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集粹十篇

百家集粹篇1

79 在什克洛夫，纳粹一个机枪团掩护工兵架设浮桥，不久，也强渡过第聂伯河。

80 古德里安避开红军主力，绕道直扑斯摩棱斯克。铁木辛哥元帅命令二十个师的强大部队，从南侧攻击古德里安毫无掩护的部队。

81 但是，苏联红军突然遭到纳粹一个骑兵师的干扰，他们扰乱了向装甲部队进攻的苏联步兵的阵脚。

82 古德里安趁机全速扑向斯摩棱斯克。在空中，由为数不多的纳粹轰炸机开路。

83 斯摩棱斯克全城总动员，红军、民兵及每个居民都要求和敌人展开巷战。人们纷纷拿起武器，进入阵地。

84 斯摩棱斯克的战斗打响了，成群的纳粹俯冲轰炸机对苏联炮兵阵地和防御工事狂轰滥炸。

85 红军战斗机猛烈攻击纳粹轰炸机，敌机在冒烟，坠毁，逃窜，纳粹作战飞机无法在苏联着陆，只好进行了短促的轰炸后，仓皇飞回波兰境内。

86 红军的坦克、大炮以及反坦克手，对来犯的纳粹装甲部队施以猛烈还击。古德里安对斯摩棱斯克的正面进攻被打退了。

87 7月15日晨，古德里安绕过正面，向斯摩棱斯克防守薄弱的东南面发起进攻。重型火炮、八十八毫米炮、自动火炮、喷火坦克等为步兵开路，扑向城区。

88 苏联红军、民警和民兵奋不顾身地与入侵者展开街垒争斗战，纳粹侵略者的尸体比比皆是。

89 经过二十四小时的战斗，7月16日傍晚，纳粹侵略军穿过了斯摩棱斯克，扑向莫斯科的防线。

90 战争狂人希特勒满以为苏联就要被他摧毁了。7月14日，他居然发出指令，要遣散四十个纳粹步兵师，用于军舰和飞机生产，准备对付英国和美国。

91 在前线，苏联红军正源源不断而来，不断投入新生力量，德国军队遭到日益顽强的回击。8月1日，古德里安攻打罗斯拉夫耳，人员死伤惨重，坦克陷在沼泽里。

92 在斯摩棱斯克以东，五十万被包克围困的红军，展开强大的反攻，终于突出敌人的双重包围，退守到莫斯科阵地。

93 古德里安孤军深入，攻占了罗斯拉夫耳和克里切夫，打开了红军莫斯科防线的缺口。他准备攻占另一重镇戈梅利，然后进攻莫斯科。

94 8月22日，古德里安突然接到希特勒的命令：推迟进攻莫斯科，立即南下攻占基辅、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半岛。

95 中央集团军的纳粹头目们怒气冲冲，议论纷纷。他们对希特勒想首先攻占列宁格勒和基辅的决定大加反对。

96 8月23日，哈尔德和古德里安乘飞机前往东普鲁士的“狼穴”，要求希特勒收回命令，下令进攻莫斯科。希特勒拒绝了。

97 中央集团军的大部分兵力随即南下。纳粹中线司令包克的没有了装甲部队的集团军不动。

98 9月14日，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与奉命南下的北线六百多辆坦克会合；纳粹南线司令伦斯德的部队也开始大举进攻，包围了布琼尼大军。99布琼尼大军处境极端艰难，燃料和弹药缺乏。但他们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突围。成群的坦克冲向庞大的纳粹装甲部队，拼死战斗。

100 骑兵挥动寒光闪闪的马刀，旋风一般冲向纳粹步兵，砍瓜切菜一般杀死大批德国士兵。

101 在弹药耗尽后，红军指挥员们用刺刀、靴子、牙齿，与野蛮的入侵者展开肉搏战。

102 这场触目惊心、举世罕见的战斗一连持续五天五夜，9月26日，基辅已成一片焦土，落入纳粹手中。

103 基辅陷落后，法西斯匪徒大肆屠杀被俘红军的各级政治委员。

104 无辜的老百姓也被成群地集体屠杀。

105 青壮年男女被成群集队地押往集中营，或被掠到德国做苦工。纳粹每攻陷一个地区，就这样野蛮地对待苏联军民。

106 9月18日，希特勒悍然下令，一旦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被纳粹攻占，要进行血腥的大屠杀。

107 接着，10月2日，希特勒下令大举进攻莫斯科，并狂叫他将取得彻底胜利。

108 同时，希特勒的新闻首脑洋洋得意地在柏林新闻，大吹特吹。

109 纳粹的三个集团军，从北、南、西三方一百五十英里长的战线上对莫斯科发动进攻。

110 苏联红军有五十万人保卫莫斯科。主力部队是科尼耶夫的“西方面军”和叶廖缅科的“布良斯克方面军”。防线部署在离莫斯科两百英里的叶尔纳河一带。

111 9月30日，纳粹中央集团军向莫斯科防御阵地要冲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发起大规模进攻，古德里安的先遣装甲部队直扑布良斯克。

112 叶廖缅科奉命死守。苏联红军顽强不屈，反击敌人。阵地前，丢下一片德国鬼子的尸体和纳粹坦克的残骸。

113 经过六天的激战，纳粹攻占了布良斯克。坦克隆隆开过已成一片废墟的城区。

114 纳粹侵略大军又扑向离莫斯科六十英里的鲍罗季诺周围的中央防御阵地。新近从海参崴调来的一个精锐苏联步兵师严阵以待。

115 战斗打响了。苏联的斯托莫维克式俯冲轰炸机，一面与纳粹空中强盗战斗，一面猛烈轰炸纳粹装甲部队。敌军坦克残片飞入半空，一架架敌机被击落。

116 红军的两个装甲旅全力投入战斗，密集的巨型坦克主动出击，与纳粹小坦克搏杀，许多德军坦克被击毁。

117 红军的卡秋莎火箭炮，向纳粹炮兵阵地喷出密集的炮弹。

118 红军步兵用轻重武器组成强大的火力网，成片成片地打死德国鬼子。纳粹一个团全部被歼灭。

119 尽管纳粹军队攻占了中央防御高地，但高地上布满了德国鬼子的尸体和坦克残骸。1812年，拿破仑在此也遭到过致命的一击。

120 通向莫斯科的各条主要公路和铁路上的防御据点，在等待着精疲力竭的纳粹侵略者。这些据点布满明碉暗堡，给入侵者以不断的杀伤。

121 纳粹装甲先遣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杀上莫斯科大型公路，但公路上尽是弹坑，无法前进。

122 这时，苏联T34型坦克不时小规模出击，给纳粹军队以不断的打击。

123 10月下旬，纳粹装甲先头部队已达离莫斯科四十英里的地方。在这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的季节，纳粹重炮深深陷入泥坑，只好用坦克拖拽。

124 纳粹中央集团军司令包克气急败坏，只得下令全线停止前进，等待大地封冻。

125 在南面，古德里安的装甲主力部队急于北上围攻莫斯科，不顾道路泥泞，对莫斯科西南重镇图拉发起一次次强攻，均遭惨败。

126 11月6日夜，大雪纷纷，大地开始封冻。纳粹在六百里长的战线上又开始了疯狂的进攻。大批部队从北、西、南三方围住莫斯科，离莫斯科只有二三十英里了。

127 11月7日，莫斯科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庆祝十月革命节三十四周年。斯大林发表了鼓舞士气的演说。

128 为了保卫莫斯科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苏联红军空军在莫斯科与纳粹空军展开激战。纳粹空中强盗始终未能达到莫斯科城区上空。

129 莫斯科城外，苏联卡秋莎火箭炮和各种重炮，组成强大的火力，向纳粹军队纵深地区猛烈轰击。

130 红军成功地保卫了莫斯科的游行庆祝活动。这使纳粹军队大为惊讶。

131 11月下旬，气温下降到零下四十度，纳粹士兵此时还穿着单衣，大批人被冻成残疾，或染上疾病。

132 但是，希特勒无法接济部队过冬，本应运送军需品的飞机，用来空投一捆捆的钢丝绳，供装甲部队牵引冻结在冰坑中的重炮。

133 纳粹侵略大军伤亡惨重，后方无力增补新兵，军队士气低落。拿破仑当年大败于莫斯科的凄惨情景，像鬼魂一样在他们眼前时隐时现。

134 而莫斯科防线在日益加强。斯大林任命朱可夫为中路战线司令，替换了提莫申科。

135 大批惯于冬季作战的苏联精锐部队，络绎不绝地开进莫斯科防线。

136 莫斯科军工厂的工人昼夜不停地工作，刚刚出厂的坦克、大炮、弹药、寒衣被源源不断地送到阵地。

137 莫斯科市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凡是有战斗力的青壮年男女，甚至大学教授，都拿起了武器，并昼夜不停地挖掘工事。

138 为了将从西北利亚调来的大军送到阵地，莫斯科所有的车辆都动用了，包括党中央领导人的高级轿车。

139 这一切，是希特勒想也想不到的。当他得知纳粹军队离莫斯科只有二三十英里时，竟毫不在意地要总参谋长约德尔命令包克立即发动总攻。

140 1941年12月1日，包克孤注一掷，在一条战线上集中了强大的坦克部队，从北、南、西三方猛攻莫斯科。

141 纳粹军队遭到了红军顽强而有效的反击，大多数部队进展不大，只有一个尖兵侦察营侥幸突进到希姆基，这儿离莫斯科六英里，可以望见克里姆林宫的红星。

142 但这是纳粹入侵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望见克里姆林宫，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被红军坦克和民兵驱赶着，逃离希姆基。

