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章十篇

鲁迅的文章篇1

先生留下来的作品，字字珠玑，篇篇绝妙，堪称20世纪中国文学里隽美精彩、极具魅力的艺术珍品，也在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巨大的丰碑。他用中国人熟悉的方块字，在倾入自己深沉的感情后锻铸成一把把锋利的匕首，直刺敌人的胸口。老舍说过，先生那简简单单的言语，却软中透硬，厉害而不粗鄙，像块玲珑的瘦石，而有手榴弹的作用。说：“鲁迅用他那支泼辣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我却觉得，先生用他那支笔擂了一生的鼓，那一个个犀利的文字便是一声声隆隆的震撼人心的鼓声。几十年来，先生所敲的，就是一面催促人民觉醒的战鼓。

读先生的文章，总是被他那凝练冷峻的文字所震慑，目光也更多地停留在他遣词造句的不同凡响上。例如《秋夜》中把扑光的灯蛾唤作“苍翠精致的英雄们”，《雪》中不直接说雪，而说“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墓碣文》中假借死尸之口吐露出一句极其平淡而又极其骇人的话：“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起初我总是着力揣摩这一类文字，至今才逐渐省悟。就是这样，也不过只是得其皮毛而已。沉重的历史感，与整个旧社会的彻底决裂，对美好未来的执著追求，这大概就是其精髓吧！

细读先生的文章，你就会发现，里面所写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与其说他性喜疑人，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更为恰当。因为他受一些青年学者及社会的暗箭所伤实在太多了。当整个中国沉浸在大矛盾，大分裂中，当他在四面“碰壁”之下，在对现实的悲观绝望、愤慨和苦痛之中，他没有丧失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在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始终冲在前线的先生，体现了“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即使在被黑暗吞没之时，他有的也仅是“予及汝偕亡”的感慨。

平凡的名人是最伟大的。先生穿着牙黄羽纱长衫，头上直竖寸把长的头发，嘴里含着一个黄色烟嘴，在黑暗的深夜中站在窗前等待黎明出现的形象，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他在黑暗中哀叹的是旧社会的腐朽，怜惜的是人民悲惨的命运。他在沉思，在探索，想要迫切地寻找到改变现实的路。

鲁迅的文章篇2

关于鲁迅的文章或书名：

《而已集》、《鲁迅传略》、《伪自由书》、《野草》、《朝花夕拾》、《呐喊》、《二心集》、《阿Q正传》、《白光》、《端午节》、《风波》、《故乡》、《孔乙己》、《狂人日记》、《明天》、《社戏》、《头发的故事》、《兔和猫》、《一件小事》、《鸭的喜剧》、《药》、《彷徨》、《祝福》、《兄弟》、《在酒楼上》、《伤逝》、《离婚》、《孤独者》、《高老夫子》、《示众》、《长明灯》、《肥皂》、《幸福的家庭》 、《坟》、《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未有天才之前》、《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说胡须》、《论照相之类》、《看镜有感》、《灯下漫笔》、《春末闲谈》。

（来源：文章屋网 ）

鲁迅的文章篇3

我与孙郁君相识已有十年了。此前，读过他的《鲁迅与周作人》，知道他有深厚的文史功底，文笔清丽雅致，在青年学者中似不多见。后来，由于彼此的工作变动，有几年没有联系，但时常看到他的文章见诸报刊，总的印象是学问精进，文字圆熟，越来越吸引人。及至近期读了他新结集的《远去的群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版），才对他的进步有了更深切的认识。现择其要者，献诸同好。

读完《远去的群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鲁迅发自心底的深厚感情，让我“心有戚戚焉”。孙郁现在是专业的鲁迅研究者。中间曾经一度到新闻单位工作，由于他研究鲁迅的丰硕成果，也由于他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热爱，又回归鲁迅研究岗位，并担任领导职责。正如他私下对笔者所言，他并不乐意负领导之责，但主事者执意相请，盛情难却，“为鲁迅做点事，是值得的”，乃有今日之局。在文章中，他极少对鲁迅直呼其名，一般以“鲁迅夫子”、“鲁夫子”、“先生”相称，表现出他对鲁迅的尊敬、钦佩之情。他对鲁迅虽然有极深厚的感情，但并没有影响他对鲁迅进行冷静、理性的研究，从而对鲁迅进行圣化、神化。他对鲁迅一些并非完全科学的看法、结论照常进行商榷、探讨，如中国古代批评大师刘勰所说的“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也正是遵循了鲁迅提倡的“爱而知其恶”的批评标准。比如在《托洛斯基的余影》中，他指出，鲁迅本来在思想上与托洛斯基颇多相通之处，由于受生存环境的限制，对苏俄党内斗争情况的隔膜，“把托洛斯基从左派的行列中排斥出去了”，于是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对托派痛加挞伐。他公允地指出：“晚年的鲁迅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考虑到左派的队伍中出现的反对派的问题。历史没有给他留下足够的时间。”

