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诗词十篇

革命诗词篇1

1926年，时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为在汕头市创办的《岭东民国日报》的副刊题词：“革命”。

1937年秋，主席在延安为1935年3月5日在广东龙川鸳鸯坑被反动派杀害的闽粤赣红军游击队司令员古柏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1938年，时任八路军驻南京代表的将军在广州题写了一首题为《羊城怀旧》的七言诗，诗日：“百战归来意气雄，念年人事各西东。关心最是公园路，十丈红棉依样红。”

1950年10月，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的为广东电台建台一周年题词：“大家办广播，大家听广播”。

1950年11月18日，时任部长的陆定一在观看了广东省华南文工团演出的《乘风破浪，解放海南》后题词：“看了《乘风破浪，解放海南》很高兴，相信这个戏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欢迎。敬向华南文工团致我的祝贺，并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成就”。

1950年，主席应著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的函请，为在广州出版的《华侨新闻》题词：“共同奋斗”。

1952年，主席为位于广州市的华南农学院题词：“华南农学院”。

1955年11月10日，总理为广东粤剧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1956年12月，元帅在从化温泉题写了一首题为《温泉晚步》的七言诗，诗日：“来到溪山绝胜处，安排笔砚即为家。看罢瀑布天色晚，缓缓戴月走溪沙。”

1957年2月，元帅在广州题写了一首题为《广州》的七言诗，诗日：“高阁羊城接大荒，聘怀极望郁苍苍。四时春气荣花木，千载唐音听粤腔。海舶百年来祸患，谪人历代富篇章。最是人民革命好，黄花岗连红花岗。”

1957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在广州题写了一首题为《广州起义三十周年纪念》的七言诗，诗日：“广州起义继南昌，旗帜鲜明见主张。只有人民救中国，更无道路是康庄。将成即毁原尝试，虽败犹荣应赞扬。岗上红花开满地，卅年前事永难忘。”

1957年12月11日，座落在广州市中山三路东较场北面红花岗上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落成，总理亲笔为陵园题词：“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陵园中心隆起的圆形墓圹的护墙上镌刻的是元帅的题词：“广州公社烈士之墓”；湖心纪念亭上悬挂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的题词：“血祭轩辕”。

1958年7月2日，总理在新会县视察时，为新会县劳动大学题词：“工农结合，城乡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

1958年7月7日，总理在新会县视察时，为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工作题词：“全国商业部门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应该向新会学习，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节，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扩大加工，变一用为多用，勤俭节约，变破旧为崭新，把工农商学兵联成一片，密切协作，为全面地发展生产服务，以便更好地实现勤俭建国、改造社会的任务。”

1958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在新会县题写了一首题为《游压门返舟中望风山龙子塔》的七言诗，诗日：“凤山龙子塔，耸立显孤高。风展翅迎人，龙昂首相招。俯数银洲帆，远接压门潮。树木郁葱葱，衣被峰嵋蛲。工农自作主，山塔秀益饶。舟行入江门，回望夕阳骄。”

1958年，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珠江口题写了一首题为《舟过虎门》的五言诗，诗日：“飞舟过虎门，海阔海云深。敌氛今已靖，应以慰关林。”

1958年，总理在新会县棠下镇周郡农业社视察时题词：“冲天干劲周郡社，英雄人物数今朝”。

1958年，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丰顺县汤坑镇题写了一首题为《过汤坑》的七言诗，诗日：“八一红旗卷岭南，汤坑鏖战日无光。只缘棋误三军挫，还使猴冠四姓狂。正义终能除大敌，丹心永照著鸿章。千秋事业缘非易，莫讶人间一瓣香。”

1959年1月23日，元帅在广州题写了一首题为《登石门山》的七言诗，诗日：“石门山上望韶关，千里江船一日还。一船拖得十三艘，霎时飞过荔枝湾。”

1959年1月27日，元帅在从化题写了一首题为《从化温泉》的七言诗，诗日：“梅花开后桃花开，绿竹青松夹岸排。唯有荔枝园更好，林空喷出暖泉来。”

1959年2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广州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光荣牺牲的何济公联合制药厂化工车间女工向秀丽题写了一首题为《赞向秀丽同志》的诗，诗日：“向秀丽同志，你全身都化为了光，你是英勇的献身精神的形象!酒精那能够毁灭你呵!而是使你永生在人们心上。你没有辜负党的培养，你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你是优秀的党的女儿，你永远是人民的榜样!”

1959年2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在广州题写了一首题为《春节看花市》的七言诗，诗日：“迈街相约看花市，却倚骑楼似画廊。束立盆栽成队列，草株木本斗芬芳。通宵灯火人如织，一派歌声喜欲狂。正是今年风景美，千红万紫报春光。”

1959年2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在广州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光荣牺牲的广州市何济公联合制药厂化工车间女工向秀丽题写了一首七言诗，诗日：“磊落光明向秀丽，扶危定倾争毫厘。一身正比泰山重，风格如斯世所师。”

1959年2月17日，元帅在高要县城北的七星岩游览时，为星岩牌坊题写了“七星岩”三个大字，并题写了一首题为《游七星岩》的五言诗，诗日：“七星降人间，仙姿实可攀。久居高要地，仍是发冲冠。开心才见胆，破腹任人钻。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

195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在广州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光荣牺牲的广州何济公联合制药厂化工车间女工向秀丽题写了一首题为《纪念向秀丽同志》的七言诗，诗日：“烈物延烧势甚危，纵身扑火不犹疑。谨防爆炸将旁及，忍受燔焦强自持。风格在於维大局，精诚所到树红旗。重伤百药都无效，忘我仪型永世垂。”

1959年2月，元帅在广州题写了一首题为《和郭沫若同志》的七言诗，诗日：“百花齐放遍城乡，灿烂花光红满堂。更有心花开得好，一年转变万年香。”

1959年2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广州拜谒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时，题写了一首题为《红花岗》的七言诗，诗日：“冬来我谒红花岗，烈士陵园溢耿光。星火燎原天历改，白虹贯日庆云翔。英雄树下花争放，血谊亭边桂有香。三十二年如反掌，遍江乡。”

1959年6月16日，元帅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光荣牺

牲的何济公联合制药厂化工车间女工向秀丽题写了一首题为《向秀丽歌》的长诗，诗中写道：“向秀丽，爱集体。投身烈火，防止爆炸，救了全厂，英勇地牺牲了自己。向秀丽，爱集体。你烧伤的消息传开，几百人到医院排队，自愿输血献皮来救你。成千封信从全国各地送来慰问你……向秀丽，你是真正勇敢的人，你经得起考验，你经得起暴风雨。你在烈火中永生；那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在你面前是多么卑鄙!”

1959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在广州市参观花都区新华镇官禄布的洪秀全故居时，题写了一首七言诗，诗日：“天王理想今全现，扫尽不平才太平。留得千载龙眼树，年年展眼看分明。”

1959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在珠江口题写了一首题为《虎门》的七言诗，诗日：“平畴蔬稼无边绿，夹道松桐一望齐。一将当关门号虎，万夫起舞夜闻鸡。人间黑雾沉于海，天上红霞化作堤。道是林公焚毒处，丰碑铁壁护灵栖。”

1959年，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光荣牺牲的何济公联合制药厂化工车间女工向秀丽题词：“向秀丽同志的崇高品质，值得我们所有共产党员学习。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我们极需要她那种只有人民利益不计个人一切的伟大牺牲精神!”

1959年，元帅为重修的位于肇庆市阅江楼的叶挺独立团团部纪念馆题词：“叶挺独立团团部纪念馆”。

195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新会县视察葵艺厂时，为葵扇工人题写了一首四言诗，诗日：“清凉世界，出白手中，精逾鬼斧，巧夺天工，飞遍寰宇，压倒西风。”

1959年，广州解放纪念像在广州市珠海广场建成，纪念像的像座上镌刻的是元帅的题词：“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解放纪念”。

195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广州市为陈家祠题写了一首五言诗，诗日：“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果然造世界，胜读十年书。”

1959年，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广州题写了一首题为《慰抗洪战士归来》的七言诗，诗日：“入春风雨尚均匀，莫道天公恩惠深。狂霰袭来瓦欲裂，恶涛卷到岳为倾。人民自有回天力，蛇蝎难施蟊毒针。我信奇迹现秋后，灾痕不见见新村。”

1960年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在佛山市为民间艺术社题词：“老的艺术，新的智慧，推陈出新，昔所未见。”

1960年4月，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为介绍同年2月26日英德马口纸厂失火后，马口人为抢救国家财产奋不顾身英勇灭火的《马口英雄谱》一书题写了一首题为《为题词》的四言诗，诗日：“灭火牺牲，精神不死；抢救烧伤，视人如己。崇高风格，波属云委；共产社会，新苗茁起。”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为湛江市的青年运河题词：“雷州青年运河”。

1960年，元帅在深圳题写了一首七言诗，诗日：“费尽天才为走私，欺人绝技足惊奇。海关自有降魔术，腹里藏金一验知。”

1961年2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湛江市题写了一首题为《堵海工程》的七言诗，诗日：“十三华里大堤长，毅力拦腰斩海王。开拓盐田万公顷，争收粮食亿斯箱。取材但用泥将石，并举欣看土结洋。东海岛今成半岛，苍波红日颂无疆。”

1961年3月3日，元帅在广州题写了一首题为《游越秀公园》的七言诗，诗日：“越秀公园花木林，百花齐放各争春。唯有兰花香正好，一时名贵五羊城。”

1961年3月，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佛山市为民间艺术社题词：“心灵手巧，推陈出新，促进民问艺术，发扬传统精神。”

1961年4月12日，元帅在肇庆北郊的七星岩题写了一首题为《游肇庆七星岩》的七言诗，诗日：“借得西湖水一圜，更移阳朔七堆山。堤边添上丝丝柳，画幅长留天地间。”

1961年1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从化流溪水电站题写了一首题为《流溪水电站即景》的五言诗，诗日：“阻塞流溪水，山头造海洋。人工飞瀑布，电力发灯光。万矢云中射，双虹峡底张。群峰负势上，天宇一葱珩。”

196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肇庆题写了一首题为《登阅江楼怀叶挺及独立团诸同志》的七言诗，诗日：“北伐从征忆昔年，党军独立一雄团。纵教汀贺传天险，终使吴刘受痛歼。革命前驱红十月，捐躯遗恨黑茶山。阅江楼上流风远，心绕延河烈士园。”

