行和发展。同时，外部压力也很大，敌对势力和少数国家一直以来都未放弃对我国的政治施压、经济制裁和军事挑衅。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我国还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尤其是当前我国已进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经济体制深刻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动，既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动力和活力，同时也带来许多矛盾和问题。所以，目前是“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动力和压力共生。这样，我们党要带领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