143 总攻的失败使纳粹指挥官们陷入了困境。严寒威胁着纳粹大军，使其丧失了战斗力。包克胃部剧痛，与哈尔德通了电话，请求停止进攻。

144 “闪电战专家”古德里安曾那么气焰嚣张，此时他的部队也精疲力竭了。他打电话给包克，请求停止攻击。

145 12月5日，纳粹全线停止了前进。纳粹指挥官们承认了他们的失败。晚上，包克与古德里安通了电话。

146 同时，在柏林，纳粹陆军头目们也陷入了困境。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心脏病复发。他对参谋总长哈尔德表示，他要辞职。

147 苏联军民对取得最后的胜利充满信心。敌人停止了进攻，莫斯科却要最后打垮敌人，准备反攻了！

148 12月6日，苏军在莫斯科以西前沿两百英里长的战线上发动总反攻。一百个师全线出击。红军空军向那些正在撤退的纳粹装甲部队和步兵猛烈地轰炸、扫射。

149 朱可夫的七个军、两个骑兵兵团和六个装甲师的上千门卡秋莎和重炮布置在莫斯科西线，不停地延伸射击，轰击仓皇撤退的纳粹军队。

150 成群的各型红军坦克，沿着冰冻的大地全速攻击。许多纳粹坦克、装甲车、大炮被击毁，四散逃窜。

151 成千上万的红军有生力量装备精良，士气高涨，呐喊着冲向精疲力竭的德国士兵。入侵强盗一片一片地倒在雪地里。

152 纳粹侵略军被赶到离莫斯科两百英里以外的地方。莫斯科漫无边际的冰天雪地里，到处是大大小小的黑色斑点，那是侵略者的装甲残骸和官兵的尸体。

153 这时，希特勒突然下令：不准撤退。许多指挥官反对这一决定，希特勒趁机来了个前线指挥官的大调整。南线司令伦斯德反对这一决定，立即被解除职务。

154 因为12月间包克连遭失败，希特勒借口包克胃病严重，指派纳粹元帅克鲁格到前线接替了中线司令职位。

155 不可一世的古德里安由于擅自下令撤退，在撤退过程中被布琼尼大军重创，因而被希特勒解除职务。

百家集粹篇2

                 一 

    国粹主义思潮产生在20世纪初，乃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并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的结果。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融会的过程中，如何清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把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与吸收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是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对此，国粹派提出了明确主张。 

    首先，国粹派认为，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侵略而来的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文化；而当时中国思想界却对此不作分辨，推崇备至；甚至妄自菲薄，宣传中国文化落后，鼓吹“全盘欧化”。对这种错误倾向，国粹派坚决予以批判。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渗透中国，其中包括以传教、办学、开报馆为名的文化侵略。中国思想界由于长期封闭，对西方文明因缺乏深入了解而表现出极大兴趣，一股学习西方的热情勃然兴起。19世纪60年代开始，沿海各城市译风大盛，时人举凡西书皆读。19世纪末，了解和传播西学、“大购西书以归”蔚然成风。20世纪初，大批知识分子留学域外，学习西方之风愈炽。此时西方诸国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在资本输出过程中加紧掠夺弱小民族，并污蔑东方民族愚昧和野蛮。对此，国粹派指出，这种西方文化输入，实质是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章太炎说：“外人所jì＠①者，莫黄人自觉若，而欲绝其种姓，必先废其国学。”（注：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75页，中华书局，1977。）其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办学堂，竟使山西等地士子“专崇欧语，几有不识汉文者”（注：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75页，中华书局，1977。）。为抵制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国粹派高扬起“国学”旗帜：“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谓之国奴，奴于东西之学，亦何得而非奴也。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以告海内。”（注：章太炎：《国粹学报发刊词》，《国粹学报》1期，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廿日。）同时，针对帝国主义分子滥用“进化论”，散布“先进民族应统治落后民族”、“西方应统治东方”等谬论，国粹派亦撰文批判。章太炎斥责基督教是侵略武器，认为当时流传于中国的基督教义是帝国主义侵略思想，并非宗教信条，人们所信奉的并非真正的基督，不过是“西帝”罢了（注：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参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73页。）。 

与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相呼应，此时国内出现了宣扬中国文化落后，“黄种注定被剿灭”的思想倾向。对这种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鲁迅批判说：“时势既迁，活身之术随变……制维新之良，用蔽其自私之体……倘其游行欧土，遍学制女子束腰道具之术以归，则再拜贞虫而谓之文明，且昌言不束腰者为野蛮矣。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花）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挑剔，以动物之定理，断神农为必无。”（注：鲁迅：《破恶声论》，原载《河南》第8期，1908年12月；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370～374页，三联书店，1977。）马叙伦批判说：“国有学而不能明，而转掇拾异域之学，使代统而为尸，此其罪俦于卖国。”（注：马叙伦：《＠②天庐古政通志·申意》，《国粹学报》7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廿日。）值得注意的是，国粹派主张“保存国学”，反对“学奴”，并非全盘否定西方文化，他们把“新学”视为资产阶级新思想的组成部分，提出“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216页，中华书局，1977。），主张“学无论中西，只要适宜且可行于国中者，皆当保存之”（注：黄维熙：《国粹保存主义》，《政艺通报》壬寅22期。）。 

    其次，国粹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种种弊端，西方的道路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选择，主张到中国古代传统中寻找解救时弊的“灵丹妙药”。 

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的狰狞面目日益暴露。正如列宁所言：“那里的资产阶级已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脏污和鲜血——不是皇帝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们的鲜血。”（注：列宁：《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151～157页，人民出版社，1959。）资本主义弊端的暴露，引起国粹派的深刻反思。邓实在《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十九世纪为民族主义之时代，二十世纪为民族帝国主义之时代。”（注：邓实：《帝国主义》，《政艺通报》壬寅3期。）帝国主义时代是只有强权而毫无平等可言的世界，经济割据、军事扩张以及牺牲弱小国家利益是帝国主义的生存原则，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乐土，其劳资对立、少数人以多数人的统治、资产者之横暴、武人之跋扈，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积重难返的弊病。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方向。但是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惑。邓实就谈到：“二十世纪之欧洲有不可避者两大革命。一曰女权革命，一曰生计革命。此两大革命不行，则世界之进化仍未达于极点，何也？盖现今世界上唯男子对于女子，资本家对于劳工犹占莫大之势力。使二者不变，则人类全体之幸福犹不可期，而世界之前途，终将复黑暗可也。”（注：邓实：《论社会主义》，《政艺通报》癸卯2期。）国粹派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它是造成各种社会弊端的根源。那么，如何修补这些弊端呢？国粹派主张：“方今华夏凋瘁，国故沧胥，西来殊学，荡灭旧贯，怀古君子，徒用旧伤，寻其＠③残，岂诚无故。老聘有言，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然则持老不衰者，当复丁壮矣。”（注：章绛：《国故论衡三卷》，《国粹学报》66期，宣统二年四月廿日。）其言表明，国粹派寄希望于中国古代文明，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救时的药方。 

    第三，国粹派主张“复兴古学”，宣传国学，提倡国粹。 

    20世纪初，国粹派成员纷纷撰文，宣传“复兴古学”的重要意义。他们引经据典，从论述意大利文艺复兴入手，鼓吹学习其成功经验，把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精华发扬光大。邓实指出：“昔欧洲十字军东征，载东方文物以归，意大利古学复兴，建泰氏以国文著述。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倡国粹保全主义。顾东西人士，无不知爱其国者，爱其国者无不知爱其学者。”（注：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甲辰3期。）章太炎宣称：“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注：章太炎：《革命之道德》，参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310页。）国粹派极力强调“古学”的重要性，指出“今日欧洲文明，由中世纪倡古学之复兴”（注：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7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廿日。），从而将“复兴古学”与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联系起来，表达了他们投身资产阶级革命的热切愿望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之情。 

国粹派的“复兴古学”，不是仅复兴孔学，而是“复兴诸子学”，即重新宣传先秦诸子思想。诚如章太炎所言：“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固。”（注：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参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85页。）故复兴“古学”，首先便是还历史“本真”，恢复诸子百家应有的学术地位，把孔学从“至尊”宝座上拉下来。国粹派批判和否定孔学独尊的用意有二：一是指出孔学是专制积弊、国家落后的根源，为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清除思想障碍；二是通过对孔子“至尊”地位的否定，使诸子百家获得平等学术地位，由此全面挖掘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精华，达到对“古学”的全面复兴。 

在“复兴古学”口号下，国粹派热情从事国粹主义宣传。“国学保存会”编缉的《国粹学报》发表了大量宣传国粹的论文，并汇集当时国学权威著作六七百种，明末遗民和乾嘉以来诸儒遗文四五百篇，刊录名人画像图片六百余张。此外“国学保存会”还大规模从事古籍校勘整理，编辑出版《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神州国光集》、《国学教科书》等著作，在上海设藏书楼、印刷所，并拟设国粹学堂。同时，开办国学讲习会，由刘师培主讲，并编写《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后又成立章太炎任社长的国学振起社，“振起国学，发扬国学”，广泛开展国粹主义宣传。与此同时，亦有一些其他报刊宣传国粹，使国粹主义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在宣传国粹、整理国故的同时，国粹派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提出“西政出于中国”、“中西文化相合”、“民主中西相合”等观点。“西政出于中国”论的代表性作品是王仁俊的《格致古微》。该书从儒家典籍、史书及诸子著作中，辑出近200则史料，分别从自然科学、商、工、政俗等21个方面说明“西学、西法、西政皆出于中国”。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所著《周礼政要》一书系统阐发“西政暗合《周礼》”的观点。他把周代三询之法与近代议院制，周代三刺之制与陪审制度，周代司布之官与商部，周代的国学、效学、乡遂之学与近代大中小学进行比照，认为都有相合之处，据此提出西政符合“圣人之道”。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则论述“民主中西相合”说。该书从历代名人著述中辑录180余条体现反专制精神的言论，并用卢梭《民约论》中的观点与之比附，说明古圣与西哲的相通之处和相异之点，并据此得出结论：西人引以自豪的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都可以找到。 

