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苏轼十篇

百家讲坛苏轼篇1

喜欢苏轼这位大文豪是主要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的精彩讲解。北师大的教授个个令人敬佩，现在正在播出的《论语》就是北师大的教授于丹。以前只知道几首词和坡这个名字。在看完节目后，在我的脑海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生动的苏轼：豪迈，开朗风趣，爱憎分明，爱国为民，做人达观不拘小节，人生起起浮浮但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坡追求的是儒、是道、是佛，但又非儒、非道、非佛，是仕进之人生，又是终生追求隐逸之人生。这些正是东坡人格魅力之所在。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集大成，是一次最好的中和。

面对如此伟大的人物，我所能理解的实在有限，写的水平也非常有限。

但求大家看后能对苏轼有进一步的了解，也喜欢上这位千古难得的奇才。

先说苏轼的父母，苏轼的母亲程夫人是一位很有政治见解的妇女，官府小姐出身，有非常良好的教养和学识。有一次她给苏轼讲《后汉书・范滂传》。东汉名士范滂反对宦官专权误国，汉灵帝大逮党人，范滂镇定自若地前去投案，其母和他诀别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全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程母讲到这里，激动不已。苏轼问：“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氏坚定地说：“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苏轼因此自幼立志以范滂为楷模，为官后清正廉洁，奉公爱民。他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秉公执法，断案精敏；任徐州知府时，洪水将淹城，他“誓与城共存亡”，发动吏民抗洪保城，使百姓免遭洪灾之害；在任杭州知府时，他关心民瘼，兴修水利，为民造福，百姓感其德，家家挂其画像，饮食必祝，并建生祠以纪念。由此可见，母亲的早期教育，对苏轼后来的道德节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觉得很感动，有这样的母亲，才有了这样的苏轼！父亲苏洵也是唐宋家之一，苏洵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要求很严格，他一生没做什么大官，但却培养了北宋文学的两个奇葩，父子三人均位列唐宋家，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苏轼少年成名，22岁考了相当于现在全国高考的第二名，实际是第一名，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以为是自己学生曾巩的考卷，写得太好了，但怕人说他，把这份考卷点了第二名，实际考卷是苏轼的。后来欧阳修对老友说：“捧读苏轼的信，我全身喜极汗流，快活快活！此人是当今奇才，我应当回避，放他出人头地。请大家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说起我来的！”当时欧阳修名满天下，天下士子进退之权全操在欧阳修一人之手，欧阳修这一句话，苏轼之名顷刻传遍全国，“出人头地”这一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苏轼25岁时在制科考试中被皇帝点为第一名。制科考试在宋朝只举行过22次而且不定期，录取的人员只有41人，苏轼是所有人中成绩最好的，百年第一。

唐宋家：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

苏轼一生在政治上起伏很大，他在北宋王安石变法上意见相反，属于保守派，官场上始终被卷入派系斗争。

苏轼的仕途开始于凤翔县，他的顶头上司陈公弼对他总是挑刺，不给他好脸色看。让苏轼很生气，其实陈公弼是用心良苦。苏轼后来非常后悔年轻时对陈公的不敬，这是在经历过许多人生波折后才体会到的，后专门为陈公作传。陈公弼的儿子就是陈季常，坡在一首诗里开朋友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因此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

苏轼第一次官场落难是因为“乌台诗”案，差点送命，已经退休的王安石上书恳请宋神宗不要杀苏轼。最后苏轼被贬到黄州，在那里苏轼与民为乐，耕作为生，在黄州苏轼得到了坡这个称号。也是在黄州苏轼做出了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后来苏轼重新被启用，在赴任之前去见了一个人――王安石，这次会面两个人像多年的老朋友畅谈了一个多月，屏弃了政见上的不同。在苏轼离开后，60多岁的王安石说：“不知再过几百年后才能再出苏轼这样的人物。”苏轼之作更为出名，他表达了同这位政敌兼诗友彻底和解的诚意，体现了这位伟大诗人宽容和仁爱的情怀：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他们都懂得，在历史的长河中，官场的那么点荣辱得失是一朵浪花都激不起的，而他们杰出的诗词文章会永放异彩。

苏轼再次回到中央，还是无法摆脱政治上的斗争，后请调到杭州，在这里苏轼对西湖进行了重修疏浚，修筑了著名的苏堤，和白居易的白堤相映生辉。恢复到苏轼年轻时所看到的西湖：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一生中经历的三位女性，第一位妻子王弗，第二位妻子王润之，两个人是表姐妹。另外就是侍妾朝云。《江城子・记梦》就是追忆王弗的。王弗和朝云都是很年轻就去世了。王弗敏静；王润之持家；朝云侠义。苏轼爱得最深的还是结发妻子王弗，也是与他共患难的，流传千古的悼亡词《江城子・记梦》就是写给王弗的：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侍妾朝云则是苏轼的知己，有个故事说，有一天苏轼抚摸着自己的肚子问家人：这里面是什么呢？有的说是满腹文章，有的说是满腹学问，惟朝云说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感慨道：“知我者，朝云也。”

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苏轼的弟弟苏辙比苏轼小3岁，兄弟间的情谊非常深，千古名篇《水调歌头・中秋》就是苏轼想念弟弟不得相见而写下的。至于《醒世恒言》中苏轼的妹妹苏小妹，历史上并没有这个人物，因为后人太喜欢苏轼了，想象他应该有个和他一样有才学的妹妹。至于她和苏轼学生秦观的爱情也就无从谈起。苏轼一共有四子，长子苏迈（王弗），苏迨、苏过（王润之），苏遁（朝云所生，早亡）。小儿子出生后他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为聪明累一生，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既是戏言也是期望儿女平安。 在经历了生死历劫后,他痛定思痛,文章中多了淡定平和,从容厚重。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四人文风虽异于东坡，但四人皆因得东坡垂青而并进文坛，开创新篇，故而称为“苏门四学士”。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百家讲坛苏轼篇2

关键字:苏轼 文学 思想 源流

《赤壁赋》是脍炙人口的奇文,其明朗的意境、晓畅的语言、通达的哲理均给人以美的享受,泽被后人,百世流芳。当苏轼这位绝世的酿酒师用他真纯的心灵酿好美酒,封坛发酵后,他却羽化登仙,乘风归去。悠悠醇香弥漫文坛,馨馨如缕缠绵不去,留给后人几多感慨,几多遥想……世人皆知酒味之美,却不解其以何为料,窖成天香?当我细细品味这杯醇酒的时候,不自觉地思考:其朗快、豪迈、道蕴 自然 之特点自何而来?

一、浩风激荡,适逢大机

中华宗教文化的精髓不外乎儒、释、道三家。自汉代起,几乎历代君王都把儒家奉为国教,儒家可谓根正苗红,茂盛茁壮。然而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就起起落落,难成正统,为生存就必须与

三、禅意悠然,大智大境

苏轼对天地万象所蕴含的诗情画意颇为敏感,他总是以一个修道者的情怀与创作者的心境,来表达自己的妙悟与体验,时时处处发现生活中的情趣和至理。在参悟和创作中提升自己的心境,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流离颠簸中彷徨失意时总能打破物我界限,以清澈纯粹的心境与浩渺 自然 相接,感受生命的律动。佛家讲“离四句,绝百非”,不执著于任何一边,不流于偏执,如圆转圜,不落两端,圆融无碍,才可以把握事物的实相真相。苏轼把这种理法用在诗文创作和感悟自然上,既运用文字,又不落于文字局限,言外生意,相外有境。

百家讲坛苏轼篇3

前半生，苏东坡对工作全力以赴、处世外圆内方、做事尽职敬业，我们学习他的“超脱”；而他的精彩在后半生，成就了其辉煌一生，生命清雅恬适、生活别有风趣、具有艺术情怀，我们则学习他的生活哲学，可得“清欢”和“趣味”。

关键词：苏东坡；勤政爱民；至性至情；旷世才华

一、浅谈苏轼的政治生涯

1.起起伏伏的为官之路

纵观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命运多舛，一度下狱，三度贬官。苏轼的政治生涯可以用“三起三落”来概括:

一起:步入仕途。l057年苏东坡22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一年录取进士388人,苏东坡名列第二,他的弟弟苏辙名列第五,兄弟二人从此开始了政治生涯。苏东坡步人仕途后,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被提拔重用。

一落:大难临头。l079年,因为“乌台诗案”,苏东坡被关在御史台审讯103天。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产生了新党与旧党之争。苏东坡反对变法,站在旧党一边,结果收到排挤,被贬到黄州。

二起:东山再起。l085年4月,宋神宗驾崩,年仅l0岁的哲宗继位,英宗皇后也就是皇太后摄政,尽废王安石变法,史称“元祜更化”。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也使苏东坡青云直上。

二落:知难而退。太后和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苏东坡坚持原则,反对全盘否定。因与太后和司马光政见不合,苏东坡觉得不开心,一再主动请辞外放。l089年7月至l091年2月,出任杭州太守l年零7个月。

三起:再回朝廷。苏东坡1091年3月回朝,进官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这是他一生中多高的官职。

三落:贬再贬。l093年9月,太后驾崩,18岁的哲宗亲政,刚一亲政,就变本加厉地进行政治反扑,无情打击元祜党人。先把苏东坡降为定州太守,赶出京城:上任1个月又被贬到遥远的惠州,在那里住了2年零6个月；再贬,被贬到更远的儋州,就是今天的天涯海角。现在海南岛经济发达,古代却是极其落后、没有开化的蛮荒之地。贬谪至此,就再无处可贬了。

苏轼一生政途大起大落,被陷害是他遭到贬谪的重要原因,但是对方有机会陷害他的原因,脱离不了他的诗文作品,因为东坡总是固执的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和反对。即使如此,他仍然不畏惧、不屈服,不停止为作,绝不趋炎附势,绝不同流合污。