1962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佛山市为民问艺术社题写了一首七言诗，诗日：“凭将秋色千张纸，夺取乾坤万象春。神以人灵神已废，如今百姓尽为神。”为石湾美术陶瓷厂题写的一首五言诗是：“陶瓷尊独创，何用仿元均；艺与道俱进，品随岁更新；求精培国粹，服务为人民；天地凭开拓，钻研要认真。”

1962年3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中山县孙中山先生出生地翠亨村题写了两首题为《访翠亨村》的七言诗，其一为：“珠江门户漾春风，三角洲中水量丰。满望农耕秧子碧，沿途花放木棉红。华堂轮奂无都鄙，帝政有巨公。我在翠亨先奉告，工农已作主人翁。”其二为：“酸豆一株起卧龙，当年榕树已成空。阶前石井苔犹绿，村外木棉花正红。早识汪胡怀贰志，何期陈蒋叛三宗?百年史册春秋笔，数罢洪杨应数公。”

1962年3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佛山市为民间艺术社题词：“薄游佛山，如坐春风”。

196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广州市西郊荔湾湖畔的泮溪酒家题词了一首赞扬粤菜的七言诗，诗日：“盘中粒粒皆辛苦，槛外亭亭入画图。齐国易牙当稽颡，随园食谱待耙疏。隔窗堆就南天雪，入齿回轮北地酥。声色味香都具备，得来真个费工夫。”

196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广州为文化公园题写了一首七言诗，诗日：“歌舞楼台逐岁新，万民同乐四时春。园林花卉阴阳变，体育文娱劳逸均。列馆骈开增智慧，周年轮展益精神。上游直上探星宿，十载重高戒旦辰。”

1963年1月5日，元帅在新会县题写了一首题为《圭峰》的七言诗，诗日：“万众挥锄绣大地，让人拈笔作诗篇。江山岁岁添新境，如此圭峰写不完。”

1963年，元帅在广州市为兰圃公园题写了“兰圃”两个大字。

1964年2月10日，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湛江市题写了一首题为《为湛江博物馆抗法馆题》的七言诗，诗日：“不甘俯首听瓜分，抗法人民组义军。黄略麻章皆创敌，寸金桥隔自由云。”

1964年2月24日，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为某部舍身救列车的班长欧阳海题写了一首题为《向欧阳海同志学习》的七言诗，诗日：“赴汤蹈火如需要，‘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好战士，说得出来做得到。曾经跳下冷水井，救出小孩非由请。又曾跑进大火房，背出邻家老大娘。见义勇为出天性，生平只知‘干革命’。一本毛选不离身，书能活用可通神。舍生冒险救车祸，百千人命得

安妥。忘我精神世所钦，钢铁意志火红心。”

1964年2月25日，元帅为某部舍身救列车的班长欧阳海题词：“学习欧阳海同志高度自我牺牲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64年3月13日，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南海县题写了一首题为《游西樵后寄玉阶》的五言诗，诗日：“西樵何所有?岩上白云多。览之自怡悦，述与子同歌。”

1964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广州游览白云山时，得知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游白云山时曾留有“天风海水白云间”的诗句后，即题写了上联“旭日朝霞红雨乱”，并说应把“天风海水白云问”中的“问”改为“闲”字更好。就这样，白云山从此就有了一副妙联。

1964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广州市南园酒家为该酒家题写了两首诗，其一为：“此是工人天外天，解衣磅礴坐高轩。层楼重阁怡宫殿，雄辩高谈满四筵。万盏岩茶千盏酒，三时便饭四时鲜。外来旅客咸瞠目，始信中华是乐园。”其二为：“南园不是大观园，乃是人工极乐园。工友而今天下主，南园仍是大观园。”

1964年，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湛江市西南的湖岩游览时题写了一首五言诗，诗日：“四山围一湖，湖水明如镜，山边有岩洞，岩与湖光映。”

1965年6月15日，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重访普宁市流沙镇的“八一南昌起义军南下部队指挥部军事决策会议旧址”时，题写了一首题为《革命纪念馆》的七言诗，诗日：“三十八年如转瞬，流沙胜地我重来。当时烽炬传千里，从此风雷遍九陔。正道沧桑凭掌握，新天日月费安排。而今美帝疯狂甚，纸虎须教化作灰。”

196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梅州为梅州专区的建立题写了一首七律，诗日：“梅江浩浩东南去，鼓荡熏风据上游。健妇把犁同铁汉，山歌入夜唱丰收。灵禽闻有翎五彩，文物由来第一流。今庆专区新建立，红旗插到九重头。”

1965年，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广州为白云山庄的双溪寺题词：“绿树多生意；白云无尽时。”

1966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广州题写了一首题为《广州花市》的五言诗，诗日：“去年花市好，不与往年同。今年花更好，为见开门红。华灯照不夜，歌声喜欲狂。人人争买花，忙煞卖花郎。花市过午夜，春浓风更吹。攘攘人百万，个个买花归。来年花更好，建设亦相同。旖旎春如锦，看花人更红。”

1966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肇庆市七星岩题写了一首题为《七星岩》的五言诗，诗日：“七星拔地起，洞穴腹内装。沥湖环四面，千顷姿。阆风亭欲飞，玉屏如铁樯。石室叹钻天，景福秘地藏。壁上题词句，千年成诗廊。对山擎天柱，任人说玄黄。……”

1966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肇庆市的鼎湖山题写了一首题为《鼎湖飞泉》的七言诗，诗日：“鼎湖新老自年年，万种千名卉木全。十里绕山看不足，欣于峰转得飞泉。”

1970年，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在广州题写了一首题为《羊城农历除夕喜遇叶剑公》的七言诗，诗日：“羊城农历岁云凋，满眼风光兴趣饶。破旧已无花上市，迎新将有艺如潮。曾经绚烂归平淡，不信怀柔与叫嚣。备战相逢岂易得，馀生能乐几今宵?”

1973年，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在广州题写了一首题为《一九七三年春节羊城重开花市》的五言诗，诗日：“除夕在羊城，重临盛会新。四时花似锦，万众面皆春。锣鼓喧霄汉，云霞出海滨。南邻庆胜利，举酒送瘟神。”

1977年11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广州题写了一首题为《松园》的七言诗，诗日：“四面青山列翠屏，松园终不老闲身。会当再奋十年斗，归读阴那梅水滨。”

1978年5月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广州题写了一首七绝，诗日：“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小憩羊城何所遇，英雄花照一劳人。”

1979年6月，在潮阳县棉城镇的文光古塔下，为在“”中被、“”迫害致死的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竖立了半身铜像，铜像基座上镌刻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的题词：“蔡楚生先生是中国电影的先驱者”。

1979年11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粟裕大将在肇庆星湖波海楼题写了一首题为《西江浩荡映九天》的七言诗，诗日：“西江浩荡映九天，北斗七星降凡间。更喜人和兼地利，长征路上着先鞭。”

1979年11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粟裕大将在南海县题写了一首题为《游西樵》的诗，诗日：“西樵景色堪夸，路转峰回如画。华盖出白云，千尺珠帘高挂。当年欲避尘寰，而今乐在人问。亭阁映天湖，为四化装点江山。”

1979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游览了肇庆市的鼎湖山后，在广州题写了“鼎湖山”的山名。

197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粟裕大将在八一南昌起义52周年后重来潮州市游览时，题写了一首题为《颂涵碧楼》的五言诗，诗日：“伟哉涵碧楼，战局费运筹。潮州七日红，青史垂千秋。”

1979年，深圳市西丽湖度假村创建，其原名为“西沥水库度假村”，后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题词“西丽湖”而易名为“西丽湖度假村”。

1979年，珠海建市后，大规模修建了珠海烈士陵园内的烈士墓，陵园的大门一侧镌刻的是元帅的题词：“珠海烈士陵园”；陵园内拜台正面的墙壁正中镌刻的是元帅的题词：“香洲烈士”。

1980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视察深圳时给蛇口工业区题词：“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梅县题写了一首题为《回梅县探老家》的七言诗，诗日：“八十三年一瞬驰，木窗灯盏忆儿痴。人生百岁半九十，万丈霞光值暮时。”

1980年，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为母校梅县东山中学题词：“努力教学，为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1981年4月，元帅为珠海狮子山赍志亭题写了一副对联，联日：“浩气贯苍穹，英魂有恨填香海；伤心悲世道，吊客何堪问佛山。”

1983年，元帅为纪念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40周年题词：“向具有光荣传统的东江纵队致敬”。

1983年，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为纪念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40周年题词：“南城光辉，海外蜚声；艰苦风范，永继永存”。

1984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深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4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珠海市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

198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视察中山市时为温泉宾馆题词：“发展旅游，促进四化”。

1984年7月，聂荣臻元帅为普宁市流沙镇的“八一

南昌起义军南下部队指挥部军事决策会议旧址”题词：“八一南昌起义军南下部队指挥部军事决策会议旧址”。

1984年10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为《羊城晚报》题词：“祝羊城晚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祖国统一事业作出新贡献”。

1984年11月，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在中山市温泉视察时题词：“旅游胜境”。

1985年2月，元帅为普宁县大南山镇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四师野战医院旧址题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四师野战医院旧址”。

1985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深圳建立的华侨城题词：“深圳特区华侨城”。

198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广州为广交会题词：“广交互利通天下”。

1986年3月，元帅为广州侨光制药有限公司题词：“发展医药造福人民”。

1986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深圳为国贸大厦题词：“深圳国际贸易中心”。

1986年7月，湛江市重修了“寸金桥”，桥两头分别竖碑一方，碑上分别镌刻的是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生前的题词手迹“寸金桥”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生前的题词手迹“一寸河山一寸金”。

1987年12月12日，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在中山市视察时题词：“争取在五年或者稍多一些时间，节、创汇十亿美元，望锐意开发，奋勇前进”。

1987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为广州起义纪念碑题词：“广州起义烈士永垂不朽”。

1988年4月5日，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为1927年被反动派在汕头市杀害的左派人士李春涛题词：“李春涛烈士永垂不朽”。

1988年国家副主席王震上将在广州华侨大厦品尝潮州茶和工夫茶后题词：“潮州佳肴甲天下”。

1989年10月，位于梅县雁洋镇虎形村的纪念馆竣工，国家主席杨尚昆为纪念馆题写了“纪念馆”的馆名。

1990年7月17日，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祝愿珠海经济特区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遵守宪法法律和政策，发挥各种优势，抵制各种糖衣炮弹的腐蚀，搞好外引内联、外向型生产和内外贸易，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特区的窗口和基地作用”。

1991年2月，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原中国人民总参谋长杨得志上将在视察肇庆市星湖时题词：“预备役林”。

1991年9月10日，座落在惠阳县淡水镇的叶挺纪念馆举行了揭幕典礼，纪念馆展出有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题词：“叶挺同志一生为正义光明奋斗不屈不挠，我对他无限崇敬!”