刘勰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读了《远去的群落》，对孙郁广博的知识储备有了真切的了解。正像他谈到孙犁、林辰一样，作为一个鲁迅研究者，大凡鲁迅提到和收购的书，他都极力搜寻，用心研读。就该书中可以看出，上到古希腊的路吉阿诺斯，下到当代作家刘庆邦；有外国大师尼采、邓肯、竹内好、木山英雄，有中国巨擘鲁迅、周作人、老舍、沈从文、张爱玲、杨绛；有争议人物托洛斯基、陈独秀、、周扬、王小波、章诒和，乃至民间收藏，韩国的鲁迅研究论文，美国的语文课本，都在其阅读范围内，可以看出他视野的开阔，兴趣的广泛。不管是谈古论今，还是评文说史，都能自出机杼，言之成理，时有独到之见。研究鲁迅这样的文化巨人，只是苦读鲁迅作品，牢记经典作家的语录，是难以深入鲁迅的精神世界，写出切中肯綮的研究论著的。孙郁能在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中发人所未发，产生相当的影响，不是偶然的。

最后，是孙郁文章的独特风格。由于这次是集中阅读，给笔者的印象极深。就笔者的粗浅的观察，他内得中国古代文学之滋养，外汲世界文学之精髓，难能可贵的是将二者融为一体，于温文尔雅中见风骨，于沉静内敛中露锋芒。他的文章有一股同龄的学者中少见的书卷气、书香味，而没有老派学者的平板枯燥，正是得益于世界文学的生气淋漓、清新突兀。比如，对于周扬的一生的评点。孙郁直言不讳地指出：“不必讳言，晚年周扬的讲话、发言依然有逢场作戏的一面，在一些棘手的问题上还有些闪烁其词。文风呢，较之先前略为活泼，比五六十年代要略带一些特点了……周扬的不幸在于与鲁迅的相遇。他被囚禁于鲁迅的预言里，一生未得安宁。贬的是鲁迅，而唱的也是鲁迅，哪个更真实呢？了解历史的人都会对之思之再思的”。他的文章有显见的中国文章的韵致，语气词的运用（如上文的“呢”字）调节了行文的节奏，营造了亲和的氛围，吸引读者自然地读下去。他文章的结尾多干脆有力，引人思索，摇曳多姿。

鲁迅的文章篇4

从初中到高中的语文课本，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收入的数量是所有现当代作家中最多的，可见鲁迅在教育、文学、文化中占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可见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家是多么深切地期望青年学生能够学习鲁迅、读懂鲁迅、认识鲁迅。如今，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对鲁迅作品的教育价值的理解及教学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同时，却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鲁迅作品教学仍然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点、难点，也是我国中学语文教育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一）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现状

教育部于2001年6月8日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宣告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式启动。基本文由收集整理础教育改革本着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精神，着眼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强调学生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重视培养学生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语文素养，可以说新课改为中学语文教学指明了方向，也使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在探索中发展。

笔者针对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存在的问题，对部分语文教师与学生进行了访谈，通过访谈，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①被访者都认为鲁迅作品是中学语文课的教学难点。董老师和两位学生都承认老师教的认真，学生学的认真，但是却无法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②学生普遍认为鲁迅作品无趣、难以理解，不爱学。③学生的潜意识里能够认可鲁迅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也拥有学习鲁迅作品的意愿，但是语文课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

（二）中学鲁迅作品教学问题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分析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找到造成中学鲁迅作品教学问题的原因，才能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有效的解决，那么，在具体的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中，鲁迅作品教学的开展举步维艰的原因有哪些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中学鲁迅作品的独特性

谈到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为什么问题多多、困难重重，鲁迅作品的独特性是不可回避的主要原因。

（1）鲁迅作品的冷基调

鲁迅作品的基调是阴冷的，它们常常引发读者进行思考，读起来显得无比沉重。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他的话往往让酷爱温暖的人觉得冷酷。

（2）思想过于深刻、含蓄

鲁迅作品大都写的非常含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鲁迅曾多次受到国民政府的追捕，这也使他更加珍视生命，因为这样才能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在灾难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下，鲁迅的话不得不含蓄地表达，就像上文中提到的他对于募集水灾捐款的小女孩的“欺骗”态度，而鲁迅的这种态度，也充分表现在了选入中学教材的作品中，这成为了学生难以理解鲁迅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

（3）作品精神与时代疏离

单从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鲁迅作品来看，尤其是杂文，文章的写作背景复杂，当代中学生对那个时代知之甚少的同时，也没有了解那段令人忧心的历史的兴趣，学生看不懂文章的深意，自然也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而文章内容所表现的对于国民性的批判等问题，由于中学生的年龄与心理特点的限制，更是难以理解。至于其作品中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在中学生对作品的表面文章尚且看不明白的情况下，更谈不上去探究作品深刻的立意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了，又没有教师的启发，中学生自然就觉得鲁迅作品缺少现实意义，加之文章用词生僻、造句拗口，中学生怎么会感兴趣呢？

