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产权制度范文10篇

资源产权制度范文篇1

1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架构

我们不妨把土地承包权看做一种非市场化的、只与农户的身份有关的土地经营权，这种特殊的经营权不能随意转让；能自由转让的是有期限的经营权。现实中的三权分置基本格局形成后，官方过去一直没有用系统的政策语言给予阐述，而现实中早已有这种必要性。一个重要原因是，总有理论界人士及基层官员对这种格局的解读及操控，或淡化了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真实意义，或否定了土地承包权的现实功能，不利于建立及稳定有效的农村经济关系。两办出台的这个文件，将三权分置关系按照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说得更清楚一些，无疑是很有意义。对于这个文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土地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这其中，最重要的目的是推动农业规模经营水平的提高。这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第二，文件规定，“土地集体所有权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这些权利的具体实现是将土地承包给农户，由作为集体经济成员的农户来享有这些权利。现实中，由集体领导行使的权力主要表现为土地发包权以及对土地使用的合法合规监督权。集体组织的领导人并无别的涉及土地的重要权利。集体领导人越界行使权力不为政策允许。第三，农户的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这个政策在2008年已经提出，新文件再次重申。但承包期限究竟有多长？至今官方没有明确，但迟早要明确。

2土地制度是生态环境文明的基础性因素

有史以来，农地使用制度及农业经营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每一种情形都对生态环境发生不同影响。近些年来，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有了进一步的实质性发展，但是伴随着这种发展的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比如说最近一些时期，人们谈之色变的雾霾问题，水资源污染问题还有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攀升造成大气温室效应等问题，这些环境问题都处于人们的高度关注之中，由此我国的环境部门就联合国家各个行业以及部门确立了一系列的以生态文明为基础，以能够有效控制环境问题的物质为目的一系列规定，本文将就给出生态文明体制下对我国现存土地资源产权制度的综合评价研究，并且还会根据这些研究得出相应的国家资源发展的结论，以求能够把地方的自然科学基金能够做到整齐划一的地步。当事人用自己的地，种自己的庄稼。中国大部分历史时期以这种情形为主，例如，有研究表明，华北近代农村便是以小农土地所有制为主。这种土地制度之下，农民会爱惜土地，保护环境。农民之间懂得合作，以解决水系利用等问题。农民连盖房也会尽量用差地，舍不得占好地。对于化肥、农药的使用，农民一旦懂得利害关系，也会斟酌取舍，不敢杀鸡取卵。

3土地制度改革要兼顾环境保护目标

两办前述文件实施后，会不会短期内使中国农村农业经济有一个大的飞跃？应该不会。原因很简单。20世纪70年代末推行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使农民骤然摆脱了“三权合一”的束缚，极大释放了农民的生产力。现在形势完全不同了，三权分置在实践中已经形成并发挥作用，中央文件只是对现实模式的追认与规范，其积极作用只能缓慢释放。结束语对于我国的土地资源产权的管理来说来说，要在生态文明的基础上继续跟上社会的这一发展速度，就势必要抛开对这些外部有力条件的依赖，要着力于自己内部更好的管理方式的建立，切实的去做到在内部做大做强，在外部树立好形象的目标。只有这样，我国的土地资源产权制度的管理及其部门才能迸发出新的发展活力以及才能拥有永远不会枯竭的发展原动力，只有这样，我们在生态文明上面的经济发展才能抛开那些泡沫经济，达到迅速而又平稳的发展。本文给出了现使用的土地资源产权制度的综合评价研究，并且还会根据这些研究得出相应的国家资源发展的结论，以求能够把地方的自然科学基金能够做到整齐划一的地步。

作者:车成勇 单位:拜泉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参考文献

[1]李书琴,刘启建.对自然科学研究的能量聚集问题的思考[J].井冈山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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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付庆向,吴健.有关土地资源产权制度的基金合理化规范问题[J].福建建筑,2004(3).

资源产权制度范文篇2

在解放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大多数林区一直保持着森林资源私人所有为主的民有民营林业[2]。在稳固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下，森林经营质量的好坏与农民自身的长远经济利益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相关，这种由产权制度而形成的私人利益高度关联性构成了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关键。由于产权利益机制的约束，采伐多少，如何采伐，何时采伐，何地采伐等森林持续经营的基本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理性植根于农民心里，应用于长期森林经营实践。在工业化程度极低，农业经济占绝对地位的旧中国，作为森林产权主体制度作用的一种结果，林区的森林经营总体上保持了可持续经营状态。就生产方式而言，尽管当时的森林经营方式只能称之为小农经济，但是这种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却有效地避免了大规模森林采伐，有效地保护了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

同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生态破坏性工业化进程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理想和发展工业的主观愿望，以及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森林资源一度成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遭到大规模砍伐和破坏。传统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经历了私人所有向初级社、高级社再到公有化的迅速转变，民有民营林业迅速走向消亡，取而代之以集体和部分国家占有的公有公营产权模式，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频繁变化，对林区的林业生产性质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影响：①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产权制度基础面临崩溃，森林科学经营的民间积极性丧失。农民的森林经营主体身份被剥夺，森林资源的产权被收归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失去了森林独立经营权，森林经营活动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部门经济活动”或“国家经济行为”。在新的产权制度下，丧失森林所有权的农民实质上已经作为公有经济组织的“雇佣劳动者”，有劳动之义务而无选择森林经营方式的权利，他们在长期经营森林实践中形成的森林可持续经营习惯难以发挥作用，森林经营的实际利益主体明确地指向国家、城市和工业，而由此带来的森林生态环境责任主体却被严重地“虚置”。②森林经营活动从民间的分散作业方式迅速转化为专业化半专业化的生产活动，在现代采掘工业技术的支持下，开采森林资源、生产木材的能力极为提高，森林资源恢复与更新能力难以跟上采伐消耗的速度。在森林资源的采伐和经营组织管理方式上，改过去的“择伐”为“皆伐”、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即小农经济）为集体统一经营，有组织的林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机构（社会化大生产、大协作）大量地出现。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南方各省大办国营营林林场和森工采育林场，各村纷纷举办集体林场，通过集体作业、强度皆伐；提高木材生产效率，在森林资源恢复管理方式上，采取森林采伐与森林更新专业化分工，采育林场主要是采伐木材，营林林场负责林地恢复更新，形成“两张皮”，使得森林采伐和更新严重脱节，森林质量也严重下降，最终出现“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③森林资源休养生息的自然规律完全被忽视，生态系统的功能被严重削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行之有效的森林持续经营传统被废弃，如自然恢复混交林的经营模式，木材采伐与生长平衡的机制，择伐作业和小片皆伐，林间套种，地力保持等一些好的习惯，由于大规模的集体森林采伐，以及大规模地人工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形成单而一的松树和杉树为主的针叶人工林，大规格的全面垦挖林地以及全面的烧炼采伐迹地，造成大量的土壤有机质的丧失和长期地力的衰退，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低，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和防护能力大为降低。④森林产权公有化变革而形成的大量的国有和集体林场，经济依然贫困，尽管经历了数次经营体制改革，但还是无法从经济围困中摆脱出来。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和集体林场依靠砍伐20世纪50年代营造的人工林以及开采祖宗留下来的天然林资源，不断壮大，人员不断增加，运行成本不断提高，林场“木头”模式的单一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资源“赤子”与公有林场财政“赤字”长期并存，无法形成南方集体林区林业生态经济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总体上讲，在自然资源高消耗的传统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下，森林资源公有化经营体制不利于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经营，难以形成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与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难以避免“公有地悲剧”的出现，近50年的森林资源共有公营的经营实践以及长江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森林资源公有化制度在平衡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矛盾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曾经引发了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出现了诸如森林资源股份合作制、租赁制、合作制、承包经营制等新的林业经营形式。到1986年，南方集体林区集体林地面积的69%为农户个体承包经营[3]，激发了农民从事森林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林区民有民营的某些特征，提高了资源使用与配置效益。然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南方林区森林资源不彻底的产权制度变革，本质上还是基于提高森林资源经济效益之目的，将公有（集体）森林资源的部分经济收益权利向农户分散，森林资源的所有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民有，激活和巩固了森林财产收益的民间欲望，而极为重要的森林生态防护的社会权利责任体系远未建立起来，引发了大规模的森林乱砍乱伐，由此深层次地暴露出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调整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进入21世纪，我国将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今后50年中国林业发展总体战略是“生态建设、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三大目标[4]，为实现这一目标，将改革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稳定所有权，完善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4]。但是，我国林区复杂的森林自然条件，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频繁的政策波动，多样的森林资源经济关系以及重要的生态保护战略地位，决定了森林生态保护和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研究生态建设及其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之间的辨证关系，探讨森林生态保护形势下的南方集体林区森林产权结构模式，并提出产权结构改革措施等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2、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及其对森林生态保护影响：理论与现实反思

2．1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

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严格意义上是指个人对包括林地和林木及其它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所有权。完整的森林资源私人所有权通常是指民法意义上的物权、财产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私有产权被认为是个人自由、个人价值、个人自主权和尊严的体现，而且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效率的基础和保障。一般意义上，私人所有权可以刺激所有权人高效率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促进资源的合理流转，因此具有较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或社会福利都建筑在社会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因此，私人所有权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的制度安排[5]。

在森林资源领域，有效率的私有产权理论上可以减少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性利用，促进私人理性地处理资源短期利用与长远维护之间的关系。由于利益的关联性，相对于公有产权，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本身对权利人进行财产的保值增值的激励，有利于森林资源产权的高效率。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人照顾的东西，人们关心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而私人的事物则往往受到私人最大可能的关照”。[6]就森林资源生态保护而言，公有产权常常伴随着经营者的滥伐和非经营的盗伐，最终导致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而影响公众甚至私人的生态环境权利而告终（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森林资源产权的公有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尤其严重，并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私人产权则往往伴随着权利人对森林的尽量关注和爱护、有理性地适度采伐和细心恢复等，私人对个人森林资源财产的关照，主观上促进了私人森林资源财产权质量和数量的增加，客观上保护了森林资源可持续增长的资源基础，因而也促进了森林生态效益,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有其合理的逻辑，而且也为南方集体林区长期的民有民营的历史经验所证实。

然而，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有利于森林生态效益的提高，是一个整体上的理论概念，这种结论的实践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政策条件，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20世纪80年代，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民有化运动并没有出现理论上所描述的景象，相反，林权分散化带来的森林资源的大破坏，给南方集体林区的森林生态保护带来了灾难，影响了森林资源民有化改革的深化。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基于公共生态安全利益的考虑，我国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有向公有化推进之趋势，如建立大量的公共所有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根据国家规划，从2001年~2010年的10年里，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将达到1800个，面积1.55亿公顷，占全部国土面积的16.14%左右，[4]，相当多的集体或农民个体经营的森林资源被公有化或实行公有化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森林资源保护政策变化的潮流，也回应了现代中国社会对森林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在西方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许多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管理，如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等。这种趋势的出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与森林生态保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说明产权结构的民有化到森林生态效益的实现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的结构变量，例如一个国家的法制体系的完整程度，法制习惯、政策稳定性、国家监控能力，特别是林区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森林资源自身的生态、经济特征，都是影响和制约产权改革效率的重要因素。

从效益归属性质上看，森林资源生态效益属于公共服务产品的范畴，理论认为，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由私人提供往往是不经济的，也是不现实的，一般应当由政府承担，由政府管理并由社会成员均等享受，公共产品私人经营的不经济性客观上也要求对森林生态资源的公共化，即产权的公有化。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难以克服公共产品经济效益低下的弊端，私有化产权结构与公共生态效益存在内在的矛盾。对于类似问题，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理查德·A·波斯纳认为：“森林可以在不归公有的情况下由政府资助。”[6]按照他的说法，国家可以通过私人来实现环境生态功能，即在保护私人森林资源合理的财产收益的前提下，尽量弥补其因提供公众生态效益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实现私人产权与社会利益的一致，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生态补偿等确保私人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引导其追求环境生态效益，这样做可能比国家直接所有和管理自然资源的成本低一些，效果会好一些。

因此，实现森林资源私人产权制度，并不意味着它是完美的，它需要依附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局限性说明，并非森林资源私人产权制度是效益最高的选择，尤其对于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的最大化目标而言，另一方面私有产权的经济性质决定了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效益之间的无法克服的深刻矛盾，在更多的条件下，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更容易激发经济利益的扩大，而公共生态利益容易被忽视。

2．2森林资源的公有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

所谓森林资源的公有产权即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归公共所有，这种公有形式可以是全体社会公民所有，也可以是某一特定的人群所有。在我国，森林资源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基本形式。国有形式是国家对森林资源一种形式上的所有，所有权通过国家兴办的实体即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占有形式来体现和代表国有，即所谓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多级占有”的产权管理模式，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实际上是一种部门或单位的占有，由占有而产生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权。不难看出，我国森林资源的公共产权是未加明确界定的产权，形成产权不规则的破裂。公有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国有产权制度下，产权的激励较低，监管成本高，这一点以现实的国有林业企业事业人事臃肿，非生产性支出过大的事实所映衬。在国家宏观生态政策不明确的情况下，森林资源产权公有化所形成的低效率的经营管理体制，容易造成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因而导致外部性的出现和公共产权的低效能。公有产权制度最大地弊端是名义上产权是清晰的，所有人是存在的，实际上不存在具体的所有人，没有人真正关心所有权人的利益，只关心本部门利益、本单位利益和本行业的经济利益，对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公众利益则漠不关心。在国有产权制度下，鉴于国家森林资源行政管理机构与森林资源国有经营单位之间存在的纵横交错的行政管理关系，以及复杂的经济利益关联，国家人很难按照法律法规完全履行对森林资源的有效监督和适时管理，有效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国有产权制度下往往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权经营模式，主要由用益权人（即国有林业经营单位）实际使用森林资源，由于这种制度下缺乏真正的所有权主体，用益权人缺乏来自所有权人的权利硬性约束。用益权人受到的约束主要来自所有权人的代表人或人，最容易出现国有林业经营单位与所有权人的人勾结起来损害所有权人利益的现象。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国有林业森工企业的长期超采伐限额的经营行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些，新中国历史上，哪里有国有森工企业，那里的森林砍伐就最严重，生态保护问题就最为脆弱，水土流失就最为严重，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南方集体林区所实行的国有林场经营组织形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培育了大量的森林后备资源，即使在市场经济初期，通过借债、国家资助等多种形式，营造了大量人工林，成为南方集体林区营造林典范，为国家和地方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不容忽视的是，国有林业的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毁掉了大量宝贵的天然次生林资源，留下深刻的生态隐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惯性作用下，国家宏观财政体制的变化，地方财政逐步紧张，山区森林资源的保护缺少有力的财政支持，债务负担承重，导致森林资源债务性的过度消耗，国有林场重新面临资源潜在危机，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增大。人们开始担心，在整个南方集体林区，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外部财政输入，将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公有林业资源和经济危机。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这种危机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两危”，不是总量性的，而是树种、林种和材种结构性的短缺，这种短缺的弥补难度将远远大于总量的提升，这不仅仅涉及到林业经济竞争能力的恢复，更重要地将关系到整个南方地区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或重建。

