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三字经十篇

百家讲坛三字经篇1

以前我都是不看百家讲坛的，时间太晚了。因为历史老师让我们去看，我就在网上挑了一期《三字经》解读去看看，这个我还是挺感兴趣的。也因为看了这期的百家讲坛，我才真正认识了《三字经》。

《三字经》和《百家姓》《千字文》共称三百千。而三字经用“经”这就体现了三字经的重要性。寥寥1720个字的《三字经》概括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及中国的传统文化。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和道家“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一代代君王粉墨登场、历史人物或血洒疆场，爱国情怀感动一代代炎黄子孙；或助纣为虐，遗臭万年！

其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句话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玉不琢不成器，出于《礼记》的《学记》。字面意思很清楚，一块玉石，如果不经过雕琢，它是成不了器的，也就是它不能成为一件玉器，它只是一块玉石。人不学不知义，人如果不学习的话，是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钱教授讲到君子拿玉，美玉来体现，来展现，或者来比喻君子所应该拥有的品德。所以古人经常用琢玉来比喻自己完善自己的修养，他使自己的修养越来越完善，就像雕琢这个玉一样，所以《三字经》用玉不琢不成器来做比喻。因此我明白学习像制玉一样，必须经过切磋琢磨的过程。所以《诗经》里面也有话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三字经》所倡导的是，学习是一个过程，它像制玉一样，必须经过切、磋、琢、磨这样一个过程。

通过对钱教授解读《三字经》的学习，我明白了学习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需要我去切、磋、琢、磨，在不断的实践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人必须经历过勤苦才会有快乐，才会有成功遇到困难我也应该有不怕苦的精神，并把遇到的困难当做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打磨的过程。

江苏省苏州市景范中学初一:徐佳熠

百家讲坛三字经篇2

媒体纷报钱文忠教授将携《解读〈三字经〉》重登百家讲坛，为普及蒙学做贡献了。当此启蒙教育困惑多现之时，居百家讲坛之高，假春节假期之便，钱教授为百家讲坛提高收视率的可能性，笔者是一点也不敢怀疑的。但媒体披露的一点细节，却让人怀疑钱教授能否讲得好《三字经》。这细节来自《新京报》的消息，称“钱文忠表示，虽然自己从小就读蒙学课本《三字经》，后来发现，里面有很多自己不懂的东西。比如‘人之初，性本善’，可接下去为什么是‘性相近’呢？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应该是‘性相同’。”

这无疑是在钱文忠教授开讲之前就曝光其错误，问题在于“性本善”与“性相近”并无逻辑矛盾。性善、性恶孰是孰非是否科学勿论，只就《三字经》文本而言，数百年来千锤百炼，表达上的不当已经减到了最少，并不象钱氏所说，一开始就犯了逻辑错误。因为中国人对事物属性的表达，向来是分等的。老子说：上善若水。有上善，自然有中善和下善，善分层次。老子说：上德不德。德也是分层次的。道有大道小道，善有上善下善，兵家谋略有上兵其次，军衔有上中少将，即使巫师卜卦也有上中下签，为何“性本善”就必须引出“性相同”才不矛盾？

性本善，不过是说人性出一善源秉一善性，而不排除其量上的差别，这一点可以拿“性善论”本源的孟子为证。孟子在不好的环境里不学好，寡母不得不领着他到处搬家，这证明了“习相远”。而另一方面，高叫着“尧何人哉，舜何人哉，我何人哉”的孟子虽然被奉为了亚圣，却终没有成为尧舜，何故呢？尧舜是性善的，孟子也是性善的；尧舜是习善的，孟子也是习善的。孟子没能成为尧舜，除了习善的不同，也有“性善”在量上的区别。人天赋就是有差别的，即便出一善源秉一善性，量上也有差别，在假定“性善论”成立的前提下，“性相近”是最准确的表达，“相近”一改为“相同”，就抹灭了这个差别。所以，且不论“性善论”是否正确，只做《三字经》文本的解读，也必须要承认人天赋的差别，要承认善的不同层次，要承认“性相近”是最准确的表达。

百家讲坛的专家解读经典，常常疏忽文本的细节，偶有留意的，又好犯别出心裁的错误，原因不外功底不够、用功不深、解读不细，总归是粗疏武断。粗疏到忽视人的天赋差别，武断到把“性相近”这样准确的表达臆指为逻辑错误，钱文忠教授一开始便自证了蒙学成绩尚不及格。倘若不是因为季先生年迈神衰，并且近日为俗务纷扰，我真的要建议钱教授春节之前赶紧到季先生门下回炉重造，不然象这样开篇就犯认识错误，讲得好《三字经》吗？

作为蒙学经典，《三字经》涵盖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政治、民俗诸多方面，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作为学生的课外读物确是有益的。而三字经以其浅显精短，大多数识文断字的人都能够自读自诵，钱教授的40余集节目数十万言巨著，究竟是有益于普及还是让人看得瞌睡？而一开始就犯错误的讲座，谁能料想其中还有多少新新论调？所以我看钱氏的解读，除了在祥和热闹的新春里为百家讲坛也增加一点人气，除了为签约出书的出版社创造一点利润，并且在这危机时代为GDF增长做一点可能的贡献，除了让钱教授在2009作家富豪榜上的名次更靠前一点，把钱教授的生活水平跟老百姓的距离再拉大一点，让钱教授在盗世欺名的路上走得更远一点，实在看不出有何意义。只好说：《三字经》有益，钱文忠无聊。

百家讲坛三字经篇3

2001年7月，央视科教频道推出《百家讲坛》栏目，最初强调“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收视率最低时几乎为零，面临被淘汰的命运。2004年3月，阎崇年初登《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系列，创下当时科教频道最高收视率0.57%，栏目终于走出低谷。一举成名时，阎崇年已经70岁，枯坐冷板凳50余年。他一如既往的认真，令时任制片人聂丛丛都感到吃惊：“为一期节目他能写上12页稿子，内容上万字。他能把学问当评书讲，而且每期节目录完，他都要看一遍，对自己表达不够准确的地方，甚至编辑过程中的错别字都一一挑出来。”阎崇年对《百家讲坛》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从他开始，《百家讲坛》摸索出一条由一位主讲人用通俗活泼的方式、按照电视的规律讲述历史文化专题的路径，后来的主讲人就是沿着这个路径前行的。”2012年，年近八旬的阎崇年第四次登上《百家讲坛》，讲完64讲的《大故宫》系列。