2.为官勤政爱民

2.1杭州政绩

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苏东坡用自己的行动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诠释。苏轼为官关心百姓疾苦，坚持着自己对国家和民生无比的关注和关切，如果你是杭州人，对这一点的感受一定尤为深切。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时，西湖淤泥、芜菁、杂草已占三分之二，西湖不像西湖了，倒像一个臭水塘。官府的多数官员主张废了西湖。此刻，苏轼坚决主张要保留西湖。他说：西湖，对于杭州来说如人之眉目，弃之难看，他还向朝廷奏章，要求保住并疏浚西湖，并陈述若干理由，请求朝廷拨款。苏轼到西湖实地考察，湖内的泥、芜菁往哪里堆放呢？西湖南北相距30里，绕湖来回需要一天。往湖外运输显然费时费工，苏轼想好了主意。他动员20万民工，大面积清除淤泥，没有汽车运输，全凭人工，东坡就决定把淤泥铸成一条近三公里的长堤，并建了“锁澜桥”、“望山桥”、“跨虹桥”等六座拱桥，拱桥下湖水相通，杭州人就称之为“苏堤”。苏东坡用多余的淤泥建造了一条苏堤，并且在苏堤上造了桥，种了杨树、桃树。每到春天，桃红柳绿，苏堤就像一条细细的绸带，系在西子湖的腰间。

苏东坡1089年任杭州知府，杭州先涝后旱，接着瘟疫流行，米价暴涨。苏东坡请求朝廷供米20万石赈灾，并平粜官米40万石，使当时杭州无一灾民饿死。

苏东坡捐献黄金50两，并广泛筹集捐款，创办了杭州第一家为贫苦百姓治病的“安乐坊”，三年医愈千人。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他精通药理，还主持配制了一种名为“圣散子”的丸药，具有多种疗效，价廉物美，深受百姓欢迎。

苏东坡把杭州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给西湖的山水赋予了那么多的灵性,流传下歌颂西湖山水的千古绝唱。苏轼不但疏浚了西湖，美化了西湖，他更用自己的杰出才能为宣传西湖，提高西湖知名度立下了汗马功劳。【1】

苏堤春晓“欲共水仙荐秋菊，长留学士住西湖”是杭州人民世世代代对苏轼的感谢与思念。望山桥南面的御碑亭里立有康熙爷题写的“苏堤春晓”碑刻，石碑背面有乾隆爷题写的一首七言绝句，因此“苏堤春晓”碑是非常珍贵的康熙、乾隆的“爷孙碑”。有人说，康熙爷御笔亲题“苏堤春晓”四字中，“苏”字和“堤”字都是错字！传说苏东坡特别爱吃鱼，每次吃鱼的时候，如果侍者把鱼放在左边，他可以把整盘鱼都吃完，如果放到右边就要生气，因为苏东坡是“左撇子”，所以康熙帝故意把“魚”写在右边，以此纪念苏东坡。而“堤”字则把“土”旁写成“耳”旁，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耳”的字形与苏堤的地形相似，另一个则是取之意境，在苏堤上可以听到六种声音。注：这两个字均为当时正确写法

据颜真卿的《干禄字书》记载，“蘓”为“蘇”的俗体字。在古代，一些汉字的左右上下部件可以互换调用。“蘇”字这种“鱼”、“禾”对调的写法，在书法中即已出现。关于“隄”字，据颜真卿《干禄字书》记载，“隄”为正体，而我们现在使用的“堤”却为俗体。其实，两字古已有之，在最新《新华字典》中均可查证。【2】

2.2登州政绩

苏东坡在登州，也就是今天的蓬莱，只做了五天的知州，却上了两个奏章，《乞罢登莱榷盐状》结束了登州盐民因食盐官营购价太低、盐民难以糊口而十室九逃荒的历史。苏东坡走后，登州百姓设生祠纪念这位为民请命的好官，至今的蓬莱百姓中，还将“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的故事，向所有热爱苏东坡的人热情相告。【1】

2.3徐州政绩

任徐州知州时，正赶上黄河的大洪水，徐州城被围，他亲上城墙护守，几十天不回家，劝阻想弃城逃亡的富人：“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终于保住了被围困了五十多天的徐州城。身为徐州市长他十分关心囚犯健康和福利，亲身视察监狱，指定医生给囚犯治病，因为犯人并非别人，也是一般老百姓！有些小事很容易做，只要人想到去做，但只有苏轼肯去做。他看到很多逃兵沦为盗匪，只因法令中说低级军士因公出差不发放差旅费，于是他每年自己省下几百钱，给大家发放差旅费。当他迁任湖州太守时，州城百姓满城空巷夹道相送。以至于千百年来徐州人都亲切地称呼苏东坡为“我们的老市长”。【1】

2.4勤政爱民

苏东坡从政四十年，历任八个州的太守，每到一地，关注民生，为民办实事。虽然，历史的长河已经流淌了近千年年，但是，当我们再次展开苏东坡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他的仁政爱民，他的出众才华，依然是那么栩栩如生。

真是一任为官，造福万民，惠及千年。即使仕途屡次不顺，但东坡依然为官清廉，以一己之力为老百姓谋取最大福利，实乃真性情也。

二、浅谈苏轼的性情

1.为人至性至情

苏轼之所以千年以来具有长盛不衰的人气指数，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才华外，还有他的刚柔并济、侠骨柔情。

1.1对兄弟手足情深

在历史上，兄弟齐名的故事很多，但像苏东坡与弟弟苏辙能够患难与共至死不渝的却不多见。苏轼几乎每到一个任所就给子由寄信赠诗，仅以“子由”为题的 诗词，诸如《示子由》、《别子由》、《和子由诗》等，就超过百首。宋神宗熙宁九年这个中秋节到来的时候，苏轼在密州做知州，因为公务都很繁忙，一直没有机会和弟弟见面，万家团圆的时刻，他想起五年没有见面的弟弟，心中非常地感慨，这个中秋之夜喝了很多酒，写下了一首千古的名篇《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无眠的思念，那“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殷殷关切之祷告，无不流溢着手足深情。

每当人们思乡思亲的愁绪难以排遣时，总能从苏轼的《水调歌头》中找到安慰，人们把它谱成曲子久久传唱。

在苏轼因“乌台诗案”遭难之后，苏辙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冒险给远在湖州的哥哥报信，第二件马上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章，请求削掉自己所有的官职，用来赎兄长的罪过。苏轼和苏辙，就像两盏明灯，能够永远照亮我们未来的路途，也能够照亮我们每个人的人心。我想，这就是苏轼和苏辙手足之情给予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

1.2对亡妻念念深情

苏轼第一任妻子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后病逝，苏轼在她埋骨的山头亲手栽下了三万株松苗。他是把自己那一缕思念化成了三万株万古常青的松树，经寒历暑，沐雨栉风，岁岁年年，生生世世，守侯在妻子身旁。又是十年后，苏轼为王弗写下了那首令所有读懂了的人摧心扼腕、痛断肝肠的《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中国文学史上，从《诗经》开始，就已经出现“悼亡诗”。从悼亡诗出现一直到北宋的苏轼这期间，悼亡诗写得最有名的有西晋的潘岳和中唐的元稹。晚唐的李商隐亦曾有悼亡之作。他们的作品悲切感人。或写爱侣去后，处孤室而凄怆，睹遗物而伤神；或写作者既富且贵，追忆往昔，慨叹世事乖舛、天命无常；或将自己深沉博大的思念和追忆之情，用恍惚迷离的文字和色彩抒发出来，读之令人心痛。而用词写悼亡，是苏轼的首创。苏轼的这首悼亡之作与前人相比，它的表现艺术却另具特色。这首词是“记梦”，而且明确写了做梦的日子。但虽说是“记梦”，其实只有下片五句是记梦境，其他都是抒胸臆,诉悲怀的,写得真挚朴素,沉痛感人,苦心实可感天动地。【3】

1.3真挚友情

苏东坡对亲人情真意切，屡次贬谪，无论贬谪之地多么荒凉凄苦，亲人们不离不弃，相依相随，那么他对待朋友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苏东坡对朋友坦率真诚，他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苏东坡真正最好的朋友并非“苏门四学士”和显贵名流，而是名不见经传的陈慥。乌台诗案后，苏东坡被贬黄州。当时陈慥正在歧亭隐居，听说苏东坡到来，于是他在离黄州一百四十多里的歧亭设宴，为苏东坡接风洗尘。此时，陈家家境日贫，陈慥并不是很富有，可他为了朋友，尽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杀鸡宰鹅，盛情款待。苏东坡在陈慥家住了五天，受得了特别热情的接待。其时，苏东坡刚刚出狱，还背着“不忠”的罪名。不要说官场上的人不敢和他来往，就是亲戚朋友也是唯恐避之不及。苏东坡在黄州受到陈慥的如此热情接待，让他十分感动。后来，苏东坡从黄州调往汝州，陈慥一直将苏东坡送到九江。离别时，陈慥反复对苏东坡说，以后一定要小心，要闭门谢客，以免大祸临头。由此可见，陈慥对苏东坡情谊之深。

说起陈慥，大家可能大多不知其名。有一个成语“河东狮吼”让他和他的夫人在历史上声名显赫。这个故事还得从苏东坡说起：有一次，苏东坡到陈慥家作客。两人谈天说地，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谈兴正浓，陈慥想留苏东坡在家住宿。殊不知陈慥惧内，在隔壁的陈慥之妻大吼一声：“这么晚了，还不睡觉！”陈慥一听，顿时吓得从不知所措。苏东坡见此，不觉好笑,马上回家，并且写了一首诗。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地两茫然。”自此之后，陈慥的老婆就名流青史，“河东狮吼”一词也流传开来。【4】

2.坚持真我

在政治上，苏东坡也是个坚持真我的异类，他一生的坎坷大体也源于此，朝云说，苏东坡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我们来看看苏轼因为它的不合时宜吃过什么苦头？

他既不依附权贵，阿谀奉承，作骑墙之态，也不为谋一己私利出卖良知。对他来说，唯一的行事标准就是“不欺天负心”，他一生不曾欺己，不曾欺人，不曾欺民，磊落坦荡。

京城在王安石变法中，苏轼以“求治太急，听言太宽，进人太锐”这样的犀利言辞，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青苗法”等新法存在严重的损民弊端，得罪了雄心勃勃、急于求成的王安石，被逐出京城。

在改革的方式方法上，他反对骤变，主张渐变，反对鲁莽轻率，主张稳健改革，认为“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拟进士对御试策》）。在父亲苏洵病逝京师时他居家守丧时，写下了许多政论文；代表作有：《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以及《思治论》等。这些文章中，都表现出来他对当时国家形势的判断， 他认为“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 (《策略》第一)，主张“补偏救弊”、“宣故纳新”。这一系列对国家时局的认识和判断，就是在今天都是很客观和具有积极进步的。【5】

