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配置范文10篇

资源配置范文篇1

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的增加，各类市场主体也增加了知识产权创造的强度。而在相关市场主体中，企业作为全社会知识产权创造主体地位正不断得到加强。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2011），2010年，在国内22．4万件的国内职务发明专利申请中，企业申请15．5万件，占69．2％；此外，在国内发明专利申请中，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比重超过一半，达到52．9％。所以，对企业知识产权创造的有关学术研究便随之而大量产生。从企业专利创造过程中基础资源配置的角度，相关研究主要包括：①基于专利创造的研发资源决策理论研究。姜黎辉和张朋柱（2003）通过构建一个优化决策模型，分析了生产不完全相同产品但存在很大技术相关度的多家企业建立的合资研发中心的研发资源的投入决策行为进行了数理分析，分析结果认为，研发资源的投入方向是各合资伙伴纳什谈判的结果，而企业在组建合资研发中心前，需要比较它的期望收益和它将来在研发中心的地位所决定的未来收益，为企业选择独立研发还是参加合资研发的决策提供依据。邱爽（2009）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发展的角度，通过构建一个基于专利保护长度和宽度的数学模型，对作为一种经济资源的知识产权的权利分配和最适边界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②研发资源配置的效率和配置模式的研究。李建华和刘玲利（2007）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以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8—2005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研发资源配置效率的测算，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研发资源配置效率的整体水平呈上升趋势，但效率较低、差距较大；研发财力资源要素的投入在研发资源配置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研发资源配置效率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型特征。类似的研发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还包括陈言平（2009）。而从研发资源配置模式的角度来看，作为自主创新主体的企业有多种配置模式，其中，内源化和外源化是企业自主创新研发资源集聚的两个基本方式（蒋敏和陈昭锋，2009）。同时，陈言平（2008）对基于虚拟创新网络平台的企业自主产品研发资源整合模式等进行了介绍。③世界范围内的研发资源配置研究。主要是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及知识产权的公共物品属性等原因，知识产权资源已经跃出一国边界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配置。比如，陈向东和张晨（2006）以美国制药企业在华投资为例，通过使用技术领域的覆盖宽度和技术资源的集聚程度两个重要方面分析方法研究制药技术领域的专利数据，对美国制药企业在华技术资源竞争状态进行了分析。类似的研究还包括跨国R＆D投资机制与研发资源的关系研究（沈玉芳和张海燕，2003）。④专利资源配置的技术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从计算机技术的角度对专利资源配置的技术支持研究。梁莹和徐福缘（2009）通过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对一种专利资源协同管理方案条件下的基于多Agent的专利资源协同获取模型的内在原理及其应用等进行了规范分析；而类似的企业专利资源管理技术的研究还包括基于企业专利资源管理流程本体的企业专利价值评估流程的可视化研究，梁莹和徐福缘（2010）和企业间专利资源协同管理的决策支持系统研究（商艳艳和徐福缘，2009）等。应该说，上述的研究是在知识产权资源既定条件下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显然，这种研究对既定知识产权资源的优化配置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而本文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过程中基础资源配置的角度，在对企业专利创造的基础资源需求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科技人员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企业专利创造的基础资源配置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以便企业有效创造和使用知识产权。

2企业专利创造的基础资源类别及其对专利创造的影响分析

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核心主体，在专利创造过程中需要整合各种资源，充分发挥各种资源对企业专利成果质量和数量提升的促进作用。对专利创造的基础资源进行分类，不同的标准会有不同的分类。从劳动、资本和公共物品等经济资源分类的角度（岳贤平、于振英，2007），企业专利创造的基础资源主要包括科技人员、科研条件、激励约束机制以及组织管理等资源。下面，结合企业专利创造活动的目标，对上述资源及其对专利创造成果的影响给出简要分析，以便为后续的实证分析提供概念框架。科技人员作为企业专利创造的核心主体，科技人员的身体心理素质、专利技术水平、专利创造及其相关专利知识、科技人员及其团队的协作程度以及科技人员对企业的忠诚度等因素对企业专利创造活动的有效进行及其成果质量和数量的提升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良好的身心素养、较高的学历学位和职称、广泛而深刻的专利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谐的团队协作精神以及较高的企业忠诚度，对企业专利创造活动的有效开展和专利创造活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提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科技创新活动过程中，科研条件及其平台建设是科研工作的重要支撑（周勇义和张黎伟等，2010），所以在企业专利创造过程中，科技条件及其平台建设，作为硬件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企业专利创造过程中的科研条件主要包括企业内外部的科研基金、专业科研文献资料及专利数据库、科研试验室及其硬件配置以及专利创造者的时间及其投入程度等内容。一般来说，丰富而适合的科研条件是专利创造者进行专利创造的必要条件，而科研条件和专利创造目标的有效配置则是科研条件发挥效率和效益的充分条件。在具备了科技人员和科研硬件条件之后，为了对上述资源的有效配置，设计系统的激励约束机制并加强组织管理便成为企业专利创造的所必备的重要要素。对企业专利创造活动来说，激励约束机制主要包括各类人才引进政策、基于过程和结果的奖励制度以及惩罚性制度等。一般来说，一个良好的激励约束制度可以充分调动科技人员专利创造的积极性和最大限度发挥科技人员的创造力。而组织管理所包含的要素相对较多，主要包括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高层管理人员素质及其对专利创造活动的领导力以及有利于专利创造的企业文化建设等各类要素。应该说，有效的组织管理可以充分发挥专利创造活动中的人员、资本、文献数据以及科研平台等各类单个要素的整体协同作用。

3企业专利创造的基础资源配置的实证分析

以江苏石化产业为例为了对企业专利创造中的基础资源配置现状及其存在问题和原因给出具体实证分析，本文采用分类、分层的抽样调查、深度访谈以及网络调研等手段，对江苏省以石油和天然气等为主要原材料的金陵石化、仪征化纤、泰州陵光、南化集团以及江苏石油勘探局等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专利创造活动过程中的科技人员状况、科技条件状况、激励约束机制和组织管理等基础资源配置的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其中，调查对象是上述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科技人员，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293份。下面，从企业专利创造的基础资源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等方面，对调查和访谈的主要内容给出简要分析。

3．1企业专利创造的基础资源配置的现状分析

如上文所述，企业专利创造的基础资源类别较为广泛，而从有效性配置的角度，既存在配置相对较为科学合理的地方，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改善的地方。在本部分，主要对基础资源配置相对较为科学合理的主要表现给出简要分析。

3．1．1专利创造的科技人员基本结构较为合理在被调查的科技人员中，男女比例适当，年龄以中青年为主，学历大多在本科以上，副高以上高级人员比例大体能够满足企业专利创造的需要。从具体的调查数据来看，主要数据特征如下：①在性别比例方面，男性占58％，女性占41．3％；②在年龄结构方面，30岁以下占20．48％，31～40岁的占30．38％，41～45岁的占42．66％，51～60岁的占6．48％；③在学历结构方面，基本上都具备了大专及其以上学历，其中本科学历的人员占54．27％；④在专业技术职称方面，在被调查人员中，中级及以下占总调查人数的52．9％，副高级占33．79％；⑤在对知识产权战略及其相关知识了解程度方面，了解或非常了解知识产权战略的人数占76％。

3．1．2专利创造的科研资料配置和获取渠道较为丰富各类科研资料及相关科研、试验条件是专利创造的必要条件，从调查结果来看，企业专利创造者所需要的企业内部条件基本上能得到满足，而相对于企业内部科研条件，企业专利技术人员在相关政府机构得到的支持要相对少一些。如下表所示，有5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在企业得到了充分的专利创造所需要的科研资金、试验条件和专业资料，并能进行经常性的学术交流；同时，约40％明确表示在专利创造过程中得到了有关政府机构的支持。同时，调查结果表明，企业专利创造者在获取科研资料的渠道方面是丰富的。如下图所示，在被调查者中，有一半以上的专利技术人员在日常专利创造过程中能够从专业书籍、专业学术杂志、专业文献数据库、公共网络、专业学术会议以及专利数据库等主流渠道获取专利研发资料。

3．1．3企业普遍比较重视专利创造的组织管理工作衡量企业专利创造的组织管理工作的有效性的指标比较多，本调查主要从专利技术人员对企业组织管理工作评价的角度，对企业专利创造的组织管理工作进行分析。调查结果显示，专利技术人员大多认为企业比较重视专利创造的组织管理工作。有关具体调查数据如下：①在知识产权管理人员配备和知识产权战略制定方面，有52％的专利技术人员认为本企业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人员，25％的专利技术人员认为本企业有兼职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同时，有61％的认为本企业已经制定了知识产权战略；②在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活动组织方面，有约70％的调查者认为本企业经常或一般性的开展了有关知识产权的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并有63％的调查者同本企业签订了知识产权保密协议；③在企业高层领导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管理能力方面，63％的受访者认为本企业的高层领导具有强力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而只有4％的受访者认为本企业高层领导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同时，96％的受访者认为本企业的高层领导能够维护和使用好本企业的知识产权。

3．2企业专利创造的基础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虽然，企业在专利创造的基础资源配置的主要方面表现良好，但从专利创造和使用的有效性角度上看，被调查企业在专利创造和使用过程中，依然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下面，对调查中表现出的有关企业专利创造的基础资源配置的内外部主要问题及其存在的原因给出简要分析。

3．2．1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专利创造的激励约束机制专利创造作为一项智力性创造活动，需要专利技术人员具备较高的积极性和工作投入程度，所以，有效的专利创造激励约束机制对专利创造活动的有效开展和成果取得，显得尤为重要。而在实际调查结果显示：一方面，虽然被调查者中有约67％的认为本企业已经建立了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但从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对已有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满意的人员占被调查者的15％；另一方面，在被问及企业高层领导是否善于运用激励措施激励科技人员进行科技创新时，89％的受访者表示本企业的领导对于利用激励机制进行科技创新表现一般。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包括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目标、高层领导的重视程度及管理水平、不同性质企业的非效率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等因素。

