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小说十篇

鲁迅的小说篇1

是什么使我们久久难忘？是美！是作品中广泛存在着的悲剧美。

任何美都是具体的，是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鲁迅先生是对封建阶级意识形态认识得最深刻、批判得最彻底的伟大思想家，他的悲剧作品中熔铸了富有历史深度的思想内容，蕴含着丰厚的社会内涵，形成了强烈而独特的悲剧美。

一、着力描写平常人的悲剧

鲁迅在高度评价《红楼梦》时指出：“《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中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写实的，那结果也并不坏。”（《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在《几乎无事的悲剧》中，论述果戈里善于用平常事再现社会生活时又说：“这些极正常的，或者简直近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语言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多。”

根据鲁迅上述重要见解，可以看出他特别强调悲剧艺术应当表现最平常、最具必然性的真实，这样悲剧的深度将可以挺进到更深的层次。鲁迅小说艺术中的主体部分是悲剧（包括喜剧性悲剧），而这些悲剧的绝大多数（除《铸剑》外）都是“平常悲剧”。这是鲁迅悲剧见解的有力体现。

无论是反映整个中华民族悲剧的代表作《狂人日记》，反映中国贫苦农民悲剧的代表作《故乡》《阿Q正传》，反映中国下层劳动妇女悲剧的代表作《祝福》《离婚》，反映中国下层知识分子悲剧的代表作《孔乙己》《伤逝》《孤独者》，还是反映旧民主主义革命者悲剧的代表作《药》，这些悲剧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写平常人、平常事，没有英雄，没有特殊事件，没有传奇色彩。悲剧主角都是社会底层的人，而他们的悲剧命运都是令人战栗。

鲁迅先生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具有高超的艺术感受力，他能在最平常的社会现象中发现到不平常的社会真理和艺术对象，并创作出具有美学力量的艺术作品。鲁迅觉察到，那种“软刀子割头不觉死”的悲剧是最可怕的悲剧。他说：“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采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才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这里说的“软刀子”是指旧思想、旧文化，但是他讲的这个道理却完全适用于那些死于“几乎无事的悲剧”者，他们被一种丑恶的社会关系所蚕食，但由于这种社会关系是极普遍、极平常的，因此他们看得又很平淡，“习以为常”，任其摆布。在《故乡》中，闰土并没有死于浩大的劫难，没有坐牢或杀头，但他却在不知不觉的辛苦生活中被剥夺了一切：血汗、青春、智慧、欢乐。鲁迅描写的“平常悲剧”恰恰是道破这种人们（包括许多文学家）所忽略的不幸和死亡的危险与秘密，使人们从麻木中惊醒与感奋起来，从而获得巨大的悲剧美学力量。

“平常悲剧”写平常人、写平常事，因而在感情上离读者最近，也就最容易打动人。鲁迅先生去世已70余年，他的作品中描写的时代也早就成为旧电影中的布景了，但现在的我们仍然喜欢鲁迅，对他的作品爱不释手，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就在于其人物和故事的平凡性。他们那么平常，平常得就像我们自己或身边的某个人；而那些事又那么真实，真实得就像我们曾经做过或正在做的某些事。我们觉得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是我们所经验过的，甚至他们所考虑的问题和经历的困惑我们都是那么的熟悉。如此以来，他们的悲剧命运就极易引起我们的共鸣。通过情感的交流，促使我们思索和觉悟，使“平常”的悲剧获得了强烈的审美效果。

二、深刻的思想性

鲁迅小说的悲剧主人公，大体有两种。一类是被压迫而不觉悟的农民、妇女和旧知识分子，另一类是具有初步民族觉悟而找不到出路的新知识分子。

鲁迅是第一个自觉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把普通农民作为作品主人公来描写的作家。他从彻底的反封建角度，反映了农民深受压迫的悲惨处境和他们还缺乏民主革命觉悟这一尖锐矛盾。这是鲁迅小说悲剧思想上最深刻、最独特的地方。

代表鲁迅小说总纲的《狂人日记》，通过“狂人”独特的心理感受和认识，描写了狂人的内心痛苦，揭露了封建社会“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

《故乡》里的闰土，由于兵匪官绅、天灾人祸的折磨，从原先活泼英俊的少年变成木偶人一样，这确实令人惋惜、愤慨。但更令人心痛的却是闰土见到日夜思念的好朋友“迅哥”时，竟然动着嘴唇，说不出话来，哆嗦了半天，叫出了一声“老爷”！封建等级观念毒害了他那淳朴的心灵，一道可悲的阶级厚障把两个好朋友隔开了，造成他们相对无言的痛苦。作品没有正面描写闰土在生活上遭受的苦难，而是将主要笔墨用在他们两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上，用在闰土心灵受封建思想的戕害上，这也是《故乡》最深刻、最动人的地方。

祥林嫂本想顺从封建礼教“从一而终”，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她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她付出的劳动是那样多，得到的报酬却是那样的少。然而，作品并没有从这方面展开写她的不幸，而是着眼于封建社会既强迫她再嫁，又诬蔑她伤风败俗，不干不净；既剥夺她生存的权利，又加给她死后的恐惧，使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在人格上受到了最大的，心灵上受到了最大的创伤，直到被扫出尘世，还怀着恐惧与疑问，不得安息。她是中国劳动妇女善良、纯洁、勤劳、坚韧的典型，也是心灵上受到封建礼教戕害最重、痛苦最深的典型。许寿裳先生说得好：“人世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鲁迅的精神》）。这正是祥林嫂这个典型发人深省之处。

鲁迅描写新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五四”到一九二五年的文坛上，是独树一帜的：既不同于落魄的封建主义的牢骚感慨，也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他是将任务放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上，放在新旧势力的残酷斗争中，来描写他们的觉醒、反抗和斗争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作者曾经给予希望、曾经在他们身上探索和寻找革命力量的人物。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的主人公吕纬甫、魏连殳，在旧的革命高潮时代，曾经是首先觉悟的人物，是有理想，也有作为的。可是当革命退潮、封建黑暗势力依然强大地压迫着的时候，他们却软弱了，有的甚至妥协了。鲁迅以无比激愤和深切同情的态度描写吕、魏们的遭遇和痛苦，同时也深刻地批判了他们脱离群众的个人抗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伤逝》写的是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子君和涓生是“五四”运动以后追求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他们敢于反抗封建家庭和世俗社会，敢于冲出封建牢笼争取婚姻自由。但在旧势力的包围和经济的重压下，他们爱情的裂缝越来越大，最后不得不分手，子君也死去了。这说明以个人奋斗的方法来追求个性解放，结果还是个悲剧。

鲁迅笔下这类知识分子的悲剧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他为我们揭示出这样的客观真理：知识分子孤军奋战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他们要求自身解放的斗争必须和社会斗争结合起来，在群众的解放中求得个人的出路和幸福。鲁迅一方面表现了他们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的软弱性，另一方面批判了封建势力给知识分子安排的悲惨命运，对他们的遭遇寄予了同情。当一般作家正热衷于歌颂个性解放、妇女解放，为个人主义唱赞美曲时，鲁迅却看到和表现了在这场斗争中一般知识分子主观上的危机。这正是鲁迅之所以伟大和高于当是一般作家的地方。

