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诗歌范文
时间:2023-03-30 17:03:5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理想的诗歌,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些故事如诗如梦更如风
是那些自作多情的想象
把你绰约的倩影写进诗行
其实,一首诗刚刚醒来的时候
你只是从一首诗的窗外走过而已
你的高跟鞋永远走不进一首泥泞的诗
而你的脚步声已打乱了这首诗的韵脚
写完第一首情诗和最后一封情书的时候
我开始为自己辩解:没,没,没什么的
就,就,就当作我夏天做了一场梦
醒来之后,什,什――么都没有了
不过,我还要赶在秋天来临之前
坐在记忆的枝头,以尽可能快的速度
想象出更完美而离我更近的一片绿叶
我再次提醒自己:只要一片。
要求:更完美,更近
――《你走在一首诗之外》
有一些词语或事物,必将成为你内心永久的幻象。它影响着内心的气候和湿度,甚至进入身体成为幻想的土壤。这是我对诗歌的一种感觉,我所阅读到的苏首飞的诗歌,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我的这种感觉。诸多自言自语式的追问,似乎复活了某种过去的情感。诗像一卷胶片,有着所有过去的回忆,并不是“一场梦”,苏首飞未能幸免记忆的席卷,“如梦更如风”的万千景象汹涌而来,如此的气势反而抵消了沉重的“辩解”,所以“哦”犹如寂静的召唤,“一片绿叶”保存了一段记忆,一首诗。苏首飞的行为再次加深了我此前的认识,泰戈尔说,“春天开过花就告辞了”。虽然他们没有可比性,但都因连接着一种普遍的情感,因为关联人类的基本情感趋向和生命境遇,而获得了独立存在的场所,足以构成―个广阔的、丰富的世界。
词语本身没有力量,是诗人赋予了它洞穿的神通和智慧。词语是母性的,是能够不断地催生我们的想象、推断和生命力,犹如神谕一般获得上帝的暗示。
我想起茨维塔耶娃的诗,“回忆沉甸甸地压在双肩/在天堂我仍为尘世哭泣”。一个人无法拒绝尘世,无法扔掉记忆,命定承载的情怀,当烟火飘漫了人间,便有梦的诞生。在苏首飞的诗歌里,他如此地处理现实与想象的关系,或者说,虚构与诗歌的关系。他镇定地把内心的痕迹呈现出来,狂乱、跳跃、渴求……“被白色的花朵埋葬”,这就是我所迷恋的诗歌的光芒,他在梦境里作短暂的停留,却带着我们的灵魂持久地飞翔。“雪地上只留下奔跑的脚印”,他适当地收缩与施展自己的诗歌重量,若重若轻,抑或若轻若重,苏首飞总是能游刃有余地去处理,“梦里追寻的痕迹/依稀可见”,或者说,他能保留一些痕迹,作为一种基础修筑通向未来的城堡的道路。那才是他理想的人间!但同时,他也保存了一些完整的记忆,“忽近”的即是把玩在掌心的雪花,回忆。不得不承认,他的“梦里雪飘”,有着如斯之美。
苏首飞说过,“我们再怎么坚强,也逃不出内心的脆弱。我们渴望理解。我不断地去爱,并渴望着能得到爱。”(《我活着就要歌唱》)但我所看到的,是苏首飞描摹的另一个世界,温暖、美好,并且,还有坚强。也许,对他来说,诗歌是最好的药,医治这个残酷的现实造成的种种伤痛。只有诗歌,才能把他的生活完美地悬挂,诗歌是他和生活之间的一纸契约。无论怎样,他都会慷慨地抒情和赞美。“我无数的叶子为她歌唱,为她吟诵一首首浪漫的情诗,我磁性的声音温柔地抚摸她”。(《思念的苹果站在我的枝头》)他的内心有一架钢琴,弹奏着最动听的情歌。“无数的叶子”是他心灵的触角,谁在幸福地享受时光的馈赠?“也许,一些搁浅在冬季的故事,将会在有雨的三月里,萌芽,生长。,骑着雨滴,打开一扇在冬季里尘封的心扉。让雨晶莹的泪滴,涤荡心坎里淤积的忧伤”。(《坐在三月的雨滴里》)他有着强大的精神支撑,这种支撑促使他的诗歌永不疲倦地被说出。在这里,我们冒雨是欢乐,我们忧伤却是命运美丽的涟漪,而他还会告诉我们,“一场燃烧的雨,陨落进暗夜的缝隙。/雨照亮黑暗,偷偷开启夜熟睡的心灵。”(《流星雨》)在苏首飞的青春里,似乎找不到一丝哀怨和愤怒,这与时代又多么的不相符啊。许多诗人,都在充分地表达残酷的青春、反道德的青春、暴力的青春、欲望的青春,但苏首飞却颠覆了这种非常态的诗歌美学,而后重新建构了一种新的、年轻的叙述风格。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确切的信息,苏首飞过着的是“非现实”的生活,他的时间是“诗歌时间”,脱离书桌上行走的钟表指针,脱离电视屏幕上整点报时的数字,那些是多么苍白和虚假啊,他的真诚,是诗歌的真诚,是面对中国汉字的真诚,是诗人、写作者必须的真诚。
篇2
一个朋友说,她每次下车时,都会跟的哥说声谢谢。因为那一声谢谢,会让的哥们的表情变得柔和许多。
有一回,我送一位女乘客到长途车站,她下车后,急急忙忙要往对面冲,我顺口说了句:“别急,看着点儿车。”她听了,站在那里想了想,回头跟我说:“你等等,我找个朋友,然后还坐你的车!”
过了几分钟,她带过来一个男人,说要去旅顺。那男人边上车边唠叨:“不是说坐小客车去吗?早知道要打车,咱们还用约在这里等!”那女人跟我说,一来着急赶路,二来看我为人不错,就改了主意。
还有一次,我载了3个农民工,下车时,付钱的那个民工说:“谢谢你!”没想到,这几个民工注定要再一次感谢我,因为他们下车以后,把一个纸袋子忘在车上,等发现时,我已经在市区了。纸袋子里面有两条裤子、一条毛巾和一瓶没开封的男用护肤霜。我犹豫了一下,开车出了市区,在他们下车的地方,竟然找到了他们。他未必想得到,我空跑17公里,就因为他下车时跟我说了一声谢谢。
理解万岁
最让的哥烦心的事,莫过于排了很长时间的队,等来个小活儿。其实这种事说白了就是心态问题。
有一回在机场等客,因为有薄雾,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才有客人出来。我帮客人装好行李,然后替他关上车门,出机场时他对我说:“抱歉,我到锦绣大酒店。”因为锦绣大酒店距离机场不多不少,正好2.9公里,接近基本里程又不蹦字,小活儿中这种活儿最没劲,更不用说我足足等了两个钟头。
但一路上我照样谈笑风生,谈天气,也谈这辆破车。转眼到了锦绣大酒店,他掏出10元钱递给我。我放在坐垫上,去帮他取出行李。这时,他又拿出30元钱递过来。我说:“您刚付过了,还没找您钱!”