2.教与学的投入度过低

对于以上提出的三点关于中学鲁迅作品教学问题的原因，笔者认

转贴于

为虽然它们是客观存在的、无法改变的，但却是可以通过教学的努力克服的，从另一方面说，鲁迅作品的冷峻基调与思想的含蓄、深刻，正是其吸引读者之处。而教师没有把鲁迅作品透彻的讲解出来，才是造成中学鲁迅作品教学问题的根本原因。

（1）鲁迅作品难教

长期以来，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多注重传播鲁迅作品知识，而非对文本的细读，更谈不上带领学生进行创造性的解读，教学缺少创造性。教师多只重视对字词的考查，对写作背景、中心思想的死记硬背，对思想高度的僵硬升华，教授速度往往超越中学生的理解速度，一味要求背诵统一的标准答案，这样僵化的教学方式足以构成中学生反感鲁迅的充足理由。还有的教师用刻板、非此及彼的“标准答案”去约束学生丰富的想象力，轻者否定，重者讽刺，这便严重地扼杀了中学生独立思考的思维火花和学习鲁迅作品的兴趣，自然也严重地妨碍了学生全面、深刻、正确地理解鲁迅。

（2）鲁迅作品难学

很多中学生感到鲁迅作品很难学，甚至不去学。学生在学习中虽然也非常努力，但总是觉得难以走进鲁迅，难以理解作品的内涵，这样，学生逐渐失去了学习鲁迅作品的兴趣和钻研的动力，在课堂上得过且过，不再探究鲁迅作品，不再思考作品内容，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一些现成的问题和答案。

（3）教学状况难改变

鲁迅的文章篇5

东江源小学

四（3）班

赖薪伊

自从去年去了鲁迅故居以后，我就对鲁迅爷爷有了深刻的印象，我对鲁迅爷爷还不太了解，就想通过其它的方法来补充。终于有一天，妈妈给我办了一张新华书店的借书卡。在三楼的读者俱乐部里，我翻找了许多书后，终于找到了一本关于鲁迅的书——《鲁迅全集》。

书的封面介绍了鲁迅的籍贯、成就，还介绍了他的一些主要文学作品：《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野草》、《人海杂言》、《荆天丛笔》和《鲁迅全传》等。

鲁迅的文章篇6

—— 题记

说到敬佩，有许多的伟人出现，有各式各样的人敬佩不同的人物，俗话说：“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敬佩的人也都不同，我敬佩的便是文坛上的人物。

我认识鲁迅先生的时候是在小学课本里面，那是老师在课堂上讲着鲁迅先生的文章，低下的学生似懂非懂地听着，但是到了最后老师总是说上一句令许多学生都讨厌的话：“将鲁迅这篇文章背下来，过几天抽查”，这时候鲁迅便招到许多人的憎恶，我也不例外，在那时候很讨厌鲁迅，为什么要写一些怎么长而且又难理解的文章。他简直是文学界的“厕所的石头，又臭又硬”，还不如徐志摩先生的“再别康桥”有文雅和一阵文艺的气息，这首诗在当时很广泛，所到之处都散发着冉冉生机，即便是一些粗犷和不尽人意的“流氓”读上几句，即便不懂他的含义，也显着很文艺。而鲁迅的文章没有好词佳句，只有那些童年故事与奇奇怪怪的文章，不值得一提。

再后来，长大一些了，学了历史后，理解了新文化运动的含义，接触了近代史的有志之士后，我忽然看到鲁迅，便好奇的说：“咦，他怎么在这里？”一仔细读完了这段历史后，意识到鲁迅先生在当年是文学界的大学士之一，这个让我很惊讶，曾经在小学里令无数的学生憎恶的对象竟然是文学界的大师，而且做出了许多的贡献，特别是他拒绝了当时闻名世界的诺贝尔奖的提名后，这样我更加好奇，是什么样的东西让他拒绝这个奖，后来了解才知道，他很谦虚，而且是为了当时腐败的中国人不再有嚣张跋扈的气息。这样我心生崇拜，然后他是一位名家，但却很谦虚。

但是再后来，我看了一些别的文章，发现鲁迅先生与中国文学界的其他人士对骂，甚至泰戈尔来访中国的时候，也被鲁迅阴阳怪气了一次，这让我很疑惑，为什么鲁迅要这样做，他不注意自己的形象的吗？越研究越反感鲁迅，不光骂文学界的，还说道其他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有志之士，让我最讨厌鲁迅的一件事则为他想将汉字废除，改用拉丁文，这彻底的让我对鲁迅失望与反感，汉字可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根基之一啊，废除汉字无异于不认同中华文化一般，之后我就很反感鲁迅。

