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故事十篇

革命故事篇1

我是四年级二班的王国宁，我演讲的题目是《歌唱二小放牛郎》。

“牛儿还在山上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听着这首优美而熟悉的歌曲，你一定会想起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动人故事吧，但你知道他是哪里人吗?让我揭开这个谜吧!

王二小，河北省平山县宅北乡南滚龙沟村人，在家排行老二，村里人都叫他王二校1941年9月16日，二小在一个大山坡上放牛，日军300余人向南滚龙沟袭来，当日军凶狠地用刀逼着二小为他们带路抓八路时，二小非常清楚《晋察冀日报》报社的工作人员和战士就在四面的山上隐藏着。他牵着牛机智地领着鬼子在三道壕慢慢地转，从上午9点多转到了下午3点多。在二道泉山顶，他猛地抱住一个鬼子厮打，想与鬼子跳崖同归于尽，不料被另一个鬼子用刺刀从背后刺穿了胸膛。这时埋伏在山顶的报社武装队发起了攻击，一举歼灭了这股敌人。

记者方冰对此事进行了采访，并结合他平时采访的其他故事，与作曲家劫夫合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发表在1942年的《晋察冀日报》元旦副刊《老百姓》上。后来，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了小学课本，二小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今天，我们唱起《歌唱二小放牛郎》，重温那段历史故事，在缅怀抗日小英雄的同时，一定要不忘国耻，发奋图强，学好本领，将来报效祖国，振兴我中华，不让历史重演。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感悟“长征”

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中的存在方式，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表现和产物。而长征文化，便是“五四”以来形成的最重要的革命传统文化之一。“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红军长征已过去了七十年，但长征精神依然鲜活地留在人们心中，鼓舞着我们每一人。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熟悉了红军的事迹，特别是“会泽扩红”更加耳熟能详，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情结愈发强烈。在我眼里，红军能完成“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的长征，每一位红军将士都是英雄好汉。连外国人斯-诺索尔兹伯里都高度评价了红军长征。没有长征，就不能保存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就不会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也不会有新中国，更不会有现在改革开放的成就。

饮水思源，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也是我们纪念红军长征的动力，在红军长征七十周年之际，我们用自己的方式举行纪念活动，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为了把这感动一代代人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

面对自己的先辈，每一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的幸福生活来自哪里?我们有没有忘记那些为我们打天下的革命先辈?

有人可能会认为，当年穷人参加红军是为了有饭吃。确实是有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当了红军以后，其信念就不只是为了吃饭。我们在长征七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能深深地感受到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和巨大牺牲，“送郎当红军”绝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而去的，而且有一些红军将领就出身于书香门第，家里有饭吃，他们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大众的解放扛起了抢。

假如仅仅为了吃饭，你就无法解释这样的故事，红军长征到云南时，有12位红军伤员被敌人抓住了。敌人说，只要你们不当红军了，就可以放你们生路，不杀你们，但是这几位红军战士个个坚强不屈，敌人没有办法，就把红军伤员带到半山腰一个深不见底的地下河洞口，把前面两个伤员推到山洞里面，在后面的10位红军就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跳”。当地群众后来把这个洞叫“红军洞”，这个事迹刻在那个洞口的碑上。

革命故事篇2

工具性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之一，所以无论什么样的课文我们在教学中都不要忘了它的工具性。比如选入课本的革命历史故事都经过了文学加工，写作上有各自的特色，语言比较规范，有很大一部分课文是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表情来刻画人物形象，反映人物品质的，所以我们在教学中要侧重引导学生学习这些优秀的语言，而不是在读懂故事内容上绕圈子。《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应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学生这些能力从哪里来，就从语文课堂上来。这也是语文课堂的阅读与一般的读书读报的阅读不同之所在。我们的阅读课要教给学生阅读的方法，培养阅读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所以我们在阅读教学中要引导学生理解词语在语境中的恰当意义，辨析其感彩，推想文中有关词句的内涵，体会表达效果。比如《和他的大黑骡子》一文中，的“不耐烦”、“发火”，我们就不能常规理解为急躁的心情，而是不得不忍痛割爱的痛苦纠结的心情。如果在课堂中我们常常能借助生动的故事让学生接触语文材料，学生就能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这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用教材，而不是学教材，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

二、揣摩人物内心活动，发展思维

有人说“：会读书的人用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纸面上的文字,另一只眼睛看到纸的背后。”文字不是无情物，看似简短的文字背后有广阔的空间,有深厚的意蕴,给学生思想留下了自由驰骋的广阔空间。我们要真正让学生感悟人物形象，还要引导学生揣摩人物内心，引领学生读懂文字背后的内容。在教学中可以抓住文章的一些空白点，让学生展开想象，人物在想什么？会说什么？可说也可写。通过这样的训练，引导学生将文字转化为活的形象，从人物的外在表现读懂人物的心情，丰满了人物形象，发展了学生的想象力，同时学生从课文中学到的语言也在运用中得以迁移和内化，长期训练，学生就有了语感。

三、抓住文章情感触点，转化情感

革命故事篇3

1、刘胡兰：她积极参加抗战工作，还组织了妇女参战队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7月盘踞在汶水的阎匪军狗急跳墙，风狂反扑，袭击了云周西乡村。刘胡兰同志不幸被捕，在敌人面前，她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她跨过了战友的遗体，踏着烈士的血迹从容来到轧刀前，振臂高呼，“乡亲们，敌人的末日不远了，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万岁。”刘胡兰同志牺牲时，年仅15岁。刘胡兰同志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赞扬了刘胡兰同志伟大而光荣的一生，她没有死，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董存瑞：1945年董存瑞参加了八路军，他工作积极、做战勇敢，先后立过四次大功，得过三枚奖章。194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5月25日在解放隆化城的战斗中董存瑞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开导火线，与敌人同归于尽，为胜利开辟了道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董存瑞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3、邱少云：1952年12日12时左右，美军盲目发射燃烧弹，其中一发落在他潜伏点附近，草丛立即燃烧起来，火势迅速蔓延到他身上。邱少云身后就是一条水沟，只要他后退几步，就势一翻，就可在泥水里将火苗扑灭。但为了不暴露目标，确保全体潜伏人员的安全和攻击任务的完成，他放弃自救，咬紧牙关，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肉，坚持30多分钟，直至壮烈牺牲。

（来源：文章屋网 ）

革命故事篇4

关键词：《人面桃花》；反讽叙事；先锋色彩

1 引言

西方文学中对于反讽的应用由来已久，同时它也是现代文化的核心特点。我国的传统文学创作并不经常使用反讽，但是反讽对我国文学实现现代化功不可没，其为我国现代小说更加富有变化以及深度奠定了基础。仅就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而言，反讽不仅彻底改变了《儒林外史》儒家伦理内部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批判模式，同时也为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和现代个体自由伦理的确立起到了奠基作用。

通过前文我们知道，新世纪小说最大的特色即从现代角度去描述以往革命知识分子，其方式为个体自由叙事伦理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先锋要素，等同于换一种方式表达革命知识分子叙事，在历史的纵深处去发现那些信仰与欲望、理想与幻灭、革命与个人之间相互纠缠的隐秘世界。《人面桃花》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在故事的叙事和写作手法的运用方面更是具有创新性。

2 《人面桃花》概述

运用先锋要素最为典型的作假即为格非，代表作为《人面桃花》，这部2004出版的小说属于革命知识分子题材，从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格非在传统之路上的大胆创新，先锋和传统也在这部小说里再次直面。在这位作家之前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即故事缺乏完整性，情节不清晰，通过诸多偶然来表达困惑。而这部作品却是格非的一次创新，通过格非的观点我们可以知道，在这部作品之前，格非忽视小说的其他元素，例如人物以及故事，但是在《人面桃花》中格非试图去描述人物以及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回归故事，是格非回归传统的一个步骤，因为格非正是试图通过相对完整的知识分子故事的讲述来完成关于知识分子的思考以及革命知识分子叙事的自由伦理改写的，格非自述在这部作品中他力图“通过简单来写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

3 《人面桃花》反讽叙事的先锋色彩

3.1 打破传统的叙事格局

《人面桃花》中运用了较多的先锋要素，在以往的小说中主要运用了革命知识分析叙事，这部作品突破了这种现状，其通过富有文学色彩的个体命运描述隐藏了革命目标，即急切的现实功利伦理目标，通过一些意境的描述，例如梦境、细雨等，让原本充满战斗的革命不再真实，这种无法触碰的感觉仿佛一个梦境，也正是这种虚无缥缈的描述恰恰将人物的内心刻画得入木三分。这部作品写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他们为不同的乌托邦理想而遭遇不同的人生境遇。晚清进士陆侃回乡建造风雨长廊，并不为人理解，最终发疯走失不知所终。主人公秀米也像父亲那样执迷于大同世界的诱惑并为此付出坎坷多舛的一生。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不仅描述了革命者想象的美妙蓝图，还描述了一些传奇故事，例如描写土匪窝花家舍的恩怨情仇，然后将其与革命者的理想放在一起，花家舍的总揽把与革命者一样有着对未来的美好幻想，这其实就是一种反讽。作者没有如同之前的写作一样将以下事物分个清楚，即理想与欲望、乌托邦与现实的战斗、革命者与土匪等等，而是更乐意去混沌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差异，在革命者身上可以看到残暴的悲剧一面，美好的革命理想最终不得不通过暴力与流血来实现，革命目标与革命手段之间有着不可协调的冲突。在土匪身上也可以看到建设世外桃源的大执念，有着对幸福和秩序的共同想象。

3.2 “叙事空缺”的合理运用

在格非过去的小说写作过程中，其主要将“叙述空缺”当成一种策略来使用，而在《人面桃花》的写作中，由于作者试图更加关注对人物的塑造以及对故事情节的描述，因此“叙述空缺”不再是一种策略运用，这部作品叙述的故事前后时间跨度较大，这不仅表现出了作者对于叙事的目标，同时也表现了“叙述空缺”的必然性，例如文中秀米的日本之行，陆侃的失踪原因等等。若是在文中将这些事情也交代清楚，又让文章张力不足，这样一想似乎左右为难。与以往作品中作者自始至终保持叙述迷雾不同，作者似乎开始有限度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对一些故事迷团随着故事的展开很快就给出了答案，比如：老虎挨打而秀米母亲不与制止的原因，后来给出的答案是老虎偷窥到了张季元和秀米母亲的，这种有限度的满足使读者不至于失去阅读耐性。

