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故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革命故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进门，就看见一位满脸皱纹，年约七八十岁，长着大鼻子，大耳朵。特别让人注意的是老爷爷脸上的，‘小酒窝’，还发现脚上有好几处凹进去，脸上带着微笑可亲的老爷爷。

我见了想；‘那不会就是老师说的革命爷爷吧’。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过去，果然是革命老爷爷，同时知道他是本地人，之后，我又问了许多问题，爷爷都细心的回答了。

过了一会，革命老爷爷开始讲起故事来；‘孩子们，你们知道吗？那时候我17岁就参军了，先当一个通信员在的南桥，同时在荡口治疗伤病员，但是我不服气，想打仗去，于是就向长官提意见。长官听后笑着说，我太小，身高只比抢高几厘米，又过了几年，我终于参军了，与交锋了。有一次，我的脸被子弹打到了，也就是这个‘小酒窝’，但是，我负伤后就继续打鬼子，结果脸上又挨了一枪，经过治疗，我又开始打仗了。

‘又有一次，我被打断了脚，战士们又以为我牺牲了，当时我只好爬呀爬，爬到我快要断气的时候，一些乡丁把我背到了医院进行了治疗。在1962年我做了部长，1971年做了副书记，后来人们知道我的故事都叫我‘打不死’

还有，俞啊甲表面是一个乡丁，其实他却是地下组织中的一员，专门搞情报，打通信联络。当时社会复杂，到处都是，日本人，他们1945年进军苏州，俞啊甲因为家庭负担重，没文化，在最后一次送信时不幸被日本人发现，他被捕时立即把情报吃掉，结果被活活打死了。

篇2

今天，妈妈从图书馆买来了一本名叫《中外名人故事》的书，我一回到家就兴致勃勃的读了起来。

哇！这本书的目录上有这么多名人呀！不光有中国的名人，就连外国的名人也不计其数，其中就有爱迪生、瓦特、达尔文、爱因斯坦……名人，这当中最吸引我的属爱迪生了。

爱迪生被人们称为“发明大王”，我想这也是恰如其分的，因为爱迪生一生中有2000多种发明，其中有许多发明是我们这个时代很普通的东西，可是他们那个年代很罕见。爱迪生小的时候并不聪明，可是尽管这样他还是喜欢问一些问题，这也使他变得比常人更加聪明了。

《中外名人故事》中的名人都是靠着勤奋学习而成为名人的，所以我们就要学习他们勤奋学习的态度，长大后当一位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篇3

2、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3、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4、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

5、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6、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7、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8、少年不知愁滋味，为填新赋强说愁。

9、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溢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

篇4

关键词：典故 解读 误读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97-102

用典是古典诗歌的特征之一。松浦友久博士认为，中国古典诗歌语汇的继承性与“语言生活中对故事成语的爱好和辅助诗文写作的各种学艺百科全书（类书）的盛行”［1］有密切关系。正因为这种继承性，在传统注释学中，对典故的追索成为诗歌注释的重心。类书就像典故的花名册，常用典故（以下简称常典）中有那些尤为诗家爱用的典故在这些花名册中煜煜生辉，发挥“明星”一样的作用，姑且将其命名为“明星”典故。在进行诗歌文本解读及注释中，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应是常典易，僻典难，但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却发现，有大量的误注皆跟常典，尤其是常典中那些“明星”典故有关。“明星”典故之所以具有迷惑性和干扰性，跟它们同时为诗家、注家所熟知有关，注家在不自觉中受其影响，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引证“明星”典故的命中率很高，但由于诗歌创作的丰富多样性，有时就难免张冠李戴，令典故的真正出处陷入迷雾之中，甚至千百年来以讹传讹，从而妨碍了对诗歌文本的正确解读。下面试举例说明。

例一、韩偓《八月六日作》（其一）

日离黄道十年昏，敏手重开造化门。火帝动炉销剑戟，风师吹雨洗乾坤。

左牵犬马终难测，右袒簪缨最负恩。丹笔不知谁定罪，莫留遗迹怨神孙。

关于“左牵犬马终难测”

邓小军所作笺证如下：

“左牵”句：用《史记·李斯列传》：“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又用《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录灵运《山居赋》：“孰如牵犬之路既寡，听鹤之途何由哉！”（自注：“牵犬，李斯之叹；听鹤，陆机领成都众大败后，云：思闻华亭鹤唳，不可复得。”）以秦相李斯被赵高所杀，喻唐相崔胤被朱全忠所杀；以李斯临刑回顾昔日牵犬逐兔之乐，岂知今日杀身之祸，喻崔胤昔日援引朱全忠，岂知后来身死朱全忠之手，是诚难测也。“左牵犬马诚难测”，与偓天祐三年所作《故都》“地下强魂必噬脐”意同，皆言崔胤临死必悔恨莫及［1］。

齐涛《韩偓诗集笺注》亦将此句定为李斯典，并引陈寅恪先生按语：“韩公谓朱友恭、氏叔琮等之被朱全忠所诛诚难测。”［3］

按：邓注、齐注将“左牵犬马终难测”定为李斯典，有两点不合。一是诗意不合，下句“右袒簪缨最负恩”，“负恩”者为“簪缨”，上句“难测”者自应为“犬马”。二是“左牵”之“左”字在李斯典找不到古典字面。与“右袒”相对的“左牵”，“左”字无疑是一个关键字，承负着重要的信息。陈继龙《韩偓诗注》援引《礼记·曲礼上》“效马效羊者，右牵之；效犬者，左牵之。”以及郑玄注“犬啮噬人，右手当禁备之。”［4］此说甚是。但陈注又说：“这里的左牵犬马者，指送玉册、传国宝给朱全忠的唐六部大臣，则未确。此六大臣在朱全忠面前均无“啮噬”能力，故谈不上“诚难测”。“左牵犬马”之“犬马”当指为统治阶级效劳之“犬马”，而“左牵”则形容其劣性难驯，具有反噬性的特点，此处应指投靠唐朝复又背叛反啮的朱全忠。

李斯典中虽有“牵犬”字面，但所述为游猎之乐，与此诗语境并不相符，两位优秀学者之所以张冠李戴，原因就在于先入为主，李斯典作为“明星”典故已深印于心，故见到“牵犬”字样即援以作释。

例二、陆游《排闷》

四十从军渭水边，功名无命气犹全。白头烂醉东吴市，自拔长刀割彘肩。

关于“自拔长刀割彘肩”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注曰：（自拔句）“史记卷七项羽配纪：‘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5］

按：“樊哙”典是借生吃猪肉来表达武将的粗豪骁勇。陆游此诗所写却是市上割肉，而非啖肉。正确出处应是《汉书·东方朔传》：

久之，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下来，朔独拔剑割肉，谓其同官曰：“伏日当蚤归，请受赐。”即怀肉去。［6］