                 二 

    国粹派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主张，深刻反映出在半个世纪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的对比思考。先是提出“西学中源”，继而出现“中体西用”，19世纪末有“全盘欧化”，时则提出“复兴古学”。这表明，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如何会通中西文化以建立新的近代民族文化，是近代中国必然遇到也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但国粹派却没有能够解决这一课题。 

    首先，在“复兴古学”口号下，国粹派表现出一种对中国古代文化学术不加分析，不作批判，不分优劣地一律大加赞赏，甚至把封建糟粕也当做精华进行吹捧的过分崇古倾向。譬如，他们一面倡导挣脱家族束缚、争取人性解放，一面又提出“家族伦理不可骤废，若以家族伦理为可废，于一群不能和睦，又安望其能合群”（注：刘师培：《伦理教科书》，《刘申叔先生遗书》65册。）；一面宣传“合众共和不可已”，一面又扬言“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注：章太炎：《代议然否论》，参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469页～470页。），造成人们思想认识混乱，也削弱了国粹派反封建的锋芒。为攻击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国粹派盲目崇信、无限抬高中国传统文化，犯了“泥古不化”的错误。譬如在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同时，不伦不类地把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明堂之制”、“询民之法”比附于西方民主制度（注：马叙伦：《＠②天庐政学通义》次六、次三，《国粹学报》9期，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日。）；并认为中国本已有“君”，实无必要再设“总统”，“是国不可以废君，废君，是废群也”（注：马叙伦：《＠②天庐政学通义》次六、次三，《国粹学报》9期，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日。）。对“凡事古已有之”的宣扬，极易将人们思想导入误区，似乎只要回复古代，现实一切弊端都可迎刃而解。国粹派中许多人都是刚从封建士大夫营垒中决裂出来的，他们虽已投身资产阶级革命，但头脑中还有太多的封建意识。在建设近代民族文化问题上，他们虽然主观上想创造新文化，但又过分推崇古代学术思想，这在一定意义上助长了封建复古主义逆流，阻碍了资产阶级文化传播，妨碍了近代新文化的建设。 

    其次，国粹派的“泥古不化”恶性膨胀，在否定西方文化问题上也走向极端。对于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目前正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国，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中有很多可以涉取的营养，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先进经验。尽管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尽管许多原本闪烁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光芒的理论、口号已失去光彩，成为虚伪的谎言，甚至成为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借口。但是，完全否定西方文化的进步性，忽略资本主义比封建制度先进的地方，甚至不能理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却是错误的。国粹派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学习西方混淆起来，将批判资本主义弊病与否定西方文化混淆起来，一方面表现出中国资产阶级对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抗议，同时也是过分推崇“国粹”，受传统封建文化束缚而无力自拔的结果。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偏见，同样不利于近代新文化的建设。 

    还有，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国粹派缺乏科学态度，显得牵强附会。国粹派在复兴古学、宣传国故时，多将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特别是上三代的制度法规与近代西方制度文化进行对比，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中许多好东西中国古已有之，因此近代中国大可不必去西方人那里寻求救时良策，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提供了解决社会弊端的“良法美意”。显然，国粹派对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带有不成熟性，忽视了中西文化在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代表不同阶段利益的实质性差异，混淆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根本区别，从而使这种比较成了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断。这是一种以我为中心、坚持“天朝上国”观念、否认人类文化发展多元性的盲目骄傲自大心态的反映。 

                 三 

    在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风潮中，国粹主义思潮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清朝专制统治，主张民主共和，宣传研究民族文化，激励民族精神，成为民主革命的一支“偏师”，具有不容否定的历史功绩。但是，国粹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存在消极因素。它宣扬民族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助长了复古主义逆流，放松了对封建主义的斗争，阻碍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尤其是1908年后明显倒退，陷入整理国故的纯学术圈子，封建性与复古倾向与日俱增，以致“国粹”成为封建文化向新文化进攻的代名词，国粹主义也因此违背初衷，成为落后保守的势力。国粹主义思潮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是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必然碰到也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由于近代西方文化是伴随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侵略而来的，中国人首先是通过战争认识西方文明的。这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方式使“学习西方”成为格外沉重的话题，也使客观冷静地审视中西文化之差异，并在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文化成为异常艰难的思想历程。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牵动了几代人。但无论是“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说，还是“全盘西化”论，都和国粹派一样，没有找到正确方向。如果说“全盘西化”是无视文化的民族性、历史性、传承性而犯了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那么，国粹派则从另一方面启示国人：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各民族文化呈现出相互吸收、相互交融的趋势。面对这一趋势，民族虚无主义固然要不得，但是因为外来文化并非十全十美而一概拒之门外，同样违背历史潮流。在当代世界舞台上，任何一个民族，只有既善于汲取他国先进文化，又勇于批判继承自身文化传统，才能真正创造出属于世界的民族文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跻身于世界先进之列。探讨清末国粹主义思潮，使我们深切感悟到，一个落后的民族要敢于在反抗外来侵略中学习敌人，在失败与挫折中反省自我，在炼狱般的煎熬中追求新生，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忍辱负重。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应当具有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睿智明达的思维特征，应当直面现实，在前人成功的旗帜和失败的覆辙的引导下不断地学习进步，并最终创造出充满无限生机与博大容纳性的民族新文化。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基去土加心 

百家集粹篇3

纳粹阿道夫·艾希曼是个拼命工作的行政官。从1942年起，他负责把欧洲的犹太人送入波兰的集中营，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它旨在杀尽德军占领的欧洲各地的犹太人。

艾希曼没有参与制定这个系统屠杀的政策——这不是他的主意。但他深深参与了实施这项政策的铁路系统的组织工作。

20世纪30年代以后，纳粹开始实施剥夺犹太人权利的法律。希特勒把德国的一切错事都归咎于犹太人，疯狂地希望报复犹太人。这些法律禁止犹太人进入国有的学校，强迫他们交出金钱和财产，命令他们佩戴黄颜色的六角星。犹太人被集中起来，被迫住进犹太人区。那些地方是城市里的人口稠密区，成了犹太人的监狱。食品稀少，生活艰难。但“最后解决方案”更是达到了罪恶的一个新阶段。希特勒决定杀掉数百万人，只是因为他们的种族。这意味着纳粹分子们必须用一种办法把犹太人赶出城市，送到一些能把他们大量屠杀的地方去。现有的集中营被变成了用毒气杀人的工厂，每天都会焚化数百人。很多这样的集中营都在波兰，因此必须有人安排火车运输，把犹太人送往死亡之地。

艾希曼坐在办公室里，任意翻动着写有档案的小纸片，通过电话下达重要命令，他这些做法的结果就是数百万人的死亡。一些人因伤寒或饥饿殒命，另一些人则被强迫劳动至死，但大多数人都被毒气杀死。在纳粹德国，火车的运行很准时——艾希曼和像他那样的人保证了火车的准点运行。他们的工作效率一直使运输车厢满载，里面是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踏上痛苦的长途之旅，奔向死亡，通常都没有水和食物，有时还要忍受酷热和严寒。很多人在半路上就死去了，尤其是老年人和病人。

活下来的人到了集中营时都虚弱不堪，心惊胆战，纷纷被赶进了伪装成淋浴室的屋子，在那里被迫衣服。屋门锁上了。就在那里，纳粹用齐克隆毒气杀死了他们。他们的尸体被埋掉，他们的随身物品被抢劫。倘若他们未被挑选出来立即用毒气杀死，其中身体较好的便可能被迫去做苦工，每天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纳粹看守常常殴打他们，甚至以射杀他们取乐。

在这些罪行中，艾希曼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却设法逃避了盟军，最终逃到了阿根廷，隐姓埋名地生活了一些年。1960年，以色列秘密警察“摩萨德”的人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追踪到了他，把他逮捕。他们麻醉了艾希曼，用飞机把他送回以色列受审。

艾希曼是不是邪恶的畜牲、是不是从他人的苦难中取乐的虐待狂？对艾希曼的审判开始前，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在纳粹的大屠杀中，除了干这个，他还能干别的吗？有好几年，他的工作就是把人们送入死亡。当然，完成了那样的工作之后，唯有恶魔夜里才睡得着觉。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是德国的犹太人，后来移民美国，为《纽约人》杂志报道了艾希曼审判案。艾希曼是纳粹极权国家的产物，是一个几乎不容许你想到自己的社会的产物，对和他面对面，阿伦特很有兴趣。她想理解这个人，想知道他是怎样的人，想弄清他何以做出那么可怖的事情。

艾希曼远远不是阿伦特见到的第一个纳粹分子。她曾逃脱了纳粹，离开德国，到了法国，但最终成了美国公民。她年轻时就学于德国的马尔堡大学，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曾是她的老师。她和海德格尔有一段短暂的恋情，虽说当时她只有18岁，而海德格尔已婚。海德格尔忙于写作《存在与时间》，一部难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著作，一些人认为它是对哲学的重大贡献，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作者故意把它写得晦涩难懂。海德格尔后来成了纳粹党员，支持纳粹的反犹太政策。他甚至从《存在与时间》的题献页上抹去了他的朋友、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的名字，因为胡塞尔是犹太人。

