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明月几时有十篇

苏轼明月几时有篇1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洲眉山(今属四川省)人，宋代杰出的文学家。自熙宁四年(1071)。苏轼赴杭州上任途中和弟弟苏辙(字子由)分别后，六年来没有见过面。熙宁七年，苏轼请求调往北方，能够和担任齐州(今山东济南)掌书记的弟弟苏辙更近一些。后来苏轼被贬密州(今山东诸城)做太守。密州虽离齐州不算太远，但两年多来，他们也，没能见上一面。对久别弟弟的思念，加上政治上的失意。苏轼满腹惆怅，于中秋之夜饮酒“达旦”，对月抒怀，写下了这首中秋咏月词。

苏轼是一个性格豪放、气质浪漫的诗人。当他在中秋之夜，醉酒之中，望着那团集中了人类许多美好理想和憧憬的圆月，他的思想感情犹如插上翅膀一般，天上人间自由地飞翔着，反映到词里，逐渐形成二种豪放洒脱的词风。

词的上片，写词人“欢饮”时的想象，其中蕴含诗人的身世真挚感和思想矛盾，开篇两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化用李白《把酒问月》诗“青天有月几时来，我今停杯一问之”的句子，开篇直入。点明是饮酒赏月。词人因思亲情切而顿生寂寞之感，不由得把酒问月，并想象着月宫今夕的情景。“不知天上宫阕，今夕是何年”这两句笔势曲折，看是描写月色，实际上也暗含着不知道当时朝廷政局如何的疑惑，而并非真问天上今天是什么日子。“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三句，说他想要回到神仙居住的“琼楼玉宇”中去，但当他想到月宫的清寒，又不免迟疑起来。这说明作者的思想上存在着矛盾，即“出世”与“人世”、做官与归隐的困惑心理。想回到朝廷中去，又害怕难以容身：归隐去吧，又与自己报国救民的抱负相违。“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想到广寒宫的清寒，于是顾月而舞，连自己在“天上”还是在“人间”也分不清了。这两句紧承上三句，写词人在月光下翩然起舞，月光下自己清朗的身影伴着自己的舞姿而闪动，这是多么惬意呀!天上琼楼玉宇再美，哪有人间这样的乐趣呢。在这里，作者由超尘出世思想一下子转为喜爱人间生活，这真是大起大落，出神入化之笔。

词的下片，写“无眠”时对人生哲理的探求，抒发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来得自然，写月儿照遍了华美的楼阁，低低地照进了雕花门窗，照着那心事重重夜不能寐的人儿。“转”“低”表示夜深。“无眠”表示离情正浓，由此引出下面“何事”一问。“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这两句以抱怨的语气抒发佳节思亲的感情。词人说，明月啊，你不应对人们有什么怨恨吧，你为什么偏偏在人们离别、孤独之时又圆又亮?这岂不令人望月伤感吗?词人以为月当照人于欢聚之时，故有此问。但词人的思想是豁达的，他时时要寻求自我解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三句转为安慰的语气：月亮有亏有圆，人间有合有离，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可值得悲伤的呢?结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意思是说。只希望人人年年平安，虽然相隔千里，也能共享这美好的月光。这两句是对子由说的。到此，词人终于释却离怨，从“千里共婵娟”的美好想象中得到人生的慰藉，真可谓道尽千载离人之心。

寓哲理于抒情之中，是这首词的一个显著特点。全词用拟人的手法。赋予“天”和“月”以人格化的神奇。不管是上片的问天，还是下片的问月，归根结底，都是问人生。经过词人的一番认真探寻，终于悟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既是对兄弟不能团聚的安慰，也是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排解，并给人以人生哲理的启迪。

苏轼明月几时有篇2

东坡的一生是颠沛流离浮萍飘泊的一生，好在“客路相随月有情”。东坡的月很缠绵，“归来踏人影，云细月娟娟”；东坡的月很羞涩，“新月生魄迹未安，才破五六渐盘桓”；东坡的月很善解人意，“樽空我归去，山月照君醒”；东坡的月很风趣，“世间那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东坡的月也很慷慨，“满江风月不论钱”；东坡的月也有苏轼的大才，“才名谁似广文寒，月斧云斤琢肺肝”……甚至于东坡的月也很脆弱，“玉川狂直古遗民，救月裁诗语最真”，一个“救”字，把月的人性化推向极致。总而言之，月是苏轼的“挚友”、东坡的“故人”，“寄谢西湖旧风月，故应时许梦中游”。

“八月十五夜，月色随处好”。苏轼对中秋月体味之深之切之心旌摇曳，古今独筹。如果说端午节是屈原的，那么中秋节就非东坡莫属；如果说端午的粽子是淳朴古人奉给三闾大夫的盛宴，那么中秋的婵娟则是亘古上苍赐予东方宙斯的“欧罗巴”。

“明月多情来照户”。苏轼独倚栏干，玲珑望月，“看微月转光风”。在“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的意境中，较之李白的对面相思不知谁的遗憾与孤独，东坡幸运多了，因为他还有一位至情至性胼胝相依的好兄弟苏辙苏子由。每逢中秋月夜，东坡的胸中更涌起一股股思念兄弟的激流。虽然“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但“明年各相望，俯仰今古情”。

苏轼明月几时有篇3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元丰二年（1079年）3月，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例行公事地作《湖州谢上表》，但他在后面又附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新进”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司马光给和王安石的长信中又指责后者“生事”。6月，监察御史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群小挑出了100多首“讽刺圣上”的诗篇，写《梦溪笔谈》的沈括也积极参与“揭发”。在神宗的默许下，7月28日苏轼被逮捕。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被关入监狱过夜。8月18日苏轼被送进御史台的监狱。20日，被正式提讯。这一关就是103天，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还牵连了37位亲友。下狱后的苏轼未卜生死，一日数惊。一天，平时给他送饭的大儿子苏迈去筹钱，临时请朋友代为送饭。朋友热心地送去了一条鱼，而这是父子俩约定的已经判死刑的暗号。苏轼见状大哭，为其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宋神宗读了，为其深情和才华感动，加以王安石等朝野一大批说话有分量的人求情，到了12月28日，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押公事，近于流放。

次年开始，苏轼在一片荒地上经营开垦。为了表示仰慕白居易在四川忠州垦地种花的事迹，就把这片地取名为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黄州五年，苏轼思想转变很大。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继续关心国家政局，因壮志难酬而苦闷；另方面他消极彷徨，又时时向佛老思想去求解脱。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怀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旷淡远，那一时期成为他一生创作的高峰。

回到开头的乌台诗案上来。其中有一首诗差点让苏轼死于非命，这就是咏桧诗中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这首诗是写给钱塘秀才王复的，其时王复悬壶济世，口碑甚好。王复在候潮门外的家，庭院中有两棵高大的百年古桧。诗的意思是说，两棵桧树相对挺立，表现出一种不可侵犯的气势，令人敬畏。它们不仅树干笔直地耸入云天，更为奇特的是，双桧的根也直直地扎入地下，在九泉之处也毫无弯曲。当然，这只有潜伏地下的蛰龙才能了解。