3.3 雅俗共赏效果的实现

格非自认为还无法做到让自己的作品雅俗兼备，中国古典小说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对《人面桃花》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吗，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故事情节，作者都在试图做到雅俗兼备。一方面，格非的语言风格属于学院派，其他点是风雅、精致，文学气息浓厚，另一方面，格非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为废名的诗化小说，从这两方面我们可以总结出格非的文学爱好。《人面桃花》不同于格非的以往作品，其尝试让作品类似于《金瓶梅》等作品，即既优雅又通俗。《人面桃花》并非市井世情小说，这种由雅到俗的语言尝试用到不符合身份的人物身上就显得很不协调。人物张季元是曾留学日本，他的日记有一种半文言的书卷气，而其中却穿插着许多粗话，显得生硬而突兀，如第二章开头的日记：

“祖彦屡劝不果，渐有不豫之色，后竟勃然大怒，拔出剑来，指着张连甲骂道：退会退会，成天嚷着退会，退你娘个吊 ！”

“我见她这般不知羞耻，只得拉下脸来，喝道：湿湿湿，湿你娘个头！”

即是这些描述是人物性格的需要，例如翠莲的出身是，宝琛是家仆，这些描述同样也被世人所接受，但是毕竟与整个文章的风格相差甚大，究其原因，格非虽然试图让故事更具真实性，但是在文章中运用先锋要素较多，因此并不是以写实方式来叙事，而是以回溯方式来讲述整个故事，在整个文章的写作中，经常可见一些人物和事件后面还原相关故事，这种方式具有两个作用，一是让故事更加真实，二是让读者有一种置身现代旁观历史的感觉。格非尝试运用古典诗歌的意象化手法来叙述故事，不仅在题目上使用了古诗歌的两个意象：人面与桃花，而且在故事整体上也具有意象化特点：似真似幻的历史风云、若隐若现的人物面容、浓郁优雅的抒情意味。

3.4 对革命历史的新诠释

格非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即为描述革命历史，这一内容在格非早先的作品中就用体现，而《人面桃花》则又有了新的突破。这部作品中，由于历史的偶然原因，时间以及人物身份不再如以往清晰明确。同样是民间因素，过去很多同类型小说核心是宣扬庙堂文化，而这部小说则更加体现革命思想，与新历史主义的观念相契合。革命者在群众眼里都是些疯子，革命者本人也失去了优越感、崇高感和必胜的坚定信念，如张季元所说：

“我觉得我们正在做的事，很有可能根本就是错的，或者说，它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毫无价值，的确，毫无价值。好比说，有一件事，你一边在全力以赴，同时，你却又明明怀疑它是错的，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再比如你一直在为某件事苦苦追索答案，有时，你会以为找到了这个答案。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答案其实不在你思虑之中，它在别的地方。”

在文章中，秀米比喻加入革命以后的自己是一只蜈蚣，并且是一只被施法以后压在雷峰塔下的蜈蚣。在革命队伍的组成部分上，其不再单单是革命者，还有许多其他身份的人，革命队伍似乎又和土匪有着牵扯，革命不再显得高高在上。张季元为实现大同世界而鼓吹的暴力和杀戮，小驴子为了革命不得不说服花家舍土匪去攻打梅城，大金牙的残暴恶行等等，这在故事情节上，同样增加了传奇色彩。

4 结论

相对于其他小说来说，如《米》、《许三观卖血记》等等，《人面桃花》中较为广泛地运用了先锋要素，比前者有了更多的创新。前面两部小说主要刻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人们的痛苦，主要站在广大劳苦大众的角度来叙述整个故事，基调是物质世界。而《人面桃花》则恰恰相反，文章主人公属于“上层社会”的人士，因此并不知道民间疾苦，因此文章主要描述了为理想而彷徨的痛苦，基调是精神世界。作者选择的是革命历史题材，这就不得不与主流的革命历史书写照面，迫使作者作出回应，而这种回应并非轻而易举，极易使作者纠缠其中而使叙述变得苍白与狭窄，作者不惜用宿命论来解决问题。如何能够使读者耳目一新对作者来说的确是一种挑战和考验。

参考文献

[1] 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2] 张文红.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 陈晓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革命故事篇5

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看多了表现大人物、大场面、大背景的故事，有时难免会产生一种审美疲劳感。这些作品，往往因其“大”而忽略了生活情趣，因其“大”而使作品与观众产生一种距离感。所以，当《革命到底》（北大星光集团、潇湘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这部写小人物、小场景、小故事的影片一经推出，便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在广大观众中产生了热烈反响。

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到底怎么写？是否只有写大故事、大人物、大场面才足以产生轰动效应？这似乎是一个理论问题，近几年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较多的关注。正如有些观众批评的那样，一提革命历史题材，好像一定就是写伟人、写名人；一写战争，就是万炮轰鸣，地裂山崩，就是人喊马嘶，硝烟滚滚，这种一味追求视觉效果的风气，往往是以降低或忽略作品的故事性和抒情性为代价的。所以，不少作品看起来很热闹，但仔细一琢磨，给人留下印象和思想启迪的东西不多。相反，某个伟人名人演得像不像却常常成为观众议论的热点。有人批评，一些拍惯了大场面的导演，现在居然不会拍反映平凡人物的“小场面戏”了，这话可谓一语中的。仔细想想，这倒真的是电影创作中值得注意的弊端。作为一部献给建军80周年的故事片，《革命到底》独辟蹊径，它依据的素材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生在革命老区的一个真实故事，写了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在革命形势发生剧变时所经历的人生波折：1934年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到重创，为了扩大红军的力量，连长高长天来到一个村寨，了解到该村能参军的年轻人都相继参军走了，只剩下家庭相对殷实一点儿的阿贵，以及独生子玉虎和调皮捣蛋的秀龙三个青年。“扩红”暂时遇到了困难，就在这时，沉浸在未婚夫刚刚牺牲的悲痛之中的妇女积极分子阿山，在“扩红”大会陷入沉寂时，做出了惊世骇俗的举动，她说：“谁愿意参加红军革命到底，我就嫁给谁！”于是，面对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三个心仪已久的年轻人同时走进了红军队伍，踏上了长征路。后来，这三个战士在战斗中相继牺牲了。于是，为了一个庄严的承诺，阿山在乡间苦苦劳作，孝敬着三家的父母，痴情地等待他们革命到底，胜利归来。就是这样一个美女浪漫的故事经编剧导演用散文手法加以艺术地渲染，便产生了一波三折的抒情效果。

与以往写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不同，《革命到底》写的都是小人物，选取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小侧面，但正是因其人物及故事的平凡，使作品在广大观众中得以广泛认同，好像就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昨日故事。或许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能说我们的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红军战士参军目的是为了一个女人的情感允诺呢？这是否有点矮化了我红军战士的形象了呢？其实，这种认识恰恰是一种在人们看来习以为常的艺术表现模式给我们理解艺术的思想方式上造成的褊狭。不可否认，就红军的整个队伍来说，有着反抗压迫、追求解放、建立新中国这样高尚的追求，但是就红军战士个体来说，相当一部分人在参加革命时恐怕很难说出很高深的革命道理来，他们不过是为了分得土地、吃上腊肉甚至娶上媳妇这样质朴的目的参加红军的。这也是当年及红军领袖们号召部队把那些大而空的口号变成让老百姓直观明了的语言的原因所在。因为扛上梭标长矛投身红军的青年，有相当多的人毕竟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革命到底》这部影片不仅在选材而且在艺术表现上，有了创新的意义，那就是写成长中的人物，写人物的成长过程。试想，如果阿贵等三个战士开始就是高喊革命口号叱诧风云的英雄，就是熟知革命道理的红军战士，那么这部影片无疑会就显得空洞乏味，缺乏成长过程 ，就像时下电影也包括电视剧创作中的通病。观众对时下这些弊端多有些批评，认为有些作品，人物缺少变化，好像与生俱来从一开始就那么成熟，就有那么高的觉悟，就常有那么几分英雄色彩。实际上，这种创作上的通病，已经影响到观众对艺术真实性的审美判断。

《革命到底》的优长，恰恰在于编导摒弃了这样一个弊端，成功地完成了对人物成长过程的艺术表现。三个男人各有其性格特点，阿贵是殷实人家的后代，读过几天书，会算帐，有一点自私。长征初期，老惦着回家娶阿山，以为打完仗就革命到底了。他曾有一次偷跑回家，后来，在阿山的反复劝说下，才回到部队继续革命。应该说他前期的思想反复，是缺少革命意识的。而秀龙是个铁匠出身，性格倔强，直来直去，没什么花花肠子。玉虎是个猎人出身，勇敢中带几分机敏。这两个人同样也经历了由被动革命到自觉革命的过程。就是这样三个本来没机会成为红军战士的男人为了一个女人的爱情承诺走上了长征路，他们是在踏上革命道路之后逐渐完成思想的不断升华的，直到最终成了为革命利益而战的英雄。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过程，由“被动到主动”，由“不自觉到自觉”，这样一个变化，是在战争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逐渐完成的。三个年轻人之间由最初的情敌关系，后来变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最后宁愿把生的希望留给对方，这也表现了人性的闪光之处。影片在写爱情这条线索的同时，又写了长征的艰苦卓绝，草地、雪山、大渡河、腊子口，这些特殊的场景，既有大环境对人物个性的张扬和改造，又有艺术地表现人物的抒情和浪漫。同时，影片中的女性阿山也经历了精神上不断升华的过程。她从影片中一出现，给人的是几分“冰美人”的印象，她的未婚夫牺牲了，但她希望反抗压迫反对剥削的愿望没有破灭，最终以自己的幸福作交换，使三个男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时，她不过是以一种朴素情感来认识革命的。后来，在数十年的等待中，在三个人都没有消息的情况下，她忍辱负重，信守承诺，同时赡养三位老人，革命斗争使她走向成熟。她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不渝，至此便得以进一步的完整展现。编导由衷地颂扬了阿山美的形象，美的人性，美的道德。也正是在人物成长变化的过程中，阿山这个敢爱敢恨、美丽泼辣的女性才真正焕发出了生命的光彩，完成了由“冰美人”到女战士的升华。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山这位美丽的姑娘也同样是英雄。