王安石变法失败，旧党司马光于元丰八年执掌朝政，尽管苏轼与司马光私交甚厚，但当司马光要尽数废除新法时，苏轼却据理力争，极言新法亦有可取之处，不可尽废之，又开罪了十分器重他的司马光而无法在朝廷立足，只好自请外放。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无论是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当权，坚持“真我”的苏轼都是一个“异类”，不因新法而苟同，不以旧法而徇私，宦海沉浮，赤子之心始终如一。可惜得不到“当局”的赏识认可和重用，接连被贬，我觉得“坚持真我”是苏轼对他政治生涯最好的总结。 

3.乐观豁达

巴蜀大川以母亲的胸怀哺育了一个苏轼，乐观豁达造就了一代天才，使他独具让所有的人们快乐的魅力，尤其在苏轼处于人生低谷时，他的乐观豁达更加令人敬仰。

当风烛残年的苏轼从海南岛儋州贬所北归途经润州时，在金山寺看到李公麟所画东坡像，回顾一生，心潮难平，感慨万千，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其实是东坡的自嘲之语，而这句话恰恰道出了东坡成就东坡完美人格和旷世诗文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乐观豁达的对待人生的磨难。

3.1黄州

苏轼遭受小人诬陷，就是所谓诬蔑皇帝的“乌台诗案”，被贬湖北黄州，做了地方武装副部长，没有的俸禄，无法养活家人，便在黄州城外的东坡上开荒种地，自号“东坡居士”，自此人们称其苏东坡。他在《初到黄州》一诗中写道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这哪里能看出谪贬的悲哀，分明是一副赏美景、尝美食的好心情。

黄州城东大约十亩田地，成为苏轼的躬耕之处。三间房子在坡顶上，向下看可见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前有小桥，小沟常干，一株柳树，水井一口，中有冷泉，低处就是可耕之田，桑林菜圃，果园满枝，茶树低矮，可得香茗。黄州盛产柑桔，苏东坡竟然还尝试着用蜜桔酿酒，当然酒的质量是不过关的，朋友们饮过后纷纷腹泻，成为一时的笑谈。

黄州的磨难将一块璞石打磨成价值连城的美玉，使苏东坡的艺术才情获得升华。苏东坡的许多传世的名作，就诞生在这个期间。【6】

3.2惠州

苏东坡发配当时地处荒蛮之地岭南苏东坡只带着小儿子和夫人王朝云上路了，使即在路上连番又接到皇帝的再次贬官和不允许他乘船只能靠脚力去发配地的命令，年已六旬苏东坡也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哀号，一路上的诗作只是表现了艰辛却又透着乐观，苏东坡赋诗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所以岭南人说：“一自坡公谪南海， 天下不敢小州。”

据惠州地方志记载，自1100年到1910年的810年，东坡祠曾修葺过34次，平均不到25年就有一次。惠州的老人认为孤山到白鹤峰一线是当地人文精神的“命脉”，白鹤峰是惠州人文的眸子。

贬谪惠州，对苏轼本人乃至北宋文坛、政坛而言，是一个大不幸；但对惠州乃至整个岭南而言，苏轼寓惠与两百年前韩愈寓潮类似，直接引发当地文化的飞跃式发展，不啻为一件难得的幸事。

据惠州有关部门统计，苏轼在惠州寓居940天间，作诗词、杂文多达587篇，数量仅次于其在黄州的750多篇。这在苏轼文学生涯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正如清代诗人江逢辰所言“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寓居惠州期间，跟随苏轼求学的岭南子弟络绎不绝。北宋以前，岭南在政坛上几无存在感，唯张九龄一人而已。宋元以后，岭南名臣辈出，多赖韩愈、苏轼开拓之功。

苏轼不光自己笔耕不辍，弘扬文教，对多元文化也时常着意加以保护。他寓居惠州期间，与当地小寺庙——海会院住持海会禅师交好。海会禅师博学多才，但他栖身的寺庙规模尚小且房屋破败，香火不旺。苏轼在生活十分拮据的前提下，毅然“助三十缗足，令起寝堂”，建起了寺庙大堂海会殿。

但杯水车薪，远不足数。苏轼于是“盯上”了他的表哥程正辅和弟弟苏辙。程正辅当时提刑广东，与苏轼相距不远。苏轼连去书信“化缘”，最终化到了一万五千钱，买下一片陂田，建成放生池，成为惠州西湖之鳄湖的由来。

苏轼到达惠州后，见当地水稻种植方式落后，不但令农人身体痛苦不堪，而且小腿因长期浸泡水下多生“疮烂之疾”。于是他在百姓中推行新式农具“秧马”，不但解决了农人劳苦问题，而且提高了水稻种植效率。眼见当地军政混乱，官、军时有扰民、害民之举，苏轼建议建营房三百余间，以肃“军政”，使民安居。不仅如此，苏轼不顾自己贬谪之身，多方谋请，朝廷最终同意了他改革当地赋税制度的建议，“纳役奏改钱米各半”，“民受赐多矣”。【7】

3.3儋州

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海南岛，苏轼精神不屈不挠、人生达观明豁的庆幸此地无瘴。在那里挨饿是常有的事，他在杂记中写到“食阳光止饥饿的办法。”他写信给朋友则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为庆幸。”

我想讲一个“破天荒”的故事，儋州原建学堂，但无老师，所以黎家子弟读书较少。天下第一文豪来了，读书人人趋之若鹜。苏老师悉心指导，自编教科书，出了个关门弟子姜君弼。赴考前老师书扇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结果姜君弼真的高中，成为海南第一个进士，“破天荒”就处于此处。 【8】

观其一生，其实他并没有过多少太平宁静的日子，然而他也并没有因了这些而整日里蓬头垢面哀哀切切，见人便“痛斥低劣小人”。困惑虽有过，烦恼也有过，但这些倒底也还是如同烟云从他悟性非凡的心里只作穿行而从不停滞。他依然我行我素地热爱着生活，乐观着人生……”

三、浅谈苏轼的旷世才华

1.诗词方面的才华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四库全书》提要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亲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白居易;至苏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例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开篇便豪情激越,气势宏伟。通过对赤壁雄奇瑰丽景色的描绘和对古代豪杰周瑜的缅怀,表达苏轼愿为国家效力建功立业的豪情及其壮志难酬的郁闷;还有《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中,上片首三句作者自我描绘出猎时的豪迈气概与威武姿态,下片首三句作者自我表白心高胆壮,抒发作者建功立业的爱国豪情,从这首词中可以反映出作者超脱自我慷慨激昂一心驰骋疆场的心理。

苏轼为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开豪放词派的先河,其词意境深远,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在词坛上的贡献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2.书画及其他方面的才华

苏东坡是一位诗、文、词、书、画五项全能的文豪，多栖的明星，散文上可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比肩；诗歌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为豪放派鼻祖，千百年来堪与伯仲的只有辛弃疾；书法是“苏、黄、米、蔡”的“宋四家”之一；绘画以墨竹开南画派文人画之先河；能监修工程——苏堤；能烹饪出“东坡肉”、“东坡汤”等一系列食品；能采药配药、给百姓治病……我甚至找不出作为那个时代的人的苏轼，还有什么是不能的。可以说在其中任何领域能做出这样一个成就的，就堪称大才子，苏轼却钟天地灵秀于一身，揽人间才华于掌股他是上帝塑造在人间的一个绝版！ 【1】

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选人类有公元纪年以来的第二个千年的英雄人物，全世界列出了12人，绝大多数都是皇帝、总统，中国只有一个苏东坡，并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进行介绍，由此苏东坡也被外国人被誉为了“千年英雄”。

苏轼真是个有才华又热爱生活的达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四、总结

东坡是宋朝建国以来难得一遇的百年第一，他是天才又是全才，东坡不仅是一个得民心的好官，事事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更在工作之余，潇洒自如地展开自己的文学情思，或惹人喜爱，或幽默，或豪放，或洒脱。

痛苦的历练往往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面对困难，我们要做的是用心灵的月光照亮黑夜的路，用乐观豁达的浩然之气点化人生旅途中“千里快哉风”!

他能在困难中卓然特立,能在逆境中奋臂独行,能从悲哀中排遣超脱,能从苦难中品尝人生,这是苏轼人品性格中最富有魅力的所在。

苏东坡就这样带着旷达乐观的潇洒风神，带着永远心系百姓的至纯良善，带着超凡脱俗的旷世才情，从宋代丰神秀逸地走到了今天，又将从今天走向遥远的未来。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苏东坡传》.群言出版社，2010

【2】杨立新.《错别字的尖叫：细数那些被误解的错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3】琴棋书画诗酒花.《史上第一首悼亡词，也是千古第一情词》【4】汪廷讷.《狮吼记》戏曲选段.中华和谐文化网.2014年3月

【5】臧克家等.《苏轼诗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5【6】康震.《百家讲坛之苏轼》.2018年8月，潇洒东坡，第四集

百家讲坛苏轼篇4

关键词:苏轼 李清照 词论 音律 创新

自南宋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中著录了李清照的一段论词之语之后,李清照词论中“别是一家”的观点和苏轼“以诗入词”“自是一家”的论述就一直是词坛上争论的焦点。虽然李清照词论中“词别是一家”的基本内容包括协音律、尚典雅、重铺叙等多个方面,但作者论述的重点还是词的音律问题。她在《词论》中批评苏轼的词是“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继而又提出“五音”、“五声”、“六律”、“清浊”等一系列的音律标准,对此做了极为详尽的论述分析,说明她的词论主要是从音律标准方面来论述“词别是一家”,而对苏轼词作的“不协音律”多有垢词。而从苏轼、李清照二人对词的音律的态度及具体创作实践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两人乃至宋代豪放、婉约两大词派不同的审美取向,更能深入感知苏轼在词作创新方面的巨大成就。

