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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院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8 17:45:07

仲裁院

仲裁院范文篇1

一、认真完成职能工作。

确保案件按期结案率达到100%，进一步促进劳动人事关系的和谐稳定，切实把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位。

二、加强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工作的制度建设。

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仲裁机构和街道、企事业单位调解网络建设，促进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工作健康发展。2012年仲裁院案件处理调解率达到25.7%，力争2013年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调解率达到30%。

构筑协调平台，建立多元化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体制，把基层平台作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调解工作的重要补充和延伸，重点进行企事业单位调解组织建设，努力构筑“第一道防线”，扩大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工作的覆盖面，形成完整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网络。

三、加强仲裁监督，提高仲裁员素质。

要不断完善自身监督，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案件处理合议和评查工作，切实纠正在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受理、审理和裁决等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仲裁员的业务学习和培训，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不断改进办案方式，努力提高办案质量。

四、加大劳动人事仲裁受案力度，切实维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加大受案力度，杜绝有案不立现象。《劳动法》明确把劳动者提请劳动争议作为一项权利载入其中，仲裁又是必经程序，因此，有案必受是我们的职责，也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利的要求，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确保公正执法。使法定时效内结案率达到100%，年末结案率达90%以上，重大案件当年结案。围绕案件处理质量和效率，改进办案方式，规范办案程序，完善仲裁体制。

五、认真做好信访工作，重点做好突发事件的预防、处理和信息反馈。

在接受咨询和处理的案件中，要把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摆在首要位置，为劳动者排忧解难，对涉及严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问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及时处理，确保劳动法及与劳动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中得到深入贯彻落实，积极主动地化解矛盾，对不稳定苗头早发现、早处理，防患于未然。在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将严格依照规定的时间和职责有条不紊地应对，积极与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及时稳妥有效地平息突发性事件。

六、提高仲裁文书的质量和规范档案整理。

仲裁院范文篇2

一、2020年工作开展情况

（一）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处理情况

截至目前，县仲裁委共计收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177件，其中不予受理46件，立案受理131件，涉案金额634.96万元，涉及劳动者131人，现已结案123件，剩余8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二）加强学习，提升办案能力

我院积极参加局党组中心组学习交流活动，参与会前学法、集中学法，及时学习新出台或修改的法律法规政策，提高自身政策法规理论水平和办案技巧，并对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和方法。

（三）完善制度，推进工作规范化

完善内部工作制度，认真做好立案审查、庭前证据交换、仲裁院庭前阅卷等工作。梳理和简化仲裁办案程序，完善快立、快审、快结审理流程，及时将案件录入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网上办案系统，做到高效便民。

（四）注重调解，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我院始终坚持调解为主的办案理念，将调解贯穿于仲裁程序的始终。充分运用立案前调解机制，强化庭审调解工作，积极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妥善化解矛盾，节省当事人的仲裁成本，提高调解结案率。完善三方机制，发挥工会、企业代表组织的作用，提高用人单位和基层调解组织自主化解劳动争议的能力，逐步建成“先预防、再调解、后仲裁”的模式。

（五）其他工作开展情况

接受各类人员现场咨询、电话咨询达100余人次。完成了相关部门交办的信访案件1件。制定了《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2020年学法计划》，有序推进了依法治县工作。

（六）存在的问题

一是案多人少，调解率不高。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数量逐年增多，其中2017年共立案受理案件45件，2018年共立案受理案件56件，2019年立案受理90件，2020年截止目前立案受理131件。同时，案件情况越来越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对办案人员的要求较高，而我院存在案多人少的状况，业务能力和队伍专业化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客观变化的需要。此外，受经济下行和疫情影响，企业停产破产，导致集体案件增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争议分歧普遍较大，调解难度大，调解率有所降低。二是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有待完善。中小型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组建率低，大部分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未配备专、兼职调解员，且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工作人员流动频繁，业务水平有待提高，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十三五”工作亮点

（一）规范办案程序，提升办案质量。以仲裁管理制度建设为重点，完善快立快审快结审理流程，简化相应程序，缩短审理时间。严格按照《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文书样式》制作文书，规范仲裁文书，提升文书质量。2016年至今，县仲裁委立案受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462件，涉案金额2426.4万元，涉及劳动者462人，当期结案率100%。

（二）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法治氛围。重点推进劳动法律法规进企业、事业单位，通过开展以案说法、座谈、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不断增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律意识，积极引导用人单位依法用工、劳动者理性维权，为调解仲裁工作的开展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三）提供便民服务，减少当事人诉累。积极与县邮政速递公司对接“仲裁专递”工作，于2019年12月正式启用“仲裁专递”服务，完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文书送达工作，更好地维护劳动仲裁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当事人的维权成本。

三、2021年工作打算

（一）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业务素质

充分利用《司法文件选》《劳动保障报》等期刊，结合其中的典型案例，学习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尤其是工伤保险待遇、劳务派遣等案件的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其处理案件的观点，提升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

（二）规范办案流程，提高办案质效

严格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相关规定和省厅新要求，严把立案关；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正确适用法律，公正处理各类争议案件；对每个案件做到庭审记录、举证质证记录详实、准确，为制作裁决书打好基础；严格按照省人社厅、省仲委的新要求，规范庭审程序、文书格式和写作。

（三）加强部门沟通，提升服务质量

一是加强与法院之间的沟通协调，促进裁审衔接，逐步统一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评判标准，提高矛盾纠纷化解率。二是加强与劳动监察的合作，加大对企业的指导力度，督促企业改正用工不规范现象。三是加大与县经科信局、县司法局、县总工会等部门的协调工作，协助各职能部门做好范围内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提高调解仲裁办案工作质量，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

四、“十四五”工作谋划

（一）推进基层调解组织建设，提升纠纷化解能力

一是建立健全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积极与行业主管部门、乡镇之间衔接，共同推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内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建设。二是逐步完善调解组织纠纷化解机制以及调解员纠纷化解能力建设。建立“有组织、有场所、有制度、有预防、有调解、有保障”的预防调解工作机制，实现调解组织调解、仲裁调解有效结合，最大程度发挥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在预防、处理劳动争议中“第一道防线”作用，逐步形成“先预防、再调解、后仲裁”的纠纷化解模式。加强调解员的业务培训和指导力度，不断提升基层调解组织纠纷化解能力，减少劳动争议纠纷。

仲裁院范文篇3

2001年11月，市在全国率先进行劳动仲裁机构改革，成立了市劳动仲裁院，将原先劳动行政部门的劳动争议处理机构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格局，合并成劳动仲裁院的单一体制，使市劳动仲裁走上了实体化的轨道。2004年5月市劳动仲裁院与社会保险仲裁办公室合并，更名为市劳动争议仲裁院。

该院为行政事务机构，按副局级建制，比照公务员管理，现设三庭一室：立案调解庭、审理一庭、审理二庭、综合办公室，政府核定人员编制29名。其中行政事务编制28名，工勤雇员编制1名。现实有工作人员62人。其中在编29人，聘用专职仲裁员9人、书记员7人，借用就业协理员6人(就业协理员为公益性岗位，不需要劳动争议仲裁院支付工资)，此外还有11名实习的大学生协助办案。该院设院长1人，副院长3人，副处级以上人员8人。在一线直接审理案件的仲裁员26人，其中审理一庭、审理二庭共有21人，立案调解庭有5人。

在办公设施上，共有立案接待大厅1个，仲裁庭7个(配备先进多功能视频显示台和音响系统)，调解室3个，车辆10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楼的二楼、五楼、六楼属于劳动争议仲裁院。

该院经费充足，全额财政保障。经费主要分为人头经费和办案经费两大部分，人头经费按编制每人每年为8～9万元，办案经费比较灵活，每年大约200万元左右。

近几年来该院受理案件呈较快上升趋势。仅2008年1～6月份，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受理案件3600件，立案2351件，案件量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

