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理论范文10篇

革命理论范文篇1

(一)突破城市中心论，提出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工业较为发达，城市人口占较大比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工人阶级，革命的主阵地也应该在城市。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正是一条“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并且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也是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曾坚持马克思创始人的观点，反对搞农民运动，他认为：“农民不是无产者，他们还有锄头、瓦屋，故他们是不革命的”。中共六大前后，由于共产国际和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涉，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因为共产国际担心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活动会失去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变成“农民党”。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始把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如何引导农民起来革命这不但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是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他充分肯定了农民革命的重要地位和功绩，他强调说：“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他实际上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他认为农民革命左右着革命的全局，农民革命的胜利是城市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完成民主革命的前提，“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由此，得出了中国农村农民运动比城市工人运动更为重要的观点；“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为十分，由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中的功绩要占七分。”

(二)认识到农民自身的缺陷，并提出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经典学家都认识到了农民阶级的缺陷，虽然他们从来就把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认为无论从现实阶级状况还是发展前途来看，农民都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可靠的同盟军但他们并没有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更没有把农民运动提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出发，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调查，在充分肯定农民的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农民自身的缺陷，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根据中国的国情，以农民革命动力论为基点，进而提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取得胜利，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他曾说：“所谓的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同时，他还讲到了另外一面，“强调对党来说，就领导思想而言，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不要把党同农民混同起来，没有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见，所说的农民革命，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新型革命，它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斗争，这种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他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理论来改造农民共产党。

(三)从土地问题入手，解决农民的根本利益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参加革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吸取俄国十月革命后对农民过分剥夺的教训从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提出了自己的土地理论和措施。他提出了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综观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过程，可以看出：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解决是十分重视的，其方法也是逐渐完善和符合实际的，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不仅从根本上废除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十分渴望的土地，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中国革命的积极性。可以说抓住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土地问题，这是唤起亿万农民积极投身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二、的农民革命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消除对农民不公正的体制，建立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他曾说：“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现在我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地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因为农民组织起来了”。中国的农民在中国革命时期是革命的主力军，在建设时期也是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在获得一系列实惠的同时，城乡差距也一步步拉大：由于过分向工业、城市、向发达地区倾斜的投资政策削弱了农村贫困地区获取资金的渠道，加上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城乡身份鸿沟，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合理流动，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同时，这种人为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体制分割还造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农民工群体现象。这种对农民不公正的体制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如何保持农业持续发展，避免在一些国家曾出现过的农业萎缩、农村萧条、农民受损失的问题是一个极具挑战性而必须解决好的历史性课题。”

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之后，中央在“三农”工作方面又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顺应工农和城乡关系变化的两个趋向，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一系列重大方针。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二)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认识到了农民自身的缺陷性并提出了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教育农民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农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而要提高农民的觉悟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的素质，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占领广阔的农村阵地。今日中国传统农民的局限性在农民身上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农民也因此成了被改造和变革的对象，没有传统农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前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村科技培训，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一步搞好农民专业转岗培训工作……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农民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占大多数，农民素质如何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素质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不断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革命理论范文篇2

关键词：；农民革命；民主革命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农民问题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一)突破城市中心论，提出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工业较为发达，城市人口占较大比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工人阶级，革命的主阵地也应该在城市。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正是一条“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并且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也是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曾坚持马克思创始人的观点，反对搞农民运动，他认为：“农民不是无产者，他们还有锄头、瓦屋，故他们是不革命的”。中共六大前后，由于共产国际和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涉，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因为共产国际担心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活动会失去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变成“农民党”。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始把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如何引导农民起来革命这不但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是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他充分肯定了农民革命的重要地位和功绩，他强调说：“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他实际上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他认为农民革命左右着革命的全局，农民革命的胜利是城市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完成民主革命的前提，“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由此，得出了中国农村农民运动比城市工人运动更为重要的观点；“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为十分，由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中的功绩要占七分。”

(二)认识到农民自身的缺陷，并提出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经典学家都认识到了农民阶级的缺陷，虽然他们从来就把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认为无论从现实阶级状况还是发展前途来看，农民都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可靠的同盟军但他们并没有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更没有把农民运动提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出发，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调查，在充分肯定农民的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农民自身的缺陷，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根据中国的国情，以农民革命动力论为基点，进而提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取得胜利，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他曾说：“所谓的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同时，他还讲到了另外一面，“强调对党来说，就领导思想而言，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不要把党同农民混同起来，没有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见，所说的农民革命，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新型革命，它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斗争，这种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他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理论来改造农民共产党。

