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范文10篇

三国范文篇1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来自五年二班的**，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眼中智慧而英俊的周郎》。

现在新版《三国》热播，让我对《三国演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于刚刚读完《三国演义》的我来说，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中，《三国演义》始终为大众所喜爱，而老辈人聚在一起评论三国，更成为一大习俗，当年大街小巷的一道风景。

纵观三国，魏国虽强，却有谋乱逆子；蜀国随名人众多，但国小力衰；唯有吴国平安无事.养精蓄锐。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人，谁？周瑜。

周瑜.字公瑾.汉族.庐江舒县人。东汉末年东吴名将，一起相貌英俊而有“美周郎”之称。周瑜精通军事，又精于音律，江东向来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语。不过，我觉得周瑜的才能要比这高多了。

周瑜他弱冠征伐，为东吴开国立下汗马功劳，赤壁之战力挽狂澜立下头功，后又亲冒矢石为东吴开拓荆州。“英隽异才”“王佐之才”“年少有美才”“文武韬略，万人之英”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

赤壁之战中，周瑜运筹帷幄，使用苦肉计，蒙惑曹操，已成为千古佳话。火烧曹操战船，使曹操狼狈不堪.落荒而逃，又险些死于华容，这一切都得功归于周郎。

你可能会说这不都是诸葛亮帮他的吗？非也，在三国演义中的确是这么写的，可是本人认为那纯属罗贯中虚构，周瑜为人性度恢廓，雅量高致，大率为得人。刘备评他：公瑾文武韬略，万人之英。顾其气量远大，恐不久为人臣耳。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却被写成了一个心胸狭窄，好嫉妒的小人。哪有这回事吗！这纯粹是罗贯中贬低周瑜，往诸葛亮脸上贴金。周瑜比诸葛亮大七岁，当时诸葛亮是去东吴求援的，一个堂堂英俊帅气的东吴名将，怎么可能会嫉妒一个毫无作为，初出茅庐的后辈呢？

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足以用来评价这位古代的帅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想这样一位帅哥，在当今社会，一定会拥有比任何一个明星都多的粉丝。

三国范文篇2

今天，我第次郑重地合上了《三国演义》那已经被我翻的卷起了边的扉页-----我终于读完了！当回想起那一页页传奇般的战争史，或兵荒马乱，或烽火连天，或勾心斗角，或扣人心弦……那一张张一幕幕，回想起来还意犹未尽的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这一页页文字如战场上金戈铁马一样令人荡气回肠，读完后令人回味不已，但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有人说：“少不看《红楼》，老不看《三国》，《三国演义》根本就是一本教人使心眼的书”。还有人说：“这本书大量的笔墨都在描写蜀国上下功夫，可到了最后，蜀国却打出了白旗。这种破小说不看还好，一旦看到最后就让人心里难受，这种书没什么好看的”。可是，我却不这么认为。不错，这本书的确有许多计谋，但人们看书是不能一网打尽的，难道说，是本写计谋的书就是教人们使心眼的吗？这种说法真是荒唐可笑至极！至于蜀国打出的白旗，我也有一种独特的看法。我认为，书中用悲剧结局来写结尾，这正是一种“破碎的艺术”，这么写不但不会使人心里难受，还反而比大团圆的结局更令人回味无穷，更令人意犹未尽。这种“破碎的结局”，“无言的结局”不正好告诉了一个道理：“我们要会忍，不能因小失大”。书中蜀汉是主人公，拥兵百万，粮草如山，物产丰富，领土广阔。加上武有五虎大将，文有卧龙凤雏，再加上与东吴联盟，，又打败曹魏许多次。可就是在蜀汉达到最鼎盛的时候，关羽、张飞二人却死了。于是，复仇的怒火冲昏了刘备的头脑，不顾诸葛亮与赵云的劝阻，出兵七十二万，浩浩荡荡的进攻东吴，与东吴决裂。结果，被沉着冷静的陆逊火烧连营，他的冲动得到了惩罚。

是啊，在我们生活中，勾心斗角，明争暗斗无处不在，而很多人就被气昏了头，从而被“冲动”所控制。在一项故意杀人原因调查统计中，因为金钱、爱情、经济、政治原因受了侵害，从而一时冲动杀人的竟高达81.9%，这些人就是因为“冲动”与“复仇”这两个词，走上了一条跟刘备相同的不归之路！

我们要学习会忍耐与冷静，千万不要像刘备那样因小失大，更不要像他一样，只为了一口咽不下去的气和两位兄弟的命，就使七十二万弟兄白白走上了黄泉路！

三国范文篇3

《三国演义》是我百读不厌的一本书，不同的时期读它，有着不同的感受。在幼时，看的是连环画《三国演义》，它在我心中是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草船借箭……。我还明白了俗语“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在学生年代，我看的是小说《三国演义》，它在我心中是一篇长篇历史小说，它不仅使我懂得了许多历史知识，更让我记着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鲜活的人物：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忠肝义胆的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阴险狡诈的曹操，赤膊上阵的许褚，软弱无能的刘禅……

工作多年以后，我再反复读了小说《三国演义》，更觉得它是一部诉说英雄和美人、忠义和狡诈、战争和谋略、沧桑和无奈……壮丽的民族史诗，饱含处世权谋与人生智慧，人生哲理和名言历史巨作。

《三国演义》是一部诉说英雄美人的史诗，东坡居士的一曲《念奴娇·赤壁怀古》令人感慨万千，“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三国，正是乱世出英雄，人才辈出。试想当年有横槊赋诗的曹操，驰马射虎的孙权，隆中定策的诸葛亮，足智多谋的周公瑾……真是“一时多少豪杰”啊!然而《三国演义》中我最景仰的顶天立地大英雄当属关羽关云长。《三国演义》中的关公形象：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五绺长髯，青衣青袍，手执青龙偃月刀，跨下赤兔马。关公的忠义之举，智勇之能，在《三国演义》故事中一展无遗，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屯土山约三事，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义释曹操，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刮骨辽伤，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等故事妇孺皆知。