与国有林业有所不同的是，集体产权的森林经营模式是一种理论上的群众自治管理，集体作为一级经济组织，承担集体森林资源财产的保值增值的权能，代表集体所有人的利益，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同时又是一级享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委托性管理机构，行使林区社会管理的某些职能，如收费、计划生育、地方治安等等，部分代表国家利益，接受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和监督。集体组织的双重属性，其产权制度本身的缺陷，决定了其管理运行不可能按照合伙或合作等企业股权组合形式来全透明运行，不可能完全置于集体成员的监督之下，行政公权利的介入，容易导致集体利益的代表人(村长或村支书)及其村委会成员个人对森林资源的使用和经营权利过大，在利益的驱动下，难免滥用权力，背离集体成员的长远利益，侵害集体群众的经济和生态权利。因此，以集体这种半行政、半经济组织形式的公有产权模式，存在难以避免的体制弊端，这种弊端难以用组织监督或政治监督的形式来纠正，仍然有赖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深度改革来逐步克服。

3、森林生态保护与资源产权结构模式：受约束的森林资源产权设计

如前所述，我国现存在森林资源公有产权结构完全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在森林资源产权设置上的具体体现，其所体现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公有制经济）和政治意愿（社会主义制度），而绝非是森林生态社会效益。在随后的森林资源所有权和经营权剥离的改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森林资源的产权和利用结构，但是这种改革的基本取向仍然是弱化政治而突出经济，仍然是一种经济分配体制的创新。之所以出现森林资源产权结构变动的阶段性，一方面在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和任务认识的阶段性，影响了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在于对森林功能的认识存在长期的误区，忽视森林和林业作为环境建设主体的重要生态作用，长期实行“重采轻予”的林业政策，导致了森林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消耗；如果说以上两个方面是影响我国森林资源产权结构的主观原因的话，那么，我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的短缺经济则是导致森林生态保护不力的根本原因。20世纪末期，我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洪涝灾害，人们在面对巨大的财产和生命损失时，开始转变对森林资源的态度，更加注重森林生态的防护功能；在国家层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大调整，投入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6大林业重点工程，其中有5项是生态建设和保护工程，南方集体林区均在其内。

应当进一步思考的是，全面实施森林生态保护工程是否能够说明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支撑全国25704万余公顷的林业用地[1]生态保护的目标？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央和地方财政力量还十分有限，仍然有约3000万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还没有能力大量投资森林生态保护工程。众所周知，森林生态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财政支出项目，非但雄厚的财政力量是难以支撑的。由此可见，森林生态保护单单依靠国家的财政投入是不够的，依靠贷款更是不现实的，唯一的选择是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国家和民间力量的汇合。那么，如何引导社会的资金、劳动力、管理和技术等要素进入森林生态保护领域？这里有两条基本的途径，其一是行政命令，搞“一平二调”，强制参与；其二是物质利益引导，通过政策经济优惠，吸引社会力量进入。很显然，第一种方式行不通，必然是低效率的；第二种方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的选择。当选择物质利益引导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森林资源产权问题。因为，不论是国家社会财政力量的支持，还是民间社会力量的投入，必需有一个明确的补贴对象和确定的利益主体。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国家投资森林生态保护，采取何种森林资源产权结构将直接影响资金使用效率，还将产生不同的森林生态效益。

3.1生态公益林产权结构的优化和选择

我国从2001年开始在全国部分省区实施森林分类经营改革试点。在这次试点中，将森林资源按照其主导利用功能人为地区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其中生态公益林以生态利用为主，满足人们对森林生态环境效益的追求，不可以实施商业采伐；商品林则是以生产木材为主要培养目标，满足社会的森林资源的经济需求[8]。单从主导属性和任务来看，生态公益林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产品或公共产品。按照公共产权理论，生态公益林产权结构适合以公有产权形式作为最优的选择。依照此逻辑，在南方集体林区原有的国有森林资源产权将有利于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保护，但是，这种有利性还必须以相应的产权结构优化为基本要件：①国家投入的生态补偿或建设资金能够满足国有林业经营单位的最低需要（包括历史债务的处理）[8]，资金运行和管理是有效率的；②需要对生态公益林实施严格的禁伐或限制利用管理，并且保持监督和管理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引入私人产权的激励机制，在森林资源国有产权不变的情况下，应当最大限度地分散森林资源经营权和管理权，“弱化所有权，强化经营权”，将生态资金和管理权利直接分配国有林业单位职工，建立责权利相一致的激励机制，克服公共管理责任不明，职工利益不保的弊端。

从森林生态保护的世界发展潮流来看，集体所有农民经营的生态公益林实施公有化产权管理，可以克服私人产权经济利益的扩张，可以大量节省生态公益林管理成本，总体上讲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资料，农民的生活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公有化管理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权的公共化，更不在于资金使用上的集体所有和集体调配，其公有化更多地应当体现在森林产品的公共属性上，落脚点在于能否有效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①尊重个人“经营权”及林木所有权，按照承包经营合同或林权证书所指定的产权归属，由农民直接享受国家财政补贴，改过去的“暗补”为“明补”，资金的使用必需由实际经营者（即农民）掌握；②应当允许农民在被保护的森林里开展必要的生产活动，以增加经济收入，如林中间作、林副产品生产等，弥补经济损失；③对农民森林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主要是采伐限制），以保证森林经营行为不损害森林公共生态效益。

3．2商品林产权结构及其管理

南方集体林区和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因其优越的光热、水分条件，适合林木的生长发育，理所当然就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林生产基地。在林业生产力布局调整中，这些区域的大部分地区被确定为重点地区商品林基地建设区[4]。顾名思义，商品林是以生产商品为主要目标，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唯一目的。从产权激励机制的角度判断，建立商品林私人所有的产权结构更有利于提高商品林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更有利于提高商品林经济效益的实现。目前我国商品林产权结构的实际情况是，国有和集体林业经营单位掌握绝大多数的森林蓄积量和面积，真正的私人占有资源量还非常有限，在南方集体林区也不例外。从商品林的经济目标出发，其林木的采伐和利用应当按照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关系以及价格规律来组织，何时采伐森林、采伐多少以及如何采伐完全是经营管理者自身的私有权力。从森林资源内在固有的经济和生态属性来看，不论是商品林还是生态公益林都同时兼而备之，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林情的实际看，商品林产权的所有化和经营的自由化所应有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①商品林区划的技术标准还不成熟，生态公益林与商品林严格界限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技术应用还不完善，不排除一些非技术因素（如经济动因、政治因素）的干扰；②森林资源的完全放开所需要的市场环境还不具备，信息公开、市场开放、公平竞争以及相应的法律还非常不成熟；③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限制，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排除了森林资源的完全私有化的可能（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产权私有也设置了严格的限制）；④基于森林公共生态利益的总体考虑，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包括商品林在内的森林资源财产权利实施必要的限制，规定了所有权人行使个人财产权利不应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原则（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由此可见，我国商品林经济效益的目的性以及生态效益的兼顾性，决定了其产权结构的复合性。具体而言，对于国有商品林，在坚持林地所有权国家所有基础上，推进林木及其他地上资源的产权多元化，可以参照公司企业产权股份化，风险社会化的做法，分散林木所有权和经营权，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购买国有林权，参与国有林权的控制和管理，从而有效激发民间资金的活力；另一方面，国家以其对森林土地资源的所有权而对私人森林资源产权实施法律监督，通过制定和实施森林资源采伐更新，监督森林经营行为，使其经济行为保持在公共生态利益所能容忍的最低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商品林经营成果的好坏，与森林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密切，在南方集体林区尤为明显，更多的木材产出，从而填补生态公益林保护所带来的木材供应短缺，将可以缓解林产品的市场供求矛盾，以此而言，商品林的发展是森林生态保护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对于集体所有的森林资源，应当在原有的森林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淡化”集体所有权，扩大农户“经营权”乃至“处分权”，其核心是稳定延长商品林承包经营期，给予经营者商品林资源、林木资源的完全所有权和林地资源的“准所有权”。同时，积极配置活跃的商品林产权市场，完善产权流转的各项政策措施和管理机制[9]

目前，影响我国林区商品林经营活力的因素中，除了林权这一基本要素外，更重要方面还在于商品林经营政策环境等非市场因素，林业收费严重脱离法制的轨道，造成森林经营民有经济利益大块流失，降低了森林经营的经济效益，进而影响了产权改革的实际效果，在南方集体林区尤其突出[10]。如果说，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是国家公权利和民间私权利的分合，那么，森林生态建设良好政策环境的创造则将更多地涉及到国家公权利的设置、行使以及有效的社会监督，将是一次深层次的林业法制改造[10]，这将是一次更艰难的探索，我们拭目以待。

产权制度作为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规范，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森林资源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之间存在比较紧密的相关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发生了数次变革，对森林生态保护产生了较大影响。进入21世纪，国土生态安全成为林业建设的主要任务，森林生态保护与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重新引起社会的重视。森林资源经营权利民有化作为林区林业改革的重要目标，其产权设置与森林资源保护之间的辨证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以森林资源分类经营为基础，按照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种不同的森林经营类型，构建有区别的森林资源产权结构模式，以取得生态和经济双赢的产权格局。本文围绕着上述问题，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予以论证和分析，以期为林区林权改革研究充实内容。

关键词：森林资源环境保护产权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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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将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02页。

[7][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著，张军译，法和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

[8]孔凡斌，试论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政策理论、对象、原则和实现途径，西北林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101~104页。

[9]孔凡斌，现代中国外商企业林业政策与法律环境优化对策研究，林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4期，第195~198页。

资源产权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森林资源环境保护产权制度

1、森林资源产权变革：抉择与困境

在解放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大多数林区一直保持着森林资源私人所有为主的民有民营林业[2]。在稳固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下，森林经营质量的好坏与农民自身的长远经济利益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相关，这种由产权制度而形成的私人利益高度关联性构成了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关键。由于产权利益机制的约束，采伐多少，如何采伐，何时采伐，何地采伐等森林持续经营的基本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理性植根于农民心里，应用于长期森林经营实践。在工业化程度极低，农业经济占绝对地位的旧中国，作为森林产权主体制度作用的一种结果，林区的森林经营总体上保持了可持续经营状态。就生产方式而言，尽管当时的森林经营方式只能称之为小农经济，但是这种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却有效地避免了大规模森林采伐，有效地保护了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

同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生态破坏性工业化进程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理想和发展工业的主观愿望，以及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森林资源一度成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遭到大规模砍伐和破坏。传统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经历了私人所有向初级社、高级社再到公有化的迅速转变，民有民营林业迅速走向消亡，取而代之以集体和部分国家占有的公有公营产权模式，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频繁变化，对林区的林业生产性质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影响：①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产权制度基础面临崩溃，森林科学经营的民间积极性丧失。农民的森林经营主体身份被剥夺，森林资源的产权被收归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失去了森林独立经营权，森林经营活动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部门经济活动”或“国家经济行为”。在新的产权制度下，丧失森林所有权的农民实质上已经作为公有经济组织的“雇佣劳动者”，有劳动之义务而无选择森林经营方式的权利，他们在长期经营森林实践中形成的森林可持续经营习惯难以发挥作用，森林经营的实际利益主体明确地指向国家、城市和工业，而由此带来的森林生态环境责任主体却被严重地“虚置”。②森林经营活动从民间的分散作业方式迅速转化为专业化半专业化的生产活动，在现代采掘工业技术的支持下，开采森林资源、生产木材的能力极为提高，森林资源恢复与更新能力难以跟上采伐消耗的速度。在森林资源的采伐和经营组织管理方式上，改过去的“择伐”为“皆伐”、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即小农经济）为集体统一经营，有组织的林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机构（社会化大生产、大协作）大量地出现。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南方各省大办国营营林林场和森工采育林场，各村纷纷举办集体林场，通过集体作业、强度皆伐；提高木材生产效率，在森林资源恢复管理方式上，采取森林采伐与森林更新专业化分工，采育林场主要是采伐木材，营林林场负责林地恢复更新，形成“两张皮”，使得森林采伐和更新严重脱节，森林质量也严重下降，最终出现“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③森林资源休养生息的自然规律完全被忽视，生态系统的功能被严重削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行之有效的森林持续经营传统被废弃，如自然恢复混交林的经营模式，木材采伐与生长平衡的机制，择伐作业和小片皆伐，林间套种，地力保持等一些好的习惯，由于大规模的集体森林采伐，以及大规模地人工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形成单而一的松树和杉树为主的针叶人工林，大规格的全面垦挖林地以及全面的烧炼采伐迹地，造成大量的土壤有机质的丧失和长期地力的衰退，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低，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和防护能力大为降低。④森林产权公有化变革而形成的大量的国有和集体林场，经济依然贫困，尽管经历了数次经营体制改革，但还是无法从经济围困中摆脱出来。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和集体林场依靠砍伐20世纪50年代营造的人工林以及开采祖宗留下来的天然林资源，不断壮大，人员不断增加，运行成本不断提高，林场“木头”模式的单一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资源“赤子”与公有林场财政“赤字”长期并存，无法形成南方集体林区林业生态经济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总体上讲，在自然资源高消耗的传统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下，森林资源公有化经营体制不利于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经营，难以形成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与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难以避免“公有地悲剧”的出现，近50年的森林资源共有公营的经营实践以及长江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森林资源公有化制度在平衡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矛盾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曾经引发了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出现了诸如森林资源股份合作制、租赁制、合作制、承包经营制等新的林业经营形式。到1986年，南方集体林区集体林地面积的69%为农户个体承包经营[3]，激发了农民从事森林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林区民有民营的某些特征，提高了资源使用与配置效益。然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南方林区森林资源不彻底的产权制度变革，本质上还是基于提高森林资源经济效益之目的，将公有（集体）森林资源的部分经济收益权利向农户分散，森林资源的所有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民有，激活和巩固了森林财产收益的民间欲望，而极为重要的森林生态防护的社会权利责任体系远未建立起来，引发了大规模的森林乱砍乱伐，由此深层次地暴露出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调整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进入21世纪，我国将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今后50年中国林业发展总体战略是“生态建设、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三大目标[4]，为实现这一目标，将改革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稳定所有权，完善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4]。但是，我国林区复杂的森林自然条件，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频繁的政策波动，多样的森林资源经济关系以及重要的生态保护战略地位，决定了森林生态保护和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研究生态建设及其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之间的辨证关系，探讨森林生态保护形势下的南方集体林区森林产权结构模式，并提出产权结构改革措施等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2、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及其对森林生态保护影响：理论与现实反思

