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衰范文10篇

兴衰范文篇1

用以上思维来研究经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一、经学的产生过程

经书典籍先秦就存在，至少从孔子就已经开始传授经书的知识和思想。我们说那是古籍传授，不能算经学思潮。经学成为社会思潮应是汉代的事情。

经学思潮可以说直接产生于独尊儒术。儒家独尊以后，儒家的教科书才成为有权威性的经典。儒家学说为什么会升到独尊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

春秋时期，周天子衰微，各诸侯国自行其是，不太尊重周天子。这时出现霸主，来维持天下局势。开始都是以尊周天子为号令，以诚信作为结盟的基础，实际上实力是关键。后来，实力成为唯一的根据，讲诚信，被认为是蠢猪式的幼稚天真。韩非子说得好，这时是“争于气力”。在“争于气力”的时代，什么仁义道德都束之高阁。因此，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仁义，没有诸侯王愿意接受。战国时代的孟子也是这样，曲高和寡。他们都只好著书立说，将自己的理论通过文字流传下来。在春秋战国的几百年中，有许多思想家研究社会的动乱，探讨治理的方案，企图救庶民于水火。这些思想家治理社会的方案，都有一些拥护者，形成各自的学派。各学派之间进行争论，形成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许多学者认为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思想的春天。有人怀疑说：乱世还是春天吗?我认为乱世虽然在许多方面是不好的，比如人民生活很艰难。但是，坏不是绝对的坏。由于乱，统治者难于控制思想，思想就比较自由。另外，现实的苦难逼着人们思考。许多思想家就在忧患中产生出来。愤怒出诗人，忧患出哲学家。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乱世逼着人们去思考天下治理的问题，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任凭各种思想自由驰骋。这对于造就思想家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乱世时间长了，各种思想任意自由发展，各派自是而相非，社会没有统一的价值观、是非观，使百姓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思想混乱与社会混乱互动，安定不下来。因此，乱世时间一长，不论百姓还是思想家，都希望有统一的思想观念。这是社会的需要。战国中后期，许多思想家开始提出统一思想的要求。庄子认为以一家思想作为天下人的是非标准是片面的，要以道作为公共的标准。荀子写了《非十二子》，认为各个学派的思想都不行，只有孔子、子弓一派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实际上他是想用孔子、子弓一派的思想来统一天下的思想。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也是为了将正确的思想汇编在一起，形成能流传千古的巨著。在政治没有统一的时候，想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在“春秋无义战”的情况下，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实力，因此“争于气力”成为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秦国采纳商鞅的变法，以奖励耕战作为富国强兵的国策，最后吞并山东六国，统一天下。秦政府实行从商鞅到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取得成功，故秦朝以法家思想来统一天下的思想，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前期有成功的经验。但是，时代变了，形势变了，政策也应该有所变化，否则，就不能适应新社会。固守老规矩，是刻舟求剑。要与时俱进，逆取与顺守应该有别。逆取须凭实力，有时可以暂时不顾道义。而取得政权以后，就要马上改变方针，采取顺守的政策对待人民。攻守的形势变了，在守的时候仍然不施仁义，是秦政权败亡的根本原因。法家思想有利于发展实力，却不能维持社会的长久安定。虽适用于乱世，却非治世长治久安的法宝。很明显，法家思想在乱世，有快刀斩乱麻迅速解决问题的效用，而儒家思想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作用大。二者各有利弊，可以互补。总之，在乱世，需要用实力平定天下；在治世，需要用道义稳定人心。法家理论适合于发展实力，儒家理论有利于维护道义。

秦朝在平定天下后仍然施行法家政策，形成暴政，逼得人民起来造反。秦亡后，刘邦与项羽经过五年激战，最后，刘邦战胜项羽，建立了汉朝。为了总结历史教训，汉初思想家比较深入地研究历史上的治乱产生的原因，总结统治经验。他们知道法家思想是片面的，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陆贾提出“下马治天下”的建议，叔孙通根据儒家思想制订一套朝廷礼仪，贾谊提出一整套治国方略，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斗争，儒家思想逐渐占了上风。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实际上，这就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说法。后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儒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就是仁义，所以儒学也称“仁义之道”。孔子是创始者，孟子在战国时代是儒家的突出代表，因此也称“孔孟之道”。儒家尊崇并效法尧舜和周文王、周武王，以“六经”为主要教学内容，其中，乐经没有文字，实际主要是五经：《易》、《礼》、《诗经》、《尚书》、《春秋》。这些本来只是教材，儒家独尊以后，就都成为权威的经典著作。很明显，汉初社会需要儒学，统治者也需要儒学，儒学就因此上升到独尊的地位。但是，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只有一种理论，一种学说，总是不够的。法家理论严重排斥其他学说，最后导致秦朝灭亡，也使自己的理论遭到严厉指责。汉初，能够吸纳其他思想的黄老之学受到重视，又因为它提倡无为，最适合战乱之后需要休养生息的社会现实，得到当政者采纳，风行一时。但它的基调是无为而治，不能长久，因为中央无为，地方却会出现一些有为的野心家，觊觎中央政权。特别是在尾大不掉的形势下，这种危险便成为现实，许多明智之士都已经发觉，而文、景两帝对此总下不了决心，最终导致吴楚七国之乱。这一次动乱，冤杀了晁错，惊醒了景帝，给汉朝统治者留下深刻的教训。于是汉武帝又开始重视儒学。汉代的儒家以先秦儒学为基础，尽量吸取其他各家的有助于长治久安的思想来丰富、补充儒学的不足，使汉代新儒学形成完善的系统的全面的政治哲学，以适应当时治理天下的需要。这既是维护统治的需要，也是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基本保证。在这里，儒学以仁爱为基础，又有开放性，是它极为重要的优势，也是它能够传之久远的重要原因。

总之，社会发展、时代需要，是产生经学的客观条件。儒学以仁爱为基础适应人心，又能容纳其他学派的各种合理思想，所以被选为独尊的对象。从那时起，中国历史上出现混乱时，儒学就被放在一边，欺诈和暴力成为争取胜利的重要法宝。混乱之后，进入稳定时代，儒学就开始吃香。因此儒学有善于守成的美名，也有过于保守的坏名。善于以仁爱为基本原则的将军为儒将，善于以仁爱为经商规则的商人为儒商，善于以仁爱精神来行医的医生为儒医。称得上“儒”者，都应该比较了解经书中的内容所表现的精神实质即仁爱思想，并在各自的实践中加以真正实施。

二、经学的衰落过程

经学鼎盛时期在西汉中后期和东汉中期以前，即西汉中期到东汉中期。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还是从实际出发的，许多决策还是符合实际需要的。例如用人，根据需要，选择有适当才能的人。对于边境国防，有的儒生以为只要有仁义就可以亲近来远，修仁义来服匈奴。汉武帝就没有接受这种迂儒的幼稚想法。用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主持财政，实行盐铁官营，夺了富商巨贾的利益，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用汉宣帝的说法，可以概括为“杂霸王道而用之”。元帝以后，纯用儒术，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实力减弱，政府就逐渐失控，无法控制朝廷的强臣和地方上的豪强势力，这就可能导致各地霸主的出现。政府没有强大的财政实力，没有足以维护中央集权的法制威力，就很难维持统一的政治局面。政治局面不能统一，便出现乱世。“乱世英雄起四方”。汉惠帝时代，吕后掌握实权，几危刘氏江山。平了诸吕之后，稳定了一段时间。到汉景帝时代，地方势力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采取主父偃的建议，准许诸侯分恩，削弱了地方的势力。董仲舒强调大一统论，从理论上巩固了中央集权。地方是稳定了，中央又出了大问题。王莽借助元后的势力，加上自己的努力，逐渐夺取中央政权，最后由假皇帝到真皇帝，取代刘氏汉室江山，建立王氏的新朝。王莽在当时是人们心目中典型的儒家形象，借助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也是王莽能够实现夺权的重要原因。王莽夺权后，还是利用儒经中的内容进行各种改革，“专念稽古之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天无二日，地无二王”，他就将所有过去封的王都改为侯。又将秦汉时代的官名都改成商周时代的官名，“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经常改变地名，有的郡名改了五次。王莽召集很多儒生，整天讨论如何按儒家经典的说法，制订一套礼乐制度，“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结果严重耽误正常的政务。吏禄改革，货币改革，导致经济失控，社会大乱。王莽的垮台，使儒学的形象也大受影响。光武中兴，做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恢复了儒家的声誉。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朝政府失去政权，儒家经典也失去权威。在以后的魏晋时代，否定儒家经学的言论很多，经学也就明显地衰落了。

儒家衰落的原因从理论上探讨，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首先，盛极而衰。独尊儒术以后，经书地位极高，经学成为社会思潮，不许任何人提出怀疑，更不允许批评，就是对经书的解说也成为不许改变的家法与师法，形成僵化的思想体系。孟喜研究《周易》，颇有创见，“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由是有翟、孟、白之学。”(《汉书·儒林传》)众人推荐孟喜，他所传授的弟子后来也当了博士，可以说明孟喜的《易》学水平确实很高。仅仅因为他有所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没有完全按师法来讲，就被取消了任博士的资格。由此可见，当时的师法是不容许改变的。

其次，合久必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思想也是合久必分的。任何一种学说在流传的过程中，都会因社会的变迁，传人的不同理解，而产生发展变化。开始可能变化很小，时间一长，变化渐显。例如董仲舒传《公羊学》给嬴公，嬴公传眭孟，眭孟传颜安乐与严彭祖。“彭祖、安乐各颛门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同上)董仲舒的《公羊学》传了三代，就分成了两大派。颜安乐的后学又分为筦路之学与冥都之学。彭祖“廉直不事权贵”，有人劝他灵活一点，他说：“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同上)有的学者固守先师的说法，有的学者追求富贵，委曲从俗，就对先师的说法略加修改，以适应社会政治的需要。这样，思路就不一样了，就自然要分派了。分派原因可能有多种，治学态度不同，追求不同，可能也是分派的重要原因。一种学说成为意识形态，权威很重，许多人研究，理解有深浅之别，有为己为人的不同，也有寻道义与谋利禄的差别，理论思维还受到个人经历、社会地位、周围环境诸方面的影响而产生差异。同样经书的一句话，可能有多种解释。这就可能出现混乱。为了统一思想，汉代统治者多次召开经学研讨会，最大的两次就是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即使这样，由皇帝出面作裁判，经学的分歧仍然不能完全解决。一种权威思想体系总是相当庞大的，成分也复杂。后学各取所需，重心不同，方向不同，也自然会发展成不同的学派。学说内部特点与外部环境变化，都是导致分裂的重要原因。分裂产生内耗，导致自身的衰亡。

第三，政治原因。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思想被统治者选中，成为意识形态。有的思想受到统治者的排斥，成为异端。当社会稳定，国家强盛时，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力量加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就盛行于天下，成为思潮。而异端思想就受到压抑，遭到严厉批判。在汉朝鼎盛的时候，儒学成为经学。到东汉末，政权衰落，经学一旦失去政治权力的支持，支撑和维系经学的社会力量就削弱了。经学由于失去靠山，也就衰落了。隋唐时代的佛教也是由于政治人物的支持而兴盛。唐初达到极盛，接着就有了唐武宗灭佛之举，导致佛教衰落。佛教兴衰也是跟执政者的支持密切相关。而王充哲学则是异端思想，社会稳定，国家兴盛时，王充《论衡》就受到严厉批评；到了乱世，王充《论衡》就受到读者的推崇。

第四，社会动乱。经学需要和平环境。群众在生活没有保证的情况下，也就顾不得文化了。东汉末年的动乱就给经学衰落创造了社会条件。

从学术本身来讲，还有一些原因值得探讨。从西汉着重义理到后来注重训诂，从今文经学转古文经学，使经学沉溺于文字训诂等小学功夫，失去儒学思想中的大道之学的精神活力；注经出现极端繁琐现象，引起学术界不满。总之，僵化、繁琐、不注重精神，没有活力，是经学衰落的必然过程，也是盛极而衰的自然现象。

参考文献：

[1]孔丘.论语[M].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54.

[2]孟轲.孟子[M].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54.

[3]荀况.荀子[M].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54.

兴衰范文篇2

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有：天宝危机、安史之乱、藩镇割锯、宦官专权、唐末农民战争。

要求学生认识：安史之乱、藩镇割锯和宦官专权，大大削弱卫唐朝的统治力量，加深了唐朝后期政治的腐败和国势的衰落;唐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瓦解了唐朝的统治。

要求培养学生的能力有：引导学生思考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从而培养学生分析和总结历史经验的能力。

(二)教学过程

1.复习提问:

同学们曾学习过《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这一课。请同学们回忆一下，回答“开元盛世”是指哪个皇帝统治时期史事?开元年间是从哪年到哪年?“开元盛世”的含义是什么?同学回答后教师小结：唐玄宗统治前期的年号叫开元，指713年到741年的这段时间。“开元盛世”指开元年间，唐朝在政治上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繁荣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呈现出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

2.导入新课:

唐朝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写了一首《忆昔》诗，称赞“开元盛世”，同学们还记得这位诗人的名字吗?(杜甫)大家还记得这首诗的内容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答得很好。尽管这首诗不无溢美之处，但大体上还是符合事实的。这么一个难得的盛世局面，到了天宝年间竟从顶峰急剧地跌落下来。唐朝由盛而衰从衰落到灭亡。这些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内容。

3.讲授新课

一、天宝危机(板书)请同学们阅读“天宝危机”这一子目的小字，用简短的语言概括“天宝危机”产生的原因。课文P38“唐玄宗与杨贵妃终日饮酒作乐。……”“贵妃的三个姐妹每年从玄宗那里得到的脂粉钱，就有上百万。”这些内容说明了什么?(“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对的，这是白居易《长恨歌》里的诗句。(唐玄宗后期骄奢淫逸，宠爱杨贵妃，重赏其家族，不理政事。)说得很好。接着课文又写道：“那时候，唐玄宗重用的大臣，已不再是贤能之辈，而是一郡巧于献媚，善于逢迎的小人。李林甫达到独揽朝政的目的。”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继任宰相。“贵妃的堂兄杨国忠，身兼40多个职务，权倾天下。”这些内容又说明了什么?(玄宗昏聩，奸相当道，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妒贤嫉能，排挤忠良，朝政腐败。)也说得很好。同学们从生动的史事中，概括出了天宝危机的原因。我们把他板书下来：天宝(742—756)年间，玄宗骄奢，宠爱贵妃，不理政事，重用奸相，朝政腐败。因此，预伏着“危机”。历代王朝，无论“盛世”或“危机”的出现，有多种原因，然而，其中至少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联系着在位皇帝的所作所为。“开凶盛世”和“天宝危机”，同是唐玄宗统治时期，同一个皇帝前后期的所作所为判若两人，不能不对“盛世”和“危机”的出现产生重要的影响。挂出《唐玄宗前、后期行为对比表》：有一名成语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唐太宗也曾说过：“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是唐朝由“盛世”跌入“危机”的一条重要的历史教训!

二、安史之乱(板书)“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是唐朝诗人白居易，对安史之乱的描写。这动地而来的鼙鼓宛如一股龙卷风，惊破了皇家的清歌妙舞。安史之乱的爆发决非偶然，它有必然的原因。

1.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板书)

根本原因：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内部兵力空虚。

直接原因：节度使势力日益强大。

唐初，为了加强边防，在边地曾设置大都督或都督率兵戌边。高宗时，都督“带使持节”，直接代表皇帝，称为“节度使”，仍不是正式官名。到公元710年，睿宗开始设置节度使。玄宗时，边境设有10个节度使。他们不仅是军事长官，还掌握政治、财政大权。虽然一般还接受唐政府的命令，但是已逐渐形成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的封建割据势力。安禄山是胡人，原来位卑官小，由于他以财货贿赂奸相李林甫和玄宗宏爱的杨贵妃，甚至于甘当杨贵妃的干儿子。还无耻地对唐玄宗表白，他的“大肚皮里只有一颗忠心。”取得唐玄宗对他的极度的信赖，不断给他加官晋爵，先任平卢节度使，后来兼范阳和河东节度使，掌握北方三镇的大权。他有近20万军队，成为“兵雄天下”割据一方的势力。从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分析可知，一场节度使企图夺取中央政权的叛乱已是不可避免的。

2.安史之乱的经过(板书)

请同学们阅读P39“安史之乱”一目。然后教师挂出“安史之乱”放大地图。提问：安史之乱是以何人为叛乱首领在何时何地起兵?(755年节度使官禄山在范阳起兵。)请一位同学手持教鞭指着《安史之乱》放大地图，边指图边回答：叛军的主攻路线是哪条，当时玄宗的情况如何?叛军南下洛阳、潼关，长安一片混乱，玄宗携杨贵妃等想向西逃往蜀地。叛军攻下长安。玄宗行至距长安不远的马嵬驿，随行将士们杀死了杨国忠，又逼唐玄宗缢死杨贵妃。玄宗逃往蜀中。P40《玄宗逃往蜀地》就是他们逃难的情景。为什么说杨国忠罪有应得?杨贵妃被缢也不过分?真正造成天宝危机的罪魁祸首是谁?杨国忠身兼40多职。在经济上，他搜刮百姓，聚敛财富;在政治上，他排斥异己，专横跋扈，还不惜让几十万人惨死疆场。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奸相。杨贵妃至少是助长了玄宗的荒淫误国，也应受到惩罚。但是宠信杨氏兄妹，放纵他们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应是唐玄宗。叛军对待人民的态度是怎样的?唐朝军民是如何反南叛军的?(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唐朝军民进行了激烈的抗击。常山太守颜杲卿率军攻占了井陉关，河北各郡纷纷响应，重新归附唐朝。后来颜杲卿在常山战败被俘，他在叛军面前，正气凛然，至死骂不绝口)。叛军内部矛盾重重有哪些表现?(叛军内部为了发权夺利，相互杀戮。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事隔一年，其子安庆绪杀安禄山即位。史思明是安禄山亲信。突厥族人。安史之乱中被安任为范阳节度使。对安庆绪杀父不服，降唐。不久又起兵反唐，759年正月杀死安庆绪，在范阳称大燕皇帝。761年在洛阳又被儿子史朝义杀死。安禄山、史思明、安庆绪、史朝义之流都是一些见利忘义的野心家，暴虐百姓的刽子手。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乱’必败无疑。)叛军是怎样失败的呢?(唐朝派兵平叛。玄宗入蜀，太子在灵武即位，他就是唐肃宗。肃宗任用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率军平叛，又借回纥兵帮助，收复了长安、洛阳。后来，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又起兵反唐。直到763年，唐朝才打败叛军。这场持续八年(755—763)的战争——安史之乱终于结束。)