鲁迅的文章篇7

一场因女师大而引起的官司

鲁迅第一次打官司在在1925年8月，事情的起因需从女师大说起。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发起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到当年3月，因为杨荫榆不准学生参加悼念孙中山的活动，此后便明显地带上了政治斗争的性质：杨荫榆公开站在北洋军阀一边，攻击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镇压学生运动；而女师大学生也逐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扬言要“整顿学风”的教育部当局以至整个北洋军阀政府。鲁迅长期在女师大兼课，他公开就女师大发表意见始于1925年5月，很快被《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看成是“暗中鼓动”的罪魁祸首。稍后教育部下令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原址另建女子大学，并派出军警，雇佣流氓、女丐多次开进女师大殴打学生，最后将她们押出学校；鲁迅则与一批进步教授发表宣言支持学生，他本人一再仗义执言，两次代学生草拟呈文进行合法的斗争，又先后写下了《忽然想到（七）》、《“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和“系”》等攻战文章，在《语丝》等处发表，为学生运动声援。他又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为保护学生、恢复上课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5年8月12日，恼羞成怒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具文呈请临时执政段祺瑞，免去鲁迅在教育部的佥事一职。其呈文云：“兹有本部佥事周树人，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员，于本部下令停办该校以后，结合党徒，附合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应请明令免去本职，以示惩戒（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第二天执政段祺瑞明令照准，8月14日免职令发表。

根据当时有关法律法规如《文官惩戒条例》、《文官保障法草案》等，像鲁迅所任的佥事一职，属于“荐任官”（在官阶中列为第三至五等），如果要惩戒，须由主管上级备文申述事由，经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审查后始得实行。章士钊自然明白这样的程序，但他太急于打击鲁迅了，想于事后再补办这一手续，而这实际上已经构成违法。鲁迅抓住这一点猛攻过去，于8月22日向专管行政诉讼的平政院投了诉状，略云：

查文官免职系属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竟，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此种违法处分，实难自甘缄默。（引自1926年3月23日《平政院裁决书》）

按照当时行政诉讼的程序，平政院受理诉讼后将原告诉状副本咨送被告官署，限令被告答辩；复将被告答辩书副本发交原告，令原告、被告以书状进行第二轮答辩，然后加以裁决。当时章士钊在答辩书强调周树人违抗教育部关于停办女师大的部令，“竟敢勾结该校教员捣乱分子及少数不良学生，谬托校务维持会名义，妄有主张，公然与所服务之官署悍然立于反抗地位”，违反了《官吏服务令》；至于程序问题，答辩书称“本部原拟循例呈请交付惩戒，乃其时女师大风潮最剧，形势严重，若不及时采取行政处分，一任周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府将周树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云云（引自《平政院裁决书》等）。这样的答辩是无力的。如果部令是正确的，怎么会“群相效尤”，又怎么会“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而且这里回避了原告书中关于被告违反《文官惩戒条例》、《文官保障法草案》的指控，已经处于下风。

鲁迅在10月16日根据程序提出了一份互辩书，共6条，草稿今存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在他的《从胡须到牙齿》一文中曾引用过其中的第四条，猛攻章士钊倒填日期的软肋：

查校务维持委员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况他人公举树人何能为树人之罪？

对此章总长毫无还手之力。鲁迅在互辩书又讲了一个有趣的道理，他说自己固然是教育部的官员，同时又是女师大的教师，“在部则为官吏，在校则为教员。两种资格，各有职责，不容牵混”。在教育部，自己是社会教育司的科长，同女师大毫无关系，所以对于章总长停办女师大的命令是否合宜从不过问，而且一向不出位去陈述职守以外的意见；而作为女师大的教师，则维持校务乃属题中应有之义。其意是说教育部管不着。这与他先前1923年在回答记者关于教育部拍卖问题之真相的谈话中，所说的官员不可能是革命家的意见完全一致，那时他对记者说：

真革命就得到民间去宣传革命，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反对政府。依然留在当官的地位，因为领不到薪水，便变了革命家，实在太滑稽了……不管哪个国家也找不到官吏兼革命家的人物，身为官吏，口谈革命，既为官吏又为革命家的人，也只有我国才有。教育部拍卖房屋图书的话，大概也只有我国才能听到。（《教育部拍卖问题之真相》）

所以现在鲁迅强调自己是以学校教师的身份在维持学校，言外大有革命之意。鲁迅从来并不完全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活动，虽然他也不排除在必要时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1926年1月16日，新任教育总长易培基以此案乃前任章总长办理为由，取消了过去对鲁迅的免职处分，派鲁迅暂署佥事，在秘书处办事。1月18日鲁迅重新到部上班。稍后平政院于2月23日开会作出裁决，判定鲁迅诉胜，正式取消章士钊对鲁迅的处分；第二天在平政院担任记录科主任兼文牍科办事书记的寿洙邻先生（1873―1961）私下通知鲁迅：“案已于昨日开会通过，完全胜利，大约办稿呈报得批登公报，约需两星期也。”小寿先生是鲁迅的业师寿镜吾之子，鲁迅早年也曾向他学过八股文，关系一向比较好的。