但是现在，阿伦特将在耶路撒冷见到一个与其他纳粹大不相同的纳粹分子。她面对的是个普通人，他宁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做仔细思考。他的不加思考造成了灾难般的后果。可是，他却并不像阿伦特预期的那种罪恶的虐待狂。他很有些不同寻常，但同样危险：他是个不思考的人。在一个最恶劣的种族主义成为法律的德国，他很容易说服自己相信他干的事情是对的。环境给了他事业成功的机会，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就是使艾希曼事业成功、表现自己能干的良机。这很难想象，很多批评阿伦特的人都认为她错了，但她却觉得艾希曼说自己是在履行职责时是真诚的。

和一些纳粹不同，艾希曼的行为似乎并非出于对犹太人的强烈憎恨。他不具备希特勒的恶毒。大量的纳粹党徒都会欣然地把一些犹太人当街殴打至死，因为那些犹太人见到他们时没高呼“希特勒万岁”；但艾希曼不属于这种纳粹党徒。但是，他接受了纳粹官方的路线。远远比这更恶劣的是，他还协助纳粹把数百万人送入了死亡。即使听到不利于他的证词时，他仍然似乎不知道自己当年错在哪里。就艾希曼而言，他当年并未违反任何法律，从未亲手杀死过任何人，也从未让别人替他杀人；他那些行为合情合理。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服从法律，又被训练得一贯服从命令，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行事。从别人那里得到命令，使他不会感到他该对自己日常工作的后果负责。

艾希曼不必亲眼见到人们被塞进运输车厢，不必亲自去死亡营，所以他没有那么做。这个人对法庭说，他之所以没能当医生，是因为一见到血就害怕。但他手上还是有血。艾希曼是一种制度的产物，不知为什么，那个制度禁止他批判地思考自己的行为及其给活人造成的后果。他仿佛根本不能想象其他人的感情。在对他的审判中，他始终执迷不悟地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他要么坚称自己无罪，要么就用一个理由作为最好的辩护：他当年那么做是在服从法律；倘若如此，他就欺骗了阿伦特。

阿伦特用“罪恶的平庸”来描述她在艾希曼身上见到的。说某个事物“平庸”，通常是指令人讨厌和毫无独创性。阿伦特说，艾希曼就是平庸者，因为平庸是官僚体制之罪，是当政者之罪，而不是恶魔之罪。艾希曼属于一类很常见的人，他们允许纳粹的观点影响自己的一切行为。

阿伦特的哲学来自她周围的事件。她不是那种一生都坐在扶手椅里进行纯抽象思考的哲学家，不是那种无休止地争论某个词的确切意义的哲学家。她的哲学联系着最近的历史和活生生的体验。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的论述，基于她对一个人的观察，基于那个人的语言和自辩。根据她的所见，她对极权国家里的罪恶及其对不能抵御其思想模式的人们的影响，做了更概括的解释。

百家集粹篇4

拉佐斯基是当地的一名医生，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了他仁爱、善良的品行，他医术精湛，却又不热衷于名利，因而很受当地居民喜爱。

可是，平静的生活被战争摧毁了。1939年，德国吞并波兰，三年的占领期间，纳粹在波兰建了6个集中营，近百万犹太人遇害。昔日美丽、平静的波兰被纳粹分子摧残得遍体鳞伤。

面对纳粹残忍的“种族灭绝”计划，无数波兰人奋起抵抗，可是，局势依旧在恶化，学校停课了，人们无法上班，只得呆在家里，生怕遭到盘查。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穿着制服的盖世太保，他们拿着枪，押着一些小孩和几个大人，强行将他们拉到车上，朝集中营驶去。

集中营，死亡的代名词，意味着有去无回。这一天，刚刚躲避了盘查、正在家中休息的拉佐斯基收到好友奥斯卡写给他的一封求助信，希望他研制出一种能使人生病、并且具有传染性的疫苗，让染病的人被隔离，从而避免被纳粹抓捕的命运。

这封信在拉佐斯基的心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立刻开动脑筋，一边拿起厚厚的书仔细、快速地查阅着，一边做着实验。

经过反复的实验，拉佐斯基很快研发出一种疫苗，这种疫苗能让人们在身体检查时呈斑疹伤寒阳性，却并不会引起任何症状。由于斑疹伤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一旦发现就会被隔离。疫苗研制成功后，拉佐斯基立即为奥斯卡注射，由于在体检时呈斑疹伤寒阳性，奥斯卡不仅没有被关进集中营，连与他密切接触过的家人也被隔离观察，从而使他们一家幸免于难。

百家集粹篇5

【关 键 词】种族主义；种族卫生学；一体化；《绝育法》。

【作者简介】周 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德国现代化。

种族理论是纳粹意识形态的中心，而纳粹上台之后立即就开始打造自己理想的“种族帝国”。《绝育法》正是纳粹种族理论的首次实践。通过对纳粹《绝育法》颁布的背景及实施过程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纳粹德国的真实境况，进而说明纳粹政权的邪恶性。

一、《绝育法》颁布的背景：种族主义和纳粹一体化

种族主义根植于种族歧视，在欧洲有着漫长而丑恶的历史。然而纳粹种族主义却与传统的种族歧视有着明显的区别，即将种族歧视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将种族差异说成是基于科学基础上的事实。实际上，力图为种族主义披上科学外衣的努力，在西欧社会由来已久。

18世纪末，社会变动给欧美社会带来了震荡，学者们纷纷转而求助于科学。很多人认为实验科学有助于人们保持本性，从而在政治关系剧烈变动中维持社会的稳定。科学的威望日益提高，人们也开始寻找科学的方法来论证种族。

在1853年-1855年，阿蒂尔・孔德・德・戈比诺（Arthur Comte de Gobineau）出版了种族主义的开创性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戈比诺的书，标志着“种族”第一次成为世界历史中有力的工具之一。戈比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力图论证种族理论是一门科学。毕竟，种族歧视或民族歧视比戈比诺的理论早出现数百年。然而在19世纪之前，种族歧视主要是用宗教语言来隐晦地表达的，而不是用生物学词汇来表达的[1]。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著作《物种起源》出版。该书的出版，是“生物决定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科学”的种族主义而言，尤为如此。在达尔文之前，种族主义者总会遇到一个难题：人们很难驳倒基督教关于人类是一个整体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类是亚当和夏娃的单一结晶。然而，达尔文的理论则认为人类是成百上千年，甚至是百万年以上进化的结果。人类处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特殊的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种族。达尔文主义给生物学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达尔文运用广泛的归纳法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从生物学的众多领域里找到了对“自然选择学说”的支持。达尔文的综合归纳如同一把伞，将许多看上去迥然不同的生物学领域聚集在一起。要想驳倒他，就必须在生物学的各个领域里证明它是错误的。而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也就不得不承认达尔文主义是科学的。

达尔文主义的出现使这个时代的种族主义有了科学的依据。以后的种族理论家不再是如戈比诺这样的空想家，相反，他们几乎都有医学博士或生物学博士的头衔，他们是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如埃尔温・鲍尔（Erwin Baur）、弗里茨・伦茨（Fritz Lenz）、欧根・菲舍尔（Eugen Fischer）都是那时德国著名的遗传学家。正是由于达尔文主义，德国的生物医学家们相信日耳曼种族正处于“衰退”之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阿尔弗雷德・ 普勒茨（Alfred Ploetz）认为传统的医疗保障政策有助于个人，却威胁到整个种族。普勒茨呼吁建立一门全新的卫生学――种族卫生学。他认为：“目前的医疗政策是维持种族质量的障碍，因为这些政策正是为了让弱者生存和繁衍。”[2]

1905年，普勒茨与精神病学家恩斯特・ 吕丁（Ernst Ruedin）、律师安纳斯塔西乌斯・诺登霍尔茨（Anastasius Nordenholz）和人类学家理查德・图尔恩瓦尔德（Richard Thurnwald ）一同创立了“种族卫生学协会”。这是德国种族卫生学兴起的标志。1933年以前，种族卫生学已经成为德国生物医学中最受人尊敬的部分，许多著名的生物学家和医学家都是它的会员。这些学者都认为德国社会存在 “种族的”衰退，并对此表示担忧。1914年，马克斯・冯・格鲁贝尔（Max von Gruber）教授，向人们发出警告：“从1876年到1911年，德国的出生率已经从4.3‰下降到只有3.0‰；同一时期，柏林已婚妇女生育数，从每千人中有240人生育，下降到每千人中不足85人生育。”被人们视为“德国社会卫生之父”的阿尔弗雷德・格罗特贾恩（Alfred Grotjahn）是魏玛德国时期健康改革的主要缔造者，他认为种族卫生学是一个合法的概念，它可以为人类“种质”提供长期的医学预防。他鼓吹强制绝育，还要求国家把上百万“有缺陷的者”关进精神病院。

纳粹上台以后，纳粹统治者相信种族卫生学运动能为纳粹主义的种族国家提供生物学上的依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人民的国家……必须把种族放在一切生活的中心。它必须注意保持其纯洁……它必须努力做到，只有健康的人才能生儿育女；只有一种可耻的事情：自己有病有缺陷还要生育；只有一种最高荣誉：避免这样做。在这一点上，国家必须充当千秋事业的监护人。”[3]

到30年代，种族卫生学已经成为德国生物医学界普遍接受的科学观点。这一时期，德国大学的生物医学院已经开设了近四十门有关种族卫生学的课程。绝大多数重要的种族卫生学期刊在纳粹掌权之前就已经创刊了。纳粹上台以后，纳粹统治者相信种族卫生学运动能为纳粹主义的种族国家提供生物学上的依据。希特勒曾经说过：“如果形势所迫，我可以没有法官，没有工程师，没有建筑师，但你们，民族社会主义的医生们，我每一天、每一小时都不能没有你们。如果没有你们，如果你们辜负了我，那么一切都将完了。如果人民的健康都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4]在德国历史上，生物学家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结合还从来没有达到过如此美妙的程度!