将此二典混淆并非仅钱仲联一人，郑逸梅《掌故小札》中《胡寄尘对新之新见解》篇首云：

亡友胡寄尘读书多妙悟，往往能道人所未道…又云“白头烂醉东吴市，自拔长刀割彘肩。”自是好诗，然，剑字无作无声之例。放翁此语，出于《史记》，《史记》原文虽作剑字，然在此处何妨改为刀字，倘谓必欲从原文，则原文于割字本作切字，放翁已不能自圆其说，自当作长刀为佳，而割字亦比切字为优［7］。

篇5

华夏上古时期的歌谣，即“原始歌谣”，其最早的典籍汇集本，是《诗经》的“十五国风”。《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是从民间采集的十五个地域的土风歌谣，即：《周南》《召南》《邶风》《{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这十五国风所涉及到的地域包括今天的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人们都认为《周南》《召南》是从南方――即江汉流域一带收集而来。但近来据一些学者考证，《周南》《召南》其产地应是在东都洛邑。据此可见，采集十五国风所涉及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中原一带，与南方毫无关系。即使是“汉”水，作为长江一条最长的支流，它发源于陕西省的西南部，流过秦岭与大巴山之间的汉中盆地后进入湖北，在武汉汇入长江。也就是说，“汉水”有很长一段是在北方。今天陕西省的“汉中”地名，也可以作为参考。也还需要注意的是，古人将银河星系也称作“汉”，《诗经》中已经有这样的诗句：“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所谓“云汉”“霄汉”等皆是。笔者对此不拟深加辨析，只是想说说巴蜀上古歌谣在《诗经》中的缺失问题。

原始歌谣产生于生产力极为低下、没有文字记录的原始社会，为人类社会出现最早的文学样式之一。它源于原始社会的先民在劳动过程中，为协调劳动节奏、减轻疲劳、激发劳动热情，而喊出的劳动口号。后随先民思维能力、发音器官和语言能力的发展，其有节奏的呼喊渐为有意义的、富于韵调和节奏感的语言所代替。《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原始先民的精神活动情况：“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原始歌谣主要分类有劳动（如《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祭祀（如《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婚恋（如《周易》爻辞《屯・六二》：屯如，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战争（如《周易・中孚・六二》：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等。由于上古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易经》卜辞还保留有：“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等。

换句话说，原始先民在劳动、祭祀、婚恋、战争等特定的场合中，用类似我们今天“吟咏”的拖长了声音的方式“说”（唱）当时的情景和内心情感，这就是原始的歌谣。在乐器未发明前，原始人歌舞时用击掌或击石（“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以求增加节奏感和强化表达情感的方式，其中一些优秀的歌谣获得更为广泛的传递，并通过口耳相传来流传和保存下来。所以人们认为原始歌谣是融抒情、叙事、戏剧诸因素为一体的诗，分化发展为后代所谓的抒情诗、叙事诗、戏剧。

汉唐以来，关于巴蜀大地民间歌舞盛行的情况，典籍记载颇多。《汉书・司马相如传》载“巴渝歌舞”大行于世的情况：“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后使乐府习之”。说的就是作为战歌或军歌的“巴渝歌舞”获得汉高祖刘邦的喜爱与推广；杜佑的《通典》卷一百四十六记载了魏文帝受禅后，把“巴渝歌舞”改编为“昭武舞”。唐代刘禹锡《插田歌》诗展示了巴蜀民间“齐唱田中歌，嘤伫如《竹枝》”；宋代苏辙《竹枝歌忠州作》也有类似记录，如“连舂并汲各无语，齐唱《竹枝》如有嗟”。又如《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所载巴蜀大地民俗“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徘徊，其声伧伫”等。

二

巴蜀大盆地有久远的生命史，自贡大山铺恐龙群遗址与“合川龙”出土以及“巫山人”和“资阳人”等原始人遗迹，皆可证明。

一年四季的分明、繁复多姿的美景，铸造着巴蜀人对美的敏感心理机制，决定了他们的审美创造特色。“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以“基本上符合中国人的身材比例和一般的艺术表现采用的造像量度”，体现着对“人”的真实生存状况的关注。但更重要的是，除了对人体各部分甚至脚踝的细节雕塑写真外，还突出地使用了彩绘着色技法，在眉毛、眼眶和颞部涂有青黑色，并在眼眶中间画出很大的圆眼珠，口部、鼻孔以至耳上的穿孔则涂抹着朱色。这正显示出巴蜀先民偏爱艳浓色彩和华美艺术的美学观念。从这些青铜器和人像绘刻的龙纹、异兽纹、云纹和服饰的阴线纹饰中，从其中表现的绚丽多姿的色彩绘涂中，我们不难看到巴蜀文化美学对精美形制和艳浓华美的追求和表现特征。这种美学追求，既是特定存在的产物，与中原“中和之美”和北方“真善”实用为美迥然不同，同时又在地域风俗习惯中被不断强化和复现着。古蜀器质文明所表现如此精致的造型与色彩运用，透射出古蜀先民精神审美活动的高度发展状况。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巴寡妇清”，应该就是华夏大地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女企业家“富婆”。其三代经营朱砂矿而“富敌祖龙”，致使一代雄豪如秦始皇也不得不“筑台怀清”进行笼络。按当时的科技水平程度，朱砂矿最主要的用途应该是印染颜料和化妆品材料。巴寡妇清那宏大的经营规模，实际是由巴蜀民众对色彩和颜料的消费规模而决定。正是巴蜀民众对色彩艳丽华美的消费需求，才有巴寡妇清那富可敌国的生产盛况。“西蜀丹青”成为秦宫贡品，也正说明巴蜀对色彩的敏感和颜料生产工艺上所达到的领先水平。在这样的基础上，汉代漆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皆居全国第一，广汉、成都被汉朝皇室指定为漆器生产基地并设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其基本色调为红、黄、黑、棕、绿等浓烈色调，且“花纹精致，色彩斑斓，华而不浮，缛而不艳，轻灵幻美，悦目怡心”，“奇制诡器，胥有所出，非中原燕赵三晋古墓中所有者”，因而受到世人广泛喜爱甚至远销日本、朝鲜等国家。20世纪30年代，朝鲜平壤市乐浪区（汉代于此设置的乐浪郡治所）出土的“成亭”制造漆器，漆器的铭文中还有广汉郡或蜀郡出产地点等字样。扬雄《蜀都赋》曾极尽繁文丽词地夸耀道：“雕镂筘器，百质千工”、“百位千品”。而汉代就以“细密黄润”的蜀布行销全国，甚至远至西亚地区，则是人们熟知的例证。

