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名言十篇

三国名言篇1

三国曹操名言：山不厌高，水不厌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等等，曹操喜欢用诗歌、散文来抒发自己政治抱负，反映民生疾苦，是魏晋文学的代表人物，鲁迅赞之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同时曹操擅长书法，唐朝张怀瓘《书断》将曹操的章草评为“妙品”。

魏武帝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本名吉利，字孟德，小名阿瞒，谥号武皇帝（魏武帝），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曹魏政权的奠基人。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以汉朝天子刘协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扩大屯田、兴修水利、奖励农桑、重视手工业、安置流亡人口、实行“租调制”，从而使中原社会渐趋稳定、经济出现转机。

（来源：文章屋网 ）

三国名言篇2

（赤峰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2013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共收汉字8015个，分为三级），这是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满足当今社会各领域用字需要的重要汉字规范，是建国50多年来汉字规范的总结、继承和提升。《通用规范汉字表》收三级字1605个，大多是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门领域用字。将1605个三级字字音进行标注，可满足人们用字需要。

关键词 ：通用；规范；三级字；音注

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274-04

《通用规范汉字表》收三级字1605个，是姓氏人名、地名、科学技术术语和中小学语文教材文言文用字中未进入一、二级字表的较通用的字，主要满足信息化时代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门领域的用字需要。

1.姓氏人名用字。来源于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18省市抽样统计姓氏人名用字、公安部提供的姓氏用字及部分人名用字，群众提供的姓氏人名用字、一些古代姓氏用字和有影响的古代人名用字。

2.地名用字。主要来源于民政部和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提供的乡镇以上地名用字、部分村级地名和部分自然实体名称的用字、主要汉语工具书中标明为“地名”的用字。

3.科学技术术语用字。主要来源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提供的56个门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提供的33个门类的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术语用字。

4.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文言文用字。主要来源于中小学语文教材文言文语料库（收录1949—2008年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和普通性文言文的语料，65万字符）。

三国名言篇3

关键词：直言三段论；刑事司法审判；运用

人类的思维活动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推理活动，推理是指以一个或几个已知命题作为前提得出另一个新命题作为结论的逻辑基本思维形式。“法律推理是指职业法律家（法律官员、律师和法学家等）以及普通公民运用一个或者几个已知判断（法律事实、法律规范、法律原则以及判例等资料）得出另一个未知判断的有目的性、创造性的思维过程。”[1]，它既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领域，也是法律逻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判决必须有可靠的根据和合理的理由。而法律推理就是法官证明自己的判决正确的过程，也就是法官为自己的判决提供充分理由的过程。”[2]演绎推理是由某类事物的一般性知识出发，推出该类事物中某一个别（特殊）对象情况的结论的必然性法律推理。一般来说，在法律渊源主要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审判法律适用过程中运用的推理形式主要是演绎推理，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因此，在行政、民事及刑事诉讼司法审判过程中，审判员常常将演绎推理中常用的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作为判决各类具体案件时最基本的推理和论证形式，刑事司法审判是我国法院的重要职能，能否正确地进行刑事司法审判主要取决于审判人员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以及对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把握程度。现就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运用作如下讨论。

一、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必要性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尤其在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具体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演绎逻辑思维形式不是偶然地被引入到法律适用过程尤其是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而是由法律一般调整的现实需要和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自身从一般到个别（特殊）的思维进程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的特征所共同作用的必然性结果。

（一）从我国刑事司法审判法律适用过程的现实需求来看

一般情况下，我国刑事司法审判法律适用过程中所使用的演绎推理包含澄清案件事实、确定所适用的法律条文及根据法律规定推出对案件的判决结论三个必不可少环节。从整体思维形式上来看，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实际上是审判人员把抽象的法律条文创造性地运用于复杂多变的具体案件中，并且将抽象的法律条文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对照，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作出裁判的过程，是解释和说明法律条文的法律推理过程。刑事司法审判的主要任务是向社会解释、说明判决是根据原则做出的，做到说服整个社会，使公众满意。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是刑事司法审判的骨架，无论是“法规出发型”的大陆法系审判模式，还是“事实出发型”的英美法系审判模式，在这一点上并无本质区别，二者都遵循着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一般规则。

（二）从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特征来看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为刑事司法审判法律适用提供了一个相对确定的运行模式，相对于一般的法律方法而言，它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一般的法律方法只能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形式框架之内为它准备前提资料。“借助三段论的法律推理模式是一种基本的裁判模式，又可以被称之为法律三段论，即法律规则是大前提，法庭认定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推导出的结论便是判决。”[3] 这种推理之所以成为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常用的推理方法，主要是因为它与刑事司法审判人员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确定案件中的行为性质的日常工作密切相关，并且其自身的特征能满足刑事司法审判人员裁判的现实需要。“在概念法学看来，成文法体系或法典是被写下来的理性，具有逻辑自足性或论理的完结性，三段论看作所有法律适用的基石。这种分析的基础是法官对法律，以及对更广义的实体法规则的服从。法官的职能似乎仅限于将立法者制定的规则适用于他所受理的具体案件。”[4]

二、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内在机理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在面对具体案件时，一般是先查阅相关的法律规范，然后从具体案件中解读出与相关的法律规范规定的要件相匹配的主要事实，再按照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规则得出判决结论。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必须借助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来说明判决的合理性及合法性，最终实现司法公正。“据学者考证，三段论思维形式至少自古埃及时期就开始为法律世界的存在和运行提供着思维技术的支持。”[5]目前，它已成为了现代司法审判的基本结构和法律工作者的基本思维形式。我国刑事司法审判的主要任务是定罪和量刑，从法律逻辑学角度讲，定罪和量刑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被告人的行为特征，对被告人定何罪、量何刑的司法审判过程，而这一思维过程主要运用了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和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两个主要的审判推理。

（一）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运用

定罪是全部刑事司法审判的核心问题，正确定罪是准确量刑的前提条件，而要正确定罪必须正确的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所谓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就是以法律条文规定的要件或者相关罪名概念的定义作为大前提，以证据确凿的犯罪事实作为小前提，并将已证实的犯罪事实与大前提中的有关罪名的特征加以对照，从而作出被告人行为是否构成该罪的结论。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包括肯定式和否定式两种推理形式，其中，肯定式常用于指控罪名，否定式常用于辩护。在刑事司法审判中，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控辩双方辩论的基础上，必须对被告的行为予以定性，这就往往需要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进行推理和论证。由于我国刑法的罪名都是以罪名概念的实质定义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中的大前提一般是罪名概念的定义，小前提是被告人的行为特征，从而推出被告犯罪性质的结论。

（二）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运用

要达到惩戒罪犯的目的，还必须在正确定罪的基础上准确量刑，这就需要正确使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

所谓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是指以刑法分则有关刑罚条款为大前提，以某种性质的犯罪为小前提，从而作出对某一具体的犯罪主体应该处以某种刑罚的结论时所运用的三段论法律推理。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具体过程就是在确定量刑幅度以后，根据情节轻重选择刑罚，获得精确的量刑结论。在刑事司法审判过程中，审判人员根据犯罪主体的犯罪事实确定其罪名性质以后，还应当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的相关条款的规定量刑。在量刑的思维实践活动中，往往要运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量刑中最基本的要求是罪刑相当，在运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时，既要认真分析该犯罪事实属于何种罪名，犯罪事实是量刑的依据，但即使是同一性质的犯罪，其犯罪情节也有所不同，而对情节的分析应该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这是运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客观基础，也是保证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前提正确的必要条件；同时，还要认真地区别该罪行性质的严重程度、对社会危害后果的程度以及情节轻重等情况。

三、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注意事项

“事实与规范相结合的三段论推理模式是以两个严格分立的、时间先后相继的行为（即先客观中立地认定事实、再不带政治立场地寻找法律）为基础，然后以推论的方式作出判断”[6]。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仅是我国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而且是我国司法审判实践的基本要求。在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时，除了应该遵守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一般规则外，还须注意以下事项：

（一）有关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注意事项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规范，是关于某一类思维对象的一般性情况。其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必须保证大前提是正确的罪名概念。罪名概念应以我国现行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某种犯罪的罪名定义为根据，既不能运用笼统的类罪名，也不能把数个罪名融合为一个罪名。但是，也有个别刑法条款，罪名概念不是以明显定义的形式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审判人员应特别注意仔细分析，把握该罪名概念的本质属性和特征。不过，对于刑法中明文规定的罪名概念不可将其简单化，因为，我国刑法对罪名的定义，不仅仅是简单定义，实际上还存在一种复杂定义。因此，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运用复杂罪名定义作为大前提时，必须首先把它分解、细化为若干个直言命题，然后才能将复杂罪名的定义作为大前提使用。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条关于“过失犯罪”的定义就属于这种复杂定义，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这一定义包括了“过失犯罪”的两种情况，可将其具体分解、细化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和“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两个直言命题。某种行为只要符合二者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就可以定其为过失犯罪。因此，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上述的任何一个直言命题作为大前提，认定某种行为是过失犯罪。二是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必须做到大前提正确。因为国家法律条款是国家的法律规定，具有严肃性和相对稳定性，所以，要准确地援引法律条款。

（二）有关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小前提的注意事项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小前提是某一案件的事实。其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必须做到小前提真实可靠。小前提是对犯罪行为特征的认定，应把握该行为的属性特征，而且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既不能弄虚作假，也不能模糊不清。二是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时要求小前提对犯罪事实及其情节的认定必须准确。在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既要注意罪名性质的定性是否准确，又要仔细研究和分析被告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犯罪的情节、法定的处罚情节和从重、从轻情节等。如果审判人员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证据判断有误，势必会导致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小前提虚假，从而导致量刑不当。

（三）有关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中项的注意事项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中项就是在前提中重复出现而在结论中不出现的概念。其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时要求小前提中反映犯罪事实特征的中项与大前提中反映罪名概念特征的中项要保持一致。这就要求刑事司法审判人员根据刑法犯罪构成的理论，认真分析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以及犯罪的主观方面四个犯罪构成的要件。因为任何具体的犯罪都有其必须具备的要件。比如受贿罪，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其构成要件是：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故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如果所审理的案件在犯罪特征方面完全符合这四个要件，就应当定为受贿罪。小前提中的犯罪事实特征与大前提中罪名概念的特征不完全符合，就说明中项没有保持同一。二是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时，由于其是在定罪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小前提中的定罪准确，而大前提中关于何种犯罪应处以何种刑罚又有明确的规定，这时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中项一般来说比较容易保持同一，但是如果对于犯罪情节缺乏较为全面的分析，不能准确地掌握犯罪情节，在大前提中指的是情节严重，而在小前提中指的是情节轻微，虽然犯罪性质相同，但由于所指的含义不同，仍然应当认为是没有保持中项的同一性，犯了 “四概念”错误。

实践证明，法律推理是现代法治条件下司法审判得以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随着法律技术日益专门化、职业化，作为刑事司法审判最基本方法的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推进法治化进程中日显重要，如何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正确地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以彰显法的精神是刑事司法审判人员的使命和智慧所在。审判人员在运用具体法条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时，必须通过严密的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将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有利于提高审判质量，有利于制约审判人员对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只有这样，刑事司法审判人员才能不断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孙国华.法的形成与运作原理[M].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01页.

[2]郝建设.法律推理与司法公正[J].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1期(总第150期)，第43页.

[3]王国龙，王卿.论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5月(第23卷第3期)，第3页.

