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题材十篇

革命题材篇1

新中国的美术创作，和革命历史画有不解之缘。可以说，建国后，中国美术最有成就的一部份是革命历史画创作。革命历史画的创作繁荣有外部原因，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也有内部的原因，即中国美术家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中国革命历史的深入了解，具有高度的创作热情；在创作基础方面，他们一方面经过多年努力，较好地掌握了欧洲传统油画特别是写实油画的技术语言，另一方面继承了延安时期革命文艺的传统，深入生活，深入人民，作品真挚饱满，有感而发，达到了艺术形式和革命内容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审美与思想的统一，从而写下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重要的一页。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了大力提倡新年画与连环画以外，革命历史画的创作得到了党的宣传部门和政府有关机构的高度重视。早在1950年1月17日，南京就成立了革命历史画创作委员会。同年5月，中央美术学院完成了文化部下达的革命历史画的绘制任务，其中的油画有徐悲鸿的《人民慰问红军》、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冯法祀的《越过夹金山》、董希文的《强渡大渡河》、于津源的《八女投江》、胡一川的《开镣》等。1950年代初期，由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的筹备建设，国家开始组织艺术家描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人民的历史，给予画家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和较好的物质条件，例如画家董希文、刘仑就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进行了6个月的写生。［2］1958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建成，从而形成了革命历史画的创作高潮。1956年和1959年有两批军事历史画的大规模定件创作，其创作主体，主要是新中国的美术学院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油画家。因为相比较战争年代的小幅版画，大幅的油画更是体现了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通过重述党的历史和革命军队的历史来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的执政党的历史合法性，说明没有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革命斗争，就没有新中国，从而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革命真理创造视觉艺术的图像史证，教育广大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

2009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历时五年，终于拉开帷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并陆续在全国巡展。这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第3次革命历史题材绘画的创作高潮。而蔡亮先生则参与了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与70年代两次大规模的革命历史画创作，并且以他的令人难忘的代表作，树立了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高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又珍贵的创作经验。据雕塑家陈启南先生回忆，1959年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借调陕西艺术家前去创作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画家有石鲁、蔡亮，雕塑家有马改户和陈启南，正是在北京的几个月里，石鲁创作了《转战陕北》，蔡亮创作了《延安火炬》。［3］

程征先生称蔡亮为“新中国的职业革命历史画家”，因为从50年代到80年代，他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围绕革命历史题材展开的。除了《南下宣传队》（素描，1959）和《延安火炬》（1959），他还创作了《贫农的儿子》（1964）、《枣园来了秧歌队》（与高民生、张自薿合作，1974）、《杨家岭的早晨》（1977）、《红军三大主力会师》（1978）、《红旗漫卷西风》（1978）、《小米》（1984）、《虎门销烟》（1988）等。原陕西美术家协会主席邹宗绪先生指出：“从50年代起蔡亮有近30年的时间是在陕西度过的，他的很多作品是在陕西期间完成的，在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及其它一些重要美术馆、纪念馆里，就重要陈列作品而言，蔡亮是作品陈列的最多的画家之一。”［4］

蔡亮的革命题材绘画创作，延续了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美术为代表的革命传统，这是一个来自于人民，反映并歌颂人民的创造性斗争与生活的现实主义美术传统。1940年的春节前夕，曾给延安木刻团写了热情的祝贺信，在信中他指出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和现实的密切联系：“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脱离了时代要求，不反映革命现实的作品，是没有并且也不会有艺术上的价值的。目前中国艺术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在于加紧的批评的接受与发展民众的艺术形式，充分的反映抗战中人民的要求，成为动员民众一支强有力的力量。为了创造民族艺术，这也是必要的。”［5］这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革命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方法的明确表述。

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创立时期的第一届优秀学生和1953年的第一届研究生，蔡亮先生深受中央美术学院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美术教育思想的影响。在蔡亮的艺术人生中，早在重庆时期，充满抗日救亡的气氛的文化生活，就给了少年蔡亮以深刻的影响，让他认识到文艺是同社会生活分不开的，文艺是要干预生活的，艺术家是要有爱国主义思想的。1950年，18岁的蔡亮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受到以徐悲鸿为代表的老一代艺术家的喜爱和悉心培养。在蔡亮的回忆中，他列举了许多深入影响了他的杰出艺术家，例如王式廓先生对当时全国一边倒学习苏联的契斯恰可夫素描教学方法提出疑问，反对素描成为一种学院派、自然主义的东西。还有吴作人、董希文、彦涵、罗工柳、韦启美、李桦、古元等先生也给了蔡亮很大影响。2009年为纪念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中央美术学院建院60年，中央美院举办了《素描60年》大展，展出了那一代杰出艺术家的素描作品，其中也包括蔡亮先生的优秀素描作品。历经60年时光，重温前辈的手泽，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新中国成立时期艺术前辈们对于延安革命美术传统的坚持，也能看到他们对于新中国美术的艺术语言和艺术规律的深入研究。那是带有普遍性的时代氛围，它对于蔡亮那一代人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

可以这样说，建国初期中国美术注重内容，把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放在第一位，是与当时的教育思想密切相关的。例如，中央美术学院的第一任党总支书记胡一川在中央美院建校初期就强调人生观、艺术观的改造，他在中央美院的成立大会说：“过去的旧美术学校，出过优秀的革命的人物，不能否认的确实培养出来了好些美术人才，甚至这些人才经过一定的改造后，都可以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工作者。我们应重视这些教育的成果。我们应继承优良传统。为了胜利的完成教学任务，全体教职学员，都应不断的加强政治学习，负责的首长给了我们很多指示（注：此处指中央美院开学典礼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等人的讲话），我们以新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自己旧的思想感情，旧的艺术观点，建立新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艺术观，不然的话，艺术上的是非黑白问题，就没有一个鲜明的标准。如果不首先在方针上弄清楚，为谁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为谁画画，画什么，怎样画才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喜爱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那么他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是空的。”［6］