他说:“那是车费,这是奖金,也可以说损失补偿费。够吧?”我这才隐约记起,他刚才问过我,从机场到市内,大约多少钱。
“奖金”我没有要,因为,理解万岁。
信任之美
的哥的工作是由一笔笔简单的生意串起来的,既然是生意,那会不会没有人情味?的哥认为,不会的。
做了这么多年的哥,真是什么事都见过。那天在人民路,一个女人没上车,把孩子放在后座,说:“师傅,麻烦把这孩子送到山东路。”她说她有急事,实在是脱不开身,只好这样了。我拒绝了她。那孩子顶多3岁,她居然放心交给一个陌生人。
她说:“求你了,师傅,但凡有办法,我也不干这事。”
“你是他什么人?”我警惕地问。
“我是他小姨。突然出了点儿事,实在不能带着他。”她看我还在犹豫,又说,“我跟他妈说了,你放心,没事。”
这种事没法让人放心。她又说刚才好不容易相中了个“面善”的的哥,可人家不干,所以求我千万帮帮忙:“出租车倒有的是,我也不能随便什么人都托付啊。”
我仔细地想了想各种可能,觉得没什么问题,加上那孩子叫了她小姨,也就放心了。把她和孩子妈妈的电话分别打出去确认后,我就带着孩子走了。说老实话,真有一点儿使命感。小家伙很可爱,我让他坐在前面,替他系好安全带,一路上跟他聊天,仿佛回到了跟儿子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篇3
“是的,”上帝说,“但你看了这张人物设计书吗?”
天使拿起那张人物设计书,只见上面写着:
“必须让所有的学生敬重,能做学生的朋友。
必须能做180件与所教学科无关的事情。
必须能吃苦耐劳。
必须每天保障有充足的时间给学生传授知识。
给别人的时间必须多于自己。
必须微笑着面对减薪、问题孩子、忧心的家长。
当家长质疑教导孩子的措施,其他人也不支持时,必须还能全身心投入教学。
必须有六双手。”
“六双手,”天使说道,“这是不可能的。”
“嗯,”上帝说,“不是手的问题。现在最困难的是三双眼睛。”
天使难以置信:“三双眼睛?在一个标准的模型上?”
上帝点头道:“一双眼睛可以看到一个学生的其他人看不到的优点,一双眼睛在头的后面看不应该看到的,但必须知道的。前面的眼睛只是观察学生正常的日常行为。”
“上帝,”天使说,“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我认为您应该明天再继续做。”
“我不能停下,”上帝说:“因为我的创造已经非常接近于一些很像我自己的东西。当他(她)生病了,还会继续工作吗?任教班级的学生不想学习怎么办?学生不是自己的孩子,在他的(她的)心里有这些孩子的特殊位置吗?他(她)理解那些正在困难中挣扎的学生吗?他(她)从不对学生放任自流吗?这些都是我现在必须解决的问题。”
天使更近距离地审视上帝正在创造的模型。“心肠太软了。”天使说。
“是的,”上帝说,“但也很坚强。如果有必要,你无法想象这位老师能忍受多大的考验或者完成多艰巨的任务。”
“这个老师会思考吗?”天使问。
“不仅会思考,”上帝答道,“还会推理和妥善处理问题。”
天使靠得更近来观察模型,然后指着老师的脸颊说:“上帝,你的工作看起来不错,但是有一个缺陷。我的意思是,你放太多东西在这个模型身上了。你想不到这些压力将会压垮这个老师。”
上帝靠近模型,发现老师的脸颊上有一滴水珠。水珠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发光。“这不是缺陷,”他说,“这是一滴泪水。”
“一滴泪水?什么意思?”天使问道,“他为何流下这滴泪水?”
上帝想了很久,回答道:“这是老师为一个孩子完成即使是最小的任务而感到开心和骄傲的泪水,为那些单亲的孩子的孤独而感到难过的泪水。这滴泪水还包含着不能打开一些孩子的心扉的痛苦和对那些孩子自我封闭的失望,与一个班级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必须跟那些孩子说再见的眷恋,以及迎接一个新班级的喜悦。”
篇4
他以为自己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时间会淡化自己的这种感觉,然而他发现自己不可遏止地想念着那个女子。那种想念就如雾一般弥散于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他实在想得不行了,便在一日的黄昏来到了友人的家中,谎称自己无处栖身。友人很大度地让他在自己的屋里住了下来。
他们平静地相处着,友善地应对着生活的琐碎,甚至屋里因教授的到来多了些生气与笑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内心洞若明火,毕竟一个飘忽的眼神,一声轻微的叹息,甚至偶尔的失态,都会把那种暗恋的情绪泄露开去,让他们的心底掀起不小的波澜。
但直到教授搬出去,他们之间也没有发生什么,依然是一对好友,只是教授把那份爱意藏在心底,一生未娶。
那教授便是金岳霖,主妇便是林徽音。
这故事感动了许多人,在他们的内心视为爱情的一种经典。
当我的目光穿透现实,延伸到历史深处的某个黄昏时,我却莫名地有了另一种假想……
那是一个春日的黄昏,林徽音的丈夫梁思成外出了。院子里蓬勃着一种嫩绿,偏又下起了淅沥沥的小雨,便有一种生命的气息在荡动,一种诗意、一种情调,甚或是一种暧昧把人的心笼住了。
金岳霖和林徽音坐在亭子里,旁边的茶水飘溢着淡淡的水烟和茶香。他们淡淡地说着话儿,而他们的内心却没有一丝平静。在这样一种氛围里,金岳霖的眼里充满了爱意,与梁思成的那份友情在爱情的驱逐下越走越远。多好的一次机会啊!他对自己说。而林徽音呢?在这样的黄昏里,她那才女的细腻与敏感让她的心底溢满了温柔,尽管她爱着她的丈夫,但婚姻的平淡让她的情感开始有些荒芜,而对金岳霖的爱意,自己却无力去抓住,便禁不住轻轻地叹息一声。
这叹息在黄昏的雨声里显得那么的令人心痛,这无疑让金岳霖有了一种表达的勇气。他冲动地抓住林徽音的手,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下把林徽音抱住了。林徽音挣脱着却又是那么无力,泪水就那么落下来了……
篇5
关键词 儒家 人格理想 境界 君子
中图分类号 B8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12)05-0044-05
理想人格可以视为价值理想的具体体现,它以综合的形态展示了人的价值取向、内在德性、精神品格。儒家从先秦开始已考察人格理想的问题。人应当走向何种存在形态?完美的人格具有何种内涵?这一类问题都为儒家人格学说所关注。尽管随着社会的演进,对人格的理解需要进行历史的转换,但儒家人格学说中的一些思考,在今天依然有其意义。
一
按儒家的理解,理想的人格包含多重内涵。早在先秦,儒家已提出了成己之说,所谓成己,也就是成就理想的人格。孔子以仁道立说,仁道的基本要求是爱人,这一要求决定了理想人格以仁爱的精神为题中应有义。作为理想的品格,仁爱不仅仅一般地表现为对他人的尊重、关心,而且更在于同他人在情感上的相互沟通,亦即以真诚之情对待他人。孟子把仁界定为“恻隐之心”,恻隐之心是一种同情心。在孟子看来,一个完美的人应当具有普遍的仁爱之心:“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孟子·尽心下》)同样,荀子也认为,作为理想的追求,完美的人格应当包括健全的情感。对荀子而言,人性之中本来便包含着情:“情者,性之质也。”(《荀子·正名》)当然,本然形态的情感还未能达到理想的要求,人格应当进而提升到诚的境界。
人格的另一重规定是坚定之志。孔子说:“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仁者”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勇”则更多地体现了意志的品格。意志首先具有自主选择的功能,孔子强调“为仁由己”,便把是否遵循仁道视为主体自主的选择。除了自主的选择外,意志还表现为一往无前的坚韧毅力,对孔子而言,为了实现仁道,即使献出生命,亦应在所不辞:“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正是这种意志的坚毅性,构成了完美人格的又一品格。孟子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认为在生命和道义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完美的自我应当勇于“舍生而取义”,这里的取义,既表现为自我的选择,又展示了意志的力量。荀子对人格的意志规定同样予以相当的关注,肯定主体的意志具有“自禁”、“自使”、“自行”、“自止”等能力,而并非完全为外在力量所决定。一旦形成了坚定的意志,便可以获得凛然无畏的气概,所谓“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荀子·性恶》)。