[4][法]雅克?盖斯坦，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M].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三国名言篇4

中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认识到由符号、解释者、对象三者构成的语义三角并非一个完满自足的表达体系：脱离了对象的感知属性和物理属性的符号系统并不能完全指示对象本身，“道”、“玄”等一些表示事物本体的对象由于它们具有普遍性、超时性的特征而很难被完全指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杂家、禅家都站在本家的立场来看待符号的困境，并在长期的争论中形成一个特殊的交集模式，使中国符号得以从困境中突围。中国符号交集模式中的形名、物我、言意诸命题，成为中国诗学的重要问题。

abstract: philosophers in ancient china early realized that a semantic triangle composed of symbol, expositor, and object was not a perfect expression system: symbolic system whose perceptive and physical attributes break away from object can not completely denote the object per se. some objects such as “dao”,“xuan” etc ,which signify ontology of object, are hard to be thoroughly denoted due to their universality and supra- temporality.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china, many philosophical schools including confucian, daoist, moist, faist, mingist, zaiist, and buddhist looked at symbolic plight from their own standpoints, and over a long debate a special intersection mode had been engendered, leading to a breakthrough of china's symbol from plight. in addition, the propositions such as xing-ming, wu- wo, yan-yi in the china's symbolic intersection mode, are important issues in china's poetics.

key words: china's symbol; plight; breakthrough

【关键词】 中国符号；困境；突围

[ 1 ]

一、中国符号的困境

符号活动能力（symbolicactivity）是人类最重要的能力之一。皮尔斯（peire.c.s）说：“对于符号，我的意思是指任何一种真实的或自制的东西，它可以具有一种感性的形式，可以应用于它之外的另一个已知的东西，并且它可以用另一个称为解释者的符号去加以解释，传达可能在此之前尚未知道的关于对象的某种信息。”[①]这个定义可以用奥格登(c·k·ogden)和理查兹（i·a·richards）的语义三角来表示(见上图)：

从图示可以看出，符号、对象、解释者三者之间分别构成指示关系、表达关系和反映关系，形成一个完满自足的语义三角。

中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认识到符号、解释者、对象之间的语义三角并非一个完整的体系。《吕氏春秋》中有一则故事：“荆柱国庄伯令其父‘视日。’曰：‘在天。’‘视其奚如？’曰：‘正圆。’‘视其时。’曰：‘当今。’”(《吕氏春秋·淫词》)在这则故事中，庄伯的意图无法让仆人明白，也就是说，解释者与符号之间的表达关系受到了阻碍与扭曲，解释者的符号无法被接受者还原为对象。还有一则故事：“空雄之遇，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说，使人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吕氏春秋·淫词》)在这个故事中，同样一个符号，不同的解释者还原为不同的对象，符号与对象之间没有形成固定的指示关系。洛克说，文字的缺点在其意义含混(doubtfulness and ambiguity)。[②]

卡西尔说：“人的符号活动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在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这些人为的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卡西尔，第33页）史前时代（prehistoric period）是以信号反应与物理反应为主导的时代。历史时代（historicperiod）是一个符号化(semiotization)的时代。“名号之由人事起”，（董仲舒，《春秋薄露·天道施》）人类世界自从创建之初，就致力于建立一个完整的、虚拟的符号符号系统，用以取代直观世界本身。[③]这个符号系统包括语言、艺术想象和神话等，其中语言是人类最完整的符号系统。人类建立符号世界的目的不是为了和对象世界直接打交道，恰恰相反，人类力图最大限度地借用间接经验与集体经验来弥补直接经验和个体经验的不足，超越对象本身的物理属性与感知属性，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与改造对象。我们从以上两个故事可以看出，符号系统一旦脱离对象的物理属性与感知属性，就很难对对象本身做出回应。在第一则故事中，仆人所回答的“天”、“圆”、“现在”等都属于可以直接感知的对象，而庄伯所言的“时”却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所以仆人无法将其还原为实在。“夫名非实，用之不效。”（刘劭，《人物志·效难》）这个问题与公孙龙子所说的“白马非马”略类似。他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公孙龙子·白马论》）公孙龙子坚持把符号看作与生物生理感知相对应的信号（signs）。他的离坚白理论，严格将视觉反应与触觉反应区分开来：“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也，无白也。”（《公孙龙子·坚白论》）公孙龙子从对象的物理属性出发，认为马是形，白是色，形来自于触觉，色来自于视觉，来自于触觉的形不能与来自于视觉的色混同。公孙龙子将“白”与“坚”看作是单纯的操作者（operator），而不认为它们是指示者(designators)。从符号本身的逻辑性来说，马是一个种概念，白马是一个属概念，二者不能混同。白马成了一个无法应用于对象的符号。这都是由符号脱离人类的感知实践造成的。公孙龙子说：“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公孙龙子·指物论》）[④]荀子将能指与所指不对应的情况分为三种：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者，用名以乱实。（《荀子·正名》）

解释者与对象之间的反映关系也影响到符号的功能。在中国哲学范畴中，有一些对象很难被解释者反映，因而也很难被符号所指示。如“道、玄、深、大、微、远”等对象都是“名之不当、称之不能既”的。庄子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者，不期精粗焉。”（《庄子·天道》）庄子将对象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的对象既不能被认知也不能被表达；中间层次的对象可以被认知，不能被表述；最低层次的对象则是可以被认知、可以被表达的。庄子所追求最高层次是道。他说：“语有所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庄子·天道》）道是事物与事物之间关系的总和，是潜藏在事物背后的规律。庄子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成理之所稽也。”(《庄子·知北游》)这种规律不是单个感知的简单集合，而是整体体验的充分融和。《庄子·天道》：“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声名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声名者，果一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形色声名只是一种物理属性与感知属性，只能表示事物的表象（cosmology），并不能代表事物的本体(ontology)。[⑤]庄子所言的道，有点类似于马克斯·韦特海默尔完形（gestalt）的概念。符号只能与表象形成对应关系，无法与道形成对应关系。《庄子·知北游》中运用十一个寓言故事说明“道不可言”、“道不当名”的道理。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王弼注曰：“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老子》第一章)能被指示的道与名不是真正的道与名，因为它们不能脱离指事造形。葛洪曰：“道者，函乾括坤，其本无名。”(《抱朴子·道意卷》)当对象被当作符号被表达时，对象的普遍性和超时性（überzeitlichkeit）就被屏蔽了。

与道家类似，禅宗的道、涅??等对象也是不能被语言指示的。僧肇曰：“夫涅??之为道也，寂寥虚旷，不可以形名得，微妙无相，不可以有心知。……然则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反其愚，有之者乖其性，无之者伤其躯，所以释迦掩室于摩诘，净名杜口于毗耶。”(僧肇，《涅??无名论》)南宗顿教的创始人六祖惠能也认为脱离了话语情境的语言符号无法完满地表达对象，主张“不立文字”而悟道。在禅家的大量公案里，“口是祸门”，说多话吃大棒的不乏其例。师曰：“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曰：“如何是观音妙智力？”师敲鼎盖三下，曰：“子还闻否？”曰：“闻。”师曰：“我何不闻？”僧无语。师以棒趁下。（《五灯会元》卷十）荀子说：“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 （《荀子·解蔽》）

莫汉蒂(mohanty)认为，语言指示总要经过意义的中介。语言不包含不进行意味的符号。意义必然有一个普遍性的超时性的方面。当对象作为对象被给予时，它是作为某个单一的东西，作为一个彼——此给予的。既使是所有表达式中最完全的进行指示的索引表达式也有一个不同于指示的意义方面，而且也只是通过意味他们所意味的东西进行指示。……语言指示达不到属于对象的所指的绝对确定性和单一性。[⑥]《吕氏春秋》的两个例子体现了语言在指示抽象实在时的困境，而公孙龙子的观点则揭露了语言符号在整合感觉时所表现出来的局限。道家、禅的最终理念道是一个普遍性、超时性的概念，语言符号在指示道的时候，显得出无能为力。洛克说，文字的用法有两种，一是通俗的(civil)，二是哲学的(philosophical)。前者用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表示各种思想和观念，同别人谈论日常生活；后者用来传达事物的精确观念，并且用普遍的命题，来表示确定而分明的真理，以使人在追求真理时，有所依着，有所满足。[⑦]道家、禅家使用文字倾向于哲学的方式；儒家则倾向于通俗。

二、中国符号的突围

中国古代的符号学包括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命题，涵括了政治伦理、哲学、逻辑学、语言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名、辞、言等多指符号，意、心、情、志大体与解释者相当，形、象、情、实则指对象。形名论讨论符号与对象的关系，物我论讨论对象与解释者的关系，言意论讨论符号与解释者的关系。形、名、意三者并没有形成语义三角，而是近于一种交集的模式，标示如下：

从图式可以看出，形与名是两个不同的集合，并非所有的形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名。《尹文子》：“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黑白方圆之实。”二者之间的交集部分，够成互相映射的形名关系。《管子·白心》：“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名者，圣人所以纪物也。”《管子·白心》：“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故曰圣人。”管子认为形名相交关键在于因形而定名，根据事物的感知属性来确定事物的名称要。这一点墨子说得更明确：“举，拟实也。”说曰：“告以之名举彼实也。”(《墨子·经上》31条) “言，出举也。”说曰：“故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名若画彼言也，谓言犹名致也。”(《墨子·经上》32条)《荀子·正名》曰：“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墨子的“拟”、“画”与荀子的“缘天官”都要求命名要紧密结合对象的物理属性和感知属性。这样才可以让名与形相映射，既可以由形定名，也可以由名正形。《尹文子》曰：“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尹文子》：“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尹文子》：“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与之事物，无所隐其理矣。”《尹文子》：“有名，故名以正形。今万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万名具列，不以形应之则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荀子·正名》：“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吕氏春秋·审应》：“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邓析子·转辞》：“循名责实，实之极也；按实定名，名之极也。参以相平，转而相成，故得之形名。”形和名联系在一起，就能形成图像语（iconiclanguage）。

言是符号系统，意是思维世界。刘勰说：“言征实而难巧，意翻空而易奇”(《文心雕龙·神思》)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言与意的不同特性。《易传·系辞上》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陆机说：“恒患意不称物，言不逮意。”(《文赋》)言意之间毕竟有共通之处。《吕氏春秋·离谓》：“凡言者，以喻心也。”《吕氏春秋·离谓》曰：“夫言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墨子·经上》“执其所言而意得见。”这种共通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言意要相副，“修辞所以立诚”。(王夫之,《尚书引义·毕命》)符号是解释方与接受方之间传递信息的载体。发送者(addresser)与接受者(addressee)之间必须遵守某种的约定。《吕氏春秋·淫辞》：“听言者，以观其意也。”其次，还要约定俗从。解释者不是语言的自我，而是言语的双方，只有通过约定才能实现符号的传达功能（communicativefunction）。否则，就会出现“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韩非子·主道》)的情况。这种约定越广泛，符号的传达功能就越强。荀子说：“名无固宜，约定俗从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从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荀子·正名》)意和言联系在一起，有可能形成一种情绪语言（emotive language）。[⑧]