3．2．2企业内部存在专利创造和使用的形式主义倾向企业作为专利创造和使用的核心主体，一般来说，不仅应该重视专利创造，也应该重视专利的使用，而且在专利数量和质量的追求上，不仅应该重视数量，更应该重视质量；但在本调查中存在与上述一般判断不符的问题：一方面企业存在过分关注专利等知识产权数量、忽视质量的现象，比如，有近70％的受访者认为本企业存在重视专利数量、忽视质量的问题；另一方面，有近70％的受访者认为本企业也存在重视专利创造、轻视专利使用价值的现象。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可能包括企业过分追求短期目标、母子公司的价值取向差异、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内部人控制以及企业绩效考核机制的导向性等因素。

3．2．3企业外部缺乏政府机构的专利创造的有力支持专利技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在创造和使用过程中具备了公共物品的一些属性，所以，政府作为市场失灵的补救者，在企业专利技术创造和使用过程中给予必要的支持是有其内在的经济学原理的。而政府的支持，除了给予专利技术所有者的专利权的法律保护以外，必要的基金支持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手段和方法。但在本研究的调查过程中，被调查者普遍反映企业在专利创造过程中得到政府机构的支持力度不大：一方面，在被问及企业科技创新工作是否得到了相关政府机构的支持时，只有不到41％的受访者表示得到政府机构支持；另一方面，在被具体问及企业是否获得过政府机构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资金资助时，只有29％的受访者表示获得过政府机构的资金资助，而有71％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或不清楚是否获得政府机构支持。出现上述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包括政府资金预算、企业资金实力以及政企关系等方面。

4企业专利创造的基础资源有效配置的对策和建议

应该说，科学合理配置企业专利创造的基础资源的对策和建议是一个系统工程，但从调查结果中存在的问题的治理角度来看，企业和相关主体从知识产权战略及其实施的角度，加强自身的各项工作自是题中之意。

4．1全面加强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虽然《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自2008年已颁布实施，各省市自治区也先后制定并实施了相关的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但企业作为主要的知识产权创造和使用的主体，独立而完整的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则相对滞后一些。所以，不管从贯彻实施上级政府的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角度，还是从企业自身利润最大化或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制定并实施独立完整的知识产权战略，从知识产权研发及其资源配置和管理、R＆D成果专利化及其市场化资源配置和管理、企业内外部知识产权创造和使用资源的获取以及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绩效评价等方面，全面加强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资源配置范文篇2

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做出了具体而明确的部署。2012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要求：“引导群众小病到基层就诊，促进分级诊疗制度形成。”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引导一般诊疗下沉到基层，逐步实现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最早明确提出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政策性文件是2006年国务院的《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该意见要求“建立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制度，探索开展社区首诊制试点”。如果从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建立双向转诊制度”的初步设想算起，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已经提出整整20年。随着国家一系列有关分级诊疗政策性文件的出台，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了一系列的实施办法，对分级诊疗做了大量的、长时间的实践探索工作。与此同时，学术界也越来越关注对分级诊疗的研究，在分级诊疗的模式、作用、路径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研究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对分级诊疗制度的构建做了大量实践探索和学术研究工作，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分级诊疗制度，也没有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分级诊疗模式。可以认为，我国的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收效甚微。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为什么多年来出台了多项顶层规划和制度设计，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的落实计划和措施并进行实践探索，同时还有学术界的众多研究成果的理论支撑，而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却是困难重重呢？关于分级诊疗制度，目前学术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可以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可以优化与重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有效途径［1－6］。但是，很少有人论及我国的医疗资源配置现状是否具备开展分级诊疗的条件？是应该先开展满足这一制度要求的医疗资源基础条件建设，还是先实施这一制度并通过它重构现有医疗资源的结构？即各级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建设和结构优化与分级诊疗制度推行两项工作谁应该先行？关于分级诊疗制度实施的主要障碍，学界普遍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不足，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和职责不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医院之间缺乏有效的分工协作机制，居民就医选择无限制，医疗保险制度不健全，以及缺乏疾病分类管理标准［1］。但在笔者看来，除了医保制度和疾病分类管理，其他原因都与医疗资源配置有关。对分级诊疗有利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主流学术观点，笔者并不反对，但这应该是成功的分级诊疗制度实施后的衍生效果，而在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分级诊疗制度前，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和总量不足是其建立的最大障碍，或者说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应该是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前提和基础。

2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资源性障碍的主要表现

所谓分级诊疗，是指按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由不同级别和功能的医疗机构提供相应医疗服务。其实质是一种基于医疗服务需求的逐级诊治过程以及医疗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最大化、患者管理服务精细化的医疗服务形态［7］。其核心思想是“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基层首诊是基础，双向转诊是核心，急慢分治是保障，上下联动是机制。无论是基层首诊与双向转诊，还是急慢分治与上下联动，目前的医疗资源结构和医疗资源总量都难以满足其需要。2．1基层首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基层首诊是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本文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医疗资源满足为前提的。从满足居民的就医需要角度讲，最基本的医疗资源是医疗人力资源（主要是医生和护士）、技术资源（主要是诊疗仪器设备）和床位资源。《指导意见》提出：“规范常见病、多发病患者首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实现基层首诊最关键的是需要有能够满足常见病、多发病诊治需要的全科医生和相应的医疗设备（设施）条件。目前，我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城市医疗资源的80％又集中于大中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基础与居民就医需求存在较大差距。《2017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全科医生20．9万人（其中，注册为全科医学专业的7．8万人，取得全科医生培训合格证的13．1万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为1．51人，占执业（助理）医师的比例仅为6．55％。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助理）医师和注册护士分别占全国总数的12．59％和18．74％，每机构平均拥有执业（助理）医师和注册护士分别为13．09人和9．66人。全国各级医疗机构万元以上设备共592．5万台，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61．8万台（且多为低值设备，50万元以下设备占其设备总数的97．2％），仅占10．4％；全国各级医疗机构万元以上设备总价值9641．9亿元，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586．8亿元，仅占6．1％；综合医院平均拥有万元以上设备188．9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均仅有13．5台。全国各级医疗机构拥有床位741．05万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仅占19．0％，尚有46．1％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4．3％的乡镇卫生院没有设置病床，拥有50张以上床位的基层医疗机构仅占21．5％。与成功实施分级诊疗的国家相比，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和英国全科医生占执业医师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3和2／3［8］。在美国，由医师组成的联合诊所中，4％的诊所有核磁共振成像设备，社区医院床位占各级医院床位总数的70％以上［9］。按照《分级诊疗试点工作考核评价标准》要求，到2017年，每万名城市居民拥有2名以上全科医生。按照这一标准最低要求，仅城市就需要近16万名全科医生（2016年底我国城市人口7．93亿），目前我国城市仅有全科医生10．8万名，需要补充5．2万名。如果按照《指导意见》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的最终目标（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名～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计算，我国全科医生尚缺口6．8万名～20．6万名。如果实施分级诊疗制度，目前大量的在大医院接受诊疗服务的慢性病患者、康复期患者、老年病患者、晚期肿瘤患者，将下沉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就目前的基层医疗机构医疗资源来说，不仅全科医生和执业医师数量严重不足，各种诊疗仪器设备和床位也都存在巨大缺口。由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医疗资源条件不能满足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如果强行全面推行“基层首诊”制度，一方面势必影响患者及时、正确的治疗，甚至延误病情；另一方面由于诊疗水平和服务水平（条件）的限制，导致居民普遍性地就医满意度低下，进而使原本集中于大型医院的医患矛盾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移。2．2双向转诊：二级医院承接能力有限《指导意见》对分级诊疗制度建立后城市二级医院的功能定位是：“主要接收三级医院转诊的急性病恢复期患者、术后恢复期患者及危重症稳定期患者。”也就是说，实施分级诊疗制度后，城市三级医院的急性病恢复期患者、术后恢复期患者及危重症稳定期患者将转诊至城市二级医院。在我国现行的医疗服务体系下，“由下而上”转诊并不困难，不论什么病症、何种病情的患者，二、三级医院门诊服务和住院服务“通吃”的现象原本就长期存在，而困难的是“由上而下”的转诊，如果说三级医院出于现有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经济利益的考虑，没有向下转诊的愿望与动力，可以通过制度或政策等行政手段干预解决，而二级医院的承接能力不足可能成为向下转诊的最大障碍。《2017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二、三级医院拥有床位4516605张，其中三级医院2213718张（占49．0％），二级医院2302887张（占51．0％），三级医院的床位利用率为98．8％，二级医院的床位利用率为84．1％；同年二、三级医院总住院人数为15256．5万人，其中三级医院7686．2万人（占50．4％），二级医院7570．3万人（占49．6％）。仅就床位资源来说，如果强行要求三级医院将急性病和术后恢复期及危重症稳定期患者转诊至二级医院，即使是三级医院50％的上述患者转至二级医院，以目前二级医院现有的资源条件它是无力承接的，现在是三级医院“住院难”，将来可能是二级医院“住院难”。2．3急慢分治：各级医疗机构功能定位与其医疗资源结构不匹配为实现急慢分治，《指导意见》对城市二、三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诊疗服务功能定位和职责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但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功能的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功能不同就需要配备不同的医疗资源，急危重症和疑难复杂疾病患者、急性病恢复期患者与术后恢复期患者、老年病与晚期肿瘤患者所需的医疗服务和医疗设备是不同的。这就涉及现有医疗资源结构如何调整和增量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医疗资源已形成稳固的高度“向上集中”格局，各级医疗机构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如果说各级医疗机构可以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按照《指导意见》要求实现功能转变，通过分级诊疗制度设计和实施强行要求改变其医疗服务范围，主要面临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二、三级医院已经拥有的大量针对一般性疾病诊疗的技术设备（设施）及三级医院已经拥有的康复医疗的技术设备（设施）等“存量资源”将如何处理？《指导意见》提出要“推动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和纵向流动”，那么，作为大型医院“固定资产”但与《指导意见》规定其服务功能不符的诊疗仪器设备等资源如何流动？是资产剥离另组机构，还是无偿“下放”给基层（下级）医疗卫生机构和慢性病医疗机构？第二，《指导意见》鼓励部分“二级医院转型为慢性病医疗机构”。这类医院转变为慢性病医疗机构后，其原有的急诊医疗和一般性疾病诊疗的技术设备（设施）等同样面临上述问题；同时作为慢性病医疗机构，与其功能相符的医疗设备和设施又将如何补充？第三，对承担慢性病、康复期、老年病、晚期肿瘤患者等治疗、康复、护理服务功能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说，其资源条件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补充和建立起来的。从我国现有医疗资源的结构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想发挥分级诊疗制度建立后的功能，国家必须对其倾斜性地增加医疗增量资源的投入。但近年来，国家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量医疗资源的投入增加有限，并没有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明显倾斜。以国家对医疗卫生机构财政补助为例，2016年国家对医疗卫生机构财政补助总额为4848．6亿元，其中，各类医院获得2138．5亿元（其中综合医院1439．6亿元），占44．1％，基层医疗机构获得1546．3亿元，占31．9％。总之，我国目前各级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结构与《指导意见》对各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是错位的，不解决各级医疗机构功能定位与其医疗资源结构的匹配问题，急慢分治就无法实现。这也是这些年来分级诊疗制度没有真正实现的根本原因之一。2．4上下联动：各级医疗机构“各司其职”有困难《指导意见》要求“引导不同级别、不同类别医疗机构建立目标明确、权责清晰的分工协作机制”。实现上下联动需要三个前提：一是不同级别、不同类别医疗机构依据各自的功能定位各司其职，体现“急慢分治”；二是不同级别、不同类别医疗机构间要实现双向转诊畅通，体现“有序转诊”；三是不同级别、不同类别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与其功能相匹配，体现由上而下的“治疗—康复—长期护理”的连续性。各级医疗机构“各司其职”是上下联动的基础，“有序转诊”是上下联动的前提，“治疗—康复—长期护理”的连续性是上下联动的保障。从我国各级医疗机构现有医疗资源的分布结构看，由上而下各级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配置，还不能完全满足“治疗—康复—长期护理”的连续性需要，总体上，三级医院的治疗性医疗资源相对过剩，二级医院的康复性医疗资源相对不足，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护理性医疗资源明显缺乏。总之，对二、三级医院来说，如果不做存量医疗资源的调整和重组，这些医院为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可能不遵循规定的医疗功能和职责而扩大其医疗服务范围，若强行要求其转变服务功能，则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说，只强调其转变服务功能，如果不做增量医疗资源的倾斜性补充，它们将因资源不足而无力完成其应承担的医疗服务职责。各级医疗机构若不能做到各司其职，上下联动也就失去了基础。

