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案十篇

仲裁案篇1

【关键词】南海仲裁案；强制仲裁；仲裁庭组成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5-0095-02

南海岛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此，我国拥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和法律依据。然而，2016年7月12日，临时仲裁庭却作出终局裁决，菲方胜诉。法庭认为中国在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的所有权，并否定了中方“九段线”的主张。对于南海仲裁裁决，我国政府明确表示“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我国不承认南海仲裁裁决的原因就在于此次南海仲裁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结果本身就是非法和无效的。其违法性主要体现在以下的两个方面：

一、 南海仲裁违反强制仲裁提起程序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争端的解决”规定了强制仲裁程序。《公约》第287条第5款规定“如果争端各方未接受同一程序以解决这项争端，除各方另有协议外，争端仅可提交附件七所规定的仲裁”。[1]该条款表明若争端双方未能就选择争端的解决方法形成一致意见，则此时可以启动强制仲裁程序。这就是《公约》中所规定的强制仲裁。《公约》所规定的强制仲裁与传统的国际仲裁不同。按照传统的国际仲裁理论，仲裁的启动需要当事双方具有和议，而强制仲裁则不要求双方具有和议，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单方即可提起。“强制仲裁”不仅与传统的国际仲裁有着明显区别，也与国际法的主流取向不相吻合，采用强制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并非国际法的特征，也非海洋法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第3段）

当国家间存在纠纷时，当事国通常首选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纠纷，当政治途径无法解决纠纷时，再通过基于同意的国际仲裁途径解决。提起强制仲裁的方式则是前两种纠纷解决机制仍无法解决纠纷时的最终手段。但是，在此次的南海仲裁案中，菲律宾却避开了常见的纠纷解决途径，直接选择了提起强制仲裁程序，这本身就是不合常理的。

此外，鉴于强制仲裁程序提起的单方性，为了防止强制仲裁制度被滥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对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规定了四条限制性规则，菲律宾无法满足提起强制仲裁的限制性规定的第二、三、四条。

限制性规定第二条，争端涉及《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裁判事项必须属于《公约》的裁判范围，《公约》中明确规定的事项须依据《公约》作出裁判，而《公约》中未明确规定的事项则无权依据《公约》作出裁判。在此次的南海仲裁案中，中菲两国的争议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领土南海岛礁的领土的争议，二是领土相关的海洋划界的争议。然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只能裁判其中的海洋划界的争议，而无权裁判领土的争议。这就说明，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的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强制仲裁，其法律依据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一依据就是错误的，无法解决中菲之间的领土争端，只能就海洋划界问题提起强制仲裁。而就海洋划界问题，中国政府已于2006年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的规定，对海洋划界争端的强制仲裁作出了排除性声明，所以，仲裁庭对本案构成无权管辖。

限制性规定第三条，争端未被当事国所排除。《公约》第281条、第282条规定：第一，如争端各方已协议用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来谋求解决争端，则只有在诉诸这种方法而仍未得到解决以及争端各方间的协议并不排除任何其他程序的情形下才可以诉诸《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第二，如争端各方已通过一般性、区域性或双边协定或以其他方式协议，经争端任何一方请示，应将这种争端提交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程序，则该程序应代替《公约》规定的程序而适用。前述规定表明，若当时双方此前已共同自愿的选择了其他的纠纷解决机制，就应当优先适用该机制，排斥《公约》规定程序的适用。那么，就本案来看，中菲此前到底有没有自愿选择其他的纠纷解决机制呢？2002年，中国和东盟十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菲双方都在宣言上签字，《宣言》的效力无异于一份法律文件，《宣言》第4条指出，“由直接有关的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2]可见，早在2002年中菲就已经就南海问题选择了其他的争端解决方式，即用^磋商和谈判来解决争议，由此就排斥了仲裁庭对本案的管辖。

限制性规定第四条，当事国提起仲裁前已穷尽所有的政治和外交手段。尽管菲律宾多次宣称所谓“已为和平解决争议穷尽一切政治和外交手段”，但实际上，中方此前从未中断过与菲方关于南海问题的沟通和交流，中方数次提出希望恢复原有沟通机制或构建新的沟通机制，菲方一直未予理睬。这一行为也说明菲方并未在提起强制仲裁前穷尽所有的政治和外交手段。

二、仲裁庭组成违反国际法律制度

南海仲裁案的违法除了体现在强制仲裁的提起程序上，还体现在仲裁庭的组成上。从仲裁庭组成来看，本次案件的仲裁庭组成明显违反国际仲裁程序和国际仲裁规则。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本次案件的仲裁庭组成。本次的南海仲裁案，其仲裁庭由5名仲裁员组成，5人仲裁小组是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第286条规定成立的。由于此次南海仲裁案，中方明确表示不参与，所以，菲方先指派了一名仲裁员即德国人吕迪格・沃尔夫鲁姆，而其他的四名仲裁员则全部由时任国际海洋法庭庭长的日本人柳井俊二负责指派。

柳井俊二是日本右翼鹰派人物的代表。其对华的态度一贯是强硬的、敌视的。2013年，柳井俊二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曾表示：“日本的岛屿安全正遭受着来自敌国的威胁。”这里所说的“敌国”指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见，作为一位本应公平、正义的法官，其在案件审理前就已经对当事方之一的中国存在严重的敌视态度。而南海仲裁案的结果很可能会成为未来解决中日之间问题和东海问题的法律依据，也就是说，仲裁结果与柳井俊二母国日本的利益密切相关。结合以上两点，柳井俊二在本案中本应回避，更无权指派仲裁员。

柳井俊二的指派行为不仅违反了回避制度，还明显的违反国际仲裁规则。《联合国》明确指出“国际法院的组成必须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和主要法系”。这一要求也同样是国际海洋法庭的成立条件，其目的主要是保证法庭的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所以，在选取法官和仲裁员时应尽可能的广泛化和国际化，同时尽量选取不同的法系的法官。反观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5名仲裁员中竟有4人来自于欧洲，另1人虽然来自非洲，但却定居欧洲。这个“临时仲裁庭”的五位成员没有一位来自亚洲。这样的仲裁庭构成及有关运作明显违背了程序正义要求。

从仲裁庭性质来看，本案的临时仲裁庭本身就并非一个公认的国际仲裁法庭。要理解这一点，就要弄清临时仲裁庭与其他几个国际公认的国际仲裁法庭的关系。

荷兰海牙的和平宫里有两个国际法庭，一个是联合国国际法院（海牙国际法院），它是联合国的六大机构之一，是联合国司法机构，主要负责裁判国家间的民事争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1994年11月16日生效，此后，联合国国际法院的一部分案件由其下属法庭，办公地点在德国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负责审理，该机构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建立，主要负责裁判海洋权益争端。做出本案仲裁裁决的临时仲裁庭与联合国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并无关联。

而在海牙和平宫的另一个国际法庭是常设仲裁法院。c常设法院不同，常设仲裁法院虽然历史悠久，但其本质仅是由115个成员国提供一份备选仲裁员名单，当成员国之间产生纠纷诉诸于该仲裁法院，该法院就从备选仲裁员名单中选取若干仲裁员，并由这些仲裁员推举首席仲裁员，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在国际常设法院、国际法院成立之后，常设仲裁法院的案源萎缩，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已大幅下降。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增加案源，该法院进行了改革，先后组织制定了一系列任择仲裁议定书，同时对仲裁主体的要求也降低到允许非国家实体，甚至是个人在本院进行仲裁。作出南海仲裁裁决的临时仲裁庭就是在这次改革后雇佣常设仲裁法院为其提供的秘书服务，其中一项工作即为其消息。为此，临时仲裁庭还需要支付给常设仲裁法院一笔不菲的费用。这直接导致2016年7月12日，当常设仲裁法院在代替临时仲裁庭裁决时，国际社会误以为该裁决是常设仲裁法院作出的，实际上二者仅是雇佣关系而已。

所以，临时仲裁庭其本质上并非真正的国际法庭，其仲裁员的选取严重违反国际仲裁程序，仲裁庭组成不具有合法性。其仲裁裁决也是非法和无效的，既没有公信力也没有强制执行力。

综上所述，此次南海仲裁案，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程序性规定，其仲裁庭的组成也明显违反国际法律制度。因此，对于该仲裁庭所作出的裁决，中国表示“不接受、不承认、不执行”，非但不是我国违反国际法的体现，相反，这恰恰是我国遵守国际法的重要体现。正如外交部部长所说：“中国政府不接受南海仲裁案，完全是在依法行事。”

参考文献：

[1]Natalie Klein，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 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EB].

仲裁案篇2

关键词:涉外仲裁;仲裁裁决;撤销程序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6-0252-02

1 我国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案件一审程序的立法缺陷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纳入了“适用特别程序案件的案由”,但是在对具体制度的设计中却未遵循特别程序的规则进行立法,例如由合议庭而非独任庭进行审查,存在两方当事人而非一方当事人等。2007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并询问当事人。该解释中舍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中第21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一审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各项审理活动的相关期限可以由合议庭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这一规定,与《仲裁法》中对于人民法院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适用程序的规定相比,只是略微明确了“询问当事人”的要求,对采取什么审理程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2008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将上述有关仲裁案件的案由纳入了“适用特别程序案件的案由”,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以往在适用审理程序上的矛盾,进一步明确了要适用“特别程序进行审理”。

我国确立了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应适用特别程序的规定存在以下问题:

(1)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有区别于其它适用特别程序案件的特点。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没有原告和被告是其主要的特点。特别程序的开始,是因为申请人的申请或者人的而开始。而申请人或者人不一定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他们没有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其申请人是仲裁程序的当事人,该当事人与撤销裁决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当仲裁程序当事人死亡或终止时,其继承人或权利义务受让人可以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此其一;申请的一方当事人在法院受理撤销仲裁裁决申请后,申请方为原告,仲裁程序中的另一方当事人为相对人。之所以这么认定,是因为仲裁程序的双方当事人在法院受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之后,他们与法院审判结果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此其二。因此,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不宜适用特别程序。

(2)适用特别程序不利于对当事人“公平审判请求权的救济”,有违诉讼公平的原则。法院对受理的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根据现行《仲裁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需要询问当事人。如果适用特别程序,则不存在相对人,只需询问提起撤销申请的当事人就可以作出相应的裁定。这样的结果,将严重损害仲裁程序的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个裁决,只需要根据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和提供的证据就可以加以撤销,这不能不算是一个缺陷,也是对仲裁当事人获得公平审判请求的侵害。