公元2000年在成都商业街出土的战国船棺葬中，发现色彩艳丽的漆器；1997年秦岭深处的四川青川县郝家坪出土的战国时代漆器，成都北羊子山出土的上古漆器，则年代更早。汉代在蜀郡（治所成都）、广汉郡置工官负责监造各种涂有纹饰的精美漆器。扬雄在《蜀都赋》中描绘蜀郡、广汉郡生产的雕填、螺钿、金银扣等名贵漆器制作的盛况时写道：“雕镌钿器，万技千工。三参带器，金银文华，无一不妙”。四川漆画内容均为对鸟和对兽纹，描绘细致，有很强的装饰感。乐浪郡的汉墓中出土的彩绘羽人乘凤鸟的漆勺和西王母与龙虎的漆盘，所绘物象皆富有气势。羽人乘凤鸟、西王母与龙虎以及彩绘漆箧上的孝子故事与玳瑁小盒上画的羽人，都是当时流行的题材。

三

巴蜀以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使农耕文明达到极度辉煌的成就，孕育出广汉三星堆文化、成都金沙文明等煌煌成就。与之相适应的，应该还有一种同样辉煌的文学形态，如像巴蜀神话所呈现的那样。

“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的原始先民生活方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情感宣泄方式，应该是童年时期人类共通的表现，巴蜀何以独缺？人类的天性外显，需要借助一定的介质，传达内心情感，语言是最直接便利的介质。巴蜀地区的四季分明、自然景观的多姿多样，直接刺激人的感官，激发人的歌咏欲望，遂产生出世人耳熟能详的民歌，如《太阳出来喜洋洋》《川江号子》等。

《诗经》中巴蜀原始歌谣缺失的原因，应该有如下几点：

1.孔子“删诗”。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这就是说，周王朝史官曾经在华夏大地搜录有至少“三千余篇”原始歌谣，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只是孔子的一个“精选本”而非原始歌谣的全貌。孔子对《诗经》原有作品进行过取舍整理和删定，其“精选”依据的标准是“温柔敦厚”，“乐而不，哀而不伤”“尽美矣，又尽善也”等。所谓“温柔敦厚”就是“不偏不倚，谓之中庸”，力求要有“节制”，也就是“不、不伤”即绝不不过分宣泄和极度张扬情感。他很自信地宣称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所选作品内容，“绝对健康”。因此，“蜀地僻陋，有蛮夷风”和“巴蛇吞象，三岁而出其骨”的骄狂任性的情感表现方式，自然不符合孔子的审美标准。巴蜀原始歌谣的缺失，也就是一种必然。

2.地理阻隔难以实地采风。在先秦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与科技水平的不发达，要进入巴蜀大盆地去实地采集民间歌谣，不仅是需要极大的财力支持，更困难的是交通工具的局限。“蜀道难”让史官们望而生畏，止步不前，所以巴蜀原始歌谣未能录入“古者诗三千余篇”的范围之中。此外，在春秋战国时期各方国各自为政的“轴心时代”，北方中原大地的史官们能否与方音极浓的“蜀左言”巴蜀民众进行语言交流，收录与欣赏巴蜀民间歌谣，也是一个时代与地域的困惑。即如宋代操山东话的女诗人李清照就指责过操四川话的苏轼词作“不协音律”。

3.“巴蜀图语”的遗憾。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已经有了语言，这是人类进入群居时代的必然。巴蜀先民与其他地域的原始族群一样，也在生产劳动、祭祀、婚恋、战争中有着情感宣泄的需要与抒感的表现方式，其中一些优秀作品通过口耳相传得到留存。但直到商周时期，巴蜀器质文明系统中的文字与中原地区的甲骨金文仍完全不属一个系统。这些保留在巴蜀青铜器上的文字，被学者们称为“巴蜀图语”，属于从原始图画到文字的过渡阶段。即便这种“图语”能够逐渐地“文字化”，也会因为秦王朝于统一之际实施的“书同文”制度而彻底消失，附着其中的巴蜀原始歌谣亦会随之消散。

概言之，上古时期的巴蜀大地，产生了奇幻瑰丽的神话和传说故事，有着震惊世人的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等器质文明形态，后来又有着巴蜀文学辉煌的多代呈现，于此推想：巴蜀大地应该有过原始歌谣的产生盛况。也就是说，巴蜀文化的辉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绝非“大器晚成”。春秋战国以来巴蜀地区偏安一隅，极少参加北方中原地区的政治角逐而常被忽略。也由于地理阻隔和交通落后，尤其是中原正统及中心意识的偏颇，孔子等人在搜集整理《诗》时有意无意地忽略巴蜀地区的诗歌。我们认为，巴蜀大盆地久远的生命史，上古时期农耕文明的高度发达，金沙、三星堆等颇具规模的城市文明，尤其是博大丰富、浪漫奇幻的巴蜀神话系统以及三星堆青铜文化的赫赫成就，都说明巴蜀上古语言形态的文学应该而且可以有一种辉煌。但我们现在却只能从零散的资料断片去梳理了。

巴蜀原始歌谣，仅见于清人沈德潜编《古诗源・河图引蜀谣》一首，其曰：“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先民之诗”也在尽情歌唱着生活的美好：“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为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等。唐代在成都的杜甫曾用诗歌讲述一个凄婉故事：“蜀王将此镜，送死置空山。冥漠怜香骨，提携近玉颜。众妃无复叹，千骑亦虚还。独有伤心石，埋轮月宇间。”说的就是上古蜀王悼念妃子而作《东平》《臾邪歌》《陇归之曲》等，即《华阳国志・蜀志》载：“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武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更作《臾邪歌》《陇归之曲》。”

实际上，从一些典籍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巴蜀原始歌谣繁盛的情况。《华阳国志・巴志》记载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这就表明，前往北方参战的巴蜀8支部落军队，在冲锋陷阵之际，常常是载歌载舞地行进。汉高祖刘邦有“巴渝鼓员36人”常伴身边的事实，以及两汉时期皇家宫廷与贵族们宴集中流行的“巴渝歌舞”等，乃至于魏晋时期“建安七子”王粲记录的“其辞甚古，莫能晓其句度”的巴渝歌四章等，都可说明巴蜀大地曾经有过繁荣的原始歌谣。

篇6

【例1】2014年上海卷第16题：结合作品，对作者塑造的“镜湖女”形象加以赏析。

这道题出得太宽泛，指向性不强，造成考生答案五花八门。命题者可以把题目改成这样：“作品中‘镜湖女’是什么样的形象？（只选取一点）作者是如何塑造这一形象的？请简要赏析。”看到这个题目，考生答题时就会明白要答什么，而不是一片混沌。

【例2】2015年全国新课标卷Ⅱ第8题，参考答案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合理正确，但第二个要点是“用词巧妙，‘抱’‘吹’的使用虽然出人意料，却又显得非常自然”。