纵观关云长一生，“义”当头，诚信为先，他用自己的人生实践了“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诺言。从桃园结义到断首捐躯，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刘备及他的统一事业，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称颂。《三国演义》是一部极尽推崇“忠孝节义”的小说，“玉可碎不可损其白，竹可破不可毁其节”，关云长背负着忠君的沧桑与巍峨，透着不尽的壮烈与苍凉，留给世人一个从容赴死的背影，赤诚，隽永……。相反，三国演义中不讲信义出尔反尔的人不少，像马超，姜维，张松……其杰出代表当属吕布。虽然，作者罗贯中在虎牢关和濮阳的两次大战来渲染吕布如何的勇武善战，天下无敌,直杀得“八路诸侯心丧胆裂”。但吕布“背恩诛董卓,忘义杀丁原”的卑劣行径，最终落得声败名裂，身首异处，为世人所不齿……。另外，《三国演义》里许邵对曹操中肯的评价：“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令人深思！

《三国演义》也是一部中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贯穿其中，构思宏伟，手法多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场场刀光血影的战争场面。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心动魄。《三国演义》写战争写得很深刻，主要表现在它并不是停留在两军对垒、主将交锋等程式化、简单化的描写上，而是从多方面复杂的矛盾斗争来展现战争的发展进程，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乃至外交斗争结合起来描写。《三国演义》写战争不完全是一种军事力量（如兵力、粮草等）的较量，而是更着重于表现指挥员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是否正确，突出了战争中人的主观作用，将斗武和斗智、斗勇结合起来。特别是斗智，也就是谋略的运用，在战争胜负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像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这样规模宏大的战役，作者总是将各次战争特定的环境、条件，双方的战略布署，战术运用，力量对比，矛盾转化等等都作了具体生动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战争中矛盾转化的过程和胜败的原因。

《三国演义》对战争谋略重要性评价非常高，司马徽的“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曾经把诸葛亮比成姜尚，张良，不是因为二人战斗力如何强，而是二人除了“上懂天文，下知地理”的本事外，更重要的是懂谋略。书中诸葛孔明的借东风，草船借箭，智料华容道，巧摆八阵图，空城计，以木偶退司马懿，将谋略演绎到了极致。

三国范文篇4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词中将自然永恒和人生短逝相结合，既表达了建功立业的慷慨悲壮，又最终走入了历史的苍茫和无尽的空旷。这首词与三国的风云故事相结合，其怀古凭吊的情怀则又加深了几分。明代各书坊刊行《三国演义》时，喜欢在书中配上插图，虽然有的是为普及历史知识、教化大众，有的是书商牟利、粗制滥造，但众多插图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具体表现，传达了深厚的历史沧桑感和对历史人物的同情。

《三国演义》的故事题材在民间早就充满了传奇性，并带有浓重的兴亡色彩，小说家罗贯中在创作文本时，结合史传与传说，在文墨浩荡间凝聚了自己独特而深沉的历史同情心，并寄托了他自身对历史的思考和感悟，而坊间刻本的插图则将此种历史同情心推延、扩展开来，转移到读者身上，随着“大江东去浪滔尽”“，千古风流人物”在时间的隔阂中越来越远，其模样早已不存，但他们身上曾经具有的英雄色泽或心忧天下的光彩，依然积淀在读者心中。

明代的《三国》插图，最能激起读者同情的人物莫过于沦落的帝王与后妃，他们身为高贵的权利者，却在政治倾轧中软弱无力，成为秉权者的掌中之玩。汉家天子一代代在不同的权臣威压下苟延残喘，先有董卓之乱，后有李傕郭汜逼迫，再有曹操加锡进位、霸权外露，天子见到权臣噤若寒蝉、唯唯诺诺是常有的事。曹丕登基时目空一切，他的后嗣却在司马家族的掌控和威慑下飘摇零落，那些被弄权的臣子玩于股掌中的新君，被拥立或被废除都是不得已的。更为可悲的是，他们不但要忍受傀儡的悲愤，而且往往在企图铲除逆臣时，牺牲自己的妃子和忠臣，除了眼睁睁看着皇妃被处以刑法，他们爱莫能助。其中，君王被欺凌的具体事实主要表现在臣子带剑入朝的情节上。如第九回《除暴凶吕布助司徒犯长安李傕听贾诩》中，董卓被吕布刺死后，其追随者李傕、郭汜、樊稠等人率兵谋反，逼死王允，甚至企图弑帝。余象斗刊行的《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中有一图为“李傕带剑见献帝”[2]25。此外，还有插图“操带剑入宫见帝后”、司马昭听说曹髦作《潜龙诗》藏怨忿之意，于是“（司马）昭带剑上殿欺朝廷”、“司马炎带剑入宫欺帝”，等等。自秦朝统一天下开始，规定大臣朝见天子时不能携带兵器入宫见君王，除非像萧何一样得到特殊恩遇才行。