3居民缺乏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任感

按照《指导意见》对基层首诊的要求是“坚持群众自愿、政策引导”原则。相比于通过政府政策调控“驱使”居民基层首诊，居民患病后自愿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首诊，是分级诊疗制度实施最成功的标志，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居民还不具有这样的就医意愿。有学者认为，无论大病小病都要去大医院就诊，是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合理的就医习惯［10］。其实居民就医选择上的“就高不就低”，居民纷纷涌向大医院就医，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居民的就医习惯问题，主要是因为居民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不信任，担心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延误诊治和康复，本质上讲，不信任的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主要是医生）的医疗水平和检查、诊断仪器设备水平。关于居民不愿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首诊的原因，学界普遍认为是居民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信任度低导致的［11－13］。有调查研究显示，41．8％的居民不愿“去社区首诊”［14］，28．5％的人是因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看病“不放心”［12］，61．2％的人不接受分级诊疗［15］。关于康复期下转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态度，有调查研究显示，67．9％的人表示康复期后不愿转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继续就诊，其中34．8％的人是因为“不信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技术水平”［12］。有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资源配置现状，前文已经述及，这里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居民医疗服务消费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即使通过医保制度改革和强行推行居民与全科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如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资源条件不改善，没有让人信任的医疗资源基础，很难改变人们“向往”大医院的就医意愿，仅靠“政策引导”要群众树立基层首诊“自愿”意识，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效果一定是非常有限的。分级诊疗制度建立本身并不能在根本上改变居民的就医意愿，如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患者也能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和治疗，不同级别、不同功能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配置能够真正满足居民的不同医疗需求，居民的就医意愿也就自然而然地随之改变了。

4医疗联合体建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整个社会的医疗资源配置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医疗界就不断探索合作、托管、重组、集团化和院办院管等各种形式的医联体模式，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无疾而终。2017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希望通过医联体建设，促进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服务能力，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多数学者认为，医联体可以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是盘活现有区域医疗资源的有效途径［11，16－17］。笔者认为，医联体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患者分流问题，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整个社会医疗资源的配置问题。大医院现有的存量医疗资源如何下沉呢？具有固定资产性质的医疗仪器设备和床位是无法下沉的，能够“下沉”的只有医疗技术人员———可以定期派出医疗专家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出诊、查房、会诊等医疗活动，但本质上这是大医院医疗功能的延伸，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仅仅是医疗机构，除了治疗功能外，还有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等功能，大医院的专家都是专科医生，“下沉”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生提高某一专科诊疗技术水平，但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等方面他们是不会“顾及”的。大医院医疗技术人员的“下沉”并不能帮助基层医疗机构培养全科医生。医联体建设不能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他们最缺的全科医生和必要的医疗设备与设施，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整体服务能力的提高是有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形式的医联体可能导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六位一体”功能的“退化”，进而完全医疗化。因此，医联体建设可以作为现阶段分级诊疗改革的一项措施，但绝不应是分级诊疗制度的核心设计。在国际上，英国和新加坡的医联体建设较为成熟，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既不改变医联体内各医疗机构的功能，各医疗机构间也不提供人员和技术上的交流和支持服务，主要目的是避免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的不平等竞争，以及强化患者医疗信息的共享，为双向转诊和长期护理提供支持［9］。这与我国医联体建设的设想是不同的。从长远意义上说，科学合理的分级诊疗制度应是在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上，明确各级医疗机构功能，并能有效运行。在本质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服务能力的提高，需要国家增加增量医疗资源的投入，这不仅是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需要，也是我国医疗事业科学发展的需要。

5结语

资源配置范文篇3

第二条按《实施细则》第二十条规定进入专设的市公共资源市场配置服务机构（以下简称配置机构）的公共资源市场配置活动（以下简称配置活动），适用于本规则。

第三条配置活动应遵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诚信、廉洁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配置机构负责提供公共资源配置的委托受理、信息、场所安排、配置组织、业务咨询、异议受理等服务，协助市公共资源配置监管部门对配置活动进行监管，对违反配置规则的行为及时予以制止，并向相关部门通报情况。

第五条本规则所称委托方，是指公共资源管理部门。

本规则所称竞标人、竞买人，是指报名并取得参加配置活动资格的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

本规则所称中标人、买受人是指最终获得公共资源配置项目标的的竞标人、竞买人。

本规则所称交易保证金，是指竞标人、竞买人承诺遵守本规则及相关规定，参与配置活动，承担竞标、竞买责任所提交的经济担保资金。

第二章配置准入

第六条进入配置机构的公共资源项目不得随意撤回委托和变更配置活动程序。

第七条所有进场配置项目的登记受理、配置组织、合同签订等配置活动全过程，原则上在配置机构场地内进行，如因特殊原因需租借其他场地进行配置活动的，须经配置机构同意。

第八条公共资源项目必须按照《经济特区公共资源市场配置目录》（以下简称《配置目录》）规定的市场配置方式进行配置。若需变更配置方式，应按《监管条例》规定的程序报有权部门批准。

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共资源项目不得入场配置：

（一）权属关系不清的；

（二）处置权限有争议的；

（三）已实施抵押担保和司法、行政强制措施的；

（四）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得配置的；

（五）委托方提交资料不全或弄虚作假的；

（六）未经相关职能主管部门审批的；

（七）其它按规定不宜进入配置机构的项目。

第三章配置程序

第十条项目委托。委托方按《监管条例》规定，将配置方案报财政部门备案后，向配置机构提出项目配置委托，并提交以下资料：

（一）委托方身份证明资料；

（二）项目的权属资料；

（三）项目市场配置决策资料；

（四）配置登记表；

（五）项目情况介绍；

（六）项目配置工作方案；

（七）项目备案证明；

（八）其它按规定应提交的资料。

项目配置方式与《配置目录》不一致的，需提供同级财政部门的相关决定及变更配置方式的公告证明。

第十一条受理审核。配置机构在接到项目配置委托后，应对委托方提交申报资料的规范性、完整性进行审查，并在3个工作日内将受理意见反馈给委托方。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进入下一步配置程序；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书面说明原因。

第十二条选择中介机构。采用拍卖、招标方式配置的，在配置机构统一管理的名录库中随机选择确定中介机构，委托方和中介机构签订委托协议。

第十三条编制配置文件。配置机构或中介机构根据委托项目的政策规定及委托方的合理要求，协助委托方制作配置文件。配置文件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

（二）项目的经营及开发要求；

（三）项目市场配置的方式；

（四）竞标人（竞买人）的资格准入条件；

（五）标的配置底价（限价）；

（六）确定中标（成交）方式；

（七）交易保证金、交易价款的数额及支付方式；

（八）合同范本；

（九）其他按规定需要说明的内容。

配置文件经委托方确认后，在配置过程中不得进行实质性的修改。

第十四条公告。配置文件确定后，由配置机构在公开网络上或其它公众媒体上公告项目配置主要信息，公告期不少于二十日。

第十五条发放配置文件。配置文件由配置机构统一组织发放，配置文件需售卖的，应按照物价部门核定收费标准进行收费。

第十六条接受报名。配置机构或受委托的中介机构按照配置文件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接受意向竞标人或竞买人的报名，意向竞标人或竞买人在报名登记时应提交以下资料：

（一）身份证明资料；

（二）法定代表人（受委托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的身份证明；

（三）人的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授权的）；

（四）配置项目要求的资质证明文件；

（五）其它按规定应提交的资料。

第十七条缴纳保证金。意向竞标人或竞买人应在报名时向配置机构或中介机构指定帐户缴纳交易保证金，交易保证金数额将在公告中说明。未按规定足额缴纳交易保证金的，不具备参加配置活动的资格。

第十八条资格审查。采用招标、拍卖方式的配置活动由委托人或中介机构组织资格审查；采用竞价等公平竞争方式的配置活动由委托人组织审查，配置机构提供配合。资格审查不合格的意向竞标人或竞买人不得参加配置活动。

第十九条公开配置。采用招标、拍卖方式的配置活动由中介机构在配置机构指定的场所组织配置；采用竞价等方式的配置活动，由配置机构组织配置。所有配置组织过程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第二十条结果公示。配置结果由配置机构在公开网络或其它公众媒体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公示期不少于7个工作日。