1991年9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为北岭旅游度假区题词：“军援建肇庆大北岭开发区，望早日实现东方日内瓦的畅想”。

1992年3月，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原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为珠海市中医院题词：“发展中医事业，为特区建设服务”。

1992年11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视察肇庆市的星湖时题词：“山光水色第一”。

1993年，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上将为深圳民营企业家陈慧群题词：“鹏程万里”。

1994年，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小学被省教育厅命名为广东省一级小学，该校陈列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生前的题词：“百丈再百丈，攀登高峰上”。

1996年1月，原中共中央主席在游览肇庆市的鼎湖山和七星岩时分别题词：“山奇水秀”；“南国胜境”。

1996年2月7日，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在江门市五邑大学视察时题词：“面向地方，服务基层”。

1996年2月10日，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在新会县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视察时题词：“团结进取扎实奋斗”。

1996年9月4日，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为汕头市紫薇星电子实业有限公司题词：“科学养生，健康益友”。

1998年1月18日，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中将为紫薇星电子实业有限公司题词：“开发保健产品，造福人民健康”，

1998年3月，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为汕头市紫薇星电子实业有限公司题词：“发扬传统科学，服务大众健康”。

1998年12月，红线女艺术中心在珠江新城落成，二楼展厅内展示有总书记生前为红线女的题词：“祖国的骄傲”。

1999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为《沧海英雄――“八六”海战钢铁战士麦贤得人生纪实》一书题写书名“沧海英雄”。

2000年1月，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中将为深圳墨宝园题词：“先辈前赴后继三座大山，后昆继往开来完成未竟伟业”。

2000年1月，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为深圳墨宝园题词：“老去又逢新岁月”。

革命诗词篇2

一、上阕与下阕中寄情于景、托物言志写法的解读

1.词的上阕以写景为主，借景抒情，托物言志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表面上是描写枫叶如火之美景，实则是诗人抒发心中火一般的革命豪情。红色的枫叶象征着革命、烈火、热血、光明。“万山红遍”正是诗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从这些美丽景色中，诗人想到了“万类霜天竟自由”，要想获得自由，就要像“百舸争流”一样奋勇向前，要想自由，就要像“鹰击长空”一样到更广阔的地方去，抒发了诗人积极奋斗、冲破束缚的革命情怀，寄托了远大的革命志向。看着这些美景，在抒发了革命者追求自由的情怀后，就进入了深层次的思考，发出了一句感叹“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以写景很自然底过渡到抒情，为下阕的抒情作了成功的铺垫。

2.下阕以抒情为主，寄情于景

诗人在抒发豪情壮志的同时，也写出了壮丽的景色，在强烈的感情中也蕴含着诸多美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诗人将过去不平凡的岁月写成了峥嵘的山峰，给人以美的感受，使无形的感情化为形象化的美景，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形象感，给人一种崇高之美。“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抒发了诗人对恰同学少年时从事早期政治活动的怀念之情，表达了诗人的革命豪气，展示了风发正茂时代等青年学子在江中心激流中学习游泳的宏伟画面。不论是“谁主沉浮”的自我拷问，还是“粪土当年万户侯”、“到中流击水”的回忆抒情，都含蓄地表达了无数热血青年为主宰祖国未来命运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的豪情壮志。正是这种寄情于景、托物言志的写法，能够产生触景生情、情景交融的良好效果，在含而不露中吸引读者、感动读者。

二、景与情之间关系的处理技巧简析

1.景与情在结构上的安排技巧

《沁园春・长沙》主要可以分为四幅画面：独立寒秋、湘江秋、峥嵘岁月、中流击水。以第一幅独立寒秋图，诗人于深秋时节独立橘子洲头，望着向北奔涌不息的湘江之水，激发了诗人波涛般的革命热情，给下文的情感抒发酝酿了良好的感情之基。第二幅湘江秋景图，是诗人看到万山红遍的枫叶而抒发了火热的革命情怀。前幅图的景与情的关系就是：寄情于景。以景为铺垫，触景生情，先景后情，这样所抒发的感情就会很自然，而不会有突兀之感。下阕主要是由第三、第四幅画面构成。第三幅峥嵘岁月图，则是通过对求学时代的思念回忆之情寄托在诗人等青年学子进行早期思想政治活动的情景画面。第四幅图，本来是到达了感情的最高潮部分，是抒发豪情壮志的句子，诗人却采用了寄情于景的写法，将不怕艰难险阻、不断斗争的革命豪情壮志用中流击水的画面来表达，给人留下回味无穷的韵味。从后两幅画面来看，从结构上分析，其景与情的主要关系是：先情后景，以景结情。这是与上阕前面写景后面抒情明志的结构有区别的地方。从上阕下阕和整体结构来看，景与情的关系是：触景生情，景由情生；以景结情，先情后景。正是对景与情在结构上的灵活应用，增强了这首词的无穷魅力。

2.景与情在内容上的选择技巧

一草一木皆关情，景语即情语，诗词中的景物诗人情感的载体。诗人要抒发一定的感情，就要借助一定的景物作为意象，通过写景与抒情的融合，来创造出诗歌的意境。从《沁园春・长沙》这首词来看，整首词都洋溢着热烈、奔放、奋发、进取的词风，表达的是到中流击水的革命豪情和我主沉浮的凌云壮志。故此，诗人也选取了与所抒感一致的内容：譬如独立寒秋的画面，表面是说在深秋世界诗人独自一人站在湘江边上，从其所包含的情感和意义来看，“寒秋”意示着青年志士的成长成熟必须要经过像寒霜一样的考验，“独立”二字的表面是指诗人独自一个人，实际上则有暗指诗人不愿与平庸之辈为伍，与想成为“主沉浮”的革命者的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的情感抒发相一致。此外的“湘江秋景”、峥嵘岁月、中流击水等四幅画面都与诗人所表达的革命豪情壮志相吻合。从内容角度分析，整首词体现了景与情的对应关系：以景衬情，情景融合。正是采用寄情于景、托物言志的写法，通过景与情在内容上的完美契合，达到了情景交融抒豪情的境界。

革命诗词篇3

一派天地英雄气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在县级机关担任中共党史理论教员时，读过长征这段历史，领会过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总结长征意义所作的极其崇高的评价，在脑海中确认，长征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是举世无双的壮举。今天，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再读长征期间创作的诗词，深受“诗美怡神”的感染，诗中展现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及英雄浩然之气，令人心灵震颤，挥之不去。这是因为：

其一，长征诗词充分展示了诗风的“雄豪”个性。

诗词作品的主导风格是豪放，其实就是“雄”，它有一种雄视千古、运转乾坤的气概，这在长征诗词中展现得极为充分。

从“刺破青天锷未残”的蓝天砥柱，到“倚天抽宝剑”裁“昆仑”，这是改天换地的政治家诗人发出的雄浑奇想，也只有立足于世界历史的巨人，才有如此超凡的气魄；

从骑在战马上遥望“离天三尺三”的高山而扬鞭猛进，到“万马战犹酣”的痛快淋漓，可见红军这股革命铁流锐不可挡的雄姿，可感那“倒海翻江”的磅礴气势；

从“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到“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是以艺术语言高度概括红军不怕艰险、乐于斗争的豪情，是“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

从“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到“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是何等坚定的钢铁誓言!这是充满英雄气概的号召!一经吟咏，顿觉豪气冲天；

从“大军纵横驰奔”到“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又多么自豪!这是一位红军统帅饱含深情地在向世人展示他的将领和战士在“山高路远坑深”的征途上威风凛凛、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形象。

如此等等，无不充满雄豪盖世、惊天动地的革命英雄气概。

其二，长征诗词充分展现了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气质。

诗词是个性化的主体情志与一定客观景物遇合，按审美要求创造的一种文学艺术品，的精神个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中国革命漫长艰难的历史共同熔铸的产物，集中呈现出一种超凡的大智大勇，一种坚韧不拔、豪迈乐观、越是困难越向前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在参加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长征中，首先在决策指挥长征斗争的实践方面，充分展现了独有的精神个性，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同时又在诗词艺术创作上达到了新的高峰。

长征是中国革命最艰险的历程，是中外战争史上伟大的创举。美国作协主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撰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它将成为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艰难危急的斗争生活，磨炼了政治家诗人的坚强意志，也激起了他浓厚的诗兴。建国后，他对苏联翻译、汉学家费德林说：“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小时甚至几分钟时，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种严峻的现实。”在近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的《诗词集》共67首中，长征期间诗词占8首，其中正编42首中占7首。可见，长征时期是继井冈山斗争时期后诗词创作的又一高潮。这些诗词，突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杰出代表的精神个性，实现了“壮志”“壮情”与“壮事”“壮史”的最佳结合。

其三，长征诗词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是诗词创作的基本原则。多次强调，文艺创作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反映在他的诗句创作中，便是立足现实，升华现实，闪烁着奇幻绚丽的浪漫主义风采。长征期间创作的《七律・长征》被公认为艰苦斗争中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典范。诗的题材，来源于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现实生活，但他以丰富的想象、轻快的笔调描写斗争胜利的喜悦和对艰难困苦的蔑视。全诗贯穿红军“不怕难”的精神风貌，在红军脚下，翻山越岭如同细浪腾迭、泥丸滚动，过江河也不过只是冷暖之间而已，最后以“更喜”“尽开颜”收结，真是一首响彻云霄的壮歌、凯歌、颂歌同奏的交响曲。