然而在东汉末年，天子的权威已丧失殆尽，群雄并起的风云年代，皇帝已不再具备至高无上的地位，弄权作福的篡逆之臣常常在帝王面前不尊礼仪。此外，插图中关于皇帝和后妃落难的场景也很多：十常侍之乱，少帝避难荒野，惶惶无终；董卓弄权，帝妃被困宫中，缺衣少食；李傕郭汜乱长安，帝妃奔走无处，飘零受难；等等。而帝妃死于非命则是其中最为凄惨的情节，主要有董卓命毒鸩弘农王刘辩和何太后、命武士绞死刘辩的妃子唐氏；国舅董承与吉平密谋药死曹操，败露后被诛，并且，曹操还命人勒死了董承之女的董贵妃；伏完与董承命运相同，他的女儿伏皇后也被曹操杖；魏国曹芳称帝时，备司马师凌辱，也与国舅张缉密谋，计划失败，司马师绞死了张缉的女儿张皇后，这些在坊间刻本的插图中都有相关反映。然而，最令读者大众激愤的，应该是弑君之举。毕竟在儒家大统的封建思想中，这是天地不仁、人神共怒的一种不忠不仁之举。但《三国演义》就还真有这么一个例子，那就是：成济弑杀曹髦。魏主曹髦不堪忍受司马昭的欺凌，率几百人出宫讨伐。却被佞臣贾充带兵抢先围住，贾充命成济“：司马公有令，只要死的！”[3]227于是打着“弑无道昏君”的口号，成济用手中的铁戟，结束了曹氏倒数第二代帝王的生命。但成济的结局也同样很凄惨，被割舌剐死，株连三族，成了司马昭的牺牲品。小说中，少帝刘辩、唐妃、董妃、伏皇后、张皇后都曾哀求董卓、曹操、司马师等放生，其情其景，堪称悲哀、荒凉之至。他们本来是坐拥天下的富贵者，却连寻常人所拥有的求生的权利也得不到，奸臣之恶，弱室之悲形成鲜明的对比，帝妃之哀，而倍增其哀。插图中帝王后妃的落魄和被残害的情节，使皇族的其陌生感骤然减弱，切肤之痛凭空而来，令人猝不及防。

三国范文篇5

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时候，如何把握《三国演义》研究的发展方向，如何在新的世纪把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这是值得每一个研究者认真思考的问题。这里就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略述己见，以就教于学术界同行。

一、新的突破必须以版本研究的深化为基础

读书必先明版本，这是学术研究的常识。要全面、系统地研究一部作品，弄清其版本源流乃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对于研究者整体而言，如果缺乏正确的版本知识，研究的科学性、准确性、完整性就会受到局限。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些人常常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来概括《三国演义》的主题，分析罗贯中的思想；其实，这只是一种顺口的、省事的说法，虽然方便，却并不准确。首先，此说的基础是毛本《三国》开头的第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明代的各种版本却根本没有这句话，不能随意用它来表述罗贯中的创作意图。其次，在罗贯中的心目中，“分”与“合”并不具有同等地位。尽管作品表现了东汉末年由“合”到“分”的过程，但这只是全书的发端，是对既定的客观史实的叙述；这种“分”并不反映作者的愿望，恰恰相反，作者对这一段“分”的历史是痛心疾首的。作者倾注笔墨重点描写的，倒是由“分”到“合”的艰难进程，是各路英雄豪杰为重新统一而艰苦奋斗的丰功伟绩。由此可见，如果要全面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就必须了解不同版本的区别；要从总体上提高研究的水平，就必须打好版本研究这个基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对《三国演义》版本的研究是比较粗浅的。一些学者虽然知道《演义》的重要版本除了清代康熙年间以来流行的毛纶、毛宗岗评改本（简称“毛本”）之外，尚有明代的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本”）等多种版本，但基本上都接受了郑振铎先生在其名作《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的论断：“这许多刊本必定是都出于一个来源，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①由此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误解：（1）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2）《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3）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本和毛本。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论述《三国演义》时，一般都主要针对毛本，附带提及嘉靖本，而对《三国志传》、“李卓吾评本”等其他明代刊本几乎不屑一提。这种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三国演义》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

八十年代初期，人们开始重视对嘉靖本的研究；不过，对《三国》版本源流的基本认识，仍大致与以前相同。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初步打开了研究的局面，但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从八十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87年1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举行《三国演义》版本讨论会以后，有关专家对《三国》版本的源流演变的认识大大深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新观点：（1）《三国演义》的各种明代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2）从版本演变的角度来看，诸本《三国志传》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有可能就是罗氏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而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3）从版本形态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的版本可以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三国志传》系统，二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三是毛本《三国志演义》系统②。按照这些观点，既然嘉靖本并非“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更不是“罗贯中原作”，那么，根据它和其中的小字注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便是靠不住的。这些见解，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冲击了旧的思维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三国》研究的发展，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突破。

不过，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三国》版本的研究仍然是不够深入、不够系统的。对于诸本《三国志传》，人们至今研究得不多；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两大版本系统内各本的递嬗关系，以及两大系统之间的互相吸收，人们已有的掌握还相当粗略；对于不同版本中一些内容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如一些版本中关于关索和花关索的情节，究竟是罗贯中原作就有的，还是在传抄刊刻中增加的，有关专家的看法就大相径庭。这些问题若不解决，直接影响到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和罗贯中原作面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又直接关系到对一系列问题的定位。因此，我们必须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对版本的研究，以版本研究的突破来促进整个研究的突破。

二、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

从宏观上看，《三国演义》研究在新世纪里要想取得新的进展，新的突破，就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里只想提出三点。

1．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深入开拓。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人们对《三国演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观照，文学的研究日益拓展到文化的研究。这既是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研究热”在《三国演义》研究中的反映，又是《三国演义》研究自身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必然要求。

一部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的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象《三国演义》这样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巨著，更是如此。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以其对小说体裁的历史性开拓、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姿的人物形象、宏大严密的总体结构、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同时，《三国演义》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积淀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因此，对《三国演义》的研究，既可以从纯文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例如：对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何满子先生超越纯文学的分析，从群众的历史感情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三国演义》确是中国历史小说中第一部成功之作……但是，它之所以拥有这样深广的影响，却不能完全系之于小说自身的艺术能力，不能把三国故事如此广传，书中人物如此深入人心的功劳，一古脑儿记在罗贯中、毛宗岗的账上。”这里更重要的因素，是南朝以来要求理解历史的人民对于三国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的特别关注之情，还要加上各种文艺形式帮助传播之力③。这样的认识，比之仅仅从《演义》自身的艺术成就来找原因，显然更为全面和深刻。又如：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对《三国演义》的文学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一些学者从人才学、谋略学、管理学、领导艺术等角度观照《三国演义》，出版了多部“应用研究”的著作，就是把《三国演义》当作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结晶，当作人生的启示录来进行研究。这完全是可以的。当然，这种“应用研究”不是《三国》研究的主体，更不是《三国》研究的全部。在新的世纪里，我们更应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对《三国演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这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对《演义》的文学特征和成就继续进行精深的探讨；二是将《演义》置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三是全面总结《演义》对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广泛影响。这样，《三国演义》研究的天地将是无限宽广的。

