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衰制度主义范文10篇

兴衰制度主义范文篇1

【摘要题】职教史

【关键词】职业教育/兴衰/制度分析/市场化

职业教育是以培养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具有专门职业技能的人才为目标的。因此，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容易与社会、市场相联系的教育种类。但是，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却发现这一原本能够最好适应市场的教育种类却没有得到兴旺的发展，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我们把兴办和从事职业教育的院校作为一个组织群落进行研究，揭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制度学含义。职业教育具有内容多元化、结构多层次、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特点，因此，我们只能择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研究。我们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过程中也会涉及少量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容。

在考察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利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对其市场化取向的兴衰加以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职业教育之所以会走出这样的轨迹，是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外部力量包括：政府的作用、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及市场的作用；内部力量则表现为职业教育组织内部一些重要条件的缺失。

中国职业教育的兴旺依靠的是政府的扶持和市场的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因自身发展不完善而留下的发展空间；中国职业教育的衰落则缘于自身缺少制度化的努力以及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稳扎稳打和成功完成。也就是说，中国职业教育始终没有完成市场化的制度变迁，只是单纯地依靠并满足于政府的倾斜政策和资金划拨，以维持存在和发展。这使得它既无法长期稳定地从市场中吸纳资源（生源、办学力量、信息等），也无法有效地将资源（毕业生、信息等）反馈市场。而中国职业教育依赖并满足于这基础不牢的兴旺的原因在于，其内部没有形成压力团体，没有精英力量的支持。对此，下文将予以详细分析。

一、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衰过程

期间，以为代表的政治集团批判刘少奇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使得各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停办下来。中等教育前期和后期的衔接，由多项变为单项，几乎所有的初中毕业生都升入普通高中。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的职业教育也开始恢复和发展。我们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阶段的划分是以全国的整体情况为依据的；由于各省市、各地区的职业教育有起步早晚、发展快慢之分，所以个别地区和事件并不完全与之对应。大致说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恢复阶段

这一阶段从1978年开始，至80年代中期结束。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政府和市场共同要求并推动了职业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1)政府恢复了职业教育的合法地位，并在政策和资金予以扶持。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中等教育要有计划地多举办各种门类的中等职业教育，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方面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1986:182.）之后，中共中央就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频繁文件。最重要的文件是1981年5月批转的《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明确了职业中学的性质、学制、教学内容以及培养目标等。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政策，如北京市《关于当前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几点意见》、辽宁省《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这些文件不仅使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了政策依据，还有效地为职业教育创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如在招工用人方面给予倾斜性政策。

各级政府还切实地给予职业教育以资金支持。1983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追加发展城乡职业技术教育开办补助费的通知》规定，1983年由中央财政对教育部门办的职业技术教育追加一次性开办补助经费，各地政府要把钱用在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最急需的方面。1983年—1985年中央财政每年划拨5000万元的职教补助费，各省、地、县财政也相应增加了职教补助费（注：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1986:97.）。

(2)我国的职业教育开始面对市场，走出多样办学的道路。

在政府决策的同时，市场的指挥棒也开始发挥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得以落实，城市经济改革开始启动，小城镇发展也呈现兴旺的态势，市场上需要大量的实用性技术人才。以农村为例，农民们普遍反映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不顶用”、“啥也不是”，他们文化底子薄，又不会科学种田等劳作技术（注：辽宁教育科学研究所.农村公社中学教育情况的调查[J].教育研究.1980，(5).）。市场要求一部分学校改革教育模式，采用文化课与技能课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按需设科，有针对性地培养实用性专业技术人才。

事实上，从恢复发展之初职业教育就坚持走多样办学的道路。除原有的办学力量——教育部和学校外，社会上的办学力量也被动员起来。企业与教育部签订办学协议，争取双赢；社办职业中学赢得好评；政协动员各派、全国工商联兴办各类职业教育和补习班。而农村的职业教育学校，教育部门可以办，公社、联队和生产大队集体可以办，各单位自己可以办，私人也可以办（注：匡计洪.农村经济变化给教育提出的问题[J].教育研究，1981.(3).）。

2.发展阶段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中国职业教育基本上属于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表现为职业教育的招生数逐年上升，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喜人，形成良性循环的态势。

进入这个发展时期，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大量增加，招生数和毕业生数也有大幅增加。

《全国各级普通学校基本情况》，《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88-1992)，人民教育出版社

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受到市场的欢迎。1982年，北京市首届职业高中班毕业生有707人，他们蠃得了社会各方面的赞扬和欢迎。人才需求之紧迫，甚至出现了提前预定的争抢局面（注：陈朴、金宝成.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作用[J].教育研究，1983(4).）。

喜人的就业形势刺激了职业教育的招生。1985年沙市职业技校在校生比普通高中多（注：丁炳昌.沙市职业技校在校生比普通高中在校生多[N].光明日报，1985-4-4(2).）；常州市职业学校在校生比普通中学多（注：毛荣方.吧中等教育机构改革纳入经济发展轨道常州市职校在校生比普通中学在校生多[N].光明日报.1985-12-16(2).）。北京、武汉等市的初中毕业生流向大变：普高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门（注：武汉今年初中毕业生流向大变：普高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门[N].人民日报，1988-7-3(2).）。过去倍受冷落的职业高中如今变得门庭若市，尝到了面向市场办学的甜头。

此时，政府的态度是再接再厉，继续推进。1991年11月，国务院发出决定，要继续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1992年2月，陕西省政府对培训与就业做出明确规定：要就业吗？先参加职业技术教育（注：陕西队培训与就业做出明确规定：要就业吗？先参加职业技术教育[N].人民日报，1992-2-19(2).）。

如此兴旺的发展态势，使得职业教育在1993年实现了7年前提出的发展目标，即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学生数的比例达到1:1（注：张殆复.七年前提出的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已实现中等职教和普通高中学生数1:1[N].光明日报，1993-2-5(1).）。

3.发展停滞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开始出现停滞状态，后来甚至出现衰落的迹象。表现为招生人数减少，招生后不报到的人数增加，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迅速减弱。

2000年和2001年的职业中学的招生情况甚至不如1995年；反观普通中学的招生情况，招生数量逐年增加，增长的幅度也比较大。因此，在高校、普通高中扩招的情况下，职业学校新生不能报到的人数有所增加。以1999年的北京市为例，中专学校统计未报到的新生达2500多人，职业高中未报到的新生达6200人（注：中国教育年鉴，2000:386.）。此外，更值得指出的是职业教育的整体规模效益不高。1998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约2200所，除普通中专校均约1200人以外，其他几类学校校均规模只有500人左右（注：中国教育年鉴，2000:153.）。这似乎也说明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困境。

二、中国职业教育兴衰过程的制度分析

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恢复、发展和发展停滞这三个阶段，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发展轨迹呢？笔者以为，这是职业教育在“市场化”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得失所致。下文对这一过程将予以详细分析。

1.政府协助职业教育完成了初步市场化

(1)为职业教育奠定合法化基础

结束后，政府看到了市场与普通高中及高校人才培养能力之间的张力，并试图以国家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思路。出台政策，落实拨款。

1978年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相继发表讲话、中央政府也陆续了不少文件，如《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关于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加强合作，促进就业前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意见》等，表明中央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的意见。在《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途径是将普通高中改办成中等职业学校。这样就使职业教育以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名义恢复和发展起来了。

地方政府制定的倾斜性文件更加具体化。北京市出台了“六优先”分配政策，即劳动就业优先安排；招工招干指标优先安排；毕业生不参加招工考试，优先直接录用；允许联办单位、委托代培单位、预定毕业生单位，按协议优先挑选毕业生；允许优秀毕业生挑选工作岗位；个体开业者，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优先发给营业执照。另外，各地政府还组成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小组，切实解决职业教育办学经费和校舍等问题（注：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1986:96.）。

这些倾斜性政策对于稳定招生、合理分配毕业生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开辟了空间。这些政策凭借政府独有的强制力增强了市场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使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一度呈现喜人的局面。

(2)推动职业教育走向市场

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政府一方面直接给予拨款支持，1983年—1985年中央财政每年划拨5000万元的职教补助费；另一方面，政府以优惠政策鼓励、吸引社会力量办职业教育，如减免校办工厂的税收，使一些企业愿意投资职业教育。政府还出面为学校和社会力量牵线搭桥。政府以这样的方式将职业教育推向了市场，使职业学校和市场直接面对面，从招生到毕业生就业都以市场导向为主。

政府通过倾斜性政策和提供办学资源的做法，使职业教育获得了合法化地位，也使职业教育从市场中吸纳了办学资源，并将其毕业生顺利投放回市场。由此，职业教育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完成了初步市场化。但是依靠政府营造发展环境也为职业教育的后续“市场化”发展埋下了危机。要彻底完成“市场化”的制度变迁，终归要依靠组织内部的力量，而这正是中国职业教育所缺乏的。

2.职业教育的内部力量缺失使其发展丧失后续力

组织内部力量的缺失以及组织自身利益目标的尚未形成是造成中国职业教育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1)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是在高等教育的控制下选择出来的。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这意味着中等教育要遵照高考指挥棒的指示行事。在此情况下，只有那些升学率高、教学质量高的中学才能生存。而所谓的“四低学校”——师资水平低、学生起点低、教学质量低、高考升学率低——则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他们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就要另辟蹊径，提供社会所需的教育内容，即开办中等职业教育。

由“四低学校”作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决定了其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这一点在与高等教育的对比中，显得愈发清楚。职业教育中缺少有实力的人物——充当国家的智囊团、甚至本身就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这样，职业教育与国家讨价还价的机会就很少，没有能力像高等教育那样提出明确的市场化要求，又不敢冒然放弃政府提供的扶植，否则连仅有的合法化地位以及初步的市场化成果也可能丧失殆尽。

职业教育对政府的依赖使其无法突破原有的制度框架，只能承受框架的约束，这突出地表现为，在政府配套改革滞后的状况面前，职业教育发展受阻。由于劳动准入制度不完善，一些用人单位继续招聘未经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低素质劳动力，挤占了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又由于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职能方面，出现职业技术培训、国家技术等级考试、安置就业三者合一的现象，因此导致了内招和名义上“培训”的弊端。由于内部缺乏精英力量，职业教育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默默承受。

(2)缺少合法化的根本依据，未形成组织利益

职业教育始终都没有凭借自身能力完成其真正合法化的过程。我国职业教育的状况是，学历、文凭的等级认可程度低，且没有形成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一点在下文中将做详细阐述）。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巩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心态以及缺乏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等问题都迫切地要求中等职业教育建立起强大的认可体系，这既是其进行合法化的根本依据，也是其组织群落形成明确而坚实的组织利益的前提。可是，即使在职业教育发展到鼎盛的时期，这一过程也没有能够完成，而只是单纯满足于对国家技术等级考试这一制度的依赖。但是，这一资格考试制度却由于人事制度等配套改革的滞后而缺乏效力。

3.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带来的竞争效应：职业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被进一步缩小

我国的教育制度是以高等教育为主导的，因此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势必会引发职业教育组织群落生存环境的相应变化。笔者以为，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基本完成，不仅缩小了职业教育的市场生存空间，而且还表现出对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控制性特点：

(1)选择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

高考制度的恢复意味着教育制度的筛选功能开始启动。只有教学质量高、升学率高的普通高中才能在这样的教育制度环境中生存，而面临生存危机的“四低学校”则转而以开办职业教育为突破口寻求新的生存空间。这就是高等教育为职业教育选择办学力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职业教育恢复和发展的途径也同时被确定下来，即由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学校。

在巨大的市场力量面前，在急需大量实用性技术人才的现实面前，自身发展尚不完善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完全压制职业教育的发展，但它却可以为其选择低下的办学力量，使职业教育的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从而限制职业教育的发展潜力。

(2)控制职业教育生源的整体水平

众所周知，要进入高等院校，就必须经过层层筛选，其形式是通过各个层次的选拔考试——从中考到高考。如果以职业教育为考察对象，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职业学校接收的都是逐级“淘汰”下来的学生。

(3)对职业教育办学空间的影响

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办学空间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程度有关。职业教育的兴起期正是高校改革的尝试期，此时，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还没得到解决。这对职业教育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机。具体说来，高等教育存在以下问题：①专业设置过细过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②忽视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③包分配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降低，上进心受到削弱，毕业生不受市场欢迎。

而这些问题在职业教育中得到了克服：①职业大学的专业设置是与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紧密相联的，许多专业都是老高校的缺门或薄弱环节。如金陵大学的档案、商业会计、工业会计、给水排水等22个专业，都是事先与省、市财政、城建等厅、局以及石油化工公司等20多家单位共同调查协商确定的。专业设置灵活，针对性强（注：我国短期职业大学已达52所[N].光明日报，1984-3-5(2).）。②职业大学改革了一切都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如南京热能工程学院就是依靠社会学术团体的力量办起来的，不要国家一分钱。职业大学的学生缴纳一定的学费，实行走读，生活社会化，毕业后不包分配。克服“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端，激发学生的上进心。③毕业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普遍反映肯干、好学、顶用。

但是当高等教育的组织利益确立之后，高校渐渐实施扩大招生、自主择业等政策，改革过细过窄的专业设置，密切联系社会上的各种组织，力争使其培养的人才符合社会的多样需求。高等教育在提高自身实力的同时缩小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

(4)对职业教育合法化的影响

在高等教育的利益稳固形成后，它切断了职业教育贯通发展的道路，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如果说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发展途径的选择是自下而上的——利用普通高中与职业中学的竞争关系，那么它对职业教育合法化的影响就是自上而下的——造成职业大学对普通高校的依附关系。

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后续发展能力的限制是通过两种途径完成的。一是借助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竞争优秀的生源和良好的师资。从最初的“四低学校”我们就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办学力量之薄弱、办学力量地位之低下。二是使职业大学依附于它，途径是为职业大学中通过自学考试的学生颁发普通高校的文凭。职业大学并非提供我们期待的“高等职业教育”，而是成为了自学考试的培训基地。这样，高等教育就截断了职业教育从中等到高等的贯通发展之路。这意味着进入中等职业教育，就进入了一个孤岛，因为其毕业生在职业技术方面继续深造的后续可能性很小，他们很难走向高级技术领域，很难得到更高的技术学历。由于缺少持续发展的机会和能力，社会给予他们及其毕业学校的认可度就十分有限了。而市场的需求与市场的认可度是共同起作用的，只有当需求增加、认可度提升同时具备的时候，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才能得以保证和拓展。这二者缺一不可。

这一点通过职业教育兴起时期和没落时期情况的对比，可以清楚看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落实、城市经济改革的开展以及小城镇的兴起，市场对职业技术人员的需求量猛增。此时，市场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也很高，这是由于政府在稳定招生、促进就业、筹集资源等方面的大力扶持；还因为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弊端，其毕业生不符合市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教育虽然还远远未达到真正合法化的程度，但已经足够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投资办学、接受毕业生。然而，90年代中期以来，职业教育一直面临市场认可度降低的困境，因此，即使市场对实用性技术人才的需求依旧迫切，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还是在急剧缩小。造成市场认可度降低的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自身没有高等学历授予资格、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政府配套改革的滞后等。

三、总结

兴衰制度主义范文篇2

【摘要题】职教史

【关键词】职业教育/兴衰/制度分析/市场化

职业教育是以培养能够适应需要的、具有专门职业技能的人才为目标的。因此，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容易与社会、市场相联系的教育种类。但是，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的历程，我们却发现这一原本能够最好适应市场的教育种类却没有得到兴旺的发展，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我们把兴办和从事职业教育的院校作为一个组织群落进行，揭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制度学含义。职业教育具有内容多元化、结构多层次、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特点，因此，我们只能择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研究。我们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过程中也会涉及少量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容。