2．1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

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严格意义上是指个人对包括林地和林木及其它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所有权。完整的森林资源私人所有权通常是指民法意义上的物权、财产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私有产权被认为是个人自由、个人价值、个人自主权和尊严的体现，而且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效率的基础和保障。一般意义上，私人所有权可以刺激所有权人高效率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促进资源的合理流转，因此具有较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或社会福利都建筑在社会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因此，私人所有权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的制度安排[5]。

在森林资源领域，有效率的私有产权理论上可以减少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性利用，促进私人理性地处理资源短期利用与长远维护之间的关系。由于利益的关联性，相对于公有产权，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本身对权利人进行财产的保值增值的激励，有利于森林资源产权的高效率。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人照顾的东西，人们关心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而私人的事物则往往受到私人最大可能的关照”。[6]就森林资源生态保护而言，公有产权常常伴随着经营者的滥伐和非经营的盗伐，最终导致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而影响公众甚至私人的生态环境权利而告终（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森林资源产权的公有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尤其严重，并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私人产权则往往伴随着权利人对森林的尽量关注和爱护、有理性地适度采伐和细心恢复等，私人对个人森林资源财产的关照，主观上促进了私人森林资源财产权质量和数量的增加，客观上保护了森林资源可持续增长的资源基础，因而也促进了森林生态效益,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有其合理的逻辑，而且也为南方集体林区长期的民有民营的历史经验所证实。

然而，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有利于森林生态效益的提高，是一个整体上的理论概念，这种结论的实践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政策条件，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20世纪80年代，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民有化运动并没有出现理论上所描述的景象，相反，林权分散化带来的森林资源的大破坏，给南方集体林区的森林生态保护带来了灾难，影响了森林资源民有化改革的深化。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基于公共生态安全利益的考虑，我国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有向公有化推进之趋势，如建立大量的公共所有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根据国家规划，从2001年~2010年的10年里，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将达到1800个，面积1.55亿公顷，占全部国土面积的16.14%左右，[4]，相当多的集体或农民个体经营的森林资源被公有化或实行公有化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森林资源保护政策变化的潮流，也回应了现代中国社会对森林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在西方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许多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管理，如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等。这种趋势的出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与森林生态保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说明产权结构的民有化到森林生态效益的实现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的结构变量，例如一个国家的法制体系的完整程度，法制习惯、政策稳定性、国家监控能力，特别是林区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森林资源自身的生态、经济特征，都是影响和制约产权改革效率的重要因素。

从效益归属性质上看，森林资源生态效益属于公共服务产品的范畴，理论认为，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由私人提供往往是不经济的，也是不现实的，一般应当由政府承担，由政府管理并由社会成员均等享受，公共产品私人经营的不经济性客观上也要求对森林生态资源的公共化，即产权的公有化。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难以克服公共产品经济效益低下的弊端，私有化产权结构与公共生态效益存在内在的矛盾。对于类似问题，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理查德·A·波斯纳认为：“森林可以在不归公有的情况下由政府资助。”[6]按照他的说法，国家可以通过私人来实现环境生态功能，即在保护私人森林资源合理的财产收益的前提下，尽量弥补其因提供公众生态效益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实现私人产权与社会利益的一致，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生态补偿等确保私人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引导其追求环境生态效益，这样做可能比国家直接所有和管理自然资源的成本低一些，效果会好一些。

因此，实现森林资源私人产权制度，并不意味着它是完美的，它需要依附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局限性说明，并非森林资源私人产权制度是效益最高的选择，尤其对于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的最大化目标而言，另一方面私有产权的经济性质决定了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效益之间的无法克服的深刻矛盾，在更多的条件下，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更容易激发经济利益的扩大，而公共生态利益容易被忽视。

2．2森林资源的公有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

所谓森林资源的公有产权即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归公共所有，这种公有形式可以是全体社会公民所有，也可以是某一特定的人群所有。在我国，森林资源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基本形式。国有形式是国家对森林资源一种形式上的所有，所有权通过国家兴办的实体即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占有形式来体现和代表国有，即所谓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多级占有”的产权管理模式，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实际上是一种部门或单位的占有，由占有而产生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权。不难看出，我国森林资源的公共产权是未加明确界定的产权，形成产权不规则的破裂。公有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国有产权制度下，产权的激励较低，监管成本高，这一点以现实的国有林业企业事业人事臃肿，非生产性支出过大的事实所映衬。在国家宏观生态政策不明确的情况下，森林资源产权公有化所形成的低效率的经营管理体制，容易造成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因而导致外部性的出现和公共产权的低效能。公有产权制度最大地弊端是名义上产权是清晰的，所有人是存在的，实际上不存在具体的所有人，没有人真正关心所有权人的利益，只关心本部门利益、本单位利益和本行业的经济利益，对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公众利益则漠不关心。在国有产权制度下，鉴于国家森林资源行政管理机构与森林资源国有经营单位之间存在的纵横交错的行政管理关系，以及复杂的经济利益关联，国家人很难按照法律法规完全履行对森林资源的有效监督和适时管理，有效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国有产权制度下往往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权经营模式，主要由用益权人（即国有林业经营单位）实际使用森林资源，由于这种制度下缺乏真正的所有权主体，用益权人缺乏来自所有权人的权利硬性约束。用益权人受到的约束主要来自所有权人的代表人或人，最容易出现国有林业经营单位与所有权人的人勾结起来损害所有权人利益的现象。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国有林业森工企业的长期超采伐限额的经营行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些，新中国历史上，哪里有国有森工企业，那里的森林砍伐就最严重，生态保护问题就最为脆弱，水土流失就最为严重，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南方集体林区所实行的国有林场经营组织形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培育了大量的森林后备资源，即使在市场经济初期，通过借债、国家资助等多种形式，营造了大量人工林，成为南方集体林区营造林典范，为国家和地方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不容忽视的是，国有林业的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毁掉了大量宝贵的天然次生林资源，留下深刻的生态隐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惯性作用下，国家宏观财政体制的变化，地方财政逐步紧张，山区森林资源的保护缺少有力的财政支持，债务负担承重，导致森林资源债务性的过度消耗，国有林场重新面临资源潜在危机，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增大。人们开始担心，在整个南方集体林区，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外部财政输入，将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公有林业资源和经济危机。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这种危机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两危”，不是总量性的，而是树种、林种和材种结构性的短缺，这种短缺的弥补难度将远远大于总量的提升，这不仅仅涉及到林业经济竞争能力的恢复，更重要地将关系到整个南方地区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或重建。

与国有林业有所不同的是，集体产权的森林经营模式是一种理论上的群众自治管理，集体作为一级经济组织，承担集体森林资源财产的保值增值的权能，代表集体所有人的利益，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同时又是一级享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委托性管理机构，行使林区社会管理的某些职能，如收费、计划生育、地方治安等等，部分代表国家利益，接受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和监督。集体组织的双重属性，其产权制度本身的缺陷，决定了其管理运行不可能按照合伙或合作等企业股权组合形式来全透明运行，不可能完全置于集体成员的监督之下，行政公权利的介入，容易导致集体利益的代表人(村长或村支书)及其村委会成员个人对森林资源的使用和经营权利过大，在利益的驱动下，难免滥用权力，背离集体成员的长远利益，侵害集体群众的经济和生态权利。因此，以集体这种半行政、半经济组织形式的公有产权模式，存在难以避免的体制弊端，这种弊端难以用组织监督或政治监督的形式来纠正，仍然有赖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深度改革来逐步克服。

3、森林生态保护与资源产权结构模式：受约束的森林资源产权设计

如前所述，我国现存在森林资源公有产权结构完全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在森林资源产权设置上的具体体现，其所体现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公有制经济）和政治意愿（社会主义制度），而绝非是森林生态社会效益。在随后的森林资源所有权和经营权剥离的改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森林资源的产权和利用结构，但是这种改革的基本取向仍然是弱化政治而突出经济，仍然是一种经济分配体制的创新。之所以出现森林资源产权结构变动的阶段性，一方面在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和任务认识的阶段性，影响了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在于对森林功能的认识存在长期的误区，忽视森林和林业作为环境建设主体的重要生态作用，长期实行“重采轻予”的林业政策，导致了森林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消耗；如果说以上两个方面是影响我国森林资源产权结构的主观原因的话，那么，我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的短缺经济则是导致森林生态保护不力的根本原因。20世纪末期，我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洪涝灾害，人们在面对巨大的财产和生命损失时，开始转变对森林资源的态度，更加注重森林生态的防护功能；在国家层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大调整，投入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6大林业重点工程，其中有5项是生态建设和保护工程，南方集体林区均在其内。

应当进一步思考的是，全面实施森林生态保护工程是否能够说明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支撑全国25704万余公顷的林业用地[1]生态保护的目标？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央和地方财政力量还十分有限，仍然有约3000万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还没有能力大量投资森林生态保护工程。众所周知，森林生态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财政支出项目，非但雄厚的财政力量是难以支撑的。由此可见，森林生态保护单单依靠国家的财政投入是不够的，依靠贷款更是不现实的，唯一的选择是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国家和民间力量的汇合。那么，如何引导社会的资金、劳动力、管理和技术等要素进入森林生态保护领域？这里有两条基本的途径，其一是行政命令，搞“一平二调”，强制参与；其二是物质利益引导，通过政策经济优惠，吸引社会力量进入。很显然，第一种方式行不通，必然是低效率的；第二种方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的选择。当选择物质利益引导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森林资源产权问题。因为，不论是国家社会财政力量的支持，还是民间社会力量的投入，必需有一个明确的补贴对象和确定的利益主体。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国家投资森林生态保护，采取何种森林资源产权结构将直接影响资金使用效率，还将产生不同的森林生态效益。

3.1生态公益林产权结构的优化和选择

我国从2001年开始在全国部分省区实施森林分类经营改革试点。在这次试点中，将森林资源按照其主导利用功能人为地区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其中生态公益林以生态利用为主，满足人们对森林生态环境效益的追求，不可以实施商业采伐；商品林则是以生产木材为主要培养目标，满足社会的森林资源的经济需求[8]。单从主导属性和任务来看，生态公益林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产品或公共产品。按照公共产权理论，生态公益林产权结构适合以公有产权形式作为最优的选择。依照此逻辑，在南方集体林区原有的国有森林资源产权将有利于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保护，但是，这种有利性还必须以相应的产权结构优化为基本要件：①国家投入的生态补偿或建设资金能够满足国有林业经营单位的最低需要（包括历史债务的处理）[8]，资金运行和管理是有效率的；②需要对生态公益林实施严格的禁伐或限制利用管理，并且保持监督和管理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引入私人产权的激励机制，在森林资源国有产权不变的情况下，应当最大限度地分散森林资源经营权和管理权，“弱化所有权，强化经营权”，将生态资金和管理权利直接分配国有林业单位职工，建立责权利相一致的激励机制，克服公共管理责任不明，职工利益不保的弊端。

从森林生态保护的世界发展潮流来看，集体所有农民经营的生态公益林实施公有化产权管理，可以克服私人产权经济利益的扩张，可以大量节省生态公益林管理成本，总体上讲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资料，农民的生活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公有化管理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权的公共化，更不在于资金使用上的集体所有和集体调配，其公有化更多地应当体现在森林产品的公共属性上，落脚点在于能否有效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①尊重个人“经营权”及林木所有权，按照承包经营合同或林权证书所指定的产权归属，由农民直接享受国家财政补贴，改过去的“暗补”为“明补”，资金的使用必需由实际经营者（即农民）掌握；②应当允许农民在被保护的森林里开展必要的生产活动，以增加经济收入，如林中间作、林副产品生产等，弥补经济损失；③对农民森林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主要是采伐限制），以保证森林经营行为不损害森林公共生态效益。

