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读后感十篇

鲁迅全集读后感篇1

鲁迅是文学家,也是编辑家与出版家,编辑出版活动贯穿了鲁迅的一生。服务意识是鲁迅编辑出版理念的核心,服务社会、服务作者是鲁迅编辑出版实践的灵魂,由此实现了编辑主体价值与历史责任的统一,不仅在当时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示范性,对于今天的编辑出版事业也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

五四时期我国出版界有一奇特现象,那就是其时的著名作家普遍与出版业建立了密切的亲缘关系,自身往往就是出版家与编辑家,基本上主导着出版业和出版物的发展方向。对出版物与出版业来说,五四作家的参与强化了出版物与出版业对时代思潮的呼应,为其注入了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

编辑出版活动具有精神文化建构的功能,但又不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借助了出版物这一特殊的知识载体,凝聚社会的向心力,推动时代的发展。五四是新旧文化转型的时代,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革理想促进了编辑出版目标的实现。从鲁迅的编辑出版实践看,无论是创办报刊,还是出版书籍,同样注重于思想启蒙、文化重建、批判专制和改造社会,这与他的救国理念是一致的。他在编辑出版工作中注入了自己“为人生”的价值观和“力之美”的美学观,为了这一目标,他自觉“遵命”――“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1〕。无论是留日时期还是《新青年》时期抑或是30年代,鲁迅始终不遗余力于改造国民性或曰“首在立人”,在他看来此乃“生存两间,角逐列国”的根本〔2〕;同时“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3〕,“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4〕。他对文化传播中所谓“三气”(洋场气、商人气、流氓气)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始终憎恶读后使人意志消沉的作品”〔5〕,想借助报刊物介绍“并不高超而实则有益”的东西〔6〕386。诚如叶圣陶所说,鲁迅毕生致力于编辑工作“主旨惟在益人” 。

鲁迅自1907年在日本创办文艺期刊《新生》开始,先后编过9种刊物,编辑出版及参与编辑出版各种书籍76种,丛书11种,自费印行13种,校阅并介绍出版40种。从创办报刊到出版书籍,无不为了在一个“民声寂寥、群志幽s”的社会氛围中,打造一个自由的公共话语空间,以“抒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尽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7〕,为奋斗着的青年“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食粮”,使他们不再感到孤独与无助。

在五四时期开始的中国文化重建中,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非常重视报刊界出版界应发挥的作用。他们奉行“君子谋道”的文化理念,追求启蒙救亡的社会理想,在编辑出版实践中时刻牢记对人生负责、对大众负责、对民族负责,服务社会绝非一句空话。鲁迅的编辑出版实践呈现出一个思想家的特质,可以说真正起到了开启民智、改造社会、推动时代的巨大作用。

二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作品的面世,一位作家的诞生,甚至一个流派的兴衰,都与编辑出版行为密切相关。编辑出版实践是鲁迅文学生涯的重要内容,他对写作的甘苦、发表的不易有着切身的体会。正因为如此,才能发自内心地理解和体谅作者,坚持不拘门户以质取文,全心全意服务作者。编辑的根本能力是鉴赏与发现,做的是“补丁”工作。人们常用“为他人作嫁衣裳”,来形容这种“补丁”――奉献精神。用鲁迅的话说,即“做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异木”。

臧克家在《鲁迅先生与编辑出版工作》一文中,将鲁迅编辑出版的书刊分成三大类:“一是发扬中国旧文化中优秀传统的;二是绍介外国――特别是旧俄古典文学和苏联进步艺术的;三是鼓励当代文艺创作运动的――特别注意发现、培植、扶掖青年作家,而前二者又是为了后者的。”〔8〕臧克家这个分析对鲁迅是十分恰切的。从编辑出版实践看,鲁迅不是简单地挂个名号,大到刊物的创办、出版机构的运营、稿件的组织、乃至垫付出版费用,小到书刊的装帧、版式的设计、插图的选用、文字的校对、广告词的撰写,总是事必躬亲勉力而为。尤其在发现、培植、扶掖青年作家上,更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鲁迅对“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他自生自灭”深有感触〔9〕。这成为他帮助成立未名社的重要动因,在未名社的六个成员中,除了鲁迅,其余韦素园、台静农、曹靖华、韦丛芜、李霁野都是文学青年。鲁迅还自觉把培养新进作家作为自己和“左联”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10〕他告诫青年:“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11〕他希望青年“跨过那个站着的前人”,坚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12〕。鲁迅对文学青年有求必应,一生接待来访青年数以百计,亲笔复信就更多了,从《鲁迅全集》看,给曹靖华一人的就多达84封。他与茅盾一起编辑的《草鞋脚》,收入了丁玲、蒋光赤等青年作家的作品,编辑《乌合丛书》,收入的大多数是青年作者的作品。不仅如此,他看稿子极仔细,甚至一个错别字、一个错标点都不放过。老舍说:“他宁可少写些文章,而替青年们看稿子;他宁可少享受一些,而替青年们掏钱印书,他提拔青年,因为他不肯只为自己的不朽,而把青年们活埋了。”〔13〕

当时出版印刷条件相当困难,鲁迅为了多发一些好作品、多出一些好书,花费了大量心血。鲁迅对稿件取舍非常严格,“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14〕,不仅是他的基本创作原则,也是他衡量作品优劣的重要尺度。经他处理的稿件,修改之处勾划清楚,无不字迹工整,格式标准,“甚至每一个出典,必详查细考而注明”〔15〕。他能够破除门户之见,容纳肯定与自己文学取向不太一致的作者。淦女士(冯沅君)与白薇都是倾向于创造社的作家,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鲁迅将淦女士的《卷》编入“乌合丛书”,而在《奔流》上连续刊载白薇的《打出幽灵塔》与《炸弹与征鸟》。这些作品都成为她们的代表作。即便是有过分歧有过矛盾的人,仍能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在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凌叔华的丈夫陈源非常反感和轻蔑,但鲁迅依然选入凌叔华的《绣枕》,并给予较高评价。鲁迅一生中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处理稿件上了,他看稿改稿、编排校对极其仔细认真,甚至于字排得正不正,版画是否歪斜,天头地脚整不整齐,也毫不苟且。他说,“我的生命,碎割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16〕195。

作家与编辑构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既彼此依傍,也会有龃龉抑或对立。海明威与麦克斯威尔・帕金斯之间的关系,一向被称为美国出版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章。在他们的通信集《惟一可以算数的东西》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双方虽有激烈的争论,但正是这真诚的争论使一代大文豪和一个著名编辑的友谊牢不可破。鲁迅从不放弃为人为文的原则,而又能尊重作者的劳动,成为作者的知音和作品的“伯乐”,不计得失地为作者尤其是青年作者服务,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作家与编辑的真诚关系。

三

没有读者就没有报刊,没有出版业。服务读者是编辑职业意识的关键。服务社会,服务作者,最终要落在服务读者上。我国古代文学家文论家主张为文要尚简、尚雅、尚俗、尚质、尚文、尚谐、尚直、尚婉、尚淡、尚平、尚奇,这实际上是从“传播”即读者接受的角度,对读者意识理论的系统概括。在鲁迅看来,一个好的编辑应该始终把读者利益放在第一位。

或许正是作家与编辑这双重身份,鲁迅在编辑出版工作中认真对待读者,自觉以读者为本,真正将读者利益作为第一要务,并贯穿于编辑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关于这一点许广平感触很深:“他在编辑工作中,只要有可能,编排校的工作总是自己亲自来做的,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读者。”〔17〕52―53可以说,服务读者是鲁迅不变的情怀。

鲁迅首先关注读者定位,充分考虑目标读者是否能看得懂、用得上、买得起。鲁迅知道其时出版界“最大的弱点”,在于“没有创造精神”。他办报刊讲究创意,专号、特辑、副刊、征文、评奖……各种活动应有尽有。鲁迅期待的(理想)读者是偏重于认知、教育或审美型的读者,或者说是阅读、理解、欣赏他所编书刊的读者,而非娱乐型、消闲型的读者。黄源在《鲁迅先生与〈译文〉》中曾提及鲁迅的这种读者意识,以为《译文》只是供给少数真正想用功的人作为“他山之石”的。鲁迅主张刊物应有个性,不可雷同化。他会根据不同的读者群有针对性地调整办刊和出版策略,努力形成独具的特色。例如《语丝》的无所顾忌任意而谈,《莽原》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无不显出刊物的鲜明个性。“可靠”和“有益”是他一再强调和坚持的编辑出版立场,从而保证了报刊和出版物的质量,形成了报刊和出版物的深度影响力。

鲁迅总能以“一种无我心情”替读者着想,设身处地为读者服务。鲁迅对出版界“一欲安全,二欲多售,三欲不花本钱,四欲大发其财”的现状〔18〕,给予了无情批评,把没有好书归咎于“书坊专为牟利”。鲁迅对图书编辑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自己宁愿亏损也要印制装订较好的书刊给读者。他编辑出版的图书大致有三类,一是新文学作品,二是中国古籍,三是译作。《嵇康集》校勘的态度非常严谨,自1913年从明吴宽丛书堂抄本辑录此书,到1931年该书完稿,共校勘了10遍,历时18年,成为“校勘最善之书”。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他参与创办《奔流》、《译文》、《世界文化》,一贯秉持谨严的翻译原则。他说:“我在过去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19〕至于新文学作品,从选题到印刷成书更是呕心沥血。

鲁迅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折本却是传播文化的致命伤”,另一方面鄙夷那种浮夸、虚假的广告。他所拟写的出版广告中,都明确地标示出书刊的价格,标示书刊能带给读者的好处,让读者在理性的思考比较后来作出购买决策。在鲁迅亲拟的广告中虽也多次出现了“定价低廉”、“价廉物美”等字眼,但这决非欺瞒读者的促销手段,而是实事求是地传递真实的信息。在《〈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中他坦言所愿:“无非(1)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2)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20〕420