细究起来，言意论和形名论都是以物我论作为基础的。因为符号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对象的认识而创造的。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物我之间的矛盾。人们对物我之间的关系有两种看法：一种把物当作一个自在的他者，一种把物看作是与我齐一体。当物被当成一个自在的他者时，物自体的属性就不随时间、地点、认知者而改变，认知结果得以记载和传承，符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物作为一个与齐一体出现时，物与我有着丰富的同一性。庄生梦蝶，“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人可以物化，物也可以人化。惠能说：“心动非幡动。”人的物化说明人的主体性削弱，物的人化说明物的客体性削弱。总之，物与我不再是认识过程中对立的双方，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互动的关系。如果不了解这层关系，物与我之间就会出现跨越有鸿沟，认识的可能将不会存在。认识的可能没有了，符号的功能就无从谈起。对象成了“不可言说者”，(维特根斯坦语)“所指在能指的运转中无限推迟”。（德里达语）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庄子·齐物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夫圣人行不言之教”。（《庄子·知北游》）禅宗说：“我向你道便是第二义。”（《五灯会元》，卷十）汤用彤先生认为：“夫宗核名实，本属名家，而其推及无名，则通于道家。”（汤用彤，第282页）推其实，儒家名学也应自成一派。《汉书·艺文志》名家小序：“名家者流，盖出于天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儒家名学实为礼学，孔子、荀子的正名论都由此立论。王充认为公孙龙坚白之论，无益于治。（《论衡·案书》）鲁胜《墨辩注叙》：“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晋书·隐逸传》）这些都属于儒家一派。道家的符号学偏向哲学。老子、庄子、列子、乃至魏晋玄家何晏、郭象等属于这一派。名家的符号学偏向逻辑学。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又曰：“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者。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墨子、公孙尼子等名辩学属于这一派。儒家和名辩家名学都把对象看成是一个物自体，强调的是名与实。儒家论名偏重于名位，名辩家论名偏重于名称。儒家关注社会政治伦理层面，名辩家关注日常生活情理。道家、玄家、禅家都把对象看成是物我齐一体，强调的是言与意。道家、玄家由言不尽意论引出无名论，带有解构的意味。禅家的不立文字却有借助语境另行建构的意义。禅宗十分强调顿悟（insight）[⑨]，即在瞬间直觉中截断众流，剔抉纷繁复杂的关系，把握住对象的本质特征。从这个认识出发，禅宗执意将语言与文字分开，试图充分利用口头语言的情境，强化其表达功能，最大限度地弥补语言符号和缺陷，摆脱符号困境。事实上，这种做法是说不过去的。敦煌本《坛经》（46节）云：“谤法，直言不用文字。即云‘不用文字’，人不合言语，言语即文字。”惠昕本《坛经》亦云：“执空之人有谤经，言不用文字。即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著文字。”根据心理学家卡米亚和布朗的实验，受试在脑电波图的甲种电波呈现时做出反应；发现他们能够这样做之后，他们继续教他们——用一种由甲波带动的听觉符号——取得对甲波的意志控制。知觉学习世界可以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内心的自我发现世界。[⑩]思维也是一种语言。

魏晋时期，南北学派大融和，学界思辨能力大大提高，促进了对形、名、意关系的深入探讨。王弼将名实之辨深入到名称之辨：“名也者，定彼者也。称也者，从谓者也。名生乎彼，称生乎我。”（《老子指略》）“凡名者生乎形，未有形生乎名者也。”（《老子指略》）“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求。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老子指略》）他这样就把物理世界与知觉世界绝然分开。然后，他力图指出形、名、实三者之间存在的交集，他提出“执一统众”、“举本统末”、“以实统众”、“约以存博”的思想。他说：“夫事有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又说：“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论语释疑》）“毂所以能统十三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实统众也。”（《老子十一章注》）三者的交集就象三个轮子的共轴，这个共轴就是象。王弼说：“夫象者，出意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寻象以观意。言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忘蹄；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也。然则，忘象者用得意者也，忘言者用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11]象是意和言之间的导体。同时，象还是物与我之间的纽带。荀粲曰：“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志·荀???纷⒁?污俊盾黥哟?罚┩醴蛑?唬骸疤煜挛尴笸庵?馈！保ㄍ醴蛑??吨芤淄獯?は荡窍麓?罚?谌?拢?独献印吩唬骸暗乐??铮?形┿薄c辟饣匈猓?渲杏邢蟆；匈忏辟猓?渲杏形铩！保ā独献印范??徽拢┩蹂鲎ⅲ骸盎秀保?扌尾幌抵?尽R晕扌问嘉铮?幌党晌铩M蛭镆允家猿桑??恢?渌?匀弧！钡牢扌尾幌担?吹滥苡肴魏胃兄?粜韵嗔?怠＜热徽庋??耆?梢砸晕锕鄣馈U饫锏奈镉邢笳饕庖濉V祆渌担骸啊兑住匪狄桓鑫铮?钦媸且桓鑫铩H缢盗??钦媪?！保ā吨熳佑锢喽烈字?ā罚?/p> 奥格登(c·k·ogden)和理查兹（i·a·richards）说：“符号学是对语言和各种符号在人类事务中起的作用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它们对思想影响的研究。”[12]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思想影响着人们对符号的看法。西方符号系统朝索引符号(index)方向发展，由此建立起以归纳法、演绎法为核心的符号逻辑；中国符号系统则朝象征符号（symbol）方向发展，建立起以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符号逻辑。西方符号逻辑促进了解析式思维的发展，中国的符号逻辑促进了整体思维与象征思维的发展。至魏晋玄学之后，中国古代符号学终于找到了一条能让各家都接受的方法，那就是用象征与整体的方法来表达对象，力图在符号、解释者、对象之间找到一个交集，来将单一的对象与对象所蕴含的普遍性与超时性全部表达出来。至此，中国符号也摆脱了符号逻辑的纠缠，从理性的困境中突围出来，进入一个诗性表达的境界。

[①]皮尔斯：《皮尔斯手稿》第654号，第7页。见中国符号学研究会《逻辑符号学论集》，百家出版社1991年，第2页。

[②] “theimperfection of words is the doubtfulness or ambiguity of their signification, which is caused by the sort of ideas they stand for..”john locke. of the imperfection of words.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2(3):105. dover publications, inc. new york.

[③] 别赫捷列夫特别重视对符号的反应，并强调词语符号是思维、想象和意志世界发展的关键。见g·墨菲、j·柯瓦奇，《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林方、王景和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34页。

[④] 白马非马论与西方一个蝙蝠究竟是否是一只鸟的争论颇为相似。“whether a bat be a bird or no, is not aquestion.” john locke. remedies of the foregoing imperfections andabuse of words.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2(3): 150.

[⑤]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⑥] j. n. mohanty , phenomenology and ontology, ⅵ. martinus nijhoff den haag,( 1970): 60-71.

[⑦] john locke: imperfection of words.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dover publications, inc. new york, 2:104-5.

[⑧] 奥格登(c·k·ogden)和理查兹（i·a·richards）将语言的功能分为符号功能和情绪功能两大类。他们假定语词能指称对象或表达使用者的感情，意义只存在于前一种能力中。威廉·哈迪（william·g·hardy）认为把词划分为指称词语和情绪语词，其用途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可能不象对语言和思想问题的其它几种研究那样可靠。williamg·hard, language, thought and experience: a tapestry of the meaning,university park press, baltomore, pp. 61—97.

[⑨] 巴甫洛夫、别赫捷列夫、华生、史密斯、格斯里等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排除那种认为动物和人能够不根据以前的学习和尝试与错误活动而突然“顿悟”情境的看法。马克斯·韦特海默尔完形心理学（gestaltpsychology）认为，我们从进入整体的组成成分开始将永远达不到关于有结构的整体的理解。相反，我们有必要理解结构必要对它有所顿悟（insight）。这样才有可能使组成部分自身得到理解。鲁格尔则认为存在一种课题态度（problemattitude）,在课题态度中，受试忘记了自我和表现自己的欲望而陶醉于课题本身的兴趣之中。课题态度最有利于突然而有价值的领悟。《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第342、353、229页。禅宗所论的道是相当于完形，他们对道的理解也持一种课题态度，所以，提出顿悟的观点。儒家所论的道是一种行知实践，所以他们的道可以被认知。

[⑩] 《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第347页。

三国名言篇5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北京100144）

摘 要：面对网络谣言满天飞的现实情势，立法者试图通过刑事制裁和实名制两种手段遏制网络言论犯罪。网络实名制在中国历经十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存废之争各立，背后彰显的是技术和价值的博弈。在技术层面是网络虚拟性构建的匿名交往规则与对象真实性诱发的网络暴力犯罪之间的博弈；在价值层面则是网络实名作为秩序重建的技术手段与匿名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之间的博弈。在网络言论这种价值冲突的领域，实名制不符合价值权衡的功利原则、情势原则和比例原则，在泼“不法言论”脏水的同时，很可能会将盆子一起扔了，因此应当缓行。在其他如网络交易、交友、网游等价值中立的领域，实名制才有可适用的空间。

关键词 ：网络言论犯罪；实名制；网络秩序；匿名表达自由；价值冲突

中图分类号：D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 2015 )09-0029-09

收稿日期：2015 -05 -21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 cnki．net) 2015年8月4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作者简介：

单 民(1958-)，男，河南西平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刑法学、检察理论；陈 磊（1984-），男，江苏徐州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刑法学、检察理论。

一、网络言论犯罪、实名制立法及其争议

1993年7月5日《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一则著名的漫画，一只正在上网的狗对另一只狗说：“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条狗”。网络世界的匿名交往规则为人们带来开放、自由、平等的虚拟生活，也带来了各种类型的网络犯罪，特别是网络言论犯罪。近年来，利用互联网制作、复制、传播谣言、谎言等有害信息的事件时有发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网络谣言传播具有突发性且流传速度极快，因此极易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从“女干部携巨款潜逃加拿大”，到“艾滋病患者滴血传播艾滋病”，再到“女大学生求职被割肾”，谣言最终都被证实为谎言。2008年广元“蛆橘事件”让全国柑橘严重滞销，虫害谣言通过网络迅速传遍全国，仅在湖北一省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5亿元。2013年8月号称“谣翻中国”的知名网民“江淮秦火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秦某在微博上先后注册了10个不同的网名，并与他人组成网络推手团队，伙同少数所谓的“意见领袖”、组织网络“水军”长期在网上炮制虚假新闻、故意歪曲事实，制造事端，并以删除帖文替人消灾、联系查询IP地址等方式非法攫取利益，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2013年9月，两高就此类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出台了专门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何种网络造谣传谣情形构成犯罪，严厉打击网络造谣传谣。2014年11月，《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公布，针对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恶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情况，立法上拟增设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犯罪。

伴随着网络技术和情势的发展，立法者在使用刑事手段遏制网络谣言的同时，也意图通过实名制这一技术手段加强对网络世界的管理，重构日益失范的网络秩序。

自2003年始，中国各地的网吧管理部门要求所有在网吧上网的客户必须向网吧提供身份证进行实名登记，这一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2004年5月，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标准》，首次明确提出“实名制”概念，强调电子邮件服务商应要求客户提交真实的个人资料，并以该资料作为判断邮箱服务归属的标准。2004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校园网络管理工作的意见》（17号文件），明确提出在高校教育网实行实名制，“高校校园网BBS是信息交流的平台，要严格实行用户实名注册制度”。2005年2月，信息产业部联合有关部门要求中国境内所有网站主办方必须通过为网站提供接入、托管、内容服务的IDC、ISP来备案登记，或者登录信息产业部备案网站自行备案。这一要求涵盖的不仅是企事业单位网站，也包括个人网站，责任人必须在备案时提供有效的证件号码。2005年7月，信息产业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网络游戏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其中第12条明确规定“PK类练级游戏应当通过身份证登陆，实行实名游戏制度，拒绝未成年人登陆进入”，目的是为了防止未成年人沉溺于网络游戏中的杀怪练级。