3月23日，平政院的裁决正式下达。这时章士钊早已下台，段祺瑞离下台也不远了。3月31日由国务总理贾德耀签署了给教育部的训令，转述平政院“依法裁决教育部处分应予取消”的结论，命令教育部“查照执行”；于是教育部正式恢复了鲁迅的职务。

一场下级告上级的诉讼，以鲁迅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尽管鲁迅对什么教育部佥事并无兴趣，但该斗争还是要斗争的。

一场因积欠版税而引起的官司

鲁迅第二次打官司在1929年8月。鲁迅聘请律师准备状告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事由是北新积欠鲁迅大批版税不付，出版鲁迅作品之印数中有许多猫腻，严重地侵害了作者的利益。鲁迅写信去谈，李老板往往不理，问题拖了很长时间不得解决；再加上鲁迅为北新书局编《奔流》月刊，北新也老是不给作者付稿费，而作者却来向编者鲁迅索取，弄得鲁迅很为难，只得以停止编辑该刊来对付这莫名其妙的出版社老板。1929年8月11日，鲁迅空前严正地写信给李小峰老板道：“奉函不得复，已有多次。我最末问《奔流》稿费的信，是上月底，鹄候两星期，仍不获片纸只字，是北新另有要务，抑意已不在此等刊物，虽不可知，但要之，我必当停止编辑，因为虽是雇工，佣仆，屡询不答，也早该卷铺盖了。现已第四期编讫，后不再编，或停，或另请人接办，悉听尊便。”诸如此类的事情越积越多，鲁迅忍无可忍，终于决定诉诸法律求一解决。鲁迅的要求只有两条：“还我版税和此后书上要贴印花”（鲁迅1929年10月16日致韦丛芜），也就是一要索还旧欠，二要在今后印行之书的版权页上贴一张由鲁迅本人提供的印鉴，以便监管印数，保护自己的权益。此事后来经庭外调停得以私了――北新书局李老板自知理亏，根本吃不起官司，只得赶紧央人调解，请鲁迅千万不能闹到法院去，同意一一照鲁迅的要求来办。

鲁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谁也知道是北新书局。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本是北大鲁迅的学生，因为孙伏园从《晨报副刊》出来之后，和鲁迅、周作人及林语堂等开始经营《语丝》之发行，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李小峰，就做了《语丝》的发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业者。

北新书局从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扩张的时候，所靠的也是鲁迅的几本著作。

后来一年一年地过去，鲁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来了，北新和鲁迅之间的版税交涉，当然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北新对著作者，平时总只含混地说，每月致送几百元版税，到了三节，便开一清单来报账的。但一则他每月致送的款项，老要拖欠，再则所报之账，往往不十分清爽。

后来，北新对鲁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简直连月款也不提，节账也不算了。靠版税在上海维持生活的鲁迅，一时当然也破除了情面，请律师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税的诉讼。

照北新开始给鲁迅的旧账单来计算，在鲁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该积欠有两三万元了。这诉讼，当然是鲁迅的胜利，因为欠债还钱，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这一点，就四处托人向鲁迅讲情，要请他不必提讼，大家来设法谈判。

后来经过几次的交涉，鲁迅答应把诉讼暂时不提，而北新亦愿按月摊还积欠两万余元，分10个月还了；新欠则每月致送400元，决不食言。（郁达夫《回忆鲁迅》）

本来鲁迅和所请的律师杨铿打算在8月25日正式提出，由于李小峰一再请求，改为8月25日下午在杨律师宅开会协商，出席的除鲁迅、李小峰、郁达夫外，还有北新方面的李志云、鲁迅方面的党家斌（律师是由他推荐的）。协商的结果是：北新积欠鲁迅的1.8万余元，分10个月付清（后来实际上是20个月才付清）；新欠则每月付400元；所出新书贴上鲁迅提供的印花（后来上海所卖者确已照办，在外地发售的则难说了）。基本上满足了鲁迅的要求。

此后鲁迅对北新的出版事业仍然予以支持，但他同李小峰之间的关系，再也没有能恢复到在北京时那样融洽。

为保姆王阿花险些又打一次官司

关于鲁迅打官司，还有一点余兴可谈，那就是跟北新的纠葛解决以后不久，鲁迅又请过一回律师，准备再打一次官司，不过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家雇佣的保姆王阿花。《鲁迅日记》有如下记载：

1929年10月31日：“夜律师冯步青来，为女佣王阿花事。”

1930年1月9日：“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钱百五十元。”