(3)适用特别程序损害了仲裁当事人契约自由的精神。我国《民事诉讼法》对适用特别程序作了“实行一审终审”的规定。而仲裁制度的合意性原则,则是最大程度地体现意思自治的精神。在合意性原则的指导下,只要不与法律的强行规则相冲突,对法院的裁判当事人是否提起上诉,应该严格依照当事人的意愿。将审理撤销仲裁裁决纳入特别程序,不但侵害了当事人获得公平审判的请求权,也侵害了当事人提起上诉的诉权。

2 德国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审理程序的立法及其借鉴

《德国民事诉讼法典》关于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程序主要体现在第十编《仲裁程序》中的第九章,具体包括:

(1)法院的权限及有管辖权法院。该法第1062条第一款第4项规定,仲裁协议中指定的地区高等法院或无此指定时仲裁地的地区高等法院,有权撤销裁决。第二款规定,在第一款第2项第一选择项、第3项或第4项所指的情况下,如果仲裁地不在德国境内,则反对申请的一方当事人的营业所在地或惯常居住地,或该方当事人的财产所在地或争议财产所在地或临时措施涉及到的财产所在地的地区高等法院有权管辖。如果无此类地点,则由柏林地区高等法院管辖。

(2)言词原则。该法第1063条第二款规定,申请撤销裁决或者申请承认或者申请承认或宣告裁决的可执行性时,如存在第1059条第2款(第1059条第2款规定了裁决仅可被撤销的法定情形),法院应命令进行言词辩论。

(3)对法院裁定的上诉。该法第1065条第一款规定,对于第1062条第1款第2项第4项(第1062条第一款第4项是关于“仲裁裁决的撤销或宣告执行、执行宣告的撤销”)里的裁判,如果这些裁判是以终局判决做出而对之可以提起上告时,可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抗告。该条第二款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只能对裁定是否违反条约或其他法律进行审查。

分析《德国民事诉讼法典》关于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程序的相关规定,可以得出以下几个观点,以供我国立法借鉴:

(1)独立成章规范仲裁的司法审查程序。根据前述,仲裁的司法审查程序――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程序,与普通诉讼程序或者特别程序相比,有自己的特质。单独立法对于司法实践有更明确的指引。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将仲裁的司法审查程序独立成章,也是一种进步。

(2)确立了担保阻却执行制度。第1063条第3项规定,民事庭的庭长可以不用实现询问对方当事人而命令申请人在对申请裁判前对仲裁裁决请求强制执行或者执行仲裁庭依第1041条做出的暂时的保全的措施。对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不能超出保全措施的范围。被申请人有权提供一笔与申请人所能执行的金额相当的担保以防止强制执行。担保制度的确立,可以更好地维护司法的权威,同时也节省了司法资源的浪费。

(3)确立了言词原则(辩论原则)在撤销仲裁裁决审理程序中的地位。而且法院有责任主动命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就撤销裁决程序中的相关证据、事实进行辩论,更好地保障审判的公平公正。

(4)确立了有限制的上诉制度。对于法院对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所作的裁定,当事人可以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对裁定提起上诉,且上诉法院仅可在法定范围内进行审查。这一方面赋予了当事人追求公正审判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通过限制上诉法院的审查范围,确保了审查程序的进程和纠纷的及时解决。

3 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案件一审程序的立法完善

3.1 明确法院在撤销裁决程序中的地位和权限

3.1.1 审判权

通过当事人双方的辩论,对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认证,进而对申请撤销作出裁定。具体有两种情况:A.驳回撤销申请。在此情况下,仲裁裁决继续生效,裁决继续执行;B.根据法定事由,撤销仲裁裁决。同时,法院审理和裁判的范围可以不受当事人请求范围的限制,这主要体现在法院对仲裁裁决是否违反公共秩序的审查。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仲裁法以及《示范法》都规定当仲裁程序存在违背公共政策的情形时,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撤销仲裁裁决。

3.1.2 对当事人撤回撤销裁决申请的主动审查权

审查标准有两个:A.是否属于可仲裁性;B.公共秩序标准。只有符合“属于可仲裁事项”及“不违背公共秩序”两个标准的情况下,法院才可准许当事人的撤回申请。否则,法院有权继续审理并作出相应的裁定。

3.1.3 调查取证权

当事人及其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查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3.2 明确仲裁庭和当事人在撤销裁决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及权利和义务

3.2.1 仲裁庭在撤销裁决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义务

仲裁庭在撤销裁决程序中的权利义务。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中,证人的主要权利有:了解案件;要求查阅、宣读或修改询问笔录;要求偿付出庭作证的差旅费和误工报酬;对于证言内容涉及国家机密、企业技术秘密、个人隐私的,要求不公开其证言等。证人的主要义务有:如实陈述证人证言,不得有意伪证,不得夸大或隐瞒事实等。证人作证后,审判人员可以询问当事人对证言的意见。作为证人,仲裁庭享有的权利有所限制,主要表现为无权要求偿付出庭作证的差旅费和误工报酬、无权要求不公开其证言;其义务主要表现为如实提供在仲裁程序中的案卷材料。

3.2.2 仲裁程序当事人在撤销裁决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

仲裁程序当事人包括原仲裁的当事人双方,即原仲裁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几个具体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应当列对方当事人为被申请人。因此,在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存在双方当事人,即撤销裁决程序的申请人和相对人。仲裁裁决的撤销程序属于法院诉讼程序的一种。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必须有双方当事人存在,原告和被告在民事诉讼中处于相对立的地位,彼此互相依存,没有原告就没有被告,没有被告就没有原告。因此,在仲裁裁决的撤销程序中,申请人与相对人的法律地位相当于普通民事程序中的原告和被告。双方在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地位平等。其平等性主要体现在享有平等的程序权利和程序地位,即“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相同的程序条件下从裁决者处所获取的信息是相同的,并有相同的机会向裁决者陈述自己的主张和提出有利的证据,同时能够得到裁决者同等的关注和聆听。”

3.3 明确法院审理的方式及适用程序

“仲裁司法审查程序与一般司法程序一样,也是以法院为中立的裁判者,以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关于仲裁裁决效力的争议为目的,以对抗双方当事人的交涉为程序行进的表现形式,并以作出有法律效力的裁决为程序的结果,因而,从根本上讲,仲裁司法审查程序属于司法程序的一种,是与三大诉讼程序并立的一种司法程序。而与三大诉讼程序不同的是,该程序保障的并非公民的实体权利,而公民的程序性权利。”其特点主要是:

(1)仲裁司法审查程序的性质是对当事人争议的仲裁裁决的效力进行审查,不是解决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也不是对争议的仲裁裁决效力的确认。

(2)存在双方当事人,即申请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仲裁司法审查程序的开始,是因申请人的申请而开始,同时以仲裁对方当事人为被申请人,双方在撤销程序中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3)当事人之间可以通过协议排除上诉法院的管辖权。否则,任何一方当事人对于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裁定,均可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上诉法院也有审判管辖权。

(4)审理方式――有例外的公开审理。当事人之间可以通过协议排除合议庭的公开审理。没有协议的,则以公开审理为原则。

参考文献

[1]于喜富.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与协助――兼论中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2]刘想树.中国涉外仲裁裁决制度与学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3]赵秀文.国际商事仲裁及其适用法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仲裁案篇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1―0241―02

1 案情

1995年12月22日，hemofarmDD、MAG国际贸易公司与济南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永宁公司)签订了《济南――海慕法姆制药有限公司合资合同》(下称合同)，成立济南――海慕法姆制药有限公司(下称合资公司)，其58条为仲裁条款。2004年4月，苏拉么公司加入合同，成为公司股东。

2002年8月6日、2003年1月17日和2004年9月，永宁公司向济南中院三次合资公司，要求给付租金并返还部分租赁财产，并最终胜诉。2004年9月3日，Hemo―farm DD、MAG国际贸易公司、苏拉么公司作为共同申请人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提起仲裁申请，请求仲裁庭裁决永宁公司赔偿投资损失10764514美元及利润损失2000余万美元；裁决合资公司不应支付中国法院判决确定的租金；裁决责令永宁公司撤回在中国法院的诉讼请求；裁决永宁公请人申请中国法院作出的特别是在第一讼中作出的财产保全裁定。

仲裁庭最终裁决永宁公司向三申请人支付损害赔偿金6458708，4美元，赔偿在中国法院的诉讼费用9509，55美元和其他费用1270472，99美元，仲裁费用295000美元。裁决作出后，三申请人向济南中院提交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书，永宁公司请求不予承认及执行。

2　审判

依据中国和法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又称《纽约公约》)，济南中院和山东高院审查认为，本案仲裁裁决应不予承认与执行，理由是：(1)该案仲裁裁决所处理的争议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2)仲裁庭裁决了依据我国法律不能通过仲裁裁决的事项，(《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甲))；(3)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违反我国的公共秩序，(《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

最高法院作出(2008)民四他字第u号答复，认为：(1)该案仲裁裁决所处理的争议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2)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违反我国的公共秩序，(《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乙))。3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的是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承认与执行的问题。这方面的国内法依据主要有：1986年12月2日《关于我国加入的决定》(下称《决定》)、1987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下称《通知》)以及《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267条规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在中国缔结或加入的有关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的国际条约中，1958年《纽约公约》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申请承认和执行主要依据该公约的规定办理。

3、1　本案是否适用《纽约公约》

1986年我国加入《纽约公约》时提出了“互惠保留”和“商事保留”，即只在互惠的基础上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该公约；只对我国法律认定为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该公约。根据《通知》的规定，“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是指由于合同、侵权或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本案仲裁裁决的做出国是法国，法国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符合“互惠保留”的规定，但其是否符合“商事保留”的规定呢?即双方的争议是不是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方面的争议”呢?本案中共同申请人之所以向国际商会提起仲裁，是因为他们认为：(1)永宁公司拒绝依据合资合同第58条(仲裁条款)的要求解决其与共同申请人之间与合资合同有关的争议，在中国法院提起并维持诉讼，违反了对共同申请人的合同上和中国法上的义务；(2)永宁公司提起第一讼，申请财产保全和强制执行，导致合资企业最终不能维持正常运营和合资公司价值的实质性降低。我们可以看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主要有两点：(1)永宁公司在我国法院合资公司是不是对合资合同第58条的违反。(2)永宁公司提起第一讼并申请财产保全和强制措施的行为是不是侵犯了共同申请人的投资利益构成了违约。两个问题都是违约问题，也就是说双方对合资合同的执行发生了争议，属于由于合资合同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所引起的争议，符合《通知》中“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的界定，在我国“商事保留”的范围内，所以本案可以依据《纽约公约》来办理。