第二十一条合同签订。委托方和中标人（买受人）应当按照配置文件约定的时间签订成交合同，并在5个工作日内将合同报配置机构备案。

第二十二条退付保证金。未中标的竞标人（竞买人）缴纳的交易保证金，配置机构或中介机构应在成交确认结果后5个工作日内按相关规定退还；中标人（买受人）缴纳的交易保证金，配置机构或中介机构应在收到委托方与中标人（买受人）签订的合同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相关规定退还。

第二十三条结果备案。委托方需将所有配置活动的结果按照《实施细则》规定报财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公共资源市场配置未成功的，可择期按照原方案重新配置。原配置方案中配置方式、底价、资格准入等实质性要素发生变化的，委托方应另行制定配置方案向财政部门备案，配置机构依备案情况开展配置活动。

第四章配置监管

第二十五条配置活动在财政部门监管下组织进行，并接受监察、审计部门等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六条配置机构协助财政部门对配置活动进行全程监管，在配置活动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及时予以制止，经查实后报财政部门处理：

（一）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配置规则的；

（二）项目配置一方不具备配置资格的；

（三）未经审批擅自配置的；

（四）配置双方当事人或竞标人、竞买人之间恶意串通故意操纵配置价格的；

（五）委托方以竞标人、竞买人的身份或者委托他人受让自己管理的公共资源的；

（六）其他应当予以制止的情形。

第二十七条配置机构对中介机构的从业信用实行动态管理，凡发现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有违法执业及有其他执业不诚信行为的，应报财政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八条配置活动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对配置活动有异议的，按《实施细则》中的相关要求递交书面异议材料，配置机构按照《实施细则》规定进行受理。

第二十九条委托方应对其提供的配置项目享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或支配权，对项目的现状，包含使用性能及可能存在的瑕疵等情况作真实的报告；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共资源市场配置的规定开展配置活动，不得以任何方式组织或参与不正当竞争等违规活动。

资源配置范文篇4

其次是水资源分配与预报预警机制结合不足。目前的水资源分配主要基于流域的历史水雨情信息以及用水数据而定，属于静态基础的决策。虽然这种方式比较容易被不同利益方认可，但是不利于动态管理，不能完全适应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因此缺乏一种充分考虑到未来水条件和区域用水变化等未知不确定因素下水资源分配的方案。

第三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缺乏全局性的分析考虑。除了个别重点工程存在部分联合调度外，大部分工程正常条件下都是以自身管理制度和用水需求运行，只在特殊情况下以应急方式进行水量调配，因而缺乏一种对流域水资源进行整体性优化分配的框架和机制，使得实际调度的效果劣于理论分析的结果。

第四是缺乏供水的应急管理和危机管理机制。常规状态下的水资源分配均有可供参照的运行调度方案，但是应急状态下的水资源分配机制和效果评价方法缺失。

第五是对水质影响供水的问题认识不足。目前的水资源分配还都是以水量为主，缺乏在水质恶化条件下供水对象受限时的水资源调配有效分析机制，如分质供水等。

有关水资源分配工作的建议

基于目前国内水资源配置所存在的问题，在今后工作中应该多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要结合实际工作需求，加强基于行政区和流域分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目前基于流域的水资源管理尚未得到真正实现。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大多数水行政主管部门只能管理其行政区域内的水资源，因而不能在管理和水量配置中有效体现水资源本身的特性，尤其是跨行政区域的流域，其上下游、左右岸的管理只能由不同的管理机构来实施，存在决策上的不协调。因此，在思路上需要进一步强调基于流域分区的统一综合管理，并借助科学实用的工具辅助统一管理的实现，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应建立更紧密的区域联合决策机制，使得相关的工具能为实践所用。

要分析建立流域水资源可利用量和取水许可制度之间的关联机制，提高取水制度的实施水平。目前，年度水量分配计划的制定还是以历史统计信息为基础，采用经验决策的方法进行；而取水许可制度是惟一普遍可操作的水资源配置管理的具体手段，并且由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分别实施。这种制度由于比较简单且容易被接受，在实际工作中易于有效贯彻实施，但在针对具体区域的应用中还缺乏一定的科学性。由于不同级别的行政机构同时负责同一区域取水许可制度的实施，所以在管理上存在交叉和相互间信息的不畅通。实际上，低一级的行政机构可能并不清楚其辖区内的许可取水总量，而上级机构同样不能从总量上实现对区域总取水量的有效控制。

有必要引进具有科学分析能力的模型工具来辅助制定水资源分配的决策。目前，水量配置决策的主要实现手段是制定用水计划，而用水计划的制定和修正主要基于管理者自身的经验，同时借助一些简单的电子表格进行统计计算完成。这样的方式虽然有利于管理者自身经验的发挥和操作过程的简化，但缺乏科学性并且容易受决策者主观偏好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引入或建立能引导管理人员进行水资源分配的模型工具，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管理人员的经验，从而使决策更为合理。需要注意的是，这类模型应当结合实际过程中的需求，而不是纯粹的理论计算工具，比如以建模者为主导的优化计算。针对目前实际操作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可以考虑将现有实际操作方案和已有的水资源分配理论性模型结合，相辅相成，扬长避短，得到适用的模型工具，同时也借机提高实际调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开发结合实际管理人员经验与考虑水资源机理过程及其利用特性的辅助模型决策工具在未来很有必要，并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要加强不同用水模式下地下水和地表水之间相互关联关系的科学分析和研究，并探索其成果在定量管理上的应用。由于缺乏地表水和地下水之间明确定量的数量转化关系的描述，出于定量化管理的需要，在实际操作中一般采取地下水和地表水用水管理相分离的办法。这样，在管理中就缺失了对二者关系的衡量，容易出现预想失真的决策失误。因此，可以考虑在已有各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提炼出能应用于实际管理的地下水和地表水的管理关系，建立管理中取、用水条件下的动态关系，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资源配置范文篇5

泗县位于安徽省东部，黄淮海平原南端，属于资源性和水质性缺水并存的地区，水资源禀赋条件较差：一是水资源总量不足，多年平均降水量865mm，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5.25亿m3，人均水资源占用量546m3，不足全省人均的1/2、全国人均的1/4，属于水资源短缺地区之一；二是水质污染较严重，境内主要河流新汴河近年来水质改善明显，能够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沱河、唐河、新濉河、石梁河等河流的水质常年较差，地下水存在砷、氟、铁、锰等原生元素超标的问题；三是地下水属于贫水区，县域内地层岩性以黏土为主，地下含水层厚度较薄，一般只有10m左右,富水性较差，由于常年集中超采，县城及其近郊区已形成面积32km2超采区，单井出水量目前每小时不足20m3。

二、水资源配置总体布局

在强化节约用水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安排挖潜现有水源工程，科学谋划新的水源工程，实现“蓄引提调结合、大中小微并举、地表地下联合”，构建当地水与外调水，地表水与地下水，常规水与中水等相结合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全面加强泗县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供水安全保障体系，提升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根据泗县水资源特点及未来发展需求，全县水资源配置工程采取如下总体布局思路。1.挖掘现有工程潜力、优化供水结构根据用水需求和用水结构变化对现有水源进行优化配置，充分挖掘现有地表水源工程，通过对年久失修不能发挥其效益的供水工程采用疏浚、清淤、加固或重建；通过新建大中沟蓄水闸坝工程，有效存储雨洪资源，逐步建成沟网灌溉体系，最大化使用当地地表水资源。泗县现状对地下水过度依赖，需逐步调整供用水结构，逐步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进程，将城区水厂、乡镇中心水厂和新建地表水厂联合供水，以城镇供水设施辐射周边农村，城乡统筹促进农村用水事业发展，同时加强农村人畜饮水困难地区的饮用水工程建设，保证城乡居民饮水安全。生活用水以饮水安全为原则，以水质优良的深层地下水为主，浅层地下水为辅；工业用水以提高保证率为原则，从以地下水为主逐渐向以地表水为主过渡，并逐步压缩深层地下水开采使用量；农业灌溉以因地制宜为原则，浅层地下水和地表水兼用。2.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鼓励再生水利用全面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推进农业、工业、生活节水载体建设，全面提高用水效率。农业方面主要发展节水灌溉工程，实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因地制宜发展喷灌、滴管等高效节水灌溉，推进水肥一体化方案实施，提高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工业方面主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对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加强用水计量和在线监测，提高工业水重复利用率。3.加快实施南水北调工程为泗县供水结合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安徽段实施情况，充分利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完善泗县调水方案和线路，完成境内配套调水蓄水工程建设，满足城镇生活和工业、农业用水，缓解泗县日益突出的水资源供需矛盾。4.全面加强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保护力度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实施地下水压采方案，实施水量水位双控方案，在具备供水条件地区逐步压缩深层承压水开采量。全面提高新汴河等地表河湖水体的生态需水保障程度，明确具体的保障方案。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机制，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对水资源统一规划、统一调配和综合管理。