李清照的词论认为,词与诗、文最大的不同,就是词所具有的音乐性。词必须合乐可歌,其创作上的显著特点就是“以乐以定词”,即创作时用字用语必须符合曲调的要求,使字调的升降与音乐的高低密切结合,以使歌唱时行腔发调圆润动人,产生一种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感,否则,歌唱时就会走腔落调,拗口绕舌,唱不成调子。因此,她在批评了苏轼等人的词“不协音律”之后,对词的音律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她说:“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本应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而她自己作词时,就非常注意词的音律,并运用音乐性的语言来加强词作的艺术感染力。如《声声慢》一词,起句便不寻常,一连用七组叠词,其“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的音韵处理,使这七组叠词读起来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且十四个叠字中,除“觅觅”外,其余十二字的声母全属齿音;除“惨惨”外,其余十二字的韵母全属齐齿呼韵母,读来婉转凄楚,从而营造了一种如泣如诉的音韵效果,加强了词作的音乐性。故万树《词律》云:“其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故卓绝千古。”后来有不少词曲仿效李清照这种写法,但都不如她用得出奇制胜而又自然生动。

李清照对词的音律这样严格的要求,对于词在艺术上的日臻完美,对进一步提高词的表现功能起着积极的作用,音律之美也强化了宋代婉约词典重雅丽,婉转唯美的审美取向。但李清照严格地套用旧有的曲调的音律为标准来批评苏轼的所有词作“不协音律”,显然也是片面的。

苏轼其实也是十分注重词的音律研究和运用的,他并没有说过词可以不守音律规则。他曾经十分喜欢陶诗《归去来兮辞》,但对该诗不合音律就感到不满意,在《与朱康叔十三简》中说得特别明白:“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合音律,近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虽微改其词,不改其志”。在《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序又中说“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在《和致仕张郎中春昼》还自称“白琢歌词稳称声”。无论是“常患其不合音律”,所以要“微改其词”,还是“稍加隐括,使就声律”,这些都是他主观上追求音律,使词协律可歌的表现,说明苏轼在词的创作实践中并无故意不协音律规则。在他的《醉翁操》序中,亦有“琅琊幽谷,山川奇丽……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然其有声而无其辞,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约,非天成也。后三十馀年,翁既捐馆舍,遵亦没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词,乃谱其声。而请东坡居士以补之云。”(见《东坡乐府》卷二)可见,苏轼不但讲究音律,认为作品“与琴声不合”,“为词所绳约”需要改进,而且认为词与音律要达到“天成”的境界才行。

由上可知,对于词的音律问题,苏轼和李清照一样,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视的,只不过苏轼作词更注重词作内容与音律的自然和谐,强调抒写性情而又不愿被禁锢,因此某些词作中才会出现不协音律的现象。而且苏轼的不协音律,还有改变时代风格的主观努力和他个人不羁个性的因素在内,从而促成了苏轼对宋代词坛大胆的改革与创新,成为宋代独振新风的词坛领袖。

宋初之词,其风格基本上是沿袭五代词的绮靡俗艳,柳永作为代表,创造并填制的大量词作,其内容亦多为艳情风月,深得市井喜爱,故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故而宋词就有了“聊佐清欢”的审美特色,这也影响到北宋中期以后词体创作的环境和状态,就像宋人李唐《品令》所绘:“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在这样的音乐环境中,文人填词自然必须首先满足女性演唱的需要,使词的主题、风格、语言,乃至声腔韵调都服从于她们的特殊需要。因此,当时流行的曲调都是轻柔婉丽的“靡靡之音”。这种词曲调、音律的限制,就使得词作内容上难以有所突破,只适于表现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情感。而苏轼对宋代词坛这种沉迷与艳情的风气十分不满。他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使词摆脱音乐的附庸而变为一个独立特殊的诗体,由此才“以诗入词”,在词的创作内容和创作手法上力求创新,要求以更为丰富的生活内容入词,改变词作单一的表现风格,当然在词的音律上也就会有所突破。不过,这种突破并没有违背词合乐可歌这一基本的特性。所以,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能使“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他的《念奴娇·大江东去》“须关西大汉,执铁板”而唱,这说明他的豪放词也都是可以合乐可歌的,只不过所合的不是柔美的婉约之音,而是雄壮高亢的豪迈音乐罢了。这种音乐,才使得词作内容和音韵达到和谐统一的意境,使得词这种文学形式,不再单纯具有阴柔之美,而且具备阳刚之气。因此,苏轼在词作音律上的突破,是他扩大词的表现内容之后艺术上的必然反映,并最终使词的创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苏轼词作的不协音律也和他坎坷的人生经历,豪迈不羁的个性有关。苏轼天性豪放,不拘行迹,他自己曾说自己的文章:“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词也是一样,是其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与表达。坎坷的人生经历又使得苏轼在思想上既以儒家为本,而又兼通佛老之说,他虽然有积极的入世精神,但一遇挫折又会以佛老跳出界外,凭任性自然来获得解脱,那么他在文学创作中也就不会表现出执着于某些形式的东西,如音律,而追求本质上(内容)的大彻大悟,融会贯通。同时,苏轼有着渊博的学识。这种博闻广识就注定苏轼作词时可旁征博引,并大量地使用典故,而不会削足适履俯就音律,因此,苏轼之作词就如同李白之吟诗,随情任性,如行云流水般自由地渲泄情感,不由自主地跨越了音律的藩篱,而其清新高旷,无人可仿。

因此,相对于李清照的严格于音律,执着于本色传统词风的封闭的词学观念,苏轼的词学观念就是开放的,如海纳百川般,汲取来自诗、文等多方面的有益创作素材和创作手法,扩大词作的表现范围,丰富词作的表现情感。就词作的音律而言,苏轼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主张合于声律,但又不完全受声律的限制,从而把词的声律创作引向一个追求自然天成的新境界。正如晁补之所云:“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横故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文学史上历来有“词至苏轼,其体始尊”之说。苏轼之前,词的创作都是按谱填词,或倚声填词。词也就成为在声韵、句式、对仗、结构等方面都有着严格规范的音乐文学。词作家的构思创作,都严格地遵循着这一艺术要求。而苏轼的创作,打破了这一僵化的形式的束缚,在当时就是一场历史性革命。清人总结说:“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婉绮丽为宗,至柳永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作为词学改革的前锋,苏轼的词学主张在北宋时代并未占到主体,但是在南宋却蔚然成风。因为南宋收复中原的努力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受挫折,那些像辛弃疾一样的爱国人士不能不扼腕浩叹,悲愤填膺,有泪如倾。而当他们把一腔热情倾注于诗篇的时候,自然选择了苏轼的“不为音律所限”的观点。由此,带来整个宋代词坛创作风格的多样化,丰富了词的表现内容,扩大了词的表现形式,使得词的创作最终能与诗、文双峰对峙,蔚为大观,影响深远,正如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所云:“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参考文献:

[1][清]许昂霄.词综偶评[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宋]叶梦得.避暑录话[a].施蛰存等.宋元词话[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3][清]刘熙载.词概[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龙榆生.两宋词风转变论[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宋]彭乘.墨客挥犀[a].施蛰存等.宋元词话[c].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6]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百家讲坛苏轼篇5

挖掘材料的前提是占有材料，否则“挖掘”便成了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要占有材料，就需要积累。可是，对于“早六晚十”的高中生来说，积累一词又显得如此沉重。那么该怎么办呢？于是有些同学不是拿着“智慧背囊”，就是捧着“哲理美文”，自以为找到了诀窍。我想这种短期行为对高考作文有多大提高实在很难说，倒不如把重心放在文本上，从文本中寻得灵感，求得突破。为了更好地挖掘材料，必须重视文本资源的积累。此为第一点。

阅读是我们积累写作素材的最重要的途径，“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诸子百家,诗词歌赋无不览阅。”（韩愈《进学解》）只有持之以恒，才能使自己的“资源宝库”着实可观。我们要学会把阅读与作文结合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因为阅读是为作文积累服务的。在研读文本的过程中，我们要有总结、概括、提炼、升华的意识，而不是到考场上再仓促应对。苏轼，是高中语文课本中一个重要的文本资源。下面以他为例，教教同学们如何积累材料。

生平：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出身于寒门地主家庭。幼年承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亲授以书”，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文章：《石钟山记》《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核舟记》

并称：苏黄，即苏轼与黄庭坚，他们以诗歌见长；苏辛，即苏轼与辛弃疾，他们以词见长；欧苏，即苏轼与欧阳修，他们以散文见长；宋四家，苏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三人以书法著称；唐宋家，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

文集：《坡文集》。此文集以号得名。延伸开来，还有以字得名的《王子安集》，王勃字子安；以籍贯得名的《临川先生文集》，王安石，北宋（江西）临川人；以官职得名的《杜工部集》，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以书斋得名的《惜抱轩文集》，姚鼐，清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书斋名为惜抱轩。

评价：⑴他人评价苏轼：“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南宋刘辰翁）；“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个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林语堂）；“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王国维）； “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钱锺书）。

⑵苏轼评价他人：“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评陶渊明）；“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评王维）。

总结：苏轼闪耀着夺目光芒的睿智思想，具有超凡脱俗的旷代才华。不忘三人――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不忘三地――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断，几乎都与传奇相联系。被时代记录的品质将永远流芳百世，被世人崇敬的他将以豁达、宁静、淡泊的特有品质，永久地展示着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进一步“挖掘”材料的第二个方法是“反弹琵琶”。必须强调的是，反弹不是“恶搞”。自从2005年胡戈制作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后，“恶搞”一词迅速窜红。竟然有人“恶搞”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原本一心想参加红军的小英雄潘冬子整日大做明星梦；他的红军父亲变成了“地产大鳄”潘石屹；烈士母亲一心想参加“非常6+1”，梦中情人是李咏；胡汉三则成了一个名叫“老贼”的评委。这样的“红色经典”竟然也遭到“恶搞”，真是可气又可悲！

“反弹琵琶”是指运用逆向思维进行写作。所谓逆向思维，就是为了达到某项目标，以背逆常规现象、常规方法为前提，通过反向思考来发现、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反弹”就是从某论点的对立角度去确立新观点，阐发新见解。科学地“反弹”可使我们的思维上升到较高的层次，给人一种创新的感受。那些违反科学道理、有悖于人们共识和伤害人感情的“反弹”，都是不可取的。正确地“反弹琵琶”，是作文创新的重要方法，它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尤其是按照惯常思维难以深入下去时，“反弹”的确给人以眼前一亮之感，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请看2007年湖南考生满分作文《诗意地生活》中的片断：