讨论蔡亮的革命历史题材画创作，无法回避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真实性问题，即“什么是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历史画创作受到许多的限制，如何保证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创作自由与艺术真实有什么样的关系？当一位艺术家在政治身份上受到限制，只有日常生活的自由，他是否还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蔡亮晚年注意到中国艺术家在创作中所受到的思想局限，但他强调了艺术家的真诚与自由，在被动中寻求主动，“中国的艺术家恐怕没有什么特殊的艺术观点，他离不开党的政策所规定的那样一些文艺原则，即使有一点自己的这样的看法、那样的看法，那都不见得能成为一个什么体系的东西。如果一定要说什么观点的话，那就是凭良心干活。”［7］“良心”在这里，正是我们的社会底层人民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是一个社会的道德关系赖以稳定和延续的伦理底线，也是一个人思想自由、坦荡无私的心理基础。我们从蔡亮的艺术生涯中，可以看到一些很有价值的经验。蔡亮的创作告诉我们，一个艺术家，身体可以被流放，政治上不自由，但他可以在人民那里获得生活的信心，保持个人的思想自由。而蔡亮正是在与陕北农民朝夕相处的生活中，获得了心灵的解放，获得了对底层中国人民生活与精神状态的真实认识，这确立了他在艺术创作中，突出表现人民的感情、人民的理想这样一种大局观。同时也使他在大量的写生和速写中获得了艺术创作中最为生动的细节，将生活真实与情感真实融为一体，使他的创作在整体的时代政治氛围中，充满人性的温暖和生活的亲切，独立特行，令人难忘。以《延安火炬》为例，蔡亮将“八•一五”抗战胜利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处理成充满诗意与欢乐的人民的节日，在画面中突出的是平凡的陕北农民，而非高大的革命领袖。不说那些质朴的吹唢呐的农民，只说画面右下角的陕北大嫂，在这样令人激动的日子里，却仍然和往常一样，抱着孩子，和一位八路军女战士，亲切地聊着家常话，这该是多么的从容淡定！对于儿童的描绘，在蔡亮的作品中，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寄托着他对于孩子的喜爱，寄托着他对未来的希望。在《延安火炬》一画中，处在最前面的，是身背大鼓的少年，他那欢乐的神情，与蔡亮少年时的神貌竟有几分相似！1962年创作的《借宿》，处于画面主体的，也是一位藏族女孩子，她那专注穿针引线的神态，给我们以多少睱想！1964年创作的《贫农的儿子》，最吸引我的，却是那两个面色黑黝，衣衫褴褛，长途跋涉，追赶红军队伍，要求参军的孩子。1978年创作的《杨家岭的早晨》，和一个小八路在晨光里共同为菜苗浇水，意味深长。即使是在1978年创作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这样严肃重大的历史场景中，位于前景的主要人物仍然是为陕北农民高高举起的小红军号手。更不要说《花灯迎春》中陕北老汉递给孩子拨浪鼓的亲切场景。在那个时代凝重的政治氛围中，蔡亮在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没有像后来的大多数革命历史画那样，将画面最主要的位置给予伟大崇高的领袖，而是将重要的位置给予了少年儿童，让画面充满了人性的阳光与温暖，这体现出一位艺术家独立自由的思想和生命价值观。

讨论艺术创作中的“自由”，在这里可以稍微涉及一些有关“自由”的思想史。这方面，18世纪的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在《古代艺术史》（有邵大箴中译本）一书中，对于艺术创作与自由的关系，有过很有意义的研究。温克尔曼认为，“自由”是一种认知的条件，他在论述希腊的自由体制对于艺术繁荣的影响时，指出“自由”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国家政治体制的自由开明；另一个就是艺术家心灵的自由。在温克尔曼看来，前者显然是后者的条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艺术家的创造力才得以自由的发挥，进而使艺术繁荣。也就是说，自由的政治对于艺术的繁荣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外在的政治自由和内在心灵自由的统一才能创造伟大的艺术。在温克尔曼那里，自由是完美的社会的属性，是艺术完美的征候或条件，同时也是艺术创作自觉的状态。［8］在特殊的时代政治氛围中，作为一个有着自由思想的艺术家，蔡亮把他的政治观点深深地隐藏在艺术作品中，以对于人性的美好的表达和对于未来的理想，寄托了他对于社会现实变革的期望，以及他对祖国未来的深沉渴望。对于在新中国美术占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艺术，蔡亮在其晚年的回忆中，做出了深刻的反思。“现代的青年对我们那时候的生活、对文艺界的状况没有体会，完全不了解，或了解的很少，现在一些学生觉得我们当时的画是那么没有个性、没有自我，那样缺少个性的体现等等。他不知道那个时候强调的正是“忘我”。思想改造，要求自己的感情符合工农兵的感情，符合党的政策的需要、政治的需要。但是我想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因为文艺作品可能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历史上有很多东西也不完全是脱离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比如文艺复兴时一些作品还是属于宗教画范畴的东西。敦煌壁画也同样，它不完全是按照作者个人的意图来画的，而是一种命题性质的东西。但是只要作者画的时候是比较诚恳的，是他自己的真情实感，有所动情的，总还是留下一些可以看的东西。”［9］蔡亮的革命题材创作实践表明，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最重要的是创作者的真情实感，历史画的创作应该源于历史高于历史，我们期待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应该是艺术博物馆里的藏品而非历史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最终这些作品是艺术而非历史，它是艺术地表现历史而非客观地记录和再现历史，艺术中的历史不等于现实中的历史记录与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研究。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适合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如果没有对革命历史的研究和高超的艺术素养，没有深厚的艺术积累，艺术家临时性地接受任务并且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作品，很有可能会出现质量平庸、图解历史的作品，浪费国家资源。