三、加快对接和实施一批骨干工程

1.南水北调工程泗县境内输水方案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供水范围包括泗县新汴河两岸地区。受水区涉及县内的怀洪新河灌区、新汴河灌区等。结合南水北调东线二期淮河至新汴河段沱河输水线路，泗县可从怀洪新河分水口门取水，同时利用沱河线路和现有水系条件，将水输至泗县境内。调水到泗县境内，可以根据区域的城镇生活和农业用水等实际情况合理分配县域内输水线路。2.蓄水工程结合唐河草沟闸改建，闸址向下游下移，以提高草沟闸上蓄水量，存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量；在石龙湖下游建蓄水闸，存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量。3.城乡供水一体化综合考虑全县水源条件，应充分利用新汴河、沱湖、外调水，以地下水为备用水源，通过新建地表水厂，更新改造配水管网和中途加压泵站、敷设水源联络管，全面完成农村供水工程的水源置换，一次规划到位，分年实施，逐步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4.面上水源工程通过对县域内涵闸工程的新建、重建或加固、新建滚水坝工程等实现区域防洪排涝与蓄水引水有机结合，实现“汛时防洪排涝、平时蓄水灌溉”的工程应用体系，达到能排、能蓄、能引的目的，使地表水能有效留住，雨洪资源能充分利用，农业灌溉能充分利用地表水；泗县境内沟网水系交错，为有效留住雨洪资源，充分利用地表水资源，可在主要大中沟设置滚水坝，以达到增加区域蓄水目的；建设水库塘坝清淤扩容工程。通过对塘坝的挖潜、配套、改造，使塘坝布局合理，配套齐全，更能发挥塘坝效益。对塘坝进行清淤扩容，提高塘坝有效塘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面上抗旱保水能力；对泵站进行更新改造和灌区配套；为进一步提高农业灌溉对浅层地下水的利用率，需对出水量小、无法正常使用的机井予以封停；对部分建成后未洗井、井盖丢失的机井予以修复；对没有配套自吸泵设备的机井予以补充配套。结合当地作物种类和灌溉用水定额，合理设计开采布局并新打部分机井等。5.重点节水工程完善区内大型灌区、灌溉片续建配套与改造。继续开展中型灌区和部分小型灌区的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实现灌区渠道防渗、建筑物维修、更新和田间工程配套更新等节水改造，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基本建成节水高效现代化农业，继续加快发展节水灌溉工程，加快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在优化调整区域产业布局的基础上，支持工业企业开展节水改造及再生水回用改造，推广高效冷却、洗涤、循环用水、废污水再生利用、高耗水生产工艺替代等节水工艺和技术。加快节水及水循环利用设施建设，促进企业间水梯级串联循环利用。强化生产用水管理，督促重点企业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用水审计及水效对标。加快城区、乡镇供水干、支管网系统的技术改造，降低输配水管网漏损率。积极推广节水型生活器具，发展“节水型住宅”，大力开展节水型单位和社区建设，加强城镇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落实节水“三同时”、“四到位”制度；推动城镇居民家庭节水，积极创建“节水型小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工业发展，城镇污水量不断增加，将会导致地表水体污染，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污水收集、处理和污水再生利用等设施不仅是完善城市功能的重要基础设施，同时也是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的重要手段，具有十分可观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目前泗县污水经达标处理后大部分外排，回用量较少，主要用于城市绿化浇洒、路面浇洒等，尚未用于工业用水。加快推进泗县中水厂及配套管网建设，提高中水利用率。

四、结语

资源配置范文篇6

现在的证券市场是一个信息化的市场，在这里，所有的买卖活动都是信息化的交易活动。因此，保证信息的透明度是证券市场有效高速运行的关键所在。如今，我国的证券市场经过数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渐渐建立起来的基本制度也在一步步完善中。但与此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基本制度存在的缺陷问题和变幻的的市场环境的影响，使我国的会计信息在质量上良莠不齐。总的来说，会计信息的透明度仍不高，依旧存在着一些造假现象。而资本市场的信息的不均匀性，将导致无法有效配置现有的经济资源。高度透明的会计信息能正确引导投资者做出理性的决策，减少在投资中的风险，正确有效的配置资源。同时，相关研究也表明，在证券市场中，一个信息透明度越高的行业，其资源配置的效率越高，也更具市场竞争力。下面，本文将就以上现状做出以下分析。

二、会计信息的质量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

（一）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对市场的有效性影响在资本市场中，高效的资本市场分为以下三种：弱式有效的资本市场、半强式有效的资本市场、强式有效的资本市场。这样划分的标准是价格能够对标准的相关信息造成的影响，通过以上三种不同的划分，反应对不同效率的市场价格反应信息完整与否。如果会计信息透明度不高，所得信息也就不准确，这时资本市场就会出现一个弱式有效的市场。对内幕信息有一定了解的人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操作以获取更多的收益。而如果会计信息透明度很高，所获信息十分准确，这时，市场价格个金融证券就能全面的反应整个市场信息，就没有人能够通过内幕信息投机取巧，为大家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故而，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将直接决定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会计信息的质量高才能营造一个公平竞争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环境，帮助投资者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进一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二）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对信息传导机制的影响在资本市场中，不同的人群对于信息的了解程度会有所不同，以外部投资者和企业管理者为例，对于企业的内部信息了解的准确程度就大有不同。企业在资本市场中寻找融资渠道，外部投资者则需要在决定投资与否之前对企业信息有一定的了解。在这个过程中，高透明度的会计信息，可以充分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减少在做投资决策时的风险疑虑，促使外部投资者快速做出投资决策。故而，在投资市场中会计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至关重要。高透明度的会计信息能够使处于资本市场的人们面对变幻不定的资本市场及时把握投资时机，企业也能够通过及时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获得更多的融资。促使资本市场资源快速有效的进入配置。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可以促使资本市场信息传输有效性和高效性，产生良好的信息传输机制，稳定资本市场、股票价格。从而进一步使得资本市场资源得到有效配置。

（三）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对资本市场交易成本的影响在资本市场中同样会出现一些造假现象，而这些造假现象对于普通的投资者乃至专业的注册会计师或审计师来说都是很难发现的。这些低质量的会计信息会导致股票价格和金融产品等的发展不符合常规。使其价格和其真正价值出现较大的出入。而这时，投资者对市场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利益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资本市场中的资源也将不能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使正常的工作需要无法得到满足。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企业所的信息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失去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的支持。这种低质量虚假的会计信息会使得资本市场的交易量和成本增加，利润却不断降低、与此同时，市场正常的运行机制遭到破坏，并进一步影响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三、加强会计信息的透明度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由上可知，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对于资本市场的资源的配置有着直接有效的影响，并进一步作用于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否能够健康稳步发展，信息是否透明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那如何加强会计信息的透明度，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首先，明确会计透明度的衡量标准。会计透明度是指报告的会计盈余对企业真实经济收益信息的反应程度。这就要求要有完善的会计管理制度，并随时依照市场环境和外部政策等的变化，对制度做出调整。通过已有的制度，使财务系统受到很好的监督控制，进行高效的运作来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也只有拥有良好健全的内部会计核算系统才能确保企业的良性稳定的发展，减少和消除在市场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错误，同时大大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频次和准确性。企业建立相应的会计部门和较为完善的工作程序，包括数据信息的沟通传递，各个职能部门的协同合作，明确会计师的职能等。企业中其他职能部门对于其会计部的工作给予充分的支持。在制度运行的过程中，保证系统运营的高效性和协调性，并结合企业内部的规程，不断完善现有的会计管理制度。从而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为投资者提供更为清晰准确的会计信息，进一步优化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使企业和资本市场都还能获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其次，加强政府对于各大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审查监督。通过政府的监测调控，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度可信度，并适时由权威部门统计资本市场的会计信息，促进会计信息的快速有效的传递流通。对于中小企业加强培训，使之明确各自的责任与义务，同时加大对会计信息的监管和出现问题时的问责力度，促使资本市场会计信息的质量的提高，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依据各个企业之间的不同特性，企业可根据市场需求做出更为多样的改革，不断提高企业的实力和影响力，这也需要政府的有力监管。因此，政府适当的监督管理，为企业会计信息提供一定的保障，也可确保市场资源高效配置，市场公平有效交易。最后，加强会计信息和资本市场的联系性，通过对于企业会计信息的整合和对资本市场的正确理性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会计信息和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紧密关系。加强会计信息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

资源配置范文篇7

关键词:政府;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资源配置;行为失当

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ourcountryeconomyhasmadetheverybigprogress,butthegovernmentcausedinthepubliceducationandinthe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sbehaviororiginallyshouldimproperlyalongwiththeeconomicdevelopment,butimprovedgraduallytheeducationandthemedicalcondition''''sworsening,thiswasmainlythegovernmenttoopaysgreatattentiontheeconomicdevelopment,toeducateandinthemedicalreformmarketabilityleadership,accordingtothetradition“thecityandcountrysidedualstructure”reasonsandsoondispositionresources.

keyword:Government;Publiceducation;Public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Thebehavioris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医疗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两大民生问题,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有学者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这辆高速奔跑的大车的两个轮子,一个管公众的生命安全,一个管公众精神与灵魂的健康发育。如果基本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领域,人们少有微词。单就公共医疗而言,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公共教育和医疗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完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状况却恶化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一、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对教育和医疗有所忽视,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这里的“发展”本应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包括生态环境、职工权益、教育和公共医疗。对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改善,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它们才会得到改善。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教育、医疗不重要,但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它们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对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医疗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要求的问题日益严重。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我国并没有真正做到“免费教育”,因为投入不足,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上学难”问题;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困难,学校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医疗方面,同样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医疗高收费乱收费,医疗成本更多地百姓担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医药费用让不少人无力求医、覆盖率极低的医保制度使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使社会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来看,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1996年的比例为2.36%,2000年下降到1.71%。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

二、政府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认识,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上的市场化导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公共产品领域是市场失灵的一大表现。

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医疗都属于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纯粹公共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医疗同样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教育医疗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医疗和教育不单是公共产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维系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遗憾的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这些年并未得到我们的政府的重视,这导致我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以医疗改革为例,20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策略,导致医疗卫生事业丧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质,甚至沦为赢利的工具,一再暴涨的医药费用让普通百姓承担了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和医疗市场化方式改革失败一样广受诟病的,还有市场化征兆明显、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是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收费节节攀升,上学难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社会。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品的运作完全托付给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败。

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行不通。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发挥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对教育和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政府摆脱不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定势的局限,按城乡分割的“双轨”制配置资源,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在义务教育方面,本来,义务教育作为纯粹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不应因地域或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由乡镇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责任收归为“县统筹”,但由于我国县级财政不平衡,60%左右的县级财政无力保证义务教育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进本还是农民自己负担。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虽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在现实社会决策中,“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关键性体制因素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显示出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从医疗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医疗卫生费用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在没有医保、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的状况下,看病就医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的种种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也正在着手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虽然这样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进行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再造辉煌,使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和健康权切实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教育部财务司编.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世界银行.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范柏乃,来雄祥.“中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05,(4).

[5]杨东平.教育产业化争议辨析.南方周末.2004.10.13.

[6]徐印州.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财政支出问题的思考.财政研究.2004,(5).