3、2　本案仲裁裁决所处理的争议是否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

合资合同第58条约定：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巴黎国际商会仲裁院，根据该会的仲裁程序暂行规则进行仲裁。如上所述，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主要有两点都是有关合资合同的履行问题。是因为执行合资合同发生了争议，显然在58条约定的仲裁范围内。

此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永宁公司和合资公司之间的争议与共同申请人提交仲裁的争议是不同的，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前者的争议是财产租赁问题，双方当事人是合资公司和永宁公司；后者的争议是合资合同的执行问题，当事人是Hereofarm DD、MAG国际贸易公司、苏拉么媒体有限公司和永宁公司。后者与前者相比，当事人和争议都已经发生变化，和原来完全不同了。前者中的合资公司不是合资合同的一方，仲裁协议不能约束它和永宁公司的租赁纠纷，而后者的当事人是合资合同的双方，共同申请人当然可以将他们与永宁公司之间关于合资合同的执行问题依照合同58条提交仲裁。不能因为合资公司不是合资合同的一方，合资公司和永宁公司之间的租赁纠纷不在仲裁协议的范围内，而将共同申请人和永宁公司之间关于合同执行的纠纷排除在仲裁协议之外。

3、3　仲裁庭是否裁决了依据我国法律不能通过仲裁裁决解决的事项

我国《仲裁法》的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

裁”。从国际商会仲裁裁决可以看出，仲裁庭主要是针对当事双方的两个争议点进行了认定：(1)永宁公司提起第一讼并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侵犯了共同申请人的投资利益，构成了违约；(2)永宁公司提起的土地租赁诉讼构成了对合资合同第58条的违反。永宁公司和Hemofarm DD、MAG国际贸易公司、苏拉么媒体有限公司是平等的主体，仲裁的争议是合资合同纠纷，仲裁庭只是对永宁公司合资公司并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是否违约进行了认定。本案并没有裁决依据我国法律不能通过仲裁裁决解决的事项。在这里还需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3、3、1　我国法院对合资合同和永宁公司之间租赁纠纷的管辖权问题

虽然仲裁庭认为永宁公司与合资公司之间的租赁纠纷应当根据合资合同第58条提交国际商会仲裁院通过仲裁解决，涉及到了我国法院的管辖权问题，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一点；《纽约公约》所列举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审查条件都限于程序性事项，缔约国法院不能对外国仲裁裁决的实体事项进行审查。共同申请人与永宁公司之间纠纷的认定有赖于对永宁公司和合资公司之间租赁话纠纷管辖权的界定，也就是说，永宁公司和合资公司之间纠纷的管辖问题相对于共同申请人和永宁公司之间的争议来说是实体事项，即使我国法院认为仲裁庭关于此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也不能在《纽约公约》范围内拒绝承认与执行。

3、3、2　仲裁庭裁决永宁公司赔偿共同申请人在中国法院的诉讼费用问题

本案中的仲裁裁决永宁公司赔偿共同申请人在中国法院的诉讼费用9509.55美元，但这并不是对合资合同和永宁公司之间的诉讼费用进行重新界定，现在的主体已经不是合资公司和永宁公司，而是共同申请人和永宁公司，是因为仲裁庭认为永宁公司合资公司并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违反了合资合同的约定，所以裁定它赔偿共同申请人由于它的违约行为而花费的诉讼费用。这和直接裁定永宁公司和合资公司之间的诉讼费用是完全不同的。不能认为仲裁庭重新分配了永宁公司和合资公司之间的诉讼费用问题，从而裁决了我国法律规定的不能仲裁的事项。

3、4　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是否违反我国的公共秩序

“公共秩序”在英美法中称“公共政策”，德语中称“保留条款”，它是指一国法院依其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时，因其适用会与法院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排除其适用的一种保留制度。这一制度具有“安全阀”的作用，是国际社会所普遍公认的一个条件，各国立法及有关的国际条约都毫不例外地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我国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一次在国际私法中全面规定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在永宁公司和合资公司的诉讼中，合资公司对法院管辖权提出异议，主张有关租赁争议应根据合资合同第58条约定提交国际商会仲裁解决。济南中院审查认为，永宁公司所诉纠纷是其与合资公司因资产租赁使用而产生的纠纷。而合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约束的是合资公司的各投资主体，合资公司不是投资主体，本案不适用合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故裁定驳回合资公司的管辖异议。但是国际商会仲裁庭却对永宁公司与合资公司之间纠纷的管辖权进行了重新审理和认定：“提起土地租赁诉讼是对合资合同的违反，因为该争议本应当根据合资合同第58条提交国际商会仲裁院通过仲裁解决”。虽然永宁公司和合资公司之间纠纷的管辖问题相对于共同申请人和永宁公司之间的争议来说是实体事项，在依照《纽约公约》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不能审查，但如果承认和执行此仲裁裁决，不仅否定了中国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也严重损害了中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和中国的司法。况且，仲裁裁决不能审查外国司法，基本上已经是各国的共识。执行一个与被请求执行地已生既判力效力的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不一致的裁决。也违反了“程序上的基本原则”。所以本案仲裁裁决应当以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

参考文献

[1]案情和审判详见_J]，人民法院报。2008，(7)

仲裁案篇4

关键词：执行；icc；仲裁 中图分类号：d915.7

1 案情

1995年12月22日，hemofarmdd、mag国际贸易公司与济南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永宁公司)签订了《济南——海慕法姆制药有限公司合资合同》(下称合同)，成立济南——海慕法姆制药有限公司(下称合资公司)，其58条为仲裁条款。2004年4月，苏拉么公司加入合同，成为公司股东。

2002年8月6日、2003年1月17日和2004年9月，永宁公司向济南中院三次起诉合资公司，要求给付租金并返还部分租赁财产，并最终胜诉。2004年9月3日，hemo—farm dd、mag国际贸易公司、苏拉么公司作为共同申请人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提起仲裁申请，请求仲裁庭裁决永宁公司赔偿投资损失10764514美元及利润损失2000余万美元；裁决合资公司不应支付

3、2　本案仲裁裁决所处理的争议是否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

合资合同第58条约定：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巴黎国际商会仲裁院，根据该会的仲裁程序暂行规则进行仲裁。wWw.133229.CoM如上所述，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主要有两点都是有关合资合同的履行问题。是因为执行合资合同发生了争议，显然在58条约定的仲裁范围内。

此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永宁公司和合资公司之间的争议与共同申请人提交仲裁的争议是不同的，两者属于不同的 法律 关系。前者的争议是财产租赁问题，双方当事人是合资公司和永宁公司；后者的争议是合资合同的执行问题，当事人是hereofarm dd、mag国际贸易公司、苏拉么媒体有限公司和永宁公司。后者与前者相比，当事人和争议都已经发生变化，和原来完全不同了。前者中的合资公司不是合资合同的一方，仲裁协议不能约束它和永宁公司的租赁纠纷，而后者的当事人是合资合同的双方，共同申请人当然可以将他们与永宁公司之间关于合资合同的执行问题依照合同58条提交仲裁。不能因为合资公司不是合资合同的一方，合资公司和永宁公司之间的租赁纠纷不在仲裁协议的范围内，而将共同申请人和永宁公司之间关于合同执行的纠纷排除在仲裁协议之外。

3、3　仲裁庭是否裁决了依据我国法律不能通过仲裁裁决解决的事项

我国《仲裁法》的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从国际商会仲裁裁决可以看出，仲裁庭主要是针对当事双方的两个争议点进行了认定：(1)永宁公司提起第一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侵犯了共同申请人的投资利益，构成了违约；(2)永宁公司提起的土地租赁诉讼构成了对合资合同第58条的违反。永宁公司和hemofarm dd、mag国际贸易公司、苏拉么媒体有限公司是平等的主体，仲裁的争议是合资合同纠纷，仲裁庭只是对永宁公司起诉合资公司并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是否违约进行了认定。本案并没有裁决依据我国法律不能通过仲裁裁决解决的事项。在这里还需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3、3、1　我国法院对合资合同和永宁公司之间租赁纠纷的管辖权问题

仲裁案篇5

仲裁办案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国务院117号令）、《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案规则》（劳部发〔1993〕276号）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一般争议的处理时效为自组成仲裁庭之日起60日，对特别集体争议的处理时效为自组成仲裁庭之日起15日。仲裁委员会对劳动争议应在仲裁时效内审理结案。

根据《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案规则》（劳部发〔1993〕276号）第30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请示待批、工伤鉴定以及其他妨碍仲裁办案进行的客观情况，应视为仲裁时效中止，并需报仲裁委员会审查同意。仲裁时效中止不计入仲裁办案时效内。按照该规定，在劳动争议仲裁过程中遇有以下几种情况，仲裁时效可以中止：

1. 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政策规定不明确，或者缺乏处理依据，需要请示上级有关部门并等待答复期间；

2. 在处理案件过程中，需要进行工伤鉴定、现场勘验、委托其他仲裁委员会调查时，在等待结果出来期间；

3. 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出现当事人死亡， 法定人和利害关系人尚不明确，当事人患重病或丧失行为能力等情况，致使当事人不能参加仲裁活动期间；

4. 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发生自然灾害或社会变故，造成交通、通讯阻断等其他防碍仲裁办案正常进行的客观情况期间。

仲裁案篇6

〔关键词〕 保险；保险关系；保险纠纷；仲裁；诉讼

近几年来，有关保险公司诉讼方面的案件不断增加，案件涉及到的也不断趋于多样化，保险公司特别是基层公司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实际的判决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保险公司败诉的几率很大，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减少由此而产生的不必要的损失和影响，是保险业管理人员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从诉讼和仲裁解决保险合同纠纷的利弊进行探讨和，将使保险人更加明确自身职责和权益，为社会做出更多更好的服务，让被保险人和保险人认识到仲裁解决保险合同纠纷的重要性。

一、保险诉讼案件分析

2002年2月20日，投保人李某将本人所有的一辆桑塔纳普通型轿车向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辆保险，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15万元，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10万元，全车盗抢险保险金额10万元，保险期限1年，交纳保险费3520元。2002年7月2日上午，李某驾车在行使途中因电器短路发生全车烧毁。事故发生后李某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以李某未投保损失险，不属于车辆损失险火灾事故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拒赔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省市的新闻媒体闻风而动，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其主导观点是，保险公司收取了投保人的保险费，被保险人出了事却不赔偿。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受益人赔付保险金12万元；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可了保险公司的观点，认为其拒付有理，但是判决保险公司返还被保险人的保费3520元。