对于他一生投入巨大精力所创作的革命历史画创作，蔡亮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现实主义绘画不等于照片式地模仿和再现生活，“这些画是体现对象为主的，而不要求在画上作自我的一种体现。这些画尽管是写实的，但也不同照片一样。因为我是一个活人，有我自己的好恶和取舍，有我对这个人的感受和认识，所以它毕竟还是画，而不是照片。”［10］蔡亮认为解放初期的文艺思想主要是从解放区来的那一种文艺思想，不仅是中央美院，全国也都如此，中央美院更集中一些。“那时的文艺当然有它的不足之处，紧跟全国刚解放的政治形势，要求在艺术中贯注更多的政治意图是必然的。但我觉得那时的艺术创作有一个好处，画的画倒不像以后画的一些假的东西、虚伪的东西，尽管有些画左一些，政治倾向性过分一些，但它是真诚的，它的基本东西是感人的，作者诚心诚意地想这样表现，说心里的话，观众也是这样看这些东西的。那些作品总的看还是健康的，能够留下来的，是在历史上能够存在的一些作品，还不能把它归到伪现实主义的范围里头。”［11］

而在陕西的20多年创作生涯中，虽然创作的时代氛围仍然是党的一元化领导，离不开的讲话精神，离不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包括以后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但蔡亮却从下乡到农民那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和生活的快乐。“那几年对我们的思想改造也抓的相当紧。我们自己也的的确确认为罪恶深重，在那儿比较认真地改造自己。除了被迫的开会以外，我最乐意的改造方式就是下乡。因为下乡省了很多啰里啰嗦的事。到底下当然生活上没有城里舒服，但是精神上觉得解放一些。下乡总是有任务，但有时候没有任务，比较自由一些，自己出去画画，这是很开心的事情。”［12］

蔡亮对新中国美术的总结，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新中国革命美术的现实主义性质。这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艺术家虽然创作的题材与现实和政治密切相关，但如果艺术家能够直面现实，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真诚地表现自己的感受和对于历史与时代的理解，并且努力探索新的艺术语言，那么，艺术家是有可能创作出具有艺术史价值的优秀作品。我们看到，在当代世界艺术的重要展览中，如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圣保罗双年展，有许多艺术家的作品具有非常鲜明的主题性和现实批判性，例如反对战争、环境污染、性别与种族歧视等，但并不妨碍这些作品成为人类共同的艺术财富。这样的作品，一样能够得到观众的喜爱，并且在美术史上留下自己的价值意义。也就是说，判断艺术的价值，并不在于题材大小、写实与否、是否有政治性主题，而在于艺术家对于时代与艺术的深入思考和创造性的艺术语言的拓展。正如评论家程征先生所说：“蔡亮的许多作品虽是命题画，却从不简单从命。他投入真情力图变他人要我作而为我要作，变成主动的艺术创造行为。因之在蔡亮笔下，作为革命历史画中的陕北人不是被夸饰的圣地英雄，而是非常生活化的，真切的陕北老乡。”［13］

我们可以从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巨匠那里看到，即使他受教皇之雇，为其创作宗教画，或是为美狄奇家族服务，创作陵墓雕刻，他也能够在其中表达出艺术家对于人文精神的独立思考。在这里，真实地面对现实和真诚地面对自我，成为以形象再现为基本特征的现实主义艺术中最有价值的核心所在。而这种真实的感受与真实的思想，既离不开时代给予艺术家相对宽松的创作自由，也离不开艺术家破除迷信和依赖，解放思想，从而获得艺术创作思想的自由。而对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来说，历史画的真实离不开客观与主观的真实，即历史事实与艺术家对历史的理解，都是作品真实性的组成部分。历史画所表达的，其实是艺术家对于历史事实的文化记忆，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观和艺术观基础上的艺术表现，孤立地站在单一性的立场，是不能够获得革命历史画创作的深度与厚度的。蔡亮认为现实主义艺术的精髓就在于“真”，即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真挚、真诚。蔡亮一生都在追求艺术中的真实和艺术家的理想，而这艺术中的真实和艺术家的理想，却时时与现实处于矛盾之中。

什么是蔡亮所追求的真实和理想？蔡亮所追求的真实，就是在人民之中的生活。生活在蔡亮那里，既是悠久的中国美术与民间美术的深厚传统，也是当代迅速变化的社会给予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更是人民所给予的理解与支持。作为一个23岁从北京流寓西安的青年画家，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但蔡亮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革命理想，坚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代表着时代的主流，他不仅自觉地献身其中，而且以自己的艺术，去坚定地表达这一信念。然而，蔡亮毕竟是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宣传家，他的真实，是艺术中的真实，而不是生活的简单反映。正如石鲁《学画录 生活章》中所说：“从生活到艺术自有一番内历，非以模仿为能、如实为真。盖如实之实，小实也；模仿之能，小能也。而艺之为艺，乃在大真大实、至情至感上分高下、深浅、邪正矣。”什么是“大真大实、至情至感”？蔡亮的杰出创作表明，这就是超越于日常真实、日常情感的艺术世界中的真实和艺术家的情感，它当然来源于现实，但它是对现实的超越。艺术即超越。在蔡亮艺术中出现的世界，绝非仅仅是一个日常现实中的既定世界，但也不完全是一个幻想的世界。蔡亮艺术中的所有东西，在现存的现实中都存在，但由于蔡亮艺术中所包含的对现实的超越，它又意味着蔡亮的艺术中包含着比日常现实更多的真实，比日常情感更强烈的情感。蔡亮艺术中的美和真的表现，都比现实中的美和真更为精粹、更为强烈。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经指出，当代的一些多产艺术家已经成为一种悲观主义文化宣传的受害者，他们相信自己有责任以可怕的方式来表现他们认为是可怕的世界或历史时期。与此同时，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总喜欢告诉人们说，他们实际上生活在地狱里，结果，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使人们感到不满，而且使人们感到不幸，从而夺走了人们生活中的欢乐。波普尔举个人生活非常不幸的贝多芬以《欢乐颂》结束自己的交响乐生涯来说明，我们应该看到时代的进步，为平凡而又充实健康地活着感到庆幸。而蔡亮的一生也像贝多芬一样，历经坎坷，但他始终以艺术描绘人民，奉献给人民，给他们以生活的欢乐和信心。著名油画家湛北新在陕西省美术界缅怀蔡亮的座谈会上称蔡亮是“把痛苦留给自己，把欢乐送给别人的人。他内心是很痛苦的，可平常表现总是很高兴的，所以浙江美院的人称他为‘老顽童’。” 对于自己青年时代的“被扫地出门”，蔡亮用9个字概括，“事情的缘由不多讲了”。而对于自己在在陕西20多年的艰苦生活，他用一句话做了总结，“打发了也好，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是因祸得福。”这里的“因祸得福”，是生活给予蔡亮的苦涩礼物，即他远离了政治中心，才有机会在陕北，深入陕北农民的生活，看到了他们乐观、坦诚、明亮的内心世界，获得丰富的生活积累和人生体验。在这里，蔡亮收获了陕北高原上的阳光与自由，这使他的作品，像陕北的民歌，丰富、深沉、成熟。当然，“因祸得福”也可以理解为蔡亮与张自薿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共同收获了人生最宝贵的爱情和信任，互相支持着在艺术之路上远行。蔡亮一生都渴望自由，艺术就是他追求自由的方式，他通过自由的艺术创作来超越现实给予他的迫害和不公。在这一意义上来看蔡亮的艺术，我们看到蔡亮没有像后期的“伤痕美术”那样，刻意表现个人所受到的迫害与磨难，不等于他对待艺术的态度就不真实。现实主义本来就具有直面现实与追求理想两个维度，蔡亮将自己对革命历史和美好事物的追忆，转化为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画面，激发了我们克服困难的决心和追求幸福的冲动。