鲁迅的文章篇8

鲁迅是中学教材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位现代作家，仅现行的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就有三篇他的文章（《祝福》、《拿来主义》）、《记念刘和珍君》。他的文章之所以频频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主要原因是他不仅在现代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在国际上也有很高的地位。比如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大江健三郎对鲁迅的作品充满着敬意，用他自己的话讲，鲁迅先生的书是陪着他长大的。[1]作品优秀被选入教材中，按理说应该受到学生的喜爱，但中学校园中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中学生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学生不仅不喜爱，反而对作品产生畏惧心理。

鲁迅一方面在文学史有如此高的地位，可另一方面却被21世纪的年轻人拒之门外唯恐不及。这难道说明鲁迅的思想到现在已经过时了吗？这显然是不对的，鲁迅的思想有很强的历史穿透力，他在几十年前说过的话，仍然给我们启迪与警醒。比如说如何对待中外的文化遗产上，他提出的拿来主义依然给我们以启示。还有在《祝福》里提到的那些看客，在现在这个处处感受到冷漠的时代不是依然存在吗？既然他的思想没有过时，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现在的中学生如此拒绝鲁迅呢？

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现行的教育体制影响了教师向学生还原真实的鲁迅。高考是指挥棒，考试考什么，上课讲什么。高考试题中又不会考“今天我们还要鲁迅吗”之类的问题，教师向学生大谈鲁迅的痛苦、鲁迅的智慧、鲁迅的呐喊，就显得没有现实意义。因为讲这些东西，并不能让学生多得分。高考拿不出好成绩，很难给学校给家长做交代。著名学者钱理群在给中学生讲鲁迅就遇尴尬。钱理群教授北大退休后来到自己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开设了一门讲鲁迅的选修课程。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学生来听，可是不到一个月后，只有寥寥几个学生。[2]名师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老师！所以很少有人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第二相当多的中学语文教师对鲁迅缺乏了解，只知道照本宣科。中学课堂经常流行这样一句话“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要有一桶水”。如果我们对鲁迅的了解只停留在教材、教参上，那么是很难把课文讲好。比如说在《祝福》这篇小说里有一段“我”和祥林嫂的对话，教参对此并没有做什么分析，如果教师因为教参上没有分析这段话，有意回避，我觉得这样做丧失了一次走进真实鲁迅的机会。小说中“我”是一位接受过五四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一点跟鲁迅很相似。鲁迅也出国留学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我”当做是作者。祥林嫂碰到“我”，向“我”询问“灵魂”的有无问题。“我”却支支吾吾地说“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当时“我”为什么这样回答，主要原因是他知道祥林嫂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灵魂上，如果此时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灵魂，这就掐灭了祥林嫂生命里最后的那盏小油灯。国民愚昧固然要启蒙，但启蒙的目的是让人更好地活下去，如果启蒙让人速死，那还不如不启蒙。所以“我”的回答是支支吾吾的。真实的鲁迅也是这么做的。他从来就没有要求他的母亲去看他的《呐喊》《彷徨》，反而经常买些张恨水的小说给她看。[3]因为接受某种思想是不能强迫的，所以他不会乱启蒙的。教师适当地扩展内容，往往可以开拓学生的阅读视野，让学生从文本中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这便达到了教育的目的，也可以让学生更亲近鲁迅了。

第三教学思想与教学方法陈旧。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仍然是应试教学，对鲁迅的文章分析侧重于字词、主题、人物形象，而忽视了对作品的感受。我个人觉得经典作品阅读从来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成的，所以没有必要对作品分析过细，应重视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感知。比如说在讲《记念刘和珍君》时，如果只是例行公事地向学生讲解字词、分段、概括中心思想，这是很难吸引学生的。鲁迅的杂文大多以犀利讽刺见长，很少大段地抒情。但这篇文章很特别，抒情的笔墨很多。如果教师不从抒情的特点入手，恐怕很难让学生把握这篇文章的特点。作者对刘和珍的死充满着悲愤之情，但是在开头写得很平淡。别人劝他去写一点纪念的文章，他却说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死者并无在天之灵，并不能因此获得安慰，对于生者也无多大价值。这似乎让人觉得鲁迅很消极，但这并不是感情的全部。作者是在刻意压制自己的情感，但当压抑的情感被重新提起时，它释放的能量是巨大的。所以作者很快就说出了“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这些话意在表明他不会忘记这些惨烈的事实，正视现实的惨烈是痛并快乐着的。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感受出鲁迅的丰富。他一方面说忘却的轻松，另外一方面却不要忘记痛苦，直面痛苦。感情游走于正反两极之间，形成了一股盘旋曲折的力量，这种风格就是沉郁顿挫。如果学生能感悟出这些风格，就会丰富他的内心世界，那么我们又何必担心他写不出好文章来呢？因为语言的丰富源自内心世界的丰富。