在考察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利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对其市场化取向的兴衰加以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职业教育之所以会走出这样的轨迹，是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外部力量包括：政府的作用、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以及市场的作用；内部力量则表现为职业教育组织内部一些重要条件的缺失。

中国职业教育的兴旺依靠的是政府的扶持和市场的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因自身发展不完善而留下的发展空间；中国职业教育的衰落则缘于自身缺少制度化的努力以及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稳扎稳打和成功完成。也就是说，中国职业教育始终没有完成市场化的制度变迁，只是单纯地依靠并满足于政府的倾斜政策和资金划拨，以维持存在和发展。这使得它既无法长期稳定地从市场中吸纳资源（生源、办学力量、信息等），也无法有效地将资源（毕业生、信息等）反馈市场。而中国职业教育依赖并满足于这基础不牢的兴旺的原因在于，其内部没有形成压力团体，没有精英力量的支持。对此，下文将予以详细分析。

一、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衰过程

期间，以为代表的集团批判刘少奇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使得各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停办下来。中等教育前期和后期的衔接，由多项变为单项，几乎所有的初中毕业生都升入普通高中。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的职业教育也开始恢复和发展。我们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阶段的划分是以全国的整体情况为依据的；由于各省市、各地区的职业教育有起步早晚、发展快慢之分，所以个别地区和事件并不完全与之对应。大致说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恢复阶段

这一阶段从1978年开始，至80年代中期结束。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政府和市场共同要求并推动了职业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1)政府恢复了职业教育的合法地位，并在政策和资金予以扶持。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中等教育要有计划地多举办各种门类的中等职业教育，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方面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1986:182.）之后，中共中央就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频繁文件。最重要的文件是1981年5月批转的《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明确了职业中学的性质、学制、教学内容以及培养目标等。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政策，如北京市《关于当前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几点意见》、辽宁省《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这些文件不仅使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了政策依据，还有效地为职业教育创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如在招工用人方面给予倾斜性政策。

各级政府还切实地给予职业以资金支持。1983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追加城乡职业技术教育开办补助费的通知》规定，1983年由中央财政对教育部门办的职业技术教育追加一次性开办补助经费，各地政府要把钱用在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最急需的方面。1983年—1985年中央财政每年划拨5000万元的职教补助费，各省、地、县财政也相应增加了职教补助费（注：教育年鉴1982-1984，1986:97.）。

(2)我国的职业教育开始面对市场，走出多样办学的道路。

在政府决策的同时，市场的指挥棒也开始发挥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得以落实，城市改革开始启动，小城镇发展也呈现兴旺的态势，市场上需要大量的实用性技术人才。以农村为例，农民们普遍反映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不顶用”、“啥也不是”，他们文化底子薄，又不会种田等劳作技术（注：辽宁教育科学所.农村公社中学教育情况的调查[J].教育研究.1980，(5).）。市场要求一部分学校改革教育模式，采用文化课与技能课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按需设科，有针对性地培养实用性专业技术人才。

事实上，从恢复发展之初职业教育就坚持走多样办学的道路。除原有的办学力量——教育部和学校外，上的办学力量也被动员起来。与教育部签订办学协议，争取双赢；社办职业中学赢得好评；政协动员各派、全国工商联兴办各类职业教育和补习班。而农村的职业教育学校，教育部门可以办，公社、联队和生产大队集体可以办，各单位自己可以办，私人也可以办（注：匡计洪.农村经济变化给教育提出的[J].教育研究，1981.(3).）。

2.发展阶段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中国职业教育基本上属于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表现为职业教育的招生数逐年上升，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喜人，形成良性循环的态势。

进入这个发展时期，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大量增加，招生数和毕业生数也有大幅增加。

《全国各级普通学校基本情况》，《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88-1992)，人民教育出版社

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受到市场的欢迎。1982年，北京市首届职业高中班毕业生有707人，他们蠃得了社会各方面的赞扬和欢迎。人才需求之紧迫，甚至出现了提前预定的争抢局面（注：陈朴、金宝成.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作用[J].教育研究，1983(4).）。

喜人的就业形势刺激了职业教育的招生。1985年沙市职业技校在校生比普通高中多（注：丁炳昌.沙市职业技校在校生比普通高中在校生多[N].光明日报，1985-4-4(2).）；常州市职业学校在校生比普通中学多（注：毛荣方.吧中等教育机构改革纳入经济发展轨道常州市职校在校生比普通中学在校生多[N].光明日报.1985-12-16(2).）。北京、武汉等市的初中毕业生流向大变：普高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门（注：武汉今年初中毕业生流向大变：普高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门[N].人民日报，1988-7-3(2).）。过去倍受冷落的职业高中如今变得门庭若市，尝到了面向市场办学的甜头。

此时，政府的态度是再接再厉，继续推进。1991年11月，国务院发出决定，要继续大力职业技术。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1992年2月，陕西省政府对培训与就业做出明确规定：要就业吗？先参加职业技术教育（注：陕西队培训与就业做出明确规定：要就业吗？先参加职业技术教育[N].人民日报，1992-2-19(2).）。

如此兴旺的发展态势，使得职业教育在1993年实现了7年前提出的发展目标，即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学生数的比例达到1:1（注：张殆复.七年前提出的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已实现中等职教和普通高中学生数1:1[N].光明日报，1993-2-5(1).）。

3.发展停滞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职业教育的发展开始出现停滞状态，后来甚至出现衰落的迹象。表现为招生人数减少，招生后不报到的人数增加，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迅速减弱。

2000年和2001年的职业中学的招生情况甚至不如1995年；反观普通中学的招生情况，招生数量逐年增加，增长的幅度也比较大。因此，在高校、普通高中扩招的情况下，职业学校新生不能报到的人数有所增加。以1999年的北京市为例，中专学校统计未报到的新生达2500多人，职业高中未报到的新生达6200人（注：中国教育年鉴，2000:386.）。此外，更值得指出的是职业教育的整体规模效益不高。1998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约2200所，除普通中专校均约1200人以外，其他几类学校校均规模只有500人左右（注：中国教育年鉴，2000:153.）。这似乎也说明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困境。

二、中国职业教育兴衰过程的制度

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恢复、发展和发展停滞这三个阶段，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发展轨迹呢？笔者以为，这是职业教育在“市场化”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得失所致。下文对这一过程将予以详细分析。

1.政府协助职业教育完成了初步市场化

(1)为职业教育奠定合法化基础

结束后，政府看到了市场与普通高中及高校人才培养能力之间的张力，并试图以国家的力量来解决这一，提出了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思路。出台政策，落实拨款。

1978年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相继发表讲话、中央政府也陆续了不少文件，如《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关于部门和教育部门加强合作，促进就业前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意见》等，表明中央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的意见。在《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途径是将普通高中改办成中等职业学校。这样就使职业教育以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名义恢复和发展起来了。

地方政府制定的倾斜性文件更加具体化。北京市出台了“六优先”分配政策，即劳动就业优先安排；招工招干指标优先安排；毕业生不参加招工，优先直接录用；允许联办单位、委托代培单位、预定毕业生单位，按协议优先挑选毕业生；允许优秀毕业生挑选工作岗位；个体开业者，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优先发给营业执照。另外，各地政府还组成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小组，切实解决职业教育办学经费和校舍等问题（注：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1986:96.）。

这些倾斜性政策对于稳定招生、合理分配毕业生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职业的开辟了空间。这些政策凭借政府独有的强制力增强了市场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使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一度呈现喜人的局面。

(2)推动职业教育走向市场

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政府一方面直接给予拨款支持，1983年—1985年中央财政每年划拨5000万元的职教补助费；另一方面，政府以优惠政策鼓励、吸引力量办职业教育，如减免校办工厂的税收，使一些愿意投资职业教育。政府还出面为学校和社会力量牵线搭桥。政府以这样的方式将职业教育推向了市场，使职业学校和市场直接面对面，从招生到毕业生就业都以市场导向为主。

政府通过倾斜性政策和提供办学资源的做法，使职业教育获得了合法化地位，也使职业教育从市场中吸纳了办学资源，并将其毕业生顺利投放回市场。由此，职业教育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完成了初步市场化。但是依靠政府营造发展环境也为职业教育的后续“市场化”发展埋下了危机。要彻底完成“市场化”的制度变迁，终归要依靠组织内部的力量，而这正是职业教育所缺乏的。

2.职业教育的内部力量缺失使其发展丧失后续力

组织内部力量的缺失以及组织自身利益目标的尚未形成是造成中国职业教育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1)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是在高等教育的控制下选择出来的。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这意味着中等教育要遵照高考指挥棒的指示行事。在此情况下，只有那些升学率高、教学质量高的中学才能生存。而所谓的“四低学校”——师资水平低、学生起点低、教学质量低、高考升学率低——则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他们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就要另辟蹊径，提供社会所需的教育，即开办中等职业教育。

由“四低学校”作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决定了其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这一点在与高等教育的对比中，显得愈发清楚。职业教育中缺少有实力的人物——充当国家的智囊团、甚至本身就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这样，职业教育与国家讨价还价的机会就很少，没有能力像高等教育那样提出明确的市场化要求，又不敢冒然放弃政府提供的扶植，否则连仅有的合法化地位以及初步的市场化成果也可能丧失殆尽。

职业教育对政府的依赖使其无法突破原有的制度框架，只能承受框架的约束，这突出地表现为，在政府配套改革滞后的状况面前，职业教育发展受阻。由于劳动准入制度不完善，一些用人单位继续招聘未经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低素质劳动力，挤占了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又由于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职能方面，出现职业技术培训、国家技术等级、安置就业三者合一的现象，因此导致了内招和名义上“培训”的弊端。由于内部缺乏精英力量，职业教育无法解决这些，只能默默承受。

(2)缺少合法化的根本依据，未形成组织利益

职业教育始终都没有凭借自身能力完成其真正合法化的过程。我国职业教育的状况是，学历、文凭的等级认可程度低，且没有形成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一点在下文中将做详细阐述）。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巩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心态以及缺乏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等问题都迫切地要求中等职业教育建立起强大的认可体系，这既是其进行合法化的根本依据，也是其组织群落形成明确而坚实的组织利益的前提。可是，即使在职业教育发展到鼎盛的时期，这一过程也没有能够完成，而只是单纯满足于对国家技术等级考试这一制度的依赖。但是，这一资格考试制度却由于人事制度等配套改革的滞后而缺乏效力。

3.高等“市场化”制度变迁带来的竞争效应：职业教育的生存和空间被进一步缩小

我国的教育制度是以高等教育为主导的，因此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势必会引发职业教育组织群落生存环境的相应变化。笔者以为，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基本完成，不仅缩小了职业教育的市场生存空间，而且还表现出对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控制性特点：

(1)选择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

高考制度的恢复意味着教育制度的筛选功能开始启动。只有教学质量高、升学率高的普通高中才能在这样的教育制度环境中生存，而面临生存危机的“四低学校”则转而以开办职业教育为突破口寻求新的生存空间。这就是高等教育为职业教育选择办学力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职业教育恢复和发展的途径也同时被确定下来，即由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学校。

在巨大的市场力量面前，在急需大量实用性技术人才的现实面前，自身发展尚不完善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完全压制职业教育的发展，但它却可以为其选择低下的办学力量，使职业教育的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从而限制职业教育的发展潜力。

(2)控制职业教育生源的整体水平

众所周知，要进入高等院校，就必须经过层层筛选，其形式是通过各个层次的选拔——从中考到高考。如果以职业教育为考察对象，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职业学校接收的都是逐级“淘汰”下来的学生。

(3)对职业教育办学空间的

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办学空间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程度有关。职业教育的兴起期正是高校改革的尝试期，此时，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很多还没得到解决。这对职业教育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机。具体说来，高等教育存在以下问题：①专业设置过细过窄，与发展相脱节；②忽视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③包分配使学生的积极性降低，上进心受到削弱，毕业生不受市场欢迎。

而这些问题在职业教育中得到了克服：①职业大学的专业设置是与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紧密相联的，许多专业都是老高校的缺门或薄弱环节。如金陵大学的档案、商业、会计、给水排水等22个专业，都是事先与省、市财政、城建等厅、局以及石油化工公司等20多家单位共同调查协商确定的。专业设置灵活，针对性强（注：我国短期职业大学已达52所[N].光明日报，1984-3-5(2).）。②职业大学改革了一切都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如南京热能工程学院就是依靠社会学术团体的力量办起来的，不要国家一分钱。职业大学的学生缴纳一定的学费，实行走读，生活社会化，毕业后不包分配。克服“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端，激发学生的上进心。③毕业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普遍反映肯干、好学、顶用。

但是当高等教育的组织利益确立之后，高校渐渐实施扩大招生、自主择业等政策，改革过细过窄的专业设置，密切联系社会上的各种组织，力争使其培养的人才符合社会的多样需求。高等教育在提高自身实力的同时缩小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

(4)对职业教育合法化的影响

在高等教育的利益稳固形成后，它切断了职业教育贯通发展的道路，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如果说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发展途径的选择是自下而上的——利用普通高中与职业中学的竞争关系，那么它对职业教育合法化的影响就是自上而下的——造成职业大学对普通高校的依附关系。

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后续发展能力的限制是通过两种途径完成的。一是借助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竞争优秀的生源和良好的师资。从最初的“四低学校”我们就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办学力量之薄弱、办学力量地位之低下。二是使职业大学依附于它，途径是为职业大学中通过自学考试的学生颁发普通高校的文凭。职业大学并非提供我们期待的“高等职业教育”，而是成为了自学考试的培训基地。这样，高等教育就截断了职业教育从中等到高等的贯通发展之路。这意味着进入中等职业教育，就进入了一个孤岛，因为其毕业生在职业技术方面继续深造的后续可能性很小，他们很难走向高级技术领域，很难得到更高的技术学历。由于缺少持续发展的机会和能力，社会给予他们及其毕业学校的认可度就十分有限了。而市场的需求与市场的认可度是共同起作用的，只有当需求增加、认可度提升同时具备的时候，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才能得以保证和拓展。这二者缺一不可。

这一点通过职业兴起时期和没落时期情况的对比，可以清楚看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的落实、城市改革的开展以及小城镇的兴起，市场对职业技术人员的需求量猛增。此时，市场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也很高，这是由于政府在稳定招生、促进就业、筹集资源等方面的大力扶持；还因为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弊端，其毕业生不符合市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教育虽然还远远未达到真正合法化的程度，但已经足够调动力量的参与——投资办学、接受毕业生。然而，90年代中期以来，职业教育一直面临市场认可度降低的困境，因此，即使市场对实用性技术人才的需求依旧迫切，职业教育的空间还是在急剧缩小。造成市场认可度降低的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自身没有高等学历授予资格、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政府配套改革的滞后等。

三、总结

兴衰制度主义范文篇3

【摘要题】职教史

【关键词】职业教育/兴衰/制度分析/市场化

职业教育是以培养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具有专门职业技能的人才为目标的。因此，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容易与社会、市场相联系的教育种类。但是，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却发现这一原本能够最好适应市场的教育种类却没有得到兴旺的发展，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我们把兴办和从事职业教育的院校作为一个组织群落进行研究，揭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制度学含义。职业教育具有内容多元化、结构多层次、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特点，因此，我们只能择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研究。我们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过程中也会涉及少量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容。

在考察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利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对其市场化取向的兴衰加以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职业教育之所以会走出这样的轨迹，是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外部力量包括：政府的作用、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及市场的作用；内部力量则表现为职业教育组织内部一些重要条件的缺失。