3.安史之乱的性质和影响(板书)

安史之乱，是一场地方节度使发动的对中央政权的叛乱，它对人民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安另外叛乱集团代表分裂割据的势力。这就是安史之乱的性质。安史之乱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使北方生产遭受摧残，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长安城内曾是一片火海，黄河中下游“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洛阳周围几百里变成一片废墟。二是导致了蕃镇割据(下面要讲到)的局面。总之，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从此唐朝便一蹶不振了。

三、藩镇割据(板书)

同学们知道，玄宗时，边境共设10个节度使。安史之乱期间和以后，唐朝增设了许多节度使。不少节度使管辖的地区，名义上是唐朝的藩镇，实际上是割据势力。“虽称藩臣，实非王臣”。挂出《藩镇的割据性》表。蕃镇割据性请同学们看《藩镇的割据性》表。藩镇在政治上表现为第“1”、“4”两点，即自行委派官吏和节度使职位传子或部将;在经济上表现为第“2”点，不向中央交赋税;在军事上表现为第“3”点，军队中听中央调动。这样的藩镇实际上处于独立地位，是各自为政的割据王国。同学们看课本P41《节度使出行图》，它说明了什么?(节度使出行，气盛势大，显示其威镇一方，割据称雄。)藩镇割扰的局面，不仅在北方出现，而后遍及全国很多地区，甚至都城长安附近都成了藩镇的地盘。这好比是一个患有四肢肿大症的病人，大脑几乎失去了对四肢的支配能力。藩镇之间、藩镇和中央之间，不断争战，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藩镇割据局面，严重削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力量。

四、宦官专权(板书)

唐玄宗后期，宦官高力士受宠，四方奏章都要先经过高力士审阅。政事一般由高力士处理，大

事才送皇帝裁决。安史之乱时，唐肃宗在位，宦官李辅国开始掌握禁军。后来，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国策的制定，朝臣的任免，皇帝的废立，几乎都由宦官把持。宦官专权加深了唐后期政治的黑暗，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加速了唐朝的衰落。

五、“黄王起兵，本为百姓”—唐末农民战争

1.原因(板书)请同学们看课文第42页的小字：“唐僖宗不理朝政……就命人毒打报灾的人。”同学看完后教师补充指出，灾荒年月照旧催收租税，百姓若不堪言。唐诗《山中寡妇》对此有过描述，它的大意是：丈夫当兵战死，她只能守在茅屋里，身穿麻布衣，鬓发枯黄。养蚕的桑林已经残尽，田地已经荒芜还要交丝交粮。吃的是野菜、树根汤，烧的是带叶的枝条。即使躲到深山无人处，也难逃脱赋税和徭役。请同学们归纳一下唐末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唐后期，统治者腐朽贪婪，土地兼并严重，天灾税重，战火连绵，农民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

2.经过(板书)边指课文P42《黄巢起义流动作战图》(放大)边讲：

(1)875年，王仙芝、黄巢起义在山东，河南爆发。

(2)转战大半个中国(讲时突出流动性)，进入长安，国号大齐。挂出P43《黄巢》放大图。请同学们阅读本面小字：“黄巢是山东冤句人……‘甲第朱门无一半’”。黄巢不愧是一位农民起义的英雄。

(3)起义军没有乘胜追歼唐军，唐僖宗反扑，起义军撤出长安。

(4)884年，黄巢在泰山附近兵败自杀。

3.特点(板书)流动作战。(板书)

4.影响(板书)唐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瓦解了唐朝的统治。907年唐朝灭亡。

4.巩固小结请同学们回忆一下安史之乱的原因、经过和影响。挂出《安史之乱图示》，教师边指图边归纳小结。请同学们回忆一下唐末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经过、特点和作用。挂出下列《唐末农民战争表》，请一位同学根据表格复述。

小结;唐朝从618年李渊称帝起到907年唐朝灭亡为止，共存在了将近300年的时间。其前期和后期各占一百四、五十年。唐前期曾出现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盛世景象，唐朝呈现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力强盛的繁荣局面。唐朝后期，政治腐败，各种矛盾尖锐起来。唐朝从强盛转向衰落，安史之乱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以后，地方上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中央政府里出现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进一步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加速了唐朝的衰落。唐末，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有农民战争，瓦解了唐政权。最后唐朝被节度使所灭。

兴衰范文篇3

既然是鹰，就搏击给天看；既然是阜医人，就灿烂给看。十年前，当我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真正踏上这片坚实的土地时，心便与零距离沟通。我有的是飞扬的激情，指点江山的壮志，有的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更有的是做好阜医人的信念。斗转星移，十几年匆匆而过，我从一名幼稚的学子走过春夏秋冬、走过酸甜苦辣、走向成长、走到今天；我们的医院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变革，在风雨中不断发展壮大。十几年来，“院兴我荣，院衰我耻”的宗旨牢记在我们心中。十几年来，我诠释自己，施展才华，绽放青春，燃烧生命，我们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当初医院只有几十名职工，两层小楼，四周更是一片荒凉，如今已成长为有近200名职工，六层住院病房大楼，160张床位的一级甲等医院，在我院发展的带动下，医院四周更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所有这一切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赤诚的心，我们团结拼搏的集体精神！

我想起小时的一个故事：曹操给他的儿子们每人一根筷子，问他的儿子谁能折断他？他的儿子们都很轻易的将筷子折断了，这时他又拿出一把筷子问他的儿子，你们谁能一下折断它？很久，没有一个儿子能折断它，这时，曹操告诉他的儿子们：你们明白了吗？一根筷子你们能很容易的折断它，可是如果筷子团结在一起就不能轻易的被折断，这就像你们兄弟之间一样，如果你们团结在一起，敌人想要打败你们就会很难，但是如果你们不团结了，那么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很容易被敌人打败。

十几年来，我们风雨同舟，十几年来，我们同舟共济。2003年，一场人类的灾难席卷我中华大地，从广东到北京，非典迅速在全国蔓延，作为全国民工的源头，检测、控制疫情任务艰而又巨，我们医院更是担负着留观站和几条主要干线列车上巡诊的繁重任务，面对SARS，每个人都会有过“黑暗”来临的感受。担忧，害怕……然而，面对“黑暗”，非但没有人退却，涌现的却是主动请战的动人场面，短暂的“黑暗”之后，大家变得更有信心，更有决心，更加团结。在这场考验面前，每一个人都行动了起来，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共渡难关。向世人展示了我们白衣天使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理性，一种自律，一种团结，一种博爱，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这就是我们阜医人，我们阜医精神！

医院虽然年轻，却已几经风雨，在医院“属地化”的进程中，让大家感受到了危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当年“旱涝保收”的铁路医院已不复存在，顺利实现了转轨，一个新的“市第四人民医院”让大家耳目一新，面对新的形势，新的压力，我们迎来了新的挑战，新的发展机遇，为了医院的发展我们集思广益、开动脑筋；为扩大医院的影响和知名度，吸引更多的病员，我们不断学习，提高我们自身的业务水平，改善我们的服务态度。虽然我们每个人只是医院微不足道的一个分子，但我们愿意伸出我们热情的手，为医院的生存与发展献出我们微薄的力量，时刻以医院发展为己任，牢记“医院靠我发展，我靠医院生存”的宗旨。平凡的工作岗位有辛酸、有疲惫、更有执着。激情如花，绽放我们青春的风采；激情似火，升华我们生命的价值，激情愈燃愈烈，于是我们有了更大收获，收获得是人格的升华、意志的磨练、情操的陶冶。为病痛之中的患者送上一个会意眼神，一个微笑，给他们以鼓舞，给他们以心灵的慰籍，让他们痛苦而来，微笑而去，这才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生活的全部。

检验科是医院的一部分，也许没有人能体会我们检验工作的烦琐，每天，当我们穿上白大衣走进工作间，面对各种各样的患者，听到的是痛苦的呻吟，看到的是哀愁的面容，闻到的是散发着各种异味的标本，而我们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和厌烦，牢记职责，一丝不苟，严格操作，认真核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笔下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符号，都维系着一个人的健康，维系着一个家庭的幸福，更维系着我们医院的声誉与荣耀。我很庆幸我是这个集体的一员，我们是团结的，我们是向上的，我们是宽容的，我们是奉献的，当我们这个集体与医院利益冲突时，我们能为医院着想，从大局出发，把一切委屈与不解放在心底下一页，埋头工作。虽然我们的岗位是平凡的，平凡得象小草一样，小草虽小，也一样铺就绿色无垠的大草原！播下春种，就有秋实；洒下汗水，定有收成。

近年来随着病人的增多，科室人员的减少，我们的工作量在不断加大，每天都会有因患各种疾患而不能上楼检查的门诊患者，而我们都会毫无怨言下楼为他们做检查，甚至提供上门服务，除了正常的工作还担负着繁重的体检任务，不管有多少标本我们都保证当天完成，有时一干就到深夜，连续的加班，连续的熬夜，熬红的双眼，熬的大家心里憔悴，甚至累的都想哭但也从来没有人为此有过任何抱怨，更没向医院报过一个加班，因为我们心中时刻装着“一切为了病人，为了一切病人，为了病人的一切”的服务理念，让患者满意，能赢得他们一丝微笑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更何况他们是医院生存与发展的上帝，是我们生活的衣食父母呢！在人生的棋盘上，我敬佩车的风格，坦坦荡荡，直来直去；但我更愿意做一名小卒子，朝着检验事业的奋斗目标，百折不挠，永不回头！

兴衰范文篇4

[关键词]地中海贸易中世纪西欧经济

我们首先简述一下在中世纪地中海贸易变迁的情况。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整个欧洲进入中世纪。在整个中世纪，地中海贸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从5世纪后期到8世纪，地中海上商贸仍旧比较活跃，但整体上呈衰落趋势，并且越到后期衰落的趋势越加剧，这种衰落一直持续到8世纪初。第二个阶段从8世纪开始，这种贸易基本上处于沉默即不活跃状态，销声匿迹的状态持续到11世纪。第三个阶段是从11世纪开始直到近代，地中海的商贸则又活跃起来，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个阶段，即58世纪地中海商贸情况的研究收到文字及考古资料匮乏的局限。但还是有很多证据可以利用。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当时叙利亚人的航海业活跃于西方各港与埃及、小亚细亚各港之间；另一个间接的证据是这个时期各日耳曼王国继续使用罗马金币孛里达[1]p1。这些证据都说明了尽管欧洲历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但地中海商贸并不是一下子就停顿了下来，在中世纪前期以地中海为载体的贸易仍具有相当程度的活跃性。但这里要考虑的是这种贸易与罗马帝国时期相比，是加强了，还是减弱了？

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作为佐证，但我们若想到这个时期欧洲发生多次多次蛮族入侵以及战乱，其对整个欧洲经济及商贸带来的必然是相当消极的结果。因此这个时期地中海商贸的发展与罗马帝国时期相比，应该是总体下降的，所以说这一时期地中海贸易从整体上呈衰落趋势。

下面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大环境来详尽地分析第一个阶段地中海商贸情况的变迁。从5世纪初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组成的松散联盟大举入侵罗马帝国开始，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的浪潮一直持续到8世纪初。这一浪潮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代表是西哥特人、勃艮第人与汪达尔人，他们都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这一阶段的入侵是式的、史诗式的。远距离的征服活动使他们各自所建王国距出发地过于遥远，另外再加上他们人数较少（相对于占领地臣民），因此他们往往在征服地实行“客户”制度和相对聚居的形式。“客户”制度其实是一种与当地拉丁奴隶主阶级的妥协。例如勃艮第人“客户”接受大地产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二、奴隶的三分之一，而西哥特人在西班牙也只占有既有农场地产的二分之一和租借地的三分之二[2]p113。而相对聚居的形式也削弱了他们对既有经济制度的破坏力。在第一次迁移过程到6世纪中叶基本结束时，在整个西欧，原有的拉丁奴隶主和新来的日耳曼首领共同组成了一个消费人群，这个消费人群的数量及消费能力都有所下降，但却依然存在。而当时的东南欧仍为东罗马帝国统治，其经济规模虽比不上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但也能大致维持。这也就是5世纪到6世纪中叶地中海商贸仍然保持活跃的最根本原因。从6世纪中叶到8世纪初，则是法兰克墨洛温王朝以及伦巴第人对意大利的征服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英格兰的入侵时期。这属于日耳曼人的第二次入侵浪潮，这一时期，法兰克人先声夺人，完成了对整个法兰西和现代德国一部分的征服，伦巴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则用相同的侵略模式完成了对意大利和英格兰的征服。这一阶段入侵的特点是蚕食式的、渗透式的。这种扩张使蛮族王国的统治基础从一开始就相当稳固，这也导致了他们在第二次迁徙浪潮中在土地政策上对第一次迁徙者所采取的妥协式方法－－“客户法”制度的否定。这一次他们对旧的经济制度作了颠覆性的变革，他们几乎接收了原有统治阶级的全部地产，并对之按自己民族的传统进行再分配。正是在这一时期，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在法兰西广泛而牢固的建立起来了。随之到8世纪初伦巴第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都逐渐完成了征服和农村公社化的过程，而曾经实行妥协政策的占领西班牙的西哥特人也被阿拉伯人消灭，使得这一农村公社化运动在除去东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一小片区域在几乎整个欧洲被完成。再加上阿拉伯人还占领了整个北非以及西亚，这就造成了原来地中海贸易所仰赖的消费人群几乎完全萎缩。与这一阶段的欧洲及地中海沿岸其他地区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变迁相对应，地中海贸易经历了从6世纪后半期开始表现为持续的加速的衰落过程，到8世纪初则基本陷入停顿。

从8世纪初到11世纪初，地中海贸易的沉默状态一直持续了下去。其中原因除了地中海世界分成了经常处于敌对状态的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上面所提到的自给自足的庄园或者说农村公社经济制度在几乎整个欧洲确立下来。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再加上当时农业生产效率极其低下，一直到10世纪农业生产中种子与收获物的比例都没有突破1：2[3]p198。当时的人们过着勉强或接近于勉强维持生活的水平，[4]p86根本没有或很少有剩余产品可供投入市场。而当时的欧洲城市还保留中世纪早期修道院那种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精神。必须在城市内生产全部需要的东西，实在不能时，至少亦应在最邻近地方生产。[4]p63除非把农民再次变成奴隶，才能使社会上层形成一个有效的消费群体，这个群体占有绝大多数劳动果实，除留一部分供自己消费之外，其他的都可以换成货币从而在市场上进行消费。而这种现象真的发生了，从11世纪初开始，欧洲发生了一次经济革命，集体表现为：在农村，带有原始社会特征的农村公社解体，农民逐渐农奴化，首领逐渐领主化。领主的消费能力与农民的农奴化程度成正比。另外在这个阶段农村有巨大扩展，耕地面积扩大，收获增加[4]p67。在城市，原来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自给自足的农村贵族领地的特性，现在这种特性逐渐消失，商人们取得政治政治控制权成为城市的主人[4]p233，城市的这种转型使整个欧洲的经济贸易都趋于活跃。商业城市的复兴以及社会上层消费能力的提高刺激着基督徒们在11世纪夺回了对地中海沿岸许多曾为穆斯林所征服的土地，在地中海区域的十字军进展，大大扩大了经济交流的地理范围。[4]p218再加上不久之后12、13世纪随着农业效率的大幅度提升使可供贸易的商品未来越多，地中海贸易的新一个活跃期自然就到来了，地中海的商贸活动终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直到新航路的开辟，它在欧洲各个民族及地区之间的贸易以及对其他洲的贸易中的光辉才逐渐消褪。

注释

[1][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兴衰范文篇5

论国有企业的兴与衰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乏成功的倒子。四川长虹，青岛海尔，是中国国有企业最为成功的代表和典型。然而更多的国有企业却是效益低下，产品积压，连年亏损，职工下岗。为什么同样的国有企业，却有兴有衰呢？我们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国有企业亏损的问题，不能不对此有所深思。中国国有企业的兴与衰，说到底，社会制度、公有制、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其实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无论成功的国有企业，还是亏损的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教科书灌输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对国有企业的兴与衰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事实证明，国有企业并没有因为这些因素而普遍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具有竞争力。同样国有企业也并不是因为这些因素而普遍亏损。相反地，我们应看到，在目前的国有企业中，企业领导个人的素质、能力、品德往往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企业领导个人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一心为公，视职工为兄弟，关心职工胜过关心自己，严格管理，正直做人，带动职工团结一心，刻苦钻研，勤于思考，企业就能够发展、兴盛起来，甚至还可以使亏损企业起死回生、扭亏为盈。如果企业领导个人道德败坏，损公肥私，争权夺利，欺下瞒上，肆意挥霍，贪污腐化，不懂业务，不善管理，任人唯亲，漠视职工生活，那么再有发展前途的国有企业也会败在这些败家子的手中。于是就可能出现富了方丈穷了庙现象，企业倒闭，职工下岗。由此可见，目前决定我国国有企业兴与衰的关键仍在于人治而不在于体制（或者说是法制）。就拿四川长虹和青岛海尔来说吧。据说，八十年代中期四川长虹的品牌可能还不如西安黄河的彩电品牌影响大，四川长虹也不如西安黄河的实力强。然而，四川长虹正因为有了倪润峰，今天才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一彩电品牌。而西安黄河，没有了倪润峰，今天却在亏损的国有企业队伍中徘徊。假如当初西安黄河有了倪润峰，那么完全有可能今天的中国第一彩电品牌是西安黄河而不是四川长虹。同样，假如海尔集团没有了张瑞敏，那么海尔也绝不会是现在的海尔！假如当初张瑞敏到了其他的国有企业，那么完全有可能崛起另外一座海尔式的国有企业。又假如让琼民源、红光实业这样的股份公司的那些败家子们老总去经营四川长虹、青岛海尔，那么四川长虹、青岛海尔恐怕也在劫难逃。中国的国有企业之所以很少能象长虹、海尔一样发展壮大起来，其原因之一，还在于国有企业还较多地存在一种摘桃子现象。所谓摘桃子现象就是当某一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经过辛勤工作，苦心经营，使国有企业出现生机或取得极大的成绩时，往往便可能由于不遂其上级领导之意或者其他种种原因而被免职或调离，其多年来辛苦工作、苦心经营的果实轻而易举地被领导委派的其他企业负责人轻意摘取。而一个新的、平庸、无能、唯上甚至腐败的企业领导往往又会把一个优秀的国有企业旦夕之间搞垮。这样的企业败类却没有任何体制或制约措施阻止他再调到另一个国有企业继续当领导，甚至还会平步青云。所以摘桃子的现象愈多，能够发展、兴盛起来的国有企业就愈少，而亏损企业却愈来愈多。幸运的是，四川长虹、青岛海尔没有被人摘桃子，所以才有今天的长虹和海尔。这种种的事实说明，今天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壮大，还过份地依赖"能人"。然而，即使是在国有企业中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一些"能人"，也很少有能够善始善终者。据报载，1987年国家有关部门评出的全国首批"金球奖"国企优秀企业家，十多年后的今天，硕果仅存只剩三人还在职。除调离岗位的外，有的人还走上犯罪的道路，典型的如于志安。象倪润峰、张瑞敏这样的"能人"对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壮大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但我们并不能完全依赖"能人"。"能人"什么时候、什么社会制度都有。"能人"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可能成功。所以这并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我们应建立制度优势，体制优势。这种制度优势、体制优势应在于：（1）能够把最优秀最出色的企业家吸引并推选到国有企业的领导岗位上，使形形色色的"能人"愿意并能够为国有企业贡献力量；（2）能够必然地调动起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主人翁意识，使职工关心企业，努力工作；（3）有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及时避免和制止损害国有企业利益的行为；（4）保证企业的决策行为有序、高效、科学；（5）那些平庸、无能、唯上、腐败的国有企业领导能够及时被淘汰。只有建立起这样的国有企业制度或体制，才能使更多的国有企业发展和壮大，也才能减少国有企业的亏损与衰落，最终建立起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制度。缺乏这样的体制或制度，那么个别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壮大只能是幸运，更多的国有企业亏损和衰落则不可避免。