我想，要改变鲁迅在如今中学生心中的印象，这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教育行政部门要给学生与教师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教学环境。营造宽松的环境不仅仅是指改善物质条件，更是指人文环境的自由。鲁迅的散文常常带有“闲话风”的风格。所谓闲话风，指的是谈话的轻松，读这样的文章，我们感觉这是在与作者进行精神上平等的交谈。[4]人文环境的自由就要带有闲话风的味道，中学语文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应该在精神上要平等，每个人说话的权利要给以充分的重视。课堂是教师、学生与作者在做掏心窝的精神对话场所。在这里没有不可怀疑的事情，越是神圣的事情越是值得怀疑。如果我们人为地设置思想禁区，要学生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就相当剥夺或者扼杀了学生独立思考的权利。二战中日本为什么有大量的民众甘做军国主义的刽子手与炮灰，那是因为他们有意或者无意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泯灭了自己内心的良知与同情心。

第二语文教师应该尽可能多读鲁迅的文章，对鲁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最好能读出自己的心得与体会。如果不这样地话有可能误读鲁迅。比如《记念刘和珍君》有一段这样的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这段话常常被人解读为鲁迅思想偏激，从字面上来看，鲁迅认为中国人最坏。但是我们要认识到鲁迅是一位作家，作家的语言不可能像科学家一样精确，他可能会不惜用一些极端化的词语强化某种情感，宣泄一种情绪。再者鲁迅这样说也是希望大家能注意我们国民的劣根性，从这点看鲁迅说这么极端的话跟他创作小说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拯救愚弱的国民。

教师不仅要读鲁迅的文章，还应该要关注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要把这些成果普及。比如以改造国民性为核心的“立人”思想构成了鲁迅一生思想的基点和支柱，这一思想贯穿他的文艺创作中，而这一点在教材与教参均未涉及，我们可以借讲《祝福》时，阐发他的“立人”思想。

鲁迅的文章篇9

一、现行教材与以往的教材相比，有以下几大变化

1.外国作品选编更多关注人物的命运，尤其重视一些人物的成长，较多的是关于励志或人格塑造类的文章，至于外国科学家、艺术家的文章也有所增多，反映国外人文景观的文章也不在少数。2.各地的语文课本适当增加了有关地方特色或地方著名人物的篇目，如“辽宁籍航天英雄杨利伟”的通讯被节选入辽宁省普通高中新语文教材中。3.一些极具有影响力，有一定代表性的通俗作品进入语文教材。比如人教社版2005年《卧虎藏龙》和《天龙八部》的节选首次被入选普通高中语文课本。4.教材中关于经济意识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如广东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新教材别增设了“走近经济”单元，收录了《钱》和《市场经济中新的道德和法治》等文章。5.不再刻意回避爱情表白。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入了沈从文的《边城》的节选，教材中还保留了表达男女爱慕之情的山歌等。

二、走进鲁迅作品，体会鲁迅精神

1.爱国爱民，疗救国民灵魂。鲁迅生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和社会，鲁迅的家庭和个人经历，更是直接地促成他从小就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接着在辛亥革命的政治社会背景下，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02年鲁迅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赴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2.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探求人生新路。中学教材《故乡》以“我”回乡的所见见闻及感受为线索，描写旧时代农民痛苦的生活遭际以及精神上的彷徨，抒写了作者对当时的国民现状的深沉忧虑，以及打破彼此隔膜，探求人生新路的执著信念。

3.对知识分子自身弱点的批判。《孔乙己》是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写的第二篇白话小说，小说描写了孔乙己悲惨一生的，控诉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下层知识分子的严重毒害。

4.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学课文《社戏》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了“我”在平桥村外婆家居住时夜航到赵庄看社戏的一段生活经历，展示了农村自由天地中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好的生活画卷，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现了劳动人民淳朴、善良、友爱无私的美好品德。

三、莫让鲁迅作品从中学教材中“悄悄溜掉”

1.鲁迅的许多作品，在很高层次上都达到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而语文课程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鲁迅作品的思想情感博大深远、意味深长，篇章结构严谨灵活，写作手法多样新颖，语言准确、精炼、生动，这些都明显地在当时其他众多作家之上。当然，任何作家都有局限性。包括鲁迅也一样，他的作品在题材、社会视野上也有其局限；所以中学教材根据这种思想，在选课文时尽可能多地选取了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作家作品，呈现中学语文教材的多种风格，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学生发展各自的个性。诚然，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个便让鲁迅的作品悄悄溜掉，即使其涉及重要的人文主题非常深刻，让广大师生难以理解，语文教材决不能排除鲁迅的作品，并且必须有一定的数量。否则，我们语文教学目标的实现从何谈起？

鲁迅的文章篇10

[关键词] 林语堂 鲁迅 现实意义

一、鲁迅与林语堂的融合与对立

1、相濡以沫，同气相求的《语丝》时期。

林语堂与鲁迅曾在激情飞扬的“语丝时期”相知相遇。这个时候他们的政治立场是相同的，他们把矛头直指北洋军阀。二人在这一时期的散文小品(杂文)创作都提倡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艺术风格。在思想内容上，他们反帝反封建，呼吁民主自由，抨击军阀官僚的残暴统治，斥责名流、“文妖”，声援爱国学生，蔑视公论，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林语堂曾把鲁迅当精神导师，鲁迅也曾两次致信林语堂，大为赞誉并将林语堂引为革命同志。