中国职业教育的兴旺依靠的是政府的扶持和市场的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因自身发展不完善而留下的发展空间；中国职业教育的衰落则缘于自身缺少制度化的努力以及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稳扎稳打和成功完成。也就是说，中国职业教育始终没有完成市场化的制度变迁，只是单纯地依靠并满足于政府的倾斜政策和资金划拨，以维持存在和发展。这使得它既无法长期稳定地从市场中吸纳资源（生源、办学力量、信息等），也无法有效地将资源（毕业生、信息等）反馈市场。而中国职业教育依赖并满足于这基础不牢的兴旺的原因在于，其内部没有形成压力团体，没有精英力量的支持。对此，下文将予以详细分析。

一、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衰过程

期间，以为代表的政治集团批判刘少奇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使得各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停办下来。中等教育前期和后期的衔接，由多项变为单项，几乎所有的初中毕业生都升入普通高中。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的职业教育也开始恢复和发展。我们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阶段的划分是以全国的整体情况为依据的；由于各省市、各地区的职业教育有起步早晚、发展快慢之分，所以个别地区和事件并不完全与之对应。大致说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恢复阶段

这一阶段从1978年开始，至80年代中期结束。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政府和市场共同要求并推动了职业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1)政府恢复了职业教育的合法地位，并在政策和资金予以扶持。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中等教育要有计划地多举办各种门类的中等职业教育，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方面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1986:182.）之后，中共中央就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频繁文件。最重要的文件是1981年5月批转的《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明确了职业中学的性质、学制、教学内容以及培养目标等。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政策，如北京市《关于当前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几点意见》、辽宁省《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这些文件不仅使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了政策依据，还有效地为职业教育创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如在招工用人方面给予倾斜性政策。

各级政府还切实地给予职业教育以资金支持。1983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追加发展城乡职业技术教育开办补助费的通知》规定，1983年由中央财政对教育部门办的职业技术教育追加一次性开办补助经费，各地政府要把钱用在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最急需的方面。1983年—1985年中央财政每年划拨5000万元的职教补助费，各省、地、县财政也相应增加了职教补助费（注：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1986:97.）。

(2)我国的职业教育开始面对市场，走出多样办学的道路。

在政府决策的同时，市场的指挥棒也开始发挥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得以落实，城市经济改革开始启动，小城镇发展也呈现兴旺的态势，市场上需要大量的实用性技术人才。以农村为例，农民们普遍反映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不顶用”、“啥也不是”，他们文化底子薄，又不会科学种田等劳作技术（注：辽宁教育科学研究所.农村公社中学教育情况的调查[J].教育研究.1980，(5).）。市场要求一部分学校改革教育模式，采用文化课与技能课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按需设科，有针对性地培养实用性专业技术人才。

事实上，从恢复发展之初职业教育就坚持走多样办学的道路。除原有的办学力量——教育部和学校外，社会上的办学力量也被动员起来。企业与教育部签订办学协议，争取双赢；社办职业中学赢得好评；政协动员各派、全国工商联兴办各类职业教育和补习班。而农村的职业教育学校，教育部门可以办，公社、联队和生产大队集体可以办，各单位自己可以办，私人也可以办（注：匡计洪.农村经济变化给教育提出的问题[J].教育研究，1981.(3).）。

2.发展阶段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中国职业教育基本上属于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表现为职业教育的招生数逐年上升，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喜人，形成良性循环的态势。

进入这个发展时期，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大量增加，招生数和毕业生数也有大幅增加。

表11982-1992年全国职业中学统计表

职业学校数（所）招生数（万人）在校生数（万人）

1982年310442.670.4

1983年548175.7122.0

1984年700293.9174.5

1986年8187112.83256.0

1988年8954119.59279.37

1989年9173118.30282.27

1991年9572137.82315.52

1992年9860152.14347.76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全国各级普通学校基本情况》，《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88-1992)，人民教育出版社

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受到市场的欢迎。1982年，北京市首届职业高中班毕业生有707人，他们蠃得了社会各方面的赞扬和欢迎。人才需求之紧迫，甚至出现了提前预定的争抢局面（注：陈朴、金宝成.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作用[J].教育研究，1983(4).）。

喜人的就业形势刺激了职业教育的招生。1985年沙市职业技校在校生比普通高中多（注：丁炳昌.沙市职业技校在校生比普通高中在校生多[N].光明日报，1985-4-4(2).）；常州市职业学校在校生比普通中学多（注：毛荣方.吧中等教育机构改革纳入经济发展轨道常州市职校在校生比普通中学在校生多[N].光明日报.1985-12-16(2).）。北京、武汉等市的初中毕业生流向大变：普高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门（注：武汉今年初中毕业生流向大变：普高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门[N].人民日报，1988-7-3(2).）。过去倍受冷落的职业高中如今变得门庭若市，尝到了面向市场办学的甜头。

此时，政府的态度是再接再厉，继续推进。1991年11月，国务院发出决定，要继续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1992年2月，陕西省政府对培训与就业做出明确规定：要就业吗？先参加职业技术教育（注：陕西队培训与就业做出明确规定：要就业吗？先参加职业技术教育[N].人民日报，1992-2-19(2).）。

如此兴旺的发展态势，使得职业教育在1993年实现了7年前提出的发展目标，即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学生数的比例达到1:1（注：张殆复.七年前提出的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已实现中等职教和普通高中学生数1:1[N].光明日报，1993-2-5(1).）。

3.发展停滞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开始出现停滞状态，后来甚至出现衰落的迹象。表现为招生人数减少，招生后不报到的人数增加，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迅速减弱。

表21996-2001年全国职业中学招生数和毕业生数统计表

招生数（万人）毕业生数（万人）

1996年188.91

1997年211.22162.29

1998年217.57166.76

1999年194.14177.0

2000年182.66174.52

2001年185.02140.72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6-2002)，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年和2001年的职业中学的招生情况甚至不如1995年；反观普通中学的招生情况，招生数量逐年增加，增长的幅度也比较大。因此，在高校、普通高中扩招的情况下，职业学校新生不能报到的人数有所增加。以1999年的北京市为例，中专学校统计未报到的新生达2500多人，职业高中未报到的新生达6200人（注：中国教育年鉴，2000:386.）。此外，更值得指出的是职业教育的整体规模效益不高。1998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约2200所，除普通中专校均约1200人以外，其他几类学校校均规模只有500人左右（注：中国教育年鉴，2000:153.）。这似乎也说明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困境。

二、中国职业教育兴衰过程的制度分析

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恢复、发展和发展停滞这三个阶段，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发展轨迹呢？笔者以为，这是职业教育在“市场化”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得失所致。下文对这一过程将予以详细分析。

1.政府协助职业教育完成了初步市场化

(1)为职业教育奠定合法化基础

结束后，政府看到了市场与普通高中及高校人才培养能力之间的张力，并试图以国家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思路。出台政策，落实拨款。

1978年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相继发表讲话、中央政府也陆续了不少文件，如《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关于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加强合作，促进就业前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意见》等，表明中央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的意见。在《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途径是将普通高中改办成中等职业学校。这样就使职业教育以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名义恢复和发展起来了。

地方政府制定的倾斜性文件更加具体化。北京市出台了“六优先”分配政策，即劳动就业优先安排；招工招干指标优先安排；毕业生不参加招工考试，优先直接录用；允许联办单位、委托代培单位、预定毕业生单位，按协议优先挑选毕业生；允许优秀毕业生挑选工作岗位；个体开业者，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优先发给营业执照。另外，各地政府还组成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小组，切实解决职业教育办学经费和校舍等问题（注：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1986:96.）。

这些倾斜性政策对于稳定招生、合理分配毕业生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开辟了空间。这些政策凭借政府独有的强制力增强了市场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使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一度呈现喜人的局面。

(2)推动职业教育走向市场

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政府一方面直接给予拨款支持，1983年—1985年中央财政每年划拨5000万元的职教补助费；另一方面，政府以优惠政策鼓励、吸引社会力量办职业教育，如减免校办工厂的税收，使一些企业愿意投资职业教育。政府还出面为学校和社会力量牵线搭桥。政府以这样的方式将职业教育推向了市场，使职业学校和市场直接面对面，从招生到毕业生就业都以市场导向为主。

政府通过倾斜性政策和提供办学资源的做法，使职业教育获得了合法化地位，也使职业教育从市场中吸纳了办学资源，并将其毕业生顺利投放回市场。由此，职业教育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完成了初步市场化。但是依靠政府营造发展环境也为职业教育的后续“市场化”发展埋下了危机。要彻底完成“市场化”的制度变迁，终归要依靠组织内部的力量，而这正是中国职业教育所缺乏的。

2.职业教育的内部力量缺失使其发展丧失后续力

组织内部力量的缺失以及组织自身利益目标的尚未形成是造成中国职业教育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1)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是在高等教育的控制下选择出来的。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这意味着中等教育要遵照高考指挥棒的指示行事。在此情况下，只有那些升学率高、教学质量高的中学才能生存。而所谓的“四低学校”——师资水平低、学生起点低、教学质量低、高考升学率低——则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他们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就要另辟蹊径，提供社会所需的教育内容，即开办中等职业教育。

由“四低学校”作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决定了其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这一点在与高等教育的对比中，显得愈发清楚。职业教育中缺少有实力的人物——充当国家的智囊团、甚至本身就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这样，职业教育与国家讨价还价的机会就很少，没有能力像高等教育那样提出明确的市场化要求，又不敢冒然放弃政府提供的扶植，否则连仅有的合法化地位以及初步的市场化成果也可能丧失殆尽。

职业教育对政府的依赖使其无法突破原有的制度框架，只能承受框架的约束，这突出地表现为，在政府配套改革滞后的状况面前，职业教育发展受阻。由于劳动准入制度不完善，一些用人单位继续招聘未经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低素质劳动力，挤占了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又由于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职能方面，出现职业技术培训、国家技术等级考试、安置就业三者合一的现象，因此导致了内招和名义上“培训”的弊端。由于内部缺乏精英力量，职业教育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默默承受。

(2)缺少合法化的根本依据，未形成组织利益

职业教育始终都没有凭借自身能力完成其真正合法化的过程。我国职业教育的状况是，学历、文凭的等级认可程度低，且没有形成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一点在下文中将做详细阐述）。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巩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心态以及缺乏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等问题都迫切地要求中等职业教育建立起强大的认可体系，这既是其进行合法化的根本依据，也是其组织群落形成明确而坚实的组织利益的前提。可是，即使在职业教育发展到鼎盛的时期，这一过程也没有能够完成，而只是单纯满足于对国家技术等级考试这一制度的依赖。但是，这一资格考试制度却由于人事制度等配套改革的滞后而缺乏效力。

3.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带来的竞争效应：职业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被进一步缩小

我国的教育制度是以高等教育为主导的，因此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势必会引发职业教育组织群落生存环境的相应变化。笔者以为，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基本完成，不仅缩小了职业教育的市场生存空间，而且还表现出对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控制性特点：

(1)选择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

高考制度的恢复意味着教育制度的筛选功能开始启动。只有教学质量高、升学率高的普通高中才能在这样的教育制度环境中生存，而面临生存危机的“四低学校”则转而以开办职业教育为突破口寻求新的生存空间。这就是高等教育为职业教育选择办学力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职业教育恢复和发展的途径也同时被确定下来，即由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学校。

在巨大的市场力量面前，在急需大量实用性技术人才的现实面前，自身发展尚不完善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完全压制职业教育的发展，但它却可以为其选择低下的办学力量，使职业教育的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从而限制职业教育的发展潜力。

(2)控制职业教育生源的整体水平

众所周知，要进入高等院校，就必须经过层层筛选，其形式是通过各个层次的选拔考试——从中考到高考。如果以职业教育为考察对象，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职业学校接收的都是逐级“淘汰”下来的学生。

(3)对职业教育办学空间的影响

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办学空间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程度有关。职业教育的兴起期正是高校改革的尝试期，此时，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还没得到解决。这对职业教育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机。具体说来，高等教育存在以下问题：①专业设置过细过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②忽视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③包分配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降低，上进心受到削弱，毕业生不受市场欢迎。

而这些问题在职业教育中得到了克服：①职业大学的专业设置是与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紧密相联的，许多专业都是老高校的缺门或薄弱环节。如金陵大学的档案、商业会计、工业会计、给水排水等22个专业，都是事先与省、市财政、城建等厅、局以及石油化工公司等20多家单位共同调查协商确定的。专业设置灵活，针对性强（注：我国短期职业大学已达52所[N].光明日报，1984-3-5(2).）。②职业大学改革了一切都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如南京热能工程学院就是依靠社会学术团体的力量办起来的，不要国家一分钱。职业大学的学生缴纳一定的学费，实行走读，生活社会化，毕业后不包分配。克服“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端，激发学生的上进心。③毕业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普遍反映肯干、好学、顶用。

但是当高等教育的组织利益确立之后，高校渐渐实施扩大招生、自主择业等政策，改革过细过窄的专业设置，密切联系社会上的各种组织，力争使其培养的人才符合社会的多样需求。高等教育在提高自身实力的同时缩小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

(4)对职业教育合法化的影响

在高等教育的利益稳固形成后，它切断了职业教育贯通发展的道路，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如果说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发展途径的选择是自下而上的——利用普通高中与职业中学的竞争关系，那么它对职业教育合法化的影响就是自上而下的——造成职业大学对普通高校的依附关系。

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后续发展能力的限制是通过两种途径完成的。一是借助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竞争优秀的生源和良好的师资。从最初的“四低学校”我们就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办学力量之薄弱、办学力量地位之低下。二是使职业大学依附于它，途径是为职业大学中通过自学考试的学生颁发普通高校的文凭。职业大学并非提供我们期待的“高等职业教育”，而是成为了自学考试的培训基地。这样，高等教育就截断了职业教育从中等到高等的贯通发展之路。这意味着进入中等职业教育，就进入了一个孤岛，因为其毕业生在职业技术方面继续深造的后续可能性很小，他们很难走向高级技术领域，很难得到更高的技术学历。由于缺少持续发展的机会和能力，社会给予他们及其毕业学校的认可度就十分有限了。而市场的需求与市场的认可度是共同起作用的，只有当需求增加、认可度提升同时具备的时候，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才能得以保证和拓展。这二者缺一不可。

这一点通过职业教育兴起时期和没落时期情况的对比，可以清楚看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落实、城市经济改革的开展以及小城镇的兴起，市场对职业技术人员的需求量猛增。此时，市场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也很高，这是由于政府在稳定招生、促进就业、筹集资源等方面的大力扶持；还因为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弊端，其毕业生不符合市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教育虽然还远远未达到真正合法化的程度，但已经足够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投资办学、接受毕业生。然而，90年代中期以来，职业教育一直面临市场认可度降低的困境，因此，即使市场对实用性技术人才的需求依旧迫切，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还是在急剧缩小。造成市场认可度降低的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自身没有高等学历授予资格、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政府配套改革的滞后等。

三、总结

兴衰制度主义范文篇4

【摘要题职教史

【关键词职业教育/兴衰/制度分析/市场化

职业教育是以培养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具有专门职业技能的人才为目标的。因此，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轻易和社会、市场相联系的教育种类。但是，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却发现这一原本能够最好适应市场的教育种类却没有得到兴旺的发展，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和思索的新问题。

我们把兴办和从事职业教育的院校作为一个组织群落进行探究，揭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制度学含义。职业教育具有内容多元化、结构多层次、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特征，因此，我们只能择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探究。我们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要探究对象，分析过程中也会涉及少量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容。

在考察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利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对其市场化取向的兴衰加以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职业教育之所以会走出这样的轨迹，是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功能的结果。外部力量包括摘要：政府的功能、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及市场的功能；内部力量则表现为职业教育组织内部一些重要条件的缺失。

