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根据地范文10篇

革命根据地范文篇1

[关键词]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实践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创建了拥有31个县、5万平方公里面积、150万人口、武装力量逾万人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面对桂系军阀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邓小平等领导人非常重视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左右江地区进行反腐倡廉，厉行廉洁政治。

一、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反腐倡廉的组织和制度建设

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组织和制度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保证。

（一）设置专门机构，为反腐倡廉实践奠定组织基础

1.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推进反腐倡廉建设。1926年8月，右江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恩奉特支（又称田南支部）建立后，左右江地区党组织始终把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期间，红七军、红八军前委和各级党组织都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机构，明确党组织上下级的关系、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党同政权及群众组织的关系，作出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决定。同时，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原则和分工负责制，要求党的方针政策和重大问题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反对家长制和个人独断专行。

2.建立士兵委员会，监督干部作风和军费开支。红七军、红八军各营连中均设有士兵委员会，这项军队民主制度化的运作方式有利于摒弃旧军队恶习，确保新型人民军队官兵关系的建立。士兵委员会参与部队民主管理，主要任务包括“训练士兵并管理士兵日常生活的秩序；审查军中的用费；对军中的行政进行建议；维持军纪，设立裁判委员会，以解决士兵中所发生的纠纷”[1](P242)。

3.设置裁判兼肃反委员，负责反贪惩腐工作。裁判兼肃反委员是县、区、乡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的重要部门，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中均有设置，承担镇压反革命、管理罪犯、纯洁内部的职责。如区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的工作职责是“侦查一切反革命派及其走狗的住处及行动，随时捕交各区苏府处理；侦查一切反革命的财产，即行没收交区苏府支配；区苏府的区域绝对不许窝藏一切反革命派及其走狗；审判一切反革命派的罪犯，决定处理方法；负责管理一切罪犯；制止反革命的宣传”[1](P151)。

（二）重视制度建设，为反腐倡廉实践提供根本保障

1.制定党组织的纲领性文件，指导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红七军《前委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规定了党组织、干部、支部生活、党内民主集中制、党纪等内容，提出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违纪处分办法。如“党的一切决定任何同志均须遵从，不能随便以个人意见而更动之”；“同志怠工或表现不好，经警告后仍不改，着即驱逐出党。有贪污、破坏党在群众中信义者，毫无疑义的开除出去，必要时可向群众宣布”。[1](P127)红七军前委的教材《党员须知》规定了违纪的处罚：“口头警告；书面警告；留党查（察）看；革除。”同时坚持惩防并举，强调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和爱护干部。

2.从严治军，整肃地方革命武装。《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和《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都提出“官兵待遇平等”[1](P105)。红七军政治部编印《我们的主张》宣传“官兵待遇平等，优先无辜俘虏”，“人民负担减轻……红军纪律严明”。[1](P138)《红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强调红七军是“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1](P255)。苏维埃政府编印的《工农兵识字课本》指出：“官兵待遇平等，废除肉刑。红军要有很好的军事政治训练和严格的纪律，战斗力很强，才不致侵犯群众的利益。”[2](P82)《工农兵》报刊登了《红军第八军士兵代表会议开幕志盛》，强调“红军的纪律，是铁的纪律，是革命的纪律……谁破坏纪律，谁就是反革命”[1](P212)。对于地方武装赤卫军，《右江苏维埃各级政府组织与职责》规定：“严禁烧杀，禁止侵犯群众利益；肃清内部一切动摇腐化及剥削分子；加强军政训练；严格军纪军风；绝对禁止收容红军逃兵和收买红军枪弹。”[1](P156)红七军《前委通告（第七号）———目前右江党的工作方针》强调要“改造赤卫军”，“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肃清反动腐化的分子”。[1](P346)

3.加强政风建设，建设廉洁政府。《右江苏维埃各级政府组织与职责》详细规定了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的各项行政制度。《前委通告（第七号）———目前右江党的工作方针》指出，思林县苏维埃政府有干部在土地革命中存在侵害贫雇农利益的“危险现象”，“利用其地位或者保存着其原来私有之土地，或者分配水田、肥田给自己的朋友亲戚，而将瘦田、旱田分给贫农、雇农”，要求“肃清苏维埃中的官僚化的现象，如讨小老婆，乱用公款，怠工，不接近群众等”。[1](P343-344)《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规定：废除娼妓、多妻、使女、童养媳制度，严禁男子虐待妇女，严禁早婚，严禁烟赌。《奉议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临时宣言》规定：禁止买卖婚姻、重婚等。东兰县苏维埃印发“肃清苏维埃委员豪绅化官僚化”“肃清一切腐化动摇分子”“必办不遵守革命纪律的分子”[1](P320)的宣传标语，制定惩处变节分子12条法令。

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反腐倡廉的实践

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规范权力的行使，这是构建反腐倡廉惩防体系的核心内容和根本途径。

（一）领导干部处处以身作则，时时率先垂范

作为党中央代表和起义部队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践行官兵平等，坚决不搞特殊化，和士兵同吃同住。为投身革命，李明瑞拒绝“广西省政府主席”“第十五军军长”的委任状和60万元年薪等诱惑。在土地革命中，韦拔群率先烧毁自家田契，带头把田地交给共耕社；思林县（今属田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阮殿煊把自家田地都交给共耕社；奉议县（今属田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黄治峰坚持把最差的土地分给自己。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在得知跟随他出生入死干革命的弟弟张逸秋在理财上犯了错误，立即召开会议责成弟弟做深刻检讨，撤销其职务并将其调离军部。

（二）严格遵守和维护各项法纪，清除革命队伍中的堕落分子

对贪污腐败分子绝不姑息迁就。1930年初，恩隆县（今属田东县）苏维埃政府处决了利用职权勒索商人的县苏维埃干部黄汉耕。8月，处决贪污红军战利品巨款的思林县赤卫军队长黄金光。9月15日，邓小平到果德县（今属平果县）对果化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赵世斋和粮食委员赵世纲侵吞军粮军饷案进行严厉处理。同年秋，撤销因动用公款办喜事的奉议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潘宪甫和有经济问题的恩阳县（今属田阳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农国威及那坡镇苏维埃政府委员方玉堂的职务。

（三）加强培训教育，融廉政教育于文化传播和干部培训中

一是兴办劳动中小学，普遍建立农民夜校和平民学校。红军和苏区政府中有文化的指战员和委员经常到学校开展宣传教育。《工农兵识字课本》和红七军政治部编写的《工农兵小丛书》被广泛用作各类学校教材。《工农兵识字课本》共两册，第1册第29课《怎样做红军》课文中有“军纪要严遵，第一不发洋财，第二不”[1](P139)等内容。二是重视地方和军队干部教育培训，提高干部队伍思想素质与能力。红七军军部举办教导大队和军官训练所，红八军在龙州创办“中国红军第八军军事政治训练学校”（简称军政干校）。仅1930年，东兰县就举办6期党员培训班，培训学员上千人。1932年4月5日，即使处在反“围剿”的艰苦岁月，中共右江特委、独立师党委在弄京村（今属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乡）召开有60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讨论韦拔群提出的“革命不顾个人安危，不顾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不顾亲戚朋友，不顾家庭财产田园”的“四不顾”和陈洪涛提出的“金钱万能和金钱万恶”[1](P127)，对干部进行人生观、革命气节和组织纪律教育。