易中天

曾任《百家讲坛》总策划的解如光回忆说：“2004年，我在凤凰卫视第一次听易中天讲座，当时一些学者讲武汉人的素质，当别人引经据典，用很理论的语言讲武汉人意志、品质的时候，易中天说，武汉人每天早晨都要吃一碗热干面。他用武汉人吃热干面的劲儿，讲武汉人的务实和坚韧。我一听就觉得他不是咬文嚼字的人，是我们《百家讲坛》需要的人。”不过，时任制片人万卫说，易中天刚开始讲汉代刘邦，总是忽视细节。“前面都铺垫好了，讲到鸿门宴他说：下面该是你们都知道的鸿门宴，就不讲了。我问他为什么不讲了？他说，这谁不知道啊？我们跟易老师讲，观众想听的就是这个，他们要听您的版本的鸿门宴。”为了吸引观众，易中天规定自己在5分钟内设计一个悬念，在那里自编、自导、自演独角戏。易中天曾打趣说：“孔子如果活到今天，肯定会上《百家讲坛》，或者在网上开博客。这实在比东奔西走到处游说效率高多了。”

于丹

“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应该仰望，高深地隐藏多少奥秘，其实这个世界真正的真理永远是朴素的，如太阳东升西落，如春耕秋收，《论语》告诉大家的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真正的道理是告诉别人怎么才能过上心灵所需要的快乐生活。”2006年“十一”期间，于丹在《百家讲坛》的第一句话，就以绝对的高度，一锤击碎了几千年人们对经典膜拜的梦想。短短7天，她迅速成为一颗璀璨的明星，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和追捧。此前，作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教师，于丹为央视多个栏目做过策划。但初上《百家讲坛》，她一时之间也摆脱不了给大学生讲课的架势。栏目组提醒她，把姿态放低些，再低些。于是，于丹用“孔子只有温度，没有色彩”，“它不烫手，不冷漠，略高于体温，亘古不变”等感性语言来诠释孔子。此后，于丹还开讲《庄子》及昆曲。她认为：“道无处不在，它原本是每个人生活中温暖的启迪和劝导。”

纪连海

和易中天、刘心武等大学教授、著名作家的身份不同，在荧屏上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的纪连海，只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一位普通的历史教师。当年，为了让自己的课堂充满魅力，他甚至买了相声名家刘宝瑞30集单口相声《官场斗》回来研究。在《百家讲坛》，纪连海的演讲找不到学者常有的儒雅风度，他总是激情万丈，讲到激动处还常常跺脚、拍桌子，甚至双手颤抖、呼吸困难。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历史的情感，以及讲课的那种语气—带着浓浓北京味儿，把故事当成单口相声讲的语气。那些杀伐决断，那些血腥味儿，在他的口中，就成了古城茶寮中的家长里短。他的“和珅十讲”以平均收视率0.69%荣登《百家讲坛》开播5年来的收视率冠军，至今无人超越。有人问他，作为中学教师，在大学教授、专家学者云集的《百家讲坛》，是否感到压力，纪连海回答说：“站在《百家讲坛》的讲台上，和专家教授们讲得一样好，应该是他们有压力才是啊……”

王立群

“说起走上央视，其实我也是通过了海选的。”王立群回忆说，当《百家讲坛》到河南大学挑人时，他正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接到短信后，连夜坐火车赶回开封，没来得及回家，便直奔演讲会场。演讲内容是《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这部分内容他已经在课堂上反复讲过上百遍，几乎倒背如流。近20分钟的试讲，王立群风趣儒雅、娓娓道来，给编导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他来到另一间屋子对着摄像机开始了第一次的讲演。讲完后，编导们随即表示，王立群是河南大学的首选。凭借着渊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和独到的见解，王立群很快成为“《百家讲坛》最学术的主讲人”，也是从2006年至今唯一在该节目连续讲述的主讲人。这份“成绩”来得并不容易，自从登上《百家讲坛》，他基本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我的安眠药量就是跟着节目播出的时间定的，播出时肯定吃的就多。”虽然频频“触电”，王立群仍心系书斋，说：“我的目标是流传而不是流行，做学问是我一生的追求。”

百家讲坛三字经篇4

一位观众说，我看蒙曼讲唐史基本上是当成评书来听的，那些钩心斗角的宫廷斗争故事最有吸引力，而其中有多少学术含量和独到见解早已被忽略。

和一桩维系了7年以上的婚姻一样，于丹、易中天、阎崇年、纪连海、马未都等几张熟脸，已经让许多观众对“百家讲坛”产生了听觉和视觉的疲劳，如果说节目走下电视并成为畅销书的金字招牌之初，学术争鸣是一味恰到好处的催化剂，引起了媒体的兴奋炒作，顺势提升了大众的关注，但是当学术争鸣演变为阎崇年签售被扇耳光，则让媒体人清晰地看到了观众对于电视学者在学术上所持有的批判态度的尖锐和暗藏的冲突，草根和普通大众无法和那些在电视上具有强势传播平台的学者们一样有相同的话语权，所以，他们只能选择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这种方式也许让学术明星们的粉丝陡然清醒，也许会让他们更加铁杆。

除了普通观众在学术观点上与学术明显存在的分歧，针对阎崇年的讲述，著名学者陈明远公开表示，对于司崇年所讲的清史，自己在历史观上与他有原则分歧；而在治学态度上，也有原则分歧；在表述形式上，还是有原则分歧。

陈明远举例说阎崇年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一书中讲到，中华民族历史的漫长演变过程，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融合中发展、官民在矛盾中协和、君臣在矛盾中统合而不断发展壮大的一部历史……

陈明远是在学者里面第一个跳出来质疑阎崇年的人。他认为阎崇年持有的历史观是落后的、陈腐的；这种落后陈腐，就是不恰当地夸大帝王个体作用到了个人崇拜的程度，文过饰非，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更不可取的是：有意无意宣传奴才思想，为“瞒与骗”的劣根性辩护。

“近几年来，阎崇年先生通过央视‘百家讲坛’及一些著作，过分歌颂满清皇朝，有文过饰非之嫌。”陈明远说。电视台千方百计吸引眼球，必须生动活泼，趣味丛生，达到收视率的高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负责任地胡言乱语吧?不能淡忘社会责任，必须在娱乐中、笑谈中传递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正确认识啊。