四

编辑出版工作是将思想文化物态化、社会化的一种活动,编辑是社会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参与者和创造者,需要不断提升思想的前瞻性和眼光的敏锐性,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叶圣陶感叹“编辑不好当,丝毫马虎不得”〔21〕。当好编辑不容易,首先要由衷热爱编辑工作。只有对编辑工作由衷热爱,对出版价值有深刻体认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寄托。鲁迅编辑出版实践中的服务意识自然还不尽善尽美,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一本真诚地用心去做,而且实际上传递的信息要丰富得多,其中还蕴涵了创新意识、超前意识、开放意识、品牌意识、质量意识、市场意识、危机意识等等。所有这一切构成鲁迅编辑出版实践的显著表征,又统一于整个编辑出版实践之中,由此奠定了他作为杰出编辑家出版家的地位。

编辑出版业的竞争,说到底是服务质量的竞争,如果不能提供优质的服务,作者队伍难以巩固,读者就会流失,知识载体、舆论工具的作用也将丧失。只有树立人性化的服务意识,构建以人为本的服务目标,切切实实地服务社会,服务作者,服务读者,才能实现编辑主体价值与历史责任的统一。人类的出版传播史从摩崖、简帛,到手抄、纸质印刷,再到电子、数字网络,尽管每一阶段编辑出版手段不同,但都有特定的价值诉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报刊出版业开始走向市场,竞争变得日趋激烈。市场本身就意味着竞争,意味着优胜劣汰。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编辑的职业化要求必然越来越高。然而,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如今为数不少的编辑的角色定位发生了变味,服务意识出现了缺失,甚至于陷入文化产业娱乐化、功利化的误区。鲁迅时代报刊业出版市场所面临的激烈竞争与当下颇为相似,在这样的背景下,审视服务意识与鲁迅编辑出版实践,便具有了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

注释

〔1〕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自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

〔2〕鲁迅(署名迅行):《文化偏至论》,载《河南月刊》,1908年7期。

〔3〕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萌芽月刊》,1930年1期。

〔4〕鲁迅:《华盖集》题记,《莽原》半月刊,1925年2期。

〔5〕李霁野:《在北京时的鲁迅先生》,《回忆鲁迅先生》,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

〔6〕鲁迅:《致姚克信》,《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鲁迅(署名黄棘):《越铎》出世辞,《越铎日报》,1912年1月3日。

〔8〕臧克家:《鲁迅先生与编辑出版工作》,《臧克家全集》第9卷,哈尔滨: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9〕鲁迅:《并非闲话(三)》,《华盖集》,北京:北新书局,1926。

〔10〕鲁迅:《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二心集》,上海:合众书局,1932。

〔11〕鲁迅:《鲁迅译著书目》(附记),《三闲集》,上海:北新书局,1932。

〔12〕鲁迅:《三闲集》序言,《三闲集》,上海:北新书局,1932。

〔13〕老舍:《前无古人》,《抗战文艺》,1938年2期。

〔14〕鲁迅(署名洛文):《作文秘诀》,《申报月刊》,1933年2期。

〔15〕黄源:《鲁迅先生与〈译文〉》,《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

〔16〕鲁迅:《两地书七一》,《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7〕鲁迅:《致蔡永言》,《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8〕鲁迅:《鲁迅译著书目》(附记),《三闲集》,上海:北新书局,1932。

〔19〕许广平:《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人民日报》,1961年1月29日。

〔20〕鲁迅:《〈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鲁迅全集读后感篇2

关键词：鲁迅　杂文　艺术性

鲁迅先生的杂文无疑是一座艺术宝库。其美如辽阔天空如浩瀚海洋。但专家学者的研究往往不够全面，本文仅从鲁迅先生杂文的艺术性角度进行赏析，望能借一斑而窥知全豹。

一、鲁迅先生前期杂文的艺术性

鲁迅先生对其杂文的自我评价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记》）。从“不留面子”上可知其爱憎分明，有“诗”一般的浓烈感情；从“常取类型”上可见其形象性和典型性，有“诗”的特质。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需要经常性地思考问题，然而，同时也是文学家的鲁迅在论及时事进行思想表达时，怎会满足于一般说理和程序推论？其会通过形象思维，捕捉艺术形象，开创生动感人表达方式，寄情理于其中。鲁迅的杂文有运转自如的辩论和得心应手的擒纵，其逻辑思维能力极强。并且逻辑力量不单是罗列理论，更有诗情画意的文字表达。所以说，鲁迅先生前期杂文在艺术性上拥有“诗”的因素和形象性特征。

比如，鲁迅先生的《灯下漫笔》，其表达阶级对立思想时语言形象而不抽象。“因此在我们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殍；有吃烧烤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由此可见语言的形象性和写实性。对比鲜明强烈，并可借以突出矛盾的典型化特征，通过热烈爱憎惊醒读者，为下文将“中国的文明”比作“人肉的筵宴”做好铺垫。

可见，鲁迅先生前期杂文艺术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寄道理和感情于具体形象之中。

二、鲁迅先生后期杂文的艺术性

鲁迅先生后期杂文愈加全面和深刻有力。在《三闲集·序言》中，其提出“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然而1927年血的事实却让其思路“因而轰毁”，之后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其阅读了“科学底文艺论”，并对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进行了翻译，“以救正我——还因我及于别人——只信进化论的偏颇。”由此可见，鲁迅后期杂文的艺术性主要体现为辨证地看待问题。

鲁迅先生针对当时一些人片面性理解陶潜、钱起等人始终持批评态度。

当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世人所欣羡时，鲁迅却写道：“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啊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仪’，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于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当钱起的“曲终人不见”被人们认为“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表现的是永恒”，推此一联为诗美的极致时，鲁迅却说从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全诗分析，是不好证成“醇朴”或“静穆”的。该诗为应诗而作，自然无法在考卷上大发牢骚。但如再读钱起的《下第题长安舍》，“一落第，在客栈的墙壁上题起诗来，他就不免有些愤愤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鲁迅先生认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正如李白会做诗，就可以不责其喝酒。如果只会喝酒，便以半个李白，或李白的徒子徒孙自命，那可是应该赶紧将他‘排绝的’。”（《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其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鲁迅先生后期杂文在知同代之人论当今之世时，更多地显示出了全面、辨证地看问题的艺术性。比如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忆刘半农君》里，鲁迅在肯定刘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的同时，客观地指出了刘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并且“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但鲁迅仍承认刘的为人，“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纵然后来两人因思想差异弄得“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激动的。”

可见，鲁迅先生后期杂文艺术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待事物全面分析，一分而二，区别对待。

总之，我们要按照前后两个时期对鲁迅先生杂文艺术性进行赏析，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又能够相互印证其艺术性。

参考文献

1、《伪自由书前记》。

2、《灯下漫笔》。

鲁迅全集读后感篇3

鲁迅《野草》文本勘订

《三闲集》版本汇校札记

曹艺与鲁迅轶闻二三事

蒋氏几代人和鲁迅的缘与情

鲁迅与他的乡人(十三)

从《红梅立轴》谈顾鼎梅

《鲁迅研究年刊》管窥

“鲁迅致郦荔丞信札”考

无界:霭理士影子下的周作人

鲁迅所藏内藤湖南著作述略

试谈《野草》中艺术世界的奇特

2014年鲁迅研究中的热点和亮点

“德夫科塔与鲁迅”学术研讨会综述

先生好玩否?——读《笑谈大先生》

互看的奇特与灵思:《墓碣文》重读

鲁迅辑校之《岭表录异》(概述及《卷上》)

心流:赵延年木刻艺术中的生命情怀

形与影的辩证法——《鲁迅形影》后记

馆藏《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的来源追溯

十年友谊不寻常——读《我的朋友鲁迅》

鲁迅的历史观:在语言的解构和建构之间

日本中学国语课本里的《故乡》

“在酒楼上”——从鲁迅到蒋一谈

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修改品评的补正

极富柔情的孤独的斗士——汪曾祺眼中的鲁迅

“学做现代人”——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鲁迅北京时期的人际交往、学术走向及心境变迁

鲁迅由北京官场转向上海文场的心路历程

北京沦陷后期的文场政治与文人的身份建构

嘉纳治五郎与杨度关于支那教育问题的对话

试论鲁迅译《俄罗斯的童话》中破折号的使用

鲁迅逝世后的“身份危机”与初步形象建构

2005年版《鲁迅全集》文意、文本之误补正二十则

精神的引力——从张承志关于鲁迅的三篇文章谈起

论鲁迅“最理想的人性”思想——以《野草》为例

中国梦,其实并不是一个梦——读鲁迅散文《五猖会》有感

“多余人”类型小说的近代移入及鲁迅的本土化重构

鲁迅对其祖父行为过失的“补救”或尊严的维护(中)

鲁迅译作《造人术》的英语原著、翻译情况及文本解读

“是聪明,聪明,第三个聪明”——试论鲁迅的翻译语言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为什么不写同在仙台的同乡施霖

鲁迅的“国民性”概念辨析——从与“民族性”概念的关联出发

“父亲”的觉醒与“青年”的自觉——鲁迅与《新青年》的“潜对话”

卅载人生一世情谊——从台湾版许寿裳著《鲁迅的思想与生活》谈起

拔尽还生,杀后抽刃又相迎——论《非攻》中的抗战元素与红军元素

“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鲁迅寄语青年的启示

“在酒楼上”的“孤独者”——论鲁迅对“庸众”与“精英”的理性思辨

鲁迅全集读后感篇4

会议是纪念鲁迅的。今年是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一个死人，假如还活在人的心里，在“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飞进百姓家的今天，纪念一下，也是人情之常吧？自然，必须真心诚意亲近鲁迅，不是鲁迅当年憎恶的“敬而远之”，不带消费鲁迅的口是心非的私利。