很多人对黛玉的不幸深表同情，认为本应与宝玉成为天造地设的一对，只因一宝钗的存在和封建家长的反对而在寂寞中回到太幻虚境，认为这一切对黛玉实在是太残忍了。其实不然，黛玉是十二钗中最幸运的一个。她在尘世走了一遭，了却自己还泪报恩的心愿，同时也结识了探春、惜春这样的好姐妹，在贾府的生活真实而不虚妄。黛玉虽未嫁与宝玉做贾家的媳妇，但宝玉最终出了家，宝钗嫁到贾家却独守空房。黛玉在“一朝看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时回到太虚幻境成为绛珠仙子，了无牵挂，而宝钗却要一辈子为贾家的荣辱兴亡而忙碌。

“挖掘”材料的第三个方法是多维解读。目前高考作文已处于“后话题时代”，多维解析（即多角度解读）就显得非常重要。近两年高考全国卷的四套作文题已完全放弃了话题作文，因此，我们要特别留意材料作文。而材料作文的审题立意明显加大了难度，孤零零的一则材料，少了“以……为话题”之类的话，让很多考生失去了方向感，不知该如何下手。当然，并不是说话题、命题作文不要多维解读，而是说按目前高考趋势，有必要加大多维解读的力度。

多维解读的前提是研究材料或话题，并着重研读语段中命题者的倾向，找出关键词。关键词往往是概括性的结论句或评论句。在选择角度时，应当选取适合自己写又能写得出彩的内容。不可一味求稳，也不可一味寻求另类，要把握一个度，在规定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尽情施展出自己的才华。如果想要创新，首先要考量自己的实力，不要钻牛角尖；另外，角度也不宜太大，小角度往往能写得深、写得透，像“论创新”“论发展”之类大而无当的题目是万万不可取的。

如2007年北京高考作文题就是一道令人叫好的文题，它让不少考前准备好范文的学生无“用武之地”。“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两句诗，加上命题人员的点拨的确不是很难，可是要想写出色，又确实很难。结合考场中出现的满分作文，我们来尝试一下多维解读：可以写“人就应当学会寂寞”（《细雨闲花皆寂寞，文人英雄应如是》），可以写“这种寂寞具有惊人的力量”（《此时无声胜有声》），可以指“恬淡的人生态度”（《无声的经典》），可以写发生在春季的或惆怅或哀怨的故事（《雨润万物，馨香满天》）。下文选自《细雨闲花皆寂寞，文人英雄应如是》这篇高考优秀作文，或许对你有所启发：

他们的细雨不止于沾湿了衣裳，更落在了厚重的土地上，滋润了一方水土；他们的闲花也不止于铺满路面，更深嵌土地中，“化作春泥更护花”。他们的红线那端，是苍生百姓！他们将寂寞化为动力，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百家讲坛苏轼篇6

【关键词】 艺术风格；婉约；豪放；

一、前言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句话形象地点出了这些朝代中占主体地位和成就最高的文体。在中国灿若星河的古代文化长廊中，宋词以其独特的魅力，经久不衰地流传于古今中外的词坛上。而柳永和苏轼，就是宋代词坛上最为耀眼的两颗明珠。笔者认为他们能够在宋代词坛上独放异彩，就在于他们开创了新的词风，给我们带来了两种独特的文化风景。

二、柳永词与苏轼词艺术风格的异同

宋人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记录了苏轼的一件趣事：东坡有一次在玉堂日，因有一个幕士非常的擅长歌咏。于是问他：“我的词和柳永比怎么样？”这个幕士回答说：“柳永的词，只适合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芊芊玉指里拿着红牙板，莺啼般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大学士你的词，必须得关东大汉手执铜琵琶、铁绰板，声如洪钟般唱‘大江东去’才行。”坡听后“为之倾倒”。从这件逸事中足可窥见柳永和苏轼已被认为是词风迥异的两位词人，他们分属与“婉约”和“豪放”派。

但是笔者认为，柳永词和苏轼词之间的异同并非用“婉约”“豪放”这简单二词便能加以区别。为何这样说呢？让我们先来看看二者的生平经历。

柳永（987？――1052？），原名三变，字耆卿。少年时就很聪颖，尤其精通音律。起初到汴京应试，因为擅长写作歌词，作了许多绮艳之词，流传很广，因而被上流社会的文人歧视。后来两次应考都不中，于是流落京师。当时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迅速增长，舞榭歌楼很多，朝庭和民间都非常热衷歌赋。柳永曾漫游汴京、临安、苏州等繁华城市，出入烟花柳巷，与乐工为友。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反映妇女生活愿望和男女恋情，记述胜景与描写风光的佳作。如果他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话，应该是娱乐圈或艺术届中的大腕，绝不至于穷困而死。可惜他生在了一个埋没与压制人才的封建社会。约中年以后，柳永开始穷困潦倒，为谋求生活出路，改名为柳永，又参加进士考试。中试后，作过县令、屯田员外郎等小官。但政绩并不明显。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轼出生于一个诗书门第之家，父亲苏洵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母亲程氏是有文化极富教养的女子。少年苏轼在父母的培养下，勤奋好学，博通经史。苏轼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的影响，早年就立下用世之志，以身报国，并主张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他二十一岁随父亲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和弟弟苏辙同科及第。当时其父也深受重视，父子三人一时轰动京城，成为街头巷尾的佳谈。但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先是因变法思想与王安石存在分歧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而被排挤，后又被弹劾入狱（乌台诗案），出狱后几经贬谪，最后竟成为朝廷党争的牺牲品，病死于赦还途中。

从以上两人的生平经历来看，如果说仕途不顺、怀才不遇、落魄底层、穷困潦倒是柳永一生的概括，那么积极入世、宦海沉浮、勤政爱民、尽心职守则是苏轼一生的写照。不同的人生背景，独特的人生经历，对两人的词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笔者认为，仕途不顺这一点，使二人在创作上有一个共同点，即二人都是非常注重表现自我独特的的人生体验、情感。晚唐五代中大多是表现离愁恨别、男欢女爱等内容和题材，但柳永却能抛开五代宋初的“烂醉花阴，徘徊香径”，能以自己的独特感受写出真情实感。如表达他对游宦生涯的厌倦的《风归云》：“驱驱行役，冉冉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愤怨伤感之情冲口而出，反映了他的仕途失意。柳永的这类词，通过他个人悲苦情绪的自述，反映了封建社会对人才的埋没与压抑。苏轼更是进一步开拓深化了这种抒情自我化方向。他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如同诗一样可充分体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人性。

然而，由于两人的家庭背景和所受的教育不同，在创作方向上，二人表现出很大的区别。柳永改变了过往词作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变“雅”为“俗”。这首先表现于柳永在词作中对于浅近俚俗语言的运用上。柳永长期混迹于市井，他对市井中常用的俗语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如现实生活中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和俚语“怎”“自家”“都来”“抵死”等都在柳永词中被多次重复使用。因柳词的语言不用典故，不讲典雅，不避俚俗，全是市井浅语，却能状难写之景，达难叙之情。因而柳永词在当时流传极广，获得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声誉。其次，柳永词的“俗”还表现在题材内容选择上。柳永词多吟咏男女之情，描写世俗下层女子的体态姿色、情感愿望以及表现北宋繁华富裕、缤纷多彩的都市生活、市井风情。这类作品如描写的绮罗香泽、柳腰花态的《斗百花》之三；写她们期望摆脱烟花巷陌的《迷仙引》等。柳永词中记述胜景和风光之作也很多，最为人传诵的是《望海潮》。此词抓住西湖烟柳、钱塘江潮、珠玑罗绮、十万人家等景物特征，描写西湖的壮丽繁华，景象如画，不着一色，用白描手法，层层铺叙，写的淋漓尽致，开阔清新。相传金主完颜洪亮听此词后，“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柳永词中这些有关于世俗化市民生活情调的思想内容，迎合、满足了市民大众的审美要求，这无不与其长期被排斥于官场之外，穷困潦倒，辗转流浪于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有关。

而苏轼之词走的则纯粹是“雅”的道路。他写词时所用的是传统的雅言，但其中所表达的题材内容却较柳永要宽泛得多，包括有政治、历史、禅理、玄理、山水等。他用词怀古、咏物、悼亡、抒发报国壮志、描写农村风光、表现贬谪情怀、探索人生哲理，几乎“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重要的是，他习惯于在描写这些内容的同时，抒发自己的情感和人生态度，而不是空泛地款款而谈。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则大笔挥洒，将览物之情、怀古之思和身世之感糅合在一起，气势磅礴，成为千古绝唱。

另外，哪怕是在处理言情题材上，苏轼词也呈现出有别于柳永词的“传统艳情”风格，他不是单纯停留在男女爱情相思的描写上，而是常常有所寄托。最为出名的是他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这首词写对亡妻王弗的悼念，感情真挚，悱恻动人，表现了词人重情重义的真性情。“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三个长短句，把现实与梦幻混同了起来，把死别后的个人忧愤，包括苍老衰败之中。既表现了对爱侣的深切怀念，也寄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可见，苏轼运用雅言，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着意于开拓词境，将词之“缘情”与诗之“言志”相结合的做法，正是促使其词作表现出一种高雅的审美内涵与趣味的重要原因。而这也与其家庭熏陶和生活经历有关。

百家讲坛苏轼篇7

苏轼、李清照分别作为宋代词坛豪放派和婉约派的两大代表人物，是宋词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对宋词及以后词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他们两人在关于宋词的发展方向方面有相当多的异同，因此，去探讨他们的这种异同和是什么造成他们这种现象是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

本文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研究了他们早年人生经历的相似和差异，笔者认为苏轼和李清照早年的不同经历造成了他们不同的审美理想;第二部分从细微的角度研究了他们对宋词审美理想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审美理想 宋词 苏轼 李清照

第一部分 豁达乐观的苏轼和多愁善感的李清照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博通经史。他所在的宋朝是一个表面承平而内部社会危机四伏的时代。一方面，经济高度繁荣，物阜民丰；另一方面，国力却日渐衰弱。尤其是在军事方面，非常糟糕，对辽对金作战屡屡失败。同时，内部官僚机构膨胀，，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积贫积弱的形势日益严重。苏轼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气氛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的影响，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从此踏上仕途。，但他仕途不顺，几经贬谪，像许多正直有才华得知识分子一样，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在新派与旧派斗争的漩涡中，起伏沉浮，历经坎坷。下面将苏轼的仕途之路罗列，以便更为清晰直观的看到苏轼一生的起起伏伏：