比起十博士批判于丹，此次对于匐崇年学术观点的批判和质疑，明眼人可以看出并不是出版社为制造卖点刻意而为的炒作。根据开卷公司的一项报告称，比起《品三国》、《于丹心得》曾经的大红大紫，现在“百家讲坛”系列作品在市场上的表现差强人意。《品三国(上)》经历了几个月名次的连续下跌，2008年6月已跌出前30名，《品三国(下)》也已落到了榜单边缘；“马未都说收藏”系列在榜单上昙花现，6月便已了无踪迹；阎崇年的《康熙大帝》(中华书局)上市一个多月后仅排名第30，与曾经“壮观”的纪录相比相去甚远。

另据今年5月“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纪连海向媒体透露：从去年10月起，除了他讲的“李莲英系列”之外，“收视率再也没有超过0.1％”。由于“百家讲坛”曾有过0.69％的收视率纪录，以此推算，目前的收视率或还不到高峰时的17。对于“百家讲坛”此类依傍电视学者的热潮，把电视上已讲过的内容集结成的畅销书而言，“百家讲坛”的收视率成为决定此类书畅销与否的关键。收视率下降了，书卖得不好也很容易理解。

收视率下滑，图书销量下滑，学者们的观点存在硬伤和争议都使“百家讲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下步入该怎么选、节目形式如何调整都成为摆在节目制作者面前的主要问题。

百家讲坛三字经篇5

[关键词] 电视媒介 百家讲坛 受众心理

1 《百家讲坛》的准确定位

对于电视栏目而言,定位准确是其成功的基础。2001年，央视十套开播了《百家讲坛》。该栏目最初将观众群定位在受教育程度较高、欣赏品味不俗的知识阶层，主讲人选也瞄准了全国最好的学者、教授。第一个在《百家讲坛》亮相的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之后有李政道、丁肇中等学术名流，但是收视率却并不理想。

在经过了一系列对受众的分析，通过对受众心理的揣摩，《百家讲坛》抓住了现代人在文化上的危机感，对信息需求的短、平、快等心理诉求，寻求到了节目与受众的契合点。如今的《百家讲坛》开始走起了大众路线，在面对不同文化层次受众的同时，选择了把历史内容人物化、事件化、个性化的处理，并将栏目定位为“汇集各路专家、学者的‘开放式大学’”， 力图通过栏目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把目前人们最感兴趣、最新鲜、最吸引人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都引入到节目中，充分满足现代受众的心理需求与收视需求。准确的定位使节目迅速窜红，《百家讲坛》也成为了央视十套的品牌栏目。

2 《百家讲坛》满足受众心理需求的主要表现

《百家讲坛》以受众为王的做法为自己找到了良好的生存方式。类似《百家讲坛》这样的科教知识类节目有众多（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等），但是为什么《百家讲坛》一枝独秀？关键就在于它充分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

40年代的H.赫卓格就对受众心理进行了研究，他通过对一个名为“专家知识竞赛”的广播节目的11位爱好者进行了详细的访谈，发现尽管是同一个节目，人们的收听动机、欣赏的层面以及获得的满足是不同的。并据此得出了“使用与满足”理论。与最初一些专家学者提出的“魔弹论”不同的是“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受传者角度出发考察大众传播的效果。它通过分析受传者接触媒介的动机或这种接触满足了他们的什么需求，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所以中国人自古一直认为自己的“华夏文明”是世界上的优质文化之一。尤其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

中国人在孔、孟思想的影响下培养出了东方文明所特有的谦逊内敛、含蓄深沉的带有地域和宗族色彩的心理特征。社会的心理状态随之也被确立了下来。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沉淀，或许被压抑太久了，国人现在迎来了自己的“狂欢时代”，开始提倡创新、弘扬个性和思想解放。人们渴望“沟通”，渴望新知，媒介必须充分把握受众的这种心理，并把能否满足受众的这种心理作为衡量传播效果的重要标准。《百家讲坛》的成功，正是满足了受众需求信息的五种心理模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优秀样板。

2.1 求真心理

信息的传播所要满足的第一大要素便是真实。只有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本来面貌，才能吸引受众、感染受众、打动受众。

每位受众心目中历史人物的形象都不同，受到文学作品以及民间传说的影响，受众通常从不同的角度，构建出了自己心目中历史人物的形象。但在人际传播的过程中，难免产生误区。因此，受众最需要的是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历史形象。

《百家讲坛》巧妙的把枯燥的历史事实转化为受众喜爱的“娱乐”形式，让大众对历史史实的理解走出误区，在娱乐受众的同时，澄清史实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满足了受众对信息求真心理的需求。

例如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百家讲坛》品读《三国志》的时候，就为受众分析了许多被误传的历史事件，重新还原了文学形象中的历史人物。

空城计是《三国演义》里特别精彩的一个片段，历来为人们津津乐道。

然而易中天教授通过品读三国，告诉大家，诸葛亮设计的如此精彩的“空城计”毫无史实根据，仅仅是文学作品杜撰出来的。真正的“空城计”的发明者是曹操。据《三国志》记载：一次吕布大军进攻曹操，曹操的军队刚好出城收麦子去了，曹操便心生一计，让随军家属在城墙上站岗，城内乐手们奏乐起舞。吕布见城内歌舞升平，城外树林树木幽深，产生了怀疑，便退兵了。第二天，吕布想想不甘心，又领兵来攻打曹操，被曹操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这才是三国历史中真实的“空城计”的原形。

2.2 求新心理

受众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新信息，了解新事物，增长新知识，创造新生活，因而受众欲知而未知的传播内容，是最能引起受众兴趣的。心理学原理表明，受众对“第一印象”最富有刺激性，能使受众的大脑皮层兴奋过程迅速集中。受众对“第一次”出现的报道最感兴趣。因此，无论是报纸、广播、电视，都应当最大限度的为受众提供新信息，提供新人、新事、新知、新论，同受众一起研究新情况、探讨新问题。

比如在分析关羽这个人物的时候，易中天不仅仅讲他众人皆知的“义”，而是从另一些侧面去分析关于世人所罕知的民间形象和历史形象。他是这样分析关羽的民间形象的：

“首先，民间剃头行业尊奉关羽为祖师爷。关羽没有剃过头，而且东汉的时候中国人不兴剃头，留的是全发，想来想去，有关联的无非是剃头匠和关羽手上都有一把刀。其次，关羽是民间的财神爷，很多企业都供奉着关公像。关羽是历史上的军事家，把他列为战神还说得过去，把他奉为财神，就不大好理解了。难道说财富都是抢来的？”