苏轼明月几时有篇4

关键词:苏轼 杭州 休闲诗

北宋熙宁四年,苏轼通判杭州。自此,苏轼与中国东南方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苏轼一生流转东南,而杭州却是苏轼接触东南文化的第一站。“东坡平生宦游,多在淮、浙间。其始通守余杭,后又为守,杭人乐其政,而公乐其湖山。”杭州这个城市,自宋就被称为“东南第一州”,而在杭州的苏轼,也许是最接近每个中国人心境深处的苏轼:策杖于湖山,望云涛之渺然,笑傲山水间的东坡居士。苏轼熙宁年间在杭州的生活,是诗意休闲的。苏轼此间留在杭州的二百多首诗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水云飘渺间完成的休闲诗。

苏轼熙宁在杭三年的休闲诗,所涉及的题材十分丰富。描摹杭州毓秀山水,吟咏亭阁、茶叶、溪水、奇花、水车;品题字画;渴望隐居退世;思念故土;怀念子由;宴饮酬唱,真是包罗万象,无所不有。既是一幅北宋熙宁时期杭州栩栩如生的写真画,又是一卷苏轼内心百转千折的心情手卷。“好山水把逐臣变作了一个完全的诗人,而诗人也把这好山水带进了文化史。 杭州的山水之间永远徜徉着苏轼的诗魂,而苏轼的诗集中也永远有着杭州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一、国色天香――咏牡丹诗

咏物诗要求“不粘不脱”, “体物入微解妙心,循情致理达佳境”。所以,贵在构思巧妙,有所寄托。苏轼咏物诗正是做到了这一点。苏轼熙宁杭州咏物诗能传神地描写出所咏之物的神韵,并在吟咏之际抒发自己的胸臆,读之其味无穷。尤其是在杭州所咏牡丹诗,咏出了江南牡丹的特殊风韵。

杭州地处江南,气候温和多雨,一年四季繁花不断。二十四番花信风吹开万紫千红,杭州的花开得千娇百媚。杭州第一朵牡丹盛开在开元寺,是由唐时僧人慧澄从长安带回来种植的。虽然牡丹性喜干燥,并不适合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但是,这国色天香的花中之王似乎也爱上了杭州的烟雨,细柳如烟。杭州的牡丹,却也一样出落得雍容艳丽。历尽五代十国之乱的杭州牡丹,依然是气定神闲的。罗隐曾有诗云:“曾忧世乱枝难植,且喜春残色尚存。莫背栏干便相笑,与君俱受主人恩。”到北宋时,每年四月牡丹盛开,已经成为春末的杭州一件风流花事。苏轼在来到杭州的第二年春天,便到明庆寺、吉祥寺赏牡丹。《雨中明庆赏牡丹》:

霏霏雨露作清妍,烁烁明灯照欲然。明日春阴花未老,故应未忍着酥煎。

苏轼不知道多少次在北地中原的和风艳阳中观赏过牡丹,可像这样在四月的细雨霏霏中,缓缓而来赴牡丹之会还是第一次。细密的雨丝落在牡丹花瓣上,这富贵荣华之花也洗去了凡尘的艳华,而有了清丽的妍态。江南,烟雨如幕。可这烟幕并没有挡住牡丹的明媚,反而映衬得这花灼灼生辉,光彩照人。花开最愁花落时,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原因,杭州的花期较别地更长,暂缓了诗人暮春的感伤。看这牡丹明日还青春依旧呢,所以在牡丹凋谢时才品尝的煎酥,只好先忍着不吃了。读来真是让人觉得妙趣横生,构思新巧。整首诗洋溢着苏轼对春天,对牡丹,对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热爱之情,这也是苏轼在以后的岁月中,虽饱尝人世的艰辛,却依然保持着一颗纯真童心的最根本源泉。

自此之后,苏轼与杭州牡丹就有了每年一会的约定,熙宁六年,苏轼游吉祥寺,作了《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

今岁东风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来。对花无信花应恨,直恐明年便不开。

大好春光,老朋友却不和自己来赴这牡丹盛会,真是应该谴责一下。可苏轼却对自己埋怨不着一言,别出心裁地借牡丹花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牡丹含情脉脉为你而开,可是你却言而无信没有到来,小心花儿从此怨恨,明年就不再迎风而开了!苏轼将吉祥寺的这丛牡丹,写成了一位深闺中等待良人归来的思妇,以人喻物,这是苏轼的又一妙法。

总之,苏轼的咏花诗,精妙玲珑而又含义隽永,细读此类作品,我们可以想见苏轼游春赏花时的喜悦情景,也可以感受到苏轼对生命的执着热爱。

二、茶语人生――品茶诗

北宋杭州,以茶助禅,参禅悟道,成为一种风尚。茶与禅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居“五山十刹”之冠的杭州径山,更是茶以禅名,禅助茶兴。每年春季,径山要举行茶宴,由法师亲自主持,然后献茶于客,一时间,进山品茗论道者日众。

坡久慕径山大名,一日来游径山寺。方丈见其衣着平常,以为只是寻常香客,不以为然。只淡淡说:“坐。”又转身对小和尚喊:“茶”。稍事寒暄后,方丈感觉来人谈吐不俗,气度非凡,便改口“请坐”,并喊小和尚“敬茶”。经过一番深谈,方丈得知来者乃大坡时,情不自禁地说:“请上坐。”接着又喊小和尚“敬香茶”,并研墨铺纸以求墨宝。东坡微笑思忖,提笔写了副对联。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敬茶,敬香茶”。方丈看罢,满脸通红,羞愧难当。

斗转星移,传说真实与否已不得而知,但苏轼在杭州写下的不少与品茶、咏茶有关的诗句,今整理,熙宁三年苏轼写作的茶诗有以下几首:《求焦千之惠山泉诗》、《试院煎茶》、《月兔茶》、《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元翰少卿宠惠谷帘水一器、龙团二枚,仍以新诗为贶,叹味不已,次韵奉和。》、《和钱安道寄惠建茶》、《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这些诗作或赞美山泉清冽,或介绍茶道,或品论茶叶优劣,或借茶来抒发自己的胸臆,都清婉可爱,散发着茶的清香。如《月兔茶》:

环非环,非,中有迷离玉兔儿。

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圆还缺缺还圆,此月一缺圆何年。

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

《月兔茶》一诗,极写茶叶的可爱形状和制作的精美,轻松活泼,正是苏轼俏皮的风格。月兔茶是团茶中的一种名茶,产于四川都濡(今四川彭水县南),独具匠心的苏轼把这团茶比喻成玉环和玉,未烹茶时,圆圆的团茶好像玉环一样的圆润,当磨碎一块去烹煮时,又像一块玉了。不过,月兔茶更像佳人挂在罗裙上的明月玉器,可惜月缺还有月圆的一天,但月兔茶缺了一块就永远不能重圆了,真是让人叹息。因此,连挥金如土的富家公子在斗茶时也十分珍爱,不忍心用月兔茶来斗茶。除了惋惜月兔茶缺了难圆,更因为上面有一双嘴衔绶带得鸾凤鸟,这可是夫妻恩爱的象征啊!怎么忍心拆散它们的琴瑟和鸣呢?