2、林语堂与鲁迅的对立时期。

鲁迅与林语堂都不是政治人物，但作为文学大家的他们在文章中能鲜明地体现出政治话语体系惯性思维的不同。因此鲁迅与林语堂的对立就很难让众人从个人语境来理解成为个人恩怨，即使恩怨源自于对文化的不同理解。

林语堂与鲁迅的决裂也并非只是鲁迅扔烟头把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那么简单，而“南云楼风波”事件的发生也充其是两位大师之间的 “隔阂”流于脸面的一个体现。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对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欠账不还而不满，鲁迅认为林语堂有意侮辱自己，当即拍桌与林语堂发生不快。此番不愉快的风波之后，鲁迅诸多文章中皆有对林语堂毫不留情的批评讥讽，而林语堂也不再把鲁迅当作携手互助的同志。后来随着上海文坛的活跃，鲁迅以左翼作家联盟盟主的身份继续执笔著文鞭挞社会政治，批判传统文化。但此时林语堂已经厌倦所谓革命与政治，与他立下终身不参与政治的宗旨只有两年半之遥。林语堂追求个性自由，而是由中共领导成立控制的。他不能接受以一种被领导或者推广的方式来做文学。因此也极为排斥以鲁迅为首的左联。当他看到书店里面全是翻译苏俄的一些作品，他觉得那时苏俄已经把中国年轻人的心给俘虏了。于是林语堂也就萌发了这样的念头：共产主义是苏俄的共产主义。而他自己是比较倾向个人主义，不愿受某个政治团体的领导和影响。之后林语堂对时政的看法完全不同于鲁迅，发表的文章随之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语丝时期同气相求、曾经并肩战斗的战友，至此开始渐行渐远。而这种疏离与其说是政治见解的分歧所致，不如说是缘于他们各自性情的巨大反差。鲁迅的愤怒精神与斗士风格不合林语堂的心，而林语堂的幽默与闲适更是入不了鲁迅的眼。

二、鲁迅与林语堂的文章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国内战争此起彼伏，但鲁迅见到的是农村底层民众的羸弱病态的精神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鲁迅对于社会的感触是绝望的。通过弃医从文来拯救整个国民的精神状态，他的文章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他的文学必须是革命的文学，具备批判功能、战斗性、社会功利性,来瓦解千年以来难以破解、无处不在的世俗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制度。而林语堂不同，在上海创办《幽默》，以性灵闲适折射对世事的思索与批评，当然得被鲁迅视为怯懦与奸猾。他并有与传统决裂的勇气，而是用超然世外的态度同现实保持一段距离，仍然在传统文本中寻找安慰。林语堂学贯中西，再加上他提倡“幽默”，使得他的文学在国际社会上盛名不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所著的《生活的艺术》与《吾国与吾民》在西方反响巨大，把一个个实实在在中国人的生活全貌摆在了世界人的面前，让世界重新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可以傲然于世的中国。因此有人说林语堂写出的中国味全是英文，他笔下的英文又都是中国味。后来林语堂还以国际知名作家的身份在美国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许多关于抗战的文章，呼吁美国政府和民众支持中国的抗战，成为了中国抗战最有力的民间发言人。而此时无论是拥蒋还是，林语堂通过他的文字走上了爱国之路。

三、鲁迅与林语堂对现实的影响

在中国大陆，鲁迅是公认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及革命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同时鲁迅把文学与社会现实联系得很紧密，他的文学呈现出中国社会的贫困落后,痛斥中国政治的黑暗腐败,同时对中国人民的愚昧麻木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的表现, 对当今社会现实仍然有着深刻与深远的影响。而广州小悦悦被车撞碾后竟有18个路人漠视，当年鲁迅描述的“人吃人”的情景似乎还在呈现，看来鲁迅的“以文医人”，以文章来唤醒某些社会人的社会良知还是有需要的。

林语堂的条目注释是“反动文人”，但如果从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与他对国家的热心程度给予他此种称号是很不公平的。他本就应该是是一个纯粹的文学艺术家，他的文章更多是注重对人生、文化中的优美的赞颂,以期给人以优美的享受。这点很值得今天的艺术家学习。今天,林语堂所倡导和创作的小品文以一种平和闲适、轻松的笔调去表现对待人生特有的美的趣味，重新受到都市大众消费文化的普遍欢迎。

四、结束语

林语堂和鲁迅虽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在文学上的造诣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他们给当代社会带来的影响个我们的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同的是，鲁迅以其深刻的现实性获得永生，而林语堂以其摄取人性的内在世界而获得永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