不过鲁迅就是这样特别。他说：“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纪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

可这次天津南开大学和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召开的讨论会，与会学人五十九人，提交论文三十篇，筹备充分，与会者认真，而开得更颇有亮点。讨论会上，虽然难免陈旧的话语，“导师”式的指点迷津，毕竟没有“二丑”。

讨论会是很有学术分量的。给我感受最深的，是黄子平教授的《他结巴了――鲁迅与现代汉语写作》。子平确实厉害，他用十五分钟的发言，就把我苦读鲁迅五十年未能摸到的另一扇大门，精准地推开了。真所谓如醍醐灌顶，如当头棒喝，茅塞顿开。请看他的“提要”：

“旧的语言系统崩溃了，每一个词语都摇摇晃晃，发生震颤。鲁迅是现代中国唯一‘从内部’体验到这种震颤的作家。鲁迅挣扎地应对这个错位的时代，充满了表达的焦虑，但同时提出在语言系统的废墟上‘让语词做更多事’的激进要求――他的写作只能是‘结结巴巴’的。这种写作当然不见容于以‘规范化’为目标的现代汉语体制。问题是：如何在口若悬河的当代习得一种口吃的语言方式？”

当场有学者解读为这是语义学、修辞什么的；黄又做出澄清，再次申说自己的意思不是语义学，不是修辞。我的领会自然更加不一定符合他的尊意，我感到的是：他论述的是鲁迅“怎么说？”这“怎么说”，不是“讽刺”、“冷峭”、“反讽”、“犀利”、“尖刻”之类，而是运用现代汉语转型的内在冲突，以别样的方式表达思维及思想的别样蕴涵。

讨论会还有许多精辟的发言。比如有一位引述鲁迅的“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分歧”的见解，我觉得切中时弊。中国鲁迅研究界自以为“标准答案”掌握在它手里，唯有它掌握着鲁迅研究方向，乃至这方向是有来头的学者、教授太多了。

更有商昌宝博士的“自由发言”，直抒己见，慷慨辩驳，他有热烈的好恶，他有明辨的是非，是一个可敬可爱的青年教师。

最后，我非常欣赏、佩服一位穿红衣裳的研究生的勇敢和坦诚，大概是“80”后或“90”后吧？面对济济一堂五湖四海奔来的老师，她勇敢地诉说自己读鲁迅的感受：“前一段我一直在读杂文全集，包括他跟许广平的《两地书》，我自己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觉，就是，这真是一个特别可爱特别好玩的人。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那种孩子气的、很任性的、很可爱的人。比如我一直读他那些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陈西滢和徐志摩的文章，有时我读着读着，心里就会有很会心的，想笑的感觉，觉得先生真的太较真儿太诚实了，较真儿诚实的都有点扯着人不放了”。

这是和我自己感到的沉重、严峻、犀利、深邃完全不同的：好新鲜、好活泼的感受啊。鲁迅流传的希望在青年；在青年愿意阅读，喜欢阅读，有自己的感受，能独立的思考。哪怕他或她和我的读后感不同。但，不同中有相同的鲁迅写下的白纸黑字啊。这就足够了。是么？我想。

鲁迅全集读后感篇5

这本书向我们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图卷，封建的社会制度，社会对人民的囚禁。不知当你们读完后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了2021读《朝花夕拾》学生有感范文，欢迎参阅。

《朝花夕拾》学生有感一一点，一点的看完了《朝花夕拾》，连串的时间，连串的记忆，真想将鲁迅爷爷的记忆当做我的。整本文集用词语简洁柔和，正是鲁迅爷爷的平易近人的体现。书中的抨击，讽刺，嘲笑，正是鲁迅爷爷对当时社会的反感与不满，表现了一个想让让民族进步，想让社会安定，为孩子着想的鲁迅爷爷。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园中淘气天真的小孩子，观菜畦、吃桑葚、听鸣蝉与油蛉和蟋蟀的音乐会，看黄蜂、玩斑蝥、拔何首乌、摘覆盆子。到在书屋读书习字，三言到五言，再到七言。课上偷偷画画，到书屋的小园玩耍。无一不体现出小孩子追求自由，热爱大自然的心态，也表现了社会对孩子们的束缚。

《在阿长与山海经》，《范爱农》中这两个人物，给鲁迅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回忆。两个由当时社会造就的人物。一个下层的劳动者，善良、真诚、热爱和关心孩子的阿长，她思想、性格上有很多消极、落后的东西，是封建社会思想毒害的结果，表现了当时社会的浑浊、昏暗。正直倔强的爱国者范爱农，对革命前的黑暗社会强烈的不满，追求革命，当时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体现了旧社会人民对束缚的反抗，向往自由、安乐的心。人民从囚禁中走向了反抗。

这两个人物，是当时社会的反照，人们受尽黑暗的压迫，到起来反抗，经历了多少次改革与战争，才有了我们现在安定自在的生活呀!现在，我们可以愉快地生活这，家里有电视电话，有的还有电脑，繁杂的电器设备和自由的生活，我们不用遭受黑暗社会的压迫，不用吃苦，更不用去闹革命。这都是无数革命烈士用自己的先躯换来的，我们应该珍惜眼前的生活。

《朝花夕拾》是鲁迅爷爷对往事的回忆，有趣的童年往事、鲜明的人物形象，一件一件往事，同时也抨击了囚禁人的旧社会，表现了鲁迅爷爷对艰苦劳动人民的惋惜、同情，也表现了对当时社会的厌恶，告诉我们不要再回去那让人受苦的社会，更表现了对阻遏人民前进、折腾人民、损害孩子、保留封建思想的人的痛恨。让我们了解历史，感谢美好生活的由来。

《朝花夕拾》学生有感二《朝花夕拾》，正同于它另类的名字一样，这本脍炙人口的巨作，是鲁迅先生在风烛残年的岁月里写下的。老了，累了，回味起童年时的点点滴滴，心中还是会有当初的味道，想必还别有一番滋味吧。

清晨绽放的鲜花有了晨曦会显得更加娇嫩，到了夕阳西下时分去摘取，失去了刚刚盛开时的娇艳与芳菲，晚霞的照射却使它平添了一中风韵，那若有若无的清香在风的导送下，让人浮想联翩。像是在尝一道佳肴，细细咀嚼，幼年时童真的味道留在心头，慢慢漾开。鲁迅先生是一派大作家，他的童年并不乏味。他是乡下人，却能和城里人一样去读书。少了乡下孩子的粗狂，多了一份知书达理。少了城里孩子的娇气，多了一种大度气派。他怀念在百草园无忧无虑的日子，与小虫子们为伍，仿佛这样的童年才够味儿。趁大人们一愣神，以神不知，鬼不觉的神速，钻进百草园。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也会来伴奏，鲁迅的童年似乎是在一首大自然圆舞曲中度过的。枯燥，乏味，是对鲁迅先生在三味书斋的的诠释。稍稍偷懒一会儿，也会被寿镜吾老先生的一句：“人都到哪里去了?”喊回来，整天除了读书还是读书，闲来无趣。从书卷里散透出的天真烂漫，不经意间似乎也把我感染了，或许鲁迅的文章真有什么魔力吧，他用一个孩子处世不深的目光探射了我的心，引起了我的共鸣。有人说：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会写文章，最主要还是看他的文章里有没有感情。老师也曾说过，只有情感才能把文章变成有血有肉的。我不得不承认鲁迅确实厉害，他的一切话语虽然平淡朴实，炽热的情感却展露无疑。他希望与大自然真正拥抱在一起，憧憬在山水间流连，向往与小虫子们打成一片的日子。

读着读着，仿若年迈的老人顿时变成了一个活力四射小孩子，身上散发着阳光般的气息。我们的童年渐行渐远，留下的是一个美丽的回忆。《朝花夕拾》，去领略一下鲁迅的童年，慢慢体会其中的幸福童年味儿吧。琐碎的记忆在《朝花夕拾》中重现，不一样的年代，一样的快乐，童年，惹人怀念啊。

《朝花夕拾》学生有感三偶然间，我从书架里翻出了一本鲁迅先生晚年的作品——《朝花夕拾》。这本书我从未看过，自然没能理解这部散文集独特的名字。

静静地品味着字里行间的故事，我发现全是鲁迅先生童年时期的往事。幼年的事情到了晚年再去回想，这大概便是书名的内涵吧!我心中这样想着。这本《朝花夕拾》中，虽弥漫着一股率真烂漫的童趣，却又渗透着鲁迅先生尖锐讽刺的笔调，而鲜明的对比手法为文章添色不少。就像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首先使用了许多鲜亮的文字记叙在百草园无忧无虑的生活，接着再写道“我”不得不告别百草园去三味书屋上学。前边写的百草园很好地反衬了后来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味生活，表达了鲁迅对旧社会私塾的不满。

而在《藤野先生》中，鲁迅日本的医学导师藤野先生是一位穿着不拘小节的人，“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但藤野先生对工作是极其认真的，他把“我”的讲义都用红笔添改过了;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也要指出。这个对比手法，较好地写出了藤野先生的高贵品质，写出了鲁迅对他的景仰。另外，藤野先生对中国留学生孜孜不倦的教诲及对学生的一视同仁，这与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轻蔑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出藤野先生是个真正的君子。可见，《朝花夕拾》用平实的语言，鲜活的人物形象，丰富而有内涵的童年故事，抨击了囚禁人的旧社会，讽刺了伤人的封建礼教，体现了鲁迅先生要求“人的解放”的愿望。虽然在鲁迅的童年中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不时从字里行间中透露出来的那份天真灿漫的感情，着实令人心旷神怡，无限向往。