初任在凤翔，三年后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

同年父亲苏洵病故。

三十四岁再回汴京。时王安石推行变法，，但因亲眼目睹变法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方案，受王安石一派的排挤。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杭州任满三年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大概十年后，即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乌台诗案”，被捕下狱。   

苏轼受百天牢狱之灾，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经多方面的营救，终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职位相当低的闲职黄州团练副使。经此一狱开始变得达观，遂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自称“东坡居士”。

元丰七年，苏轼奉诏赴汝州就任。因长途跋涉，旅途劳顿，其幼儿不幸夭折。苏轼上书朝廷，请求暂时到常州居住。

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

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后来认识到到新党旧党皆一丘之貉，后终又受排挤，因而再度自求外调，重回杭州做太守。   

杭州生活很惬意，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苏轼就再次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之后苏轼又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一度被贬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

由苏轼的生平可以看出，他饱尝宦海沉浮之苦。这也注定了他的人生态度上自始至终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长恨此生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穀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1】是他思想的真实写照。但他始终没有退隐，说明儒家中为君为民的思想占据上风。他于恶劣环境中学会了如何以豁达的心态面对人生。在谪居之地，不能不说苏轼身处蛮荒的边远之地就没有一点悲伤。悲伤是有的，但他善于化解。“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2】说明了苏轼是以一种“游于物外，而不游于物内”的审美态度对待生活的，他的阳刚之气溢于言表，颇有海明威笔下的“硬汉”精神。也正是这样一种审美观造就了他“以诗为词”、“推崇阳刚”“平淡朴质”“自是一家”的审美理想。

李清照出生在书香门第，从小文采出众，对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音乐，无不通晓，这一点上与苏轼是极为相似的。她少女时代在济南有过非常欢乐的生活："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3】

十八岁时，在汴京与太学生、丞相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婚后，夫妻感情笃深，常投诗报词。那首著名的《醉花阴》，便是在这时寄给在外作官的丈夫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秋闺的寂寞与闺人的惆怅跃然纸上。

公元1127年，北方金族攻破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俘，高宗仓皇南逃。李清照夫妇也先后渡江南去，第二年，赵明诚死于建康（南京）。明诚死后，清照陷入悲苦的困境中。后独身漂泊江南，在孤苦凄凉中度过了晚年。她连遭国破、家亡、夫死之痛，所作词章更为深沉感人。比如那首著名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掺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两盏三杯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此时，她充满了“物是人非”的忧愁和对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愤慨。

纵观李清照一生，虽然没有苏轼那样“蒙太奇”式的命运，但她一路走来也多坎坷。与苏轼也有相似之处。但是，李清照毕竟不具有苏轼达观的心态。且作为少女，早年生活愉快，并无忧愁可言，婚后与丈夫感情融洽，因丈夫常年在外，多思念之情，加之她多愁善感的性格，情感更缠绵，更细腻。因而当挫折来临时，她更多的是陷于其中，虽不至于不能自拔，亦多悲叹身世，十分感伤，很少有豪迈超脱的气概。这使她的词有与众不同的风格。她的词前期多写悠闲的生活，后期之作与前期相比迥然不同，一改早年清丽、明快的风格，充满了凄凉低沉之音，主要抒发了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婉媚”、“别是一家”的审美理想。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这同苏轼的“自是一家”的审美理想截然不同。

正是苏轼和李清照的不同经历，使他们形成不同的性格特征，造成了他们对词学不同的审美理想。

第二部分自是一家与别是一家

苏轼和李清照对宋词的审美理想有诸多差异，他们分别有着“自是一家”和“别是一家”的观点。苏轼主张“以诗为词”，李清照则认为应该“以词为词”； 苏轼崇尚豪放阳刚，李清照欣赏婉约唯美；苏轼不满意词固守音律，重感情自由抒发，李清照则比较突出音律，典重妍丽。这决定了宋朝两大代表词派不同的文风和不同的审美理想。

下面将就这三方面一一加以表述。

（一）   “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词”

宋朝初期的词，其风格基本上是沿袭五代词的绮靡俗艳，柳永是代表，其内容多为艳情风月，深得市井喜爱。故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故而宋词也有“聊佐清欢”的审美理想。但苏轼对词坛这种沉迷与艳情的风气十分不满。他有意识的想打破这种格局，开拓词的境界，他的词雄豪奔放，意境辽阔，被后人誉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以诗为词“即是他为开拓词的境界提出的。

谈“以诗为词”，必然要讲到诗词的区别。中国的诗歌过多的强调“言志”、“比兴”传统。，因而诗承担了很多政治使命。它大多要受礼仪的统领和节制，诗情要合乎礼仪，所以大多数诗格调高雅；而词不受礼仪限制，可以自由地抒情，但过于注重音律，所以又不可避免的因此导致词较诗而言，视野狭隘、格调卑下、专注形式而难以自由抒发心志。苏东坡提出让词继承发扬诗的“言志”、“寄兴”的传统，以扩大词的境界，加重词的分量，希望词像诗那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历史感。他将“以诗为词”作为自己的一种创作理想，将此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实践。

苏轼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入世、出世之两面，既“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轼自幼饱读儒家经典，入世精神很强，他的抱负主要在政治方面，写诗作词仅仅只是余事。但仕途不顺，怀才不遇，使他的感情郁结于胸，而词比

诗从性质而言更易言志，他便不满足与词的专主抒情，而要用它来言志，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仅仅只是苏轼一个，因为像他那样壮志难酬的人不在少数，因而便形成了“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

而这一词学主张在当时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就有李清照。李清照提出“自是一家”，即“以词为词”，与苏轼的审美理想截然相反。她虽不主张将诗词彻底区分开来，比较注重词的社会内涵。但她还是主张诗词有别的。词就是词，不能当诗来写。在诗词有别这个问题上，李清照主要认为差异在音律上。她认为，苏轼虽然学问甚好，但所作的词还只能是长短句的诗，因为往往不协词的音律。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导致两种不同的词风，但两者并不是特别的针锋相对，两者均强调词应具有社会内涵，这种兼容性确保了词的发展，并分别开拓了不同的境界和意境，确保为后世带来不同风格的宋词精华。

（二）   豪放与婉约

早在明代，张延就提出将宋词划分为“豪放”和“婉媚”两大派。苏轼和李清照便毫无疑问的成为两派的代表人物。他个人虽不主张写作风格豪放的词，也有一些可以看做是婉约的词，如悼念亡妻的《江城子》，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苏轼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在走豪放派的道路，那些推人向上、使人奋进的文字无疑证明“豪放”是苏轼的一大审美理想。如苏轼的《定风波》，“莫听传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中洋溢着乐观豁达、豪迈奔放之情，那种笑对危难、大度从容的人生态度让人佩服。关于这一审美理想的形成原因，前面第一部分中已经详细的表述了苏轼的一生坎坷，其诗词豪放的特点与其本人不屈不挠的性格和曲折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在这就不再赘述。

而作为婉约派代表人物的李清照，词多缠绵细腻，清丽骚雅，词调蕴藉，含蓄委婉。像我们熟悉的《武陵春》、《醉花阴》等都表现出其委婉的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豪放派以气势力量取胜，但难免有时失之于粗犷喧嚣，不够文雅；婉约派虽以细腻见长，但总让人感到过于软媚柔弱。正是两者的发展为后来姜夔将两者结合起来创立风雅词派打下了基础。还应该注意的是，并不是李清照仅仅就只作婉约之词，在南渡之初，她曾做过一首雄浑奔放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借项羽的宁死不屈反刺徽宗高宗父子的丧权辱国，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应该归于豪放派一类。而苏轼的《江城子》也该归队于婉约派。这里将豪放和婉约是就其创作的大体风格而言的，是大多数作品的审美理想。

（三）   不为音律所限与典重妍丽

李清照说过，苏轼“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与大海，然接句读不葺之诗尔，有往往不协音律”。【4】.可见苏轼的词不受音律束缚，一任心灵抒写。李清照则比较突出音律。但苏轼大多数作品是不合音律的。那为何还要将此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审美理想呢，原因在于，作为词学改革的前锋，其主张在北宋时代并未占到主体，但是在南宋却蔚然成风。其中典型的代表人物是辛弃疾。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在抗战派和投降派的斗争中，投降派总是占据上风，恢复中原的努力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受挫折，那些像辛弃疾一样的爱国人士不能不扼腕浩叹，悲愤填膺，有泪如倾。当他们把一腔热情倾注于诗篇的时候，自然选择了苏轼的“不为音律所限”的观点。在主张音律方面，就词的“本色”讲，词应该合乎音乐，因为词是从歌词发展而来的，应该婉约柔美。但李清照是有分寸的，她并不认为合乎音律的词就一定是好词。她曾批评柳永的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5】可以看出，李清照心中的好词应该是格调高雅，典重妍丽，具有大家闺秀气派。这便是李清照的审美理想。

苏轼和李清照的审美理想在某些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或豪放或婉约，或“以诗为词”或“以词为词”，或不主张音律或主张典重妍丽。造成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生平经历不同，从而造成个人性格迥异，因而有了宋代两种不同的词风，他们为宋代词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使得宋代两大词派闪现不同的光彩。

参考文献：【1】苏轼《临江仙》

【2】苏轼《超然台记》

【3】李清照《如梦令》

【4】李清照《论词》

【5】李清照《论词》

其他参考文献：

百家讲坛苏轼篇8

苏轼年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年少成才，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生性疏狂，于词作之中常流露出“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匡国济民的诚挚愿望。《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谴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是苏轼被贬密州时所作。词中描写词人“为报倾城随太守”出外打猎的热闹场面，在浩荡的狩猎队伍中，刻画了一位“亲射虎”、“射天狼”的英雄形象。此时的东坡，虽然“鬓微霜”，但又何妨呢？词人还等着有一天，朝廷能够重新举用自己，到时就能够为朝廷、为黎民百姓挽开“如满月”的雕弓，“西北望，射天狼”，击退辽夏异族的侵扰，稳定北宋的边疆。世人常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来概括表现东坡词的风格。殊不知，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更能展现东坡积极用事、驰骋边疆、以身许国的凌云壮志，是东坡词之所以为后人评为“豪放”的诠释。东坡亦曾有言：“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与鲜于子骏（?辏┦椤罚?S钟小洞到P?肌芳窃囟?略??蛴裉蒙弦晃簧朴诘??哪皇浚??首约旱拇视肓?叽视惺裁辞?稹D皇慷栽唬骸傲?芍写剩?缓煤褪?甙伺?⒍??春煅腊澹?琛?盍?断?绮性?。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苏轼听完后，十分钦佩，赞叹不已。调侃诙谐之际极其形象地概括苏轼词豪迈奔放的特征。