2006年以后，网络实名制进入更大范围的公共言论和电子商务领域，并逐步开启立法议程。2006年10月，信息产业部要求博客网站实行实名制。2007年3月，中国互联网协会称博客实名制即将推出，被媒体认为博客实名制已成定局。2008年1月，网络实名制立法进程启动，网络实名制立法议案被提出。2008年8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答复网络实名制立法提案，称议案虽未获通过，但“实现有限网络实名制管理”将是未来互联网健康发展的方向。2010年6月，国家工商总局正式出台了《网络交易以及有关行为管理暂行办法》，确立了个人网上开店的实名制度，该办法开启了中国网络实名制度在现实的商务往来中实施之先河。2010年8月文化部颁布《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正式实施网游实名制。自2010年起，微博开始在全中国网民生活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2011年12月，北京市公安局等4家单位联合颁布《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其中第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注册微博客账号，制作、复制、、传播信息内容的，应当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不得以虚假、冒用的居民身份信息、企业注册信息、组织机构代码信息进行注册”，该条规定被冠以“微博实名制”简称，迅速成为全民关注热点。2012年3月16日，新浪、搜狐、网易和腾讯微博共同正式实行微博实名制。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其中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办理网站接人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人互联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应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2013年3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其中“2014年完成的任务”第13条为“出台并实施信息网络实名登记制度。（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公安部负责。2014年6月底前完成）”。2013年6月28日，工信部《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要求手机用户、固定电话用户、宽带用户甚至无线上网卡用户，都应当实名登记，“先登记，后服务”，这一新规于2013年9月1日正式施行。网络实名制在中国已经普及，并且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网络实名制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是应当积极推动立法还是应当缓行甚或废除，在新闻学界、法学界均莫衷一是，聚讼纷纭。

代表官方态度的主流观点持赞成论，主张积极推动网络实名制，认为网络实名制能够“促使网民更加理性地为自身言行负责，并且以法律形式保障互联网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①，并希望构建实名制的网络立法②。

以周永坤教授为代表的废除论，主张网络实名制应缓行，认为网络实名制是对公民隐私权的直接侵犯，它通过对隐私权的侵犯间接侵犯公民的安全权，特别重要的是它直接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它也会妨碍反腐事业，使反腐失去第一推动力③。有的论者从民主政治的角度，认为匿名性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性条件，网络实名制对公民表达权会产生不当限制④。

网络实名制存废之争，各有其立场和理由。而在争议背后，彰显的是网络技术和立法价值的博弈。

二、网络实名制立法的技术博弈：虚拟性与真实性

（一）技术之利：虚拟性构建的匿名交往规则

网络技术为人类社会创造了一个与物理世界完全不同的虚拟空间。虚拟性是网络技术本源性的特征，由此也构建了与现实社会不同的交往规则——网络匿名交往规则。网络社会跨越了地域、年龄、时间、空间、阶层、身份的限制，在其中人们可以披上各种各样的“马甲”与他人平等自由地交往。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中，用户能够以不透露个人信息的方式接收或者发送信息、发表言论和见解、共享和传播资讯，能够以隐匿的身份体验不同的生活状态。多对多的网状传播模式，能够使网络信息即时地在最大范围内向最多受众传播，受众可以直接地反馈信息、交互意见。网络的开放性让其成为公共言论的平台。匿名性点燃了公众政治参与的热情，让人们热衷于通过网络平台讨论政治和一般公共事务，真实地交换和表达政治和公共意见，在客观上起到了“民间智库”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对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培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勾连国家和个人的重要的社会中间力量。这是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积极的一面。

（二）技术之殇：真实性诱发的网络暴力犯罪

网络世界虽然是个虚拟的空间，但是参与网络活动的人都是真实的人。网络行为人的身份可能是虚拟的，但是网络行为的对象却是真实存在的。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存在的违法犯罪现象，在网络空间里同样不可避免。而且，由于网络技术的虚拟性，导致网络犯罪低成本、低风险、高收益，利用互联网从事的诈骗、侵财、色情、侵犯公民隐私、名誉、个人信息等犯罪活动反而更为猖獗。近年来，网络攻击性、煽动性、侮辱性虚假言论导致的网络造谣和网络暴力现象愈演愈烈，与技术匿名性、对象真实性不无关系。2008年广元“蛆橘事件”让全国柑橘严重滞销，虫害谣言通过网络迅速传遍全国，仅在湖北一省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5亿元。2013年8月号称“谣翻中国”的知名网民“江淮秦火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秦某在微博上先后注册了10个不同的网名，并与他人组成网络推手团队，伙同少数所谓的“意见领袖”、组织网络“水军”长期在网上炮制虚假新闻、故意歪曲事实，制造事端，并以删除帖文替人消灾、联系查询IP地址等方式非法攫取利益，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这些网络暴力犯罪现象都是互联网技术消极一面的体现。

（三）两难选择：在虚拟性与真实性之间的博弈

网络的虚拟性在三个方面致使网络流言四起和肆意：一是匿名发表容易滋生不负责任的虚假言论。人在陌生的环境有放纵自己的倾向，这是人性缺乏自律的表现。二是网络世界的信息交换是以用户为中心的，不像传统媒体信息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机制。那些颠覆事实、夸大的网络虚假言论容易被“围观”，被同样匿名的、自认为不用负责任的网络围观者迅速转载和传播。三是匿名规则增加了侦查机关电子取证的难度和成本，从而助长了网络造谣者的恣意。基于这三点，以及网络言论暴力和违法犯罪现象的激增和危害的加大，政府和许多学者积极主张推动网络实名制，特别是博客（微博）实名制。

通过技术手段恢复网络交往的真实性，以此祛除技术虚拟性带来的弊端，这在技术上不存在问题。但是，虚拟性是网络技术最本源的特征，也是网络技术发展的初动力。抛弃了虚拟性，网络技术本身的发展可能会衰竭，网络技术开发出的应用软件为客户提供的便捷和福祉、企图增进的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也可能会因此而萎缩。2004年校园bbs实名制后的情势变化、发展停滞就是一个例证①。在微博实名制即将推出的前夕，有网站对微博用户进行过调查，数据显示“微博实名制后决定放弃使用微博”的占据了89%。即使用户选择实名制后继续使用微博，相信因为实名制引发的言论管制的担忧也会使微博的吸引力下降，或者将使用微博的兴趣点集中在无争议的娱乐和社会话题，或者使部分微博使用者转投其他具有匿名性的公共论坛软件。不论是朝哪个方向发展，实名制都会在一定程度挫败网络技术革新的积极性。这是网络实名制在技术层面所面临的虚拟性与真实性的艰难博弈。

三、网络实名制立法的价值博弈：秩序与自由

（一）从现实社会到网络世界：实名制作为秩序重建的技术手段

在法的诸价值——正义、自由、秩序、安全、效率中，秩序是最基础的价值。离开了最基本的秩序，自由、正义等其他价值也无从实现。因此，秩序是立法者特别偏爱的价值，也是立法时优先考虑的价值。在立法者眼中，秩序是社会存续的最小公约数，是达致最低限度社会共识的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经济结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齐头并进的，是人口的大规模跨地域流动，同族群居的乡土社会变成了流动性的陌生人社会。据2012年4月13日召开的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披露，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3亿人，占总人口的17%，即每6名中国人中就有1人是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城市人口与环境资源的紧张，增加了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压力②。人口大规模流动，既颠覆了原有的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同时也打破了熟人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加大了社会管控和治理的难度。有研究发现，大规模人口流动是导致中国犯罪率稳健上升的主要原因。为适应变迁的社会结构和犯罪形势，近年来政府大力提倡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其中，实名制就是重要的管理方式创新，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住宿实名制，2012年实行火车票实名制，2013年实行电话实名制。借助实名制这一技术手段，为流动性的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增添了安全砝码。实名制是在流动社会重建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技术手段。

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与现实世界流动性的社会结构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陌生人社会、匿名交往、人的流动性、不安定状态，等等。在网络世界面临的管控问题和现实社会也趋于一致。网络实名制不过是现实世界使用的管控技术手段在网络世界的延伸。以实名制增强网络电子交易的安全性，以实名制防止青少年沉溺于网络游戏，以实名制防止网络谣言的肆意，以实名制追查网络违法犯罪者的踪迹……网络实名制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和重建网络世界的秩序。

（二）从线下到网上：匿名言论表达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

言论自由被奉为民主社会的“权利基石”。民主离不开表达自由。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著名的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禁止以普通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1款规定，每个人都有表达及传播他们观点的权利，通过书写或其他可视化方式可以通过被允许的途径获得信息而不受任何阻碍。并且，对表达自由“不进行事前审查”。

表达言论有实名和匿名两种方式。言论自由权的“自由”，既包括实名言论自由也包括匿名言论自由。在许多重要的涉及民主政治的场合，比如民主投票、发表政治性言论、对政府的批评等，匿名表达往往比实名表达更能够保证言论的真实性，更能得到“良心话”。一些国家以立法或者判例的方式确立了匿名言论自由权。20世纪60年代，匿名表达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首先在美国得到承认。在1960年“塔利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定推翻了洛杉矶城市条例中有关匿名分发小册子属于犯罪的规定。瑞典在《出版自由法》第3章对匿名表达自由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任何印刷品的作者都没有义务在印刷品上披露其姓名。任何印刷者、出版者，或者与印刷品的印刷、出版的有关人员，除根据法律规定有此义务外，不得违背作者的意愿以任何其他方式泄露作者的身份。

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区别仅在于交往媒介的形式不同，在构建交往的法律规则上则是一致的。现实世界的匿名表达自由在网络空间同样适用。1997年A．C．L．U．of Georiga v．Miller一案中，美国乔治亚州地方法院通过判决做出了网络匿名表达自由权也是一项宪法权利的论证。除美国以外，以色列等其他国家的法院也以判例的形式承认匿名表达权是受宪法保护的权利。

（三）价值冲突：网络秩序与言论自由的博弈

秩序是实现自由的基本前提，自由是秩序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两者并非绝对统一的。自由强调的是主体个性的发挥，而秩序强调的是有序状态的建立与维持；自由难免有打破既有平衡——秩序的趋势，秩序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自由、维持平衡的规定性。因此，二者之间的冲突就在所难免①。网络实名制引发争议的根结，也是在于政府通过实名制意图恢复和重建的网络秩序，与民众希望获得和实现的言论自由之间的价值冲突。

尽管支持网络实名制的论者提出，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本来就是有限度的自由，实名制有助于促进网民自律、维护网络安全。在其看来，实名制并不会引发秩序和自由的冲突。诚然，法律所认可的自由价值确实是有限度的，并非是无节制的。但是有限度的自由也是“自由”，而不是“不自由”。为自由设限，是以不侵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为界，“有限度”不等于“不完整”。言论自由包含两种方式，一是实名的自由，二是匿名的自由。网络实名制是以实名的方式，侵占了匿名发表言论的空间，部分的、不完整的“言论自由”就是“不自由”。实名制论者希望实现的安全状态，是一个绿色洁净的网络空间，在其中都是“和平”的言论。而民众希望获得的安全感，是自由地发表言论，不为人知、不受审查、不被追究，更多是心理层面的安全感。显然，实名制无法给予大众这种心理安全感。所以，网络实名制的推行，势必会引发网络秩序和言论自由的价值冲突。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立法的过程中如何对两者进行权衡和取舍。

