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范文10篇

革命范文篇1

在国家政治问题上，我们长期强调国民素质的决定性作用，所谓“有什幺样的国民就有什幺样的领袖和政治，改造国家和政治须先改造国民性”。

但若把全民民主素质的提高作为一国政治改良的先决条件，就意味着民主的到来将是极漫长的等待过程。事实上，民主制度可超越这一条件。民众素质固然重要，但上层领导者的素质更具决定意义，他们塑造或推动塑造了国民的性格。只有少数人是从伟人的思想中学，而绝大部分人，乃是从政治生活中学。

革命的目的不是攫取权力

以群众力量推翻固有秩序，不但很可能伴随暴力，好坏也难以预知。在被统治者要挣脱不可容忍的枷锁时，统治者却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于是来自下层的反抗不断聚集能量，一旦获得某个时机就排山倒海而来，就像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极其突然，无法预测，警惕性再高的当局也措手不及。下层革命由于其与生俱来的激进性和报复色彩，血腥和恐怖便随之一同到来，新政权只有用镇压才能消除难以控制的无序局面，其结果就是用一种压制取代另一种压制。但革命如果只是以攫取权力为目的，而不是像甘地所说的，是为了“一种关系的改选，最终达到权力的和平移交”，就不可能取得有进步意义的成功。

来自上层的革命，自愿、主动地以和平方式从权威主义制度完成向民主制度的过渡，通过竞争获取权力和实现权力移交，并不一定只是为了缓解社会压力才被迫改变，也不仅仅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经验表明，出于统治需要，不得不进行的改革很有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它力图通过对旧体制的缝缝补补得过且过，这在清末洋务运动中表露无遗，在其最后被迫作出的宪政改革中表现尤为突出——它不打算限制权力，更不打算移交权力，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赋予皇帝一切大权，规定大清皇帝必须被“永远尊戴”，即使如此，政府还是借口中国实行宪政条件没有成熟，宣布要经过九年筹备宪政期之后才颁布宪法、选举国会。清末假模假样的上层变革已深刻地留在民族记忆中，并注定每隔一段时间就成为社会热门话题。

革命的遗产是复杂的。革命带给人们激情和憧憬，但没持续多久，没等他们细细品味这份甘甜，已开始感觉到新的压迫，某种程度上甚至更严厉。这促使人们思考，取得政权就标志革命成功吗?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又进行了国民革命，但国民政府带来了什幺呢?不但把工商业生存独立置于权力和官僚资本的卵翼之下，而且把全社会都置于国民党监视之下。胡适1929年写道：“无论什幺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身体可以受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割……无论什幺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如果革命旨在夺权，那幺，凡有利于巩固权力的手段都会用上。

“五四”带给中国的传统之一是，大学生民主运动充当推进政治民主的重要形式，它在此后几十年内一再发出巨大回响。作为示威活动它是有效的，如1919年“五四”运动迫使当局惩处了三个卖国贼，但作为民主运动，它的实效可疑，这不仅因为学生缺乏改造实现政治的力量，也因为学生运动不可能成为社会获取民主的途径——在政治社会里，大学生尚处于边缘位置，在社会分工中没有正式角色，他们是校园民主的主体，不是社会民主的主体，而没有主体参与的民主运动不会有什幺结果。

民主希望升起的地方将是纯粹的学生民主运动终结的地方，在这里，社会大众有了民主的要求和渴望，大众的民主要求和渴望既可引发革命，也可推动上层变革，变革目的是按民主原则改写权力规则——既包括获得权力的规则，也包括使用权力的规则。

一个人或几个人发起的革命

观察苏联到俄罗斯的历史性转变，两个人物至关重要，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当戈尔巴乔夫从布尔什维克的早期遗产中找出“多一点光亮”的“公开性”武器时，知识界和新闻界进入了空前活跃期。1988年废除了报刊检查制度后，批评禁区更是不存在了。

戈氏可以利用总书记的地位和权力把改革变为党的决议，但要把改革变为党的行动又是另外一回事。官员们虽然表示拥护“党的各项改革决议”，行动上却按兵不动。根据自赫鲁晓夫就开始改革的经验，面对不断加大的改革压力时，当局应付的办法就是在无关紧要的地方改一改，如建立新的管理机构，加强内部纪律性，制定解决某一经济问题的专项计划，但千万不能触动体制。这时，若没有坚决推进民主事业的少数上层变革者，主动变革根本无从发生(据《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坚决推动变革的人必须有充分自信。变革是强者的事业，平庸之辈不敢去冒险一试。社会和政治变革一旦使各种社会力量释放出来，使人民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任何人的权力，包括发起者本身，都不能在没有人民授权的情况下获得，没有人能像过去的领导人那样只会受到颂扬而绝对免受舆论批评。改革家也必须受制于他倡导的一整套民主原则，开始在新的原则下生活。

仕途上一帆风顺的戈尔巴乔夫54岁担任了党的总书记，信心十足，他在一个超级大国的民主试验吸引了世界目光，但最后在自己提倡的新原则中败下阵来，叶利钦则运用他倡导的新政治原则获得成功。新的游戏规则是，政治家必须争取选民支持，而不是争取军队支持。

苏共失败是由戈尔巴乔夫一手造成的吗?事实是清楚的，身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要让党在直接竞争中证明领导权，但党没有经受住民主的考验。在首次最高苏维埃代表的自由选举中，苏共党员代表占到85%，执政党地位应可以保证，可他们宁愿做反对派，也不愿按中央指令投票。总书记吃惊地发现，从来就宣称有着高度的统一意志的苏联共产党，根本就不是志同道合的集体。苏共失败的原因存在于它不接受竞争而实行漫长统治的事实中，人们加入党组织看中的只是它垄断的执政地位，因为只有从这里才能获得向上爬升的惟一信道，并非出于对党的事业的认同。

“8·19”铤而走险的政变完成了苏联和苏共瓦解的最后一步，依靠选民的强大支持而成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成为新国家的主人，他还没有机会品尝发号施令的喜悦，就遇到巨大反对。分化和重组中的各种政治党派集团与总统唱对台戏；哈斯布拉托夫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反对总统的大本营，并组织了一次虽没有成功却声势极大的弹劾总统的行动；宪法法院不止一次地裁定他的命令不合宪法；新闻媒体可以任意批评他。总之现在没有人畏惧总统，因为没有人担心会受到他的“严惩”和镇压。恶化的国内经济使得针对总统的群众性示威活动活跃起来，在1993年底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支持叶利钦的成年人只有12.2%。

对建设者，而非初期的造反者，叶利钦的最大考验不仅有如何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的问题，还有如何保住权力的问题，也有如何实现秩序的问题。在最初的政治分裂和动荡中，一些人期待他做一名民主独裁者，以“铁腕”整顿国内秩序，但叶利钦坚决拒绝了做“新沙皇”的诱惑。

叶利钦有比掌管国家最高领导权更大的抱负，要担当塑造新俄罗斯的角色——这个国家的“民主之父”，这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人试图说服担当而遭后者拒绝的角色。

在与反对派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叶利钦坚持妥协、和解，因为他懂得毫不妥协只会促使自己无休止地谋求更大权力，不知不觉走回高度集权的老路，因此必须努力克制自己，非常慎重、极其节制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不能超越法律之外寻求消除冲突的办法。即使在哈斯布拉托夫领导的暴动被镇压、人民代表大会被解散、总统取得了优势权力之后，叶利钦也没有全面加强权力，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宪法改革上，为国家建立稳固的法治基础。因此，他强调修改宪法必须符合宪法普遍原则。

叶利钦在为国家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这一秩序再不能依靠有辱公民的严厉管制，而应该有自由的基础；不应为了秩序诉诸反民主的极端手段。更重要的是，他要把这样的秩序传给后来的政治家。他不但自觉而严格限制了自己的权力范围，而且忍受了所有侮辱和人身攻击。他拥有报复的权力，但始终没有报复任何政敌。

在俄罗斯，新秩序的确立不是只依靠法律条文，更是依靠政治家的身体力行和人格力量。对华盛顿来说，自动移交权力回到农庄也许不需要克服太多困难，这与他淡泊名利的个人气质是相一致的，但对叶利钦这种对权力如痴似醉的人来说，主动放弃权力则需要非同小可的自律精神。抓住权力确能显示威风，但放弃权力才会获得敬重。

伟大变革是伟大精神的产物

2003年春夏的SARS危机，就像2001年中国加入WTO那样，再次引起了公众对改革的热烈讨论，信息公开化的成果，尽管是局部的，也让人看到了新希望。

变革总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政府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政府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有限政府的思想，民主自由思想，人权思想，都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改革本质上就是一场上层革命。把改革仅仅理解为体制的改造是非常不够的，它也应是改革者的精神气质的改造。赞成自己的就是朋友，批评自己的就是敌对势力；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方是真理，一方是谬误——这种极端思维下划出的政治分界线今天仍存在于很多官员的思想意识中。由于改革是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逐渐行进，只有改革者首先有新的精神气质，才会出现新的制度变化。这一新的精神气质就是容忍的精神，容忍对自己的种种约束，有来自法律的约束，也有来自对立观点的约束，不会把批评看成是敌对势力的捣乱和阴谋破坏，而是当作建设性的劝阻。

养成一种有利于改革的精神比制定某些改革原则更具有重要性。为了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在SARS疫情危机中加快了近一年以前就开始起草的《政务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步伐。它是政府给自己施加限制。值得深思的是，人们并不对它的价值抱有太高预期，条例起草人之一警告说，搞不好“到最后能公开的，只有办公地址和电话号码了”。条例内容其实并不新鲜，它的精神就存在于宪法。我们一向并不缺少法律，缺少的是权力自我约束的精神。

只有当改革的实施者愿意自觉置身于法律之中时，立法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仅仅依靠危机或者外部压力就能推动改革的愿望不切实际。伟大改革从来都是伟大精神的产物，梭伦改革就是著名范例。改革不需要特殊契机，需要的是对公共利益高度忠诚的真正的改革者。

笔者对此确信不疑：高尚的心灵才会产生高尚的权力，并以克制、高尚的方式运用权力。这颗心灵对权力的使命和责任有明确的认识，对他人的自由和独立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总是能够容纳不同意见，自觉使自己接受法律监督。

的确，众所周知，民主政体采用分权制基于休谟关于人性问题的著名观点，即人类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时，应预先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他除了谋一己之私利外别无其它目的。但我们还是难以想象人人都是无赖，就如难以想象人人都是天使一样，如汉密尔顿说的，“代议制意味着，人类尚有一些美德和道义可以作为信任的合理基础。”分权制说：不要相信任何人。代议制则说：还是有些人可以相信，但他们也必须有相应的约束。

政治人物的高尚品质首先是指自觉限制权力的品质。不能小看个人品质在权力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只有尊重法律的人们才能创造出尊重法律的社会。苏格拉底在讨论政治秩序时认为，守法精神比法律本身重要得多。若没有守法精神一以贯之地支配人们的行为，指望通过不停地制订和修改法律来杜绝社会弊端，这等于在砍九头蛇的脑袋，斩去一个头又会生出两个头。优秀的人是不需要许多法律条文强加给他们的。因此，最有资格担任城邦领袖或叫护卫者的，是能极其节制自我、最能守卫城邦的法律和习惯的人。

上层革命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发生，即政府和它的领导者把公民的普遍自由作为自身信仰时，把维护公民普遍利益作为自身使命时。成功的上层革命更多的不是产生于压力，而是产生于信念。一切变革总是要与扩大公民自由和限制政府权力相联系。一个坚持自己特殊利益的政府和集团很难有真正的变革，晚清政府就是一例。

当上层不能实行革命的时候，代价巨大的下层革命迟早会到来。历史总是在重复相同的一幕。俄国一名资产阶级领袖在谈到1917年天翻地覆的革命时懊悔地说过：“如果后代诅咒这场革命，他们将会责备我们没有能及时地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来阻止它。”

自我约束，一种内在的力量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设想，首先诞生一个完全善的哲学家，他成了统治者后，再按绝对正义原则拟定政治制度草图，制订法律和惯例，使公民自愿服从管理，理想国家从此确立。在美国建国以前，柏拉图设计的路线图看来还是近于空想，但随着一个新生国家在北美大陆出现，它在2000年后终于有了摹本。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写到：“美国人好运独得，他们的领袖人物当中有一批对政治哲学深有研究的人。或许没有一个国家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这个新的国家在别的许多方面仍然十分落后，但却可以说，仅仅在政治科学方面美国才独占鳌头。”这里的政治科学是指源自欧洲的限制政府权力和个人权利优先的政治理论。

政治领袖要把上述政治科学变为现实，最重要的是有非凡的自我克制能力。当乔治·华盛顿拒绝把他的判断作为完美的标准时，表现出了可贵的自制；而另一位美国革命的元勋、其魅力使整个巴黎为之倾倒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遵循“适度不自信原则表达自己”，随着年龄越大，“越倾于怀疑自己的判断，并更尊重别人的判断”。政治领袖们的自制使他们在为新国家绘制蓝图时保持了明智的谨慎，他们从来不把一己之见强加于人，而是坚持对多数的服从；他们不是千方百计去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制度，而是胸怀民主原则，确立尽可能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宪政体系，并使自己接受制约。他们的身体力行所起的表率作用与他们创立的制度一道造就了那里的政治。