朝花夕拾，旧事重提，犹如清晨开放的鲜花到傍晚去摘取，虽然失去了盛开时的艳丽和芬芳，但夕阳的映照却使它平添了一种风韵，而那若有若无的清香则更令人浮想连翩、回味无穷。

《朝花夕拾》学生有感四一点，一点，一点点地看完了《朝花夕拾》，连串的时间，连串的记忆，真想将鲁迅爷爷的记忆当做我的。整本文集用词语简洁柔和，正是鲁迅爷爷的平易近人的体现。书中的抨击，讽刺，嘲笑，正是鲁迅爷爷对当时社会的反感与不满，表现了一个想让让民族进步，想让社会安定，为孩子着想的鲁迅爷爷。

这本书向我们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图卷，封建的社会制度，社会对人民的囚禁。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园中淘气天真的小孩子，观菜畦、吃桑葚、听鸣蝉与油蛉和蟋蟀的音乐会，看黄蜂、玩斑蝥、拔何首乌、摘覆盆子。到在书屋读书习字，三言到五言，再到七言。课上偷偷画画，到书屋的小园玩耍。无一不体现出小孩子追求自由，热爱大自然的心态，也表现了社会对孩子们的束缚。

《在阿长与〈山海经〉》，《范爱农》中，这两个人物，给鲁迅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回忆。两个由当时社会造就的人物。一个下层的劳动者，善良、真诚、热爱和关心孩子的阿长，她思想、性格上有很多消极、落后的东西，是封建社会思想毒害的结果，表现了当时社会的浑浊、昏暗。正直倔强的爱国者范爱农，对革命前的黑暗社会强烈的不满，追求革命，当时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体现了旧社会人民对束缚的反抗，向往自由、安乐的心。人民从囚禁中走向了反抗。

这两个人物，是当时社会的反照，人们受尽黑暗的压迫，到起来反抗，经历了多少次改革与战争，才有了我们现在安定自在的生活呀!现在，我们可以愉快地生活这，家里有电视电话，有的还有电脑，繁杂的电器设备和自由的生活，我们不用遭受黑暗社会的压迫，不用吃苦，更不用去闹革命。这都是无数革命烈士用自己的先躯换来的，我们应该珍惜眼前的生活。

《朝花夕拾》是鲁迅爷爷对往事的'回忆，有趣的童年往事、鲜明的人物形象，一件一件往事，同时也抨击了囚禁人的旧社会，表现了鲁迅爷爷对艰苦劳动人民的惋惜、同情，也表现了对当时社会的厌恶，告诉我们不要再回去那让人受苦的社会，更表现了对阻遏人民前进、折腾人民、损害孩子、保留封建思想的人的痛恨。让我们了解历史，感谢美好生活的由来。

《朝花夕拾》学生有感五近来，我看了一本书鲁迅的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讲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风雨故园”。

这部电影讲述的正是鲁迅童年的事情。

鲁迅的爷爷周福清是被皇帝点中的翰林，全家都以此为荣。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后来他的爷爷犯了罪，被抓到了京城，判了个死刑。从此，周家败落了，鲁迅父亲的病也就因此越来越严重。鲁迅从此“家、三味书屋、当铺”来回跑。在这其中，鲁迅也曾想过从此不读书，因为他想到了他的爷爷、子凌公公(鲁迅的长辈，考了一辈子，结果连秀才都没考上，最后变疯了)、父亲、三味书屋的寿先生都读了一辈子的书，结果到头来什么也没有。但是，鲁迅的父亲就希望他们三兄弟能读好书，将来好给周家增光。结果真的给他盼到了，鲁迅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了解了鲁迅的童年，我觉得看《朝花夕拾》也就比原来更易懂了，因为我已经初步了解了鲁迅这位伟人的童年生活。

《朝花夕拾》有十篇文章，再加上一头一尾的小引和后记，一共有十二篇。刚开始看这本书是一页一页、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的接着看，但后来我发现有几篇文章太深奥了，我根本看不懂，所以只好跳过去不看。可是有些文章，就好比《狗猫鼠》吧，我虽然可以从文中看出鲁迅对小动物的关心、爱护，但是我却看不到更深层的意思《狗猫鼠》是针对“正人君子”的攻击引发的，嘲讽了他们的“流言”，表达了对猫“尽情折磨”弱者、“到处嗥叫”、时而“一幅媚态”等特性的憎恶。

还有《无常》我根本看不懂，但是，我可以从导读中理解一点意思，主要还是为了讽刺那些打着“公理”“正义”旗号的“正人君子”。

鲁迅全集读后感篇6

2015年10月25日、26日两天，全国第二届和谐杯小学“七说”说课大赛暨课程整合与学校文化展示现场会在我校举行，其中就包括我校语文整合式主题学习六种课型的展示。这六课型在我校已经探索并实践了多年，依次是：预习过关课、字词读写课、课文品读课、拓展阅读课、主题习作课、综合实践课。而综合实践课可谓是六课型中围绕主题内容最丰富、形式最多样、学生参与程度最高、锻炼能力最强的一种课型了。

这六课型展示的任务就安排给我们六年级的语文老师，我上的是一节综合实践课。领导建议最好用课本剧的形式展示。显而易见，课本剧可以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这样难得的机会一旦接受下来，孩子们会得到更多的锻炼。可是演砸了怎么办？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我承担得起吗？最终我还是决定挑战一回新事物――课本剧。我知道，就算我这导演蹩脚，可是孩子们参与的热情和创造力未必比我差，何况，我和孩子们是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有困难一起面对解决，力量一定很大。宣布决定的那一刻，孩子们眼神里除了惊讶、兴奋，还有不少期待呢。

就在十一国庆节前夕，我和孩子们已经结束了第五组“初识鲁迅”教材的学习，但我们的综合实践活动才刚刚开始。在初步涉猎鲁迅作品的基础上继续大量阅读他的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我推荐的是《鲁迅全集》系列。

读不懂没关系，我们有选择地进行导读、推进，还有讨论交流。孩子们最喜欢阅读的是《呐喊》《彷徨》《朝花夕拾》，因为成集子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他们还是第一次读呢。里面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也深深吸引了孩子们，除了熟知的闰土，还有阿Q、孔乙己、祥林嫂、涓生等等。喜欢朗诵诗歌《自题小像》《自嘲》《悼杨铨》《无题》，因为孩子们查阅资料后了解到这些诗歌都有其背景、来历，可以说，每首诗都是鲁迅背后的一个故事。鲁迅和他的作品成了我们每日必谈的话题，在思考与交流中，时时有启发和困惑，正是在这种思维的碰撞中，我们对鲁迅的理解与认识逐渐多了起来，孩子们所写的感悟也就逐渐深刻。我们从网上和书籍中查阅大量鲁迅生平的资料，从他的经历中感受他生命成长的变化。共读《主题阅读丛书》之五“俯首甘为孺子牛”和萧红、巴金、郁达夫、藤野先生所写的文章以及联系课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一面》《有的人》，这样通过不同人物多个视角来体会鲁迅先生人格的高贵。看电影《鲁迅》，直观地认识鲁迅。办鲁迅专题手抄报，孩子们开心地张贴于教室内外的版面上。以小组为单位合作研究鲁迅专题总结，这样对鲁迅就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编演课本剧的第一步就是教室内四排同学分别按照鲁迅童年、少年、青年、中老年不同人生阶段的故事编写剧本。写剧本，这可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孩子们皱着眉思索着，继而才见理清思路后的兴奋与迫不及待，带着一份新奇与自豪书写着，创作着。很快，孩子们陆续交来了一份份颇显稚拙的剧本，那种脸上流露出的羞涩让我看到了孩子们努力后的轻松以及并不确定是否成功的不安。他们的不安何尝不是我做这件事的不安呢？但我们终究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我告诉孩子们，读了他们的剧本，老师有了编写剧本的初稿，孩子们高兴地欢呼起来。没错，我汇集了孩子们创编剧本智慧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加工，整理成一份完整地体现鲁迅完美一生的剧本初稿，打印了10份，分发给我的同事们，还不忘把电子稿发给我市著名作家和草根导演常鸣，那已经是9月30日的上午了。下午针对这份稿子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常鸣在电话里给我的建议也很中肯，那就是剧本语言要努力口语化。

第二天开始进入国庆节。七天长假里，我让班里的孩子们继续阅读鲁迅大量作品，并让他们用口语化的语言修改剧本，同时，深入琢磨每个人物的心理、语言、动作、神态，准备表演。我则沉到郭于全主编的厚厚的《鲁迅全集》四卷中，阅读，思考。我还专门跑到新华书店，在书海里翻检关于鲁迅人生足迹的书籍。经过反复比较，终于选中了程争鸣著的《360度鲁迅》和朱正写的《鲁迅传》。回到家里，开始了对这两本书不分白天黑夜地读。结合对鲁迅先生作品的阅读，联系他的人生经历，对他的思想性

就多了一些领悟与思考，他的伟

大形象也就逐渐在头脑中清晰起来。

再次提笔，去触及那个叫“剧本”的领域，口语化是肯定的了，经历还要具体、真实。让鲁迅从他的童年乐园百草园出场，经历少年的启蒙地三味书屋，到青年学医觉醒的日本仙台，转而回国弃医从文，书写忧国忧民的情思，直至生命结束以及亲友世人对他的哀悼与怀念：他用短暂的一生活在了人民心中。剧本结构出来了，然后就是每个环节的细化，包括旁白的流畅表达，人物对话的准确、直接，场景的形象描述。当然，还要考虑到多种形式体现鲁迅：舞蹈、朗诵、唱歌、绘画、书法、刻纸。为丰富剧本内容，我选入了教材《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三个小故事、《有的人》

和中学教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自嘲》《藤野先生》以及教材之外的诗歌《自题小像》《无题》