中国职业教育的兴旺依靠的是政府的扶持和市场的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因自身发展不完善而留下的发展空间；中国职业教育的衰落则缘于自身缺少制度化的努力以及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稳扎稳打和成功完成。也就是说，中国职业教育始终没有完成市场化的制度变迁，只是单纯地依靠并满足于政府的倾斜政策和资金划拨，以维持存在和发展。这使得它既无法长期稳定地从市场中吸纳资源（生源、办学力量、信息等），也无法有效地将资源（毕业生、信息等）反馈市场。而中国职业教育依靠并满足于这基础不牢的兴旺的原因在于，其内部没有形成压力团体，没有精英力量的支持。对此，下文将予以具体分析。

一、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衰过程

期间，以为代表的政治集团批判刘少奇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使得各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停办下来。中等教育前期和后期的衔接，由多项变为单项，几乎所有的初中毕业生都升入普通高中。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的职业教育也开始恢复和发展。我们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阶段的划分是以全国的整体情况为依据的；由于各省市、各地区的职业教育有起步早晚、发展快慢之分，所以个别地区和事件并不完全和之对应。大致说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摘要：

1.恢复阶段

这一阶段从1978年开始，至80年代中期结束。这一阶段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政府和市场共同要求并推动了职业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1)政府恢复了职业教育的合法地位，并在政策和资金予以扶持。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摘要：“中等教育要有计划地多举办各种门类的中等职业教育，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方面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的就业新问题，”（注摘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1986摘要:182.）之后，中共中心就职业教育发展的新问题频繁文件。最重要的文件是1981年5月批转的《有关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明确了职业中学的性质、学制、教学内容以及培养目标等。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政策，如北京市《有关当前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几点意见》、辽宁省《有关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这些文件不仅使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了政策依据，还有效地为职业教育创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如在招工用人方面给予倾斜性政策。

各级政府还切实地给予职业教育以资金支持。1983年6月中共中心《有关追加发展城乡职业技术教育开办补助费的通知》规定，1983年由中心财政对教育部门办的职业技术教育追加一次性开办补助经费，各地政府要把钱用在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最急需的方面。1983年—1985年中心财政每年划拨5000万元的职教补助费，各省、地、县财政也相应增加了职教补助费（注摘要：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1986摘要:97.）。

(2)我国的职业教育开始面对市场，走出多样办学的道路。

在政府决策的同时，市场的指挥棒也开始发挥功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得以落实，城市经济改革开始启动，小城镇发展也呈现兴旺的态势，市场上需要大量的实用性技术人才。以农村为例，农民们普遍反映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不顶用”、“啥也不是”，他们文化底子薄，又不会科学种田等劳作技术（注摘要：辽宁教育科学探究所.农村公社中学教育情况的调查[J.教育探究.1980，(5).）。市场要求一部分学校改革教育模式，采用文化课和技能课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按需设科，有针对性地培养实用性专业技术人才。

事实上，从恢复发展之初职业教育就坚持走多样办学的道路。除原有的办学力量——教育部和学校外，社会上的办学力量也被动员起来。企业和教育部签订办学协议，争取双赢；社办职业中学赢得好评；政协动员各派、全国工商联兴办各类职业教育和补习班。而农村的职业教育学校，教育部门可以办，公社、联队和生产大队集体可以办，各单位自己可以办，私人也可以办（注摘要：匡计洪.农村经济变化给教育提出的新问题[J.教育探究，1981.(3).）。

2.发展阶段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中国职业教育基本上属于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表现为职业教育的招生数逐年上升，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喜人，形成良性循环的态势。

进入这个发展时期，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大量增加，招生数和毕业生数也有大幅增加。

表11982-1992年全国职业中学统计表

职业学校数（所）招生数（万人）在校生数（万人）

1982年310442.670.4

1983年548175.7122.0

1984年700293.9174.5

1986年8187112.83256.0

1988年8954119.59279.37

1989年9173118.30282.27

1991年9572137.82315.52

1992年9860152.14347.76

资料来源摘要：《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全国各级普通学校基本情况》，《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88-1992)，人民教育出版社

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受到市场的欢迎。1982年，北京市首届职业高中班毕业生有707人，他们蠃得了社会各方面的赞扬和欢迎。人才需求之紧迫，甚至出现了提前预定的争抢局面（注摘要：陈朴、金宝成.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意义和功能[J.教育探究，1983(4).）。

喜人的就业形势刺激了职业教育的招生。1985年沙市职业技校在校生比普通高中多（注摘要：丁炳昌.沙市职业技校在校生比普通高中在校生多[N.光明日报，1985-4-4(2).）；常州市职业学校在校生比普通中学多（注摘要：毛荣方.吧中等教育机构改革纳入经济发展轨道常州市职校在校生比普通中学在校生多[N.光明日报.1985-12-16(2).）。北京、武汉等市的初中毕业生流向大变摘要：普高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门（注摘要：武汉今年初中毕业生流向大变摘要：普高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门[N.人民日报，1988-7-3(2).）。过去倍受冷落的职业高中如今变得门庭若市，尝到了面向市场办学的甜头。

此时，政府的态度是再接再厉，继续推进。1991年11月，国务院发出决定，要继续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1992年2月，陕西省政府对培训和就业做出明确规定摘要：要就业吗？先参加职业技术教育（注摘要：陕西队培训和就业做出明确规定摘要：要就业吗？先参加职业技术教育[N.人民日报，1992-2-19(2).）。

如此兴旺的发展态势，使得职业教育在1993年实现了7年前提出的发展目标，即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学生数的比例达到1摘要:1（注摘要：张殆复.七年前提出的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已实现中等职教和普通高中学生数1摘要:1[N.光明日报，1993-2-5(1).）。

3.发展停滞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开始出现停滞状态，后来甚至出现衰落的迹象。表现为招生人数减少，招生后不报到的人数增加，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迅速减弱。

表21996-2001年全国职业中学招生数和毕业生数统计表

招生数（万人）毕业生数（万人）

1996年188.91

1997年211.22162.29

1998年217.57166.76

1999年194.14177.0

2000年182.66174.52

2001年185.02140.72

资料来源摘要：《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6-2002)，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年和2001年的职业中学的招生情况甚至不如1995年；反观普通中学的招生情况，招生数量逐年增加，增长的幅度也比较大。因此，在高校、普通高中扩招的情况下，职业学校新生不能报到的人数有所增加。以1999年的北京市为例，中专学校统计未报到的新生达2500多人，职业高中未报到的新生达6200人（注摘要：中国教育年鉴，2000摘要:386.）。此外，更值得指出的是职业教育的整体规模效益不高。1998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约2200所，除普通中专校均约1200人以外，其他几类学校校均规模只有500人左右（注摘要：中国教育年鉴，2000摘要:153.）。这似乎也说明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困境。

二、中国职业教育兴衰过程的制度分析

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恢复、发展和发展停滞这三个阶段，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发展轨迹呢？笔者以为，这是职业教育在“市场化”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得失所致。下文对这一过程将予以具体分析。

1.政府协助职业教育完成了初步市场化

(1)为职业教育奠定合法化基础

结束后，政府看到了市场和普通高中及高校人才培养能力之间的张力，并试图以国家的力量来解决这一新问题，提出了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思路。出台政策，落实拨款。

1978年之后，邓小平等中心领导相继发表讲话、中心政府也陆续了不少文件，如《有关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有关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加强合作，促进就业前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意见》等，表明中心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的意见。在《有关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途径是将普通高中改办成中等职业学校。这样就使职业教育以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名义恢复和发展起来了。

地方政府制定的倾斜性文件更加具体化。北京市出台了“六优先”分配政策，即劳动就业优先布置；招工招干指标优先布置；毕业生不参加招工考试，优先直接录用；答应联办单位、委托代培单位、预定毕业生单位，按协议优先挑选毕业生；答应优秀毕业生挑选工作岗位；个体开业者，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优先发给营业执照。另外，各地政府还组成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小组，切实解决职业教育办学经费和校舍等新问题（注摘要：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1986摘要:96.）。

这些倾斜性政策对于稳定招生、合理分配毕业生等起到了很好的功能，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开辟了空间。这些政策凭借政府独有的强制力增强了市场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使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一度呈现喜人的局面。

(2)推动职业教育走向市场

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政府一方面直接给予拨款支持，1983年—1985年中心财政每年划拨5000万元的职教补助费；另一方面，政府以优惠政策鼓励、吸引社会力量办职业教育，如减免校办工厂的税收，使一些企业愿意投资职业教育。政府还出面为学校和社会力量牵线搭桥。政府以这样的方式将职业教育推向了市场，使职业学校和市场直接面对面，从招生到毕业生就业都以市场导向为主。

政府通过倾斜性政策和提供办学资源的做法，使职业教育获得了合法化地位，也使职业教育从市场中吸纳了办学资源，并将其毕业生顺利投放回市场。由此，职业教育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完成了初步市场化。但是依靠政府营造发展环境也为职业教育的后续“市场化”发展埋下了危机。要彻底完成“市场化”的制度变迁，终归要依靠组织内部的力量，而这正是中国职业教育所缺乏的。

2.职业教育的内部力量缺失使其发展丧失后续力

组织内部力量的缺失以及组织自身利益目标的尚未形成是造成中国职业教育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1)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是在高等教育的控制下选择出来的。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这意味着中等教育要遵照高考指挥棒的指示行事。在此情况下，只有那些升学率高、教学质量高的中学才能生存。而所谓的“四低学校”——师资水平低、学生起点低、教学质量低、高考升学率低——则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他们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就要另辟蹊径，提供社会所需的教育内容，即开办中等职业教育。

由“四低学校”作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决定了其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这一点在和高等教育的对比中，显得愈发清楚。职业教育中缺少有实力的人物——充当国家的智囊团、甚至本身就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这样，职业教育和国家讨价还价的机会就很少，没有能力像高等教育那样提出明确的市场化要求，又不敢冒然放弃政府提供的扶植，否则连仅有的合法化地位以及初步的市场化成果也可能丧失殆尽。

职业教育对政府的依靠使其无法突破原有的制度框架，只能承受框架的约束，这突出地表现为，在政府配套改革滞后的状况面前，职业教育发展受阻。由于劳动准入制度不完善，一些用人单位继续招聘未经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低素质劳动力，挤占了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又由于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职能方面，出现职业技术培训、国家技术等级考试、安置就业三者合一的现象，因此导致了内招和名义上“培训”的弊端。由于内部缺乏精英力量，职业教育无法解决这些新问题，只能默默承受。

(2)缺少合法化的根本依据，未形成组织利益

职业教育始终都没有凭借自身能力完成其真正合法化的过程。我国职业教育的状况是，学历、文凭的等级认可程度低，且没有形成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一点在下文中将做具体阐述）。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巩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心态以及缺乏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等新问题都迫切地要求中等职业教育建立起强大的认可体系，这既是其进行合法化的根本依据，也是其组织群落形成明确而坚实的组织利益的前提。可是，即使在职业教育发展到鼎盛的时期，这一过程也没有能够完成，而只是单纯满足于对国家技术等级考试这一制度的依靠。但是，这一资格考试制度却由于人事制度等配套改革的滞后而缺乏效力。

3.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带来的竞争效应摘要：职业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被进一步缩小

我国的教育制度是以高等教育为主导的，因此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势必会引发职业教育组织群落生存环境的相应变化。笔者以为，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基本完成，不仅缩小了职业教育的市场生存空间，而且还表现出对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控制性特征摘要：

(1)选择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

高考制度的恢复意味着教育制度的筛选功能开始启动。只有教学质量高、升学率高的普通高中才能在这样的教育制度环境中生存，而面临生存危机的“四低学校”则转而以开办职业教育为突破口寻求新的生存空间。这就是高等教育为职业教育选择办学力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职业教育恢复和发展的途径也同时被确定下来，即由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学校。

在巨大的市场力量面前，在急需大量实用性技术人才的现实面前，自身发展尚不完善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完全压制职业教育的发展，但它却可以为其选择低下的办学力量，使职业教育的组织内部缺少精英力量，从而限制职业教育的发展潜力。

(2)控制职业教育生源的整体水平

众所周知，要进入高等院校，就必须经过层层筛选，其形式是通过各个层次的选拔考试——从中考到高考。假如以职业教育为考察对象，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职业学校接收的都是逐级“淘汰”下来的学生。

(3)对职业教育办学空间的影响

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办学空间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和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程度有关。职业教育的兴起期正是高校改革的尝试期，此时，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很多新问题还没得到解决。这对职业教育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机。具体说来，高等教育存在以下新问题摘要：①专业设置过细过窄，和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②忽视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③包分配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降低，上进心受到削弱，毕业生不受市场欢迎。

而这些新问题在职业教育中得到了克服摘要：①职业大学的专业设置是和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紧密相联的，许多专业都是老高校的缺门或薄弱环节。如金陵大学的档案、商业会计、工业会计、给水排水等22个专业，都是事先和省、市财政、城建等厅、局以及石油化工公司等20多家单位共同调查协商确定的。专业设置灵活，针对性强（注摘要：我国短期职业大学已达52所[N.光明日报，1984-3-5(2).）。②职业大学改革了一切都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如南京热能工程学院就是依靠社会学术团体的力量办起来的，不要国家一分钱。职业大学的学生缴纳一定的学费，实行走读，生活社会化，毕业后不包分配。克服“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端，激发学生的上进心。③毕业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普遍反映肯干、好学、顶用。

但是当高等教育的组织利益确立之后，高校渐渐实施扩大招生、自主择业等政策，改革过细过窄的专业设置，密切联系社会上的各种组织，力争使其培养的人才符合社会的多样需求。高等教育在提高自身实力的同时缩小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

(4)对职业教育合法化的影响

在高等教育的利益稳固形成后，它切断了职业教育贯通发展的道路，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假如说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发展途径的选择是自下而上的——利用普通高中和职业中学的竞争关系，那么它对职业教育合法化的影响就是自上而下的——造成职业大学对普通高校的依附关系。

高等教育对职业教育后续发展能力的限制是通过两种途径完成的。一是借助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竞争优秀的生源和良好的师资。从最初的“四低学校”我们就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办学力量之薄弱、办学力量地位之低下。二是使职业大学依附于它，途径是为职业大学中通过自学考试的学生颁发普通高校的文凭。职业大学并非提供我们期待的“高等职业教育”，而是成为了自学考试的培训基地。这样，高等教育就截断了职业教育从中等到高等的贯通发展之路。这意味着进入中等职业教育，就进入了一个孤岛，因为其毕业生在职业技术方面继续深造的后续可能性很小，他们很难走向高级技术领域，很难得到更高的技术学历。由于缺少持续发展的机会和能力，社会给予他们及其毕业学校的认可度就十分有限了。而市场的需求和市场的认可度是共同起功能的，只有当需求增加、认可度提升同时具备的时候，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才能得以保证和拓展。这二者缺一不可。

这一点通过职业教育兴起时期和没落时期情况的对比，可以清楚看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落实、城市经济改革的开展以及小城镇的兴起，市场对职业技术人员的需求量猛增。此时，市场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也很高，这是由于政府在稳定招生、促进就业、筹集资源等方面的大力扶持；还因为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弊端，其毕业生不符合市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教育虽然还远远未达到真正合法化的程度，但已经足够调动社会力量的参和——投资办学、接受毕业生。然而，90年代中期以来，职业教育一直面临市场认可度降低的困境，因此，即使市场对实用性技术人才的需求依旧迫切，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还是在急剧缩小。造成市场认可度降低的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自身没有高等学历授予资格、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政府配套改革的滞后等。