鲁迅的小说是旧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它使我们深刻而全面地认识了那久远的年代和那个年代里的人和事。小说中那深刻的理性是迷人的，给人带来的思考是愉悦的。特别是那些悲剧作品更能在悲悯和惊叹中引导人们进行真理的探索和伦理的追求。在强烈的感动和激荡中给人以向上的鼓舞力量。这就是鲁迅小说悲剧美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鼓舞性和号召性

鲁迅小说悲剧的理性美，不仅在于它揭露的深刻性，还在于它的鼓舞性和号召性。《药》的结尾安排在清明时节，杨柳枝头已经吐了新芽，烈士的坟头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圈红白的花，那象征着迷信愚昧的乌鸦也居然没有显灵。这些在黑暗中闪烁的若干亮色，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前途的乐观信念和他搏击暗夜获取光明的精神。读者因此受到鼓舞，感情上的重压也因此大大减弱。

鲁迅先生说过：“新的建设的理想，是一切言动的指南，倘没有这而言破坏，便如未来，不过破坏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则全然是旧社会的维持者。”（《〈浮士德与城〉后记》）。在这种积极的悲剧感支配下，鲁迅所创作的悲剧作品尽管都笼罩着黑暗和流露着作者本人的悲哀和忧郁，但却包含着希望和憧憬。鲁迅先生确信人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治疗社会，改造社会，所以他说他的作品中“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自选集〉自序》）。鲁迅在更深的程度上感到人生痛苦，但是他对痛苦采取的是积极战斗的态度。

鲁迅在探寻知识分子出路时，辨证地、清楚地写出了他们个性主义的缺陷和不足，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明确指引出他们应走的路。虽然如此，鲁迅坚信是有一条光明之路可供奔往的。正因为这样，他在《孤独者》的结尾以象征之笔，写下了下面一段文字：

“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

这就预示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想幻灭、一切道路均证明走不通的情况下，应该“冷静”地在反思中去寻求另外的光辉道路。因此，小说“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特殊感彩，同时，又实实在在地透射出了作者希望的光芒。

在《故乡》的结尾，鲁迅写到：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这句话成为格言，为一代又一代人传诵着。今天，我们把它贴在教室里，写在案头上，鼓舞自己，振奋自己，鼓舞我们去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去开拓美好的未来。

鲁迅的小说篇2

乡愚即乡镇愚民，他们的产生与中国传统乡镇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物质财富相对贫乏以及信息相对闭塞的情况下，乡镇居民的思维方式往往具有某种特定的局限，尤其在城市兴起，形成了自己相对庞大的经济与文化规模之后，乡镇居民的知识水平与理解力就更加趋于弱势，而以他们的眼光来看待新生事物或者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所不同的事物时，往往会产生令人发笑的效果，因此，往往被智识之士称为愚人。与此同时，乡愚的朴实、无知与憨直成为对于装腔作势的官方礼仪的有力的攻击。乡愚式的嘲讽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很多，最典型的莫过于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以一个乡下愚民的口吻风趣而犀利的笔调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装腔作势的伪善嘴脸，无论“真命天子”如何乔装改扮，在对他知根知底的乡愚们面前，都要脂粉脱尽、原形毕露，用巴赫金的话说，这是典型的“脱冕”，而这一“脱冕”则是通过一个愚人――一个乡间愚民的无知却又质朴真实的眼光而达到的，但是这种眼光却具有所向无敌的洞穿虚伪的揭露力量。

二、白描中暗含讽刺

白描本是国画的一种基本技法，指的是不着颜色，纯用墨线勾描物象。我国素有“白描打底”的传统，无论是画人物肖像，还是花鸟山水，是工笔画，还是水墨淡彩画，都把白描勾勒当作绘画之本。白描同样是中国小说创作的一种基本技法。它在小说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不作静止的、繁重的描摹，而是用最简练的笔触，勾画一些富有特征性的外部现象，使读者通过自己的联想，感受到描写对象的整体品貌、内在生命和全部关系，得到美的享受。在鲁迅小说中，作者往往使用白描手法就让讽刺对象无以遁形，收到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三、以对照手法冷静、客观讽刺

中国有着一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人们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人有尊卑之分，命自然有贵贱之别，在中国革命还没有胜利、社会处于动荡的旧社会，以赵太爷、鲁四爷等为代表的封建地主牢牢掌握着其他人的命运，他们可以任意践踏其他劳动人民，而在下层劳动人民的眼里，他们高高在上，仗着有钱有势对别人的剥削和压榨都是理所当然毫无异议的。比如阿Q调戏了赵家的佣人吴妈，赵家便可以随意毒打阿Q，还与阿Q签订了极不公平的五大条件，而在阿Q和其他人看来，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赵家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而且错的都是自己，对的都是赵家。又如，鲁四爷对祥林嫂的去留具有决定权，实际上也意味着对祥林嫂的生死具有决定权。在刻画赵太爷等人的时候，作者往往采用对照手法对他们进行辛辣的讽刺。

四、巧妙的讽喻手法

讽喻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表现手法，它利用人物及对其行动的叙述，使一隐喻得到引申，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已出现了讽喻作品，如《邶风・新台》讽刺卫宣公霸占儿子的新娘，以新娘的口吻写出：“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鸿即蛤蟆，诗歌以癞蛤蟆的形象比作卫宣公，表达新娘对卫宣公的憎恶。自《诗经》之后，又出现众多反映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的作品，唐朝诗人白居易要求诗歌创作要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 的作用，他的著名的讽喻诗《卖炭翁》充分体现出他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深受古典文学影响的鲁迅，其讽喻手法的应用，犀利而睿智，以《故事新编》为代表，其重要特点是以古喻今，以古人古事讽喻今人今事。鲁迅说《故事新编》“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在写人叙事上显得无拘无束，其间非常巧妙地穿插了大量现代生活内容，不但使作品妙趣横生，而且很容易让人想到现实，增强了讽刺性。

鲁迅的小说篇3

鲁迅是民国时期较为杰出的文学巨匠，他的作品涉及到的领域非常广泛，且寓意深远。从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制现状来看，鲁迅先生的小说占据着较大的比例，相较于其他文学作品的教学而言难度较大，学生在不了解其写作时代背景的前提下，无法透过文章了解到其灵魂的呐喊，长此以往，造成了鲁迅小说教学难的现状。但是，在新型教学理念层出不穷的今天，依然需要教学工作者做出不懈的努力，灵活运用现有技术及方法提高鲁迅小说的教学质量。