革命范文篇2

革命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民主制度的来临，革命尤其是共产主义革命其本质是弱者与穷人的反抗与复仇。为了打倒全副武装与十项全能的统治者，需要有“狂热的信念、严酷的纪律与极端的行动”，[2]为的是向人性挑战，泯灭人性中天然的怜悯心与种种道德禁忌。为了伸张正义，不惜让全世界毁灭！反动派是怎么对付我们的，我们就要加倍偿还！“不惜把世界浸泡在血泊之中，要把敌人斩尽杀绝，连他们的孩子也不怜惜……劳动者早已为此付出了代价。”[3]

极端的行为一旦被采用，将形成行动惯性、行为模式与历史惯例；巨大的权力一旦被渴望复仇的人们所铸就，将吞噬无数的生命，连革命者也未能逃脱劫难。

革命者一定是独裁者

顾准说过，“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部分]，他们才心有所安……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4]根据这种特性，可以更进一步地指出，革命者尤其是他们的最高领袖一定是独裁者。不仅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是绝对正确的，不容旁人置喙不要说反对；还因为，不掌握绝对的权力来指挥一个以最为狂热的信念与最为严酷的纪律所造就的暴力组织，就不能推翻反动派的统治，更不要说按照自己的理想蓝图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了。

这些道理，列宁在其著作《怎么办？》[5]里已讲得很清楚了并且身体力行。共产主义后人要否定斯大林，就刻意隐瞒列宁的这一面，把列宁打扮成为一个温柔敦厚的民主领袖。其实斯大林的见识与所作所为尤其是外交战略的头脑与手腕，都与列宁一脉相承。

列宁相对于斯大林无非是显得博学多才，清心寡欲，温和有礼，善于使用说服的方法求得一致罢了。

在利用各交战国之间的矛盾，接受德国军方的暧昧条件，坐专列回祖国闹革命的问题上，列宁没有过丝毫的犹豫。恐怕根本就没考虑过人格、道义与爱国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6]

俄国在一战中被德国击败后，德国军方开出了条件为大量割让土地与勒索巨额赔偿的布列斯特和约。列宁为了争取时间巩固革命政权，决定接受。当时政治局内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反对列宁，只有斯大林坚决支持列宁，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不能包羞忍耻，怎能成就大事？看不穿冷酷无情的国际权力斗争，幻想着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将身死国灭，为人所笑。[7]

其他人，从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到布哈林以及其他一切不著名之辈其实就是一群书呆子，去做宗教鼓动者与殉道者还差不多（从这些人的一生来看果真如此）。要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生存下来，非斯大林那一套不可。

对于列宁来说，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割让沙皇俄国的疆土算得了什么？共产主义者哪会把土地放在眼里，他们最高目标就是要取消国家。同时，苏联领土的扩张与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又是一致的，斯大林后来也照样无视国际法与国际道义大肆兼并与扩张。

1918年，当俄共（布尔什维克）在第一届议会选举中失利后，列宁便迅速地以武力解散了这一届议会。从此在七十年的时间里，议会再也没有恢复过。[8]

1920年，列宁宣布在党内戒严，“禁止小组和派别的存在，禁止批评中央委员会机关和政治局的路线。”[9]

几乎与此同时，列宁下令枪决数千名东正教神职人员，禁止这些人再宣传旧思想，与共产主义新宗教来争夺信徒。

可以说，一切背离共产主义的民主传统以及背离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想的极端行动，列宁都是始作俑者。也许列宁还在幻想，自己绝对的领袖权威与巨大的人格魅力可以控制这一切行为的强度与广度，镇压与屠杀的只是极少数。待大局已定，共产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较量中取得优势时，共产主义社会将要恢复它的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本色吧。

革命的法统

共产主义革命是历史上弱者与穷人的无数反抗中最为成功的一次，同时也是对压迫者的最为痛快淋漓的一次复仇。对当权者的不可调和的宗教性的仇恨，以及巨大的仇恨所造就的最为严酷的纪律，对反动派最为彻底的镇压是它取胜的关键。

革命者的心中蕴藏着巨大的悲痛与仇恨，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要为死难的同志与战友报仇！要为历史上的一切被压迫者雪恨！要灭绝一切反动派的遗孑！

革命成功了以后，掌握了“书写者”的权力，革命者更产生了改写历史的强烈愿望。历史上的奴隶暴动、农民起义、民族独立运动等一切反抗既有统治秩序的行动都要加以肯定，一切站在人民革命一边的政治势力都应算作进步的，一切有利于巩固统治阶级统治的行为都是反动的，要重写一部人民群众唱主角的历史！要重写一部永恒的革命永久地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

要将这种刻骨的仇恨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永不泯灭，永不和解！要世世代代保持对现存的一切强权的敌对情绪与敌对状态，决不让反动派复辟，直到全世界被压迫者全部解放的那一天！

永久的、刻骨的仇恨将导致永久的革命情绪与革命状态，不间断的革命将导致理所当然的永久的独裁。

民主集中制的悖论

革命者要利用共产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共产主义也在限制与规范着革命者。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知马克思，是一位知识分子类型的人物。虽他然对权力斗争与利害关系洞若观火，从不回避，并且以其特有的华丽辞藻大谈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但是，其既然不能“知行合一”，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迷信民主，讳言独裁，拒绝将其纳入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给予充分的阐释，以至后来的革命者因严酷的现实政治斗争无法彻底执行民主的组织原则时，也只能给民主加上“集中”的后缀。

后来的革命者，固然会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适应现实环境，推选与服从独裁型的最高领袖。但是在推翻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后，未免又会对此心生不满，以至又会以民主的原则来否定独裁的必要性以及反对独裁的现实了。

如果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再能现实点，多借鉴历史经验而不是凭空幻想，承认领袖独裁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对其加以种种限制，恐怕效果会好得多。至少可以省得对立的两派在民主的理想与独裁的现实之间各执一端，来回折腾了！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只有满怀极度的仇恨与处在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中，人们才会放弃天然的自由散漫的作风，服从最高领袖的驱使，不争论，相忍为党。

在夺取政权后的和平年代里，种种严酷的纪律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人们理所当然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与生活享受。在风平浪静时，人们将会剥夺在暴风雨中指挥他们度过危险的船长的权力。

但是对于伟大领袖来说，打倒反动派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只不过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建设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的新社会，这才是最重要的。要实现这个理想，更需要掌握绝对的权力，以便按自己的意志与愿望来塑造一切。

同时伟大领袖又会觉得，做思想工作本身也是一件危险、麻烦与多余的事情。因为这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思想自由与人格平等，有悖于严格的纪律，并且将丧失领袖的“神授魅力”。如果丧失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就不会令人肃然起敬与绝对服从了！

党内民主与党的法统对于所有党员包括最高领袖而言都是有约束力的，但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领袖必然又会与之相冲突并且必定会突破这些限制。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于是在党代会前清洗反对派就是势在必然，甚至干脆就不召开党代会。[10]

现实权力政治的无上威力

绝对的权力具有压倒一切，腐蚀一切的能力。“参与政治的必然后果就是唯政治论与泛政治化，使用暴力的最终结论就是暴力至上与暴力万能。”[11]权力这头怪兽，一旦尝到人血与人肉的滋味，不吃到肚皮涨破是不会罢休的。

剥开苏联社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外衣，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以世界范围内的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来分析，其一切行为的实质就是一场落后民族以最为严厉与最为残酷的纪律从整体上追赶先进民族的强行军。[12]强行军需要一个意志坚强的领袖以绝对的权力来执行军事纪律，因此斯大林所进行的残酷清洗与镇压其本质就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队伍，格杀一切不服从领袖指挥的异己分子。

如果不能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领悟到这个残酷的现实，或者丧失了人性中衡量利害关系与判断权力结构的本能，因此不愿意服服帖帖，谨小慎微地服从与服务于伟大领袖，凡属这样的人无一例外全部成了残酷历史的祭品。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斯大林的独裁与滥杀才是准确的。如果他只是以杀人为乐的话，何必捏造出那么多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罪名？干脆宣称“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或者来一个复辟沙皇制度的闹剧，岂不更省事，更合理些？

还是顾准讲得更公正些，“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者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的残暴，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为了个人的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的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13]

可以再加以补充，如果革命领袖对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了然于胸，深刻地领悟到了由人性决定的以强凌弱，以智诈愚，以众暴寡等邪恶行径的不可遏制，落后民族必然被灭亡的这个残酷规律的不可改变，他就会认为自己的一切残暴行为都是历史的必然了。

三鼓而竭，革命就是轮回

经历了革命初期的狂热的幻想，普通人自然就会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其实在权力结构中，自己照样处在无权无势的地位上，并且对这一切无法加以改变，未免就会因此而生懈怠之心。这样整个社会最终必然就会丧失当年革命成功的要素——同仇敌忾的情绪。

为了维持士气于不坠，不得不使用疯狂的意识形态宣传再加上严厉的奴隶制般的劳动纪律。就像当年的沙皇俄国为了追赶西方列强，建立自己的大工业体系，竟然把农奴用脚镣铐住在工厂里进行劳动。岂有它哉？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迎头赶上先进国家，以免整个国家都被瓜分占领殖民，其成员不分贵贱全部变成亡国奴。

除了伟大领袖，其他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已经泄气了。只有伟大领袖不肯轻言失败，不肯向历史与命运低下他那高傲的头，为了他至高至善的理想，他敢于付出一切代价。

对于经过了恐怖的地下活动、惨烈的内战与残酷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等种种考验的伟大领袖来说，决不肯承认人性不可驯服，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不可改变，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新社会在本质上将与旧社会毫无区别。

“任一己之力，主万姓之浮沉，以实现自己体魄和精神之极致，以追求那大同邦，理想国。”[14]如果自己的队伍敢于动摇，敢于修正至高无上的革命理想，尤其是试图否定他的最高权威，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就像镇压敌人一样对自己的队伍进行一次大整肃。具有钢铁般坚强意志的伟大领袖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

另一方面，进行革命行动与维持革命政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存在一个公认的万恶的敌人。旧统治者被打倒后，敌人就只能在党内与人民内部产生了，因此才会有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出台。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在斯大林准备以惯用的模式来启动新政策与清洗旧班底的时期（其标志是制造“克里姆林宫医生案”），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与贝利亚等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与学生惶惶不可终日。低头认罪，听天由命或者慷慨赴死，这些第二代革命家都不愿意，就只有联合起来采取极端行动终结伟大领袖的生命了。没有“大事业”的情结与献身的激情，因此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性压倒了党性，这种表现大概就是第二代革命家与第一代革命家所不同的地方吧。[15]

赫鲁晓夫之所以敢于谋杀、揭露与批判斯大林，不仅勇敢地承认这一切，还启动了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内核里有对人的强烈的尊重，对一切专制者的极端仇视，有打倒一切专制者的强烈愿望与解放一切受压迫者的伟大理想，共产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并且在联共的历史上，早期存在过革命知识分子俱乐部的民主作风，有列宁这个行使着最高独裁权力同时又坚持了以理服人作风的光辉形象。因此否定斯大林，重新突出列宁的光辉形象；否定领独裁，向联共历史上的民主传统回归，这样做并不会导致政治法统与政治组织的崩溃。

不管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有何等现实政治上的理由，是否在实际上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要恢复社会主义的本来的高尚理想与人道精神，尤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就只有终止斯大林的生命并且彻底否定斯大林。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轼君也！”[16

谋杀斯大林的恶劣影响

独裁者总是会死的，但以谋杀来强制致死却造成了反效果。那些其他的独裁者们，吸取了经验教训，在有生之年就大抓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那些被打到与被清洗的革命者，其实并不必一定有类似的打算，以此荣衔相赠，岂不冤哉！

罗马共和国晚期，独裁官苏拉在取得终身独裁统治权的第三年，突然自愿放弃一切权力，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归隐乡间。辞职后，一个青年曾当面辱骂他，奇怪的是，这位“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狐狸”的苏拉竟然忍受了这位青年的辱骂，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青年将使以后任何一个掌握这个权力的人不会放弃它了。”[17]

伟大领袖在庐山会议期间，在即将摊牌的关键时刻，突然决定更换住所并加强警卫，其内心所想无非就是这些事吧。“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18]被打倒与被消灭的人哪还能为自己辩解？既已行使独裁者的权力，身负独裁者之恶名，被原教旨主义派以恢复党内民主的理由加以推翻，甚至加以杀害，并非不可能。事出有因，师出有名，史有前例，还是未雨绸缪，先下手为强吧。

最后的引申归谬——从“党内民主”到全社会的“大民主”

革命范文篇3

【正文】

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18年的斗争历史，并将其中的经验概括为三个法宝。他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一

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其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最复杂、最困难，而又对中国革命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现代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个最有实力的政党，二者之间的关系牵动着革命的全局。1924年至1927年期间，由于两党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基础上实行了合作，第一次结成统一战线，因而创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正当革命即将完成之时，由于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破坏了两党的统一战线，因而招致革命失败。1927年以后十年内战的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两党再度合作，第二次结成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广泛的，包括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回顾这段历史，高度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他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巩固和发展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成为统一战线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建立——破裂——再建立，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特点。为了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经验只能来自中国革命的实践。