是一位无产阶级的哲学诗人，在他身上，既有极富想象力的诗人特有的浪漫气质，更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来观察事物的深刻而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无论革命环境多么曲折艰险，他都坚信有着光明的前景与未来。大革命失败后，有人悲观失望，他先后撰写多篇文章，指出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同时撰写诗词，“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即使受到左倾路线排斥，仍高唱“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他的诗毫无怨气、馁气，总是乐观自信。坚持革命的“两结合”创作原则，但对什么是浪漫主义自有一番新的解释，1938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时说：我们每每鄙视浪漫主义，因为一说到浪漫主义，好像只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西，殊不知浪漫主义原来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精神憧憬未来。长征期间，用对立统一规律看待苦与乐的辩证关系，大力张扬乐于斗争的精神，并以艺术手法把“苦中有乐”“变苦为乐”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片真情歌壮行

是党的领袖、军队的统帅，作诗是“余事”。1958年底，他给《忆秦娥・娄山关》一词作注释时说：“万里长征，千回百转，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长征期间马背上哼成的诗词，是作者心路的写照，是革命激情喷发而成的咏唱。

临山生情，借山抒怀。长征期间，连绵起伏的群山，是红军生活战斗的环境，既是对抗敌人、保存自己的屏障，也增加了进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山的形象高大巍峨，体现一种刚强、坚定、高昂的性格，其间创作的八首诗词，首首都有山的意象，寄托作者的情感与意志。

人所共知，中央红军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踏上征程的，前进方向不明确，“搬家式”的行军，突破湘江封锁线之战，红军伤亡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心情沉郁，一心想改变李德、王明错误的军事路线，挽救红军，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在总结战事惨败的教训中，他提出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转向敌人兵力虚弱的贵州进军的建议得到12月15日由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认可。会后按照的战略意图，向黔北重镇遵义进军，途中，饱含着对黎平会议后中国革命初现光明前景的愉悦心情，在马背上哼成《十六字令三首》，通过讴歌山之高、山之大、山之坚，充分展现红军英勇无畏、敢于战胜任何艰险的英雄气概，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中国共产党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中的坚强决心。在以后创作的五首诗词中，随着征程的发展变化，一一展现借山抒情的幅幅画卷。

雄关漫道，迈步从头越。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长征更是“困难多于顺利不知多少倍”。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时，红军虽然开始取得主动，但终究没有摆脱困境，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后，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建立根据地，但事与愿违，先是遇到川军重重阻力，以后打到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时，又遇到云南军阀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于是循原路再向遵义进军，在途中经过激战打败了扼守在娄山关的敌军，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忆秦娥・娄山关》一词，描写红军攻占娄山关的艰难情景，表达了作者的深沉情感。词的上片，“西风”“雁叫”“霜晨”和“马蹄声”“喇叭声”，这幅画面里，既没有鲜艳的红旗，也没有高亢的军号；词的下片，尽管“雄关漫道真如铁”，仍矢志“而今迈步从头越”；词的尾句，是作者将自己在战斗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与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遇合，造成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两句声振古今的绝唱。这首词形象地描绘了红军英勇血战的壮烈，艺术地赞颂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展示了充满英雄气概的号召，融苍凉沉郁与雄劲豪放于一体，给人一种强烈的悲壮美之感。

柳暗花明迎新天。中央红军在的率领下，于1935年9月走出荒无人烟的草地，突破重兵把守的天险腊子口，翻越又一座大雪山岷山，进入甘肃继续北上。此时，心情非常愉快，长征开始以来的沉郁心境、心头重压都一齐解除了，他诗情难抑，连连创作四首诗词，调子欢快，画面壮丽，人们不难从中体会到政治家诗人此刻回眸走过的艰辛历程并展望未来时，内心充满着的胜利喜悦与战斗豪情。《七律・长征》是对红军长征胜利最为光辉的美学总结，早在1936年被埃德加・斯诺作为结束语写进他的《红星照耀中国》，成为最早被介绍到国外去的诗词作品。当红军经过一年艰苦跋涉来到甘南通渭短暂休整时，又在排长以上的会议上铿锵有力地朗诵起《七律・长征》，极大地振奋了红军精神，最后胜利到达陕北。

一等襟怀铸征魂

诗言志。从小就怀有远大抱负，16岁时借诗言志出韶山，青年时代就立志“救国救民”，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终身的奋斗目标。政治上的理想追求，也是他在诗词创作上追求的美的本体。抱负决定心境，心境化为诗境。诗词，题材多样、意象万千，从现实出发，而又超越现实通向理想目标。早年便有“要将宇宙看秭米”，“心中日月常新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些诗句，越读越令人振奋。长征诗词，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杰出代表在革命危急关头胸怀崇高社会理想的坚贞。集中表现在：

长缨在手，缚住苍龙。掌握革命武装，打败侵略者，这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理想追求。高瞻远瞩的，无论是长征前、长征中、长征结束后，均为它而奋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先是发出《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苏维埃政府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告全国民众书》，继后，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中指出：“只有工农兵苏维埃与工农红军，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央苏区的工作中，他把大力扩充红军作为重要任务来抓，致使长征开始时中央苏区的红军人数达到8．6万多人。长征开始后，为改变李德、王明错误军事路线，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尽心竭力。当他复出并逐步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之后，坚定实行北上方针，四渡赤水，三过乌江，二到遵义，摆脱敌人重兵追击、堵截，继而击败妄行南下的分裂行为，最后带领红军到达陕北。1935年10月7日翻越六盘山时，心潮澎湃，发出“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豪言，这是被诗化了的心中的政治理想蓝图，它再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坚定意志和急切愿望。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是长征期间诗词中抒发共产主义理想、展示人生最高追求的著名诗句，它出自1935年10月《念奴娇・昆仑》一词。该词以巍巍的昆仑作描写对象，托物言志。词的上片，以艺术夸张的手法，对“昆仑”山的形象作了生动的描绘、评说，由“昆仑”山的雪想到“江河横溢”对人民的危害，抒发改造自然的伟大抱负；词的下片，突发奇想，要“倚天抽宝剑”，把“横空出世”的“昆仑”“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藉以达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在这里，欧、美、东国只是人民的代语，其意是全人类都过上冷暖一样的和平幸福生活。这是历史巨人站在昆仑山巅抒发共产党人远大抱负的呐喊，正是这种崇高壮丽的社会理想，成为克服千难万险，夺取红军长征伟大胜利的精神之源。

革命诗词篇4

关键词 诗词 《长征》 《沁园春・雪》

中图分类号：A75 文献标识码：A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在大江南北广为传唱，人们对主席的爱戴，对伟人的敬仰，在这首歌里被表达的淋漓尽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人们蓦然回首追溯那段峥嵘岁月的时候，就不难领会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把比作照亮黑暗，冉冉升起的旭日。翻开历史的书卷，不乏一些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然而，就像辛弃疾的词中所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而作为照亮整个中国的历史巨人，却深深地刻在了这个民族的灵魂里。

，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 年12 月26 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76 年9 月9 日在北京逝世。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词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画卷，同时，他的每一首诗词，也是绽放在他心路上的绚丽花朵。之所以堪称一位伟大的诗人，在于他的诗歌创作有伟大的革命实践作基础，在于他具有非凡的文学艺术才华，同时也与他对古代诗词，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与革新创造分不开。

尼克松总统曾经这样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著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也认为首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政治家。当代大诗人柳亚子称赞的诗词：“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黄州太守，即苏轼。稼轩居士，即辛弃疾。二人一个是北宋词坛领袖，豪放派的开创者，一个是南宋豪放词写得最好的词坛大家。纳兰容若，亦可称为清代词作第一人。然而，柳氏认为这三位词坛巨匠，在胸怀气度上，都不如。

1937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秘密访问陕北苏区之后，编写了《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这本书，在书中首次披露的《长征》一诗，时至当时，很多人才知道，中共领袖不仅是个揭竿而起的“山大王”，而且还是一位善于赋诗填词的诗人。斯诺他在书里写到：“我用主席，一个既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这次六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从此，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世界人们也知道了是一个会写诗的红色领袖。

《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然而，真正让世人领略诗词的还是那一首《沁园春・雪》。那是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应邀到重庆与谈判，他把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透露了出来，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斯特朗曾评述说：“写的这首诗震惊了重庆的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这首《沁园春》不仅震动了重庆的文坛，更是震动了处于敏感时期的重庆政坛。一些的报刊接连发表批评文章，有的甚至出言不逊。12月28日《益世报》的“益世副刊”抛出一首雷鸣《沁园春》“叹蚩尤作雾，还羞史记；轩辕建国，吟赞离骚。草莽英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讽刺诗作。回到延安的看到重庆报刊上那些曲解生事的和词，只说了一句：“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看今朝。

的诗词，无论是“在马背上哼成的”，还是“闲庭信步”时得来的，都能将思想性与艺术性融于一炉，不仅有形式美，内容上所表现出来的先进的思想，宏伟的气魄，高尚的情操，深刻的意蕴在中国诗史上亦是少见的。诗词的数量并不太多，但当中充满了革命的豪情，有很高的艺术性。这位政治家诗人，他的风范，令我们高山仰止；他的情怀，让我们钦佩不已。山川大地在他脚下，万物苍生，在他心中。他的诗词，是他风范的物化，是他情怀的定格。以至于今日，世人仍然能在他的诗词作品中感受到无以伦比的伟大和永恒。

参考文献

[1] 鲍寄望.诗史气象与艺术精神：再读诗词[M].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11-01

革命诗词篇5

    首先探讨近代诗歌的先在形式——文言古诗,考察了其演变的原因;其次探讨了“诗界革命”在演变中起到的作用及“五四”时白话新诗产生的过程。 

    【关键词】 近代诗歌;文言古诗;白话新诗;诗歌语言和形式

    一

    早在明代,诗歌语言和形式变革的内在必然性就已经初步显露。每种语言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与社会变化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这就是社会语言学的共变论。语言学家陈原曾这样论述:“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是另一个变数。两个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变化,这就是共变。”“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和激变时,语言一定会随着社会生活的步伐发生变化,那么,这共变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汉民族社会生活、汉语这两个“变数”也都是不断变化着的。

    汉语的语音从复杂不断趋向简化。上古汉语音的声母、韵腹、韵尾都非常丰富,到了8世纪,实际语音简化了一半,到了14世纪的中原音韵,语音又比8世纪的实际语音简化了一半以上。语音简化带来大量同音词。于是“汉语的词逐步复音化,成为语音简化的平衡锤。”(王力《汉语史稿》)另外,社会生活、社会思想的不断发展,也与词汇的新陈代谢相伴而生。由此可知,同中古汉语相比,明代的实际语言系统已发生巨大变化:语音简化了,复音词增加了,词汇更新了,日常用语早已面目全非。白话小说、戏曲的大量产生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但诗文所用语言符号系统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语言符号被人为地与社会生活隔离开来,保持相对稳定。文言原地踏步,日常生活语言不断前行,随着历史的推进,两者的距离自然越来越远,文言成为逐渐死去的语言符号。