二、市劳动争议仲裁院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一)承担的职责。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没有设置仲裁处，原劳动行政部门的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已经合并成劳动仲裁院的单一体制。市劳动争议仲裁院的主要职责：贯彻执行法律法规，拟定并组织实施本市劳动争议规章、政策和劳动仲裁中长期规划;负责受理企业劳动争议;指导区劳动争议仲裁工作;负责劳动争议专、兼职仲裁员的培训。

(二)人员方面。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将劳动仲裁工作列为2008年全局劳动工作重点。为应对《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出台可能出现劳动争议案件呈“井喷”的态势，年初便以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名义向市政府打报告申请增加人员。到目前为止，今年又新增书记员7人，新招大学生9人，以缓解由于案件量上升而带来的工作压力。除此之外，他们还借用就业协理员，利用实习的大学生协助办案。

(三)案件调解方面。案件调解率指标由政府下达，年立案前调解率要达到50%以内。今年调解率为38%，其中立案前调解占30%，庭上调解占8%。通过庭前和庭后的调解，减轻了仲裁员开庭审理案件的工作量。

(四)职责分段、分工。在立案中强化调解，在审理中强化分工。开庭之前的辅助工作均由书记员完成，仲裁员写好裁决书后，后期的工作全部交由就业协理员完成。此外，他们还配有专人负责送达工作。

(五)多数案件实行独任制审理。因为案件量较多，他们主要采取独任制审理案件。院里规定，只有30人以上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才组成合议庭审理，其余案件均实行独任制审理。

(六)劳动仲裁工作不参加行风评议，院长、庭长承担投诉、举报等接待工作。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考虑到劳动仲裁工作的特殊性质，经市政府、市纠风办等相关部门同意，不参加对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组织的行风评议工作。对仲裁院的监察、纪检、效能考核、信访等方面的工作，由院长、庭长承担。除仲裁员有违纪行为之外，其余责任全部由院领导承担的做法，为仲裁员减轻了压力，可以让仲裁员专心办案。

(七)简化仲裁工作程序。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08年6月12日下发了《关于加快劳动争议案件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通过严格明确诉求，规范变更诉求或提起反诉程序，庭审程序简化，实行书面审理，简化仲裁裁决文书等办法，减轻《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后，面临的巨大办案压力，解决了“两法”细则及新的《办案规则》、《组织规则》未出台，仲裁执法可操作依据短缺的问题，加快了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进度。

(八)运用软件进行网络化办案。对案件的受理、审理、裁决等全部流程运用办案软件，实行网络化管理。提高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增强了案件文书的规范性。

市劳动争议仲裁院作为全国劳动仲裁工作的排头兵，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一是，全面加强劳动仲裁工作力度，统一全市各级仲裁部门思想，重新确立各级劳动仲裁部门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二是，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办公条件，优化人员配备，使劳动仲裁事业迈向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的发展新阶段。三是，对案件审理过程全程视频监控，以专业化的分工和现代化的监控体系，增强仲裁工作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四是，大部分案件实行独任制审理，强化仲裁员的权威感和责任感，大幅度提高仲裁员和书记员队伍的专业素质。五是，不断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完善机制，规范流程，提高了办案效率。六是注重以温馨调解贯穿案件审理的始终。七是，开辟宽敞舒适的立案大厅，设计氛围和谐的调解室，安装大型电子显示屏，提供专门档案室，方便当事人查询，体现出便民、利民的思想，树立了以人为本的劳动仲裁新形象。八是，建立快、简、廉的劳动争议处理新机制，推动劳动仲裁事业全面发展，为城市的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三、市劳动争议仲裁院与市劳动仲裁院的比较

市劳动争议仲裁院市劳动仲裁院

管辖范围注册资金在1000万以上的企业三资企业、外地驻办事处、驻的中直、省直企业、驻军所属企业及在的森工系统企业

管辖范围内企业数量约1万多户约4000多户

机构规格副局级副局级

年办案经费200多万未明确

仲裁院范文篇4

近几年来该院受理案件呈较快上升趋势。仅2008年1～6月份，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受理案件3600件，立案2351件，案件量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

二、市劳动争议仲裁院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三、市劳动争议仲裁院与市劳动仲裁院的比较

市劳动争议仲裁院市劳动仲裁院

管辖范围注册资金在1000万以上的企业三资企业、外地驻办事处、驻的中直、省直企业、驻军所属企业及在的森工系统企业

管辖范围内企业数量约1万多户约4000多户

机构规格副局级副局级

年办案经费200多万未明确

人头经费年8～9万/人未明确

硬件设施7个标准化仲裁庭3个调解室1个立案接待大厅1个标准化仲裁庭1个调解室1个立案接待室

编制数/实际工作人数29/6215/14

仲裁院范文篇5

1、坚持预防为主，注重舆论宣传。深入贯彻“两法一条例”的实施，多方配合、合力组织开展大型劳动普法宣传活动。开展劳资培训，与广大企业和职工面对面，进行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强大的舆论宣传，不仅使企业领导提高了认识，积极支持工作，广大职工和普通市民也增强了法制观念，增加了自我保护意识。

2、本着深入为主的态度，关注基层民生。仲裁办公室每天来访人员众多，但仲裁员对每一位来访群众和前来咨询的企业劳资人员进行热心、细心、耐心的解答，截至目前，共接待来访人员达几千余人。不仅对来访人员的问题进行解答，也对个别存在疑虑的问题进行请示和沟通，较好的为基层百姓解答了心中的疑惑，宣传了相应的法律政策，使得带有怨气来访的群众满意而归，怀有疑问的企业通晓而走，双方均能做到知法、懂法、守法，自觉依法办事，使更多的劳资矛盾解决在萌芽、消化在萌芽。

3、立足调解为主，保证仲裁公平。在依照法律程序及时处理各类劳动争议时，严格把好政策关，对符合劳动争议受理范围的案件，绝不推诿扯皮。在查明事实、分辨是非的基础上，针对双方存在分歧较大的争议进行前探调解，加大调解力度，努力促成双方和解，尽可能将矛盾化解在开庭前，使争议在平等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使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趋于缓和。在已办结的案件当中，调解及撤诉共计430件，调解结案率为83%。

4、坚持依法办案，确保案件质量。公开办案程序，杜绝暗箱操作。遵守办案制度，确保公平公正。在案件处理中，弱化仲裁员的个人作用，强化案件集体研究、集体决定，以程序公正来保证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对重大疑难案件、集体争议需裁决的案件和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及时向上级仲裁院请示汇报，以便更准确、快捷的处理争议。

5、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综合素质。为努力提高办案能力，我院经常组织仲裁员进行业务学习和交流，尤其是针对网络上争议比较大的案件进行理论分析及模拟判决。苦练内功，尽快适应当事人各种劳动争议的需要。

（二）2012年工作打算：

1、进一步加强、发挥乡镇劳动关系协调委员会的作用。针对街道虽均成立了劳动关系协调委员会，但因人员调动频繁、责任划分不明确等原因，很多镇乡劳动劳动关系调解组织名存实亡，根本没有发挥调解案件、稳定劳动关系的职能的现状，加强对镇乡劳动争议协调组织工作人员的业务指导，挑选一批素质高的协调人员参加仲裁员培训，提高其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充分发挥乡镇协调组织的调处作用，让其在知法、懂法的前提下，更好的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仲裁院范文篇6

一.工作开展情况

全市上半年共受理案件203件，在规定期限内应结案件185件，实际结案180件，结案率为97％．其中，调解结案131件，调解结案率占结案总数的72％；裁决结案34件，裁决结案数占结案总数的18％；其他方式结案11件，占结案总数的6％．