2．积极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学术研究的历史证明，研究方法的更新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方法问题不只是一般的工具问题，还有一个哲学上的方法论层次和认识论深度问题。古代小说研究的每一次历史性进步，都与研究方法的变革有关。二十一年来《三国演义》研究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对于诸葛亮形象，许多学者都作过精彩的论述，丘振声先生的论文《万古云霄一羽毛》、陈翔华先生的专著《诸葛亮形象史研究》④便是其中很有影响的代表；而黄钧先生则独辟蹊径，从母题学的角度进行探讨，指出诸葛亮作为一个悲剧英雄形象，他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而终遭失败的悲剧结局，其实是我国的包括神话、传说、小说在内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永恒的母题。诸葛亮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的演进过程，必然受到远古神话中悲剧英雄，特别是夸父所留下的“种族记忆”的影响和制约。“夸父、诸葛等英雄与自然、天命所开展的这一场极其庄严壮烈的竞赛，只能以薪尽火传的方式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⑤这样的论述，颇能给人新的启示。在新的世纪里，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新的文艺理论、新的研究方法将不断涌现。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认真鉴别，选择吸收，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继续深入。

3．勇于提出新的见解。学术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永远需要突破陈说、提出新见的勇气。二十一年来，许多研究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勇于独立思考，或对陈说提出质疑，或对前人的观点予以发展，或提出新的观点，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例如：八十年代初，有学者根据欧洲叙事文学理论中“从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的人物塑造规律，提出了“《三国》人物是类型化典型的光辉范本”的观点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此，一些学者予以驳议，认为“类型化典型”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刘上生先生则进一步提出新的范畴，认为《三国》人物是特征化的艺术形象以至典型，代表了特征化艺术的高峰⑦。这就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应当更好地发扬勇于创新的精神，争取无愧于时代的新的成就。

三、必须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

二十一年来，《三国演义》研究中思想深刻、观点新颖、具有独到见解的优秀论著固然不少，而题目陈旧、内容浮泛、缺乏新意的平平之作也相当多。一些文章，一望而知是“炒冷饭”的货色，作者既无卓异的见解，自然也就谈不上对他人的启示意义。类似情况，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中也普遍存在。平庸之作之所以频频出现，原因当然很复杂：有的是由于思想水平不高，有的是由于学术功力不足，有的是由于治学态度不够严谨（或为了评职称而临时拼凑，或为了取得某次学术会议的入场券而草草应付，或对论题浅尝辄止率尔为文）；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

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在逐步积累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只有充分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谈得上发展和创新；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看得更远。因此，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应该首先把握其研究史，了解别人已经研究了多少，研究到什么程度，有些什么观点，存在哪些问题，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起点，选取适当的研究角度，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治学之道。如果对一个课题的研究史很不熟悉，甚至一无所知，仅凭一时的“读书有感”去闭门造车，往往会陷入“盲人骑瞎马”的尴尬境地。

如果对研究史缺乏了解，在论题的选取上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常常是什么“热”就研究什么，什么容易着手就抓住什么，极易形成“炒冷饭”的毛病。当然，这并不是说别人研究过的课题便不能再研究，只要在材料、观点、方法诸方面能够出新，老题目照样可以写出好文章。不过，在思想、艺术功底不足的情况下，论题的重复极易导致内容的重复。反之，一些很有研究价值的论题，由于研究者不了解研究史，却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例如，对于《三国演义》中对比手法的运用，诗赋谣谚的作用，数十年来仅有寥寥几篇专题论文；对于《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不少论著只是顺带涉及，而专门研究的论文却仅有一两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如果对研究史缺乏了解，在观点的提炼上往往会有较大的局限性，难免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起点可能偏低，二是思路可能偏窄，三是见解易与他人雷同。例如，对于《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五十年代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一些人简单化地斥之为“封建正统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重新讨论，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单地因为刘备姓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备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而这个集团的领袖刘备的“仁”、诸葛亮的“智”、关羽等人的“义”，也都符合广大民众的道德观。罗贯中之所以“贬曹”，是因为曹操作为“奸雄”的典型，常常屠戮百姓，摧残人才；而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巨大功业和非凡胆略，则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并未随意贬低。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评判和选择。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三国》研究界的普遍认同。如果今天的某位研究者仍然用“封建正统思想”来解释《三国演义》的“尊刘贬曹”倾向，那最多不过是重复五十年代早已有之的看法，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新观点”了。常常看到一些研究者，费了很大力气写成一篇文章，自以为颇有见解，其实却是在重复别人早已论述过的观点，原因就在于不了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如果对研究史缺乏了解，又没花足够的功夫去认真掌握原始资料，对事实的陈述就往往会不准确，甚至在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上闹笑话。例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误以为《三国演义》“总共写了400多个人物”，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几种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小说史，大多如此叙述。我早在1984年就撰文指出：这一说法，来源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的《三国志宗僚》。其实，《三国志宗僚》是根据陈寿的史书《三国志》编列的，其中一些人物，如曹操的几个夫人和大部分儿子，曹丕的几个夫人和大部分儿子，著名文学家阮籍、嵇康等，在《三国演义》中并未出现；反过来，《三国演义》中的一些人物，如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兄弟，“水镜先生”司马徽，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人，在《三国志宗僚》里也找不到。由此可见，《三国志宗僚》并非小说《三国演义》的人物表，根本不能作为统计《演义》人物的依据。根据毛本《三国演义》初步统计，其中有姓氏的人物就有980多人⑧。遗憾的是，一些研究者既未注意到这篇文章，又未认真核对材料，仍然沿袭过去的错误说法，这就不能不影响其论著的科学性。有鉴于此，我于1992年再次撰文，进一步指出：《三国志宗僚》共列511人（按：经最近再次复查，其中3人系重复计算，实应为508人），以往的学者并未仔细点数，只是约莫估计一下，便提出“400多个人物”之说，即使是对《三国志宗僚》而言，也是不准确的。通过《宗僚》与《演义》的对照，可以断定，所谓“《三国演义》总共写了400多个人物”的说法，乃是粗枝大叶的产物，完全是错误的。根据我在《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1版）的《人物》部分所编写的辞条，《演义》总共写了1200多个人物，其中有姓有名的大约1000人，确实是古代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巨著⑨。这本来只是一个小问题，但因惰性作怪，竟然成了一个习惯性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希望今后的研究者能引起注意，再不要以讹传讹了。