当然,对儒家来说,至诚的情感、坚定的意志并非隔绝于理性之外。在孔子那里,仁总是与智联系在一起:“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孟子要求“从其大体”,所谓大体也就是心之官,相对于耳目之官,它所表现的是理性的品格,从其大体相应地意味着服从理性的引导。荀子也认为,情之动应合乎理性的要求;意志的选择也应以普遍之道为准则,而不能“离道而内自择”。对道的认识体现了理性的功能,以道为选择的准则,意味着以理性引导意志。王夫之强调“志正而后可治其意”,反对“无志而唯意之所为”(《张子正蒙注·中正篇》),同样要求以合乎理性之志抑制意志的盲目冲动。
可以看到,儒家的哲学对理想的人格作了多方面规定:它既有仁爱的情感,又有坚定、自主的意志,而二者又与自觉的理性相融合,从而完美的人格既涵盖于仁道等观念之下,又表现为知、情、意的统一。这种人格学说注意到了人格不能偏向一端,而应在各个方面获得较为协调的发展。
理想人格内含多方面的规定,同时体现于“君子不器”的观念中。中国哲学很早便区分了“道”与“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辞上》)“道”具有普遍性、统一性,它超越于特定的对象;“器”则是特殊、个别的对象。具体而言,相对于道,“器”具有两重含义:其一,指区别于人的“物”,也就是说,器是“物”而非“人”;其二,作为特定之物,“器”有各自的规定性和属性,是此“器”,即非彼“器”,不同的“器”之间界限分明。儒家从先秦开始就注重理想人格与“器”之间的区分。在谈到君子时,孔子便指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君子”即儒家所肯定的完美人格,“器”则如上所述,指特定的器具或器物。与君子和器的以上含义相联系,所谓“君子不器”,至少包含两重相互联系的意蕴:第一,人具有自身的价值,不能把人等同于物;第二,不应将人像器物那样,限定在某一个方面。换言之,君子作为理想的人格,既具有人之为人(不同于物)的规定,又包含多方面的品格,而不能成为单一化、片面化的存在。这种多方面性在儒家思想中往往被理解为全而粹,所谓“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荀子·劝学》)。这里的“美”是指人格的美,“全”和“粹”则与片面、单一相对,强调人格的多方面性。
二
在儒家思想中,人格作为内在的品格往往与内圣相联系。所谓内圣,首先表现为人的内在德性。然而,按儒家的理解,人格并非仅仅凝聚于内,它同时又呈现于外,后者涉及广义的外王过程。相对于内圣,外王具体表现为经世治国的活动。儒家的经典《大学》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其中“修身”以正心、诚意为具体内容,从而更多地以内圣为指向,治国平天下则关乎外王。人格的现实形态同时体现于内圣和外王的互动过程。
在人格的层面,内圣与外王的联系首先表现为人格的外化。对儒家而言,个体总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应当具有内圣的德性,而且应该赋予生活过程以广义的历史内容,后者所涉及的便是外王。当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何为其志向时,孔子的回答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这是孔子的人生理想,而其中又明显地蕴含着一种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老者安之,意味着承前代之业;少者怀之,则意味着奠后代之基。人格的外化与这种深沉的历史使命感相结合,已泛化为“外王”的观念。
作为理想人格的外在规定,外王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在君主那里,它表现为巍巍之功业:“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论语·泰伯》)在志士仁人那里,它表现为受命于危难之际,慨然承担安定社稷之重任:“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论语·泰伯》)如此等等。外王的形式尽管多样,但却有其共同之点,即都以社会理想的实现为主体的责任,并自觉地致力于这种历史过程。这样,以外王为理想人格的规定同时即意味着赋予它以广义的实践品格。
当然,在儒学的历史演进中,作为人格中相关的方面,内圣与外王往往也被作了不同侧重的引申。一些思想家比较注重内圣之维,在这方面,孟子以及受孟子影响的思想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按孟子的理解,判断一个人是否已经在人格上得到升华,主要以其“存心”为依据:“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孟子·离娄下》)所谓存心,也就是内在的德性或道德意识的涵养。在此,内在的德性(内圣)构成了理想人格(君子)的根本特征。在孟子对理想人格的化身——大丈夫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更为具体地看到这一点:“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相对于内在的精神境界而言,富贵、贫贱、威武等基本上表现为外在的力量,而理想人格(大丈夫)的崇高性即在于具有坚定的操守,不为外在的力量所、所移、所屈。这种操守所体现的,首先是内圣的品格。
与孟子所展现的以上趋向有所不同,荀子更多地侧重于人格的外王规定。按照荀子的理解,完美的人格总是有其现实的社会功能,后者不仅仅在于通过身体力行道德理想而展现出外在的人格力量,而且更在于自觉地担负并完成广义的社会历史使命:“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这里所勾画的理想人格(儒者)并非仅仅以反身内修见长,它的本质特征更多地表现在安邦济世、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之中。正是外在的事功使人格获得了丰满的形象。荀子以前,儒家的创始者孔子已在某种意义上赋予理想人格以外王的规定,荀子的如上思想可以看作是孔子人格理论的进一步发挥。
不过,孔子所理解的外王主要限于社会理想的实现,相形之下,在荀子那里,外王获得了更广的含义。与天人之辨上主张化“天之天”为“义之天”、力命之辨上强调制天命而用之相应,荀子认为,理想人格的外王功能不仅体现于美政经世的过程之中,而且以经纬天地的形式展开:“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理)矣……夫是之谓大人。”(《荀子·解蔽》)这样,完美的人格便由社会理想的实现者进而成为自然的主导者,外王观念的如上扩展同时也使人格形象进一步具体化。
从儒家、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演进看,孔子已开始将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作为理想人格的基本模式,不过,这种统一在孔子那里尚未得到具体规定。孔子之后,孟子着重对孔子的内圣观念作了发挥,以为君子(理想人格)不同于一般人之处,主要即在于其“存心”(内在德性)。相对于孟子,荀子对人格的外王规定作了更多的考察,并从经世安邦与经纬天地两个方面展开了儒家的价值目标。在儒家的尔后衍化中,达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成为理想人格的重要目标。从实质的方面看,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所涉及的是成己与成物的关系,成己在此主要指向内在德性的培养,成物则关乎成就世界,后者包括自然对象的变革与社会的完善。在此意义上,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意味着内在德性与外在的现实社会作用之间的一致。
三