兴衰范文篇6

【摘要题】职教史

【关键词】职业教育/兴衰/制度分析/市场化

职业教育是以培养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具有专门职业技能的人才为目标的。因此，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容易与社会、市场相联系的教育种类。但是，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却发现这一原本能够最好适应市场的教育种类却没有得到兴旺的发展，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我们把兴办和从事职业教育的院校作为一个组织群落进行研究，揭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制度学含义。职业教育具有内容多元化、结构多层次、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特点，因此，我们只能择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研究。我们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过程中也会涉及少量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容。

在考察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利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对其市场化取向的兴衰加以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职业教育之所以会走出这样的轨迹，是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外部力量包括：政府的作用、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及市场的作用；内部力量则表现为职业教育组织内部一些重要条件的缺失。

中国职业教育的兴旺依靠的是政府的扶持和市场的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因自身发展不完善而留下的发展空间；中国职业教育的衰落则缘于自身缺少制度化的努力以及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稳扎稳打和成功完成。也就是说，中国职业教育始终没有完成市场化的制度变迁，只是单纯地依靠并满足于政府的倾斜政策和资金划拨，以维持存在和发展。这使得它既无法长期稳定地从市场中吸纳资源（生源、办学力量、信息等），也无法有效地将资源（毕业生、信息等）反馈市场。而中国职业教育依赖并满足于这基础不牢的兴旺的原因在于，其内部没有形成压力团体，没有精英力量的支持。对此，下文将予以详细分析。

一、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衰过程

期间，以为代表的政治集团批判刘少奇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使得各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停办下来。中等教育前期和后期的衔接，由多项变为单项，几乎所有的初中毕业生都升入普通高中。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的职业教育也开始恢复和发展。我们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阶段的划分是以全国的整体情况为依据的；由于各省市、各地区的职业教育有起步早晚、发展快慢之分，所以个别地区和事件并不完全与之对应。大致说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恢复阶段

这一阶段从1978年开始，至80年代中期结束。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政府和市场共同要求并推动了职业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1)政府恢复了职业教育的合法地位，并在政策和资金予以扶持。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中等教育要有计划地多举办各种门类的中等职业教育，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方面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1986:182.）之后，中共中央就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频繁文件。最重要的文件是1981年5月批转的《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明确了职业中学的性质、学制、教学内容以及培养目标等。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政策，如北京市《关于当前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几点意见》、辽宁省《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这些文件不仅使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了政策依据，还有效地为职业教育创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如在招工用人方面给予倾斜性政策。

各级政府还切实地给予职业教育以资金支持。1983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追加发展城乡职业技术教育开办补助费的通知》规定，1983年由中央财政对教育部门办的职业技术教育追加一次性开办补助经费，各地政府要把钱用在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最急需的方面。1983年—1985年中央财政每年划拨5000万元的职教补助费，各省、地、县财政也相应增加了职教补助费（注：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1986:97.）。

(2)我国的职业教育开始面对市场，走出多样办学的道路。

在政府决策的同时，市场的指挥棒也开始发挥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得以落实，城市经济改革开始启动，小城镇发展也呈现兴旺的态势，市场上需要大量的实用性技术人才。以农村为例，农民们普遍反映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不顶用”、“啥也不是”，他们文化底子薄，又不会科学种田等劳作技术（注：辽宁教育科学研究所.农村公社中学教育情况的调查[J].教育研究.1980，(5).）。市场要求一部分学校改革教育模式，采用文化课与技能课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按需设科，有针对性地培养实用性专业技术人才。

事实上，从恢复发展之初职业教育就坚持走多样办学的道路。除原有的办学力量——教育部和学校外，社会上的办学力量也被动员起来。企业与教育部签订办学协议，争取双赢；社办职业中学赢得好评；政协动员各派、全国工商联兴办各类职业教育和补习班。而农村的职业教育学校，教育部门可以办，公社、联队和生产大队集体可以办，各单位自己可以办，私人也可以办（注：匡计洪.农村经济变化给教育提出的问题[J].教育研究，1981.(3).）。

2.发展阶段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中国职业教育基本上属于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表现为职业教育的招生数逐年上升，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喜人，形成良性循环的态势。

进入这个发展时期，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大量增加，招生数和毕业生数也有大幅增加。

《全国各级普通学校基本情况》，《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88-1992)，人民教育出版社

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受到市场的欢迎。1982年，北京市首届职业高中班毕业生有707人，他们蠃得了社会各方面的赞扬和欢迎。人才需求之紧迫，甚至出现了提前预定的争抢局面（注：陈朴、金宝成.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作用[J].教育研究，1983(4).）。

喜人的就业形势刺激了职业教育的招生。1985年沙市职业技校在校生比普通高中多（注：丁炳昌.沙市职业技校在校生比普通高中在校生多[N].光明日报，1985-4-4(2).）；常州市职业学校在校生比普通中学多（注：毛荣方.吧中等教育机构改革纳入经济发展轨道常州市职校在校生比普通中学在校生多[N].光明日报.1985-12-16(2).）。北京、武汉等市的初中毕业生流向大变：普高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门（注：武汉今年初中毕业生流向大变：普高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门[N].人民日报，1988-7-3(2).）。过去倍受冷落的职业高中如今变得门庭若市，尝到了面向市场办学的甜头。

此时，政府的态度是再接再厉，继续推进。1991年11月，国务院发出决定，要继续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1992年2月，陕西省政府对培训与就业做出明确规定：要就业吗？先参加职业技术教育（注：陕西队培训与就业做出明确规定：要就业吗？先参加职业技术教育[N].人民日报，1992-2-19(2).）。

如此兴旺的发展态势，使得职业教育在1993年实现了7年前提出的发展目标，即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学生数的比例达到1:1（注：张殆复.七年前提出的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已实现中等职教和普通高中学生数1:1[N].光明日报，1993-2-5(1).）。

3.发展停滞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开始出现停滞状态，后来甚至出现衰落的迹象。表现为招生人数减少，招生后不报到的人数增加，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迅速减弱。

2000年和2001年的职业中学的招生情况甚至不如1995年；反观普通中学的招生情况，招生数量逐年增加，增长的幅度也比较大。因此，在高校、普通高中扩招的情况下，职业学校新生不能报到的人数有所增加。以1999年的北京市为例，中专学校统计未报到的新生达2500多人，职业高中未报到的新生达6200人（注：中国教育年鉴，2000:386.）。此外，更值得指出的是职业教育的整体规模效益不高。1998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约2200所，除普通中专校均约1200人以外，其他几类学校校均规模只有500人左右（注：中国教育年鉴，2000:153.）。这似乎也说明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困境。

二、中国职业教育兴衰过程的制度分析

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恢复、发展和发展停滞这三个阶段，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发展轨迹呢？笔者以为，这是职业教育在“市场化”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得失所致。下文对这一过程将予以详细分析。

1.政府协助职业教育完成了初步市场化

(1)为职业教育奠定合法化基础

结束后，政府看到了市场与普通高中及高校人才培养能力之间的张力，并试图以国家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思路。出台政策，落实拨款。

1978年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相继发表讲话、中央政府也陆续了不少文件，如《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关于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加强合作，促进就业前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意见》等，表明中央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的意见。在《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途径是将普通高中改办成中等职业学校。这样就使职业教育以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名义恢复和发展起来了。

地方政府制定的倾斜性文件更加具体化。北京市出台了“六优先”分配政策，即劳动就业优先安排；招工招干指标优先安排；毕业生不参加招工考试，优先直接录用；允许联办单位、委托代培单位、预定毕业生单位，按协议优先挑选毕业生；允许优秀毕业生挑选工作岗位；个体开业者，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优先发给营业执照。另外，各地政府还组成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小组，切实解决职业教育办学经费和校舍等问题（注：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1986:96.）。

这些倾斜性政策对于稳定招生、合理分配毕业生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开辟了空间。这些政策凭借政府独有的强制力增强了市场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使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一度呈现喜人的局面。

(2)推动职业教育走向市场

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政府一方面直接给予拨款支持，1983年—1985年中央财政每年划拨5000万元的职教补助费；另一方面，政府以优惠政策鼓励、吸引社会力量办职业教育，如减免校办工厂的税收，使一些企业愿意投资职业教育。政府还出面为学校和社会力量牵线搭桥。政府以这样的方式将职业教育推向了市场，使职业学校和市场直接面对面，从招生到毕业生就业都以市场导向为主。

政府通过倾斜性政策和提供办学资源的做法，使职业教育获得了合法化地位，也使职业教育从市场中吸纳了办学资源，并将其毕业生顺利投放回市场。由此，职业教育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完成了初步市场化。但是依靠政府营造发展环境也为职业教育的后续“市场化”发展埋下了危机。要彻底完成“市场化”的制度变迁，终归要依靠组织内部的力量，而这正是中国职业教育所缺乏的。

2.职业教育的内部力量缺失使其发展丧失后续力

组织内部力量的缺失以及组织自身利益目标的尚未形成是造成中国职业教育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1)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是在高等教育的控制下选择出来的。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这意味着中等教育要遵照高考指挥棒的指示行事。在此情况下，只有那些升学率高、教学质量高的中学才能生存。而所谓的“四低学校”——师资水平低、学生起点低、教学质量低、高考升学率低——则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他们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就要另辟蹊径，提供社会所需的教育内容，即开办中等职业教育。

由“四低学校”作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决定了其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这一点在与高等教育的对比中，显得愈发清楚。职业教育中缺少有实力的人物——充当国家的智囊团、甚至本身就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这样，职业教育与国家讨价还价的机会就很少，没有能力像高等教育那样提出明确的市场化要求，又不敢冒然放弃政府提供的扶植，否则连仅有的合法化地位以及初步的市场化成果也可能丧失殆尽。

职业教育对政府的依赖使其无法突破原有的制度框架，只能承受框架的约束，这突出地表现为，在政府配套改革滞后的状况面前，职业教育发展受阻。由于劳动准入制度不完善，一些用人单位继续招聘未经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低素质劳动力，挤占了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又由于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职能方面，出现职业技术培训、国家技术等级考试、安置就业三者合一的现象，因此导致了内招和名义上“培训”的弊端。由于内部缺乏精英力量，职业教育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默默承受。

(2)缺少合法化的根本依据，未形成组织利益

职业教育始终都没有凭借自身能力完成其真正合法化的过程。我国职业教育的状况是，学历、文凭的等级认可程度低，且没有形成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一点在下文中将做详细阐述）。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巩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心态以及缺乏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等问题都迫切地要求中等职业教育建立起强大的认可体系，这既是其进行合法化的根本依据，也是其组织群落形成明确而坚实的组织利益的前提。可是，即使在职业教育发展到鼎盛的时期，这一过程也没有能够完成，而只是单纯满足于对国家技术等级考试这一制度的依赖。但是，这一资格考试制度却由于人事制度等配套改革的滞后而缺乏效力。

3.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带来的竞争效应：职业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被进一步缩小

我国的教育制度是以高等教育为主导的，因此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势必会引发职业教育组织群落生存环境的相应变化。笔者以为，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基本完成，不仅缩小了职业教育的市场生存空间，而且还表现出对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控制性特点：

(1)选择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

高考制度的恢复意味着教育制度的筛选功能开始启动。只有教学质量高、升学率高的普通高中才能在这样的教育制度环境中生存，而面临生存危机的“四低学校”则转而以开办职业教育为突破口寻求新的生存空间。这就是高等教育为职业教育选择办学力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职业教育恢复和发展的途径也同时被确定下来，即由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学校。

在巨大的市场力量面前，在急需大量实用性技术人才的现实面前，自身发展尚不完善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完全压制职业教育的发展，但它却可以为其选择低下的办学力量，使职业教育的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从而限制职业教育的发展潜力。

(2)控制职业教育生源的整体水平

众所周知，要进入高等院校，就必须经过层层筛选，其形式是通过各个层次的选拔考试——从中考到高考。如果以职业教育为考察对象，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职业学校接收的都是逐级“淘汰”下来的学生。

(3)对职业教育办学空间的影响

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办学空间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程度有关。职业教育的兴起期正是高校改革的尝试期，此时，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还没得到解决。这对职业教育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机。具体说来，高等教育存在以下问题：①专业设置过细过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②忽视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③包分配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降低，上进心受到削弱，毕业生不受市场欢迎。

而这些问题在职业教育中得到了克服：①职业大学的专业设置是与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紧密相联的，许多专业都是老高校的缺门或薄弱环节。如金陵大学的档案、商业会计、工业会计、给水排水等22个专业，都是事先与省、市财政、城建等厅、局以及石油化工公司等20多家单位共同调查协商确定的。专业设置灵活，针对性强（注：我国短期职业大学已达52所[N].光明日报，1984-3-5(2).）。②职业大学改革了一切都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如南京热能工程学院就是依靠社会学术团体的力量办起来的，不要国家一分钱。职业大学的学生缴纳一定的学费，实行走读，生活社会化，毕业后不包分配。克服“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端，激发学生的上进心。③毕业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普遍反映肯干、好学、顶用。

但是当高等教育的组织利益确立之后，高校渐渐实施扩大招生、自主择业等政策，改革过细过窄的专业设置，密切联系社会上的各种组织，力争使其培养的人才符合社会的多样需求。高等教育在提高自身实力的同时缩小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

(4)对职业教育合法化的影响

在高等教育的利益稳固形成后，它切断了职业教育贯通发展的道路，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如果说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发展途径的选择是自下而上的——利用普通高中与职业中学的竞争关系，那么它对职业教育合法化的影响就是自上而下的——造成职业大学对普通高校的依附关系。

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后续发展能力的限制是通过两种途径完成的。一是借助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竞争优秀的生源和良好的师资。从最初的“四低学校”我们就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办学力量之薄弱、办学力量地位之低下。二是使职业大学依附于它，途径是为职业大学中通过自学考试的学生颁发普通高校的文凭。职业大学并非提供我们期待的“高等职业教育”，而是成为了自学考试的培训基地。这样，高等教育就截断了职业教育从中等到高等的贯通发展之路。这意味着进入中等职业教育，就进入了一个孤岛，因为其毕业生在职业技术方面继续深造的后续可能性很小，他们很难走向高级技术领域，很难得到更高的技术学历。由于缺少持续发展的机会和能力，社会给予他们及其毕业学校的认可度就十分有限了。而市场的需求与市场的认可度是共同起作用的，只有当需求增加、认可度提升同时具备的时候，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才能得以保证和拓展。这二者缺一不可。

这一点通过职业教育兴起时期和没落时期情况的对比，可以清楚看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落实、城市经济改革的开展以及小城镇的兴起，市场对职业技术人员的需求量猛增。此时，市场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也很高，这是由于政府在稳定招生、促进就业、筹集资源等方面的大力扶持；还因为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弊端，其毕业生不符合市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教育虽然还远远未达到真正合法化的程度，但已经足够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投资办学、接受毕业生。然而，90年代中期以来，职业教育一直面临市场认可度降低的困境，因此，即使市场对实用性技术人才的需求依旧迫切，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还是在急剧缩小。造成市场认可度降低的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自身没有高等学历授予资格、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政府配套改革的滞后等。

三、总结

兴衰范文篇7

论文摘要：正义问题是柏拉图研究城邦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柏拉图认为城邦的衰败是由于未能把握正义真正的内涵，导致个人生活的失范和城邦的失序，城邦的复兴取决于人们正确把握正义的内涵并以此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正义的真正内涵在于个人心灵的三个组成部分和城邦的三个等级各安其位，各尽其职。正义是个人和城邦的福趾所在。

正义问题是柏拉图研究城邦政治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柏拉图认为，城邦的衰败是由于人们行为的失范，而行为失范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柏拉图的任务便是正本清源，还正义以本来面目。通过对当时流行的正义观的批判以及对个人和城邦正义内涵的揭示，探讨导致城邦衰败的原因以及城邦复兴的路径，进而提出比较系统的政治正义思想。

一、正义不是什么——对几种流行正义观的批判

(一)对“正义是欠债还钱”的批判

在《理想国》的一开始，柏拉图通过向对话人之一的克洛法斯请教老年人的生活境况，引出了时下流行的第一种关于正义的观点，这就是“有话实说，欠债照还”。对于这种正义观，柏拉图举例说，假如有位朋友头脑清醒时将军械存于我处，而他在疯了之后，前来索取其所存放的东西，这时，我该不该把军械归还给他?显然不能!因为在他不清醒的时候将军械还给他，既对他自己不利，也对他人和社会不利。如此，“有话实说，欠债还钱”就不是绝对正确的，将它视为“正义”的内涵也是不合适的，不能用一个似是而非的定义来作为正义的内涵。克洛法斯因献祭而离去，其子玻勒马霍斯接着讨论。