    与语言变革紧密相联而又同等重要的,是诗歌的形式问题。到了明代,诗歌的形式探索陷于停顿,再也没有出现新诗体。先后垄断明代诗坛的前、后七子都主张“诗必盛唐”,学习、模仿唐代诗歌的模式。他们学得很到家,句法、格律、韵脚、对仗等一招一式都刻意模仿,但结果只是造出许多膺品,而全无唐代诗歌的勃勃生气。由此可见,五、七言古今体在明代已失去了活力。它的可感性、陌生化功能都已非常微弱,诗已陷入困境。以新的诗体取代这种旧的诗体,已成为诗歌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诗的形式创新由于诗的语言面临变革而显得更为必然。按现代语言学的观点,语言不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媒介,而是一种基本结构,具有组织新话语的能力,并制约着人类的思维结构、思维模式。诗的语言的变革要求,更增强了诗歌形式更新的必要性。

    清代的诗歌基本上同明代相似,因循旧套,没有多少创新精神。以模仿为能事的人不用说,就是有才气的诗人,对文言古诗这种形式也是充满信心。如赵翼曾写过一首很豪迈的诗:“李杜诗篇众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没有疑问,他是仍要以五、七言古今体来领一代风骚的,清代诗人很多,诗也很多,反映的生活面也很广泛,但却没有多少艺术上的精品,正是语言和形式过于陈旧的结果。

    二

    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这场改新运动重新燃起诗歌变革的烽火。怀着时代特有的危机意识,梁启超指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命殆将绝。”“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

    在这次重要的改良运动中,诗歌的语言符号是一个强烈的兴趣中心。进步诗人们专注、思考、探索着这个问题。沉睡已久的语言问题的苏醒,与当时社会的巨大变化有着深刻的对应关系。正如美国哲学家莫里斯指出的:“符号研究兴趣最高时期是在普遍进行社会变革的时期”(《放开的自我》)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新事物、新思潮不断涌入,新词语、新概念也随之大量输入,王国维曾说:“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文学界”(《论新学语之输人》)。大量新词汇的产生加速了汉语自身的变化,文言与社会实际语言相差更大。在新的活跃的语言系统中,文言符号显得更陈旧,其交际功能愈见微弱,变革的要求因此空前强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梁启超等人方能把注意力转向语言问题。对于文学发展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语言意识觉醒。当时改良派诗人的创作表现出两种倾向。其一是谭嗣同、夏曾佑的语言追求,他们的特点是以大量新出现的词语入诗。由于处于变革时期,新的符号系统还没有确立,他们所用的新词语往往不具有明晰性和广泛性。

    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胜于巴力门。”两句诗中“喀私德”、“法会”、“巴力门”三词都是译词。一般的读者很难读懂这样的诗。从重视语言的交际功能出发,梁启超基本否定了这些诗而很推重黄遵宪的另一种努力。在语言上,黄遵宪不以过多的新词语入诗,而执着于以“俗语方言”入诗。他对文言符号的否定很明确,在《杂感》中他发表了卓越的见解:“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黄遵宪的诗歌多以通俗的语言表现新的境界、新的事物,一时影响很大,被视为“诗界革命”成就最高的诗人。“诗界革命”的两种创作倾向都试图突破陈腐的文言,因此都不失为有益的努力。以前人们对夏、谭等人“新名词以自表异”的诗评价似乎过低,但正是夏、谭等人的努力给改良主义文学运动抹上了一层独特的色彩,使它不同于历史上诗歌语言通俗化运动。近代中国的日常用语也处在迅速的变化更新中,随着新的语言符号系统的确立,以“新词语”入诗会显得愈来愈重要,而与以“俗语方言”入诗的倾向并存共茂,逐渐融合。

    但梁启超等人的“诗界革命”如同他们的政治维新一样,很不彻底。他们只是一定程度上涉及了诗的语言问题,而认为应该保存旧的诗体,其纲领就是“以新意境、新语句入旧风格。”梁启超认为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成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

    三

    真正成为“诗界哥伦布”,为中国诗歌找到“新大陆”的,是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们。五四新文学运动突破了“诗界革命”的局限,不仅以纯粹的白话完全取代了文言,而且彻底摆脱了旧体诗的形式,为诗歌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1915年,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和朋友任叔永权等人之间发生了新词语能不能入诗的争论,这个起点只是“诗界革命“的水平。但胡适没有止于此,与保守派的争论激发了他的创新意识,他很快进行了白话诗的创作。另外一些人同时或稍后也开始了白话诗创作。在中国诗歌史上,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诗人们最早追求的,是以真正的白话口语入诗,正如诗人陆志苇所说:“我最希望的,写白话诗的人先说白话,写白话,研究白话,写的是不是诗倒是还在其次。”(《再谈谈白话诗的用韵》)。新诗的早期作者确实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当他们认认真真运用白话写诗时,很快就发现白话的音节与旧体诗形式是水火不相容的。有的诗人曾运用白话去适应旧的句式,但句有定字的要求很难达到。每句诗的字数不是多就是少,这样往往就要“取长补短”,其结果有二:一是损害白话自然音节;一是求助于文言词汇。如胡适的《蝴蝶》就很明显。经过初步的“尝试”,胡适也认识到语言符号的变化必然带来形式手段的变化,他认识到:“若要作真正的新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刘半农也提出了诗体改革的主张:“彼汉人既有自造五言诗之本领;唐人既有自造七言诗之本领,吾辈岂无于五言、七言之外,更造他种诗体之本领耶?”(《我之文学改变观》)。

革命诗词篇6

比如这首《踏莎行・红场感怀》：

旧景锥心，黄花瘦尽，红颜褪去绝芳信。男儿有泪为谁垂?重来已是繁霜鬓。

斗转星移，难回国运，天公岂吝生才俊?蹉跎往事动愁吟，耐人寻忆忧相近。

这首诗是作者访俄所作。作者创作这首词的心境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历经东欧巨变，万马齐暗的局面，共产党人失去了政权，历史的教训何其深刻。作者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到红场故地重游，昔日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情景重回脑海，历历在目，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男儿有泪为谁垂?”反映了作者追昔抚今、痛心疾首的心境。“蹉跎往事动愁吟，耐人寻忆忧相近”一句预示着革命的航程不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艰难险阻，甚至反复，但共产主义运动一定会在全世界柳暗花明，取得最后胜利，反映了作者坚定的信念和达观的情绪。

类似题材的话还有《采桑子・重谒列宁墓》、《虞美人・访圣彼得堡》等，这几首诗由于产生在特定的环境，故其风格深沉顿挫，充满着忧患意识和恨铁不成钢的焦虑心境。前者歌颂了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叱咤风云沙皇旧政权的丰功伟绩，后者在用“怅见落花难聚付狂飙”等诗句暗喻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遭受挫折的同时，也用了一定笔墨如“醒来痴看霞凝处，望断凌波目，万顷烟水耀金辉，饱览海天一色彩云飞”描述了圣彼得堡迷人的自然风光，给人以“江山如此多娇”的美的感受。

令狐安的诗词较多地着眼政治，关注党和国家的大事。我读他的诗，几乎没有花前月下、饭饱茶余后的话题。他的诗句掷地有声，充满着热血报国之情和政治家之思辨，请看这首《题在抗大作报告旧照》。

补丁衣裤不寻常，百炼成钢意志坚。

兄弟牺牲情更迫，妻儿落难志愈强。

清风两袖穷国事，硬骨一身壮庙堂。

赶考于今题未破，怃膺忆此每伤心。

此诗中的“庙堂”，系取自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处庙堂之高，则忧其君。”此处当指革命事业。“赶考”则是指同志在建国前夕曾将执掌政权比作进京赶考。全文用典贴切，表达上一气呵成，从身着补丁衣服在抗大作报告，联想到伟人牺牲亲人为革命做出的无私奉献，表达了深切的怀念与追思之情。其诗立意高远，音调铿锵，气韵深沉，可谓黄钟大吕之作。诵读这些诗，我不由得想起了我国已故著名诗人郭小川和前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词风格。马雅可夫斯基曾说：“诗歌，就是炸弹与旗帜。”这些评价虽然今天已很少提及，但令狐安的诗做到了这一点，它振聋发聩，催人奋进，可以净化人之灵魂，可以提升人之斗志，使人受益无穷。

在革命圣地延安调研期间，令狐安同志面对多处革命遗址，浮想联翩，创作了多首诗作，仅“延安行”便由六首七言绝句组成。前五首面对延安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及沧桑巨变，回顾了旧中国群魔乱舞、百业凋零的社会景象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星火燎原、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艰苦卓绝的壮举和轰轰烈烈的旧政权的民主解放运动。第六首则提出：“打江山易，守江山更难”的忠告。“光阴转眼古稀年，创业艰难守更难，忧患中生安乐死，甲申教训记心间”。其中，“甲申教训”是指郭沫若先生所著《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李自成由胜利转向败亡的深刻历史教训的记述。诗中可以看出，作者已近古稀之年，却仍然有一颗赤子之心，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乃至反腐败斗争给予了高度期望。读其诗，我们能强烈感受到令狐安同志虽然对中国传统诗词热爱并推崇，有着几近职业诗人一般的创作热情和博大精深的艺术修养，但他毕竟又是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他而言，政治是第一位的，人民是第一位的，政治和人民成为贯穿他全部诗作中的一条主线。他的作品不可能建立在非功利纯审美的层面，对重大题材的选取和提炼成为他诗作的一大特色，这些诗对审计人员和广大读者的教化作用将会长久地保持下去，潜移默化，历久不衰。

善于观察思考，精于历史地理，细腻的描写是令狐安诗词的又一突出特色，读他的词《齐天乐・青藏铁路行》，会把我们引进另一个奇妙的境界。

穆王八骏传千载，瑶池寄情金母。雾漫昆仑，云堆纳木，怎有霓裳歌舞。无垠冻土，更塞飙夜吼，朔风凄苦。孤旅天涯，驼铃瘦马度朝暮。

而今追忆往事，雪山呼啸过，争看霞吐。莽域虹横，英雄泪纵，道是神州天路。功德万古，汗洒几春秋，梦回无数，跃上丹峰。铁龙谁敢阻?