二．主要做法

（一）．严把立案受理关．在立案工作中，严格执行案件的管辖规定，充分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做到了立．审分开，有效的避免了申诉人重复咨询．重复申诉．仲裁人员重复接待的现象发生；

（二）．始终注重调解．无论在立案前．庭审前，还是在庭审中．庭审后，都始终把＂调解＂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千方百计加大调解力度，提高调解成功率，使＂重调解．慎裁决＂落到实处；

（三）．大力开展法律援助．在工作中将仲裁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集于一体，对农民工．困难职工实行缓．减．免仲裁费，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坚持按照＂三快＂＂两优先＂＂一减免＂的原则处理；

（四）．确保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对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的案件，采取简易处理程序，争取多办案．办好案；对于案情较复杂．涉及面广的案件，采取合议庭合议处理方式．在此基础上，重事实．讲证据，严格按照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劳动争议案件．

（五）．抓好仲裁庭达标建设．在水城县．钟山区仲裁庭达标的同时，督促六枝和盘县仲裁办抓紧解决仲裁庭建设所需的场地和资金，积极向市财政争取解决了市级仲裁庭建设资金7万元，为今年市县两级仲裁庭标准化建设全部达标奠定了基础．

（六）．抓好制度建设．在20*年所建＜组庭规则＞．＜案件报批程序规定＞．＜书记员管理规定＞．＜人资格审查规定＞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制定出台了＜仲裁援助办法＞．＜流动仲裁办法＞．＜外出调查办法＞．＜印章管理办法＞．＜卫生管理办法＞．＜仲裁员仪表着装规定＞．＜档案装订和借阅制度＞．目前正在制定疑难案件备案．错案纠正和责任追究等制度．同时，为了充分发挥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作用，在争议处理前，先向用人单位发出劳动争议仲裁建议函，要求用人单位在规定时间内自行调解处理，逾期不能处理，劳动仲裁部门再依法处理．

（七）．主动排查争议隐患。在水钢等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组织了为期两天的劳动争议大接访活动，一方面向广大企业和职工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增强自我维权意识；另一方面，排查企业存在的劳资方面的不稳定因素，敦促企业依法．规范管理，减少劳资矛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办案人员少．全市劳动争议仲裁部门共有专职仲裁员12人，而劳动争议案件正以40％的增长率逐年递增，人少任务重的矛盾尤为突出，办案力量非常薄弱，远不能适应工作量日趋递增的需要；

（二）．设备不足．目前，急需配置的主要设备有：办案车辆．电脑．复印机．摄像机．投影设备．取证器材等；

（三）．办公场地狭小．目前全市劳动争议仲裁庭处水城县和钟山区仲裁庭基本达标外，市级及其他县区的仲裁庭均未达标．另外，市仲裁院办公室拥挤，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四．下半年工作打算

（一）按照省仲裁委员会要求，推进行业性．区域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

（二）．搞好劳动争议实务培训，在7月份搞一期培训班，组织企业劳资人员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聘任劳动争议处理方面的专家学者讲解劳动争议处理实务；

（三）．进一步推进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实体化建设进程，争取建立县级劳动争议仲裁院；

仲裁院范文篇7

申请人（原仲裁被申请人）安姆科软包装（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隆庆街号。

法定代表人曾昭杰，董事长。

委托人柴胜利，该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委托人付立生，该公司工程部经理。

被申请人（原仲裁申请人）中国第二十二冶金建设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新区人民路号。

法定代表人沈鹤亭，经理。

委托人韩宝文，中国第二十二冶金建设公司冀东工业建筑安装公司项目经理。

委托人张文书，冀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安姆科软包装（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姆科公司）申请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京仲裁字第号裁决书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安姆科公司申请称：⒈安姆科公司为外商独资企业，具有涉外因素。按照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应由涉外仲裁员仲裁。北京仲裁委员会所指定的独任仲裁员只是一般仲裁员，违反了《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五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⒉北京仲裁委员会（）京仲裁字第号裁决书所依据的部分证据不可信，与事实有明显出入，违反了《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五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⒊在加装屋顶保温层施工前，安姆科公司要求中国第二十二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冶建公司）更换平米彩色钢板。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冶建公司屡屡以买不到彩色钢板为由不更换新板，拖延直至施工完毕。由于彩色钢板费用占整个施工费用的％，按照工程折价的原则，安姆科公司要求冶建公司退还未发生的彩色钢板费用是合理的。⒋冶建公司提出自攻螺栓的费用应由安姆科公司支付亦无道理。因为工程承包造价是一次性包死，施工中的自攻螺栓费用应包含在施工费用当中。在屋面板上加装保温层，原来的螺丝不够长，需要使用新螺丝是一个常识问题，以自攻螺丝是一次性为理由增加费用不可接受。⒌在工程造价一次性包死的约定下，安姆科公司既要对施工中发生的自攻螺栓费用付钱，又要对没有发生的彩色钢板费用付钱，这说明仲裁庭在仲裁当中确认合同时的角度是自相矛盾的。⒍冶建公司索要利息没有道理，在解决未决问题的时间顺序上，我公司在先，冶建公司在后。双方在讨论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应该计收利息。根据以上事实，安姆科公司申请法院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京仲裁字第号裁决书。

此后，在案件审理阶段，安姆科公司又向本院补充提交《关于第项证据的说明》。该说明中称，冶建公司向仲裁庭提供的自攻螺栓的购货发票是伪证。理由一是，在仲裁庭审当中，冶建公司声称原购货发票已丢失，但后来却提供一张注明“付款方收执”的购货发票。理由二是；经与国税局核对；冶建公司提供的是年版发票，而下款的开具时间是年月日。年不可能使用年才印制的发票。因此，该证据不足为信。仲裁庭据此作出的裁决结果有失公允，理应撤销。

冶建公司答辩称：北京仲裁委员会审理本案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⒈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所谓涉外法律关系，是指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或内容具有涉外因素。本案申请人安姆科公司是在我国境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的企业，其性质是中国企业。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适用中国法律，在国内履行，并非涉外合同。因此，该仲裁案件不应依照涉外程序审理。⒉该案仲裁过程中，冶建公司向仲裁委提交的证据材料，都是经双方签字认可的原始施工技术资料，既是双方施工管理、质量监理、竣工验收、财务结算的凭证，也是北京仲裁委员会据以认定事实的依据。⒊安姆科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第三至六项理由不属于法院审查仲裁案件的范围。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依法驳回安姆科公司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

冶建公司对安姆科公司提交的《关于第项证据的说明》答辩称，安姆科公司厂房修改工程完工后，我公司向安姆科公司移交竣工验收资料时，一并提交了自攻螺栓的原始发票作为财务结算凭证。仲裁过程中，安姆科公司拒不承认这一事实，拒不向仲裁庭出示已经收到的自攻螺栓原始发票。为举证自攻螺栓的费用标准，我公司向仲裁庭说明了这一情况，请原售货单位查实帐目后，补开了一张同样数额的发票，因此，出现了发票上的时间误差。为避免重复纳税，销售单位有意将补开发票的“财务报销联”留下，只将购销双方用于对帐的“付款方收执”发票联交给我公司。自攻螺栓项目是安姆科公司厂房修改工程中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我公司没有必要对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伪造证据，该发票的作用只是对确认自攻螺栓费用数额的补证。