作为价值理想的体现,人格理想只有进一步化为人格典范,才能获得具体的形态。事实上,儒学所理解的人格理想总是与不同的人格典范相联系。孔子已提出了两种类型的人格典范,即圣人与君子。《论语·述而》篇记载了孔子对两者的区分:“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从这一提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圣人与君子同为理想人格的具体形态(在孔子那里,二者的内涵在某些方面交错重合),但却分属两个序列。所谓圣人,按照孔子的理解,即是理想人格的完美化身,它构成了人格的最高境界。从逻辑上说,凡人皆可以成圣,但就现实性而言,圣人又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孔子本人即从来不以圣人自许:“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即使像尧舜这样的明君,孔子也不轻易以圣相称。《论语·雍也》篇中可以看到如下对话:“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按照以上理解,作为理想人格的体现,圣人的特点在于既具有内在德性,又展现了外在的社会作用,他不仅包含完美的品格,而且在现实的社会层面致力于群体价值的实现,从而表现为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在这里,圣人同时呈现了某种引导的意义:作为理想人格的完美体现,人们不断地趋向于这一目标。孔子对圣人的如上设定表明,人格理想的追求本质上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人们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达到某一个终点。同时,圣人作为一种引导的目标,为人提供了精神发展的方向,使人始终受到理想的鼓舞,从而能够避免世俗的沉沦,不断实现精神的升华。
相对于圣人,君子可以看作是理想人格的现实体现。它固然不如圣人那样尽善尽美,但也不像圣人那样难以企及,而是表现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典范。孔子对君子品格的描述总是与现实的日用常行相联系,诸如“君子笃于亲”(《论语·泰伯》)、“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君子泰而不骄”(《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等。这里没有什么高不可攀之处,一切都是那么平易切近:对父母的孝敬(笃于亲)、从容平和的心态(不忧不惧)、对待他人宽容谦逊(泰而不骄)、与人交往开放而不封闭(和而不同),都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如果说,圣人作为人格的引导目标使个体始终具有超越的要求(超越现实的“我”),并使理想的追求表现为一个未有止境的过程,那么,君子作为现实的人格典型则为人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具体规范,从而避免了人格理想的抽象化、玄虚化。
与圣人和君子相联系但内涵又有不同侧重的人格形态是豪杰之士。孟子已对此作了描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上》)这里所说的“兴”,主要是道德上的自我挺立,在孟子看来,这种道德挺立主要依赖于主体自身的努力,而非外力作用使然,其中包含着对人格独立性的肯定。宋明时期,以人格独立为内在特点之一的豪杰之士,进一步被赋予无所依傍的品格,唯其无所依傍,故能保持内在操守,不为流俗所移,它意味着个体不能沉沦于世俗而泯灭自我。
豪杰之士的另一特点在于面向现实、经纬天地,在历史过程中建功立业:“千古之英雄豪杰,经世宰物莫有外焉。”(孙奇逢:《两大案录序》,《夏峰先生集》卷四)在儒学看来,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格应当在辅世济民的现实过程中展开其现实力量。豪杰既非仅仅关注内在心性的涵养,其活动也非仅限于书斋,他具有经天纬地之胆略,其视野超越了自我的完善而转向广阔的外部世界。从南宋的事功学派到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都着重突出了人格的这一维度。黄宗羲曾对此作了更为具体的阐述:“从来豪杰之精神,不能无所寓。老、庄之道德,申、韩之刑名,左、迁之史,郑、服之经,韩、欧之文,李、杜之诗,下至师旷之音声,郭守敬之律历,王实甫、关汉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黄宗羲:《勒熊封诗序》,《南雷文定后集》卷一)在这里,经世活动表现为广义的文化创造,后者展开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等各个领域,正是在这种不同的文化创造中,理想的人格取得了具体的形式。
豪杰之士的如上特点,同时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内圣与外王的人格内涵。如果说,豪杰内含的人格独立精神主要展现了内在的德性,那么,其经人纬地的实践取向则更多地展现了外王的品格。对儒学而言,真正的圣贤应当同时体现豪杰的精神:“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能兴即谓之豪杰。”(王夫之:《俟解》)在这一意义上,理想人格的不同形态无疑又具有相通的一面。
四
人格的更深沉的内涵体现于精神境界。作为人格的表现形式,精神境界既有其内在的核心,又展开于不同的方面,由此形成多维度的精神形态。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曾提出“仁者安仁,知者利人”之说,王夫之从成就德性的角度对此作了分疏:“‘安仁’、‘利人’,总是成德后境界。”(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四)在王夫之看来,安仁、利人都构成了德性涵养中的不同境界。当然,以成德为视阈,境界又表现出不同形态,当人仅仅以富贵贫贱为意时,其境界便难以越出此域,反之,如果始终坚持仁道,在任何时候都不与仁相悖,则意味着进入另一重境界:“到得‘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则他境界自别,赫然天理相为合一。”(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四)在这里,境界之别既涉及德性的高下,也表现为内在精神形态的差异。
作为观念的存在,境界也可以视为宽泛意义上的精神世界,而对后者(精神世界)的考察则涉及更广的视阈。孟子曾有如下表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这里的“万物皆备于我”并不是指外部世界以物理的形态内在于个体,而是表现为观念层面的意义境域:以视阈的扩展、理性的想象、内在的体验等为形式,“我”把握了作为整体的世界并领悟了其意义,万物则由此进入“我”的观念之域。在这里,世界对“我”的敞开与“我”对世界的开放、世界意义对“我”的呈现与“我”对世界意义的领悟融合为一,而对这种精神之境的真切感受往往又伴随着超乎感性的内在精神愉悦,此即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在以开放的视阈接纳世界并深切领悟其意义的前提下所达到的这种“乐”同时表现为一种精神境界,王夫之已指出了这一点:“孟子于‘万物皆备于我’之下,说个‘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是何等境界!”(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篇6
【关键词】施工项目管理;相关问题;
施工工程项目管理贯穿于一个工程项目从拟定规划、确定项目规划、工程设计、工程施工、直至建成投产为止的全过程,涉及到建设单位、咨询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行政主管部门、材料设备供应单位等,具体而言,做好施工工程项目管理,应着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 建立健全项目管理组织机构
首先,应由总承包商、专业承包商和咨询机构组成协作系统,以便职责分明,关系明确。我国的建筑企业应尽快建立起大型的总承包商与专业承包商协作经营的管理模式,从项目融资渠道、管理能力方面尽快与国外专业化建筑工程企业接轨,学习和研究国外的先进经验,增强竞争力。在企业改制改组过程中,应建立适应于现代项目管理模式的组织结构、人才结构,构建协调运作的建筑企业现代项目管理模式。其次,要加快实施建筑企业的专业化改组与改造,营造有明显竞争层次的大中小型建筑经营实体,改造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程项目管理公司,是我国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同时分层分阶段地优化社会生产要素,以专业化协作促进生产方式和生产观念的变革,增强国内建筑企业的整体实力,为构筑和实施新的项目管理模式创造必要条件。