（四）严格财经纪律，坚决维护群众利益

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北上时，第四纵队队长、右江赤卫队总指挥黄治峰回家提取他交由堂兄黄经正保管的红七军经费，共3斤12两黄金、17箱光洋。因家里生活困难，黄经正劝说他从中拿出一些钱财留给家里，黄治峰严肃地说，这是红军的军饷，一个铜板也不能动，家里的困难另想办法解决。有一次在凌云县，因天气寒冷，红七军有位战士拿群众的茅草烤火，被李明瑞召开群众大会严肃处理，向群众赔礼道歉。各族群众称赞红军是“乾人”（壮语，穷人之意）的队伍。

（五）整顿和改造军队，加强组织纪律建设

1929年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等继续整顿、改造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在队部和营连设政治委员，对官兵加强革命理论和纪律教育；发动士兵揭露旧军官虐待士兵、克扣军饷及其他贪腐行为；采取撤换、调训和“礼送出境”等措施处理一批屡教不改的旧军官。10月中旬，俞作豫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到达龙州，借鉴右江地区的经验，其整顿、改造部队的工作也取得了相当成绩，但由于干部力量薄弱，整顿不够彻底。

（六）结合左右江实际，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1.创办党报党刊，打造反腐倡廉建设的舆论阵地。1929年11月初，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创办《右江日报》，在百色起义后成为红七军前委机关报。12月，中共右江特委创办特委机关报《红色右江》。龙州起义后，左江苏区政府把《群众报》改为《工农兵》报，作为红八军机关报；创办《左江红旗》周刊，作为左江特委机关周刊。

2.谱写和演唱红色歌谣，作为廉政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采用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把廉政教育的内容融入左右江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谣中。如根据地非常流行的《红军纪律歌》：“红军纪律十分的严明，凡我同志须记牢……工农的东西得来不容易，一草一木不得害损。没收地主豪绅的东西，不得自己贪污归私，服从指挥员上缴给养队，遵照规章统一处理。无论战时平时与行军，莫把群众利益侵，若要发洋财就是反革命，严重处分不留情。”[1](P117)

3.刷写简明扼要的标语和口号，广泛传播反腐倡廉思想。编印、散发、张贴和书写文告、传单、标语、口号等，如《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我们的主张》《土地革命》《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文告，书写“不借端滋扰良民”“不奸淫掳掠”“公平交易（不强买强卖）”“向各处游击时，不拉夫”“官兵待遇平等“”内外纪律严明”等标语[4](P173)，把党和政府的主张、施政纲领、军队的任务和纪律等迅速广泛地传播到各族群众中。

4.组织宣传队，深入基层开展反腐倡廉宣传。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组织宣传队，深入各县城、圩场、村庄，以讲演、演唱红色歌谣、写标语等方式，向群众宣传、讲解党的政治主张及红军和政府的政策、法令。

三、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反腐倡廉实践的历史作用

反腐倡廉实践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探索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理论和实践。

（一）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赢得群众拥护

左右江地区党组织成为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坚强领导核心。左右江各族同胞积极拥护党和新生红色政权，他们腾出房屋、送粮送物，发展生产，自觉到工厂工作，制军衣军鞋、枪支弹药，修桥补路、护理伤员，掩护革命人士，踊跃参军支前。红七军成立之初，壮族和瑶族的指战员占一半以上；北上时约有7000人，壮族和瑶族指战员占80%以上。张云逸曾说：“我这个红七军军长，没有右江各族人民的支持就当不成。”[4](P166)

（二）组建新型革命军队，提高战斗力

在革命斗争中，红七军和红八军第一纵队经受住无数艰苦考验，成为了纪律严明、战功卓著的新型人民军队。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桂黔湘粤赣五省七千余里，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部队打不垮、冲不散，一直坚持到与中央红军会师。1931年2月，党中央在一份军事报告中称赞红七军说：“七军的战斗力相当的强……士兵特别能吃苦，在中国红军中值得注意。”[5](P792)

（三）培养栋梁之才和少数民族革命骨干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迅速成长，右江特委两届委员会7名壮族委员有6人牺牲；9个县委、县特支的第一任书记中有6位壮族书记牺牲；右江苏维埃政府两届委员会13名壮族、瑶族委员中有11人牺牲；12个县的苏维埃政府第一任主席中有9人牺牲；[2](P204-205)东兰县牺牲的少数民族干部有400多人，居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之首。从百色起义、龙州起义走出来的不少指战员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成为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的将军，有20人获得少将以上军衔（12人是壮族）；新中国成立后，就任省部级以上领导的有23人（其中12人是壮族），成为新中国的栋梁英才。

[参考文献]

[1]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2]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党史办公室编著.百色起义史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中共巴马瑶族自治县党史办著.中国共产党巴马历史(第一卷)(1921—1949)[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2009.

[4]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二辑)[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

革命根据地范文篇2

一、太岳革命根据地经济发展概述

1939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先后依托聂荣臻领导的115师一部、领导的120师和领导的129师，分别创建了晋察冀、晋绥和晋冀鲁豫抗日革命根据地。太岳革命根据地是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是由八路军和山西新军于1937年11月共同开始创建的。太岳革命根据地东抵白（圭）晋（城）路，西至同蒲（州）线，南隔黄河与中原相望。太岳革命根据地既是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西部屏障，又是连接华北与西北的桥梁，还是我军飞度黄河、问鼎中原的前沿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太岳区中心地带是山岳地区，森林覆盖率较高，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太岳区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较为发达，为根据地军民实现生产自给，争取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尽快恢复根据地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太岳区军民充分利用战后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生产活动，在农业、工业、商业、手工业等领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有力地保证了解放战争的需要。1944年太岳区取得了农业大丰收，为发展纺织业和运输业提供了有利条件，1944年太岳区纺织业共实现利润650余万元，运输业共实现利润110余万元，有效地缓解了我军物资紧缺的困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物质生活。为了有效地领导太岳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我党在太岳区先后成立了太岳区经济局、太岳区贸易公司、太岳实业公司、太岳区硝磺局、太岳区工商管理局等经济管理机构。其中太岳实业公司创立于1945年9月，旨在领导、管理与督察太岳区的工业生产。太岳实业公司下属的工商业机构包括：翼城花坡号、晋城常羽号、医疗所、晋城推销处、翼城推销处、长治推销处、鸿兴蛋厂、兴华纺纱厂、制造厂、裕晋火柴厂、长子应城煤号、高平唐安号、晋城南庄号、晋城郭庄号、晋城寺庄号、晋城张岭号、晋城北岩号、济源磕井号。课题组掌握了兴华纺纱厂自1948年11月到1949年12月一套较为完整的成本核算、会计报表以及相关会计文献资料，并利用这套资料对兴华纺纱厂这一历史时期的成本核算进行了系统研究。

二、太岳革命根据地兴华纺纱厂基本情况简介

兴华纺纱厂自1947年10月开始筹建，1948年投产。工厂位于今高平市唐安镇，有72间机房、10间库房、15间工务房、32间宿舍、3间锅炉房。兴华纺纱厂主要产品是16支棉纱，生产工艺分为前纱和后纱两个环节，前纱包括清花、拉并和粗纱三个步骤，后•纱包括细纱、摇纱和成包三个步骤。工厂购置了拉条机、清花机、梳棉机、并条机和打包机等设备。工厂管理机构主要包括经营股和工务股。经营股负责经营管理，设股长和副股长各一人，下辖会计、簿记员、出纳练习和保管员各一人；经营股还内设事务科，事务科有事务长、簿记员、事务员和公务员各一人，运输员三人，炊事员十三人。工务股负责生产制造，设股长、副股长和工程师各一人。工务股下设纱厂、修理部、原动部和工账房四个机构，纱厂按生产流程分为前纱和后纱两个车间，每个车间都设有值班司账、练习生两人。修理部和原动部属于辅助生产车间。修理部包括皮辊、土木、烘炉、白铁和钳工五个部分，原动部分为电台和动力两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人数不等的机匠、见学和学徒。工账房负责计算成本，有成本会计和练习生各一人。