在分析的过程中，易中天教授就是这样应用诙谐幽默的话语，用现代语言诠释了名著中的人物为观众所罕知的性格，行为，充分调动了受众求新的心理。在娱乐受众的同时，让受众从中获取了新的信息，了解了新事物，增长了新知识，因而获得众多观众的喜欢。而先后登上《百家讲坛》的主讲人，都保持着这样的一份幽默，在娱乐受众的同时，让受众从中获取了新的信息，了解了新事物，增长了新知识。

王立群在《百家讲坛》中讲述东方朔这个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时 ，也力求从“新”字入手，挖掘鲜为人知的史料，向大家展示一个全新的历史人物形象的，他是这样分析的：

东方朔一直以来都被说成是一位靠智慧博取金钱，靠金钱迎娶美女游戏人生的另类。他娶妻有三条原则：一是专娶京城长安的女人，二是专娶小美女（好女、），三是一年一。皇上赏给他的钱财，他全都用来告别旧美女，迎娶新美女。然而班固在《汉书•东方朔传》中增加了大量文献，使我们看到了东方朔不玩幽默的另一面。他阻止汉武帝扩建上林苑，他赞扬汉武帝杀婿执法，他坚决不许窦太后的男宠进入宣室。这一条条，一桩桩，都使人看到了东方朔的价值标准与正统文人并无二致。不同之处唯在于东方朔将自己的真相隐藏在另类的表相之中。东方朔其实是中国文人中最早感到被边缘化的人，这种痛苦是深层的，不为一般人觉察的痛苦。他的各种搞笑、另类，只是这种背景下的一种特殊方式的发泄。

2.3 求短心理

从心理学角度讲，短而精的报道，能给受众提供视觉、听觉和思维上的方便。广播电视瞬间即逝，观众求短心理就更强烈了

当前的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各种各样的信息铺天盖地，知识的更新速度也越来越快。在这样一个追求高效的时代，年轻一代生活节奏大大加快，工作压力不断增加，没时间也没兴趣去拜读长篇大论的经典，尤其是艰深晦涩的古文作品。这就使得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难以有市场。正是由于这种时代的特性，观众渴望短而精的作品的出现。《百家讲坛》栏目的出现并走红，正是适应了观众这种求短心理。例如一本10万字的《三国志》，通过专家几期45分钟《百家讲坛》的精彩解读，让受众把生涩的原著体味透彻，给受众搭建起一个重新温习历史的桥梁。《百家讲坛》每期的时间虽短，但专家凭借着多年的研究积累，取其精华，通过短短的几期节目的精彩论述，将复杂的情节描述得生动形象，入木三分。在一个事事讲求效率的氛围中，这种短、平、快的方式，无疑更容易被受众所欢迎。

2.4 求知心理

求知是人类的本能,出于主体生存的需要, 受众为了增强自己的工作能力，提高生活质量，对科学技术知识和文化生活知识的渴求十分迫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受众的这种心理要求更强。受众消费媒介产品是为了获取大量新鲜、生动、有益的信息，获得能够指导生活并能提供消遣娱乐的丰富多彩的新闻，受众对欲知而未知的传播内容“欲知其新，欲知其快、欲知其广、欲知其详”

《百家讲坛》就充分满足了受众的这个心理。唐代大诗人李白是一个极其浪漫的人，他的诗歌豪放飘逸，流传千古，被誉为“诗仙”。同时，李白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遐想空间。

《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康震，就给我们破解了许多世人心中的谜团。首先是李白的长相，康震教授就引用了李白《与韩荆州书》中的句子，“虽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即可得知，李白外貌并不出众，但神采飞扬。另外还引用了道士司马承桢对李白的评价“有仙风道骨，可以神游八极之表”。也可充分说明了李白气度不凡。李白自己也做出了评价：以天为容，以道为貌，对别人从来不肯屈服，也从来不求别人。然而李白一生最大的理想并不是作诗，而是从政。李白的理想很大，实现理想的途径也很大，他不愿意参加科举，不愿意走寻常路，象普通人一样从底层做起。而是想“一飞冲天”直接当上宰相。然而也正是这种思想，造成了李白的政治悲剧。在陪伴皇帝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唐玄宗给予了非同寻常的礼遇，但李白并无任何的建树，仅仅得到一个“翰林待诏”的职位，而李白的这个“翰林待诏”只是闲职，而是陪伴皇帝作诗享乐的随从。这位才华出众的天才诗人，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沉浮，终究是含恨千古。

2.5 求深心理

受众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不但想知其然，而且更想知其所以然，以便从中得到启迪，要满足受众的这一要求，就必须多播发有深层次内容和深刻思想的信息。

宋代的开国宰相赵普曾说过：自己以半部《论语》治理天下。可见，《论语》这部著作在古代受到的推崇。许多受众认为，孔子的《论语》深不可测，必须仰视它。再加上文言文的深奥难懂，使很多人望而却步。但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通过《百家讲坛》的重新解码，而获得了新的生命；

《论语》的真谛通过于丹的解读，让受众明白了，孔子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所要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孔子还为君子下了定义，即“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何谓“仁者不忧”就是说一个人有了一种仁义的怀，他的内心无比仁厚宽和，所以可以忽略很多细节不计较，可以不纠缠于小的得失，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到内心安静，坦然。我们无法左右纷繁的世界，只有让内心的选择更强大。当我们明白该如何取舍，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这就是孔子要告诉世人的“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也就是说当你的内心足够勇敢，足够开阔，你就有了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也就不再惧怕什么。只有真君子才能做到不怨天尤人，内心没有了“忧”“惑”“惧”，减少了对外界的抱怨和指责，也就增强了把握幸福的能力。

这就是于丹从独特的个性视角出发来解读的深层次的《论语》。从受众个人的角度出发，并不可能真正得领悟到这一点，这些真谛，也并不是从论语的表面就可以解构出来的。《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学识渊博，知识量丰富。因此才能做出这样深入浅出，又妙趣横生的解读。有效地满足了受众的心理。