苏轼词的创作高峰是在被贬黄州期间。苏轼被贬黄州后，失去俸禄，于是向当地知府申请东坡上一块地，自己下地耕作，以解日常柴米油盐之忧。也是在这段期间，苏轼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归临皋》、《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佳作。苏轼年少除接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外，同时又广泛涉猎释、道两家学说，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游刃有余。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载：“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验。今见《庄子》，得吾心矣！'”由此可见，苏轼早年思想境界里已经掺合老庄之道，这对他后来在仕途上屡遭贬斥、历尽坎坷，而仍然能坚定沉着、乐观旷达奠定思想基础。“乌台诗案”后，苏轼跌到人生的低谷，不得意和暂时无法排遣的忧郁，使他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词句在白纸上真实地书写自己实实在在的情感，一丝也不掺假这种对有限短暂的生命的难以把握和命运的虚幻易变，虽不免带有消极的情绪，然而这种阴鸷的灰色冷调子并非词人的主要生命色调。词人的人生态度是旷达的，是在人生困境中力求自我超脱、以最平常的心态来欣赏人生的风雨阴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一个“打”字，将雨之大力透纸背。在这大雨中，同行者皆狼狈不堪，而独惟词人仍有情致，一边“独行”一边“吟啸”，以轻快的心情发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豪言。稍后，在料料峭峭的春风里迎上山头快要落下的斜阳，回首看看刚才来时的风雨处吧，一声“也无风雨也无晴”，豁然开朗。只有历经宦海浮沉、生活苦难而又豁朗旷达的人，才能发出如此喟然之语。难怪郑文焯有言：“此（指该词）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大鹤山人词话》）倘若没有东坡之胸臆而欲仿其词，犹东施之效颦，焉能得其凤毛麟角。

辛弃疾与坡并称，后人视其为“豪放派”之代表，然严格来说，辛弃疾更能得“豪放”要旨。东坡虽不袭柳七词风而变革词体，另开词境，“自是一家”开词坛“豪放派”之先河，然而东坡多的是一份“旷”，而辛弃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豪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词人慷慨悲愤的情怀宣泄于纸上，一气惯之，立就成一浑然一体的艺术作品。世事变幻异常，昔日的“风流”也“总被雨打风吹去”。慨叹未了，词人笔锋一转，以自己的沙场经历再现当年刘宋“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辉煌战绩。今天，词人的满腔愤懑只有化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情流如决堤的洪水直泻奔腾，洋洋洒洒不可拘束，凸显豪放气象。

词人不同的人生旅历是造成作品风格不相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与苏轼的出生经历甚不一样，辛弃疾出身行伍，曾经组织、参加过抗金的义军，后从北方回归南宋朝廷，寻求报国之门。辛弃疾“归正人”和北方人的尴尬身份，致使自己不被赵宋王朝所信赖和重用，空怀一腔热血却请缨无路、报国无门，13年间调换14任官职，年少时分“壮岁旌旗拥万夫，锦?突骑渡江初”（《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的壮志豪情付之东流水，自己一生崇尚孙权这样的英雄人物，希冀自己能具有孙氏般的雄才伟略，干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南宋朝廷的苟且偷安，使词人万分叹息，“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人事皆非。作为一名行伍出身的将才，辛弃疾怀抱的是英雄情结，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的慷慨激昂。而事实上不受重用的词人满腹牢骚，只能是“却将万字平戎策，换的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辛弃疾豪放的胸襟不逊于坡，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对于世故的通透达观，辛弃疾远逊于坡，故较之东坡的能进能退，辛弃疾则陷入欲进不能、欲退不忍的两难境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英雄无用的压抑感和壮怀豪情无人理解的孤独感成为辛弃疾心中无法排解的愁绪，“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只能将苦水往心里头咽，“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这是一个生动的落魄英雄的形象写照。在进退方面来说，苏轼表现出与辛弃疾不一样的旷达。苏轼思想兼备儒、释、道三教，深悟实相，对人间世故练就旷达的通透，“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沁园春·孤馆灯青》所以在屡遭贬斥、身处逆境时能够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秉持开怀通彻的胸襟，不至于和辛弃疾一般无从释怀。

与苏轼词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辛词里，多出现战争和军事活动的一系列意象。“吴钩”“旌旗”“锦?”“马上琵琶”等意象群在辛词中频繁出项，创作出一幅幅宏伟壮阔的军事一景象，浸透一股股昂奋豪放的情怀激流。《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剑”、“吹角”、“连营”、“八百里”、“五十弦”、“沙场”、“的卢”、“弓”等军事意象密集组织在一起，构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急凑、跳跃的节奏唱跳出战争的激烈和残酷，洋溢男儿征战沙场、誓死不惧的豪迈。在这里，血性男儿的力度美和崇高美铸就了辛词惯有的阳刚之美、豪放词风。

在创作手法上，东坡主张诗词一体、以诗为词。在词的创作中，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将“诗言志”的特征在也运用在词里，开拓词的境界。苏词里大量地融入词人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次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从月的变化想到人世间人与人的种种境遇，从而将对人世无常的思想升华到通透达观的境界，以一种平和的、祈祷的心祝福天下人“千里共婵娟”。辛弃疾更是在“以诗为词”的基础上进而“以文为词”，将古文赋中常用的章法、议论、对话等手法移植到词的创作当中来。《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惟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若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采用辞赋的手法，运用比兴，借用惜春、留春、怨春的、凄美景象，层层铺开，逐渐渲染词人悲壮抑郁、愤懑伤怀、“闲愁最苦”的悲思。以文为赋的手法填词，更便于宣泄炽热的情感和诚挚的真情。因而，辛词“豪放”风格尽显无遗。

词人的创作与其生活和性格紧密联系，词人的生活状况及性格特征无不在词作上留下痕迹；同时，创作的方法和手段也影响了词人情感的彰露和表达。故词风亦不一致。苏、辛两大词人虽被后人同归列入“豪放派”，然仔细究察，两人词风实有相异之处，总的来说，则是：苏词旷达，辛词豪放。

参考文献：

①《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三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二版

②《唐宋词十七讲》，叶嘉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版

③《唐诗宋词名篇注评》，陈新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版

百家讲坛苏轼篇9

关键词：苏轼散文语言论意尽言止辞达

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达意，达意的手段就是文辞。文辞能准确地、完好地把意表达出来，就可戛然而止，毋庸赘言。但也有言止而意不尽的，像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柳宗元的《鹘说》、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都有言外之意，显得含蓄委婉，情意悠长。苏轼对这类文章特别重视，他说：“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可见，“意”之表达之明晦、深浅，关键在于“辞”。因此“辞达”是作文的基础，也是作文的基本要求。

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意思是说：文辞在于能表达出说话者或作者的意思，使听的人、看的人都能明白，就行了。简单地说就是“意尽言止”。但如何才算是“辞达”？怎样才能做到“辞达”？――孔子没有作出回答，苏轼回答了这些问题，且更为具体、深刻、独到。

当然，东坡对“辞达”的理解和认识亦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他于绍圣元年（1094年）在《答虔停俞括》中首次提出“辞达”说：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

苏轼认为辞要表达的是“物固有”的“是理”即事物的规律或本质，故要做到“辞达”就有两难：一难是“患不知之”――难于对事理的发现与掌握，因为许多事理是隐藏在事物之中而不容易被发现的；二难是“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一一难在理得之后用语词表达的不易，因此不讲究文辞就完成不了写作的任务。这实际涉及到创作表现中的心、手、器的关系问题，《庄子》、《淮南子》、《文赋》、《文心雕龙》等中均有精辟的见解，苏轼继承了他们的思想，也非常强调心手和谐一致、密而无隙的高超技艺，如：“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书李伯时（山庄图）后》）“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文与可画oY谷偃竹记》）心向往的是在对法度、规矩熟练掌握的基础上直觉运用之，进入超越自由的创造境界。而要达到这一境界绝非易事。

两年后，绍圣三年（1096年）苏轼通过评价王庠的文章再次提到“辞达”说：

前后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风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与王庠书》）这次对“辞达”说有所发展且更为肯定：文辞达到了能表达思想的地步，就是它的止境，不能够再有所超越了。从这口气中，可以判断为文之道无它，唯“辞达”而已，即意尽言止。这是他从评论王庠“著述文字”而得出的结论。而且从王庠的文字中，他看出了不仅能“道意所欲言者”，而且还能表现“古作者风力”，即人们经常所说的建安风骨之类的文采、文风。这里的“辞”兼有表达与表现的双重功能。也就是说，“辞”在表达“意所欲言者”的同时，又可进一步表现出“作者风力”。因此，所谓“辞达”，就是既要“达”“物之理”，又要“达”己之“意”。故苏轼所说的“辞”，是指语言的全部功能。

不止于此，苏轼在元符三年（1100年）也就是他死的前一年，第三次对“辞达”说提出了他独到的看法：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和《法言》皆是类也……（《与谢民师推官书》）

这次可以说是前两次的总结和提高，也可以说是他一生从事文艺创作的最后经验总结，他把自己的“辞达”说内涵阐释得更为明确、系统。

首先，他一语道破，“辞达”便是语言艺术的高度体现。他先指出辞的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的，但有一定的标准和要求。所谓“初无定质”，就是指没有固定模式；所谓“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就是指作者按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体验来写，事尽言止；所谓“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就是指文风活泼，并能反映出事物的千姿百态。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作者要顺畅自然地将自己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和认识表达出来，文笔不拘一格，能恰当地反映出千姿百态的客观事物就可以了。由此再次引出“辞达”论，否认了“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的错误看法，认为“言止于达意”并非是不要文采。从而肯定了第一次提出的“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作者能把自己对事理的认识准确地表达出来了，就叫做文章，也就有了文采了。