四、网络实名制的立场选择

（一）面对价值冲突立法权衡的原则

1．功利原则。立法者应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最大范围的功利应成为他一切思考的基础。首先，立法者在进行价值取舍时，出发点应是法律所保护、服务和管理对象的利益，即公众的利益，而不是立法者的利益。其次，立法的目标是维护最大范围的公众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以禁止酒驾为例，尽管少数人驾驶技术高超、酒量很大，少量饮酒并不影响驾驶安全，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酒驾会危及大多数人的道路交通安全，所以禁止酒驾具有立法上的正当性。最后，立法者应当维护和彰显共同体的“真正”利益。至于共同体的“真正”利益是什么，应当尊重共同体的意愿，由共同体自决。

2．情势原则。法的价值取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社会对安全、自由、正义、效率价值的不同需求，对法的价值选择有着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政策性立法的场合，价值取向随社会情势而变化的现象比较明显。计划生育就是典型的政策性立法。在建国初期，人口基数庞大，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资源总量承载不了过快的人口增长率。出于社会秩序和人口安全价值的考虑，立法者在特定历史时期选择牺牲了生育自由的权利。时至今日，随着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的大幅提高，以及人口增长率的降低、负增长的出现、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放开二胎的政策和地方性立法，以及在国家立法层面放开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就是因为社会情势发生变化，需要在立法上重新进行价值权衡和选择。禁止鉴别胎儿性别的立法从无到有，以及在未来可能再予以废除的趋势，也是社会情势影响价值选择的结果。

3．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解决冲突的原则的重要分析工具。比例原则包含三个分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适当性原则的含义是，国家实施的权力行为必须有助于宪法或者法律所规定的目的的实现，并且采用的手段是正当的。必要性原则又称为“最温和方式原则”，其含义是国家在实施权力行为时，如果存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手段，各手段对公民权利限制的程度不同，应当选择对权利限制最小的手段。狭义比例原则又称为“法益衡量原则”，其含义是在国家权力的行使符合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后，还需要在手段所限制的权利与所保护的价值之间进行利益衡量，如果明显不成比例，那么权力行使不具有正当性。具体阐释上述三个原则，有一则著名的“炮弹打小鸟”案例，警察为了社区的安静驱赶树上的小鸟，假设当时已没有其他的办法而只好用大炮，用大炮虽然也可以达到驱逐小鸟的目的，手段也属必要，但使用大炮可能造成的损害非常大，因而这一做法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

（二）网络言论领域实名制的价值权衡

1．关于功利原则：网络言论领域的实名制不符合共同体的“真正利益”

在网络言论领域实行实名制，对不法和恣意的潜在言论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也便于侦查和惩罚因虚假言论引发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确实有助于网络秩序的维护。然而如上所述，这其中存在秩序和自由的冲突。实名制以秩序之名侵犯了政治上表达自由的权利。立法具有正当性的基础在于它能够代表和实现共同体（大多数人）的“真正利益”。只有国民自己的意向与社会扶序中表达的“集体”（或“公众”）意愿协调一致，他才会感到自己在政治上是自由的。只有社会秩序是由其行为受到约束的个体创造的，才能确保“集体”和个体意愿之间产生这种和谐。社会秩序是由个体意愿确定的。政治自由，也即社会秩序下的自由，是参与社会秩序之创造的个体的自决。对实名制实行初期的民意调查已经表明了公众反对的态度。在新浪网对网友进行的一项随机调查中发现，认为实行网络实名制会限制网民自由表达权的占80.85%，有78. 59%的网民反对在中国实行网络实名制①。或许有论者会认为，实名制只是为了有效过滤不法言论，公众可以自由地发表合法的言论，并不会受到限制。然而，网络公共空间吸引公众发声的最大优势，就是匿名表达的心理安全感。不论是前台还是后台的实名，都会让公众产生时刻被“监控”的感觉，这种不安全感会抑制许多人发表言论的热情。实名制在泼“不法言论”脏水的同时，很可能会将盆子一起给扔了。

2．关于情势原则：当前中国的社情民意尚未形成在网络言论领域推行实名制的条件

首先，网络言论领域实名制不具有民意基础。网络实名制的赞成者以世界上首个推行网络实名制立法（2005年）的国家——韩国的经验来论证在中国立法的可行性。事实上，韩国推行网络实名制立法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2001年韩国歌手白智英性爱录像带被网络公开，2005年接连发生的“狗屎女”事件和针对著名民主人士林秀卿的网络暴力事件，2008年发生的针对明星崔真实的网络诽谤事件（崔自缢身亡），等等。接二连三的网络暴力事件，使原来反对网络实名制的社会舆论转向。2008年一份家庭访问显示，近80%的韩国民众支持网络实名，其中不乏经常上网的年轻人。崔真实事件以后，韩国的网络上还出现了支持互联网实名制的签名运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政府才顺时而动推进网络实名制立法。中韩两国的民主法治发展程度不同，网络实名制立法的民意基础也不同。至少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网络实名制（言论领域）的反对者占据多数。

其次，网络言论领域实名制不利于社会公共空间的培育。中国作为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一直以来依靠管控型的方式治理社会，历史地形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构。网络为社会自治力量的培育提供了空间。网络聚集了各种公共言论，批评性的、监督性的、研讨性的、检举性的，这些言论有助于政府提高执政能力，有助于督促官员廉洁公正，有助于推动重大公共政策的形成。近年来地方政府的重大违法行政行为、企业的重大质量问题和污染问题被纠正，十八大以来掀起的反腐风暴，一批“老虎”、“苍蝇”被掀翻，来自网络的检举揭发功不可没。和现实世界一样，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和官本位社会，没有人愿意实名地、公开地批评政府、批评官员、揭发腐败。在网络言论领域实行实名制，会抑制得之不易的公共舆论和监督空间的发展。

最后，网络言论领域实名制可能会导致“因言获罪”现象滋生。网络实名制为政府审查言论提供了技术便利。在法治水平整体有待提高的当下中国，这种技术便利容易被滥用，成为“言论管制”的工具。特别在地方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下，实名制很容易成为地方政府审查和报复批评性言论的技术手段。这些年屡屡发生的现实案例证明这种担心并非不无可能。2009年在重庆打黑期间，一男子因在天涯论坛转发打黑漫画《保护伞》，被重庆市劳教委认定为诽谤，处以劳教两年。劳教决定被纠正后，该男子称自己现在很少发帖转帖了。宪法第4l条规定了公民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的监督权利。仅仅是转发讽刺时政的漫画就被认定为是散布谣言和诽谤，那么更大尺度或者明确的批评性言论更将被禁止，这显然走过头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他提出：“人民群众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制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3．关于比例原则：网络言论领域实名制既无必要、亦非有效且过度侵犯公众的基本权利

首先，已有的网络实名登记措施能够保证因言论引起的违法犯罪行为被迫究，网络言论领域实行后台或者前台的实名制并无必要。在网络言论领域推行实名制以前，人们在网上的行为并非无迹可寻，因为网络的IP地址是唯一的，家庭或者单位办理网络接人手续需要实名登记，网吧上网需要实名登记，手机实名登记（使用智能手机上网也能固定到个人）。发生了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网警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追查到用户的IP地址，在微博等社交网站实名注册（前台或者后台）只不过使侦查更为便利而已。

其次，依靠实名制这一技术手段遏制诽谤言论并不一定能够起到预期的效果，却要付出巨大的管理成本。韩国作为世界上首个推行网络实名制立法的国家，在短短的5年时间即宣告失败。2012年8月，韩国宪法法院裁决认定网络实名制违宪，5年内将逐步废除实名制。韩国实行网络实名制的5年来，并未实现大幅度减少网络暴力的初衷。首尔大学一项研究发现，5年来，韩国网络上的诽谤跟帖数量仅减少了不到2个百分点。可是为了这2个百分点的降低，韩国政府与社会却付出了巨额的管理成本。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韩国网民为摆脱实名制的束缚，想方设法规避它。有的通过技术“翻墙”使用境外服务器，有的盗用他人身份证注册，有的黑客甚至还发明出身份证注册器。一个善意的立法反而滋生出更多的“恶”，这恐怕是实名制立法之初未曾想到的。遏制网络非法言论，真正依赖的应是法律，依赖严格的执法而非技术。

再次，网络言论领域实名制容易导致用户隐私被泄露。以微博为例，无论是前台还是后台的实名制，都有可能被黑客非法侵入窃取用户信息。致使韩国网络实名制被废止的导火索是接连发生的用户信息外泄事件。2011年7月，韩国两家大型门户网站接连发生黑客人侵导致大规模用户信息外泄事件，约有3500万网民的个人信息外泄（包括姓名、身份证、生日、电话、住址等）。国内也频发网络信息泄漏事件，2012年3月，当当网账户集体被盗；2012年5月，“1号店”员工内外勾结，泄露客户信息；2013年3月，支付宝漏洞导致用户信息泄露。网络实名制是对用户身份信息安全的潜在威胁。

最后，网络言论领域实名制可能导致网络言论和技术的萎缩。在网上发言需要实名注册，恐怕有很大一部分人不再愿意可能会惹上“麻烦”的言论，包括各种批评性的、评价性的、监督性的、揭发检举性的言论。基于心理安全的需要，大部分人会选择做一个旁观者，只浏览，不、不转载、不评价；或者只价值无涉（中立）的言论，如娱乐性、个人生活方面的话题。如此，将导致网络公共言论大幅度萎缩，同时还将导致如微博、微信等新兴社交网络技术停滞不前。在网络言论领域实行实名制，确实可能会堵塞一部分谣言。但是如果真得要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谣言的危害要远小于禁言。网络提供了一个社会情绪“导出”的公共平台。治理网络言论，堵不如疏。

（三）结论：网络实名制应区分适用，网络言论领域实名制须缓行

网络实名制的适用应区分不同领域而为。在网络言论领域，如前所述，面对网络秩序和匿名表达自由的价值冲突，应当进行利益衡量，无论是实行前台还是后台的实名制，都会导致“得不偿失”，因此应当缓行。在其他领域，如网络电子商务，网络交友（婚恋网站），网络游戏等，安全、秩序、健康（防止未成年人沉溺网游）等价值，对位自由价值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因此实名制的推行具有正当性。总之，在推动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或者立法时，应进行慎之又慎的价值权衡，充分论证政策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否则，就有可能遭遇韩国实名制立法“五年之痒、立了又废”的尴尬局面。

参考文献：

[1]王四新．表达自由与民主政治[J]．环球法律评论，2009，(1).