官司虽然打赢了，为保险公司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通过这次诉讼，保险公司在当地的信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市场占有率急剧下降。从专业的角度看，保险公司是有理的，但是普通老百姓看的是事件本身及其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保险公司收取了保险费，出了事却不赔付保险金，还闹到法院去，最后还是没有给。消费者会由此丧失对保险，至少是对保险公司的信心。即使该案件判决保险公司向投保人赔付保险金，人们也会觉得要求赔付保险金太难，因此影响保险公司的社会形象。由此不难看出，通过诉讼解决保险纠纷，保险公司无论如何都是输家。争议一旦通过起诉解决，必然引起公众和新闻媒

体的关注和评论，输赢的结果暂且不论，诉讼本身就给公司声誉和形象造成了负面效应；赢了官司，输了市场；输了官司，丢了信誉。

可见，保险纠纷不适合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对保险公司和客户来说，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保险纠纷都将是最佳的选择。

二、诉讼解决保险纠纷对保险人的消极影响

，在我国保险诉讼案件的表现形式多样化，如采取诉讼方式解决，对保险人乃至保险业的发展存在消极影响，归纳后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不利于保持保险人与客户之间的良好关系

保险关系是一种建立在高度信任基础上的民事法律关系。投保人之所以出资买保险，是由于十分相信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即可向保险人转移风险。诉讼俗称“打官司”。在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只要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打官司”的地步，就必然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了。民事诉讼实行公开审判。在诉讼中，保险人的诉讼相对人必然是被自己奉为“上帝”的客户。保险业属于服务性行业，保险人通过诉讼把自己同被自己奉为“上帝”的服务对象之间的矛盾大白于天下，不论将来官司输赢，对自己都不会是件好事。不仅会伤害保险人与客

户之间的和气与感情，同时也会损坏保险人的名誉，影响其保险业务的发展。因此，保险人即使赢了官司也是弊多利少，失去的要远远大于得到的。

2、不利于快速化解矛盾，不利于及时、公正处理案件

近年来，保险纠纷诉讼案件与日剧增，且多以保险人为被告，由

保险人自行提起诉讼的案件相对较少，过去长期以来“政企不分”的体制等多方面原因，使得一些当事人把保险公司当作“唐僧肉”。有理要诉，无理也要诉。加之一些法官素质不懂保险专业知识，常常对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做出不利于保险人的判决，极大地损害了保险人的声誉。另外也由于诉讼案件法定的结案时间较长，一个案件从开始立案起诉到终审结案，大约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常常使保险公司因陷入“马拉松”式的官司之中，无法自拔，不良影响日渐增大，甚至被官司拖得精疲力竭。显然，选择诉讼方式解决保险纠纷，不利于及时化解保险人与客户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公正处理案件。

3、不利于保险人尽快适应国际通用保险纠纷处置机制

仲裁制度是国际通用已久的一套民事纠纷化解机制。国外许多仲裁机构诸如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伦敦国际仲裁院以及我国的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等，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信誉。由于仲裁机构不代表国家，不代表政府，只忠实于事实，忠实于法律，忠实于公正，依靠公正的裁决和良好的信誉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而常常成为民商事纠纷当事人化解矛盾的首选手段。经济发达国家中对保险合同纠纷的解决，使用仲裁的方式远远多于诉讼。入世后，面对机遇和挑

战，国内保险机构应当逐步做好与国际法律制度接轨的工作。如果我国的保险机构现在出现保险纠纷时，仍然本着被动应诉的态度，采取诉讼解决纠纷的单一方式，那么几年之后，面对国外保险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在处理保险纠纷中，就会感到十分被动，难以适应仲裁这一国际通行的民商事纠纷处置机制。

三、我国保险纠纷较少使用仲裁解决的主要原因

近几年来，保险案件纠纷处理较少使用仲裁方式解决有多方面的因素，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的仲裁法律制度及现状

仲裁制度在国外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而我国是在20世纪初才由当时的国民政府引进这一制度，又逢国内连年战争，因而仲裁制度未能广泛实行，新成立后，虽然我们也实行了一些行业仲裁，但又带有浓厚的行政调解色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商事仲裁。直到1994年8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才使我国的民商事仲裁制度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许多的人们只知道发生了纠纷去法院“打官司”，并不懂得仲裁也是解决纠纷的手段，仲裁机构的裁决具有与法院判决同样的法律效力。因而，多数人远离仲裁，更难以知道仲裁还有众多的优越性。

2、保险合同约定解决纠纷的缺陷

《仲裁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

员会不予受理。”第16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1）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2）仲裁事项；（3）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然而，多少年来由保险公司及其行业管理部门制定颁发的各类保险合同条款中，基本上没有明确写入“因本合同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选定某某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这样的仲裁协议，而只是含糊其辞地写到：“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发生争议不能达成协议时，可以申请仲裁机关仲

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更为笼统地写道“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发生的一切争议，需要仲裁或诉讼时，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这样的“仲裁协议”实质上等于没有协议，因其没有明确约定选择的仲裁委员会，即使发生纠纷之后当事人中有一方向仲裁机构提请仲裁，仲裁机构也无法受理和立案。因此，由于保险机构及其行业管理部门自制的保险条款的严重缺陷，极大地限制了保险纠纷的仲裁解决，对于保险人而言，这无异于作茧自缚，终将自食其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保险事业的快速发展，各家保险公司自然会签订大量保险合同，同时，保险纠纷也必然会接踵而至。因此，保险纠纷的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于保险机构而言，保险纠纷的发生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生纠纷后得不到妥善处理。我们通常所见到的情况是，保险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一旦发生，往往很难协商解决成功。此时双方常常处于一种互不相让、互不服输、剑拔驽张的对立状态。这时候的保险人不愿低下自己“高贵”的头向对方主动提出请求仲裁的建议，即使提出，也难以得到对方的响应和赞同。因此，很难在纠纷发生之后由双方达成仲裁协议，最终通过仲裁的手段化解矛盾，这就使得保险纠纷的仲裁解决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

四、仲裁解决保险纠纷的主要特点

仲裁并非是解决保险纠纷的唯一途径，但相对于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有很多优点，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利用仲裁方式解决保险纠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仲裁实行开庭不公开制度，保密性较强

按照我国《仲裁法》第39条、第40条的规定，仲裁采取开庭不公开的原则和制度。开庭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庭上相互辩论、澄清是非，但是当事人可以约定不开庭，仲裁庭根据书面材料作出裁决。不公开决定了仲裁庭的开庭不向公众开放，除了当事人等仲裁参加人外，不允许无关人员旁听和新闻媒体采访。如果保险公司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与客户的纠纷，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对自己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

2、仲裁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

仲裁机构都备有分专业的仲裁员名册，仲裁员都是来自法律、经济和等领域，既有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和学者。对保险行业来说，因为其专业性较强，普通的法官和律师并不熟悉该领域的法律实务，诉讼中对保险公司自然不利。仲裁时保险公司可以选择熟悉保险业务的仲裁员，更有利于纠纷的解决。

3、仲裁排除了诉讼，更具有独立性

仲裁和诉讼是两种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一。一旦选择采用仲裁的方式解决争议，只要仲裁协议有效，即排除了人

民法院的管辖权，该纠纷只能通过仲裁解决。只有当事人没有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况下，法院才可以行使管辖权。对保险公司而言，只要在保险合同中制订了有效的仲裁条款，就排除了法院的管辖权，与客户发生的争议就能通过不公开的方式解决。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构，仲裁机构之间也没有相互隶属关系，仲裁庭能够独立依法公正裁判，不受任何机关、团体或者个人干涉，具有最

大的独立性。较法院解决保险纠纷而言，其专业性和独立性更有利于案件的公平解决。

4、仲裁具有自愿性和灵活性

仲裁是以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协商为基础的争议解决方式，仲裁庭管辖权的取得以当事人同意仲裁的协议为依据。自愿选择的方式决定了双方解决的诚意和友好氛围。整个仲裁过程中都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譬如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员和仲裁规则等，与诉讼相比，仲裁更具有灵活性。通过仲裁解决保险纠纷，保险公司将获得与客户友好协商和调解的坚实基础，从而更有利于分歧的解决。 最后，仲裁具有快捷性和性。仲裁比诉讼程序更为快捷。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期限，普通程序为6个月，重大疑难案件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仲裁程序一般可以在仲裁庭组成后3个月内作出仲裁裁决；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在1个月内作出裁决。另外，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一旦作出即为终局裁决，不能就同一纠纷再向任何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多级

的诉讼必然增大当事人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投入。仲裁为一级终裁一级收费，并且花费的时间比诉讼要少得多。采用这种方式，保险公司将会减少在争议解决上的人力、物力和时间，降低成本。

五、仲裁解决保险纠纷对保险人的积极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关系在确立之后都难以避免地发生相应的纠纷，保险法律关系也不例外，对保险纠纷的解决，从上

讲，可以通过协商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的不同方式进行，但在司法实践中，仲裁不失为一条最佳途径。

1、仲裁解决保险纠纷可以减少保险人的经济损失

与诉讼解决纠纷的两审终审程序相比，由于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没有诉讼中二审程序的拖延，而且“一裁”的期限本身也比较短，许多案件从提交仲裁到下达裁决仅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即可结案，快捷而及时，这样可以尽早地使案件得到解决，使保险法律关系当事人双方及时从保险纠纷中解脱出来，避免因诉讼造成的人力、财力、物力的过度损失。另外，通过仲裁处理保险纠纷，由于组成仲裁庭裁决案件的仲裁员多由受聘的法学、经济学及其它各方面专家组成，各方面素质较高，而且依据仲裁法和仲裁规则的规定，纠纷当事人双方有权利选择自己信任的仲裁员审理、裁决自己的案件，这就便于保险人把懂法律、懂保险专业、品行高尚、办事公道的仲裁员选作自己案件的仲裁员，为案件的最终公正裁决或者调解结案创造条件，减少解决纠纷的成本投入，避免不应有的经济损失，公正、及时、一裁终局的裁决结论对双方当事人都是有利的。