资源配置范文篇8

关键词:政府;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资源配置;行为失当

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ourcountryeconomyhasmadetheverybigprogress,butthegovernmentcausedinthepubliceducationandinthe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sbehaviororiginallyshouldimproperlyalongwiththeeconomicdevelopment,butimprovedgraduallytheeducationandthemedicalcondition''''sworsening,thiswasmainlythegovernmenttoopaysgreatattentiontheeconomicdevelopment,toeducateandinthemedicalreformmarketabilityleadership,accordingtothetradition“thecityandcountrysidedualstructure”reasonsandsoondispositionresources.

keyword:Government;Publiceducation;Public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Thebehavioris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医疗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两大民生问题,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有学者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这辆高速奔跑的大车的两个轮子,一个管公众的生命安全,一个管公众精神与灵魂的健康发育。如果基本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领域,人们少有微词。单就公共医疗而言,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公共教育和医疗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完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状况却恶化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一、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对教育和医疗有所忽视,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这里的“发展”本应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包括生态环境、职工权益、教育和公共医疗。对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改善,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它们才会得到改善。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教育、医疗不重要,但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它们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对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医疗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要求的问题日益严重。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我国并没有真正做到“免费教育”,因为投入不足,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上学难”问题;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困难,学校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医疗方面,同样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医疗高收费乱收费,医疗成本更多地百姓担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医药费用让不少人无力求医、覆盖率极低的医保制度使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使社会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来看,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1996年的比例为2.36%,2000年下降到1.71%。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

二、政府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认识,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上的市场化导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公共产品领域是市场失灵的一大表现。

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医疗都属于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纯粹公共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医疗同样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教育医疗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医疗和教育不单是公共产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维系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遗憾的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这些年并未得到我们的政府的重视,这导致我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以医疗改革为例,20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策略,导致医疗卫生事业丧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质,甚至沦为赢利的工具,一再暴涨的医药费用让普通百姓承担了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和医疗市场化方式改革失败一样广受诟病的,还有市场化征兆明显、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是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收费节节攀升,上学难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社会。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品的运作完全托付给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败。

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行不通。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发挥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对教育和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政府摆脱不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定势的局限,按城乡分割的“双轨”制配置资源,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在义务教育方面,本来,义务教育作为纯粹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不应因地域或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由乡镇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责任收归为“县统筹”,但由于我国县级财政不平衡,60%左右的县级财政无力保证义务教育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进本还是农民自己负担。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虽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在现实社会决策中,“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关键性体制因素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显示出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从医疗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医疗卫生费用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在没有医保、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的状况下,看病就医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的种种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也正在着手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虽然这样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进行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再造辉煌,使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和健康权切实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教育部财务司编.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世界银行.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范柏乃,来雄祥.“中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05,(4).

[5]杨东平.教育产业化争议辨析.南方周末.2004.10.13.

[6]徐印州.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财政支出问题的思考.财政研究.2004,(5).

[7]中国医改20年.南方周末.2005.08.04.

资源配置范文篇9

当前，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化，企业、理论界与实际部门纷纷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企业的竞争力问题。但综观相关文献，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研究要么仅从一个侧面(如技术、人员、制度等)来探讨企业竞争力问题，要么直接将企业竞争力作为一个前提性的概念来使用，而没有对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与构成进行阐释。这要么可能因探讨的角度过于狭窄而不能为企业竞争力的构建和提升提供一个可行的全面指导(因为企业竞争力往往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互动的结果)，要么可能因概念内涵的不明确而影响相关研究的深入进行。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拟从资源配置这一企业最本质的活动出发，试图从最一般的角度来探讨企业竞争力的本质和源泉问题，以此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基点和分析框架。

一、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是企业资源配置力

众所周知，企业在本质上是一定资源的集合体，正是这一定的资源在时空上按相对一定的规则动态地组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企业及其运作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一定的资源及其有序而动态地组合，企业就不可能存在和运作。显然，由一定的资源组合而形成的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即企业竞争力不外乎取决于相互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所拥有的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二是企业对资源的定向整合使用能力。一定数量与质量的资源总是具有一定的生产力的，不过，在自然状态下，这种生产力是处于潜伏或休眠状态的。可把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资源所含有的、处于潜在状态的生产力称为资源潜力。显然，企业资源潜力的大小既取决于企业资源的数量，又取决于企业资源的质量，用公式来表示就是：企业资源潜力=企业资源数量×企业资源质量

资源潜力是企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从而也是企业竞争力的基础。但企业的资源潜力若不被激活和放大，则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企业竞争力，也就不能成为维系企业生存、推动企业发展的有效力量。而要有效地激活和放大企业资源潜力，就要靠企业按一定的目标及规则要求对资源进行定向整合，使企业资源按一定的秩序进行动态地有机结合。企业资源潜力被激活和放大的程度取决于企业对资源定向整合的能力，可称这种能力为企业的资源配置力。显然，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即企业竞争力既取决于企业资源潜力，又取决于企业对资源的定向整合能力即企业资源配置力，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下式来表述：企业竞争力=企业资源潜力×企业资源配置力

该式表明，一方面，在企业竞争力及其形成过程中，企业资源潜力和企业资源配置力二者缺一不可：企业若缺乏一定数量与质量的资源，则企业资源配置力就显得无用武之地，企业也便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反之，企业资源再雄厚、再优越，资源潜力再大，若缺乏足够的资源配置力的激活和放大，也只能处于休眠状态，无法形成现实的竞争力。特别是对人力资源而言，若不能有效激发其积极性、自觉性与创造性，不能协调好各种人际关系，其结果就不仅仅是资源潜力难以发挥的问题了，它还会因为企业成员之间的有害冲突与矛盾而引起内耗，轻则增加企业的内耗成本，重则危及企业的生存。以上两种情况在现实企业中都不乏其例。另一方面，我们说企业资源潜力与企业资源配置力在企业竞争力及其形成过程中相互作用、缺一不可，但并不就意味着这两方面在企业竞争力及其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是等同的。实际情况是，与企业资源潜力相比，企业资源配置力在企业竞争力及其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更为重要与关键。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物质生产力日益发达、市场机制和体系渐趋成熟和完善，以及社会文明与教育水平不断进步与提高的今天，企业要获得和拥有一定数量较高禀赋的相关资源并非难事，难的是如何有效激活和放大这些资源的潜力。换言之，当今企业缺乏的不是资源本身，而是资源配置力。中国企业尤其是如此。按照短边约束原理，最缺乏的就是最关键的，如何提高资源配置力已愈来愈成为当今企业能否构建和提升其竞争力的核心和关键。

二、企业资源配置力的构成分析

企业资源配置力的构成与企业资源的配置层次是密切相关的。

一般而言，企业资源的配置不外乎表现为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资源定位即确定企业资源的分配方向(领域)，二是资源整合即按一定规则使相关资源有机组合起来形成一定的生产力。资源定位是企业资源配置的前提和起点，它解决企业资源配置过程中“做正确的事”的问题，从而也是企业资源配置达到有效的第一环。关于这一层次的资源配置，一般的观点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受“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决定，即企业将资源究竟投向那个领域，作何用途，应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行情和价格机制为杠杆。但这一观点只是单纯注意到了资源投向的目标市场收益率原则，即只是考虑目标市场领域本身的收益率状况，而没有考虑资源的禀赋适应性问题。诚然，目标市场的收益率状况是企业确定资源配置方向时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但对于企业而言，目标市场的收益率毕竟只是一种潜在的或可能的收益率，能否转化为企业现实的收益率，至少还应考虑企业资源本身的禀赋能否适应该领域的特殊要求及竞争特性。企业资源的禀赋正如人的能力一样是有倾向性的，它唯有在符合其禀赋倾向性的领域才能最大化发挥其作用。如果忽视了这一问题，则即使将潜力极大的企业资源投入到了收益率极高的领域，也未必会给企业带来最大化的收益。有时可能还会使企业跌入市场收益陷阱。因为企业资源若适应不了特定领域的特定性质与竞争特性，就会窒息其活力，更谈不上其潜力的发挥。西方企业在20世纪70、80年代，中国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在多角化问题上的失误，实质上也与这些企业在资源投向选择问题上忽视了资源本身的禀赋适应性不无关系。同时，忽视企业资源的禀赋适应性，而单纯从目标市场本身的收益率角度来考虑资源定位问题，则必然会使企业在资源定位问题上完全陷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之中，失去资源定位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确定资源分配方向时，既要考虑目标市场的收益率，又要考虑企业资源的禀赋适应性；既要遵从市场机制的调节，又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在目标市场收益率与企业资源禀赋适应性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在遵从市场机制调节与发挥企业主观能动性之间寻求一个动态平衡点，这既是企业资源潜力得以有效发挥的首要前提，也是企业资源配置力的核心内容之一，可称之为资源定位力即企业的资源定位能力。确定了企业资源的分配方向，还只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问题的另一半就是要按照既定分配方向的目标要求，按一定的规则将相关资源有机整合起来以激活和放大企业资源潜力。如果说资源定位是解决资源配置过程中“做正确的事”的问题的话，则资源整合就是要解决“把正确的事做好”的问题。资源整合的核心是要确定企业资源之间的各种动态配合关系。这些配合关系包括物质资源之间的配合关系(如厂房、生产线以及机器设备之间、固定投入与原材料之间的配比安排等等)、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之间的配合关系(即一定量的活劳动所能推动的物质生产资料的量)。由于这两个方面的配合关系既要受相关技术原则的支配(即取决于相关的技术状况)，又要受相关经济原则的支配(即要符合一定的经济合理性要求)，故称之为技术—经济性配合关系。确定这两个方面配合关系的过程可称为企业资源的技术一经济整合过程。在企业资源分配方向既定的条件下，这一过程的有效性程度直接决定了企业资源潜力的发挥程度，也是企业资源配置力在企业内部的直接体现。而该过程的有效性程度取决于企业对资源的技术一经济整合力。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技术—经济性配合关系外，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配合关系，即企业人力资源之间的配合关系，包括企业成员之间以任务为中心的横向分工协作关系和以权力为中心的纵向行政隶属关系。由于这两个方面的配合关系更多地受企业制度原则的影响和支配，故称之为制度性配合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性层次的不断提高，支配企业中人力资源之间配合关系的制度原则愈来愈被柔性的企业文化所取代，因而这种制度性配合关系就逐步演变为制度—文化性配合关系。与此同时，在信息技术不断进步和人性层次不断提高所导致的组织扁平化(乃至平面化)、网络化的趋势下，企业内人力资源之间的配合关系也愈来愈趋向于以任务为中心的、横向的、富于弹性和灵活性的分工协作关系(而且愈来愈多地表现为动态任务团队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而以权力为中心的纵向行政隶属关系则逐渐弱化、消亡。与企业资源的技术—经济整合过程相应，我们可以将确定企业人力资源之间配合关系的过程称为企业资源的制度—文化整合过程。该过程的有效性程度取决于企业对人力资源的制度—文化整合力。