其次，要做到“辞达”，苏轼认为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求物之妙”，要“使是事了然于心”的阶段，即认识事物事理并能牢记于心上。作者要能“达意”，必须首先对客观事物有深刻而独特的认识。所谓“物之妙”就是事物的真。这“事物”既指客观，也指主观；这“真”既指真实，也指真情。所谓“了然”，即不但明其形，也要明其理，这样才能发现物之妙和物之所以妙。这里把J识事物的范围由“物之理”延伸到了“物之妙”。辞不仅要达“物之理”和“己意”，还要达“物之妙”，“辞达”不仅要确切地反映客观事物，还要善于表达作者的主观情感，又要有正确的思想认识。东坡认为，这是很困难的，“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因为“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何况要“了然于心”。

第二个阶段是“了然于口与手”即前之“达之于口与手”的阶段，也即用语言文字准确地把自己心中事物事理的感受和认识表达出来而成文章，这样的人就更少了。只有掌握了“达”的艺术技巧，才能将心中所有正确地表达出来。因此，将“物”、“情”、“理”，“心达”、“口达”、“手达”等方面有机结合就是“辞达”了，而“辞”能够做到“达”，那么文采就已经用不胜用了。可见，苏轼的“辞达”说已赋予了孔子“辞达”说新的内涵。

这两个阶段“心达”是基础，有了对事物的了解作家才有感受，有了真情实感才能写出自然之文，好比“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花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南行前集）叙》），相反，如果作家对对象不了解、不熟悉，没有感受应制而作，是写不出好文章的。“口达”、“手达”也非常重要，用语言词汇、方法技巧表达情感对创作来说是外在形式，但它却能直接体现作家的水平和风格。苏轼曾说“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讲的就是作家有熟练驾驭语言的能力和技巧，就能做到意到笔随，轻松地把客观事物和人们感情准确地表达出来。可以说，那些风格独特、流传久远的美文无不是作家认识和反映、情感内容和外在形式等因素完美结合的产物，是“辞达”的体现者。

百家讲坛苏轼篇10

关键词：散文；体式；文风；改革1 “散文”的正名

中国散文从诞生到现在虽有几千年历史，但散文的名称确立较晚，内涵不定。晋人木华《海赋》里曾出现“散文”一词：“若乃云锦散文于沙油之际，绫罗被光于螺蚌之节。”李善注云：“言沙油之际，文若云锦；螺蚌之节，光若绫罗也。”显然，此处的“文”指文采；“散文”系指沙湾之处水波动荡、散涣，如同云锦一般。唐代散文虽十分兴盛，但也没有使用“散文”一词，而以“古文”称之。直到南宋以后，“散文”一词作为文体概念使用者才逐渐多起来。据近人陈柱在《中国散文史》中说，南宋周益公（即周必大，他的散文当时很有名气）最早以“散文”概括一类文章体裁。语见罗大经《鹤林玉露，刘铸赠官制》：“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这里“四六”指骈文，而“散文”与骈文相对，应是文体概念。当然，与今天所理解的散文概念也不尽相同。明清以后，“散文”一词就成为文学评论家所通用的术语了。

在中国古代，散文的概念要比现在宽泛很多，凡是奇句单行的，与骈文对立的古文，都可称之为散文。随着历朝历代文人作家的不懈努力，创造出无数脍炙人口的篇章，使得散文成为可堪与诗歌媲美的另一座高峰。

中国散文历经春秋战国的孕育，汉魏时期的崛起，直到唐代的规范和独立，到了宋代，中国散文更是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

2 宋代散文的成熟和定型

中唐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死后，文坛失去支柱，古文的吸引力也就逐渐减弱。至晚唐五代，骈文复兴，再次取得统治地位。宋政权建立之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一些贵族文人继承晚唐五代形式主义文学，“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神宗旧史·欧阳修本传》），专门模仿李商隐“四六”体写文章，“绮缛”文风弥漫整个文坛，引起某些进步文人的不满。先是柳开、王禹僻起而反对，但变古力量不够，未能取得胜利。直到“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宋史，文苑传序》）。宋代散文，继唐之后再次形成声势浩大的运动。

宋代散文运动承唐一脉，其目标和内容基本一致。欧阳修推尊韩愈，仍然打着“文以载道”的旗帜，对抗“缀风月，弄花草，浮巧侈丽，浮华纂组”（范仲淹《怪说》）的时文。但是，宋代散文家对唐文没有句模字拟，一味仿效，而是在唐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和创新，为文学散文取得规范，正统地位起了推动作用。其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明确提出加强散文与现实的联系

欧阳修虽然也强调在散文写作中要灌注儒家之道，但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文章，这就为“道”注进了新的内容。他还在韩愈“不平则鸣”说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穷而后工”的理论，阐述文学与现实的密切关系：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

“穷”，不能狭义地理解为贫穷的意思，而是指作家坎坷崎岖的道路和艰难困苦的处境。

苏轼则以文章的“意”代替“道”，认为“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这个“意”是极端自由的，可以挹取各种学说，不受任何限制。这就突破卫道传统，把散文内容扩展到一切方面，给散文带来了某些解放。

宋代散文家的实践正是如此：既有取材政治斗争的，如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朋党论》，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也有取材风物人情的，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放鹤亭记》。特别是苏轼的随笔，涉及的内容极其丰富，记佚闻，话家事，写风情，抒感慨，意到笔随，不拘一格，为散文内容注入了新的生机。

2.2 改革文风

韩、柳古文运动在文风改革上取得的首功，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这次改革不十分彻底。韩愈自己就有崇奇猎异的一面，少数文章追求奇崛险怪，晦涩难懂。与韩同时的另一个文学家樊宗师写文章以艰涩出名，而韩愈儿子从樊学文，写出的文章连樊也看不懂。唐李肇在《国史补》里曾说：“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可见艰涩文风在当时的影响。欧阳修看出古文运动这一弱点，乃变奇诡为平易，变高深为自然，他曾通过曾巩转告王安石：“勿用生造语及模拟前人”，“孟（子）韩（愈）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苏轼对求深、务奇两种弊端也很厌恶，他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词”；又在给黄庭坚书信中说，“凡人文字，务使平和”，力主自然畅达文风。在这种理论和主张的倡导下，宋代散文就比唐代散文更趋向于明白晓畅，平易自然。欧阳修的散文，不论论理、叙事、抒情，都不重奇字，善于以平易的语言，有条有理、往复百折地写出来，显得从容闲易，颇富情韵，苏轼称之为“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六一居士集叙》）。

2.3 抒写情性，各如其面

时文的最大毛病是面目相似，声口如一，缺乏个性。与之相对立，欧阳修主张创新，表现个性，他说：“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第一秀才书》）宋代散文之所以达到那么高的成就，与当时各家艺术风格不一，个性独异有关。欧阳修的委婉畅达，苏轼的挥洒自如，王安石的刚劲峭刻，苏洵的雄奇奔放，苏辙的疏宕袅娜，曾巩的柔婉和顺，可谓异态纷呈，各如其面，形成文苑的百花竞艳局面。

特别是苏轼，散文成就很高，而小品随笔尤为突出，更能代表宋代散文艺术成就。这些散文谈生活，谈文艺，谈谪居时的心境，都显得亲切有味，态度真率，感情诚挚。他的《记承天寺夜游》就是这样“清美可口”的小品：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此文境界清幽，心情悠闲，静境与闲情相得益彰，谐和无间，然而，悠闲中自有一种苦闷在，透露了作者被贬黄州后闲愁无聊、无以自遣的心情。

苏轼的随笔，为中国散文的一支——抒情小品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后明代唐宋派散文家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直抒胸臆，信手写出”的风格，以及公安派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独抒心灵、不拘格套”的风格，都是苏轼小品直接影响的产物。“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崛起的中国现代艺术性美文，在审美技巧上，也从中有所继承和借鉴。

3 古代散文在宋代之后的余响

中国古典散文到宋代已经发展到顶峰，散文写作艺术经过唐代韩、柳的革新，到欧、苏等散文家手中已经十分成熟，它确立了中国散文文学的正宗地位。

鼎盛就意味着趋向衰落，此后，在古代散文发展道路上再也没有出现更大的突破，到了元代，散文和宋代相比，远为逊色。自唐代提倡古文运动，到了北宋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出来，可谓人才辈出，风格多样，盛极一时。但过后南北分裂，不管金朝或南宋，创作就走下坡路，盛况难继。虽然元代散文也出现了一些著名作者，不乏可读可观的篇章，但总的说来，抒情写景的作品甚少，大都是经世致用，歌功颂德的论说文字，绝大多数缺乏自由抒发个人思想感情的作品。到了明代，这种变异呈现出异常突出和明显的形势，当时唐宋派和公安派的散文理论和实践，正是这种变异带来结果。

有明一代是一个反道学、反儒学，大倡异端，反对传统的时代，是一个因市民经济的发展而促使世俗文艺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土壤直接培育了唐、归、三袁的散文理论。他们抨击那种“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竭力装作，丑态尽露”（唐顺之）的古文，力倡文学要“从肺腑流出”（袁宏道），“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写的一些散文，如归有光的《项脊轩记》、袁宏道的《满井游记》等都写得风神疏淡，细致动人，这是正统古文不曾有过的。因此，明代散文在某种程度上说，具有一种解放的意义，就是说，唐、归、三袁等人的散文，虽然仍属于正统古文范畴，但在内容和写法上有了突破，是近现代散文个性解放的先声。龚自珍的突出文学“个性”，梁启超的“纵笔所至不检束”，直到郁达夫所概括的散文“个性”美质，都与明代散文“性灵”说有一脉相承之处。

到清代，桐城文人方苞、姚鼐、刘大獵倡言桐城派，以“义法”论文，企图恢复古文正统地位，但“个性解放”的新风势不可挡，新文学终于突破桐城文人封建的“道统”和“文统”，以全新的语言和手法抒写真情，表现个性，反映现实，可谓面貌一新。古代散文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之后，终被中国现代散文所取代。

参考文献

[1]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2] 王朝闻. 美学概论.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 徐北文等. 古文观止今译. [M]. 济南：齐鲁书社，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