该答案表述很空洞，几乎是套用专业术语和概念，根本没有具体分析出这样用词的巧妙在哪里。所以答案应改为：用词巧妙，“抱”“吹”用拟人的手法，生动形象地刻画出蜜蜂、鱼儿的活泼生机和动态美。

可见，要把试题命制得尽善尽美，绝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么，2016年的命题者要如何命制好古代诗歌阅读鉴赏试题呢？

一、明确考纲要求

命制高考古代诗歌试题，要明确《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对古代诗歌的考查要求。其中考查的内容为：鉴赏文学作品的语言、形象、表达技巧，评价作者的观点态度、文章的思想内容。考查的相应能力层级为：D鉴赏评价。

二、选择合适的诗歌

怎样选择合适的诗歌？以苏轼的《听武道士弹贺若》和白居易的《晚桃花》为例，苏诗写的是音乐，内容不好理解，命题点较少；白诗借“晚桃花”写人，内涵丰富，命题点较多。相比之下，白诗更适合用来命题。所以，选择怎样的古代诗歌来命题，有以下几个要求。

1.文质兼美

内容深刻感人，表现手法丰富。《晚桃花》借“晚桃花”形象抒发对寒门子弟怀才不遇（或成才不易）的同情，主要运用借物喻人（或象征）的手法。不但内容深刻感人，表现手法也很突出。

2.难易适度

符合考生认知水平。《晚桃花》语言浅白，考生能够读懂。

3.公平均衡

涉及的内容是考生熟悉的；回避他人用过的。《晚桃花》涉及的内容考生比较熟悉，上网查询，《晚桃花》没有人命过题。

4.适合测试

有较多可考查的知识点和能力点，有测试价值。《晚桃花》可考查“晚桃花”的形象、作者的思想感情、表现手法等，命题点较多，适合测试。

三、严格设置题目

如何设置古代诗歌鉴赏题目呢？可以从诗歌的语言、形象、思想内容、表达技巧、作者的观点态度等方面进行考虑。

【例3】2014年全国大纲卷第12题：（1）诗人眼中常山道人隐居地周围环境的最大特色是什么？请简要说明。（2）请分别对第三联中“过”“随”两个字作简要分析。

题（1）从环境描写的角度考查赏析诗歌形象的能力。题（2）从炼字的角度考查鉴赏诗歌语言的能力。两道题的设置都符合《考试大纲》的考查要求，题干表述简明准确无歧义，设问指向明确。

【例4】2014年辽宁卷第8题：“卷帘尽放春愁去”一句，在表达技巧上有何妙处？请结合词句赏析。第9题：此词写春，有人读出了愁，有人读出了喜，请结合全词谈谈你的理解。

第8题考查鉴赏诗歌表达技巧的能力。这道题比较容易，绝大部分考生能完整作答。第9题考查鉴赏诗歌形象和评价作者的观点态度的能力。这道题比较难，考生能写出“情感”，但结合全词进行准确赏析有难度。两道题难易搭配，有一定梯度，能有效考查出考生鉴赏评价古代诗歌的能力。

所以，题目设置，有以下技术要求：题目符合《考试大纲》要求，题干表述简明准确无歧义，设问指向明确，难度梯度合理。

四、精心拟制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的拟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科学性

参考答案应严加推敲，避免错误，避开争议，做到科学准确严密。如果不严加推敲，很容易发生错误。

如【例3】第12题（1）参考答案“……白云、静渚、春草、闲门都营造出一种静谧的气氛”中“都”字措辞不准确，应改为“共同”。

第12题（2）参考答案“……缘山寻找‘水源’，令人有曲径探幽的遐想”中“缘”字措辞错误，应该为“沿”；“令人有曲径探幽的遐想”表达不准确，应改为“让人有曲径探幽的感觉”。

又如【例4】第8题，参考答案“此句采用了比拟（拟物）的手法……”中“采用”一词使用不当，应改为“运用”；“拟物”应改为“拟物或拟人”，因为这里“拟物”讲得通，“拟人”更讲得通。

2.兼容性

参考答案要考虑考生答案的多样性，尽可能提供多种参考答案，努力做到公平公正。

如【例4】第9题，参考答案提供了三个示例，涵盖了考生的三种答题可能。无论考生写出哪一种答案，都不会被误判，这样才显得公平公正。

3.层次性

参考答案应做到要点清楚，得分点明确，能区分不同能力考生。

如【例4】第9题，层次性较好，指出此词表达的情感，是一般的鉴赏能力；能联系词中意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赏析，是较高的鉴赏能力。本题的参考答案要点清楚，得分点明确，能区分出不同能力的考生。

五、细致推敲打磨试题

试题命制好之后，要不断地推敲打磨，才能达到“完美”。

【例5】2015年山东卷第14题：（1）请对上片前两句中的“湿”“迷”二字分别作简要赏析。（2）“起舞闻鸡酒未醒，潮落秋江冷”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请作简要分析。

篇7

谷歌新算法让广告显示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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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根据所谓的“Adrank”法则来显示广告，这种法则就是根据输入的搜索关键词来进行选择，最终显示出最佳广告。不过，谷歌也是刚刚才将“广告扩展”融入Adrank法则。对此，谷歌公司作出了如下解释：“广告扩展和格式现在可能将影响广告在搜索结果页面中的位置和。如果两家竞争对手的广告都具有相同的竞价和质量，那么利用广告拓展的广告就将获得了更加积极效果，因而往往也能够在显示结果的排序中更加靠前。”

篇8

2、歌词

是个暴雪天

广播预警说还会

持续一周的降雪

的降雪

他骑着摩托车

挣着一份跑腿钱

眼里迷入了风雪

迷入了风险

他在纯白路口急转弯时人仰马翻很惨烈

他在二十六圈了无痕的人生操场里试炼

你看他抱着腿痛苦打滚多像假摔的球员

区别在于他真的流了许多的血

假摔

独鸣孤掌

假摔

车来车往

假摔

裁判观赏

假摔

一声闷响

是个暴雪天

广播预警说还会

持续一周的降雪

的降雪

他骑着摩托车

挣着一份跑腿钱

眼里迷入了风雪

迷入了风险

他在纯白路口急转弯时人仰马翻很惨烈

脚印没有出现在旧闻里我们学防备着点

他拍了拍裤子努力站起多像假摔的球员

柔筋弱骨归顺于坚强的脸面

假摔

独鸣孤掌

假摔

车来车往

假摔

裁判观赏

假摔

一声闷响

假摔

独鸣孤掌

假摔

车来车往

假摔

裁判观赏

假摔

篇9

明代中叶,经济领域发生一大变动.北宋以来政府发行纸币的历史走到尽头,货币制度进入银钱并用(或称银钱平行本位、钱钱两本位、银铜复本位)时期.长期以来,学界认为这一币制的基本特点是"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白银货币化及其影响是研究的焦点①,当时货币流通的配角---铜钱,则备受冷落②.