玻勒马霍斯开始仍力图通过引述诗人西蒙尼德的观点，来证明其父“有话实说，欠债照还”观点的正确性。然而，在苏格拉底的步步紧逼下，不得不逐渐改口，提出正义就是“以善报友，以恶报敌”的新定义，以便对上面遭到诘难的定义进行修正。对于新定义，柏拉图则从生活实例人手，由浅人深，环环紧扣地进行驳难。(1)一个正义之人究竟在什么样的事情上能够利其友而伤其敌呢?答案如果是在战争中与友人联手攻敌之时，那么，正义便只在战时有用，而在平时无用了。(2)如果正义要在平时也有用，这种有用应该体现在什么方面呢?答案是在储蓄金钱上面。然而，人们只有在不用时，才会把钱储存起来。如是，合乎逻辑结论便是，当金钱无用时，正义才有用。(3)按相反相成的道理，两人相搏，善击人者即善拒人之击者；善于保存一物者，即善于窃物者……如是，则“正义”之人变成了善于偷窃金钱的人。“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岂不成了“盗窃之术”?(4)更重要的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立场不同，对同一事物的判断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人以为善者他可能以为恶，他以为恶者人可能以为善。如果确实出现这样的情况，则“正义”之“以善报友，以恶报敌”就反过来变成了“以恶报友，以善报敌”了。

(5)如果“正义”确实是“以恶报敌”，即伤害敌人，而伤害敌人就是使其失去人之所以为人的美德，就像伤害一犬使其失去“犬之为犬”的美德一样。而人如果失去美德，就不是“正义”之人了。如此，则“正义”就变成能使人成为不“正义”之人。而这是不合理的。一句话，无论是“欠债还钱”，还是“以善报友，以恶报敌”都不是正义的真正涵义所在。

(二)对“正义是强者的利益”的批判

柏拉图这种只破不立的探讨问题方式惹恼了另一对话者色拉叙马霍斯。他声言，他要直截了当地提问，也要柏拉图直截了当地回答。他认为，“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1】(引，亦即政府的利益。因为政府(不论是专制的、贵族的、或民主的)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制订有关法律，昭示于民：“凡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的；谁不遵守，他就有犯法之罪，又有不正义之名。”n】(19)对于色

拉叙马霍斯的观点，柏拉图是这样进行驳难的：(1)政府(统治者)进行立法时不可能一贯正确，如果它的法立错了，就可能对他们造成损害。如果正义是强者(统治者)的利益，那么，当统治者制定错误的法律时，正义就变成对统治者(强者)有害了。(2)凡从事某种技艺的人都以完善该项技艺为根本目的，并不顾及自身的利益。比如，医生关心医术的完善以利于病人的身体健康，而不顾及自己的利益；船长关心航海术的完善以利于航行与船员的安全，同样不计及自身的利益。因此，任何技艺都应该以其被支配者的利益是从；同样，统治者当然也须以百姓利益为前提。于是，柏拉图同样得出结论，“正义”的内涵也不可能就是强者的利益。相反，作为统治者，其立法和统治都必须以被统治者(百姓)利益为依归。

(三)正义与不正义何者有益，何者能带来幸福?

穷途末路的色拉叙马霍斯不得不承认“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的命题是不成立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观点，换一个角度，从正义与非正义何者对人有益，何者能给人带来幸福的角度，继续为自己的命题辩护。他提出，不正义较正义有利，是因为它能给人带来更大的利益。

对此，柏拉图又从四个方面作了剖析。首先，就技艺而论，音乐家比非音乐家是“既聪明又好”，但音乐家调弦定音的目的不是为了胜过其他音乐家，而是要超过非音乐家。可见，一个有知识的“既聪明又好”的人，是不愿超过其同类的，而只愿超过与自己不同或相反的“异类”。同样，正义之人也是不愿超出“同类”，而只愿超出“异类”的；相反，不正义之人热衷于利益角逐，他既愿超出“异类”，也力图超出“同类”。由此可见，只有正义的人，才充满智慧和美德；而不正义的人则相反。

其次，不正义往往会引发人与人之间的争端和仇恨，而正义则能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彼此和谐相处。不正义是引起城邦、军队内乱的根源，是导致团体内部力量涣散的罪魁祸首。即便是对于个人来说，不正义也会使一个人自我矛盾，相互冲突，无法行动，导致自己与自己为敌。

再次，任何事情都有其自身特有的功能和德性，如果事物失去其德性就会失去其独有的功能。就像“眼”的功能是“看”，“耳”的功能在于“听”；人的心灵(灵魂)的功能在于管理、协调、指挥和计划等。

“眼”或“耳”如果失去其德性或有缺陷，则“眼”或“耳”就不能“看”或“听”；心灵如果失去其德性或者有缺失，那么，心灵的管理等方面的功能也就得不到很好的发挥。柏拉图指出，正义是心灵的德性，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人心善则其人也善，人心恶其人必恶。因此，只有正义的人才能幸福安康，不正义的人则相反。而幸福安康即是有益，灾难痛苦则为无益。

二、正义是什么——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

(一)格劳孔的“辩护”

柏拉图认为，人们追求一物之“至善”的目的，从理论上分析有三种可能：一是人们喜爱它，只是为了它本身，而不是要它的后果；二是既为了它本身也为了它的结果；三是不为了它本身，而只是为了它的结果。《理想国》另外一位对话者——格劳孔及其兄弟阿拉克西曼德与苏格拉底一样，认为人们追求的正义是属于第二种，但为了将这个问题分析透切，他们愿意站在色拉叙马霍斯的立场上来提出问题并作进一步的“辩护”。

首先，一般人认为，凡实行不正义之人必然得利，而遭受不正义影响的人必然受害，且受害往往多于得利，只得利而不受害是不可能的。于是，人们便放弃单纯的获利或受害，制定出公认的法律，以使每一个人尽可能的多获利而少受害。如此，人们便“把守法与践约叫合法、正义的。这就是正义的本质和起源。州¨‘可见，正义在本质上是最好与最坏的居间者。它之为大家所接受和赞成，就不是因为它本身真正善，而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力量去干不正义，任何一个真正有力量作恶的人绝不会愿意和别人订什么契约，答应既不害人也不受害——除非他疯了。[1¨附’亦即只有无力于不正义的人才希冀正义，才恪守法律和契约。

其次，那些做正义之事的人并非心甘情愿，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们既没有本事作恶，又无力防止作恶者加诸自己身上的损害。一旦可以作恶，就像寓言中所说，人们如果有吕底亚人古各斯两种金戒指的隐身之术n】(’，则不论任何人都会置正义于不顾，无所顾忌地去谋取一己之私利。

再次，要彻底辨明正义与不正义到底何者对人真正有益，最好的办法是把两者都推向极端，考察纯粹的、极端的正义与不正义，这样才能看清楚问题的实质。格劳孔认为，所谓极端的不正义就是指不正义达到极限时，一个人不仅任意妄为，干尽一切坏事，而且，还使人察觉不到他的不正义行为，甚至把他的不正义行为反称作“正义”，他可以借“正义”之名大获其利，大得美名。反之，所谓极端的正义则是指为正义的本身而非正义所带来的后果(有名有利)才实行正义。实行这种正义的人即使受苦受辱，甚至“国人皆日可杀”，仍大义凛然，鞠躬殉道，死而后已。如此，何者有益，不言自明。

复次，至于习惯上对“正义”的称颂和赞美，如父母以“正义”教育子女，师长以“正义”教育学生，等等，这实际上不是在赞美真正的、纯粹的正义，而是在赞美“似是而非”的“正义”。因为，他们赞美正义，并不是出于对正义的纯洁的崇敬之心，称颂正义本身，看重的是正义带来的好名声。

对于格氏兄弟的“辩护”，柏拉图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楚这样两个问题：(1)什么是真正的正义与不正义的本身——即“真是”，而不是正义与不正义的外表——即“貌似”。(2)真正的正义与不正义对它的拥有者，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苏格拉底从“大而显者”人手，先探讨城邦的正义，再探讨个人的正义。公务员之家

(-)城邦的正义

什么是城邦(国家)的正义呢?柏拉图首先构建了一个“理想城邦”，然后认定“理想的城邦”必然是一个“完善”的城邦，而一个“完善”的城邦必然是一个具有各种美德的城邦。这些美德包括“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

为什么呢?柏拉图认为，由于理想的城邦是经过精心的谋划建立起来的，而这种谋划是需要知识的，这种知识还不是一般的知识，是治国的知识。具备这种知识的城邦必定是深谋远虑、充满智慧的城邦。于是，智慧的美德在城邦中的存在就是不容置疑的了。勇敢是一种保持。保持什么呢?在柏拉图看来，“就是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物应当害怕——的信念。”…(n勇敢这种美德存在于作为城邦的护卫者——战士的身上。柏拉图认为，节制不同于智慧和勇敢，它不体现在城邦中某一个具体的等级之中，而体现在各个等级的相互关系之中，表现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上，就是说“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和协调。”…(眦’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构建理想城邦时所确定的严格的社会分工原则：“每个人必须在国家(城邦)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嗍’“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n柏拉图指出，正义虽然是城邦中最后发现的美德，但它却是建国的基础，是其他三种美德得以产生、存在并得以维护的前提。只有“正义”最能使城邦至善，最能维持城邦的秩序与和谐。因此，所谓城邦(国家)的正义，就是组成城邦的三个等级(统治者、护卫者和农夫、工匠)各安其位、各尽其职。公务员之家

(三)个人的正义

柏拉图认为，城邦是放大了的个人，个人是缩小了的城邦。类似城邦中的三个等级及其关系同与之相应的美德，在个人身上也可以找到。柏拉图指出，与城邦三个等级相对应的是人的心灵中的三个组成部分——欲望、激情和理智，在这三个部分中理智是心灵中的理性部分，统辖着整个心灵；而·激情是理智的盟友州¨，辅佐它对心灵进行管辖。当理智和激情联合起来制服无理性的欲望时，整个心灵便达到了和谐。在个人的灵魂中，我们同样也可以发现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这四种美德。

由于理智是心灵中的理性部分，在每个人身上都起着领导和传授信条的作用，它“被假定为是这个个人身上的懂得这三部分(指理智、激情和欲望)各自利益也懂得这三个部分的共同利益的州东西，因而，其美德就是智慧。“如果一个人的激情无论在快乐还是在苦恼中都保持不忘理智所教给的关于什么应该惧怕、什么不应该惧怕的信条，那么，我们就因他的激情部分而称每个这样的人为勇敢的人。”n¨H7o)“当人的这三部分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还不是有节制的人吗?”个人灵魂中的正义实际上是指灵魂中的理智、激情和欲望三个部分各自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不相互干涉，起其他部分的作用。正义的人“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l】m’这样，如果有必要做什么事情的话，不管是在挣钱、照料身体方面，还是在某种政治或私人事务方面，他就会做起来。并且在做所有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他都坚信“凡是保持和符合这种和谐状态的行为是正义的好的行为，指导这种状态的知识是就是智慧，而把只起破坏这种状态作用的行为称作不正义的行为，把指导不和谐状态的意见称作愚昧无知。”①柏拉图指出，“不正义”就是人的灵魂“三个部分之间的斗争不和、相互间管闲事和相互干涉，灵魂的一个部分起而反对整个灵魂，企图在内部取得领导地位。”…’’总之，正义与不正义“完全像健康和疾病，不同点仅在于后者是肉体上的，前者是心灵上的。”…’正义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心灵的健康，美而强有力”；不正义是一种邪恶，“是一种心灵的疾病，丑和软弱无力。眦”Ⅲ’

三、正义与城邦政体——对正义与不正义何者对人有利的再阐释

(一)哲学家(贤人)与僭主何人生活更快乐?

柏拉图分别从政体运行、人的心理以及人最直接的感官体验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从政体角度看，在各种政体中，专制政体中的僭主的生活最不幸福。在柏拉图看来，(1)在僭主政体中，只有少数僭主有自由，整个城邦“及其最优秀部分则处于屈辱和不幸的奴隶地位。”[1】(嗍’他们“最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州l】(眦)，生活于这种政体下的人们是不可能有自由幸福可言的。(2)城邦在僭主专制统治下必然是贫穷的。僭主式的心灵被无穷的欲望所苦，也必定感到事事匮乏，没有任何满足、安定之时。(3)僭主政体的城邦经常处于恐惧、痛苦、忧患、怨恨和悲伤之中。僭主式的暴君由于强烈的欲望刺激经常处于这种状态。(4)僭主式暴君实际上过着一种“恶的生活”。他就像拥有大量奴隶的奴隶主，全靠武力维持其统治，他时刻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担心奴隶的反抗和报复。u“嗍’(5)僭主所具

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使其“更加嫉妒，更不忠实可信，更不正义，更不讲朋友交情，更不敬神明。……结果他不仅使自己成为极端悲惨的人，也是周围的人成了最为悲惨的人。呲“‘吣’其次，从人的心理角度看。柏拉图认为，与人的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相关联的有三种不同能力和三种不同的快乐。理智是灵魂中“爱学习”、“爱智慧”的部分，它追求的是快乐是获得知识和真理；激情是灵魂中“爱胜”或“爱敬”的部分，它的快乐是追逐名誉；而欲望是灵魂中“爱享乐”、“爱利益”或“爱钱”的部分，它的快乐是物资享受和感官需要的满足。柏拉图认为，由于每个人天性不同，灵魂中这三个部分的分配比例也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人：偏重于“理智”的人成了“好学者”或“爱智者”(即哲学家一笔者注)；偏重于“激情”的人成了“好名者”、“爱胜者”；偏重于“欲望”的人成了“好利者”、“爱利者”。这三种人的生活目的不同，对幸福的理解也就不同。就经验“快乐”而言，好名者只能经验“荣誉”上的快乐，而不能“经验”其他两种快乐；好利者虽能经验“金钱”上的快乐，却不能经验“学习事物本质的那种快乐，而且，即使他想要这么做，也不容易做到。”…‘嗍’只有好学者(哲学家)不仅能经验“荣誉”上的快乐，也能经验“金钱”与“知识．”上的快乐。故此，就“经验”快乐而言，好学者(哲学家)乃是最快乐和最幸福的人。

再次，柏拉图指出，好利者追逐的是感官的快乐，这种快乐是形似的快乐，并非真正的、纯洁的快乐；只有追求知识的快乐才是纯净的、实在的快乐。因为，一方面，快乐和痛苦是截然对立的，真正的快乐即快乐的自身，绝不能是痛苦；真正的痛苦即是痛苦自身，决不是快乐。但感官上的快乐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另一方面，饥渴是“身体常态的一种空缺”，无知和无智是“心灵常态的一种空缺”…㈣w’。前者以饮食充实其空缺，后者以知识充实其空缺。“用以充实的东西愈是实在，则充实的实在性愈大”…‘邮’，“所感受的快乐也就愈真实”…㈣’。知识和心灵都是关系永恒不变的东西(理念)，它们的实在性大，因此“用以充实和受到充实”的实在性也大，它们所获得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实在的快乐。真快乐离真知识最近，假快乐离真知识最远；离真知识最近的离法律和秩序最近，离真知识愈远的离法律和秩序亦愈远。因此，离真快乐最近的是哲学家，离真快乐最远的是专制僭主。

(二)对“不正义对于一个行为完全不正义却有正义之名的人是有利的”的再分析

既然正义的人获得的快乐要比不正义的人强，那么，是否一个行为完全不正义却有正义之名的人也会获得与真正正义同样的快乐呢?柏拉图指出，我们可以通过塑造一个人心灵的塑像的方法来使问题变得清晰起来。首先，我们设想一只复杂的多头怪兽，它既有狂野之兽的头，也有温驯之兽的头，并且头还可以随意变换随意长出来。然后再塑造一个狮的形象和一个人的形象，并把第一个塑像(即多头怪兽)造得最大，后一个像造得第二大，最后把三像合一，就如长在某种怪兽身上一样。然后给这个联合体以一人形的外壳，让别人的眼睛看不到里面的东西，似乎这纯粹是一个人像。

柏拉图指出，提出“行事不正义对行事者有利，行事正义对行事者不利”这一主张的人等于在说：“放纵和加强多头怪兽和狮精以及一切狮性，却让人忍饥受渴，直到人变得十分虚弱，以致那两个可以对人为所欲为而无须顾忌，这样对人是有利的。”…‘嘲’反之，主张正义有利说的人主张：“我们的一切行动言论应当是为了让我们内部的人性能够完全主宰整个的人，管好那个多头的怪兽，像一个农夫栽培浇灌驯化的禾苗而铲锄野草一样。他还要把狮性变成自己的盟友，一视同仁地照顾好大家的利益，使各个成分之间和睦相处，从而促进它们生长。”…‘眦’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前者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后者的主张则是正确的。

兴衰范文篇8

经过五、六年的仔细观察和认真思考以及一年多埋头写作，林毅夫、蔡方、李周三位学者，把他们的新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以下简称《奇迹》；凡引自该书的只注页码）献给读者。笔者有幸先睹为快，获益匪浅。这是一部颇有水平的理论著作。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奇迹》提出和讨论的是有关经济发展、国家兴衰的重大论题。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各国和很多大的跨国公司都看好中国，中国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所谓“中国模式”。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东方文明大国再次走上兴盛和发展之途，其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传奇色彩。提出和讨论这样的问题，并且有所发现和有所创新，作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解释，其意义可想而知：不仅在学术理论上是一个前进，而且在政策实践上也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对中国本身的改革和发展有明显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也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其次，《奇迹》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的历史和现实。由于作者明确提出和紧紧抓住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是由于选择和实行这一战略的要求而内生地决定的，其已经进行和将要进行的改革也紧紧围绕着发展战略的转变，并在全书中把自己的理论逻辑贯彻到底，因而，不仅做到了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统一，而且实现了改革和发展的巧妙结合。充分显示了作者札实的理论功底和分析能力。这一点是目前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不曾达到的。与《奇迹》的分析比较起来，那些就事论事地描述改革和发展的进程，空泛地、一般地讨论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相互关系，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再次，理论并不深奥，它是简明扼要，易于理解的，理论的简洁性、权威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只有既能解释许多不同种类的事实而又简明扼要的理论才是令人满意的理论”（奥尔森，1982），《奇迹》一书就具有这样的品格和特色。作者提出的理论是比较简洁的，其基本结构是，作为外生变量的“赶超战略”是由政府主动选择的；作为内生变量的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是适应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逐渐形成的；作为参照系的比较优势战略，是实行战略转型的方向和体制转轨的目标。已经出现的增长奇迹，是由于在调整微观经营机制和放松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从而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过去受压抑的部门的增长创造了资源条件；而改革的问题和困难以及改革周期的出现，是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相对滞后；进一步的选择是，以改革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为中心，完全抛弃“赶超战略”，加快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奇迹》的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中国连续十多年高速增长奇迹的发生，而且也说明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不仅解释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失败，而且也说明了亚洲、美洲一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经济陷入发展困境的原因。