经审查，本院认为，安姆科公司是中国企业法人，该案不属于涉外仲裁案件，故不适用涉外仲裁程序。仲裁委指定一般仲裁员审理该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及《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年月日起施行）的有关规定，故安姆科公司以该案具有涉外因素，应由涉外仲裁员审理的撤销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冶建公司向仲裁庭提交的第项证据是否伪证问题。经查，双方当事人对安姆科公司厂房修改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的自攻螺栓项目这一客观事实并无异议。为证实该笔费用的具体数额，冶建公司于庭后提交了由原售货单位补开的购货发票。安姆科公司对这份证据发表书面质证意见，表示暂无异议。仲裁庭据此认定了安姆科公司应当向冶建公司支付的自攻螺栓的费用数额。补开发票并非伪造发票，安姆科公司亦未对该发票所要证明的自攻螺栓费用的数额表示异议；因此，安姆科公司以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为由要求撤销裁决，本院亦不予支持。此外，仲裁庭裁决安姆科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和自攻螺栓的费用及冶建公司的利息损失，均属仲裁庭实体审理问题，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审查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安姆科软包装（北京）有限公司请求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京仲裁字第号仲裁裁决的申请。

案件受理费三千元，由申请人安姆科软包装（北京）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仲裁院范文篇8

在现代社会,商事仲裁已成为与诉讼比肩而立的解决商事争议的方式之一。随着5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6(以下简称5仲裁法6)的颁布实施,商事仲裁作为一种社会冲突的解决机制,其地位得到了肯定。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理论和实践相比,我国还存在诸多缺陷。面对国际商事仲裁立法发展的统一趋势,笔者在借鉴国外成熟的商事仲裁司法监督机制的基础上,对目前我国这一机制的缺陷进行批判分析,进而提出完善对策,以求教于同仁。

一、现象与本质: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的视角考证

商事仲裁权不能摆脱司法权的监督,究其原因在于:首先,从仲裁制度的现象分析,现代仲裁制度主要体现两个原则:其一是契约性,亦可称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1](P9)即仲裁庭审理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权力直接来源于当事人合意的授权,而在仲裁程序的具体运行中,仲裁庭的组成及审理事项、仲裁机构、仲裁地点、仲裁所使用的实体法律,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仲裁所适用的程序规则,都是由当事人意思自治所确定的。其二是司法性。[1](P8)即仲裁协议的形式与效力、仲裁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仲裁员审理和裁断争议的权力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最终取决于国家法律的确认和法院的裁定。其次,从仲裁制度的本质分析,司法权是现代仲裁制度本质的集中体现,即司法权是现代仲裁制度的本质。必须承认的是,无论现代仲裁制度具有何种表现形式,它终究是国家法律所认可的一种社会冲突解决方式,虽然在现象层面上现代仲裁制度表现出重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排除国家司法权的干涉,仲裁活动具有摆脱特定国家限制而出现超国家化的趋势,但是这些现象都是在主权国家认可下进行的,如果一国坚决反对国内仲裁活动出现如上特征,则所谓/摆脱国家司法权0的现象就不可能存在。[2](P261)法院是一国行使司法权的最为重要的机关,仲裁机构也在本质上行使司法权,它也肩负着评判人间是非的任务,仲裁机构行使司法权完全是基于其自身的特点而形成的对社会生活的有用性。任何权力都存在着滥用的可能,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0[3](P154)尤其将属于国家主权范畴的司法权授予一个具有民间性和自治性的机构行使更应如此。仲裁的司法监督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狭义的观点认为,它专指法院对仲裁的审查和控制;广义的观点认为,它除了法院对仲裁的审查和控制外,还包括法院对仲裁的支持与协助。[4](P1)笔者认为,就监督本意而言,应该仅指审查和控制,不应作任意扩大的解释。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0[5](P486)本文倾向于对监督采用狭义的解释。

二、困境与反思:我国商事仲裁司法监督机制的现状评判

根据5仲裁法6和5民事诉讼法6的规定,商事仲裁司法监督主要包括对仲裁庭管辖权和仲裁裁决的监督。

(一)对仲裁庭管辖权的监督法院对仲裁庭管辖权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人民法院有权对仲裁庭是否享有仲裁管辖权作出规定。5仲裁法6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0可见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进而对仲裁管辖权提出抗辩,法院在一定情形下享有最终的决定权,并且这种权力可以在仲裁开始之前以及仲裁进行过程当中行使。笔者认为,对仲裁协议效力的监督,5仲裁法6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见下文)相悖。一般来说,解决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力的争议,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由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和自身管辖权作出最终判断,这是现代国际仲裁立法的一种趋势。这样的规定不仅能够及时确定仲裁管辖权,消除影响仲裁效率这一价值目标的因素和环节,真正贯彻迅速、及时、高效的仲裁原则,同时也能够有效地防止一方当事人利用法院具有裁定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的权力,恶意拖延和破坏仲裁程序的进行。二是法院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和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进行最终决定,这体现的是审判最终决定原则,法院的监督旨在保障仲裁权行使的正当性或者公正性。然而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却反映不出仲裁立法的上述诉求。一方面5仲裁法6第20条的规定将审判权过早地介入仲裁领域,增加了决定仲裁管辖的难度,使当事人有可能恶意拖延或破坏仲裁程序的进行;另一方面,它也没有从根本上体现审判最终决定原则,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为最高法院5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6明确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机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如果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并已作出决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0可见,只要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并作出决定,那么其仲裁协议效力的决定就是终局决定,就不再受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干预或监督。笔者认为上述监督制度的设置,使得仲裁立法宗旨的实现变得困难重重。

(二)对仲裁裁决的监督法院对仲裁裁决的监督可区分为对国内仲裁裁决和涉外仲裁裁决的监督。1.对国内仲裁裁决的监督根据5仲裁法6的规定,法院对国内仲裁的监督包括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重新仲裁。(1)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撤销仲裁裁决是指人民法院经当事人的申请,对属于法律规定的具有可撤销情形的仲裁裁决,裁定予以撤销的制度。根据我国5仲裁法6第58条规定撤销的情形包括:没有仲裁协议的;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以及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利益的。对于上述情形,只要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其中之一情形的,即可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应当裁定撤销该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是人民法院经被申请人申请,对属于我国5民事诉讼法6第217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并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的,人民法院可裁定不予执行。同时,如果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应裁定不予执行。根据我国5仲裁法6和5民事诉讼法6的规定,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确有一定的差异性。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都是法院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都是当事人基于法定理由向法院提出否定仲裁裁决的救济方法。不论是国内仲裁裁决,还是涉外仲裁裁决,法院都可以适用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监督方式,因此,两者的本质是相同的。另外从两种监督方式的结果来看,被撤销的仲裁裁决自撤销之日起就已不复存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又恢复到申请仲裁之前的状态。由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并未得到最终解决,因此当事人既可以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对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律后果来说,尽管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适用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4若干问题的意见6第278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重新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0但实际上该仲裁裁决仍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因为人民法院只是对该仲裁裁决/不予执行0,而不是撤销。如果当事人达成了仲裁协议,仲裁庭作出了仲裁裁决,或者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作出了最终判决,就会导致对一个有争议的多种生效裁判并存的局面。很显然,这种设置重叠的监督制度,使仲裁裁决长期处于效力不稳定状态,从而损害了仲裁的快捷性和高效性。[6](P216)(2)重新仲裁重新仲裁是指法院在一定条件下,要求仲裁庭对已作出仲裁裁决的案件重新进行审理和裁决的制度。根据5仲裁法6第6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撤销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撤销程序。0但对基于什么样的理由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重新仲裁权的权利主体以及重新仲裁的范围等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因而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重新仲裁制度没有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申请撤销仲裁案件中,申请人已丧失了对仲裁庭的信任,如果人民法院不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就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易引发申请人与仲裁庭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带来不良的社会效果。[7]2.对涉外仲裁裁决的监督我国5民事诉讼法6第260条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当事人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0这一规定显示出我国对涉外仲裁裁决的监督仅限于程序上的瑕疵和违法。由此可见,我国法院对仲裁裁决的监督实行/双轨制0:即对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的监督作出区分,它具体表现为:人民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的审查仅限于程序方面,而对国内仲裁裁决的审查则包括对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我国在仲裁司法监督上的内外有别,导致了双重标准:第一,就个案而言,对国内案件采用严格而全面的审查,对涉外案件则采用国际标准审查;第二,就仲裁机构而言,国内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如果选择国内仲裁机构进行裁决,我国法院在审查时,根据5仲裁法6第58条和5民事诉讼法6第217条的规定采用严格全面的审查制度,如果选择涉外仲裁机构进行裁决,法院在审查时,则根据1958年5纽约公约6的规定,在实体审查上,只是审查仲裁结果与我国公共秩序是否相悖,而不涉及结果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