在此次币制变革中,白银是赢家和主角,但抛开银、钱两种货币的竞争,难以理解货币流通演变的实际状态.彭信威[1] 453、黄仁宇[2] 421都指出明代铸钱少且私劣钱泛滥是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的重要原因,但一直缺少专门研究.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刘光临强调"盗铸钱对规范铜钱的排挤才是白银'取代'铜钱的真正原因"[3],黄阿明注意到明人关于某些地区不用钱的议论[4].然而,主要的疑点并未解决,大量明代史料揭示的"不行钱之地"和小数用银的情况,与"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成说大相径庭.从铜钱危机入手,剖析货币流通演变的地域差异和银两的实际流通方式,避免简单化的认识和笼统的讨论,是解开上述疑点,全面了解明代币制变革的关键.

一、宋金以来铜钱危机的形成和沿续

明代的币制变革,是宋金以来货币制度内在矛盾的演化结果.在世界货币史上,中国古代币制的突出特点是贱金属货币铜钱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政府发行的唯一铸币.作为贱金属货币,其缺点非常明显:一是大量使用不方便,长途搬运成本高昂,有"斗米运斗钱"之说;二是币材受到铜矿产量制约,又与日益增加的生活用铜竞争,周期性发生钱荒;三是手工铸钱的技术条件下,币值低微导致铸造费用畸高,如不能持续获得大量低于市场价格的铸材,或高溢价发行铜钱,铸钱必然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北宋时期,铜钱铸造量达到历史高峰,危机也隐隐浮现.一方面,相继确立四川、陕西、河东等发行铁钱的特殊货币区.另一方面,铜钱有了新的竞争对手,纸币(交子)始发于铁钱区,徽宗时一度在包括京师在内的淮河以北广大地区行用.白银的货币性也在增强,开始取代绢帛的地位.到南宋与金的对峙时期,纸币和白银的势力大为扩张.在南宋,铁钱区沿长江以北连成一片,并禁用铜钱,以防流入金国境内,后又向南延伸到京湖区(京西南路,荆湖北路).币制变化重点在纸币,突破了铁钱区(四川交子,淮南交子)限制,先后发行东南会子、湖北会子、关子等多种区域性纸币[5].此外,白银在财政收支和私人支付上的使用又有长足进步[6].在金国,前期用铜钱,但渐趋短缺,私铸泛滥,在币材不足的情况下铸造铜钱又造成官民交困;后期主推纸币(交钞、宝券),铜钱被限禁流通,大量销熔为铜器或运往国外.随着纸币滥发和战乱加剧,白银经常用作大额交易支付的媒介和价值尺度,政府曾铸发"承安宝货"银锭.宋金时期,铜钱虽然遇到其它货币的挑战,只是出现局部危机.但铜钱铸造量从北宋的高峰迅速跌落,孕育着更深远的危机.由于铜器需求猛增,外贸导致的巨额流出,到南宋末期,杭州等大城市铜钱短缺,小额交易中不得不以鑞牌、铅牌等替代.多种货币较量的结果,是元代确立专用纸币(中统钞),禁止铜钱、白银流通的货币政策.

禁令在长江以南的南宋旧地未能完全贯彻,铜钱仍有流通.至大、至正年间,两度解禁,铸发至大、至正通宝,意在与纸币"子母相权",维持钞价,对白银也曾解禁,但维持不久,又恢复禁令[7].宋金元以来的钞、钱、银三种货币的矛盾,正是明初货币政策面对的首要问题.朱元璋的第一个选择是铜钱,包括(称帝前的)大中通宝和洪武通宝.洪武八年(1375)才发行宝钞,与铜钱兼行,禁止民间以"金银物货"交易.与前代相比,大明宝钞更快地陷入滥发贬值的恶性循环.为维持这一财政工具,洪武二十七年(1394),"诏禁用铜钱……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明太祖实录》卷 234,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从各地发掘的"洪武窖藏"看,此次禁钱压力之大,来势之猛,前所未见①.在洪武、永乐朝的高压政策下,贬值的宝钞(从十文到一贯共六等)尚能在小额交易支付中替代铜钱,不见复申钱禁.但大额交易中仍有白银流通,故洪武三十三年(1400)、永乐元年(1403)、永乐十七年(1419)、洪熙元年(1425)多次重申金银或白银禁令.至宣德年间,虽屡经整顿挽救,宝钞大有难以为继之势,政府继续严禁金银,但"驰布帛米麦交易之禁"[8].铜钱的流通应已复苏,因为宣德八至九年(1433-1434)曾铸造宣德通宝.

四百多年来政府推行纸币的历史在明正统年间落幕.明英宗即位,"驰用钱之禁",欲使宝钞铜钱兼行②.亦不再厉行银禁,正统时各地多有赋税折银的规定.禁令既然放松,民间自然不肯用钞.对徽州土地交易契约中使用通货的统计表明,除正统元年(1436)一例注明钞数而以谷物成交外,其余以银为主,辅以绢布谷物[9].在京城,民间交易"纷竞铜钱,不复以钞为事".景泰元年(1450),宝钞局停止造钞.此后,大明宝钞变成货币幽灵,仅用于某些政府支付项目和个别税种.

宝钞退出货币流通后,除了某些落后地区和农村在日常交易中使用实物媒介外,白银和铜钱成为货币流通的主力,确立了银钱并用币制.由于铜矿衰竭,币材匮乏,政府对铸钱畏为难事.从前铸造洪武通宝时,"有司责民出铜,民间皆毁器物以输官鼓铸,甚劳"(《明太祖实录》卷 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宣德铸钱也多有扰民,英宗即位伊始,即作为一项弊政予以革除.此后,直到嘉靖六年(1527)的近一个世纪里,政府只在弘治末年铸造过少量弘治通宝③.铜钱危机愈演愈烈,货币竞争的天平完全倾向银两.

二、铜钱危机与白银货币优势的确立

银钱并用币制没有主辅币之分,两种货币皆可无限制使用.两者的流通范围亦无清晰绝对的界限,"大数"与"小数"之间,存在一个弹性较大的可相互替代的区域.与贱金属铸币铜钱相比,白银以落后的称量货币形式(银两)流通",虽然适用于高额、跨地区结算,但本质上不适合在日常性低额交易中使用"[7] 112.

