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范文10篇

苏轼范文篇1

关键字:苏轼文学思想源流

《赤壁赋》是脍炙人口的奇文,其明朗的意境、晓畅的语言、通达的哲理均给人以美的享受,泽被后人,百世流芳。当苏轼这位绝世的酿酒师用他真纯的心灵酿好美酒,封坛发酵后,他却羽化登仙,乘风归去。悠悠醇香弥漫文坛,馨馨如缕缠绵不去,留给后人几多感慨,几多遥想……世人皆知酒味之美,却不解其以何为料,窖成天香?当我细细品味这杯醇酒的时候,不自觉地思考:其朗快、豪迈、道蕴自然之特点自何而来?

一、浩风激荡,适逢大机

中华宗教文化的精髓不外乎儒、释、道三家。自汉代起,几乎历代君王都把儒家奉为国教,儒家可谓根正苗红,茂盛茁壮。然而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就起起落落,难成正统,为生存就必须与中国文化互相吸收、融合。到了宋代,三教融合成为社会思想发展的新趋势,佛家吸取、融汇儒道,比以往更自觉。恰当此时,禅宗的临济宗黄龙派首倡禅法文人化,世俗化,让禅宗走下神坛,走向民间。黄龙派禅法简便,机锋神秘,魅力独特,强烈地吸引了当时大批的文人士大夫。文人士大夫的禅悦之风因此而起,席卷域内。

生逢此世,时代思潮激荡扬弃,儒、释、道三家的融合为苏轼熔铸超旷圆融的人格和人生境界提供了一个大契机。

二、参学悟入,道理大用

苏轼首先是一位大儒。儒家的入世、功业思想对苏轼影响颇深。“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香草美人的意象,总是在不经意中透露出仕途多舛,功业未遂的感慨。人生的风雨让这位大人物不是仅仅执著于功业。失意人生中,道家的逍遥、澄怀静心等思想对苏轼影响巨大。放浪形骸,形体遨游天地之间,神思超绝八荒之外。苏轼在自己澄澈的心境中寻找独到的快乐。而佛家“三藏经论”、“解脱论”、“实相论”等教理教义又均为苏轼文学提供了更深邃的主题、意境和表现手法。这些都为苏轼清旷雄健的文学境界,增添了高风绝尘的风神韵致。

三教集于一身,形成了无比深厚的思想底蕴。在文学上形成了千载而下独一无二的文学极致。苏轼自己认为文学创作者唯有像参禅一样,澄怀静心谛观万物,才能培养出良好的创作心境,表达出精深的意境。苏轼的很多诗文就是以这样空静无碍的参禅心境来创作的。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

唯其能澄怀静心才能写出这番既浩渺又明净之景。怀着一种良好的审美心境,排拒了各种功利杂念的干扰,全身心地投入。苏轼在欣赏山水之美中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并让自己的精神畅游其中。

三、禅意悠然,大智大境

苏轼对天地万象所蕴含的诗情画意颇为敏感,他总是以一个修道者的情怀与创作者的心境,来表达自己的妙悟与体验,时时处处发现生活中的情趣和至理。在参悟和创作中提升自己的心境,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流离颠簸中彷徨失意时总能打破物我界限,以清澈纯粹的心境与浩渺自然相接,感受生命的律动。佛家讲“离四句,绝百非”,不执著于任何一边,不流于偏执,如圆转圜,不落两端,圆融无碍,才可以把握事物的实相真相。苏轼把这种理法用在诗文创作和感悟自然上,既运用文字,又不落于文字局限,言外生意,相外有境。

苏轼范文篇2

【关键词】苏轼养生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颇有造诣。苏轼一生的政治生涯坎坷，两次遭遇重大的人生变故，多次被贬谪，最远曾被贬官至琼州（海南岛），饱尝艰险困厄。然而，他直至晚年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佳作层出，寿近古稀，其中的奥秘，就在于苏轼注重养生养性。苏轼在多次的贬谪生涯中，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处世心态，并研究养生之术，力行养生之法。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苏轼的养生之道。