(三)从土地问题入手，解决农民的根本利益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参加革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吸取俄国十月革命后对农民过分剥夺的教训从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提出了自己的土地理论和措施。他提出了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综观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过程，可以看出：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解决是十分重视的，其方法也是逐渐完善和符合实际的，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不仅从根本上废除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十分渴望的土地，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中国革命的积极性。可以说抓住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土地问题，这是唤起亿万农民积极投身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二、的农民革命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消除对农民不公正的体制，建立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他曾说：“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现在我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地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因为农民组织起来了”。中国的农民在中国革命时期是革命的主力军，在建设时期也是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在获得一系列实惠的同时，城乡差距也一步步拉大：由于过分向工业、城市、向发达地区倾斜的投资政策削弱了农村贫困地区获取资金的渠道，加上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城乡身份鸿沟，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合理流动，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同时，这种人为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体制分割还造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农民工群体现象。这种对农民不公正的体制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如何保持农业持续发展，避免在一些国家曾出现过的农业萎缩、农村萧条、农民受损失的问题是一个极具挑战性而必须解决好的历史性课题。”

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之后，中央在“三农”工作方面又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顺应工农和城乡关系变化的两个趋向，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一系列重大方针。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二)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认识到了农民自身的缺陷性并提出了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教育农民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农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而要提高农民的觉悟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的素质，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占领广阔的农村阵地。今日中国传统农民的局限性在农民身上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农民也因此成了被改造和变革的对象，没有传统农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前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村科技培训，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一步搞好农民专业转岗培训工作……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农民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占大多数，农民素质如何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素质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不断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革命理论范文篇3

一、“一战”前后“世界历史”的转折性变迁及对中国的影响

引发近代中国革命有两个主要因素，内部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外部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近代之初，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末期。虽然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但因封建制度的严重阻碍，发展极为微弱，致使社会生产力落后、政治腐败、制度衰朽、阶级矛盾尖锐，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这些都表明，封建统治者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统治下去，人民也不愿意在民不聊生的处境中生活下去。一场危及封建制度存亡的社会大革命已经势不可免。当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场新的内部社会危机正在潜伏暗蕴之际，人类历史的进程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确立，已经开始了民族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新纪元。所谓“世界历史”，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88页）由于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同上，第86页）；资产阶级凭借资本的力量，通过世界市场的扩展和殖民侵略“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使得“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也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同上，第276、291页）。于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殖民”的方式侵入到了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下，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续绝的严重民族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瓦解了，中国迅速变为一种半封建的社会。而且，在帝国主义军事征服和财政借贷下，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最终臣服，并与其勾结而成为其在华利益的政治代表。于是，在民族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近代革命也就具有了双重内涵。它既需要实现民族史维度上反封建的民主解放，也同时需要实现“世界历史”维度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正如所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选集》第2卷，第2版，第632页）

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同上，第637页）。正因如此，中国近代的民族历史变迁和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变迁，就成了考察中国近代革命发展进程的两个最基本维度。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这两个维度上的革命问题不断互动影响的过程。正是由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世界革命和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中国革命在五四前后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并在互动中形成“叠加”性的影响，才推动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就世界历史进程而言，此时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共同影响了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也对中国革命产生了转折性的历史影响。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及其灾难性的结果，一方面把近代资本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弊端推演到了极端，出现了世界性的战争灾难、罪恶与大屠杀，彻底击碎了资本主义关于“自由、民主、平等、和平、繁荣”的神话。另一方面，它使源起于现代之初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诘难、批判和鞑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地、现实性地展开。一战后的历史表明，不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波澜壮阔，即便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出现了寻求改良和修正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模式的新趋势。

其次，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一战的背景也远超出了俄国的民族史层面而直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一方面，这个革命发生和成功的原因并非仅仅在于俄国社会本身，还在于一战的影响。它直接就是在一战的废墟上，通过对资本主义进行制度性革命而实现的。因此，这个革命所指向和否定的不仅仅是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更有通过俄国资本主义“特殊”所表征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它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性，根本性地改变了国际力量格局。另一方面，这个革命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它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出的实践之果。因而，它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它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就在于，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上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一个新的革命范式。

二、前后中国社会的民族性历史变迁

就中国的民族历史进程而言，辛亥革命的胜利，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了“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同上，第667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层面上来。然而，辛亥革命的夭折、封建帝制的复辟，既表明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极其脆弱性和不发达性，又凸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根基的顽固性，更暴露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反革命本质和作用。历史表明：旧式的民主革命，即使否定了封建帝制，也依然未能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在“世界历史”时代，因“世界历史”和中国国情的双重规定，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并非能仅仅通过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可以实现。中国革命必须走融“世界历史”与民族国情为一体的道路。于是，中国出现了孙中山由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转变；有了等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探索及实践开拓。

由旧三民主义转向新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内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对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正是通过超越新三民主义，通过实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性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系统全面地回答了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因其“反帝”的民族主义而“联俄”，因其“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而“联共”和“扶助农工”，再加上“直接民权”的政治目标及吸收苏俄经验而建党建军，也就使其指导下的国民革命明显地超越了旧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但是，它仍然未能在整体上把中国革命提升到“世界历史”与民族命运相契合的“世界革命”层面。