使用银两时,需称重量(各地、各行业的重量标准分歧)、鉴定成色,往往还要将不同重量、不同成色的银块折算成某一标准成色.如果优质铜钱供应充足(如清代中期的情形),普通民众宁愿用铜钱而不用银两.然而,在铜钱危机的环境中,白银过度流通,侵入小额交易领域,也即小数用银①.从明英宗"驰用钱之禁"到嘉靖初,铜钱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全国近半地区为"不行钱之地".如上文所述,早在宋金时期,不铸(铜)钱、不行钱的地区相继出现且不断扩大,在元代的钱禁中得到强化.明初,大部分布政司设局铸钱,但时铸时罢,以停铸禁钱告终.因此,铜钱解禁无法改变众多地区不行钱的状态,由官方文献可见一斑.成化十七年(1481)颁布京城铜钱使用规则时,"仍行南北直隶及河南山东等布政司府行钱地方通为禁约"[10]17.专用"行钱地方"一语,说明"不行钱地方"的存在.弘治通宝开铸前,户部要求"旧未行钱地方务要设法奉行".工科给事中张文上疏反对,历数不行钱之地:"云南专用海贝,四川贵州用茴香花银及盐布,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山西陕西间用皮毛,自来钱法不通,骤欲变之,难矣."(《明孝宗实录》卷 197,弘治十六年三月戊子)在"钱法不通"之地,民间交易媒介是白银与实物②.白银用于零细交易,方法是降低通用银两的成色.生长于西安府的康海比较"行钱之地"与"不行钱之地"的用银习惯:"两直隶、山东、河南、江淮等处俱行用细丝银(按:足色银),盖此数处钱法通行,不得不行用细丝",而"诸边之民,习于布帛银谷之交"[11]18.

因

无钱可用,故使用银两时,除缴税用足色外,"其余用使,常五六成耳",此为不得已之事."行钱之地,每分得钱六七文,可干六七事;行银之地,每分不过干一事二事而止.故低银常常通于不行钱之地者,其势使然也"[11] 50~51.这一规律具有普遍性,张文奏疏称"四川贵州用茴香花银及盐布",茴香花银或称"茴银",也流行于西北,据弘治四年(1491)大同右佥都御史称:"(大同)街市买卖行使银两,多系茴香花银,止有六七成色,……因循已久,……,非但大同一城如此,外卫城市皆然."[12] 708~709不行钱之地长期流通低银③,万历年间的日用类书《三台万用正宗》强调:"不行钱处,用银决低;用钱之方,使银不便."[13] 16二是行钱之地的铜钱质量开始恶化,民众被迫更多使用银两.据前引成化十七年谕令及康海言论可知,北直隶、河南以东的黄淮河流域以及长江下游为流通铜钱的地区.此外,两广与福建也是用钱之地④.当时流通的铜钱主要是唐宋旧钱,历经几个世纪的销镕、磨损、出口和窖藏损耗,所存有限.刘光临估算,16 世纪规范铜钱的流通总量约为 3600-5400 万贯,仅有北宋铸造铜钱总量的 12%-21%[14].铜钱是铸币,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存在差异.优质铜钱供不应求,必然推动名义价值上涨,加之铸钱技术简单,导致质量低劣的私铸钱大量投入市场.铜钱解禁仅二十年,苏松等地私铸的永乐通宝已扰乱了京城货币流通.

又过了四年,因私钱太多,京城民众拒用明制钱⑤,旧钱根据质量好坏巧立名色,"挑拣使用".天顺四年(1460),政府首次颁布挑拣铜钱禁令.由于钱分等级,铜钱的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职能遭到破坏,民众转而增加用银,京城"大凡买卖并柴米行使,诸色铺面兑换,俱要白银交易"[12] 720.成化三年(1467),政府为增加税收,决定钞关商税等原来纳钞的税项改为钱钞各半缴纳,这是提升铜钱地位的举措,但适得其反.

由于政府不铸钱,对铜钱需求的增加进一步刺激了私铸[15].15 世纪下半叶,重要的私钱流通区多是大运河流域的商业城市及附近地方⑥.进入 16 世纪,私钱向更多地区蔓延,银进钱退的局面随之加剧.以下两例颇能说明这一变化:在杭州湾北岸的海盐县澉浦镇,"自国初至弘治以来皆行好钱",正德十二年(1517),类似于京城流行的"板儿"之类低恶之钱迅速取代了好钱[16] 338822.在闽中莆田,宝钞废弃后一直习用宋钱,"府县征收此物,民间零碎使用极为便益.乡村之民,有垂老不识厘秤者(按:厘秤即称银两的戥子)".正德初,闽南漳州"私铸新钱盛出",流入莆田,替代好钱.官府严行限禁,莆田民间遂不再用铜钱[17] 217~218.

三、货币改革失败与银两地位的巩固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货币政策出现新动向.一方面,一条鞭法推广,赋役征银逐渐通行全国.作为财政收支工具,银两流通的广度和深度几近无远弗届.该政策顺利推进,实有赖于白银供应的戏剧性变化.

西属美洲和日本在 16 世纪下半叶发现大银矿,巨量海外白银从此通过外贸流入中国①,宋元以来白银货币地位扩张的进程达到顶峰.另一方面,政府恢复铸钱,铜钱流通地域有所增加,但张居正在全国推广制钱的改革失败,未能改变铜钱危机的现状②.

从嘉靖六年(1527)起,政府局部恢复鼓铸.所谓局部,基本是两京铸钱,南北两个工部宝源局岁铸嘉靖通宝的规定数额仅有四万余贯(4149.12 万文),仍不能足数完成.至于外地,曾命工部差官在直隶河南闽广铸钱,解运京城司钥库备皇帝赏赐之用,执行情况不得而知.嘉靖二十年(1541),两京宝源局因"得不偿失"而停铸.十二年后,嘉靖帝突发奇想,要求补铸洪武至正德九朝通宝 4500 万贯,嘉庆通宝 5000万贯,按当时成本核算,需工料银 32,820,770 两,而户、工两部贮银合计才 2,236,000 两(《明世宗实录》卷 405,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乙亥).补铸政策未实施,嘉靖通宝恢复铸造,亏损多,产量很低③.

尽管铸钱"利不酬本",通过铸钱开拓"理财之道"的呼声渐起.赋税改革迅速拉升了对白银的需求,海外白银尚未大规模流入,白银日益短缺.与此同时,财政愈趋困难.隆庆年间,先后有蓟辽总督谭纶、山西巡抚靳学颜、直隶巡按御史李家相等上理财疏,建议重钱轻银,广开鼓铸,以增加货币供应,充实财政(《明穆宗实录》卷 35,隆庆三年七月辛卯;卷 42,四年二月;卷 43,四年三月戊子).这一想法在当时颇有市场,滨口福寿认为张居正的货币政策实源于谭纶[18].受此推动,隆庆四年(1570)开铸隆庆通宝,仅限于两京.到张居正主政时期,铸钱足国便民之论付诸实践.