3 《百家讲坛》在固有节目模式上的突破

3.1 内容与选题上的创新

《百家讲坛》传统文化节目的选题既经典又为广大受众所熟知，大多都是百姓大众所了解但又不太深入的话题。从对《聊斋》、《庄子》等中国古典名著的解读，到针对当下流行的野史传说、小说演义以及清宫戏说剧的“挑错”，《百家讲坛》强化悬念设置的选题，紧扣住了时代的脉搏，自然形成了对大众的吸引力，提高了观看节目的兴趣。

3.2 注重选题的延续性

《百家讲坛》的选题非常注重节目的前后关联，如《玄奘西游记》从玄奘的出生一直讲到圆寂，将玄奘一生经历细细数来，讲座的系列性对观众来说无疑构成了观看的延续性，而内容的自然关联也加深了观众的印象与兴趣。另外，在其节目的编排上，加入了“悬念”，就是以悬念隔断，牵引，使得其节目形式不再平铺直叙。而主讲人在讲历史故事的时候，以悬疑开始，以悬疑终结，更吊足了受众的胃口，使受众欲罢不能。

3.3 图片、字幕等电脑特技、影像资料以及大量解说词的运用，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百家讲坛》在节目的中间,往往插入人物肖像、相关背景或是影视剧的片段,并配以扣人心弦的音乐。例如钱文忠讲《玄奘西游记》中玄奘出生这一段时,就是通过电视剧《西游记》的片段来体现的,使观众对讲座内容获得了更为直观的印象,丰富视听享受。在专家讲座的中间以视像叙述穿插问题很多,它起到了连缀前后、构筑悬念的作用。

《百家讲坛》采用的解说词更是扣人心弦。在北师大教授康震解读李白的第一讲“李白出道”,随着扣人心弦的音乐解说词抛出了问题：“所谓‘一个生活在理想世界的文人，是如何一步步走进政治中心，他桀骜不驯的性格是使他走向政坛的敲门砖还是绊脚石？”讲座的悬念明晰，使得节目结构更加紧凑。

4 《百家讲坛》满足受众心理、突破节目固有模式后获得的成功

《百家讲坛》作为一档“学术科普性”节目的选题策划，讲故事、说评书的方法向观众传达准确的知识。故事的“脚本”里有主角、有配角、有情节、有悬疑、有矛盾、有冲突，这些学识渊博的知名学者讲述起来有声有色、引人入胜，其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一些所谓精心制作的电视剧。《百家讲坛》把学术成果变成了“剧本”。主讲人同样把悬念手法也引入到了自己的讲述中去。每期的节目都有一个悬念性的问题贯穿其中，整个讲座可以分成开始、发展、高潮、尾声四段式的结构，每期节目既是独立成篇，又在同一主题下串接到一起，这样既保证了每期都为观众呈现一段完整的内容，同时又借助讲座的连续性稳定了特有的收视群。大众文化的消费性让专家学者走进大众，走向百姓。这是《百家讲坛》带给我们的又一点启示。

喧闹的都市生活后，人们希望的是心灵的宁静。在多元文化共生的今天，孔孟儒家思想，三国志、红楼梦、聊斋等文学名著的解读，对于现代人传统意识的回归，个人修养的提升有着现实的意义，这正是《百家讲坛》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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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正荣. 传播学总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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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苗棣.解读电视[M].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5]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百家讲坛三字经篇6

[关键词]百家讲坛；文化热；大众文化；传媒；文化社会学，精神失调

央视“百家讲坛”以理性的内容、感性的包装找到了学术理性与媒介娱乐感性的最佳契合点。学术电视化的成功运作，改变了人们惯常的把电视媒体纯粹当作大众娱乐消遣的思维定式，更为学术从深宅大院的学府书屋走向大众的茶余饭后开掘了一条绿色的通道。“坛酒”飘香，盛宴杂陈，它招人青睐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在当代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分天下的视格局中，央视“百家讲坛”透射着怎样的文化信息符码?它未来的发展走向及态势又如何?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思考，也许能给我们提供思考当前中国的文化向度的又一全新视角。

一、“三热”炙烤的文化背景墙

近年来，“文化热”温度攀升，它的主要表征首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再批判的“国学热”，如新旧儒学之争，道家哲学的系列现代阐释，儒道哲学对西方后现代的启示等等，这在出版界呈现出传统文化书籍的盛况：《数字里的中国文化》《色彩与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名文化》《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以及包括《朱子家训》《幼学琼林》等国学启蒙读物和“四书五经”之类的中华传世名著系列丛书和中西文化比较等学术专著。其次是以文化学观点为批判视角，审视当代中国文化现象的“审美文化热”，表现在对大众文化的阐释、文化病症的诊疗。其代表作有朱大可的《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话语的闪电》和虞友谦、陈刚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化走向》等书。火热的情怀、激荡的文，享，个性化的批判立场，使此热多了一份对当前大众文化消费的警惕和心理的叛逆。第三股热浪就是由学院发起到出版业推波助澜的“讲座热”。一时间，各个学术领域的专家权威们纷纷登台传经布道、答疑解惑，指点迷津。率先兴起的是以洪昭光、向红丁、胡大一等保健医疗专家们为龙头的所谓“健康快车”讲座，接着是充斥媒体和书界的企业文化讲座、社交礼仪讲座，绵绵不绝，风头正盛。随后接踵而至的是《在北大听讲座》《在岳鹿书院听讲座》《在文学馆听讲座》等书籍的走红和央视《百家讲坛》的异军突起，它借助声光电图强大的媒体优势及央视媒体话语的权威性迅速成为集各种讲座之大成的龙头，由“座”升“坛”，空间扩大，风光无限。

国学热、审美文化批判热、讲座热，成为当前中国文化三处灿烂的景观。央视“百家讲坛”在这股热浪中，也成为审视学术民间化、学术立体化的风暴眼。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鲁翰一语中的指出“传播即信息”，在当前这个传播过剩的时代，“百家讲坛”成为文化消费中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的文化桥头堡。毋庸置疑，它每天传播的文化信息，在潜移默化中熏染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认知、社会批判和社会文化行为。