三、太岳革命根据地兴华纺纱厂成本核算

（一）成本计算方法

1942年1月，太行行署财政处颁布的《工厂会计规程》提到了成本计算的品种法。1943年，太行行署烟厂颁发的《烟厂会计参考资料》定义了成本计算的分步法和分批法，概括了成本计算的步骤。太行实业公司、太岳实业公司先后颁布了《成本会计参考资料》、《审会计制度》和《工厂规程——成本会计概要及实施细则》，这三部文献属于规定性文件，只简单地对采矿业和炼铁业的成本计算步骤作了规定，并未就成本计算方法进行介绍。1947年4月，太行行署第三专署颁发了《实用工业会计与成本计算》，不仅详细地介绍了成本会计的原理、成本要素的构成，还总结出了四种成本计算法（个别成本计算法、综合成本计算法、分组成本计算法、估计成本计算法）及其在不同行业中的应用。兴华纺纱厂采用的是品种法与分步法相结合的成本计算法。首先，兴华纺纱厂在管理上并没有涉及到批别的问题，因此兴华纺纱厂采用的并不是分批法。其次，兴华纺纱厂只生产一种产品，且工厂规模较小，所以很可能采用品种法。最后，纺纱属于多步骤生产，虽然兴华纺纱厂的原材料是一次性投入，也没有资料显示产品成本在各步骤之间的结转，但是每个步骤的工资都是单独计算的，并且在《月计表》中出现了“在制品”科目，说明兴华纺纱厂存在产成品与在产品的分配问题。因此兴华纺纱厂并不是单纯地运用品种法，而是以品种法为主的品种法与分步法的结合。

（二）成本的计算及成本计算表

《实用工业会计与成本计算》对纺织业的成本计算步骤进行了总结：月初工务部门按生产计划填制领料单把本月所用的材料领出，记工员设专门分户账逐日记录工人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数量，并据此编制工资领发表。产成品完工后，工务部门要填制生产报告，统计成品数量。会计部门根据生产报告、材料领用汇总表、工资领发表和管理费计算表等编制成本计算表。1948年11月，兴华纺纱厂的《每种成品成本计算表》将成本分为直接成本费和间接成本费。其中直接成本费包括原材料费及材料费、工资；间接成本费包括工人学习费、工具费、机器费、安装费、管理费、修理费及开办费。1948年12月，兴华纺纱厂的《成本计算表》将成本分为生产直接费、生产间接费和一般间接费。其中生产直接费包括直接材料费和直接工资；生产间接费包括间接材料费、间接工资、摊折和其他费用；一般间接费包括管理费、开办费、安装费和经营费。

（三）要素费用的归集

兴华纺纱厂的费用要素分为原料、工资、各项费用及摊折和一般间接费，成本项目包括生产直接费、生产间接费和一般间接费。

1.原料费用的归集

1948年9月的《兴华纺纱厂工作计划》中重点强调要“清理财产，建立仓库制度、材料领取手续”。《实用工业会计与成本计算》规定，材料的领取与退回要填制领料单和退料单，而且成本计算员要根据工务员报送的生产报告填制成本计算表。《成本计算表》中的原料分为原材料和材料两种。原材料即主要材料，记入生产直接费；材料即辅助材料，记入生产间接费。1948年11月，将原材料和材料都记入了直接成本费项目下的原料及材料项目。从1949年12月开始，才将原料（主要材料）及材料（辅助材料）分别在生产直接费与生产间接费之间进行区分。

2.工资费用的归集

兴华纺纱厂把“记工票”作为记载员工上下工情况的原始凭证。会计员按记工票逐日登记工资分布表，并按照工资领发表发放工资，成本计算员根据工资领发表登记成本计算表。1948年11月，工厂是将工资总额全额计入直接成本费中。从1948年12月开始将工资分为直接工资和间接工资两类，分别计入生产直接费和生产间接费。直接工资主要核算纱厂工人的工资，设置清花部、拉并部、粗纱部、细纱部、摇纱部和成包部六个直接工资项目，每个项目又分为机匠（相当于师傅的角色）和学徒两个工别，机匠的单位工资是学徒的二到三倍。间接工资核算修理部和原动部的工人工资，每个部门也设有机匠和学徒两个工别，机匠的单位工资是学徒的二到三倍。

3.各项费用及摊折的归集

各项费用及摊折属于间接费，记入生产间接费。核算项目主要包括修缮费、各项摊折、工人医药费、工人学习费和社会保险金。1948年11月的各项费用及摊折中包含管理费、安装费等一般间接费。1948年12月开始，各项费用及摊折将一般间接费从生产间接费中分离出来。1949年7月以后，为了更好地实施革命根据地的劳动保护政策，各项费用及摊折中又增加了“社会保险金”的内容。

4.一般间接费的归集

《实用工业会计与成本计算》将“一般间接费”定义为，在厂矿经营过程中开支的管理费、在流通过程中对外营业时所发生的各项营业费，以及房租、地租、利息等。兴华纺纱厂的一般间接费主要包括管理费、安装费、开办费和经营费。兴华纺纱厂通过事务科的事务员编制《管理费计算表》来计算管理费，管理费的核算内容为：伙食（小米、麦子、油、盐、猪肉、菜）、夜餐麦、津贴米、薪资米、年老优待米、生理米、保育米、卫生米、上学补助米、服装费、医药费、书报费、招待费、特别费、出差费、购置费、修理费、公杂费（纸、毛铅笔、灯油、杂支）、马干费（车马费、马差、马料、谷草、麦皮、掌缰）。兴华纺纱厂的管理费不仅内容详细，而且费用开支管理比较严格，在核算内容后还必须填列费用说明和审计科意见。从内容上看，管理费分为薪金福利、办公费和运输费三大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薪金福利中包含的年老优待米、生理米、保育米、卫生米、上学补助米和医药费等项目，是我党战争时期劳动保护政策的具体体现。

（四）成本预算

纱厂工程师李茂轩在《关于纱厂今后的进行步骤（第二意见）》中提出了兴华纺纱厂的预算方案，预算分为成本预算和资金预算两部分。其中成本预算是先假定1948年10—12月每日出纱150斤、1949年1月以后各月每日出纱300斤，并以1948年9月份各项数据为基数，对每日用料、每月机油及其他材料、每月工资和每月杂支进行预算，然后估计出每月总开支。最后对每月产量、销量和售价进行估计，从而估算出每月的利润。资金预算则对未来经营期间经营资金的需求量做出了估计。1948年10月20日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部长黄敬批准了《关于纱厂今后的进行步骤（第二意见）》的方案，他在《关于太岳兴华纺纱厂处理方案》中指出：上述成本预算未将股息及各种折旧计算在内，资金预算未对固定资产维修进行预算，要求对对上述预算做出相应补充。

（五）成本报表兴华纺纱厂的报表

体系中包括了成本计算表、成本分析表和全年管理费统计表。成本计算表主要是计算产品成本的专用报表，归集了生产直接费（直接材料费用+直接工资费用）、生产间接费（间接材料费用+间接工资费用+各项摊折等）和一般间接费（管理费+开办费+安装费+经营费等），上述费用加总为产品总成本，然后除以当期产品数量计算出产品单位成本。成本分析表主要是对全年各月的成本及其构成进行详细分析对比的专用报表。全年管理费用统计表是对比分析各月的管理费发生情况的报表。