三、总结

兴衰制度主义范文篇5

用电视画面展现曾经的大国兴衰，显然没有浩瀚的历史典籍来得深刻。但是，电视能以光和影的三原色转变形象地将历史上曾经的辉煌、荣誉、血战前行和繁华散尽形象地在大众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将历史反思从精英的书斋挪移到草根大众思考的有益尝试。央视将9个大国的500年兴衰史用12集的短短篇幅浓缩，绝非大众娱乐的电视剧快餐，而是品读历史的镜鉴和对中国未来的深深思索。

在过去的500年间，中国所谓的盛世已经持续至清康乾时代，期间还包括明初郑和浩大船队的远洋。但这只不过是古老的“中华龙”惯性繁华的回光返照。而从14世纪开始的300年间，欧洲文兴复兴击碎了中世纪宗教的神学桎梏，将人们从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解放出来，在精神方面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500年开始，欧洲的强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引领了欧洲作为全球翘楚的新时代。

无论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通过海洋冒险成就的海洋霸权，抑或荷兰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创立的商业帝国，还是率先发起工业革命推动自由贸易成就的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以及法德两国的随后兴起。这些欧洲强国都是通过制度和体制创新、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将商业和自由贸易作为大国崛起的基本要件。至于继承欧洲文化谱系的美国在另一块大陆的崛起，日本和俄罗斯的后发制人，除了自觉的赶超意识，也经历了制度转型的阵痛。当然，这9大强国的辉煌中也都沾染了穷兵黩武的战争残酷和侵略他国乃至灭绝异质文化的原罪。但不管如何，自1500年以来的500多年间，这些强国或有兴衰，但他们的一个或多个在21世纪依然占有全球主导地位。即，西方社会主导全球的大趋势并没有逆转。

对中国而言，读懂这9个大国的兴衰起伏，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9个大国在过去的150年间和中国都发生过直面接触，对中国而言更多是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但沉浸在历史的伤痛和仇恨中是没有意义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嘲弄和怒斥资本主义的罪恶更是无谓的。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首当其冲地要融入这个世界。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等等，这些既是中国从既往强国的兴盛中总结的经验，也是从某些强国的灭亡中汲取的教训。

半个世纪前主席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对新中国如何摆脱历代王朝“兴勃亡忽”的质疑时，给出的药方是“人民民主”。今天，这句话对中国如何实现民族复兴和重新崛起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当综合实力成为衡量大国地位的标准时，作为硬实力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同作为软实力的政治文明和文化影响力一个都不能少。美国的强国之路充分验证了这一点。而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也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将“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

兴衰制度主义范文篇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如果没有文化发展作支撑，没有人的素质的提高和精神世界的完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难以持续。

实现党的执政目标，必须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朝着共同的方向前进。在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奋斗中，要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展要求，大力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精神文化资源是党执政的重要资源。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社会的稳定，要依靠坚强的政治领导，依靠经济的发展，依靠好的制度和法治，同时全体社会成员思想上的统一和稳定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在党的执政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社会价值观日趋多样化的情况下，党能否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有效驾驭意识形态的纷繁变化，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引导人们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党的指导思想的信仰，对党的政治路线的认同，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决定党的事业兴衰成败。

兴衰制度主义范文篇7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区域发展模式多样性与特殊性要求对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检验、过滤、再吸收。本文通过苏南制度变迁的双重循环为实证经验基础，对D-C·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进行再检验。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路径依赖”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间隔性制度变迁”过程。

[关键词]：路径依赖;双重循环;间隔性制度变迁;比较制度优势

一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道格拉斯·C·诺斯、L·E·戴维斯，曼瑟·奥尔森、T·W·舒尔茨,V·W·拉坦等人，制度变迁理论“试图为建立一个专门的、相关的和逻辑的关于这些制度的产生、成长、成熟、衰亡的理论框架提供基础。”[1]制度是一个社会为人们发生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系列规则，是制约人们行为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集合体。制度可分为四种: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用于影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人源流之间联系的制度;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等(舒尔茨，1968)[2]。制度功能主要是为个人提供一种激励系统，同时借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来推动市场交换的发展和市场功能的扩张，减少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有效率的制度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一些通常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技术进步、规模经济、资本积累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制度一旦形成，总要随社会变化而变化，当制度出现不均衡，行为者利益不能在现有制度下得到保障，就产生新的制度需求，呈现出制度变迁状态。制度变迁不是指任何一种制度变化而是特指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有制度，通过对原有制度框架的规则与机制所做的边际调整以增加制度收益。制度变迁只有在下面两种情况下才会发生:(1)创新改变了潜在利润。如市场规模的变化、技术变迁、一个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人的预期，会改变制度安排的收益与费用。(2)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得制度安排的变迁变得有利可图。如一种安排的组织成本已由另一种安排所支付，技术革新减少制度安排的运作成本，信息传播与社会知识的进步，也有利于降低创新成本。制度变迁是制度发展的必然规律，但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存在着种种技术和社会的约束条件，如制度变迁成本收益比较、一项制度的受益者与受害者、相对谈判力量的对比、组织的偏好、技术条件等等。实施制度的各个组织在相对价格或偏好变化的情况下，为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重新谈判与博弈以达成更高层的合约、改变旧的规则建立新的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进一步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PathDependency)。诺斯将保罗·大卫和W·巴兰·阿瑟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性”引人制度变迁，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性和自我强化机制。

我们将制度渐进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与长期持续的增长或下降结合起来。一旦一条发展路径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行进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的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在经济增长的情形中，有一条适应性的有效路线，它允许在不确定性下的最大化选择，以追逐某些承担活动的真实模型，并建立一种反馈机制来识别某些相对无效的选择，并消去它们。···……但是尽管如此，非生产性路线仍然存在，初始制度集合的报酬递增特征为生产活动提供了负激励，它在现有制度下创造了一些组织和强有力的利益集团，他们以自己的利益来影响政治实体。但他们为经济上储存与增加有用的知识所提供的报偿较少。参加者的主观精神构想会演进成一种意识形态，它们不仅会使社会的结构理性化，而且还选择了不佳绩效。结果，经济中会演进出一些加强现有激励与组织的政策。[3]

一个国家或区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现象，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这就好象进人了一个特定的路径，制度变迁只能按照这种路径走下去。路径依赖有两种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其报酬递增促进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制度依赖。另一个极端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报酬递增消退，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人了无效制度，进人了“锁定”(lockin)状态[41，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由此可见，所谓“路径依赖”就是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体系所替代，从而进人锁定(lockin)。

“路径依赖”理论具有二定启发与借鉴意义，但由于制度变迁的话语表达主要以特定历史时期西方历史经验为理论基础，D·C·诺斯理论的经验来源主要局限于西方世界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发展[5]，因此要解析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制度变迁，路径理论并不具有天然解释力，“源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工具一旦移译到中国，往往失其所指而单纯成为‘应该’。无所指而强为之指、或削足适履、或指鹿为马”[6]，如果我们承认转型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存在特殊性，就需依据中国经验对制度变迁相关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理论过滤、再吸收，而不应国固吞枣，格式化套用。本文选取苏南发展模式制度变迁的双重循环为实证经验基础，对“路径依赖”理论进行再检验。

二

苏南发展之制度变迁路径既有宏观政治经济环境与制度约束所形成的共性特征，又具有区域独特性。苏南发展之制度变迁路径经历了双重循环，传统苏南模式变迁经历了第一重循环: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制度失衡;新苏南模式经历第二重循环，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7]。从建国以后到70年代末，苏南农村经历了集体化和合作化运动，以及从公社/大队到村委会/村民小组的行政建制变迁。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后，脱胎于草根中的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通过制度创新率先形成制度性崛起，集体经营、共同劳动、协调分配为特征的社队经济，转变为乡镇企业为支柱的集体经济，形成了“集体经济一公共权威”的政经共同体结构。苏南模式在80年代中期达到发展高峰期，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形成众多名词、术语，用以描述地方工业企业成长过程中地方政府功能特征，如“地方政府组合主义”(localstatecorporatism)(jeanC.O.,1995)[81,“干部资本主义(cadrecapitalism)”(Herrmann一Pillath，1997)、“干部/经营者(cadre/businessmen)"(Shue,1988),“合作文化”(WeitzmanandXu,1994;UngerandChan,1992;Nee,1992)“(准)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模式”(何梦笔，2000)、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干部经济模式、政绩经济模式(新望，2000)进人90年代中后期，客观事物又显示新的面貌。随着制度环境变迁，“传统苏南模式”显现出资源约束、需求约束、体制约束等局限性:随着宏观经济秩序全面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乡镇企业的制度比较优势逐渐衰减，乡镇企业传统的外延式发展模式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与震荡。随着中国经济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苏南乡镇企业的外部竞争对手日益增多，国有企业在放开搞活后进人市场;经营灵活的个体私营经济也日益壮大;“三资企业”技术设备先进、产品质优档次高，对苏南乡镇企业构成了强有力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苏南乡镇企业“产权模糊”问题凸现，企业内部组织成本大幅度上升，从而抵消企业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提高专业化收益的努力。传统苏南模式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衰落，导致“苏南模式的终结”[9]。随着温州模式十四大以来的兴起，人们转而称颂温州模式，苏南集体经济模式的是非功过形成了学术争议的热点。苏南地方政府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乡镇企业实施多次产权制度改革，同时利用历史机遇，通过制度创新与政府职能转换，以园区经济为载体，打造国际制造业基地，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互动并进，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锻造出“新苏南模式”。新世纪以来，当温州模式开始呈现相对衰落迹象，而“新苏南模式”却又呈现出富有生机的新的制度发展路径。

这一系列跌宕起伏、丰富多彩的模式兴衰构成苏南发展模式之双重循环，这不是一个静态的经验事实，而形成一个持续的动态经验运行过程;它不仅是经济过程，而且是甚至主要是政府过程;它不仅涉及经济主体间的生产行为、交换行为，而且涉及到权力的价值权威性分配、权力主体间关系、政府精英行动、中央与地方财政制度结构、地方政府间竞争。随着两次改制的展开，苏南区域政府与制度关系正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倒U型结构，制度不仅是政府实现政治经济目标的理性工具，随着市场经济所衍生的生产与交换自由秩序的形成，制度由工具理性日益转向价值理性，政府权力运行范畴与程序日益受到政府培育的“自生自发秩序”[10]的反约束。这一经验事实的复杂性不禁让人重新思考“政府、制度变迁与区域兴衰”的这一经典命题，现有的分析进路与理论假设需要动态经验事实进一步证伪。单纯的“路径依赖”理论模型似乎显得过于简单，以致不足于充分解释这一动态经验事实。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理论假设需在中国区域动态经验中进行检验与知识过滤。从苏南模式变迁的双重循环过程来看，苏南模式变迁之区域经验无法充分证明路径依赖理论这一假设。(1)区域发展会在一定时期形成和存在低效制度安排[11]，但恶性发展路径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锁定”，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皆能从低效计划经济模式中兴起，新苏南模式亦能从传统苏南模式中脱颖而出，传统温州模式亦正走向新温州模式，苏南经验表明，低效制度似乎总可被潜在更优制度所替代;尽管一种模式在较短时期存在低效率，这并不能必然导致对效率导向的制度变迁有效“锁定”(2)报酬递增的良性发展路径亦不能自然维持，传统苏南模式终结、温州模式的相对衰落，表明良性发展路径既便能存在于某一特定时期，但并不能自然维持良性循环，形成效率“锁定”(3)“路径依赖理论”之逻辑脉络关注制度兴起，亦关注制度衰退，但并未把制度兴衰作为能量互换的矛盾统一体进行辩证分析。事实上，制度兴起内在蕴含着衰退机制，制度衰退亦内在蕴含兴起机制，所谓“自我强化机制”既使存在，也只是制度变迁过程多重矛盾运动中的一种作用力，并不能完全决定制度变迁结果。“路径依赖”理论由于将两者割裂，自然无法充分解释制度内部兴衰的互换逻辑。这也可能与观察者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有关，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经验视野出发，容易观察到的世界就是发达国家的良性锁定、落后国家的低效锁定，而较少观察国家与区域内部兴衰逻辑互换。本文在借鉴与再检验制度变迁既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区域的实证经验，提出本文的理论解释进路，以求更有效解释转型时期苏南模式变迁之双重循环(见图2)。这一理论分析进路存在两个设定，第一个设定指，与纯粹市场经济假设不同，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苏南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精英集团(地方政府决策核心)决定区域经济资源分配，制定经济政策，主导区域经济制度安排。第二个设定指，在变化制度环境中，任何制度优势都只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优势，而不可能成为绝对优势。制度兴起内在蕴含着衰退机制，制度衰退亦内在蕴含兴起机制，制度兴衰是能量互换的矛盾同一体。

苏南模式变迁的双重循环过程表明: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12]，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既有路径依赖而必然陷人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一种“间隔性变迁”，“间隔性变迁”内涵指制度变迁有持续性但不同于自执行，有停滞但不同于“锁定”，呈现出一种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制度变迁过程。地方政府精英主导的区域制度变迁并非孤立存在，区域综合资源察赋结构形成政府精英主导区域经济发展路径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构成精英行动的环境制约。政府精英在既定资源环境中又具有相当自主性，基于偏好(preference)基础上的精英行动往往是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因，当精英行动推进制度变迁，取得制度比较优势，获取制度收益，这有利于扩充区域综合资源结构，反过来可提供区域发展路径升级的资源基础[13]。当精英行动未能推进制度变迁，不能获得制度收益，区域经济绩效衰退，这将弱化区域综合资源察赋体系，从而进一步限制政府精英的行动空间。

地方政府主导的“间隔性制度变迁”经历了五个阶段逻辑功能切换进程，制度启动阶段。制度启动阶段是制度变迁第一阶段，计划经济原始制度结构下，制度收益往往较低，制度变迁成本、风险亦相对较低。地方政府与民众逐渐形成、积累着改变原始制度的创新冲动，制度变迁需求不断增加。当制度环境提供了潜在制度收益的机会时，地方政府精英在适当时机下主导与组织政府一民众联合“集体行动”[14]，启动制度变迁，建构新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获取潜在制度收益。制度发展阶段。随着制度变迁的展开，区域制度变迁由启动阶段进入到发展阶段，区域经济获得初步制度收益，制度变迁由于其先发性，开始形成相对于其他区域的比较制度优势。“比较制度优势”指一种制度安排相对另一种制度安排，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具有获取更大制度收益的能力。比较制度优势的获取会促进和激励地方政府精英行动，启动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获取更大制度收益。制度模式化阶段。随着制度变迁，制度变迁达到高峰期，并被逐渐模式化，形成稳定的制度结构，获取稳定制度收益。随着制度收益不断递累，“垄断性收益体系”开始逐步形成，“垄断性收益体系”指该区域由于具有相对其它区域的比较制度优势，从而可以分享该制度发展路径所带来的大部分制度收益。制度一旦模式化，制度收益体系就不仅仅体现为经济利润的收益，而形成了综合收益体系，它包括经济利润收益、政治收益(如政府官员政绩与升迁)、意识形态收益(如苏南模式被视为共同富裕的集体经济之楷模)、榜样收益(其他区域取经学习所交纳费用，以及荣誉感)等。制度衰退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垄断性收益体系的形成，制度变迁的成本和风险亦不断增加，主导区域经济政策的地方政府精英逐渐失去了制度变迁的激励动力，倾向于维持既有制度模式，保持垄断性收益。由于制度环境变化，既有制度收益形成嫡值效应，比较制度优势边际递减，制度变迁形成衰落周期，进人“制度模式化陷阱”。制度复兴阶段。在区域竞争环境中，随着新的地方政府竞争集团的崛起，制度比较制度优势完全失去，“垄断性收益体系”无法维持。区域政府—民众联合体的创新意愿重新获得激励，制度变迁需求不断上升;当制度变迁潜在收益超出制度变迁成本，地方政府精英重新被激励，启动新一轮制度变迁(新苏南模式兴起)。