1旷达健康、乐观积极的心理状态

苏轼身处逆境时，总能从艰苦孤寂的生活中寻求乐趣，调节情绪，保持通达乐观的心态。

苏轼为官四十多年，生活多有窘困。被贬黄州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对青菜萝卜也食之如甘饴，甚至以粗粮野菜度日，时常“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并自称为“东坡羹”，在困苦生活中也能怡然自乐。被贬至海南，食不裹腹，病无医药，却能常与乡邻喝酒笑谈，可见他胜固欣然，贬亦可喜的旷达心态和宽广胸怀。

宋代是儒、道、释三教相融整合的时代，禅学对苏轼的心理调节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苏轼吸取庄禅之学“超然物外”“清静无为”“顺任自然”等思想，以此来修身养性，慰藉心灵，从而在失意中也能随缘安适。苏轼广交禅师，常与他们交游，说禅论道，也使自己尽可能化解不良情绪，心胸开阔，乐天健朗。

苏轼被贬荒蛮之地的岭南时，年已六十二，却依旧乐观。“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1］（《记游松风亭》），他除依旧写诗作赋外，还学习当地的酿酒技术，自制佳肴，上山采药，生活充满了情趣。

苏轼主张养心，力求“心平气和”“虚一而静”“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他在《问养生》一文中提出“和”与“安”的养心方法：“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任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2］尽管身处颠沛流离之境，苏轼也是让自己心境平和，洒脱自如，保持着“安和”的健康心理状态。

2良好的生活方式，科学的饮食习惯

苏轼有四条生活准则：“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他非常注意生活规律和饮食调养，生活节制有序。

苏轼谪居黄州，坚持生活有“三养”：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所以，饮食主张多吃菜少吃肉，认为“终年饱菜，虽肉不能及也。”［3］

苏轼虽然对美食很感兴趣，但对饮食讲究营养均衡，荤素搭配。他有着科学的饮食习惯，《东坡志林》记载：“东坡居士自今以往，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感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已饥方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当腹空时，即便入室，不拘昼夜，坐卧自便，惟在摄身，使如木偶”［2］，苏东坡的“已饥方食，未饱先止”，“宽胃以养全”的做法，与现代人提倡的“吃七八分饱利于健康”的说法是一致的，和现代养生理念相符。

另外，苏轼对食物的药用价值非常重视。在苏轼的《安州老人食蜜歌》《桂酒颂》《漱茶说》《服生姜法》《苍术录》《石菖蒲赞》《服茯苓法》等诸多文中都详尽地介绍了他自己服用蜂蜜、桂枝、生姜、茶和石菖蒲、苍术、茯苓等中草药的方法和效用。可见，时常进补、养生药物的服用对他身体的调理和长寿也是有帮助的。

贬谪生涯中，苏轼非常注意饮食调养，也好制作佳肴。在黄州他曾用竹笋烹制玉兰素鸡，以理气止咳；熬制麦冬饮，暖肺祛咳。在惠州，喜食当地的卢橘、杨梅、荔枝等水果。在海南他曾学当地土人食野荪山蔬。至于他自制的“东坡肉”“东坡羹”等也都是其讲究营养丰富与均衡的佐证。

3静坐练气功，清心又养气

喜与禅僧、道士结交的苏轼，受他们的影响，也内炼养气，外炼丹砂。他向禅僧请教“禅定”（静坐）之法，闲暇之余，常静坐养性。苏轼曾在海南儋县建了一座“息轩”，静坐养生，意守丹田，安神静志。他结合中医气血之道，自创整套气功保健法，其中包括步息功，卧息功，爬行功和桥功等等。《苏沈良方》就记载了他的一些中医气功思想。

他曾向道士学习气功，天刚亮便起床，先叩齿36次，随后呼吸吐纳，待满腹气极，则气徐徐而出。再用手摩擦脚心和脐下腰脊间，抚摩眼面耳颈，直至发热为止；最后按捏鼻左右五六次，梳发百余次。他在《上张安道养生诀论》中对此功评道：“此法甚效，初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苏轼的练气养生对其延年益寿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4能逸能劳，游赏山水

“善养生者使之能逸而能劳”，这是苏轼的养生理论，也是他身体力行之道。在黄州时，苏轼曾自建茅屋，在山坡上开荒种田种菜，经常进行田间劳动。

勤于劳作的苏轼，即使六十多岁，在天涯海角的琼州，还亲自开荒种地，并留有“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佳句。长年的劳动锻炼也让他有旺盛的精力，延年益寿。

游历名山大川，也是苏轼锻炼身体的重要途径。苏轼足迹几乎遍布宋朝主要州县，奇山妙水，无一不经物色游览。他爬山涉水，观海赏月，寻奇探幽，那些名山胜景给了他丰富的创作灵感，身体也大为受益，正如其文中所道：“俯仰山林之下，予以养生冶性”（《灵壁张氏园亭记》）。

【参考文献】

［1］苏轼.苏东坡全集，苏东坡文集［M］.广州:珠海出版社，1996:1808，1589.