四、对太岳革命根据地兴华纺纱

革命根据地范文篇3

1、借派、筹款与捐款

由于敌人围剿和经济封锁，琼崖革命根据地临时采取了捐款、借派和筹款三种方法来解决财政异常困难的实际情况。

（1）捐款。在群众自愿的情况下向政府捐款。例如许多革命战士和群众为了支持革命，节衣缩食，捐款捐物，有的人甚至将自己结婚聘礼都献给了革命。以此同时还到南洋一带募捐，得到了许多爱国人士的慷慨解囊。

（2）借款。由区、县经济委员会出具借条向大户人家借钱借款，等条件好一些时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

（3）派款。琼崖革命根据地政府向白区家境好的家庭写信或宣传革命道理来筹款筹粮。

2、战争缴获与打没收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武装弹药等都只有靠战争缴获来获取。如1927年农军二次攻打陵水，获枪支弹药。1930年攻打定安县城又获一批枪支弹药。由于土地还未分配，政权还未建立，所以基本上是靠强制手段打击没收反动政府、地主、官僚的财物。如组织经济队打进敌人税务、粮食等机关，攻打敌人据点，没收其财务，还没收官田、公田的田租。如1927年万宁县讨逆革命军打入北熬港国民党的税务机关和海关，没收光洋三、四千元和财物。

二、琼崖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建设

为了琼崖革命根据地的供给，财政管理与支出始终坚持节约为原则，为此建立了一整套管理方法和措施，制定一系列政策，这些财政政策以及相关的制度是完全符合当时的条件和要求的，它有别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更有别于日伪掠夺式的统治时期的政策，这些政策是有一定进步意义，而且相当合理的。它紧紧地配合了我党的总政策，反对和限制了封建剥削，调节了社会各阶级经济关系。

1、建立各种税收制度

琼崖革命根据地通过成立经济委员会，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建立各种税收政策来繁荣琼崖革命根据地的经济，使之有较稳固的基础，减轻了农民负担，税负主要放在富人的身上，征收税目按件计征，有猪牛税、商行税、土特产税、货物税、出口税等。土地税和工商税就是当初普遍的税收制度。

（1）土地税（公益税）：它是以征收粮食为主。例如，陵水就按田租的三分之一征收地主奸商的田租。

（2）工商税：土地革命初，各县开征的猪牛交易税以及槟榔等货物的出口税都是以国民党地方政府规定的标准作参照并大幅度降低征收标准。

2、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

琼崖革命根据地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形势下，实行最低标准的供给制度。如军人的生活费只有六元，而党政工作人员要低于红军即五元。由于战争环境使得财政异常困难，当时的党政领导干部是穿自己的衣服，用自己的钱来做革命工作，而且这些党政领导干部与群众一样参加生活劳动，不脱产。琼崖革命根据地财政管理制度严格，经常进行财政纪律教育，因为财政支出如不节约的话，就无出路可言。只有严格管理才能打击贪污浪费的现象，维护琼崖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秩序，纯洁革命队伍以此来保证琼崖革命根据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所以各县经委每月收支都要做预决算表报告纪委，经纪委核算才能开支，没做报表的要处分或批评。同时还制定严格的政治纪律来杜绝寻私舞弊和贪污。如公开各单位和部门的财务以便群众监督，建立财政支销委员会来检查帐目，并由三人组织实施日常开销。对贪污百元以上者处于死刑，对浪费行为给予处罚，如用公款办酒席给予严格惩罚，又如在红军攻打陵水的战斗时，一位征收员在没收奸商的财物时，偷拿了一些布匹回家，结果这位征收员被处于死刑，以严明纪律。琼崖革命根据地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还能完成保障供给，就是它遵循了客观规律，有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的政策和实践，使人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以及革命政权的性质，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三、财政建设的奠基作用

革命根据地范文篇4

根据地内，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发行流通券的同时，仍然准许“法币”流通，但禁绝伪币使用。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上半年，流通券市场信用已经超过法币。随后边区和各县建立“地方银号”，总核法币及统一各县流通券的发行，以巩固与提高边区银号钞票的信用。“1940年秋，豫皖苏边区根据地空前扩大，各地分散的小块根据地已基本连成一片，具备了统一发行货币的条件。为满足迅速发展的市场货币流通的需要，便于管理，1940年10月，豫皖苏边区党委决定停止发行各县流通券，由边区联防委员会统一印制发行豫皖苏地方银号币，在全边区流通并以此兑换收回各县流通券”［4］。为保证市场稳定及流通券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任何破坏流通券发行及贪污行为都要受到严惩，那些拒收流通券的商贩也要受到严惩。1940年4月，日伪曾伪造伍元、拾元两种中央“法币”和永城贰角、伍角两种流通券，由奸徒带入根据地收买粮食，扰乱金融秩序，且有部分群众受骗。为此，边区政府和永城县抗日军民一面组织查禁，一面在报纸上载文予以揭露，领导边区开展防伪反假斗争，指明伪币纸张低劣、印色易褪，号码不明等假钞特点，号召边区人民提高警惕，大胆揭发检举并送政府查办。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对根据地货币市场的捣乱与破坏。根据地流通券的发行，老百姓对边区政府的信任，堵塞了日伪和法币的流入，对于繁荣根据地经济，防止物资外流，打击日伪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服务战时经济，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反动派开始疯狂地向根据地进攻。进犯豫皖苏根据地的国民党队达10多万，当时已改编为新四军的官兵在师长彭雪枫的领导下与边区民众经过3个月的自卫斗争，在成功阻击东北之敌后，奉命战略转移，撤离了豫皖苏地区。撤离前，“边区银号用大量物资回笼边币，在大敌入侵之时仍用银元和生活用品换回边币，以尽量减少人民损失”［5］。后来，彭雪枫率新四军四师主力挺进津浦路西，收复了原豫皖苏根据地，建立了淮北二地委、淮北苏皖边二专属。在淮北地方银号第二次发行纸币，名称仍为“豫皖苏边地方银号”。对于百姓剩余的边币，新四军四师重返路西时，用带去的大量法币和淮北抗币给予边区百姓兑换，以此减少百姓损失，保证边币流通。为稳定和发展根据地经济，打击伪币，保证市场流通，发行货币是必要途径，不少根据地都有自己的货币。如陕甘宁边区初期发行光华券，光华券在边区发行流通后，“尽管法币仍然是边区流通的主币，光华券是当做法币的辅币流通，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法币仍是一种挑战”［6］214。然因诸种因素，其在与法币的斗争终告失败。而晋察冀边区和山东根据地则坚决禁止法币、伪币流通，对边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42年9月，晋察冀行署决定开展统一市场货币工作，规定“抗币”为本位币，严禁伪币和法币在边区流通。到1943年秋，在边区中心区终于排除了法币，肃清了伪钞，建立了统一的抗钞市场，稳定了根据地经济，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推动了根据地的发展。