2 注重建筑工程项目进度管理
进度管理的作用是为了把一个整体工程细化为许多单位工程,然后根据这些单位工程的完成时间,相互之间的交叉连贯关系来实现整体进度的一个控制和优化。
2.1 进度计划的主线。主线通常是一个工程中最重要或者耗时最长的部分。
2.2 分项工程的顺序。理清进度计划中各分项工程的相互关系,可以更好地帮助进度计划的编制。
2.3 相关的物资计划。对于整体进度计划的编制,首先考虑设计图纸的落实和到场,以及材料清单的制作,而相应的材料、设备、机具的计划也显得尤为重要。
2.4 人力安排。人力安排涉及现场住房以及成本控制,人力到位程度与进度计划细致性成正比,人力计划做得越细,工程项目做得越得心应手。
3 加强建筑项目安全管理
工程施工安全产生于生产过程中,必须要“以预防为主”,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和施工过程中的监督与管理。
3.1 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工程施工安全的准备工作,要循序渐进,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首先是做好施工前的调查研究。对现场的地形、地物、地貌进行勘查、记录,及时发现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的因素。并依据实地记录、设计文件做好安全技术措施的编制,以及现场安全警示的工作。其次在施工生产准备阶段开展好安全生产的宣教,实施安全技术培训与考核,并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
3.2 狠抓施工生产安全计划的落实:要遵循“按图施工”的原则,充分了解、掌握设计文件的要求及安全技术措施的内容;开展好事前班组安全教育,施工前的安全防护检查;做好各项安全防护及应力支撑系统的验收工作;掌握全程施工动态,及时发现、纠正违规操作和违纪行为。
3.3 坚持经常性的检查。事故的发生除少数是意外所致,多数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安全检查可以发现隐患,避免或消除事故的发生。怎样开展安全检查,采取何种方式开展检查,通过安全检查如何把事故隐患暴露出来,这是我们坚持安全检查的重点。
4 强化项目目标成本管理
目标成本管理在施工成本管理中的应用贯穿了施工成本管理的各个阶段。在项目实施之初,施工单位首先对施工成本有个大概的预测,形成了预控成本;而在成本计划阶段,根据施工图预算等资料,以及预控成本的限制和目标成本管理的原则,有关部门做出关于项目施工成本的成本计划,从而得到目标成本,作为今后成本管理工作的依据;在具体的成本控制过程中,始终根据设定的目标成本,选定合适的施工技术与方法等,以实现目标为准,采用各种控制手段,保证目标成本的实现;成本的核算过程在过去只是实现子记录和计算的功能,在目标成本管理中,要求成本核算过程不仅能够反映出成本的实际发生情况,更应该将所设定的目标成本在一定时期的分解目标与实际发生情况表示出来,供成本控制使用;成本分析作为成本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环节,对成本降低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的分析结果和分析方法对成本情况的改善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成本分析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将成本核算阶段得到的具体数据资料与预测、计划阶段设定的成本目标进行比较分析,揭示成本节约和超支的情况,并给管理者提生的原因,为进入下一个循环奠定基础。这样,在成本管理的每一个阶段,目标成本始终都在起着指挥和监督的作用,充分发挥了其作用。
5 加强施工项目风险管理
5.1 建筑工程的风险识别。由于每一个投资项目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尤其是对于建筑工程来讲,影响它的风险因素很多,影响关系错综复杂,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明显的,也有隐含的,或是难以预料的,而且各个风险因素所引起的后果的严重程度也不一样。当进行项目决策时,完全不考虑这些风险因素或是忽略了其中的主要因素,都将会导致决策的失误。但是如果对每个风险因素都考虑,又会使问题极其复杂化,因此就要对风险进行识别。在风险识别过程中可以使用很多方法,包括:识别问讯法、财务报表法、流程分析法、现场勘测法、相关部门配合法、索赔统计记录法、环境分析法等等、等等。
5.2 风险分析及评价。风险管理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业主及承包商承担适当的风险。而风险分析及评价则是风险管理中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同时,要想进行风险管理,风险分析是必不可缺的工作。所谓风险分析,其实质就是找出所有可能的选择方案,并分析任一决策所可能产生的各种结果。
5.3 风险控制。所谓风险控制,就是对已经经过识别、评价、分析等过程的风险进行处理的过程。这其中包括风险回避、风险分散、风险转移、风险自留等不同方法。对于不同情况、不同风险采取不同的方法,也就是说要视具体风险情况来选择处理方法,而不是整齐划一的采用一样的方法。
6 提高项目管理的信息化、集成化水平
电脑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为项目管理的信息化集成化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政府有关部门应组织科研机构、项目管理单位、软件开发企业等,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软件规范,开发功能完善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和项目管理特点的信息管理平台系统。针对目前全寿命管理和目标管理发展趋势的特点,开发合适的信息集成平台,加快项目管理信息化集成化发展的步伐。
综上所述,通过加强工程项目管理,能提高我国工程项目管理的整体水平,从而提高我国工程建设的投资效益,这对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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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诗歌鉴赏 想象能力 生活经验 文化心理 审美享受
前人在对诗歌的鉴赏实践中,总结了一个可贵的经验,即设身处地。也就是说,在诗歌鉴赏过程中,一定要发挥读者的想象力。如对诗歌作品的还原度越高,意境入得越深,就越有助于鉴赏的成功。虽然想象力是人类特有的秉赋,但它更依赖于后天的造就。教师要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各种途径来培养、强化学生的想象能力,使他们在诗歌鉴赏中取得更大的自由,获得更多的审美享受。
一、鉴赏想象力的形成必须以丰富的生活经验为基础
生活经验不仅仅是对文艺创作者显得重要,对于鉴赏者来说也尤为关键。在创作上,不管是言情、叙事还是摹景,都是对生活的一种艺术概括和表现,都是生活经验和生活感受的一种折射。而读者鉴赏诗歌的过程,是一种思维的“逆过程”,即通过诗歌的语言符号入手,玩味其意象,一直“逆”到作者所置身的生活情景中,从而把握作者的创作形象、创作心境与创作原动力。至于能否“逆”的进去,能“逆”得多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是否具备某方面的生活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在怎样的生活基础上创作出诗歌来,读者也就应该在相似的生活基础上才能鉴赏诗歌。下面我们围绕一个诗歌鉴赏的事例来加以说明,如唐代诗人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诗:“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对于此诗,各评论家众说纷纭。如沈德潜认为“势险节短,句句用韵,三句一转”。着眼于该诗的句法变化和用韵特点。而方东树《昭昧詹言》评为“奇才奇气,风发泉涌”。是激赏其才气的卓越超群。黄香石《唐贤三昧集笺注》说“大如斗者,尚谓之碎石,是极写风势,此见用字之诀”。他是从炼字角度说明岑诗善于夸张形容。……然洪亮吉在亲历实境后对岑诗的欣赏就别有一番风味。他在《北江诗话》卷五中说:“又尝以已未冬抄,谪戍出关,祁连雪山,日在马首,又昼夜行戈壁中,沙石吓人,没及髁膝,而后知岑诗‘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之奇而实确也。”