三国名言篇6

关键词:品牌;形象;代言人;风险性

中图分类号:F7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166-02

形象代言人作为企业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变化与企业、品牌所制造的各种神话一样,于无意间记录了时代的历史。根据中国品牌研究院2009年3月4日的《刘翔商业价值评估报告》,刘翔的商业价值由最高峰的1 500万元,降至目前不足200万元水平,跌幅高达87%。这一现象说明,企业品牌形象代言人,存在着风险性。

(一)形象代言人

真正的形象代言人,顾名思义,就是“用来代表组织或集团进行信息传播活动的人物和形象”[1]。这里的组织可以是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商业组织,也可以是非商业组织,如政府机关、公益组织等。非商业组织的形象代言人一般称为形象大使,商业组织的形象代言人则可以分为企业形象代言人、品牌形象代言人和产品形象代言人等。一个企业的每个品牌都可以有自己的形象代言人,同一品牌的不同产品也可以有不同的形象代言人。

(二)品牌形象代言人

关于品牌形象代言人的说法很多,笔者认为以下的两种说法最具有代表性。李克与程国辉在《品牌形象代言人探析》文中认为,品牌形象代言人是指代表品牌通过在传播中进行陈述或行为表现来介绍、支持品牌的人物或组织,而王萍在《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广告形象代言人研究》中指出,品牌形象代言人指代表组织或集团进行信息传播活动的人物和形象,当品牌形象代言人出现在广告活动里并成为广告的主要组成部分时,则称为广告形象代言人。虽然她在这里指出的是广告形象代言人,而非品牌代言人,但是笔者认为,大多品牌形象代言人也就是其广告代言人。

(三)品牌形象代言人的作用

1.反映品牌的市场定位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定位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去塑造新奇的东西,而是去操纵人类心中原本的想法,目的是要在消费者心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因此,产品因其目标市场、目标消费群定位的差异,所选择的形象代言方式也是不同的。

2.能满足中国人的从众心理的作用。中国人的从众心理,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决定的。中国人的从众心理特别强,容易随大流;中国人有强权崇拜,相信“大人物”讲的话就是真理。当明星所代言的产品或品牌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时,就会有一部分人由于崇拜而模仿,这部分人会对其周围的人产生示范作用,逐渐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自己的行列,这样群体的压力慢慢形成,使得其他群体成员也为了消除群体压力而加入这一行列。

3.爱屋及乌的作用。主要是企业品牌代言人的名人效应。在中国,90%的代言人都是名人。名人代言人在当今之所以大行其道,与爱屋及乌的心理不无关系。面对消费者喜欢的名人,的确有人只因为喜欢这个名人而欣欣然掏出钱包,企业就是看到了这种求明星效应、名人经济的结果,通过明星的知名度来提高品牌的知名度,所以利用消费的这种心理,才会有“柒牌男装”的李连杰,“霸王洗发液”的成龙,“卡尼尔”的刘亦非,“欧派橱柜”的蒋雯丽等等无处不在的品牌代言人。

(一)什么是风险

对大多数人来说,风险指的是,“在特定情况下某种结果的不确定性形式。某种事件可能会发生,如果发生,其结果对我们不利。它不是我们期望的结果。风险既包含着对未来的疑虑,又包含着发生的结果将使我们处于比现在更糟的境地。”[2]当代言人给企业创造巨大效益的同时,代言人本身也蕴涵着风险。企业和品牌形象代言人之间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二)品牌代言人风险事件

1.三聚氰胺事件。在2008年9月,有着近半个世纪的悠久历史;“占市场18%的份额,还是神七航天员指定专用奶的三鹿奶粉被检出三聚氰氨”[3],这使得企业一直处在因品牌代言人不当言行而使自身遭受损失的风险中,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去年出现的“毒奶粉事件”,单就“三鹿”和奶粉业的集体沦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言,其给中国经济和整个国家带来的“品牌损益”至少是以万亿的,对于三十年来,一直维持高速增长的经济而言,此次事件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许难以估计的,同样,对品牌形象代言人的影响应该说在中国是全所未有的,而且也是难以估计的。

三鹿是消费者都知道的“投毒”大户,另外,国家有关部门公布了检出三聚氰胺的22家乳制品企业名单,其中知名品牌企业伊利集团受检的35个批次婴幼儿奶粉中有1个批次、蒙牛集团受检的28个批次婴幼儿奶粉中有3个批次名列其中,圣元优聪8个批次检测出含有不同含量的三聚氰胺,光明液态奶也检测出三聚氰胺。这些知名企业数十年来在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不被市场化的浪潮卷得无影无踪,也不被国际化的浪潮所吞并,对于在国际上信誉不佳的中国企业之国际品牌形象一直有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这次事件,对民众心理和自信心的重创,不仅导致其自生的安全感下降,而且对国有品牌的可信度、美誉度产生怀疑和悲观,对企业的品牌代言人也会产生比以往更多的不信任。例如,曾经在汶川地震时慷慨捐出100万善款的倪萍,一直给人信任、热情、善良的形象,但是“三鹿”事件的发生,使做过“三鹿”品牌代言人的她一夜之间受到消费者的指责,使原来笼罩在头上的光环形象大打折扣,她自己也痛苦不堪;由于乳制品对人体有强身健体的作用,企业的品牌代言人以运动员居多,因此一大批明星运动员都卷入这个旋涡里。田亮是光明乳业形象代言人;刘翔、易建联、郭晶晶、丁俊、马琳、王皓、林月、谢杏芳、鲍春来等运动员以及刘国梁、李永波等教练员等均代言或参加过伊利广告的拍摄,还有其他运动员也不同程度的参加过别的奶制品企业的代言。这些运动员都是经过自己坚强不屈的努力和顽强的拼搏为国家争得过诸多荣誉,在国人心中是精神、是英雄的象征。由于他们一直以来的健康形象,让许多消费者对他们的产品深信不疑,突如其来的事件,让中国的老百姓无法承受。

2.刘翔退赛事件。由于产品的原因,出现使代言人产生风险的情况,那由于自身身体状况欠佳出现代言费缩水影响自己身价的风险也大有人在。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刘翔几乎成为身价飙升最快的商业明星。“2003年,刘翔为可口可乐的代言费仅为35万元,但是到了2008年,刘翔的一级代言单价已达到1 500万元,是五年前的40倍。据有关调查公司提供的数据,2007年刘翔代言产品多达14种,是国内代言品牌最多的体育明星。”[4] 2008年刘翔又增加了一些大品牌。因为广告商的热力追捧,刘翔在北京奥运会前一直是商家代言的焦点。然而,由于刘翔奥运退赛后,曾与刘翔签过代言合同,目前已到续约的12个品牌,仅有耐克一家公司表示将与刘翔续约,安利纽崔莱已经表示不与刘翔续约,其余10家都在观望。《中国奥运金牌价值报告》认为,如果刘翔能够在北京奥运会上卫冕,其代言一级品牌的单价将突破2 000万元,其商业价值将超过10亿元。由于刘翔因伤退出比赛,不仅影响了他所将创造的商业神话,而且让自己的商业价值受到严重的损伤,代言费缩水将近九成。

三国名言篇7

关键词：地名命名；语言符号；任意性；规约性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75-02

任意性问题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基石。他提出的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许多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对不同语言对同一事物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非自然无理据的结合关系，即指称和事物之间偶然的结合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人们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在任意性背后，理据性在对事物的命名过程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任意性和理据性是一对包含着深刻哲学和逻辑关系的语言学概念，因而需要做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2003年素有“千年，牡丹花城”之称的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洛阳开始洛南新区的大规模建设，在如何为新区的街道命名的问题上，引发了百家争鸣式的热烈争论。最有代表性的有三派意见。第一派意见支持以阿拉伯数字来命名，比如说美国纽约的第一大街到第五十七大街等等，再比如郑州市和济南市用经一路、经二路，纬一路、纬二路来命名城市的东西方向及南北方向的街道。第二派意见认为街道命名应古典名称为主，以体现名城的厚重历史；另一派意见认为应以现代的名称来命名，以体现时代特色。

上述对事物命名的三种意见充分体现了语言学的任意性原则，即对同一个事物，既可以这样命名，也可以那样命名，但这一原理背后不可否认又包含命名的理据性因素。经过公众的媒体讨论参照专家的意见，第一种命名方案被排除，原因是以字母或数字命名街道并不能给公众以明显的方位认同感。这一种意见包含了深层次的语言学理据，定名最终报经国务院相关主管部门确认并颁令施行。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人类及其意识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与唯物主义的认识观不同，索绪尔更重视人的意识。他认为语言产生以前，人类周围的世界处于意中混沌、连续的状态，只有作为主体的人类的出现，自然界变化的自然，世界才有意义，我们称之为humanizedworld。经过人们改造过的自然可以成为“文明自然”，从而与“纯自然”分开。日本语言学家山口昌男坚持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即“对比”分析法，他认为，文化世界与自然世界的相异和对立存在于语言把主体人从混沌模糊的状态分成规则、有序的世界，只有通过音符对自然界事物的命名之后，人类才把嘈杂之声梳理成优美的乐章，世界才变成一个对人有意义的人化的自然结构。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只有在语言产生以后，人们才有可能对万物进一步概念化和范畴化——人们用语言对自然实体进行命名，并且用语言对“虚体”抽象化，然后才可以分类和整理，从而梳理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大自然。原始人有了姓氏才可以“别婚姻，序人伦”，有了“东南西北”才可以辨方位。既然命名是为了区分混沌的世界，借此以梳理物质世界，那么如果简单地以单一的阿拉伯数字来命名自然界的万物，就起不到区分事物，表明属性的作用。比如，人们都以张三李四等相同的符号来命名，人们就无法使属性由混沌变为清晰，由此可知，违背了语言学中命名的基本原理，这会导致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重名重姓现象。为了表明不同个体的区别性特征，户籍管理部门建议尽量避免使用单字命名并建议减少使用常用字命名的频率（当然冷僻字和人为造字也不宜提倡），中国人在重名重姓时要加上“大”、“小”来增加区分度，英语国家姓名相同时会加上Senior或者Junior显示不同。美国前总统和现任总统的姓名完全相同，于是在官方场合使用middlename以示区别，前总统叫做GeorgeHerbertBush，现任总统名为George Walker Bush。在命名学校时，过去人们以第XX中学命名，使得名称区分度很低。洛阳市第九中学不及以所在街道命名为“长安路中学”更直接；第三十三中学不及所在以街道命名为“九都路中学”更能标明区位。日本著名语言学家丸山圭三郎提出了“语言符号的非符号性”的著名悖论，他认为，“符号是代表或代替、指涉不同于自身的他物”这种说法看似与索绪尔本人的观点矛盾，实际上则反映了丸山对索绪尔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丸山的理解是，人们给予事物的名称往往赋予了名称以外的深层含义。街道命名的目的是区分方位属性的，这种符号超越了符号本身。提到美国的Hollywood（好莱坞）、Broadway（百老汇）、WallStreet（华尔街），人们的意识就联想到全球影视制作中心、世界大剧院密集地区和商业金融中心，提及英国的BuckinghamPalace（白金汉宫）和ScotlandYard（苏格兰场），人们就会联想到英国首相官邸和英国的侦探机关。日本另一位语言学家山口昌男认为，现代都市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符号文本，它有两类极端的符号构成：一种是固定的符号，其代表是政府机关的标准性和规范；另一种是非规则性符号，其代表是城市中的多极化街区等，后一种符号，他名之为“浮游”的符号，这些符号文本营造了乐观的城市人文氛围，是都市人性化的表征。浮游的符号是对规则的都市符号的颠覆和抵抗，是对工业化时代单调乏味生活的补充。

洛阳市洛河以南的都市新区命名最终排除了简单的规则性阿拉伯数字命名的提议，决定以古朴结合现代的命名方式，充分展现一个既有历史风貌又有现代化气息的九朝古都和现代化新城。南北走向的王城大道，关林大道体现了古朴的历史文化，东西方向的勤政路，大学路则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人们在研究城市命名时会发现名称大部分是有理据的，即带有规约性的一面。规约性表现在两个层次：第一，名称有其一定的依据，比如中国的地名往往带有“阴”、“阳”、“东”、“南”、“西”、“北”等。古代中国人把山之北为“阴”，山之南为“阳”，水之北为“阳”，水之南为“阴”，反映出地名命名的规约性。比如洛阳，淮阴。然而任意性和规约性是辩证的关系，规约性是以任意性为前提的。阴阳以及东南西北在人们为他们定名之初就反映出任意性特点，这些语言符号本身和实体之间本身就不具备必然的客观联系。能指和所指之间是非必然的结合，比如“阴”“阳”完全可以互换称谓。