一、鲁迅小说的特点及教学中的不足

艺术来源于生活，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文人骚客写出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很好地反映其生活的环境及社会的现状，如盛唐时期的繁华可以从李白的诗句中找到踪迹，而晚唐时期的没落可以通过杜牧、李商隐等人的诗句里得到反馈，鲁迅先生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在于通过鲜明人物的塑造含沙射影地批判社会群体，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孔乙己、华老栓、祥林嫂等人。透过孔乙己这一角色，我们可以想象到民国时期人性的软弱，通过带血的馒头我们可以更加明白当时的社会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药”，这些发自内心的呐喊在当时的社会却无法直接表达，鲁迅先生以文学为战场，以墨点来警醒世人，在这些小说中鲁迅先生的革命意志表露无遗，在任何时期都值得人们学习和研究。

鲁迅小说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人性化教学意识较差。受传统教学意识的影响，单一教学模式下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师传达出的讯息，在“标准化”的结构分析及人物剖析下，无法让学生感受到鲁迅作品的魅力，同样学生创新思维也会受到一定的局限。其次，选材过于单一。鲁迅先生的作品非常之多，但是在初中教材的编制中更多倾向于对某一类作品的录入，且始终以必修课内容出现在语文教学中，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对于鲁迅文学的研究热情。

二、提高鲁迅小说教学质量的有效策略

1. 重视作品选择，激发学生的兴趣

教材是初中语文教学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依据，因此，在编制的过程中，需慎重地进行文学作品的选择，基于鲁迅小说研究的重要性，在进行选材时需考虑到学生的情况，适当地进行编排，同时，所选择的作品需能代表鲁迅文学的精神，让学生透过文学巨匠的作品中领悟到真善美。

在教学体制的不断改革下，教材编制者需与时俱进，更新个人的编制观念，将政治宣扬与人性化教学结合起来，给学生呈现出一个多元化的文学世界。初中阶段，学生的三观还未成型，此时，在进行鲁迅作品的选择时，可以按照教学的需求将其不同类型的作品进行收录，让学生感受到鲁迅先生浪漫的一面。或者可以通过选修内容进行弥补，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

2. 更新教学观念，改变学生的认知

现阶段学生对于鲁迅文学的理解误区与教师有着一定的关系，作为教学工作的引导者与设计者，教师需及时更新教学观念，将素质教育与语文教学结合起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鲁迅小说中蕴含着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创新精神，它对于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十分有利。因此，在鲁迅小说的教学中，教师要找准立足点，引导学生去领悟和找寻到其作品中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让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到鲁迅小说的教学中。

3. 科学选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首先，防止“灌输”，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探求新知，不断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产生创造的欲望，用发散的眼光，立体地、多元地审视作品。鲁迅作品中可以引发学生发散思维的地方很多，如作品的题材、结构、立意、语言等等，教学中教师应作积极的引导。其次，采用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模式。针对鲁迅作品年代久远、内容艰深、学生理解困难这一问题，教学中要打破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模式，把讨论课、综合课、探索性试验课等多种模式纳入教学活动中。给学生提问的机会，给学生亲近课文的机会，给学生讨论的机会，给学生发表见解的机会，给学生展示个性的机会，这样，课堂教学才会呈现出勃勃生机。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如录像、影碟、网络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再次，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开辟第二课堂，全方位展示鲁迅思想成就。这是对鲁迅作品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对学生深入理解鲁迅人文精神，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鲁迅的小说篇4

关键词：神话；鲁迅；现代文学

神话，是蒙昧世纪混沌初开时结出的一个神奇金果，是原始民族用直觉“精神石斧”凿开混沌的一种探索。神话的内容包罗万象，既蕴含人类的起源，又揭示人类的命运，用浪漫的隐喻努力向人们展示“自然与人类命运的负有教育意义的意象。”①神话的魅力穿越历史长河，在后世仍能熠熠生光，并且不断启发着后世的文学创作。

鲁迅对神话的痴迷，早在其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在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中，鲁迅就曾饱含深情地描写过关于阿长给我买《山海经》的故事，这部画有“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的神话书籍，可谓是鲁迅先生最早的文学启蒙读物。也正是这本小册子，培养了鲁迅对文学的兴趣，也决定了先生在后来的生命中不断将神话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写作内容。

鲁迅没有单独成书的神话学著作，其神话研究的相关文章零星记载在其相关著作以及杂文中，比较重要的文章如《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等等。鲁迅的神话研究，虽然用力不是很深，观点也有可议之处，但其开拓者、先驱者的功绩却是不可抹煞，他对于后来者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从理论层面看，鲁迅对于中国神话的研究需要注意两点内容。其一，鲁迅当属中国神话研究的拓荒者。早在1907年，鲁迅就创作了论文《摩罗诗力说》，介绍西方的反抗神，可谓是鲁迅对神话研究的开端。在无所借鉴，无所依傍的情形下，鲁迅对神话的论述虽然不多，但往往切中肯萦，能够给后来的研究者以启发。他最先确立了一个颇受认同的“神话”概念：“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②在鲁迅看来，神话是古代先民们对于未知自然现象的一种主观性解释。鲁迅这种神话观虽然还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神话观的高度（马克思对于神话本质的看法，在于把原始人看做是跟自然对立着、斗争着的存在，在于看到人类对自然的能动的性质）。但是，同以前的神话观相比较，无疑是一种向前跃进的见解。其次，鲁迅对神话研究的贡献当是确立了神话与文学，与小说的渊源关系。鲁迅认为神话首先是文学，提出“小说源于神话”这个观点――“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③鲁迅打破了中国小说长期被排斥于文学殿堂之外的历史的同时，也把长期被传统文化忽略甚至扼杀的神话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这一观点提出以后，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神话题材的文学作品并非主流与大头，其中的优秀作品更是少之又少。鲁迅先生对中国现代神话的贡献，不仅仅单指理论层面，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便是在神话题材文学作品上的创作与创新。《故事新编》中的几篇神话题材小说一直以来是学者们备受关注，其中很多名篇也早已被人们所熟知，除了《故事新编》，他的诗歌、散文和杂文中也散见大量神话传说，可见鲁迅对中国神话的研究，从理论到创作，都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神话小说创作，基本上都取材于中国的上古神话传说，其中，以女娲补天（《补天》），嫦娥奔月（《奔月》），大禹治水（《理水》）最为典型。在对古代神话资源的利用上，鲁迅先生采取的方法是以神话为出发点，用文学的方式赋予它们新的色彩。鲁迅是一名现实主义的战士，而非浪漫主义的诗人，鲁迅的神话小说，其外衣虽然是神话，但是但其指归却是为着中国的社会现实，即为适应时代社会的要求而产生―这一创作原则贯穿了鲁迅整个的神话题材小说创作。以《补天》为例，女娲补天的神话在中国流传甚广，在古籍中也多有描述，因而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也能很容易的找到一些保留在原始神话中的细节，如《山海经・大荒西经》上记载：“有国名曰淑士，领项之子，有神十人，名曰：女蜗之肠，化为神，处粟广之野。”④而鲁迅小说中也恰好存在关于写“女娲之肠”的片段。《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刚缺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于是女蜗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⑤这一基本的补天情节在《补天》中也予以保留。鲁迅不愧是一位天才，他往往能够从凝固的神话故事中生发出惊奇的想象，仿佛带我们走进了一场梦境，梦中的主人公和事件仿佛都似曾相识，但是却的的确确是另外的故事，在《补天》中，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不是女娲炼石补天，而是补天后不孝的后代在女娲身上扎棚筑窝，女娲补苍天的英雄主义行为被补天后戏剧性的悲惨结局所消解，不得不让人佩服鲁迅先生的犀利与深刻。