最后，《奇迹》的成功，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学规范和方法的力量。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假定是理性行为假定或最大化行为假定。作者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个人和企业、家庭和政府都看作是按照经济理性行为的经济当事人，把传统体制的形成和实践，改革措施的实行和结果，都看作是理性的当事人共同选择和相互博弈的必然产物。由此出发，作者提出和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论假说和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然后用规范的经济学语言、严密的理论逻辑以及大量的经验材料和历史数据加以实证，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说明了改革和发展中的很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其实，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告诉人们某些经济问题的现成结论和一般知识，而是要教给人们正确观察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学习经济学主要是为了获得一种进行经济思维的方法论。读了《奇迹》，读者在这方面一定会有所收获。

二、三个理论分析框架的比较

前已指出，《奇迹》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兴衰，作者们为此提出和构造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在此之前，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外，讨论这一重大主题，并形成自己独立理论体系的还有两个著名代表：一个是诺斯教授的理论，其代表作是《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另一个是奥尔森教授的理论，其代表作是《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兴衰探源》（1982）。三个理论分析框架所依凭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即理性行为假定，所使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都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都对这一主题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为了推进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笔者想借此对这三个理论分析框架作一比较分析。

诺斯教授的理论是从考察西方的经济史中得到的。在诺斯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中，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是两个主要的基石，诺斯教授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了经济增长和经济衰退的根源，对人类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新的解释。

有效率的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国家的行为选择则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不论是否承认财产所有权，都是以某种产权体系的存在和作用为特征，区别在于不同的产权结构在保障个人或集团实施权能和获取利益方面的专一和有效程度不同。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如果能够明确规定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并对之提供有效的保护，就能减少个人活动和努力的成本和费用，增加获利的可能，使个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这样就能增大经济激励，使整个社会更富于创造精神，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反之反是。然而，任何一种产权结构的建立都必须有国家的参与，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博弈过程。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手段且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机构，国家处于建立和保护产权的地位，国家活动的规模经济特征，使得由其提供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基本规则，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因而，个人要求并愿以一定的权利限制和利益损失为代价，来换取国家的服务；但是，这种代价以不超过建立和行使产权增加的收益为限。国家既可以此为限，确认个人经济自由权利，建立起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也可以超过这个限度，侵害个人权利，建立一种能够最大化自己的短期利益但却是无效率的产权结构。国家究竟采取何种行为选择，取决于来自社会和外界的压力和约束，包括作为选民的个人的态度、统治者的国内竞争对手和竞争国家的压力。至于意识形态，其基本功能是使个人和团体的行为方式理性化，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通过人们对制度公平的认同减少“搭便车”行为。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尼德兰和英格兰的成功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失败，正是由于前者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市民社会，约束了国家的行为，因而建立了有效率的产权结构，实现了经济增长，后者出现了国家权力的过分扩张，侵害了个人的权利，建立了无效率的产权，因而在竞争中败北。

诺斯理论提供的解释具有根本的性质。用这一理论来考察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发展，仍然可以说明很多重要问题。改革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其所以不够理想，其所以未能实现赶超的初衷，就是由于国家当时建立的产权制度，不仅其建立和行使的成本超过了它的收益，而且在于它无法阻止甚至是鼓励了“搭便车”行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就是由于着手建立和发展一种有效率的产权结构，逐步缩小了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差距，增大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激励。事实上，注重产权改革和企业改革的经济学家也是这样思考问题的。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因为，说明了这一问题，只是提出而不能解决产权改革的任务。只有从理论上说明了改革前为何和怎样建立了那样的产权制度，而改革又为何和如何形成了今天的产权结构，才能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解释这一问题上，由于面对的具体对象有很大不同，诺斯教授的理论也需要有所发展。因为，我们不仅要说明非国有产权的自然发育，还要解释从国有产权向非国有产权的转变；不仅要说明各种产权形式的创造和作用，而且要说明各种社会力量的成长及其与政府的博弈过程；不仅要说明计划权利的重新界定和交易，而且要说明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和实施；不仅要说明合约方式的变化，而且要说明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的重建。所有这些问题有些是诺斯不曾遇到，也不曾提出讨论的，却是我们直接面对、必须给予回答的，但是，却被作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奇迹》虽然把微观经营机制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用以说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但并未明确提出产权问题，而且从整个行文来看，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重要，只要转变了发展战略，在现有的产权结构的基础上，仍然可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例如，在讨论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时，《奇迹》只考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第120－134页）未提及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讨论改革的成就时，《奇迹》虽然把非国有经济和乡镇企业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依靠力量，也只是认为“管理体制的放松，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激励机制，使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第158－165页）并未讨论这方面进行的产权制度创新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奇迹》多次讨论国有企业的改革，但都没有从产权制度方面提出问题，自然也就解释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

奥尔森教授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框架。奥尔森的理论和方法是以集体行动的内在矛盾和固有逻辑为基础，以分析利益集团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为主线，认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根源取决于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并据以对战后很多国家的兴衰作出了自已的解释。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利益集团。在利益集团，特别是大型利益集团中，一般都不是依靠所提供的集体利益来取得其成员的支持，而是依靠所谓“选择性剌激手段”的惩罚和奖励作用，根据其成员的贡献来决定是否向其提供集体利益。由于个人行为的理性特征和集体利益必须分配给集团的所有成员的性质，决定了有选择性剌激手段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手段的集团更易于采取集体行动，较小的集团比较大的组织更易于采取集体行动。由于利益集团的结盟性质和排他特征，或者组成卡特尔，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必然阻碍技术进步、资源流动和合理配置，或者进行院外活动，扩大政府管制，提高利用法律、政治和官僚主义以及通过讨价还价和复杂协议而获利的报酬，这一切都会增加社会交易成本，降低社会经济效益，因而，利益集团的活动不能增加而只能减少社会总收入。所以，利益集团的发展和强大就会阻碍经济增长，利益集团的削弱和重组也会促进经济增长。战后的德国、日本，由于动乱、战争和被占领，使得特殊利益集团锐减，在建立了自由和稳定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生产有了相当迅速的增长，出现了“经济奇迹”。而稳定和和平使英国的利益集团持续发展，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网，造成了英国经济的衰落。瑞典和挪威虽有强大的利益集团，但其主要利益集团都是高度综合性的，可以更多地使用各种剌激手段，在内部消化由于低效率政策而付出的成本，倾向于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进行收入再分配，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西欧共同体的建立及其各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是由于实行了贸易自由和要素流动，而且是由于管辖权的统一使利益集团的垄断和影响受到限制。印度虽然奉行了自由贸易政策，但由于以种姓等级制度为特征的利益集团的抑制作用，阻碍了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美国各州的经济发展及其与特殊利益集团人数相关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理论。此外，这一理论还能说明宏观经济行为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进而对滞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奥尔森的理论不仅具有独特的分析角度，而且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用这一理论来考察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发展，也可以得到很多新的认识。改革前的国有经济和重工业部门也许是中国社会中最强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团，政府是其利益的集中代表。（也许，有人会以国有经济的普遍性为由否认这一点，或者认为即使如此，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利益集团，必然以社会利益为重，其实不然。在我国，生活和活动于国有经济部门的社会成员还不多，重工业部门的人数就更少）因而，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并不是全社会利益的表，而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政府不仅具有一般自然垄断的性质，而且掌握了很大一部分经济的垄断权，并与此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特殊利益集团，其主要职能在于重新分配而不是更多地创造国民收入，这就会改变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效率和产出的下降；政府对一般经济活动的垄断，造成了价格和工资的相对固定以及向重工业部门的倾斜，阻碍了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政府决策的迟缓，议事日程的繁忙，造成接受技术进步和经济变革的滞后。所有这些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分布和发展方向，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其收益相对较小。分权化改革削弱了中央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力量，形成了地区之间相互竞争的局面，改变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安排；国有部门地位的削弱和相对势力的下降，造成了资源的自由流动，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实现了经营决策从政府公共决策向个人和企业私人决策的转变，缩小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弱化了政治统治，部分消除了自由进入有利领域和迅速采用新技术的障碍。这一切就造成了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活跃局面。中国的实践证明，战略选择和改革决策既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又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和公共选择过程，利益集团分析自然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奥尔森从利益集团一旦产生就会长期存在，不会自行消灭出发，崇尚社会变革的激进方式而忽视渐进式改革，似乎也有某些片面性。不仅如此，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个过程，当其是针对原有的利益集团，旨在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而开始形成时，也许在客观上会采取某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行为和活动。特别是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某些新兴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活动有利于市场制度的发育（张宇燕，1994）。《奇迹》在说明渐进式改革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之间?钠胶馐保栌昧艘桓觥巴镀蹦P汀保导噬显擞玫木褪抢婕欧治觯捶袢侠婕诺拇嬖冢辉谒得鳌案铣铰浴钡难≡窈透谋洹⒏母锎胧┑难≡窈透母镏芷诘姆⑸任侍馐保蠖嗍巧缁岢杀竞蜕缁崾找娴淖芴宸治觯鄙俣圆煌嬷魈搴屠婕呕疃木咛蹇疾臁S谑牵嗣橇粝铝苏庋挠∠螅赫难≡窈途霾卟皇谴幼陨砝娉龇ⅲ且陨缁崂嫖荩皇浅鲇诓┺闹辛α慷员鹊氖导剩怯捎诙晕侍獾娜鲜丁U庋焕矗词棺髡叩姆治雒挥衅胱约旱募偕枨疤幔芨械胶芏嗟胤接写徊降耐诰蚝蜕钊搿＊?BR>从以上的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诺斯的理论以产权的形成和变迁为基础，奥尔森的理论以利益集团形成和作用为核心，而《奇迹》的理论则以战略选择为前提，三者各有自己的分析角度和考察重点，都对所论问题提供了自己的解释，因而各有自己的长短。如果说诺斯的理论和奥尔森的理论着重于微观的分析，那么，《奇迹》的理论则着眼于宏观的把握，如果说诺斯的理论集中于基本制度规则的构造，奥尔森的理论专注于集体行动的分析，那么，《奇迹》则把政府政策方向的选择放在首要地位。可见，三种理论并不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互补的。其差别的产生也许与它们各自考察的具体对象不同有关。诺斯和奥尔森考察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兴衰，而《奇迹》讨论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其面对的条件和环境有很大的差别。诺斯面对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自然要把基本制度条件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正是通过提供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表现出来的，因而诺斯的国家理论，强调的与其说是国家的独立行为，不如说是其在相互博弈中作出的选择。奥尔森讨论的主要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问题，这时产权问题已经解决，基本的制度条件已经具备，国家制度及其活动也大致定型，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活动突现出来，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会发展动力的分布和方向，因而对其行为和作用的考察，就成为说明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问题的一个重要关键。奥尔森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对所论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奇迹》面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经济增长的道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制度条件以及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差别很大，其经济发展的成功除了基本的制度条件以外，主要在于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抓住了自己的优势，遵循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经济发展的失败均在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人为地抛弃了自己的优势，超越阶段、揠苗助长的结果。这就是《奇迹》把分析的焦点对准了发展战略选择的原因。

三、几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在比较和评论了几个相关的理论框架以后，我们想就《奇迹》中提到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些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关于“赶超战略”的选择问题

《奇迹》把发展战略作为外生变量，把经济体制作为内生变量，认为战略选择在先，体制形成在后，战略选择决定体制选择。这一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却有点绝对化。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作者把自己的考察范围和分析时段仅仅局限于50年代以后。作者认为，中国领导人其所以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不仅是由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环境决定的，而且也十分直观地反映了政治领导人强国富民的经济理想（第18－27页）。其实，中国其所以选择了“赶超战略”，还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从近代中国的发展来考察，那么，对此就会有新的认识。

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落后了，中国人民遭受了列强的侵略和欺侮，反抗侵略，自立图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不朽篇章。先有洋务运动的师夷制夷，后有民族资本和民族工业的兴起，都是在富国图强道路上的探索和追求。前者的不成功和后者的慢腾腾，一方面把制度变迁和政治变迁推到了前面，另一方面也为制度变迁以后实施“赶超战略”准备了条件。中国共产党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主张，在没有确立重工业优先的思想和认识以前，先有了公有财产制度的概念和计划经济的设想，有了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而行为的明确主张，因而也就有了放弃比较优势战略和选择“赶超战略”的思想和制度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立计划经济制度在先，选择“赶超战略”在后，选择“赶超战略”是由实行计划制度决定的。笔者的这一分析并不是要否定《奇迹》的基本观点，而是想说明，战略选择和体制选择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二者之间也许是相互联系相互决定的关系。

中国选择“赶超战略”既非出于什么个人的好恶，而是中国近展的历史必然和历史曲折。从总体来看，这一战略的实施的确是代价巨大，收益相对较小，但从局部来看，这一战略也的确在一个时期和一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别的暂且不论，有一点也许不会有什么争论，这就是，如果不实行“赶超战略”，也许中国今天还没有自己的原子弹和人造卫星。至于这些东西的意义和作用，人们尽可以作出自己的不同判断。

第二，关于宏观政策环境和市场主体发育的关系问题。

按照《奇迹》的逻辑和结论，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和进一步的选择是，从改变宏观政策环境特别是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入手，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这一观点无疑是有道理的。因为宏观政策环境某些方面的改革的确相对滞后，如金融体制改革，但在一些方面并不如此，如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到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实现了放开粮价，放开经营的改革，为粮食和农产品购销和价格体制转入市场轨道创造了必要的宏观政策环境和条件。但是，进入1994年不久，一些地方粮食供应出现某些紧张，发生了一些抢购和囤积现象，粮食价格随之上涨，中央政府为稳定大局，宣布要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0％之内（这在当时就是不可能办到的），并认为粮食形势有可能危及大局，于是采取措施加强合同定购，限定粮食销价，清理整顿粮食批发企业，同时对棉花继续实行国家统一定价，供销社统一经营。农产品经营的市场化改革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反复。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粮食和农产品经营的市场化不仅要有必要的宏观环境和市场条件，而且要有独立的市场主体和相应的市场组织，形成适当的市场结构。否则市场制度就没有它的实际承当者，市场活动也缺乏它的积极参与者，更无法产生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结和相互制衡，形不成有效的市场结构。目前，集市上虽然出现了一些粮食摊贩，大多是粮食生产者直接的小规模经营，大的粮食私商还没有形成，生产者的销售合作组织也没有出现；虽然出现了一些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粮食和农产品市场，其参与者基本上是国有粮食和商业机构，且交易数量有限，如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日成交量只有几十万吨。粮食购销仍然主要由国有粮食部门垄断经营，其经营活动对基层政权组织的依赖性很大，特别是在粮食收购方面，还不能说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活动。总之，中国目前的粮食市场基本上仍然是一种国有粮食部门独家垄断的结构，一方是强大的国有粮食部门，一方是分散的农户和广大的消费者；粮食从农民的庄稼地走向消费者餐桌的过程，与其说是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行，不如说是按照行政指令行事。放开粮价，放开经营，虽然实现了农民和粮食经营者与政府之间的某种权利交易和权利转移，改善了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宏观政策环境，促进了市场的发育，但是由于取得某些权利的国有粮食部门的二重性质，使得这种权利仍然是一种计划权利，而非自由权利，其最终决策权仍然掌握在政府当局的手里，因而才有收放的交替和死活的循环；取得某些权利的农民，也由于其从属的性质和分?⒌奶卣鳎薹ㄓ行У厥凳┖捅；约旱娜ɡS捎诿挥幸恢侄懒⒍看蟮氖谐≈魈搴椭薪樽橹薪雍褪凳┱庑┤ɡɡ恼庵纸灰缀椭匦陆缍ň褪遣晃榷ǖ模踔潦敲迳系摹G看蟮墓胰够岚讶枚筛┟竦娜ɡ岫拙俚卦倌没厝E┎饭合图鄹裉逯票淝ü痰姆锤春湍孀褪潜厝坏暮筒豢杀苊獾牧恕U庖话咐得鳎镀婕！非康鞲母锖旯壅呋肪呈嵌缘模院鍪邮谐≈魈宓呐嘤捌溆敫母锖旯壅呋肪车南嗷叵担辽偈遣还蝗娴摹＞褪墙饩鱿蠼鹑诟母镏秃笾嗟奈侍猓烤故谴臃趴嗜胧郑故谴哟蚱乒衣⒍希趴裼鹑诨雇黄疲只蚨咄倍鳎际强晒┭≡竦模⒉淮嬖诖臃趴剩纳坪旯壅呋肪橙胧值囊恢盅≡瘛R蛭趴芳鄹瘢患鄹裥纬苫疲撬孀欧枪芯玫姆⒄购托碌氖谐≈魈宓淖炒蠖迪值模趴丶鄹瘢母锲浼鄹裥纬苫疲部梢宰哒馓趼纷印；懵什⒐炀褪瞧渲幸焕＊?/P>

第三，关于实现战略转轨和建立基本制度结构的关系。

《奇迹》始终把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放在中心地位，认为只要实现了从“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就可以保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且认为从改革宏观政策环境入手，建立生产要素形成的市场机制，即可实现这一任务，而对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结构问题不曾提及。然而，作者为此提出的经验证据似乎不太充足。虽然不论是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市场经济国家，凡实行“赶超战略”的，其经济发展都不够理想，但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却没有一个是计划经济国家。这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固有的逻辑使然？从中国自己近十多年的实践来看，同样的宏观政策环境，同样的战略指导，为什么沿海地区的发展如此迅速，而西部地区却相对较慢？除了其他原因之外，难道与东部地区市场制度的发育程度没有关系？须知，市场经济制度并不只是自由定价制度，而是一套完整的制度结构，既包括一系列制度性市场规则，也包括一系列运行性市场规则。前者以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基本规则为本，后者以保护和发展竞争的规则为要。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作为前者的一种表现和后者的主要内容，只有在制度性市场规则实际确立以后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同样，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也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结构建立以后才能真正实行。试想想，香港的经济发展其所以如此迅速，除了外部条件以外，并不是由于港英当局或者什么人制定和实施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而是由于基本制度结构为比较优势奠定了自然发挥的制度基础，为各个行为主体的自由进出和发展创新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最大的行为激励，港英当局的无为而治，正好显示了基本制度的内在力量和决定作用。（英国的发展其所以落后，与香港形成显明对照，并不是由于违背了比较优势的要求，而是由于过度的福利国家政策，损害了人们的经济自由权利，削弱了发展创新的经济激励）其他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其所以实施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不管是否明确提出），是由于各该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其最高当局也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市场制度需要而且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内在要求。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轨中的问题，固然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滞后有关，但根本还在于市场制度基础结构建设的缺陷及其所决定的利益关系使然。试想想，政府为什么不敢也不愿放开利率，改革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尽快完成发展战略的转轨，是因为这样做必然危及大部分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制度的存亡，从而动摇自己立足的基础。只要力量对比的变化不足以使政?谋渥约旱牧⒆慊。颐蔷臀薹ㄗ叱龈慊畲笾行凸衅笠档奈笄灰α慷员仁拐谋淞俗约阂揽康幕。谐【弥贫然〗峁沟慕ㄉ璨拍苡惺抵市缘耐平痈母锖旯壅呋肪橙胧郑渚梅⒄拐铰圆拍芡被竦猛黄啤＊?/P>