写好普通人的故事，表现人物成长的过程，《革命到底》这部作品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开掘和探索。这个探索，不仅对于电影创作，对电视剧乃至整个文艺创作，我认为都不乏启示意义。

革命故事篇6

二十世纪第一位伟人从这里走出

到了南朗镇，最急切要去的地方必定是翠亨村了。上个世纪，中国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邓小平。众所周知，第一位伟人孙中山就诞生在那个依山傍水、绿树掩映的小村落里。陪同我们到翠亨村的南朗镇党委委员欧阳凯告诉我们，2007年，翠亨村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每年游客过百万，今年已达150多万。随着辛亥革命100周年临近，游客与日俱增，预计全年逾200万。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工作人员小张热情接待我们。她说，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设在翠亨村内，主体陈列包括孙中山故居、孙中山生平事迹展览和翠亨民居展览等。2008年5月，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孙中山故居前面的广场有一棵大榕树，树下有一个老太平军和两个孩子的塑像。小张告诉我们：“那个老兵名叫冯爽观，他常在树下给年幼的孙中山讲太平天国反清的故事。见孙中山对洪秀全十分敬仰，便说：那你长大后也做洪秀全吧!他的话正合孙中山之意，后来孙中山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居。”

孙中山故居是一座两层红色砖木结构楼房，门前挂着有宋庆龄题写“孙中山故居”几个大字的门匾。小楼主体建筑是1892年由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出资、孙中山亲自设计并主持修建的。正门上有一副对联：“一椽得所，五桂安居”，为楼宇落成后孙中山亲笔撰写。庭院右边有一口水井，水井旁那一小块空地是孙中山诞生时的旧房所在地。此楼与众不同的地方有三个，一是座西向东而非传统的坐北朝南。二是多门、多窗、多过道。三是融中西方建筑特点于一体，从结构、造型到色彩都非常独特。据说小楼建成时许多人来参观，有人说小楼四通八达破财不吉利，孙中山哈哈大笑道：“空气流通，精神愉快就是吉利!”

故居正厅摆设是孙中山亲自布置的。后座是孙中山母亲卧室，正厅南侧为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与夫人的卧室。北边耳房是孙中山与元配夫人卢慕贞的卧室。小张告诉我们：“1892到1895年、1912年，孙中山都在这里住过，卧室里的这些大木床、梳妆台和凳都是当年的物品。”二楼南边，是孙中山的书房，墙上挂着孙中山17岁时的照片。小张介绍说：“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就是1894年1月在这里写成的。1895年，他还曾与陆皓东在此书房畅论救国方略。”

走出孙中山故居，我们参观了孙中山纪念馆。纪念馆里陈列了包括孙中山的衣物、手稿、照片在内的一大批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小张说：“展览记录了孙中山各个阶段的活动和生平事迹，还介绍了他的主要追随者及亲属、后裔对革命事业的贡献。”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二楼展厅展出了孙中山三位夫人卢慕贞、陈粹芬、宋庆龄的许多资料。一边参观，一边听着小张娓娓动人的述说，孙中山的成长轨迹和坎坷曲折、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经历一幕幕重现在我们眼前。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生于这个村一户贫苦佃农家庭，幼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时化名中山樵，辛亥革命后，则常以中山为名。因家贫，孙中山直到9岁才有机会入村塾读书。1879年，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檀香山读书，后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学医，1892年7月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先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因医术精明且对穷人免费治疗而“声名鹊起”。

1894年6月，孙中山到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被置之不理。同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孙中山进一步认清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愈发坚定了救国的信念，遂赴檀香山，于11月24日建立兴中会，第一次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次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成立了香港兴中会，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因事泄而失败，被迫逃亡海外。1896年10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政府使馆诱捕，后经他的老师英国人康德黎营救脱险。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制的清封建王朝的革命目标。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领导了10次武装起义，虽都以失败告终，但这些起义唤醒了中国人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成功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同时，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奋斗。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其它多项政策法令。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出任大总统后，逐步实现其变共和为专制的阴谋。孙中山改组同盟会为，先后发动和领导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在经历多次挫折后，孙中山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才能获得成功。于是，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于1924年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施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官学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最终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同年11月，在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后，孙中山应北京政府之邀扶病北上共商国事，终因积劳病剧，于次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59岁。弥留之际口呼“和平、奋斗、救中国!”遗言叮嘱“革命尚未成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作为二十纪中国三大伟人之一，孙中山光辉的革命业绩和深邃的民主建国思想享誉海内外。他毕生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功载千秋，万古流芳。孙中山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遗产，尤其是他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廉洁品德和进取精神，今天仍是鼓舞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巨大的力量源泉。

这是一片闪耀着红色光辉的土地

从孙中山纪念馆出来，我们一行人来到了陆皓东烈士故居。郑日东同志对我们说，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对故乡人民影响深远。当年，在他的感召下，中山(时名香山)的热血青年纷纷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洪流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山人民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继续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民族的独立富强英勇斗争，抛头颅、洒热血，直至牺牲也在所不惜。陆皓东、杨殷、苏兆征、林伟民等革命先烈就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

陆皓东故居是一座颇具当地传统建筑特色的二进三开间砖木结构平房，厅内悬挂有烈士大幅半身遗像，右边挂有烈士的公事略。天井里伫立着三棵树，一棵米兰，一棵白玉兰，一棵老龙眼树，它们似乎在静静地向人们述说着陆皓东烈士的故事。

陆皓东1868年9月30日出生，是孙中山小时候的玩伴。1883年秋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到家乡，两人常彻夜长谈。他非常赞佩孙中山宣传政治改革、抨击清政府腐败和抵制不良社会风俗的行为，两人曾携手演了一出“砸毁北极殿神像”的“大戏”。那是一个中秋夜，两人跳上正殿，抓住“北方真武玄天上帝”泥塑像的手用力一拉，神像手身分离，露出了稻草和木头。他们又到左廊的金花殿，将专司生育的“金花娘娘”涂成大花脸，还把其一只耳朵扯下，然后尽兴而去。如此“大逆不道”自然为豪绅地主所不容，于是孙中山被迫去了香港，陆皓东则远走上海。1895年1月，孙中山从檀香山到香港，陆皓东积极协助他筹建兴中会总部。4月，总部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袭取广州做革命的根据地。陆皓东随同孙中山到广州筹备，并受孙中山委托设计出革命军旗――青天白日旗(即后来的党旗)。

起义的秘密不慎泄漏，军警四出搜捕革命党人。陆皓东通知同志们迅速隐蔽，自己也随孙中山避往别处。忽然，他想起党员名册尚未作处理，于是冒死返回机关，在焚烧会员名单时被捕。清吏对他严刑逼供，命他供出同党。陆皓东大义凛然道：“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吾言尽矣，请速行刑!”他手脚被钉上竹钉，牙齿被一颗颗凿落，浑身上下被拷打得血肉模糊，却始终未吐露一个同志的姓名。1895年11月7日，陆皓东被绑赴刑场，就义时年仅27岁。孙中山称誉他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的第一人”。

从陆皓东故居出来，穿过几条青石巷，走过几户人家，我们来到“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杨殷的故居。

这是一座典型的珠三角传统民居，石脚青砖木桁，檐下有精美的木雕、灰塑。门口墙上镶嵌着“杨殷烈士故居”六个大字，厅两边各有耳房，厅的正中悬挂杨殷大幅半身遗像，左边墙上挂有杨殷全家合照，还有烈士生平事迹介绍。

从孙中山卫队副官到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杨殷的一生极不平凡。1892年8月12日，杨殷出生于翠亨村的一户华侨家庭，是孙中山的邻居。受堂叔、孙中山志同道合的好友杨鹤龄影响，杨殷从小就非常敬仰孙中山。1911年3月，他加入了同盟会。1917年在广州任孙中山军政府卫队副官，兼大元帅府参军处参谋。少年时学过少林拳的杨殷身手不凡，22岁时曾有以炸弹重创暗杀宋教仁的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的壮举。1922年秋，杨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被派往苏联学习，次年回国在广东从事工人运动。为了帮助党解决活动经费，他几次变卖家产。1927年八七会议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军事委员会主任等职。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被任命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代主席，率领起义部队攻下敌人的重要据点广州市公安局。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11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29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主任兼中共江苏省委军事部长等职。由于叛徒告密，8月24日，杨殷与彭湃等一批共产党人在上海被捕，6天后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时年37岁。临刑前他对狱中同志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在左边耳房内，我们看到杨殷1928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叮嘱女儿“除读书外，各事不必沾染，打牌、闲游、看戏等，尤不可做……穿衣尤须朴实，与人来往要谨慎……”爱女之情跃然纸上。值得一提的是，本刊去年曾对杨殷97岁的女儿杨爱兰作过一次专访。杨爱兰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老人，她以父亲作为人生的榜样，爱党爱国，勇敢坚强，尽最大的能力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她原是广州一家小厂工人，丈夫病逝后，她独自抚养9个子女，生活极为拮据，但从不向组织伸手，年逾花甲仍只身到香港打工，79岁才返回广州。2006年11月，她拒绝了相关部门为她置换房屋的提议，把占地几百平方米的祖屋――杨殷故居和位于翠亨村的其它房产一起捐赠给国家。有人不理解她的做法，她解释说：“父亲当年把家里57亩地都卖了作革命活动经费，为革命事业散尽家财，最后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如今，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2006年夏天，杨爱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7月1日，她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成为全省最高龄的新党员。