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加深的，其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不断完善的过程。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有了初步认识。他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既有需要革命、赞成革命的一面，又有怀疑革命的一面。对此我们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一认识的正确性很快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证实。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1935年底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战线，其内容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之所以要在统一战线中增加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基于对其两重性的深刻认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一面，因而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它有可能参加革命。

西安事变后，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压力，不得不开始转变他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开始接受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这种情势下，统一战线中仅仅增加民族资产阶级显然就不够了，有必要起用一个更概括、更一般、含义更广泛的概念——资产阶级来反映新情况。与此同时，还在一般意义上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并把它上升到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他说：“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

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正式起用了“资产阶级”这一概念。这时他所说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革命的分子。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里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用“资产阶级”取代以往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变化反映着客观事物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发展。

由“民族资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在认识论上是一次由具体到抽象的飞跃。对资产阶级的认识由抽象再到具体的又一次飞跃是在1940年3月完成的。1939年冬到1940年春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对资产阶级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这种认识首先反映在他1940年3月11日写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在这里他把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又分为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和欧美派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

根据新的认识，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的有关部分作了相应修改。1940年他在致肖向荣的信中说明了这一修改，“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建国初在编辑《选集》的时候还对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作过修改。有研究者指出，其中最大的修改就是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明确区分，并且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规律性认识中增添了对大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说明了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统一战线的原因及其固有的反动性。

正是上述对中国资产阶级逐步深入不断完善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策略原则。也正是由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重性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国民党后来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筑就了牢固的精神防线。

二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特点，也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那时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等民众运动上，并没有认真去准备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其结果，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不能组织有效的反抗。大革命的失败使全党懂得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从此，以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坚定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不仅学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艺术，而且加深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他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揭示了武装斗争的实质。“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因此，在武装斗争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的斗争形式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政治斗争，与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土地革命斗争，以及与其他许多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在长时期内采取游击战争的形式这一经验在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出了关于武装斗争的总概念。他说：“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

正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实质的深刻认识，开辟了一条紧紧依靠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形式的深刻认识，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三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密切相联的。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全党形成的又一共识。对此，1936年底根据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作了进一步论证。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革命，然而由于其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不愿意也不可能将中国革命引向彻底胜利。这一点已经得到历史的证明。中国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愿意积极参加革命，也愿意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然而由于其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不能正确地领导革命。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组织性，也最能虚心接受世界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和成功经验，因此，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9]

如何实现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这个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并不突出。然而在抗日战争中实行国共合作，由于国民党实际上执掌着全国政权，调动着正规军队，担负着正面抗战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如何实现自己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至对于整个抗日战争的领导，就成为需要说明的问题。

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具体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实现基本口号的具体目标就无所谓政治领导。第二，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基本的政治任务而奋斗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应该做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多数，得到群众拥护。第三，在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10]其实，中国共产党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领导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开展革命斗争，特别是土地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同时也饱尝了放弃领导权招致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共产党在发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就清醒地认识到，争蛔跃醯取领导权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而实现对广大抗日民众的领导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1935年底，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其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对反日战争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争中的领导权。”[11]后来，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将共产党要实现领导所需要的条件概括为两条：“第一要率领被领导者坚决同敌人作斗争，第二要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12]接着他又将这两个条件写进《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并且指出：“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13]

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率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些利益和要求而坚决斗争，这是共产党实现自己领导的宝贵经验，也是的一贯思想。反复告诫全党：“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4]“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15]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制定和坚决执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帮助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认真地为农民的利益去奋斗，因而才获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最广大农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实现了党对农民以至整个民主革命的领导。

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阐述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同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标准，即判定政党作用的根本标准和判定共产党人言行的最高标准。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6]“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7]他坚信，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等政策，一定能够在实践中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获得解放，也一定能够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为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长期艰苦奋斗的经历，以成千成万优秀党员和干部的流血牺牲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成为中国人民最忠实的代言人和最坚强的领导者。他说：“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8]

四

加强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应有之义。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一点，把党的建设作为三个法宝之一，是基于他对共产党自身特点和所处环境的深刻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起成立的。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一开始就代表着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联合他们共同奋斗。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这时农民成为共产党组织的主要来源。一批批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共产党，他们在壮大党的力量的同时也把源于本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想和行为带进党内，涣散着党的组织，危害着党的事业。这种苗头一出现就引起的高度警惕。1928年11月他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9]从那时起，就十分关注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问题。

共产党的建设是在复杂的环境和艰苦的斗争中进行的。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党的建设18年的历史经验。他指出，党的建设与党的斗争是不能分离的。共产党是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锻炼着自己，积累着斗争的经验，加深着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18年的历史证明，当党的政治路线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正确地解决武装斗争问题时，党的建设、发展和巩固就前进一步；反之则后退一步。18年的历史还证明，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越深刻，党的组织越巩固，就越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内先进思想和不良作风之间的矛盾；以及一些党员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然而，正是在应对这种复杂局面，处理各种不同矛盾的过程中，党的建设得到了多方面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在政治上，丰富和发展了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治路线。在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作风上，创造了解决党内矛盾，实现自我教育的好形式。

1945年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24年的斗争史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三大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主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实践证明，这种结合进行得好，党就前进就胜利；这种结合进行得不好，党就后退就失败。在党的历史上产生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其思想根源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相分离。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当作教条，完全不顾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主义者又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根本无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两种错误倾向都留下深刻教训。因此，掌握思想教育，克服错误倾向，树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基础。

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共产党进行自我评判的重要尺度。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所以错误，是因为它超过群众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自愿的原则；尾巴主义所以错误，是因为它落后于群众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因此，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教育每一个环节上的每一个党员每时每刻都不要脱离群众，这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

革命范文篇4

【正文】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不言而喻。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看，顾影自怜地抗议技术对艺术的压制和不战而降地接受技术对艺术的收编，都毫无必要。我们要做的是冷静地考察科学技术怎样影响了艺术的“出场”。

作为人类进化制作活动的手段和作为一种器具或物品的技术会对艺术产生影响，但这只是表层的现象。技术通过手段和物品透露出一种观念，这观念是技术赖以理解世界并展开改造制作活动的出发点，如生物工程技术便显示出这样的观念：生命组织中隐含着代码且代码以一定的组合方式决定着生命体的状貌。技术观念表明了人类通过科技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理解，因而它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着支撑其感悟方式的作用。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科技带来的社会生活变革包括“美学感觉”的变化，即技术形成了一种新的空间感和时间感（注：〔美〕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文版，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第211-213页。）。从艺术中所包含的感悟方式来看，作为人类理解自身存在状态和一种意识交流的形式，艺术从技术那里领受的影响，大多发生在有关生命形态和人际交流的技术观念范围内。只有那些作用于人的生命形态和交流方式的技术，才可能在其产业化的过程中将它所赖以产生的技术观念注入艺术。在现代高新技术中，生物工程（其隐含观念是：生命体的性状是由代码及代码组合方式确定的）和电子信息技术（其隐含观念是：人可以在超空间状态下进行一种代码化的非物质性交流）对艺术的感悟方式影响最为直接，因为它们暗含了一种对艺术最为关切的人生问题的解答视点。

我们可以参照杰姆逊关于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三阶段理论来考察一下二百年来科技与艺术的关系史：19世纪是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经典物理学和进化论构成技术观念，现实主义成为文艺主流；20世纪初至60年代是工业化阶段，基本粒子理论和系统论构成技术观念，现代主义成为文艺主流；70年代以来是高新技术产业化阶段，基因学说和微电子技术构成技术观念，后现代主义成为文艺主流。

在19世纪，经典物理学和进化论表现出人类认识宇宙的两个概念，一是运动，二是进化。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经典物理学把自然现象理解为各种“力”相互作用的过程，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视生命形态为生物体与环境间动态演进的结果。运动和进化两个概念为19世纪人类理解世界建立了基本范式。英国历史学派、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都力图证明历史内涵即参与历史的各种力量相互对抗、逆反、替代的过程。这种力的相互运动形成了事物的终极形态的观念，也表现在19世纪艺术家对人生的感悟之中。诸多现实主义大师都写过关于年轻主人公与生存环境艰难斗争最终达成美好或悲惨结局的故事。譬如《浮士德》，其实就是一部关于资产阶级在“运动”中“进化”的史诗。

进入20世纪后，物理学转向对物质的微观结构的研究。“基本粒子”和“结构”这两个概念支撑着技术。物质世界的状貌被认为是由一些微小的元素按一定结构模型组合起来的。科学家们力图精确客观地描述这些元素和模型，于是出现了技术与情感、意志对抗的现象。美国学者格里芬讽刺这一时期的科学倾向时说：“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消除一切主观性的词汇。我不说‘我饿了’，而是说‘K-14在燃烧’。当觉得妒火中烧时，我也许只是说：‘亲爱的，我的G-3活跃了起来’。对此，我的情人也许会这样回答：‘亲爱的，这的确驱散了我的G-7’！”（注：〔美〕大卫·雷·格里芬(D.R.Griffin)：《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8，第204页。）这种基本粒子加结构的技术观念引起了艺术家的反感，他们力图保卫自己那块自由想象的天地，天是现代主义艺术张扬一种生命本能的自我放纵，其真实意图在于抵抗工业化时代的技术观念对感性生命的压制。

经历了现代主义时期技术与艺术的对抗之后，科学技术进入了格里芬称赞的“后现代科学”时代。量子力学和微电子技术的产业化形成了电子信息技术，基因学说形成了生物工程技术，这两种高新技术使后现代文化以全新的面貌出现。杰姆逊曾写道：“后现代的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技术，昔日的电能和内燃机已经被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所取代，这一技术不仅在表现形式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造成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造成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世界的巨大改变。”（注：〔美〕F·杰姆逊(F.Jameson)：《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文版，三联书店，北京，1997，第293页。）后现代的技术革命带来了人类感悟方式的革命，也带来了艺术的革命。

支撑着生物工程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的观念是基因和代码。生物工程技术把生命当作隐含在脱氧核糖核酸中的螺旋式构成的23个碱基对的表征，人的生命也是这些遗传密码代代相传的结果。电子信息技术将一种非物质化的代码交流方式赋予人类社会，以计算机网络的形式把人们由身体或物品的交流带入代码的交流之中。基因和代码的观念使当代社会文化从物品到理解方式上认可了一个虚拟的世界。生物工程可以制作虚拟的生命（如转基因生物），网络则让人们进行虚拟交流（如“网恋”）。所以，杰姆逊讨论的后现代“幻象”、鲍德里亚描述的“仿真”，以及法国学者马克·第亚尼界定的“非物质社会”，其实都源于现代高新技术中的生物工程和电子信息技术。

以基因学说来理解生命，则我们传统思想中用社会历史因素来界说人的生命表征的做法就必然解体。比如过去的批评家们认为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眯缝眼睛是要表现虚伪的上流社会对安娜生命力的压抑，而按基因学说，这只是安娜家族遗传的一种习性而已。更重要的在于，生物工程技术用嫁接碱基对的方式可以创造出一种自然界从未有过的生物体，这些生物体在外表上与真实的自然无二，但却是一个人工制作的虚假的真实。非物质社会的出现，其根源在于生物工程技术为人们开启的以代码制作实在幻象的概念。

电子信息技术发展出的网络产业使后现代人类的交流变成了一种超越身体和物品的“通讯交流”。这种交流方式造成了人与物质世界距离的远化，让人进入了一个无指涉性的代码世界。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的建立，使每一个人都具有了话语参与权力。网络交流是一种“互动化”的交流，完全不同于麦克鲁汉时代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交流。大众传媒时代，言说者把他的话语通过阻隔式的交流模式“霸权化”地推向大众。言说者（比如借印刷品与读者进行交流的作家）用宣言式话语向芸芸众生真理。而网络则彻底推毁了个人话语霸权，同时也消解了宣言式话语，因为网络交流是一种言说者之间互动的、可逆的交流，它排斥一切独语。

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和广播电视作为主要的交流传播形式，固然体现了技术进步的趋势，为人类获取信息拓展了视界，但这些传播方式都带有一定程度的专制色彩。信息发送者像皇家文告一样面对大众，而作为交流一方的接受者只能认可交流对象的话语霸权。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时代，文学家和艺术家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交流体制使他们能够把个人话语推向大众，而大众则被分离成孤独的个体，被动地承受着印刷品和电视画面的统治。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大众传媒的神话，因为互联网是人们“聚会”的场所，而不是“听演讲”的场所。通过网络进行交流，每一个人都是言说者，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交流，都不会被剥夺话语权。而且这种交流是互动的，即每一个参与交流的人都是在与交流对象相互间进行着一种话语行为的激励。这样，一方面先在话语权力的取消意味着宣言式话语中包含的整体性深度模式的消遁，另一方面互动把交流行为本身的价值凸现出来，解构了宣言式话语对所指的意识整合，于是先前充斥媒体的宣言式话语被网络聚会中的游戏话语取代。我们在网上见到的大都是一些无指涉对象的“巧言”，网络交流的快乐在于交流行为本身，因而这种交流是一种游戏。