神话的一个重要思维方式在于“以象表意”。比如古代先民对于生命来源，天地形成的这一些抽象问题怎么解决呢？他们只能创造出一个有模有样，又不同于己的“象”――蛇身人首的女娲作为思维的生发点。纵观古代神话，可以说一切的形象或者情节，都是先民想象出来的“象”，它们形象又具体，生动而神秘，充满着浪漫和理想主义色彩。而在这些“象”的背后，根植的是先民对于宇宙生命的混沌理解。“象”是直观的，生动的，神秘的，这也是神话本身最核心的那一点。在借鉴神话创作过程中，忽视了这一点，神话就会失去生命力，变成苍白的死文字。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很好的借鉴了神话意向表意的思维模式，神话之象生动，有魅力，神话之意深刻有内涵：小说在描绘女蜗造人和补天的神话故事的时候，洋溢着一种宏大的、理想化的气氛，它的背景是广漠的天宇和辽阔的大地，五彩缤纷的浮云，光芒四射的太阳，冷峭皎洁的月光，奔腾呼啸的大海，山崩地裂时熊熊燃烧的烈火，以及种种惊人的景象，这些景象后面是一种神秘而巨大的力量，暗含着作者的某种希望和理想。神话本身就是一种浪漫神秘的存在，只可惜在千百年来的流传中，神话渐渐成为了书籍上的死文字，成为了被定格的印象。鲁迅先生的高人之处恰恰在于，他能将已经死去的凝固的神话重新盖上了一层面纱，神话又重新获得了神秘的魅力，神话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无从得知，得到的只是一种可能的解释，鲁迅先生的神话重写使神话获得了生命，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1] 维勒克，沃伦著《文学理论》中文译本，三联书店1984年版。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

[3] 袁坷，《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4] 刘安等编著，高诱注，《淮南子・览冥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

[5] 李庆鹏，《论鲁迅神话观》，《温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6] 侯春慧，《神话历史叙述――鲁迅神话题材历史小说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6期。

[7] 闫立飞，《否定与轮回――鲁迅神话传说题材历史小说的深层结构》，《理论与现代化》，2010年03期。

[8] 高婧，《鲁迅的神话思维》，《铜陵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9] 曹万生，《论茅盾的神话美学观》，《四川师大学报》，1985年04期。

注解：

① 维勒克，沃伦著《文学理论》中文译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17页。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17页。

鲁迅的小说篇5

(内容提要)

阅读鲁迅的作品，总会先涉及到他的小说，因为鲁迅步入文坛，就是以小说显示其光辉业绩的，一般读者接触鲁迅作品并对它产生感情，也往往是首先被他小说的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所吸引。鲁迅作品的意义在现实读者的不断阅读和解释中被创造出来。鲁迅思想及其传述思想情感的语言符号是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独特性与丰富性的证明。阅读鲁迅小说不仅需要对其进行语言的和历史的意义还原，更需要有对其精神灵魂的探索，并在探索中实现思想的熏陶和生命的自觉，要在真实理解鲁迅的前提下，能大胆而真诚地直面自我的现实和人生，在理解鲁迅的实质中实现阅读的意义，读鲁迅的小说即读自我和现实，在阅读人生和现实中阅读鲁迅的小说，又在阅读中理解自我和现实。接近鲁迅思想和文学的最便捷而恰当的方式就是读他的作品，在他的作品里体验吃人的痛苦，理解他那真实而丰富的灵魂。

(关键词) 情节小说 性格小说 现代小说

（一）时代的鲁迅

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思想”和“文学”都体现了变革时期文学的思想、意识观念和社会形式。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束缚人的封建礼教，而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者，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1）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化大厦，把“先行者”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叛”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独特的精神和语言存在。他是传统文化和人性的勘探者，是现代思想的铸造者。他的思想与文学都是一体的，他创造了现代社会精神文化，并成为其重要的一环或结构，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在由传统向现代思想和文学的转变过程中，鲁迅是一座界碑，他的启蒙思想和立意、格式，特别是文学具有现代思想和文学革命的原型意义。他关注人的思想的觉醒和社会、民族的解放，并大胆实践和推动中国文学的意义和文体形式变革，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反思、批判中国历史的“非人道”现象和传统文化的惰性力量，提倡“立人”的思想主张，认为思想启蒙和社会的变革“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是社会的主体，是文化的根本，“尊个性而张精神”，（2）才是社会变革的当务之急。“立人”即要实现人的意识觉醒和精神的独立，释放人的生命能量，怀疑和反叛一切制约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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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小说篇6

关键词：情节的故事化 情节的生活化 现代小说

鲁迅的小说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发轫之作，这些小说在完成白话文小说肇始的革命意义和推动思想精神觉悟的同时，悄无声息地使小说本身完成了一次变革，即把传统的情节故事化小说革新为情节生活化小说。小说情节的变革必然引起与之相应的小说人物的变革，即现代意义的性格小说从鲁迅手中诞生了。小说从闲书、成为及时敏锐地反映社会现实和时代生活的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

鲁迅的小说情节里没有趣味的故事，只有生活，也就是说鲁迅是在写生活而不是讲故事，我们把这种小说称之为情节生活化的小说。这并不是说鲁迅的小说没有故事情节，而是说鲁迅的小说没有古代小说中那些曲折离奇的故事和引人入胜场景，这是鲁迅的小说与传统的小说的根本上的区别。他的小说不是以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去吸引读者，而是用还原的生活现状、生存环境以及人物去引发读者思考。无论是《呐喊》还是《彷徨》的小说的情节都不具有情趣性，即使是《阿Q正传》这样长篇幅的小说也没有传统小说诱人的故事，而是截取阿Q几个典型的生活片断，集中笔墨刻画了作为阿Q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以及性格特征的外在表现――一系列荒唐可笑的行为，其中的心里分析和议论，让好看故事的读者失望。从鲁迅的小说中找不出乐趣，鲁迅的小说不能用来消磨时间，不能用来消遣。鲁迅的小说甚至于没有情趣，有时还沉闷、压抑。但鲁迅的小说具有可读性和可研究性，耐读，是一种必须在灯下慢慢地读，细细地想，作为一个问题去思考研究的大作品。读鲁迅的小说没有读其它小说的愉快的感受，没有欣赏小说的乐趣和愉悦，但读鲁迅的小说常常让人感慨，让人思考；有时让人沉思，有时不免拍案而起。这是生活，现实生活进入了小说。鲁迅的小说的情节完全是生活化了，从平凡的生活中表现出对社会生活和对人生的深切关注和思考。《药》里写了华老栓半夜出去买东西（药）回来，给儿子吃，白天在茶馆招待客人，儿子的痨病没治好死了；夏四奶奶的儿子造反被抓住让康大叔给杀了。这是生活中的平常事，有人生病，有人造反，而且作者写得非常平淡，平淡中郁闷着一颗火热的关住的心。