2、仲裁解决保险纠纷可以保持保险人长久的业务。

保险公司属于法人，保险行业带有明显的服务性质，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保险业务与保险纠纷是一对不可避免的矛盾，保险人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以及保险人对保险纠纷的处理和处理结果，都直接保险人与客户的关系，并对其以后的业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保险纠纷的仲裁解决，远不象诉讼那样使双方当事人处

于一种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位置，为了各自的利益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甚至结下冤仇，事后老死不相往来。仲裁庭在查明案件事实之后，常常会尽力说服当事人本着团结和睦、互相让步的原则进行调解，因此，多数仲裁案件都会通过调解“和平”结案，皆大欢喜。

3、仲裁解决保险纠纷可以维持保险人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诉讼依法实行公开审判，除非是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的案件可以不公开审理之外，案件都一律公开审理和判决，允许公民旁听审判，允许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进行采访、报道。对保险案件的公开审判，等于把保险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大白于天下，这时，不论保险人是否有理，都将在公众心目中产生对保险人不信任心理，影响保险人的商业信誉。而仲裁案件则与诉讼恰恰相反，除双方当事人要求或同意公开审理的以外，一律不公开进行。这对于尽可能地减少保险人的名誉损失，维持保险人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以及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维护我国保险业的良好信誉，维护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综上所述，鉴于保险业务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保险公司的声誉和信誉，以及纠纷解决的经济性和公正程度，通过仲裁解决保险纠纷是较为理想的模式，保险公司应当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机制，适应通过仲裁方式妥善解决保险纠纷，促进我国保险业良性发展。

〔〕：

1、《保险法律运用问题》，奚新国，保险学会保险编辑部2001年第10期。

2、《保险论坛》，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内部网。

3、《保险案例选编》，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内部网。

4、《保险法解读》，袁力主编，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年版。

5、《合同法新论》，王利明 崔建民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保险常用法律手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法律部编，2003年版。

仲裁案篇7

关键词：法国达能 娃哈哈 国际仲裁

一、案情简介

1991年在杭州市政府的支持下，组建成立了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1996年,娃哈哈与达能公司、香港百富勤公司共同出资建立5家公司，娃哈哈持股49%，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百富勤将股权卖给达能，达能跃升到51%的控股地位。1999年后，娃哈哈方面由于对达能收购娃哈哈的竞争对手乐百氏感到不安，决定由职工集资持股成立的公司出面，建立一批与达能没有合资关系的公司。到2006年，这些公司的总资产已达56亿元。2007年4月初,达能提出以40亿元收购非合资公司,并于同年5月向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出8项仲裁申请。其中有7项公司仲裁，要求被申请人停止违反非竞争条款的行为，并对该行为引起的侵权提供相应赔偿。另外1项个人仲裁是针对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提出的，主要是指责宗庆后违反了非竞争条款和保密协议，并指出他对双方合资企业存在诈骗行为。

要弄清法国达能与娃哈哈之间孰是孰非，首先须要了解清楚双方合作期间签订的有关协议，这是选择如何适应法律的关键所在。

二、法国达能与娃哈哈合作过程中签订的关键协议

首先，法国达能与哇哈哈在合作之初，也就是1996年2月9日签订《合资经营合同》中，双方约定：凡因执行本合同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在发出通知日期后的60日内仍不能解决，应提交仲裁并通过仲裁得到最终解决。仲裁由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根据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其次，双方在1999年又签订了一份《商标使用合同》，规定"娃哈哈集团同意向合资公司提供一个专有和不可撤销的权利和商标使用许可"。即娃哈哈要使用自己的商标生产和销售产品，需要经过达能同意或者与其合资。这份《商标使用合同中》同样约定了仲裁条款：针对争议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在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三、双方当事人的观点及依据

1、法国达能提起仲裁的依据

法国达能提出7项公司仲裁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合作之初双方签订的《合资经营合同》，该合同第19章中规定：中方股东娃哈哈集团、娃哈哈实业对外方股东有如下承诺，"不从事任何与合营公司的业务产生竞争的生产或经营活动"。而关于纠纷则通过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以仲裁的方式解决。

另外，法国达能提出1项针对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提出的个人仲裁请求的依据主要是合资之时达能亚洲和宗庆后之间签订的服务协议，分别是"非竞争条款"、"保密协议"与相应的薪酬规定。内容表述为："忠于职守，不使自己置于职责与利益相互冲突的境地"，"不与在业务上与合资企业竞争的其他经济组织发生任何关系"等。

2、娃哈哈的应对

针对达能提出的7项公司仲裁，娃哈哈方面提出抗辩意见表示部分非合资企业在合资之前就已经存在，当时外方股东已经默认了这些企业的存在以及其生产产品的合法性。

而针对达能向宗庆后个人提起的1项个人仲裁，娃哈哈辩称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对此没有管辖权。因为宗庆后个人与达能亚洲等三方签订的协议属于劳务合同而不是商事合同,由于中国劳动法规定此类劳动合同如有纠纷,应该由中国劳动局下属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管辖。

通过以上达能与娃哈哈观点交锋情况，可以发现双方交锋的关键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商标权是否转移，二是宗庆后个人能否成为斯德哥尔摩仲裁庭仲裁的对象。

四、斯德哥尔摩仲裁庭观点

瑞典斯德哥尔摩仲裁庭针对达能与娃哈哈之间的商事纠纷作出了篇幅长达294页的裁决，提炼这份裁决书的主要观点为：

1、仲裁庭拒绝了达能对娃哈哈合资公司作为中方股东的几家公司违反非竞争性条款的一些主张。原因在于认为达能没有提供特定产品间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充分证据。

2、仲裁庭认可达能针对宗庆后个人提出的仲裁请求。认为宗庆后本人的确违反了非竞争性条款，并确认了其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害。其中仲裁庭认定，宗庆后通过设立不透明的、与合资公司平行的非合资公司网络，将娃哈哈商标转移给非合资公司使用，从而损害了合资公司的利益，属于严重违约。

3、仲裁庭认定娃哈哈集团违反不与娃哈哈保健食品有限公司竞争的承诺，要求宗庆后应立即停止对合资公司所拥有的娃哈哈商标的使用，同时裁定娃哈哈集团应完成对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的娃哈哈商标转让。

五、对斯德哥尔摩仲裁庭裁决的分析

针对瑞典仲裁庭的仲裁裁决，再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形，笔者对这份仲裁裁决有一定的异议。这些异议主要集中在斯德哥尔摩仲裁庭对该案件中的"个人仲裁"请求及商标权转移是否具有管辖权问题上。具体观点如下：

首先，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对于法国达能与娃哈哈之间的商事争议具有管辖权。主要是根据法国达能与娃哈哈在1996年2月9日签订《合资经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

其次，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应适用中国实体法对本案进行仲裁，则其对达能向宗庆后个人提出的仲裁请求没有管辖权。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资经营合同》的约定具体适应哪国实体法应根据仲裁院的仲裁规则确定。而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实体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是：选择最密切关系地的法律。本案中显而易见的是双方争议的关键都是在中国发生，合资企业在中国成立、经营，当事人一方也是中国的公司，因此，应该适用中国的实体法。

而达能亚洲和宗庆后之间签订的服务协议包括了"非竞争条款"、"保密协议"与相应的薪酬规定等内容明显符合中国劳务合同的格式，因此这份协议属于公司与员工之间签订的劳务合同。再根据《中国劳动法》的规定，对劳动合同如有纠纷,应该先去劳动局下属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因此，此争议属于中国劳动仲裁委员会专属管辖范围，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对此没有管辖权，其对宗庆后个人作出的仲裁裁决应该无效。

第三、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无权对商标权的归属作出裁决。达能的仲裁申请中没有提出商标权转移的请求，而且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在中国商标权向国外企业转让必须经过商标局批准，未经商标局批准转让无效。另外，根据双方1999年签订了一份《商标使用合同》，对商标使用有争议时，30天内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在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因此，这也确定了我国仲裁院对达能与娃哈哈之间的商标权争议的管辖权，可见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无权对商标权的归属作出裁决。

结语

法国达能与娃哈哈国际仲裁案给予我国公司、企业一个很好的警示，在与外商合资时一定要有远见，尤其是在以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出资的情形下要格外留意期间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而且对于法律适用的选择也尤为重要，不断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实为必要。

参考文献：

[1]俞慧，《达能集团与娃哈哈纠纷案启示》，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2010年5月。

[2]贾琼，《斯德哥尔摩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论及实践》，北京仲裁，2004年（第3期）。

仲裁案篇8

【关键词】 国际贸易合同；国际贸易规则；仲裁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071-02

一、案情简介

申请人：宁波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香港有限公司

1992年12月8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确认书，约定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售方形靠垫带花800打，唇形元气靠垫5760打，心形充气靠垫3840打，总价值为70201美元，装运期为买方收到信用证30天内装出，付款条件为信用证即期付款。被申请人于1999年12月30日开出信用证，规定装运期不迟于2000年2月29日，被申请人进行装运前检验，签署合格证后方可装运，被申请人于2000年2月3日传真取消订单，理由是：所定产品在英国销路不好。申请人不同意，照常进行货物生产，并于2000年2月28日将确认书项下的货物装运，此后双方在货款支付问题上发生争议。申请人遂向上海仲裁分会提出仲裁请求，要求：1、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货物价值60000美元 2、被申请人承担货物滞留港口码头及其他一切费用 3、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

二、仲裁庭审理

上海仲裁分会仲裁庭审理认为：1、双方于1999年12月8日签订的确认书，依法成立，具有法律效力，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2、对于双反争议的焦点，即：申请人生产，发运确认书项下的货物是否造成申请人损失的原因，仲裁庭认为：⑴被申请人取消订单的理由不能成立，应当承担取消订单的违约责任，被申请人因为申请人的产品在英国市场上的销路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其无法实现订立合同从中获利的目的，所以才取消订单，解除合同，是不恰当的，市场变化这是商业风险，被申请人在签订确认书时就应该预见的到，并且有承担这种风险的准备，不属于双方当事人均无过错不需承担责任的情势变迁，被申请人单方面终止合同显属根本违约。⑵：申请人继续安排产品生产和装运属于措施不当，扩大了被申请人违约造成的损失。仲裁庭的理由是：①确认书项下的产品的原材料不属于专用产品。⑵被申请人在申请人表示不同意取消订单之后并没有接受申请人要求继续履行确认书的要求。⑶证据查明被申请人提出取消订单时，申请人并没有进行材料剪裁及进行生产。⑷申请人未向被申请人主张赔偿损失，单方面的继续履行确认书，按约生产货物。