第一，新三民主义中以“五权宪法”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追求，依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内的政治革命，未能达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水平。因此，它也就缺乏中国革命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背景下应具有的更为普遍性的内涵，也不能阐明在中国革命中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性。

第二，在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上，新三民主义“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目标，同其实践策略上“核定地价”的调和主义手段的不一致，再加上国民党社会政治基础的复杂性，也就使其难以真正地实现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社会政治动员。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表明，如何把革命理论与中国最广大的工农大众相结合，切实地解决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将最终决定一个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实现程度。

第三，在意识形态的层面，新三民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疏离，既表明了孙中山“师俄”、“联俄”目标的有限性，也表明了新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根本性差别。因此，孙中山也就未能像那样，始终强调“世界革命”所赋予给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性意义。这就导致了新三民主义不能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都同时达到“世界历史”的水平，不能最终完全阐释清楚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何以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对象这一问题，从而也就不可能完成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理论虽然蕴涵了中国由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的某些时代要求，但其理论和实践却始终未能超越一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仅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国式改良和修补罢了。这正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理论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间的最本质差别。只有超越它，才能建构起具有社会主义前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革命理论范文篇4

(一)突破城市中心论，提出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工业较为发达，城市人口占较大比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工人阶级，革命的主阵地也应该在城市。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正是一条“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并且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也是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曾坚持马克思创始人的观点，反对搞农民运动，他认为：“农民不是无产者，他们还有锄头、瓦屋，故他们是不革命的”。中共六大前后，由于共产国际和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涉，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因为共产国际担心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活动会失去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变成“农民党”。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始把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如何引导农民起来革命这不但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是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他充分肯定了农民革命的重要地位和功绩，他强调说：“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他实际上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他认为农民革命左右着革命的全局，农民革命的胜利是城市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完成民主革命的前提，“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由此，得出了中国农村农民运动比城市工人运动更为重要的观点；“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为十分，由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中的功绩要占七分。”

(二)认识到农民自身的缺陷，并提出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经典学家都认识到了农民阶级的缺陷，虽然他们从来就把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认为无论从现实阶级状况还是发展前途来看，农民都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可靠的同盟军但他们并没有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更没有把农民运动提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出发，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调查，在充分肯定农民的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农民自身的缺陷，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根据中国的国情，以农民革命动力论为基点，进而提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取得胜利，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他曾说：“所谓的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同时，他还讲到了另外一面，“强调对党来说，就领导思想而言，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不要把党同农民混同起来，没有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见，所说的农民革命，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新型革命，它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斗争，这种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他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理论来改造农民共产党。

(三)从土地问题入手，解决农民的根本利益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参加革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吸取俄国十月革命后对农民过分剥夺的教训从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提出了自己的土地理论和措施。他提出了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综观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过程，可以看出：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解决是十分重视的，其方法也是逐渐完善和符合实际的，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不仅从根本上废除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十分渴望的土地，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中国革命的积极性。可以说抓住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土地问题，这是唤起亿万农民积极投身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二、的农民革命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消除对农民不公正的体制，建立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他曾说：“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现在我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地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因为农民组织起来了”。中国的农民在中国革命时期是革命的主力军，在建设时期也是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在获得一系列实惠的同时，城乡差距也一步步拉大：由于过分向工业、城市、向发达地区倾斜的投资政策削弱了农村贫困地区获取资金的渠道，加上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城乡身份鸿沟，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合理流动，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同时，这种人为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体制分割还造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农民工群体现象。这种对农民不公正的体制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如何保持农业持续发展，避免在一些国家曾出现过的农业萎缩、农村萧条、农民受损失的问题是一个极具挑战性而必须解决好的历史性课题。”

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之后，中央在“三农”工作方面又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顺应工农和城乡关系变化的两个趋向，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一系列重大方针。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二)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认识到了农民自身的缺陷性并提出了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教育农民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农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而要提高农民的觉悟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的素质，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占领广阔的农村阵地。今日中国传统农民的局限性在农民身上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农民也因此成了被改造和变革的对象，没有传统农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前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村科技培训，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一步搞好农民专业转岗培训工作……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农民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占大多数，农民素质如何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素质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不断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革命理论范文篇5

论文摘要：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最终成功地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也是一条已经由实践验证的成功经验。是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开拓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农民革命论，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并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的农民革命理论对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农民问题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一)突破城市中心论，提出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工业较为发达，城市人口占较大比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工人阶级，革命的主阵地也应该在城市。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正是一条“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并且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也是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曾坚持马克思创始人的观点，反对搞农民运动，他认为：“农民不是无产者，他们还有锄头、瓦屋，故他们是不革命的”。中共六大前后，由于共产国际和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涉，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因为共产国际担心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活动会失去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变成“农民党”。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始把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如何引导农民起来革命这不但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是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他充分肯定了农民革命的重要地位和功绩，他强调说：“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他实际上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他认为农民革命左右着革命的全局，农民革命的胜利是城市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完成民主革命的前提，“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由此，得出了中国农村农民运动比城市工人运动更为重要的观点；“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为十分，由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中的功绩要占七分。”