革命题材篇2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影视业的发展，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79年陆续推出的影片《西安事变》、《南昌起义》、《四渡赤水》等影片的热映，充分反映了观众的心声。80年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也开始繁荣，如《秋白之死》、《周总理的一天》、《李大钊》等，都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为了通过影视艺术更好地对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国情、近代史、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1987年，由提出，成立了包括党史、军史、文献和影视方面专家组成的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10多年的艺术实践证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在整个文艺创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忠实地实践着“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光荣使命，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迎接建党80周年，广大影视工作者自觉承担起光荣的历史责任，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影视作品。从《毛泽东在1925》到《走出西柏坡》，从《相伴永远》到《英雄无语》……15部最新摄制完成的优秀影片成为建党80周年献礼片的扛鼎之作。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推出的电视连续剧《长征》、《日出东方》、《忠诚》、《帕米尔医生》、《鹰击长空》等也在炎热的夏夜不断提高收视率。wwW.133229.cOm

“红色经典”能够在当前纷繁多元的影视创作环境中再度脱颖而出，这是我们影视创作者精品意识的提高，是电影观念的转变，也是我们观众群的日益成熟。

在近一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中，“以小见大”是一个突出的创作思路。这些影片大多放弃了直接描绘壮阔的革命斗争场面，而是从与普通人生存空间、情感世界更为接近的地方落笔，描写伟人的亲情、爱情、友谊，与老百姓之间的鱼水深情。一位大学生在谈到《毛泽东与斯诺》的观感时说，走下“神坛”的伟人，既平凡又伟大，既可敬又可亲。影视界专家认为，这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突破了以往相同题材过于执著历史背景和事件的铺叙，而使人物淹没其间的局限，更注重在大的历史氛围中塑造富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使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相融合。无论是叱咤风云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时代英模，透过他们性格迥异、多彩多姿的形象，凝聚的是我们的民族气派、民族感情、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人为本，在情感化的描述中，观众无须仰视，而又领悟到伟大灵魂的丰富与崇高。

革命题材篇3

一、特定背景的信仰乐园

近现代的中国，充斥着压迫与反抗、侵略与斗争的历史，众多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奉献自己的一生，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对信仰的坚定极大地感召着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创作者以高涨的热情、饱满的情绪对革命岁月进行书写，讴歌众多英雄儿女的光辉形象。如电影《英雄儿女》、京剧《智取威虎山》等，至今仍是广大国人津津乐道的共同记忆，这其中，有一部舞剧自然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舞蹈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那就是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舞剧以海南岛为发生地，生动塑造了吴清华、洪常青等人物形象，讲述了一位普通农家少女如何奋起反抗，经历成长与历练，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的故事。作为一部原创舞剧，《红色娘子军》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革新，首先是在动作语汇上，以芭蕾中的足尖运用为表现核心，但在技术技巧上则选择了来自武术、戏曲等方面的中国传统元素，例如洪常青的跳跃、翻腾以及旋转，就能够明显地体现这一特点。此外，结合当时的时代需要，在舞蹈场面中，为女民兵加入大刀舞、枪舞等训练场景，一方面烘托出舞蹈的情绪氛围，另一方面，则率先做出了中西元素结合的尝试。在当时的环境下，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并自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红色娘子军》之所以具有标志性意义，一个重要方面则是，这一舞剧带着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时代符号，由于其诞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并被作为样板戏之一大力推广，因此不免在艺术上又显示出有些极端化和脸谱化的塑造，例如，人物力求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主义正面形象，较多地体现女性的刚毅顽强，而忽视塑造其温柔娇媚的女性特质。在许多舞蹈场面的设计上，为表现剧情变化，常有很多戏剧表演式动作，限制舞蹈元素的运用，但《红色娘子军》仍以其中所体现的热忱执著的革命精神影响着一批批后来人，他们以此为开端，开始了对革命历史题材舞剧创作的探索之路，为将革命情怀与艺术表现完美融合执著探寻。