3．2商品林产权结构及其管理

南方集体林区和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因其优越的光热、水分条件，适合林木的生长发育，理所当然就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林生产基地。在林业生产力布局调整中，这些区域的大部分地区被确定为重点地区商品林基地建设区[4]。顾名思义，商品林是以生产商品为主要目标，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唯一目的。从产权激励机制的角度判断，建立商品林私人所有的产权结构更有利于提高商品林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更有利于提高商品林经济效益的实现。目前我国商品林产权结构的实际情况是，国有和集体林业经营单位掌握绝大多数的森林蓄积量和面积，真正的私人占有资源量还非常有限，在南方集体林区也不例外。从商品林的经济目标出发，其林木的采伐和利用应当按照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关系以及价格规律来组织，何时采伐森林、采伐多少以及如何采伐完全是经营管理者自身的私有权力。从森林资源内在固有的经济和生态属性来看，不论是商品林还是生态公益林都同时兼而备之，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林情的实际看，商品林产权的所有化和经营的自由化所应有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①商品林区划的技术标准还不成熟，生态公益林与商品林严格界限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技术应用还不完善，不排除一些非技术因素（如经济动因、政治因素）的干扰；②森林资源的完全放开所需要的市场环境还不具备，信息公开、市场开放、公平竞争以及相应的法律还非常不成熟；③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限制，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排除了森林资源的完全私有化的可能（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产权私有也设置了严格的限制）；④基于森林公共生态利益的总体考虑，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包括商品林在内的森林资源财产权利实施必要的限制，规定了所有权人行使个人财产权利不应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原则（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由此可见，我国商品林经济效益的目的性以及生态效益的兼顾性，决定了其产权结构的复合性。具体而言，对于国有商品林，在坚持林地所有权国家所有基础上，推进林木及其他地上资源的产权多元化，可以参照公司企业产权股份化，风险社会化的做法，分散林木所有权和经营权，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购买国有林权，参与国有林权的控制和管理，从而有效激发民间资金的活力；另一方面，国家以其对森林土地资源的所有权而对私人森林资源产权实施法律监督，通过制定和实施森林资源采伐更新，监督森林经营行为，使其经济行为保持在公共生态利益所能容忍的最低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商品林经营成果的好坏，与森林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密切，在南方集体林区尤为明显，更多的木材产出，从而填补生态公益林保护所带来的木材供应短缺，将可以缓解林产品的市场供求矛盾，以此而言，商品林的发展是森林生态保护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对于集体所有的森林资源，应当在原有的森林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淡化”集体所有权，扩大农户“经营权”乃至“处分权”，其核心是稳定延长商品林承包经营期，给予经营者商品林资源、林木资源的完全所有权和林地资源的“准所有权”。同时，积极配置活跃的商品林产权市场，完善产权流转的各项政策措施和管理机制[9]

目前，影响我国林区商品林经营活力的因素中，除了林权这一基本要素外，更重要方面还在于商品林经营政策环境等非市场因素，林业收费严重脱离法制的轨道，造成森林经营民有经济利益大块流失，降低了森林经营的经济效益，进而影响了产权改革的实际效果，在南方集体林区尤其突出[10]。如果说，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是国家公权利和民间私权利的分合，那么，森林生态建设良好政策环境的创造则将更多地涉及到国家公权利的设置、行使以及有效的社会监督，将是一次深层次的林业法制改造[10]，这将是一次更艰难的探索，我们拭目以待。参考文献：

[1]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司，全国森林资源统计，2002年。

[2]孔凡斌、邓华锋，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南方农村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制度创新，南方农村，2003年第2期，第23~27页。

[3]陆文明主编，中国私营林业政策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4]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项目组，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第10页、第201页、第240页。

[5]高富平著，物权法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6页。

[6][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将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02页。

[7][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著，张军译，法和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

[8]孔凡斌，试论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政策理论、对象、原则和实现途径，西北林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101~104页。

[9]孔凡斌，现代中国外商企业林业政策与法律环境优化对策研究，林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4期，第195~198页。

资源产权制度范文篇4

一、产权和产权制度：经济学和法学的考察

对产权，经济学和法学的概念是不同的。经济学中的产权（PropertyRights），著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品的多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现代经济学，尤其是以产权为研究重点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要点是：产权是对经济品的权利，包括使用、获得收益、处置的权利，经济品的交换，即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交换是一组权利的交换；产权具有排它性，同时可分离、可分割（如对一物可以同时或分别有不同的权利），从而可有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同时它还受规则和国家的约束；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产权制度决定组织的类型、形式及经济效率高低；产权制度对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技术进步也是引起产权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因；私有产权与政府干预都是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选择的标准取决于交易费用的高低；通过建立在交易费用比较基础上的产权交易，私有产权制度会产生复杂、合作效率极高的组织，如现代大企业；企业本质上是投资者、经营者、职工、债权债务人等各种利益相关者产权交易和“不完全合约”的组合及产物；企业的“不完全合约”性质及信息不对称，使企业的委托问题成为企业制度设计的关键问题。

比较研究表明，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概念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的概念十分接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制度经济学的著名学者E·G·Furubotn&S·pejovich说：“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规范。…产权制度可以描述为，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转见上海三联书店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编《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1995年）。

法学家通常从财产权利法律制度的角度把握产权概念。一些法学家认为狭义的产权制度主要指所有权制度或物权制度，而广义的产权制度则包括物权、债权、法人和企业财产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各种的财产权利。

经济学和法学的产权概念不同，但二者关系密切，前者讲的是经济关系，是内容，后者讲的是法律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产权关系的调整和维持需要相应的法律条件。没有合适的“强制性”的法律，产权经济关系维持和调整成本将较高。

二、中国必须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

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从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两个层面建立与此适应的产权制度。

首先，产权制度是决定资源配置的基本制度。所以需要产权制度，是因为资源有稀缺性，必需合理配置资源。因此决定资源生产、使用和交易关系的产权制度就成了事关资源配置机制和效率的基本问题和必要条件。

其次，我们选择了主要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必须建立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市场体制要求的产权制度和传统计划体制要求的产权制度不同。主要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意味支配资源、决定资源交换的市场主体——个人和法人的产权必须清楚明确，即市场主体必须有资源交易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否则它就不是市场主体，无法担任资源配置的主角。

第三，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按市场经济原则确立的产权制度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已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市场化的过程，就是独立的个人和法人取得资源支配权和交易权的过程。80年代初出台以后又不断完善的《合同法》、1986年出台的《民法通则》、90年代出台的《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承认并保护包括私人产权在内的各种产权，为中国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各种企业的发展，及股份公司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证和促进作用。

第四，为解决仍然存在的许多问题，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建设，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目前在产权制度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如个人产权未得到充分的承认和保护，有在城市建设中对个人产权的不当处理、私人企业进入限制、上市公司小股东利益缺乏保护等问题；大公司治理结构尚不健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能得到妥当的保护和平衡；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并不清楚，如资产处置权责到底归谁的问题就不清楚，因此企业转制难以推进，国有资产易流失；许多创新和技术进步，受不合理的制度限制，难以推进；法律建设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宪法中有关公私产权关系的描述需进一步调整，较完备的物权法尚未出台。

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特点

第一，覆盖所有经济资源的产权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应覆盖所有有经济价值的获得需付出成本的经济资源，各种形式的经济资源都应“物有所归”。适应经济关系的多样化，存在与多种产权关系相对应的财产权利的法律形式。

诸多财产权利之中，最基本的是物权和债权。物权是最基本的财产权，它是直接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之权利。物权可分为所有权（自物权）与他物权，包括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债权指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为一定给付(含作为与不作为)的权利。股东权是在股份制公司出现后产生的一种特别物权。广义的股东权，泛指股东得以向公司主张的各种权利。和股东权对应的是企业财产权，即企业拥有对企业直接所有和管理的资产的支配权，尽管这种支配最终将受到全体或多数股东的股东权的约束，因而其独立性有限。

无形资产财产权是有关商标、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财产权利。随着技术进步，它的价值日益提升。对一些科技型公司，知识产权已成为它最重要的战略和组织资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权制度是最基本的产权制度，不明确物为谁所有，所有者有何权利，就不可能有明确的市场经济主体；债权亦是最基本的财产权利，对它的有效保护是市场经济存在发展的前提，因为它是市场交换可靠有效进行的必需前提；与现代大公司制度发展和科技进步、知识积累密切相关的公司产权和股东权、无形财产产权，已成为市场经济产权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些产权的有效性仍依赖基本物权、债权体系的完善，同时自身也要不断完善。

第二，各种产权主体地位平等，但作用有所不同

经济资源是有价值、要获得必须有成本的资源。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资源的产权主体，即产权的拥有者有个人、法人和国家（具体地说是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国外，国家和地方都被称为自治体）。个人、法人和国家的产权对象可以相同，都可以是企业、不动产和货币，亦有不同的特点。个人产权对象包括和人身不可分的人力资本，而法人和国家只能通过一定的交易和承诺获得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国家产权对象的获得可源于一般的交易，亦可以源于国家根据法律的征收。法人产权对象所及的范围宽，但它和人力资本只能有交换关系，亦不可能像国家那样直接用强制手段获得资源。国家和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企业的全部产权，而企业对国家和个人只能有部分产权（如债权）。

个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的产权主体，除非有法定的基于公益理由等的限制和对他人有不当的影响外（如有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必须承认和保护个人产权，即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及个人合法（或不违法）从事各种商事活动的权益。这是因为包括个人消费、个人投资和储蓄、个人工商活动、个人作为受雇者的服务在内的个人经济活动，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经济活动，而个人产权是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个人产权及其交易是法人产权的基础，是现代大公司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条件，现代大公司是个人产权主体通过成本收益比较竞争选择的结果，个人投资及其人（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和选择是大公司持续融资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充分承认个人的人力资本价值及其相应权利，是科技进步和知识积累的前提，随着竞争压力加大、创新速度加快，人们日益认识到企业组织知识积累过程是人的“隐形知识”向“显形知识”持续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效率和结果与“人力资本”制度是否健全密切相关；在事实及法律（包括宪法）上我国都已承认的并承诺要充分保护个人财产权利，支持私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在我国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情况下，承认和尊重每个人，包括劳动者个人的产权主体地位及其产权，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一致，有助于防止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

法人是法定的团体。法人的经济活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因为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使法人组织成了商品和劳务最主要的最有优势供应者，同时也是最主要的需求者。因此法人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主要产权主体。法人产权制度是与法人有关的产权制度，它离不开个人产权（如股东权、个人基于合同获得的权利），但有别于个人产权。完备的法人产权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产权制度中最重要的关键性的制度，是现代产权制度与“罗马法”时代和资本主义初期产权制度最重要的区别所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法人组织，特别是大公司的产权关系十分复杂，能出现有效率的大公司，既要求个人产权制度比较完善，更要求有较健全的法人组织制度，首先是法人相关者产权关系的协调机制和较好的制度安排，这只能是市场经济比较成熟、水平较高及市场经济产权制度比较完备的成果；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法人组织是将个人产权与资本市场及大公司产权相联系具有公有特点的重要工具，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日益重要（按德鲁克（Drucker）的说法，机构投资者获得股权是一场无声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将通过大企业主体成长及其作用发挥的过程，完善中国的产权制度，并从而进一步促进大公司的成长。

国家，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重大的产权主体。国家产权所及的对象中，最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及国家对企业的投资，以及国家拥有的金融资产和自然资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长远地看，国家产权的主要作用是充当经济发展的保障和支撑。因此国家产权作为实现公共利益目标所需的公权的手段，除在国家必须控制的少数领域及特定时期外，主要用于解决单靠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的“市场失效”问题，一般不是直接充当创造价值的主体。尽管通过国有企业，国家产权也间接参与经济价值的创造。

市场经济下的各种产权主体，作用不尽相同，但其地位平等。地位平等的含义是，除非国家有明确的法律限制，各主体在民事及商事活动中的经济权利和法律地位平等；国家公法对不同的法律主体待遇平等，一视同仁。

第三，不断完善的产权制度

从历史上看，先有物权，以后由于交换出现引出债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封建经济体制，出现了新的公司组织和相应的公司财产权利，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无形财产权利也日益重要。包括公司产权在内的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上半叶，历经百余年其基本构架已基本确立。以后由于科技进步，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产权制度在已有框架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一是与大公司发展有关的公司产权制度，随着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日益增加和多样化、复杂化，出现了更多的新的产权制度安排。如出现经营者期权、与更多的投资工具有关的权利等。二是与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无形资产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由于与日益重要的知识资本的关系密切，其内容、工具和形式都在不断发展，并且对公司制度和民商法、及民商法与公法的关系，都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如一些国家已允许商业模式成为专利，为使货币资本更好地与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结合出现更多新的产权制度安排形式。三是与交易有关的债权及其处理方式，随着交易规模扩大和日益复杂、快速化（在因特网出现后更明显），按既要支持新交易方式的发展，又要降低风险的方向日益变化发展，如出现电子货币，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日益增加。

四、推进社会主义产权制度的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

第一，理顺不同产权和主体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个人与法人（企业）、与国家的关系。

个人与法人的关系包括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关系，个人作为雇员与法人的关系，个人作为投资者（股东）与企业的关系。这方面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对个人的权益，包括个人产权保护不够。要解决这些问题，既要完善民事法律，强化对个人财产权利的保护，还需要通过劳动法、证券法等属于公法范畴的经济法、社会法的完善，提供相应的保证。

理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主要涉及理顺个人产权与国家公权，及个人产权与国家（国有）产权两个方面。国家权力包括以国家为主体的民事权利和财产权利，还包括旨在服务于公共目标的公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亦公认“公权优先于私权”。问题是必须明确界定公权和个人产权，个人产权不能对抗公权，公权亦不能无偿占有个人产权，否则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无法建立。理顺公权和个人产权关系，必须明确界定公权和个人产权的边界；确定公权的存在范围，我国的主要问题是公权力过大，政府介入了许多它不应也不必介入之事，但同时很多该做之事并无精力去做；明确行使公权的法律条件，公权只能根据宪法和法律，按法定程序行使，不能随意侵犯个人产权；当行使公权会带来个人（及法人）的财产损失时，国家应予以补偿。