《悼杨铨》和鲁迅不顾危险毅然

决然参加进步人士员杨杏佛追悼会的内容。

10月8日，周三，正式开学。我和孩子们相聚在一起，共同交流假期关于鲁迅专题所做的点点滴滴，那份师生之间的默契和润泽的关系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围绕在美好事物周围的幸福感。我把编写的剧本打印了70份，当我把长有5页A4纸文字达4825字的剧本稿子发给每个孩子手中时，他们边读边惊叹老师的“大手笔”，但是，当我说要把稿子背会时，孩子们的小嘴巴硬是怔怔地张大了半天，无疑在问：怎么可能？那可是近五千字的稿子呀！我告诉孩子们，没有什么不可能，越是有困难的事情越值得我们去做，这才能品尝到克服困难后的喜悦啊！背诵稿子没问题！咱们先去理解鲁迅童年、少年的故事，这是第一页的内容，在理解中的背诵可就容易多了，很快，一只只小手举起来，向我示意背会了。接着就是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直至第五页。五页的稿子就在这周除了上语文课后剩余不多的时间和回家后的夜晚里硬生生地让孩子们啃了个差不多，周末再巩固一下吧。日历指向10月13日，周一。检查背诵剧本稿子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全班大多数同学都背会了，而且非常流利，那份挑战困难后的喜悦明显地写在脸上。只有个别的孩子背起来磕磕绊绊，还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没关系，孩子们，我知道你们都尽力了，也已经尝到了挑战的甜头，这是个好的开始。每个角色在孩子们的心中也该有了一定的位置，对，竞选角色。教音乐的朱佰玉和孙丹阳两位老师也参与进来，一起做评委。孩子们一个个站到黑板前演绎对剧本中角色的理解，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呢，渐渐地就争着上台表演。一个个角色就这样花落全班59个同学中。

这个周的课余时间可以说都献给了鲁迅剧本。跳舞《有的人》《无题》，除了有教我班音乐的孙丹阳老师的指导，课间孩子们还会跑到楼上无人的走廊里去练习，回家也不忘回顾练习。朱佰玉老师则轮流带领少年鲁迅组、青年鲁迅组、中老年鲁迅组的同学到楼上狭窄的走廊排演。我则在教室里指导孩子们读旁白和朗诵诗歌。孩子们还在反复的表演中不停地向我提着建议，郑浩哲演的是学生干事，他向我纠正在仙台学习的鲁迅不能称作鲁迅，应该是周树人，他那时还没笔名呢。看，孩子们也在思考，他们小小的生命里也有了对鲁迅角色的不同理解！

孩子们刚开始表演角色时，是生硬而不协调的，说出的话、做出来的动作几乎都变了样，怎么看也不像剧本中的角色。这也难怪，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根据剧本演出啊！我提醒孩子们，要想演好就得实现角色自居！这种训练是枯燥的但也是有趣的，时不时会因为某个孩子不恰当的表现而笑场。但懂事的孩子们即便在课间也会找个角落凑在一块来讨论研究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和神态，在参与中他们有争执，但也在争执中学会了调和矛盾，培养了合作意识。服装呢？除了学校有些备用服装就是孩子自己回家借，有些衣服学校同意网购。周六上午，我、朱佰玉老师和孩子们商量到启正楼五楼彩排一次，孩子们欣然同意，他们已经喜欢上了表演的感觉。家长们收到信息后也非常支持。

周六上午，孩子们全部到齐，像赶赴一个神圣的约会一样，充满了期待和兴奋。从主持人、剧本人物到舞蹈演员，我们需要把一个完整的剧本串联起来，上周都是分开练习的，只有启正楼五楼大厅有足够的场地展示，这是上周的训练结果。可展示的最终结果告诉我和朱佰玉老师：糟糕透了。乱而无序，轮到谁上场，要嚷嚷一阵才知道；读旁白的还好些，但站位不合适；跳舞的还很连贯，但疏密间隔还需指点。从主持人宣布剧本故事开始起，我和朱佰玉老师再次逐一点拨、指导，每一个字、每一个神态动作都不放过。终于，从上场到退场有了一个还算清晰的流程。

10月20日到校。这个周末就要展示我们的活动成果了。网购的衣服也陆续回来了。孩子们换上衣服后的那份新奇和开心让我看在眼里乐在心上，忍不住抓起手机拍照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形象。这周的大多数活动时间都被鲁迅剧本占据了。孩子们用不同的形式来演绎鲁迅：朗诵、舞蹈、唱歌、表演、绘画、书法、刻纸。这期间，学校领导和老师们也给了不少建议。剧本我是改了又改，只要能更合理地展示鲁迅一生，我是不厌其烦地修改。孩子们付出的更多。隋事翰兼任小主持和藤野先生两个角色，感冒了的他嗓子都哑了，我让他放低声音，只练习一下语气和表情即可，可他固执地一定要用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郑浩哲因为找不到表演学生干事的感觉还哭过鼻子呢，但轮到他的时候他还是带着泪痕上场。家长也参与进来，帮了不少忙。孙淑馨的爸爸给下载了《无题》音乐原唱和伴唱MP3；李京鸿的爸爸制作了玩耍的道具滚圈；程馨的爸爸把女儿写的关于鲁迅诗句的书法作品干脆装裱起来展示。时间就是在这些感人的琐碎中过去了，孩子们的表演也逐渐纯熟、自然与流畅，上场、展示、退场，是那么训练有素，加上穿上合适的服装，孩子们更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剧本中的人物了，一招一式都透露着认真与用心。整个训练过程孩子们井然有序，忙而不乱，是生命舒展的美好状态。

第二天也就是10月26日上午，兴奋的小家伙们不到七点就陆续来到教室。第三节下课铃声响起，刚才上课班级的孩子们有序而出，我班孩子鱼贯而入，整齐地站到舞台西侧区域。开始上课，两个小主持上台，开始了动情的主题导入。接下来是四个同学对百草园倾情叙述，而在三味书屋跟随寿老先生学习的鲁迅让孩子们把他的聪明机智和勤学好问表现得淋漓M致。青年鲁迅学医日本仙台，藤野先生的叮嘱与肯定，日本学生干事的歧视与质疑，真相大白后鲁迅的坚毅，在孩子们这里有了很好的体现。老年鲁迅和弟弟周建人救治车夫，和侄女谈《水浒传》、谈碰壁，听到杨杏佛被暗杀后不顾被杀的危险义无反顾地参加追悼会，孩子们也在尽力诠释着鲁迅的慈祥、亲切、乐观和勇敢坚定。朗诵《无题》、演唱《无题》，朗诵《有的人》，用自己的声音和翩翩的舞姿传达对这两首诗歌的理解。结尾部分，全体孩子们都是在用全部的心思来朗诵鲁迅、赞美鲁迅、书写鲁迅、刻画鲁迅啊，那一幕场景成了最完美的定格。整个过程，孩子们的表演无一疏漏。他们用自信满满的演出展示了最好的自己。或许，场上响起的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是对孩子们精彩表现的最真诚的肯定。

鲁迅全集读后感篇7

一、读通课文，把握研究主题。

在学生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全部到位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找出课文中最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经研究后学生认定“为什么伯父会得到各色各样的人的爱戴？”这一问题是“研究”的关键所在。教师在教学中以此突破重点，集中了“研究”的主题，并以此辐射全文。

二、精读课文，领悟研究策略。

教师引入：“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习第一件事（板书：谈《水浒传》）。你觉得哪些句子值得研究？”然后让学生自主学习，不管是小组学习，还是自己独立思考，或者在感情朗读中体会。最后得出两个句子值得研究：“哈哈！还是我的记性好。”“听了伯父这句话，我又羞愧，又悔恨，比挨打挨骂还难受。”接着教师巧妙地引导学生研究阅读这两个句子，通过反复感情朗读和研究性地讨论，让学生在读中体会，在读中感悟。使学生品味出鲁迅先生在夸自己“记性好”时，实际上是在批评“我”读书“囫囵吞枣”。虽然伯父没有直接批评“我”，但“我”知道，伯父是在教育“我”要认真读书，在这同时，伯父不愿伤“我”的自尊心，这是伯父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因此使我感受到“听了伯父这句话，我又羞愧，又悔恨，比挨打挨骂还难受。”

当学生在研究中遇到困难时，教师又为学生提供了鲁迅先生关爱青少年的有关资料，还有目的地设计了这样一个填空：“因为伯父关心爱护青少年，所以得到的爱戴。”使学生真切地感悟到了鲁迅先生为什么得到青少年的爱戴。

三、回读课文，类化研究体验。

鲁迅全集读后感篇8

顾不上旅途的劳累，凭着模糊的记忆，从书橱底部好不容易翻出了那本比我大整整16年的《鲁迅全集》，那是我爸爸珍藏的。书页早已泛黄，书角也翻卷起来，平时我连瞧都不瞧一眼的鲁迅的文章，此刻却捧在手心如获至宝，那是因为我游历了绍兴――先生的老家。

游玩的时候只是单纯的游戏，而现在却想来次神游，那些昨日我目睹过的地方在文中不断出现，这种感觉很奇特，于是我后悔游玩之前没有仔细拜读，到了那里只拍张照，投下匆匆一瞥，只是游玩，鲁迅依然离我很远。现在我有些恶补似地读他的文章，也许是为了寻找昨日绍兴之游的点点滴滴，还无法能够仔细地体味。

认识了《孔已已》，也像认识了一个那个时代的麻木不仁自甘堕落的书生，他是当时中国一大批文人悲剧命运的典型代表。

品尝了那一味令人惊心的《药》，我深深体味到当时国人的迂腐愚昧和不开化。

回了趟《故乡》，那西瓜地上戴着银项圈、捏一柄钢叉的少年闰土浮现在眼前，我和作者一样感受到了隔世的悲凉。

翻开《阿Q正传》，看到的是阿Q可笑的活和可悲的死。

于是只能在《祝福》里听着祥林嫂一遍遍地诉说。

累了，跟着双喜他们一同去看《社戏》，一同划船，偷吃罗汉豆……

啊，我终于相信鲁迅的文章是不死的，没有我想像中那么晦涩难懂。我开始相信先生的一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啊，好书是耐读的，读的人多了，变成了名著，那呈现出的旺盛生命力，那感染人的可以浸透人灵魂的生命力，让人震撼，发人深省。正如《呐喊》，正如《朝花夕拾》……

我曾迷恋过那些所谓的凄美的爱情小说，魔幻小说，如同迷恋抹着浓浓的鲜奶的蛋糕，那层奶油能带给人的味觉暂时的甜蜜，吃多了会腻，甚至反胃，它不能给饥饿的胃以安全感。

因此我想问问诸位，你的身体更需要蛋糕上的奶油还是奶油下的蛋糕呢?