仲裁庭审理结果是：仲裁庭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货物价值60000美元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仲裁费用的全部由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律师费用有申请人自己承担。

三、评析

（一）关于合同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CISG第23条也规定：“合同按照本公约规定对发价的接受生效时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生效是国际货物买卖双方意思表示一的结果。实践中理解意思表示一致通常的做法是，买卖双方就合同条款举行面对面的谈判，或由一方提出标准合同文本，进行磋商，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书面协议，这也意味着意思表示一致，双方签字的日期和地点就是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本案中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于1999年12月8日签订了确认书，该确认书就双方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价款，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双方都在确认书上签字同意，从这点看双方的买卖合同是依法成立的，具有法律效力，仲裁庭在判断双方签订的确认书依法成立，具有法律效力，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是符合合同法基本原理和客观实际情况的，也是正确的。

（二）在被申请人预期违约后，申请人继续安排生产，要求继续履行是否恰当

被申请人在2000年2月3号向申请人提出解除合同，此时申请人尚未进行产品生产，被申请人的行为显然属于明示的预期违约，在笔者看来预期违约与实际违约的违约责任是不一样的，通常来说，实际违约一般会造成非违约方的期待利益损失，就本案而言，如果申请人已经购买原料，并投入了生产，因被申请人无任何免责事由而单方面的要求解除合同，造成申请人损失的，就应当是实际违约，预期违约，一般造成的是信赖利益的损害，如申请人因为信赖被申请人的履行而支付一定的准备履行的费用，因此二者在损害赔偿的范围上是有所不同的。

申请人在被申请人明确提出解除合同后能否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呢，我国合同法第109条与110条对继续履行做了规定，但是继续履行实际上是一种强制履行行为，是借助公权力来达到履行的目的的，与一般的合同履行性质是不同的，强制履行是借助国家强制力实施的，这种履行义务不仅是对当事人的义务，更是对国家的责任，本案中申请人在被申请人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的情况下，仍然安排货物生产，强制履行合同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申请人如果要继续履行合同的话，必须借助公权来实现，即提讼或者仲裁，通过司法程序获得继续履行合同的可能，申请人单方面的安排生产继续履行合同显然是不恰当的。

合同法119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综上，本案中，申请人应该承担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但是申请人并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在被申请人提出取消订单时，申请人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在合同履行到来前宣告合同无效，同时减轻损失义务，或者放弃继续履行合同的权利，中止继续履行合同、停止生产合同项下的货物或发运货物或者进行替代交易等等措施，来减轻损失，防止损失的扩大。而本案中，申请人继续生产，装运货物的措施，是不恰当的。因此根据合同法119条和CISG公约第77条的规定，申请人一意孤行，继续生产，制造产品，导致了损失的扩大，被申请人可以主张从损害赔偿中扣减。

（三）仲裁庭仲裁结果是否合理

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货物价值损失60000美元的损失最终是没有得到仲裁庭的支持，从案件过程来讲，如果申请人不继续生产，就有可能获得损害赔偿，因为不生产仅仅是处理原材料和利润的损失，而生产了就导致了产品价值无法实现的损失，而申请人提起的仲裁请求是产品价值无法实现的损失赔偿，仲裁庭基于申请人继续生产的过错，导致产品价值无法实现的原因，不予支持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也是说的过去的，但是从合同公平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得到的是这样一种悖论，违约方没有受到制裁，二被违约方却要承担违约方违约所带来的损失，固然违约方的过错是导致了其损失扩大的一个原因，但这毕竟不是造成其损失的全部原因。双反都有过错，为什么仅仅要一方承担过错的全部责任呢？毕竟申请人是存在损失的，而且这种原材料的处理和利润的损失也确实是因为被申请人违约造成的，被申请人却并不需要赔偿责任，仲裁庭的这种结果是否是鼓励了被申请人的这种行为呢？这是值得思考的。当然这里也有申请人自身的原因，其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了解也并不深，因此提出的仲裁请求也不那么合理，在仲裁过程中没有及时变更仲裁请求，也是导致仲裁结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仲裁案篇9

1劳动仲裁是诉讼的必经前置程序

1.1法律、法规的规定。早在1988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该规定第25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不服的，可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在劳动部《的答复》中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决定不服，在收到仲裁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予受理”。1993年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3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可以向人民法院；期满不的，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83条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讼”。从以上的法律规定可以明显的看出，劳动仲裁是诉讼的必经前置程序，也就是说，未经仲裁不能够向人民法院。

1.2从立法看劳动仲裁是诉讼的必经前置程序的法律意义。从制度设置的原理来看，一定制度的设置是为了解决一定的制度需求。仲裁作为典型的“准司法”程序，与诉讼相比具有以下的优点：①仲裁的依据是法律和合同；②仲裁的程序接近司法程序，但比司法程序灵活；③仲裁裁决具有强制约束力；④仲裁裁决一般一裁终局，成本低廉，迅速快捷。仲裁又可分为强制仲裁和自愿仲裁、民间仲裁和官方仲裁、普通仲裁和专业仲裁。从我国的立法来看，劳动争议仲裁属于强制仲裁、官方仲裁、专业仲裁。由此不难看出，立法者设置仲裁作为诉讼前置程序的目的在于更有效、更稳妥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减少劳动争议。一方面利用仲裁的成本低廉、迅速快捷、效率显著的优势减少一部分劳动争议，进而减少诉讼数量，节约社会成本；另一方面通过诉讼的专业审判，过滤仲裁的失误，保护劳动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立法的目的来看，仲裁作为诉讼前置的程序制度的设置是合理的。当然，两种制度的混合的弊端也在于加大了社会成本，浪费了社会的有限资源。

2劳动仲裁是诉讼的必经前置程序的实践意义

2.1劳动仲裁与诉讼法律效果的协调。仲裁与诉讼作为不同的法律制度，有不同的法律效果。但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仲裁作为诉讼的前置必经程序，两者的法律效果如何协调呢？从法律规定来看，当事人一提讼，仲裁裁决就不生效。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并运用。

1993年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3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可以向人民法院；期满不的，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从此条规定的逻辑来推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在收到裁决书15日内不的，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反之，当事人一旦，裁决书就不发生法律效力，也就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下列几种错误做法:①当事人申请劳动仲裁的请求多。劳动仲裁后，其向人民法院的与申请仲裁的请求不一致，此时，审判人员、律师就应注意区分两者的内容，未经仲裁的不能做出处理，告知当事人进行仲裁。这里我们要明确一个原则，法院审理的范围要小于或等于仲裁裁决的范围。有些裁决的内容不属于法院审理的范围，法院就不予审查。②当事人申请的事项，仲裁委也仲裁了。当事人向法院时只仲裁的部分内容，这时审判人员应告知当事人对未的事项没有异议，法院将在判决中处理，应做全案处理，不能只处理部分。理由是当事人的法律后果是仲裁裁决全部不发生法律效力，而不是一部分。若法院只处理部分，仲裁裁决不生效，对方当事人可以抗辩，该部分（包括不属于法院受理的部分）不生效，可以不用强制执行。这样实际上就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③由于当事人一旦，仲裁裁决自然失效，不具备强制执行力，仲裁裁决的内容也就成为一纸空文。司法实践中，存在这种情况，即仲裁裁决对当事人的争议作出了实体处理，支持了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另一方当事人后，审判人员驳回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这样，申请仲裁当事人的权利就处于“真空”。一方面仲裁裁决不生效，另一方面法院驳回了另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胜诉当事人的的实体权利就无法律文书确认，也失去了法律保障。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劳动部《的答复》中第2条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仍应以争议的双方为当事人，不应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列为被告或者第三人。在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中也不应含有撤消或者维持仲裁裁决的内容”，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中不管仲裁裁决，仲裁裁决自然失效。同时也可看出，劳动仲裁虽是诉讼的前置程序，但与行政诉讼规定的前置程序不一致。不同之处就在于人民法院的 行政判决要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评价、处理。⑤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争议仲裁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后劳动仲裁裁决从何时生效的解释》的规定，当事人撤诉或被法院裁定驳回后，仲裁裁决的效力自动恢复。因此，撤诉裁定是一定要送达的，否则，仲裁裁决的效力不能恢复。

2.2劳动仲裁与诉讼当事人的地位协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劳动部《的答复》中第2条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仍应以争议的双方为当事人，不应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列为被告或者第三人。”实践中对不将仲裁委列为被告执行的很好，但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①劳动争议案件中，不是基于共同的事实而将几个当事人列为共同被告或共同原告，而判决的内容也不一样。这样容易造成二审难以处理，也对一审判决不好处理，不好一同维持、一共发还，影响到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的实现的时间。因此希望在实践操作中分案处理为好。②仲裁裁决的当事人均不服仲裁裁决如何列诉讼当事人问题。实践中有的法院将案件分成两个案件作出一个结果，基于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在一个仲裁裁决案件到法院变成了两个案件，一个判决结果，真是令人不解。根据最高法院20__年司法解释第9条的规定，先的为原告，后的为被告，后的可列为反诉原告，也可不列，但双方的请求一并处理。③仲裁裁决后当事人不服，能否追加当事人。实践中有的法院在诉讼中追加被告。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错在劳动争议案件的当事人的特殊性。特殊在诉讼程序不允许，未经仲裁；特殊在劳动关系主体一般只有两个。

2.3劳动仲裁时效对诉讼时效之间的协调

2.3.1期间的确定。劳动仲裁时效是劳动者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时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期间。仲裁为“准司法”程序，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在法律属性上是一致的，都是法定期间，超过法定期间的后果，也都为丧失胜诉的权利。但由于仲裁是诉讼前置程序的设置，由于仲裁庭与合议庭在仲裁时效或诉讼时效上认识不一，会导致处理上的冲突。

1993年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3条规定“当事人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6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超过申请仲裁时效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82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此款规定的就是仲裁时效。根据此款规定，仲裁时效的起算应当从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算起。劳动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5条规定“劳动争议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侵害之日”。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的起算也是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时起算。由此可见，诉讼时效与仲裁时效的起算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劳动争议的诉讼时效是6个月。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区分当事人抗辩的是诉讼时效，还是仲裁时效，已无实践上的意义。在实践中难以处理的是当事人的仲裁请求可能有多种，导致诉讼请求也有多种。而每种请求发生争议的实际时间可能不一致的，仲裁时效或诉讼时效起算点可能不一样，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到底是按不同的请求逐一审查，还是只审查一种即可？笔者认为，由于劳动争议案件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反映在劳动关系的持续性、劳动者地位的被动性以及争议的频发性。同时，根据诉的原理，一种请求可能构成了一个诉，而且可能诉的种类也不一样。这样，若将不同的诉的时效整齐划一，就违反了诉的基本原理。因此，笔者认为，就当事人多种请求应就各个不同的请求分别审查。