瞻仰了杨殷故居后，专访组在郑日东、欧阳凯和南朗镇党史征集领导小组组长、党政办调研室陈小明主任等同志的陪同下，乘车来到了位于南朗镇长沙埔村的中山革命烈士陵园。陵园依山而建，总面积166675平方米，门口的牌坊上有“中山革命烈士陵园”八个大字，为刘田夫所题。主道正中是一座巍然耸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碑后有一座烈士陵墓，里面安葬着365具烈士的骨灰。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科员周晓辉同志对我们说：“当中的烈士大部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

沿着一条林荫小道，我们来到了青松和翠柏环抱的中山革命史迹陈列馆。该馆撷取若干个历史片段，通过269张图片，108件档案、文献、文物和三维互动等现代科技技术，再现各个革命时期中山党组织领导中山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通过参观展览，我们对中山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中山地处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前沿，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及工人运动发展的推动，较早成立了地方党组织。在上级的领导下，中山党组织大力推动国共合作，组织掀起工农运动高潮。大革命失败后，中山的共产党人没有被反动派的屠刀吓倒，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山党组织深入敌后，建立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南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全国内战爆发后，中山党组织积极组织领导武装斗争，为中山的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回望中山人民艰苦卓绝、气贯长虹的革命斗争历史，翻阅由无数革命先辈和英烈们共同谱写出来的壮丽诗篇，我们感动、赞叹、钦佩，同时对这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闪耀着红色光辉的土地充满了敬畏。

辛亥百年　幸福南朗

在南朗采访两天，专访组欣喜地看到，伟人的故乡处处呈现出欣欣向荣、和谐安宁的景象。纪念辛亥革

命100周年各项活动的展开，更为珠江口畔的这颗明珠增添了喜庆的气氛。今日的南朗，产业发达、生态良好、人民生活质量持续提高。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先驱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和建设富强祖国的美好蓝图，正由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而南朗镇正是把这幅美好蓝图逐步变成现实的一个缩影。

在驱车前往重点项目参观途中，郑日东同志指着车窗外一片开阔地，说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这一带，将很快建成一个崭新的‘翠亨新区’，它将成为支撑中山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原来，中山市委、市政府为推进新一轮大发展，在位于珠江入海口的南朗镇和围垦新区倾力打造一个新的战略平台――“翠亨新区”。新区定位为“五园”：新兴产业的创业家园、聚集高端资源的创新家园、创新社会管理的和谐家园、推动低碳环保的宜居家园和弘扬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孙中山故里的这个重要项目鼎力支持并作出了一系列批示，19个省直相关部门也对相关问题作了专门研究。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受托开展的《翠亨新区战略规划研究》已初步完成，某企业集团也已与中山市政府签订了开辟“翠亨新区”的相关协议。相信新区建成后，南朗一带会变得更加靓丽夺目、更加富有魅力。

在镇领导的带领下，专访组参观了镇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翠亨学校。该校是孙中山1921年亲笔题名的家乡学校，其前身为翠亨村冯氏宗祠，孙中山曾在那里接受过传统的启蒙教育。新校园占地面积140亩，虽然目前仅完成第一期工程，入读学生只有700多人，但学校美丽的外观、恢宏的气势，已使其成为南朗一道靓丽的风景。

专访组还参观了左步村正在修复中的孙氏宗祠。据传元末乱世，孙氏五十七世祖迁徙到左步村落户，在这里繁衍生息，直到孙中山的父亲把家迁到数里外的翠亨村。1912年5月，孙中山曾率夫人卢氏等人回左步村探访故里乡亲，并与乡亲在宗祠合影留念。左步村名人众多，广州市委书记欧初、粤汉总监欧庚祥、著名漫画家方成、著名影星阮玲玉等均出自该村。村子巷道纵横交错，但雅致整洁，很有一种古朴的韵致。村民们或劳作或休闲，皆怡然自得。

专访组在先后会见过镇委书记刘锐濠、副书记陈伟明后，16日上午对南朗镇镇长黎炳盛进行了专访。黎镇长介绍了该镇在打造孙中山故乡品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相关活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做法与体会。

30出头的黎镇长个头不高，模样年轻，但显得沉稳而成熟。他告诉专访组，近年南朗镇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大力转变发展方式，认真办好民生实事，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全镇地方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税收等主要经济指标均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增速排全市前列，经济总量从欠发达镇区提升至全市中上水平，综合发展力排中山市第五。社会民生事业全面进步，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先后荣获“中国独具特色名镇”、“广东省文明镇”等殊荣。全镇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参保率达97％，养老金每人每月745元。“长者安康”工程、城乡医疗保险、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等社会保障实现全覆盖。

南朗镇党委、政府坚持把文化资源的利用贯穿于经济发展方式的全过程。一是不断拓展红色文化内涵，发掘、保护、利用好革命遗址遗迹。二是将翠亨片区的孙中山故居、中山纪念中学、中山影视城等重要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三是推进一批文化项目建设。例如建设左步历史文化名村、加强对欧氏宗祠等历史建筑群和街区的保护、加快对孙氏宗祠原貌的考证和修复工作等等。

为把握辛亥百年机遇，突出改善民生重点，南朗镇制定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活动方案，拟举办包括十项重点项目建设启动仪式、“辛亥民族魂，百年中华情”音乐会在内的十大活动。同时，制定《南朗镇办好十件民生实事方案》，拟投入2.33亿元推进社会民生事业发展。

“南朗镇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候!”黎镇长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紧接着，黎镇长话锋一转，谈到了工作中的不足。他认为南朗镇红色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力度还不够，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掘。韶关有个省委旧址，如今修复得很好，省委书记亲自剪彩挂牌，影响非常大。“韶关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南朗在这方面也可以有更大的作为。”他认为，搞好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能更多地吸引海内外游客，发挥红色资源的教化引导作用，促进旅游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增强全镇人民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凝聚人心和力量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人心比什么都重要!”谈到今后的设想，他说，要扩大宣传和推介力度，在旅游方面下功夫，除了继续加强景区、景点的建设外，还要完善红色旅游的其它要素。

革命故事篇7

还原历史，这几乎是所有历史学家真心或者假意地提出的一项历史书写原则，但事实上所有历史书写却逃不脱想象与虚构的指责。相比之下，文学家对于历史的讲述似乎要坦诚得多，因为即使在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中，想象与虚构都不曾受到无端的贬抑。但自从结束后，以文学方式提供历史真实图景的说法却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而那些有心打破意识形态遮蔽历史发展多种可能性的新锐作家们，更充满打捞人性真实图景的冲动。在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中，父亲参加红军的动机竟是因为一块嚼不动的生猪肉伤害了他的自尊，结果以这个可感的生命个体对抗革命神圣化的模式，将英雄主义还原为对人性真实的建构。在北村的《长征》中，陶将军之所以从一个盐商家的长工投身土匪，再由土匪被收编为白军，最后又从白军连长位置上投诚红军，却全然因为自己的女人与地主的缘故，而原来被推举到神坛上的长征，这时则被陶将军从地主手中抢回的老婆羞辱了一番，因为她那件保存到死的长征中穿过的棉袄里，竟夹着地主当年送给她的照片。

难道如此人性化细节就是原生态的历史真相吗？

不可否认，原生态历史的确曾经存在过的，但却从来都在人们来不及把握与分析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随风飘逝，只留下一个充满记忆与诱惑的背影。“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这种针对逝去的爱情而发的感慨，却给历史及其书写的一切动因提供了解释。人们正为了从过去事物中寻找有益于现在的意义，才有了叙述历史的冲动。而历史一旦进入叙述，无论它是以实录形式存在于文献中，还是以演义故事形式存在于小说中，也还是以历史陈列馆里的文物形式存在于人们的观摩与解说员的讲解中，可以肯定地说，都会不无例外地失去原生态的形貌。但也只有通过这些记忆、转述、剪辑、整理、想象及虚构，历史的意义才能得以生成。如克罗齐的一句名言所揭示的，离开了叙事就没有了所谓的历史，也就是说，在故事得以讲述之前，是没有所谓的历史性的。2

然而历史性却有等级之分，不同历史叙事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内容的不同，决定了其历史性是受到压抑还是得以张扬。在强调革命合法性的叙事中，所有的历史事件及其人物，都服务于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凡是与这种规律相吻合的，都会得到浓墨重彩的表现，而凡是与之相违背的，不是被有意遮蔽就是被划分到反历史潮流的阵营中而受到无情的鞑伐。所以，一旦林道静的革命性受到质疑的时候，作者杨沫就赶紧在《青春之歌》的第二版中加上她与工农接触的章节，而断然不会像邓一光或者北村那样，把革命的动机与一块生猪肉或的男女联系起来。这样的联系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以人性化或者说人道主义解释历史的观念已经成为组织革命书写的指导。在这里，革命成了以所谓宏大的集体意志剥夺人性化吁求的借口。甚至在革命的名义下，革命队伍中有不少人为了一己私利或恩怨而残酷地戕害他人的生命与尊严，而即使有革命者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真诚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和忘却个人的得失，却也被解读为革命对正当人性的异化。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把人性论看作检验任何其他叙事的元话语，凡是与之相吻合的就得到肯定，凡是相违背的就得到否定。这实际上采用了与阶级话语同样的修辞逻辑，它们都坚信自身的无可辩驳，并都把各自的价值强加在对方头上，似乎唯有自己对历史的叙述才符合历史真相，却假装不知迄今为止的历史书写，都是意识形态深度介入的产物。

结果在人性化语法中，革命历史规律成了自欺欺人的谎言，而革命不过是残酷人性在别有用心的蛊惑下的发泄。《远离稼穑》中白军对红军根据地的清洗惨绝人寰，《战将》中红军对地主老财的镇压也血腥残酷，所以邓一光笔下，无论红军还是白军都是被残暴人性所左右而分不出正义与邪恶的。“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3这是对贫农的革命功绩所作的权威叙述，但在苏童的《罂粟之家》中，在格非的《大年》中，在莫言的《檀香刑》中，在周梅森的《英雄出世》中，在李伯勇的《重轭》中，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以及在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中，贫农出身的革命者却不但一个个都非常地残暴自私，而且都借着斗争阶级敌人的机会，把情望发泄到地主小姐或姨太太或的身上。