鲁迅的小说中甚至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常常是把生活的几个横断面有机地串起来。而把重心放在如何更好地揭示人的精神状态。在《狂人日记》和《示众》中几乎完全摒弃了情节，《狂人日记》写了一个迫害狂的心里感受。《示众》用一个客观的镜头扫描了一群麻木无聊的看客。鲁迅小说中的生活情节是对生活表征、表象的客观叙述，以一个客观的旁观者冷静地把看到的一点一滴一举一动叙述下来，并不做任何的夸大和缩小，也不评点。《药》写观看行刑的场面，“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这是最典型的写法，甚至都不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一点一点的往下滴。”这种原生态的描写和叙述，正是最真实的生活。“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鲁迅的小说相对来说篇幅短小，时间跨度却很大，情节之间往往出现跳跃，把无关的宏旨的情节统统推到幕后，突现能表现作者的旨意的情节，使事件推进的过程和线索十分清晰。在鲁迅的小说中，情节不是目的，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是展示人物灵魂和精神状态的一个平台。《祝福》中鲁迅没有写祥林嫂悲苦的一生，虽然这也足以引起人们的同情，但这不是作者的本意，甚至于可能会引起副作用。比如：祥林嫂两次亡夫只是借别人的口一笔带过，略作交待，这就是说，祥林嫂虽然内心凄苦，却还有力量支撑着生活下去。即使是失子的痛楚使她已陷入精神崩溃的边缘，也并不是作者着力的。如果这样写可能会产生祥林嫂是命运的捉弄导致悲惨不幸的偶然性的结论。作者着力写的是祥林嫂的勤劳善良的美德和对生活微薄的希望，她一次又一次地挣扎，最终绝望死去，有力地控诉封建制度和礼教。在《故乡》中，作者把三十年浓缩到两个生活片断中，并在有意无意的对比中揭示出中国农村迅速的破产，农民受到经济和精神的更深重的压迫的悲苦命运。这种生活横断面的剪辑，用简短的情节蕴藏了深广的社会内容，在读者面前清晰地展现出旧中国一个农民的一生缩影。

鲁迅的小说情节极少有直接的尖锐的矛盾冲突。平凡的小人物的生活也不过是生活琐事，即使是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中，也常常为生活奔波。《一件小事》、《故乡》固然是这样的，像《阿Q正传》也仅是阿Q的“革命”与赵老太爷有一些矛盾冲突，而作者主要在写阿Q对革命的渴望和无知。《祝福》中写出了祥林嫂与封建制度和礼教的矛盾冲突，但这是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矛盾冲突；人与人的矛盾冲突隐蔽的更深，人们能看到四叔好心地收留了祥林嫂却看不到四叔用无形的礼教绳索束缚着祥林嫂，并鞭笞着祥林嫂的灵魂，无形的枷锁束缚着祥林嫂的精神；婆婆卖掉祥林嫂是用有形的族权宰割她；善人柳妈的“阴司”论是精神上好心毒害她；这些人出发点不能说是刻意的恶意（即使是她婆婆也认为卖她是合理的），这正是最可怕的，也正是作者要表达――矛盾冲突已根深蒂固于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于合理化了，这不是戏剧式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本身已经与生活水融了，这样更有力地表现主旨。情节已孕含了矛盾冲突，没必要用曲折故事来支撑情节，那样反倒显得雍肿。这是鲁迅借平凡的人物形象，用日常生活中无事的悲剧来表达对改革社会的见解。

从小说自身发展来说，小说的情节生活化是小说发展的必然趋势。情节故事化的小说在追求故事性效果的同时忽略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的心理描写和人物性格不能充分展开，这样的人物往往是单一性格，不是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也很难真实全面地反映出社会现实生活和底层劳动者的生活风貌。情节生活化的小说的人物不再是帝王将相贵族男女或传奇人物，而是普通劳动者，日常生活的普通人成为小说的主角。鲁迅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普通的劳动者，最底层的人，通过他们的生存状态去看一个时代，通过他们的内心世界掘出病根。鲁迅小说不多，却塑造了形形的人物，这些人物中无一例外地呈现出一个很重要的倾向，即，揭示人的灵魂，尤其是农民，而就知识分子而言，体现的则是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弱点以及先驱者的孤独感和荒原感，也就是说鲁迅关注的都不是表层的事件和社会历史的变动，不是事件史而是心灵史。这是传统情节故事化的小说绝无可能。鲁迅在刻画人物性格时充分应用了情节生活化这一优势，让小说里的人物自觉地展示出自己的内心世界。

鲁迅创作小说时已具备了成熟的思想和语言，他兼有深厚传统文化和对外来文化的营养，为现代小说在情节、人物以及语言、思想和内容树立了典范，表现出艺术性和思想性远远地超出了时代，中国现代小说因鲁迅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参考文献：

[1].文中的鲁迅小说指《呐喊》和《彷徨》。

鲁迅的小说篇7

关键词：鲁迅小说；儿童形象

在鲁迅内心，总是包含着关于孩子的挣扎。他认为孩子应是纯真的，却又提出了孩子性恶的质疑。鲁迅笔下的孩子，主要有两类：一类纯真善良，包含着对未来美好的愿望，然而他们却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另一类则是从被吃变成了吃人的孩子，从他们身上可以听见对黑暗社会的强烈的指责与控诉。孩子原本是民族的希望，而却在成长中慢慢地被黑暗的环境所腐蚀。因此，鲁迅才会借狂人之口喊出“救救孩子”！

1 纯良而短暂的追忆

比起鲁迅最富战斗力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同样收入在《呐喊》集子里的《兔与猫》《鸭的喜剧》这两部小说，就显得温情了许多。鲁迅以孩子的视角给予我们一个博大的感情世界，在这里，爱就是生命之爱，是“推己而及人（和万物），推人（和万物）而及己”的博爱，也是鲁迅所提倡的一种无私的“以幼者为本位”的爱。鲁迅在小说中开创性地运用了儿童视角，从儿童的角度进行叙述。《故乡》、《社戏》、《孔乙己》中，作者都精细安排了儿童叙事者。儿童视角包括回溯性的儿童视角和假定性的儿童视角。所谓回溯性的儿童视角是指成人作者依据童年回忆结构视角，作品内容主要来自于儿时的记忆、童年的记忆，其中的儿童形象即第一人称经验自我。[1]在小说《故乡》与《社戏》中鲁迅就以这样一个回忆童年的“我”为叙述者展开故事。在“我”的记忆里，闰土是一个自由野性的活泼少年，“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瓜地刺猹、雪地捕鸟、海边拾贝，“我”记忆里的闰土是个善良、勇敢、无忧无虑，全然属于乡野自然的小少年。他的身上洋溢着一切新鲜自由的，真、善、美的东西。同样的品质也表现在《社戏》中的孩子身上。正是因为这群乡野间纯真、奔放、善解人意的孩子，才使鲁迅笔下出现了少有的欢乐生动的场景。也正是这些率真直爽的孩子，更对比出成人世界的复杂丑陋。儿童往往用他们最本真的眼光真实地看这世间，展露出对一切美好事物抱以热爱的天性。鲁迅的作品始终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往往表现出对文化、文明、人性的疑虑与担忧，而同时，他也试图借助一些正直的、善的形象给人们以启示与榜样。在双喜、少年闰土、阿顺这些儿童身上，鲁迅寄托了很多理想，善良、自由、无私、淳朴。同成人世界里的自私冷漠的种种“恶”相比，更显得这些“善”的珍贵和在险恶环境中的岌岌可危。