环与的谐音,常作为“还”与“绝”的隐语,坡在这首诗中主要进行写实的比喻,但也含有谐音的修辞,使其含义十分奥妙。

读苏轼饮茶诗,不仅了解到北宋时期的名茶、名泉和茶艺,更重要的是能体会到苏轼通过咏茶而揭示的人生道理。文人离不开酒,又何尝离的开茶?酒与文人的关系当今学术界已建树颇多,而茶与文人的关系却着墨不多。希望此篇对苏轼饮茶诗的分析,能够抛砖引玉,起学界研究文人与茶关系之风。

五、画魂书骨――书画诗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云:“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又《龙川略志》云:“予兄子瞻尝从事扶风,开元寺多古画,而子瞻少好画,往往匹马入寺,循壁终日。”苏轼爱书爱画,一生留意、寓意于书画,在杭州也留下了许多论诗品画的作品。如《柳氏二外甥求笔迹》(其二):

一纸行书两绝诗,遂良须鬓已如丝。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

苏轼先举褚遂良典故,意在说明书法不是一朝一夕可成之术。纸上寥寥数行,似乎一挥即就,实质上若不是日日苦思苦练,直到两鬓苍苍之时,是不能够达到书写得心应手的境界的。所以不必“火急传家法。”

谚语有云“见字如见人。”书法作品随着创作主体人品、道德、修养、学养、兴趣的不同,有着雅俗的分别,故可以人品来定其高下。《唐书》有云:“柳公权,字诚悬。穆宗问公权用笔法。对曰‘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时帝荒纵,故公权及之。帝改容,悟其笔谏也。”柳公权于人生、书艺都具有儒家风范,他的“笔谏”,成为后世士大夫的一种“典范”。苏轼此用柳公权典故,意在教导学书应先学做人,为人又浩然正气,书法作品便不会沦为媚俗。观苏轼书法,凛然有正气之风,这正是苏轼气节在创作中的体现。

苏轼与书法有关的诗作不仅论及创作论,且品评作品颇能得各人神韵,又常论笔、墨、纸、砚的产地和优劣,如《和人求笔迹》中赞美纸张:“麦光铺几净无瑕,入夜青灯照眼花。从此剡藤真可吊,半纡春蚓绾秋蛇。”

苏轼品画,贵“神韵”二字。北宋时,“文人画”的观念开始形成,绘画不只是单纯地描摹出作品对象的姿态和形状,而且可以如诗文一样成为抒发人的内心情感、表达个人修养和气质的艺术寄托。所以,苏轼认为用水墨造形的宋画笔勾勒敷彩的唐画更具有艺术生命力。

《西湖游览志余》云:“李颀画尽物之变,而秀润简远,不能为人特作,故世绝少。”细味此语,正是文人画之风格。李颀少年中举,辞官不就而自为道人往来于吴越之间,乐山乐水,与渔樵为伴,只与高尚清明之士结交,其画中自有清高幽远的神韵。苏轼崇尚自然,无奈却一生羁縻于官场,只恐还未领略青山四时之变,已白发满头。而得到李颀的山水画后,苏轼十分惊喜,从此北归后不用惆怅地望着南方怀念这真山秀水,因为囊中已经收得这武林的大好春光。湖光山色有千姿百态,若是如写真一般只描摹一山一水形状,那区区两幅画卷怎装得下越地的千里风光?但若只对山水写意,画山一角而全其青翠,画水一方而现其渺淼,便能收尽江河万里气象。由“写真”转向“写意”,苏轼正是在此理论上提出“文人画”的第一人,而苏轼的绘画创作也贴合这样的发展方向。

中国古代文人除创作诗文之外,经常也有书画传世。艺术之间本自有共通性,而连接文人画与文人诗文之间的桥梁就是文人以书画为题材的诗、词、文。通过此类诗作来研究文人在书画领域的主张见地,并用理论反证于书画,再从书画中追寻文人的理想和气质,将文人的理想与气质寓于文学作品中来研究,这样能更加真实、全面地在已经湮没的历史中看到文人的生活和其人生性格。而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各文艺领域都堪称一代典范,对苏轼以书画为题材的诗文进行细致、专业的研究更具有典型性意义。

六、结语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个东坡居士的影子。苏轼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而苏轼绝不是文集中冷冰冰的苏轼。他永远徜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他的身影何曾一日走远。杭州的苏轼,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只是苏堤春晓、西湖题刻,而是一种亘古不变的人文精神,和探寻西湖之美的经典体验。

参考文献:

[1]宋•费衮:《梁溪漫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宋•苏轼:《东坡志林》北京•中华书局,2007。

[3]宋•周密:《武林旧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

[4]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5]明•田汝成辑撰:《西湖游览志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明•张岱撰:《西湖梦寻》,浙江文艺出版社,1982。

[7]清•王文诰辑:《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

[8]近人•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

[9]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

苏轼明月几时有篇5

苏轼的称呼有好几十个：苏轼、苏子瞻、苏子平、苏和仲、苏同文、大苏、苏二、大苏公、苏长公、眉山公、苏眉州、峨眉先生、苏贤良、苏太史、苏使君、东坡居士、坡、雪堂、苏副使、狂副使、老农夫、雪浪翁、长帽翁、苏尚书、苏礼郎、苏学士、苏翰林、苏内翰、苏端明、苏徐州、苏惠州、大坡、老坡、谪仙人，东坡翁、坡翁、东坡道人、坡仙、坡公、东坡老人、东坡病叟、坡老、苏公、苏仙、苏子、西湖长、秃鬓翁、白发兄、香案吏、玉堂仙、老泉山人、铁冠道人，思无邪斋、笠履翁、苏玉局、玉局翁、德有邻室、毗陵先生、髯苏、髯公、髯翁、文星、奎宿、妙喜老人、苏文忠公、苏文忠……①

惜乎袁先生未作考释说明。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列有苏轼外号18种，且有简明考辨。未列入上引之称谓者尚有：

戒和尚、眉阳居士、仇池公、泉南老人、水东老人、海上道人②

这两本当代学术著作胪列的苏轼称谓，悬揣缺漏已很少。尚有补苴，亦属上列称谓之变形。苏轼称谓反映出苏轼的思想和经历，无论是自称，还是他称，均有极为丰赡的文化内蕴。除一般尊称苏子、苏公、苏君外，本文就上引70余种称谓分类略作说明，并作一点考证。

名字类。苏洵为苏轼取名轼，《名二子说》揭其本旨：“轮福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③苏轼论事激切，锋芒毕露，取名暗含望其多加外饰，免遭不测之祸之意。子瞻为苏轼之字。字、名关联。“子”为衬字，“瞻”者，远望也，取义于《左传·庄公十年》“登轼而望之”一语。苏和仲、苏同文亦为苏轼之字，不常用。苏轼《书葛道纯诗后》：“元丰五年五月十九日，汝州团练副使苏轼和仲。”④嘉乐堂《三苏文范》卷首《三苏考实》：“轼字子瞻，小字同文”，“辙字子由，小字同叔”。⑤