纳粹上台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德国社会推行了“一体化”，正是在这一进程中，纳粹使德国生物医学界成为实现自己种族理想的最好的工具。实际上，在纳粹1933年上台之前，加入纳粹党的医生占德国全部医生人数的6%[5]。纳粹掌权之后，医生加入纳粹党的人数急剧增加，以至于1934年纳粹医学期刊《目标和道路》通知他们暂时不要再提交入党申请，而要等待现在的申请处理完毕之后再提出申请[6]。到1945年为止，德国90000名医生中有一半加入了纳粹党[7]。而整个第三帝国时期，有234名生物学家加入了纳粹党，在全部440名生物学家中占53.2%（在没有被驱逐的404名生物学家中占57.9%）[8]。

纳粹“一体化”进程中，还把“领袖原则”贯彻到德国生物医学领域。纳粹医生联盟负责人、老纳粹党员、职业医师戈哈德・瓦格纳（Gerhard Wagner）博士，很快被扶上了德国医学协会主席的位置上，而所有在职的德国医生都成为这个协会的成员，并隶属于瓦格纳博士的领导之下，德国医学界也第一次成为了一个由国家控制的统一体。实际上，这标志着纳粹已初步完成了对医学界的一体化。“领袖原则”的贯彻还意味着德国医学界的“健康护理原则”变成了领袖负责原则，个人卫生从属于种族卫生，治疗医学变成了防御医学。医学也不再是对弱者的救治，而是对强者的护理。从此，医学界的主要任务就是，区分有价值的生命和“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对于那些离开救助就不能存活的人，医学没有救治义务，而对强者的护理则成为了医学界的首要责任。这样纳粹完成了为实践它种族哲学所做的最后准备，接下来纳粹便开始推行他们的种族政策。

二、纳粹《绝育法》的制定、实施

1933年6月2日，第三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宣布成立人口和种族政策问题专家委员会，以规划纳粹的种族政策。这个委员会由纳粹时期的“杰出人物”组成，其中包括德国种族卫生学之父阿尔弗雷德・普勒茨；纳粹医生联盟负责人、帝国医生领袖戈哈德・瓦格纳；耶拿的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著名的种族人类学家汉斯・冈特（Hans E .K. Guether）；慕尼黑威廉皇家协会谱系学研究所所长恩斯特・吕丁；耶拿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多・施皮托夫（Bodo Spiethoff）等。委员会的目标是，建构第三帝国的种族政策，以解决人口和种族问题[9]。

他们都相信德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和种族问题：出生率下降带来了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双重衰退问题；德国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从东方大量涌入的犹太人给雅利安血统的纯洁带来威胁问题；人口中遗传病患者不断增加的问题等。当时，很多人相信，德国存在50万遗传病患者；而那些种族卫生学家甚至认为，遗传病患者已经达到占到德国人口数额的20%。他们把这些问题归结为，缺乏由国家控制的种族政策[10]。

纳粹德国的种族政策很快就出台了，1933年7月14日，纳粹政权颁布了《遗传病后代预防法》，也被称之为《绝育法》。这个法令宣布要对患遗传疾病的个体实行强制绝育。这些疾病主要包括：先天性弱智、精神分裂症、可遗传的癫痫症、严重的酗酒、狂躁―抑郁症、遗传性耳聋、遗传性失明、严重的身体畸形、亨廷顿舞蹈症等。与此同时，纳粹政权也特别强调是，绝育法“是建立在优生学基础上的，它不是惩罚性的，不是刑罚性的。也就是说，被规定绝育的人不能被看作是犯了罪的罪犯，绝育对他们而言，只是他们天生缺陷的‘个人悲剧’结局。被绝育者被认为是整个种族利益的必然牺牲品”[11]。

《绝育法》在德国得到了广泛实施。1700个遗传健康法庭和遗传健康上诉法庭建立起来，由一名有司法审判权的法官和两名医生组成，两名医生中至少有一人是遗传病理学专家，法庭决定谁应该被绝育。种族卫生学家们宣称这个计划将耗资将近1400万RM，这超过了同期美国的投入。然而，纳粹官方却称，相对于遗传疾病每年给国家带来的损失，这些投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估计每年花在遗传病人身上的钱，在3亿5千万RM到10亿RM之间。而纳粹却预言：“在未来十年里，绝育法将为德国节省数十亿马克。”遗传学家奥特玛・冯・费许尔（Otmar von Verschuer）称，从此以后，“传统的个人医生已经转变成遗传医生，遗传医生护理的是整个种族，他必须把种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2]。在医学界的帮助下，绝育法实施的效果很明显。整个纳粹时期有近40万人被绝育[13]。

纳粹《绝育法》绝不仅仅是针对那些患有遗传疾病的人。医生也不是完全依据科学的根据来判断遗传疾病。生理学家威廉・施特恩（Wilhelm Stern）发明了IQ测试法，以通过测试人的智力来决定被测试者是否应被绝育，除了一般的常识性问题外，还有一系列很刁钻的测试题，这类题目即使是正常人也很难答对，而且测试结果往往取决于主考官的判断，而这些主考官往往更注重的是被测试者的相貌上的种族特征。

纳粹的 “绝育工程”很快就接近尾声，主要的绝育手术都是在战前进行的。到1939年，所有“遗传缺陷”者几乎都已被绝育。此时，纳粹政权已经开始了更加惨无人道的计划了，1939年“安乐死计划”的开始，标志着纳粹的屠杀机器已经开动。纳粹绝育法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了纳粹德国已经不会再允许“对雅利安种族的威胁”继续存在。由《绝育法》开始的疯狂罪恶，一步一步直至奥斯威辛和“大屠杀”。那些用科学研究来支持纳粹反犹政策的种族生物学家们，却比一般受蛊惑的群众更为可怕，他们为纳粹的极端反人性政策罩上了科学的光环。

三、结语

从1933年到1939年，纳粹的种族政策逐步升级，纳粹政权的种族目标也逐步清晰，那就是终结一切有碍于日耳曼种族的种族因素，这一目标在二战时期最终演变成了对数以百万计的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的疯狂屠杀。这一时期《绝育法》的颁布实施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纳粹政权种族政策的开始，它带有纳粹政权特有的疯狂性和反动性的特点。

纳粹《绝育法》显示纳粹政权是在“真心真意”的推行自己千年“日耳曼种族帝国”的计划。无疑暴露了纳粹政权的反科学性和反人类性。然而，《绝育法》的颁布、实施却得到了包括德国主要生物医学学者在内的相当多的人的支持，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德国社会特殊背景决定的。20世纪以来种族卫生学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这也使纳粹的种族理论在德国很容易就得到了人们的拥护。本诺・米勒-希尔的《致命科学》就证明了，德国生物医学界积极支持纳粹种族分子提高德国种族素质的远大计划。另外，纳粹上台后实行的“一体化”进程，使它牢牢控制了德国社会，特别是德国生物医学界，这样它就能利用德国生物医学界为自己的种族理论提供“科学”证明，而且利用他们为纳粹种族政策服务。

纳粹的种族计划并不仅仅是绝育这么简单，它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由纯种日耳曼人统治的世界。这个荒唐的迷梦，由于其反人类性、反科学性，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通过对纳粹《绝育法》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纳粹政权在反人类的罪行中从来都不拒绝使用科学的手段。这也正是纳粹政权邪恶性和罪恶性的最好证明。

注释：

[1][德]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43页，钱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4][6][9][10][12][美]Robert N. Proctor， Racial Hygiene， pp.15-16， p.64， p.65， p.95， p.96， p.105， London: Harvard College， 1988.

[3][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89页，董乐山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5][7][美]Michael H. Kater， Doctors under Hitler， p.54， p.242， Chapel Hill and London: North Carolina， 1989.

[8][德]Ute Deichmann， Biologen unter Hitler: Vertreibung， Karrieren， Forschung， p.62， Frankfurt/Main: Campus Verlag， 1992.

百家集粹篇6

一、要共同富裕还是要不受奴役？

20世纪初的世界发达国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在进行艰难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批判及其引发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使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面临巨大的动荡，经过一战和经济上陷入大萧条，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政治、经济和法律危机，世界为不确定性所笼罩。在这充满战争与革命、死亡与仇恨的恐怖深渊之中，经历战败耻辱和面临巨额赔偿的德国人生活尤为艰难。国家怎么办，社会向哪里去？执政14年的魏玛共和国虽然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号，但政府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相反，民主政治的无序化，导致街头冲突频发，政府没有权威，失业严重，人们食不果腹。对所有的政党来说，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而成立不久的纳粹经过武力夺权的失败后，转而关注民生。他们迎合民众强国富民的愿望，为老百姓描绘了一幅共同富裕的图画，这是纳粹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获得公众广泛支持的主要原因。

纳粹的25条党纲中，就包含了某些共同富裕的色彩。如第13条：“对所有已经组合起来的企业（托拉斯）实行国有化”，第14条：公众要“参与大企业的分红”，第15条“大规模扩建养老院”，第16条“立即将大百货公司充公，廉价租给小工商业者”，要求在国家和各邦区在收购货物时特别照顾一切小工商业者，第17条“废除地租，制止一切土地投机倒把，”第20条“免费教育”等等。注1这些规定都或多或少地包含共富的理念，对失去工作，或工作稳定的基层群众有很大的吸引力。