想想现在的某些作家，一味追求情节来迎合读者，使迷茫的读者暂时进入一个虚幻的精神世界，然而故事结束了，留不下值得回味的东西，人们便又找不到方向。

鲁迅全集读后感篇9

摘 要：在精心描摹的色彩中寄寓某种精神意象是鲁迅文本的一种重要艺术方式，其中花的色彩描绘就彰显了这点。鲁迅不仅描绘了令人难忘的花的色彩世界，还在其中灌注了作家个体生命精神，使其具有了精神指涉、心理暗示和反讽意味，令阅读大含深意、余味绕梁。

鲁迅是一位具有高超视觉思维能力和卓越绘画审美修养的作家，在作品中，他善于使用色彩表达自己的精神感受。鲁迅常以精心描摹的色彩寄寓或暗示某种精神意象，花的色彩描绘就彰显了这点。鲁迅不仅描绘了令人难忘的花的色彩世界，还在其中灌注了作家个体生命精神，使其具有了精神指涉、心理暗示和反讽意味，令阅读大含深意、余味绕梁：

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彷徨·在酒楼上》）

这处难忘的景色描写与《在酒楼上》通篇苍白、萧瑟的黯淡色调形成突兀的对比，恰似于灰暗的文本布景上点燃了一炳生命的烛光。白雪、红梅、绿叶、明花渲染了一幅色彩强烈、富含生气、绚烂热烈的图画，由冬雪虚无的“白”和花朵饱和的“红”拓展开的深远意味激发了读者丰富的想象与感喟。

在中国传统绘画语言中，“老梅斗雪”的色彩营设已经凝结成崇高的精神之美——它象征着刚坚执著的强韧意志和不畏暴虐的高洁志士，是主体客体化的精神写照。在鲁迅喜爱并收藏的一幅国画《冬花天竹》中题有：“雪海探骊珠错落，冰天吐火艳参差”，正似《在酒楼上》鲁迅以文绘花的深意：“冰天”世界凄寒遍布——“五四”思想启蒙落潮、社会现实黑暗、先觉者彷徨孤寂，而这“吐火”的明艳默默表达了启蒙志士对黑暗的睥睨和心中隐现的希望。结合文本整体的荒寂、阴霾，这花的色彩意象正是文本中的先觉者消沉和迷茫/奋起和向往这种矛盾心理的复杂暗示，也是鲁迅对于前路的绝望/希望在精神求索上的曲折传达。这样，鲁迅通过特定而深厚的花的色彩内涵，在沉闷、感伤的《在酒楼上》为人为己添上一缕心香、一倾深情，迸发了心底的爱与希望。这种笔法曾屡屡出现，令读者备尝动人的美好：

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馨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野草·雪》）

许多积雪从被他压弯了的一枝山茶树上滑下去了，树枝笔挺的伸直，更显出乌油油的肥叶和血红的花来，天空的铅色来得更浓。（《彷徨·在酒楼上》）

在“铅色”的天空下，“乌油油的肥叶”和“血红的花”在雪色世界中产生了强烈的色彩张力和情感激荡，突出了作品的环境世界，增强了文本的艺术感染力。在鲁迅高明度、单纯色的重彩渲染下，这些冬花虽颜色不多，花叶不繁，却娇艳傲雪、尽放如曦、热烈睥睨、气质卓拔，因此更显得脱俗雅洁，引人钦敬，令人对理想精神境界充满希冀。这些色彩既是写实、生活中可视的，又是萦绕在鲁迅灵魂深处的独特的精神意象，是对生命的挚爱、对美好的渴望。正如“绘画中的色彩总是受画家主观情绪支配的，所以它就必然是心理活动的视觉符号”①，它表达的正是鲁迅内心常常被压抑而又不时跃动的生命理想的光辉。

除了表达精神世界的美好情感，有时鲁迅笔下的色彩设置意味蕴藉，它成为具有心理暗示、精神象征和文本叙事功能的精神意象，这时的色彩表现更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与闲笔：

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花也不很多，圆圆地排成一个圆，不很精神，倒也整齐。（《呐喊·药》）

在启蒙者殉难的土坟上，那“一圈红白的花”在“一块一块的黄土”中若隐若现，在绝无热烈的模糊性色彩印象中，我们看到的是鲁迅对于民众思想启蒙作用抱有的“我之必无”的态度，与这个深深怀疑相伴的则是鲁迅心中一个萌发已久的“自有我的确信”——中国是“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是“毫无边际的荒原”，而其中奔驰的勇士却只有自食“自以为苦的寂寞”②。因此花的出现与存在，其实乃是虚妄与希望同在——为了给别人以微末的欢欣，不打搅他人（对前路满怀希望的启蒙者）的“好梦”，也“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配合以助阵的“呐喊”声，鲁迅才许诺世人以“光明”，于是有意“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③；而面对内心真实中的“寂寞的悲哀”和对“铁屋子思想”的确信，鲁迅又只能将这“光明”复又通过色彩无奈地表现为隐隐若有。“混浊的色彩不利于表达明晰的感情”④，这土坟上暧昧的色彩“曲笔”暗示读者不应无条件地相信文本的叙述，以为花环即为光明，即使这光明不够明朗、热烈，这个色彩意象其实正是鲁迅自我与其在启蒙中扮演角色（为启蒙猛士呐喊者）的疏离感和内心深处彷徨感的表现。鲁迅曾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⑤因此当“五四”浪潮终于将迟疑、失望的鲁迅卷入其中后，在鲁迅严厉、深刻的“呐喊”声中，我们感到的却是历经失败、苦楚的鲁迅在内心深处的绝望和反抗这绝望的挣扎，而这种反抗在鲁迅看来也不是因为希望，只不过是要和黑暗较劲。因此，鲁迅没有按照《在酒楼上》花的色彩设置，在寒鸦、秃树、枯草、荒坟整体萧索的背景中推出一个明朗的花的色彩意象，除了文本悲剧效果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鲁迅内心里“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

七个月后，鲁迅在散文诗《野草》中再次以一种“极细小的粉红花”的淡雅暖色营造了“夜”色中的一点动人感受：

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的，仍然瑟缩着。（《野草·秋夜》）

在《野草·失掉的好地狱》中，透过飘荡的青烟，那些萌生的曼陀罗花也是“极细小，惨白可怜”的。这些花或在荒芜的废墟世界里挣扎着存活或在寒冷中瑟缩着，无论是粉红还是洁白，“惨”是它们共同的色彩特征，这是一种使颜色失去活力的状态，具有生命即将结束的虚无性。鲁迅甚至将《野草》中的大半作品比作“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⑥，他以小花象征一种美的存在，这种美“给人以追求生存价值和生命自由的渴望”⑦，然而健壮生命力的缺失使它的美和希望在“惨红”、“惨白”的颜色意象中又无可奈何地逝去了。鲁迅为赞颂西方优秀文化资源，曾描写过一株健壮、光明的百合花，“又白又光明，像才下的雪”（《集外集·他们的花园》）。但拿回家后“苍蝇绕花飞鸣”染上了“蝇矢”，便被人诽谤为“不干净花”，鲁迅以此嘲讽中国的染缸文化和国人的愚顽，“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⑧，这也反证了他笔下花的色彩超越了其自然属性，成为一种精神意象。

鲁迅还运用花的色彩描写展开叙事、达到思想反讽，使其具有了一种独特的精神能指意味：

两人到山脚下一看，只见新叶嫩碧，土地金黄，野草里开着些红红白白的花，真是连看看也赏心悦目。（《故事新编·采薇》）

和谐、美好的清新春色带来舒适、愉悦的精神感受，主人公多么希望在这片祥和乐土上建立起自己的生命和精神家园。动人的色彩意象令人踌躇满志、欢喜非常，然而随着文本情节的展开，崇高的理想即将在这般春色如许中彻底破灭掉。温馨、宁谧的美景与村民的尖刻、冷酷，多姿的色彩与物质的困顿构成了深刻反讽，伯夷和叔齐一心要寻找的实现“不食周粟”的精神乐土终于令他们绝食而亡。再看：

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朝花夕拾·藤野先生》）

清朝留学生的可笑之态在上野绯红的樱花映衬下产生了一种怪诞的效果，令人于美好佳景前如鲠在喉。作为一种民族传统，留辫子本无不妥，但在腐败、衰败的清末时代，它已经成为保守、愚顽、不思变革的象征。鲁迅对于清朝留学生中弥漫的乌烟瘴气非常不满，于是才转而去往没有中国留学生的仙台求学。留学日本时，鲁迅曾是江南班中第一个剪辫之人，然而回国不久就给鲁迅带来了极深的切肤之痛：“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⑨。正是受了太多的苦楚和恶名，鲁迅才在开篇就以樱花的色彩美对辫子形象进行了深刻反讽。