苏轼范文篇3

苏轼身处逆境时，总能从艰苦孤寂的生活中寻求乐趣，调节情绪，保持通达乐观的心态。

苏轼为官四十多年，生活多有窘困。被贬黄州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对青菜萝卜也食之如甘饴，甚至以粗粮野菜度日，时常“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并自称为“东坡羹”，在困苦生活中也能怡然自乐。被贬至海南，食不裹腹，病无医药，却能常与乡邻喝酒笑谈，可见他胜固欣然，贬亦可喜的旷达心态和宽广胸怀。

宋代是儒、道、释三教相融整合的时代，禅学对苏轼的心理调节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苏轼吸取庄禅之学“超然物外”“清静无为”“顺任自然”等思想，以此来修身养性，慰藉心灵，从而在失意中也能随缘安适。苏轼广交禅师，常与他们交游，说禅论道，也使自己尽可能化解不良情绪，心胸开阔，乐天健朗。

苏轼被贬荒蛮之地的岭南时，年已六十二，却依旧乐观。“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1］（《记游松风亭》），他除依旧写诗作赋外，还学习当地的酿酒技术，自制佳肴，上山采药，生活充满了情趣。

苏轼主张养心，力求“心平气和”“虚一而静”“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他在《问养生》一文中提出“和”与“安”的养心方法：“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任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2］尽管身处颠沛流离之境，苏轼也是让自己心境平和，洒脱自如，保持着“安和”的健康心理状态。

2良好的生活方式，科学的饮食习惯

苏轼有四条生活准则：“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他非常注意生活规律和饮食调养，生活节制有序。

苏轼谪居黄州，坚持生活有“三养”：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所以，饮食主张多吃菜少吃肉，认为“终年饱菜，虽肉不能及也。”［3］

苏轼虽然对美食很感兴趣，但对饮食讲究营养均衡，荤素搭配。他有着科学的饮食习惯，《东坡志林》记载：“东坡居士自今以往，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感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已饥方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当腹空时，即便入室，不拘昼夜，坐卧自便，惟在摄身，使如木偶”［2］，苏东坡的“已饥方食，未饱先止”，“宽胃以养全”的做法，与现代人提倡的“吃七八分饱利于健康”的说法是一致的，和现代养生理念相符。

另外，苏轼对食物的药用价值非常重视。在苏轼的《安州老人食蜜歌》《桂酒颂》《漱茶说》《服生姜法》《苍术录》《石菖蒲赞》《服茯苓法》等诸多文中都详尽地介绍了他自己服用蜂蜜、桂枝、生姜、茶和石菖蒲、苍术、茯苓等中草药的方法和效用。可见，时常进补、养生药物的服用对他身体的调理和长寿也是有帮助的。

贬谪生涯中，苏轼非常注意饮食调养，也好制作佳肴。在黄州他曾用竹笋烹制玉兰素鸡，以理气止咳；熬制麦冬饮，暖肺祛咳。在惠州，喜食当地的卢橘、杨梅、荔枝等水果。在海南他曾学当地土人食野荪山蔬。至于他自制的“东坡肉”“东坡羹”等也都是其讲究营养丰富与均衡的佐证。

3静坐练气功，清心又养气

喜与禅僧、道士结交的苏轼，受他们的影响，也内炼养气，外炼丹砂。他向禅僧请教“禅定”（静坐）之法，闲暇之余，常静坐养性。苏轼曾在海南儋县建了一座“息轩”，静坐养生，意守丹田，安神静志。他结合中医气血之道，自创整套气功保健法，其中包括步息功，卧息功，爬行功和桥功等等。《苏沈良方》就记载了他的一些中医气功思想。