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三国演义》研究的水平。为此，应当逐年整理《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系统收集和整理新的研究资料，撰写专门的研究著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路标。

四、积极推进《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

人类正在进入数字化信息社会，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成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开展《三国演义》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亟需面对、急待开拓的重大课题。

在《三国演义》研究领域，迄今为止，数字化和计算机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诚然，许多研究者已经开始使用计算机，但只是把计算机当作写作工具和资料积累工具，用以代替笔和卡片；许多研究者已经开始“上网”，但主要用于互相发送E-mail，查询和传递一些学术信息；而由于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真正利用电脑和网络进行《三国演义》的分析研究还处于酝酿和起步的阶段。在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课题上，大量分散的手工劳动，不仅多有重复，而且难以避免资料的不完整性和由此带来的思路的狭隘性、结论的片面性和随意性。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将《三国演义》数字化，运用计算机和网络进行研究，以实现研究手段的现代化、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研究成果的科学化，肯定可以大大加快《三国演义》研究的步伐，在若干重要问题上取得突破，从而使整个研究获得质的飞跃，从根本上提高研究的整体质量，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深入发展。

根据现有的认识，《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首先应当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1．《三国演义》版本数字化。目前《三国演义》已经出版多种光盘，并已在多家网站上网。但这种光盘版和网络版的《三国演义》，基本上采用通行的毛本标点排印本，仅仅适合一般读者。要利用计算机对《三国演义》进行真正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就必须将《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全部数字化，这是利用计算机开展《三国演义》研究的前提。只有完成这项基础工程，才能利用计算机开展《三国演义》的各种分析研究工作。

2．利用计算机进行版本比对，包括进行“串行脱文”（homoeoteleuton）研究。这对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演化关系大有益处。

3．文本和图像的检索。

4．评语的汇集和研究。

5．建立《三国演义》语料库。

6．建立《三国演义》数据库。例如：人物数据库，职官数据库，地理数据库，战役数据库，兵器数据库，版本数据库，名胜古迹数据库，研究人员数据库，论文、专著数据库，等等。这些数据库，均为网络数据库。

《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属于交叉科学研究，要求研究开发人员对于计算机和古典小说都有深入的了解，需要《三国演义》专家与计算机专家密切配合，这是完成这一重要工程的关键。

同时，由于《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的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需要联合国内外有志于此的单位和人士，多方集资，分工协作，联合攻关，资源共享。

五、努力加强中外学术交流

回顾《三国演义》研究走过的道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中外学者的交流，对于推动研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在研究资料的收集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外国学者在某些罕见资料（如某些稀见版本）的掌握上，比之中国学者较为便利，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参考。其次，由于知识结构、工作环境的差异，外国学者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有自己的特长，可以与中国学者互相交流，优势互补。再次，由于社会背景、文化心理的不同，外国学者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往往与中国学者颇有差异，也可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中外学术界同行之间，都应以诚挚而恳切的态度，开放而自信的心态，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

试以《三国演义》版本研究为例。当我们还误以为明代的各种刊本均出自嘉靖本时，日本著名学者小川环树博士1968年就率先指出：明代万万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国》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1976年，澳大利亚著名华裔学者柳存仁教授撰文，对轻视《三国志传》的偏见提出异议，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万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八十年代，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AnneE.Mclaren）、日本学者金文京、中川谕、上田望等，也对《三国》版本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到了九十年代，英国学者魏安（AndrewWest）出版专著《三国演义版本考》，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创新，其论述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这些研究，对中国学者很有帮助，受到中国学者的普遍好评。反过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版本研究和整理中取得的成就，也受到外国同行的高度重视。这种彼此交流，有力地促进了《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进展。

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俄罗斯学者李福清（Riftin）博士对《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关系的系统研究，日本学者大塚秀高教授从通俗文艺作品发掘《三国》人物和情节的渊源的研究，等等，对我们都具有启发意义，值得认真借鉴。

三国范文篇6

关键词：《三国演义》女子留名原因

《三国演义》（以下简称《三国》）确是本“男人书”，小说中提到的女子只有76人，大部分都是有姓无名，有57人，有名有姓者，寥寥无几，只有4人，乃是蔡琰、辛宪英、貂蝉、李春香。

不论是有姓无名还是无名无姓，女性都是以男性附属品的身份出场，男性都是女性身份的标识。然而，仅有的四位有名有姓的女子，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好奇，为何单单只有这四位在76位、且不乏杰出优秀者的女性中凸显出来，“名留青史”呢？以下笔者分别对四位女性在《三国》中留名原因进行探讨。