这些重写的革命无疑都有潜在的仿写对象，而通过把仿写对象视作意识形态用以说明历史合法性的文本，就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反抗者的身份。相应地，仿写对象所描画的历史图景变成了一种宏大的有规律的历史，也就是所谓的大写的历史，自己所挖掘的历史细节就成了处于弱势和反抗者地位的小写的历史。李锐于200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银城故事》的题记就此种大小写历史的区分作出了形象的表达：

在对那些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历史文献丧失信心之后，我决定，让大清宣统二年、西元1910年秋天的银溪涨满性感的河水，无动于衷地穿过城市，把心慌意乱的银城留在四周围攻的困境之中。4

在这段富有文学修辞的文字中，李锐在强调历史文献不可靠的同时，决定把想象和书写的重心转向发生在特定时空下的一些感性故事。同一个历史过程会留下不同的叙述，李锐所说的历史文献既然属于历史叙述中的一种，那么如果跳出特定的意义链条，它表现出“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性质，也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了，而至于所谓的“丧失信心”之语，则又是没能从中获取所需意义的心理反应。李锐对此也心知肚明。例如在与《收获》编辑钟红明的谈话中，他就明确表示对所谓历史理性的“深深的厌恶”，因为在他看来，“当人赋予历史以理性的时候，也往往把历史变成对自己有利的谎言”，而“所有的谎言都无视生命”，所以他构思写作这篇小说的目的，就是他“想把那些被无情泯灭的生命从历史的谎言中打捞出来给人看”。

李锐将他所认为的充满谎言的历史叙述命名为“大写的历史”，相应地，他那些打捞生命的叙述，也可以被顺手牵羊地命名为“小写的历史”了。对此，钟红明有一个更为直截了当的判断：“我觉得就像你的题记里说的，这是对所谓的历史进程的否认，或者说，以你并非简化、缩写的个人叙述，重新叙述历史。而不仅是伟人、大事件的历史”。5大写的历史是对历史的简化和缩写，大写的历史是有关伟人和大事件的历史，这种说法很显然针对的是以往的革命叙事。革命叙事似有很多为自己申辩的理由，但小写的历史却自顾自提出关注大的历史事件下的历史细节，关注被历史规律所省略的个体生命，并以悲悯的眼光打量历史洪流中的创伤、苦难、死亡、欺骗以及愚弄。历史的丰富性是容不得随意扼杀的，真实的体验是容不得随意篡改的，这样斩钉截铁的声音却以“小”自比，显而易见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叙述策略，因为，被称为“大”的东西只有被高高地举起后，才有被随后的大撒手摔个粉身碎骨的可能。

二

既执着于从理性的大写历史中打捞那些无情泯灭的生命，那么在处理革命历史这样的宏大题材时，凡俗的人生场景就成为精心描摹的对象。李锐的《银城故事》所书写的核心事件按理应该是由留日归来的革命者和清政府新军在银城组织的一场失败了的起义活动，但具体的情节却由多条线索展开，一则是银城的牛屎客旺财以及与旺财有关联的一帮银城主妇的琐屑生活；一则是银城大盐商刘三公的留日归来的儿子刘兰亭借办学之名秘密组织起义；一则是袍哥会首领组织灾民造反，从乡野小镇进攻银城；一则是刘三公的义子刘振武组织新兵从省城以防范革命党起义的名义赶来支援起义。而所有这些几乎共时存在的情节都被欧阳朗云违反既定计划刺杀知府袁雪门与临危授命的裁汰绿营千总聂琴轩缉拿凶手的事件若隐若现地串连起来。例如牛屎客旺财在银溪岸边发现的竹片是刘兰亭为向下游的革命党发出的取消起义的通知，他进城向茶馆老板要帐时，看到聂琴轩为逼迫刺客现形而把包括茶馆老板在内的茶客绑在大街上的情形；刘振武奔赴银城的路上遭遇岳天义领导的乌合之众，而后当他被送上船准备流亡日本的时候，又被可能是他的同胞兄弟的岳新年刺死。可以说，小说对各个枝蔓的描写都很细致和稳妥，无论盐井的生产情况、旺财制作牛屎饼的过程、刘三公中秋宴席上的退秋鲜鱼的制作过程、蔡六娘为女儿三妹的婚事以及自己将来所作的盘算，还是欧阳朗云自首前的内心冲突、秀山芳子为心爱的人的牵肠挂肚和愁肠百结、秀山次郎对于中国人的偏见和对革命置身事外的心理，以及聂琴轩老辣独到的对付欧阳朗云的办法，都被一种行云流水般的笔调慢慢叙说着。大的历史事件就这样被日常生活的场景肢解了。

历史不是一种单向度的历史，这也许是李锐通过把银城老百姓、革命者、裁汰绿营千总和大盐商并置的方式刻意告诉我们的。在小说里，各色人物的被叙述地位几乎是相等的。即使刘三公为了中秋宴席上的一道菜而令数十名人员星夜兼程和不辞劳苦，但这一切无论在叙述者还是在其间人物的观念中都丝毫容不得质疑，而受质疑的却是革命者的盲动以及引发的一系列血腥，是他们破坏了银城尊卑有序的宁静的生活。他们的革命活动也似乎全然没有理由，不但富足的家庭给了他们留学的机会，国家也把他们安置在装备最为先进的新军中，哪怕不食国家俸禄如刘兰亭等，也都有自己引以为荣和令周围人艳羡不已的事业。那个逞匹夫之勇的欧阳朗云投身革命的动机尤为可疑。他本是越南华侨富商的儿子，似乎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而投身革命队伍，并破坏起义计划而擅自刺杀知府，最后又很小资味十足地自首，即使因为受不了聂统领的酷刑而供出革命同仁也没能逃脱一死。与此相对，旺财的欲望和需求，都非常个人化，跟历史——就是那种为叙述者所抛弃的历史文献叙述——无关，在他的眼中，所有身外之事，都是非自我的。他只关心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对于桐江知府遇刺这样一件大事，旺财仅仅关心自己能否从作为嫌犯被聂芹轩关在笼子里的陈老板那讨回欠款。旺财的平凡、稳定而微小的幸福观构成了整个银城稳固生活的细小部分，而这部分因为游离于革命的大潮之外，恰恰为叙述者所竭力肯定。刘兰亭借银溪的水力向下游的革命党宣告起义取消的计划，结果因为岸边芦苇和杂草的纠葛而有许多竹片搁浅在岸边，而叙述者所精心组织的这些相互纠葛的日常生活场景也使得一场虚妄的革命起义搁浅了。

与李锐以银城人琐屑平缓的日常生活消解血雨腥风的革命不同，李洱的《花腔》为追寻葛任生死真相而展开叙述，从而把关注点投向革命洪流中沉浮的个人的历史。小说不断变换视角，把各种直接或间接证据不断呈现和叠加，但一个富有诗人气质的革命者究竟是死于1942年的二里岗战斗还是死于川井之手却一直语焉不详。小说正文或副本以三位当事人立场各异深浅不同的叙述，像是从各个角度为葛任的故事拍摄的老照片，而一旦把这些照片相互对照以恢复事件全貌时，却不是彼此矛盾就是模糊不清了。小说就在正史与野史、谎言与真实、文本与史料、现实与过去之间穿插往返，无论哪一方都宣称忠实历史原貌，但哪一方的叙述都自相矛盾，他们对葛任的说法似乎都与葛任本人无关，他们只不过是以或信仰或投机或反对革命及其历史的方式说着他们自己。在徐玉升看来，他的“才智不凡”；在毕尔牧师笔下，他的“眼眸有如露珠”；在田汗嘴里，他是知审时度势的“诗人脾气”；而在黄炎的记忆里，他是那个去国航行的途中出现在面前的文弱、羞怯、忧郁但不失豪爽的少年，这少年把引起他恐惧联想的所有糖纸和瓶塞扔进了大海。所有这些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无一不是各自价值观的体现，也无一不是各自以自我的逻辑而对革命历史的讲述，但无论真实的葛任还是真实的革命，依然在历史的迷雾中转身而去，留下的只是逐渐混沌不清的背影。“谁曾经是我/谁于暗中叮嘱我，/谁从人群中走向我，/谁让镜子碎成了一片片，/让一个我变成了无数个我？”6这似乎是葛任从二里岗逃生后回到大荒山白陂镇的时候发表在香港杂志上的诗歌的片断，它既是整个寻找葛任故事的开始契机，也是整个寻找的最后答案：“让一个我变成无数个我”。

同样，革命也从结束后由一种讲述变成了无数个讲述。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这些寻求历史发展多种可能性的讲述者进入历史时空的时候，他们其实也不再是一个真实的自我而成了一个被以往的革命叙事结构化了的符号。虽然对漏洞百出和自相矛盾的历史文献丧失了信心，但李锐的涨满性感的溪水的银溪中，却仍然漂浮着许多历史文献的碎片。李锐在题记中也有一个对时间的充满矛盾的表达。因为无论“大清宣统二年”还是“西元1910年”，都是历史文献而非庸常人生使用的，当时绝大多数清朝子民还根本不知西元是怎么回事。这也许是李锐刻意为之，正如他既可让“秋天的银溪涨满性感的河水”又可让“心慌意乱的银城留在四周围攻的困境之中”一样，以似乎超脱时空束缚的视觉，让故事发生在一个中西二元对立的临界点上。然而这也再一次暴露李锐站在特定时空坐标上重叙历史故事的动力并非源于摆脱理性控制的冲动。如果感性再现银城人庸碌平常的日常生活，聂琴轩那种处于末世的悲凉感及其对满清行将就木的先知先觉就没有来由，而当时日本人对于支那中国的模式化偏见也无从说起。以往的革命叙事所提供的旧中国的社会图景依然在支配着他的银城想象。银城大盐商刘三公审时度世地送两个儿子留洋日本，并及时根据外边的机械化发展程度而改革传统的制盐产业，这不正是革命叙事中的民族资本家的翻版吗？所以说，革命记忆的前理解的存在，使得这些对革命历史的人性化还原都呈献出一种游戏于大小历史之中的态度，即使最为庸常的人生场景里也不难看到结构化的历史链条。