2 无声而悲恸的控诉

鲁迅作品的基本母题是“爱”、“死”、“反抗”，是对生命无辜毁灭的愤怒。尽管鲁迅在作品中以追忆过往的方式寄予希望，然而这样的希望最终却被黑暗所吞噬。他清晰又悲凉地看到现实的黑暗无爱。从这个角度来讲，宝儿、阿毛、顺姑，这些勤劳善良的孩子代表着人性的希望，而这个有希望的未来，却总逃不脱黑暗的追逐。一个个悲惨的结局就是黑暗世界对希望的一次次吞噬。钱理群在分析《兔与猫》时，借其中黑猫活生生地吞了两只兔子这一惊心动魄的一笔，提出了鲁迅式的“无辜的生命被吞噬”的主题。“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正是因为对生命的认真，才使读者在一段段的鲁迅式文字里，看见面对生命时的呐喊与反身于己，受到关于良知与人性的拷问。在儿童人物的塑造中，《孔乙己》同样运用了儿童视角，不同的是，这里的儿童视角属于假定的儿童视角。“儿童因为社会化程度浅，思想单纯，认知有限，还无力对成人世界做出理性的判断，呈现出一种不理解的特征。他们只是用他们的那一双天真无邪的眼客观地摄录下人世间的一幕幕悲喜剧。”《孔乙己》中，正是有了“我”这个形象，才能通过“我”的眼睛，真实地还原孔乙己和酒馆里冷漠残酷的社会人群，既是在场者又是旁观者。“我”因为样子太傻伺候不了长衫主顾，又不会在酒里掺水，只能做做温酒的活，可见小伙计身上有既不会阿谀奉承也不善于造假欺骗的品质。然而，身在这个人群中的“我”，一个本没有清晰的是非辨知能力的孩子，被推进社会的大染缸，在熏染的环境下，变成和那些随意拿孔乙己取乐嘲弄的人一样。在别人嘲弄孔乙己的时候，“我也可以附着笑，掌柜是绝不责备的。”面对孔乙己接二连三的提问，“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这段本意突出孔乙己迂腐书生的描写，从侧面刻画出了一个毫无同情心的冷漠的小伙计形象。鲁迅也正是借小伙计的变化，展现出他塑造这个人物的真实目的，即引起读者的自我反省――我怎样看待生活中他人的不幸？我是不是也像小伙计这样被看客所“同化”？[2]那样曾经纯真善良的儿童一个一个在变。小英雄变得麻木愚蠢，曾经让魏连殳牵挂到“眼睛都黑了一圈”的大良二良们，也渐渐在他一出去，“声音便寂然，而似乎都走了”。成人眼里的孩子，已经沾染上“奇怪”的习惯，弄丢了孩童的天真，全都剩下坏了。《狂人日记》中，那些孩子看见“我”竟也学得脸色铁青，他们当年分明都还未出生，“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地看着我。”魏连殳疑惑道：“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我到你这里来，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这些孩子从被吃的人变成了吃人的人。鲁迅并没有用咆哮式的语句，而只是以旁观者冷静的语调，用孩子的每一个攻击的动作，每一张麻木的表情，每一次“杀”的喊叫，发出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控诉！

3 微小却执着的希望

鲁迅的作品诚实地揭开了社会的面纱，暴露一切黑暗毁灭的品质。在发出被视为“五四”时代关注儿童命运的标志的“救救孩子”的同时，他也温情地提出“没有发，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看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倒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3]即使在坚定的批判中，他也不禁流露出对美好情感的怀念。很多评论认为《在酒楼上》中的阿顺，是一个“梦中的女孩”。她不漂亮却有精神，勤劳懂事热爱生活。即使是从颓散的吕纬甫口中回忆出来，也是个羞涩又生动的孩子。她不仅仅是全文中的一道温色，更是一种理想的寄托。“我想可能感动我们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对已经失去的东西的追踪与眷恋。……这就是他种浓浓的人情味，他对生命的眷恋之情。” [4]鲁迅先生自叙其创作动机时说：“说道‘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改良着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5]对于鲁迅笔下的人事，有人评论道，“……鲁迅先生告诉我们，偏是这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 [6]从鲁迅笔下这些平凡的儿童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爱―毁―抗”的主题，捕捉到黑暗的现实和这现实下微小的真善与执着的反抗。这也使得“救救孩子”更富有战斗意义！

注释：①这里的鲁迅小说指《呐喊》《彷徨》中的小说，历史演义小说《故事新编》不在本论文研讨范围内。

参考文献：

[1] 陈昕.论鲁迅作品中的儿童视角[J].丽水学院学报，27（6）.

[2] 钱理群.“游戏国”里的看客[M].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43.

[3]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

[4] 钱理群.从《兔和猫》读起（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7.

鲁迅的小说篇8

【关键词】鲁迅小说 解读 中学语文 阅读教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语文教育观转型时期，我们中学语文教学中，该如何进行鲁迅小说的教学呢？本文拟从鲁迅小说文本意义解读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

一、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误区

毫无疑问，中学语文教学存在着诸多的，令我们无回法避和否认的问题，但笔者以为，最大的问题存在于对文学文本意义阐析的主题教学之中。

文学文本的主题，是指文学文本通过其形象或语言体系显示出来的主要意旨，它既体现了中心思想，也是作者创作意图的体现，因此，作为文本意义解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题诠释，成为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一个至为重要的环节。它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概括能力，使学生对课文内容达到本质性的理解，促进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不少语文教师在“主题诠释”上投放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不少语文教师往往将参考书对作品主题的阐析奉为圭臬，并以此作为评价学生对主题理解程度的维―尺度；另有―部分教师，在分析作品的主题时，虽然能坚持“启发诱导”，却始终是在想方设法把学生的思维引向参考书对作品主题分析预设的彀中，从而表现为一种认识尺度的过份的求同取向，漠视了学生阅读思维的个性差异，忽略了作品所蕴含的丰富内蕴。上述两种做法都扼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新思维。而一旦学生对文本主题的理解与参考书偏离时，常常不能正确地加以评价，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使学生在自己思维的成果得不到教师的承认产生思维上的惰性，满足于教师或参考书对文本分析的主题的理解。