三、进路与出路:完善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构想

鉴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我国应对现行的仲裁司法监督机制有必要进行补充和完善,以充分实现司法权对仲裁的监控职能。

(一)5仲裁法6应赋予仲裁庭对仲裁协议效力和管辖权的裁定权这不仅符合仲裁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特点,而且也有利于及时确定仲裁管辖权,消除影响仲裁效率的因素和环节,真正实现迅速、及时、高效的仲裁原则,有效地阻止一方当事人利用法院具有裁定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的权力,恶意拖延和破坏仲裁程序的进行。[6](P218)此外,从充分体现仲裁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的角度考虑,法院不宜在仲裁的申请和受理过程中就介入仲裁程序,而应通过事后司法审查的方式对仲裁进行监督,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笔者建议修改5仲裁法6第20条之规定,取消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先行裁定的权力,改为由仲裁庭裁定。当事人对仲裁庭的裁定有异议的,可在裁决后依据5仲裁法6第58条之规定申请撤销。

仲裁院范文篇9

仲裁作为解决商事纠纷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调处矛盾,化解纠纷方面,以其快捷、方便、成本低廉的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仲裁制度独立于司法制度,仲裁权独立于审判权,但并不意味着二者的绝对对立,由于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因此,对仲裁有效的监督除了其自身的内部监督和行业监督以外,司法监督有着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根据《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三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仲裁权有司法监督权,随着仲裁受案数量的上升,人民法院受理的仲裁纠纷也相应增多,如我省法院2的2年就受理涉及仲裁纠纷的案件893件,其中,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3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l件,申请执行仲裁裁决889件,不予执行26件。人民法院对仲裁权的司法监督主要体现在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具体表现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三个方面。但由于《仲裁法》规定较原则,对仲裁权的司法监督在理论和实务中还存在一些巫待明确的问题,笔者借此抛砖引玉,就人民法院对仲裁权进行司法监督中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于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司法审查

仲裁协议是当事人之间就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的特定合同关系争议或已经存在的争议而达成的约定。¹这种约定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当事人在商事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它是合同中的一个条款,是在争议发生前,商定合同条款时订立的,是主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当事人就争议解决方式专门订立的仲裁协议书,它是在争议发生后,就争议解决方式专门订立的仲裁协议书,从形式上,它不同于仲裁条款附属于主合同,它一般表现为一个单独的协议。有效的仲裁协议,应当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一般合同成立之要件,如当事人具有缔约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协议的形式合法等。二是仲裁协议成立的特别要件,它是指法律在合同的一般成立要件之外,就仲裁协议特别设定的要件。º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这类要件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协议约定的争议具有可仲裁性。法律规定可以仲裁的争议,当事人方可以协议约定仲裁,这是仲裁协议有效的基础。二是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即协议本身是符合法律规收稿日期:2003.4.17作者简介:杨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¹赵秀文:《国际商事仲裁及其适用法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º乔世明主编:《合同仲裁及其适用法律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定的。由于协议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要件,依仲裁协议所作出的仲裁裁决,即被赋予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因此,仲裁协议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集中体现。仲裁协议被认为是排除法院司法管辖权的唯一法律依据,也是仲裁庭取得和行使仲裁权的重要来源。»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就是对仲裁庭管辖权的监督,主要表现在人民法院有权对仲裁庭是否享有管辖权作出裁定。《仲裁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这是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的法律依据。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有效性及仲裁管辖权在一定情形下享有最终的监督权。有效的仲裁协议产生法律规定的约束力,而无效的仲裁协议则不能实现当事人仲裁的目的。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主要是根据《仲裁法》第16条的规定,审查其是否符合仲裁协议有效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以及特别要件。根据该条的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仲裁协议是无效的。对此,具有《仲裁法》第17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为无效仲裁协议。该条规定的情形有:(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在审查中,发现仲裁协议虽然无效,但无效的原因是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以要求当事人达成补充协议,予以完善,而不是轻易确认无效。只有在当事人就上述问题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无效。司法实践中,认定仲裁协议效力还需特别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对仲裁机构约定不明确的处理。1、仲裁协议中约定了两个仲裁机构的,法院不宜轻易确认无效。首先由当事人协商确认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协商不成,法院应本着有利于双方当事人、有利于法院监督和执行等具体情况来确认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受理案件。2、仲裁协议中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不明确,但从文字表述和逻辑推理上具有排它性和特定性,如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是“乐山市仲裁委员会”,但在乐山市只有一家“乐山仲裁委员会”,如果以约定不明确认定仲裁协议无效,显然不符合当事人选择仲裁的初衷,因此,当事人一方以此为由请求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对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处理。当事人约定的仲裁事项必须具有可仲裁性,《仲裁法》第2条、第3条作了规定。1、主体平等。只有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之间发生的纠纷才能提起仲裁;2、纠纷是合同纠纷和其它财产权益纠纷。由于商事合同都与财产权益有关系,因此,纠纷的性质应该是具有财产性;3、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不属于仲裁受理的范围。法院在审查中,发现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事项不具有可仲裁性的,应当裁定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第三、对仲裁协议形式要件的审查。1、仲裁协议必须是以书面形式订立。2、书面形式应符合《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的书面形式的解释。即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后订立的明确含有符合《仲裁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内容的合同书、以及相互往来的信件、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以上述形式出现的仲裁协议,只要符合《仲裁法》的规定,应是有效的。3、口头形式的仲裁协议原则上无效,但在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或者有证据证明口头协议存在的前提下,或者在当事人一方申请仲裁,另一方已对此进行答辩,以行动承认仲裁作为纠纷解决的方式,而后,又请求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对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审查