结语

苏南发展模式变迁的双重循环过程表明，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既有路径依赖而必然陷人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一种“间隔性变迁”，呈现出一种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变迁是一个在竞争中持续不断的过程，任何制度优势都只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优势，即暂时与局部优势，而不可能形成绝对优势。“模式”不是比较、相对的概念，而是一个静态、绝对的概念，倾向于将一定时空条件下比较优势理解为恒定优势。这一思维一旦被政府精英集团吸呐为潜在行为逻辑，将阻碍政府精英集团相对于制度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快速反应机制，往往导致制度僵化与制度惰性。作为“第一行动集团”的地方政府只有随着制度环境变化而持续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才能动态地维持区域发展路径的制度比较优势，并从中获取最大化制度收益。

[注释]

[1]L.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科斯等.陈听编《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68页。

[2]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

[3].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2一133页。

[4]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1页。

[5]诺斯的代表著作与论文，可反映出来其理论建构的经验基础。诺斯等:《庄园制度的兴起与衰落:一个理论模型)(1971);诺斯与戴维斯:《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1971);诺斯与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诺斯:《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1983)，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1)等。

[6]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7]关于概念内含的简要界定，制度失衡指制度均衡指没有新的变迁。制度变迁指一种低效制度向高效制度的变迁，制度均衡指这样一种状态，在给定的一般条件下，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任何个人或任何团体带来额外的收人。制度变迁相关概论的内涵参见诺斯与戴维斯:《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1971)0

[8]JeanC.0.，Theroleoflocalstatesinchina''''stransitionaleconomy,TheChinaQuarterly,No.144(December1995),p32。奥伊认为地方国家组合主义导致了集体经济繁荣。

[9]关于“苏南模式的终结”这一提法，参见新望:《苏南模式的终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学界亦有争议;但无论人们带着什么价值倾向，传统苏南模式的衰退无疑是“价值中立”的客观存在。

[10]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页。

[11]关于“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这一问题，除了文献分析部分的已有解释进路之外，国内亦有多位学者展开一定探索，如盛洪:《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Lewis认为制度一旦始变迁，它们就会经自执行(self-enforcing)的方式变迁下去。旧的信条和制度被改变了，新信条和新制度逐步变得彼此更加一致，并沿着同样的方向作进一步的变化。Lewis,W.A.TheoryofEconomicGrowth,London:Harper&Row,1955,p.146.

兴衰制度主义范文篇8

表现主义既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又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文学潮流。马克思主义文学史研究如何评价和对待这股文学潮流，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会对现实斗争中的文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历史证明，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常常与如何解释和评价表现主义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而这种解释和评价往往又涉及德国共产党人在现实斗争中如何在文化领域实行统一战线问题。因此，评价和对待表现主义，往往反映了德国共产党人在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文化政策成熟的程度。

德国工人运动史上历来有重视文学运动的传统，除马克思、恩格斯之外，还出现过梅林、蔡特金等著名文学评论家。在表现主义文学运动存在时期，德国工人运动的左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就常常注意研究当代文学动向，并有意识地观察文学领域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为和平和民主而斗争的同盟者的成长情况。特别是在1916－1918年之间，即使身处狱中，他仍不断研究文学艺术发展的动向和美学问题，并对表现主义文学潮流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这些意见虽然是针对弗利茨·封·翁卢的剧本《一代人》而说的，但它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对一部具体作品的评价。

翁卢是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和诗人，曾作为军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根据自己的经历于1916年创作了剧本《一代人》。剧本描写了战争的灾难，表达了作者对一个充满人类之爱的新时代的渴望和向往。针对这部剧作，李卜克内西曾于1918年8月写了这样的文字：“尽管这出戏有许多优点，这是不容忽视的，但在内容方面，在思想和感情方面，尚停留在愤懑的地步，而不是澄清，是在描写谜，而不是解谜。人们可以称诗人为莱辛曾经称赞过的的那种世界智者的同类，他们只是努力制造云雾，而不是驱散云雾。还是让我们等待三部曲的其他部分描写什么吧。这第一部所提出的是“普遍人性”问题。翁卢对待这种绝对基本的方面，是非常认真的。但只是作为一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抱怨命运的人，向着星空挥舞他们那攥紧的拳头，对着宇宙发出遣责，折磨自己，看不到出路，欲逃避却又做不到，陷入无为的绝望，而不是行动起来进行斗争，去创造一个新世界。第二位的问题掩盖了第一位的问题。他只看到后果，而不知其原因，不知道身旁恐怖事件的社会根源，也不知道能够铲除这种恐怖事件的力量。这部作品是那些摆脱了对自己的世界秩序抱着神圣幻想的资产阶级的戏剧。在那些非常凝炼而内容丰富的描写中，毕竟沸腾着革命的愤懑精神。让我们期待着，曙光过后是否会有白日到来。”①李卜克内西这些议论见于他被杀害后于1920年在柏林出版的《书信集》。德国文学史家克劳斯·肯德勒称这是“一份有趣的文献”，它表达了德国共产党人对待战争期间产生的那些具有反战内容的表现主义戏剧作品的态度。李卜克内西在这段文字中提到的翁卢的“三部曲”，包括《一代人》（1916）、《广场》（1920）和《狄特里希》（1936），后者创作于流亡期间，当时由于条件限制，未能出版。

李卜克内西关于这部剧作的议论，表现了这位“斯巴达克团”领袖对待文学现象的马克思主义态度。首先，他肯定了翁卢在这部作品中所表达的反战的主观愿望。显然，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翁卢，也适用于许多表现主义作家，如盖奥尔格·凯泽、瓦尔特·哈森克雷沃、恩斯特·托勒、弗里德里希·沃尔夫、路德维希·鲁必纳等剧作家，他们在当时创作的反战作品中，大都像翁卢一样，表现了对战争的“愤懑精神”和竭力挣脱资产阶级出身的束缚的愿望。在李卜克内西看来，这些优点都是不容忽视的。在那战争的年代，帝国主义势力把人民拖到战场上去，为他们的侵略扩张行为卖命，给人民大众带来了深重灾难，在这种时候，文艺家们不受帝国主义宣传的盅惑，公开表现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他们的呼声中可能夹杂着某些错误思想，但这呼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置身于反战前线的共产党人，必须把他们视为同盟者，视为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其次，他在指出作品的积极倾向，肯定作者主观愿望的同时，也指出这部作品在客观上与无产阶级所期盼的革命艺术还是有距离的，作家在思想上并未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他在对战争表达“愤懑”时，却不能指出如何才能结束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卜克内西认为作者只能制造云雾，而不能驱散云雾。李卜克内西指出，翁卢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普遍人性”问题，尽管非常认真，但实际上却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抱怨，对自己的折磨，最终将令自己和观众陷入绝望。作品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显然是由于作者意识形态的局限造成的，作者只能看到现象，而看不到造成这些现象的社会根源，更不认识那些能够铲除这些现象的社会力量。所以这部剧作基本上尚属于资产阶级戏剧的范围，只不过创作这部剧作的作家，已经不再相信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世界秩序”的神圣性了。再次，尽管《一代人》仍属资产阶级戏剧范围，李卜克内西对待翁卢，当然还有那些与他类似的作家知识分子，绝对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更不拒绝同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进行反对战争与帝国主义，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对翁卢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局限，李卜克内西既不表示厌恶，亦不表示敌视，而是怀着真诚的兴趣，指出他的局限，给予积极引导。不论翁卢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同共产党人走多远，但在目前的斗争中，必须视他为同路人。李卜克内西对翁卢《一代人》的议论，表现了当时德国工人运动左派领导人，对表现主义文学潮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和宽容胸襟。克劳斯·肯德勒称李?房四谖髡夥庑攀且环荨坝腥奈南住保蚁胨募壑稻驮谟冢怨私准墩持贫砜怂贾饕宓奈囊照撸两袢匀痪哂欣砺垡庖搴褪导庖濉?nbsp;

在李卜克内西议论《一代人》的得失时，表现主义文学运动在战争的冲击下，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特别是随着1918年11月革命的爆发，表现主义的自由主义倾向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的和抽象社会主义倾向的崛起，是普遍向左派力量靠拢的倾向。针对德国知识分子这种左倾剧变，德国政治家埃德温·贺恩雷在一篇题为《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的文章里，提出了知识分子在革命高潮的新形势下应该努力的方向。贺恩雷写道：“他们都想‘完善’无产阶级革命，把它由一个单纯经济政治运动建设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运动。他们却忘记了，经济政治的变革不仅是前提，而且恰恰是新文化的创造者和培育基地，人的精神革新不可能在经济变革之外独立进行，而是从经济变革中产生，又回到经济变革中去。我们很愿意承认这些意识形态专家的善良愿望，今天他们不顾蔑视和迫害，勇敢地表示拥护共产主义，但是，只有善良愿望，勇敢精神和理想动力，尚不能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求那些向我们走来的知识分子，放弃一切文化人的傲慢，严肃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辩证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来锻造自己的武器和铠甲，才能在阶级斗争实践中站稳脚跟。”②

贺恩雷在11月革命失败后，成了德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领袖和德共中央委员。他这篇文章作为一篇政论，基本精神与李卜克内西对翁卢《一代人》的评论是一致的，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这些知识分子不顾社会压力，勇敢地表示拥护共产主义的善良愿望，另一方面也诚恳地指出他们尚待努力的方面，并对他们寄予厚望。

这两位德国工人运动左派领导人，对待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的态度，代表了当时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政策，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政策的方向，他们的言论，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

二、围绕遗产问题的一场争论

与此同时，在德国了发生了一场关于遗产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也是对德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文化政策的一次检验。争论是由德累斯顿画廊领导人的一篇报道引起的。他在这篇报道中提到，在爆发11月革命的时候，画廊里的一些艺术作品遭到了破坏。这篇报道引起一些虽然宣布与资产阶级艺术决裂，但尚未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站稳脚跟的表现主义者的异议，其中左派青年艺术家扬·赫特菲尔德和盖奥尔格·格罗斯共同署名发表的《艺术破烂》一文，最为引人注目。两位作者在这篇文章里一方面用尖刻的语言攻击了他们所谓的“德累斯顿的市侩”，另一方面也公开宣扬了自己的政治和美学信仰，对文化遗产表示了极端轻蔑的看法。他们说：“工人与这种艺术有什么关系？它不顾一切令人可怕的事实，只想把工人引入一个与此无关的理想世界，设法阻挠他的革命行动，虚构一个资产阶级的安定与秩序的世界来欺骗他。这种艺术把工人交给食人生番的魔爪里，而不是鼓动他们去反对这些狗娘养的。工人与诗人、思想家的精神有什么关系？他们那些精神束缚得他喘不过气来，令他不知道还有义务同剥削者进行斗争。”③

赫特菲尔德和格罗斯都是表现主义的艺术家，前者是图片蒙太奇艺术的创始人，他那些政治图片蒙太奇作品曾为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后者则以社会批判性素描著称于世，在我国曾受到鲁迅先生推崇。二人均于1918年在柏林成了通常被称为德国表现主义的插曲、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前奏④的“达达”成员。他们这种对文化遗产的猛烈攻击，一方面无疑是出于革命热情，另一方面也是对革命的极大误解。这种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在当时一些政治上开始向左派工人运动倾斜的表现主义者中并不鲜见。从这一点来看，贺恩雷忠告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及时和重要的。针对这种蔑视人类文化遗产的思想，一位叫G·G·L·亚历山大的妇女在1920年7月24日的德共机关报《红旗》上发表了一篇《致扬·赫特菲尔德和盖奥尔格·格罗斯先生》的信，尖锐批评了他们以中世纪捣毁圣像的方式对待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阐述了遗产在无产阶级现实斗争中的意义。她说：“工人若为了进行这种文化革命，而把博物馆和收藏品当作资产阶级文化的残余加以破坏，并把这种行为视为自己的任务，那么他就是摧残文化的人，或者是傻瓜。”⑤作者指出，随着资产阶级文化走向衰落，工?私准侗厝灰丛斐稣感碌墓宋幕馐呛廖抟梢宓模蘼廴绾危帐跤胛幕母锩痛葱拢疾荒芤云苹滴幕挪疤帷K档秸饫铮嗣遣幻饣嵯氲剑鹿撕D魑砜怂嫉闹坑眩砟甓怨膊饕甯锩淖畲蟮P模闶撬赡芷苹滴幕O氩坏降搅硕兰统跗诟锩鱿值氖焙颍娴姆⑸苏庋氖虑椋鱿至顺钟姓庵峙灼幕挪敕ǖ娜耍鹿膊车幕乇ú坏貌晃丝挂怀√致郏猿吻逅枷搿！逗炱臁繁嗉吭冢保梗玻澳辏吩拢玻慈辗⒈硌抢酱竽瞧恼碌耐保⒈砹艘黄晏馕段薏准队胍帐酢返奈恼拢馄恼挛抟杀硐至说鹿膊橙说母叨鹊奈幕咚健N恼滤担骸盎倜鸹蛘呔芫邮芾飞系囊帐跽飧隹诤牛还芟缘枚嗝闯锩嗝捶炊宰什准叮率瞪献芄槭且恢肿什准犊诤牛从沉嗣宦涞暮捅览5淖什准兜氖导N薏咴诙崛≌ǖ亩氛校匦氚阉囊磺辛α慷技械秸獬《氛欣础！雹?/P>

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乃至建立政权、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关于文化遗产问题绝对不是一次讨论便能澄清的。人们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在不同时期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有时表现为如何对待古代遗产问题，有时表现为如何对待现当代文化现象问题。尽管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针对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文化遗产的态度，尖锐指出不懂得人类文化遗产，便没有资格作共产党人，但在实践中仍然会不断遇到这个问题，并一再提出进行讨论，人们也就是在这种讨论中，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端正对待古代文化遗产和现当代文化现象的态度，逐步学会鉴别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对文化遗产问题不断进行讨论，又是必要和必然的。

就在《红旗》开展遗产问题讨论之后不久，作家维兰德·赫茨菲尔德在一篇题为《社会，艺术和共产主义》的长文中，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他接着贺恩雷谈的左派知识分子纷纷涌入德国共产党这个话题，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加入无产阶级斗争队伍的可能性，特别是详细探讨了作家、艺术家在加入工人阶级革命队伍时遇到的处境问题。他认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艺术家变成工人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只是立场的转变，这是他的发展道路上的第一阶段，如果说这种过渡须克服许多困难的话，那么到第二个阶段将会遇到新的困难。他说：“在第二个阶段他会看到，他将无法以习惯的方式继续从事他的职业活动，例如共产党的新闻记者在一个资产阶级编辑部里的工作，如果共产党人有自己的新闻机构，新闻记者就会毫不费力地看到自己的出路。但是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既无博物馆又无剧院，既无时间又无金钱。因此艺术家看不到出路，他会忽然感到自己是悬在半空中。他既不能，亦不愿意像迄今这样为资产阶级效劳，可无产阶级不管从物质方面还是从经济方面，都无力雇佣艺术家。”(7)