以花的色彩描写点染文本、揭示思想、增加艺术感染力源于鲁迅的个人爱好。鲁迅从小就喜爱植物和花草，常到爱种花木的远房叔祖家赏玩稀见的植物；幼年时爱看陈?B子的《花镜》；荒废的“百草园”是他流连忘返的童年天堂；留学日本时，在居所“伍舍”发动大家种花草；在北京病重时，怀念的是一枚斑斓如花的“腊叶”；南下广州时，鲁迅以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来慰藉落拓的心情，因此鲁迅以深情笃意看待每一株小花的生命颜色就可以使人了然了。同时，“鲁迅对绘画的爱好或者修养其实也是反映鲁迅的本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他对‘美’的特殊的敏感，对美的沉湎，美的沉醉，美的趣味，美的鉴赏力。”⑩鲁迅不仅成功运用花的色彩描写增强文本的艺术美，还将其深化为精神意象，令作品涵义隽永，况味无穷。

①{4} 吕澎：《现代绘画：新的形象语言》，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第71页。

②③⑧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页，第419页，第330页。

⑤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⑥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页。

⑦ 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鲁迅全集读后感篇10

关键词：鲁迅小说；副文本；杨译；变迁；意识形态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晚清科学小说在中国的译介研究”（11YJA740007）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6-0090-04

杨宪益（1915―2009年）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从事文学外译工作30余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文学外译的一个缩影，一部当代中国文学外译史。在杨宪益漫长的翻译生涯中，除了众所周知的《红楼梦》，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他英译的鲁迅作品，从1940年代至1980年代初，完成了除早期文言小说《怀旧》之外的全部鲁迅小说、三卷本的鲁迅杂文、散文集《朝花夕拾》、诗集《野草》以及《中国小说史略》的翻译。其中，他翻译的鲁迅小说着力最多，影响最大。目前杨译 ① 鲁迅小说的研究多局限于译文本身，鲜有学者关注杨译鲁迅小说中“出版前言”和“序跋”等副文本。杨译鲁迅小说是建国后国家赞助的文学外译活动的典型个案，其翻译本身受制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随着时代话语的变迁杨译鲁迅小说的副文本呈现不同面貌。

一

杨译鲁迅小说主要由国家赞助的文学外译机构外文出版社统筹组织、出版和发行，该社在1949年之后曾推出多个版本的《鲁迅小说选》，在探讨《鲁迅小说选》副文本之前有必要先对其版本流变进行梳理。

从1950年代至今，外文出版社先后推出6个版本的《鲁迅小说选》，杨戴对待翻译的态度非常严谨，每一个新版本出版，都要对之前译文进行重新校对和润色，包括措辞、时态、标点等，杨译鲁迅小说的版本是一个不断补充和完善的过程。从最早的《阿Q正传》到《鲁迅小说选》到最后《鲁迅小说全集》的翻译和出版，无不反映出杨戴夫妇对于鲁迅作品的钟爱，并对之倾注了大量心血。通过仔细审视和比较杨译《鲁迅小说选》的各个版本发现，除了个别版本篇目上稍有增删，译文本身仅做了小幅润色和改动，变化最大的是每个版本的“出版前言”和“序跋”等副文本。本文将选取有代表性的1954、1960、1972年版本来探讨杨译鲁迅小说的副文本变迁。

二

热奈特认为，序言主要是表明作者或出版者的意图以及对文本的阐释。② 那么译作的序跋则是译者或出版者的意图及对文本的阐释，早期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译作基本都没有译者撰写的序跋，有的甚至连译者都未标注，译者基本处于隐身状态。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通常会添加“出版前言”，介绍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引导读者如何解读作品，这种“出版前言”通常代表出版者对作品的解读，潜在发挥着序言的作用。就杨译鲁迅小说而言，除了添加“出版前言”之外，1954、1960和1963年的版本还添加了由鲁迅研究专家撰写的介绍鲁迅生平和思想的专题论文，我们暂且把这类副文本称之为“代序”或“代跋”③。不可低估“出版前言”和代“序跋”对于读者的引导作用，这是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生产进行操控的一种重要途径，对于鲁迅这样富于声望的作家，不便通过删改手段修正与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完全相容的内容，文本之外的操控手段成为引导读者“正确”阅读的最佳选择。

1. 1954年版副文本：建构与遮蔽

1954年的杨译《鲁迅小说选》正文前附有4页左右的“出版前言”详细介绍每部作品，正文后以冯雪峰的文章《鲁迅的生平和思想》作为代跋，通过仔细审读1954年版的副文本，发现其呈现出以下特点：

对鲁迅思想发展的阐释和建构与中国革命发展相结合，有助于读者理解鲁迅思想发展历程和作品创作的时代。冯雪峰强调鲁迅思想发展的渐进性，从最初信奉达尔文的“进化论”到最后转变为马列主义者，在转变过程中，鲁迅经历了精神上的不断求索以及内心冲突。1911年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让鲁迅颇感悲观失望，消沉了一段时间。前后，鲁迅超越了早期解剖“国民性”病根的阶段，开始发表作品暴露和攻击社会黑暗萘Α7胙逯赋觯在北京期间鲁迅尚未转向无产阶级立场和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但由于鲁迅坚定不妥协的无畏战斗精神，最终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启蒙者和开拓者。鲁迅晚年在上海期间是英勇战斗的十年，他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活跃斗士，真正的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冯雪峰的文章在整个历史大背景下，清晰勾勒出了鲁迅的思想发展脉络，他看到了早期鲁迅的苦闷与彷徨以及在思想上表现出的虚无与绝望，也注意到了鲁迅在不停地与这些负面情绪作斗争，在不断求索中最终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尽管如此，冯雪峰文章中已初见“左”的端倪，文中大段征引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强调鲁迅最后十年参加的政治活动，突显鲁迅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另外，文中部分内容对历史事实有所遮蔽，主要表现在对于和《新青年》的论述方面。文中强调对的领导，在介绍《新青年》时，特别指出为主编之一，由于建国后对胡适的清算以及对陈独秀的负面评价，文章并未提及两人以及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的作用，这种有意识的遮蔽和选择反映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与干预。

“出版前言”重点论述了鲁迅小说中的反抗精神及乐观主义倾向。一方面突出鲁迅小说反封建的一面，“前言”认为《狂人日记》是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控诉，《铸剑》表达了新一代反封建的勇气和决心，《幸福的家庭》和《伤逝》描述了现实对知识分子的冷酷嘲讽，指出旧的社会制度是导致不幸的根深蒂固的原因。另一方面，“前言”并未否认鲁迅小说中的伤感和失望，但同时指出鲁迅在竭力摆脱这些情绪，表现出乐观向上和对未来的憧憬，如“前言”指出《药》自始至终为阴霾所笼罩，但同时预示了新社会的曙光以及胜利的未来；《孤独者》并非仅记述了无望的悲怆，更充满激情的抗争；《在酒楼上》的战斗精神驱散了故事中的阴郁气氛。

2. 1960年版副文本：偏离与扭曲

1960年杨译《鲁迅小说选》的“出版前言”简练概括了该选集中收录的小说的出处，并改用叶以群撰写的文章《鲁迅的生平和小说》作为代序。做出这种更改可能出于以下原因：一是1957年冯雪峰被错划为“”，他的文字不太可能再公开出版；二是随着极“左”倾向越来越严重，对鲁迅认识和对其作品的解读愈加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形势的变化要求对鲁迅及其作品做出新的阐释。对比冯雪峰的文章，我们发现叶以群撰写的序言呈现新的特点：

首先，对鲁迅的评价和论述呈现严重的“左”的倾向。在介绍鲁迅生平时，重点突出鲁迅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淡化文学活动，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人在鲁迅思想发展中的作用。1919年前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鲁迅成长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战士；1927年在广州期间与青年革命者保持密切联系，“三一八”惨案之后逐渐成长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在上海期间，鲁迅与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交往对他的思想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帮助鲁迅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世界观上的局限和今后努力的方向。1933年之后，在共产党的不断鼓励下，鲁迅经历了最艰难和最复杂的斗争成长为“一位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文化革命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定、最忠实的旗手”、“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尽管叶以群也梳理了鲁迅思想发展的脉络，但却遮蔽了鲁迅早期思想上的挣扎和求索。此外，叶以群对鲁迅的评价自始至终回应着对鲁迅的论述，强调由于共产党对鲁迅的帮助和引导，才引发了鲁迅思想的变迁。这种描叙明显有悖事实，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的形象被严重歪曲。

其次，为迎合主流意识形态，扭曲历史事实。文中声称，期间，鲁迅担任了《新青年》的编委，这一工作让他和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有了密切联系，两人共同反对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不可否认，鲁迅和在《新青年》杂志的发展和壮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为了迎合当时政治需要，刻意突出鲁迅与共产党有联系而遮蔽陈独秀和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明显有悖历史事实。此外，文中不仅给胡适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名，而且提到鲁迅和联手反对胡适，这种做法反映了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④。事实上，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在胡适和之间，鲁迅并未介入。1920年底关于《新青年》办刊方向的讨论，则主要在胡适和陈独秀之间，鲁迅基本是站在胡适一边的。至于后来鲁迅和胡适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分道扬镳，那要到1930年代左右了。⑤

最后，对鲁迅作品的教条主义解读。叶以群序言采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读鲁迅的文学观和作品，突出文学的政治功用，指出鲁迅是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坚决反对把小说作为“纯粹娱乐”工具的观点。文章刻意突显鲁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事实上，创作方法并无优劣之分，并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定优于浪漫主义，作家往往依据创作目的选择最为恰当的创作方法，《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未局限于使用现实主义一种手法，而是巧妙糅合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等多种创作手法，从而达到表达作者思想内涵的目的。在分析作品时采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取决于他们的阶级出身，对于阿Q、闰土、祥林嫂、爱姑、单四嫂子、老栓等受压迫的不幸的人们，鲁迅给予极大的同情和爱；对于孔乙己、吕纬甫、魏连殳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批评多于同情；而那些压迫者如赵太爷、假洋鬼子、七大人、赵七爷等则是被彻底否定的人物。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开展文学批评本来无可厚非，但在具体运用时存在一种本末倒置现象，并非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而是让作品分析主动向理论和具体观点靠拢。这种不顾作品本意，机械照搬的做法，难免使得作品分析呈现片面性和教条主义倾向。