仲裁机构对当事人的实体争议作出裁决后,由于仲裁裁决的生效,将导致强制执行权的产生,»乔欣:《仲裁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错误的仲裁裁决,可能因此损害仲裁当事人的利益。因此(仲裁法)第58条规定了撤销程序,赋予当事人申请撤销权。即任何一方仲裁当事人,如果有证据证明仲裁裁决违反法定程序,在收到仲裁裁决书的六十日内,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它是人民法院对错误的仲裁裁决所采取的积极补救措施。在撤销程序中,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审查范围一般只限于对仲裁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通常不涉及对实体的审查,这一点,不同于人民法院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不仅包括对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且还要对实体是否错误予以审查。因此,人民法院在撤销程序中,对仲裁裁决的审查主要包括以下范围:第一、当事人之间是否有仲裁协议。仲裁协议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真实体现,是仲裁机关行使仲裁权的前提。在仲裁协议中,应有明确的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有明确的仲裁事项以及选定的仲裁机构。法院在审查中,不仅要对仲裁协议及其真实性进行审查,而且还要对仲裁事项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可仲裁性进行审查。第二、是否存在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或仲裁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的情况。我国目前对仲裁实行的是专门的机构仲裁,因此,在机构仲裁的条件下,要求当事人对仲裁机构的选择应当明确、具体。我国《仲裁法》明确规定,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也就是说,当事人可以在仲裁协议中任意选择仲裁委员会,不受住所地、合同签订地、履行地、财产所在地等的限制。如果当事人不能准确约定仲裁机构,即意味着当事人的仲裁意愿不能得到实现。审判实践中,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或仲裁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主要有以下情形:第一、仲裁委员会在没有经过授权的情况下行使仲裁权。仲裁庭的仲裁权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当事人的授权,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该仲裁委员会予以仲裁,则仲裁庭无权对当事人的纠纷予以仲裁。否则,违背了仲裁权的本质,也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第二、仲裁庭超越当事人的授权范围或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仲裁权。仲裁协议对提交仲裁的事项作了明确约定,仲裁庭的仲裁范围应围绕当事人的仲裁事项进行,超越这一范围予以仲裁,就是对仲裁权的越权行使。如当事人在建筑承包合同中约定对工期发生纠纷通过仲裁解决。但仲裁庭在仲裁中不仅对工期予以仲裁,而且对合同的效力也进行了审理和裁决,显然是一种越权裁决。另外,法律对仲裁庭的仲裁范围也作了明确规定,即争议须具有可仲裁性,对不属于仲裁范围的事项,如婚姻、继承等人身性质的纠纷,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是被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的,因此,即使当事人在协议中明确将此类性质的纠纷交由仲裁解决,但由于该事项不具有可仲裁性,仲裁庭无权仲裁。第三、仲裁庭逾期行使仲裁权。包括仲裁庭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或当事人约定的期间内履行仲裁职责以及对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事项不裁、漏裁等。审查中,如果发现仲裁庭在仲裁中存在以上情形,则可分别情况,作出全部、部分撤销仲裁裁决或补充仲裁裁决的裁定。第三、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司法实践中,其主要表现在:仲裁庭的组成人员中应当回避的没有回避;仲裁庭在开庭前没有将仲裁庭的组成情况、开庭时间、地点等注意事项书面告知当事人;开庭时没有平等保护当事人的陈述权,庭审中提出的证据未经双方当事人质证、仲裁庭认证,即在裁决中有严重违反程序的情形。第四、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应当是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并且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要求仲裁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是经仲裁庭开庭查明的事实,而事实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一旦仲裁庭采用了伪造的证据,必然导致事实认定的错误,由此作出的仲裁裁决显然是不公正的,必然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同时也有损仲裁的权威。(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即直接关系到仲裁裁决的最后结论的证据。这些证据通常与仲裁案件所涉及的争执焦点或重要事实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直接影响着仲裁庭对案件事实的正确判断和公正裁决。(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拘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人民法院在依法组成合议庭对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后,查明裁决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予以撤销。但在合议庭审查中,应注意把握这么一点,如果仲裁裁决仅仅是程序上有瑕疵,但这种瑕疵可以通过重新仲裁予以纠正的情况下,法院不宜简单裁定撤销仲裁裁决。根据(仲裁法》第61条的规定,可以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给仲裁庭一个自己纠正错误的机会,通过重新仲裁对错误裁决予以补救。当事人对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不服如何处理的问题。审判实践中,经常有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后,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或在人民法院的裁定生效后,又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通过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诉,对此,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呢?根据我国(仲裁法》第九条规定精神,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后,当事人既可以就该纠纷根据双方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7〕5号《关于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仲裁裁决或驳回当事人申请后当事人能否上诉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对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撤消仲裁裁决的裁定,当事人无权上诉。法释【1999」6号(关于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不服申请再审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不服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法释【20(刃117号(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撤销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提起抗诉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撤销仲裁裁决的院不予受理。上述司法解释精神明确了人民法院依法作定提起抗诉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销仲裁裁决的裁定,是人民法院对仲裁的司法监督活动。被撤销的仲裁裁决从被撤销之日起就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实际上又回复到申请仲裁之前的状态。但由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所以当事人既可以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解决争议。目前审判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对人民法院作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如果确有错误的,能否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进人再审程序予以纠正?现行司法解释未对此作出规定。实践中,法院在处理此类情况时,有按照再审程序予以纠正的;也有按直接驳回当事人的再审请求处理的;或告知当事人根据《仲裁法》第9条第2款规定,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认为,如果法院作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确有错误,意味着法院的司法监督存在瑕疵,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出发,通过再审程序予以纠正,社会效果可能更好。但从诉讼成本上,可能会增加法院的司法成本,同时,也与仲裁“一裁终局”以及快捷、方便的的特点相悖。因此,是否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进人再审程序,从我国《仲裁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精神看,由于人民法院对仲裁的监督是一种司法监督,从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精神看,“或裁或审”、“一裁终局”的仲裁制度,决定了法院对仲裁权的监督只能限于程序上的审查,而不得进行实体上的审查。仲裁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并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具有法律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法院查明属实后所作出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从而使仲裁庭已作出的生效裁决无法得到实现。但由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所以当事人可以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于《仲裁法》后于《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作为特别法,《仲裁法》对此未作规定,而根据该法第九条规定的精神,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或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就该纠纷重新达成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均通过有关途径进人再审程序,则难以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增加诉讼成本。同时也使当事人的纠纷始终处于未决状态,不利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稳定。因此,是否进人再审程序,笔者认为,在处理上应当慎重,即不要轻易启动再审程序对法院的撤销裁定予以审查。

仲裁院范文篇10

内容提要:仲裁与司法是我国互为补充的两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途径。仲裁对司法起辅助作用；司法对仲裁起支持和监督作用。然而，由于立法的缺陷，仲裁与司法的这种相互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为协调仲裁与司法监督的关系，应对《仲裁法》作以下修改:明确仲裁庭对仲裁协议有效性具有优先决定的权利；取消对生效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双重制度设置；将撤销仲裁裁决审查范围限于仲裁的程序问题；赋予仲裁庭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的权力。

本文所指仲裁，仅指民商事仲裁，不包括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或发生之后，在自愿基础上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将协议所约定的争议提交约定的仲裁机构进行审理，并由其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仲裁裁决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与诉讼不同，仲裁是非经司法诉讼途径即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争议解决方式，是一种准司法活动。由于仲裁具有自愿、秘密、快捷、经济等特点和优势，因此，在仲裁被法律确定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途径时，就受到了人们的充分肯定，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被人们称为“诉讼爆炸”的社会里，在“传统的司法体制面对日益增长的诉讼负荷开始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满足现实生活需要，由此引发了所谓的司法危机”[1]的情况下，仲裁成为民事诉讼的重要补充，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对民事诉讼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但是，从本质上讲，仲裁毕竟是一种民间的自治机构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对争议进行的处理，因此，它不可能像民事诉讼那样，可以通过国家强制力来确保程序的顺利进行和保证将来的裁决得以实现。所以，要充分地发挥仲裁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补充和辅助作用，司法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而且，由于仲裁完全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实行一裁终局，为了切实保障仲裁裁决的公正性，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必要对仲裁实行司法监督。由此可见，司法与仲裁的关系应当是一种支持与监督的关系。

一

为了确保仲裁功能的实现，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系列程序和制度，以实现对仲裁的支持和对仲裁活动的监督。我国司法对仲裁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对仲裁中的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和对生效仲裁裁决的执行等三个方面。[2]第一，关于证据保全方面，我国《仲裁法》第46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申请证据保全。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证据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第二，我国《仲裁法》第28条对财产保全作出了如下规定:“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裁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交人民法院”。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8条也对涉外仲裁的财产保全作出了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采取财产保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涉外仲裁机构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第三，我国《仲裁法》第62条是关于对仲裁裁决执行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17条和第259条进一步规定:“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裁决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关于司法对仲裁的监督，根据我国现行的《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它包括开庭前的监督（即事前监督）和对仲裁裁决后的监督（即事后监督）两个方面。开庭前的监督，即对仲裁协议的效力的审查与确认。