别号类。苏轼最常用的别号为“东坡居士”。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元丰四年，苏轼四十六岁，友人马正卿为苏轼在郡中请得“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⑥，这块荒地名“东坡”，苏轼躬耕筑室其中，自此自号“东坡居士”。《宋史》本传：“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大坡、老坡、东坡翁、坡翁、东坡道人、坡仙、坡公、东坡老人、东坡病叟、坡老等称谓皆由此衍生，不赘引。苏轼尚有其他别号。与佛教相关的，“东坡居士”外，尚有“戒和尚”“妙喜老人”。“戒和尚”见于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七：“及谪英州，云居佛印遗书，追至南昌，东坡不复答书。引纸大书曰：‘戒和尚又错脱也。’”⑦“妙喜老人”则为佛教徒对苏轼的称谓。苏轼《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净名毗耶中，妙喜恒沙外。”“请判维摩凭，一到东坡界。”⑧“大苏死后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董遐周云：“子瞻已托识他所耶。总是一个大苏，沙门扯他做妙喜老人，道家又道他是奎宿。”⑨与道教相关的，“东坡道人”外，则有“铁冠道人”“海上道人”。“铁冠道人”见于洪迈《夷坚志·丙志》卷十三：“东坡在海上尝自称铁冠道人。”B10“海上道人”见于周必大《省斋文稿》卷十七：“前序海上道人诺为之，故虚右以待。”B11此外，“毗陵先生”见于陆游《跋苏氏易传》：“方禁苏氏学，故谓之毗陵先生云”。B12因苏轼晚年卜居毗陵（常州），故称。“无邪公”见于徐恢《蒙刘元甲沔数示东坡诗》：“无邪公文天所赞，汩汩词源倒河汉。”B13“水东老人”见于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三：“溪侧有两榕甚奇，清阴可庇数十榻，水东老人常饮酒其下。”B14“老农夫”见于苏词《好事近·送君猷》：“看取雪堂坡下，老农夫凄切。”B15吴聿《观林诗话》卷七：“传赵德麟家所收泉南老人杂记”。B16此“泉南老人”即苏轼。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有《仇池翁南浮集序》B17此“仇池翁”即苏轼。苏轼《书赠徐信》，末有眉阳居土印章B18，此“眉阳居土”即苏轼。

排行类。大苏、苏二、大苏公、苏长公皆此类。苏轼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一：“子由奉使契丹寄东坡诗云：‘谁将家集过幽都，每被行人问大苏。’”B19黄庭坚《避暑李氏园》其二：“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B20山谷称东坡为苏二。张耒《明道杂志》：“苏长公有诗云‘僧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B21张耒称苏轼为苏长公。称苏轼为“长公”其实并不准确，苏轼并非苏洵长子，还有一兄名“景先”，苏轼三岁那年夭折。后人称苏轼为“长公”，应属敬称。

职官类。苏轼有在朝廷、地方长期任职经历，时人往往以职务称之，这种称谓往往随任职情形的变动而变动。据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B22苏轼年二十，考中进士，时称苏贤良。苏轼年三十，得直使馆，时称苏太史。苏轼年三十六，任监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时称苏尚书。苏轼年五十，以礼部郎官召，到省半月，除起居舍人，时称苏礼郎。苏轼年五十一，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时称苏学士、苏翰林。内翰指为皇帝起草诏告的官员，苏内翰之称缘此。苏轼年五十七，为卤簿使，寻迁礼部尚书，迁端明侍读学士，时称苏端明。苏轼历任密州、徐州、湖州、颖州、杭州等地太守，古称太守为使君，故称苏使君。苏轼《定风波》：“两两轻红半晕腮。依依独为使君回。”B23苏轼再贬为宁海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陈师道《送吴先生谒惠州苏副使》：“百年双白鬓，万里一秋风。”B24又称狂副使。苏轼《定风波》：“更问尊前狂副使。来岁。花开时节与谁来？”B25苏轼曾任成都玉局观提举，故称苏玉局，自称玉局老、玉局翁。苏轼《李伯时画像跋》：“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三日甲子，玉局老书。”B26苏轼《永和清都观道士……》：“镜湖敕赐老江东，未似西归玉局翁。”B27苏轼还有一些官职的非正式称谓。苏轼《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风物之美》：“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王文诰辑注：“唐《百官志》，若仗在紫宸内阁，则起居舍人夹香案分列殿下。”李肇《翰林志》：“时居翰林苑，皆为陵玉清，溯紫霄，岂止于登瀛州哉，亦曰登玉署、玉堂焉。”B28可见“香案吏”“玉堂仙”是对苏轼翰林学士知制诰身份的非正式称呼。其中，端明侍读学士为苏轼生前最高官职，“苏端明”这一称谓使用广泛。苏辙所作传记即为《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职官类称谓，既有他称，亦有自称，其特点是有时间性，随苏轼的任职情形而变化。此类称谓，一般为生前采用。

地名类。一种情形是以乡里称。苏轼出生于今四川眉山。眉山公、苏眉州、眉阳先生、峨眉先生皆以出生地称呼。陈师道《后山丛谈》卷四：“眉山公卒，太学生侯泰、武学生杨选，素不识公，率众举哀。”B29沈辽《题子瞻雪堂即次前韵》卷四：“眉阳先生齐安客，雪中作堂爱雪白。”B30一种情形是以居留地称。苏轼曾任徐州知州，苏徐州以苏轼任职地称呼。苏密州、苏颖州等称谓类此。苏轼再贬宁海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苏惠州以苏轼贬谪地称呼。苏黄州、苏儋州称谓类此。杨万里《游丰湖》：“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颖水更罗浮。东坡元是西湖长，不到罗浮须得休。”B31钱塘指杭州，颖水指颖州，罗浮指惠州，苏轼曾在杭州、颖州、惠州疏浚西湖，造福一方，西湖长以苏轼任职地称呼。还有一种情形是以斋室称。雪堂、雪浪斋、思无邪斋、德有邻室皆此类。苏轼《雪堂记》：“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B32此斋为苏轼贬居黄州时居室。苏轼《雪浪斋铭引》：“予于中山后圃，得黑石……又得白石曲阳，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雪浪斋。”B33此斋为苏轼任职定州时居室。《广东通志》卷十九：“东坡故居在白鹤峰上，宋苏轼谪惠，卜居于此，有堂曰德有邻，轩曰思无邪。”B34堂和斋为苏轼贬居惠州时居所。苏轼诗文之末，常以斋室之名落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例可以斋室之名指称主人，故这些斋室之名亦成称谓。

容貌类。秃鬓翁、白发兄、髯苏、髯公、髯翁、长帽翁、笠履翁、皆此类。黄庭坚《病起荆江即事》：“玉堂端要直学士，须得儋州秃鬓翁。”B35时苏轼自儋州遇赦北归，黄庭坚想象中的苏轼，鬓发俱白，故以秃鬓翁称之。苏辙《次韵子瞻寄贺生日》：“但愿白发兄，年年作生日。”B36《王直方诗话》“东坡帽”条：“元佑之初，士大夫效东坡顶短檐高桶帽，谓之子瞻样。”B37苏轼喜戴长型帽，世人尊称苏轼为长帽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老却眉山长帽翁，茶烟轻飏鬓丝风。”B38南方多雨，苏轼喜戴竹笠。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东坡戴笠》：“惠州嘉应妇女多戴笠，笠周围缀以绸帛，以遮风日。名曰苏公笠，眉山遗制也。”B39故苏轼又有一称谓叫“笠履翁”。秃鬓白发是事实，髯公、髯翁的称呼就不实了。笔者《苏轼体貌考论》一文已作考辨，不赘。