二、多样表现的细致刻画

正如笔者前文所述，强烈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理念，作为舞蹈创作者，对此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伴随时代的发展，专业院校和系统教学在中国生根发芽，世界各地的艺术形式和创作理念涌入国门，这更激发了新一代编导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热情。他们始终坚持两条腿走路，即以自由多样的舞蹈表现手法，阐释表现传统深厚的本土题材，这样的创作理念为革命历史题材舞剧的创作打开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并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认同和接受。如舞剧《闪闪的红星》，以一位天真稚气的少年形象为切入点，融入诸多细节式的描绘，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提炼进行了自然的衔接，使观者既能品读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同时又感受着舞蹈艺术中肢体语言所带来的情感与冲击。其中的经典舞段“红星舞”更是成为其代表作，以具有极强象征意义的红星作为道具，庞大的群舞表演阵容以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进行表演，兼具抒情性和叙事性特质，同时也完美地烘托了舞剧的思想精神——普通民众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和执著信仰。《闪闪的红星》以孩童形象作为主角，极富人情味的表现使得原本严肃深沉的革命题材情趣盎然，其中融入诸多符合儿童人物性格的细节舞蹈语汇设计，使观者时常会心一笑。这一舞剧的出现，为革命历史题材舞剧创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表现恢弘历史的方式是多样的，重在编导如何选择题材及表现手法，这是在丰富多彩的舞蹈编创方式影响下的积极探索，所获得的结果是成功的，也为革命历史题材舞剧的创作注入了一股清泉，使其拥有全新活力。

三、宏大视角的人文情怀

时光的车轮隆隆而过，苦难的历史已渐行渐远，但民族的记忆却成为永恒的记忆，永存于广大舞蹈创作者心中。历史以其博大的胸怀，为当代编导提供丰富养料；历史以其恢弘的积淀，为当代编导提供多样素材。而作为舞蹈编导，则应始终保持一份崇敬，即对历史的尊重和信念，时刻从历史经验中获取营养，吸收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因此，舞剧《红梅赞》应运而生，该剧以文学作品《红岩》为剧本依托，生动展现了革命胜利前夕，重庆渣滓洞中革命志士的最后岁月。舞蹈编导以史诗般的手法刻画了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以深情的肢体语言塑造了一批为革命壮烈牺牲的英雄群像。

在创作手法上，《红梅赞》的编导采用大气磅礴的叙事手法，将整个监狱背景设置于观众眼前，伴随着剧情的推进，这一场景不断变化，舞台的前、中、后甚至上空都被广泛应用，观众的情绪被纷繁变化的场景紧紧掌控，跟随着剧情推进感受作品的情绪和思想精神。同时，编导不放松对细节场面的刻画，例如表现小萝卜头与蝴蝶嬉戏的舞蹈场景，以单纯质朴的孩童，体现出其对自由和光明的向往，以对比反衬的手法刻画革命的悲壮，令观者动容。再如，以情侣间的缠绵双人舞突显家国之大爱与儿女之小情的对比，表演空间设置台中、台后左右区域进行表现，舞蹈设计除了流畅深情的双人舞语汇外，还以3组双人舞演员的交相辉映进行情绪上的强化，使得舞台表现极富冲击力，更突显了革命斗争的惨烈悲壮、今日幸福来之不易的精神主旨。

此外，舞蹈编导摆脱了文学原作中庞杂的故事情节和众多的人物角色，只选取其中最富有戏剧冲击力的人物角色，如国人耳熟能详的江姐，为其设计的“绣红旗”舞段，辅助以《红梅赞》的深情旋律，迅速唤起了观者的共鸣，将场景立刻拉入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如稚气可爱的小萝卜头，以其天真活泼的人物性格为沉重哀伤的舞蹈作品增添一些趣味和亮色，但同时又有一箭双雕之妙，以单纯可爱的孩童形象突显反动派的残忍冷酷，同时也揭示了革命斗争的惨烈和悲壮。再如那位身怀六甲的母亲，编导为其设计了感人至深的动作语汇，将一系列高难度的技巧融入舞蹈语汇中，既表现出母亲孕育生命的艰辛过程，同时又智慧地将创作者的暗喻融入其中，新生命的诞生预示着革命的希望，前赴后继的有识之士会为了信仰而奋斗，这样的斗争必将以正义的胜利而终结。

革命题材篇4

首先，《》成功地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塑造了领袖形象。是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在建党建军建国和建设新文化等方面功勋卓著。以他为题材进行影视创作，稍不注意就会走到英雄创造历史的老路上去。这是以前此类题材创作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当代中国早过了英雄创造历史的时代，但无论何时何地，英雄永远都会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个性标志和精神旗帜。尊重历史，尊重包括英雄在内的每个个体的价值贡献，一个民族国家才能英雄辈出，活力四射。因此，如何处理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做到既尊重史实，又避免“高大全”、把领袖神化，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该剧的成败，尤其需要注意准确把握，精确拿捏。该剧创作之初就确定了塑造“人民领袖”的艺术定位，把领袖形象放到人民中间去塑造。这一理念在创作生产的每个环节都得到贯彻。剧中的青少年求知欲强、勇于任事、大胆担当。这种个性使他在一些人眼里近似于现在的“问题少年”，是父母和亲朋好友的教育帮助，让他走出韶山冲，开阔了眼界，逐步成长成熟。成年后，他探求真理，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电视剧将他放在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进行叙事，集中展现他指挥若定的战略家风采、挥斥方遒的诗人气质，红花绿叶相互映衬，相得益彰，突出他领袖群伦的精神气质。作品还特别重视描绘他与劳动大众的鱼水情。他深入群众，找到了革命的力量之源，形成了群众观念，树立了人民意识，思想和行为有了深厚的现实根基。剧中的呼应时代社会的要求，坚定不移地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坚持人民立场，代表人民利益，反抗专制，追求劳动大众和民族国家的自由解放。正是这种立场和选择，使他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站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至高点上，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为赢得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为达成这一目标，该剧铺陈了大量感人的细节。如，他在长沙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动工人、学生开展斗争，在延安现场调解老百姓的婚恋纠纷等。同时，穿插许多场景，直接书写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支援前线，揭示人民的主体作用，展现蕴藏在人民中的巨大力量，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再现了高超的领导智慧和崇高的人格魅力。这种视角选择当代观众审美要求，产生了最佳的艺术效果。