根据我国《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仲裁裁决后的监督，即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复审。在我国，仲裁裁决后的监督又可具体分为三种制度，即申请撤销仲裁裁决、通知重新仲裁和申请不予执行裁决制度。关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制度，我国《仲裁法》第58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第71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裁定撤销。”通知重新仲裁，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仲裁庭对已经作出裁决的案件重新进行仲裁。根据我国《仲裁法》第6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撤销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撤销程序。”至于申请不予执行裁决制度，我国《仲裁法》第63条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第72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裁定不予执行。”

同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17条和第260条进一步对国内和涉外申请不予执行裁决制度分别作出了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17条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第260条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二

上述法律规定，构成了我国司法对仲裁的支持和司法监督的基本模式，它对于促进仲裁事业的发展，发挥仲裁在解决民事争议过程中的辅助作用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从上述规定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立法上存在司法对仲裁支持的规定过于概括、欠缺可操作性及司法对仲裁的监督过于宽泛和严厉的缺陷，这不仅影响了司法与仲裁的正常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束缚了仲裁工作的开展，妨碍了仲裁在维护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首先，由于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都对司法审查进行了多重制度设计，使仲裁裁决的终局性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而且，由于审查内容过于宽泛，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限制了当事人选择仲裁的权利，直接影响了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我国《仲裁法》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与确认的规定，立法目的不明，损害了仲裁的优越性。[3]

根据我国《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仲裁法》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使审判权过早地介入了仲裁领域，从而增加了决定仲裁管辖的难度，也使得当事人有可能恶意拖延或破坏仲裁程序的进行，造成仲裁的快捷、高效的优势不能得以体现。而且，它也没有从根本上体现审判最终决定原则。因为1998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机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另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如果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并已作出决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由上可见，只要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并作出决定，那么其对仲裁协议效力的裁决就是终局裁决，就不再受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干预或监督。因此，这一司法监督制度的设置，实际上是为当事人恶意拖延仲裁程序、影响仲裁效率提供了籍口，它并不能有效地行使审判权对仲裁裁决公正与合法的监督。

第二，监督制度设置重叠，使仲裁裁决长期处于效力不稳定的状态，损害了仲裁的快捷性和高效性。[4]根据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仲裁机构作出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可以基于一定的法律事由，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是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两种制度分别设置的，当事人就可以依据这些规定，阻却生效仲裁裁决的实现，从而影响仲裁的效率。因为，根据上述规定，如果当事人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的，他还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相反，当事人也可以事先申请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如未获支持，再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迫使人民法院中止对生效仲裁裁决的执行。这样，就可能使已经生效的仲裁裁决长期处于效力不稳定的状态，影响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加之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往往是由不同法院或同一法院的不同审判庭受理的，这样就很可能出现裁判冲突的现象。同时，由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只能阻却仲裁裁决的执行效力，而不能否定仲裁裁决本身的法律效力，所以，如果双方当事人要求重新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那么，这还会出现同时存在、相互冲突却又都具有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的混乱局面。

第三，司法审查的内容过于宽泛，造成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实际损害。仲裁实质上是解决争议的一种合同制度。当事人同意将他们之间的争议交给仲裁机构和仲裁员解决，作为一项合同安排，仲裁应当受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支配。从这一原则出发，只要仲裁程序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当事人一般就应当接受仲裁员在法律或事实方面的错误裁决。所以，从世界各国仲裁立法的发展来看，司法监督作用的着眼点，已经从在裁决实体内容上进行监督以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公正性，转向从仲裁程序上保证仲裁的公平进行。但是，我国《仲裁法》及《民事诉讼法》在规定法院可以就诸如是否有仲裁协议、裁决的事项是否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有无权力仲裁、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以及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是否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等仲裁程序进行审查外，同时还规定可以对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否伪造、对方当事人有无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及是否违反公共利益等实体问题进行监督。如此宽泛的监督内容，严重限制了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由，因而也造成了当事人权利的实际损害。

第四，关于重新仲裁制度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操作性，从而影响了实际效果的发挥。[5]根据我国《仲裁法》第6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撤销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的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撤销程序。”由于上述规定过于原则，它既没有规定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也没有明确仲裁庭重新作出仲裁裁决后，人民法院是否可以直接进行司法审查？[6]因此，在实践中很难操作，这就直接影响了该项制度实际效果的发挥。还有，重新仲裁制度也没有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为，在申请撤销仲裁案件中，申请人往往已经丧失了对仲裁庭最基本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法院不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就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就很容易引发申请人与仲裁庭（甚至是与人民法院）之间的对立情绪，带来不好的社会效果。

其次，由于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仲裁的证据保全、财产保全等规定过于原则，这不仅造成了制度体系不配套、内容不协调的问题，而且程序的过于概括又使该项制度增大了实施成本，甚至丧失其可操作性。[7]以仲裁中的财产保全为例，我国《仲裁法》虽然对仲裁当事人的财产保全申请权作出了规定，同时，也要求“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交人民法院”。但是，《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当事人既可以申请诉讼中的财产保全，也可以申请诉讼前的的财产保全。那么，仲裁当事人是否也可以提起仲裁前的财产保全呢？而事实上，在仲裁中是不能像民事诉讼中那样提起仲裁前的财产保全的，因为这一规定被普遍认为是“申请人在仲裁机构决定受理仲裁申请之后，对仲裁案件作出裁决之前”方可提出。[8]因此，《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不协调的。此外，根据《仲裁法》第28条第2款和《民事诉讼法》第258条的规定，仲裁庭对当事人的财产保全申请是不具有决定权的，如果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话，仲裁机构只能向人民法院“提交”，由被申请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对是否准许财产保全作出决定。[9]那么，如果受理仲裁案件的仲载机构与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不在同一个地域内，仲裁机构对申请人的申请应当如何提交？如果以直接送达的方式“提交”，那么，这些仲裁成本应当由谁负担？如果以邮寄送达的方式“提交”，那么，这能否实现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目的？[10]这样规定，不仅在程序上缺乏可操作性，而且还会大大增加仲裁的成本，这与仲裁的快捷和经济特质完全是相悖的。

三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完全有必要对现行的仲裁裁决司法监督制度和司法对仲裁支持的有关规定进行必要的完善，以充分实现司法对仲裁的支持和监督作用。首先，《仲裁法》应当明确规定仲裁庭对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具有优先决定的权利，以确保仲裁庭自裁管辖权的实现。从目前各国的立法情况看，解决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力的争议，主要有以下途径。

第一，由仲裁庭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最终判断。这也就是所谓Kompetenz-Kompetenz（管辖权—管辖权）原则，即仲裁庭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有管辖权，中国学者有人称之为“自裁管辖权说”。赋予仲裁庭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和管辖权作出决定的权利，这不仅更符合仲裁的独立性和自愿性特点，而且也有利于避免法院过早地干预仲裁过程，及时确定仲裁管辖权，消除影响仲裁效率的因素和环节，真正实现迅速、及时、高效的仲裁原则，有效地防止一方当事人利用人民法院具有裁定仲裁庭是否具有仲裁管辖权的权力，恶意拖延和破坏仲裁程序的进行，这也是现代国际立法的一种趋势。譬如，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14条第1款规定:仲裁庭有权对其本身的管辖权作出决定，包括对有关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有效性的异议作出决定。为此，构成合同一部分的仲裁条款应被看作是独立于合同其他条款之外的协议。仲裁庭作出关于合同无效的决定依法律不应引起仲裁条款无效的结果。这一规定推动该原则成为主要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及其所在国接受，使其成为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一个重要发展。我国台湾地区1998年“仲裁法”也有类似的规定。该法第22条和第3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庭管辖权之异议，由仲裁庭决定之。但当事人已就仲裁协议标的之争议为陈述者，不得异议”，“当事人下列主张，仲裁庭认其无理由时，仍得进行仲裁程序，并为仲裁判断:一、仲裁协议不成立??”。