三

当然，在有些聚焦家族或村落历史变迁的书写之中，原来那种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落后走向先进、从失败走向胜利、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走向扬眉吐气的新中国进而走向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启蒙现代性性质的革命信念，则又回到古老而传统的历史循环论了。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马村的历史从民初以至，几乎就是围绕着两个家族的个人恩怨而展开的一系列厮杀，无论满清的革命，还是国共合作的抗日，及至后来的国共内战、土地革命以及中的武斗，都在这个小村的细微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也可以说马村的人都积极地参与了宏大历史的书写，但这些被写进历史教科书的东西，在马村却都成了家族恩怨的因由，黑白分明的敌我斗争也成了将对手至于死地的借口，凶杀、仇杀、情杀及绝望关头的自杀，一幕接着一幕地上演，然而全然没有人如醉心于启蒙现代性社会改造方案的启的知识分子那样，把自己这种参与和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相联系起来。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也几乎是对刘震云的马村故事的简单重复，村名换成了符驮，两个家族的争斗换成了借助阶级出身而当上村长的北存的长期野蛮的统治。北存变着花样以革命的名义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和需求，而那些村民为了实惠，也不断地给他包括性在内的满足。他在革命叙事占统治地位的年代里，几乎成了符驮村中的土皇帝。当他从村头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儿子成了村里的一把手，他的性问题却遇到了麻烦，没有村中的妇女愿意投怀送抱了。这时候因改革开放搞活市场的缘故，村中开始有了，他最后拉开脸去了一次，结果却怎么也无法再展昔日雄风。这种权力更迭的隐喻也正是历史循环论的另类表达，而在这里，革命似乎只是亘古不变的人性借以搬演的道具，大历史于是成了小历史的最为便捷的注脚。

所以，当这些作家们以人性化的名义、以道德化的姿态、以所谓个人体验的方式进入革命历史的时候，他们已经作为一个被结构化的符号，一方面存在着以往的革命叙事所留下的刻板印象，一方面承载了后革命氛围中的解构革命神圣性的自觉义务。以往的革命叙事在新旧中国之间建立了一种等级秩序，旧社会的一切所谓丑恶都是革命所斗争的对象，而通过革命斗争，为新的社会的发展指出光明的前途，然而如今的改写者要么通过对革命神话的翻旧出新，要么通过对人性化历史情景展开，要么通过对革命神话中启蒙现代性话语的追问，将那些高大全的英雄主义、绝对忠诚的信仰、苦大仇深的阶级对抗以及线性发展的逻辑，都别有用心地翻晒出来。

人们对过去的刻板印象经人道主义、人性论或者精神分析的一番描述，却发现历史不但存在多种的发展的可能，粉碎了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神话，而且革命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反成了无数人道主义灾难的根源。但吊诡的是，这般制造人道或人性与革命叙事不可通约的结果，不但无法找到除革命外还有什么更稳妥的改善社会黑暗和人性凶残的办法，而且既承认人性如此不可救药，那么告别革命或认同现存秩序，难道不就是人们的唯一的选择？这个问题也许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因为当把革命的原始教义丢在一边，却只顾展览其罪恶的时候，任何解构革命的行为就只能是革命的影子。当整个社会都以人道主义或人性论的策略反思革命的虚妄、盲目、非理性以及戕害人之尊严和生命的时候，把革命拉下神坛的行为很难说是英雄主义的壮举了。反革命的姿态不再是激进的，所有反对英雄主义的个人也无法和英雄划上等号，而失去了英雄称号的英雄行为，恐怕只能当作是对在制造消费革命资源的文化生产了。所以革命及其历史的宏大结构与人性化的日常图景虽然交相呼应，但却很难再一本正经起来，所以游戏成了他们出入大小历史的唯一态度。

国家意识形态总会不时地通过特定节日的纪念活动，如举行纪念晚会、参拜仪式、纪念征文、献礼影片及爱国主义教育展等，来强化我们的革命记忆。尽管这些记忆形式提供给了越来越多的革命历史的细节，甚至有的时候，它们之间还会以相互矛盾的方式，给我们以猜测和遐想的可能，但从总体上讲，却还是服务于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让我们既不要忘记历史又不要重复历史。然而，在这样的权威革命历史阐释之外，寻求历史发展的另一种解释或者可能的叙事，却也早已经是蔚为大观了。“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1，这一历史记忆的潜规则，是否适用于有着解构革命历史意图的叙事呢？

参考文献：

1选自保罗·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这种对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交换关系的揭示，在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中也有相应表述，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81－86页。

2 转引自海登怀特的《讲故事：历史与意识形态》，收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页。

3 选自《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4 选自李锐《银城故事·题记》，《收获》2002年第一期，第150页。

革命故事篇8

[关键词]《雪国列车》；革命话语；童话

2014年3月17日，《雪国列车》在国内公映。该作品是电影生产国际化的又一产物，由韩、法、美三国合作完成：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剧本来自法国同名科幻漫画，演员则大部分来自英语国家。影片2013年在国外上映之后，票房口碑俱佳。在国内上映后，由于其故事发生的背景、精彩的打斗场面及对技术的内在批判，被国内影视界定位为科幻片、动作片或反技术主义的作品。更有人因其作品中隐秘地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将其称为反乌托邦电影。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将《雪国列车》与其他类似电影进行比较就会发现：《雪国列车》的科幻性不及《星战》系列，动作性不及《生化危机》系列，反技术的色彩不及《黑客帝国》系列，至于将其称为反乌托邦电影则更是谬见。乌托邦是对一个未来美好的世界的想象，而反乌托邦作品往往告诉我们未来理想国度（尤其是此国度的实质是极权国家）的不可能。本片虽然有对极权统治的批判，但并没有重点关注理想国度的幻灭（从始至终并没有渲染列车国度的完美）。所以并不能算是反乌托邦。去除了这些标签，《雪国列车》实质上面向观众构造了一个关于革命的话语体系。当然，反抗和革命往往会成为商业片推销自己的大义凛然的面具，容易激发观众对内容的认同。然而遗憾的是，电影中的革命故事与其说是激发革命斗志的宣言，不如说只是一个革命的童话。

“童话”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儿童文学的一种体裁，通过丰富的想象、幻想和夸张来编写适合于儿童欣赏的故事”。在《辞海》中的基本解释是“儿童文学的一种，经过想象、幻想和夸张来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生活，增进儿童性格的成长”。综合起来大致可认为童话是针对儿童的富有想象力的文学创作。同时基于儿童的心理状况，童话还必须加上第二点，那就是故事简单。在童话中好人与坏人泾渭分明，情节上往往是好人战胜坏人，世界最后复归和平。为了简单，童话创作也就必须从复杂的生活中抽取出简单模式，让儿童看到他能理解的内容。电影《雪国列车》中构造的革命话语就是这样一个童话。它包含很多大众极易认同的内容：对贫富差异的不平、对暴力革命的赞赏、对技术的警惕及对未来的想象，等等，内容不可谓不丰富。然而这些看起来深刻的内容实质也是从复杂的现实中抽取出来的简单表达，没有涉及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对革命的童话化处理，误导了观众，导致了暴力倾向，加深了阶层之间的偏见。下面我们具体来看看《雪国列车》革命童话的内涵。

一、革命童话的末日背景

《雪国列车》将革命话语设置在末日背景并不是偶然。末日类题材之所以在当代艺术众多题材中一枝独秀，原因在于其故事背景的优势。末日类作品的故事往往发生在人类“末日”这一极端的人类生存境况。在这种境况下，以往掩盖的，不明显的社会冲突更容易被激发。另外，对末日的设想也可以迎合观众对未来的想象。将观众潜意识中的毁灭欲望释放出来，使其日常的悲观心理化为具体的未来。[1]作为宣扬人的自由的艺术，电影也必然要在末日中给人以希望。希望的给予往往是通过继承末日之前的理想，于是，末日之前无法实现的“革命”就成为末日类作品中十分常见的内容。《雪国列车》就基于一个末日背景来谈革命。未来幸存人类在一个永远飞驰的列车上，尾车民众不满头车的统治而揭竿而起进行暴力革命。作为商业片，科幻加动作再加一点政治，确实十分吸引眼球。从票房也能看到其受欢迎程度。然而如同其他此类影片一样，电影对革命进行了童话化处理。下面我们看看影片讲述的革命童话及问题。

二、革命童话的逻辑及问题

电影的革命逻辑从隐射社会的列车开始。列车由于其本身的特性，自然分为尾车和头车。电影将尾车幸存者与头车幸存者进行了强烈的对比。尾车的幸存者革命的原因是因为其生存状态：衣衫褴褛，只靠蛋白质块（观众知道，蛋白质块用蟑螂生产）维持生命，同时又受到头车统治者的随意摆布。人生而自由，自然就要寻求更多的权利。就如同他们说的那样：要牛排。积极追求自由和平等确是人的本性，如果这种追求从合法的途径无法获得，自然就要进行暴力革命了。