(二)认识到农民自身的缺陷，并提出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经典学家都认识到了农民阶级的缺陷，虽然他们从来就把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认为无论从现实阶级状况还是发展前途来看，农民都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可靠的同盟军但他们并没有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更没有把农民运动提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出发，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调查，在充分肯定农民的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农民自身的缺陷，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根据中国的国情，以农民革命动力论为基点，进而提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取得胜利，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他曾说：“所谓的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同时，他还讲到了另外一面，“强调对党来说，就领导思想而言，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不要把党同农民混同起来，没有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见，所说的农民革命，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新型革命，它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斗争，这种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他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理论来改造农民共产党。

(三)从土地问题入手，解决农民的根本利益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参加革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吸取俄国十月革命后对农民过分剥夺的教训从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提出了自己的土地理论和措施。他提出了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综观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过程，可以看出：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解决是十分重视的，其方法也是逐渐完善和符合实际的，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不仅从根本上废除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十分渴望的土地，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中国革命的积极性。可以说抓住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土地问题，这是唤起亿万农民积极投身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

二、的农民革命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消除对农民不公正的体制，建立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他曾说：“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现在我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地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因为农民组织起来了”。中国的农民在中国革命时期是革命的主力军，在建设时期也是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在获得一系列实惠的同时，城乡差距也一步步拉大：由于过分向工业、城市、向发达地区倾斜的投资政策削弱了农村贫困地区获取资金的渠道，加上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城乡身份鸿沟，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合理流动，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同时，这种人为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体制分割还造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农民工群体现象。这种对农民不公正的体制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如何保持农业持续发展，避免在一些国家曾出现过的农业萎缩、农村萧条、农民受损失的问题是一个极具挑战性而必须解决好的历史性课题。”

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之后，中央在“三农”工作方面又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顺应工农和城乡关系变化的两个趋向，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一系列重大方针。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二)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认识到了农民自身的缺陷性并提出了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教育农民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农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而要提高农民的觉悟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的素质，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占领广阔的农村阵地。今日中国传统农民的局限性在农民身上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农民也因此成了被改造和变革的对象，没有传统农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前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村科技培训，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一步搞好农民专业转岗培训工作……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农民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占大多数，农民素质如何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素质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不断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革命理论范文篇6

关键词：；农民革命；民主革命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农民问题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一)突破城市中心论，提出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工业较为发达，城市人口占较大比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工人阶级，革命的主阵地也应该在城市。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正是一条“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并且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也是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曾坚持马克思创始人的观点，反对搞农民运动，他认为：“农民不是无产者，他们还有锄头、瓦屋，故他们是不革命的”。中共六大前后，由于共产国际和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涉，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因为共产国际担心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活动会失去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变成“农民党”。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始把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如何引导农民起来革命这不但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是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他充分肯定了农民革命的重要地位和功绩，他强调说：“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他实际上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他认为农民革命左右着革命的全局，农民革命的胜利是城市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完成民主革命的前提，“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由此，得出了中国农村农民运动比城市工人运动更为重要的观点；“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为十分，由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中的功绩要占七分。”

(二)认识到农民自身的缺陷，并提出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经典学家都认识到了农民阶级的缺陷，虽然他们从来就把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认为无论从现实阶级状况还是发展前途来看，农民都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可靠的同盟军但他们并没有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更没有把农民运动提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出发，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调查，在充分肯定农民的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农民自身的缺陷，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根据中国的国情，以农民革命动力论为基点，进而提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取得胜利，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他曾说：“所谓的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同时，他还讲到了另外一面，“强调对党来说，就领导思想而言，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不要把党同农民混同起来，没有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见，所说的农民革命，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新型革命，它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斗争，这种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他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理论来改造农民共产党。

(三)从土地问题入手，解决农民的根本利益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参加革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吸取俄国十月革命后对农民过分剥夺的教训从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提出了自己的土地理论和措施。他提出了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综观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过程，可以看出：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解决是十分重视的，其方法也是逐渐完善和符合实际的，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不仅从根本上废除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十分渴望的土地，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中国革命的积极性。可以说抓住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土地问题，这是唤起亿万农民积极投身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二、的农民革命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消除对农民不公正的体制，建立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他曾说：“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现在我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地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因为农民组织起来了”。中国的农民在中国革命时期是革命的主力军，在建设时期也是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在获得一系列实惠的同时，城乡差距也一步步拉大：由于过分向工业、城市、向发达地区倾斜的投资政策削弱了农村贫困地区获取资金的渠道，加上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城乡身份鸿沟，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合理流动，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同时，这种人为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体制分割还造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农民工群体现象。这种对农民不公正的体制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如何保持农业持续发展，避免在一些国家曾出现过的农业萎缩、农村萧条、农民受损失的问题是一个极具挑战性而必须解决好的历史性课题。”