豫皖苏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处于敌伪、顽包围、封锁之中，财政十分困难。开辟财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1939年11月，刘少奇在淮北新兴集视察，指示可以征税解决财政困难。税收工作是边区以抗日民主政府的合法身份，解决财政的一种办法。各种税收工作开展情况不一，较早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区、县、乡最先进行税收工作，主要由区、县、乡的财政机构负责，后来又专门建立了税务局;在中心区，税收进行正常，开展较好;游击区则采取突击缉私和收税。根据地以征收商品贸易税为主。为扩大税源，根据地主力转向贸易繁荣的淮上发展。日军占领蚌埠、怀远、徐州后，东边控制了津浦路，北边控制了陇海路，南边封锁了淮河，对淮南和淮北路西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华中地区需要的工业品进不来，土特产运不出去。淮上地区南有淮南根据地，北靠豫皖苏边区根据地，西接国民党防区，内地货物集散运输方便，东靠津浦路，工业品“走私”方便，因此淮上地区贸易发展很快。上海、南京等地的商人，把禁运的食盐、布匹、百货、西药、纸张等货物经过津浦路偷运到淮上的河溜、龙亢等集镇出售，买走内地运来的“土货”。阜阳、涡阳、蒙城等地的客商把内地的土货运到河溜、龙亢出售，买走工业品，龙亢、河溜成为货物集散地。但是，这些地区税收很乱，不利于贸易的健康发展，边区政府对其尤为重视，要求中共中央派得力干部协助淮上税收工作。中共中央派八路军后勤供给部200余人前来，帮忙加强淮上税收工作。边区政府分别在怀远的河溜、龙亢和蒙城的板桥设立税务检查处，开展税收工作。为搞好税收工作，首先进行了市场整顿，加强了市场管理，并制定了新的税收政策。新的税收政策，简便了税收手续，客商满意，使其贸易更加繁荣。由于贸易繁荣，税收收入不断增加。“仅河溜、龙亢两处，月收入就达50－60万元，占整个豫皖苏边区全部税收的72%”［7］89。边区税收还有农业税，即救国公粮，它是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农业税，具有土地所得税和农业税的性质。救国公粮的征收，开始采用劝募形式，弊病很多。以后或将自上而下分配与民主评议相结合，或按照条例以率征收，既考虑了负担面，又保证了征收任务的完成。还有农业统一累进税。“1940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实施统一累进税的决定。指出累进税是应向区内一切人民税收的税则”［8］127。农业统一累进税具有土地收益税及土地财产税的性质，它以土地的常年产量为标准定税率，同时降低了下层标准，提高了上层标准，便于各阶层负担更加合理。它的实施，扩大了纳税面，保证了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边区税收还有营业税，即凡在边区境内开设工商业，从事营业者，不论是个人还是团体，均需缴纳营业税。抗日战争时期，关税(指边区与敌伪顽占领区之间贸易往来所征的税)是与敌人进行经济斗争的有力武器。由于敌人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控制粮食、食盐、布匹等生活用品流入，而设法将对根据地用处不大的物品打入根据地。根据地政府则针锋相对，当时的关税原则是:凡我根据地急需之物，鼓励进口，限制出口;凡是根据地无用之物，则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利用税收杠杆开展对敌斗争，以保护根据地军民的利益。根据这个原则，淮北根据地的规定是:“在进口方面，属于人民生活必需品基本免税。一般日用品的税率为5%至8%;非生活必需品为10%至15%;对于禁止进出口的货物，采用高税率为20%至30%。”［9］176－177此外，边区还有盐税、烟酒税、屠宰税等。征税使用边区财政统一印发的税收票据，纳税者纳税给予票据后，一律不再重征。所有税收全部上交，主要用于抗日军费开支，其次是发展教育和生产，征税单位不得擅自支用。豫皖苏革命根据地根据抗战形势，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了有效的货币和税收政策，通过边发行边区货币、边禁绝伪币流通等方式，保障了边区经济的顺利发展，提高了边区政府的威信。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保证了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突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巩固、发展、壮大了根据地势力，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作者：刘宸工作单位：西南大学

革命根据地范文篇5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聚会，举行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开馆仪式，首先，我代表中共市委、市人民政府对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建成表示热烈的祝贺！向给予纪念馆建设大力支持的各位领导表示衷心地感谢！向为纪念馆建设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专家和施工人员表示亲切的问候！

80多年前，这里风云际会，红旗摇曳，、、、曾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当地军民，英勇奋战，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伟大胜利，演绎了中国革命历史上一段可歌可泣的动人乐章，诞生了梁兴初、梁必业等21位赫赫战功的共和国将军。革命根据地为“工农武装割据”进行了可贵探索，是创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重要理论的实践来源之一，被高度评价为“李文林式”根据地和“第二个井冈山”，元帅誉之为“东井冈”。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感动，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追求，但总有一些精神财富令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群都受感动，都去珍惜。革命精神传统就是这样的，它具有感人肺腑、催人向上的伟大力量，具有越掘越深、越学越厚的丰富内涵，具有超越时空、经久不衰的永恒魅力。80多年后的今天，区建设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展现中国革命在这座驿站中的峥嵘岁月，为我们缅怀先烈，传承革命精神拓展了新的空间，为我市红色旅游的发展增了新的景点、添了新的亮点。

革命根据地范文篇6

一、走进革命圣地，接受人生洗礼

五天的参观学习，虽时间短暂，但内容丰富，使我的心灵受到一次震撼。我们先后听取了xx干部学院教授所作的“xx精神及其时代精神”、“党中央在xx十三年”、“xx精神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等三个专题报告。踏着革命先辈们的奋斗足迹，我们登上宝塔山、凤凰山，走进抗日军政大学、王家坪、杨家岭和枣园。看着生动的历史画面和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望着窑洞里的煤油灯和一幅幅珍贵的照片，听着专家教授精彩的讲评和一段段生动感人的故事，仿佛又回到了70年前那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感受着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情景，体验着xx时期那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领略着xx精神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体会到共产党人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

我们参观了一个个中央所在地旧址，在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解说下重温着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枣园五大书记塑像前，我们留下一张张难得的照片，在杨家岭我们同声齐唱“东方红”，在宝塔山我们集体重温入党誓词。我们体会着革命圣地的神奇，感悟着先辈们的人格，沐浴着伟大的xx精神光芒。

二、继承革命传统，增强党性修养

党中央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1935年至1948年在xx生活和战斗了13个春秋。这13年是我们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扭转乾坤的13年。在xx，党中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定基石，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留下了后人仰止的革命传统。

——继承革命传统要坚定信念，矢志不渝。人生如屋，信念如柱。拿破仑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种伟大的力量：剑和精神，从长远说，精神总能征服利剑。中国共产党人在xx的13年，，更多精品文章来自，资源极端匮乏，条件十分艰苦，能取得最终胜利，依靠的就是那种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xx精神的灵魂，也是体现党的先进性的主要标志，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现在，我们继承革命传统，首先必须要树立远xx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走正道，不转向，树形象，做表率。

——继承革命传统，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实事求是”的观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xx精神的精髓。中国共产党人在xx时期就在思维方式上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在行为方式上讲实效、看结果，求真务实，展现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精神风貌上开拓进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作为当代的一名共产党员，要解放思想，就要不断创新，创新我们的思维观念、工作模式等；同时，不能凭主观臆断，要遵循客观规律，脚踏实地，真抓实干。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有坚强的党性，二是要有宽广的胸怀，三是要有修正错误的勇气。

——继承革命传统，要全心全意，服务人民。xx时期是我们党在中国局部地区建立人民政权，并不断扩大执政区域的重要时期。我们党历来重视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根本宗旨，在xx时期就响亮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在全党认真实践。那时的边区政府被誉为“民主的政府、廉洁的政府”，用同志的话说：“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风，没有人吃摩擦饭，没有人发国难财”。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实实在在为群众谋利益。