第四，关于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问题。

《奇迹》比照激进式改革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认真总结和详细分析了中国改革道路的特征和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前者包括作大蛋糕，增量改革，试验推广和非激进改革；后者包括渐进式改革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改进”，具有内在逻辑上的有序性和不可逆性，能使“分两步跨越同一鸿沟”成为现实，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两种要求之间的平衡。（第246－266页）这些分析运用了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和原理，因而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虽然有些概括和分析还需推敲和深入。不过，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渐进式改革也不例外。一方面，渐进式改革有着明显的优点，即便于保持改革过程的稳定性和逐步发挥改革所产生的增长效应，另一方面，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作为对中国改革经验的理论总结，且旨在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奇迹》对渐进式改革的缺陷和局限不曾涉及，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最近，有人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樊纲，1994；杨晓维，1994），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是过渡经济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改革的初始条件和当时的具体环境。不论作出何种选择，一旦走上改革道路，就会遵循各自的内在逻辑进行。两种改革方式的根本区别有二：一是渐进式改革是先在旧体制旁边或周围发展起一个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份，并随着它的不断壮大来逐步改革旧体制；而激进式改革是先打破旧体制，为新体制的成长铺平道路。二是激进式改革是先确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然后逐步去充实和运行，而渐进式改革则把新体制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的建立放在改革的中后期，在旧体制框架下先培育新体制的因素。两种改革方式的优劣利弊皆由此而来。

从现有的实践来看，由于激进式改革是旧体制病入膏荒，各种社会矛盾无法调和时突然发生的，虽然便于打破旧有格局，建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但却伴有尖锐的冲突和激烈的对抗，往往会造成生产的破坏和下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从而使改革处于不利的环境之中。如果在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建立之后，能够尽快达成社会共识，使新体制及早投入运行，就会逐渐显示新体制的优越性，取得改革和发展的胜利。如果在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制度规范建立之后，仍然无法达成社会共识，各种社会势力和利益集团继续处于不断的冲突和动荡之中，人们就不能从改革中获益，而改革的“摩擦成本”（樊纲，1993）会继续加大，“实施成本”也会增大，甚至会造成新的严重的冲突和对抗。这是激进式改革的最大危险。

与此相反，渐进式改革是在旧体制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尚未完全耗尽的情况下开始的，且改革的初期并不改变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既成利益格局，而是让新体制的因素在边际上生成，因而不仅能够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成本，而且从一开始就能推动生产的增长，从而使人们从改革中受益，促使改革的逐步深入。如果在适当的时候能够一举打破旧体制的核心和基础，确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规则，就可能尽快结束双轨并行的混乱局面，使新体制顺利运行和发展，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如果旧体制核心和基础部分的改革久拖不决，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规范迟迟不能建立并顺利运行，已经成长起来的新经济成份的发展空间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就会耗尽或者被旧体制因素吃掉，不能再对改革中的受损者给以补偿，从而使人们普遍受益，渐进式改革所具有的“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改进”性质就会丧失；改革中在双轨体制下生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成长壮大，并与旧体制势力结合起来，就会从改革的推动者变成改革的阻力；改革中出现的寻租、腐败、分配不公蔓延开来，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就会发生社会冲突。这一切都会进一步增加改革的成本（包括摩擦成本和实施成本），增大改革的困难，渐进式改革的不可逆性就会发生动摇，甚至不经过一次较大的冲突和动荡，不能完成建立基本制度框架和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任务，使“分两步跨越同一鸿沟”的设想无法实现。这是渐进式改革的最大危险。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打破旧体制的基础和核心部分，确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基础性制度，不仅会随渐进式改革的成功而增大难度，而且这一变革本身就带有突变的性质，往往需要采取某些激进的手段，以打破僵局和旧体制势力的抵制。因此我们不能只强调渐进式改革的优越和好处，而看不到它的危险，也不应把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完全对立起来，褒此贬彼，而应当充分认识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在渐进之中采取某些必要的激进措施，或者在渐进之中准备在必要时向激进方式转变。这样才能使改革大业一步步走向最后的成功。

1995.1.20于北京三里河

参考文献：

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DouglassC.NorthandRobertP.Thomas),1976:《西方世界的兴起》（TheRiseoftheWesternWorld:&127;ANewEconomicHistory），张炳九译，学苑出版社，1988。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C.North）,1981:《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MancurOlson,1980,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曼库尔·奥尔森（MancurOtson）,1982:《国家兴衰探源》（TheRiseandDeclineofNations），吕应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张宇燕，1994，《利益集团和制度非中性》，《改革》，第2期。樊纲，1994：《渐进与激进：制度变革的若干理论问题》，《经济学动态》，第9期。樊纲，1993：《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第1期。杨晓维，1994：《控制、利益和国?衅笠挡ǜ母锓绞降难≡瘛罚毒醚芯俊罚冢保财凇＊?/P>

附：评答成理各抒已见学术有进共受其惠——北京天则研究所评说《中国的奇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说，他的贡献是从书评中得到的。足见书评之重要。事实上，严肃认真的科学批判和科学评价是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契机，好的书评对于评者、被评者和读者将会有多方面的巨大收益。这也许是很多以书评为名出书藉、办刊物的原因（顺便提及，最近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一个双月刊《中国书评》，就是其中一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既然以推进经济学理论研究为已任，自然对于读书、评书给予很大的关注。继去年评论了王绍光、胡鞍钢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之后，最近又召开专门的理论讨论会，评论了林毅夫、蔡方、李周三位学者的新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以下简称《奇迹》）。主评人是张曙光和张宇燕。前者以《探寻中国腾飞之路和推进国家兴衰理论》为题，写了一篇结构严谨、论证充分、有理有据的评论文章（1、8万字），后者以《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为题，写了一篇自由发挥、侃侃而谈、读后感式的杂评（7千字）。两个评论各俱特色，相益得彰，而作者的答辩和与会者的发言也相当精彩。

《奇迹》的分析逻辑、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作为外生变量由政府主动选择的，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是选择和实行赶超战略的要求内生地决定的；作为参照系的比较优势战略是战略转型的方向和体制转轨的目标；已经出现的增长奇迹是由于在调整微观经营机制和放松资源配置的计划制度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以及改革周期的发生，是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相对滞后，进一步的选择是以改革宏观政策环境为中心，加快向比较战略的转变。

张曙光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论。一是认为《奇迹》是一部有水平的理论著作，作者提出并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重大论题，对中国十多年来高增长的奇迹作出了独到的解释；全书的理论逻辑一贯到底，从理论上再现了中国近十多年来的历史和现实，做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以及改革和发展的结合；具有理论的简洁性的特色，不仅解释了众多的经济现象，而且证明了经济学规范和方法的力量，进而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告诉人们某些经济问题的现成结论，而是教给人们正确观察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法。

二是比较分析了三个理论框架：一个是林毅夫等人的理论，一个是诺斯教授的理论，一个是奥尔森教授的理论。三个理论讨论的都是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问题，依凭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使用的都是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和方法，得到的基本结论都是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但却有不同的分析角度和考察重点，并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诺斯的理论以产权的形成和变迁为基础，奥尔森的理论以利益集团的形成和作用为核心，而《奇迹》则以战略选择为前提。前二者着重于微观分析，后一个着眼于宏观的把握。如果说诺斯的理论集中于基本制度规则的构造，奥尔森的理论专注于集体行动的分析，那么，《奇迹》则把政府政策方向的选择放在首要地位。可见，三种理论并不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互补的。其差别与它们具体考察对象的不同有关。诺斯面对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自然要把基本制度条件的创造作为自己关注的中心，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是通过提供形成界定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表现出来的，因而，诺斯的国家理论强调的与其说是国家的独立行为，不如说是在相互博弈中作出的选择。奥尔森的理论讨论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这时产权问题已经解决，基本制度条件已经具备，国家制度及其活动也大致定型，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活动突现出来，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决定着社会发展动力的分布和方向，因而对其行为和作用的考察，就成为说明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关键。林毅夫等人考察的是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制度条件以及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差别很大，其经济发展的成功除基本制度条件外，主要是政府政策的选择自觉不自觉地抓住了自己的优势，遵循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失败均在于政府力量过于强大，人为地抛弃优势，超越阶段，揠苗助长的结果。这就是其把分析的焦点对准战略选择的原因。

兴衰范文篇9

［关键词］清代;保甲制度;兴衰

清代继承和发展了秦汉、唐宋、元明制度文明的主要成就，集中国封建制度之大成，形成了中国古代最为系统和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适用于广大乡村基层的保甲法律制度即是其中之一。“保”“甲”二字在古代文献中曾多次出现。“保”字可理解为守，可作保护、保卫及保守等解释;“甲”字则多与马、兵、胃、舍、第等字组词，甲马、甲胄及甲兵皆是自我防卫过程中的常用器械，甲舍及甲第是指门户高低。若将“保”“甲”二字连结成词，则可合译为编串甲第序号，组织兵甲，以护居民安乐。保甲法律制度就是以保甲法令为核心，以保甲组织为机构管理监督人民，以维护治安为主要职能，确保中央政权统治和地方基层社会秩序稳定的一系列规则制度。在学界，普遍认为保甲法律制度确定于北宋神宗时期，但是如果不以字面意义为准而以其实质内涵根究，该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已初露端倪，经过历朝的不断发展完善，在清代达到顶峰。该制度的实施为确保地方安宁、延续王朝长久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正如学者闻钧天所言:“历代应用保甲之旨，或重于教，或重于刑，或重于兵役，或重于捕盗，或重于户口，或重于课赋，或重于诘奸，或重于劝农，综其目的之所归宿，要皆在于谋安定社会之一端。”［1］(P1)清朝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对明朝中后期因政治腐败、经济秩序混乱引起的人口失控和社会动荡深以为戒，从一开始就借鉴明朝地方官员推行的保甲制度，从起初的逐步强化保甲到中期的全面推广保甲，使得保甲制度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得到全面加强。其职能除了维护地方治安外，还要兼顾统计户口、催征钱粮、处理赈济相关事务，参与地方司法及其他官府交办的地方杂项公务，形成了在地方上“唯保甲是赖”的局面。虽然该制度在明朝就出现过，但只是有些地方官为了地方自卫乡里治安的需要而设立，并没有得到皇帝重视而通行全国。而清朝的保甲制度从朝廷内外的重视程度、对基层的可控性、制度条款的严谨性以及推广范围来讲，远远大于明代。因此通过对清朝各个时期的保甲法律制度进行逐一梳理和详述，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保甲制度一步步从初创发展到巅峰到最后衰落的原因所在。

一、初创阶段———顺治康熙时期

1644年清军入关后，由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变成了一个全国性政权，如何在幅员辽阔的广大中原地区强化社会治安，稳固其统治秩序，成为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时明朝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的保甲组织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重视，被初步应用于其征服区域。顺治元年(1644)七月，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建议对于归顺的民众，借鉴沿袭明朝编排保甲管理的做法，命令各镇道府:凡带领部下投降归顺之人，赦免其罪责;对于擒住首领来朝进献之人，则论功行赏;为安抚归顺民众，由州县官来编制牌甲，使其安于本业;没有固定产业之人，则设法为其安排。金之俊的该项建议得到朝廷认可，由此牌甲制度开始成为清朝统治者对基层民众的管理方式，但是此时对牌甲的具体规定还不是很详细。八月，为镇压反抗势力和稳定社会秩序，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在各乡村推行总甲制。“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故，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贷。”［2］由此可以看出，总甲制度是清朝保甲制最初的形式，隶属于兵部的“总甲法”，旨在通过这种稽查户口的方式控制新近征服的土地和之上的民众，让他们安居乐业不要行违法之事，同时以连坐重罪的方式让他们互相监督，及时发现不稳定因素。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这种军事管理性质的制度所起作用很大。从多尔衮的谕令可以看出，总甲制度适用范围比较小，只限于在乡村实行，把居住在当地乡村的民众编入保甲，以十家为基本单位互相监督，在甲长和总甲的带领下，及时举报盗贼、逃犯和其他不法行为，对于不及时举报的周围九户、甲长和总甲实行连坐重罪惩罚。由此可见，保甲制度与连环互保是密切联系的，该制度的严厉、残酷程度可见一斑。不过通过此方式，极大地维护了乡村社会治安。随着总甲制度的推行，统治者发现由于战事的不断推进，很多农民为了躲避战争和灾荒，逃离原籍和耕种的土地，到异地居住谋生，这些流动人口给所到之地的治安管理造成了隐患。于是在顺治六年(1649)四月，顺治皇帝谕令:“自兵兴以来，地多荒芜，民多逃亡，流离无告，深可悯恻。著户部、都察院传谕各抚按，转行道府州县有司，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3］通过这种给予无主荒田耕种吸引定居的方式，把逃亡民人也纳入了保甲管理，不但促进了当地人口的增加，农业的恢复发展，而且稳定了当地社会秩序。由于顺治时期还未统一全中国，社会秩序尚不稳定，尽管清军入关时便出台了总甲这个有实际意义的制度，然而并未全面铺开。此时的保甲制度还处于草创阶段，内容相对比较单一，推行的保甲制主要是为了解决垦荒、个别少数民族、逃人以及海防等存在的现实困难。根据现存档案资料中的文字记载，可知当时的保甲制在北方地区开展的比较广泛一些。实行保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已征服地区的治安，恢复乡村经济，为国家下一步开始征收赋税打下基础。康熙亲临朝政之后，便开始励精图治，自此全国走上了强盛、安定以及巩固之路，阶级矛盾以及民族矛盾也得到了缓和。但是各地基层仍然有些民众不时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聚集作乱，威胁着清朝对广大基层地区的统治，因此通过推行保甲制稳定秩序仍然刻不容缓。虽然各地都逐步在推行保甲制度，但是已实行多年的保甲制度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些不足，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直隶巡抚于成龙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向康熙帝上言指出，顺、河、永、保四府，旗人和汉人混居，时常发生偷盗事件，需推行保甲制度以平息事故。由于管辖各旗旗人的都统远在京城，而在当地的拨什库又无法约束旗人窝藏盗贼且从事不法行为，而地方又没有对他们进行管辖稽查的先例，导致地方社会秩序混乱。因此于成龙建议有必要把旗人和汉人一体编入保甲，由拨什库、保甲、乡长互相稽察，一旦旗人和汉人违法乱纪，由地方官员向巡抚、都统一体申报进行纠察。此建议经过兵部等衙门共同复议后认为应该施行。但是因为旗民一体编甲与以前旗民分治政策对立，施行范围又局限于直隶四府中聚居的旗人，各方面尚未做好准备，所以康熙帝多次考虑之后，决定暂不推行。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认为保甲之法本是弥盗良法，但是由于地方官员奉行不力未达到预期效果，以致从顺治开始实行总甲制到现在为止的六十五年里，该制度仍未有效地根植于基层社会发挥其应有作用，故需要进一步详明和统一强化。康熙帝经过慎重考虑，综合意见后对外公布保甲法令:“弭盗良法，无如保甲，宜仿古法而用以变通。一州一县城关各若干户，四乡村落各若干户，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面生可疑之人，非盘诘的确，不许容留，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若村庄人少，户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无事递相稽查，有可互相救应，保长、牌头不得借端鱼肉众户。客店立簿稽查，寺院亦给纸牌。月底令保长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违者罪之。”［4］与顺治时期颁布实行的保甲法相比，此次规定更加详细，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适用范围扩大。由原来仅适用于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扩大为一州一县城关、四乡村落各若干户，意味着州县也纳入保甲范围。第二，保甲组织形式变化。确立了牌、甲、保的三级编制管理架构，由原来的十户、一百户二个层级单位变为十户、一百户、一千户三个层级单位，负责人也由甲长、总甲二个升级为牌头、甲头、保长三个，进一步强化了对基层民众的控制。第三，管理手段明确。每户必须在发放的印信纸牌上，书写每个人的姓名、成年男性的人数，如有人外出，必须在纸牌上注明所去的地方;如有人入住，则查验其从哪里来，对于面貌生疏可疑的人，必须盘问清楚，否则不许容留。第四，适当灵活变通。对于因村庄人少而不够编入保甲规定的户数的，可以按其实际户数编排。第五，保长职责更加明确和加重。保长不但要稽查所负责的户数里的人员变动情况，还要对范围内的客店、寺庙里人员流动情况进行检查，并出具无事保证书报官府备查，违反者将予以严惩。实行如此严厉的保甲法，意在进一步监督和控制乡村民众，挤压基层反清活动的生存空间。康熙颁布保甲法令之后，各地督抚开始全面推行保甲制，但各地推进程度和力度不一。闽、粤、浙、苏及其他沿海地区，由于经济相对发达，贸易比较繁荣，不管是陆地还是水上都有大量的人口来回流动，盗贼也觊觎已久频繁活动，社会治安较差，故当地推行保甲制度的力度比较强，治安风气取得了较大好转，其他地区如晋、鲁、豫、鄂、赣等省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保甲制，效果得以凸显。