文学活动是人类的一种语言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时代交流方式的互动游戏特点肯定将改变印刷出版时代以载道缘情为原则的文学范式。互动游戏的文学是消解了指涉物的能指游戏，它以“策略”的态度对待言词，并在其中体验交流的快感。所以，在我们告别印刷品主导的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即将告别背负着人类解放之重任的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正如法国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教授阿兰·芬基尔克罗所言：“我们都是以前的进步主义者，对我们来说，怀旧含有某种反动的意味；不过这里所说的怀旧是对现代本身的怀念，是对印刷品的怀念，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方面即通过文化摆脱束缚的怀念。”（注：〔法〕R·舍普编：《技术帝国》，中文版，三联书店，北京，1999，第197页。）

互动游戏的文学在摆脱叙述真理的重负时，允许每一个交流者成为言说者。印刷品文学时代，作为交流一方的读者，其言说地位受到压制。而文学成为互动游戏后，读者作为言说者才真正出场。法国EcoleNat-ionaled''''ArtdeCergy教授FredForest认为，技术时代的空间是一种“建立在通讯交流媒介上的‘遭遇性’空间”，他预言：“一个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使大家相互接触’，这样一种作为现代思维和现代实践的标志的关键观念，将变成未来艺术家的主要观念……”（注：〔法〕马可·第亚尼(MarcoDiani)编：《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中文版，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8，第161页。）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看到的文学作品很可能是这样的：几十个不知名的作者，一大堆新奇绝妙的话语。

许多学者在讨论后现代文化时都观察到一种现象：当代生活中，文化成了渗透到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领域每一种物品的无所不在的因素。我们发现，工业化时代中人们消费的是技术物品的功能，而高新技术时代里人们除消费物品功能外还消费技术行为。这就使得消费活动染上了一层非物质的精神色彩。

英国物理学家约翰·齐曼在《元科学导论》中对R.K·默顿在1942年提出的四条科学规范加以补充修正，为科技活动制订了五个原则：公开性、普遍性、无私利性、独创性和怀疑主义。从这里我们看到，科技活动给人提供的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确的数据和机械程序，它同样也使人体会到一种美学激情。高新技术把每一个当代人卷入技术行为之中，它让每个人体会到了一种艺术的韵味。

因此，在高新技术左右生活的后现代文化中，出现了英国学者费瑟斯通所说的那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现象。费瑟斯通认为，20世纪出现的一系列文化现象造成了艺术与实际生活界限的模糊，知识分子力图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符号和影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经纬，后现代的消费文化赋予日常生活以一种审美内涵（注：〔英〕费瑟斯通(M.Featherstone)：《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文版，译林出版社，南京，2000，第96-98页。）。在当代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艺术终结的感叹，但我们又鲜明地感到日常生活更像符号、更多独创性。实际上我们感叹的是古典意义上的那种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的纯艺术的消亡，而我们获得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体验日益靠近艺术。如果说现代主义艺术进行的是一种审美“收集”的工作，即把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因素收集在纯艺术中以保卫艺术在技术理性、消费文化面前的独立性，那么，高新技术时代的后现代艺术则是在进行着一种审美“散播”的工作，它把审美因素从纯艺术中析离出来分派给日常生活的诸领域。如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所言：“经济与科学的后现展导致艺术脉搏与生活现实性强烈一致。任何人在他的工作和现实中，都直接地体现着某种艺术与创造性的精神。后现代社会是创造性的社会，是创造文化的社会。每个人都可成为艺术家，成为创造性地、艺术性地从事自己职业活动的人。”（注：〔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Koslowski)：《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中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65页。）我们把艺术走下神坛的现象称作为“审美散播”。审美散播也许意味着纯艺术的消亡，但审美因素被散播到职业活动、生活行为、日常物品的过程又使我们的审美感受更加丰富了。

革命范文篇5

一、文学研究会倡导的“革命文学”

1921年前后，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李之常等人在《文学旬刊》、《文学》周报上展开过一次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的讨论，讨论者曾积极倡导“革命文学”。一般文学史著作往往从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念出发，对这次讨论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只看作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一种过渡，零星地谈到其中的某些观点，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先进性”或“局限性”的注脚。其实，这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讨论，更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和意义的文学现象，它展示了文学研究会作家对“革命文学”的独特想象。其特点主要有:

(一)既强调文学的功利性，也强调其独立价值

文学研究会以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观闻名，但它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谈文学的使命的。它倡导“革命文学”，也是立足于“文学”。无论是要求揭示现实社会的黑暗，还是要求展示未来社会的光明;无论是强调反映底层民众生存的悲惨，还是强调要担当唤醒民众的重大责任，都是以“文学”为轴心，在强调“文学”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文学家具有重要的主体性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强烈的文学功利性目的与相对的文学独立性追求，既矛盾又统一。郑振铎的《新文学观的建设》一文，就是从“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文学以真挚的情绪为他的生命”出发，强调“文学之高尚使命与文学之天真”共存，认为:“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是为宣传，为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4］(P347、346)。李之常在《支配社会底文学论》一文中，以与郑振铎同样的思路来说明:在鼓动民众起来革命的过程中，文学和文学家的作用高于革命理论和革命家的作用。他认为:“今日底文学是人类活动底结晶”，是“新时代底指导者，鞭策者”，断言“革命底完成者在中国舍文学又有什么呢?”［5］(P82、81)郑振铎、李之常的观点合乎文学研究会的主流意见。文学研究会在提倡“为人生”的功利性文学观时，就强调“文学”本身也“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应该成为“治文学的人”的“终身的事业”［6］(P72)。文学研究会之所以会由最初的着重批判传统的“文以载道”，到把全部工作的重心放在扫除“游戏消遣”的文学，当然有与鸳鸯蝴蝶派争夺文学阵地和读者等方面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认为“游戏消遣”的文学既像“载道”文学一样具有宣扬“卑劣的思想”以毒害青年的作用，又以“游戏”的态度纯粹把文学当作“工具”而不是“终身的事业”，因而对“文艺”的“侮蔑”就更甚。

(二)既要求表现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也宣扬“爱”与“美”

文学研究会从“思想与文化革命”的层面来确立其“革命文学”话题。他们既强调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中不同人群的差异，又专注于“人”的思想情感的革新;既要求揭示社会的黑暗腐败、写出底层民众“血与泪”的悲惨生活，又突出宣扬超阶级的“爱”与“美”的理想。郑振铎主张创作“血和泪的文学”［7］(P391)，希望运用文学去表现社会黑暗和人生的缺陷，但他同时又认为:文学的使命和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能以其文字之美与想象之美来感动人”［4］(P346)。沈雁冰、王统照等人的批评话语和文学作品，也都既清晰地显示了社会生活中不同人群的差异与隔阂，又极力宣扬超阶级的“爱”与“美”的理想。文学研究会初期以“人类意识”为中心，多数成员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即使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转为中共党员的沈雁冰，在1922年作《文学与人生》的演讲时，还是运用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关于文学与种族、环境、时代三者关系的批评原则来分析问题。所以，文学研究会所倡导的“革命文学”，虽然看到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强调反映底层民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活，甚至在自己的批评话语中还多次提及“第四阶级”、“阶级隔阂”、“阶级压迫”等概念，不时出现“政治”、“阶级”、“社会革命”等字眼，但其实都是立足于思想启蒙、社会进化、时代环境等比较宽泛的社会思想与文化层面来探讨各种各样的“人生问题”，并不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更不具有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意义。沈泽民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一文中就曾直接明了地说到:他与郑振铎都“主张过‘血与泪’的文学”，但两人的“意思并不完全”一样，其中根本的差异，“就是郑先生所提倡的，并没有把文学的阶级性指示出来，也没有明白指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文学。”［8］(P406)文学研究会作家将“爱”与“美”看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表达了倡导“革命文学”的作家们理想中的一种人类社会生活状态。他们往往都喜欢把客观的写实与主观的浪漫理想融合在一起。这从学理上来看，一方面与他们认同文学既要揭露社会的黑暗又要展示未来的光明的思想相一致;一方面也表明他们看到了用“爱”与“美”来“革新”人的思想与感情时，文学与文学家有着巨大的活动与作用空间。

(三)只有切身体验过革命的人才能创造真正的“革命文学”

叶绍钧在《诗的泉源》一文中强调作家要积极参与和深切体验生活，认为:“生活是一切的泉源，也就是诗的泉源。”［9］(P75)在《文艺谈》中又强调:“单有材料，没有文艺家深深地感受，……便没有文艺作品。”［10］(P3－4)郑振铎在《文学与革命》一文中也指出:“凡是一种痛苦的情形，非身入其中的人决不能极真切极感动的把它写出”，所以，“理想的革命文学家决不是现在的一般作家，而是崛起于险难中的诗人或小说家”［11］(P335)。当然，他们强调生活体验并不是排斥作家自我，而是要求文学创作主客观的统一。沈雁冰在《一般的倾向》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之所以要求文学家对社会人生作精密观察和认真研究，是“因为从客观方面说，天下本无绝对相同的两件事，从主观方面说，天下亦决无两人观察一件事而所见完全相同的。”［12］(P178)因此，他们在要求作家深入地观察、体验革命生活，培养革命的思想和感情的同时，也希望尊重作家的主观理想和创造的能动性。这是文学研究会倡导“革命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

二、早期共产党人倡导的“革命文学”

早期共产党人倡导“革命文学”，与文学研究会存有重大差异。这不仅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明显不同———早期共产党人除瞿秋白、蒋光赤等人外，文学并不是他们的专长;也不仅因为他们所借鉴的理论资源明显不同———早期共产党人所借鉴的主要是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文学研究会所借鉴的则主要是西方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最主要的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重心存在巨大差异。早期共产党人倡导的“革命文学”，在许多方面显然都深深打上了职业革命家与党派政治家的烙印。具体说来，其特点主要有三:

(一)强调无产阶级对“革命文学”的指导权

1921年，邓中夏在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上号召会员作家要坚信“第四阶级”和“主张共产”的“主义”，并态度强硬地说:“至于规定主义，怕引起学会分裂，我想苟于创进少年中国有益，即破裂亦何妨。”［13］瞿秋白在其撰写的《新青年》季刊的《新宣言》中，更是把指导权的问题看作是“革命文学”成败的关键，认为中国革命和文学运动“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14］(P7)。蒋光赤在《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一文中也认为:“整理过去的文化，创造将来的文化，本是无产阶级革命对于人类的责任，这种责任也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负担。”［15］(P138)很显然，文学研究会作家在讨论“革命文学”时，突出的是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对立，并没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意识，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偏向于人道主义的“阶级同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当然更不具有把无产阶级看作是“革命文学”的“指导阶级”的涵义。像邓中夏、瞿秋白、蒋光赤等人这样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文学”中的“指导”作用和“主体”地位，是文学研究会所不具备的。看一看1920年瞿秋白与郑振铎对待《人道》杂志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早期的分歧。《人道》是瞿秋白与郑振铎、耿济之等人于1920年8月创办的一份探讨新思想的杂志。据郑振铎回忆:瞿秋白当时反对用“人道”作刊名，但郑振铎是编辑负责人，没有采纳瞿秋白的意见。郑振铎说:“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其余的人，则往往孤立的看问题，有浓厚的唯心论的倾向。”［16］(P110－111)瞿秋白也说到过他们之间的不同意见:“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瞭，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17］(P27)这里的分歧，即反映了一般社会革命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论的差异。再比较一下瞿秋白与沈雁冰，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差异。瞿秋白和沈雁冰都是中共最早的党员，又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们俩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比较早，但沈雁冰自1916年至1925年一直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其间一度担任《小说月报》主编，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瞿秋白则在1921年去莫斯科，经历了为期两年的旅俄生活，并在回国后成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和另一刊物《前锋》的主编。身份与角色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革命文学”的想象也就明显不同。沈雁冰总是从文学的角度看问题，肯定“革命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文学特性;瞿秋白则是站在职业革命家的角度来看文学，强调文学的阶级斗争性和工具性，要求无产阶级牢牢把握革命文学的“指导权”。

(二)认为文学应该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

从强调文学的功利性的表层涵义来看，早期共产党人与文学研究会作家是相通的。但文学研究会的立足点是文学，突出强调文学的重要作用，甚至认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文学家比社会运动家更重要。就像郑振铎在《文学与革命》中所大加赞赏的:“我相信今日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全视在此期间能否产生出几个革命的文学家。”［11］(P332)早期共产党人的立足点则是阶级斗争，强调文学只是一种工具，认为实际的革命运动和“实行家”更加重要。就像秋士在《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一文中所说:文学只是“助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工具”，“俄国的革命，固然很得力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斯退衣夫斯基等文学家，但终应归功于列宁等实行家。印度有了一个甘地，胜过了一百个文学家的泰戈尔!”［18］(P391、392)既然把文学纯粹看作是一种工具，那就很自然地会把不具备工具性作用的文学看作是像八股一样的无用文字:“我们正不必问他有什么文学上的价值，我们应当像反对八股一样地反对他。”［19］(P390)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早期共产党人不但忽视文学的艺术性和独立价值，而且还出现了否定文学本身的倾向。这在以《中国青年》为阵地的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等人的言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邓中夏在《新诗人的棒喝》中断然说:“青年们!醒来哟!……新中华的改造只仗你们了，却不是仗你们几首新诗。”［20］萧楚女在《〈中国青年〉与文学》中也认为:社会现实需要的是“怎么样去改造中国的实际‘动作’”，对于“纯粹的供人欣赏的文艺”“不宜提倡”［21］(P125)。