二、内缩中的文化青藤

站在社会文化学视野中我们会很容易拽扯出上述种种文化热背后的条条“脐带儿”。社会转型、价值判断多元化、精神支撑失去稳固的根基，市场经济无疑对人文精神有强烈的销蚀作用。理想的追求为现实的利害计较所取代，感官的满足成了文化的最高指令；庸俗文化淹没了高雅文化；金钱权威冲决道德堤坝；日益扩大的财富差距亵渎着社会公平，以新技术为基础的话语霸权钳制着人们的思想自由，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在今天不过是个象征性的符号，知识分子在市井喧嚣中角色退化，未泯的良知潜滋暗长，“躲进小楼成一统”，孤影自恋，书屋，一阵阵的文化热浪中，围炉而坐，小窗夜话，玩味学术，佐餐下酒，呵护取暖。正如移居海外的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所言：“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在学术的浅吟低唱中，“反骨”犹在的身躯里疯长着表达的渴望，内缩的学术盆景中蔓延着布道的青藤。但在整个物欲文化的歌舞升平中，曲高和寡、阳春白雪的学术家知音难觅、弦断有谁听?不跟受众接触，“表达”永远是一厢情愿的奢望，永远只是面对沙漠戈壁孤芳自赏的布遭。谁青眼有加，为这些“麦克风依赖者”提供广场平台?对他们揽而入怀的是“百家讲坛”，抛头露面，声名远扬，跨出学院大院门的他们逞才显能，激扬文字，绽放思想。

央视媒体为何有此古道热肠?作为视受众为上帝的媒介能预测节目的出台会好评如潮吗?因为媒介产业就其本质来说，是专门搜集注意力资源的一个产业，传媒是人体的延伸，网络时代，也是人的个性化发展的时代。传媒的社会影响力构建由三大块组成：吸引注意、接触环节、提升价值(提升环节)。倘若没有一定的受众群支持，这样一个学术化节目即使从形式上再包装美化也是自作多情的一招儿险棋，因为市场上的弱势化一定会导致媒体影响的边缘化。敏锐的市场意识，使“百家讲坛”找到了分娩的道门，因为目前的中国文化版图随着改革开放初期的大众感官文化的泛滥成灾到改革中期大众审美文化的觉醒及新世纪后追求小资情调对准精英文化的呼唤。文化版图江山易主轮番变换，这些都启示我们，“当代大众日常生活质量变化成艺术模式转换的前提性存在，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改变了艺术和艺术活动。艺术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广泛对话，彼此相互趋近和认同，而不是间隔或分离。”从物质层面看，中国目前也正处于由“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生存时代过渡到“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温饱后的享乐时代，在这种转型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物质欲望的不停挖掘，收获的只有荒诞和荒淫，只有掉转头来向精神层面不停地掘进，才能获得尊贵与富足。这就如英国文学家萧伯纳所言，“人们最大不幸是基本欲望得不到满足。温饱解决了，人的第二大不幸是温饱这么容易解决。”当代中国人也正在这“第二大不幸”中，茫然失序、精神失调，如何填补生活的意义成为一个大问题，“未来解决心理受挫的问题将大大地重于解决温饱问题。” (郑也夫)如果说，社会当前层面不同的各种文化热只是为富足后心灵焦躁的人们提供了片片绿荫的话，那么“百家讲坛”却为精神干枯、思维风化的人们灌注了股股解渴的清泉，为整个社会知识滋养下了一场“及时雨”。

时机终于来到了。一厢是做着重树精英权威形象美梦的学者们，望穿双眼被人赏识，在话语喧哗的公共空间里发出一呼百应的最强音，一厢是众多的打着饱嗝剔着牙花的“富贵闲人”们渴望精神的按摩、心灵的沐浴，一厢是引领文化消费时尚，提升文化消费品位的媒体撮合，三厢情愿，一拍即合，“百家讲坛”粉墨登场，对自己眼光越来越挑剔、对欣赏的胃口越来越刁的现代小资们，无疑是为疲惫的视觉、味觉抹上清爽的风油精，恢复了一度消失的听觉。

作为文化盛宴的“百家讲坛”，它要在“众口难调” 中寻找一个平衡点，让大众传播的符号信息来强化学术对大众日常生活文化性的喻示，艺术不再是纯粹的个人心灵的高贵独吟，也不是艺术家们个人运用精致的技巧来展现自身特立行为的活动，而是直接具体地满足着大众日常生活各层次的欲望、需要和追求，表现、象征大众文化的现实状态，一句话，它要实现行动娱乐与文化信息娱乐的完美融合。浏览“百家讲坛”自开办之初到现在的节目单，我们会惊奇地发现，道道文化大餐都具有与当代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相吻合的对接榫眼儿。如社会人文科学层面，当宫廷戏瞎编乱造任意涂改历史真相，“戏说”泛滥得让人生腻时，人们渴望听到来自权威专家们眼中那没有任何油彩粉饰比较质地纯净的史实，“百家讲坛”相继推出了“汉代风云人物”(易中天)“清朝十二帝”(阎崇年)活色生香拨云见日，当人们观赏阅读只是浅层地陶醉于言情和武侠疏远经典时，“百家讲坛”以恢宏的气势、强大的媒体引力，把各路“红学”专家学者请来烹饪“红楼梦系列讲座”盛宴，一时间“红学”发紫，“荒唐言”找到恰当的注脚，“辛酸泪”唤起更多人的同情。这正如号称“平民红学”家的刘心武所言：“不以强追他们去读中国古典名著，最好的办法是先让他们觉得有趣，”群英荟萃，少长成集，“百家讲坛”俨然成了中国知识文化界的大讲堂，文学抹去神秘的油彩，马瑞芳的“聊斋”讲座、莫砺锋的“杜甫的文化意义”讲座、董健的“从《丹须亭》看戏剧的文化意义”讲座、张抗抗的“写作与生活的关系”讲座，引领我们走进诗意的空间；哲学卸下了玄奥的袈裟，亦庄亦谐，可感可亲。张志伟的“智慧的痛苦”讲座、方尔加的“无为而治，儒道之争，独尊儒术”讲座、姚淦铭的 “老子智慧系列”讲座，开人心智，生硬的哲学被炮制成了“调节生活的速溶剂”；天文地理也从专家学者的实验室和旷野走进了演播大厅，奇妙无穷，美轮美奂，如彩万志的“中国昆虫文化”讲座、张青文的“隐匿在我们身边的昆虫杀手”讲座、周忠和的“古鸟寻踪”讲座、徐星的“恐龙大地”讲座、周开亚的“巨无霸――鲸”讲座等等，目不暇接、手不暇采。“百家讲坛”伸延无限的触角，医疗保健、子女教育、外交风云、家庭婚姻、生活消费、无所不包，信息高速公路上，文化信息扑面而来，让你窒息，让你眩晕，使你以时间的瞬间感和当下性取代了历史性、平面性。“百家讲坛”以强大的文化冲击力，短平快地提升着你，熏化着你直至最后淹没你。不知不觉，让你裹进文化的场流中，陷入那个深不见底的信息巨洞里，它的胃口极大，消化功能惊人，不管你是哪方学术原料，都会统统地吸纳加工成诱人酥松的文化面包，水火不熔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这儿握手言和，实现完美的无缝对接。“大众明星”“电视教授”也成了时下很多书斋呆坐的专家教授们潜意识下强烈的渴望、最大的梦想。在央视“百家讲坛”一展风采，也成了他们当下矢志不渝的追求。