在上述企业资源之间的各种配合关系中，企业人力资源之间的配合关系直接影响着企业内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之间以及物质资源之间的配合关系，并决定着这两方面配合关系与一定技术条件与经济要求的吻合程度。在其他条件既定的前提下，企业人力资源之间的配合关系愈是合理而融洽，企业员工的积极性、自觉性与创造性愈是得到充分发挥，则企业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之间以及物质资源之间的配合关系就愈接近一定技术和经济条件下所要求的配比，企业资源潜力也就愈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这说明企业资源的制度—文化整合过程的效率决定了企业资源的技术—经济整合过程的效率，即企业的制度—文化整合力决定着其技术—经济整合力，是企业资源潜力的深层激发器，也是企业资源配置力的核心。与企业资源配置层次相对应，企业资源配置力也包含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即企业资源定位力与企业资源整合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下式表述：企业资源配置力=企业资源定位力×企业资源整合力

该式表明，企业资源配置力是企业资源定位力和资源整合力的合力。其中，企业资源定位力决定了企业资源配置力的正负性质。当企业资源配置出现方向性错误时，则企业资源整合力再强也无济于事，甚或出现企业资源整合力愈强则企业的损失愈大的结果(此时企业资源配置力为负)；另一方面，企业资源定位正确，但资源整合效果欠佳，则企业资源配置效果也会大受影响。因为在资源分配方向既定的条件下，资源生产力的发挥程度取决于企业资源的整合效果。

资源配置范文篇10

关键词：水资源合理配置

一、水资源合理配置基本概念

1．基本概念

水资源合理配置可以定义为：在一个特定流域或区域内，以有效、公平和可持续的原则，对有限的、不同形式的水资源，通过工程与非工程措施在各用水户之间进行的科学分配。

实际上，水资源合理配置从广义的概念上讲就是研究如何利用好水资源，包括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与管理。在中国，特别是华北和西北地区。实施水资源合理配置具有更大的紧迫性。其主要原因：一是水资源的天然时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不相适应，二是在地区间和各用水部门间存在着很大的用水竞争性，三是近年来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已经导致产生许多生态环境问题。

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由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组成的综合体系实现的。其基本功能涵盖两个方面：在需求方面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建设节水型社会并调整生产力布局，抑制需水增长势头，以适应较为不利的水资源条件；在供给方面则协调各项竞争性用水，加强管理，并通过工程措施改变水资源的天然时空分布来适应生产力布局。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以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合理配置中的合理是反映在水资源分配中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各类用水竞争、上下游左右岸协调、不同水利工程投资关系、经济与生态环境用水效益、当代社会与未来社会用水、各种水源相互转化等一系列复杂关系中相对公平的、可接受的水资源分配方案。合理配置是人们在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时的目标和愿望。一般而言，合理配置的结果对某一个体的效益或利益并不是最高最好的，但对整个资源分配体系来说，其总体效益或利益是最高最好的。而优化配置则是人们在寻找合理配置方案中所利用的方法和手段。

2．水资源体系与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关系

以往的水资源系统，研究的是如何对国民经济起到保障作用，即研究水资源量对国民经济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进行有效供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入口的增加，用水量迅速增长，造成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从而也唤醒人们对如何利用水资源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仅要研究水资源数量上的合理分配，还应研究水资源质量的保护；不仅研究水资源对国民经济的效益和人类生存的需要，还应研究水资源对人类生存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不仅研究如何满足当今社会对水资源利用的权利，还应研究如何满足未来社会对水资源利用的权利。因而，水资源合理配置体系不仅应适合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求，还应尽可能地满足人类所依赖的生态环境对水资源的需求，以及未来社会对水资源的基本需求。

水资源系统与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具有如图1所示的密切关系。其中一个系统的变化将会同时影响另外两个系统朝正负两个方向产生相应的变化。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不仅提供生活生产材料(a)，而且具有气候调节(b)、水土保持(c)、环境美观(d)、旅游娱乐(e)等功能；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也具有很大的作用力．林业、渔业等生物资源掠夺性开发利用(f)对生态系统的天然平衡会造成破坏。生态系统依赖于水资源，水源的枯竭会导致植被退化(g)、土地荒漠化(h)、动植物大量消亡(i)等严重生态事件，而水质的退化(j)也会造成水资源使用功能的下降，造成对植被、鱼类等生态系统主体的严重损害。生态系统对水资源系统也具有重要的调节、涵养以及水质净化(k)等功能。生态系统退化将会产生水土流失和渠库淤积(1)、汛期降雨的调节和水源涵养(m)能力的降低等。人类社会与水资源系统需求(n)与供给(o)的密切关系更是不言而喻的。

图1人—水—生态三系统的相互作用

二、水资源合理配音基本原则及主要任务

1．基本原则

水资源包括河流、湖泊、水库中的地表水、地下水、洪水以及经过高新技术处理后的脱盐水。人口增加、生活改善对稀缺水资源的(水量与水质)需求日益激烈。因而，对已有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日显重要，有必要依据社会目标制定有效、公平的经济策略。经济效益是衡量在给定资源条件下创造的财富量，而社会公正则体现在社会各行业各单一团体中对总的财富的分配。水资源的许多分配结构都试图体现这种有效与公平的结合。

根据稀缺资源分配的经济学原理，水资源合理配置应遵循有效性与公平性的原则，在水资源利用高级阶段，还应遵循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原则，即有效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应是水资源合理配置的基本原则。

有效性原则是基于水资源作为社会经济行为中的商品属性确定的。以纯经济学观点，由于水利工程投资，对水资源在经济各部门的分配应解释为：水是有限的资源或资本，经济部门对其使用并产生回报。经济上有效的资源分配，是资源利用的边际效益在用水各部门中都相等，以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换句话说，在某一部门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源利用所产生的效益，在任何其他部门也应是相同的。如果不同，社会将分配这部分水给能产生更大效益或回报的部门。由此可见，对水资源的利用应以其利用效益作为经济部门核算成本的重要指标．而其对社会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或效益)作为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使水资源利用达到物尽其用的目的。但是，这种有效性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意义上的有效性，而是同时追求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小的环境效益，以及能够提高社会人均收益的社会效益，是能够保证经济、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利用效益。这需要在水资源合理配置问题中设置相应的经济目标、环境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并考察目标之间的竞争性和协调发展程度，满足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性原则。

公平性原则以满足不同区域间和社会各阶层间的各方利益进行资源的合理分配为目标。它也许遵循有效性原则，也许不遵循。它要求不同区域(上下游、左右岸)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发展效益或资源利用效益在同一区域内社会各阶层中的公平分配。例如家庭生活用水的公平分配是对所有家庭而言的，无论其是否有购水能力，都有使用水的基本权利。也可以依据收入水平采用不同的水价结构进行分水。

可持续原则可以理解为代际间的资源分配公平性原则，它是以研究一定时期内全社会消耗的资源总量与后代能获得的资源量相比的合理性，反映水资源利用在度过其开发利用阶段、保护管理阶段和管理阶段后，步入的可持续利用阶段中最基本的原则。它要求近期与远期之间、当代与后代之间对水资源的利用上需要有一个协调发展、公平利用的原则，而不是掠夺性地开采和利用，甚至破坏，即当代人对水资源的利用，不应使后一代人正常利用水资源的权利受到破坏。

2．主要任务

水资源合理配置是针对水资源短缺和用水竞争提出的，其实施通过水资源配置系统来实现。由于水本身的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属性，决定了水资源合理配置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而对其研究的主要任务则包括：

社会经济发展：探索适合本地区或流域现实可行的社会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方向，推求合理的工农业生产布局，及社会对经济产品的可能需求。

水资源需求：研究现状条件下的各类用水结构、水的利用效率，提高用水效率的主要技术和措施，分析预测未来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不同条件下的水资源需求。

水环境污染：评价现状水环境质量，研究工农业生产所造成的水环境污染程度，制定合理的水环境保护和治理标准，分析各经济部门在生产过程中各类污染物的排放率及排放总量，预测河流水体中各主要污染物的浓度和环境容量。

水价：研究水资源短缺地区由于缺水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水的影子价格，水利工程经济评价，水价制定依据，分析水价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水价对水需求的抑制作用。

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与工程布局：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评价，供水结构分析，水资源可利用量分析，规划工程可行性研究，各种水源的联合调配，各类规划水利工程的合理规模及建设次序。

供水效益：分析各种水源开发利用所需的投资及运行费，根据水源的特点分析各种水源的供水效益，包括工业效益、农业灌溉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分析水工程的防洪、发电、供水三方面的综合效益。

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生态保护准则研究，生态耗水机理与生态耗水量研究，分析生态环境保护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关系。

供需平衡分析：在不同的水工程开发模式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确定水工程的供水范围和可供水量，以及各用水单位的供水量、供水保证率、供水水源构成、缺水量、缺水过程及缺水破坏深度分布等情况。

水资源管理：研究与水资源合理配置相适应的水资源科学管理体系，包括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和管理手段，制定有效的政策法规，确定合理的水资源费、水费计收标准和实施办法，培养合格的水资源科学管理人才等。

技术与方法研究：水资源合理配置分析模型开发研究，如评价模型、模拟模型、优化模型的建模机制及建模方法，决策支持系统、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GIS高新技术的应用。

水资源合理配置工作涉及江河流域规划中主要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编、社会经济发展预测、江河流域总体规划、水资源供需预测与评价、灌溉规划、城乡生活及工业供水规划、水力发电规划、航运规划、水污染防治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控制性枢纽的主要工程参数及建设次序的选择、环境影响评价、经济评价与综合分析。此外，还涉及水资源管理中的取水许可制度，水费及水资源费制度，水管理模式与机构设置，水权市场，水资源配置系统的优化调度，控制性枢纽的多目标综合利用，水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包括防汛、水量与水质监测)等内容。因此，水资源合理配置贯穿了区域水资源规划与管理的主要环节，是一个复杂的决策问题。