此外，纳粹要打造的“民众共同体”具有平等和共富的特征，他们用它来反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强调它是消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阶层之间的对立并超越地位的障碍和以地位的差异缔造国家意志的统一。希特勒把它吹嘘为“一切有效工作的共同体，这意味着所有生活利害关系的统一。”注2希特勒一再声称，纳粹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而是“大众的政党”。注3这个大众的政党就如同大家的家，“对于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冲锋队成了一个替代性的第二家庭，制服连同上面的徽章给予了其成员以尊严。”注4纳粹还通过“劳工战线”组织，打破阶级区分，营造社会平等的氛围，吸引了大量的基层群众，据统计，支持者中，“40%的纳粹选民是工人，纳粹党员中40%也是工人，在冲锋队中这个比例增高至60%，在纳粹党卫军无阶级的种族精英中，也有相当多的工人代表。”注5纳粹争取群众的方式不仅是提高福利，而且通过增强民众的翻身解放意识来促进公众的认同。希特勒在1933年演讲时强调，“我们努力按照人的内在价值来衡量人。我们不看其外表，不看其表面，努力忘掉区分人的出身、等级、职业、财产、教育、知识、资本等东西。”“我们要进行建设，不是为了一个等级或阶级，而为了整个民族。”注6为了体现平等，纳粹让“团体内富人子弟和工人子弟，不分社会出身，不分家庭贫富，同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菜，做一样的工作。”并经常举办象征性的聚餐活动，搞“一锅饭日”，不分贫富和职业，全体德意志人同吃一锅饭。注7

纳粹还通过福利运动来广泛地促进公众的共同富裕感。在1931年的“冬季援助”活动中，纳粹通过购买全国深海捕捞量的35%，为居民大量提供鲜鱼；在圣诞节给孩子们送来了他们的父母买不起的礼物；在“冬季援助”活动，数量大得惊人的物资被运往全国，包括衣物、煤炭、木柴和土豆。宣传部长戈培尔甚至能够列举出免费向食不果腹、缺少娱乐的穷人分发的数亿公斤土豆和3734752张剧场门票和电影票，注8对穷人有求必应，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照顾、体贴他们。此外，不管什么人，只要加入纳粹的行列，便能保证天天吃饱肚皮，从此不再失业。纳粹甚至“开起了客栈，让其失业人员可以安睡饱餐，当这种安排扩展到其他人员后，就相当于为纳粹真正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做了广告。”注9所有这些，对当时的普通公众来说，无异有巨大的吸引力。纳粹还向失业者承诺，上台后保证复兴德国经济，消除经济危机的失业现象“我给你们以新的信心和新的希望”，保证每个人都有工作和面包，注10向穷人提供衣食住行。“到20年代末，许多年轻人――其中某些人是共产党员――出于其他原因也加入进来，作为失业者，他们能在这儿拿到军饷和吃的东西。”注11当时的德国，大多数普通德国人生活穷困，1931年，德国已经有了500多万失业者，相当于全国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纳粹的承诺及其所作所为有巨大的吸引力，也是纳粹能够获得大量工人、失业者、农民与中产阶级的支持并取得政权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让人民过得好，在纳粹执政前还带有宣传和竞选的成分，那么在纳粹执政后不少东西则确实成为现实。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失业人数超过600万。上任后短短几年，德国一路跃进为成为当时的经济强国，不仅摆脱了战败国的地位，收回了大量，而且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仅仅三年，德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00%，国民的失业率从30%以上降到零，这个之前全世界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国家被改造成了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

不仅如此，纳粹还通过各种社会政策促进社会的共富感受。在社会领域，“纳粹政权推出住房政策，即扩大公房建造规模，从1933年到1938年，每年大约有30万幢住宅交付使用。在分配住房时，同纳粹生育政策相配套，规定多子女家庭拥有优先权”。纳粹还推出了“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社会救济措施，强化群众的“民族公共体意义”，通过救济行为，在救济者和救援者之中唤起一种强大的共同意识。

所有这些，说纳粹兑现了竞选时所说的为德国人民实现了共同富裕的承诺没有人会怀疑。同时，随着长达1000公里高速公路的建成，各种经济奇迹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国力迅猛增强，大大提升了德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归属理念。1935年1月13日，萨尔州举行了未来归属问题的全民公决，结果以90.8%的高票率，决定回归德国。纳粹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柏林获得了1936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然而，政治和经济上的成功，恰恰以民主的破坏为前提。对于纳粹来说，经济上的富足则是实现其法西斯的手段。除了被取缔的那些政党的忠实追随者外，大部分德国人民对反对党和工会的消失并不反对，甚至很赞成。1933年，经济的成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但正是在这一年，希特勒把大量反对党成员打入监狱，还变本加厉，取消所有的反对党，甚至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德国是一党制国家。

要富裕还是要不受奴役？对于当时的德国人来说，问题也许没有这样明显。当时仅仅是要吃饱饭，要一份工作而已。但当有人能够给你工作，并能让你尝到富裕的甜头，却要你付出自由的时候，很多人同意了。“许多德国人对新任的当权者高声喝彩，对专制政府的反抗者穷追猛打。”注12于是，德国人“开始时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最终都成为法西斯主义或者纳粹分子。这个运动的领袖们如此，下层的徒众们就更是如此。”注13但当大多数德国人最终同意选择走向奴役的时候，德国人民就失去了对于自己命运的支配权。

纳粹德国就是这样一步步绑架人民，并使第三帝国走向灭亡的。

二、纳粹践踏民主法治的特点

纳粹上台后，即采取各种手段推进法西斯独裁。为此，首先要破坏民主，并用法西斯独裁替代法治，纳粹在这方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公然散布弥天大谎欺骗公众和世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明确提出，赢得公众支持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不断重复最简单的、最狂热的思想。注14纳粹的种族主义是不人道的。但既要反犹又要让老百姓相信，就只能用欺骗宣传改变民众的价值观。比如，老百姓一般不知道大屠杀。即使他们知道一点也不相信，认为是犹太人的谣言。老百姓渴望社会公平，纳粹也宣传公平，但却缺乏把宣传和事实分开来的能力，因此看不到纳粹的“公平”是在攻击人的基本价值和所含的权利。1938年11月10日，发生了犹太会堂纵火案，一群孩子从被砸的犹太人糖果店搬运糖果，警察和成人在旁边看着。没有人认为这是在犯罪，人民无从听说穆勒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为了保证欺骗成功，纳粹强调的都是一些非理性的品格，诸如忠诚、爱国主义等，并把喜欢思考的知识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有危害性的阶层，这给那些不愿思考的人提供了一个不思考的借口。大多数德国人认同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完全可以放弃维护个人权利，而个人无足轻重，因而对他人的苦难漠然置之，甚至参与迫害。同时，纳粹在宣传和灌输时，不惜在切断信息来源的情况下撒下弥天大谎，让公众无从选择，只有盲从。所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就来源于纳粹的创造。这种公然背离理性和良知的宣传具有极大的迷惑性。柏林被攻陷时，甚至一些孩子都勇敢地抵抗苏军。

2.用文化清洗排斥政治上的反对派。1933年4月7日，即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两个多月后，纳粹党执掌的政府就通过《重设公职人员法》，在德国大学校园内开展了一场驱逐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清洗运动”。这场“文化清洗运动”是纳粹主义“文化同质性要求”的真实体现，也是对犹太少数民族大迫害的第一个信号。当成千上万的知识精英从纳粹德国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中被驱逐出去时，也就意味着德国社会中的民主诉求及其对政府权力制约力量的瓦解。1933―1945年，包括原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整个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里，共有50万犹太难民被迫流亡海外，其中包括12000名文化知识精英。遭受驱逐的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科学家达2400多人，他们当中有1400多人选择了流亡，其中的1090人流亡到了美国。在这些被美国高校接纳的科学精英中，有300多人是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注15。如果有民主的机制，他们无疑是一支强大的约束和抵制纳粹的社会力量。

3.用政治欺诈和阴谋取缔反对派。当时的德国议会中，纳粹党占有34%的席位，德国社会作为第二大党占20%的席位，第三大党德国共产党占17%的席位。纳粹上台后迫切希望实行魏玛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授权法》，该法规定总理可以不通过议会即可自行制定规章来取代法律法规。而社会和共产党两大左翼政党坚决反对启动该法。要想得到议会2/3多数通过，希特勒就必须破除共产党的阻力。为此，纳粹不惜制造了1933年的国会纵火案，并以此大力宣传德国共产党正在准备发动革命。国会纵火案发生的当天，希特勒就宣称“这是共产党发动革命的信号”，并立即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次日，希特勒在普鲁士新闻公报的电台上发表讲话，称“这种纵火行为是德国布尔什维克进行的最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行为”。其后，纳粹声称这是共产国际策划的，解散了德国共产党，并在强行通过《授权法》后的一个月内取缔了所有非纳粹党派，建立起纳粹独裁政权。

百家集粹篇7

七种方法，七种角度，七种思维，适用于不同企业、不同环境，灵活应用，一定能帮你发现更多创新机会，提高战略新品成功率。

志起未来观点：维持性创新是指根据企业既定的战略与品牌方向以及市场的发展，渐进性地完善现有产品，向市场提供更具需求性的产品，逐步抢占更多消费人群以及销量。需要说明的是，维持性创新的目的在于保持既定的市场规则和模式，强化现有的市场格局和公司地位，它主要为那些行业及细分市场的主导者或既得利益者所采用。

维持性的产品创新以现有资源为基础，持续不断地改进和增强产品的性能，完善企业自身的短板，给予消费者始终的新鲜感，通过产品的不断维持性创新与末位淘汰，以期让企业能够获得更加合理的产品线构架和更多的利润空间。维持性创新看似简单，但却是其他创新的一个基础，其创新时不仅仅要考虑充分调研、精准定位、独特卖点、成本价位、整合包装等多种情况，还要充分考虑企业现有产品线及产品的数量，从而保证整个企业产品的合理化，以免造成自我产品销售互相影响，保证产品生产和物料的合理库存。