理顺个人产权和国有产权关系的重点，一是界定个人产权和国有产权的范围，要根据中央已明确的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方针，适当缩小国有经济及相应的国有产权的控制范围，允许个人产权进入更广泛的领域，并给予保护和尊重；二是在允许个人产权进入的领域，明确个人产权主体和国有产权主体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要平等保护双方的合法利益。目前既有国有产权主体利用其与政府的特殊关系侵犯个人产权主体的问题，亦有个人产权主体利用国有产权主体责任不清侵犯国有资产的问题。

第二，通过建立合理的企业产权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建设

资源产权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民营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原因

一、产权、产权制度与企业发展

1、产权概念的界定

罗纳德H·科斯于1958—1959年间完成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和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被公认为西方产权理论的开山之作。

科斯认为：“产权是对物品必然发生的不相容的使用施加的人为的或强制性限制而且是对这些使用进行选择时的排他性权利分配。”目前，学术界多采用菲吕博滕和配杰威齐在《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一文中的产权定义：“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

本文采取的产权定义以国内学者袁庆明在《新制度经济学》（2005）一书中所做的概括为准：“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不是由个别权利构成的，而是一种权利束，可以分解为多种权利并统一呈现一种结构状态。”

2、产权制度与企业发展关系的研究述评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即个人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而每一种企业组织形式都有其特定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的基础，完善产权制度是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郑兴山、唐元虎认为：合理的产权制度对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促进企业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因素。其次，合理的产权制度能充分考虑当事人的资本实力以及对风险的态度，有助于树立当事人对企业稳定发展的信心。再次，产权制度还具有一定的激励和约束功能，可以有效协调企业内部的利益关系。总之，合理的产权制度有助于加强对当事人的激励，实现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还可以约束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二、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及其产权制度的研究综述

关于民营企业发展初期古典家族企业的产权制度，国内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几类。刘晓华认为民营企业在初创期，一般采取个人业主制或合伙制的企业组织形式。这种古典家族企业的产权制度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及成本，提高企业的经营决策效率。鹿麟、王乃峰认为在法律和道德规范缺乏对经营者有效约束的前提下，传统家族制度中的家长制权威以及家族成员间的高度认同感，都会降低民营企业管理过程中的相关成本。

关于我国公司制民营企业进行产权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国内学者们的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叶晓华认为，部分民营企业改制后仍存在“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民营企业对公司的根本意义和目的认识不足，改制只是为了赶潮流，企业实际运行中并没有切实按公司章程的要求去做，发挥作用的依然是那些旧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汤美芳认为，我国民营企业改制只是一种形式，其本身并没有按规范的法人公司运作，缺乏健全的企业法人制度，企业法人财产权仍深受出资者个人财产权的干扰和控制，企业不可能以独立的法人资格存在。

三、我国民营企业产权制度创新的原因分析

1、产权制度是民营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的前提

民营企业初期的古典家族企业产权制度重点在于确定家族成员的各项权利和义务，至于企业与外界相关部门的产权关系则很少涉及，或者在当时并没有必要涉及。由于企业初期主要采取业主制或合伙制的组织形式，根本没有法人的存在，企业法人财产权也因此并没有引起重视。公司制改制，对民营企业而言，不应仅仅体现在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上，更应该予以关注的是民营企业内部的产权制度转变，即企业在运行中是否做到了法人财产权和出资者个人财产权的彻底分离，是否建立了完善的公司产权制度，因为公司产权制度的完善，是民营企业改制能够获得最后成功的关键。公司产权制度的主要特征就是法人制度，即法人财产权的存在及其独立发挥作用，法人财产权与出资者个人财产权的严格分离，是确保法人财产权各项权利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只有在个人财产权不干预企业经营的情况下，作为法人的企业才能切实运用法人财产进行一切经济活动。

由于我国民营企业有着特殊的成长历程，多数企业的创业者都已经习惯把企业的财产看作自己个人的财产，在日常经营中也很少区别两者，鉴于这种经营传统的影响，即使在民营企业改制以后，企业主对公司法人财产的认识仍然没有彻底的改变，出资者个人财产仍然与法人财产混在一起，没有清晰的界定。法人财产权在民营企业中实施的意义，关键就在于减少甚至杜绝出资者个人对企业经营的干预，保证企业可以按照公司制的规范化要求进行日常活动，而不用担心企业财产被个人财产侵占，使法人财产保持其完整性和永续性。公司产权制度对法人财产权还提供一种隐形的制度保护，因为，任何出资者个人是不得以任何理由随意处置法人财产的，在公司存续期间，法人财产是不允许被割裂或者抽调的。这不仅排除了企业经营的后顾之忧，而且有利于经营者和内部员工形成稳定的工作预期，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促进企业发展。

2、产权制度是民营企业各个产权主体参与收益分配的保障

为了激发每个员工的生产积极性，民营企业需要制定与企业发展相应的收益分配规则，能否达到这一目的，关键要看收益分配规则是否公平合理。然而，规则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企业产权制度密切相关的。

在民营企业中，产权制度是增强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创业积极性，促进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的一种基本制度，它通过收益分配机制确保了每个产权主体获得相应的报酬，并为这种机制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只有各个产权主体的收益得到保障，他们才会积极地去寻求市场机会，把其所拥有的要素投资到具有更高效率的用途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产权制度对民营企业各个产权主体的权利还提供着一种保护，即每个要素所有者的报酬都是取决于其所提供的要素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以刺激各个产权主体为了获取更多的报酬而在经济活动中供给更多的资源，同时不断提高资源的质量。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中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经济利益协调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经济关系和谐的前提要求人们提供的要素要与其获得的贡献相一致。因为，在有些利益不协调的地方，或由于产权边界不清晰而引起纷争，或产权主体的权利受到侵害等。企业内部经济利益关系的协调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收益分配关系直接影响着企业内部各个产权主体的积极性，而产权制度则可以通过权利的界定来明确从事某项活动当事人的预期收益，使人们获得收益的多少首先取决于他们投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确保要素所有者获得应有的报酬，调节产权主体之间的收益分配，协调企业内部关系。

3、产权制度是民营企业健全激励机制的重要手段

激励问题是经济学的一个永恒话题，只要有生产活动就必然存在激励问题，源于产权关系而产生的激励作用，使产权成为最基本的激励手段。企业激励机制的设立实质上是出资人通过设置一个最优化的激励约束机制监控经营者行为，促使经营者把对个人效用的追求转化为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现阶段，我国民营企业采用的主要激励机制是传统的薪酬制度，这种机制重在评价事后结果进而对员工提供一种激励，而忽视了对员工的事前激励，因此不能有效地发挥员工主动性，企业难免遭受一定的效率损失。

产权制度在健全民营企业激励机制方面发挥的作用，主要是指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产权制度为经济活动确立了竞争规则，这些明确的竞争规则明确和限制了人们的选择组合，消除了产权主体行动的不确定性，从而有效抑制了民营企业内部产权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为各个产权主体提供了有效信息，稳定了他们对未来工作的预期，一定程度上激励员工参与经济活动的主动性。其次，产权制度可以起到对员工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在民营企业中，产权主体得到的激励刺激无非来源于经济活动成本的降低。既然产权制度明确了产权主体间的责、权、利关系，肯定与维护了产权主体的利益，降低了产权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那么就为其行为提供了一种内在动力，增加了其获得的收益，自然实现了对产权主体的激励。

四、产权制度是民营企业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

经济活动是人类与稀缺资源之间的一种关系，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决定了任何社会都必然出现人与人之间为分享现有资源而发生的利益冲突。为了减少由于冲突所带来的各种资源浪费，合理产权制度的建立就显得尤其重要。民营企业作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在经营中难免要面临资源的选择，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发挥各种资源的效率，实现企业资源配置的优化，是我国民营企业完善公司产权制度的一大目标。

民营企业资源配置优化的过程是指资源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的流动过程，实质上代表着各种资源的所有者在追求利润的驱使下，把资源配置到预期收益最大领域的过程。只有公司产权制度完善，才能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优化方面的作用。因为，公司产权制度为民营企业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奠定了基础。企业内部产权主体只有在责、权、利统一的情况下，才会积极地寻求市场机会，争取把资源运用到更高效率的用途上，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而且，产权主体间的责、权、利关系明确，有助于减少产权交易中的各种矛盾，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产权的高效流动，实现资源配置优化。民营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优化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员工完成的，因此，员工的知识和能力将直接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率。完善的产权制度既可以让员工拥有一种公平感，又可以稳定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发挥他们的主动性，而民营企业也可以通过员工的这种不断创新来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五、产权制度是提高民营企业信用的关键

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易秩序规范的信用经济。产权是信用和秩序的基础，产权制度是企业建立信用评价体系的依据。因为市场交换的实质是市场主体之间的产权交换，企业为追求产权，就必须诚实履行信用并遵守市场秩序。有了产权，企业才有履行信用的能力；有了产权，企业不守信用或违背市场秩序就会被剥夺产权，甚至造成企业无法继续经营最终可能导致破产，这就形成了企业履行信用和遵守秩序的压力。可见，产权制度在民营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规范企业成员之间或者企业之间的交换行为（产权交换），树立良好的信用度，并打击失信者，力求从信用的根源处着手在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重塑信用，减少民营企业间出现的各种失信行为，降低企业在社会经济中的道德成本支付，以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虽然，造成我国民营企业信用缺失的因素很多，如民营企业家自身素质的问题、社会经济体制的问题、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机构的问题等。但是，完善的产权制度才是建立良好信用制度的基础，因为产权归属清晰可以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明确界定交易的预期收益，在权责明确的情况下，使交易双方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会向其他经济主体推卸责任，这样就使交易双方有了守信履约的压力。只有完善公司产权制度，鼓励民营企业重塑信誉、诚信经营，才是提高经营效率的根本。

民营企业进行产权制度创新意义重大，只有认清此举的原因，从企业实际出发，才能最大程度发挥产权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实现民营企业的新腾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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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叶晓华：“建制”如何带来“转机”——析有限责任公司“穿新鞋走老路”[J].上海企业，1995（5）.

资源产权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清产核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环境下，城乡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开发农村资源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目标。目前我国农村有大量的集体资产，全国农村集体账面资产达到3.44万亿元，集体所有的土地资源为4.46亿hm2。如果不进行深入改革，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整合开发，很难发挥集体资产的作用，难以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无法实现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目标。只有清产核资、明晰产权，才能有效盘活农村集体资产，这也是目前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清产核资过程中会存在较多问题，包括股权、集体资产、集体债务、经济合同等。要重新进行股权量化，为百姓争取更大的权益，为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奠定良好基础。

1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和意义

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农村集体资产存在较多问题，集体资产归属以及权责不明确。如果不尽快解决存在的问题，就容易造成资产流失或者集体利益被侵占。为了稳定农村经济发展，必须进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促进经济平衡发展。1.1明晰产权权责。在集体产权改革过程中，要明晰产权权责。产权关系在法律上可以直接反映、认可和保护经济关系。产权具有排他性、独立性、交易性和可分割性特征。因此，明晰农村资产产权可以帮助农民获得产权的使用、处分、占有、收益等权利，增加农民的经济收益，并可以合理支配资源。无论是抵押、继承还是退出股权，都能重新进行定义，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发展方案，促进社会经济良好发展。1.2有效保护资源。将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合法化，能有效减少公共资源受到侵害。目前，集体产权存在资产归属不明确、资产管理难等问题。同时，集体产权管理制度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可以有效避免这些问题发生，对农村资源起到有效保护作用。1.3加快资产流转。解决产权问题，高效盘活农村资产，能使资产保值，也使市场交易更加公平、快捷、高效，还能使农村产权交易从原来的“走进来”到现在“走出去”，推动农村产权交易相互赋能、融合发展。资产流动的新模式有“广西1+N模式”“安徽芜湖模式”“内蒙古扶贫新模式”等，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

2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清产核资相关问题

2.1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农村土地流转是指使用权的流转，包括土地承包权和转让使用权。我国在2014年出台《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使土地流转并进行规模经营[1]，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土地流转的难度比较大，很多流转中心的信息不全面，农民对土地流转制度不了解，农民正当权益容易受侵害。2.2农民对改革认识不足。当地村干部、村领导对于土地流转宣传不到位，农民对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认识不足。另外，土地流转初期改革力度较小，没有引起农民的广泛关注。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群众的权利，因此很多农民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有抵触心理，甚至对清产核资行为多加阻扰，影响产权制度改革顺利进行。2.3各地改革不够充分平衡。在我国很多地区，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相对滞后，执行力不足。有些地区不能根据出台的政策及时进行改革，在经营性质的资产管理、开发、利用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改革不够深入，只注重表面工作。受2020年肺炎疫情的影响，摸底调查工作难以开展，清查核资工作难以继续。2.4实施改革经费不足。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涉及范围比较广，工作内容比较复杂，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2]，还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资金。目前改革经费不足，有的区域交通不便，资产清查人员很难对资产进行及时核查。2.5集体“三资”管理问题。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主要影响农村集体的“三资”，包括农村集体资金、资产以及资源。农村“三资”管理力量薄弱，监管能力不足，监管人员比较分散，人力资源比较短缺，基层干部人员往往是一人多岗。另外，农村资产的清产核资、成员界定、股权设置等问题没有完全厘清，存在较大的债务问题，造成改革困难。

3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清产核资策略

3.1清产核资，公开透明。清产核资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我国农村集体资产的数额庞大，清产核资的难度较大。根据相关报道可知，2016年我国农村集体资产已经达到3.1万亿元，其中不包括土地等资源性资产。资产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资源[3]。在清产核资过程中，要实施分类、分步进行策略，因地制宜，明确所有资产的性质，包括经营性、非经营性、资源性资产的数量、归属和使用情况等。清产核资要公开透明，要厘清产权所属关系，落实到乡镇、村、个人[4]。同时，做好土地确权工作。该工作与产权制度改革有直接关系，是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的保证。要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处理好农村土地产权归属问题。加快建立集体资产监督平台，促进新农村全面改革，使农村产权制度有效实施[5]。3.2加大宣传，完善工作。相关部门要加大改革宣传力度，提高人民群众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认识水平，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以个别乡村为试点，将清产核资工作落实到位，促进农村良好发展。同时，提高地方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促进各乡镇快速实施改革，使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到改革中。例如在农村集体资产清查核资工作中，如果农民积极配合，能使工作更加迅速高效地完成，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提供良好的基础，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提高良好的保障。3.3股份合作，集体收益。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保障，是推动我国农村经济不断提升的基础。量化资产股份合作方式，在试点实践中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是实现农村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我国各省份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通过股份合作制保障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权利，从而增加农村集体组织的经济收益[6-7]。3.4换证赋码，赋予职责。与常规的企业架构不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组织结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流转是内部流程。在新的《民法总则》中，已经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列为特别法人，并实施了注册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予了新的身份[8]。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已经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立法手段列为第三类项目，有相应的赋码制度要求，还在税收制度中提出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逐步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给予农村集体经济更多法律保护，逐步理清并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的运行制度、资产财务管理制度等，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更多支持。3.5因地制宜，有效实现。我国各地农村的发展情况不同，应根据当地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2015年我国开始制定精准扶持计划，大力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并指导农村充分利用特色产业，盘活土地资源，创新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路径[9-10]。例如有的地方承包荒地开发果园、养殖基地、旅游基地、农蔬基地等新农村产业。通过政府大力帮扶、企业融资、村企共建等多种方式筹集更多资金，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4结束语

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清产核资工作要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基本原则。应加大宣传力度，完善工作制度，使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改革中，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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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明聪.做好清产核资工作，奠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以鲤城街道东门社区为例［J］.时代金融，2018（30）：189.