正是因为洪氏有过置身于戈壁大漠之中的亲身经历,其他评论家的鉴赏只能是一种“案头的鉴赏”,与洪氏的鉴赏相比,不免有“纸上得来终觉浅”之感了。可见,一个缺乏生活,头脑中生活想象十分贫乏的读者,即使他具有兰心慧质,天性聪颖,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难以进入艺术想象的天地。有些读者轻视生活经验的作用,把想象看成随心所欲、全凭才气的一种主观心理活动,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二、想象力的形成和发挥,还必须建立审美的文化心理结构
一个读者对待诗的态度,如果不是抱着艺术欣赏的态度即审美的态度,而是以科学的、实用的眼光来衡量诗,那么,他在诗中看到的就仅仅是物理事实,而不是随着情感的支配、想象的扩展而形成的艺术形象。如对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我们不能用现实的尺度来衡量“三千丈”,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夸张之辞,并且在脑海中还应该想象出李太白愁情似海、白发顿生的意境。这样,要使想象的翅膀高高翱翔,就必须建立审美的心理机制。
我国在古典诗歌的文字符号和意象上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美国人看待字面的意义一般比较单纯,“一只鹰就是一只鹰”,而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除了表层意义外,还往往具有深层或多层的含义。阅读古典诗歌,应该对其意象的深层意义或象征意义要有所了解。只有对之有很熟稔的掌握,阅读时才能产生本能的、不假思索的联想:如看到柳的意象,就会联想到依依惜别的镜头,如柳永在《雨霖铃》中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来表达别离的伤感之情。“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说的是笛声中《折杨柳》的曲子倒是传播得很远,而杨柳青青的春色却从来不曾看见,以此来表达伤春叹别的感情。“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说的是今夜听到《折杨柳》的曲子,又有何人不引起思念故乡的感情呢?又如看到杜鹃的字眼就会与悲苦之事联系在一起,李白诗云:“杨花飘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文天祥《金陵驿二首》:“从今别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杜鹃的啼叫又好像是说“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它的啼叫容易触动人们的乡愁乡思。再如明月、白云,古人有“望云思友,见月怀人”之怀,这在古代诗词中也是常用的。杜甫诗《恨别》中“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就是借白云明月,寄托对友人的怀念。刘长卿《谪仙怨》:“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写别后相隔之遥与思念之深,希望悠悠的白云,把自己的一片思念之情带给千里万里之外的友人。诸如此类意象数不胜数,这种借物而达以情感的比附,开始也只是一些偶然的譬喻,后来用的多了,就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思维定势。作为读者,应该加深对古代文化以及民族文化心理表现形式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发展自己的联想能力,在古典诗歌中获得更多的意蕴和美感。
三、培养鉴赏想象力,还必须培养特殊的感觉能力
这首先表现为多种感觉的共存。在想象的境界中,有声、有色、有味,这就需要听觉、视觉、嗅觉的“全面开花”。如《琵琶行》中的“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等,几乎要读者调动全部感官的功能才能在想象中真切地把握这些形象。其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还存在一些多种感官交通,即所谓“通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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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 客户 个人理财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人们对个人理财变得越来越了解、越来越重视。近几年中国的个人理财市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没有理财产品到现在的几十家商业银行推出两千多款理财产品;从理财产品的单一化、传统化到银行与信托公司甚至私募基金合作推出丰富多样化的产品;从没有理财分析师这个职位到现在各家银行都拥有自己的理财团队。尽管如此,中国的个人理财业务还是处于起步阶段,现阶段个人理财业务实质离真正的理财理念还有很远的距离。
一、理财与产品推介的矛盾
理财,顾名思义是对财富的管理,商业银行的理财经理应该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及财务状况来为客户制定长远的财富管理策略,并在绩效分析下进行不断完善。但目前这样的理念很难实施。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客户或市场细分的断裂,针对不同客户群体采取的理财模式往往雷同或是断裂的。第二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全方位理财服务的断裂。客户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理财服务的需求是不同的。从国际成熟经验来看,财富管理往往是覆盖一个人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很明显,中国现阶段的财富管理还仅处于资产管理这一狭义的范畴,而针对人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理财需求特点而推出的理财服务,在中国现阶段理财市场上还处于空白。目前中国个人的理财与产品推介却非常相似。
走进国内的每家银行机构,我们都可以见到VIP客户贵宾室、理财室,最差的都有个大户室负责接待这些VIP客人。可是基本上所有银行的客户经理们类似于路边商店的销售员,每天吆喝着销售,对每个可能的对象推销着各种银行产品,而不管该客户是否有需求购买这些产品。有研究表明起步阶段的本土理财应以咨询为驱动,确实现阶段的理财只能为客户提供象征意义的咨询服务。国内商业银行为提高理财服务质量、培养理财经理一直在做不懈的努力。现在银行内拥有AFP、CFP认证的理财分析师越来越多,但实际工作中没有充分的平台让他们去做。而且真正优秀的理财分析师应了解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房产、外汇、票据债券等等众多领域,需要具备广泛而又系统、专业的金融知识,通晓各种金融商品和投资工具,了解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综合专家,很多现有工作人员的知识操作水平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对高收入阶层的理财服务在本土的金融市场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上面提到的商业银行的VIP的服务,二是针对富豪中富豪的私人银行。私人银行在中国做的怎么样呢?