其次，将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展示领袖的真情真性。《》是一部带有个人传记色彩的作品，不可避免地要介入到他的家庭生活和感情世界。由于历史原因，有的人把当神顶礼膜拜，也有人把他当圣人、“完人”来要求，求全责备，甚至把种种不实之词强加到他头上。《》以人为本，站在时代社会的高度，从韶山少年写起，还原他的普通农家子弟身份，将笔触深入到他的家庭和情感生活中，写他与、贺子珍的真挚爱情，对弟妹的关心爱护，对儿子的严格要求和父子情深，十分贴切地挖掘他为人夫为人父兄的常人情感，有血有肉，生动鲜活，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有情有义的真心英雄形象。在血与火交织的重大革命中，这些元素的介入，既使作品有了丰实的题材厚度、宽广的人性内容，也使作品的艺术结构和表达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这种人性人情通过他与战友同志工作、交往中的亲密无间、襟怀坦白、诙谐风趣，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呈现。他对待自己的马夫老孙的情节尤为典型。马夫老孙跟随多年，中央离开西柏坡时，他得知有车坐，用不着骑马了，悄悄请求调离，不辞而别。获悉情况后，念旧情的在中央机关已准备好出发进城时，却像个小孩子一样耍起了性子，一定要把老孙找回来，任等中央领导怎么劝就是不肯动身。进北京后，他如约请老孙坐在一起看戏，却忍不住烟瘾，不顾危险私自一人外出抽烟，在党小组生活会上受到老孙的尖锐批评。他开始似有些强词夺理的辩解，以及最后诚恳的检讨，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领袖在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同时，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真性情，塑造了一个情感充沛、可亲可爱的领袖，感人至深，丰富了的艺术形象，拓宽了重大革命创作的题材和艺术表现形式。

第三，以史实为依据，艺术地展现时代历史风貌。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是困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这方面，《》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由于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该剧几乎牵涉到20世纪中国所有重大事件、历史人物及其评价。据统计，该剧有名有姓的出场历史人物达963人。一部电视剧要容纳、梳理这么多事件和人物关系，是史无前例的。为确保史实无差错，作品在国家权威部门直接指导下，遵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原则，精益求精，对涉及的每个史实都作精细地核对、考证，顺应当代观众渴求客观真实的审美期待，通过回到历史的情境客观展现的历史功绩，力求实事求是，不争功，不委过。对陈独秀、博古、李立三等人在特定历史时段的贡献、自省和真实的工作状态也有所展示。对等代表人物，既写出了他们反人民的一面，也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表现了他们抗日爱国的一面，没有刻意丑化、矮化，呈现历史人物的原貌，呼应了当下国共合作、两岸和解的时代潮流，展现了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历史真实作了精准把握，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是一部电视剧，既要忠实于历史，也需要积极进行艺术虚构和想象，在精心的艺术营构中，给人以美的享受。作品在这方面也有独特的创造。如重庆和谈时，派人士邀请、要员一起看戏。人要看《负荆请罪》，派想看《将相和》，却出人意外地点了《大闹天宫》。这一情节纯属虚构，却非常真实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三种力量的不同立场、选择，有画龙点睛之妙。猜谜一场戏也是。把抗战胜利归于“蒋干”，认为是的功劳。却给出了“共工” 的谜底，大义凛然地宣扬共产党对抗战的功绩，将功劳归于人民，机智地化解了敌意，赢得了喝彩，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结合在一起。

革命题材篇5

摘要：纪念馆、博物馆有着特定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它承载着与纪念馆、博物馆自身主题相关的历史文化信息，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内涵，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革命战争题材纪念馆；文化产品

中图分类号：G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100-01

一、我国对于创办革命战争题材纪念馆的早期尝试

现在记录中对于我国关于革命战争类型的纪念馆和博物馆建造的开端是在1948年前后相继落成的黑龙江东北烈士纪念馆和辽宁苏联红军战绩纪念馆，自始至今已经有了六十多年的历史，这表示在当时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对于创办革命战争纪念馆就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对于创办纪念馆的作用和意义也都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

二、革命战争题材纪念馆运行中的问题分析

（一）革命战争纪念馆开发的重要意义

革命战争在对当时的土地政策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废除了封建剥削和农民债务，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制定出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纪念馆博物馆和一般的场馆不同，有其特殊性所在，不仅有着宣传性、纪念性，还具备着一定的教育性。在人们走进它的同时，它也把与之相关的历史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到每一个参观者身上。

博物馆作为一个社会公共的职能之一就是对于爱国主义在现实社会中进行宣传，然而革命战争纪念馆和博物馆的特殊性更方便的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建立革命战争纪念馆和博物馆的主要意义在于向后代宣扬革命精神，了解革命先烈们为新中国的成立所付出的代价。

（二）重视纪念馆的公共服务职能，进行免费开放

革命战争纪念馆可以说是历史纪念馆，以其所展示的特殊内容，在现实社会中取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功能。自下发《关于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以来，参观革命战争纪念馆的人数一直保持增长状态，更有相当一部分纪念馆由于参观人数过多而制定每天或者时段性的限制参观的人数。这一现象大大增强了纪念馆博物馆对于革命精神的宣扬教育作用。

（三）纪念馆博物馆的资金运作方面

目前来说，我国大多数的纪念馆和博物馆为国家所有，其正常运行需要的开支来自于国家财政。在国家实行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之前纪念馆主要是靠自身的门票收入，也就是目前已经失去了自身创造收入的渠道，由自动创收到国家拨款的这种转变情况使纪念馆博物馆已经失去了开发纪念馆本身文化产品，增进纪念馆社会公共职能和经济效益的动力。从主观方面来说对于纪念馆和博物馆自身所要表达的公共社会职能长久来说未尝不是在渐渐的减弱。

（四）对革命战争纪念馆、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的认识

纪念馆和博物馆的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决定了其内部的文化产品和其他的实质性商品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其产品开发应遵循有利于纪念馆宗旨的弘扬，如何更高效的发挥陈列展览对于社会公共服务和教育的功能，更加高效的提升纪念馆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最终满足人们群众对纪念馆博物馆精神文化的需求。对于革命战争相关题材的纪念馆博物馆，让人们群众在参观的同时，体会革命纪念馆特有的文化特色，了解革命纪念馆的与众不同，使得能观众能亲身感受到革命精神对于自身的影响，而不是通过文字介绍或者导游口述而得到。