仲裁案篇10

关键词：仲裁；美济礁；低潮高地；海洋维权

中图分类号：D99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28-04

2016年7月12日菲方单方提起的南海仲裁案的最终裁决以极大的偏袒及超越菲律宾的诉求出炉了。仲裁结果是仲裁庭全部支持了菲方请求，包括第4项请求，对争论激烈的美济礁在内的海洋地物认定为不属中国下的低潮高地。尽管中国政府会“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该裁决，但是“裁决书”给中国造成的伤害是沉重的：它已然造成了普遍的国际印象――国际仲裁机制对南海争议解决提供了“法律方案”。依据菲方单方充满矛盾和质疑的诉求做出的违背公正的“裁决书，未来定会有不少国家会利用和炒作这份”的所谓价值，以航行自由为借口发难中国，所以仲裁案后期在南海包括美济礁在内的岛礁附近水域，外国船舶挑战的航行通过摩擦会越发激烈和频繁，维权形势也会越发严峻，而中国政府将如何采取合法合理的有效措施进行海洋维权应对也是目前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所以需要从国际法理论和实践角度对菲方涉该礁诉求进行法律分析，剖析诉求和裁决的矛盾和非法之处，期翼为维权应对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一、仲裁案中菲方涉及美济礁的诉求与裁决

2015年10月29日，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设立的仲裁庭对管辖事项做出了裁决：仲裁庭裁定对菲律宾所提交的15项请求中的7项具有明确的管辖权。这其中包括了涉及美济礁的第4项。在2015年11月份实体问题庭审中，菲方律师SANDS用了大量的依据一家德国公司的EOMAP卫星影像分析数据尽力向仲裁庭阐述并希望仲裁庭裁定：1.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百二十一条、第十三条认定美济礁为非岛或礁，是低潮高低，不产生12海里领海。2.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三条条（2）项，美济礁为远离任何高潮地貌12海里的低潮高地，自身不会产生任何海洋权利[1]。3.美济礁离菲方近，离中国较远。中国对美济礁的控制不够成占有，中国所建人工岛屿及设施不改变地貌性质[2]。同时在后期还向仲裁庭提交了将太平岛（目前为中国台湾控制）降岛为礁的申请。

令人震惊和遗憾的是仲裁庭全部采纳并依据菲方的诉求主张和材料2016年7月12日裁定：“美济礁等部分岛礁为不产生12海里的低潮高地。中国主张的岛礁无一能够产生专属经济区，仲裁庭认为它可以在不划分边界的情况下裁定某些海洋区域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因为这些区域与中国任何可能的权利不重叠。太平岛不是岛[3]。很明显，就其主张无论从关于判定海洋水域权利及地物性质、法律地位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释和适用本身的规定还是从国际法上国家实践来说都是存在质疑和悖论的。仲裁庭违反了行使管辖权的一般原则。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严重错误下做出了有违公正的裁决，所以分析裁决依据的充满矛盾和质疑的菲方主张，更能清楚的剖析其裁决的不合法不合理之处。而关于美济礁等岛礁海洋地物的性质及法律地位的界定主要来源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要涉及公约的一百二十一条和十三条，它涉及岛屿，岩礁，低潮高地及人工岛屿的概念和法律地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八部分第一百二十一条专门规定了岛屿制度。“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同时第3款规定：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所以其只能拥有领海和毗连区。《公约》第十三条“低潮高地”规定：“低潮高地”是在低潮时四面环水并高于水面但在高潮时没入水中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如果低潮高低全部或一部分与大陆或岛屿的距离不超过领海的宽度，该高地的低潮可作为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如果低潮高地全部与大陆或岛屿的距离超过领海的宽度，则该高地没有自己的领海[4]。

二、菲方涉美济礁诉求和裁决的法律分析

（一）美济礁法律地位的历史

美济礁位于我国南沙群岛的东部，从地理角度上讲，它是海床的一部分，并非附近大片陆地的自然伸展。美济礁距菲律宾群岛主要岛屿巴拉望岛240公里，距离菲律宾和越南占领的最近的其他南沙岛礁约有100公里[5]。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以经济理由菲律宾声索其在“卡拉延群岛”的地位，为了迫切想把该群岛的全定下来，不断挑起美济礁事件，因为美济礁就在卡拉延群岛的中心位置，妄图使人形成一种“中国侵占其岛屿”的错觉。

菲律宾认为其仲裁诉求所涉及的几个岛礁是低潮高地，不能被据为领土。应该指出的是，无论这些岛礁具有何种性质，菲律宾自己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却一直对这些岛礁非法主张领土。

菲律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2011年4月5日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第000228号照会中还明确表示：“卡拉延岛群构成菲律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菲律宾共和国对卡拉延岛群的地理构造拥有和管辖权”。菲律宾至今仍坚持其对南沙群岛中40个岛礁的主张，其中就包括菲律宾所称的低潮高地。可见，菲律宾提出美济礁低潮高地不可被据为领土，不过是想否定中国对这些岛礁的，从而可以将这些岛礁置于菲律宾的之下[6]。

国家的领土是其海洋权利的基础，这是国际法的一般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也开宗明义地指出，“认识到有需要通过本公约，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7]。显然，“妥为顾及所有国家”是适用《公约》确定缔约国海洋权利的前提。

就本案而言，如果不确定中国对南海岛礁的领土，仲裁庭就无法确定中国依据《公约》在南海可以主张的海洋权利范围，因为领土问题不属于《公约》调整的范畴。

而仲裁裁决中仲裁庭仅依据菲方提供的资料，不顾更多的历史事实和依据，公然偏袒地采纳了菲方充满质疑和矛盾的主张，超越并滥用了其管辖权，支持了菲方的划界本质的诉求。否定了中国南海的历史权利，否定了断续线的法律地位，不仅不能解决中菲南海争议，而使争议更为复杂，同时也损害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员国自主选择争议解决的权利。

（二）菲律宾主张和仲裁庭裁决的矛盾之处

首先，菲方在仲裁请求提交时把相关的诉求塑造成和领土与海洋划界无关的仲裁庭管辖范围之内的问题，或者说正把它主张的“问题”与《公约》框架下的仲裁庭的管辖权进行打包。但在庭审过程中和法庭之外，一直主张它对于包括美济礁在内的部分岛礁拥有及海洋权利而不顾及其他国家的海洋权利。最明显的就在第二天 庭审的中一再向仲裁庭强调美济礁离菲方125.6海里，而离中国最近的点海南岛596.3海里，这与菲方一直以邻近作为理由去主张对美济礁的权利同时宣称美济礁位于其所谓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之内而要求相应的海洋权利的行为是如出一辙[8]。这点不仅与其向仲裁庭的主张矛盾而且在国际法的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

国际法中从不承认“邻近”可作为之理由。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对远离陆地的岛屿，尽管他们处于一个国家声称的专属经济区内，但他们并不因地理接近而改变归属。例如澳大利亚的圣诞岛，距离澳大利亚大陆有数百海里，而位于印尼爪哇岛200海里之内，但它并不因邻近而属于印度尼西亚。从地理和《公约》角度讲，它在太平岛所能够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这也正是在庭审中菲方要向法庭主张依《公约》一百二十一条3款太平岛为礁不是岛的原因。

台湾地区前政府通过亲赴太平岛考察其自然环境与各项建设的做法，有力地驳斥了菲方持续提出各项经不起实证指控太平岛无法维持人类居住，亦不具有自身经济生活，仅系“岩礁”的说法。尽管也向仲裁庭提供了胜于雄辩的事实，向国际社会阐明了太平岛是岛而不是礁的立场，但是仲裁庭却篡改了第一百二十一条的标准，裁定“地物必须有”维持一个稳定人类社区的客观承载力，认为“包括太平岛上在内的岛礁上驻扎的政府人员是依赖于外来的支持，不能反映这些岛礁的承受载力。对岛礁的短暂利用不构成稳定的人类社群的定居，而且判定历史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纯采掘行的。因此太平岛不是能产生延伸海域的岛屿。”[9]此认定一出即遭到了台湾地区和前政府领导先生的愤力回击：“难道政府人员就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百二十一条项下的“人类”吗？仲裁庭对此未进行解释。仲裁庭还裁定经济活动不应依赖于外部资源，现今世上可有一岛屿或城市完全做到自给自足而不依赖外部资源？仲裁庭亦未做解释。举例而言，新加坡需要进口大量淡水，食物以及能源，难道新加坡就此不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吗？”[10]

第二，本仲裁案裁决所依据的菲律宾向仲裁庭主张依《公约》一百二十一条，十三条，美济礁为非岛非礁的低潮高地。这一点无论从公约本身还是国际法上的实践都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公约》第十三条第1款的规定：低潮高地是在低潮时四面环水并高于水面但在高潮时没入水中的自然形成的陆地。”[11]由定义看出判断低潮高地的三个重要标准：1.低潮高低是陆地，不是海洋中的海域。2.低潮高地必须是自然形成的，并非是人为添附的建筑设施。3.低潮高地必须在低潮时高于水面并且在高潮时没入水中。由于在《公约》体系下在高潮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被定义为岛屿（包括完全意义的岛屿和岩礁）并受到《公约》第八部分“岛屿制度”的特别规定，而在低潮时依旧没入水中的水下地物（暗礁等）在公约中没有任何明文规定，因此可以认为，在《公约》体系下区别低潮高地与岛屿，水下地物的唯一标准就是地物本身相对低潮和高潮的位置关系，而《公约》本身没有提供相关条款对低潮与高潮进行严格的定义，也没提供任何的参照标准。而在一般国际实践中，根据通说，确定高潮或低潮等潮位的参考标准是潮汐基准面（tidal datum）。它指的是“测量预期的潮位高度时所参考的一个水平面。”[12]根据国际水文组织等权威机构提供的实践信息，世界各国通常用的包括最低低潮面，最低天文潮面，最高潮面，最高天文潮面等17种。但是国际水文组织仅仅是一个纯技术性的咨询机构，它所提出的建议性质的决议对组织的会员国不具国际法上的约束力。并且各国本身的有关本国潮汐基准面标准的国内立法也千差万别，有的国家在本国不同海区采取完全不同的多套潮汐基准面。例如德国在本国的北海，西波罗的海以及东波罗的海三个不同海域分别采用三种不同的潮汐界面[13]。正如卡珀尔和科尔指出的，由于“行政和国内法的限制”以及“潮汐现象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多样性的客观事实。所以中菲仲裁案中菲律宾单方面采用所谓EUROMAP ANALYSIS得出的关于推定美济礁为低潮高低的结论是没有权威性和可信度的。而且安通纳斯曾总结：“在缺乏强制法律规则的情况下，各国的在选择潮汐基准面的问题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4]