三、“盛宴”过后的镜像

文化是什么?是千百年来人类生产实践、科学实践、思维实践升华积淀而出的结晶体。文化干什么?它不是人们膜拜的图腾和神祗，它是让人们在文化的安静中，不慌不忙地坚强。“百家讲坛”灿烂成景，蔚为大观，文化启蒙的作用不可低估，但也不能拔高放大。理性审视它，我们发现它呈现如下诸般镜像。

首先是话语权威的孤岛效应。新时期的文化热是对物欲压榨人精神性灵的反抗，是对单向度人的形象一种立体的还原。市场经济的狂热退烧后，我们惊讶地发现，金箔裹身的“物质人”内心呈现可怕的空涧，纯净的精神表达力已经退化。精神失语症把人折磨成了积贫积弱的“空心人”，人们渴望文化信息的填充，人们更渴盼专家权威给予文化精神立竿见影的诊疗。他们阅读的功能、自身文化思考的造血功能几乎丧失殆尽，尤其是在模具制造、批量生产的大工业社会，消费个性被标准化磨平，人追求区别性的本能被无情地遮蔽。在这种哀鸿遍野般的文化呼唤中，专家学者们传播的文化信息变成了诱人的磁场，变成了饥不择食的文化干粮，变成了灵魂泅渡中拼命抢抓的救命稻草；文化成了无数被物欲风干后的人们急欲登渡的孤岛。“百家讲坛”开出了无数良方：“信息时代如何学习”(陈建翔)“探究我们的时间分配” (王琪延)，“从中国式离婚看家变” (张颐武)、“从同伴关系看独生子女”(孙云晓)、“智力与家长的关系” (王宝祥)、“吸引眼球的传媒”(喻国明)、“口才与成功”(邵守义)、“传染病的历史” (韩启德)等等这些良方缓解了人们精神饥渴所形成的胃肠痉挛，但绝不是药到病除颐享天年的火炼金丹。权威的崇拜是继技术崇拜、金钱崇拜之后的又一精神崇拜，这种盲目的惟命是从只会使现状人离自己的本真越来越远。引海焚溺，却淹没了自己。

百家讲坛三字经篇7

目前影像资内容相当丰富，目前所见影片大可以分成几种类型，一是大型企划影片，这类影片是主题性的影片，或者是政策性的影片，通常制作经费较充足，制作也较为严谨，一般而言，品质算太差。主要是以中国历史五千为主题的影片，主要有五部，分别是京青少音像出版社出版发的中华历史五千等，这些主题完整，可以作为中国史教学的主要辅助教材。除以上中国通史的影片外，也之针对历史的某些主题深入探讨的影片，如前述集合中国最近重要的考古遗址及考古成果制作的《考古中国》；以文物介绍为主的影片，如《国宝档案》。其次还有之前十分风的《百家讲坛》节目，《百家讲坛》开播已有数，初期并受重视，一直到2006中天在《百家讲坛》讲授《中天品三国》之后才大为风，中天以类似古代说书的形式，佐以学者考证及符合现代的语言形式，让《百家讲坛》一跃成为中国十分风的节目，日后于讲述《论语心得》及《庄子心得》，以自己对于《论语》及《庄子》的见解融入到现代社会中，又形成另一个高峰。虽然现在《百家讲坛》节目已像过去那么风，但能够在《百家讲坛》主讲的学者，大部分也是学有专的一时之选，如钱文忠讲《玄吴西游记》，钱文忠是季羡的学生，本身也是佛教思想研究者，他讲授《玄吴西游记》深入浅出，十分受到欢迎。

二、历史课程影像使用心得

第一，教学上教师仍然是教学的主体，影像资只能作为辅助教材，教材的设计应该经由师讲解之后再用影像资作为辅助。大部分的影片长是四、五十分钟左右，使用影像资教学最好的方式是整节课播放同一部影片，一开始学生可能会有新鲜感，但这类影片是剧情片，剧情起伏大，学生的新鲜感会维持太久，久自然丧失观看的动。因此，适当的剪接内容，是一件必要的事。教师是配合自己讲授的教材内容，将影像资融入自己编写的教材中。因此，以一节课五十分钟为，一次要放太长的时间，约五到十分钟为宜，配合讲解时间，二堂课约二至三个片段，就足以解释及说明问题。尤其现今中学历史课程断被压缩，目前已呈现时数足的情况，五千的中国历史要在一个学期内讲授完毕，而且每个星期只有二个钟点，单单是赶完进就十分困难，甚至会有太多时间可以做教材补充。而且历史课程上教师担负讲解的责任仍然十分重要，因此整节课放个片子来消耗时间的教学方式十分宜，用影像教材来从事辅助教学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占用太多时间，通常五至十分钟的影片，就可以完整的说明一个议题，这也是类似《国宝档案》这些影片制作的原则，尽将影片放映时间控制在十分钟之内，又能完整的介绍一个问题，在辅助教学上十分。