3. 1972年版副文本：拒绝阐释

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缓和，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出现新契机，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除了在媒体加强宣传报道，还借机出版图书对美发行，外文出版社及时推出了杨译《鲁迅小说选》第三版。吊诡的是，在1972年版本中既无“出版前言”又无“序跋”，“序言”删除可以理解为“不合时宜”，“序言”的作者和内容都不再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因受到迫害，叶以群于1966年跳楼自杀，其文章不能再公开出版。此外，叶以群的文章突出了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β逞赋沙の共产主义战士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但期间认为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被认为是对鲁迅的一种歪曲也因此受到批判。那么，为什么选择无序跋，而不是改用其他学者的文章取而代之呢？当时全国的知识阶层均遭到严重迫害，鲁迅研究专家基本全被打倒，此外，即使添加了副文本信息，当时时局风云变幻，不久之后可能又会变得“不合时宜”。考虑以上诸种因素，这种做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通过考察这一时期外文出版社推出的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译作没有“出版前言”和“序跋”是一种普遍现象：早期作品再版时基本都删掉了原有的副文本，如1972年的《故事新编》删掉了1961年版中的出版前言，1972年的《阿Q正传》删掉了1953年版中的“出版前言”和冯雪峰“代跋”，而新出版的图书则基本没有“出版前言”和“序跋”等副文本信息。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同时也为了规避风险。

三

建国后杨宪益一直供职的外文出版社是国家对外宣传的喉舌，该社的文学外译活动同样肩负着对外宣传国家正面形象的使命，作为国家赞助的翻译活动，无论在选材还是翻译策略上无不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和影响。从1954到1972年短短十几年间，杨译《鲁迅小说选》连续推出五个不同版本，这本身就非常不寻常，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其不断得以译介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倘若译本没有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大幅度变动，完全可以不断重印原来的版本。1960至1972年间的三个版本入选的篇目相同，通过仔细审视译本内容发现每个版本仅做了小幅润色和改动，倘若不是副文本信息发生变化，貌似并无再版的必要。副文本营造了一种“历史现场”⑥，通过杨译鲁迅小说副文本的研究可以管窥建国后中国文学外译活动的基本特征：

第一，杨译《鲁迅小说选》副文本的变化可以折射出建国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的影响。建国后鲁迅研究成为了各种势力交锋的沙场，这种现象在鲁迅作品的翻译上同样有所体现。杨译《鲁迅小说选》的序跋均为他人序跋，体现了“诠释者的意图”⑦，而诠释者总是竭力“将文本捶打成符合自己目的的形状”⑧。换言之，序跋容易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呈现“过度阐释”。

1954和1956年的鲁迅小说版本中选用冯雪峰的文章作为代序跋绝非偶然现象。作为鲁迅的学生和亲密朋友，冯雪峰与鲁迅过从甚密，对鲁迅思想和作品的把握比较到位，并且很早就致力于鲁迅研究。建国后冯雪峰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鲁迅著作编辑室总编辑，致力于新的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冯雪峰就是当时鲁迅研究的权威，是建国初期鲁迅思想官方化建构的主要执行者，他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解读和阐释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观点。建国之初，尽管已经出现“左”的苗头，但冯雪峰在重点论述鲁迅思想的政治性的同时，兼顾了鲁迅作为文学家的独立性，对鲁迅的评价相对客观。1957年之后，冯雪峰被错划为“”，1960年版的《鲁迅小说选》改用叶以群的代序。叶以群早年在左联任组织部长，与鲁迅相熟，建国后曾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显要职务，1958年受上级委派开始主持创作电影剧本《鲁迅传》，担任创作组组长。叶以群一向谨奉“遵命文学”，其代序反映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解读，序言对鲁迅的论述以对鲁迅的评价为纲领，将鲁迅的阐释置于当时的政治需求之下。在当时严重“左”倾干扰下，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解读总体比较机械和教条，对历史事实也有所扭曲。1972年《鲁迅小说选》第三版既无出版前言也无序跋，“拒绝阐释”的本身也是一种阐释，体现了期间文学生产在政治夹缝中的一种特有的“保护性”生存方式。回到当时历史现场，事件之后，党内领导人开始反省极“左”的危害和教训，文坛颇有一股枯木逢春的迹象。1971年中国正式加合国，1972年初中美关系解冻，当时国际大氛围对中国相对有利，为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了新的契机。鲁迅被“圣化”是其作品得以出版的动因，如何“正确”阐释鲁迅，体现着各种势力争锋，当时对中的极端做法有所反思，在政策上亦有所调整，极“左”派对鲁迅的歪曲阐释才未拿来充作英译《鲁迅小说选》的序跋。“拒绝阐释”也是一种“保护性”做法，一方面，保证了鲁迅作品的永久“合法性”地位，不受意识形态变迁的影响；另一方面，不会因出版前言和序跋等随着时代话语的变化变得过时而牵连出版者和编辑人员。

第二，译者主体性的削弱。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翻译的成败。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主体，译者是连通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读者与译者的桥梁，译者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原则上建基于对两种文化和译语读者的了解。但通过审视外文出版社的杨译《鲁迅小说选》，我们发现，作为主要译介主体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主体性被削弱，甚至完全隐身，所有版本的《鲁迅小说选》均未添加译者序跋，最早的1953年《阿Q正传》和1954年《鲁迅小说选》甚至未标注译者。这种做法极有可能让读者产生误解，如发表在Books Abroad上的1953年《阿Q正传》的书评人误以为代跋的撰写者冯雪峰是译者。由此可见，在部分读者看来译者序跋是译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严肃翻译作品不可或缺的零部件。通过序跋译者阐明翻译的动机、翻译策略、对于作家作品的解读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尽最大努力为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但在杨译《鲁迅小说选》所有版本中译者均未现身，取而代之的是反映时代话语的出版前言和代序跋。

第三，国家赞助的文学外译活动主要遵循原语文化规范，较少考虑译语读者的需求。图里认为翻译是一种受到社会文化规范制约的行为，建国后外文出版社的文学外译活动主要服务于对外宣传和中国国家形象建构，无论翻译选材还是翻译策略都倾向于遵循原语文化规范。鉴于鲁迅的崇高地位，现代作家中唯有鲁迅的作品外译数量最多，持续时间最久，即使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仍不断有作品再版或重印，而早期与鲁迅同时被译介的其他现代名家如郭、茅、巴、老、曹等的作品则被打入“冷宫”，直至后才有机会再版或重印。《鲁迅小说选》在翻译策略上基本以忠实和对等为皈依，为使鲁迅小说的解读更符合主流话语则通过添加副文本达到操控解读的目的，这种做法未必得到目的语读者的认同。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添加长达23页的跋是为了弥补原作意识形态上的缺憾，向读者证实鲁迅的创作遵循共产主义的基本信念”，进而指出：“倘若没有添加跋，该作品是中国底层人民的真实写照”。⑨

序言的主要功能是为读者如何阅读作品提供信息和指导，引导阅读或让读者“正确”阅读，这并不意味着直接发号施令，而是为读者提供作者认为“正确”阅读作品所必须的信息。《鲁迅小说选》的出版者试图通过添加“出版前言”或“序跋”传达主流意识形态对作品的解读，为读者指出“正确”解读作品的方法，在总体上影响读者的阅读。在阅读作品过程中，“出版前言”和“序跋”中对作品的解读方式必然会在读者头脑中回荡，迫使读者采取某种立场，赞成或反对这种解读方式。概而言之，翻译副文本作为译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够为译语读者提供极大便利，但是通过考察杨译《鲁迅小说选》副文本的变迁，我们发现早期国家赞助的文学外译活动在副文本运用上的盲目或漠视：或者把翻译副文本视作原语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或者索性走向另一个极端，未添加任何提示功能的“出版前言”和“序跋”等副文本，这两种做法均不利于中国文学成功“走出去”。

作为文本之外的重要操控手段，副文本是文本的延伸和补充，在宏观层面上对文本意义进行整体上的操控，为读者设定了一定的读路线图，引导并干预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和阐释。通过考察副文本可以让我们更好了解翻译过程中的介入和操控，并折射出翻译作品所处的复杂的社会语境。

杨译鲁迅小说副文本的变迁体现了文学与政治的纠葛与冲突。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受制于政治形势，文学活动独立性不强，这种做法产生了不良效应。就文学外译活动而言，不顾译入语读者的具体实情，自说自话的做法会影响文学翻译活动的传播效果。外文出版社推出的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普遍评价不高，通常被视作政治宣传，这一方面固然和西方的偏见有关，另一方面估计选择的部分作品内容的确文学性不太强，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副文本运用的失当会不会导致译作流传不佳？倘若果真如此，是不是有因小失大之嫌呢？

注释：

① 杨宪益所有汉译英作品基本都是和其夫人戴乃迭合作完成，严格意义上应该称之为“杨戴译作”，为方便起见，本文用“杨译”代之。

②Genette Gerald，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1.

③ 热奈特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序言：自序（authorial preface）和他序（allographic preface），金宏宇认为序跋的一种变体形式是“代序”和“代跋”，这里的“序言”既是“他序”也是“代序”。

④ 陈漱渝：《同途殊归两巨人――鲁迅与胡适》，《河北学刊》1991年第2期。

⑤ 任访秋：《鲁迅与胡适》，《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3期。

⑥⑦ 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5页。

⑧ 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