评价类。谪仙人、苏仙、坡仙、文星、奎星皆此类。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子瞻文章议沦，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B40朱熹《与诸人用东坡韵共赋梅花》：“罗浮山下黄茅村，苏仙仙去馀诗魂。”B41元好问《奚官牧马图息轩画》：“奚官有知应解笑，世无坡仙谁赏音？”B42文星指有文才之人，相传文曲星主人才。奎星因其形似文字，古人认为其主文运和文章。可用以称有文学才能的人。费衮《梁溪漫志》卷七：“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其集出城，为阍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B43陈肖岩《庚溪诗话》卷上记宋徽宗与主醮道士问答：“上叹讶之，问曰：‘奎宿何神为之？所奏何事？’对曰：‘所奏不可得知，然为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苏轼也’。上大惊。”B44

谥号类。苏轼在南宋孝宗时平冤昭雪，恢复名誉，赠太师，谥号文忠。《宋史》本传：“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苏）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置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苏）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故后人遂称苏轼为苏文忠、苏文忠公。明人茅维《苏文忠公全集》为苏轼诗文合集。

以上分类，仅仅为着说明的方便，其实并不十分严密。事实上，有些称谓即有两属情形。苏轼诸多称谓之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无疑是苏轼、苏子瞻、坡三种。苏轼为什么会有如此繁复的称谓？苏轼是一个在政治、文学、艺术、宗教等多个领域均有突出建树的人物。作品和人品在当时即彪炳海内，而其仕宦经历又极为丰富，思想驳杂，交游广泛，爱好众多，在当时和后世受到的品评之多，亦非一般文士可企及，故其称谓出现特别繁复的情形。其中有些称谓，一般读书人已很难弄清其产生背景和文化内蕴。

苏轼称谓中，有三种称谓存在争议。存在争议的三个问题是：“子平”是否苏轼字？苏轼缘何号“东坡”？“老泉”之号应属谁？

苏轼表兄文同有《丹渊集》行世，中有与苏轼唱和诗作多篇，如《和子平悼马》《中秋试院寄子平》《往年寄子平》等，考苏轼、文同交游可知，引诗题目中的“子平”即苏轼。古柏《坡年谱》即谓苏轼又字子平。对此，亦有不同看法。《苏轼研究资料汇编》“编者按”：“明钱允治《吴郡重刊文湖州丹渊集序》：‘遘党祸炽烈，所有与苏家文字，一切抹杀不存，至有改子瞻为子平者。嘻，亦可笑哉。’”B45

对此，孔凡礼先生于《苏轼年谱》续行驳正：

《丹渊集》卷十《寄题杭州通判胡学士官居诗》之胡学士及诗中所云之子平，原刊此集者谓为苏轼，乃以此集北宋末初刊时“党祸未解故窜易”之以致“失真”。不可据此谓轼字子平。轼友人有苏钧，字子平，见元丰六年《答苏钧简》条。B46

孔凡礼先生认为子平不是苏轼之字，理由有三。其一，苏轼又字子平之说，仅见文同《丹渊集》，苏轼及同时代人均无此记录，孤证不立。其二，“子平”系北宋末年刻书人为掩人耳目所增设之避讳文字。时“元祐党祸”盛行，苏轼作品列为禁书，刻书人便在所刻文同《丹渊集》中，应文同家人要求，径改“子瞻”作“子平”。其三，《丹渊集》中有《同苏秘丞子平登延晖故亭》《夜思寄苏子平秘丞》等诗，苏轼一生从未任过“秘丞”一职，可见文同作品中有时“苏子平”非指苏轼，而是指苏轼、文同共同的友人苏舜举之子曾任秘丞的苏钧苏子平。

关于东坡之号的来历，南宋洪迈《容斋三笔》认为“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南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源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B47故东坡之号与苏轼敬慕白居易有关。今人多持此说。也有不同看法。史良昭先生即认为：“东坡的自号与白诗中的‘东坡’仅仅是偶合。乐天有‘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别柳枝》）和‘初时被目为迂叟’（《迂叟》）的诗句，醉翁、迂叟均为自指。我们总不能说欧阳修取号醉翁、司马光自名迂叟，都是‘必起于乐天某某之作’吧。”B48

苏轼贬谪黄州自号东坡，与白居易任职忠州之情境完全不同。苏轼《与王定国书》：

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如何？B49

东坡本一常见地名，与南村、西畴、北川之称类同，皆随处可见之地名俗称。忠州东坡和黄州东坡地名偶合的概率相当高。“乐天忠州之作”指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与“东坡”有关的几首诗。《东坡种花》：“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步东坡》：“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别东坡花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白居易贬后新任忠州刺史，追求的是种花栽树的闲适雅致。苏轼开荒东坡，为的是养家活口维持生计。苏轼在与王巩的信中透露出“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此号后未用过）之意。“鏖糟陂”指汴京郊外一片沼泽地，与黄州东坡荒地性质相同。苏轼《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人以忘其劳焉。”B50如果说落魄黄州的苏轼有什么“专慕”之人的话，那也不是追求闲适的白居易，而是躬耕自资的陶渊明。所以，苏轼自号东坡的原因，一与开荒之地有关，所谓“茨棘瓦砾”“日夜垦辟”；一与劳作之苦有关，所谓垦荒东坡，“筋力殆尽”；一与人生之感有关，所谓“自愍其勤”，劳苦“有味”。读过《东坡八首》的读者，会强烈感到苏轼确确实实是临时客串了一回农民的，而苏轼也欣欣然曾以“老农夫”自号。在苏轼浮沉宦海的生涯中，“躬耕”东坡不啻是人生难以忘怀的一页，这应当是苏轼自号东坡的根本原因。此与“专慕白乐天”无关。

在苏轼的称谓中，老泉山人这一称谓颇有争议。一般文学辞典和文学史著作明载：“苏洵，字明充，号老泉。”而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十则称苏轼“晚又号老泉山人”B50。那么，“老泉”究竟是苏洵之号还是苏轼之号？

对此，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卷十有一辨正：

老苏号老泉，长公号东坡，人所共称也。而叶少蕴《燕语》云：“苏子瞻谪黄州，号东坡居士，其所居之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翁泉，故称。”梅圣俞有《老人泉》诗，东坡自注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诗。”又尝闻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吾友詹二有东坡画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据此则老泉又是子瞻号也。B51