听起来义正词严的革命逻辑――因为我们被压迫和剥削，而统治者不劳而获，生活奢靡，所以我们要革命，这种不公正状态――其实是虚假的话语圈套，是一个标准的童话故事。因为它故意忽略了下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谁是“我们”？“我们”绝不是鼓动革命的人，而是社会的底层人民。这个“我们”往往由“底层阶层”向“阶级属性”突进，被塑造为一个阶级，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2]然而，社会分为不劳而获、穷奢极欲的统治阶层和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这只是一个被想象出来的图景。一个正常的社会总是存在一个数量上更加庞大的中间阶层。这个中间阶层对社会的感受是中立的，他们是社会的稳定器。[3]然而，在底层看来，中间阶层也是上层，也是他们仇视的对象，所以他们如同儿童那样，只把社会整体简单划分为我们和应该打到的他们，非此即彼。其实，阶级极端对立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只会在无秩序的情况下存在。因为秩序即意味着平衡，而极端对立是不会平衡的。电影忽略了，或者说关于革命的童话都刻意忽略了中间阶层的存在。那些鼓动下层去革命的人也刻意忽略中间阶层，刻意夸大“我们”和“他们”的差异，只是为了自己从中渔利。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公正”？底层人民往往将社会公正理解为“平等”。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现代政治思想，其强调的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总是被民众误以为是在现实中人人应该平等。其实大谬不然。中国历史上的造反运动给我们展示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原来的统治者被打倒，原来的下层成为统治者，然后下层再革命，永无止境。从反对不公出发的革命最后总是导致无谓的流血牺牲。我们可以按照追求“公平”的革命逻辑，演绎革命成功之后的故事。比如人类的出行工具总是会有差异。就当代而言，有人挤公交车，有人乘坐豪华轿车。这时候某些人告诉挤公交车的民众这是不公平的，鼓动民众“均富贵”，承诺革命成功以后人人有豪华轿车坐。于是民众跟着他们流血牺牲闹革命，而且运气很好成功了。那么革命承诺怎么落实？鼓动者成为统治者，发现不可能给所有人都提供豪华轿车。那么往往会有两个结果：第一，革命领袖及领导层接受了被打倒阶层的豪华轿车，他们自己坐。第二，革命领袖及领导层和大家一起挤公交。第一种情况显然就是换汤不换药。没坐上豪华轿车的民众有理由再革命。第二种情况，显然又从结果否定了革命。革命前我们坐公交，革命后还是坐公交。更重要的是，随着政权稳固，经济发展，个人能力的不同慢慢显现出来，总会有人有财力买豪华轿车，又会出现坐豪华轿车的人。那时候当然也会有坐公交车的人。那么这时候，按照以前的革命逻辑那就只能再革命。总之，这样的革命出现的两个结果都必然导致再革命。革命不已的结果只能是经济停滞、生灵涂炭，这就是可怕的循环革命的怪圈。

三、革命童话的两种结局

如何解决循环革命？列车统治者的解决方式是利用底层人民坚信的革命逻辑，来维护列车整体平衡。通过主角最后和独裁者维尔福德的对话，观众知道了底层穷人的领袖吉列姆（老先知）其实是独裁者维尔福德的合谋者。他们一起利用底层民众的革命逻辑，让底层民众有了革命“工作”，不会无所事事自我毁灭（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也有这样的故事）。列车统治者通过可以控制的革命来消减人口，最终使列车的人口和资源达到平衡。听起来很残酷，实则是统治者必然的选择。

还有一种解决方式则不是利用底层人民的定期革命来牟利，而是希望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理论上的探索以德国哲学家康德为代表。他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表达了其反对暴力革命的立场，强调启蒙即是人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4]虽然当论界对启蒙导致的理性至上进行了诸多批判，批评启蒙导致工具理性的高扬，在打破专制神话的同时又确立了启蒙的神话，等等。然而启蒙自有其积极价值，比如破除革命童话。首先应改变大众对“公平”的理解。公平绝不是平均分配。从列车的情况，其实也是从整个人类社会的情况看，物资永远不可能完全平均的分配。在某一时刻总是有人占有的多，有人占有的少。就如同我们今天的火车和飞机分豪华舱、商务舱和经济舱一样。这并不是不公平，而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状态。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做的不是鼓吹暴力革命，幻想实现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人人平均占有物质资料的童话。而是发展经济，提升社会整体财富。简单来说，首先是承认差异，其次是努力提高整体水平。

然而，《雪国列车》向观众暗示了社会不公正，却没有给出一个解决革命轮回宿命的方法。最后车毁人亡只留下两个孩子，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如果观众将电影的革命逻辑用来审视我们所处的社会（这是不可避免的），那首先是对复杂问题的极端简化，也必将导致解决方式的简单化。如果观众认同这种简化的处理矛盾的方式，将会给当代社会问题的解决带来灾难。当然，对人而言，自由的活着比不自由的活着好。但对于自身的被压迫，并不只是有暴力革命甚至同归于尽一条路可以走。人类的历史反复验证：缺少政治智慧的暴力革命会陷入革命的宿命轮回。在复杂的现实世界，我们不应该永远只是一个听革命童话的孩子。当下最迫切的是破除革命童话，发展斗争技巧。遗憾的是，包括《雪国列车》在内的末日题材作品往往侧重末日生存的残酷，既不注重对末日境况下人性的挖掘，也不注重末日秩序的再造。在精彩的动作、炫目的特效等掩饰下，童话思维大行其道，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用审美代替了理性思考。

[参考文献]

[1] 周斌.从现代电影看现代人的末日恐惧[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

[2] 黄科安.启蒙・革命・规训――“文艺大众化”考论[J].文史哲，2012（03）.

[3] 石庆环.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结构变迁及其特征[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4）.

革命故事篇9

摘 要：地处重庆革命老区渝东南民族地区的武隆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武隆县中小学在利用境内红色文化资源方面有好的做法和经验，但也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做好推进家乡红色文化资源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进课外活动的“四进”工作，才能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

关键词：武隆中小学 红色文化资源 利用调研

作者简介：项福库，男，长江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教授；朱小琴，女，长江师范学院2009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

地处重庆革命老区渝东南民族地区的武隆县，境内遗存有大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文化资源，其资源形态既包括革命的旧址、旧居、遗物等物质形态文化资源，又包括境内流传的革命先烈事迹、革命精神、革命歌谣等精神形态文化资源。近年来，为充分开发利用武隆县红色文化资源，深入推进渝东南民族地区中小学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活动的开展，笔者对武隆县红色文化资源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研究。

一、武隆县中小学对家乡红色文化资源利用之现状

1．境内红色文化资源分布现状。

其一，革命历史遗址。坨田红军战斗遗址，位于武隆县双河乡场以北约8公里的三重堂，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二路红军司令部、政治部双河场旧址，位于武隆县城以北约70公里的双河场上的两幢木楼里，现为武隆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坪坝苏维埃政府遗址，部分建筑尚存，已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平桥特支旧址，位于武隆县平桥镇乌杨村小河口小组；白马山战斗遗址，位于武隆县城西的乌江南岸，为历代军事战略要塞。

其二，革命先烈事迹。武隆县有许多革命先烈事迹，如1923年贺龙率川东边防军在江口镇除暴安良的故事；1929年10月，武隆地下党借贺龙的军威震慑国民党的“两顶博士帽”的故事；1930年四川二路红军在武隆县后坪坝领导农民运动时用稻草人扮“红军”让敌人空欢喜一场的故事；在浩口村红军渡发生的诸多革命历史故事；1942年武隆抗日英雄王超奎在保卫武汉的战场上带领一营士兵与日寇血战英勇捐躯的事迹传遍国内外，等等。

其三，烈士纪念建筑物。为了纪念为解放武隆和建设武隆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武隆县政府修建了白马烈士陵园、江口烈士塔园、火炉人民英雄纪念碑、武隆县城烈士墓、桐梓烈士陵园等纪念建筑物，现均为武隆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武隆县中小学在清明节开展缅怀家乡革命先烈扫墓活动。笔者调查得知，为了让中小学生铭记革命先烈，弘扬革命传统，加强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武隆县中小学每年都会在清明节组织学生参加缅怀家乡革命先烈的扫墓活动。如2012年3月31日，长坝镇中心校开展了“缅怀革命先烈，争做文明学生”清明节主题教育活动，全校师生到长坝镇烈士陵园，对为保卫家乡、保卫祖国而牺牲的革命先烈表示沉痛哀悼。同年4月1日，桐梓中学组织该校一千多名师生到桐梓山烈士陵园进行扫墓活动，全体学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誓仪式。当天，实验中学也开展了“缅怀革命先烈”清明节扫墓活动，新团员代表发言并带领全体同学在烈士纪念碑前郑重宣誓。通过在纪念碑前重温革命先烈的先进事迹并庄严宣誓，切实让中小学生接受到了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心灵的洗礼，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3．武隆县中小学在课堂教学中穿插介绍家乡红色文化资源。走访中得知，武隆县部分中小学校的老教师在历史、思想品德、语文课中少量地穿插介绍了家乡红色文化资源。如接龙小学“品德与社会”课教师在讲“家乡的美景、家乡的人”时，提到了武隆县火炉镇起义的英雄人物邵平阶、武隆抗日英雄王超奎等；语文教师讲《千里挺进大别山》一课时介绍了白马山战斗中刘邓大军击溃宋希濂20万大军的赫赫战功；武隆中学历史教师在“土地革命”教学中讲解了四川二路红军在武隆后坪坝建立农会、成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等史实。此外，武隆县中小学还利用其它形式对家乡红色文化资源进行了开发利用，如接龙乡中心校开展了慰问当地抗美援朝老战士的活动；武隆实验小学开展了“民族英雄说一说”的革命故事宣传活动，班、队会上以小品、小合唱、演讲、诗歌朗诵等形式宣讲革命故事。

总之，武隆县中小学对家乡红色文化资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利用，对帮助学生继承革命传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有些中小学对家乡红色文化重视、宣传的力度不够，利用的广度、深度、效度不够，校园红色文化氛围不浓。

二、武隆县中小学对家乡红色文化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采取抽样调查法对武隆县的“接龙”、“后坪”、“仙女镇”、“火炉”4所小学及“桐梓”、“白马”、“长坝”、“武隆”4所中学的128名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对部分教师进行访谈。从调查、访谈结果看，武隆县中小学对家乡红色文化资源利用中尚存在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校园文化建设中没有充分宣传家乡红色文化资源。在被调查者中有49%的中小学教师认为其所在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根本没有触及到家乡红色文化资源，多数中小学没有利用校园广播、校园网络和班级墙报等校园媒体传播家乡红色文化资源，也很少利用其它活动形式让师生了解和感受家乡红色文化。课外活动中，除了清明节扫墓时向学生介绍一点革命烈士相关事迹外，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几乎没有开发利用家乡红色文化资源。即使是地处革命老区的学校，校园中也感受不到红色文化的气息。

2．课堂教学中未能系统介绍家乡红色文化资源。调查显示，武隆县中小学仅有35.5%的教师认为家乡红色文化资源对中小学教育教学有很大的帮助，但课堂教学中却很少利用。究其原因，一是学校对家乡红色文化资源重视、宣传、挖掘不够，年轻教师对家乡红色文化资源知之甚少。在被调查的武隆中小学教师中，仅有39.5%的教师知道2处以上家乡革命遗址；武隆本地的年轻教师中仅有0.07%的人知道2处以上家乡革命遗址；大部分来自境外的教师只知道1～2处境内革命遗址。二是课时少、升学任务重，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师都以应付考试为目的，只重视书本上的知识，无暇顾及对家乡红色文化资源的介绍与普及。