如同战场上的集团军作战，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虽然机动性差些，但扎实稳健，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逐步侵轧对手，从而达到抢占市场更大份额的目的

维持性创新经典案例

联想：用移动互联战略新品挺进“后PC时代”

随着3G网络的进入中国以及iphone和ipad产品的冲击，人们对于电子设备的观念一夜之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够进行网络的随时随地无线沟通，快捷方便无阻碍的移动互联成为人们对电子设备的新需求，加快了后PC时代的步伐，甚至引发了业界有关“后PC时代”是否已经到来的大讨论。

根据市场发展趋势的变化，联想把握住市场发展前景，面对“后PC时代”的脚步加快，联想果断的采取了吃“两碗饭”的模式，在坚持其PC业务的优势同时，对原有产品进行维持性创新，开发了一系列的移动互联战略新品，跟进世界变化，扩宽了联想的产品品类。2010年4月19日，联想集团在北京举行了移动互联战略暨新品会，推出了乐Phone、Skylight、ideapad U160等一系列的电子产品，预示着联想正式进军移动互联领域。而这一系列的移动互联的战略新品迅速为联想集团打开了持续而高速的增长之门。

依靠移动互联的战略新品，联想集团从2010年以来连续蝉联全球PC公司的增长率首位，目前已经超越了宏基成为世界PC销量排名第三，按照目前走势，联想更是有望在2011年年底超越戴尔成为全球第二大PC厂商。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与联想的维持性创新的新品战略密不可分的。

100年的不断创新，打造出一把最锋利的瑞士军刀

瑞士军刀，是由瑞士人卡尔埃尔森纳在1891年制作的。其最初主要目的是制造当时瑞士军队还必须从德国购买的士兵用刀。当时的瑞士军刀的工厂只是一间小作坊，而卡尔最初制造的军刀也只是简单的有木制的手柄，仅有螺丝起子和开罐器两种工具的士兵刀。刀身与当时的士兵刀并无任何差别，粗大而笨重。

但是卡尔埃尔森纳并未对此止步，开始在士兵刀原基础上不断的进行维持性创新，以便能够制造出设计精巧的袖珍刀。最终，卡尔埃尔森纳造出了轻巧且美观的刀，卡尔制造出的弹簧上面装有六个刀体的新模型刀，被称为“军官刀”.该设计在1897年6月12日正式注册。这种方便的多功能袖珍刀很快就极受欢迎，而且开始收到越来越多的来自国外的定单。而卡尔制作的这一军官刀就是瑞士军刀的雏形，并成为了维氏公司发家的战略新品。正是这一战略新品成为瑞士军刀开启百年扩张之路大门的关键钥匙，奠定了维氏从一家小手工作坊成为跨国公司的基础。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维氏公司一直追求着瑞士军刀品质的升级与不断的创新。为了保证其一贯的品质，维氏放弃了海外扩张的打算，坚持本土制造。此外，瑞士军刀在当时军官刀的基础上功能不断进行维持性创新，增加瑞士军刀的功能，至今瑞士军刀已经有一百种以上的组合功能。

在创新性上，维氏公司十分重视科技力量，在瑞士军刀成长的一百多年中，维氏公司依靠科技不断开发新功能。瑞士军刀伴随着科技的更新，不断进行着从材料到功能的科研开发，这样更好的保证了自己的主导地位，也有效的抵抗了颠覆性创新的侵蚀。现在的瑞士军刀上新增了如液晶时钟显示、LED手电筒、电脑用USB记忆碟、打火机，甚至MP3播放器等功能。

瑞士军刀早已突破了军队的局限，维氏在对产品进行不断的维持性创新的基础上，还将瑞士军刀从军队逐步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从尺寸到功能搭配进行合理分类，全面贴合各类人群的需要，瑞士军刀主要针对不同用途及使用组合了上百种型号，有针对野外旅行、探险登山的“露营者”、“攀登者”、“登山家”，有适合钓鱼的“垂钓之王”、“渔夫”等，这种创新也极大的扩宽了使用人群，并增加了销量。

如今，瑞士军刀不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刀，还是一种礼品与珍藏品，追求尽善尽美是瑞士维氏军刀的一贯传统，多年的研制与创新使军刀的每个组成部分都达到了最佳造型，具有最完善的功能，将性能与便捷的结合做到极致。被美国数届总统选为白宫礼品，刀柄刻上总统签名赠送来宾，此外许多世界跨国公司、银行将其刻上名称或商标作为广告宣传品、会议纪念品赠送客户。

志起未来独家点评：

战略新品，对于一个企业增长与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最成熟的产品市场，如电脑，如刀具，也可以通过对市场需求与市场发展的把握，结合科技发展和企业自身情况进行维持性创新，这样推出的战略新品往往就是保证企业走向成功并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联想集团根据市场需求和未来发展需要，果断作出“吃两碗饭”的决定，在坚持做PC机的同时，对现有产品进行维持性创新，开发出乐phone、乐pad等一系列的移动互联战略新品，从而保证了联想本身的持续高速发展，并有望在2011年年底超越戴尔成为全球第二大PC厂商。

维氏的起点也仅是在原有军刀的基础上进行了维持性创新，开发了设计精巧的袖珍刀，并成为了影响维氏企业百年发展的战略产品，最后才在众多军刀企业中脱颖而出的，而维氏公司通过百年来不断的维持性创新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产品的不断创新与拓展，才让瑞士军刀从军队走向民众，从刀具走向礼品和收藏品，并将自己的企业不断扩大。

对于维持性创新，志起未来一直有着独到的见解，并能将这些见解和理论根据志起未来的经验运用到企业的战略产品开发上，帮助企业达到更快更好成长的目的，下面就让我们分享一个志起未来维持性创新的经典案例。

志起未来维持性创新经典案例

战略新品助润心成为茶油第一品牌

青龙高科的润心品牌茶油作为国内最早进行茶油生产的企业之一，十余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进行高品质纯茶油生产。坚持从原料入手，培育万亩有机油茶林基地；坚持工艺技术不断进步，开创了无数行业先河；坚持设备领先、与国际接轨，全套引进欧盟尖端生产线；坚持产品品质卓越，获得了多项国内国际认证……多年来虽然企业在茶油行业有着一席之地，但是受到行业及自身品牌的影响，品牌发展和销量提升一直难以得到突破，企业发展步履维艰。

与志起未来合作后，我们通过周密思考，决定运用维持性创新，帮助青龙高科打造出一款战略新品 ——“润心晶粹”茶油系列，正是这款战略新品有效帮助青龙高科提升品牌知名度，拓展企业市场，改善企业利润，最终将润心打造成为“中国第一山茶油”品牌。2010年“金浩茶油苯并芘超标事件”的爆发，更加进一步的证明了当初志起未来建议开发“晶粹”战略产品时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当时的中国茶油行业也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昂贵的成本以及散装山茶油造成消费者购买量的偏少，而低毛利点让众多企业对宣传投入望而却步，面对着低端的大豆油、棉籽油和高端的橄榄油等食用油的双向挤压，叫苦不堪。茶油企业之间基本都采用价格竞争和调和油路线两个方向在勉强维持。

我们给出的战略建议是：坚持走纯茶油路线，在原有山茶油的基础上，进行维持性创新，开创第二代高品质食用油。提升产品的内在价值，提高产品价格空间，走高端路线。最终，润心“晶粹”山茶油的横空出世，并且构建了“晶粹”的金三角——轻脂肪黄金比例均衡营养。以欧盟标准的名义，开创高品质油的新标准，开创高品质生活的新标准！

这彻底打破了山茶油行业的传统市场观念，为企业带来了全新的变化。

我们认为，战略新品的诞生必须配以合适战略部署，打破以往山茶油土特产的土帽子形象。“晶粹”产品的定位与标准提升，青龙高科现有的营销模式与渠道已经难以承载，而新的营销渠道与模式又该如何确定？晶粹的未来空间在哪？根据产品的特性、市场发展与消费者诉求等特点的总结，项目组发现了晶粹完全符合一二线城市高品质生活家庭的需要，因此提出进军一二线市场的现代战略思想，将眼光放在熟悉山茶油功效与益处的南方一二线市场，以点打面，以一线城市影响周边城市，再因势利导逐步铺入二、三线市场，然后向北扩张，最终全国开花的晶粹的三级跳战略。

回顾这一过程，应该说青龙高科的成功就是在于没有大的企业变动的情况下，把握了维持性创新的精髓，通过品牌、产品、渠道、传播力的整合和借力，完成了一次企业的品牌在质上的飞跃。在志起未来的帮助下，青龙高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迅速超越其他山茶油企业，成为中国山茶油的第一品牌。

对于志起未来而言，润心“晶粹”只是维持性创新成功案例的一个小的缩影，而我们先后服务的得利斯集团、庄园乳业等这些经典案例也是通过志起未来帮助企业进行维持性创新，制定战略产品，从而实现企业和品牌的飞跃，可见，维持性创新其实是企业可以常常运用的好武器！

志起未来独家点评：

维持性创新是一个企业基本的产品创新模式，是企业不断跟进市场需求的重要手段，目前仍然有很多的企业依靠一招鲜吃遍天的经营理念固步自封，或者难以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的创新，或者是创新度不高的层次。最终，无法满足市场发展的普遍需求，给对手留下太多机会，被市场淘汰，成为著名的失败案例。