一.蔡琰——乱世佳人悲世情

蔡琰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书中直接用蔡琰，而没有用“蔡邕之女”，或是“谁之妻”，或是“谁之母”这样的称呼来代替，恐怕有以下几个原因：

1、文才出众，得到历代文人尤其是作者的认可。

蔡琰自幼博学多才，好文辞，又精于音律。文姬归汉后，嫁给了董祀，并留下了动人心魄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其中，《悲愤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

蔡文姬确实非常有才气。文姬归汉后，在一次闲谈中，曹操表示很羡慕蔡文姬家中原来的藏书。由于几经战乱，藏书已全部遗失，于是蔡琰凭记忆默写出四百篇文章，文无遗误，可见蔡文姬才情之高。

蔡琰文才如此出众，甚至已超过许多男子。曹操也可以说是才高八斗，文学造诣很深，连曹操都深深佩服蔡琰的文才，后世文人对蔡琰的文才也是佩服有加。陈绎曾《诗谱》中评价蔡琰“真情极切，自然成文”。陆时雍《诗境总论》：“东京气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

因此，在《三国》中，作者没有将她当做一般的女子来描写，给她与男子相当的地位。蔡琰凭借自己的才华为自己在历史上，也在《三国演义》这部男人书得了一席之地。

2、身世坎坷复杂，出于同情及简便作者直用其名。

蔡琰起先嫁给同样才华横溢的卫仲道，结婚不到一年丈夫就咯血而亡，因而夫家人认为她克夫，而她又无子无女，自然是为夫家人所不容，于是她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回到了娘家。董卓专权时，她随父到京城，董卓死后父亲又因叹息董卓之死被王允下狱，死在狱中。公元195年，她被南匈奴军所虏，为左贤王之妻，度过12年，生有二子。207年，身为大将军、挟持汉献帝的曹操，由于爱其文才加上曾与其父友善，所以派使者持金璧去南匈奴把她赎回，并许配屯田都尉董祀为妻（见《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董祀妻传》）。虽然董祀迫于曹操之命接受了已经有过两个丈夫的蔡琰，但可想而知，在那个时代，起码蔡琰嫁给董祀最初的一段时间过得肯定不会很幸福。

在《悲愤诗》中，蔡琰对汉末大乱、被掳入胡、胡中生活、与子别离、归汉情形等逐一描写，其横溢的文才、在塞外对中原的思念、归汉后对胡子的思念，都使历来文人墨客为之动容。这样坎坷复杂的身世使得作者不免对蔡琰产生了怜悯之心。

二.辛宪英——智藏忠怀岂堪比

辛宪英（190～269年），据《三国志·魏书·辛毗传》及注，乃魏国大臣辛毗之女，“聪明有才鉴”。就在她出生的那一年，董卓焚烧洛阳，挟天子迁都长安；到她去世前六年（263年）蜀灭，再两年后（265年）魏覆，而吴则在她身后苟然残喘至280年也终于亡了，可以说，辛宪英的一生见证了整个动荡的三国时代。

《三国》中给辛宪英的篇幅也不多，只有第一百零七回中总共不过168个字，包括后人赞诗：为臣食禄当思报，事主临危合尽忠。辛氏宪英曾劝弟，故令千载颂高风。笔者认为著作者直接用辛宪英原名，而没有用“辛敞之姊”代替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以智称于史，得到作者的敬佩。

辛宪英之于史，素以智著称，旧时曾有歌将辛宪英的智、曹娥的孝、木兰的贞、曹令女的节、苏若兰的才和孟姜女的烈并称，皆谓之出类拔萃。

《晋书·列女传》中所叙宪英“聪明有才鉴”，主要有三件事。“初，魏文帝得立为太子，抱毗项谓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①另一事则是《三国》中所述，辛宪英正确地指出司马懿趁曹爽随魏主曹芳祭扫高平陵之机，发动政变并非“谋逆”，意在杀曹爽，又认为辛敞应终于职守，去见魏主及曹爽。辛敞从之，既保全了忠义之名，又免于杀身之祸。还有一事，辛宪英看出钟会暗藏谋反之心，使身为钟会参军的儿子琇得以全身而归，琇还因曾劝阻钟会谋反，嘉封关内侯。

在对辛宪英的刻画上，《三国演义》基本是遵从史实的，选择了宪英劝弟的事件，与小说的忠义的主题相符合，又突出了辛宪英“智”这个典型特征。

辛宪英以智称于史，她的远见卓识是许多男子也不如的。仅在第一百零七回中，不仅与郭太后、曹爽妻刘氏形成鲜明对比，也远胜于辛敞、司马鲁芝、曹爽弟兄这样的阳刚男儿。因此辛宪英赢得了作者的敬佩，毛宗岗也评价她说“善于辽事”、“明于料人”②。

2、突出辛宪英的主角地位，借宪英之口说“忠义”之事。

辛宪英的父亲辛毗、丈夫羊耽、儿子羊琇在《三国》中都无多少表演；弟弟辛敞，在第一百零七回中出场，引出了姊姊辛宪英。直接用了辛宪英的名字，表明作者着力刻画的是辛宪英。

在一百零七回中，作者其实是借辛宪英之口，再次传达了小说的主题“忠义”。辛敞征求辛宪英的意见“可去否”，辛宪英回答：“职守，人之大义也。凡人在难，犹或恤之，执鞭而弃，其事不祥莫大焉。”后来，司马懿因辛敞“各为其主，乃义人也”而复其职。可见，在这一情节中，辛宪英是主角。

毛宗岗评价辛宪英说“忠于劝义”③，辛宪英跟弟弟说的“义”，也是作者想向读者传达的。在这里作者为了要突出这个义，必然要突出辛宪英的主角地位，引起读者的关注，因此当然不会用这些没怎么出场的人来指称辛宪英，一来也可未免使读者迷糊。