——继承革命传统，要艰苦奋斗，永葆本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了xx精神的代名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住的是普通的窑洞，用的是部队配发的木椅、木床，而正是在那木桌上，写出了《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等大量政论著作，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道路，让中国人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当时的xx交通闭塞，经济落后。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我们党通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了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改善了军民关系，凝聚了党心民心，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建设经验。今天，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肩负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必须坚持“两个务必”，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三、弘扬xx精神，一心一意谋发展

xx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它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传承xx精神，就要联系本地、本岗位的工作实际，将xx精神牢记心中、落实到行动上，加快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都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做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当前，要按照上级党委的统一部署，开展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农村，特别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充分认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意义，历史任务，基本原则和重要措施。顺应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抢抓机遇，开拓进取，努力开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更多精品文章来自，

——加快推进沙地乡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快特色产业发展。按照每年发展一万亩烟叶、一万亩魔芋、一万亩高山特色蔬菜、管护好一万亩板栗的思路，推进特色产业提档升级，让特色产业撑起农民致富的一片蓝天。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抢抓机遇，积极争取上级部门支持，充分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加快安全饮水、公路、集镇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要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办好农村教育事业，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抓好以乡中心卫生院为龙头、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普及科技知识，繁荣农村文化，提高农民素质等。要通过加快发展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高度关注民生。同志曾经说过：“人民群众是水，共产党人是鱼，水可以没有鱼，但鱼不能没有水”。这就是告诫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真正做到善待民生、关注民生、改善民生。要按照“学有所教、劳有所保、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认真落实各项惠农政策，高度重视弱势群体，努力构建好人民群众的生存家园。同时，要强化社会管理，抓好治安中心户建设，做好信访工作，加强人民调解，及时调处矛盾纠纷，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努力构建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

革命根据地范文篇7

要回答陕甘根据地为什么能够“硕果仅存”，我们就要以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阐述的规律性认识为指导，把陕甘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进行比较研究，找出陕甘根据地有别于其他根据地的特点。从客观上看，陕甘地区有着独特的条件。比如，就群众基础而言，这里的群众素有团结互助和组织起来的传统。由于地瘠民贫、闭塞落后，群众抵御灾荒、匪患、战争的能力很弱，单靠一家一户的力量难以生存和自保，因此，在陕甘地区存在大量以宗亲、姻亲等为纽带的民间组织，同时，这里的人民历来具有反抗反动统治的传统，这就为发动和组织群众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利于“征兵”;又比如，就地理环境而言，这里地处黄土高原，地形复杂，沟壑纵横，交通困难，回旋余地大，有利于“用兵”;还比如，就经济条件而言，这里的人民群众虽然生活困苦，但地广人稀的特点又使它有条件通过大生产解决部队的温饱问题，有利于“养兵”。

而从敌人力量看，这里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区，虽有杨虎城西北军、张学良东北军、阎锡山晋军、宁夏马鸿逵等军阀武装不时出没，但这些地方实力派之间以及同及中央军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敌人的力量。从主观上看，陕甘地区更有其独特的地方。这里很早就有党组织的活动，党的工作有一定基础。党成立后，在同志为首的北方区委领导下，李子洲、魏野畴等同志在陕甘一带宣传革命、发展党员，扩大了革命影响。大革命时期，在当时支持国民革命的国民军联军中主持军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刘伯坚、宣侠父、邓小平等同志，又在后来长期统治陕甘地区的西北军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培养了一批进步官兵，如王泰吉、张汉民、阎揆要等，播下了革命火种。大革命失败后，党在陕甘地区领导发动了清涧、渭华、旬邑、两当等数十次武装起义和兵变，陕甘地区能建立起有相当战斗力的正规红军，就与此有直接关系。陕甘根据地能够在白色恐怖下红旗不倒、不断发展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有一批从群众中走出来的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群众领袖，他们在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重要经验。这主要包括: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始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们坚定维护革命大局，维护根据地党的统一和红军的团结，即使在意见分歧和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也从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从不动摇革命的理想和信念。

同志为同志“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就是对这种坚强党性的充分肯定。第二，努力排除“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坚持从实际出发创建根据地。他们创造性地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以陇东南梁为中心，以陕北安定和关中照金为两翼创建的“狡兔三窟”式多区域战略布局，为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得到同志的称赞。第三，坚持贯彻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扩大了根据地建设的同盟军。他们采用“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斗争方式，注重发动组织工农群众，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努力争取、教育、改造绿林武装和“哥老会”等帮会组织，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革命武装不断发展壮大。第四，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刘志丹同志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作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同志多次强调，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一边，边区政府还制定了深得人心的“十大政策”。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根据地的党员干部坚持勤政廉政，坚持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赢得了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为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以上这些，有些是同时期的别的根据地也具备的，有些则是别的根据地所不具备的。其中最根本的是，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边区实际结合起来，没有犯“左”倾和右倾的错误，根据地建设没有因为自身的“折腾”而大起大落。而正是这些主客观方面的条件，变成了一种合力，融合成为一种天时、地利与人和，使陕甘根据地能够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二、注重背景研究，深化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能够成为红军长征落脚点问题的认识

党中央选择陕甘根据地作为落脚点，看似因为在哈达铺偶然从报纸上得知那里还存在着红军和革命政权，实际上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就需要从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和敌我友力量消长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来，革命的中心一直在南方。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除陕甘边、陕北和鄂豫陕外，大都分布于南方省份。这种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对南方各路红军和根据地发动的“围剿”日趋频繁，随着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的危害日益严重，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相继在反“围剿”战争中失利，陆续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国南方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而长期统治中国北方的封建军阀势力，迭经新旧军阀之间的混战，当时力量已大为削弱。正当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处于此消彼长的激烈较量之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不甘沦为亡国奴的亿万民众，在中国北方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风暴。

中国革命中心的北移已成大势所趋。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陕甘根据地被推到了中国革命历史舞台的最前台。陆续踏上战略转移征途的各路红军，面对强敌的围追堵截，深感无根据地作战的切肤之痛，都在为寻找和创建新的根据地而苦苦奋斗。党中央、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后，几经变化，最终把进军方向指向了西北地区。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痛感中国南方反动统治力量强大，因而试图把毗邻中国西北的社会主义苏联作为战略依托，“打通国际路线”成为新的战略抉择;二是北上抗日，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因此，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先是确定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根据地，后又调整为在陕甘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坚持下来“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向西、向北可以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东渡黄河可以奔赴抗日前线，正好契合了党中央这种寻找“落脚点”的需要。因此，正像同志说过的那样，如果没有陕甘，“那就不得下地”。

三、注重用发展的观点研究，深化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能够成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出发点问题的认识

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它在消灭魑魅魍魉、荡涤污泥浊水的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正是因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到达陕甘，各路红军在陕甘胜利会师，进而推动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陕甘根据地自身的发展，这才有后来的八路军从陕甘宁边区出发奔赴抗日前线。红军长征抵达陕甘后，在党中央的关心和过问之下，刘志丹、等一批被“左”倾路线执行者错误关押的根据地领导人很快获得了自由，安排了工作。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经过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和东征、西征战役，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党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推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全民族共赴国难的局面。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政府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以陕甘宁边区为战略依托，党中央部署人民军队迅速实施战略展开。陕甘宁边区由此成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出发点”是同“落脚点”紧密联系的，“落脚点”是同“硕果仅存”紧密联系的，而“硕果仅存”又是同陕甘根据地坚持浴血奋战、坚持“不‘左’不右之倾”紧密联系的。因此，陕甘根据地在出发点问题上的历史性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以上，我试图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就“两点一存”的历史地位及历史条件问题，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由于“两点一存”问题本身的宏大性和综合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因此，我想说明的是:在注重采用某种方法进行重点研究的同时，不仅不能排斥，而且还应当运用其他必要方式进行多侧面的研究。只要我们在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就一定会不断收获对这个重大问题研究的新的认识成果。1949年10月26日，同志曾饱含深情地给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发去电报，电文说:“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