革命诗词篇7

早两年，关于新诗有无传统的问题展开过有益的讨论[1]。期间，由于各家理解“传统”的观念不同，似乎谁也没有说服对方的力量，最后也就不存在任何结论了，这样的结局比较客观。因为，八十余年的新诗发展始于反叛传统，终于模仿西方诗歌，要创建中国新诗传统，既无厚实的创作基础，也决非易事。20世纪初期，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化革命中，中国新诗被率先用“洋装”（西方诗歌）武装起来，成为提倡白话文的第一个表现对象，在随后乱轰轰的旧中国，它用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对抗当时的时代，充分发挥了启蒙大众的价值意义；20世纪中期，中国新诗多数穿上入时的政治外衣，其特色不太鲜明，诗人个性基本缺失；20世纪晚期，中国新诗从噩梦中醒来，获得了对自由精神追求的话语权利，诗语由不吐不快到朦胧到口语化，以体面的生存姿态走完了20世纪最后20 年。中国新诗跨过21世纪才几年，又被人们快速地置于边缘地带。几多曲折，几回生死，中国新诗始终处于艰难生存的尴尬局面。

有人说中国新诗其“反传统本身便成为传统”[2]，有的说“不定型恰恰是新诗自身的传统”。3]我们认为，不论是中国新诗创作实践还是中国新诗理论研究，在新诗传统的建立上，首先需要克服浮躁状态，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新诗的成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用自己的创作实绩证明自己存在的真实。一般说来，文学传统是由坚实的文化沉淀而成，具有鲜明的客观存在性；文学传统又是一种再生基因（除了人为的破坏以外），它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我们思考的是，中国新诗如果急于做出一种具有鲜明文化根基的样式，而不在创作实践上拿出好作品来，新诗困境还会越来越多。

中国是泱泱诗歌大国，其标志是有着丰富多彩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诗词歌赋及其诗学理论。进入20世纪，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诗歌这一民族文化结晶体竟然一瞬间嘎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新自由诗，即所谓中国新诗。一百年来，中国新诗成为中国诗歌的唯一形象代言人，并试图支撑起一个时代，事实上，纵观其发展，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新诗难释重负。

就中国接受主体而言，新诗并没有在大众的审美领域里占有重要地位，而被大众传承的还是中国古典诗词。鲁迅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4]

实际上，从1900年至1935年，鲁迅旧体诗词创作从未中断。1965年，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5]还说“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6]诗词不仅为旧体诗词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之争得了一席合法地位，改变了20世纪诗坛的格局，矫正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偏颇，而且还连接上了被割断了的历史文化链条，照亮了中国诗歌发展的航道。还有一点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诗歌评论的活跃局面相比较，现在新诗评论则显得有些萧条，而且一些新诗评论家“归隐”现象明显。

就中国新诗自身而言，其致命的弱点就是严重脱离母体文化，成为民族文化断层中的畸形儿。那么，中国新诗八十多年写作与诗学积累，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呢？

1、中国新诗兴起时的粗糙。中国新一代诗风兴起于。在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下，新诗以摧枯拉朽之势崛起在诗坛上。胡适是中国新诗的拓荒者，他把打破旧诗词的格律作为主攻方向，并力主白话入诗，以实现“诗体大解放”的目的，他的主张因为适应了当时时代的精神氛围，所以一呼百应，形成势不可挡的新诗潮流。但早创时期的白话诗处于“无治状态”，大多数存在思想、激情有余而形象、韵味欠缺的毛病，流于平直浅露。后来文学研究会的诗人虽力图在创作中予以补救，但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总体趋势。只是到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诗派突起后，才给新诗带来一些个性化色彩，并对稍后出现的蒋光慈、殷夫、蒲风等人的激进诗歌和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等人的唯美诗歌产生过积极影响。

2、探索标新立异的诗艺。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在现代诗坛上形成了较为多元的格局。激进的革命诗派，初期象征诗派、新月诗派和现代诗派，他们都在追求“纯诗”，探索标新立异的诗艺，或引进法国象征主义的手法，或倡导新格律诗，或寻找中西诗歌表现艺术的审美契合点。这些偏向于唯美主义的诗人群体，对把新诗艺术推进到成熟的阶段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是，由于这些诗人大多数是从国外归来，他们钟情于西方诗歌，往往深深陷入西方诗歌及其理论而不能自拔，有的甚至有意回避对中国传统诗歌的继承和借鉴。

3、当代新诗的坎坷。新中国五十余年的新诗创作在曲折中求生存。1958年的诗歌运动，十年的新诗创作，都严重违背文学创作的客观规律，是新诗发展史上的两道伤痕。而诗词在20世纪50年代正式结集出版问世，则成为中国诗歌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诗词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诗歌问题上的偏颇的有力拨正。诗人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现代诗坛的格局，结束了新诗一统江山的局面，开创了新、旧诗体共同发展的先河。

二、中国新诗对传统诗歌的背离

中国新诗是中国新文学中的一种文体形式，是伴随着中国新文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当胡适开始创作新诗的时候，他实际进行的不是新诗革命，而是文化革命，并且是书面文化的语言载体的革命。没有胡适，就没有中国的新诗，我们无法无视中国诗歌这个伟大的转变。但是，不能不说，在胡适专注于白话新的时候，他首先重视的不是“文学”，也不是“诗歌”，而是书面语言与口头白话语言的关系。他之所以尝试着用写作白话诗的形式实现书面语言形式的革新，就是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诗歌的成就最大、地位最高。他认为只有诗歌的创作也能建立在白话语言的基础上，白话文的革新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就这样，中国的新诗就由这样一个不是诗人的人创造了出来。他实现的是诗歌语言基础的根本转换，但没有创造出优秀的新诗作品来。他用诗的形式表达的是一个散文家的感受和认识。

“五四”以后不少新诗人一直把新诗与旧诗看作水火不相容的两极，完全看不到旧体诗词艺术表现现代生活的可能性，更说不上存在着新诗向旧诗借鉴的可能。在新诗发展过程中，他们对内容和形式问题曾经出现过两种错误的认识。一种是只强调内容而忽略形式，以为内容决定一切，只要思想内容是革命的，就是革命诗歌，至于艺术形式则是无关紧要的。标语口号式倾向，题材决定论，都是从这种错误认识中派生出来的。另一种是只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以为诗只到形式为止，淡化生活，取消意义。艺术至上论，唯美主义，就是这种错误认识的表现形态。以上两种错误倾向看起来相反，但其认识论的根源都在于对内容和形式关系的形而上学理解，都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因而只能导致新诗艺术力量的消解，造成新诗的停滞甚至倒退。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对传统诗歌的背离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方面：

1、语言的放纵与无序。新诗语言要么晦涩难懂，要么平淡无味，要么鄙陋得让人难以接受，语言成为文本与读者的屏障。许多诗歌成了文字的堆积，甚至玩耍着不负责任的语言游戏，表现出诗人不去修炼自己的语言观念，忘记了汉语言的审美和诗性价值。于是主张让语言自己去生成一个崭新而陌生的诗的纷繁世界，显出对语言秩序的暴力方式。

2、丧失了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则。20世纪中国新诗以反叛传统诗歌为己任。在新诗革命时期，新诗成为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革命的先锋，扮演了如雪莱在《诗辩》中所言的诗是思想政治改革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的角色，不但成了启蒙大众思想和政治文化革命的先驱，而且还被改革家们作为工具加以使用。百年间新诗文体建设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基本的做诗规则。西方的自由诗是有“诗体”的诗，至少建立起了“准定型诗体”，诗的表面韵律仍然受到重视，只是对传统严谨诗体进行了适度的改良，是“相对的自由”。“自由诗”不是简单地反对韵律，而是追求散体与韵体的和谐而生的独立韵律。而中国的自由诗是既“无格”也“无体”的诗，极端地打破了“无韵则非诗”的原则，没有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诗体”。

3、诗歌内涵缺乏。新诗的一个通病就是经常出现主题决定论或意志决定论的危机。例如，诗歌，的诗歌，以及标语口号诗都是没有艺术生命的非诗。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型，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文化体制也发生了转变。市场经济的机制被引入到文化生产领域，文化产品被商品化，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和传播、接受都开始受制于市场，利润的获取成了文学创作的第一目的。作家、诗人们首先考虑的不再是“怎样写好”的问题，而是“怎样写好卖”的问题。于是，越来越多的诗人受整个文学商业化写作倾向的影响而放弃严肃的写作姿态，产生价值取向的大转变，由精英写作转向市场写作或商业写作、由心灵倾诉转向欲望宣泄。新诗在有形与无形之中迅速退居文化边缘地带，成为少数人把玩的东西，一些新诗人为了宣泄苦闷，换取廉价的市场青睐，将写作调整为欲望宣泄。

正是以上几个方面的背离，使得新诗创作变成了被读者排斥的写作，使新诗处于被社会大众抛弃的尴尬地位。新诗也因此在文化多元、传媒发达、信息快捷的时代反而失去了其美学魅力，成为报纸不登、刊物不载、读者不读、新诗不新的“多余者”。

三、中国新诗应该吸取的教训

那么，如何拯救中国新诗，如何解决新诗的语言失范和精神缺席的问题呢？有如下方面的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1、恢复新诗对境界对价值的追求。中国诗歌的传统之一就是对境界的追求，中国古典诗论家对诗词是否“高格”的认定，其实就是以诗词是否有美的意境为凭据的。新诗虽然借五四文化启蒙之风而脱缰于文言古诗，但中国诗歌之要义的民族化却是谁也无法改变的。

2、重视新诗作为汉语诗歌的语言张力。这方面，有两种观点值得新诗作者思考：一是石虎在1996年2月《诗论报》发表的《论字思维》中提出的“字思维”，即“汉字有道，以道生象，象生音义，象象并置，万物寓于其间”，强调了汉语作为象形文字与英语等拼音文字的区别，重视汉语言文字独特的语言内涵，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汉语独特的声律、语义系统。另一个观点是诗人任洪渊在他的诗与诗学合集《女娲的语言》（1993年版）中对“女娲的语言”的寻找，即对“汉语言的自由与自由的汉语言”的寻找。任洪渊其实就是极力主张新诗要建立自己的汉语世界，建立具有东方美学的语言空间。