二、完善阶段———雍乾时期

康熙四十七年修订的保甲法在强化实行了一段时间后，各地又渐致松弛，流于形式，直到雍正帝上台以后才又得到高度重视，保甲制度由此迎来深入发展时期。山西道监察御史何世璂在江西主持考试事宜期间，基于对江西当地寄籍棚民的深入了解，于雍正元年(1723)七月十八日上陈实行保甲的建议。他在建议中指出，关于棚民管理问题，地方官员曾提出两种解决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将其与江西土著之民一体编列保甲互相稽查。该办法的缺陷在于二者居住地点不同，土著之民多居住在平原之处，而棚民多住在深谷之中，地形崎岖复杂，难于做到经常互相稽查。第二种办法是将其全部驱逐回原籍，然而这些棚民在当地垦荒种麻已数十年，且人数有数万之众，一旦全部驱逐，很容易引发事端。以上两种解决办法各有不妥。何世瑾的建议是将棚民单列保甲，这样更有利于管理，这引起了雍正帝的特别关注，因为棚民问题涉及面广，事关多省基层稳定，以浙江、江西、福建为最。他结合相关省份反馈的实际情况，于雍正三年(1725)正式出台关于棚民的保甲法令:“浙江、江西、福建等省棚民，在山种麻、种靛、开炉、扇铁、造纸、做孤等项，责成山地主并保甲长出具保结，造册送该州县官，照保甲之例，每年按户编查，并酌拨官弃防守。该州县官于农隙时，务会伺该营汛逐棚查点，毋得懈弛。如有窝匪奸盗等事，山地主并保甲长不行首告，照连坐律治罪，该管官失察，交部议处。”［5］雍正帝通过各地督抚和其他官员的奏折汇报，发现保甲在各地实行效果不佳，很多官员对实施命令阳奉阴违，敷衍塞责。基于此种情况，雍正四年(1726)四月，雍正帝颁布了一道圣旨，痛斥了那些实施保甲制度无力，以致保甲制度形同虚设的地方官员，要求此后地方上至各省督抚，下至基层州县官员都必须竭力奉行保甲，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他指出，“弭盗之法，莫良于保甲。朕自御极以来，屡颁谕旨，必期实力奉行。乃地方官惮其繁难，视为故套，奉行不实，稽查不严。又有藉称村落畸零，难编排甲;至各边省，更藉称土苗杂处，不便比照内地者，此甚不然。村落虽小，即数家亦可编为一甲。熟苗熟獞，即可编入齐民。苟有实心，自有实效。嗣后督抚及州县以上各官，不实力奉行者，作何严加处分?保正甲长及同甲之人，能据实举首者，作何奖赏?隐匿者，作何分别治罪?……著九卿详议具奏。”［6］同年七月份，雍正再次要求吏部负责重新制定保甲法，吏部官员经过合议，对保甲法内容提出如下建议:“保甲之法，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正。其村落畸零及熟苗熟獞，亦一体编排。地方官不实力奉行者，专管兼辖统辖各官分别议处。再立民间劝惩之法，以示鼓励。有据实首告者，按名数奖赏;隐匿者，加以杖责，应通行直省。以文到半年为限，有能举首盗犯者免罪。其从前未经发觉之案，地方官即行揭报者亦免议处。……直省督抚，转饬府州县等官，将绅衿之家，一例编次保甲，听保甲长稽查。如有不入编次者，该地方官详报题参，比照脱户律治罪;地方官瞻彻情面，不据实详报者，照徇庇例议处。”［7］雍正五年(1727)八月以后，各省已经基本完成保甲组织形式的构建，但是雍正帝派人调查后发现仍然不够深入，尤其是偏远山区仍有遗漏，甚至流于形式，疏于宣传，甚至只发告示贴于通衢敷衍了事，未达到应有要求。为此，雍正帝又出台了不少保甲法令，对管理的范围和方式进行了补充:“覆准绅衿一例编入保甲，听候稽察，如抗不遵，依比照脱户律治罪，地方官徇情不详报者照拘庇例议处，其保正、甲长、绅铃免充轮直，支更看栅等役亦准免，至齐民内有衰老废疾及孤寡之家子孙尚未成丁者，均准免支更看栅及一应差徭。又覆准，各处大小船易于藏奸，令地方官取具船户邻右保结，编列号数，于船两旁刊刻某处船户某人姓名，给以执照，该船户持照揽载，地方及营汛官弃不时稽察，其采捕渔船奸良更难分辨，照陆路保甲之例，以十船编为一甲，一船有犯盗窃者，令九船公首，若隐匿不报，事发将同甲九船一并治罪，至渔船停泊之处，百十成群，多寡不等，十船一甲之外，如有余船，即以奇零之数编为一甲，地方及营汛官弃随时留心点验，不得虚应故事。又覆准保正、甲长准免本身差徭，如有借名武断乡曲者严察革究，一切户婚田土不许干与，专一稽察盗贼及人命、等事。又覆准，保甲之法苗民谓之合桩，除隔省并生苗地方或村寨相远不必合桩外，其村寨附近令其合桩防守。”［8］通过对以上雍正帝先后颁行的保甲条例的了解，可以看出，雍正朝的保甲法令在继承康熙朝的保甲制度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适用范围有所扩大，开始在熟苗熟獞等少数民族里推行。此外，将绅衿之家、船户也一律编入保甲，对于不方便设立保甲的聚族地区则设立族长管理。通过加强对乡绅、少数民族及聚族地区、船户的管理，清朝统治者已经将触角深入到乡村的各个方面，对乡村的控制进一步加强。第二，奖惩措施更加明确，保正、甲长、绅衿免差徭，地方各级官员如奉行保甲不力，有徇私情不据实详报的，照徇庇例惩罚;不入编户的民众，以脱户律严惩;对于首先举报的民众，按告发的人数奖赏;对于隐匿而不举报的民众给予杖责之罚。雍正一朝对保甲制度的大力实施，强化了国家权力对基层统治秩序的维护。在雍正帝的一再督促和严格考核下，保甲制度也首次将国家权力深入到县级以下的广大乡村地区，不但包括内陆和沿海，还深入到边远及少数民族地区，这对清朝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清乾隆十七年(1752)，湖北罗田人马朝柱利用在湖北、安徽两省的交界罗云山中垦荒烧炭之机，多次往返秘密联络山民准备武装暴动，当地政府在几年内竟然不为所知。聚义民众遍及湖北、安徽、河南、四川等数省，令清政府大为震恐。虽然后来起义被镇压，但马朝柱为首的十余犯逃匿，悬赏缉拿数年竟然无一人被拿获，更令乾隆帝大为恼火，深感各地编查保甲并非实力奉行，因此谕令各地州县严编保甲并提出建议方案。“谕州县编查保甲，本比闾什伍遗法，地方官果实力奉行，不时留心稽察，凡民间户口生计人类良莠，平时举可周知。惰游匪类，自无所容;外来奸宄，更无从托迹，于吏治最为切要。乃日久生玩，有司每视为迂阔常谈，率以具文从事。各乡设保长甲长，类以市井无赖之徒充之，平时并不实心查察。虽督抚课最有力行保甲之条，不过故套相沿毫无裨益。即如马朝柱案内十余犯，悬缉数年，迄无一人弋获，此保甲不实力奉行之明验也。嗣后务宜慎重遵行，不得仍前玩视。其如何设法编查，及考核责成之处，著各督抚各就该地方情形，详悉定议具奏。”［9］乾隆帝通过各地督抚上奏的建议，决定对保甲制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顿。他令人对本朝历代皇帝颁布的保甲法令增删合并，并结合保甲法在实际运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式颁布新的保甲法，将保甲法更定为十五条。“省所属每户岁给门牌，牌长、甲长三年更代，保长一年更代。凡甲内有盗窃、邪教、、赌具、窝逃、奸拐、私铸、私销、私盐、跴曲、贩卖硝磺，并私立名色敛财聚会等事，及面生可疑之徒，责令专司查报。户口迁移登耗，随时报明，门牌内改换填给;第二，绅衿之家，与齐民一体编列;旗民杂处村庄，一体编列。旗人、民人有犯，地方官会同理事同知办理，至各省驻防营内商民贸易居住，及官兵雇用人役，均另编牌册，报明理事厅查核;边外蒙古地方种地民人，设立牌头总甲及十家长等。如有偷窃为匪，及隐匿逃人者，责令查报;凡客民在内地贸易，或置有产业者，与土著一律顺编;盐场井灶，另编排甲，所雇工人，随灶户填注;矿厂丁户，厂员督率厂商、课长及峒长、炉头等编查。各处煤窑雇主，将佣工人等册报地方查核;各省山居棚民，按户编册，地主并保甲结报。广东寮民，每寮给牌，互相保结;沿海等省商渔船只，取具澳甲族邻保结，报官给照。商船将船主、舵工、水手年貌籍贯并填照内，出洋时取具各船互结，至汛口照验放行。渔船止填船主年貌籍贯。其内洋采捕小艇，责令澳甲稽查。至内河船只，于船尾设立粉牌，责令埠头查察。其渔船网户、水次搭棚趁食之民，均归就近保甲管束;苗人寄籍内地，久经编入民甲者，照民人一例编查。其馀各处苗、瑶，千百户及头人、峒长等稽查约束;云南有夷、民错处者，一体编入保甲。其依山傍水自成村落者，令管事头目造册稽查;川省客民，同土著一例编查;甘肃番子土民，责成土司查察。系地方官管辖者，令所管头目编查，地方官给牌册报。其四川改土归流各番寨，令乡约甲长等稽查，均听抚夷掌堡管束;寺观僧道，令僧纲、道纪按季册报。其各省回民，令礼拜寺掌教稽查;外来流丐，保正督率丐头稽查，少壮者递回原籍安插，其余归入栖流等所管束。”［10］(P3481)通过对以上十五条内容的进一步理解，我们可以发现此次保甲法的修订，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全新和详细的规定，更改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适用的范围和人员更加广泛，包括乡绅人家、和汉族人一起居住的旗人、在边外比如蒙古等地方种地的农民、各省驻防营内的商人、官兵雇佣来的仆人奴役、在内地进行商业活动或者有房产的客民、在盐场工作的工人、在矿场工作的工人、住贫困区的人民，沿海等地方的船主、渔民商人雇佣的船工水手等，陆上渔船网户、在内地居住的苗族人以及生活在各处的苗族瑶族人、云南省与民人杂居的夷人、外省入川的民人、甘肃省番子和土民、寺院道观里的僧人道士等。四川省那些改造后的各番寨由“抚夷掌堡”管教约束;各省的回族人民由“礼拜寺掌教”稽核检查;那些外地来此乞讨的流丐，其中年轻有力者送回其家乡管理，其余年老和残疾的则由目前所在地的栖流所严加控制。第二，保甲组织的管理人员任职期限明确。为防止管理人员出现懈怠或其他特殊情况，牌长、甲长实行三年一更换，而保长则是一年一更换。第三，保甲长的职能得到进一步扩大。以前的保甲制度里，保甲长主要负责甲内治安，现在则要经常检查甲内是否存在盗窃、聚众、信奉邪教、奸淫掳掠、走私、贩卖私盐、贩卖硝磺、窝藏逃犯、私铸钱币，或者是利用各种名目骗财等情况，或者是发现一些可疑人员，如果出现了以上的任何情况，都要立即向官府举报。对于甲内的户口迁移情况要随时向官府报告，并在门牌上及时更改补充。采用出入考核的方法、挂上门牌号的方式、互相监督的方式、连坐制度等来维持社会安定。此次乾隆帝对保甲制度的全面修订，形成计十五款长达千余字的保甲令文，使保甲法更为严密周详，内容涉及各个行业，系统全面，推行范围更广，不仅行于内地和汉族地区，而且渐及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此次修订在保甲法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意义，是清朝统治者入关一百多年来对保甲制度的全面总结和进一步完善。自此保甲制度和体系更加严密，中央对乡村基层的统治进一步加强，清朝各地区留存的档案记录里对保甲制的实施记录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保甲制度在各地的全面实行，除了进一步强化基层治安外，还通过对户口的调查统计，摸清了全国真实的人口户数，这对各种政策的实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衰落阶段———嘉庆至清末

嘉庆登基时，国家经济发展迟缓，民生凋敝，吏治腐败，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在嘉庆元年(1796)就发生了川、陕、楚白莲教起义，基层社会治安日益恶化。正因为这样，清政府需要进一步提高对乡村底层百姓的掌控，这就需要通过保甲这一形式来彻查闲散可疑人员。嘉庆帝认为保甲制度是西周比闾族党制度的完善，结构简单而且容易遵守，对于地方稽查奸宄、肃清盗源大有裨益，是不可多得的良法。他要求各地方官员因公下乡或审理词讼时要不时核查，确保下面官吏不是敷衍塞责，这样才能长久运行保证实效。在嘉庆十八年(1813)，以林清为主导的天理教起义在北京爆发，甚至一部分攻入紫禁城内，这让嘉庆帝感到十分惶恐和震怒。由于这次起义有相当数量的旗人参加，嘉庆帝意识到旗人内部阶级矛盾激化，意欲再次修订保甲法，扩大管辖范围，用保甲管束旗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提出的保甲法里涉及的“旗民杂处村庄”，主要限于一般旗人，特别是乡居旗人。但是这次重新修订的保甲法内容中，不仅包含上层地位的宗室觉罗，而且满、蒙、汉军八旗各个阶层的普通旗人几乎都被纳入其中。总体来看，新添以下对象:第一，宗室觉罗。在京城外附近居住的八旗宗室觉罗等人，自己都有一定的房屋财产，如果强制他们全部迁移到京城内居住，这会增添很多麻烦。着“该州县一体编查”，如果出现违抗法律规定的情况，可以向上司详明，将该案件移交京城中管理此类事务的衙门查处。第二，八旗官员。京城内全部的旗民户口的编订排查保甲任务，专门由步军统领衙门负责，不得拖延。王公贵族及三品以上官员自行编查，而四品以下官员与旗民一体编查，一旦升任三品以上则独立出来自行编查。第三，普通旗人。“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闲散人等，有依住坟莹房屋者，既在该州县内居住，……著即交地方官一体编人保甲。”第四，包衣家丁。“王公贵族之家包衣家丁数不胜数……此类人将与地方官一同入编，由最近管辖部加以管理。”［11］(P102)从上述四条可以看出，除王公、三品以上旗人外，其余旗人都被纳入保甲法管理。由于担心内外勾结，对宗室觉罗和王公大臣的属下都要随时稽查，可以说保甲制度已经深入到了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对社会上层的控制也日趋严密。嘉庆时期增加的这些条款连同乾隆时期更定的十五条保甲法规，构成了清朝保甲法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虽然以后历代皇帝也不断督促各地奉行，但再未对保甲法进行大规模深层次修订，保甲法终成定制。嘉庆帝以后，由于以前积累的各种问题过多，内部的阶级矛盾、满汉矛盾仍然在不断激化，社会弊端积重难返，导致内部农民起义不断，战乱频仍，很多地方的保甲组织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秩序，清朝的政治统治日益陷入危机。到了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太平军所到之处，政府机构陷于瘫痪。由于地方保甲组织已经徒有其表，效果甚微，加之八旗兵、绿营军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屡屡受挫，咸丰帝只能“叠降谕旨，令各省督抚晓谕绅民，实行团练，自卫乡闾。”［12］“团保团练之法，必先保甲，州县编查保甲既成，然后计若干牌保而为一团，每团设立团总、团长，即于各牌保中，择士民之贤能者为之。通一州县若干团，练丁若干人，连环保结、造册，由州县申详各道，以凭查验。”［13］这显然是希望将团练置于官方控制下，避免落入地方绅士之手，同时尽量发挥保甲的作用，不过依然改变不了士绅控制的团练取代保甲并控制地方基层社会的事实。通过对清朝保甲法律制度发展历程的了解和分析，我们发现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当时地域辽阔的中国能够进行富有成效的中央集权统治长达二百六十余年之久，保甲法律制度的确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该制度的设计不够完善，加之执行过程中各级政府官员的不力奉行，胥吏衙役的勒索摊派，劳民伤财进而民怨沸腾，最终导致该法律制度徒具形式，效率有所折扣，逐渐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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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宝鋆．清文宗实录:卷九十六［M］．同治五年(1866)．

兴衰范文篇10

关键词：报业史知识税激进主义报业

Abstract:Throughacomprehensiveanalysisofthepressstructureinthe19thcenturyBritainwithanemphasisontheriseandfalloftheradicalpress,its’content,economicstructure,socialimpactandthestiflingmeasurestakenbythegovernmenttosuppressit,thearticlemadeanattempttoprovideafullmaptounderstandTheRepealofPressTaxationinpresshistory.