百家集粹篇8

已经很久没有人向蒙特问好了。蒙特在这座城市里，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人们见到他都敬而远之，街上碰到也唯恐避之不及。现在，蒙特又成了一个叛徒，为刚刚侵占了这座城市的纳粹效力，人们更加憎恶他了。

蒙特根本没有想到，谷德会问候他一句早安。

谷德是一个教师，他是一个开朗而有礼貌的人，在他的眼里，世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善良的，所以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只要从他身边走过的人，都会听到谷德的问候，即使是蒙特这样的人也一样。

学校已经被战争摧毁了，谷德只能把孩子们领到家里来继续上课。那天，一阵粗暴而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正在上课的谷德，他打开家门，看见三个拿枪的纳粹士兵站在门口，带路的人正是蒙特。“你好，蒙特先生，请问有事吗？”谷德带着笑容问。

蒙特没有回答，他对身边的那几个士兵说：“他们正在上课，我们离开这里吧，而且他是一个教书的老师，他的体力一定不会很好！”

纳粹士兵没有搭理蒙特，他们把枪对准了谷德，把谷德带走了。谷德和一百多个被抓起来的人一起，被集中到了火车站，他们被送进了丛林里修筑铁路，蒙特则成了他们的监工。

在丛林里修铁路非常艰苦，到处都是硕大的蚊子和有毒的昆虫，他们白天在铁路上工作，晚上就睡在围着铁丝网的工棚里。两年后，铁路终于造好了。在完工的那天，蒙特成了正式的纳粹军人，并被通知参加了一个秘密会议：即第二天天亮后，把这些工人集中起来全部枪杀，然后返回城里进行新的任务。

百家集粹篇9

近些年，国学作为一个陌生的老词出现在文化界、教育界乃至政界，出现在中小学校园里、课堂上。

何为“国学”？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小学校长眼中的“国学”令人堪忧。人们在分不清何为国学、何为经典、何为传统、何为民俗的情况下，不问精华糟粕，不分年龄学段，一哄而上。于是，校园墙壁上出现了《二十四孝图》，《声律启蒙》《笠翁对韵》之类工具书被列入“国学经典”，晦涩难懂的《道德经》也让小学生诵读，《金匮要略》之类的专业书也推荐给中小学生……

为澄清一些基本概念，矫正一些过头的做法，本期《专题资讯》汇集专家学者对国学概念、国学教育的代表性看法，以资参考，从而使中小学的国学教育更理性、更长久，更少些偏颇。

国学的“源头活水”

中国古代一般到明清，泛称古代的学问为“古学”。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为了和西学有所区别，就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清代康乾之际，为了和宋明理学有严格的区别，又渐渐称为“汉学”，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戴震、钱大昕、桂馥、王念孙等，他们重考据之学，称为“朴学”，也称“汉学”。到了近现代，出现了“国粹”一词，即“国之精粹”。一些著名的学者如章太炎，提出了“国故之学”，章太炎著的《国故论衡》一书，主要论小学、文学和诸子学，涵盖了国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但这本书不太容易读。中学、汉学、国粹、国故等名称都不是总揽全局的概念，最后学者选定了“国学”这一称谓，因为它有纵览诸家、包罗万象之意，这是“国学”一词的大体渊源。

国学的源头活水究竟是什么？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即“先秦之学的生发”，这是对国学简洁而明了的论述。“先秦”一般界定在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

国学是一个融汇百家的开放性学术体系。公元一世纪到二世纪，佛教传入东土，到十二、十三世纪的时候，印度的佛教早已式微，中国的佛教依然在发展，已经是中国化的佛教了，所以也是国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几本国学参考书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许慎的《说文解字》、郭璞的《尔雅》。《四书章句集注》把汉代的毛亨、郑玄，一直到北宋洛阳二程、张载的说法都纳入书中，解释得非常清楚。《说文解字》可以帮我们认识中国文字的丰富性。《尔雅》可以说是走进国学必须经常拿在手上的一本书，唐代陆德明说：“《尔雅》是训释《五经》，辩章同异，实九流之同道，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离骚》中提到的植物和鸟类很多，都可以在《尔雅》里找到它们的渊源。比如“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申椒、菌桂、蕙这些植物，在《尔雅》里都可找到解释。

此外，三国时王弼注的《老子》，西晋郭象的《庄子注》都值得一读。还有几本书应该看，以提高我们对中国文字魅力的认识，既学了历史，又学了文学，即“史汉庄骚”：《史记》《汉书》《庄子》《离骚》。

国学的终极目的是“为己”之学，而不是为人、为物、为事而学。孔子在《论语・宪问》里提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强调学习的目的应侧重于道德学问的提高与升华，而不是像孟子批评杨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百家集粹篇10

国粹艺术风吹进联合国总部

10月17日晚，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灯火通明，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与全国台联主办的“中国国粹油画精品联合国总部展”在这里隆重揭幕。联合国副秘书长赤坂清隆，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台联会长梁国扬，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大使，《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张德修，全国台联副会长纪斌，以及各国外交官、联合国职员、中外媒体等10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大使主持开幕式。

联合国副秘书长赤坂清隆在致辞中说，中国绘画源远流长、流光溢彩，几千年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刘令华利用西方油画的表现形式描绘中国国粹京剧，这种艺术语言与文化主题相结合的形式，对传统艺术进行了重新诠释，为传统艺术带来新的观众，有助于人们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事物。感谢刘令华将自己的绘画作品带到联合国。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大使在开幕式上表示，刘令华的作品将中国京剧文化国粹与西方油画表现形式巧妙结合起来，实现了东西方艺术的完美融合。这是对中国“和而不同”文化理念的良好诠释，也是对联合国倡导的多元文化和谐共荣精神的直观解读。联合国是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交流对话的重要平台，希望通过这次画展，进一步增进东西方文明的沟通与交流。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台联会长梁国扬在开幕式致辞中说，刘令华以西方油画技法反映中国传统京剧国粹艺术，中西结合、古今融会，饱含中华传统文化精髓，追求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艺术无国界。希望刘令华的作品有助于各国朋友进一步了解中国国粹文化，同时也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绘画艺术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

在开幕式现场，上海京粹艺术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嘉沐向联合国副秘书长赤坂清隆赠送了刘令华油画《贵妃醉酒》绣品。

“国粹展让我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不仅仅是联合国总部，这一天，位于纽约曼哈顿PARK大道、备受各国政要青睐的百年老店华尔道夫酒店同样迎来了刘令华的杰作。10月17日中午，“中国国粹油画精品纽约展”在此开幕，百余位旅美台胞闻讯前来观展。极具中国特色的京剧油画，令离乡游子深受感触，激起不少共鸣。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台联会长梁国扬在致辞中说，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加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是全国台联长期以来推动的一项工作。这次在多元多彩的国际大都市纽约举办“中国国粹油画精品展”，同样是基于弘扬和推动两岸共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交流的目的。作为全国台联两岸文化交流的品牌活动，“中国国粹油画精品展”分别于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在北京、香港、台北成功举办，在海峡两岸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在海外台胞、侨胞中产生强烈反响。此次应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等在美台胞和华侨华人的盛情邀请，我们由此才有了走出国门到美国办展的尝试。本次展出既是两岸三地展的延伸，满足了海外台胞、侨胞一睹国粹油画的需求，同时又向世界、向各国友人介绍了用西方艺术表现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粹艺术。这无疑是一场蕴含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视觉盛宴。

梁国扬表示，这次之所以选择艺术家刘令华的国粹油画作为展览的内容，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充分体现了艺术的民族性和世界性。这次展览不单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刘令华的个人艺术成就，更是让人们通过展览，看到这种艺术形式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条件，进而了解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人文和艺术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希望人们从刘令华的作品中，看到一个改革的中国、开放的中国、发展的中国、健康向上的中国。

《人民日报》编委、《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张德修在开幕式上致辞，对画展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全国台联副会长纪斌主持开幕式。

本次展览得到了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亚美文化协会、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等众多台胞社团的大力支持。

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原执行主席朱立创表示，“中国国粹油画艺术精品展”要来纽约的消息在旅美台胞中获得很大反响，很多台胞乡亲一个月前就来询问展览的地点和时间，其中许多人是从华盛顿、费城等地专程过来参观画展。感谢全国台联为海外台胞、侨胞带来如此震撼的视觉盛宴。

来自费城的台胞王琇慧说：“中华文化是联系海峡两岸同胞及海外台胞、侨胞的精神纽带，刘令华的作品不仅仅体现了艺术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也有助于让海外台胞、侨胞进一步了解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人文领域和艺术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有助于向世界介绍中华文化。”

85岁的老台胞郑介生在油画《赵氏孤儿》前仔细端详，久久不愿离去。他说：“我出生在大陆，13岁去了台湾，28岁来到美国，虽然在异国他乡，但我始终不会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看‘国粹油画展’让我找到了回家的感觉，希望祖国早日实现统一。这是我们海外华人最大的心愿。”

《贵妃醉酒》登上纽约时报广场大屏幕

为配合“中国国粹油画精品展”的举办，本次展览的宣传片也从10月17日起登陆在有“世界的十字路口”之称的纽约时报广场大型电子显示屏上。据悉，相关资讯以每小时6次、每次1分钟、每天20小时的频率滚动播出，共持续一周。特别是10月17日15时起的15分钟内，大屏幕更是集中播放了本次展览的报道。

在纽约时报广场，画家刘令华在接受采访时说，京剧是中国的国粹，蕴含着很多值得其他艺术形式吸收借鉴的东西。他的作品就是想将中国京剧艺术的一些特点与西方的油画艺术结合起来，从而使两者互补。中国的京剧能够通过油画形式，通过色彩、线条和构图来加以诠释和表现，这样将会使更多不甚熟悉中国的人了解和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