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之后，中央在“三农”工作方面又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顺应工农和城乡关系变化的两个趋向，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一系列重大方针。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二)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认识到了农民自身的缺陷性并提出了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教育农民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农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而要提高农民的觉悟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的素质，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占领广阔的农村阵地。今日中国传统农民的局限性在农民身上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农民也因此成了被改造和变革的对象，没有传统农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前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村科技培训，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一步搞好农民专业转岗培训工作……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农民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占大多数，农民素质如何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素质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不断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革命理论范文篇7

关键词：；农民革命；民主革命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农民问题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一)突破城市中心论，提出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工业较为发达，城市人口占较大比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工人阶级，革命的主阵地也应该在城市。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正是一条“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并且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也是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曾坚持马克思创始人的观点，反对搞农民运动，他认为：“农民不是无产者，他们还有锄头、瓦屋，故他们是不革命的”。中共六大前后，由于共产国际和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涉，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因为共产国际担心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活动会失去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变成“农民党”。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始把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如何引导农民起来革命这不但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是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他充分肯定了农民革命的重要地位和功绩，他强调说：“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他实际上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他认为农民革命左右着革命的全局，农民革命的胜利是城市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完成民主革命的前提，“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由此，得出了中国农村农民运动比城市工人运动更为重要的观点；“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为十分，由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中的功绩要占七分。”

(二)认识到农民自身的缺陷，并提出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经典学家都认识到了农民阶级的缺陷，虽然他们从来就把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认为无论从现实阶级状况还是发展前途来看，农民都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可靠的同盟军但他们并没有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更没有把农民运动提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出发，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调查，在充分肯定农民的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农民自身的缺陷，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根据中国的国情，以农民革命动力论为基点，进而提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取得胜利，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他曾说：“所谓的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同时，他还讲到了另外一面，“强调对党来说，就领导思想而言，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不要把党同农民混同起来，没有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见，所说的农民革命，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新型革命，它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斗争，这种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他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理论来改造农民共产党。

(三)从土地问题入手，解决农民的根本利益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参加革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吸取俄国十月革命后对农民过分剥夺的教训从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提出了自己的土地理论和措施。他提出了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综观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过程，可以看出：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解决是十分重视的，其方法也是逐渐完善和符合实际的，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不仅从根本上废除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十分渴望的土地，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中国革命的积极性。可以说抓住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土地问题，这是唤起亿万农民积极投身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二、的农民革命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消除对农民不公正的体制，建立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他曾说：“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现在我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地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因为农民组织起来了”。中国的农民在中国革命时期是革命的主力军，在建设时期也是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在获得一系列实惠的同时，城乡差距也一步步拉大：由于过分向工业、城市、向发达地区倾斜的投资政策削弱了农村贫困地区获取资金的渠道，加上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城乡身份鸿沟，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合理流动，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同时，这种人为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体制分割还造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农民工群体现象。这种对农民不公正的体制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如何保持农业持续发展，避免在一些国家曾出现过的农业萎缩、农村萧条、农民受损失的问题是一个极具挑战性而必须解决好的历史性课题。”

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之后，中央在“三农”工作方面又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顺应工农和城乡关系变化的两个趋向，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一系列重大方针。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二)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认识到了农民自身的缺陷性并提出了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教育农民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农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而要提高农民的觉悟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的素质，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占领广阔的农村阵地。今日中国传统农民的局限性在农民身上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农民也因此成了被改造和变革的对象，没有传统农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前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村科技培训，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一步搞好农民专业转岗培训工作……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农民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占大多数，农民素质如何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素质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不断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革命理论范文篇8

关键词：；农民革命；民主革命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农民问题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一)突破城市中心论，提出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工业较为发达，城市人口占较大比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工人阶级，革命的主阵地也应该在城市。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正是一条“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并且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也是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曾坚持马克思创始人的观点，反对搞农民运动，他认为：“农民不是无产者，他们还有锄头、瓦屋，故他们是不革命的”。中共六大前后，由于共产国际和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涉，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因为共产国际担心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活动会失去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变成“农民党”。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始把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如何引导农民起来革命这不但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是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他充分肯定了农民革命的重要地位和功绩，他强调说：“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他实际上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他认为农民革命左右着革命的全局，农民革命的胜利是城市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完成民主革命的前提，“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由此，得出了中国农村农民运动比城市工人运动更为重要的观点；“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为十分，由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中的功绩要占七分。”

(二)认识到农民自身的缺陷，并提出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经典学家都认识到了农民阶级的缺陷，虽然他们从来就把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认为无论从现实阶级状况还是发展前途来看，农民都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可靠的同盟军但他们并没有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更没有把农民运动提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出发，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调查，在充分肯定农民的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农民自身的缺陷，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根据中国的国情，以农民革命动力论为基点，进而提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取得胜利，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他曾说：“所谓的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同时，他还讲到了另外一面，“强调对党来说，就领导思想而言，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不要把党同农民混同起来，没有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见，所说的农民革命，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新型革命，它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斗争，这种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他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理论来改造农民共产党。