三、水资源合理配置机制

1．合理配置的目标量度

依据水资源合理配置的基本原则，其目标应满足有效性原则、公平性原则和可持续性原则。目标的量度应以同时满足这三个原则为基本计算标准。

设不同用水户或用水部门用水量为X，当仅考虑用水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所产生的效益时，用水目标是以其效益最大为基本目标度量值，可表示为：

(1)

其中：Z为目标函数值；i用水户或用水部门；C为用水效率系数，对经济效益而言为与水价有关的效率系数，对社会和环境效益而言也可表示相应的效益系数，例如就业机会、粮食产量、BOD(生物耗氧量)排放量、水环境质量、水面面积、绿洲面积等;f则反映用水量所产生效益的函数关系，即生产函数，它代表水资源利用对于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转化能力。这仍是一个度量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多目标问题，目标间的竞争性和具体量化问题则是一个多目标决策问题。

若考虑用水在地域间和不同收入者间的公平分配原则，则式(1)应改写为：

(2)

其中R为公平系数或公平性权重，并且有：

R贫穷地区＞R富裕地区和低低收入者＞R高收入者

(3)

当考虑时间因素时，X、C和R均认为可随时间或时代t而变化，从而有：

(4)

g为相应的函数关系。

可持续原则实际上是代际间的水资源利用公平性原则，它要求不同时代的水资源利用权利及其效益维持不衰减，尽管各用水户的用水量及其相关系数可以随时间变化，其产生的综合效益值也有很大差别，但后一代人的总用水效益不应小于前一代人的总用水效益，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即：

Zt+1≥Zt

(5)

或

(6)

实际上，由于人类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片面地强调Z1中的经济有效性，很少追求环境和社会有效性，对Z2的研究也很肤浅，尚未真正考虑Z3的要求，使得Zt+l往往远远小于Zt从而造成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恶化，产生资源的无效利用、不公平利用和不可持续利用的严峻局面。

2．合理配置的主要平衡关系

在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水资源合理配置过程中，还必须保持若干基本的平衡关系，才能保证合理配置策略是现实可行的。水资源合理配置中的基本平衡关系包括：

(1)水资源量的需求与供给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无论是需水还是供水均是动态的，因而供需间的平衡关系只能是动态平衡。从需水方面看，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和部门用水效率。经济总量在各年增长的快慢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着需水增长的快慢；经济结构反映了单位产值耗水率不同的各经济部门对经济总量的贡献，可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达到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部门用水效率则反映了技术进步程度、节水水平及节水潜力。对于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及其变化均是服从于经济发展自身规律的，用水效率受用水技术和管理水平控制。

在供水方面，影响供水的主要因素为供水的工程能力和调度策略。供水工程由利用当地地表水的蓄、引、提工程，地下水井群，污水处理与回用设施，以及从区外调水等工程组成；调度策略是指在一定的来水情况、蓄水状况、供水优先级别及各种综合利用要求下的各种可行调度方案。显然，在发展过程中工程供水能力的扩大要涉及到规划工程的开发规模、开发次序及不同的工程组合方案。同理，在一定的需水过程、来水情况和工程组合条件下，不同的调度策略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与社会发展诸目标满足的程度也不一样。

在水资源量需求与供给双方均是变量的情况下，动态平衡的保持只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内。当供水能力大于需求时，会造成资金的积压，反之则会由于缺水而造成国民经济损失。在缺水的情况下，减少对不同部门的供水以及减少程度和时段的不同均会导致不同的缺水损失，因而找出较为合理的动态供需平衡策略，便成为水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任务之一。

(2)水环境的污染与治理

与水资源量的需求与供给一样，水环境的污染和治理两方面也是动态平衡。进入水环境的污染物来源于两个方面，上游随流而下及当地排放。当地排放的污染物总量及种类与经济总量、结构及分部门单位产值排放率有关。由于我国目前污染物排放量的统计数据仍不完全，一般对生物耗氧量BOD、化学耗氧量COD和氨氮总量进行研究已可满足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

在水环境的污染治理方面，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污水处理率、污水厂处理能力、污水处理级别，以及处理后的污水回用率。不同的处理工艺、处理规模、处理级别和回用量显然有不同的处理费用，因而也存在着对污染治理策略的优化问题。

水环境的污染与治理之间的动态平衡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即污水排放量与处理量、回用量之间的平衡，以及各类污染物质的排放总量与去除总量之间的平衡。因此，还必然要涉及到污水中的各类污染物的浓度。

此外，水环境的污染与治理平衡和水资源量的供需平衡间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对任何水体来说没有一定的质便没有一定的量，污染导致的水质严重下降会极大地减少有效水资源量，同时处理后可回用的污水也将增加有效供水量。因此在进行水量与水质的综合平衡时要充分考虑到两者的相互作用与转化。

(3)涉水投资的来源与分配

涉水投资包括节水、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水环境的治理保护所需的建设资金和运行管理费用。由于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环境治理保护均是重要的社会基础产业，具有建设周期长和投资额巨大的特点，因而投资的来源与分配之间的动态平衡是水资源合理配置策略得以实施的重要条件之一。

投资的来源取决于总投资额的大小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投资分配比例。而总投资则来源于区内积累和区外投资。对任一地区而言，其总投资额的主要部分均来自于本身的经济积累。由于积累与消费构成了几乎全部的最终需求，而最终需求与中间需求构成了总产值，因而经济积累的大小取决于经济的总规模和积累与消费在最终需求中的比例。

水投资的使用主要分为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环境的保护治理两个方面。在开发利用投资中，包括了防洪、城市供水、水力发电、灌溉和为其他综合利用目的服务的各类蓄、引、提工程和节水措施的投资及运行管理费用。水环境的保护治理则包括河道整治、水源地涵养、水土保持及各类水污染治理工程。在多水源供水的条件下，投资在节水、当地地表水、地下水、回用水及外调水之间有一个分配问题，对同是利用地表水的不同备选工程而言也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因而投资与水资源配置系统内工程组合、工程规模及建设次序密切相关。

水资源的来源与分配间的平衡是通过水量的供需平衡及水环境的污染及治理平衡来实现的。经济的不断增长需要更多的水，提供更多的水就要求扩大供水能力，从而要求更多的投资，在一定的经济积累水平下给水部门的投资增加会导致对其他经济部门投资的减少，从而影响到这些部门今后的固定资产形成。部门固定资产规模及增长速度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需水并进而影响今后的水投资平衡态势。水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与水投资之间也存在着上述关系。经济规模的增加一般会向外环境释放出更多的污染物从而使环境恶化，为改善环境要进行清洁生产并加大治理力度从而要求更多的环境投资，给环境投资增加会挤占其他部门的投资并影响经济发展的格局。这一经济格局的改变也会反过来影响今后的环境平衡态势。同样，生态平衡与水量的供需平衡、水投资平衡之间也存在着广泛联系。

(4)水生态平衡

在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于水的开发利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已越来越严重，河流、湖泊萎缩，甚至于涸，荒漠化加剧，耕地的次生盐渍化等现象已引起广泛关注。在西北内陆地区，没有绿洲就没有人类，绿洲生态是西北内陆地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而保护绿洲生态就离不开水，因此绿洲生态需水是总需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天然生态系统是人工绿洲生态系统与荒漠区之间的过渡带，是人工生态系统的屏障。

水是维持干旱区生态系统最重要的基本元素，生态系统耗水机制是生态保护的主要研究对象。生物体耗水特别是植物体耗水是生物体新陈代谢活动的载体。因此，天然生态系统的耗水必须纳入水资源合理配置研究的范畴之内，同时为维系生态系统用水的消耗，应保持生态需水的平衡关系。在研究水资源合理配置的同时，研究水生态系统的平衡也是其主要内容之一。

可以看出，水资源合理配置中上述四种基本平衡关系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其间的关系极为复杂。这一事实说明只有采用系统的定量优化方法，从整体出发对四种平衡关系同时进行调整，才能协调好各类基本平衡关系，使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策略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3．水资源分配机制

水资源分配机制主要包括四种，即以边际成本价格进行的水分配、以行政管理确定水价及相关政策进行水分配、以水市场机制进行水分配和用水户自主进行水分配。

以边际成本价格进行水分配的指导思想是确定一个目标水价，使其等于最后增加一个单位供水量的边际成本。水价(或水的边际值)与边际成本相等的水量分配被认为是经济上有效和社会最优的水资源分配方式。这个有效性指标使经济各部门总产值达到最大。

水不像一般商品一样容易管理，它被广泛地认为是公共财产，大型水工程投资一般私人企业无力承受。例如大型灌区的管理，是由政府对水量进行通盘考虑后，对各个部分进行分配的。家庭生活供水、市政供水、农村生活供水、农村卫生计划等都体现了政府行政管理的作用。政府通过用水许可证的发放、各工业企业取水和废污水的排放的调节调度等手段，也对大部分工业用水进行控制。尽管水力发电不直接消耗水量，但需要通过政府的行政管理确定水电站的建设以及改变了河道水量状况的调度规则。其他还有渔业用水、野生动物保护的湿地建设、航运等都限制在整个社会用水的约束机制中，需要用行政管理手段进行协调分配。国家政府由于是惟一包含所有用水户的机构，其在跨部门用水分配中具有很强的作用。

严格经济意义上的竞争性市场应具有如下条件：

市场内存在着同样的买方和卖方，他们完全了解市场规则，支付相同的交易成本；

各买方和卖方的决策完全是相互独立的;

任何个体的决策都不影响其他个体的交易结果；

每一个体(或商)都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目标。

在此条件下，供求双方决定了市场交易量和价格。商品(或资源)将从低价位移向高价值，因此，基于市场的分配被认为对个体和社会都具有经济上的有效性。对于水而言，有时需要政府参与创造必要的市场运作条件。例如，确定原始的水权分配方案、制订管理上和法律上的交易规则、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水的传输等。市场机制的运行，使供水能够在各部门中的利用获得较高的价值，而不必投资新的高成本水资源工程。同时，水市场允许对在较低价位售的水加以补偿，从而促使水得到更有效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