三.貂蝉——情深义重照汗青

貂蝉是三国演义中作者着墨最多的女性，在她主演的第八回、第九回中，著作者洋洋洒洒前后用了将近一万字来写她在董卓与吕布之间的巧妙周旋。诛董卓这样一件连十八路诸侯都无法办到的事，貂蝉凭借她的美貌与机智办到了，称其为“女将军”一点也不为过。

1、广泛的群众基础，作者尊民意而为。

貂蝉虽不见于《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然而宋元以来屡见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作品，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闭月”即指的是她，她的名字已广为百姓所知，其美人形象深入人心。

元《三国志平话》称貂蝉“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④元无名氏《锦云堂美女连环计》杂剧亦云貂蝉姓任，小字红昌，曾被选入宫中掌貂蝉冠，故以“貂蝉”为名；后配与吕布为妻，在阵上失散。二者均写貂蝉与吕布本为夫妻，因遭世乱，流落入王允府中，王允假意将貂蝉献与董卓，激起吕布愤怒，乃刺杀董卓。可见貂蝉应是《三国》在《三国志平话》及元杂剧的基础上塑造的文学形象。

话本、杂剧都是当时最为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其宣传效果也最佳。历代以来的“三国戏”给貂蝉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作者当然会将她放在小说中，只需将情节稍加改编，便既能拉近与读者距离，又具有新鲜感吸引读者。

2、集大义小义与一身，是小说的典型人物。

《三国》中作者一改前人所传貂蝉与吕布本为夫妻，因遭世乱，流落入王允府中，而是将貂蝉刻画成为报王允养育之恩，主动为王允解忧，担负起国家民族大任，挑拨吕布与董卓，使吕布刺董卓。“妾之贱躯，自幼蒙大人恩养，训习歌舞，未尝以婢妾相待，作亲女视之。妾虽粉身碎骨，莫报大人之万一。”“妾若不报大义，死于万刃之下，世世不复人身。”

“义”是作者在貂蝉身上发现的最大亮点，上报国家，下报恩人。貂蝉作为一名歌姬，乃红尘女子，尚且知晓大义，何况是寻常良家子弟乎？作者将貂蝉置于小说中，具有典型的教育与批判意义，这样典型鲜明的人物当然要赋予名字。

四.李春香——祸水红颜情弄人

《三国》中所述李春香乃黄奎之妾。黄奎，东汉末大臣，黄琬之子。献帝时，任门下侍郎。曹操召征西将军马腾到许都，命他为行军参谋。他与马腾约定，待曹操出城点军时杀之。不料其妾李春香与其妻弟苗泽私通，泽使春香从他口中掏出实情，密报曹操，欲以此求得与春香结为夫妻。操命人将黄奎全家拿下，待马腾被擒后，一同斩首。而李春香、苗泽又因“不义”，与黄奎全家被曹操同时斩首。《三国志》及《后汉书·黄琬传》都没有提到黄琬有子黄奎；并根据《三国志·蜀书·马超传》及《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欲攻汉中，马超、韩遂等疑为袭己，遂反，为曹操所败，次年，马腾全家被杀。而《三国》中写马腾死于马超起兵反曹操之前，亦与史实不合。所以，黄奎恐怕是《三国演义》虚构的人物，李春香也应当是了。

《三国》中的女性，无史可考的也不少，为什么单单这个李春香就有名有姓呢？细想原因恐怕有以下几点：

1、典型的反面教材，作者要树之为戒。

《三国》是一部忠义之书，而李春香则是全书中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

她与黄奎妻弟苗泽为一己之私，出卖丈夫，助曹为虐，大义、小义皆失。当苗泽对曹操说“不愿加赏只求李春香为妻”，连“奸贼”都笑曰“你为了一妇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义之人何用！”于是苗泽、春香与黄奎一家老小全被杀。

李春香、苗泽因为自己的私情，背叛了丈夫、姐姐、姐夫，失了小义；向曹操这个大奸贼告密，失了大义。然而他们即使这么做也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丧了性命，这就是在警示后人了。

相比之下，第23回中也有类似的事件。董承家奴秦庆童与侍妾云英私通，董承将秦庆童囚禁，后庆童逃往曹操府中，密告董承与王子服等欲诛操之谋。曹操也是将秦庆童与董承一家一齐处斩。一个小小的侍妾，作者也将她的名字写出，叫云英，可见作者树立反面教材的意图十分明显。

2、爱情的悲剧，作者写之为之叹息。

在李春香的故事中，作者传递的主流声音固然是忠义，但是春香与苗泽的爱情也发人思考。他们之所以会选择这种弃义行为，是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导致的。面对不可能有结果的爱情，他们只能铤而走险。妾与妻弟间的爱情已经是对丈夫的背叛，那么对他们而言告密也许还能使这段爱情开花结果。苗泽的一句“不为加赏只求李春香为妻”直叫人既为他们的行为恼怒，又无法像对秦庆童那样恨之入骨，只能一声叹息。

《三国》是一本阳刚之书，全书涉及儿女情长之处极少。作者在此处也只是一笔带过李春香与苗泽的爱情，但这一笔之中已足见情深。作者对李春香寄予了同情，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封建的伦理纲常，是对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的挑战。作者在对他们背义行为批判的基础上，或许只是无意识，但的确对他们的爱情流露出了同情的感情倾向。

三国范文篇7

黄巾之乱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讲了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府的反击,出现了刘备,曹操等英雄,而东汉政权也快灭亡了.

董卓之乱是讲董卓入京前后的故事,从何进与十常侍对战到少帝逃出京城,结果被董卓救驾.董卓入京后收买了猛将吕布,又废少帝,立献帝,大权独揽,实施暴政,逼得群雄联军伐董卓,虽然后来联军失败了,但是董卓最后也被吕布所杀.

群雄割据是讲董卓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互相厮杀,最主要分为三个战区,即北方的袁绍与公孙瓒,江东地区孙策的崛起,中原地区曹操,刘备,吕布,袁术之间的战争.