(三)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几乎全盘否定

瞿秋白在《新青年》季刊的《新宣言》中，就对当时的文学思潮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14］(P10)。邓中夏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也说:“现在的新诗人实在太令我们失望了……他们的作品，上等的不是怡性陶情的快乐主义，便是怨天尤人的颓废主义……下等的，便是无病而呻，莫名其妙了。”［22］(P394－395)恽代英在《文学与革命》中进一步指出了否定的理由:“现在的青年，许多正经问题不研究，许多正经事不做，自己顺着他那种浅薄而卑污的感情，做那些像有神经病，或者甚至于肉麻的哼哼调，自命为是文学，自命为是文学家，这却不怪我们藐视而抹煞了。”［23］(P532－533)早期共产党人的这种观点很耐人寻味:因为他们中有的曾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助产婆和强有力的推动者，有的是深受其影响的文学青年，但当他们接受了俄苏版的马克思主义后，就对自己曾经积极参与并深受其熏染的那个短暂的历史过程产生了不满，甚至反戈一击，认定那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已经不适应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潮流，现在应予以彻底批判。这一现象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内容非常复杂，有四点很明显:一是工具性思维的作用;二是强调阶级斗争、党的领导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必然与主张解放个性、强化自我、尊重人权和人道主义的五四新文学水火不容;三是深受俄苏“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的影响———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无产阶级文化派”持全盘否定态度;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那种激进的否定式思维的历史惯性。

三、创造社“元老”们倡导的“革命文学”

创造社“元老”们的“革命文学”观，是与文学研究会、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学”观构成并列的重要文学现象，其特点主要有:

(一)始终强调文学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他们的“革命文学”论文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这表明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非常注重文学形式的感染力。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革命与文学》、《英雄树》等一系列论文，都不讲究严密的论证逻辑，而是洋溢着一种澎湃的诗情。不少学者尖锐地指出过郭沫若的文艺论文存在概念含混甚至误用和自相矛盾的情况，其实，这正展示了其诗人的特点。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等论文，都充溢着作者个人的感情色彩。成仿吾的文艺论文，也都颇具“文学”特色。另一方面，他们的“革命文学”观念也始终注重文学。郭沫若在《文艺之社会的使命》中说:“我觉得要挽救我们中国，艺术运动是不可少的事”［24］(P205);在《英雄树》中仍然说:“文艺是应该领导着时代走的”［25］(P45)。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中说:“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在我们这种良心病了的社会，文学家尤其是任重而道远”［26］(P91);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中还是说:“文艺决不能与社会的关系分离，也决不应止于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应该积极地成为变革社会的手段。”［27］(P254)郁达夫虽然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作者一定要出身于无产阶级，对于创作“革命文学”不像郭沫若、成仿吾等人那么乐观，但在强调“革命文学”的重要作用方面两者还是一致的，他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中认为:“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德国的反拿破仑同盟，意大利的统一运动，都是些青年的文学家演出来的活剧。”［28］(P136)创造社“元老”们是以强调文学要忠实地表现自己“内心的要求”而走上文坛的。文学既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处所，也是他们开展社会活动的重要媒介。深厚的文学修养，过人的艺术才华，以及对文学事业的深深的热爱，使得他们无论接受什么新奇的理论，都无法割断与文学的血脉姻缘。他们在倡导“革命文学”时不忘文学的重要作用，完全合乎他们的个性意识。这一点与文学研究会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与早期共产党人则有着鲜明的差异。

(二)始终强调“叛逆与反抗”的精神

创造社“元老”们的“革命文学”理论，阶级对立意识有一个从获得到逐渐成形的过程，而他们所倡导的“叛逆与反抗”的精神则贯穿他们文学活动的始终。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鼓吹的核心思想就是“叛逆与反抗”。他之所以要掀起“黄河扬子江一样”的文学新运动，根本原因就在于黄河扬子江能够做到“有崖石的抵抗则破坏，有不合理的堤防则破坏，提起全部的血力，提起全部的精神，向永恒的和平海洋滔滔前进!”［29］(P5)这种思想在他发生“剧变”之后同样存在。他在《英雄树》一文中直言:“文艺界中应该产生出些暴徒出来才行”，应该“一齿还十齿，一目还十目!”［25］(P45)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带有灰色和感伤的调子，但他的文学思想也有着鲜明的“叛逆与反抗”的精神。当然，在郁达夫看来，所谓“灰色和感伤的情调”也是一种反抗，是“艺术家对现实社会绝了望”［28］(P135)以后的反抗。他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把古往今来的艺术创作，归结为艺术家的“满腔郁愤，无处发泄;只好把对现实怀着的不满的心思，和对社会感得的热烈的反抗，都描写在纸上”［28］(P134)。直至1926年，在《创造月刊•卷头语》中，郁达夫还是言词恳切地希望《创造月刊》能坚持到底，“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30］(P519)比较而言，成仿吾更加特别。郭沫若、郁达夫毕竟都属于“神经质”一类的作家，他们的文章虽然充满叛逆情绪，却具有情感的亲和力。成仿吾的论文相对比较理性，因此也显得比较生硬。虽然他多次强调要进行理论的分析与批判，抨击暴君式的文学评论，但他自己写文章却常常用真理在握的教训式口吻，其间还搀和着带有暴力色彩的语言，因而呈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武断和粗暴。他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对新文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甚至使用了“十万两烟火药”那样的文字，来表达对“北京的乌烟瘴气”［31］(P245)的不满。不久后发表的《打发他们去!》一文，又把军事名词“工事”应用于文艺斗争，主张必要时需用武力把布尔乔亚的根性与它们的代言者“踢他们出去”［32］(P152)。

革命范文篇6

一、早期民粹主义的革命实践

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仍旧是由沙皇专制统治为核心的封建社会，但在西欧资本主义的

冲击之下，封闭的小生产型农业经济似乎已走到尽头。1861年，沙皇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度，此举标志着俄国正式步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路途。俄国资本主义是沙皇政府出于维持专制制度大局而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主动培植的。它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在其复杂的运作机制里极权专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并行不悖，互为条件的。由于俄国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滞后，而农奴制残余势力强大，工商业资本家集团力量微薄，辅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国家专政机器，类似西欧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运动始终难成气候。

民粹主义不是舶来品，恰恰是当时知识分子对扭曲的社会制度的扭曲反应而已。在民粹主义那里，俄国的沙皇专制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通常是受到共同抵制的。早在农奴制改革前夕，民粹派的鼻祖之一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路易十八与查理第十时代法国党派斗争》一书中强调了“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两种概念。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民主主义”者注重的是消灭贫富分化和实现平均，而“自由主义”则只注重抽象的自由权利，而这种“抽象的权利”1）因为会被资产阶级所垄断而变得一文不值。他所谓“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后来为民粹主义所接纳，成为一代民粹派革命斗士所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

六、七十年代的民粹派的主张趋向激进，他们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反抗沙皇专制统治。不过，民粹派眼里的社会主义，并不同于西欧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资本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而民粹派却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本能反感而热衷于“走另一条路”。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出现是一种“偶然”现象，有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农民的“共产主义本能”就能阻止其在俄国的发展。特别让他们倾心的莫过于俄国的农村公社，村社据说是保证了俄国不致出现类似西欧的“赤贫状态和无产阶级化”，这一说法源自德国人哈克斯特豪森2），却被民粹派人士广为颂扬，视为俄国无须经由资本主义阶段而径直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凭证。于是，“到民间去”的著名口号提出来了，“人民的精粹”胸怀高昂的革命斗志，开始反对专制统治的漫漫征程。

鉴于自由派贵族对专制制度的依附性，民粹派知识分子只能向下寻求俄国农民的支持，这是小农经济的社会性质决定的。为此，民粹派制定的革命纲领被赋予鲜明的小农社会主义色彩，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被引证为俄国农民对社会主义的天然亲和力。力主“民意”的民粹派并没能赢得农民更多的理解，事实上知识分子们也不真正看中农民的力量，作为革命的主力军有这些“人民的精粹”就够了。普列汉诺夫后来将其形容为“英雄与群氓”的理论而批判之。

即便在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仍然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业。进步的革命家在铁血纪律与权威之下秘密结合起来，通常是通过策动叛乱甚至以个人谋杀的手段夺取政权，典型的如成立于1979年的民意党就是个高度集权的密谋组织。他们的理论已计划好一切，一旦专制统治被成功推翻，以村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之路就自动打开了。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们之所以能与密谋夺权联系起来，到后期近乎成为无奈而唯一的选择，有其深刻的原因。研究者经常强调的沙皇专制的严酷，军警镇压机器的完备，使得任何公开的持不同政见活动都不可能进行，更遑论大规模的鼓动与民间造反。的确，暴政的压迫是一切革命者铤而走险的客观原因，但具体到民粹派的个案，我们却可以找出更为充分的理由来。彼时的俄国，工业化尚刚刚起步，谈不上工人运动的力量，传统农民往往反抗与保守的禀性兼而有之，这也就决定革命的不彻底性，知识分子的不得已地“单干”。既然俄国不存在自由派运动的合法性基础，理论上就只有民粹派能担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任。历史现象不会因人们的喜好而凭空产生，内心里极度厌恶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者却阴差阳错扮演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角色，这个事实也许让人感到不快，时间的延递却展现出民粹派的革命努力固然频频受挫而式微，接过革命接力棒的却依然不是理想中的自由贵族和地主，而是“初生牛犊”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二、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仅就两者共有的革命倾向而言，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确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虽说，民粹主义主要源于自发形成的小农式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而在同时代的西欧，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俄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不可能对此完全无动于衷。何况在诸如“革命”、“批判”之类共同语言基础上，他们似乎还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这也就解释为何当年的民粹派会以罕有的热情地去“推销”马克思的学说。不论是激进的布郎基主义者如特卡乔夫，还是饱含学识的丹尼尔逊、考夫曼等理论家，都为马克思主义的引进而大声喝彩。当然民粹派无意放弃自己的基本立场，在他们的字典里，马克思更多地类似抽象的词汇，可被随时引用。这样，民粹主义革命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性批判之间的边界变得越发模糊。

马克思本人的态度却耐人寻味，总体上他对俄国民粹派随意歪曲他的学说感到不满，民粹派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落后的俄罗斯社会的倒影而已；可稍后马克思又从俄国革命形势得到启发，认为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传统上盛行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而这些落后国家存在不经由正常的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即是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民粹派的确无力承担“跨越”的历史任务，但“跨越”的设想一经提出，内里就暗含着不易觉察的思想焦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焦虑还是潜在的有限的，直到二十世纪初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前途与命运的大论战当中才深刻的显露出来。

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联系到民粹派之前长期从事的译介工作，俄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所深化。七十年代后期，民粹派运动在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开始走下坡路，内部出现分化现象。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在经过痛苦的反思后，转向马克思主义。1883年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是这一重大转变的标志。而另一部分人，从实践领域向理论退缩，放弃旧民粹主义的革命纲领，走上与沙皇政府妥协的道路，聚合成所谓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的派别。整个八九十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民粹派在理论上你争我夺，笔战打得不可开交。双方的主要分歧列举如下：

1、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景。

民粹派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是在国家庇护下发展的，“人为”的痕迹浓烈，不具有普

遍性。普列汉诺夫则着力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指出这一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众所周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普列汉诺夫正是基于这一前提，对于民粹派提倡的“另一条道路”的选择，那种不受客观经济条件限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列宁也指出“你妄想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恶，却是历史上的善，因为它将惊人地加速社会的发展，使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级形态更早地到来。”3）可见，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认同态度，列宁与他的前辈普列汉诺夫毫无二致。

2、关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

自由主义民粹派走上向现实妥协的道路，在革命性消退的背后，其敌视西方民主的一贯态度，也堕落为替沙皇专制的图粉抹汁的空洞说辞。相形之下，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清楚资本主义民主局限性的经济根源，但并不因为它主要供富人或资产阶级享受而否认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列宁严厉批判了那种将政治自由当成“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5）。这也符合当时社会主义的主流观点。自第二国际成立以降，西欧社会的和平改良、议会斗争步步为营、成果不小，理论界自然有所反应。无庸质疑，政治自由之于对专制的否定与更替，普选制之于民主制度，在当年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通往社会主义目标的必由之路。

3、俄国的具体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分析

首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了农村公社已在资本主义的侵蚀下逐步解体的客观现实，

认为村社固有的封闭性与保守性正在发生动摇，农村阶级关系面临重新调整的局面。从而在客观上否定民粹派走村社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在城市，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俄国工人运动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有了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不仅完全可能，而且是必需而迫切的。俄国的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优先于工人运动的开展，理论的自觉性反过来对历史的进程施加不同寻常的影响。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的局势有力地证明上述可能性。