(三)从土地问题入手，解决农民的根本利益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参加革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吸取俄国十月革命后对农民过分剥夺的教训从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提出了自己的土地理论和措施。他提出了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综观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过程，可以看出：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解决是十分重视的，其方法也是逐渐完善和符合实际的，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不仅从根本上废除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十分渴望的土地，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中国革命的积极性。可以说抓住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土地问题，这是唤起亿万农民积极投身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二、的农民革命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消除对农民不公正的体制，建立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他曾说：“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现在我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地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因为农民组织起来了”。中国的农民在中国革命时期是革命的主力军，在建设时期也是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在获得一系列实惠的同时，城乡差距也一步步拉大：由于过分向工业、城市、向发达地区倾斜的投资政策削弱了农村贫困地区获取资金的渠道，加上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城乡身份鸿沟，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合理流动，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同时，这种人为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体制分割还造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农民工群体现象。这种对农民不公正的体制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如何保持农业持续发展，避免在一些国家曾出现过的农业萎缩、农村萧条、农民受损失的问题是一个极具挑战性而必须解决好的历史性课题。”

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之后，中央在“三农”工作方面又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顺应工农和城乡关系变化的两个趋向，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一系列重大方针。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二)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认识到了农民自身的缺陷性并提出了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教育农民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农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而要提高农民的觉悟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的素质，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占领广阔的农村阵地。今日中国传统农民的局限性在农民身上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农民也因此成了被改造和变革的对象，没有传统农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前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村科技培训，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一步搞好农民专业转岗培训工作……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农民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占大多数，农民素质如何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素质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不断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革命理论范文篇9

一、囚徒困境博弈：阶级革命的障碍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是一个团体中大多数成员一致性、积极地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从个体角度去分析，每个个体所面临的状况就是囚徒困境博弈。每个个体都有“参加”和“不参加”革命的两种选择，但革命是否成行不仅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还取决于群体中其他人的选择。只有大家都选择参加革命，革命才能最终成行，只有选择参加革命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量，革命成功的机会才会大大增加。革命运动的形式体现为下述囚徒困境博弈：

这是一场某一给定个体与任一他者之间的一种策略游戏。对这些行动者中的每一个而言，两种策略是有效的：“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或者“弃权”。对应任一组策略选择，都有一个“支付”（或称“得益”，即在某种策略选择下的自己所得结果）。在每组支付中，第一个数字代表“我”的支付，第二个是他人的支付。

埃尔斯特指出，与集体行动相关的收益与损失必须用“期望效用”来测定，其效用计算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源于合作的收益，用“所有人都参与集体行动的条件下个体的收益与没有人参与集体行动条件下的个体收益之间的不同”来定义。二是搭便车情况下的收益（免费乘车效用）。这表现为以下的不同：其他所有人都参加集体行动，但他自己不参加时他个人的收益，与每一个人都像他这样想、这样做时他的收益。三是单独行动的损失——这是“没有人参与集体行动的情况下他的收益与他是唯一的参与者或少数参与者之一情况下的收益”［1］351-352之间的不同。在上面的博弈中，b-a代表合作的收益，c-b代表搭便车收益，而a-e代表单独行动的损失。理性的人会认识到，无论别人怎样选择，弃权都是我的最佳选择。如果其他人都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我就能通过弃权获得搭便车收益，而如果每个人都弃权，我也能通过弃权避免单独行动的损失。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一推理，博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弃权，理性的人进行理性选择却得到非理性的结果，失去了源于合作的收益，出现“囚徒困境”；而且革命的集体行动不会实现。

由上述分析可见，个体在是否参加革命的问题上，如果纯粹从物质利益考虑，他会选择“弃权”，革命运动常常会遭遇搭便车问题的阻碍。所谓搭便车问题就是不参加革命（不付出代价）而分享革命后的共同福利。如果众多个体经不住“搭便车”的诱惑，集体行动就不会出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受到挑战。只有个体克服了搭便车问题，选择革命、合作，集体行动才可能实现。埃尔斯特和布坎南详细分析了这一行动模型，揭示了囚徒困境的逻辑预设，找出了从“囚徒困境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化的机制。

二、阶级革命形成的可能性

仔细研究发现，上述革命的囚徒困境博弈及搭便车的均衡结果，蕴涵着特殊的逻辑假设。它包含三部分：博弈只进行一次；每个人都按所获、支付孤立地行事；并且他们都是理性地行动。在这些假设前提下，囚徒困境必定出现，革命必定无法成行。［1］360

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发现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即：个体相互作用的多次重复；激发人们行动的支付并非完全的物质利益；行动并非完全理性。在所有这些条件下，革命行动就会成为可能。［1］360如果按照假定的新规则进行博弈，合作将是博弈的解。