语言的任意性还体现在对某一具体事物命名时，对同一事物能指可以有所不同。不同的语言代表各自的语言使用集团对于世界的独特的理解和认知方式，不同的命名方式是对一个混沌的连续性世界的独特的切分和梳理方式，丸山称之为反映事物的“多棱镜”。中国四大古都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名称，以洛阳为例，东周称作“洛邑”，东汉称作“雒阳”，曹魏改称“洛阳”，隋唐时期洛阳与长安并称国都，武则天常驻跸于此，称作“东都”或者“神都”。其中汉魏之际的更名更显示出语言学中的任意性特点。《洛阳市志》第二卷第19页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称帝，十月车驾入洛阳，定洛阳为“都”，次年改“洛阳”为“雒阳”，……为统一的东汉帝国之首都196年，此间均称为“雒阳”。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废汉建魏，改“雒”为“洛”，定都洛阳。统治者以自己的好恶任意改一个城市的名称反映出语言符号和事物实体之间的任意性结合关系。这种更改也有其理据，据《洛阳市志》载：汉时宣布图谶于天下，奉之若神明，相信汉为火德，按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理论，若“洛”字有水旁，（水火不容）对汉朝统治不利，去“水”偏旁而将“各”右边加“佳”而成“雒”，以土掩水。有“光武中兴”之美称的刘秀以这种子虚乌有的“理据”更改城市名称，殊不知有“赤帝”之称的汉高祖刘邦建立的大“ ”本身就一直是“水”作偏旁的。中国历史上“东京”“西京”“南京”的指称地点多次更易，反映了语言学的所指和能指并非固定不变，因而是任意性关系。

命名首先反映出语言的任意性特征，其次才是理据性特征。给同一事物既可以冠以A名称，也可以冠以B名称，但同时又不能否认一定的必然性联系，因为命名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的环境下进行。鲁宾逊·克鲁索岛位于智利太平洋海岸以西700公里，曾经是穿越大洋的海盗们的避难所。1704年，苏格兰航海者亚历山大·塞尔扣克与船长发生纠纷被遗弃在这个荒岛上，5年后才获救。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以塞尔扣克为原型，创作了《鲁宾逊漂流记》，这座无名小岛因此得名，进而名闻天下，成为寻宝人和旅游者向往的天堂。命名过程的偶然性反映了任意性之下的理据性。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扩张，使得世界各地的地名的命名过程都打上深深的殖民地烙印。新西兰取自丹麦的西兰岛，新奥尔良的名字来自法国本土的历史名城奥尔良，纽约取自大英帝国本土的约克郡，温哥华市得名于首先到达此地并在此进行殖民的温哥华船长，“委内瑞拉”的意思是“小威尼斯”，因为该地海岸地形颇似威尼斯水城。殖民者命名时确实有当时特定的环境，比如，葡萄牙殖民者到达南美大陆现在的巴西海岸时，看到南半球夏天汹涌的大河，便命名登陆地为“里约热内卢”，拉丁语意思是“二月河”，该城经过数百年的营建，现在成为巴西第一大都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名含义是“三座小山的岛”和“盛产烟叶的岛屿”。对实体的命名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必然规律，而命名的过程则带有偶然的因素。土著原居民原始文化下的语言对混沌世界的梳理和切分方法会被殖民者新输入的强势语言强行切分并任意加以更迭。不同的语言集团为了各自的目的对同一事物进行命名，火奴鲁鲁来自波利尼西亚原住民语言，华人称之为“檀香山”；“圣弗兰西斯科”，华人称为“旧金山”。在存在领土争议的地方，两种名称并存的现象更为普遍。大西洋南端阿英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就是明证。

不同的语言使用集团对同一种事物的命名会有不同的理据反映了语言任意性特点。既然命名是为了区分混沌的世界，从而给自然世界打上人化的烙印，那么通常情况下，命名有predominative（先入为主）的特点，一旦确立便具有compulsive（强制性）的特征，一般不宜更易，以免造成认同混乱。在同一语言体系中，人们约定俗成的命名规范因为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性而被语言使用集团赋予惯性力和凝聚力，任何单个人的逆势而动会被公众的“暴力”所拒弃。秦朝赵高“指鹿为马”的典故，说明任意性和社会规约性的对抗关系会通过社会认同与否来解决。世界上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几易其名，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更名，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的名称变迁，从表面上看都有其理据性的一面，符号更迭的背后折射着历史的沧桑变迁，但人们从现象背后可以找出深层次的语言任意性原理。朱自清先生在《译名》一文中谈到的关于译名统一问题的几个要点也可以反映“称谓”更迭的规律即成功地更改一个名称（人名和地名）需要：一是学者鼓吹的力量（即专家的理论观点、具体措施或宣传鼓动）。二是学会审定（专业学会的决议或者议案）。三是政府审定并批准（议会通过，政府作为政策而颁令通行）。四是多数意志的选择（即语言使用集团在社会实践中对于更改后名称的认同）。

以韩国首都易名为例，汉城名称改为“首尔”——这一称谓本身并不具有“首都”的内涵，而是来自于英语称谓Seoul的音译。它首先经历了学者的鼓吹，并对公众的舆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民意调查，然后是学会审定和议会批准而上升为大多数人的意志，最后经过政府审定颁行并照会国际社会，目前国际上已经予以认同。在上述四个步骤中，政府审定并颁行是一个关键环节，具有authoritive（权威性）和compulsive（强制力），在民主社会，公众意志的选择和认可是最终力量（Finalsay），名称的更易需以民意为依归。

应该指出，社会的发展会带动语言的演变，语言发展是缓慢的、动态的过程。对同一指称的更迭是一种更强大的社会集团对另一种衰微的社会集团认知概念的颠覆在语言符号层次的体现，从根本上讲是语言任意性的最好明证。用哲学逻辑来讲，任意性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范畴，规约性或者条件性是第二位的，任意性特征是语言学的基石。

参考文献：

[1]卢德平.日本当代主要符号学家及其学术观点[J].当代语言学，2005，（1）.

三国名言篇8

【关键词】适应性；翻译；老字号

老字号的翻译的国际化是译者对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的选择性适应，在实际翻译实践中主要可以从语言、文化、交际“三维度”的角度进行观察。

一、 语言维

“译者对语言维（即语言形式）的适应选择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以中国的老字号为例，其语言风格表现在语音上讲究平仄，“格式上常采用三字格”，具有简洁特点，如杭州老字号中的“孔凤春”、“翠沁斋”、“广合顺”、“素春斋”、“蒋同顺”等等。而目的语中的店名恰好具有同样的语言风格，如英国利兹的中国餐厅名，Canton flavor(广式餐厅)、Lucky Dragon（欢喜龙）、Fish Restaurant（鱼膳馆）。

采用音译法可在语音方面适应老字号平仄的特点。吕和发教授也认为老字号音译有其难以取代的跨文化传播优势。有学者就如何音译提出了思考：应该用谐音、拼音、妥玛式拼音法还是普通话拼音法？北京奥运期间使用的老字号译名均为拼音，如全聚德(Quanjude)等。

中国老字号名简洁，而英语商号名也比较简短，如2011年世界五百强中的韦里孙通讯公司 (Verizon Communications)和美国泰森食品公司 (Tyson Foods)，“地点名称在商名中一般均略去；介词、冠词极少出现；语法上，复数形式受偏爱”，可省去“Co.,Ltd.”。为了适应这一语言特点，可根据英语商号的语言习惯在门店的招牌翻译中用减译法，既适应了有限的篇幅，又便于记忆。如“杭州边福茂鞋业有限公司”可译为“Hangzhou Bianfumao Shoe Co.,Ltd.”，根据英语商号翻译特点，出适应性的选择，将译文减译为“Bianfumao Shoes”。

二、 文化维

“由于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上和内容上往往存在着差异，为了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译者不仅需要注重原语的语言转换，还需要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并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而老字号名中蕴含着深厚的名族文化，需要一种既可存留个体特点，又可形成整体文化优势的翻译转化策略。老字号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如“致中和”出自《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五味”和取义“五味之变，不可胜尝”，都体现传统文化中“和合”的思想；老字号名体现了中国姓氏文化，如“王星记”、“张小泉”、“ 邵芝岩”等老字号都是以创始人的姓氏或名字命名。

采用音译的方法无疑有其难以取代的跨文化传播优势，但在公司网站等篇幅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必要的注释，使译文更加适应源语和目的语的文化系统。如“王星记”可译为 Wang Xingji Fan Shop(Wang’s Fan Shop)，通过注释目的语读者根据语言形式就可以判断两个老字号分别是由王姓和张姓的人士创立，而“王”和“张”都是中国常见的姓氏，就像英语中常见的Smith、Jones等。

三、 交际维

“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顾名思义，是说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以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上，注重原文中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英国翻译家纽马克认为文本的功能主要有：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呼唤功能、美学功能、寒暄功能和元语言功能，而老字号功能主要为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调查中发现，目的语读者希望老字号的英译名能体现其经营特色，可为消费提供指导性的信息，他们也期待店名中国特色文化信息。此外，老字号历史悠久也是吸引人之处。翻译时，译者可根据老字号译名交际维功能和目的语读者的期待，并借鉴奥运期间提出标准化翻译，即“企业名称拼音+产品/特性/店铺+since年代”，对译文进行适应性的选择。如：

奎元馆 Kuiyuanguan Traditional Noodles Since 1867

知味观 Zhiweiguan Local Dim Sum Since 1913

天香楼 Tianxianglou Hangzhou Flavor Restaurant Since 1927

四、总结

老字号体现了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优化老字号的译名有利于提升老字号的国际化形象，推动地方经济，弘扬民族文化，城市和企业的国际化水平。生态学视角下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为老字号的英译提供了新的启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译者和译品根据时代进行调整，在某一时间点老字号译名的翻译需要考虑到语言、社会、文化、心理等多重因素，已达到较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参考文献：

[1]吕和发.全球化与老字号翻译[J]. 北京：中国科技翻译，2009，2：24.