“我希望能有值得信任的、专业的私人银行家为我提供理财服务,帮我进行复杂的金融产品投资,最好还可以帮助我照料一些私人事务,这样我就可以更合理地安排我的时间。但是很遗憾,目前在国内我还没有看到哪家银行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某高财富净值客户在接受采访时做出的表示。他的这番话也代表了国内私人银行客户的共同心声。中国本土银行在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方面经验少,业务水平较低,无论从金融市场成熟度、金融产品种类,针对富裕人群的专业化财富管理水平等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在为客户提供相对完善财富管理服务,协助其得到财富的高增长,等好的理念下,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实现。
二、如何平衡银行利益与客户利益
理财是个与客户自身联系紧密的高风险行业,对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有很高的要求。金融理财师执业道德准则中包括:正直诚信、客观公正、专业精神、恪尽职守等。但阶段商业银行只是通过监管机制来制约风险,对职业道德的重视还远远不够。现在各家银行都在拼金融产品,这样有利于产品市场的成熟,而理财经理们就在拼命卖产品。每个月每季度理财经理都有很重的任务要完成,理财经理间也讲业绩排名,这虽然有利于提高其工作效率,能最大程度的为银行谋取利益,但对客户利益就有受损的风险。商业银行作为企业来讲努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无可非议的,但在激励和提高自身产品销售的同时,还应多考虑一下客户利益。现在的商业银行一般会要求VIP客户填写风险测评表,以此为依据来向客户提供不同风险等级的产品,但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可能会受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仅凭此一点是不够的。职业道德准则中客观公正一条中要求:金融理财师应诚实公平地提供服务,不得因经济利益、关联关系、外界压力等影响其客观公正的立场;还要求金融理财师在为客户提供专业化服务时,应该从客户利益出发,做出合理谨慎的专业判断。但现实工作中理财经理们在压力面前很难放下自身的利益和声誉去维护客户的利益。一位理财经理曾风趣地说:“职业道德是上层建筑,我现在还吃不饱,没有能力考虑那么多。”
然而只有坚守职业道德才能真正的热爱一个行业,才能全心全意去做,对于理财业也是一样。职业道德准则中专业精神一条中要求:金融理财师应该有职业的荣誉感;恪尽职守一条中要求:金融理财师为客户提供服务时应及时、周到、勤勉。以客户的利益增长为自己的喜悦,以客户的满意度作为自己的成就。社会一直在追求理财经理的高素质,但人们把注意力大多都放在追求专业的金融知识上而忘记了追求过硬的职业道德。如果只求第一点而不求第二点,那中国的个人理财业很可能会赴中国保险业的后尘。很多理财经理都说中国客户市场不同国外,中国人不愿敞开自己,这样理财很难作。但客户的信任度是可以培养的,而信任度的培养需要以理财经理的真诚、守信、保密为根基。商业银行作为以利民、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不可能要求它做到向非营利组织那样无私,但也应该尝试为客户搭建一个增进信任的平台,以平衡银行利益和客户利益。现在各家银行都在抢占个人市场,通过各种方式扩充VIP渠道,但真要留住这些客户还是需要把理财工作做细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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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斯德哥尔摩现象,口供
斯德哥尔摩现象(Stockholm syndrome),又称斯德哥尔摩效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好感、依赖心,导致被害人反过来协助加害人、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斯德哥尔摩现象源于1973年在瑞士斯德哥尔摩的一起银行抢劫案。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四名人质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抗拒政府营救他们的努力。获救后不仅拒绝指控绑匪,而且一致对歹徒没有伤害他们、对他们加以照顾表示感激,甚至还为绑匪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人质中一名女职员还爱上了劫匪。这一件事引起了社会科学家的思考,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后来的心理学研究将这起绑架案中的人质心理变化称为“斯德哥尔摩现象”。
在历史上或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存在斯德哥尔摩现象,清朝满人的辫子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清朝男人的发型是由满族人留辫子的习惯而来的,清朝建立初期,为了表示清朝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也为了表现汉族人民对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臣服,清朝政府强迫全体中国人按照满族人的习惯留辫子。因此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军事论文军事论文,抗拒清朝政府的暴行,清朝政府为野蛮推广留辫子,不惜大肆屠杀不肯屈服的中国人。经过清朝的统治,留辫子竟然被当时的一部分中国人当成了传统,以至于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后,很多人对辫子产生怀念,甚至有人为了保住头上的辫子而不惜放弃生命。一部分中国人从当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对留辫子的奋起反抗,到逐渐接受,最后到为了保住头上的辫子而死,也是由于清政府的从野蛮屠杀到体恤百姓的统治方式,诱发了一部分人的斯德哥尔摩现象。
斯德哥尔摩现象,简而言之,可以叙述为,A刚开始对B态度恶劣,行为野蛮,B会憎恨A。然后A对B略施小惠,B会对A态度转变论文格式论文下载。最后A对B回复正常的待人方式,B会认为A对B很好而对A感激不尽。而其实最后A只不过是对B采取了正常的待人方式,而B会对A感激,其原因就在于在A的这一态度的转变下,已经诱发了B的斯德哥尔摩现象。
二、 斯德哥尔摩现象的科学解释及形成条件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现象: 出于对罪犯的畏惧,被害人为了转移心理压力,分裂出另外一种思想,把受到伤害(攻击、压迫、禁闭等)当成理所当然的,把受到的施舍(食物、外界消息、甚至生存权利)当成恩惠。人质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如此经过长时间的或短时间,高浓度的对峙,就会把开始对犯人的恨,转变为畏,再转变为爱,以此来减少心理压力。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因此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人质就会把解救者当成敌人。
心理学家的进一步研究显示,斯德哥尔摩现象的形成军事论文军事论文,有几个形成的因素: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三、在贪污贿赂案件侦查中运用斯德哥尔摩现象之方法
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具有物证书证少且取证难的特点,因此侦查更加倚重于审讯,也就是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突破。面对审讯未达到目标,无法取得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侦查僵局,可以利用斯德哥尔摩效应来影响犯罪嫌疑人,从而使得犯罪嫌疑人心理产生变化,以期提高审讯成功率。将上述形成斯德哥尔摩现象的因素加以扩展,可以得出促使犯罪嫌疑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现象的条件:
将犯罪嫌疑人羁押入看守所,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住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让其处于信息封闭、人身自由受到侵害的境地,从而形成了诱发斯德哥尔摩现象的前提条件。侦查人员在此基础上,可以有策略的诱发其他条件,使得产生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几率提高。