考虑第一种情况，个体相互作用的多次重复。在重复博弈中，这一刻人们的选择将会影响其他人下一刻的选择，因此，威胁或承诺成为可能。这些可形式化为下面这一互动策略，即：“在博弈中，总是选择与对手同样的策略”，以弃权报复对方的弃权，用合作回应对方的合作。在无限重复博弈中，所有的人都将采纳这一策略，结果可能是集体稳定地反对叛逃者，搭便车收益将不会引诱到个体从而破坏集体行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人们逐渐变得相互关心，因此，在支付结构上出现一种被动的相互依赖性。如果依赖性足够强，这种倾向会将囚徒困境博弈转换为保险博弈，其中，合作将是这个博弈的解。

这一方案存在某些限制：首先，参与集体行动的理性依赖于当前所得比将来所得更愿被接受的程度。如果博弈参与人更在意当前的短期利益，而不考虑长远利益，重复博弈难以持续进行。其次，如果交互作用的次数是有限的，并且游戏参与人事先知道这一点，那么，集体行动的个体理性就会被打破。因为如果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博弈，那么，选择合作不可能是理性的，因为这一步的行为不再影响将来的支付。所有参与人都选择弃权，并且所有人都会知道所有人在最后阶段会弃权，讨论又继续回溯到最初回合的博弈上。由此可知，只有当交互作用的数量不确定，或者它是一个随机变量时，集体行动才成为可能。最后，互动策略并不是一个占优策略，即它并不是对对手所能选择的互动策略的最好回应，而仅仅是它选择了同样的互动策略，也即如果一个人有理由相信对方也会同样行动，他将选择这一策略，可见，它是一个条件策略。为此，严格的信息需求必须被满足，即人们必须有理由认为对方像自己一样是理性的，并且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如果对对方存有疑问，弃权就是理性的选择。

这些因素也能解释为什么有时候革命不会发生，如：主体可能有十分强烈的意志而不会受报复、威胁的妨碍；交互行动总有终点；或者，主体对他人无法掌握完全信息。考虑第二种情况：外在因素的影响。任何人不可能与其他人完全孤立；一个人的选择是能被他人看到的，而这一事实他自己也知道；并且，他也能看到别人的选择及其所得。这些外在客观因素以多种方式影响了主体的动机及其选择。主体可能因弃权而感到羞耻，这将减少或取消搭便车现象；主体也可能从他人所获中获得某些被动效用。如果通过参与到集体行动能提高他们的效用水平，这也可能部分地或完全地抵消自身的损失。假设这些外在因素完全取消了搭便车收益，合作将会成为博弈的结果。然而，这也不是一个占优策略，因为假定单独行动的损失仍在，那么，第一个作出参与革命选择的人将是不理性的。可见，严格的信息需求仍需被满足。实际上，这是在处理“合作的条件偏好”——每个主体愿意合作，条件是其他人也愿意这样做；如果他怀疑其他人不会这样做，他也不会选择合作。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会失败可能有两种理由。一方面，信息要求可能没被满足；另一方面，主体可能没有受到外在性的充分刺激。如果不是参与人太多且彼此间太疏远，而是参与人相互有充分的时间交互行动，他们能够因相互了解而变成互相关心——那么，无论是信息要求，还是动机要求都将会被满足。当然，这条方案的应用也存在例外，如：我们不能指望资本家受到相互关心的利益的驱动；而且，延长相同个体间相互作用，也有可能将差异变成相互敌意而不是达到团结。

这两种方案的共同点是，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仅仅是以其他人参与为条件的，合作从来也不是一个占优策略。区别是，二者从不同的假设出发，前者假定人们受物质利益的驱动，后者假定物质利益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作为个体行动的动机。在埃尔斯特看来，前一种方案具有了两大优点：在方法论上，说人们受物质利益所驱动（利己主义）的假定比将他人的奖励带到自己的行为动机中（利他主义）的观点更易接受；在内容上，它不仅可解释工人阶级的行为，而且能解释资产阶级的行为，资产阶级的行为除了用自私性动机外很难用任何其他假定来解释。埃尔斯特暗示了资产阶级的集体行动依赖于在重复博弈中的自私理性，而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更多依赖于效用函数上的外在性因素。

考虑第三种情况：个体行动是非理性的，或者是根据非理性的信念采取的行动，或者行动本身是非理性的。埃尔斯特认为，在多数情况下，非理性本身是个有待解释的术语，但在有些情况下也是有效的。一方面，它符合现实。在囚徒困境博弈的长期重复中，博弈人会选择合作，甚至在终止点是已知的情况下，尽管从结果看仍是失败。这一点也可解释为个体理性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也与相关的试验结果一致。在试验中，当被问及各种设想情况下的选择行为时，主体都以下面的假设作答——如果我认为自己是一特定群体中的典型代表，我将倾向于断定“如果我行动了，别人也会像我一样行动”。而且这种倾向会逐渐转换为如果人们相信自己是某阶级的典型代表，那么，他也会很轻易地相信通过自己选择合作会魔术般地带动其他人选择合作。也就是说，主体极易混淆原因和预期结果，根据非理性的信念采取行动。