他曾向道士学习气功，天刚亮便起床，先叩齿36次，随后呼吸吐纳，待满腹气极，则气徐徐而出。再用手摩擦脚心和脐下腰脊间，抚摩眼面耳颈，直至发热为止；最后按捏鼻左右五六次，梳发百余次。他在《上张安道养生诀论》中对此功评道：“此法甚效，初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苏轼的练气养生对其延年益寿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4能逸能劳，游赏山水

“善养生者使之能逸而能劳”，这是苏轼的养生理论，也是他身体力行之道。在黄州时，苏轼曾自建茅屋，在山坡上开荒种田种菜，经常进行田间劳动。

勤于劳作的苏轼，即使六十多岁，在天涯海角的琼州，还亲自开荒种地，并留有“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佳句。长年的劳动锻炼也让他有旺盛的精力，延年益寿。

游历名山大川，也是苏轼锻炼身体的重要途径。苏轼足迹几乎遍布宋朝主要州县，奇山妙水，无一不经物色游览。他爬山涉水，观海赏月，寻奇探幽，那些名山胜景给了他丰富的创作灵感，身体也大为受益，正如其文中所道：“俯仰山林之下，予以养生冶性”（《灵壁张氏园亭记》）。

【参考文献】

［1］苏轼.苏东坡全集，苏东坡文集［M］.广州:珠海出版社，1996:1808，1589.

［2］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1：28.

［3］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368.

苏轼范文篇4

论文摘要：木斋把苏诗还原到苏轼诗词文创作、宋代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等多维坐标系中去研究。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居高临下审视苏诗这一文学现象，故能准确地洞见和窥探到苏诗的本质特色；另一方面，借苏诗的研究，反观中国诗歌史，牵一发而动全身，使苏诗成了撬动中国整个诗史的一个有力支点，实现了理论建构和个别作家作品研究间的良性互动。

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诚如王氏所言，此四子既以高尚之人格光辉闪耀于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同时也以天才般的文学才华照亮了中华五千年的文学历史。文学史研究也基本以此四子为重点，历朝历代致力于此四子之研究不乏其人。相比之下，大约对子美和子瞻的研究略为偏重，以杜甫和苏轼之名命名的研究刊物和研究室已蔚然成林。对杜甫研究史的再研究专著笔者尚未多见，而以对苏轼研究过程、研究史的梳理而形成的专著目前所知则有曾枣庄先生的《苏轼研究史》，对苏轼诗研究史之再研究和梳理出的专著则有王友胜的博士论文《苏诗研究史稿》。王友胜的论著主要考辨和梳理的是宋、金元及明清五朝对苏诗的研究状况，总体上说考辨详细、资料富赡，在学术史上的贡献当是功不可没的，但限于篇幅，对近、现代及今人研究情况无所涉及。

今人对苏轼诗歌的研究应该说也是颇下功夫的。比较好的选本有刘乃昌的《苏轼选集》(1979齐鲁书社)；吴鹭山、夏承焘、萧湄等人的《苏轼诗选注》(1982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曾枣庄《苏轼诗文词选译》(1990巴蜀书社)；徐续的《苏轼诗选》(1992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较好的论文集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推出的《东坡诗论丛》(1984四川人民出版社)、《东坡研究论丛》(1986四川人民出版社)、《苏轼诗词研究》；论著有谢桃坊的《苏轼诗研究》(1987巴蜀书社)，刘乃昌的《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苏轼论稿》(1994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刘朝谦的《苏轼诗学研究》(2001，四川文艺出版社)等等。这些论文、论著多从苏诗风格、题材、体裁、技巧、形成分期等角度入手，视角较广，所获颇丰。

在众多的研究之中最能形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当数木斋长期以来对苏诗的研究。他不是把苏轼诗歌当成一个单独的、孤立的研究对象，也不仅仅把苏诗置于宋代文学中去考察，而是把苏诗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去观照。他对整个文学史有自己独到清醒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套相对成体系、且具说服力的理论，所以他在研究苏东坡及其诗歌时总是把它置于这一宏观流变过程中去综合考察，尽量把苏诗还原到苏轼诗词文创作、宋代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等多维坐标系中去研究。一方面，凭借其宏观的理论视野居高临下，准确地窥探到苏诗的本质特色；另一方面，借苏诗的研究，反观文学史的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使苏诗成了撬动中国整个诗史的一个有力支点。这样就实现了理论建构和个别作家作品研究间的良性互动：在考察具体的作家时，因为有宏观理论的指导，不至于坠人到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而理不出头绪；同时又用具体的作家作品来反证理论的合理性。