革命根据地范文篇8

【关键词】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中国共产人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广西右江地区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在军事斗争频繁，政权建设、经济文化卫生等建设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党组织立足于实际，严抓作风建设，打造了一支作风优良的党员干部队伍和人民军队，也从理论和实践上为以后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加强作风建设，是党在恶劣环境下坚持斗争的必然要求

共产党人到右江地区开辟根据地，面临自然条件、敌对势力、内部不良因素等多重考验，加强作风建设刻不容缓。1.物质基础薄弱右江地区多石山和丘陵，当时农业生产工具多为沿用千年的简单农具，山区多采用刀耕火种的劳作方式，基本没有现代工业。在正常年景下人民群众还能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遇到自然灾害或兵匪混战，农民纷纷破产逃难，经济一派萧条。1930年1月中共红七军前委书记邓小平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右江农民生活很苦，自耕农多，“很穷，每不够自己吃”“经济流通较各省困难……要解决我们以后的经济问题还需得要我们艰苦的斗争”。1931年3月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在《七军工作总报告》中也指出，右江各县“交通阻塞，经济落后”。尽管根据地创建后，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粮食普遍增产增收；对城镇中小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废除苛捐，取消杂税，保护贸易，买卖公平。严守我军纪，绝不扰商民”；通过各种措施筹集经费。但经济基础的薄弱，自然条件的恶劣、战斗的频繁，使财政经济建设难度较大，物质的缺乏、生活的清苦可想而知。必须培育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的作风，才能打造严格遵守“工农的东西得来不容易，一草一木不得害损；没收豪绅地主的东西，不得自己贪污归私，服从指挥员上缴给养队，遵照规章统一处理”纪律的队伍，坚持革命旗帜不倒。2.政治、军事斗争残酷斗争越是残酷，局势越是复杂，越凸显作风建设的重要性。清末民初以来，右江地方政府和大小军阀、土匪及地主豪绅相互勾结，残酷压榨人民，加上历史上长达1300多年的土司统治导致土官残余影响较大，使政治局势更加复杂。此外，历代统治阶级实施分化政策，使各民族人民之间隔阂严重，互不信任、彼此防范，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根据地从创建之日起就遭受地主豪绅武装的多次反扑，桂系军阀则从南宁重兵出击，逐步占领右江沿岸，各县反动势力纷纷复辟，根据地军民的反复辟斗争极其艰苦。更为严峻的是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留守的前委委员、第三纵队长、壮族领袖韦拔群只有第21师的番号和74名老弱战士。豪绅地主乘机倒算，桂系军阀则经过周密策划，纠集各路武装发起对根据地的三次“围剿”，其中第一、第三次出动万人，第二次出动7000多人。右江党组织与中央及红军主力失去了联系，根据地大部分被敌占领。北上部队则遭到敌人围追堵截，经历了8个多月的无后方作战，行程7000余里，大小战斗百余次。没有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宁死不屈等优良作风的培育，就没有根据地军民和北上将士在残酷战斗环境下的坚持与忠诚。3.打造过硬革命队伍任务艰巨建设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党，以及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党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由于右江地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很少，党员发展工作主要在农村和部队中进行，而部队下级军官和士兵也多数来自农村。从百色起义到1930年9月，地方党员从500人发展到1500人，其中雇农贫农占多数，其余为中农以及少数富农和知识分子；红七军中的党员由300余人发展到500人。由于当时的农民文化水平极低，对革命理论的学习、掌握较为欠缺，无产阶级政治意识薄弱，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带入党内。关于红军的创建，采取了改造旧军队与发展农民武装相结合的原则，主要问题在于：旧军队中军阀作风、流氓习气严重，军官贪污、虐待士兵成性，严重影响部队的形象和战斗力；农民自卫军虽然革命热情较高，积极打击土豪劣绅，但没有接受系统、严格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纪律教育，出现侵犯群众利益、自律性不够高等情况。由此，革命队伍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革命信念动摇乃至叛变投敌的迹象和行为，如红七军成立后，“仍有多数老兵不愿报国而发生逃走现象”。一些党员、干部贪图安逸、生活腐化，以权谋私，出现官僚做派。唯有狠抓作风建设，革命队伍才能够经受住反动势力和匮乏物质条件的考验。

二、充分利用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与地方优良传统，推动党的作风建设

1.发挥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普通党员、人民群众对党的态度与评价，在作风建设中起重要的引领作用。右江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促进了良好党风和政风的形成。一是树立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典范。党政军领导每到一地或开展新的工作之前，尽量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如开展土地革命之前，邓小平、韦拔群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等先在根据地东兰、凤山等县开展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之后由右江苏维埃政府结合实际并参照井冈山等地经验，颁布《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各县的土地革命才按照条例规定和试点经验展开。二是树立坚决执行党的决议的典范。如韦拔群在家乡东兰县东里屯开展土地革命时，为打消群众顾虑、触动富裕家庭的同志，带头烧毁自家田契，动员家人献出全部耕地和财产；奉议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黄治峰带头焚烧自家土地契约和租约，主动要求分配产量最低的田地给自己；思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阮殿煊亦是如此。此举为党员树立了榜样，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在前委作出红七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北上的决定后，韦拔群不仅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而且主动给不情愿离开家乡的右江籍干部、战士做思想工作，明确指出党的队伍必须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转变思想，毅然跟随部队北上。三是树立在政治生活中讲民主、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在困境中永不退缩的典范。领导干部以自身良好的作风带动了党的作风建设，增强了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2.继承和发扬地方的优良传统右江地区聚居着壮、汉、瑶、苗、彝、回、仡佬等民族，其中壮族约占总人口的85%，汉族仅占约10%。百色起义之前，各族人民长期遭受土官地主、军阀官吏和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奴役，政治地位低下，即使是富裕农民，也很多无终岁吃干饭的可能，贫农除收获的时间，统统都是吃稀饭或杂粮，或将杂粮与稀饭混合煮食，甚至连杂粮都不能饱食，只能苟延性命不至饿死而已。因此，各族人民普遍能吃苦、有毅力、勤劳作。同时，残酷的阶级压迫和严重的民族歧视，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近代以来，先后爆发了桂西会党大起义、反抗法国侵略者等反帝反封建斗争。“五四”运动后，群众反阶级压迫、反民族歧视的斗争达到新的高潮。从1921年起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开始蔓延到右江两岸的壮乡瑶寨，范围、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也造就了各族群众斗争坚决、团结一致、不怕牺牲的优良品格和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革命精神。右江党组织十分重视总结和发扬上述优良传统，并用马列主义理论加以启发教育，用先进思想加以灌输，结合革命斗争实践，使党的优良作风日渐形成。