此案中，菲方的主张企图割裂和回避而通过相关的所谓断章取义的客观事实取得地物的。在2001年的卡塔尔/巴林海洋划界与领土问题案中，关于“基塔特杰拉代”是低潮高地还是岛屿的判定中，以及在2012年的“尼加拉瓜/哥伦比亚领土，海域争端案中，在涉及判断”奎塔苏诺“地区的整个海洋地物是岛屿还是低潮高地时，国际法院虽然最终支持了争端方的主张，但是国际法院是通过回避选择潮汐基准面这一核心问题，转而通过考察其他法律因素对海洋地物性质的做出判定[15]。而菲方所援引的2014年常设国际仲裁法院做出裁决的“孟加拉湾海洋划界仲裁案”的该案答辩第一天的记录之第95页，其中也仅仅是围绕与确定划界有关的中间线基点的选择是否恰当进行讨论，菲方断章取义地将该案作为支撑其主张的国际仲裁惯常地在确定海洋地物的归属之前对地物的性质进行判定，明显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综上分析可看出，南海仲裁案中菲方关于美济礁的主张，其实质是企图割裂和回避而通过相关的所谓断章取义的客观地貌判定而附带取得。而仲裁庭的相关裁决也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关于问题的管辖规定的。同时无论从美济礁的法律地位的历史，还是国际法的实践角度还看，仲裁庭对美济礁地物性质的裁决充满着矛盾和不合法、不公正之处。而裁决既出，对美济礁的法律地位的影响势必也会影响到美济礁附近水域的海洋权利。

三、仲裁案后期中方美济礁等岛礁附近海权维护的应对措施

针对南海仲裁案，中国已多次表明了“不参与，不接受”的态度。但不可否认，因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搅动，中国因为不参与仲裁案似乎已经是规则的破坏者。不管仲裁庭从组成，审理到裁决充满了多少不合法和不合理之处， “裁决书”已然造成了普遍的国际印象-国际仲裁机制对南海争议解决提供了法律解决方案。未来将会有不少国家利用和炒作这份“裁决书”的所谓价值。

美国一直以来在南海联合菲律宾，打着维护航行自由的口号，借助仲裁案，在外交，舆论上对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现今若如裁决美济礁被裁为低潮高地，既无领海也无领空，外国航空器的飞航不算侵犯中国领空，外国军舰在周边海域实享公海航行自由。美军对包括美济礁在内岛礁领海的侵犯，将更加肆无忌惮。对于这样的仲裁裁决，中国既要继续把它当作“一张废纸”，又要做好外交、政治、舆论、法理以及军事和战略上的多重准备。具体来说：

（一）政治上加大外交攻坚战，利用一切机会向国际社会阐明事实和中国不承认，不执行的真相，争取更多的理解和舆论支持

1.坚持对“断续线”内的海域拥有完全权益。是美济礁等地物主张海洋权利的基础。任何情况下，我国都应坚持南海“断续线”是南海海域的外部边界线，对线内岛屿拥有并可以行使全部支配权，对线内上覆水域和海床底土拥有权利和管辖权。中国在南海的权利、管辖权主张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公约》承认各国关于海洋和岛屿的历史性权利，但《公约》不适用海洋岛礁归属权的调整。

2. 坚持“后岛礁建设”不动遥。通过提供国际公共服务产品，树立我负责任大国形象，如向国际社会提供南海官方海图、航路指南、岛礁助航设施等航海安全保障，打破对我破坏航行自由的污蔑，稳步加强对南沙岛礁及其附近海空域的持续有效管控。制定南沙岛礁相关海域的自然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可通过不同途径，正式对外明确我在南沙各礁扩建后主要对外承担的使命和任务：如反恐与维和基地、国际海上搜救基地、航海保障基地、海洋环境保护基地、国际旅游观光基地等[16]。

3.积极通过相关途径展开对话和谈判。仲裁庭的裁决违反了《公约》的原则和精神。从程序和法律适用、事实认定以及证据采集等多方面都充满了疑问和谬误。从仲裁提起到仲裁庭成立直至仲裁的裁决出炉充满着不合法。但是中国政府在仲裁结果出来后国务院新闻办即发表了《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争议》白皮书。目前来看，南海的裁决正处于相对平静的十字路口。美国等主要国家都在等待时机，观察中国的反应再决定下一步的出手，所以中国应保持冷静，利用不同的外交场合对我国的主张进行正面宣示解释说明，寻求更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支持，争取和平方式直接谈判处理南海问题的主张。特别是适时启动中国和菲律宾的双边谈判，走出仲裁结果所投下的阴影，在仲裁裁决的所谓“法律方案”之外建立管控和减弱南海争议的“对话方案”的必要步骤，但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以仲裁裁决的执行为条件的任何对话[17]。

（二）法律层面多研究，多挖掘证据，据理力争驳斥

1.坚持法理斗争强化主张。仲裁庭从设立之初就没有可信的管辖权基础，其做出的每一项裁决的法律权威性和公正性大打折扣。菲律宾提请仲裁事项表面看是海洋权益问题，实质是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问题，超出《公约》的调整范围，不涉及《公约》的解释或适用。我国应充分利用历史证据、国际公理、法律原则等，深度剖析裁决本身的法律缺陷和漏洞，从程序正义、法律适用、证据选取、法理逻辑等方面，直接挑战仲裁裁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以我方有理有力的法律逻辑攻击仲裁庭的无知和裁决的荒谬。同时在法律上我们应制定和完善国内相关法制，以使我们更有效的在南海采取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行动。2016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了两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8]，明确海域司法管辖的范围和法律适用，可以初步为维权解决依据的空白。

2.针对美济礁在内的岛礁，相关部门应尽快展开可能被仲裁庭不合理判定为低潮高地的地物的水文地理数据的收集和测量。在此基础上制定公开新的官方海图资料，根据图例明确对美济礁等岛礁的岩礁或岛屿性质予以标明。同时通过诸如外交部等官方渠道，新的立场文件，在其中明确提出美济礁等地物的岩礁或岛屿性质。同时对仲裁庭避实就虚，回避划界予以有力反驳[19]。

（三）军事方面，加大巡航，切实维权

1.坚定在包括美济礁在内的争议岛礁显示维权意志。在美方宣布实施单独或多国的“南海巡航计划”时，我国也可以针锋相对宣布我军“南海巡航计划”。但在行动上慎重处置，避免与美舰机发生冲突，保持中美关系斗而不破。应对菲律宾可能的侵权挑衅行动，重在做好反制准备。我国应以两手对两手：一方面，加大美济礁等岛礁战略支撑功能建设力度，尽快形成实际管控和震慑，保持对美菲等国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中国理直气壮地在相关岛礁进行建设，对菲新的侵权行为进行严厉惩治，坚决打掉其企图和幻想同时，应抓住美菲给我们提供的机会，加强南海美济礁等岛礁的军事部署，加强我国在南海的存在与威慑。

2.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阻止美军军舰再次进入我包括美济礁在内的南海诸岛领海进行骚扰。对付美舰侵犯我领海的目的要明确：第一，尽快公布目前我国已实际控制的南海岛礁的领海基点，领海线及其宽度。第二，应该视情况分布或分段宣布南海防空识别区。第三，中国海警和海军应组织巡航。按照2007年2月国家海洋局对南海实施定期维权巡航执法的规定，12海里领海以外应该由中国海警船舶，飞机实施警戒监视，以及对侵权目标实施跟踪驱离。对劝阻不听，强行进入美济礁附近领海的美国及外国军舰毫不客气地将其驱离，誓死捍卫。我国的法律规定，外国的军舰需要通过我领海应该事先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实施。美国是非缔约国，但有遵守《公约》各项制度的义务。在实质性阻拦和驱逐的同时，外交，舆论及学界同时要密切配合。

参考文献：

〔1〕See Final Transcript Day 4 - Merits Hearing page ：17-57.

〔2〕See Final Transcript Day 4 - Merits Hearing page：66-90.

〔3〕https：///en/home/ ：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v The People of China ， Award （12th July 2016）， page：131-174.

〔4〕张湘兰，樊懿.国际公约下的岛礁之辩[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3（1）.

〔5〕1982年12月10日通过，1994年11月16日生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称《公约》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https：///doc/publication/MTDSG/volume%20II/chapter%20XXI.1/en.pdf.

〔6〕（美）丹尼尔.J.兹瑞克著，郝晓伟译，杨平校，中国在南沙的最新策略：占领美济礁[M].北京：南沙问题专题资料之五26-27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编，1996.

〔7〕李金明.美济礁事件的前前后后[J].南洋问题研究 2000（1）.

〔8〕1982年12月10日通过，1994年11月16日生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称《公约》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https：///doc/publication/MTDSG/volume%20II/chapter%20XXI.1/en.pdf.

〔9〕See Final Transcript Day2 - Merits Hearing page21-23.

〔10〕https：///en/home ：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v The People of China ， Award （12th July 2016）， page：116，131，259，286，297，318，397，415，435，464.

〔11〕.南海仲裁案裁决有瑕疵[J].法影斑斓，2016-08-04.

〔12〕约翰・曾.中国的南中国海透视[N].亚太国际导报，1995年7月-8月号（引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编：《南沙问题专题资料库之四》）.

〔1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54.

〔14〕〔19〕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current status” （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 ） https：//treaties /doc /Publication /MTSG/Volume%20II （visited on May 5th 2016）.

〔15〕〔16〕See Nuno Sergio Marques Antunes ， “The importance of the tidal Datum in the Definition of MARITIME Limits and Boundaries ” in Rachael Bradley and Clive Schofield （eds）， Maritime Briefing ，Vol.2， No.7 （Durham：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Research Unit ，2000）.P：5，P：23.

〔17〕http：///docket/index.php？p1=3&p2=2 （2016年5月3日访问）.

〔24〕朱峰.面对中菲仲裁案的挑战：未来应提升对外交往的法治能力[J].财经杂志，2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