郎瑛引叶梦得语，又举所见“老泉山人”印章实证为例，辩驳十分有力。对此，清阎若璩《潜邱札记》、吴景旭《历代诗话》、袁枚《随园诗话》等都作过考辨，认为老泉之号应归属苏轼。阎若璩《潜邱札记》：“苏老泉先生是父冒子号也。盖苏氏先茔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号，不知何年讹以称老苏。”最重要的是，苏氏昆仲皆不避“老泉”之讳。苏轼《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谢》：“独望钟山唤宝公，林间白塔如孤鹤。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B52苏辙《次韵子瞻寄贺生日》：“归心天若许，定卜老泉室。凄凉百年后，事付何人笔。”B53两诗可以反证“老泉山人”绝非苏洵之号。这些材料当可证明，“苏洵，字明充，号老泉”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注释：

①袁庭栋《古人称谓》第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版

②孔凡礼《苏轼年谱》第2页，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

③转引自《苏轼研究资料汇编》上编第9页，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94年4月版

④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134页，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

⑤同②，第1页

⑥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1097页，中华书局1992年2月版

⑦同③，第221页

⑧同⑥，第2118页

⑨丁传靖辑《宋人辑事汇编》第636页，中华书局1981年9月版

B10同②，第2页

B11同②，第2页

B12同③，第528页

B13同②，第1313页

B14同③，第211页

B15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第469页，中华书局2002年9月版

B16同③第253页

B17同③，第31页

B18同④，第2575页

B19同④，第369页

B20同③，第167页

B21同④，第133页

B22转引自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研究室编《苏轼研究资料汇编》下编第1713页—1769页，中华书局1994年4月版

B23同B15，第434页

B24同③，第137页

B25同B15，第434页

B26同④，第2562页

B27同⑥，第2450页

B28同⑥，第2064页

B29同③，第140页

B30同③，第24页

B31同③，第560页

B32同④，第140页

B33同④，第1998页

B34同②，第1245页

B35同③，第93页

B36同③，第560页

B37同③，第178页

B38同③，第882页

B39转引自《汉语大辞典》缩印本，第556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4月版

B40同③，第12页

B41《晦庵集》卷四

B42《遗山先生文集》卷四

B43同③，第680页

B44同③，第424页

B45同③，第10页

B46同②，第2页

B47同⑥，第1079页

B48《浪迹东坡路》第197页，中华书局2004年1月版

B49同④，第1520页

B50同③，第247页

B51同③，第1002页

B52同⑥，第2031页

苏轼明月几时有篇6

关键词：晏殊 苏轼 人生如梦

一、晏殊与苏轼词中“人生如梦”的体现

（一）晏殊：“富贵词人”叹时光易逝

从纵观晏殊之词，有关 “人生如梦”的态度的作品，我们可将其分为三类：其一是对于季节的变化而产生的伤春悲秋之作，如《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采桑子》（春风不负东君信）、《滴滴金》（梅花漏泄春消息）等，季节的变幻触动了作者对时光的流逝和人生的短暂的感慨。其二是在富贵生活中因精神空虚而产生的词作，如“人生几度三台”表现了作者在经历官事沉浮之后，认清了官场的虚幻。“劝君看取利名场，今古梦茫茫。”将官场比作“名利场”。其三是离愁别思的词作，如《破阵子》（忆得去年今日），《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等等，这些词多建立在人生变幻、“光阴无暂住”的基础之上，表达了作者对于人生无常的感叹。

（二）苏轼：“失意文豪”看如梦人生

最早表现这一思想的词句为“古今如梦，何曾梦觉。”（《永遇乐・明月如霜》），作于元丰元年（1078年）“乌台诗案”之前知徐州时，表现了对逝人的追思以及对人生无常的悲叹。此时的苏轼因对王石“新法”不满而被朝廷排挤，他的“人生如梦”思想就大约萌芽于这一阶段。被贬黄州时期苏轼因“乌台诗案”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狱案平息之后，苏轼心向佛老，于是“人生如梦”的思想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日本学者保佳昭曾在《苏词研究》中进行统计，《全宋词・苏轼词》记载的苏词中一共出现了77个“梦”字。如“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笑劳生一梦，羁旅三年，又还重九”等。可见苏轼谪居时期的这种“如梦”是真切地溶入于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之中了。而在苏轼被贬岭海时期后，他逐渐向陶渊明靠拢，归隐的情结已经显现的十分突出。晚年的苏轼在经历过两次被贬之后，“人生如梦”这一思想更加成熟，并且一直延续到他人生的终结。

二、晏殊与苏轼“人生如梦”思想异同的分析

（一）性格气质

晏殊与苏轼的性格，一个是温文尔雅，一个是豪放洒脱。晏殊平和谦虚，富贵的生活也使他的性格更加温婉平和，其词集名为“珠玉”，形体虽小，但却有富贵之气，恰恰是晏殊性格的表现。而其中大量的婉约词，大都表现了对人生易逝的思考，以及对眼前的景象的珍惜。苏轼的狂放与超然则伴随了他的不合时宜的一生，狂放正是苏轼性格中最明显的特点，其最直接的就显示在对官场之中污浊黑暗的现实的反抗，使朝廷一直与他为敌。同时苏轼的狂放又与其超然相连接，如后期对于老庄思想的接受，使其人生遁入旷达澄明的境界。

（二）仕途生涯

晏殊虽然身居要职，但是对于官场的态度却一直是独善其身的，但即使这样，仕途也非一帆风顺。虽然与苏轼相比，这些贬谪的力度都不大，但晏殊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平与哀怨，于是在词中多次提到官场的虚伪与飘渺。而苏轼的个性与鲜明的政治态度则给他带来了一生的坎坷与患难。王水照先生在《苏轼评传》中将苏轼的一生概括为“在朝――外任――贬居”的两次大循环。苏轼之所以有“人生如梦”的思考正是来自于他的仕途不顺，此王国维所谓“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而晏殊对人生的慨叹恰恰来自于他的仕途太顺利，这样的生活所换来的所谓安逸与富贵，只有晏殊内心清楚其中的痛苦。

（三）佛老思想影响

虽然晏殊并未在其词作中大声疾呼“人生如梦”，也没有明显的提到参禅笃佛，但是佛老思想在其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中也是有着一定影响的。青年时代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他就经历了一系列丧亲之痛，于是在那些对于人生易老、时光流逝的感慨中，不可否认的包含着一些对于命运无常、人生难以把握的如寄如梦之感，这在佛教思想中正是“迷”的表现。其词最终所表现出的那种“不如怜取眼前人”的理性与自持，又是在人生迷途中“觉”的醒悟。而佛老思想对于苏轼“人生如梦”的形成却是至关重要的。“乌台诗案”以后，苏轼的思想逐渐由激愤转为旷达，一方面他在文学上大量的创作，另一方面又常常是参禅悟道，炼丹养生。相对于任职时期来说，这一时期的佛老思想要更加的浓厚了。晚年的苏轼思想已经完全达到了澄明的境界，而对于人生价值也有了重新的认识，达到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觉”的彼岸。