维兰德·赫茨菲尔德与扬·赫特菲尔德是同胞兄弟，柏林的“达达”运动就是以他的马立克出版社为基地形成的，11月革命时，他像许多表现主义作家一样，加入了德国共产党。鉴于对这部分知识分子转变立场之后所遇到的困难的切身体会，他把自己创立的著名的马立克出版社办成了为这部分知识分子从事革命文化活动的阵地。马立克出版社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实践列宁所提出的文学如何为党的现实斗争服务的原则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它在20—30年代出版的那些“一马克红色小说”，曾经成为广大工人读者追求和理解革命的精神食粮。赫茨菲尔德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虽然只对一部分从事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具有实践意义，但它对年轻的德国共产党思考如何团结他们，如何按照列宁的方式进一步发挥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却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赫茨菲尔德在同一篇文章里，对那些参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作家，艺术家提出了更深一层的任务，要求他们不单单是同情工人阶级，或者加入德国共产党，还应该自觉地成为德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在文化战线上发挥作用的组成部分。他以提出问题的方式说：“描写和鼓动无产阶级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的歌曲在哪里（像通俗歌曲和成千上万的轻歌剧，反映当前的水平，宣传和传播它们的性倾向那样），谁来谱写被捕的红色战士的控诉歌声，共产党人遗孀的那些痛苦的、然而却充满信仰的不幸，谁来歌唱我们对俄罗斯的坚定勇敢精神的欢呼，谁来歌颂我们的欢乐，因为我们的生活充满理想，充满坚定的信心，因为我们不再孤独地、毫无信仰地打发岁月，不再只是想着自己，不再被一切可能的微不足道的痛苦折磨得麻木不仁，不再盲目地面对阶级的、社会的可怕灾难。”

从赫茨菲尔德这些言论中，人们不难看出他与表现主义的渊源关系，更不难看出他与表现主义的区别。赫茨菲尔德像许多表现主义的左派力量一样，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那种对资产阶级社会弊端的厌恶、叹息、愤懑、控诉和叛逆等模糊情绪，变成了追随工人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信念。他在这里提出的任务，无疑对于后来的德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具有超前意义，而他自己主持马立克出版社出版的那些“一马克红色小说”，便很好地实践了他自己提出的要求。到二十年代中期，即表现主义文艺运动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当年与表现主义文学运动有着这样或那样联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像赫茨菲尔德一样，完成了向科学社会主义、向德国工人运动转变的过程，他们当中的约翰内斯·R·贝歇尔、鲁道尔夫·莱昂哈德、弗里德里希·沃尔夫、阿尔弗雷德·库莱拉、安娜·西格斯、埃里希·魏纳特等人，都成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核心力量。

三、卢卡契：《表现主义的兴衰》

A、《表现主义的兴衰》一文产生的直接原因

三十年代初期，曾经在奥地利、德国度过了十几年流亡生活的匈牙利革命家和理论家卢卡契于1933年在莫斯科的《文学评论》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表现主义的兴衰》，该文于1934年译成德文刊登在《国际文学》德文版第1期上。这篇长文对表现主义的评价，显然与前面提到的李卜克内西的意见大异其趣，而其对待表现主义这个文学现象的态度，却与赫特菲尔德和格罗斯那篇《艺术破烂》对待古代艺术作品的态度异曲同工，并在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引起关注。卢卡契这篇论文中的主要论点，在后来的表现主义论争中，遭到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的驳斥。

《表现主义的兴衰》共分三个部分：一、论帝国主义时期德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二、表现主义与独立社会的意识意志，三、表现主义的创作方法。从这篇论文的内容和倾向来看，德国法西斯主义攫取国家政权，魏玛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垮台，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失败，构成了这篇论文的历史背景。该文明显带有从意识形态角度总结革命失败和法西斯上台原因的性质。

卢卡契为什么选择表现主义这个课题呢？

我们知道，自从1919年库尔特·品图斯编选的表现主义诗集《人类的黎明》问世以来，到三十年代初期再也没有出版过比较有影响的表现主义诗集，特别是表现主义文学运动衰落以后，当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表现主义杂志也纷纷倒闭，旧日的表现主义团体和中心也不复存在。在表现主义已经不成气候的情况下，当年表现主义文艺潮流的主将之一——赫尔瓦特·瓦尔登于1932年编辑出版了一本《表现主义诗歌》，他编的这部诗集以介绍早期表现主义诗歌为主，较多地介绍了他曾经主持过的《暴风》社成员的作品，对战争期间和战后表现主义诗歌的介绍，选材则相对有限。这部表现主义诗集，显然是促使卢卡契撰写这篇长文的直接原因。

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从意识形态角度评价表现主义呢？

这除了与他历来研究文学的方法有关之外，显然同他结合德国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对德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考察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随着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德国法西斯势力的日益崛起，在德国社会生活中也发生了一场所谓“文化危机”，当时自称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处境急剧恶化，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存在失掉了安全感，工程师、教师、医生、大学生、作家、艺术家等面对当前的社会机制，感到无能为力。这场危机以前所未见的规模震动了社会。1930年在德国一些主要新闻媒体，如马克思主义的《左曲线》、自由派的《日记》和保守派的《新观察》等，纷纷展开了对这场文化危机的讨论。由于参与讨论者的世界观与政治立场不同，对危机的表现形式和根源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并从中引伸出不同的历史结论，有人认为它是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有人认为是精神空虚的表现。不管怎么说，人们对这场文化危机的认识，带有尖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斗争的烙印，并且深刻反映了从1930年开始的公众舆论的分化。在这种情况下，讨论者必然要提出各种主张，以确定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作家、艺术家在社会上的地位，他们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应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讨论之初，卢卡契正在莫斯科，他除参加苏联哲学问题讨论之外，正在针对自己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进行自我批评。1931年他来到德国，参加了《左曲线》的编辑工作，德国知识界这场讨论，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两件事情，即他关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自我批评和德国知识界关于文化危机的讨论，很可能是促使他从意识形态角度评价表现主义的直接动机。这两件事在他三十年代初已经开始酝酿写作的《理性的毁灭》中是有反映的，尤其是在关于德国非理性主义的批评中，既反映了他对《历史与阶级意识》批判的结果，也反映了他对德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判断。而所有这些认识和判断，又都清楚地反映在他的《表现主义的兴衰》这篇论文里。

卢卡契在《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自我批评》中有这样的话：“我在1930—1931年在苏联的逗留，特别是当时进行的哲学讨论才使我完全弄清了哲学问题。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实际工作，在群众组织中反对社会法西斯和法西斯意识形态的直接思想斗争，更加强了我的这一信念，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唯心主义的战线是法西斯反革命及其帮凶——社会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战线，对唯心主义的甚至是最微不足道的让步也意味着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这样，我就不仅懂得了我在十二年前写的这本书的理论错误，而且也懂得了它的实际危险，并且在德国的群众运动中对这种唯心主义倾向以及任何其他的唯心倾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⑨我们从卢卡契许多重要哲学和文学评论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批判唯心主义方面，的确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深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普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他在这种批判中往往偏离现实阶级斗争的方向，否定一些不该否定的东西，从革命斗争策略角度来看，这种带有宗派主义色彩的极左倾向，往往对现实斗争产生不良影响，把本来应该在现实斗争中联合团结的力量，推到敌人营垒里去。他在这里所说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指的是德国社会。这个概念来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源出于斯大林对社会的批评。这个概念在策略上是错误的，它不利于联合、团结德国社会广大工人群众同法西斯势力进行斗争。⑩1935年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上，由季米特洛夫带头纠正了这一错误概念。后来卢卡契承认，他运用这个概念是受斯大林主义压力的结果。我们不能说他的解释没有道理，但是我们看到，他在《表现主义的兴衰》这篇论文中对表现主义的性质所下的结论，显然同他当年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对“社会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具有不可忽视的联系。

前面提到，卢卡契从三十年代初期便开始蕴酿写作他的哲学著作《理性的毁灭》，如他自己所说，这部著作大部分撰写于战争期间，最后完成于五十年代初期，出版于1954年。《理性的毁灭》是一部专门研究和批判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德国非理性主义思想发展史及其后果的著作。卢卡契认为非理性主义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他遵照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思想路线，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唯物主义，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并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重要特征，也是决定哲学在社会发展中起什么作用的关键。基于这种认识，卢卡契把德国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分成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始于谢林，经叔本华直到克尔凯郭尔；第二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尼采，其中还包括狄尔泰、舍勒尔及其“生命哲学”，还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卢卡契认为非理性主义贬低知性和理性，无批判地赞美直觉性，赞美贵族的认识论，为了否定社会历史进程，而制造种种神话。如何认识和评价这部著作的成就，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需要提到的是，这部著作问世以后，曾被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指责为用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篡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哲学史。今天看来，这种指责显然带有把哲学史简单化的倾向。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是，卢卡契像当年列宁在批判马赫过程中同帝国主义的时代背景和那一时期工人运动中各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联系起来进行批判那样，他也把批判非理性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的背景和社会所代表的工人运动联系起来进行批判。这本书的失误恰恰是从这方面表现出来的。

卢卡契在《理性的毁灭》中为自己确立的历史使命，是从批判哲学和文化生活中的非理性主义出发，揭示非理性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是在政治领域最终导致法西斯专政的思想根源；要克服政治上的法西斯主义，必须在哲学上坚持和发展从莱辛开始，经过黑格尔、海涅和马克思，一直延伸到托马斯·曼的理性主义路线，只有认识并克服了德国历史上的非理性主义影响，才能克服法西斯主义，建设光明的德国未来。卢卡契在这部著作中，突出展示了德国哲学史上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分析了各历史时期的重要而又典型的代表人物，指出德国非理性主义思想，特别是自尼采以后的非理性主义思想的每一步发展，都在世界观上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作了思想准备，在哲学领域向着希特勒法西斯主义道路迈进了一步。他称尼采是帝国主义时期非理性主义的奠基人，他的著作像神话一般预示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希特勒及其法西斯主义思想领袖博依姆勒、罗森贝尔格就是在尼采等人非理性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种族主义理论，使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显然，卢卡契把尼采以来德国非理性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都列入了法西斯非理性主义先驱的行列。美国哲学家埃哈德·巴尔认为卢卡契这些评价中有许多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有一部分甚至是不公正的。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则称卢卡契把现代哲学的一切非理性主义思潮全部归入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是这位大家公认的辩证法家所做的最不辩证的一件事情。(11)如何认识卢卡契这些评论，不是我们的研究课题，我们感兴趣的是，卢卡奇关于非理性主义及其后果的这些观点在《表现主义的兴衰》一文中是如何表达出来的。

在这里我们还要顺便指出，卢卡契在1953年重新发表《表现主义的兴衰》一文时，写下了这样的附记：“纳粹党人后来曾指责表现主义为‘堕落艺术’，这一点丝毫改变不了这里所做的分析的历史正确性。”(12)这是针对布洛赫在表现主义论争中对他的批评而说的，这是后话。卢卡契生前关于他在政治和学术上的失误，做过许多修正性的说明，但他对德国表现主义的评价却始终未变。还要顺便指出的一点是，卢卡奇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初出版自己的文集时，1955年才又把它放入《现实主义问题》这部论文集中。这说明他最初更重视该文的意识形态批判价值，后来才转向重视它的美学价值。

B、《表现主义的兴衰》一文的主要失误

我们在这里所要探讨的是卢卡契在对表现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时表现出来的失误。概括起来说，卢卡契在这篇论文中的失误，除尚可讨论的美学问题之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称表现主义是德国独立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表现，二是他称表现主义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扮演了意识形态准备的角色。这两个问题超出了美学讨论的范围，与德国工人阶级现实斗争中的策略思想和文化政策有直接关系。鉴于卢卡契对表现主义的批判，在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左右了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科学对表现主义的评价，并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对现代资产阶级文学的讨论，这里有必要对他的判断做出辨析。

我们从《表现主义的兴衰》一文的三个小标题可以看出，卢卡契对表现主义的批判采用的是推论法，他首先从论述具有共同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入手，转而阐述表现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最后归结为对表现主义创作方法的评价。如他自己在该文导言中所说的那样，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揭示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的社会基础及其由此而产生的世界观的前提，再由此出发评价它的创作方法。(13)

卢卡契在论文的导言部分引证了威廉·沃灵格和路德维希·鲁必纳的话，说后者在1919年还在展示表现主义“变革世界”的远景，前者在1920年便发表了一篇“感人致深的葬礼悼辞”，二人的言论虽然相隔时间很短，却分别道出了表现主义的“兴”与“衰”。然后卢卡契便给表现主义下了一个断语，称“表现主义是上一次战争之前那些岁月里发生在‘激进’知识分子圈内的一次相对狭隘的小团体运动，它在战争中，特别是在最后的战争岁月里，成为德国反战运动意识形态方面并非不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便于后面的论述，现在我们简明扼要地称其为知识分子当中独立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表现。”(14)在这段文字中，卢卡奇除断定表现主义是德国独立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字表现之外，还断定表现主义在战争当中，特别是在最后的战争岁月里，构成了反战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揭示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的社会基础和由此产生的世界观前提，从而论证它在帝国主义时期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并由此再推论出它在法西斯主义产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是这篇论文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就这一点来说，第一和第二两节是本文的重点，卢卡奇于1953年把它收入《命运的转折》一书的理由就在这里。

在第一节里，卢卡契在“帝国主义时代德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标题下，着力论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存在基础的共同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意识形式和内容的共同性”。在第二节里，卢卡契除指出表现主义和独立社会与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有着“存在基础的共同性”和“意识形态和内容的共同性”之外，着重论述了表现主义与独立社会意识形态在方法论上的一致性及其各种表现，从而断定表现主义是被独立社会引入歧途的那股工人运动的“文学传声筒”。

在卢卡契看来，德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以后，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前帝国主义时期已经初露端倪的所谓“调和意识形态”，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以后，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发生了普遍影响。表现主义文学运动像以狄尔泰、胡塞尔、温德尔班、里凯尔特、西梅尔、柏格森、埃冰豪斯、魏兴格尔等人所代表的各种哲学思潮一样，已不再像从前的各种思潮那样，公开颂扬德意志帝国现存制度，而是采取批判现时的形式，为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这种“批判”由于与帝国主义有着共同的世界观基础，不论批判者主观上如何真诚，也只能是这个时代基本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间接辩护”的意识形态。这是卢卡契给表现主义文学运动所下的第一个结论。

第二，卢卡契认为表现主义者像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虽然从属于帝国主义，但他们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因而在知识分子当中常常形成“反对派，尤其是假反对派运动”。卢卡契称这种反对派运动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具有旧浪漫派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一切内在矛盾；它对德国落后性的批判，只是夸夸其谈的庸俗民主主义；表现主义的“大都会诗歌”则只是一种从知识分子咖啡馆流浪艺人生活出发所做的充满冷嘲热讽的现状描写。由于这种运动与它所批判的对象有着共同的阶级和意识形态基础，不管批判者表面上多么激进，主观上多么相信自己的“激进主义”，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内部斗争”或“派别斗争”。

第三，卢卡契称表现主义作为一种反对派运动，只是“抽象”地反对资产阶级。他认为这种“抽象”是表现主义与独立社会意识形态在方法论上的共同性的标志。基于这种抽象的方法论，表现主义总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而不是从“存在”出发理解各种现象，因此表现主义对事物“本质”的探讨，总是导致形式上的主观随意性，内容上的空洞抽象。而这种抽象是不可能揭示现象的社会根源的，只能导致脱离“斗争的核心”。所以“表现主义者为反对战争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尽管在发动战争的德国被当作这种斗争的文学表现受到迫害，客观上仍然只是一种假斗争。也就是说，这种斗争只是一般地的反对‘战争’，并非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犹如表现主义者只是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并非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犹如后来在战争和革命发展过程中，他们的斗争只是一般地反对‘暴力’，并非反对具体的反动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15)据此，卢卡奇又称表现主义是一种“离心力意识形态”，随着斗争的尖锐化，“它必然走向反动”。