的确，在一系列界限分明的分歧当中，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是有力的。问题在于，民粹主义不是书本里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斗争中不得不重复当年民粹派面对过的难题，究竟如何看待民粹派革命的历史遗产？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思考的出发点不尽一致。普列汉诺夫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偏重理论性的研究，当然有其长期旅居国外缺乏接触社会的原因。列宁不似劳动解放社的早一论家，他首先是革命者，残酷的斗争环境塑造他坚强的性格，也更讲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孰敌孰友的辨识当中，普列汉诺夫指望社会人协助俄国自由派完成预想中的民主革命，列宁正相反，他的革命理念支撑着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而计划的实施要求有一个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革命政党。

三、布尔什维克的选择

1905年，俄国发生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沙皇政权汲汲可危。年轻的社会

人为提前到来的革命形势而欢欣鼓舞，但同时又恼于事先的准备不足。原来革命爆发前夕，围绕着革命的性质与任务、党的组织策略等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已经存在重大意见分歧。党的分歧首先是策略上的，不久就扩散至理论体系的各个层面。社会民主工党也因此最终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别。

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不过俄国的民主革命不仅时间上大大滞后，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也与西欧有很大不同。俄国的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先于资产阶级成立的工人政党的存在是以往资产阶级革命所不曾有过的新情况。在列宁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看来，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民主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孟什维克则固守俄国资产阶级为革命主导力量的传统看法，认为工人阶级应协助、逼迫资产阶级完成他们理所当然的历史使命。

前文已表，列宁在与民粹派交火的过程中就早早流露出不同与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观点，

现在逐步的发展起来。普列汉诺夫与一些孟什维克领袖在可能的同盟者问题上忽视了农民，这的确与前期他们对代表农民情绪的民粹派斗争有关。普列汉诺夫曾说过“无产者与‘庄稼汉’是政治上真正地对立物。”相反，带民粹主义倾向的激进组织社会革命党大力鼓吹当前农民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列宁显然被夹在中间，他在承认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的同时，肯定了农民在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4）也许是在如上的判断之下，列宁有条件地认可农民“土地平分”的自发倾向。在《俄国政党分类尝试》一文中，列宁将社会革命党归之为劳动派，大致可以了解他思想的天平倾向何方。如果说俄国农民是革命可以信赖的盟友，那么立宪、十月党等典型资产阶级政党就不那么可靠的，他们总在幻想同君主制搞妥协、制止革命，妄图使资产阶级的剥削永世长寸。于是列宁得出结论，应尽可能的排挤与孤立自由派，让无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

早在1897年，尚在流放的列宁就写下《俄国社会人的任务》，在这本著名的小册子里，划分了社会的两种斗争，社会主义的斗争与民主主义的斗争，在强调比较差别的同时也指明两者是不可分割、前后相连的。如果说此时的列宁已流露出点滴的超越式叛离的味道，在1905年前后列宁的激进观点就已达到与他党内同仁无法协调而不得已公开摊牌的地步。持传统观点的人不敢深究，工农联盟主导的民主革命的完胜究竟意味着什么？

列宁排除了拱手出让政权的投降路线，主张尽一切可能创造积极有利因素向社会主义进军。果如是，在专制政权与社会主义之间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完善的过程。如此颠倒，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变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

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日后的命运，而俄罗斯与他们的命运紧紧相连。这会是“走另一条路”的起点吗？

四、“先投入战斗，然后再见分晓”

在俄国这么一个高压统治的沙皇专制国家里，民粹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一切反体制的行为所要承受的巨大风险与代价。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列宁从“70年代革命家所拥有的那种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楷模的出色的组织”5）那里找到解决办法。这就是无条件的集中制原则，它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权威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6）唯其如此，革命政党才会是真正强有力的。在著名的《怎么办？》一文内，列宁全面阐述他建立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激进思想，由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与自觉性的互动关系入手，提出少数革命家对多数“自发性”工人群众灌输理论的重要性。

所有这些后来奠定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各项原则，刚出炉之际就争议之声四起。在俄国社会内，不论是普列汉诺夫这样“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理论宗师，还是孟什维克的笔杆子们都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列宁提倡党的“驯服工具”论，是用中央委员会代替党员的独立思考，把党员变成“齿轮、锣帽和螺栓”。7）至于“灌输理论”也被指责为“新版本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是早期民粹主义的复活。布尔什维克则针锋相对地反驳，在铁腕镇压手段之下，党有可能民主公开的与邪恶阶级敌人斗争吗？在生与死、血与火的剧烈搏斗当中，还讲究“批评自由”，按照这类文人逻辑演绎下去，再有利的革命形势都难免会失之交臂。在这点上，孟什维克甚至还不如当年的革命民粹主义者，他们完全被书本的教条捆住手脚。

历史有不同的书写方式，有关俄国道路抉择的记载与评论尤其如此。诚然，如果用“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功利原理，列宁是响当当的胜利者。他那难以割舍的革命情怀，和“先投入战斗，然后再见分晓”的个性，表白他似乎已预见到有朝一日历史会轻易地粉碎现在发生一切争论。果不其然，他亲眼见证了1905年革命中党内对手们的踟躇不定，见证了孟什维克在革命失败后的慌不择路，也见证了他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是如何团结一心英勇战斗，甚至他有幸看到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俄国的缔造。假使历史能够嘎然而止，伴随列宁的呼吸的停止而彻底终止，那么列宁是否自觉是个幸运儿而不落下一点遗憾么？我相信，列宁一定不会满意如此的结局。要不然又如何理解列宁晚年对党的机体里悄然滋生的官僚主义所作的慨叹，多少有点无可奈何的兴味。

一条更为真实的历史线索是由德国社会人罗莎。卢森堡协助下提供的。卢森堡的在《俄国社会的组织问题》里较为系统的表达她对列宁组织策略的反对意见。在她看来，“社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8）就革命性而言，卢森堡拥有着与列宁类似的倾向，他们都不能容忍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发展与长存，赞成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当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诋毁俄国的十月革命时，她却说：“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从实际上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她本人最终也是选择革命的不归路。但，也正是她，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罗莎。卢森堡并没有收回过去对列宁的批评，反而深化了她长期以来一直持有的观点。她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考茨基当然决心维护民主，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他是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社会主义变革的代替品。相反，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心维护专政而反对民主，从而维护一小撮人的专政，也就是资产阶级模式的专政。这是对立的两极，二者同样都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很远。”

其实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对苏维埃民主的还是有所期待的。列宁在1917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9）而到了1918年则改称：“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10）此时苏维埃俄国已陷入沉重的国内危机与帝国主义侵略之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形式没有能够落到实处。卢森堡指出：“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受到世界大战、德国占领和一切与此相关的异常困难的可怕压力，布尔什维克肯定完全会这样做的，而这种困难必然要使任何充满最良好意图和最美好原则的社会主义政策遭到歪曲。”

回顾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普列汉诺夫在回应民粹主义者的挑战过程中，曾经对少数“社会主义者”依靠密谋夺得政权后的可能结局发表过评论。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该文后来被列宁誉为“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11））一文里，他断言，只会有两种结局。第一种，革命的“临时政府”让人民自由选择，必将是村社的瓦解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否则，将在“家长制的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的种种理想中寻找出路。在这些理想中只是作这样一种改变：使得管理国民生产的不是秘鲁的‘太阳之子’们及他们的官吏们而是社会主义的阀阅”。12）普列汉诺夫的预言恐怕对于“各式各样”以不同面目出现的革命者们都是有效的，即使数十年后的布尔什维克也不得不直面这一革命的“死循环”。怎么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也许没有，但请记住，这首先是真诚的革命者才会遇到的问题，而俄国革命本身已给时人以莫大的思想启示。

注释：

1）车尔尼雪夫斯基：《路易十八与查理第十时代法国党派斗争》

2）哈克斯特豪森于1840年代通过对俄国村社的观察，认为村社保证俄国不致出现西欧的“赤贫状态和无产阶级化”。

3）《列宁全集》第十卷第55页。

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81－82页。

5）《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第418页

6）《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8卷第366页。

7）转引自张光明的《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参见阿克雪里罗得：《俄国社会的统一及其任务》。

8）《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53页

10）《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501页

11）《列宁全集》第4卷252页。

革命范文篇7

一、“颜色革命”的成因

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回顾了近些年来在东欧、中亚等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等国发生的革命都是以某种颜色为标识的，例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的黄色革命。在这些国家爆发的所谓“颜色革命”都是美国势力在做好相应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之后，制造和利用某种突发事件，建立亲美政权的政治行为。

与会学者认为，在“颜色革命”中，国际上各种力量运用各种手段对之进行渗透和影响，各种非政府组织也从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些国家各自存在的内部原因是其内在根源。这些国家爆发“颜色革命”，主要是由于执政党无法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其执行的政策措施不能为广大民众带来利益，政权失去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它们所施行的政策虽各有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进行私有化改革，大规模私有化浪潮造成的后果不是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而是严重的两极分化、生产不足、市场萎缩。这些都导致了诸多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当这些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加之外力作用，于是就出现了“颜色革命”。总的来说，“颜色革命”是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国内利益结构、阶级结构变动引起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我国的改革现在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我们应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正视新的问题，解决新的问题，真正坚持改革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方向。

二、“颜色革命”对于我国的启示

研究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才能不受国际敌对势力的干扰，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与会学者对此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献计献策。大家的基本结论是：解决好自己内在问题和矛盾是抵御外部势力干扰和破坏的根基，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与会学者认为，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要正确地认识。

1、我国改革开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定社会主义方向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的自身完善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我完善。因此，在改革开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警惕外来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

2、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如何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如何将公有制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有效性结合起来，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市一般场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能只强调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而应注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西方搞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悠久，拥有的经验和教训也很丰富，但是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具有借鉴意义，不能照搬照抄。

3、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反对私有化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夯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毫不动摇。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否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挖掉了社会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现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针对当前学术界一些私有化的主张，与会学者指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搞私有化，不是对生产力的促进，而是对生产力的阻碍。首先，私有化不会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生产资料由公有向私有的转变，意味着工人从主人到雇工的转变，因而会压制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第二，私有化不利于社会有效需求的增长。生产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市场容量的扩大，这就要求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增加广大人民的收入，因为正是他们为中国的市场提供了主要的购买力。但是私有制必然使社会发生两极分化，使广大人民的收入所占份额变小，购买力降低，从而缩小社会有效需求。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导致市场容量的狭小，进一步导致生产萎缩。第三，私有化不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私有化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俄罗斯和东欧的实例也告诉我们，私有化不能像西方国家鼓吹的那样带来自由、民主和富裕，而只能使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和艰难。因此，实行私有化不能解决中国当前出现的问题，反而会产生更多的问题，私有化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出路，只能使我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

4、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

革命范文篇8

这些作品以当时的政治精神讴歌伟大的时代，表现广东军垦生产建设运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突出了思想的光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茁壮成长，刻画了革命青年的光辉形象，当然也演绎了所谓“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是无产阶级红色理想和革命精神的教科书。广东军垦的主要力量是青年。无论是退伍军人还是知识青年，都是青年队伍的核心组成。这种力量对比的存在，决定了广东军垦文学属于知青文学的范畴。这种情况与其它军垦地区的文学一样，例如新疆军垦的《军队的女儿》、云南军垦的《边疆晓歌》。如此的性质决定了军垦知青文学将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作品的严肃主题和表现题材。本文以张枫的两部中篇小说《珠碧江边》和《胶林儿女》作为案例加以说明。二《珠碧江边》塑造了一批有着昂扬的革命激情和冲天的革命干劲的优秀青年形象。伐竹班班长石头是一名复转军人，在部队上就是一把好手。广西剿匪时立过大功，对党有着无比热爱的感情。当他带领全班战士进驻伐竹工地后，对这项工作的伟大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党的领导下，多少青年高举红旗向荒山进军。从昆仑山到东海岸，从兴安岭到五指山下，到处燃起战斗的火炬。我们的火才刚刚燃烧，我要把它烧得更旺更大。”石头对党的感情是无以言表的:“党呵，你的儿女们在这里开辟了新的战场，我们将把必胜的精力献给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石头的带领下，全班战士共同努力，提前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伐竹任务，战士们的思想也得到锻炼提高。在以后的工作中，石头担任了新建连队的连长，走向了新的劳动战场，实现了他对党的诺言。伐竹班战士刘震辉积极工作，勇挑重担。他严格要求自己，思想上向组织靠拢，向党交心，赢得了组织对他的信任与承认。当入党志愿书放在刘震辉手上时，他感觉到无比的幸福，“陡然间血液沸腾起来，疲劳的身子一下子增加了千斤力。刺眼的阳光变得柔和，四山明亮，河水欢畅。”