苏轼明月几时有篇7

八月十五月圆秋凉。

那片引无数诗人为其赞咏的冰魄高挂在银河中碎银般的光芒毫不吝啬地洒满大地清冷美丽。

抖落一身月光苏轼举起酒杯一仰头心内又添了一份苦愁——每逢佳节倍思亲啊！月儿在如此孤单的夜晚也只有你能陪我饮酒了。既然对我有情又为何亮得我不敢正视圆的我心碎呢？

好象风也知道这原来豪放的诗人的心思鼓腮一吹幽暗的云就会慢慢向月儿飘去不一会儿月亮就藏在云后。

蹒跚地在院中踱步苏轼灌进了一杯又一杯。或许是酒力不胜吧又或许是心头那份愁苦太过于沉重苏轼最终倚卧在了一棵枫树下。

已是秋季枫叶早已红了一树远远望去如同一团烈火燃烧着夜幕。风儿扫过调皮地摇落几片枫叶又转身离去。

一片火红的枫叶在空中打了个卷漂呀飘落入了苏轼的怀中。

轻轻地拾起枫叶苏轼喃喃自语道：“唉既知终会飘落枫儿你又何苦红得如此粲然如此璀艳呢？……莫非你亦有心？一颗火红的心？……”

苏轼用食指触摸着枫叶清晰的纹路耳边回响起远方的弟弟的声音。“哥哥……”“别灰心哥哥……”“让我们重头再来吧……”

刹那间苏轼如遭电击般战栗了一下他知道他的自信、他的豪情、他的志愿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

顾不得沾染上的灰尘苏轼匆忙地站起望向了夜空。不知何时遮月的云飘去月亮再一次绽放夺目的光彩甚至比刚才更加耀眼连北斗天狼也望尘莫及。

“月儿方才错怪你了！”苏轼朗声笑道“你有你的阴晴圆缺我有我的悲欢离合二者都是不能永团圆的呀！”说完苏轼入书房取出文房四宝挥毫写下了千古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明月几时有篇8

关键词：苏轼；多舛命运；旷达胸怀；豪放词风

苏轼的旷达，形成于几次生活挫折之后的痛苦思索。他一生贬谪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每次都经过激烈的感情冲突和心绪跌宕，都经过喜-悲-喜 的变化过程。元丰时贬往黄州，他的《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管家压酒囊。”他似乎很快地忘却了“诟辱通宵”的狱中生活的煎熬对黄州“鱼美”、“笋香”的称赞中达到心理平衡。但是，贬居生活毕竟是严酷的现实，不久不免悲从中来，他写孤鸿是“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写海棠，是“名花苦幽独”，“天涯流落俱可念”，都是他心灵的外化。随后在元丰五年出现了一批名作：前后《赤壁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西江月》（照夜弥 弥浅浪）等，都共同抒写然旷远、超尘绝世的情调，表现出旷达文化性格的初步稳固化。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一月二日出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宅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响！他又抒写“欣然”，描述口腹之乐。苏武一联云甘心老于惠州，实寓像苏武、管宁那样最终回归中原之望基调是平静的。但不久又跌入悲哀，《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诗，思绪首先牵向黄州之梅：“喜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浸，他又扬弃悲哀了，“人间何者为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借对岭南风物的赏爱之情抒其旷达之情。绍圣四年贬往儋州，梦中得诗云：“千山动鳞甲，万古酣笙钟。”以后的《桄榔庵铭》、《在儋耳书》、《书海南风土》、《书上元夜游》等文中，把旷达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他的词，在题材内容、表现方法、语言运用、风格特色等各个方面，都有新突破。所谓“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所谓宋词“至轼而又一变”都指明了苏词的地位。苏词的主要风格是豪放，后人将苏轼称为“豪放派”的祖师。

苏轼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一直对生活充满希望，对人生充满自信，即使在被贬时期，身处逆境的他依然如此。他之所以能逆境顺处，振作有为，不虚此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同他的旷达的胸怀分不开的。这种胸怀不仅是他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他文学创作上豪放风格的重要因素。

元丰五年七月望日时，苏轼与朋友泛舟夜游黄州赤壁。写下了他豪放词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词的开端写出“大江东去”，慨叹无数英豪像江水一样一去不复返。写赤壁雄伟壮丽的景象，感叹这美丽如画的江山引得当年多少英雄在相互较量。词的下片描写苏轼想象周瑜，“少壮有才貌”，有将才，在他青年时率军和刘备共抗曹操的大军是多么的得意。诗人和自己相比，写下了自己的失意：已生白发，政治上一无所成，壮志未酬，真是无穷的悲愤。最后“人生如梦”，感觉略有消极悲观，但一闪而过，下面转语“一樽还酹江月”冲破了这种悲愤情绪，表现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此词大笔挥洒，览物之情、怀古之思和身世之感揉合在一起，气势磅礴，成为千古绝唱，意境阔大，气象恢宏，横放杰出，堪称超穷盖世，前无古人。这首词以雄浑的风格，洗净了北宋词中那些脂粉气息，是苏词表现其功力、情趣和豪放风格的典型作品。

苏轼明月几时有篇9

苏轼想，这个网站好，足不出户也可交友遍天下，而且可以和同道之人在上面切磋作文之道，不受时空限制。于是苏轼赶忙邀请平生爱交友的父亲、弟弟加入人人网并给弟弟发消息：“约上陈慥，晚上咱们到江边喝几盅！”苏辙回道：“OK！”

到了约定时间，三人在江边会合，找了靠江稍显僻静的一家夜宵摊，要了几壶酒，几道菜。陈慥见菜单上有红烧肉，便把小二唤到跟前：“小二，来盘红烧肉！”苏轼嘱咐小二：“烧肉时，切记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要足。”小二应声而去。

傍晚江边，凉风习习，新月初上，倒映江中，竟是如画般美景。酒菜陆续上桌，红烧肉特有的香味，馋得大家口水直流。陈慥立马夹了一块，嚼了一口，叹道：“好吃！没想到经子瞻兄一指点，做出来的味道还真不一样！”苏轼淡定地吟道：“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苏辙连声叫好，随即掏出手机，拍下盘中美味，将美食图配上苏轼所吟打油诗，发到了人人网上。

有美酒助兴，三人畅聊世事。说到自己的遭遇，苏轼端着酒杯，望着江中月影，不免心中惆怅，借着酒劲，诗兴大发，随口吟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陈慥深为苏轼才气折服，苏辙也拍手叫好：“哥，明天你把这词整理一下，发到网上，听听大家的意见。”

觥筹交错之间，三人又饮数杯，直到都有了些许醉意，才各自蹒跚回家。

回到家中，苏轼将所吟之句整理了一下，取题为“念奴娇·赤壁怀古”，发表在自己的人人网主页上。发完后，一阵困意袭来，苏轼便沉沉睡去。

次日，苏辙兴冲冲地跑到苏轼住处：“哥，咱火了！你昨晚所作的猪肉打油诗，我取名“猪肉颂”，发在人人网上了，一夜之间粉丝已经过百万了！你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访问量已经有两百多万了！”

坡打开网站，发现人人网上像炸开了锅。自己的诗文后面已是赞声一片，评论无数。

有人回道：“哈哈，苏翁自比周郎，好一个羽扇纶巾，欲兼济天下，故借东南古役以咏北边战事，惜哉吾国未有英杰如孙仲谋，横戈一击，契丹又何惧哉？”

也有人回道：“樯橹灰飞烟灭，多少时光荏苒，公瑾英姿勃发，年仅二旬，便建功立业，苏翁叹世道之不公也。”