第二，由仲裁机构认定，即由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和自身管辖权作出最终判断。这是少数国家采用的认定方法，中国在《仲裁法》施行前的做法比较典型。在《仲裁法》施行前，由于《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诉讼，因此，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IETAC）1994年以前的《仲裁规则》规定，由仲裁机构决定仲裁协议的效力，但裁决作出后在执行程序中，该决定的效力由法院决定。但是，在《仲裁法》施行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IETAC）的《仲裁规则》发生了变化，该规则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请求法院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决定，另一方请求法院裁定，由法院作出裁定。这一规定实际上是赋予了法院和仲裁机构共同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的权利。而且，这种格局在1998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及2006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予以了保留。

第三，由法院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和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进行最终决定。我国《仲裁法》第20条的规定基本应当属于这种情况。该规定虽然同时赋予了仲裁委员会和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审查的权利，但同时规定了法院优于仲裁委员会的最终决定权。这种规定虽然体现了司法的决定权和最终审查权，有利于防止仲裁委员会的决定有失公正，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法院这种对仲裁过程实施的监督，显然是不利于仲裁程序顺利进行的。

上述三种不同的制度设置可以说是各有利弊。赋予仲裁庭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完全决定权，能够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并确保仲裁能够高效、有序地进行；赋予司法的决定权和最终审查权，有利于防止仲裁决定有失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赋予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决定权，有利于仲裁机构对仲裁活动的管理，防止仲裁员的擅权。但是，直接赋予司法对仲裁协议的决定权和最终审查权，有司法过度干预仲裁之嫌，不利于仲裁功能的有效发挥；规定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决定权，不仅容易使仲裁员对仲裁机构的过分依赖，影响仲裁庭和仲裁员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让当事人产生对仲裁裁决公正性的不必要怀疑，而且，一旦仲裁机构错误地作出管辖权决定，还将会置仲裁庭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甚至造成对仲裁机构声誉的损害；而赋予仲裁庭对仲裁协议不加限制的、完全的决定权，从目前我国现有的仲裁员管理状况看，确实会存在很大的风险。因此，笔者认为，2006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有关规定值得借鉴。根据该解释的第13条规定:“依照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没有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而后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决定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或者申请撤销仲裁机构的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项规定实际上已经就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先行裁定的权力作出了明确的限制，确保了仲裁机构在仲裁过程中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决定权。但仍嫌不足的是，该项规定仍然将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决定权赋予了仲裁机构，而且，也没有确认仲裁庭对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具有优先决定权利。因此，笔者建议修改《仲裁法》第20条之规定，取消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先行裁定的权力，赋予仲裁庭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决定权。当事人对仲裁庭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仲裁裁决后，依据《仲裁法》第58条之规定以仲裁违反程序为理由申请撤销。

其次，《仲裁法》应当取消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进行司法监督的双重制度设置，明确规定当事人对已经生效的仲裁裁决，只能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如前所述，我国现存的对生效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双重制度设置，不仅容易使当事人恶意拖延仲裁裁决的执行有所籍口，而且还很容易造成生效仲裁裁决与人民法院判决的冲突，[11]所以，我们必须对该项制度进行科学的取舍。那么，我们为什么保留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制度，而取消申请不予执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制度呢？这主要是因为，撤销生效仲裁裁决不仅在申请主体上可以吸收不予执行生效仲裁裁决的申请主体，而且，撤销生效仲裁裁决所适用的审判程序要比不予执行生效仲裁裁决所适用的执行程序更为严谨和规范。不予执行一般只能由败诉的一方提起，因此，该项制度主要保护的是败诉一方，对当事人的保护并不彻底。假如胜诉的一方对仲裁的裁决也不满意，他就无法通过不予执行程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对于败诉方来说，如果该项仲裁裁决不需要强制执行，那么，他也无法推翻自己认为不公正的仲裁裁决。而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既可以由败诉的一方提出，也可以由胜诉的一方提起，因此，只有撤销仲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理由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定实际上解决了当事人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申请不予执行的不当行为；那么，如果当事人在先申请不予执行被驳回后，能否再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呢？该解释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

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才是彻底提供保护双方当事人利益的方式。

再者，《仲裁法》应当明确撤销生效仲裁裁决的审查范围，并将审查范围局限于仲裁的程序问题。目前，我国人民法院在撤销仲裁裁决制度中的司法审查既包括程序问题，也包括实体问题（即实行程序监督和实体监督并存），范围过宽，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仲裁立法和实践的普遍趋势相冲突。为此，笔者同意有的学者提出的观点，即将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限定在程序司法审查的范围，具体包括:（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者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2）仲裁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仲裁机构越权仲裁的；（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4）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不属于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陈述意见的；（5）仲裁员未能处断当事人提交的一切争端的；（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等等。

最后，《仲裁法》应当赋予仲裁庭进行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的权力，增强仲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公信力。在我国，尽管对仲裁和仲裁权的性质还存在较大的争议，[12]但是，在对仲裁庭是否应当具有采取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措施的权力问题上却是少有的统一。而否定仲裁庭决定权的理由多是认为“仲裁委员会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它是一个民间性组织，不具有国家赋予的可以采以强制措施的权力”。[13]其实这是因为混淆了仲裁权和仲裁机构的性质而造成的误解。[14]认为仲裁机构“属民间性，就得出仲裁权也只具有民间性，这是错误的；而由于对仲裁权的错误界定，导致运作仲裁权的主体无财产保全权力，更是错上加错！”[15]通过考察国外的仲裁立法，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无论是采取职权主义仲裁立法模式的国家，还是采取当事人主义仲裁立法模式的国家，都殊途同归地赋予仲裁庭以财产保全的权力，这也成了“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基本精神和趋向”。[16]

注释:[1]焦太升:《浅谈经济合同仲裁和农村承包合同纠纷仲裁司法监督》，访问日期为2003年8月25日。

[2]江伟、李浩:《论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的新型关系》，载《法学评论》1994年第4期。

[3]王牧:《国内仲裁司法监督的反思与重构》，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8日第12版。

[4]王牧:《国内仲裁司法监督的反思与重构》，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8日第12版。

[5]张艳丽:《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监督程序的修改与完善》，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6]2006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对重新裁决问题进行了细化，对裁定重新仲裁的法定情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并对重新作出的仲裁裁决申请撤销权及其期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它仍然没有对重新裁决的具体期限以及是否需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等问题作出规定。

[7]王弘斐:《中国仲裁财产保全制度的瑕疵及其立法完善》，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4期。

[8]杨荣新:《仲裁法理论与适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9]1997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几个问题的通知》规定:“在仲裁过程中，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一般案件由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裁定。”《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采取财产保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涉外仲裁机构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10]因为，“提交”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法院已经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该法院是否会采取保全措施，如果遭遇“地方保护主义”怎么办?当事人对此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被申请人可能已闻风而动将财产转移了，那法院就是裁定了财产保全又有什么意义呢?![11]根据2006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理由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定实际上解决了当事人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申请不予执行的不当行为;那么，如果当事人在先申请不予执行被驳回后，能否再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呢?该解释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

[12]学界主要有契约理论、司法权理论和混合理论三种不同的观点。契约理论强调的是当事人协议对仲裁和仲裁权的影响;司法权理论强调司法权在仲裁制度运行中的作用;而混合理论则强调的是仲裁和仲裁权的契约性与司法权性的结合。

[13]杨荣新:《仲裁法理论与适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姜宪明、李乾贵:《中国仲裁法学》，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页。

[14]王弘斐:《中国仲裁财产保全制度的瑕疵及其立法完善》，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