三国名言篇9

1933年，爱国人士李致芳先生创建了归绥私立名言学校，学校设在归绥城（即今天的呼和浩特市）巧尔齐召内。

1934年春，私立名言学校迁往农村，总部设在归绥城郊滕家营村。迁校之前，共产党员刘洪雄回到他的家乡滕家营村，为了便于从事革命活动，刘洪雄应李致芳之聘，在名言小学保合少分校担任了小学教员。此后，这所农村小学陆续聚拢来一批共产党人，有杨植霖、王建功、胡泽润、王英杰等。他们利用教师职业作掩护，以保合少名言学校为基地，在归绥城郊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名言学校借用陶行知生活教育形式，加入了抗日救国内容，利用学校这块阵地，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学校校墙上写着“读书不忘救国”、“打开中国教育出路”、“收复失地”、“誓雪国耻”等标语。显然，这所学校与国统区其他学校不同，是一所新型的、进步的学校。刘洪雄、胡泽润、王建功等老师支持引导学生宣传抗日思想，并从备战出发，让学生们学习捕俘、格斗、行军打仗等知识，为他们以后投身革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抗日救国，唤醒民众，我参加了儿童自动服务团和“小先生”组织，每个小先生包教一名贫困农民，每天放学后，我就去农民家里，教他识字并讲解抗日救国道理。

名言学校把陶行知先生的《锄头舞歌》定为自己的校歌，歌词我至今记忆犹新：

手把锄头锄野草，除去野草好长苗。

五千年古国要出头，锄头底下有自由。

天生了孙公做救星，唤起锄头来革命。

光靠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

学校虽然是私立学校，但对贫苦人家的子弟不收学费，教员月薪只有十五元，生活非常清苦。一日三餐，与住校生吃一锅饭。为了拯救国家民族，教员们含辛茹苦，循循善诱。学生们在学校既学文化知识，又了解救国救民的道理，心中种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斗争的浪潮。同年10月，名言小学被日寇查封，刘洪雄、杨植霖、高凤英等同志组织了“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我和名言小学大部分同学义不容辞地参加了抗日组织。先锋队队员在城乡宣传抗日，唤起民众，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

1938年到1939年名言学校的学生杨培林、余平、张旭、彭光华、刘璧和我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归绥城郊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南平川党支部，下设三个党小组。

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和斗争的深入，南平川党支部组织了“绥蒙抗日救国会”共三十余人。八年抗战的艰苦斗争，名言学校的学生得到了锻炼成长，很多人成为党的优秀干部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由于叛徒的出卖，刘洪雄老师在一次营救我地下党员转移过程中不幸被捕。敌人从叛徒口里得知，经常从城里给大青山抗日游击队提供枪支弹药和布匹的是刘洪雄；组织领导蒙绥各界抗日救国会，闹得城里鬼子草木皆兵、心惊肉跳的也是刘洪雄；把爱国青年学生一批一批送出归绥，到延安学习的还是刘洪雄。在狱中，敌人的严刑拷打，未能使他屈服，他咬破中指大义凛然地在监狱墙上写下于谦《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临刑前，他拼尽全力高呼：“打倒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万岁！”

1941年春天，经杨植霖老师的介绍，几经周折，我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到延安的有刘璧、彭光华、潘锡福、余平等名言学校的同学。在延安，我们聆听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谆谆教诲。延安13年的生活、学习、战斗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

如果说名言小学的教育，使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懂得了许多道理，让我走向革命道路，那么在延安的斗争经历陶冶了我的革命情操，使我百炼成钢。

1987年3月7日，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杨植霖为小学校庆题词：“满天乌云不见天，雄才大业小村间，名言应记繁生处，枯木成才溯故源。”

三国名言篇10

［关键词］ 外语影视剧；审美倾向；文化嵌入

影视剧片名是文字意义和文化内涵的有机体，它应该能在提示影片的主要内容的同时，也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现在，电影片名已经作为影片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表现了其独特的信息功能与美感功能。相应的，外语电影片名翻译就是一项重要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片名翻译应以受众的感受为重点，以观众是否理解接受、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甚至朗朗上口、具有文学性为三个主要的衡量标准，做到严复先生提倡的“信、达、雅”以及许渊冲先生的“三美”原则。电影片名的导视作用除言简意赅地揭示剧情内涵、激发观众联想之外，重要的是引导观众去感受艺术，激发审美，吸引观赏，提高票房，因此富有艺术想象力的片名会起到不可低估的促销作用。电影片名的翻译不仅是翻译的问题，而且是美学的问题，片名翻译得好坏对于电影的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影视片名汉译既要有一定的文化品位，又要有良好的商业效应；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符合本国观众的语言文化习惯和审美情趣，以传递信息和唤起美感为目的。因此，电影片名的翻译又是艺术与审美价值再创造的过程。其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活力体现于被观众接受的程度。本文旨在探讨外语电影片译名的审美特征，并对其进行文化上的透视。

一、外语影视剧片名翻译中的审美期待

影视剧的片名如同产品的商标一样，商标代表商品服务质量和企业的信誉、形象并具有广告宣传的使用。影视剧的片名标明的是该剧的立场和主基调，同样具有宣传推销作用。除传达影视剧的主要内容之外， 还蕴含丰富的文化因素。优秀的影视剧片名往往有意无意地传递了音韵美、形式美和意境美等多层级的美。有些是直白尖锐，有些是隽永深沉，而有些又是发人深省的。基于不同的社会、人文、地理环境下所产生的语言文化，使得人们在思维方式、思维习惯、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等方面而有不同。那么在外国影视剧的汉译中，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或者说审美期待主要体现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

从形式上来说，西方人崇尚语言的简洁美，而中国人讲究语言的对称和谐。这主要是由两种语言的特点所决定的。汉语自古以来讲究的是音韵、节奏，抑扬顿挫，声调和谐，富有乐感。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对偶词语的表达。汉语成语和四字对偶词语节奏鲜明，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具有极强的表意功能和广泛的语法可容性。由此可见、外国影视剧片名的汉译如果能结合汉语特点，恰到好处地运用汉语四字对偶词语结构，不仅能传达影片的主题信息，补全原文没有完全表达出来的意境、音韵美及感染力，还能充分满足中国观众的审美期待，并使之产生心理共鸣，否则就会像失败的产品商标一样难以激发人们的消费意愿，直至影响到影片的商业效应。比如影片Mickey Blue eye的汉语译名，一是《蓝眼睛的米奇》，一是《黑帮女婿》。前者显然过于直白平实，难以吸引观众；而后者结合影片内容，采用四字对偶词语的表达，更具市场导向性。再如影片Generals Daughter The Mummy，一种译名是《将军的女儿木乃伊》，不仅没有突出影片内容，而且还容易使观众顾名思义对片中人物产生错位；而另一种译名《西点揭秘》 《盗墓迷城》则完全凸显了影片的主题内容并具有“传神达意”的功效。

从内容上来说，西方人喜欢直白，思维方式直来直去，趋于理性，中国人则推崇含蓄，思维表达方式含蓄婉约，趋于感性。文化差异给相互理解和交流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和影响，影视剧片名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克服文化差异障碍，寻求两种意识体系的等效交流。影视剧片名好比影视的门楣，既要反映影片的中心内容，又要顾及其中的文化差异。优秀的影片让人回味无穷，成功的译名给人印象深刻。能让人通过片名的词汇意义，产生丰富而美丽的联想，从而激起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影视剧的片名翻译要适当地考虑到观众的民族性格、文化性格，使之与译名达到融合，以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因此，外语电影片名汉译就要求这种反映是含蓄的。如美国电影 Bathing Beauty、 法国电影Belle de Jouz的汉语译名分别为《出水芙蓉》和《青楼红杏》。 两译名皆体现了中国语言文化“含蓄美”的特色。前者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以物喻人的修辞手法，象征女主人公出污泥而不染的纯洁高尚，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后者的译名中，“青楼”“红杏”则是中国语言文化对“妓院”和“出轨妇女”委婉表达。

二、外语影视剧片名翻译中的审美文化嵌入

审美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复杂而高级的心理、生理活动,这其中包括极其复杂的感官、心理、思维、情感等一系列的精神活动。翻译实践即是审美活动，蕴含着一定的本美学特质。 电影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活动，而审美则是艺术的基本功能。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人们的审美取向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国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以无为本，从无到有，认为美与生活息息相关，美学与生活没有明显的界线，人们在生活中体念美;西方人重分析,以有为本，从有到实体， 认为美学独立于生活之上，和生活有着清晰的界限，这是渗透到中西文化各个方面的根本差异。影视剧是生活艺术的再现，体现电影内容的片名自然而然地包含了很多文化因素。因此，电影翻译应遵循文化本信息忠实传达的原则和文化审美的原则，在翻译中应尽可能地精确把握源语言中的文化信息， 不断进行选择和适应。

美国影片Home Alone的汉语译名为《小鬼当家》，在汉语言文化当中“小鬼”是对机智、调皮的小孩的一种昵称，表达了一种由衷的喜爱。 而影片中小欧文在家独自一人与两盗贼斗智斗勇的形象正符合汉语对“小鬼”的表达与褒扬。汉译既做到了译语标题与原片内容的统一，又实现了中国文化内涵的审美情趣。电影Waterloo Bridge的中文译名《魂断蓝桥》一直被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如果依据英文直译成《滑铁卢桥》，乍一看，观众定会认为这是一部与拿破仑有关的战争片或介绍与该桥建筑有关的纪录片。但看过此片的观众都知道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片。影片描绘的故事情节与陕西蓝田“蓝桥相会”的传说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译者译成《魂断蓝桥》，不仅避开了中国观众由于地域文化差异、历史背景知识缺乏而引起的迷惑，而且“蓝桥”这一隐含中国文化的意象能使观众一看到片名便即刻领悟到这是关于爱情的电影 。

三、外语影视剧片名翻译中的文化审美传递

翻译是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外语电影片名不可避免地反映其所属文化的特征。因此，片名翻译又是一种典型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片名中的习语典故负载大量文化信息，常常不能单纯从字面意义理解。也就是说翻译不应局限于对源语言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同、等值，使译语文本对译语文化的读者产生源语文本对源语文化的读者相同的效果。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如顾及到其所承载的文化积淀， 那将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中国传统语言文化是人们长期社会文化生活的积累，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形式。因而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外国电影片名汉译更容易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这在许多经典的外语影视剧片名汉译中都可以看到中国传统语言文化元素的审美沉淀与传递。美国影片American Beauty的中文译名是《玫瑰情》。 American Beauty是一种美国红蔷薇。在英语语言文化中，红色蔷薇花象征崇高神圣的爱情，是对爱情的纯真和坚定的一种表意；而在汉语言文化中，玫瑰则代表温柔真心，热情真爱。汉语译名“玫瑰情”以中国玫瑰代替美国蔷薇，揭示出了影片的精神内涵为爱情，忠实地传达了源本文化审美信息。汉语是象形文字 ， 而英语是一种字母文字，两种语言分属两大不同语系。要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际间进行成功切换传递，对电影翻译工作者来说不是件易事。所以说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切换传递，更是两种文化交流的社会现象。 如何在外语影视剧片名翻译中体现文化价值并成功切换传递，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是电影片名翻译的重要任务。

四、外语影视剧片名翻译中文化审美的实现途径

外语影视剧片名的翻译说到底是一种审美再创造。如果说绘画的审美意义在于色彩的表达，那么电影片名翻译审美意义在于译者将原名的文化美感透过字里行间传导给观众。许渊冲先生所倡导的“三美”原则――音美、意美、形美――同样适用于电影片名的翻译。在外语影视剧片名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根据源语影片所表现的文化美学特征，结合汉语文化特点创造性地、准确地译成符合观众审美能力和审美需求的片名。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要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学基本功、而且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和高度的责任心。

鉴于观众在知识面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差异,电影翻译工作者应尽可能地帮助观众去理解那些与一个民族的历史、 地域文化、 宗教习俗等有着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 电影翻译中如果对某些特定文化意象不作任何修润处理，一味地采用直译的手法而不作任何文化诠释，就会造成文化意象的缺损， 文化含义的支离破碎。因此，译者要有较强的电影审美鉴赏能力和有良好的文学功底。恰如其分地把握原名的神韵并准确地加以再现，甚至超越原名的艺术水准，更好地体现影片的主题意义。

五、结 语

电影片名的翻译归根到底是文艺语体的翻译，因此要追求语言的艺术美，而这又与翻译本人的文化修养及中西学基础紧密相关。在译制过程中既要考虑西学色彩，更要考虑中学审美的向度，还要兼顾民俗文化诉求，只有这样，才能贯通中西，做到“三贴近”，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换句话说，影片在市场上能否风行开来，提高票房的量，片名的雅俗皆宜、老少咸知、朗朗上口是关键。因此，翻译的“三美” 原则――音韵美、形式美和意境美是外语电影片名译者应遵循的原则，这样译出的片名才会迎合受众的审美倾向，才能为受众所接受。

［参考文献］

［1］ 贺莺.电影片名的翻译理论和方法［J］.外语教学，2001(01).

［2］ 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3］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