有人很喜欢苏轼的《猪肉颂》：“兄台《猪肉颂》一文，直引得我等吃货垂涎三尺。兄台被贬黄州，仍有此等平和、豁达心境，研究美食，实在佩服。”

苏轼明月几时有篇10

【论文摘要】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外地任职，都有许多利国利民的功绩。但是，他却在《自题金山画像》概括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将自己一生的功业概括在他遭贬的三个地方。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在他的仕途变化中，贬谪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黄州是他思想发生隶变之地，从此，他借助于佛老思想作为其精神支柱，最终集儒道择三家思想于一身，形成了他身处逆境而能旷达乐观、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而这种思想境界，使他面对更险恶的被贬之地惠州、儋州，却能与民同甘共苦。这才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在，是他留给后人精神上的最宝贵财富。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外地任职，都有许多利国利民的功绩。但是，他却在《自题金山画像》概括自己的一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将自己一生的功业概括在他遭贬的三个地方。在苏轼的一生中，政坛上大起大落，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有知杭州、颖州以及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政任上，为什么他独把在这三处的贬居看得如此重要呢?因为十几年的贬滴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暮年投荒，他经受了无数的磨难，贬滴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才成全了苏轼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他在到任的谢恩奏章上写到:“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这让一个御史台挑出毛病，又在他的诗文中寻章摘句，弹劫他蔑视朝廷甚至有不臣之心。他被押解人狱。这就是历史上的“乌台诗案”。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诗中抒发对新政的不满，激怒新党。苏轼因此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2月初被贬滴至湖北黄州，直至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初调离，共在黄州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苏轼被贬黄州作团终副使，其实身受监督管制，并不十分自由。这种灾难使苏轼对外界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和孤独，曾使他“魂飞汤火命如鸡”。平日借居定惠院，只是“闭门谢客对妻子”，而且不敢饮酒多言，“醉里狂言醒可怕”。原本一腔报国热情，准备大展宏图，却落得贬官流放黄州。然而，黄州的贬滴生活不仅造就了他文学创作上的一个辉煌时期，而且使苏轼从思想上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此期创作的词作有近100首，占其整个一生词作总数的四分之一(词作总数360余首);诗作《梅花二首》、《寒食雨二首》、《东坡》、《定惠院月夜偶出诗稿》等，词作《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散文《前后赤壁赋》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名作。他思想上的隶变可以从他的创作中看出印迹。

    从他初到黄州时期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苏轼这种孤寂心境和孤傲的人格理想: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那孤寂清高的孤鸿就是他的化身，这种无人能省的精神上的极度孤寂让豪情万丈的苏轼归于沉静，“拣尽寒枝”是对孤鸿的行动的描写，更是对自己光辉峻洁人格的写照。

    政治上陷人绝境，心理上饱受摧残，生活上困窘不堪促使他思索。儒家人世思想让他陷人困境，使他开始吸纳佛老思想作为自己在逆境中的处世哲学，困境中的不断省思，使他终于把自己从中解脱出来。苏轼是不肯服老服输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院溪纱》)最能体现他此时心境变化的是词作《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料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已然能吟啸迎风雨，大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胸怀，如此壮志豪情，又如此超然不羁，竟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其实，苏轼的这种精神一直是有儒家积极人世的理念支撑着的，即使是他刚从狱中走出，初到黄州时，也未曾放下过这个理念:“吾挤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懊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福祸得丧，付与造物。”这几句话掷地有声，至今读来仍振聋发馈，令人肃然起敬。一个逐臣犯官竟能怀如此忠义之心，足能得见苏轼人格的伟大。

    一场大的灾难，一次心底最深刻的自我剖析，让苏轼成熟了，正如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的评价:“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三咏赤壁的千古绝唱就此诞生:《念奴娇·赤壁怀古》写尽了他政治上的落寞，但读来却让人倍感豪放，全词气势恢弘，苍凉悲壮，化千年为一瞬，唯江月是永恒，这是苏轼发出的强者的壮音;前后《赤壁赋》则更多地表现为人生的哲思;《前赤壁赋》假托客言写人生之悲，又以庄子之齐天人、齐物我自我宽解，令人叹服;《后赤壁赋》中的道士化鹤过舟，真有随缘任性，清明无尘的仙人之境，其实道士、鹤已与自己融而为一，达到了“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进退自如境界。

    黄州的滴居生活使苏轼由锋芒毕露转为厚重的成熟，他已经具备了沉静处理政治打击的能力。绍圣元年(1094)，朝廷又以苏轼起草制浩“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读学士等职，先贬英州，接着，短短一两个月间，他先后接到贬滴诏令五道，最终落建昌军司马，贬宁远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条件比黄州还要差得多，一向被视为陷恶军州，贬滴至此地，往往就不能生还了。即使超然旷达，随缘任命的苏轼也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忧虑。然而他的到来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使他这颗受伤的心备受感动。所以，乐观的苏轼面对骨肉分离，万里投荒，依旧能豪迈赋出“暴雨过云聊一块，未妨明月却当空”的诗句(《慈湖夹阻风五首》)。惠州的民风淳朴，风光秀美，民众的热情好客，使得苏轼唱出“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日吱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美丽诗句(《食荔枝二首》)。他的心境也更加空明清净:“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叶窥佳蹲。”(《十一月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他甚至想终老于此，自己“譬如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他对惠州的评价是“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贬地俨然又成了乐土。

    这期间他并没有沉溺于释道出世思想，儒家济世精神依然起着积极的作用，他心地仁厚，爱民如子，孤忠思想使他不能无视人民的疾苦，不在其位而尽其可能地谋其政。在寻僧访道的同时，他积极通过各种关系和自己的影响为人民谋取福利:建水磨坊，推广插秧工具秧马，舍药救民，掩埋露骨，而后又建议惠州官员建营房整肃军纪，建议百姓纳税交钱交米应各从其便，并协助策划修建了惠州东西二桥和广州自来水工程。身为犯官而能如此，苏轼为民可谓弹精竭虑，千古难求!

    同时，他以佛老修身养性，破除人生的执著，追求人生的大彻大悟，不再局限子人生一时的得失，他要彻底放下世间一切的荣华富贵、名僵利锁，回归本真状态。虽然这一切出于人生的大起大落的辛酸，但也确实使他得到了超脱，佛老思想一度上升为他思想中的主流。

    苏轼再次遭难与此期写的一首诗有关:“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当时的宰相章谆看了这首诗笑道:“苏子瞻竟如此快活!”于是苏轼被贬滴到了海南澹州，“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苏轼因诗三次得祸，却依然“不知悔改”，他在给苏辙的信函诗中写到:“莫嫌琼州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他年谁做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然而苏轼这次是真的居无定所，衣食不继，从官舍被逐出后，只得与幼子苏过露宿桃榔树下，“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下无寒泉，然亦未宜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而居，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货矣。·一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苏轼依旧没有消沉，他在枕榔树下买地结了几间茅屋，取名“桃榔庵”，又有陶诗杜诗可读，日子也就将就过了。他依然保持了乐观旷达的精神，他把贬滴地澹耳当作修道养生的乐园，用超俗的眼光看待一切，苦地也就成了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