［6］王和成.浅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清产核资工作东门社区为例［J］.吉林农业，2019（8）：39.

［7］郑峰.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的清产核资工作探讨［J］.新农村（黑龙江），2018（33）：192.

［8］凌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改革的现状研究———以闵行区为例［J］.上海农村经济，2016（11）：34-36.

［9］刘春.浅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清产核资［J］.经济研究导刊，2019（28）：106-107.

资源产权制度范文篇7

一、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内涵

产权是人们根据一定的目的对财产加以利用或处置以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产权的直接形式是人对物的关系，实质上是产权主体围绕各种财产客体而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得到法律认可之后，就形成了法律上的产权关系，即在法律上对土地、房屋、设备、存款、现金、股票、债券、专利、商标、名誉等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关系。法律上的产权关系是对经济关系的反映、认可和保护。一旦人们的财产占有关系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和保护，产权就具有了排他性、独立性、交易性和可分割性的特征。当股份制成为企业的财产组织形式之后，就形成了财产所有权与实际占有权的分离，进而在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产生了企业依法享有对别人财产的占有、支配、使用和处置的权利，即法人财产权。因此，现代产权的内容不仅包括法律上的财产所有权，还包括企业法人财产权，它是以财产所有权为主体的一系列权利的总和。

所有制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定的个人或社会组织对生产条件的独占或垄断。这种对生产条件的独占或垄断决定了生产要素的不同结合方式，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交换关系及分配关系，是形成生产关系的基础。所有制在法律上表现为所有权。因此，以所有权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产权关系构成了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然而，所有制内部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经济关系还不复杂时，所有制的范围是狭窄的，所有者可以完整地行使其权力并独享收益。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所有者要统管所有权能日益困难，而需要把自己的财产委托给他人经营，让渡给别人一部分产权。可见，所有制内部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可以全部归一个主体去行使，也可以拆分，还可以组合。同一所有制可能有不同的产权配置格局，有不同的实现形式。这种以既定产权关系和产权规则为基础形成的且能对产权关系实行有效组合、调节、保护的制度安排，就是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二、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要求

完善的产权制度是划分、界定、实施、保护和调节产权，确认和处理产权主体责、权、利关系的规则基础，其根本要求就是在产权关系上做到“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第一，在财产权利的划分上要“归属清晰”。“归属清晰”不是单指狭义的所有权归属清晰，而是指广义所有权中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归谁拥有，必须界定清晰。如果客观经济情况需要进一步细分产权，那么新的派生出来的产权类别也必须界定清楚，以避免关系混乱。所有权清晰是指产权主体把客体当作自己的专有物，排斥他人随意剥夺的权能和作用。占有权清晰是指主体实际地或直接掌握、控制或管理客体的权能。支配权又被称作处理权、处分权或处置权。使用权是产权主体按照财产的性质和用途利用、改变和消费客体的权能。人们经常说到的收益权、受益权或用益权，是实施、行使和运用各种权能而获得利益的权利，是与上述“四权”联系在一起的，是内生、依附于各种权能的利益，并不是独立的一种财产权利。权能和利益是一体的。

第二，在财产权利运用过程中要“权责明确”。明确的产权关系，必须是主体责任、权力和利益的统一。不仅要明确规定产权主体对财产能做什么，还应当包括他们不能做什么；同时，还要规定他们必须应尽的义务和责任。那种对权力无限制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无权力的制度。我国国有企业在改革进程中，就是由于政府和企业权、责、利的不明确，曾出现两种极端情形：或者是政府对企业的无限干预，造成企业缺乏活力，没有动力，企业的经济效益不高；或者是对企业无人负责，任企业所为，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

第三，在维护产权关系上要“保护严格”。产权关系要真正发挥作用，需要通过法律使其制度化，成为具有强制力的约束规则，这样才可以降低产权关系确立和纠纷解决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产权制度的效率和公平性。我国的现行法律虽然规定了对公有财产的保护，但由于长期以来，在公有产权保护上存在着立法不严密和执法不严格的弊端，致使一些改革措施长期难以贯彻实施，国家明令赋予企业的权利被中途截留或时放时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经济迅速发展，而现有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还未明确规定，以至于不少私人投资者不敢增加投资、扩大规模。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不利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为根除侵犯产权的行为和保护一切合法的财产权利，必须建立严格、全面的产权法律体系，对一切合法财产权利进行最有效的严格保护。

第四，在财产权利的配置上要“流转顺畅”。产权主体有动力并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配置其权利，包括使用的方向、数量、权力的让渡等等。这种权利的自由配置是产权激励作用的要求和体现，是市场机制产生效率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经济之所以发展迅速，就是因为在产权利益的激励下，能够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自由把财产配置到市场需求最大的领域中，获得了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要适应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的需要，自由地拆分、组合各种财产权利关系，灵活地安排具体产权运行方式，使财产主体能够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挖掘财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要实现产权流转顺畅，就要使产权主体能够灵活地配置其权能，自由地选择其所有权的实现方式。对财产的所有者来说，他既可以完全拥有完整的所有权，自由支配其财产的使用，承担风险，并获得收益；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把狭义所有权之外的其他权利让渡出去，而拥有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的主体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其权利的取舍。即使在同一所有制经济内部，也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具体产权制度。对不同财产的所有者而言，他们可以根据相互之间的需要，自由让渡和组合各种财产权利。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可以组成不同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多种产权实现形式。

从产权客体来看，不同产权的让渡和流转，能够实现在一个财产客体上附着的多种财产权利关系，发挥财产的多种用途，满足不同产权主体对财产客体的差异化利益需求。如对财产的股权拥有者，既可以享有股息和分红的权利，又不必参与资产的经营，减少精力和时间的投入，而且能够自由地“用脚投票”，以规避风险，增加收益；对财产的经营者而言，他既可以利用他人的股权弥补自己资本不足，又可以“借鸡生蛋”，为自己获得经济利益。

三、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有效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和正常的市场秩序的前提，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基础。

推动现代企业制度构建进程，奠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市场经济从简单商品经济初始形态发展为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一个企业制度从简单向复杂、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即从早期的独资企业发展到合伙企业，进一步发展为公司制现代企业的过程。与此相伴随，不同企业制度的产权组织形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从集所有产权关系于个人一身的独立的完整产权拥有者，发展为合伙出资、共同享有产权的集体产权关系，最后发展为现代股份公司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产权制度。从中可以看出，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的基础，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就要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

现代产权制度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建立一种有效率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使产权主体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独立作出自己的生产经营决策，从而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不侵害相关产权的合法权利。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的不同产权主体迫于竞争的压力，进行技术发明和创造，改善经营管理，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有效的产权制度就表现为有效的企业制度，那些不能适应市场要求的企业，必须从其产权结构上进行改革，完善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才能真正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原有的产权制度无法激励企业提高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而又没有健全的机制来约束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越权和侵权行为，大量国有资产在低效的产权制度下运行，因此，重新配置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构建高效的现代产权制度，是搞活国有企业的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大量民营企业，基本上以家族经营为主，没有按照现代公司制的要求进行产权结构调整，限制了企业规模的壮大和经营机制的改善。著名企业史专家钱德勒在比较美国和英国现代企业成长规律及其对工业发展的贡献时发现，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特征的现代公司在美国的发展是工业增长的原动力，而以家族化经营为特征的英国公司制企业阻碍了英国工业保持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优势的能力，致使英国工业逐渐落后于美国。因此，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必须通过现代产权制度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保障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产权主体平等竞争，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依法构建现代产权关系，既是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保证，也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产权融合创造条件。在公有制经济中，随着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得到理顺，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目标就能够更好地实现。通过资本市场、产权市场盘活存量资产，使原来沉淀的大量国有资产顺畅地流转起来，把国有资产配置到能够发挥其社会和经济效益的领域，推进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步伐和提高国有资产重组质量，可以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受到严格保护的非公有经济的产权主体，能够在产权制度的有效激励下，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活跃市场，增加就业，满足社会需求。

现代产权制度为组建规范的股份制公司企业创造了条件。在同一所有制内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可以组成股份公司，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产权主体也可以组建规范的股份制企业。不同产权主体通过股份公司形式进行的产权融合，不仅可以更快地壮大企业规模，促进企业更快发展，而且能够发挥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比较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为公有制经济提供了更有效的实现形式。

资源产权制度范文篇8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是,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对人的行为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这种试图说明“制度安排至关重要”的理论体系现在被广泛称为“新制度经济学”（NewIflstltllt10n81EC0floffi1CS）。以科斯（C0850,R0flsld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仅自身具有很强的理论魁力,而且对促进中国改革过程的理解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从批判新古典理论的非现实性出发,将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被视为给定的或忽视的东西——制度,纳入新古典模型的框架,来探讨制度安排和权利配置对人们行为和经济结果的影响。把现实制度下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和行为选择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分析,不仅说明了不同制度安排下的资源配置,而且解释了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行为过程,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

本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这里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指以科斯为代表的运用交易费用概念研究制度演变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尽管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都是从制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社会的演进及制度的变迁,但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新制度经济学希望从现实制度所赋予的约束条件角度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使“经济学”成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它提出经济发展理论的第四大支柱——制度,并把制度（包括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则）纳入新古典模型的框架,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经济行为,经济活动的约束条件,拓展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密不可分。

第二部分是介绍本文的结构与安排。用年代以前,新制度经济学侧重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研究制度对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影响,分析人口、技术水平、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和偏好等因素的变化如何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获利的机会,进而提供了改变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一旦创立和利用新的制度安排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人们就会要求这种制度安排的创新。

上述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用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来替代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只要简单地“替代”或“转变”就够了,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个常规过程,不需要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它在强调不同的制度安排对经济效率影响的同时,忽视了制度安排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不足。产权制度变迁的一些经验案例表明,促进资源有效使用和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不是自发地发生,任何一项制度安排与制度变迁内所固有的分配冲突会阻碍或严重制约可能采取的制度,即使这一制度安排有重要的效率效应。因此,制度安排的变化不仅与经济效率有关,而且与收入分配格局密切相关。尤其对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中国经济来说,从制度角度对这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展开深入的研究,也是中国过渡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试图从制度、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相互关系的角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这种研究基本上是按照先静态,后动态；先一般,后具体的次序来展开的。为了能够清楚地把制度、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显示出来,本文各章作如下安排：

第一章首先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地继承新古典方法论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其次指出了本文的结构与安排。

为了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展开深入研究,就有必要弄清楚该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因此,第二章从经济效率角度一般地考察了制度安排的含义、构成以及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所有的制度安排中,最基储最主要的制度安排就是产权制度安排,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条件下,产权制度安排的界定与分配对资源的配置及使用效率有决定性的作用。为此,在一般地考察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人们的交易行为及经济绩效产生的不同影响之后,第三章着重研究了产权制度安排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人们设计不同的产权制度或契约安排的本质在于如何使租值消耗或交易费用最校然而产权制度安排通过对资源使用决策权的配置,不仅决定了在一个经济体系中谁是经济主体,也规定了社会中的财富分配几ibecap,G．D,1989）。不同的产权安排所规定的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同对社会需求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果。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在重视交易费用为正的条件下,不同的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同时,忽视了制度安排对收入分配,进而对效率影响的这个中间环节,即假定收入效应为零。

其实制度安排的不同与收入分配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是第四章的主要内容（制度安排与收入分配）。如果说前四章是静态地考察制度安排、经济效率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那么,第五章、第六章将动态地考察制度安排、效率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关系即制度变迁、效率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关系。第五章首先分析了影响制度变迁的市场力量,即人口、技术水平、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接着,第六章将放松零收入效应的假定,深入研究在产权制度变迁中,除了市场因素以外,政治家的作用,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力量对比与较量等政治方面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对产权制度的变迁起着重要作用。国家统治者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向和性质。对于产权变迁的讨价还价的结果不仅取决于相关的竞争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力量对比,而且取决于在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财富（收入）分配以及现有的分配规则是否与他们的需要融合。由于产权变迁中存在众多的竞争团体与潜在的冲突,产权制度的变迁会出现时滞。