“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不时地从他嘴里喊出，表达着他的心声。此外，程根娣、武猛、林育学等优秀青年也在不断成长。林育学从顽皮的小青年变得爱思考，程根娣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武猛走向了成熟。诸如此类的优秀青年，在《珠碧江边》里比比皆是，彰显着党的儿女的幸福。显然，石头是《珠碧江边》里极力塑造的人物形象。他坚决听党的话，服从组织的安排，遇到想不明白的事情时，从思想那里寻找答案:“我们的战士呵，在困难的时候，想到，就会得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力量。”他在做同志们思想整治工作时，可以长篇大论地宣讲党的指示精神。他对战友们说:“为了建设海南，保卫海南，守住祖国的南大门，革命吧咱们结合在一起，这是党给咱们的光荣。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咱们就要全心全意地把这副担子挑起来。要知道，哪怕咱们多挖一锄头土，多砍一根竹子，都是为革命多一份贡献”，展示了石头崇高的思想境界。尤为突出的是，石头用革命的大道理压倒了个人主义的小思想，在政治的强大的攻势下，一切服从于革命、服务于革命。他教育落后青年许浩时，就有着凌人的力度:读书也要有立场。为谁读书?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求知识，还是为了个人去求知识?旧社会读书人是专门为升官发财，统治人民的。咱们穷人有钱读书吗?解放了，大家都有书读，我这个放羊娃还进过速成中学，把眼睁开了。眼下咱们兄弟姐妹都能读上了书了，将来不但上中学，可能还上大学……你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没有树立起来。多少革命先烈，为革命事业流血牺牲。、、，有多少好榜样值得咱们学习呀!党把咱们一手培养大，没有党就没有我，也可能没有你。没有解放，咱们会活活被地主踩死在脚底下……党对我们就像母亲对儿子一样。我们错了，教育我们，批评我们，叫我们走到正道上。我们对了，党就鼓励我们。党比母亲还亲呀!……从政治立场的设定，到解放前贫苦生活的回忆;从党的教导，到要对得起党的培养，最终落实到“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全靠共产党”的时代政治主题上，有着势不可当的教育力量，是那个时代政治工作的体现。

虽然如此，《珠碧江边》小说里真正体现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形象的并不是像石头这样的先进人物，而是像许浩这样的落后人物。石头这样的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出现，是时代的必然;而将许浩这样的落后人物改造为思想进步、追求上进的青年，更能体现时代的伟大，说明教导的英明，说明党的革命思想的胜利。最初走入我们眼帘的许浩是一个消极颓废的青年形象。他虽然是珠碧江伐竹班的成员，但与其他充满革命朝气的同志们有着明显的不同:“小分头乱蓬蓬的”，老是“闭着眼在想心事”。他看不懂其他同志，为什么“劲头怎么老是那么足，老是那么乐”，他不懂得“革命者永远是春天”的道理。在许浩的思想深处，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有文化，会写作，本是当干部的料，现在却被发配到深山伐竹，这让他难以接受。当初许浩报名到海南岛工作，曾经想象到海南岛美丽如画的风光和浪漫的生活，而当眼前的这一切与自己的想象不同时，有着落差时，许浩就看不到前途，与周围的环境和共同战斗的战友们格格不入，成为另类人。很显然，许浩是不符合时代革命青年标准的，革命队伍里不允许有落伍者，否则革命队伍就不纯洁，就会影响到革命队伍的整体性和战斗性，尤其是对于军垦连队这样迫切需要奋斗牺牲精神的团队。因此，珠碧江伐竹班对于许浩开展了严肃坚决的思想斗争，方法上则是严词说教与以身示范相结合。程根娣批评许浩要“响应党的号召，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党和祖国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石头教育许浩说:“号召我们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共产主义精神”，“老许呀!你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政治。政治不挂帅，就一定被困难吓倒，直不起腰来。”应当说，许浩毕竟是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本质上是追求进步、积极向上的。他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内心也是有触动的。他高兴的时候，也会和同志们一起唱起“我是一个兵”的革命歌曲，也会精神振作的;只是一遇到困难，便又打退堂鼓，产生畏难的情绪。他看到珠碧江伐竹班生产上的重重困难时，想到的是自己，想到自己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就这样白白浪费掉，要拿锄头”，便又茫然无绪，鼓不起干劲来，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狂躁症和自我中心论。所以，对于石头送给他的著作《为人民服务》，也是“怅然不知所措”。这就有了许浩出走珠碧江伐竹班伐竹工地，回到场部另做打算的行动，成为革命事业、革命队伍的逃兵。时代，不允许落后思想的存在，更不允许出现逃兵，尤其是在军垦队伍中。对于许浩来说，生活在新中国的十几年里，党的教导已经在许浩的身体上和思想里生根。所以在回场部的路上，看到黎族儿女对于解放军的深情厚谊和建设山村的追求，看见场部热火朝天的生产建设劳动让他激动不已;特别是在农场党委书记的带领下，许浩看到了一幅幅激昂的画面，更让他惭愧不已。党委书记语重心长的一席话:“我们一个人，应该像这竹竿一样，牢牢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深深地打动了许浩内心深处朴素的革命感情，重新回到珠碧江伐竹工地上，回到革命的阵营中。

《珠碧江边》有着强烈的时代政治的说教，那是时代赋予文学以思想的必然。然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确实用当时文艺界“中间人物论”理论为写作指导思想的，用中间人物的活动带动其他人物的活动，从侧面去塑造正面人物。显然，这是“”前流行的文学创作论的反映。在落后人物转变的过程中，彰显思想的光辉与胜利，彰显这个时代的伟大。这与后来“”时期文学艺术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手法有着截然的不同。由此，更突出了文学的政治性。正像该书开篇所介绍的主题思想:“看看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怎样为社会主义建设忘我地劳动，他们的革命精神时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咱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正像该书结尾时所表现的那样，珠碧江伐竹班扩编为生产连队，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永远革命。正如所教导的那样:“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①推动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

秉承时代的颂歌，《胶林儿女》沿续了以往的主流精神，同时又增添了新的时代政治因素，通过军垦农场在1962年所进行的生产劳动热潮和所发生的激烈复杂阶级斗争，再次热情地歌颂了为建设海南、保卫海南而战斗的知识青年英雄儿女们。小说热情地讴歌了军垦农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劳动。从伐竹劳动工地撤回来后，战士们没有休息，“高举思想伟大红旗，挥银锄，洒热汗，意气风发，高歌猛进，为开发宝岛，谱写新的篇章。”在新的垦荒点上，伐木，割茅、盖房、种菜、养猪，建设垦殖新村，等待着新战友的到来。社会主义劳动热潮，把荒山变成了胶林，“一年前，这儿还是一片密林荒野;如今山上山下，层层梯田。山上胶林，山下蕉园，长得好不整齐茂盛。”“碧江队当年建点，当年收益，以短养长，取得实效，一下子在全场出了名。六年就获得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优胜红旗。在以后的劳动生产建设里，又是继续前进，抗击台风，战胜洪水，取得了一连串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靠一个个具体的劳动换来的。例如开垦荒山，挖掉大树根，女职工们也敢于打炮洞，填炸药放炮。例如装车，女职工们像男职工那样扛起蕉捆就走，丝毫不落在后面。劳动的场面感染人、影响人。

劳动人民的力量是无比伟大的。这千年老林，不久以前人走进去，还阴森的。就这儿几天，在这群姑娘的手里，完全变了样，再种上橡胶、甘蕉，就能对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了。将来人们来到这里，只见漫山遍野的胶林蕉海，谁能想象这块地方原来是个什么模样?我们的农场，我们的海南，我们的祖国，就是这样在劳动中日新用异地改变着面貌的呵!”《胶林儿女》塑造了以谷春梅为代表的劳动者形象。谷春梅当年是伐竹班的女战士，现在是碧江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她带领着群众忘我地劳动，事事干在前面，劳动生产是一把好手，开荒山，种橡胶，抢险排涝，带领全连队前进。谷春梅充满了革命的干劲，有着熠熠生辉的眼神，有着高大的形象，“高举火把，战斗在莽莽的林海中。”谷春梅能够做到这样，关键在于她心中对的热爱，当连队里她所住的茅草房被火引燃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一步扑向桌边，抱起那叠著作。抬头看见窗户上边玻璃框里的彩色画像，忙伸手去摘”。她有着红色的思想才有无穷的干劲，有着美好的未来憧憬。“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五指山这么大，荒山老林这么多，只要按照指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去干，不出几年，你看着吧，任凭什么苏绣、杭绣，都比不上这幅‘海南绣’好。”创造新的奇迹，迎接新的挑战，建设海南。按照时代政治的要求，小说反映了复杂的阶级斗争。对于阶级斗争，小说表现了相当多的同志们放松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在他们看来，“时间过了十几年了，大大小小的运动不知经过多少。就是有敌人，也不过是山猫三只四只。地、富、反、坏、右，都给他们贴上了标签，他敢动一动?就拿咱们内部来说，差不多都是一个部队下来的。在部队已经经过镇反、肃反等这几大运动，有问题谁没受过审查，哪个没搞清?复员军人就更不用说了，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义务兵，有什么问题。咱们这个队建立了两年多，哪一天不是平安无事?”正是有这样模糊的认识，连队发生的事情没有从根本上去分析，而是就事论事，结果事情不断发生，投机倒把啦，丢失公物啦，连队房屋失火啦等等，疲于应对。对此，谷春梅可不这么看，她从阶级分析的观点认识问题，将连队职工家属所谓的投机倒把的行为，上升到“这是阶级斗争在我们队伍内部的反映”的认识高度上。将生产上工作不认真的现象，提高到资本主义的层面上。面对连队房屋莫名失火，谷春梅明显地意识到:“大敌当前，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她从一连串的反常事件中嗅出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察觉到这一连串事件背后所隐藏的问题严重性。她细细分析，精心排查，锁定了连队保管员樊时瑞，通过外调，查清了他的真面目:是恶霸地主郑山龙的儿子，身为国民党军队连长。广州解放前，打死了自己的勤务兵樊时瑞，冒名顶替，混进革命队伍中来。这是一个伪装打扮，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他的心底深处，是对人民政权的仇恨。碧江连队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都与他有关。当他得知连队搞清楚了自己的历史和现在的表现后，妄图出逃，在人民群众的包围中束手就擒。阶级斗争取得了胜利。需要说明的是，谷春梅带领连队取得的胜利，无论是生产劳动，还是阶级斗争，都是她认真学习著作的结果，“她认真地读的书，从著作中找立场、观点、方法，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繁忙的工作中，她学会了挤时间读书。”生产劳动时，她学习著作，认识到“有了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人民的一切。的书是革命思想的宝库，革命的指路明灯。加强防卫，巩固海南，正是的伟大战略思想的体现;建设宝岛，保卫宝岛，是交给我们这一代的光荣任务。我们在这里种一棵橡胶，流一滴汗，都和领导下的整个伟大事业息息相关。”她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越读越激动，越读越兴奋，直觉得心胸开阔，眼睛明亮，仿佛又回到早晨迎着红日登高望远的境界。当读到‘在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段落的时候，她不由得读出声来，在内心深处欢呼叫道:“呵!和党中央多么英明，对全国的形势看得多么清楚，概括得多么深刻呵!我们碧江队发生的事情，不正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么!不正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么!”再看下面，“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说的多么好!多么叫人开窍呵!”于是，《胶林儿女》小说又是一曲思想胜利的颂歌。

作为一部创作于知青年代的反映军垦生活的文学作品，保持传统的文学创作惯势，《胶林儿女》对知青的描写集中在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坏习气，树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远大理想，成为革命队伍中的坚定成员。《珠碧江边》是这样做的，《胶林儿女》也是这么做的。因此，《胶林儿女》对于知识青年人物形象的描写，落实在女知青刘绣云形象的塑造上。刘绣云是一位很清秀的女知青，“雪白的圆脸上，两道细长的黑眉，长睫毛下掩着一双大眼睛，薄薄的两片红嘴唇，脸颊上显出两个小酒窝，两条又黑又粗的辫子”，但她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太严重，向往着城市高楼大厦。来到海南农场，发觉根本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于是便闹情绪，非要拉着自己的爱人———农垦战士———林育学回去不可，这里的生活让刘绣云感到太委曲了。但谷春梅却发现了刘绣云出身贫苦家庭的本质，于是用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法帮助刘绣云进步。果不其然，在忆苦生活会上，刘绣云通过反思自己的苦难，提高了阶级觉悟，“革命的火焰，开始在她的心里燃烧。”她反省自我，“娘给了我生命，党抚养我成人。是什么迷了我的眼?是什么乱了我的神?昔日苦情全忘了，身在福中不知福。党的恩情脑后抛，我算是个啥子人?从今要读的书，绣云重新学做人。(绣花)针把锄头换，为人民服务献青春。春梅姐就是好榜样，我永远革命向前进……”从此，刘绣云放弃了回城的念头，成为一名光荣的农垦战士，事事抢在前头做，干一行爱一行，不怕脏不怕苦，思想统帅了她的思想。

革命范文篇9

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创作于1943年。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命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扩大为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主要以革命救亡为主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赵树理以一对青年农民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由为题材的《小二黑结婚》显然远离了时代主题。因此，当1943年《小二黑结婚》出版后，尽管在读者中的反响空前热烈，但文艺界的同行却敏感地发现了小说与时代主题的疏离。“在《新化日报》(华北版)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批评道：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写男女恋爱，有什么意义。””当时，赵树理仅是出于“问题小说”的立场，为配合边区《妨害婚姻治罪法》写作，并非像文学史所定论的是他“实践了文艺方向的结果，是同志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他没有自觉接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也无意将其写成文艺“方向”的范本。