3、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继承既体现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又体现于作品的艺术形式。从思想内容上看，新诗要继承中国古典诗歌面向现实、忧国忧民、既刺又美的优良传统；从艺术形式上看，新诗要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某些艺术表现手段和某些语言、体裁特点，尤其是在艺术形式方面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继承非常重要。诗是思想感情的表现，而思想感情必须通过语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来表现，这才能成为诗。中国古典诗歌讲究的就是主观情思和客观景物的交融。只有这样才能把抽象的情思变为形象的景物，才能使情思含蓄蕴藉，使景物灵动活泼，才能有诗的意境，诗的韵味，诗的美感，诗的魅力。

事实上，新诗当下最为迫切的问题就在于，新诗应该努力突破现代化语境中处于西方、传统和现代三者夹缝的尴尬现实，以自己脚踏实地的诗歌创作去获得新诗存在的真实，而不是追求地位与虚荣；新诗理论建设者们，也无需急于为中国新诗创建系统理论，原创性的中国新诗美学理论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创作基础之上。同时，还要认真面对一个事实：中国诗学传统是割不断的，要合理的转化、汲取符合现代的因子为新诗所用；也要吸取百年来的一个教训，即必须打破西方诗学的神话，进而生长出属于自己的原创性的中国新诗美学理论。面对中外文学传统，吸收，借鉴，融合，扬弃，是20世纪优秀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研究者共同的经验，中国新诗人只有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投入现实人生，以扎实的生活激活诗歌内在的灵性，才是正道，才是新诗生长的真正出路。

我们说出新诗的种种不足，并非贬毁新诗的存在和发展，而是想要说明中国诗歌应行之路不是中国新诗能够独立担待得了的。正如书法、京剧等艺术一样，中国传统诗歌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重复的伟大创造，其形式和语言的美是其他任何民族语言都无法替换得了的。可喜的是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以来，中国古典诗词这一活生生的心灵化石，又在新时期诗坛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中国传统诗歌的定格与有体，中国新诗的无格与无体，如同中国戏曲、话剧、歌剧各显其能一样，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诗歌发展的两大和谐元素。21世纪的和谐社会将是明朗的，我们坚信能够给予新诗发展和成熟的良好机遇，也期待中国新诗健康发展，逐渐走向成熟。

注释：

[1]讨论文章有：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对话者：郑敏、吴思敏[N]《粤海风》[J]2001年第1期；朱子庆：无效的新诗传统[N]，《华夏诗报》，2003年5月25日；野曼：新诗果真没有传统吗？与郑敏先生商榷[N]，《文艺报》，2003年8月26日，此文还在《华夏诗报》全文刊登；周良沛的《在新诗有无传统的大是大非面前》也发表在《华夏诗报》上，等等。

[2]张大为：《新诗“传统”的话语谱系与当代论争》[N]，《文艺争鸣》[J]2004年，第3期，第23页。

[3]吴思敏：《新诗已形成自身传统》[N]《文艺争鸣》[J]2004年第3期，第19页。

[4]鲁迅：《集外集・序》[M]（1934年12月20日）。

[5]：致的信，诗词全集辑注[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368页。

革命诗词篇8

关键词：网络平台 《七律・长征》 自主开放式

《七律・长征》是在红军长征胜利时写下的一首56字的革命史诗，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光辉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无比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饱含了中国共产党的万般豪情壮志。翻阅之前学过的教材，没有任何与长征有关的故事内容，因此本课对于现在的小学生来讲，应该说离得比较遥远了。这样的红色经典课文学生较难理解感悟，但是现在的孩子对于网络非常熟悉，因此我在教学中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深刻解读了这首红色诗歌。

一、了解背景，长征故事汇报

课后的“资料袋”中虽然介绍了长征的时间、原因等，但是较为简略，学生是无法从中体会长征路上是如何艰苦卓绝的。古人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对学习有着神奇的内驱动作用，能变无效为有效，化低效为高效。五年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收集资料的能力，因此课前我布置学生去查找长征的背景、长征故事等资料，通过手抄报展示、课堂汇报，让学生了解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所遭遇的艰难险阻，为后面理解红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奠定基础。

二、查找地名，再现长征历程

短短的四句诗中，共出现五个地理名称：“五岭”“乌蒙”“金沙”“大渡”“岷山”，按时间地点的顺序，勾勒出一幅“长征路线图”。但学生对这些地区、地名没有空间概念，因此通过网络查找地名可以帮助学生了解长征路线，并对诗中所描述的“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战斗有深刻的理解，进一步了解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经历了多少惊险、多少曲折、多少悲壮，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二五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历程。

三、搜索配画，理解品味诗句

律诗用词精辟凝练，是作者字斟句酌而为，因此理解诗意不但是教学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诗是诗人情感的抒发，而感情又要通过形象构成一种意境，然后借助文字表达出来，正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如果在教学中把抽象、凝练的语言与具体的形象事物联系起来，将诗中的形象化为可以看得到的一幅幅生动直观的图片，那么教学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初读、解字词、明诗意，借助网络平台，教给学生理解古诗的方法，培养合作精神。先让学生在朗读的基础上划出不懂的字词，提出疑问后，再让学生小组讨论、交流、评议。诗中“逶迤”“磅礴”等词语较难理解，为了不让这些诗句的理解成为孩子的负担，让他们愉快地学习，我放手让学生通过网络搜索与诗句相匹配的图画，形象直观地感受长征艰险壮阔的场面，进一步体会出红军藐视困难、从容不迫的自豪感，加深对诗意的理解。

四、选择配乐，共鸣升华情感

通过为诗句配画，学生已经对诗意有了一定的了解，体悟到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但是如何使孩子们的情感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呢？在以往的诗词教学中，老师们喜欢通过示范读或播放录音来帮助孩子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那么可不可以尝试让学生自己去感受并表达情感呢？

音乐是开启人类情感的钥匙。在教学中为了把诗中的情感与音乐相联系起来，有利于学生读文入境，感受这首律诗磅礴的气势，我大胆地尝试让学生去网上为《七律・长征》找一个合适的背景音乐，配乐朗读。通过在网上搜索、选择背景音乐，激发了学生的情感共鸣，提高了朗读兴趣，我只对学生在诗的节奏和重音、情感方面进行点拨，学生在反复的诵读中，进一步感受作者的奇特想象、博襟、英雄气魄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五、课外延伸，自主拓展求知

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这首气势磅礴，饱含中国共产党的万般豪情壮志的律诗，我让学生自主选择以下作业：背诗、画诗、写感受、背诵课外搜集到的的诗词。通过自主作业由课内延伸到课外，提高学生的理解感悟能力，并进行对诗人诗作的积累。学生有的选择画一画，给古诗配上了“五岭逶迤腾巨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精美图画;有的几个人根据诗的大意，扮演当时士气鼓舞的红军将士，把当时的“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情景生动再现;有的搜集到的诗，自学理解并背诵了下来……自主性作业让学生主动地去完成，使学生在轻松愉快中实现了对文本的深入理解，加强了作者相关红色诗歌的积累，培养了课外阅读的能力，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实践证明，运用网络平台辅助教学，能够让学生更好地亲近红色经典，进一步了解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历程，让学生对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夏洪金，李怀森.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优化古诗教学[J].读与写杂志，2010（9）.

革命诗词篇9

1.知识与能力

①掌握字音、字形、词语，背诵全文。

②初步把握意象、意境的内涵。

③学习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

④学会以意境为切入点鉴赏词作的手法。

2.过程与方法

①通读教学法。

②感情体悟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感受革命前辈的博大情怀和凌云壮志，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树立远大理想，奋发向上，拼搏进取。

教学重点：

1.重点字、词、句的理解掌握。

2.品味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学习景中寓情，情中显志的艺术手法。

教学难点：

1.意象的理解与把握。

2.明确意象、意境的内涵。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播放歌曲《东方红》，这是一首歌唱伟大领袖的歌曲。不仅是伟大领袖，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还是优秀的书法家、诗人。

善于用古典诗词抒写现代精神。他的诗词记录了他革命人生的心路历程，反映了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现实生活，是一部中国革命的英雄史诗。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沁园春・长沙》就反映了他青年时期的人生理想。

二、介绍“词”的相关知识

1.词：又称“长短句”。最初称为“曲词”或“曲子词”，是配乐歌唱的。后逐渐跟音乐分离，成为诗的一种，故又称“诗余”。

2.词牌：又称词调，是词的格式的名称。规定词的段数、句数、韵律，每句的字数，句式、声律。因为格式是固定的，所以写词又叫“填词”。按照字数的多少分为小令（58字内），中调（59～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

三、背景介绍

1925年，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工农运动蓬勃高涨，发展迅猛。另一方面，反动势力疯狂镇压，中华民族命运将走向何方，是继续维护黑暗衰退的反动统治，还是冲垮黑暗统治走向兴盛？谁将成为主宰发展方面的力量？

长沙是求学和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1925年重回长沙，重游橘子洲，想起革命形势和往事，心潮澎湃。

四、读文，正音

1.学生自由朗读。

2.正音

沁（qìn） 舸（gě） 廖（liáo）廓（kuò）

遒（qiú） 峥嵘（zhēng róng） 遏（è）

五、突破难点

1.上片主要写了哪些意象？主要特征是什么？

2.这些意象的特点表明了什么？

意象（壮丽）――积极向上，昂扬奋进，抒发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感慨和以天下为己任，蔑视反动统治者，改造旧中国的豪情壮志。（借景抒情）

3.壮景与豪情构成了什么样的意境？

（高远广阔，壮丽绚烂。）

六、拓展延伸

1.笔下的秋景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什么？

（绚丽多彩，生机勃勃。）

2.古人写秋多“怨秋”“悲秋”――萧条凄凉，清冷惨淡。如“自古逢秋悲寂寥”“秋风秋雨愁煞人”，表现出“伤秋”“悲秋”的意蕴。而笔下的秋为什么如此绚丽多彩？这与作者的什么有关？

分小组讨论后明确：

①是一位胸怀大志的政治家，他有经天纬地之才，再造乾坤之势。他有博大的胸襟，崇高的风范，奋发向上永不消沉的乐观性格，不同于那些多愁善感的纤弱文人，他的诗词也不同凡响，充满豪情壮志。