最后（第七章）,在前面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制度经济学在总体上作一概括性的评价并指出它给我们的一点启示。首先评价它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及其局限性；其次在启示中,把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用于研究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所强调的主题,即制度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问题。并尝试勾勒出一个制度安排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框架,用这一框架分析解释马克思理论中所遇到的问题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前后收入分配格局及其变化。

第二章制度安排及其重要性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至关重要,它是决定一个社会经济绩效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人们的交易行为总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结构和组织安排,对人们的交易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从而对于经济的运行绩效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一项制度安排能激励人们将资源和努力更有效地配置于生产性活动,而不是想方设法通过占别人的便宜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就能促进经济增长,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也就较好。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没有为私人收益确定产权制度的保证。这样的制度安排将激励人们把资源和努力配置于非生产性活动,妨碍经济增长,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也将不佳。

为了更好地理解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有必要很好地理解有关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理论的基本概念。

本章首先介绍了经济学家从研究问题的不同角度对制度安排概念的理解；其次介绍了制度安排的内涵,以及制度安排、制度环境与制度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制度安排是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及其实施机制构成的。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对制度安排起着决定性作用,制度环境给出了形成各种制度安排的约束。而制度安排的不同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关系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第三章产权制度安排与经济效率

如果说前面一章是讨论一般的制度安排与效率的关系,那么本章具体地讨论制度理论当中最基础的、最主要的制度安排——产权制度安排与效率问题。

以此为目标本章首先阐述了产权的含义、类型。产权是财产主体的一种行为性权利；产权是一组激励和约束人的行为的权利束,它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产权是一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产权可分为私有产权、社团产权、公共产权和国有产权等不同类型。

然后,以“科斯定理”为例分析了不同的产权安排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及使用效率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具有竞争性利益的地方,人们签订排他性产权制度安排的动机就是为了减少共有产权经营的损失,并从中获得一份收益。

最后,通过对16一厂世纪法国和西班牙与英国和荷兰四个国家产权制度安排的更为详细的历史考察,进一步验证了在资源禀赋相同的社会中,产权制度安排的差异性对所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绩效的变化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No,thandThomas,1981）。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已有的经济组织缺乏能刺激个人动机的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也就是没有为从事经济创新活动的人提供激励,从而造成私人收益或成本与社会收益或成本之间的不一致。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应该是竞争性的或排他性的,为此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不确定性因素,使行为人在与他人交易中形成一个可以合理把握的预期,降低交易费用,推动经济增长。然而,对资源使用决策权的重新界定会引致收入分配和政治权力的变化,进而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经济效率。也就是说,不同的制度安排与收入分配格局有着密切关系。

第四章制度安排与收入分配

把制度因素与收入分配问题联系起来,并从制度角度去解释收入的功能性分配始创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Smith,Adam）和大卫·李嘉图（Xicardo,David）。

本章第一部分是分析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制度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古典经济学中,收入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是以财产（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所有权制度为基础的。土地所有者要索取地租因为他拥有土地的所有权,雇佣工人得到工资因为他拥有劳动力,资本家索取利润因为他拥有资本的所有权。资本家不仅提供雇佣劳动所需要的资本,而且组织生产和承担风险。因此他不仅是剩余的受益者,而且也是这个剩余的索取者c这种提供资本与组织生产、承担风险双重职能合为一体的古典制度结构影响着收入的分配关系。在这种制度结构下,除了工人以工资形式所拿走的部分之外,在经济活动中工人的全部年剩余产品,必须按照资本家在生产中使用资本的数量在个别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这个任务是由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来完成的。

但是,分配比例的变化会引起相对价格和社会商品价值的变化,这就难以确定工资变动如何影响利润了。后来斯拉法（Sraffa,P,）对此做出了更深一步的贡献。在斯拉法的工人仅得到生存工资但整个经济体系具有剩余的模式中,一旦生存工资的数量给定,利润率和相对价格也就决定了。价格决定离不开分配条件。如果该分配条件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话,那么相对价格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所传递的是这种制度结构的信息。然而,古典经济学家这种制度影响收入分配的分析传统,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失去了踪影。

第二部分阐述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新古典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与古典学派不同。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是所有权结构与分配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新古典经济学家更注重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分配不再家古典经济学中那样成为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从属于资源配置。在新古典这个理论框架中,古典经济学关于社会各阶级的所有权与相应的各阶级收入的分类,被各种生产要素及其服务的价格所取代。当价格机制使资源处于最佳配置状态时,按照技术和效率原则,收入分配关系也处于合理状态。也就是说,在要素的初始分配和服务的技术特征给定情况下,收入分配就取决于由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要素价格。制度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被市场供求力量的作用所取代。也就是说,价格机制重要,而制度并不重要。新古典经济学中价格机制的灵活和完美的作用首先受到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质疑。科斯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工作。

第三部分详细地分析了科斯在研究法定权利的安排对效率影响的同时,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忽略。他把财富（或收入）的分配当作一个中间环节,并假定其效应为零。因此,科斯没有更多地去探讨权利安排与财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以及收入分配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科斯只是做了一个提示但并未展开分析,并且认为即使法律界定的权利对收入分配有影响,也不会影响需求,因而也不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科斯既假设掉了既定权利安排的收入效应,也不考虑一种权利安排向另一种权利安排变迁所需要的财富积累条件,使得他在注重制度安排影响效率的同时,忽视制度安排特别是权利安排对财富（收入）分配的影响。这种学术倾向直接传染给其它新制度经济学家。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在研究产权安排的不同类型及其影响时,更注重产权安排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而不是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戴维斯和诺斯（970）在研究制度变迁时,把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看作是一项制度安排发生变化的动因,而很少分析这个净收益如何分配以及这种分配是否会影响制度安排本身的变迁。

尽管对收入效应的忽略,可以大大地简化对经济组织方面的问题的较为正式的分析,但是这种不考虑收入效应的假定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在许多情况下,决策者实际上所做出的决策取决于他们拥有的财富（收入）。在研究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不能绕开收入分配问题。不同的收入分配状况会改变人们的成本和收益函数,进而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

第五章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

既然经济效率与不同的制度安排相关,要提高效率必然要研究制度安排的变迁。如果说前四章是从经济效率、收入分配的角度静态地考察制度理论的话,那么从第五章开始将用同样的角度动态地考察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

第一部分是一般性地分析制度变迁的动力、内在机制。制度变迁的动力是个人期望在现存制度下获取最大的潜在的外部利润。只有当潜在利润超过预期的成本时,一项新的制度安排才会被创新。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与组织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之点。

第二部分分析了制度变迁的具体过程以及影响制度变迁的市场因素。制度变迁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机制的结合所作的边际调整。

相对价格或偏好的变化,会改变个人在人际互动中的激励约束条件,会改变个人在现有的制度状态下的利益分享。当人们发觉改变现有的规则会使自己或他人处境改善时,就会有人投入资源要求对现有的规则重新谈判,从而改变旧的规则,形成新的规则。当没有一个人或组织能够从对重建规则的资源投入中获利时,制度就会稳定下来,即形成均衡的制度。但是,由于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方式不同,所谓均衡的制度只能是一种局部均衡。随着某些外生因素的变化,如人口增长、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技术和市场规模的改变,制度安排的某种初始的均衡会受到冲击,进而会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果。正因为均衡是局部的,所以制度总是要变迁的。

最后分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制度变迁能否成功,或者说制度变迁的路径取决于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复杂的、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二是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带来的报酬递增。这两种因素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当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这种有效的自我增强机制时,制度的变迁本身也就标志了人们的收入递增在广泛的范围内发生了,制度的变迁不仅得到了支持和巩固,而且能在此基础上一环紧扣一环,沿着良性循环的轨迹发展,即出现所谓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轨迹：相反,当制度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上述自我增强机制时,制度的变过也就意味着人们的收入不能普遍递增,制度在现实生Ic活和经济发展中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制度的变迁就容易朝着无效或不利于产出最大化的方向发展,结果制度的变迁陷入镇定（Lock－in）的困境。这种制度变迁的性质解释了时间和历史因素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

然而把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看作制度变迁的动因的比较乐观的制度变迁理论,却长期以来一直不能回答这样问题,即既然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变迁能够把资源配置到价值高的地方去使用,促进经济增长,那么为什么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无效率的产权制度安排持续存在呢？人们为什么不选择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明？显然,制度安排的不仅与经济效率有关,而且,与收入分配有关,因为任何产权制度的变迁都意味着收入分配的重新安排,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经济效率。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产权安排、产权变迁及与之伴随的不同的经济绩效水平有必要对产权签约行为背后涉及收入分配冲突的政治谈判的细节的详细地考察。

第六章产权制度变迁与收入分配

本章将放松零收入效应的假定,进一步深入考察收入分配冲突对产权制度安排变迁的影响,并用经验案例加以验证。在产权的调整与变化中,除了相对价格和个人偏好等因素外,政治家的作用,既得利益集团之间政治力量的对比与较量等政治参数在很大程度上对产权制度的变迁起着重要作用,进而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第一部分介绍了国家的起源及国家统治者的偏好。因为法律对产权制度的安排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拥有最高政治决策权的统治者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向和性质。因而,不了解国家的特征及国家统治者的偏好,就无法解释产权制度的稳定与变迁。而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又规定了不同的收入分配方案,因此,决定产权制度变迁的国家统治者的私人净利益必然会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了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选择。国家的统治者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所面临的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是造成无效率的产权的关键。

资源产权制度范文篇9

从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看，水资源正日益影响全球的环境与发展，甚至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我国水资源形势不容乐观，水资源紧缺已经成为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它国家，传统上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总是求助于工程和技术手段，而运用政策、制度和管理手段来解决水资源危机问题并未引起政策制定者和管理工作者的足够重视。但从实质上说，不论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还是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一般都有资金和技术两方面的问题。它们二者又同时受制于政策、制度和管理方面的约束。

我国的水利资金状况和水利技术条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特定水资源政策、制度安排和管理方式下的产物。因而可以说，我国的水资源政策、制度和管理实际上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并且日益成为影响水资源短缺状况的最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水权和水市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借助政策、制度和管理手段来合理开发、优化配置、高效利用水资源已成为水利工作的中心任务[1]。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产权制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总结，以期对当前我国的水权制度创新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产权和产权制度

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研究的关键概念是“产权”，制度规则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行为主体的权利规定。有效的产权制度是整个经济制度的核心。它一方面直接影响人们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为其它制度提供基础。由于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形成了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产权经济学。

产权制度理论是R.H.Coase于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的，而产权概念的正式提出首推R.H.Coase的《企业的性质》一书。此后，Alchian、H·Demsetz[2]、North[3]以及张五常、汪丁丁等人的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产权领域的发展，可以说，它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一个严密的产权经济学分析框架作了铺垫。

什么叫产权？按照Alchian定义，“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6]”。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收益，如何受损，以及它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内化外部性，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4][5]。

面对由于使用稀缺资源而发生的利益冲突，西方产权经济理论主要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界定和交易。R.H.Coase的主要观点是：（1）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商品买卖，而是权力买卖，人们购买商品是要享有支配和享受它的权利；（2）资源配置的外部效应，是由于人们交往关系中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或权利无法严格界定而产生的，市场失效是由产权界定不明所导致的；（3）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组织、技术和效率；（4）严格界定或定义的私有产权并不排斥合作生产，反而有利于合作和组织；（5）在私有产权可自由交易的制度下，中央计划也是可行的。

目前，对产权概念的认识虽不完全一致，但较普遍的意见是，产权是指与所有权相联系的一组权利，也即指以财产所有权为核心的、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权利，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包括用尽权、消费权）和收益权（包括出借权、转让权）和其它与财产有关的权利等。产权不可能脱离所有权而独立存在，但也无法用所有权来加以概括。财产所有权是确定物的最终归属，表明主体对物的独占和垄断的权利，具有排他性、本源性和全面性。所有权的排他性表明物的所有权在法律上只能归属于一个主体。而产权（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等）可以归属于一个主体，也有可能按照一定的规则或合约，分属几个主体所行使。

在市场经济中，产权的性质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性

（一）产权主体具有经济实体性

作为经济实体，一般必须具有这样三个特征：其一，必须有一定的财产作为参与社会再生产的前提，这项财产在法定的最终归属上并不一定必须为该实体所有；其二，必须直接参加社会再生产活动；其三，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并且参与社会营利性经济活动中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二）产权运动具有独立性

产权一经确立，产权主体就可以在合法范围内自主地运用产权，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受同一财产上其他财产主体的随意干扰。产权体系具有可分性。在发达市场经济中，财产的价值形态运动与使用价值形态运动因信用制度等的发展而分离，不同的主体以财产不同形态的运动为控制对象，使得单一的财产所有权分离开来，并落在不同的产权主体手中。

科斯在研究产权交易的外部性时，全面分析了产权明晰化在市场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产权的主要经济功能在于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产权经济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对“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运行机制背后的制度前提----产权结构做出了富有特色的分析，而且其主要关注产权制度的创新和产权制度的效率比较问题，这些应该是我们研究水权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

二、产权制度创新

当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时候，个人开采自然资源的负的外部性就被忽视。因而建立产权、排除他人使用自然资源的激励机制就很弱[2][6]。这意味着存在自由使用的公共资源和管理松散的集体资源。

随着人口增长和商业化发育程度的提高，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既然自然资源的供给在短期内是有限的，每个集体成员的自然资源可使用量就会减少。为了使负的外部效应内在化，就可能导致更有效率的制度产生，这就是所谓的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的原始动力。