通过细读《小二黑结婚》，其叙事立场与政治权力话语的差距也十分明显。在赵树理所处的时代，中国欲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则被看作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和建立国家的主体。在民族危机中，政治权力话语对他们进行现代政治启蒙显得异常迫切，农村叙事便具有了特殊意义。如何展开农村叙事?由于民族独立与国家现代化的渴望，导致国家话语对农村进行现代政治启蒙的“焦点始终是革命人的理想化与革命的理想化”[3]。“中国农村革命究竟是一场传统性质的革命，还是现代性的革命，农民问题是一块重要的试金石。”。所谓“现代”是人造出来的，现代本质的实现也只能通过人的成长来完成。现代农村叙事话语必须打破中国农民的千年传统梦想，组织起崭新的农民本质，组织出真正的新人。而《小二黑结婚》中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无疑离这一要求较远。这篇小说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在男女主人公身上存在着古代才子佳人痕迹，故事深层更暗合才子佳人程式，是现代版的才子佳人故事’。

这个模式有一定程式：首先是郎才女貌；其次，他们的爱情是私自定下的，不属于包办婚姻，还受到父母反对；再次，他们的爱情往往有“小人”破坏，但最后因得到贵人相助而获得大团圆结局。小二黑“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6，而且长得帅气，符合“郎才”模式，小芹则明显属于“女貌”模式。二诸葛和三仙姑显然是代表封建势力的父母，金旺兄弟则属于“小人”，而区长的干预则是扮演了“贵人”的角色。小二黑和小芹的恋爱遭受到的阻碍之所以得到解决，多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在他们身上并没有新型革命农民的理想化特征。

同时，现代农村叙事话语必须完成革命的理想化，即赋予革命以合法性，论证从传统的农村到现代革命是历史前进的标志。《小二黑结婚》也没能充分论证这一点。他的小说有两大主题，即农村封建落后意识与基层政权问题，前者造就了农民的愚昧，后者直接损害了农民的现实物质利益。对于前者，由于赵树理长期在农村生活，对此司空见惯，他熟知二诸葛的“神课”代表了一种农民的旧意识形态；对三仙姑的前后转变虽有嘲讽，但更多的是批评她违反了为人妻、为人母的日常家庭伦理。对农村的封建落后意识问题，赵树理没有把它提升到阶级对立面的高度批判，而是以善意的嘲讽、促人自醒的温和态度讲述。至于金旺兄弟与小二黑和小芹之间的迫害、反迫害斗争，也是民间社会善与恶的道德较量。《小二黑结婚》诙谐、幽默的叙述近乎把革命讲述成才子佳人的传奇、善与恶的道德较量。作品运用的是民间道德伦理谱系，表现的是民间通俗活泼、热闹的审美旨趣，而非革命的现代性叙述。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获得了国家话语如此高的评价呢?这与当时的抗战背景有关。赵树理的小说缺乏革命的现代性叙述，可他利用民间通俗的文艺形式，在反对封建意识形态方面与20世纪40年代的主流话语非常合拍。他的创作与主流话语尽管在革命性方面有着细微的差异，但不影响反封建的时代意识。战争文化环境所造成的相对宽容的话语氛围，主流话语对革命阵线的广泛性要求，延安讲话对文艺大众化形式的强调等，使赵树理的小说在当时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也遮蔽了其话语立场与主流意识的错位。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热烈向往是现代文学观念产生与发展的基本依据，“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最先以启蒙和救亡打开了缺口，可以说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到了1938年，有了建构一种新型文学的构想，并将其初步概括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这种新型文学命名为“工农兵文学”，它实际上是为新中国构建的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同步的新兴文学。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之所以获得了国家话语较高的评价，是因为它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最早而且是成功地为新型文学找到了话语起点的作家。“赵树理方向”的意义是用农民听得懂的话给他们讲故事。这是建立中国农民的现代本质继而完成中国叙事的基础。随着意识形态的变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话语类型也在不断演变，从叙事到抒情再到象征。而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中提供了民族形式这一中国叙事的话语起点后，没有新的发展。此后的创作没能塑造出成功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并通过这一主体的认同承认“社会主义”是现代中国的真正本质，进而达到现代性叙事的“典型化”标准。因此，一直“落后于”时代的现代性的飞速发展。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基本话语类型从叙事不断进展转换为抒情话语、象征话语时，他仍然坚持早期的“未成熟”的叙事立场，这是赵树理一生创作上的缺陷。

革命范文篇10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效能革命”的统一部署，市建委以实现“两个转变、三个服务”为目标，在机关全面开展了百分制考核小指标竞赛活动。短短几个月来，市建委机关作风明显改善，服务意识明显增强，各项工作高效运转，城市建设快速推进。一个务实高效、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正在形成。现将我们实行绩效考评体系，开展“百分制考核、小指标竞赛”的作法，向各位领导及同志们作一汇报。

一、结合实际，建立绩效考评体系

建设系统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公用事业集中的行业，建委工作的好坏，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机关办事效率的高低、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在效能革命活动中，市建委积极探索实行绩效考评体系的新举措，在机关开展了百分制考核、小指标竞赛活动，实现了机关管理机制上的新突破。

为了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职工务实高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我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研究下发了《市建委机关百分制考核、小指标竞赛实施细则》、《市建委机关百分制考核、小指标竞赛分项指标考核结果管理办法》和《关于成立考核领导小组和考核办公室的通知》等四个文件，实现了机关考核的有“法”可依。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将建委的全部工作分为7项内容，即年度责任目标、年度考核、出勤情况、集体活动、机关卫生、临时性和领导交办工作以及其他项目等，并按责任轻重，分别占据不同的分值比例。如部门年度责任目标完成情况占60%，干部抓工作的措施、力度、作风和效果占20%等，然后再将构成各项目标的小指标，以加分和减分累加，小指标高，则分项值大。在考核结果使用上，将考核结果同单位、部门领导和职工的奖惩、任免挂钩，同推荐副县级后备干部，省、市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和“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挂钩。规定：“凡综合得分在前3名的，建委授予先进（科室）单位等荣誉称号和物质奖励，得分位于末位的，当年给予黄牌警告，第二年仍居末位的，单位主要领导引咎辞职，个人实行末位淘汰”。百分制考核的推行，在建委机关、二级机构和系统单位之间形成了抓大分，捡小分，明争暗赛，团结协作，干事创业的局面。

二、科室联动，完善百分制考核机制

落实百分制考核、小指标竞赛，是建立绩效考评体系，开展效能革命的具体体现。为了完善考核机制，我们主要采取以下三项措施：

（一）平时考核与阶段性考核相结合。为了把考核工作真正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我们制订了周检查、月汇报、季总结、半年考核、年度总评的考核制度。即各科室单位每天负责考核本科室人员的出勤情况；值周科长负责本周集体活动的考核和科室考勤的抽查；每月5日前各科室单位要将上月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及本月计划和考勤情况分别报办公室、人教科进行通报；每季度初要对上季度工作进行总结并对本季度工作做出安排；半年考核领导小组要对半年各项目标完成情况、有关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并召开半年工作会议进行讲评；年终要结合平时考核情况组织全面考评。平时考核与阶段性考核的结合，使百分制考核工作走上了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的轨道，并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激励原则。

（二）综合科室牵头与科室内部考核相结合。在具体考核工作中，办公室负责年度各项责任目标、卫生检查、行政事务等方面的考核；人教科负责年度干部考核和各类考核的全面抽查、汇总、监督指导；监察室负责党风廉政建设、行业不正之风的考核监督。各业务科室负责本科室单位人员出勤情况与工作人员业绩的考核。各类考核最终结果都须经组织科室负责人签字，年终考核由委考核领导小组具体组织实施。

（三）内部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为保证百分之考核工作的顺利实施，建委机关全面修订完善了30项规章制度，并建立了《市建委党组议事规则》、《市建委主任办公会议议事规则》，出台了《机关工作人员四条禁令》，向社会公布了社会服务承诺，设立了效能革命举报箱，聘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行风监督员。通过内部监督与社会监督，使百分制考核、小指标竞赛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绩效考评体系得到建立，一个廉洁务实，快速高效，团结奋进，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基本形成。

三、创优争先，各项工作千帆竞发

百分制考核、小指标竞赛的开展，绩效考评体系的建立，效能革命的深入推进，不仅使干部职工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而且工作的积极性空前调动，城市建设各项工作呈现出千帆竞发的局面。

（一）城建项目快速推进。2004年，市建委承担城市新建、续建项目18项，其中续建项目6项，新建项目12项，政府目标12项，新增项目6项，总投资达48199万元。截至8月底，在政府拨款2167万元的情况下，今年已完成投资8500万元，特别是12个新建项目5月份开工以来，广大建设者不分昼夜，连续作战。待王路、都市路、映湖路、友谊路已建成通车，汉华路工程接近尾声，其他路桥项目也推进迅速。

（二）公用事业体制改革效果显现。供水、燃气行业的成功改革，不仅盘活了资产，带来了资金，激发了活力，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减轻了政府的投资压力，而且实现了企业扭亏增盈，企业服务意识也显著增强，广大市民到了实惠。供水管网建设改造，西气东输天然利用工程建设进展明显加快。为了保证市重点项目一中新校区开学用水，焦作水务昼夜奋战，经理、书记亲临工地督导，正常情况下1个半月的工程，仅用20天时间便高质量完成，受到了一中师生的高度赞扬。焦作公用事业改革的成功做法受到同行业的普遍关注，深圳市6家新闻媒体联合赴焦作进行采访，《中国建设报》9月9日、9月10日连续两天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焦作公用事业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开始将这一做法向全国推广。目前，污水处理与新加坡的合作正在进行资产移交；垃圾处理与香港公司的合作；路桥项目与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合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同时，公交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市政公司的企业改革都在稳步推进。

（三）招商引资步伐加快。为了保证城建项目资金的落实，市城建投资公司一班人加大了融资力度，落实开行贷款5000万元，并就国家开发银行贷款问题与中原信托借款2亿元工作经过多轮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IV区集中供热项目利用加拿大政府498万美元贷款工作及设备招标工作将于9月17日开标；焦东南路立交桥经过与郑州铁路局20多次的接触，700余万元的投资全由铁路部门承担；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与香港的合作；路桥建设项目与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的合作，国家开发银行与广东发展银行对我市发放联合贷款工作等都取得了很大成效。

（四）平安焦作信访稳定成效明显。按照市委、政府的总体部署，市建委全面开展了千题销号和信访稳定工作。一是全面系统排查出建设工程的安全隐患2000余处，整改处理率达80％以上，其余隐患均制定了整改防范措施，安全事故同比下降了50％；二是认真组织检查占压煤气管线的隐患，进行逐项整改处理；三是狠抓千题销号任务落实。按照平安办要求，我委分包工作8项，硬件、软件分别要求9月底、10月底完成。接到任务后，我委主要领导、主管领导亲临现场协调督导，硬件工作采取多种措施10天内已全部完成，制度完善、队伍建设等软件任务在15天内也已完成；四是严格实行信访稳定领导包案责任制和谁主管谁负责制度，保证了全系统105名军转干部的待遇和一帮一责任制落实，实现赴省赴京上访为零的目标；五是正在与公安部门结合，着手建立外来务工人员档案，彻底澄清3万余名外来务工人员的情况，登记造册，建立档案，强化管理，规范流动务工人员管理，为创建焦作不懈努力。

（五）四创城市建设工作全面展开。我们认真研究科学分解了四创城市建设工作的八大类任务，并率先在各专业组中以指挥部文件下发执行，抽调了20余名业务骨干成立了办公室、督导组、宣传报道组、专业检查组，出台了各项工作制度和措施文件6项。工作人员深入办事处、建筑工地、市政工地、城中村、河道等工作现场督促检查，强化推动了四创城市建设工作的开展，并利用新闻媒体对先进典型予以大规模表彰，带动了城市建设工作开展。[Page]

（六）“一法两条例”贯彻拖欠工程款清欠得到上级领导充分肯定。在省市人大对建委“一法两条例”检查评议工作中，我们科学组织，全面检查，认真自纠，边查边改的做法得到了省市人大代表和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的高度评价。拖欠清工程款、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按照“政府督导、财政支持、司法维权”的工作思路，连续下发了五个“双清”文件，先后建立了拖欠警示制度、项目审批制度、工程建设项目人工资保证金制度、工程结算备案制度和联席办公会议制度等，逐步由治标转到治本上来，从抓表面的问题转到抓实质、抓核心工作上来，维护了建筑单位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截止2004年7月25日，全市共清欠工程款24421万元，清欠率达50%，位居全省第二；共清欠农民工工资5926万元，清欠率达91%，“双清欠”工作受到了省政府、省清欠办的表扬。

（七）为民服务工作再创新高。实施绩效考核后，“12345”为民服务中心不断扩大服务范围，加大服务指令的监督力度，在上级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以市委、市政府两办文件，下发了《“12345”为民服务热线工作细则》和《行政效能监察办法》。这两个制度对为民服务中心的信息受理、办理、反馈、回访等方面都做了严格的规范，有很强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为落实绩效考核对服务工作的要求，该中心提出了“为民服务工作向经济领域延伸，向各县市区延伸”的工作思路，努力建设一个覆盖全市的为民服务平台，成为群众信得过的服务之家。截止目前，该中心办件数量由过去的每日15件增加到现在的每日150件，最高日达到800件以上，办结率达到9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