②这与一个人的“人生态度、性格、志向”有关。

3.从身上你得出什么结论？

1910年，外出求学的临行前写了首励志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自古英雄出少年。”中国科学院人才学研究小组曾对50位名人做过研究，发现他们中有90%是在20岁以前就立下了志向。如岳飞的“精忠报国”，“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宏愿。

4.然而，空有志向能行吗？

不行。还需坚持不懈的努力，永不放弃的态度。一位哲人说“你的心态就是你真正的主人”，一位伟人说“要么你去驾驶生命，要么生命驾驶你，你的心态决定了谁是坐骑、谁是骑师”。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活现实，人的生活并非只是一种无奈，而常常是可以由自身主观努力去把握和调控的，人生的方向也是由态度决定的。

心态决定命运：播下一种心态，收获一种思想；播下一种思想，收获一种行为；播下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拥有积极的心态，树立理想，掌控命运。

七、课堂小结

这首词上阕描写秋日独游所见橘子洲头秋景，想到“谁主沉浮”的民族命运问题。下阕回忆从事革命活动不平凡的岁月，概括了早期共产主义战士雄姿英发的豪迈气概，艺术地回答了“谁主沉浮”的问题。

最后一齐有感情地诵读此诗，并当堂背诵。

参考文献：

革命诗词篇10

离家外出求学时,二人都写诗以明志

1898年6月14日,王尽美出生在山东省莒县北杏村(今山东诸城县枳沟镇)东南一间茅草屋里。实际上,北杏村并非他的祖籍。他的祖父王兴业因家贫逃荒,后来才到这里定居。王兴业生了5个儿子,前四个都因生活艰辛而夭折,只剩下最小的儿子,取名王五,他就是王尽美的父亲。王五结婚后仅两年就去世了,王尽美是他的遗腹子。当王尽美来到这个世界时,家里只有祖母和母亲两个寡妇。按理说,读书对幼小的王尽美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能吃饱肚子活下去就已经很不错了,但读书的机会竟然出现了。

1905年,地主王介人打算为他8岁的儿子王祥孩找一位年龄相近的孩子为陪读。王尽美的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多方求人说情,想让王尽美去陪读。王介人见王尽美聪明伶俐,就同意了。陪读对王尽美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表明他获得了读书的机会,但也标志着不幸的来临。每当王祥孩调皮捣蛋时,王尽美常常遭先生的毒打。地主少爷的命金贵,是打不得的,这叫“杀鸡给猴看”。王介人见王尽美的成绩远远优于自己的儿子而心生妒嫉,时常动手殴打王尽美,还给他分配许多额外的活计,倍加折磨。为此,王尽美的祖母和母亲十分难过,但为了能让孩子读书,也只能委屈孩子了。

仅仅过了不到一年,王祥孩突然患病死掉了,王尽美也就结束了他的陪读生活。又过了一年,村子里的另一位地主也想为自己的儿子找个陪读,他知道王尽美学习好,就找到了王尽美的母亲,要王尽美去陪读。谁知王尽美做陪读只有半年时间,这个地主的儿子又暴病身亡了。一时间村子里的人都说王尽美的命“硬”,“克”死了两个孩子,各种指责、咒骂泼向了幼小的王尽美,但王尽美并没有中断学习,总是在劳动的空隙中坚持自学。

1910年春,村里办起了村塾。这种学校主要是针对贫穷子弟创办的,学费很低。王尽美又有了读书的机会。在随后两年的时间里,王尽美学习了《论语》《大学》等一大批儒家经典。1912年,北杏村废除了村塾,成立了新式的初等小学,王尽美转入初等学校四年级学习。因为学习特别优秀,学校校长亲自圈定免除了他的全部学费。1913年王尽美初等小学毕业后,升入了距北杏村12里的枳沟镇高等小学堂。在这里,王尽美凭其出众的表现,担任大学长,又成为该校唯一的一位免费生。期间,王尽美深受学校新派人物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确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

1915年王尽美高级小学毕业后,再一次失学回家务农,祖母、母亲为他娶了比他大一岁的李姓女子为妻,但空余时间王尽美仍在阅读报刊中不懈求索。

一年多后,省城济南官费学校开始招生。这种学校一般不交学杂费和书籍费,食宿伙食等费用也由学校供给,学校还免费发制服,考这种学校不会给家里增加任何经济负担。王尽美认为妻子李氏可以在家照顾祖母和母亲,自己去读书没有后顾之忧。母亲知道王尽美的想法后,却极力反对,因为她不放心儿子到五六百里外的地方去读书。王尽美尽力向母亲解释,母亲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1918年春天,20岁的王尽美考取了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离开家乡到济南求学时,王尽美写过一首《沉浮谁主问苍茫》的诗,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王尽美最早的一首诗:

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

潍水泥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桑。

而早在1910年秋,17岁的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在离开家乡韶山时,也写了一首诗赠与其父毛顺生: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与王尽美一个是湖南青年,一个是山东青年,两人都是农民的儿子,在离家外出求学时,两人相距千里互不相识,却各自写下了一首明志诗以抒怀。

针对不同的对象,王尽美用

通俗易懂的诗词进行革命宣传

1919年,爆发,北京学生数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要求收回被日本人占领的山东的一切权利,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王尽美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在这种背景下,1919年7月,王尽美写下了他的第二首诗,题目是《长江歌》:

看看看,滔天大祸飞来身边。日本强盗似狼贪,硬立民政官,此耻不能甘。山东又要似朝鲜,攫我祖国,攘我,破我好河山。

听听听,山东父老同胞愤怒声。送我代表赴北京,质问大总统!反对卖国廿一条,保护我山东。堂堂中华,炎黄裔胄,最神圣。

王尽美的这首诗一时间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后来作为歌词,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山东。

受的影响,、王尽美两人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王尽美和邓恩铭是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和何叔衡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1921年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出会,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派、何叔衡为代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派王尽美、邓恩铭为代表。代表们大多住进了预先租下的博文女校楼上的三间房内,王尽美与邓恩铭住进了靠西的后面的一间房内,是住在靠西的一间,紧邻王尽美、邓恩铭的房间,一大代表的包惠僧后来回忆说:“这房屋(作者注:指住的房间)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当时受到“特殊照顾”的原因,一是他个子较高,二是他睡觉时爱打呼噜。、王尽美两人在上海相识相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会后又各自回到长沙、济南开展革命工作。

一大结束后,王尽美回到济南,写下了他的第三首诗,题目是《无情最是东流水》,表达了他要唤醒劳动人民起来革命的决心:

无情最是东流水,日夜滔滔去不停。

半是劳动血与泪,几人从此看分明。

同年,也就是1921年,王尽美又写下了著名的《肇在造化――赠友人》,这是王尽美写下的第四首诗,并依据这首诗,把自己原来的名字王瑞俊改为王尽美,以表达自己的革命理想和革命决心:

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

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王尽美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了会议。在会议举行的晚会上,王尽美尽情施展了自己的文艺才华,用三弦演奏了《高山流水》《梅花三弄》等十几首中国乐曲,博得各国代表一致喝彩。回国后,王尽美又出席了中共二大。二大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工人运动上,并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罗章龙为北方分部主任,王尽美为北方分部副主任。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王尽美先后领导了京奉铁路山海关铁厂工人罢工、秦皇岛码头工人罢工、开滦五矿工人罢工,在工人中建立了极高的威信。

1922年,王尽美起草了《大槐树铁路工人工会成立祝词》,后来发表在1922年7月9日出版的《山东劳动周刊》第一号上。祝词以新诗的形式写出,革命激情澎湃:

好了!好了!劳动界一线的曙光,放到我山东来了!你是握着南北交通的枢机,你是传播文明的利器。

你要为山东劳动界多少同胞,首先把这个担儿担起。

但愿你下上决心,养足实力,认定方针,辨清目的。

你要知道,你的后边,还有多少同情的兄弟,都要跟你即时奋起!你要能好好的给他们作一个榜样儿,那才是你的成绩。

努力!努力!有多少亲爱的同胞,眼巴巴地望着你!

1923年5月5日,适逢马克思诞辰。王尽美以平民协会名义在济南组织纪念马克思诞辰大会,他自己画了一张1米高的马克思炭画像挂在主席台中央,然后又生动地为到场的群众介绍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年,王尽美还创作了《革命天才明》(5首),其一是:《厂主寄生虫》,即《对工人》:

工人白劳动,厂主寄生虫。

工人无政权,世道太不公。

工人站起来,革命打先锋。

其二是《对农民》:

穷汉白劳动,财主寄生虫;

贫穷并非命,世道太不公;

农民擦亮眼,革命天才明!

其三是《对店员》:

店员白劳动,财东吸血虫;

人穷并非命,世道太不公;

工商联合起,革命无不胜!

其四是《对学生》:

反帝反封建,五四大运动;

打烂旧世界,民族才振兴;

同学快觉醒,革命学列宁!

其五是《对士兵》:

士兵死千万,大官立了功。

为何打内战,道理讲不清。

枪口要对外,反帝是英雄。

一次,王尽美在山东省立一中进行革命宣传,在同伙房的工人攀谈中,了解到炊事员老王因家庭困苦终日忧愁,就循循善诱地给老王讲解苏联穷人如何翻身做主人的道理,还在老王的扇子上题诗一首:

为何贫困并非命,乃因世事太不公。

如把脑筋肯放开,天下大事无不成。

“沉浮谁主问苍茫”“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王二人诗情共鸣

1925年秋,湖南省长赵恒惕再次通缉,当时正值大革命方兴未艾之时,32岁的离开故乡韶山,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路过长沙的橘子洲头时,他写下了《沁园春・长沙》一诗: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其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句与王尽美1918年春考取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离开家乡到济南求学时写的一首诗中的一句“沉浮谁主问苍茫”,其理想和对未来的追求,意境是一致的。

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因积劳成疾在青岛病逝,年仅27岁。多年后,并没有忘记在中共一大上结识的这位山东朋友,全国解放后,百忙中的曾经三次提到王尽美。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会议期间,找到代表山东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马保三,对他说:“革命胜利了,可不能忘记老同志啊!你们山东要把王尽美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的遗物。”当年出席中共一大时,王尽美给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向马保三及在场的人员介绍说:“王尽美耳朵大,细高条,说话沉着大方,大伙都亲热地称他‘王大耳’。”这是第一次提到王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