Keywords:PressHistory;TaxesonKnowledge;RadicalNewspapers

一直以来，十九世纪中期知识税的废除都被认为是报刊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一大胜利，然而，这一结论却忽略了一度在英国影响广泛的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起伏。那么,废除知识税是否真的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报业自由?本文试图立足于英国报业结构的宏观视野，通过对激进主义报业的生存环境、运营方式、社会影响、以及废除知识税对其造成的冲击和毁灭性打击等几方面的分析，阐明废除知识税不仅带来了自由主义报业史所盛赞的言论出版自由，同时也促使了报刊的进一步商业化，使市场力量在报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为解读知识税的废除提供了另一个崭新的视角。

自由主义框架下报业史对废除知识税的解读

一个世纪以来，英国主流的报业史书写是以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为框架，以主流的商业大报为研究对象。在这种书写框架下，报业史也被描述成为报业为争取新闻出版自由与政府之间的长期抗争史。自由主义报业史学家们认为：十七到十八世纪，报业的产生与发展为当时私人化、贵族化的政治注入了理性的光辉；在1693年，国会曾一度废除了压制出版业的出版法案，报业的发展也随之活跃起来，报纸的数量激增，发行量上涨，并扩大了对公共事务的报道。而发行量的扩大和对公共事务报道篇幅的增长相应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横向的，除伦敦外，很多边远省份民众被囊括进来；纵向的，底层民众通过阅读报纸也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来。而1771年，政府允许报纸报道国会事务之后，报业本身就成为了参与政治与公共事务的主要力量。在自由主义框架下，政府被描述成为在报业力量的影响下愈趋开放与值得信赖。1简言之，报业发展促进了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报业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摆脱了政府的控制，于十九世纪中叶获得了自由。而1855年知识税的废除则成为这一系列斗争中里程碑性的事件。自由主义报业史学家们普遍认同的是，报刊税的废除使报刊数目大幅增长，并最终使报业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在自由市场中参与竞争，更好的承担了“第四权力”的角色。2废除知识税被认为是报刊业争取自由的一大胜利，这种观点一直以来都得到了我国新闻史研究者的广泛认同。他们的著述也大多引用英国自由主义报业史著来支持这一观点，如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版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就废除知识税的相关阐述就引用了自由主义报业史学家哈罗德•赫德所著的《英国新闻业史》一书中布尔法－里顿爵士(LordBulwer-Lytten)倡导废除报刊税的言论。里顿说：“应当废除知识税，印刷者和出版物能够比监狱和刽子手更好地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和平与荣誉服务。廉价的知识比经费巨大的惩罚制度是更好的政治工具”。3同样，在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史》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知识税的废除，使英国报业卸下了承负了一个多世纪的沉重的经济包袱，而活力倍增。其结果是催生了多种廉价报纸，英国报刊由此进入了‘降价时期’”。4

然而，这种对新闻史，特别是对报史书写的简单化模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媒介史研究者的批判。宙徳•雷蒙徳（JoadRaymond）在其所著的《报纸的发明》一书中就指出了这种对报业发展的线性描述所包含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即“新闻信息获取量的不断增长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是政治自由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由于报业的推动，旧的落后的政治体制不断向现代民主制体制发展……事实上,报业的发展应该是‘之’字型路线”。5英国媒介史学家埃舍•布瑞格斯（AsaBriggs）和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Burke）也认为这种简单的线性关系的表述是新闻媒介史书写中存在的“两种危险”之一。他们在合著的《媒介社会史：从古登堡到英特网》一书中声明：“媒介史的发展应该是曲折前进的”，7“媒介史的书写应力图避免两种危险（twodangers），即简单断言新闻媒介的发展使社会趋向于不断进步或是使社会趋向于越来越腐化堕落”。6而前者，即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下对报业发展的描述，无论是在西方媒介史书写中还是在中国的英国新闻史研究中都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以自由主义报业理论书写的报业史，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1853年至1861年知识税的废除所引发的英国报业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激进主义报业形成的致命的打击。近年来，以詹姆斯•卡瑞为代表的一批英国媒介史学家开始对传统自由主义报业理论框架下废除知识税的解读提出质疑。詹姆斯•卡瑞在他颇负盛名的著述《不负责任的权利：英国报业，广电与新媒体》中指出：传统报业史书写突出主流商业大报，忽略激进主义报业的发展，“只有在这种选择性的视野下，传统的关于报业自由发展的观点才显得真实可信”。8换言之，如果将激进主义报业兴衰纳入整个英国新闻史的研究视野，传统的自由主义报业史对废除知识税的解读将面临挑战。任何社会现象都必须在一定的“场”，即它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背景中，才能存在和表现出来。9因此，下文将对激进主义报业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其经济结构、阅读方式与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阐述，来进一步审视传统自由主义报业理论对废除知识税解读的不足之处。激进主义报业的兴衰

十八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使英国迅速从传统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进入了工业化大发展的时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失业和社会灾难也相伴而来，面对“大批的求业者、最低的工资、女工和童工、过长的劳动时间、社会联系的丧失、生病、工伤、养老保障的缺少”，10政府却无所作为。这一切使政府在人们心中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同时也为激进主义的产生创造了土壤。相继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不但为英国带来了革命的激进主义观念，而且也显示了印刷品通过表达对政治事务的观点而发动民众的能力。美国独立战争中，托马斯•潘恩发起了“大众煽动式新闻”，他倡导印刷品应当是公众可以获得的、能够信赖的传播媒介，而绝非政府用来操纵记者和印刷商的工具，这一理念无疑成为所有十九世纪英国激进主义报业家创办报刊的目的。11然而，此时的英国报纸主要以读者的阶级所属划分，占主流地位的仍是《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导报》、《利兹信史报》等商业报纸。出于商业运作的考虑，这些报纸仅仅代表正在发展壮大中的、受过良好教育并具有较强购买能力的中产阶级的利益。12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政治主张在这些主流报纸上得不到体现。随着工人阶级阶级意识逐渐觉醒，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壮大，创办以发动政治运动，推翻现有体制为目的的激进主义报业成为历史必然。正如英国文化学研究的创始者威廉姆斯所说的那样：“十九世纪的英国蕴育了一种全新的、以新的社会阶层为基础的‘政治运动新闻业’(Campaigningpoliticaljournalism13)14”――激进主义报业。

这些报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右翼激进派的影响，他们力图在政治压力下，通过创办报纸来争取个体自由。由于要逃避报刊税和政府的压制，激进主义新闻业也被从业者们称为：游击式新闻。这些报纸多以周报形式出现，既不依赖政府津贴也不依靠刊登广告来维持生存，他们从工会组织取得财政支持，以低成本投入和限制发行量为主要经营方式。15

应当说激进主义报业选择这种经营方式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激进主义报刊业主们反对主流报刊的商业运作方式，他们认为那样会妨碍民主辩论机制。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他们激进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们不可以也不可能依靠政府的津贴生存。激进主义报刊《观察家》的创办者利•亨特（LeighHunts）就曾指出：“以前的定期出版物，均由政客操纵，他们利用报纸发表自己的政治观念，攫取政治声誉；而现今的报纸只为盈利赚钱……”。16对于亨特来说,创办自己的报纸就是为了与这种现状抗争。因此,早期的激进主义报业是拒绝刊登广告的,他们主要以逃避知识税以降低报纸售价和尽量减少投资来保证报刊运营。不缴知识税可以使报纸的售价仅仅相当于主流大报一半甚至更少，从而保证了低收入的工人阶层能够支付起低廉的报价，而减少投资则大大削弱了激进主义报业创办时期的经济压力。事实上，一份激进主义报业的投资的确很少，他们不使用蒸气机印刷，而是依靠手工生产，而这种手工印刷机在当时只需十英镑。相当一部分激进报业的生产是以小时计费的形式租用印刷机，以计件工资的形式付给印刷工人工钱，这样就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此外，由于激进主义报刊的新闻不以时效性取胜，注重发表政治观点，其稿件多来自于读者层的自愿供稿，这就使他们免去了雇用专职记者的投资。而每张报纸的阅读量即传阅率很高，因此只需很小的发行量，就可以带来较大的影响力。相应的，有限的发行量使投资进一步减少，使其低成本运营成为可能。例如《伦敦快讯》在1836年9月17日报道说：“整个报纸的运营，其中包括编辑，报道，评论等等，每周的投入只需6英镑。而《北极星报》，拥有其一整套的付费记者网络，在1841年时，每周的投入也只有9磅10便士。”17这样的经济运作方式使激进主义报业一直保有竞争力，但是自1836年知识税降至1便士时，这种竞争优势就开始逐渐丧失了。

经济上的独立使激进主义报业拥有了表达观点的自由。这些报纸长期以来坚定地支持激进主义运动，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的社会体系，为被排挤在“正规”渠道外的社会阶层介绍政治，提供发表言论表达观点的场所；他们致力于唤醒工人阶级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以推翻现存资本主义体制；他们“在组织工人阶级争取更合理的社会地位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升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并对现存阶级关系与价值体系提出质疑”。18人们喜欢在咖啡馆、酒吧、餐馆等许多公共场合集体阅读（PublicConsumption）这些报纸。这种大众化的阅读方式使发行量较小的激进主义报纸拥有了全国范围的阅读量，19因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作为议会体制之外的一种力量，激进主义报业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启蒙方式，然而，其好战激进的观念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引起了政府的强烈不安，菲利莫博士就曾诋毁说：“这些声明狼藉的出版物……点燃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热情，唤醒了他们自私自利的本性，把他们现在的状况和他们所想要获得的状况——其本质与人性相背离的状况，与那些不可更改的上帝所确立的为维护文明社会秩序而制定的规则进行对比”。20因此，历任政府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压制甚至取消这些“非法出版物”。

政府的限禁与知识税的废除

为了压制激进主义报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1797年通过提高印花税的方式来进行压制,即所有报刊一律征收印花税、纸张税、广告税，三者合称为知识税。21其次，为了控制舆论,政府采用津贴制度，对那些驯服的报刊进行资金支持，以减轻其由知识税所产生的经济压力，从而排挤敌对报刊。与以上两项措施相配合，政府还出版了各种周刊，用来“唤醒民众的民族爱国情结”，反对激进主义所倡导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如《反雅各宾派》（Anti－Jacobin）和《每周检查者》（ExaminerWeekly）。22再者就是采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一系列关于叛逆罪、煽动叛乱罪和亵渎诽谤罪等法律条文的制定，使任何涉及批评社会基本秩序的报道都有可能触犯法律。

然而，相关的审讯却成了激进主义报业进行宣传的最好方式，这样就造成了当局越来越依靠知识税来进行压制。对此艾伦伯度爵士(LordEllenborough)清楚地解释了实施印花税的初衷:“印花税决不是针对那些‘值得尊重的报刊’的，其最终的目的是打击那些贫民报刊”。23他们相信这样做可以提高出版成本，使报业――这一敏感行业的创办权仅限于那些拥有私人财产并且受人尊重的资产阶级手中；他们还相信收缴知识税可以迫使报纸涨价，使读报这一活动也限制在有支付能力的中产阶级读者层中。与之同时，政府还通过津贴的方式，扶持顺从政府政策的报纸，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导致了依赖于低收入工人阶层的激进报纸失去读者，无法维持经营而最终破产关闭。由此可见，知识税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生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激进主义报业开始有组织、大规模的逃税，这就使提高知识税不再能够起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那些缴税报纸也开始反对知识税的征收，他们声称，如果政府不能有效的打击逃税报纸的话，他们也会集体拒绝缴税。24在种种压力下，政府开始寻求其他的应对措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废除知识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废除印花税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不同政治背景的人有着各不相同的目的。25我们不排除一部分人对废除印花税，争取报刊言论自由所寄予的希望，然而，那些支持废除印花税的关键人物却无一不希望通过废除知识税来改变报业现状，使新兴的大众化报业(PopularPress)低价进入报刊市场，参与竞争，从而消弱泰晤士报的影响，排挤激进主义报业声音。26事实上，国会关于是否废除印花税的争论也始终围绕着有效打击激进主义报业这一目标来展开。保守派认为应该进一步提高印花税，加强法律制裁，打击逃税报纸。改革派则认为那些包含邪恶内容，售价只有其竞争对手一半甚或更低的激进主义报业正是得益于逃避知识税才得以生存，废除知识税会使那些遵纪守法的报业主们降低报纸售价，有效参与竞争，同时也会支持一批资金拥有者投资报业，从而扩大报业市场，为英国人民提供“廉价有益的”知识。自由市场应该为负责任的廉价报刊的生长创造有利的环境，使他们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广告，而使不依赖广告的报业迅速消亡。27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我们看到了开篇提到的布尔法-里顿爵士的主张，即“应当废除知识税，印刷者和出版物能够比监狱和刽子手更好地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和平与荣誉服务。廉价的知识比经费巨大的惩罚制度是更好的政治工具”。28另一位国会议员格罗特（Grote）也声称，印花税事实上限制了那些政治上可靠的、值得尊重的报纸为工人们提供恰当的指导与正确的信息。29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国会采取了渐进的措施，于1833年降低广告税，1836年降低印花税与纸张税，并最终于1853年、1855年和1861年分别废除了广告税、印花税和纸张税。

从以上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到，与传统自由主义报业理论不同的是,在废除知识税的讨论中，报刊更多的是被当作社会控制的工具而非启蒙民众的工具。对中产阶级来说，自由而不受税收限制的报业是比政府高压手段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工具。“这已经不是是否应该允许人民阅读的问题了，而是关于他们应该读什么的问题了”30。

应该看到的是1855年前后知识税的废除，使得英国的报刊数量猛增，一批全新的大众化廉价报刊在英国诞生了，而激进主义报业则在这种商业化的冲击下遭遇了彻底的失败。与激进主义报业不同的是，这些迅速崛起的廉价报刊以盈利为唯一目的，为扩大发行量，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他们以“为读者服务”为宗旨，将普遍认同的政治观点与“人情味”新闻，如犯罪，丑闻，罗曼史，体育新闻等等，巧妙的结合起来，在高度资本化的市场中参与竞争，为各阶层读者服务，从而赢得了众多读者。同时，大众化报业的出现也改变了人们对报纸的社会与政治角色认知，部分史学家与文化研究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大众报业的出现才真正意味着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开端。31廉价报刊的兴起对《泰晤士报》的影响也很大,“虽然它竭力维持权威地位,但销量已不能与大众化报纸相比了”。32

针对报业市场的变化,激进主义报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例如，开始刊登广告，扩大报道内容，但这一切均未能改变其走向消亡的命运。这主要是由于其狭窄的政治议题与缺乏购买能力的读者层使他们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广告。面对竞争的压力，一部分激进主义报纸开始尝试模仿廉价报纸，扩大报道内容，这使他们逐渐丧失了激进主义的锋芒，滑向了大众化报业的轨道。33知识税的废除，使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主流报业与激进主义报业和大众化报业一同进入市场，以同样的售价参与竞争，也使得原来激进主义报业的低收入读者层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转向了面向工人阶层的新一代大众化报业。至此，激进主义报业无论是从其自身内容、经营方式还是从其读者群来说，已经彻底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当然,任何事物的消涨都不是某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激进主义报业的衰败也有其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如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人工作状况的改善、工资的提高、生活与住房条件的改善、教育状况的改善等等都使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减弱。34同时，技术因素在报业生产与发行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使低成本低技术投入的激进主义报业又丧失了另一个竞争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系列导致激进主义报业衰退的因素中,知识税的废除所带来的商业化冲击和报业结构的改变，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詹姆斯•卡伦所说的：“就这样，贵族国家用最严厉的压制手段都无法办到的事情，市场做到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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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十九世纪的激进主义报业是作为一种反政治、反社会、与主流资产阶级商业报刊相背离的报业形态存在的。因此，政府的压制从其诞生那一天就开始了。随着知识税的废除，激进主义报业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可见“十九世纪中期知识税的废除并没有开创报业自由独立的新纪元。事实上，它只是以一个新的报业审查系统取而代之旧的政治压迫手段而已，这个系统比以往任何时期的审查都更实际更有效。在那些法律压制手段无法将报业纳入到社会秩序的领域中，市场力量开始逐渐发挥作用”。36如果说“研究是一面在历史中散步的镜子”，37那么发生在英国报刊史上的这次由废除知识税所带来的商业化冲击，以及其对激进主义报业的成功压制也许会为今天中国媒介所面临的新闻商业化娱乐化冲击带来一些反思。

注释：

1、JamesCurran，‘MediaandMakingofBritishSociety,c.1700-2000’(MediaHistory,Vol.8,No.2,2002)p.136-138

2、JamesCurranandJeanSeaton,PowerwithoutResponsibility(London:Routledge,2003)p.3

3、张隆栋傅显明编著，《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p.83

4、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著《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p.71

5、转引自AsaBriggsandPeterBurke,ASocialHistoryoftheMedia:FromGutenburgtotheInternet(PolityandBlackwell,2002)p.74(埃舍.布瑞格斯与彼得.伯克著《媒介社会史：从古登堡到英特网》

6、同上，p.3

7、同上，p.74

8、CurranandSeaton,2003,p.7

9、法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p.87-91

10、徳曼弗雷徳•马伊《一口气读完世界历史》，海南出版社，20042005年10月27日登陆

11、MartinConboy,Journalism:ACriticalHistory(London:SagePublications,2004)p.89

12、KevilWilliams,GetMeaMurderaDay!AHistoryofMassCommunicationinBritain(London;NewYork:Arnold,1998)p.29-30

13、在英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以新闻报道发起社会运动的一种新闻活动，被成为CampaignJournalism，代表人物：W.T斯塔徳（W.TStuard）。他对英国伦敦雏妓的报道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最终导致国会制定法律，禁止未成年妇女从事色情行业。

14、RaymondWilliams，‘ThePressandPopularCulture:aHistoricalPerspective’,inNewspaperHistoryfromthe17thCenturytothePresentDayedsbyGeorgeBoyce,JamesCurranandPaulineWingate(London:Constable,1978)p.47

15、Conboy,2004,p.93-94

16、1809年8月6日，《观察家》转引自Conboy,2004,p.93

17、Curran,2003,p.10-13

18、同上，p.13

19、发行量指一份报纸的印数而阅读量指一份报纸真正拥有的读者量，也就是它的实际被阅读的次数。尼克•海利在《媒介史的问题》一文中，以具体个案为例，对两个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指出单单以发行量来评价报纸的影响所存在的局限性。NikeHiley,‘TheProblemsofMediaHistory’,(ModernHistoryReview,April1996)p.17-18

20、DrPhilimore,ParliamentaryDebates,p.91,1819转自CurranandSeaton,2003,p.15

21、部分经济学家从赋税史的角度提出知识税与其他实物税无任何区别,只是国家为提高战时财政收入的众多举措之一,而并没有压制新闻出版自由,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忽略了报刊做为商品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属性。OatsLynneandSadlerPauline,‘PoliticalSuppressionorRevenueRaising’?TaxingNewspapersduringtheFrenchRevolutionaryWar’.(AccountingHistoriansJournal,Jun2004)

22、Conboy,2004,p.90－91

23、转引自RaymondWilliams,TheLongRevolution(PenguinBook,1965)p.20,威廉姆斯《长期革命》

24、CurranandSeaton,2003,p.7

25、Williams,1998,p.44

26、Conboy,p.106

27、JamesCurran,‘ThePressasanAgencyofSocialControl’,inNewspaperHistoryfromthe17thCenturytothePresentDayedsbyGeorgeBoyce,JamesCurranandPaulineWingate(London:Constable,1978)p.54

28、同3

29、同26,p.55

30、同25

31、RaymondWilliams,1978,p.49

32、同4,p.70

33、Conboy,2004,p.102-107

34、Williams,1998,p.45－46

35、CurranandSeaton,2003,p.25

36、CurranandSeaton,2003,p.5

37、王春泉,“历史意识在新闻学研究中的意义”,刘建勋主编《传播的艺术》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56

参考文献：

1．JamesCurran，‘MediaandMakingofBritishSociety,c.1700-2000’(MediaHistory,Vol.8,No.2,2002)

2．JamesCurranandJeanSeaton,PowerwithoutResponsibility(London:Routledge,2003)

3．AsaBriggsandPeterBurke,ASocialHistoryoftheMedia:FromGutenburgtotheInternet(PolityandBlackwell,2002)

4．MartinConboy,Journalism:ACriticalHistory(London:SagePublications,2004)

5．KevilWilliams,GetMeaMurderaDay!AHistoryofMassCommunicationinBritain(London;NewYork:Arnold,1998)

6．GeorgeBoyce,JamesCurranandPaulineWingateedsNewspaperHistoryfromthe17thCenturytothePresentDay(London:Constable,1978)

7．NikeHiley,‘TheProblemsofMediaHistory’,(ModernHistoryReview,April1996)

8．OatsLynneandSadlerPauline,‘PoliticalSuppressionorRevenueRaising’?TaxingNewspapersduringtheFrenchRevolutionaryWar’.(AccountingHistoriansJournal,Jun2004)

9．RaymondWilliams,TheLongRevolution(PenguinBook,1965)

10．张隆栋傅显明编著，《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