万历四年(1576),改革的锋芒指向货币政策.是年,诏令两京及各省一体开铸万历通宝.为解决币材与流通的痼疾,规定废铜官收,增加制钱在俸禄工食发放及赋税收纳中的比例.张居正冀望官民双赢,"世间银少铜多,公私之费,皆取足于银,故常患不足.今化铜为宝,则民用益饶;民用益饶,则上供易办,故足民亦所以足国也"[19] 22~23.但各省奉行不力,时过两年,无一省上报铸钱数量.原因仍在成本、币材与流通之难.当时沿嘉靖旧例,铸金背、火漆、镟边三种万历通宝,要求秉持高质量原则,"费多利少,私铸自息".京城主要发行品质最优的金背,掺杂少量火漆,各省铸镟边钱,金背定价 800 文一两,镟边、火漆定价千文一两.据福建、江西、湖广三省巡抚在开铸之初的乐观估算,也仅能保本或微利.因工价已定,必须控制币材价格.产铜大省惟有云南四川,当地民间不用钱.在其他省份,"吏责民输铜,销器毁成,不尽给其值.责铜急而铜价腾跃,非产铜之地尤甚.则是未得钱之利而已被铜之害也".赋税是疏通钱法的重要渠道,中央政府允许"存留钱粮春夏纸赎各不拘银钱兼纳",但在不行钱之地,官府以官价推广制钱,收税时往往不收钱,民众当然不愿接受[20] 2873~2874.万历十年(1582),浙江当局将积存难用的制钱强行用为(驻杭州、宁波军队的)兵饷,"饷既减,又杂钱,而市中钱不行",激起杭州兵变[21] 4805.

货币改革进退失据.万历八年(1580),因钱不能行,云南首先获准停铸.两年后,张居正去世,万历帝借皇子出生的机会宣布"恩例",其中一部分是对张居正政策的纠偏,包括货币政策,"铸钱本以利民.近因铸造不精,私钱淆杂,及不系产铜去处买运艰难,领发行使阻滞不便.诏书到日,各该开局铸钱地方暂行停止.如地方钱法通行,官民相安,愿仍前鼓铸者,听从其便"(《明神宗实录》卷 128,万历十年九月辛酉).此后,大体回归两京铸钱的旧制,地方钱局仅湖广在维持①.浙江兵变是货币改革急刹车的直接诱因,但叫停的做法失之仓猝.由于币材供应问题,在全国范围内长期大规模地发行制钱难以持续.但只要坚持高质量铸钱,收税时增加制钱比例,就能适当提高制钱的名义价值来填补成本缺口,被市场认可,又不会引发大规模私铸②.这样,完全可以维持一个较小的全国性铸钱的体制,逐渐推广制钱流通.

货币改革期间,从前的"不行钱之地"开始有制钱流通.改革半途而废,制钱的扩张也告终止.在四川,"市民习用茴银,(制钱流通)渐复废格",只有川东还能用钱[22] 4.在江西,"惟宁都,石城、广昌二三山邑行之.其省会及诸郡邑,行之数年,辄复告罢"[23] 197.在浙江,大部分地区不行钱的状况延续到 17 世纪末③.在山西,明代碑刻显示的民间货币流通常见小数用银,几乎不见铜钱④.

在从前的"行钱之地",制钱的行用区域有所扩大.在北方,京城所铸制钱流通于"北至卢龙,南至德州"方圆两千余里,河南兼用制钱和旧钱,山东仍以宋钱为主[24] 248.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钱的辐射力扩大,万历通宝取代了江南江北流通的开元通宝,"于地方甚便"[25] 35.南京工部宝源局乘势大举扩张,三十余年里,铸炉从 60 座增加至 600 多座.

总体而言,到 17 世纪早期,始于正统年间的金融变革基本完成,白银成为财政收支的货币工具和民间货币流通的主导力量.两京之间的运河流域、河南、两广⑤、福建部分地区⑥和湖广等地银钱并用;其它地区大小数皆用银⑦,偏远之地掺用实物货币.值得注意的是,流通中的铜钱质量又有恶化趋势.南京宝源局追求铸利,钱质下降,万历三十年(1602)后,官钱壅滞,私铸大兴[26].尚存的地方钱局也不乐观,湖广的荆州、武昌、衡阳三局"所铸各限一式",不能互通[10] 21.在旧钱流通地区,海外白银内流,铜价上涨,私铸钱品质每况愈下,"钱分等级

,不是适当的价值尺度,这更促进了白银的使用"[1] 453.以福建私钱生产和出口中心---漳州为例,本地漳浦县一向行用私铸的宋代年号钱(只在万历五年时用过万历通宝),"乡村自少至老有不识银,一村之中求一银秤无有也".16 世纪晚期,从马尼位进口的"佛朗银钱"(手工铸造的>:请记住我站域名/<西班牙银币)涌入闽南,以日本为重要市场的私钱制造业衰落,漳浦遂废钱,专用银⑧.四、明末滥铸与"钱法"的崩溃在中国历史上,乱世军兴之际,政府多铸钱牟利.从王莽到清咸丰,主流做法是铸各种大钱,从当五当十到当百当千,名义价值远远高于实际价值,是以少抵多的金融掠夺.为防私铸,大钱多以钱质精工着称.大钱的流通,对民间原有的小铜钱破坏有限.明末,当局首先采用这一古法.天启初,两京开铸当十大钱,外地如宣府、密云亦有铸造.因两京民众怨声载道,天启五年(1625)停铸.此后,货币政策走上另一条更危险也更具破坏性的道路,政府大规模铸造质量低劣的制钱,铜钱危机急剧恶化.

当时,论理财者多以"籍钱息济军兴"为药方.天启元年(1621),"以辽饷匮乏",命各省开铸,规定每年上交铸息共 82 万两.从此,鼓励各省铸钱为既定方针.除两京外,陕西、山西、宣府、密云、河南、山东、苏州、浙江、福建、湖广、云南①、四川等地相继开铸,可谓"开局遍省直"[20] 2877~2879.但或乏铜材,或难于流通,相继报罢,地方铸局仅剩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密云、宣府等处.至崇祯年间,内外交困,罗掘无计,"各镇有兵马处皆开铸以资军饷"[27] 667~668.搜刮废铜、旧钱,大肆铸造劣钱,以旧定的银钱比价折成军饷发放或强制向民间采购物资,等于是公然的抢掠.官钱滥恶,私钱浑水摸鱼,严重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顾炎武指出明末滥铸对货币流通的危害,"自天启、崇祯,广置钱局,括古钱以充废铜,于是市人皆摈古钱不用.而新铸之钱,弥多弥恶,旋铸旋销",称之为隋代销古钱之后的又一大变[28] 647~648.当时,凡是开局铸钱之地,钱质皆急剧下滑.据松江府人士叶梦珠回忆,"崇祯之际,通用新钱,无一佳者","钱色日恶而价亦日贱",钱价从千文兑银九钱跌至六钱,最后跌至三钱[29] 170~171.钱币学研究直观地记录了这一变化,明制钱的品质(包括大小、重量、铜质)在天启年间开始下降,至崇祯通宝,大都轻薄不堪②.