（五）文化产品开发相对不足

纪念馆文化产品的开发过程也是塑造纪念馆社会形象的过程。目前我国纪念馆文化产品开发能力相对不足，文化产品的开发是综合性质的，和人才、创意、设计等行业息息相关。纪念馆和博物馆运营文化产品（例如革命战争相对应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戏剧等）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方面把文化产品的开发和内部商品的经营交给专业公司打理；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自己来经营，勉强维持局面，维持自身生计。改变目前局面需要做的就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建设，鼓励相关专业人才从事到纪念馆博物馆的文化产品的工作上去；政府方面应相应的出席一些关于文化产品开发相关的政策，确保文化产品切实可行的运行下去，改善目前纪念馆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相对落后的场面。

三、对革命战争题材文纪念馆文化产品的开发需要进一步加强

革命题材篇6

近期，通过邀请讲师详细解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进一步深入学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历程，更加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一定要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员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赓续共产党人的红色血脉，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和奋发图强的干事创业精神，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XX工作的强劲动力，为推动我县经济走进全市前列贡献XX力量。下面就这次学习谈几点体会：

只有学习党史，学好党史，才能深刻理解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依据和丰富内涵。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要做到“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在真学、笃学党史中寻根铸魂，把我们从党的历史中汲取的营养和智慧转化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强大动力。对于党组织来说，要清楚认识到“欲知大道，

必先为史。”要把党史学习教育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既要防止出现“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挑着学，又要避免“想起来时抓一下，忙起来时松一下”的突击学，持续不断灌输党史理论，进而增强对党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决拥护和坚决赞同。

历史是现实的根源，能为现实指引正确方向。毛泽东曾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提升政治领悟力，离不开对党的百年历史的系统深入学习，前人走过的路可以为我们当下的实践提供有力先导。在学习党史中，重点学习关于开展党史学习的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刻认识我们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做到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不仅学史实本身，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深学思想方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方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加强政治学习中提升政治领悟力。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从学习党史中汲取前行力量，践行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未来。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专题发言材料二

近期，XXXX（机关）党组召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共产党简史》（5-6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专题研讨。通过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的专题学习，我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确立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在中国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它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进行的伟大社会实践。

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程，是光荣辉煌的一百年,也是艰苦卓绝的一百年。在一百年的接续奋斗中，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历史，铸就了伟大精神，形成了宝贵经验。党员、干部要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我党的百年光辉奋斗历史，就是在学习中不断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的历史。党史学习教育，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要深刻汲取历史经验，全面掌握实践要求，强化宗旨意识、践履知行合一，不断提高把握大局大势、应对风险挑战、推进实际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把党史学习教育同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结合起来、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用党的实践经验启迪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通过学习党史培养恢弘的战略思维、深邃的历史思维、严密的辩证思维、活跃的创新思维、严格的法治思维、清醒的底线思维，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无论是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还是误入歧途的反面警示，都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打下良好的历史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专题发言材料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在新中国的一个历史转型期，也是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探索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奋力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领导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好了理论准备、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充分认识这段党史的重要作用，以史为镜、以史明志，把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来，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胆识，开创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伟业。

回首过去，缅怀未来，是为了强化对民族的认同，对历史的铭记。人生之路很短，民族之路却很长。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中，遭遇了无数的挫折与苦难，可谓荆棘丛生、命途多舛，近代以来更是面临着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苦难，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民族独

革命题材篇7

孙雪（1985.10），女，汉，山东聊城人，本科，中教二级，单位：东阿县牛角店镇联合校，研究方向：美术学（书画方向）。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为创作题材的绘画作品逐渐在中国美术史上崭露头角，随着近70年的不断发展，积累了许多经典的作品。中央苏区中央苏区作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领导枢纽和中心区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的壮大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以这段革命历史为创作题材的绘画作品相对较多，笔者根据自己的收集与整理，将整体从绘画形式、作品创作年代和绘画内容三个方面以数据分析的方法形象准确的阐述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发展的状况。

关键词：中央苏区；革命历史画；图式与表达；数量与内容

通过柱形图标我们可以看出，油画在表现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是最多的，当然，纵观中国近现代美术史，采用俄罗斯油画形式模式表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也是最多的。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早期油画的发展同中国共产党革命处在统一时期。清朝末年，诸多青年学子先后到英国、法国、日本学习西洋油画，主要有：“李铁夫、冯钢百、李毅士、李叔同、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梁、潘玉良、庞薰l、常书鸿、吴大羽、唐一禾、陈抱一、关良、王悦之、卫天霖、许幸之、倪贻德、丁衍庸等人”[1]。这些画家归国后先后带来了西方及其日本先进的教学方法与理念，并且创办了诸多美术院校：“例如1911年从西洋归国的周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美术院校；1912年刘海粟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学院，并且第一次开设了人体写生课程；1919年蔡元培倡导开办了第一所国立美术院校，即北京美术学校，任林风眠为校长；1927年，中央大学开设艺术科目，徐悲鸿任主任；1928年杭州创办了第一所大学制的国立艺院校，林风眠任院长等”[2]。可见西洋绘画在中国已有了初步的发展。

通过折线图我们可以分析中央苏区革命历史题材绘画从建国到现在整体是一种上升的趋势，分别在50年代，70年代和21世纪初曾达到三次高峰，这三次的创作高峰同样也是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的的高峰时期，因为这于国家的政治政策息息相关。