从1997年《北京文学》向中学语文教学发难开始，语文教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严厉批评，《忧思中国语文教学》、《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思考》、《语文教学误尽苍生》、《我感到生命的窒息》、《审视中学语文教学》这些文章和专著都对中学语文教学表现出极度的关注与深刻的反思，其中虽然有一些有剑走偏锋过于激端之嫌，却又大都指出了当前语文教学重知识传授轻思维训练的弊端。应该说，这是社会对当前语文教学比较客观而中肯的评价，所以，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思维训练的呼声日益高涨。

也许是因为这场争论使众多语文老师开始审视自己过去语文教学的观念和手段；也许是因为舆论大势所迫，有少数教师由作品主题意义的绝对的一元化走向了对无限衍义的认同。但是，矫往不能过正！对文学文本意义的解读，的确会打上个人主观色彩的烙印，但毫无疑义，读者的主体作用不是无限和万能的，它理应受到作者、作品的制约。同时，对文学文本意义的解读，也离不开具体的“语境”――广义的，包含解读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人们的心理结构。

二、“文本互涉”，号准鲁迅小说文本意义的主脉

“文本互涉’也称“互文性”，主要是指不同文本之间结构、故事等相互模仿（包括具有反讽意味的滑稽模仿或正面的艺术模仿）、主题的相互关联或暗合等，当然也包括一个文本对文另―文本的直接引用这种现象，在同一作家的不同文本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因为：作家笔下描述的对象，总是处于三维共时状态下的立体化对象，由于语言表述的一维性，使得作者不可能在一部作品，甚至所有的作品中完美地塑造他心中的艺术形象，也很难完整地表现他全部的思想观念，他必然会在潜意识里多次修补他的作品，从而导致他的作品“文本互涉”现象的产生。因而，我们在解读一个作家的文本时，而对作者的不同文本，应保持一种整体的、比较的眼光，要在互涉文本的对照中去领悟作品的深刻内涵，并在相关性的寻绎中去理解其作品的整体思想。鲁迅小说作为―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学系统，我们应将其视为―个共同的文本世界。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评析《儒林外史》的结构特征时，说其“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而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呐喊》、《傍徨》在笔者看来，却系“虽云短篇，颇同长制”。我们可以把他的所有短篇小说看作―个整体，当作一个共同的文本世界。鲁迅先生正是以一种“散点透视”的笔法让各种人物登场、下场，表现其思想观念。而这些人物却又往往“互涉”，我们可以在互照互证的对读中得到更为深刻的理解。

鲁迅先生终其一生，选择了“改造国民精神”的“立人”为矢志不渝的追求。他的作品，面对着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广大愚昧落后的国民，进行了尖锐的嘲讽和深刻的揭露，因而，他的小说以“改造国民精神”为主脉，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科举制度、封建礼教、等级制度、传统习惯、心理定势等造成这种国民性的原因予以深刻的揭露，他的小说从而表现出广泛的“互涉”性，尤其是主题的相互关联和暗合的现象大量存在。如《孔乙已》之于《白光》，《离婚》之于《祝福》，《在酒楼上》之于《孤独者》，《狂人日记》之于《长明灯》等等。总而言之，以揭露国民麻木、迟钝、落后、愚昧等劣根性达到“改造国民精神”的目的是鲁迅小说的主脉。――虽然，鲁迅先生更多关注的是国民性的“阴暗面”，但他的作品也有正面张扬的，如《社戏》、《一件小事》、《长明灯》等作品，无论反面揭露还是正面的张扬，其目的只有―个，那就是以“改造国民精神”为目的的“立人”宗旨。

中学语文课本里收有《故乡》、《社戏》、《孔乙己》、《祝福》、《药》、《阿Q正传》等鲁迅小说，在教学中，有的老师将其孤立起来教学，采取了一种“见树不见林”的片面的态度，这种做法是极不科学的。笔者曾听过一节竞赛课，施教者对学生讲，“《故乡》这篇小说，通过‘我’回故乡的见闻和感受，表现了‘我’对眼前故乡的失望和对过去故乡的依恋”的主题表述持赞赏的态度，其实这是极为错误的。如果我们以一种整体的观点，我们就可以对《故乡》主题进行如此阐述，“通过对‘我’和闰土关系变化的叙写，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麻木，表达了对平等亲密人际关系的期待。”当然，只以鲁迅先生“改造国民精神”为基点，作出其它解读也是可以成立的。

因此无限提高读者主体地位而将作者放逐后，有的鉴赏者大显身手，毫无内在约束的，甚至是美其名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解读方式和态度是非常不可取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个人对知识占有量的大小已退居次要地位，而现有知识的整合与创新才是至关重要的。在阅读教学中，我们应提倡鼓励学生对作品主题作出多元的解读，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在鲁迅小说的教学中，我们在对其主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常会出诸如“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三座大山的压迫”、“黑暗的封建制度”、“腐朽的封建思想”等一些俨然”放之四海而皆淮”的大而化之的主题，而这些又常常是教师对教材教参的机械照搬后强行灌输的，其间不仅缺乏学生个体的感悟，扼制了学生的思维创新，而且极大地降低了鲁迅小说深刻的思想内蕴。

由于社会要求教育对学生进行创新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因而，在教学中，有些老师在“仁者爱山，智者乐水，爱山乐水，各掠其美”的借口和创新教育的压力下，不敢赋予作品范围适当的限阈，而是当作无限开放的空间，这种做法又矫往过正。当我们进入鲁迅小说的文本意义的世界后，“改造国民精神”的“立人”思想无疑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主脉，这使我们无法回避地在这个基点上对其小说作出整体互补的把握，如《故乡》、《社戏》的正反互补，《孔乙己》、《祝福》的批判范围指向互补，《阿Q正传》、《药》的互补等。

鲁迅的小说篇9

[关键词] 鲁迅小说；传播技巧；传播艺术； 批评否定

【中图分类号】 I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7-177-2

传播学中的传播技巧指的是巧妙地对信息进行“包装”传播的技能，它由结构形式、表达方式、修辞手法有机组成。鲁迅小说中的传播技巧运用得相当艺术，可以说是一次传播艺术的完美演绎。“‘传播’指向着人类的信息流动、信息交流活动，‘艺术’指向着人类的情感性、想象性、创造性的活动，但若将两者的特质进行组合，便可以产生一种新的交叉、中介地带领域――‘传播艺术’”，“‘传播艺术’就是通过特定的思路、方式、方法、手段，有效而成功地实施传播主体的某种意图的过程。表面看来，‘传播艺术’体现为一些技艺、计谋、手段，而深层次上都蕴含着思想、智慧与哲理”。据此，本文将从传播学传播技巧中的结构技巧、鼓动技巧来看鲁迅小说中的这种传播艺术。