三、思想上和行动上高度重视，党的优良作风培育成效凸显

由于邓小平等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取得较明显的成效，除了共产党人普遍具备的密切联系群众、发扬民主、艰苦奋斗、勇挑重担、不怕牺牲等作风之外，还形成如下优良作风思想与实践。1.顾全大局，甘于奉献只有顾全大局，才能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一切服从党的整体利益，勇挑重担。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党员自觉护全局、讲奉献的良好作风无处不在。如1930年9月30日，中共南方局代表邓岗（即邓拔奇）从香港辗转来到右江地区，传达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以及南方局给红七军的任务（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的小北江建立根据地，以阻止两广军阀北上增援，保证全国红军夺取武汉，然后红七军夺取广州，以实现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由于信息传达困难，红七军前委和邓拔奇并不知道9月28日结束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停止调集全国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邓小平和张云逸军长等认为红七军力量不强，根据地尚未巩固，应首先团结内部，壮大力量，巩固根据地，不赞成仓促攻打城市；时任右江特委书记雷经天等极力反对集中全力攻打大城市，主张坚守根据地；邓拔奇、陈豪人等多数人主张坚决执行中央任务，否则就是反对中央。为避免革命阵营分裂，邓小平、张云逸等顾全大局，同意执行中央的指示，在北上途中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耐心做有关同志的思想工作，使前委成员达成放弃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的一致意见，维护了党内和红军的团结。同时，为了革命大局，右江共产党人甘愿作出巨大的牺牲，韦拔群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韦拔群长期领导右江农民运动，后参与领导百色起义，为苏维埃政权建设和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付出了许多心血，深受各族群众的敬爱。1930年10月下旬，红七军各部队集中到河池进行整编，做好北上的准备工作，韦拔群带来了2000多名右江子弟和精良武器。鉴于韦拔群和时任右江特委书记、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洪涛是本地人，群众基础好，威信高，前委作出了将他们留守右江地区坚持斗争的决定。他们非常清楚主力红军离开后根据地将面临腥风血雨，但没有任何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安排。韦拔群主动把自己率领的精兵强将及精良武器编入北上的19师、20师，表现出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崇高品质。主力撤离后，在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下，韦拔群、陈洪涛等继续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2.崇尚实际，求实创新一是排除“左”倾错误干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左派实行关门主义和打击政策。1929年夏，应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之要求，邓小平等40多名干部被委派到广西，但对于俞、李政权却指示“总的是破坏他，绝对不是巩固他”。邓小平等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左”的政策，经深入调查分析，创造性地对俞、李开展统战，使党在局部地区重建了统一战线，分化瓦解了敌人，为开辟右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0年10月红七军主力不得不执行中央“左”倾冒险主义指令北上攻打中心城市，前委及广大指战员在挫折中逐步认识到中央的指示是错误的，及时放弃错误指令，挽救了红七军的基干力量。二是坚持“不唯上、只唯实”，正确选定革命立足点和起义时机。受“城市中心论”思想影响，1929年广西特委决定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主要商业区城市及政治中心的城市为最重要的中心工作，但邓小平等始终注意考察广西各地尤其是左右江地区的革命运动，逐步认识到在非中心城市开展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在俞、李仓促反蒋失败、局势风云突变之际，中央指示广西特委“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浔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邓小平则审时度势做改变，把队伍带到群众基础较好、蒋桂军力量较为薄弱的左右江地区，实现工作重点由城市到农村的正确转变。在武装起义时间的确定上，鉴于中央指示的时间过于仓促，邓小平等坚持务实作风，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适当推迟起义，保证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成功。三是把右江实际和其他根据地的经验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土地革命。在深入调研和开展试点的基础上，邓小平等组织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比《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的内容更丰富、规定更具体的《土地法暂行条例》，增加了关于阶级分析和成分划分、处理农村阶级关系、耕田工具来源及分配等方面内容关于土地分配标准、没收土地的范围以及土地使用形式等方面则有别于其他根据地，更符合右江地区实际。3.批评和自我批评身处偏远落后的右江地区，经常得不到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及时指导，革命出现曲折和错误在所难免，只有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才能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问题和错误。百色起义之后不久，红七军前委就了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通告，明确指出“支部会议应经常有批评一项，每次开会由主席指定二三人为批评之对象”，以制度规范促进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形成和发展。在红七军和根据地政权建设过程中，党组织对出现的问题作了认真检查和严肃批评，及时纠正和克服，并如实向上级进行汇报。如1930年9月19日，前委颁布第七号通告《目前右江党的工作方针》，指出土地革命存在的问题，如各县苏维埃政权多被富农及动摇知识分子掌握，对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持犹豫态度，或故意阻碍或延缓而不执行；有的地方被新豪绅及富农包办分配土地工作，以权谋私，违反贫雇农利益；各县党和苏维埃实行的分配土地办法没有站在群众立场，不考察实际情况，不管群众意见，等等，提出“各县党部只有坚决的领导群众与这些倾向斗争，纠正这些错误，土地革命的斗争才能深入”，要“审查过去分配之实际的状况，随时纠正一切错误”。邓小平于1931年4月29日给中央作的《七军工作报告》中，深刻检查红七军在右江地区犯了10个方面的错误。可见，右江党组织形成了良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由于历史的局限，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的作风建设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部分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相关作风建设理论和观点了解、掌握得较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同程度地影响作风建设的成效等。但总体而言，右江党组织对优良作风的培育是非常重视且卓有成效的，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2]中共百色市委党史办：《右江风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左右江革命历史调查组：《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第二辑：革命文献）》，内部送审稿1978年。

革命根据地范文篇9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革命根据地创建*周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所有参加过*革命斗争的老红军、老同志，向在*革命斗争中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深切地怀念、等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深切地怀念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永远牢记他们的不朽功绩和崇高精神。

同志们、朋友们，*年前，同志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了伟大的秋收起义，率领工农革命军挺进*，创建了*革命根据地，随后又与、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胜利会师，进行了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它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锻造了一支体现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确立了我们党依靠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群众路线，培育了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主要内容的*精神。*革命斗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进程，成为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

同志们、朋友们，从*革命斗争开始，经过*年的艰苦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在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标志着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总书记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纪念*革命根据地创建*周年，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最重要的就是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结合党的历史任务的新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不断赋予*革命传统以新的时代内涵，动员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就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旗帜昭示前进道路，旗帜指引胜利方向。*革命斗争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道路。这是*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就要更加深刻地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革命传统的灵魂是实事求是、敢闯新路，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推动了党和国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就要牢牢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里，我们党提出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团结带领人民为争取当家作主、过上美好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这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革命传统、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具体体现。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一要求，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

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在*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坚持依靠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始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同甘共苦，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投身革命的热情，形成了一道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要继续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革命根据地范文篇10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所有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老红军、老同志，向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井冈山老区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深切地怀念、等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深切地怀念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永远牢记他们的不朽功绩和崇高精神。

同志们、朋友们，80年前，同志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了伟大的秋收起义，率领工农革命军挺进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随后又与、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胜利会师，进行了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井冈山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它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锻造了一支体现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确立了我们党依靠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群众路线，培育了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革命斗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进程，成为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

同志们、朋友们，从井冈山革命斗争开始，经过80年的艰苦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在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标志着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总书记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继承和发扬井冈山光荣革命传统，最重要的就是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结合党的历史任务的新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不断赋予井冈山革命传统以新的时代内涵，动员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继承和发扬井冈山光荣革命传统，就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旗帜昭示前进道路，旗帜指引胜利方向。井冈山革命斗争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道路。这是80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继承和发扬井冈山光荣革命传统，就要更加深刻地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井冈山革命传统的灵魂是实事求是、敢闯新路，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推动了党和国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继承和发扬井冈山光荣革命传统，就要牢牢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里，我们党提出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团结带领人民为争取当家作主、过上美好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这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井冈山革命传统、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具体体现。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一要求，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

继承和发扬井冈山光荣革命传统，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坚持依靠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始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同甘共苦，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投身革命的热情，形成了一道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要继续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