滥铸制钱,在行钱之地推动银两的流通向小额交易扩散,白银的地位更加重要了.在有用钱传统的松江府,叶梦珠记录了崇祯元年(1628)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各种物价,大都用银表示,少数铜钱物价同时换算成银两价格("折银"或"准银").一些价格极低的商品,如盐每斤六七厘,葛布每尺七八厘,合铜钱十数文,也以银计价[29] 153~172.在钱质败坏的环境中,民间用钱交易支付,用银记价记账,是"小数用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分析曾羽王《乙酉笔记》和姚廷遴《历年记》所载明末清初上海县物价及家庭收支记录,日常零星开支仍以铜钱居多,但物价多以银两计或者银、钱价格并存.其原因仍在钱质芜杂,"钱看大小作价"[30].当小数用银增加时,一些从前用细丝银的地区也转用低银,如苏州府流行银色先降至八成,后低至四五成[31] 193~195.松江府亦"行银滥恶,通用不过六、七成"[29] 192.

明末清初,钱法败坏,银荒日甚.振兴鼓铸,重钱轻银又一次成为流行的舆论,直接影响了清前期的货币政策[32].但解决铜钱危机绝非易事,"即使良工更铸,而海内之广,一时欲遍,欲一市价而裕民财,其必用开皇之法乎!"[28] 648五、结语:货币金融史研究的创新银钱并用货币制度的确立,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波及明清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就世界货币史的一般规律而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属货币必然取代实物货币,进而贵金属货币相对于贱金属货币占据上风,最后是货币信用化.但揆诸史实,币制演变并非是从低级到高级的简单线性发展.

篇10

今年我已经先后参与过3部《纳布科》的制作，这次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版本，从各方面讲都是最靠近原作的诠释，然而里面又有全新的东西，我感到很幸运，我感觉自己跟着“纳布科”这个角色在成长。今年刚好是威尔第诞辰200年纪念，我很高兴已经参演了威尔第的4部代表作。

有人问我还会唱多久，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我只知道现在我还能唱，所以抓紧去定下各种演出计划。我这一辈子很幸运，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我的妻子、子孙们都喜欢听我唱歌，接受我所选择的音乐生涯，没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我已经唱了半个多世纪，也希望能继续下去。假如有这么一天，我会跪在上帝面前，感谢他给了我这么多的时间。

我很早就开始唱威尔第歌剧了，对我所唱过的所有男高音角色，我当然是喜欢的，但每次我听着身旁的男中音在演唱时，总忍不住感叹威尔第真是写下了许多极美的男中音旋律。现在我希望将所有我还没碰过的威尔第男中音角色都能唱一遍。

我对年轻歌唱者的忠告：有好老师、好声音之外，还要有牺牲精神。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终年星光灿烂、万人瞩目的生涯，而是需要全身心投入，尤其对女性来说更难，有家庭有子女，有婚姻，要抛开一切去投身歌唱。

我结肠癌手术康复后，最开心的是跟八个儿孙们在一起，我想看着他们长大，如果他们要学唱歌，我也想助一把力气，这么想，我觉得身体健康特别重要。我停不下来，我一歇就要生锈，自称是“舞台上的士兵”。

迄今为止我已经主演超过三千场演出了，但我要承认：没有一场演出前是不怯场的。这样的性格，我也许原本应该像我父母想像的那样当个钢琴家更适合。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唱歌，小时候就喜欢模仿唱片里的艺术家练唱。我很感激我太太，她是我最好的搭档，也是我最犀利的批评者。

我最早来北京演出是在1998年，北京观众的热情、好客一开始就给我一个惊喜的印象。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来过多少次了，演唱、录制节目，大概一年可能来一次。我还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参加音乐会、电视节目，接受不同观众的审视，在这里总是能够受到人们热情的接待和尊重，也能感受到这里的人对于音乐的热爱，特别是对古典音乐的热爱。

对于歌唱方面的建议和意见，我想我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人，即便你想让我介绍一下怎么唱歌，我觉得可能我还不够。我想，歌唱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情感累积，把这种情感用歌唱的方式表现出来，与我们的观众进行情感的沟通和交流。无论是音乐还是绘画等艺术，或者是在文学领域，都是以一种方式把我们最真实情感表达出来，与我们的受众进行沟通。当然，演唱歌剧除了一个好嗓子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做人。

讲到经验，总之很简单的一条就是不断地去学习。在生活中，无论你的职业是在哪一个领域，艺术、科学、新闻还是外交、体育等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地学习和完善。

20多年前我患了白血病，做了骨髓的移植手术，我很幸运能战胜病魔。从那以后，我也成立了白血病基金会，去帮助患有白血病的朋友。经过这么一个重病，当然我也变得更加成熟，更有智慧，而且我变得更愿意跟大家去交流。

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男高音？天赋、后期的努力和训练等因素很重要，要有对音乐的热忱，有非常好的导师，有坚定的决心。我一直都很重视对年轻歌唱家的教育，当我发现好的声音，会非常乐意单独为他们授课。

作为一个歌唱家要像运动员一样去了解自己的身体。对于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要吃什么，不能吃什么，都要非常注重。比方说红酒，虽然我很喜欢，但是从来不敢多喝，每隔两三个星期才喝一点。此外就是保持运动，我喜欢游泳，它能帮我恢复到很好的状态。

这个夏天

还能看到的古典音乐家

指挥家夏尔・迪图瓦

迪图瓦素有管弦乐团“调色师”的美誉，激情与天才是他身上最明显的特点，他熟知各个著名乐团的“性格”与“气质”；他指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长达25年，赋予其至高的地位；他拿走了几乎所有最被青睐的国际大奖，包括格莱美“最佳歌剧唱片奖”和法国“金唱片奖”。他将与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合作一场精彩的音乐会。

歌唱家莎拉・布莱曼

“追梦”―莎拉・布莱曼2013中国巡演在6月拉开帷幕，这是莎拉来中国的第三次巡演，也是做为一个“准太空旅行者”的特殊身份，在搭乘“联盟”号飞船进入太空前的一次亮相。

钢琴家马可・格里艾克

马可・格里艾克被誉为意大利古典音乐界近年最重要的青年音乐家，表现力强，乐器控制力卓越。他追随著名钢琴家帕斯瓜尔・莱洛内深造多年。7月，他将在清华大学为观众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