一、结构技巧：明示法与暗示法

将读者定位为普通读者与智性读者，那么就要根据这两类读者的要求设置不同的结构，故而在结构设置中便采用了明示法与暗示法相结合的组构技巧。“鲁迅的小说创作有两种类型的隐含读者，因而也有双重的文本结构设计。一种是普通读者，与之相应的是情结构的设置，其价值内核是呐喊、助威、启蒙；另一种是智性读者，与之相应的是智结构的设置，其基本模式是两类知识分子的‘潜对话’”。这种组构技巧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序》、《伤逝》中都有体现。在此，以《伤逝》、《狂人日记》为例，进行简要分析。

《伤逝》的主要人物角色仅涓生和子君俩人，他们的社会关系可以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简化，但这种简化并未影响到小说文本复杂思想内涵的表达，这自然离不开作者高超的结构设置。主人公涓生和子君在个性解放新思潮的号召下，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以此否定传统的婚恋模式，否定封建传统专制，然而他们在否定传统的同时也遭到了传统的否定，其结果就是他们的婚恋结构解体，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一悲剧中，“一方面是封建传统，因为是破坏一对青年男女婚恋关系的罪魁而必然被读者推向审判台；另一方面青年男女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必然为读者所反省”，这是情结构想要达到的目标。当然还有其他的解读，如黄侯兴先生所说：“鲁迅在《伤逝》里所批评的正是这种脱离整个社会的解放而企求个人幸福的个人主义的恋爱观”，这些解读都停留在启蒙、呐喊层面，因而属于情结构。而在另一层面，钱谷荣先生曾考证过《伤逝》的篇名，他指出：“中国人对妻子的悼念习惯上称为‘悼亡’，对朋辈才称‘伤逝’。子君实际上是涓生的妻子，但没有妻子的名分，那个社会并不承认她是涓生的妻子”，传统社会不承认子君是涓生的妻子，而涓生不能不承认子君是他名副其实的妻子，小说是涓生的手记，却为何要选用《伤逝》这一标题？究竟是谁在伤逝？又是在伤谁之逝？这便是智结构的设置。涓生不敢还是不愿正名定分地把子君认作自己的妻子？这说明了什么？在子君死后涓生所忏悔的只是自己把已经不爱子君这一真实情况告诉子君，由此造成了子君的死。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他内心深爱着子君，却因现实的种种窘境而不敢正视这种爱，不敢正视自己的灵魂。他把造成婚恋解体的所有原因都归给子君，他是个没有担当，不敢面对现实，不敢正视自己内心的懦弱者。所以伤逝既是伤子君的生命之逝，也是伤涓生的灵魂之逝。鲁迅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不敢面对真实的人生，面对困难选择逃避，才是真正的逝去，这或许才是他在智结构中想要表达的。

我们再来看《狂人日记》中的序言。就从结构而言，这段序言介绍了该小说的相关情况属于明线，然而细读这段文字，就会发现这里面也有着巧妙的暗示。一方面，作者用文言形式解释了其后白话文的由来，正文原来是作者撮录的一个精神病人的日记，这样一来就为其打了一个很好的掩护，既是精神不正常的人的日记，那么白话文的反对者自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攻击。另一方面，文言文的晦涩难懂与白话文的通俗易懂形成鲜明对比，对于要极力宣传推广白话文的鲁迅来说这就是一次很好地宣传与尝试。再者，文言文中还暗含作者对人物结局的安排。“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反对传统的“狂人”战士，最终还得回到传统世界。无论多么激烈的反抗，在条件没有成熟之时，都将以失败告终。鲁迅看到了这样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所以对人物命运做了那样的安排，结构布局之妙，不得不让人佩服。

二、鼓动技巧：批判法

否定性思维在鲁迅的杂文、小说中都相当突出，他在《两地书・北京二九》中写到：“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这种不满意，这种痛苦，让鲁迅对落后的封建传统、封建道德、封建制度以及国民劣根性的批评尖锐而深刻，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批评，使其受到削弱并转化到好的方面来。

鲁迅的小说篇10

村镇愚民形象知多少

中学课本中所选的鲁迅先生的小说除了《一件小事》和《社戏》稍有点光亮和温暖，其余的像《故乡》、《孔乙己》、《祝福》、《药》、《阿Q正传》等等，读了以后就是觉得阴霾笼罩。闰土、孔乙己、祥林嫂、华老栓、阿Q这些人物麻木恣睢地踽踽于凄风冷雨中的样子久久地在你的心头飘荡，未庄上、鲁镇里到处都是风雨如磐。

一、自己被愚又主动愚弄人的人。这一类人主要是那些被愚昧的而又有主动权的人，像《祝福》里的鲁四老爷、《孔乙己》里的丁举人、《药》里的康大叔、《阿Q正传》里的赵秀才和假洋鬼子等等。他们是上千年愚民政策的牺牲品，也是帮凶，可怜、可悲亦可恨。他们主动接受甚至千方百计地去被愚弄，上千年的愚民政策高明就高明在这里，愚弄了你还让你觉得皇恩浩荡，你还磕头谢主隆恩；上千年的愚民政策卑劣也就卑劣在这里，说要把你表现为天使却不幸表现成禽兽。

二、被愚弄而毫无知觉的人。这一类人是指像闰土、祥林嫂、华老栓、阿Q、孔乙己，还有那些到处都有的动辄伸长脖子围观的无数看客们。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向来就是被压迫被欺侮的对象，被愚弄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基本不识字所以不读书，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我们的先圣孔子和孟子教统治者们要如何如何爱人、要如何如何为人们负责，他们生来就被告知他们是下等人，他们要受各种压迫和剥削。所以，他们对受愚弄毫无知觉，闰土是不知不觉又顺理成章地叫“我”老爷，且毕恭毕敬。

村镇愚民形象的意义

一、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先生创作的中心主题是——对于愚昧麻木的国民精神的批判，但是，同样必须指出的是，鲁迅作品中众多的村镇愚民形象并不是被嘲笑与讥讽的客体对象，而是人们自身的愚蠢与无知的象征，他们如同一面扭曲的镜子，照出的是人们自身的另一种夸张却未必虚假的面影。如刻舟求剑、郑人买履、守株待兔等等以愚人与愚行为题材的寓言故事一样，先哲们用这些故事提示人们警戒自己智慧与思维的缺陷与局限，而并不是把他们当作被嘲笑与讥讽的客体对象。面对那些可笑的言行我们笑不出来。

作者在叙述他们时更是采用一种反面观照的手法，让我们觉得那是在挖病根子，而不是在揭伤疤。正如巴赫金所认为的：“愚蠢，这是反面的智慧，反面的真理。”例如——《阿Q正传》，在写到阿Q因为调戏小尼姑而开始想女人时，又发了这样一段议论：即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叙述者在此表现得像一个传统主流伦理观念的忠实拥护者，他似乎坚定地信仰这一观念，引征史据，言之凿凿，然而，语气却始终令人生疑，尤其是当他略有迟疑而又肯定地说出“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这样近乎强辞夺理的话来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认定，这一“传统观念的维护者”的面孔仍然是一张假面，是叙述者有意戴上的一张愚人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