纵观所有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革命理论，实质是在用博弈论的模型分析法对“阶级革命”进行另类阐释。我们发现，通过模型分析所揭示的阶级革命形成的可能途径，恰恰是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法对阶级革命史的经验总结。领导人的信息传达作用、以往革命成功的激励作用、革命信仰的非理性力量，这些都是革命运动中十分关键的因素。现实的革命运动十分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因而绝不是以上某一种模式就能解释的。正如埃尔斯特所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某一单个的个体层次行动模型在所有集体行动的情况中都是最好的”，并且“相信将来研究中最好的策略是一种混合策略，70%的努力致力于探索宏观联系，另外的30%致力于建构提供微观基础的模型”［1］366。在阶级革命问题的探索上，我们提倡多元化的研究方案，提倡历史分析法和模型分析法的结合、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的统一。

三、评论

阶级与阶级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重要内容。经典理论认为：阶级是随着所有制建立而自发形成，阶级革命也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自然结果。可见，所有制完成了阶级的划分；基本矛盾既作为革命的动力，也成为支配革命运作过程的潜在因素。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样的解释显得过于简略化。他们坚持，社会现象的宏观解释需要关于个体层次社会进程作用机制的解释所提供的理论支持，支撑社会变化的运行机制主要是个体在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下依据其客观物质利益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他们指出，阶级是众多的人类个体组成的利益集团，阶级革命是实现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因而，阶级的形成与阶级革命除了受到宏观社会因素如所有制、基本矛盾的影响外，还是主体参与的过程，具有个体层面的微观运行机制。

革命理论范文篇10

论文摘要：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最终成功地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也是一条已经由实践验证的成功经验。是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开拓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农民革命论，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并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的农民革命理论对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农民问题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一)突破城市中心论，提出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工业较为发达，城市人口占较大比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工人阶级，革命的主阵地也应该在城市。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正是一条“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并且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也是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曾坚持马克思创始人的观点，反对搞农民运动，他认为：“农民不是无产者，他们还有锄头、瓦屋，故他们是不革命的”。中共六大前后，由于共产国际和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涉，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因为共产国际担心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活动会失去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变成“农民党”。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始把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如何引导农民起来革命这不但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是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他充分肯定了农民革命的重要地位和功绩，他强调说：“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他实际上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他认为农民革命左右着革命的全局，农民革命的胜利是城市革命胜利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完成民主革命的前提，“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由此，得出了中国农村农民运动比城市工人运动更为重要的观点；“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为十分，由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中的功绩要占七分。”

(二)认识到农民自身的缺陷，并提出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经典学家都认识到了农民阶级的缺陷，虽然他们从来就把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认为无论从现实阶级状况还是发展前途来看，农民都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可靠的同盟军但他们并没有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更没有把农民运动提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出发，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调查，在充分肯定农民的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农民自身的缺陷，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根据中国的国情，以农民革命动力论为基点，进而提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取得胜利，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他曾说：“所谓的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同时，他还讲到了另外一面，“强调对党来说，就领导思想而言，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不要把党同农民混同起来，没有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见，所说的农民革命，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新型革命，它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斗争，这种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他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理论来改造农民共产党。

(三)从土地问题入手，解决农民的根本利益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参加革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吸取俄国十月革命后对农民过分剥夺的教训从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提出了自己的土地理论和措施。他提出了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综观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过程，可以看出：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解决是十分重视的，其方法也是逐渐完善和符合实际的，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不仅从根本上废除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十分渴望的土地，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加中国革命的积极性。可以说抓住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土地问题，这是唤起亿万农民积极投身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

二、的农民革命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消除对农民不公正的体制，建立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他曾说：“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现在我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地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因为农民组织起来了”。中国的农民在中国革命时期是革命的主力军，在建设时期也是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在获得一系列实惠的同时，城乡差距也一步步拉大：由于过分向工业、城市、向发达地区倾斜的投资政策削弱了农村贫困地区获取资金的渠道，加上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城乡身份鸿沟，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合理流动，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同时，这种人为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体制分割还造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农民工群体现象。这种对农民不公正的体制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如何保持农业持续发展，避免在一些国家曾出现过的农业萎缩、农村萧条、农民受损失的问题是一个极具挑战性而必须解决好的历史性课题。”

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之后，中央在“三农”工作方面又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顺应工农和城乡关系变化的两个趋向，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一系列重大方针。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公务员之家

(二)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认识到了农民自身的缺陷性并提出了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教育农民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农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而要提高农民的觉悟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的素质，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占领广阔的农村阵地。今日中国传统农民的局限性在农民身上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农民也因此成了被改造和变革的对象，没有传统农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前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村科技培训，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一步搞好农民专业转岗培训工作……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农民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占大多数，农民素质如何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素质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不断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