第四，卢卡契认为，由于表现主义者只是抽象地批判资产阶级，而忽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脱离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这种批判很容易走向相反的极端，成为从右的方面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批判，成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批判，这种批判在为法西斯主义创造群众基础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于是卢卡契的最后结论是：“表现主义无疑只是后来汇入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潮流之一，它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准备作用，比同时代的其余潮流既不更大，亦不更小。法西斯主义作为战后（指一战后）反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集大成，则继承了帝国主义时代一切表现为颓废寄生性质的潮流；一切假革命或假反对派，也都属于此类。（16)

从这两节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理出卢卡契理论推导的脉络。在他看来，表现主义像帝国主义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各种意识形态一样，是这个时代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间接辩护的基本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这种“假反对派运动”充其量只是资产阶级的“内部斗争”或“派别斗争”的表现，他们表面上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战争，反对暴力，客观上只能起到引导无产阶级脱离“斗争核心”的作用，他们的批判不管主观上多么真诚，只能起到为法西斯主义创造群众基础的作用，在法西斯主义产生过程中扮演意识形态准备的角色，以至于最后与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卢卡契如此推论出来的结论，的确如密滕茨威所说，对表现主义产生了毁灭性作用，(17)在此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他的结论成了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科学界评价表现主义的定论，甚至在方法论上成了评价现代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标准。

其实，卢卡契的推论在逻辑上并不严密，行文中常常流露出自相矛盾的说法，如一方面承认表现主义者具有“反右”倾向，另一方面却又说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是右的”，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甚至为法西斯主义创造群众基础；一方面承认表现主义者政治上有左的倾向，另一方面却又断定他们随着斗争的尖锐化，“必然”走向反动；一方面承认表现主义者的活动不同于独立社会的政治阴谋、欺骗和出卖，另一方面却又断定表现主义借假革命口号搞投降主义……所有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都暴露出卢卡契的论证在方法上是十分不严密的，常常是从一个判断推导出另一个判断，从一个结论推导出另一个结论。

卢卡契进行这种推论的最有力依据，是说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帝国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存在基础”和“世界观基础”。由于这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卢卡契的推论方法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而表现主义＝独立社会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这个公式，也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卢卡契方法的可靠性和结论的准确性又会怎样呢？比如说，这种“共同基础”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德国表现主义反对派运动的性质？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反对派能否产生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效果，能否以它自己的方式推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并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条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对待这种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反对派，如何对待那些在部分问题上，部分时间内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反对派活动？卢卡契这些结论，只要变换一个角度去进一步深入思考，就会显露出它们的破绽。就这一点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论述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永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该学习和遵循的榜样。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个“原始积累”这个假设入手，围绕一些人是怎样失去生产资料，变成无产者的，另一些人又是怎样占有生产资料，变成资本家的这样一个一般性问题，引征大量史实，不厌其烦地从各种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反复论证，其方法的严密性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由此得出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浸透着血污的结论，令读者深信无疑。卢卡契的论证显然尚缺乏这种实事求是精神，在方法上缺乏追求天衣无缝的严谨态度，因此他的结论也不可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诚然，表现主义者及与其类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他们所批判的对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有着共同的存在和世界观基础。但如果说他们“客观上从未真正放弃过这种共同基础”，那就忽视了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过程中，主观上逐步与他们所出身的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划清界限的努力。事实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如贝歇尔、莱昂哈德、沃尔夫等，我们甚至还可以把卢卡契也包括进来，如果没有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后来加入工人运动，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在法西斯时代历经磨难，坚定不移，是无法想象的。他们当中还有许多人，如海因利希·曼、莱昂哈德·弗兰克等，后来虽未直接加入工人运动，却成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忠实盟友；埃里希·米萨姆、恩斯特·托勒在11月革命中成了巴伐利亚议会共和国领导成员，革命失败后坐了五年牢，成了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前者甚至被杀害在法西斯集中营里，这同他们的主观愿望和批判资产阶级的经历都是分不开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至于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只是“假反对派运动”，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做的“间接辩护”，更是难以令人信服。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同他们所批判的对象有着共同的存在基础和世界观基础，就彻底否定他们在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斗争中所发挥的现实作用。这是不公正的。

卢卡契为了衬托他对表现主义的批判，而描述的帝国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是缺乏辩证法的，完全忽视了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事实上垄断资产阶级及其追随者的特殊利益，与广大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当中多数人的客观利益是矛盾的，而在资产阶级世界观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与生俱来便带有非常矛盾的性质。它们一方面在世界观上不能构成帝国主义的真正对立面，另一方面也会或多或少地表达非垄断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利益，这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既有不彻底性的一面，如卢卡契正确指出的那样，他们的批判往往不能触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剥削，看不到克服这种经济制度的现实的社会力量，但同时又有削弱和破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的一面。这种两重性表明，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当然不会是所有人，有成为工人阶级革命斗争道路上的同盟军的可能性，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会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可能会在某一段时间内与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有着共同的愿望和理想，也有的人可能只是在某些问题上与工人阶级有着共同的语言。不论是哪种情况，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都应该像李卜克内西那样，不厌恶他们，不敌视打击他们，不把他们推到敌人营垒里去，而是充分重视他们主观上的善良愿望，把他们视为联合、团结的对象，争取和引导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同路人，哪怕只是暂时的同路人。无产阶级应该厌恶、敌视、打击的，只是那些坚定地投靠帝国主义、法西斯势力的极少数反动文人，如汉斯·尤斯特等。

事实上，卢卡契自己也并不相信，表现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主观上毫无例外地”都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进行辩护。他不是也承认在帝国主义时代也有主观上真诚地批判德国政治和社会现状，甚至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知识分子吗？只不过由于他陷入自己精心构筑的逻辑框架，最终引伸出既不符合实际，又有害于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策略的结论。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学习列宁严格区分民粹派和自由派乌托邦的策略思想，根据现实斗争的情况，实事求是地鉴别和区分产生自非无产阶级和阶层的意识形态，切不可以孤家寡人的态度，笼统地否定它们的社会批判倾向，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律为资本主义制度豢养的“宫廷小丑”。这样做不利于工人阶级在现实斗争中联合、团结尽可能多的人，一道打击当前最主要的阶级敌人。

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卢卡契在分析表现主义的进步社会倾向时做出的非常奇怪的评价，例如他在分析表现主义者为反对战争而进行的激烈斗争时，却得出结论说这种斗争在客观上“只是一种假斗争”，称他们只是“一般地”反对战争，而不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由此推论说，表现主义只是“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表现主义者只是“一般地”反对暴力，而不是反对具体的反动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于是，表现主义者在当年所做的任何叛逆的反抗现实的活动，在卢卡契看来，都只是主观愿望，客观上只能起到引导工人运动脱离阶级斗争核心的作用。这种推论已经到了完全不顾实际，达到逻辑混乱，强辞夺理的程度。

卢卡契批判表现主义与独立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出发点，是指责它脱离工人运动，但又说它在方法论上与独立社会意识形态具有一致性，说它作为一种抽象的反对派，竭力引导工人运动去适应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尽管卢卡契承认表现主义文学运动，是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脱离正在走向毁灭的旧世界所做的目标模糊的尝试，却又称它为“投降派”。显然，卢卡契是把表现主义文学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种修正主义现象来批判的，这样他就错误地估价了表现主义的阶级基础及其在意识形态领域所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任何自发的没有明确目标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叛逆活动，都会成为“投降派”活动，成为引导工人阶级脱离阶级斗争核心的政治阴谋。卢卡契把表现主义与独立社会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进行批判，在表达方式上必然处处都会陷入自相矛盾。

兴衰制度主义范文篇9

（1）萌芽——简单协作时期(14—16世纪)：重大事件：新航路开辟、早期殖民扩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2）兴起——工场手工业时期(17—19世纪初期)：重大事件：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英法美三大革命)、欧洲封建国家改革、启蒙运动

（3）发展——蒸汽时代(19世纪初～1870年）：重大事件：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与改革运动(美国内战、日俄改革、意德统一)、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诞生、第一国际、巴黎公社)、民族解放运动(亚洲革命风暴)

（4）成熟——电气化时代前期(1870年—1917年)：重大事件：第二次工业革命、垄断组织产生、列强掀起瓜分世界狂潮、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加剧导致一战爆发。

（5）相对稳定发展——电气化时代后期(1918～1945年）：①战后初期(1918～1923)，一战给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开始取代英国掌握世界经济霸权

②二十年代(1923--1929)，经济复苏，相对稳定繁荣

③三十年代(1929--1939)，爆发世界经济大危机，法西斯上台并对外侵略扩张

④二战时期(1939--1945)，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矛盾成为世界主要矛盾

（6）进一步发展——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1945年～至今)：①1945－1950年，西欧、日本经济快速复苏并达到战前水平，美国掌握世界经济霸权

②1950—1973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强(西德、日本经济崛起)，经济格局由美国独霸发展美日欧三足鼎立

③1973－80年代初，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相互交织(“滞胀”阶段)

④1980初－90年代初，经济回升并增长

⑤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加强、知识经济兴起

2、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

（1）形成过程：①开始形成：新航路开辟后

原因：新航路开辟后，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早期殖民扩张使世界市场开始形成

②初步形成：19世纪六七十年代

原因：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工业资产阶级对外强占商品市场与原料产地,世界各地许多国家和地区被沦为列强的经济附庸,世界市场初步形成。其标志是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③最终形成：二十世纪初

原因：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列强加紧对外侵略扩张，掀起瓜分世界的高潮,世界被瓜分殆尽,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2）世界市场的作用（评价）

①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增长，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并使世界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②列强对世界其它地区国家的侵略、宰割，使亚非拉国王地区陷入长期落后状态，但客观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世界各地，冲击了当地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

③加强了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知识归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包括经济体系（世界市场）、政治体系（政治制度）和殖民体系三大部份。其形成可分为工场业时期（萌芽）、蒸汽机时代（初步形成）、电气时代（最终形成）三个阶段，贯穿着整个世界近代史。

3、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格局的演变

（1）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①确立原因：a、英国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经济实力最强；b、英国拥有广阔的殖民地

丧失原因：a、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帝国主义过渡过程中，资本家不愿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b、美德经济的迅速发展，超过英国

（2）二战后初期，美国确立了世界经济霸权地位，日本、西欧受控于美国

原因：a、美国在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b、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大发横财；c、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力量在战争中被削弱

（3）20世纪六七十年年代以后，出现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

原因：日本、西欧经济崛起，开始冲击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美国经济实力则相对衰落（经济危机、侵越泥潭）。

（4）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形成

原因：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强

4、世界近现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四次快速发展（原因、特点、影响）

（1）第一次：19世纪中期

原因：①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的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②新兴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更为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特点：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影响：①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浪潮掀起，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②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对外侵略扩张，最终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促进社会进步，工业文明逐渐取代农业文明；④三大进步潮流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相继而生。

（2）第二次：1870～1913年

原因：①第二次工业革命提高了社会生产力；②帝国主义疯狂瓜分世界，促进经济的发展；③欧美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④资本主义产生了垄断组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特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美德经济迅速发展,英法相对缓慢,英国丧失世界工厂地位，俄日发展较快但保留大量封建残余。

影响：①列强疯狂瓜分世界和资本输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殖民体系最终形成；②帝国主义矛盾加深，最终引发“一战”。

（3）第三次：1923～1929年

原因：①欧美各国重视技术的革新，注重调整政策；②战胜国以“委任统治”的形式对殖民地进行瓜分；③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暂时缓和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世界形势相对和平

特点：美、日发展突出，美国掌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霸权。德国经济重新崛起。

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最终爆发1929－1933年经济危机。

（4）第四次：20世纪50～70年代

原因：①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②发达国家利用国际经济旧秩序，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掠夺；③雅尔塔体系的确立，在一定时期内使世界局势相对安定；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空前发展。

特点：日本、西欧发展迅速，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动摇。

影响：①70年代，美、日、欧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形成；②西方大国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预；③使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科教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5、列举世界近现代史上三种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经济思想，简要指出它们的核心内容，实践措施，并分析它们兴衰的原因。

①重商主义（非考点）

②自由主义：

核心内容：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

实践措施：资本家自由经营工厂，国家不干涉其内部事务；消除关税堡垒，各地正常贸易。

兴衰原因：为各私营企业发展消除了限制，自由资本主义盛极一时，但无法调整各企业间的无政府状态

③凯恩斯主义：

核心内容：政府从信贷、投资、生产、销售各方面干预经济

实践措施：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鼓励资本家按照政府的计划进行投资。政府直接投资高风险工业，不同程度地推行国有化政策。

兴衰原因：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规模经营和良性发展，但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6、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脉络：

（1）英国的兴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曲折与反复，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并通过1689年《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英国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使英国率先进入大机器时代和蒸汽时代，成为“世界工场”。与之相适应，在对外关系上实行“光荣孤立”政策。19世纪末，英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下来，英德矛盾激化，为维护英国的殖民利益，英国调整了对外政策，与俄法协约。一战后，英国工商业衰退，伦敦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政党政治随之发生变化，殖民地独立运动高涨，国际地位下降。二战使英国削弱，以后逐渐恢复，但很快就进入了“滞胀”状态。

（2）欲称霸欧洲大陆的法国：路易十四改革客观上推动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大革命确立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9世纪中期法国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工业国家。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被迫割地赔款，元气大伤。在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工业生产退居第三。一战中损失惨重，由战前的债权国变为债务国。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才逐渐恢复。对外竭力恢复欧洲大陆霸主地位。二战后，追随美国，由于民族解放运动，法国力量大大削弱。

（3）美国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美国独立战争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政治上建立了北方资产阶级和南方种植园主的联合专政，称霸美洲的野心也迅速暴露。19世纪中期，美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南北战争，北方工业资本主义取得胜利，19世纪末美国工业上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一位，对外则走上了海外扩张道路。美国是一个托拉斯帝国主义。一战中，美国大发横财，战后掌握了世界经济霸权，并妄图凭借经济实力支配全世界，但遭到英法抵制。20年代，出现“柯立芝繁荣”，但这种经济繁荣是暂时的，1929年就发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减轻了经济危机对美国经济的破坏，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遏制美国法西斯势力。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空前膨胀，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对外企图称霸全世界，积极推行“冷战”政策，在美苏争霸中最终取胜。但霸主地位也逐渐发生了动摇。

（4）德国三落三起：维也纳体系建立后，德意志仍处于四分五裂中。19世纪中期，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实行“铁血政策”，通过王朝战争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经济长足进展，成为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扩张野心增强，要求重新瓜分世界，于1914年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战败。《凡尔赛条约》使其政治、经济、军事受到严格限制。国内爆发了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在美英等国扶植下，迅速成为经济、政治大国。为了摆脱1929年经济危机困扰，希特勒纳粹党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建立了法西斯专政。1939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战败投降，被英法美苏分区占领，后来形成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分裂局面。联邦德国经济发展迅速，60年代初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80年代末，民主德国合并于联邦德国，德国再次统一。

（5）亚洲强国日本：19世纪中期，日本幕府统治面临全面危机，倒幕派推翻幕府统治。明治维新标志着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接着，在政府扶持下产生垄断组织。日本帝国主义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军事性，积极侵略朝鲜和中国，并趁一战之机暂时独霸了中国。战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继承了德国在华特权，但在华盛顿会议上却受到压抑，美日争夺远东和太平洋的矛盾斗争激烈。30年代，为了转嫁经济危机，1931年发动“9．18”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灭亡中国。1941年又发动太平洋战争，使二战进一步扩大。1945年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由于美国庇护，战后没有受到严厉制裁。日本政府大力改革，并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订货之机大力发展经济，60年代末，日本已发展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

兴衰制度主义范文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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