3．乡土教材中尚未编人家乡红色文化资源内容。近年来，重庆市统编了一些乡土教材供各中小学使用，如初中乡土教材《重庆地理》、《重庆历史》及武隆县九年义务教育乡土教材《小学生德育读本》等，但是这些教材均没有将武隆县红色文化资源编人其中。迄今为止，武隆县各中小学均没有制定有关家乡红色文化资源的乡土教材编写计划，小学的“品德与社会”课教师在课堂上只是穿插介绍零散的武隆旅游资源而已，各中学由于升学压力大，根本没有通过开设校本课程去向学生普及家乡红色文化资源。

三、武隆县中小学利用家乡红色文化资源应采取的对策

武隆县中小学只有积极做好推进家乡红色文化资源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进课外活动的“四进”工作，才能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

1．积极推进家乡红色文化资源“进校园”。校园网络、校园广播、宣传橱窗、宣传条幅、班级墙报、手抄报等校园媒体是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应充分利用这些校园媒介，将家乡红色文化资源融人校园媒体传播中。如通过校园广播向师生解读历史上的今天在武隆发生了什么样的革命故事或英雄人物事迹；通过黑板报创办红色文化专栏，展出学生搜集的家乡红色文化资料；可组织学生绘制家乡红色文化资源手抄报；通过校园网络平台对家乡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宣传，使校园网络成为家乡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新载体。

2．积极推进家乡红色文化资源“进课堂”。各中小学教师应在适于引进家乡红色文化资源的课程教学中，主动运用“穿插式”教学法，选择典型家乡红色文化资源在课堂教学中适机插入进行普及。可拟定《县内红色文化资源穿插教学进度计划》，避免盲目性，使家乡红色文化资源进课堂能有序进行。鉴于新课程坚持以学生为本、回归生活的教学理念，建议教师可精选家乡红色文化资源创设教学情境，使课堂教学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更好地理解课堂教学内容。

3．积极推进家乡红色文化资源“进教材”。武隆县教育行政部门应组织人力对家乡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搜集、整理，启动中小学红色文化乡土教材编写工作。教材应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身心发展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编写。例如，对小学中、低年级学生，可编写乡土漫画教材，图文并茂，让学生在欣赏漫画中了解家乡红色文化资源；对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可编写家乡历史故事教材，讲述发生在武隆县的革命历史故事，让学生在故事情节中感受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对于高中生，可编写章节体的红色文化乡土教材，更高层次地传播家乡红色文化资源。此外，各中小学可组织教师编写家乡红色文化专题讲义供教师在教学中运用。

4．积极推进家乡红色文化资源“进课外活动”。一是利用班、团、队活动宣传家乡红色文化。各中小学可组织丰富多彩的班会、团会和队会，或邀请老红军讲家乡革命故事，或欣赏家乡红色文化宣传片，或举办家乡红色文化知识竞赛，把传播家乡红色文化与知识性、趣味性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深刻领会红色文化所孕育的精神内涵，陶冶情操，从中汲取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二是开展探究家乡红色文化活动。探究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团结协作的能力。武隆县中小学可借助家乡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引导学生进行课外探究，通过搜集阅读文史资料、调查红色文化遗存、祭扫烈士陵园等形式开展探究家乡红色文化活动。通过探究，既丰富了学生家乡红色文化知识，又培养了学生多方面的能力，是推进学校素质教育的极好方式。三是组织参观家乡红色文化遗址。学生对家乡都怀有深厚感情，参观家乡红色文化遗址对他们有着巨大吸引力，是普及家乡红色文化资源重要途径。通过参观，使学生身临其境地体会到革命前辈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和感染。

革命故事篇10

关键词：刘青霞故居；陈列展览；爱国主义；教育

人物类纪念馆是教育模式的重要载体之一，是形象立体的教科书、老少咸宜的社会课堂、雅俗共赏的文化娱乐场所。名人故居类纪念馆教育是藉助陈列展览、实物展品以及宣传活动，对公众进行形象、直观、生动的感性教育。在崇尚虚拟文化的网络时代，纪念馆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在古城开封解放路北土街段，坐落着一座清代民居四合院――刘青霞故居。这是刘青霞在开封的住所，也是开封较为典型的人物纪念馆。名人故居或人物类纪念馆讲究氛围感受，注重考据还原。其陈列展览、复原陈列展览是对人物生平经历的真实再现。本文所谈到的刘青霞故居纪念馆展览，是展示刘青霞的爱国主义精神实质和业绩成就的主题陈列展览。展览以明确的人物主题贯穿于内容始终，以人物相关的展品实物作为展示基础；结合多种艺术手段和信息组合手法，向观众传播特定的与人物主题相关的信息，从而达到影响其认知与观念的传播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凸显出人物纪念馆的教育功能。

1 开封刘青霞故居的历史沿革

开封刘青霞故居是刘青霞在开封的住所。刘青霞故居位于开封市刘家胡同，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距今已经130余年。故居为北方四合院式居住建筑，被开封人称为“刘家宅院”，2006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青霞故居纪念馆于2011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区”。

刘青霞是河南安阳人，原名马青霞，后嫁于开封尉氏县刘耀德为妻，遵夫姓，改称刘青霞。她仗义疏财、侠肝义胆、献身革命，是中国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慈善家，是我国新学教育、女学教育的先驱，人称“辛亥女杰”。光绪皇帝曾诰封她为“一品诰命夫人”。孙中山先生为她题写了“天下为公”和“巾帼英雄”八个大字。老百姓把她比作秋瑾，故有“南秋瑾，北青霞”之说。在20世纪初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刘青霞先后经历了、辛亥革命和。她在积极投身革命事业的同时，还兴办学校，造福乡里。刘青霞故居是开封的一张文化名片、精神名片。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历尽沧桑巨变，在古城开封的近代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印记。

2 突出纪念馆陈列展览的教育意义

想要突出刘青霞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在陈展设计展览大纲中就要了解观众需求，突出主题。刘青霞故居纪念馆在陈列展览方面的设计思想是以刘青霞女士的革命生涯为主线，以现有的历史资料为脉络，以弘扬爱国、奉献、办学、革命为着力点。陈展大纲的内容形成历经两个阶段：一是形成阶段，即大纲编写人员在进行广泛的实地考察、走访和搜集文物资料以及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陈列展览的内容做一个初步的框定[1]。二是征求意见阶段，邀请开封市博物馆的相关专家对大纲的初稿进行会审，并先后到安阳马氏庄园、尉氏县刘青霞故居、刘少奇纪念馆等业内同行处上门求教，请他们对大纲内容、表现形式等艺术展示方面的问题进行指点，最终形成了内容和形式上比较成熟的展览大纲。

其次，在文字展览和陈列展览的形式上，一定要把握好纪念馆的文化特质。明确主题，找准主线，围绕“爱国主义”这一中心进行渲染，使内容和形式能够紧扣主题展开，从而确保每个部分以及单元内容之间有相对独立性，又有连贯性和严密的逻辑性。所以在对每间厢房展览的设计形式上都要做到主题都有把握，专题有侧重，同时还要相互衔接，层层递进[2]。其中，在刘青霞故居的陈列展览中的“造福桑梓”、“兴教办学”、“投身革命”、“天下为公”等板块，都着重讲述了刘青霞的爱国情怀和投身于革命事业的伟大壮举。在展品陈列设计中，也要主动与爱国主题相呼应，采取文物与场景相结合，照片与文字相结合，文物与故事相结合的形式，凸现文物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最后，注重环境营造，达到内外和谐。纪念馆的环境是陈列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陈列展览的外在扩展，起烘托室内陈列主题气氛、营造情感氛围作用[3]。刘青霞故居有独特的布展结构，以四合院的厢房为主要展览区域，古建筑的环境使游客在参观时更容易设身处地感受氛围，同时在渲染爱国主义的情绪时更容易使观众引起共鸣。故居还注重充分利用厢房的楹联来烘托渲染主题。设计人员对室外环境提炼定向，通过网上征稿的形式初步征集楹联内容，随后由专家进行评选与反复提炼，以保证最终选用进行雕刻及展示的作品用词精炼、音调和谐、格律严谨、内容贴切。如：“乐善好施尽展巾帼志，兴教办学图国傅强”、“散家财以报国名垂青史，襄义举而倾心魂若丹霞”等。这些楹联紧紧围绕刘青霞的爱国事迹，体现她天下为公、仗义疏财的情怀，立意深远，文笔考究，含义深刻。通过这些气氛的渲染使观众情绪自觉地转换进入特定的主题陈列，为即将陈述的刘青霞生平事迹做好铺垫。

3 刘青霞故居对于宣扬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

刘青霞故居纪念馆作为构成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开封的重要文物古迹之一、开封“红色游”“名人游”旅游规划上重要的一环，对开封“文化古城”的城市名片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开发和利用刘青霞故居不仅有利于文物保护，同时对于促进开封红色旅游事业发展，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具有较大的示范意义。对于弘扬中国伟大民族精神、加强对青少年道德文化建设的需要，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活动内容[4]。

积极发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旅游，将思想道德教育列为现小学、中学教育中重要的部分，在参观游览中将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输送给广大游客，有利于传播爱国思想文化，提高公众思想道德素质，特别是有利于对青少年进行精神激励和思想启迪。

现在的刘青霞故居纪念馆已经成为焦裕禄干部学校现场教学点、开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广大学校和机关、企业单位提供了党课、党日活动等学习教育场所。纪念馆通过多种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广泛、深入、持久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提升了公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激发了大家的爱国主义情怀。

参考文献

[1] 饶竞若.注重人物精神提炼 突出陈展总体印象――纪念馆陈列布展工作体会.《2013中国人物类博物馆、纪念馆陈列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9月第1版

[2]、[3]刘岩石.浅谈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教育功能及路径选择

[4]吴江.《中原名宅 刘青霞故居》.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