再后来的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最主要的我想谈谈自己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在《三国演义》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曹操了,虽然为了突出刘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仍然没有抹杀.他在几年的东征西战中,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郡主中最有才干的,魏也是三国中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能统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三国范文篇8

《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历史性的长篇小说。主要围绕“吴、蜀、魏”一些事例和大大小小的战役写成的。

我小时候就听说过“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等等一些著名的故事。终于，这个假期小姨给我买了一本《三国演义》的原著，我爱不释手，整天“盯”上它了，四天就全部看完了。

看完了《三国演义》后，对关羽、诸葛亮和赵云有了新的认识。关羽那英姿勃勃、威风凛凛的身影在我的心里深深的扎了根，尤其是“过五关斩六将”更是令我钦佩不已;我佩服诸葛亮，他非常善于用计：“草船借箭”、“孔明《借东风》”、“三气周瑜”和“空城计”等都说明了诸葛亮足智多谋。因为他少时努力学习，所以长大后博学多才。赵云其实是非常的厉害，大家都听说过“单骑救阿斗”吧!赵云自己杀了魏国好几个猛将，为自己和小阿斗开出了一条血路，最后他们都回到刘备身边了。

读过了《三国演义》后，我对关羽更加敬佩，对诸葛亮更加尊敬，对赵云更加钦佩。我要一直以他们为榜样，刻苦学习，立志做一个学识渊博、智勇双全的人。

三国范文篇9

三国鼎立的形成过程，三国演义记录汉朝末期。重点对刘备、曹操、孙权三位“几百年才能出现”乱世英雄创业之道、为人处事之道、管理之道、权谋之道的生动历史再现，大繁至简，想现代企业或个人如能深得三国精髓，问题大都能迎刃而解了。

1.创业之道

志当存高远，创业当先立志。曹操、刘备在势单力薄之时就立下宏图大志，不因为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忘却心中梦想，拥有超乎想象的自信和毅力。而同时也有刘表、袁绍等地方诸候，思想保守，只图一时享乐，缺乏长远规划和远见思维，最终落入被一一吞并的下场。而三位英雄人物，至死都不忘统一大业梦想。如同史玉柱所言，创业之前的定位非常重要，定位于全国市场，就有可能做成全国市场，而你定位一方市场，那最好的结果就是做好一片市场。一个人的胸怀和肚量，要看他面对失败或被人出卖后的表现。刘备在四十多岁时仍屡战屡败，身无半寸容身之地。却仍然不忘其志。

2.管理之道

当然制度是保障，管理之精华在于人心。如同兵家之兵符，代表了权力之象征，但却不是至胜之关健。人心所获，何愁未来，只有做不好事的人，没有做不好的事情”人才决定生产力，决定命运。刘备纵有匡扶汉室的雄心大志，没有诸葛亮、五虎上将的辅佐，自然没有蜀国王朝的建立，历史必将改写。用人不疑，但目标考核还是必须的如同军令状。人尽其才，人尽其用。领导不一定为能力最强之人，但却能将一群能力强的人招之麾下，彼此发挥最强的一面。团队的力量永远大于个人的力量。这需要的领导的胸怀和资源整合能力。领导的强势如同曹操，身边缺乏才俊，难以聚焦人才。而事必躬亲、自然落得如诸葛亮，出事未捷身先死。

3.为人处事之道

刘备数次死里逃生，仁术永远强于霸术。归于厚正处事之道，贵人相救，桃园三结义，传天下美谈，同样刘备荆州大败，归于结义之情，人无法体会之情结。曹操在经过世界唯我为尊的霸权思想后，后期，重在励精图治，广纳人才，施以仁术，成就大业，同样卧心偿胆，超强的忍耐力是事业成功大小的关健，刘备受尽屈辱，司马懿潜伏了魏国家族几世，纵有曹操世代家族高度监控和防备，却改变不了改朝换代的历史命运。

三国范文篇10

《水煮三国》，顾名思义，是以三国故事为蓝本的现代改编。古有三国鼎足，今亦有企业林立交戈在沙场，市场就像一个没有声响、硝烟的战场。书中将三国看作竞争市场中的三类公司，一类是实力雄厚、产品占据市场半壁江山的大公司；一类是依据特色，固守一块市场，伺机扩张的中小型公司；还有一类是白手起家，迅速崛起的新兴企业。

三国鼎立就是不同类型企业的管理者--曹操，孙权和刘备，运用适合自身发展的管理策略，奋战商海的局势。故事的第一主人公是出身贫寒的学生刘备。刘备的一生用作者的话来形容就是“一只沦落在鸡窝里的鹰”通过自身的努力，浮浮沉沉，终于得以一飞冲天。

《水煮三国》的大受欢迎源自其对自身的定位。即一本给管理人员看的书，并摆脱了以往管理学著作枯燥陈旧的叙述方式，以现代三国人物为载体，将市场管理、营销的诸般道理渗透于一个个故事之中，通过幽默时尚的语言和视角讲解得通俗快意，令读者在开怀一笑中受到启迪，在笑过之后读者就学会如何解那一道道管理难题。作者还巧妙地将经济学、市场学、管理学的理论和东西方的市场谋略精华“煮”于一锅之中，令读者大快朵颐，真可谓妙哉。

它拥有创新的智慧。在书中作者将著名的“木桶理论”：—只木桶能够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的长度，而不是最长的那块——加以引申，提出了一个管理界甚至处世的哲学：一只木桶能够装多少水不仅取决于每一块木板的长度，还取决于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结合是否紧密。据此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团队的战斗力，不仅取决于每一名成员的能力，也取决于成员与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相互配合，这样才能均衡紧密地结合成一个强大的整体，企业才不会变成一个“漏水桶”，以新的视角诠释了企业“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重要性。公务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