三、课程影像选取注意事项

百家讲坛三字经篇8

别给“山寨”安上草根的帽子

有学者提出“文化的三驾马车”,认为文化是由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三驾马车组成,并指出主流文化是政府推动的,精英文化则代表社会的最高端,精英文化虽然圈子小,但影响力、话语权大,在三驾马车中算比较靠前,而大众文化是非常受压抑的。这样的说法对中国当今文化现状的描述是欠妥的。首先,文化是靠人来推动是由人来代表的,那么如今的中国,是否有一个被社会广泛接受和承认的规范来把中国人分成“主流、精英和大众”这三类人群?回答是没有。既然没有这三部分人群,那么又何来这三部分文化?其次,又是否有一个同样被社会广泛接受和承认的标准来把中国文化分类？什么才算是主流文化?什么又算是精英文化或大众文化?如果以文化传播渠道或者载体来区分,是否上了中央电视台的就一定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没上去的就肯定是大众文化呢?照这样的逻辑推理,赵本山和他满口东北土话的小品因为上了中央电视台于是就成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而上述那位提出“三驾马车”的学者因为没上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岂不成了“草根文化”了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所以,就当前的中国文化状态,我们不能草率地给“山寨”现象安上一顶“草根”的帽子。

渠道和载体不能成为区分文化的标准

其实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文化传播的渠道或者说载体确实有主流非主流之分,然而这个主流非主流之分并没有“阶层”的成分在其中,关键是看公众的认可度。中央电视台由于其传播范围广、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高而受到绝大部分公众的认可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媒体,同样美国的《时代》周刊也因其报道的深刻性被大众称为世界的“史库”。作为两种社会制度下的这两个文化传播渠道和载体,两者在文化传播的功能性上完全一样,和由谁来经营运作没有任何关系,相信谁也不会认为中央电视台是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就是主流媒体,而《时代》周刊是美国民间人士创办的就不是主流媒体。然而渠道和载体的区分并不能成为文化区分的标准,恰恰是我们的中央电视台这个在不少人眼中最具备“话语权”的地方,秉承的是“创造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的宗旨,而“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也就是很多人口中的“大众文化”或者“草根文化”,既然如此,“大众文化”又怎么没有了话语权呢?又何必非要用“山寨”的形式来“争取”话语权呢?

百家讲坛三字经篇9

“草根”一词直译自英文的grassrots。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辞典》的释义是：①群众的。基层的；②乡村地区的；③基础的；根本的。“草根”一词经由媒体话语进入日常语汇，它的含义基本上可以把握为“平民的、大众的”。草根。逐渐被默认为与主流相对抗(至少是相对应)的一种状态。

《百家讲坛》遴选演讲人，首先甄别应聘者的文化身份，在目前的学术体制下，似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前之中国，绝大多数专家学者收归于大学或科学院。在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里，无论你是什么“家”均受制于一整套职称评价体系，凭借各自的文化资本(作品或著作)，申评为副教授或教授，从而实现了文化资本向政治资本的转化，利用获得的政治资本进一步强化其文化资本(炮制更多作品或著作)，以至成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等。

从上述路线图可以看到，对大多数专家学者而言，他们的文化资本借助了学院或研究院的体制力量，与权力合谋，以身份认定为重要依据，共同营造了一个权力笼罩下的文化圈，取得了文化权力并控制了话语权。进而逐渐生成“有身份者通吃”的“潜规则”。

这个体制框架之外的所谓“草根学者”，他们的发言不易为权力文化圈所重视，同时，由于文化权力身份的缺失，也不易为普罗大众所接受。在大众文化生活里，草根学者的挣扎与抗争，更像是一种途穷之斗，显得悲壮有余，力量不足。《百家讲坛》栏目多少也带有一点公共媒体的色彩，它竟然也不得不采取这套评估体系。是的，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办法么?

百家讲坛三字经篇10

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汉字英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以及《中华好诗词》等节目的热播，继央视的《百家讲坛》之后，国学忽然再一次成为荧屏的香饽饽。不过，与《百家讲坛》的专家学者讲国学不同，现在这些节目开始将国学知识娱乐化、趣味化了。

中国文化内蕴深厚，源远流长，足可成为电视节目取之不尽的素材源泉。数年前，央视的《百家讲坛》成为传播国学知识的园地，也因此捧红了一批明星学者。虽然这里的荧屏学术讲座内容并不是原生态的国学，但因为主讲人都是专家学者，所以与国学的菁华并没有太大的偏离，顶多是专家的有些观点可能会引起商榷。

但是，本文开头所提到的这些电视节目则完全不同，其关注的只是国学中的某一方面的知识。更具颠覆性的是，这些节目不再是讲座节目，而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综艺节目。在这里，国学知识看似主角，其实是配角或者说是工具，是电视秀场上一群人PK、联欢的工具。不管是哪一个节目，当观众看过节目之后，除了对获胜的选手、众人PK中的欢乐场景还有印象之外，关于国学知识基本上记不住什么。

非但如此，在这类节目当中，汉字基本上成了选手们用来比拼晋级的手段，为了能够取得更好的名次，选手们拼命记、背词典字典上的汉字，考官出的题也越来越难，到了最后的比拼阶段，哪一个选手能写出并不常用的冷僻字、难认字，这个选手最后胜出的概率就越高。难怪前几天108岁“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我考汉字书写会得零分。在周有光看来，《中国汉字听写大会》里的有些字不好写，也不常用。“原来规定有7000个通用汉字，现在把通用汉字增加到8000多个，这个数量超过了人们的承受力，实在有点太多了。”周有光老先生说，即使是大学生，需要掌握的汉字量也超不过6000个。所以，在这样的电视节目中，无论是选手还是观众都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生冷偏怪的字上，没人会关注汉字本身所被赋予的国学价值，因此有掉书袋的嫌疑。笔者不禁要问，那些在参加节目前拼命背字典的孩子们，他们有谁能熟练运用这些汉字？一段时间以后，又有谁还能记起曾经背过的这些汉字，哪怕只记住了一多半？还有谁会从学习并运用这些难写的汉字过程中体会到了国学的美妙？

借用电视节目来弘扬国学，这是那些对国学抱有深厚感情的观众和有识之士的期盼，但是，如果把国学知识当做电视综艺节目中选手PK的手段乃至工具，这种做法值得商榷。因为弄得不好不但于弘扬国学无益，而且有将国学碎片化、庸俗化的嫌疑。笔者前一段时间得知，因为开办《汉字英雄》节目而取得高收视率的河南卫视尝到了甜头，他们接下来马上开播其姐妹篇《成语英雄》，请来了名嘴崔永元、文化学者钱文忠、漫画家蔡志忠助阵。据说这三位“成语先生”将在节目中与选手互动，讲解成语典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不知这个节目对弘扬国学菁华是否有帮助？抑或又是一个貌似普及国学知识，实则把国学菁华边缘化的节目？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