制度创新（变迁）一般有两种方式：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制性制度变迁。

林毅夫认为[7]，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诱制性制度变迁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创导、组织和实行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对于某一制度变迁是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学术界争论很多。苗壮[8]认为，在改革过程中存在两种制度主体—政府主体和非政府主体，改革就是这两种制度主体参加的社会博奕。

什么样的制度更有效率？产权制度的演变是否就是由效率较低的产权制度向效率较高的产权制度的演变？

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是否能为在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外部性较大的内在化的激励，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收益报酬结构[23]。

在比较分析各种产权制度的效率时，很多学者主要侧重于研究产权制度对资源管理的技术效率的影响，运用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建立企业的边界生产（成本）函数来进行定量化研究。

三、产权制度创新的诱导因素

在可能导致产权出现及演变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学家特别强调了由于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而发生的相对价格变化以及人口增长的作用[9]。

在欧洲中世纪的成熟时期（1000-1300年），“土地变得稀缺，土地的价值处于上升中”[10]，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变得普遍起来，它对限制共有财产使用的压力增加了。对土地使用的更为有效的控制是与更为集约的农业生产体制的采用相联系的，三田制开始替代传统的两年一制的轮作制[11]。也有学者认为[12]，人口对土地的持续压力是导致公地的废除和以使用奴力劳动为基础的耕作制转向由农民所有的所有者经营，或转向由资本主义经营所有的对工资劳动力的使用。

D·C·North和R·Thomas[3]以及Demsetz[2]在讨论加拿大东部的印第安猎人在18世纪初建立土地私人制的例子中，资源稀缺的出现和加剧以及相伴随的相对价格的提高，是产权演变的基本原因。他们认为，当植物和动物相对充裕时，对这些资源设置产权的成本超过了潜在的收益，于是资源被当作公共财产使用。当人口相对于稳定的资源数量增长时，人们之间的竞争趋于尖锐，公共财产导致了狩猎活动收益的减少。在某个边际上，固定的农业活动逐渐变得比狩猎活动更有吸引力，尽管农业在设立与实施产权上要付出成本。最早的固定农业共同体是以对土地的排他性公共产权为基础的。在共同体内部，至少禁忌和习俗部分地限制了对资源的滥用。

近代，环境从农业与工业生产中吸收了残余，这与对环境服务和舒适的需求产生了激烈冲突[13]，这一冲突导致了原来被视为免费品的公共资源，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些用于区分个人、企业和共同体产权的新制度[13]。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更为集约的农作物制度的使用导致水的经济价值的增加，这一增加的价值诱致了能更明确地定义灌溉的产权，以及在分配水时更多地使用市场机制[14]。

资源稀缺至少可以导致两个重要后果：对资源的滥用，使当前和长期的资源最优使用变得不可能；人们—个人或群体—之间在使用资源上的摩擦和对抗加剧，部分资源被用于暴力攻击或防止暴力攻击。这样的事实或许可以引伸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当资源稀缺一旦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程度，产权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尽管产权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很大不同。产权制度的进步意味着设置、维护产权成本的降低，或从事破坏产权活动成本的增加[17]。

除了相对于人口增长而导致的资源相对稀缺是引起产权制度变迁的原因之外，国家的政策、民主水平、农村金融、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家庭或社区的组织状况、知识水平、借贷能力、农场大小和规模程度等因素也是导致某种产权制度出现或演变的重要原因[21]。

另外，政府政策一直是影响产权演变最重要的因素之一。Kirk[15]在关于印度的布塔拿（Butana）的研究中认为：传统的以居住地为特征的集体所有制（或称社区所有制）在其衰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殖民政府和殖民后的国民政府通过对土地产权制度和相应的机构设置的法律法规施以的重大影响，其次，是来自于市场融合、相对于资源减少的人口剧增以及可耕地权利重要性的上升等的共同作用。C·Schulz在考察经济史时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经济价值的上升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16]。樊纲也认为，只有有关的经济主体具有了实际的变迁动机和能力后，一定的非均衡状态才具有不可持续性，也即才有变迁的可能性[24]。“在实际过程中，制度变迁可能是有关当事人日常所实施的创新努力的结果”[18]。而马恩[19]通过对延安的考察后也认为，“只有人力资本的改善才能引起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创新”。冯开文[20]通过分析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发现，农民经营能力和知识准备程度的大大提高以及对新出现的获利机会的追逐，是农村制度创新的最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权利主体的经济条件、组织状况和知识水平也是引起产权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社会环境也是造成产权制度演变的因素之一。社会的道德风尚、继承规则以及法规对产权的制约力度都会对产权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21]。

在综合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以后，Otsuka将影响土地产权的因素归结为五类，自然环境、人口压力、政策、商业化和社会环境等[22]。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CCAP）的乔方彬等人通过对云南林区的实证研究表明，林地产权演变是人口压力、商业化程度、市场的发达程度、社区组织能力和耕地的产权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地区的人口压力越大、非集体耕地所占的比例越大、商业化程度越高、市场越不发达、社区的组织能力越强，林地产权由集体产权制度向非集体产权制度演变的可能性就越大[25]。

四、水权制度创新

水权制度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资源、环境、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每一次变迁，都是向着新的、更加完善更加高效的水权制度迈进。

正如前面所述，制度创新（变迁）一般有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方式。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政府主要通过强制的方式直接地实施制度变迁，而在诱诱致性制度变迁中，政府主要通过说服和利导的方式间接地指导制度变迁。因为在变革初期，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支持、鼓励、许可或默认，任何自下而上自发性的变革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目前，我国正处在水权制度创新的初始阶段。由于我国现行的水权制度存在不少问题：诸如对水权、水权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不统一；对水资源所有权的理解不一致；没有建立水权流转制度；长期用计划手段配置水资源，以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价格不合理、资源浪费严重等等，迫切需要水权制度创新。尤其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对水资源总量的需求更多，不仅要求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因此，水权制度创新，不仅是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客观需要，更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提高用水效率重大战略决策的要求。

水权制度肯定是一个崭新的制度，它与以往的制度有根本的区别。若无此区别，它不足以解决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向这一制度的过渡应是渐进的。这样做，既要挖掘和发现现有制度中可利用的资源，可以与新制度兼容，同时又要考虑现有制度下的利益格局，在基本不损害（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制度的变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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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产权制度范文篇10

一、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内涵

产权是人们根据一定的目的对财产加以利用或处置以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产权的直接形式是人对物的关系，实质上是产权主体围绕各种财产客体而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得到法律认可之后，就形成了法律上的产权关系，即在法律上对土地、房屋、设备、存款、现金、股票、债券、专利、商标、名誉等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关系。法律上的产权关系是对经济关系的反映、认可和保护。一旦人们的财产占有关系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和保护，产权就具有了排他性、独立性、交易性和可分割性的特征。当股份制成为企业的财产组织形式之后，就形成了财产所有权与实际占有权的分离，进而在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产生了企业依法享有对别人财产的占有、支配、使用和处置的权利，即法人财产权。因此，现代产权的内容不仅包括法律上的财产所有权，还包括企业法人财产权，它是以财产所有权为主体的一系列权利的总和。

所有制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定的个人或社会组织对生产条件的独占或垄断。这种对生产条件的独占或垄断决定了生产要素的不同结合方式，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交换关系及分配关系，是形成生产关系的基础。所有制在法律上表现为所有权。因此，以所有权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产权关系构成了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然而，所有制内部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经济关系还不复杂时，所有制的范围是狭窄的，所有者可以完整地行使其权力并独享收益。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所有者要统管所有权能日益困难，而需要把自己的财产委托给他人经营，让渡给别人一部分产权。可见，所有制内部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可以全部归一个主体去行使，也可以拆分，还可以组合。同一所有制可能有不同的产权配置格局，有不同的实现形式。这种以既定产权关系和产权规则为基础形成的且能对产权关系实行有效组合、调节、保护的制度安排，就是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二、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要求

完善的产权制度是划分、界定、实施、保护和调节产权，确认和处理产权主体责、权、利关系的规则基础，其根本要求就是在产权关系上做到“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第一，在财产权利的划分上要“归属清晰”。“归属清晰”不是单指狭义的所有权归属清晰，而是指广义所有权中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归谁拥有，必须界定清晰。如果客观经济情况需要进一步细分产权，那么新的派生出来的产权类别也必须界定清楚，以避免关系混乱。所有权清晰是指产权主体把客体当作自己的专有物，排斥他人随意剥夺的权能和作用。占有权清晰是指主体实际地或直接掌握、控制或管理客体的权能。支配权又被称作处理权、处分权或处置权。使用权是产权主体按照财产的性质和用途利用、改变和消费客体的权能。人们经常说到的收益权、受益权或用益权，是实施、行使和运用各种权能而获得利益的权利，是与上述“四权”联系在一起的，是内生、依附于各种权能的利益，并不是独立的一种财产权利。权能和利益是一体的。

第二，在财产权利运用过程中要“权责明确”。明确的产权关系，必须是主体责任、权力和利益的统一。不仅要明确规定产权主体对财产能做什么，还应当包括他们不能做什么；同时，还要规定他们必须应尽的义务和责任。那种对权力无限制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无权力的制度。我国国有企业在改革进程中，就是由于政府和企业权、责、利的不明确，曾出现两种极端情形：或者是政府对企业的无限干预，造成企业缺乏活力，没有动力，企业的经济效益不高；或者是对企业无人负责，任企业所为，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

第三，在维护产权关系上要“保护严格”。产权关系要真正发挥作用，需要通过法律使其制度化，成为具有强制力的约束规则，这样才可以降低产权关系确立和纠纷解决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产权制度的效率和公平性。我国的现行法律虽然规定了对公有财产的保护，但由于长期以来，在公有产权保护上存在着立法不严密和执法不严格的弊端，致使一些改革措施长期难以贯彻实施，国家明令赋予企业的权利被中途截留或时放时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经济迅速发展，而现有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还未明确规定，以至于不少私人投资者不敢增加投资、扩大规模。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不利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为根除侵犯产权的行为和保护一切合法的财产权利，必须建立严格、全面的产权法律体系，对一切合法财产权利进行最有效的严格保护。

第四，在财产权利的配置上要“流转顺畅”。产权主体有动力并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配置其权利，包括使用的方向、数量、权力的让渡等等。这种权利的自由配置是产权激励作用的要求和体现，是市场机制产生效率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经济之所以发展迅速，就是因为在产权利益的激励下，能够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自由把财产配置到市场需求最大的领域中，获得了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要适应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的需要，自由地拆分、组合各种财产权利关系，灵活地安排具体产权运行方式，使财产主体能够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挖掘财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要实现产权流转顺畅，就要使产权主体能够灵活地配置其权能，自由地选择其所有权的实现方式。对财产的所有者来说，他既可以完全拥有完整的所有权，自由支配其财产的使用，承担风险，并获得收益；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把狭义所有权之外的其他权利让渡出去，而拥有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的主体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其权利的取舍。即使在同一所有制经济内部，也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具体产权制度。对不同财产的所有者而言，他们可以根据相互之间的需要，自由让渡和组合各种财产权利。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可以组成不同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多种产权实现形式。

从产权客体来看，不同产权的让渡和流转，能够实现在一个财产客体上附着的多种财产权利关系，发挥财产的多种用途，满足不同产权主体对财产客体的差异化利益需求。如对财产的股权拥有者，既可以享有股息和分红的权利，又不必参与资产的经营，减少精力和时间的投入，而且能够自由地“用脚投票”，以规避风险，增加收益；对财产的经营者而言，他既可以利用他人的股权弥补自己资本不足，又可以“借鸡生蛋”，为自己获得经济利益。

三、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有效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和正常的市场秩序的前提，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基础。

推动现代企业制度构建进程，奠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市场经济从简单商品经济初始形态发展为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一个企业制度从简单向复杂、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即从早期的独资企业发展到合伙企业，进一步发展为公司制现代企业的过程。与此相伴随，不同企业制度的产权组织形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从集所有产权关系于个人一身的独立的完整产权拥有者，发展为合伙出资、共同享有产权的集体产权关系，最后发展为现代股份公司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产权制度。从中可以看出，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的基础，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就要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

现代产权制度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建立一种有效率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使产权主体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独立作出自己的生产经营决策，从而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不侵害相关产权的合法权利。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的不同产权主体迫于竞争的压力，进行技术发明和创造，改善经营管理，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有效的产权制度就表现为有效的企业制度，那些不能适应市场要求的企业，必须从其产权结构上进行改革，完善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才能真正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原有的产权制度无法激励企业提高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而又没有健全的机制来约束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越权和侵权行为，大量国有资产在低效的产权制度下运行，因此，重新配置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构建高效的现代产权制度，是搞活国有企业的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大量民营企业，基本上以家族经营为主，没有按照现代公司制的要求进行产权结构调整，限制了企业规模的壮大和经营机制的改善。著名企业史专家钱德勒在比较美国和英国现代企业成长规律及其对工业发展的贡献时发现，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特征的现代公司在美国的发展是工业增长的原动力，而以家族化经营为特征的英国公司制企业阻碍了英国工业保持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优势的能力，致使英国工业逐渐落后于美国。因此，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必须通过现代产权制度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保障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产权主体平等竞争，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依法构建现代产权关系，既是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保证，也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产权融合创造条件。在公有制经济中，随着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得到理顺，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目标就能够更好地实现。通过资本市场、产权市场盘活存量资产，使原来沉淀的大量国有资产顺畅地流转起来，把国有资产配置到能够发挥其社会和经济效益的领域，推进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步伐和提高国有资产重组质量，可以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受到严格保护的非公有经济的产权主体，能够在产权制度的有效激励下，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活跃市场，增加就业，满足社会需求。

现代产权制度为组建规范的股份制公司企业创造了条件。在同一所有制内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可以组成股份公司，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产权主体也可以组建规范的股份制企业。不同产权主体通过股份公司形式进行的产权融合，不仅可以更快地壮大企业规模，促进企业更快发展，而且能够发挥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比较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为公有制经济提供了更有效的实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