建国初期新政权刚刚成立，当时的艺术创作是为了巩固新政权的成立，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为更多的人民所了解并深入忍心，因此，以革命历史题材为绘画的创作内容是一种必然。1950年代初期，由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的筹备建设，国家开始组织艺术家描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人民解建军的历史，给予画家相对自由的创作空和较好的物资条件，例如画家董希文、刘仑就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进行了6个月的写生。[3]1958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军事革命历史博物馆建成，形成了革命历史画的高潮。1971年3月份的“海军美术作品展”，多数作品描述的是海军战士在领袖的视察和教导下的情景。1972年为筹备美展，成立改组画（包括靳尚谊、朱乃正、陈逸飞等），修改作品中描绘毛主形象欠佳的作品，1977年举办“庆祝中国哦人民建军50周年作品展”和1979年举办“建国3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70年代的几个大型展览，引领全国美术创作者再次开始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当然以中央苏区革命历史为创作内容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再次达到高峰。2007年国家宣传部和财政部共同开展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由国家财政部拨款一亿元作为资金支持，申报选题六百余件，参与申报的创作人员一千余人，是建国以来历次主体创作的之最。这种以财政部出资，采用工程的办法是历来首次，为扶持美术创作，繁荣当代美术创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次，中央苏区历史题材创作代表作品《与可爱的中国》，由蔡明、王大为、马志明、苏瀚宇四人共同创作的油画也顺利入选。同时，2007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和江西革命历史纪念堂重新修建，一批新的美术创作被收藏，从而使苏区题材美术创作达到高峰。

通过柱形图可以反映出，以“革命烈士”的美术创作最多，主要原因是，2007年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重新修建，许多全国和省内美术创作者积极参与革命烈士创作，并收藏。改造后的烈士纪念堂，堂内设有前厅、序厅和6个展厅，展线约700米。整个陈列按照革命历史时期顺序，分为6个部分，10个专题，收藏了2412名著名知名烈士档案资料，4100余件照片资料，1400多件革命文物，重点展示了1500多名著名的英雄事迹。其中包括、黄公略、毛泽潭、刘和珍、卢德铭、邹韬奋等。改造后的纪念堂改变过去单一的展示手法，积极探索形式活泼、观众易接受的陈列方法和形式，采取全封闭展厅，采用高水平的艺术精品（包括绘画、雕塑等），新增了多媒体、投影、幻影成像、场景复原、沙盘模型、电视、触摸屏等声光电展示手段，增强了感染力、互动性，提升了宣传教育效果。

反映“军民关系”的创作也比较多，主要是因为，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革命根据地积极开展土地革命，推行民主选举等一系列的民主政策，一切以人民为主，得到了苏区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积极参军，为红军送粮支援革命，最终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壮大，从1929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红军与苏区人民犹如亲人，朝夕相处，苏区人民为革命建设做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作者单位：1.赣南师范学院；2.东阿县牛角店镇联合校）

参考文献：

[1] 李超，著《中国早期油画史》[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

革命题材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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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史学习教育安排，专题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深刻领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探索前进所经受的曲折考验和取得的光辉成就，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必然性，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长期性和曲折前进的规律，感悟颇深。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很好地担负起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党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针对党员队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加强作风建设，努力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性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随后又带领人民发愤图强，掀起建设社会主义热潮开始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只的历史征程。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和严峻考验诸如西方国家的军事威胁和封锁禁运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施加的巨大压力，以及国内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与经济困难，但党和国家都挺过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党的作风好，党群关系好，全社会有凝聚力。雷锋、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誓言，以大寨和红旗渠为代表的改造山河的壮举集中展示了党和人民的精神风貌。在艰辛探索与实践中，我国虽经历曲折，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曲折，但依然取得伟大建设成就。党的作风建设虽有起伏，但依然多有建树，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了贵经验和深刻启示。

委机关支部在指导党员学习这一阶段历史时，要着重引导党员干部领会在百废俱兴的新中国，全国上下万众一心搞建设的昂扬激情，领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的钢铁意志，把握党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理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条件，从这段党史学习中获取我们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下一步，我们要团结委机关干部职工，切实增强战斗力，坚定持续推进卫生健康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努力开创我们工作的新局面。

革命题材篇9

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专题研讨发言材料

根据市场局机关党委学习研讨安排，我认真学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现结合工作实际，主要有以下几点心得体会:

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共产党人立身、处事、干事的精神支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的建设发展面临着极大困难，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百年回眸，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就是一部用理想信念战胜千难万险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大、始终得到群众拥护的执政党，就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共产主义信念。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涵养坚若磐石的信仰信念，要把学习党史与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党的五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提高党性修养，把初心使命融入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去，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干事创业的第一原则，用初心使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信仰围墙，领航着中华民族的巍巍巨轮朝着伟大复兴的彼岸行稳致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无论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还是影响至今的铁人精神、“人造天河”红旗渠的事迹，其背后，都是“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毅然担当。广大党员干部要永远铭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热血的革命先辈，大力发扬新四军铁军精神，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以“搏起袖子加油干”的担当体现先进性，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作为为民造福。

革命题材篇10

根据党史学习教育时间安排,近期,支行召开会议,专题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与会人员重点学习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的问题》。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遵循,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反两方面经验。作为党员干部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问题,推进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加快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通过对党史的学习理解，我认为要做一名合格的党员，需要努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结合学习党史不断增强党员意识。

二是要结合学习党史模范实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党的奋斗历程中，创造了伟大的业绩，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主要包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等等。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党的“传家宝”和政治优势所在，要认真学习和领会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形成过程、历史意义，仔细思考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现实意义及如何去继承和发扬，立足本职工作，找准实践的切入点，努力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三是要结合学习党史扎实做好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

党员做好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是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需要，是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二、查问题、找不足，反思自省不停息

一是政治学习不够，理论功底不深。

平时只满足于一般的读书、看报，对重要思想、重要文件精神没有做到及时、系统的学习，导致不能完全把握部分工作要求。二是开拓创新的意识不强。有时只满足于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三是业务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对日常业务工作虽然能够做到认真负责，但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认真的去思考，有很多的工作规范和技巧还需要认真学习和掌握。而我在平时的工作中，有时忙于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在业务学习上抓得不紧。这里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个人主观上不够重视。

三、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