第一步,将犯罪嫌疑人羁押至条件比较差的多人监室,配合强度较大的审讯力度。看守所的集体监室在押人员罪名不同,涉嫌各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混合羁押,且以暴力犯罪居多。此类羁押条件的特点是羁押人群素质普遍不高,与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素质普遍较高形成较大反差,与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前的生活环境更是形成鲜明的对比。犯罪嫌疑人羁押在此类环境下,心理落差极大,仿佛置身于异常恶劣的环境。此时配合高强度的审讯力度,更能加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负担,尽量使其置身于“绑架受害者”类似的境地,此时侦查人员亦要表现出“绑匪”似的穷凶极恶形象,不给予犯罪嫌疑人任何好处,犯罪嫌疑人提出的任何要求都不予接受,务必造成犯罪嫌疑人绝望的思想状态。
第二步,将犯罪嫌疑人移至条件比较好的多人监室,降低审讯强度,侦查人员适当施以小恩小惠。此类监室适宜以羁押诈骗、侵占等非暴力犯罪罪名的犯罪嫌疑人为主,此类被羁押人群相对其他被羁押人员素质较高,能够给被羁押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相对轻松的羁押环境。同时侦查人员在提审中要让犯罪嫌疑人明白,更换监室的行为是侦查人员体恤犯罪嫌疑人而向看守所提出,经过多方努力才促成的事宜。再适当施以小恩小惠,例如递香烟、送水果等手段,使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产生好感。
第三步军事论文军事论文,将犯罪嫌疑人移至条件好的单人监室,放宽审讯强度,辅以亲情攻势或政策教育等手段,有条件的可以安排个别家属或单位领导短时间见面。侦查人员如能在这个过程中,使得犯罪嫌疑人相信是侦查人员尽最大努力将其羁押环境得以改善,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从最初对侦查人员的厌恶、怨恨,逐步转化为感激、理解的心理状态。安排家属或领导见面,有可能会加深这样的情感,此时,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有望彻底瓦解,突破口供的难度有望大大降低。
四、诱发斯德哥尔摩效应所需的外部环境配套
诱发斯德哥尔摩效应需要促使形成以下外部环境配套:
第一,促使看守所改进羁押方式,使将类犯罪嫌疑人按照罪名分类羁押。分类羁押,有利于看守所集中管理犯罪嫌疑人,不同种类的犯罪应用不同的羁押管理方式,也可以为侦查贪污贿赂犯罪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二,将看守所按照羁押条件及环境划分等级论文格式论文下载。此举一方面可以改善犯罪嫌疑人的羁押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看守所人权状况的提高。看守所设立若干个条件好的单独羁押监室,以备需要时可以使用。
第三,提高侦查人员的审讯技巧。审讯技巧高超的侦查员,是诱发斯德哥尔摩现象的重要内因。在诱发斯德哥尔摩现象的过程中,侦查人员的角色是多变的,从一开始态度类似“穷凶极恶的绑匪”,到后来类似“略施小惠的绑匪”,最后类似“人情关怀的绑匪”,需要侦查人员的神色,语气,和审讯谈话的技巧加以配合,还要从审讯的过程中,通过侦查人员丰富的经验,对犯罪嫌疑人察言观色,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兴趣、爱好,和犯罪嫌疑人羁押于看守所时,面临什么困境,生活有什么困难,在适当的时候投其所好,略施小惠,以上技巧只有一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才能做好做到位。提高了侦查人员的审讯技巧,时提高诱发斯德哥尔摩现象的成功率的重要因素。
五、利用斯德哥尔摩效应突破口供是否违反法律之反思
首先,利用该方法不属于刑讯逼供。利用该方法并没有使得犯罪嫌疑人受到身体的伤害军事论文军事论文,将其关押在不同监室的做法,是想利用周边的环境使犯罪嫌疑人产生心理压力,不属于刑讯逼供的行为。
其次,利用该方法向犯罪嫌疑人施加心理压力在法律允许的侦查手段范围内。反贪污贿赂侦查人员的讯问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教育、法律教育、事实教育、亲情教育等一系列侦查方法,使得犯罪嫌疑人迫于国家法律的威严和无法抹去的事实,自愿交代其犯罪事实,该方法自始自终都在利用政策教育等方法使得犯罪嫌疑人主动、自愿交代犯罪事实,所以利用该方法是法律允许的。
最后,利用该方法不会使得犯罪嫌疑人产生后遗症等一切负作用。斯德哥尔摩现象只是犯罪嫌疑人置身于强大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而产生的心理状态,心理压力解除后,该现象会随着压力的消失而消失,对犯罪嫌疑人不存在任何负作用。
综上,由于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方式中,最关键、最有力的获取证据方式是审讯,所以面对口供始终无法打开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利用心理学的方法突破其心理防线,提高审讯的成功率。通过对羁押环境进行分级调整,配合以侦查讯问密集度和态度的同步调整,有目标的运用策略来诱发斯德哥尔摩现象,是贪污贿赂案件侦查中可供选择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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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真是这样吗?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全国10个省份发放调查问卷,对近6年来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和已就业大学毕业生进行对比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现在找工作主要就是‘拼爹’”这一说法,未就业大学毕业生中持同意的比例为47.1%。在找工作过程中,“提供过帮助的人”排第一位的是朋友(61.3%),家人排在第二位(55.4%)。在他们认为最有利于就业的因素,主要是“有相关实习”和“工作经历”(63.7%)、“工作能力强”(48.6%)等,选择“父母、亲戚的帮助”作为最有利于就业的因素,列在第六位(19.0%)。
社会舆论和媒体似乎不停地暗示,“拼爹”已成为一种时代病,大学生就业更是一场“拼爹”的竞赛。从这个调查中可以看出,“拼爹”的舆论背景带给大学生先入为主的印象仍然是有的,47.1%的未就业大学生同意“现在找工作主要就是‘拼爹’”,这已是很高的比例。但所幸,现实给他们的感受要好一些,在找工作过程中,“父母、亲戚的帮助”仅排在第六位,真正靠的还是经验和能力。
“拼爹”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极端个例经由舆论放大后,拼凑起来的社会假象。“拼爹”这个词从诞生起就带着人们对权力和金钱所编织起来的“资源”的怨愤,它所指向的是社会正常秩序与价值的扭曲。就如网友评选的“四大名爹”一样,在调侃背后是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在媒体的传播与放大中,“拼爹”成为一些人对这个时代的刻板印象,先入为主地认为社会已经进入“拼爹”时代。
不可否认,“拼爹”确实存在且改变着社会的价值生态。在我们身边,在各种媒介信息里,可以看到很多人确实“拼爹”成功了。各种“名爹”“干爹”以及他们所延伸出来的权力和金钱的关系网,圈走了一些机会。这种小比例的成功显然在腐蚀着种种美好的价值观,挫伤了一些年轻人的斗志和对社会的信心,使一些年轻人迷茫、困惑,甚至放弃个人的奋斗,随遇而安或怨天尤人。
消除“拼爹”成为社会主流的假象,必须封堵“拼爹”的各种制度漏洞,让大学生在更健康的环境中拼能力和汗水,真正还他们一个健康公平的竞争环境。
消除“拼爹”成为社会主流的假象,也需要我们客观理性地观察社会和时代。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这份研究报告,以及我们和周边人的真切感受,都客观真实地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拼能力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这说明,社会现实并没有那么坚硬和冷漠;大学生在“拼爹”文化盛行的社会中,仍然保持对社会的客观判断和对未来的信任。青年人、未来社会的创造者有这份信心,我们更可以相信,这仍是一个拼能力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