一、宏观理论的建构：苏诗研究的理论准备

木斋对苏诗的研究不是封闭在一个固定的圈子里进行的，也不是简单、孤立的围绕苏诗而展开。他在研究苏诗之前，首先树立了科学的文学通史及断代史观，针对苏诗的特殊性又形成了具体的阐释理论，所以在苏诗的研究过程中始终有一套成体系的理论作依据。这种理论建构和研究实践科学结合的研究模式可以说具有方法论上的典范要义，这不仅适合于苏诗的研究，也适合于其他任何作家作品的研究。

(一)中国诗史分期——三大历程：苏诗研究的历史坐标

木斋一直致力于中国诗史新的探索，以期对中国诗史的宏观把握，同时对任何文学现象合理的纵向和横向的阐释。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诗歌流变》(京华出版社1998年8月)、《唐宋词流变》(京华出版社1997年11月)、《宋诗流变》(京华出版社1999年lO月)。这一系列流变史的写作，基本实现了对中国文学史的纵向梳理；而对苏诗的研究则是横向的阐释。当然，这种横向阐释也是在纵向把握中进行的。具体地说，首先是指中国诗史的“三期”说：前古典、古典、近代三期。传统的看法认为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诗歌都属于古典范畴，鸦片战争时候外国势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它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同时也成了近代文学的开端。木斋认为这种看法过分夸大了政治、军事因素对文学史的影响，甚至以社会的演变规律取代文学自身的演进规律，在事实上取消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同时，这种分法把鸦片战争之前的文学史笼而统之地都划人古典范畴，没有看清这一段文学史内部的阶段性特征。

木斋从文学的自身演变规律进行探索，科学地提出了中国诗歌发展史的“三期”说，即陶谢之前为前古典时期，永明体至唐代为古典时期，中唐、五代、宋以后为近代时期。前古典时期是一个诗乐一体、诗文一体的非纯诗时期，诗体以四言、五七言为主要形式，以赋比兴为主要表达方法，以描写男女爱情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明显体现着向古典时期演进的趋势：古诗十九首标志着“中国诗歌由不整齐向整齐的格律诗的演进，在‘句有定字’方面奠定了基础。”而永明体的出现则“奠定了格律诗‘字有定音，音分平仄’的基础”；谢灵运山水诗的出现拓宽了诗的写作内容，并进入以意象方式写自然山水、边塞风光的纯诗时代。近代则是一个重回诗文合一的时代，但古典时期的影响在此期没有立即消失，所以在宋人这里实现的是前古典与古典两大时期的整合，体现为散文句式章法中对格律节奏的容受和在近体诗中对前古典时期古风体神韵的追求。

三期的划分紧紧围绕着诗歌题材、诗体形式、表达方式，诗歌与音乐、散文的关系等内在的文学因素展开，划分标准上既简洁明了，又科学合理。以宋代作为近代文学的开端的划分方法，对现行所有文学史的分期法而言无疑是一种重大挑战，于整个学术界而言也当是一声振耳发聩的巨响。当然，如果文学史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理论方面的简单描述应当是不够的，木斋还有个案的研究，他分别标举陶渊明、王维、苏轼作为三期之代表加以细致的研究。研究的结论是陶渊明是前古典的终结者，王维是盛唐之音、古典时期的代表，苏轼则是近代的开启者。苏轼所谓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作诗方法，与“盛唐诸公”的区别正是古典与近代之间的差异。以这样的方法对苏诗进行考察，则苏诗中出现的某些特殊现象因为有整个文学史作为参照便豁然开朗。

(二)宋代诗史分期——五期说：苏诗研究的时代参照

文学史上任何一个重要作家作品的出现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除了来自前代的文学的影响外，本朝，甚至同期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都可能会对之产生影响。所以，对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除了还原到整个文学史中去外，还应对他同时期的文学情况进行考察。木斋先生对苏轼的研究也是如此，除了窥探苏诗在整个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外，还特别注意苏诗在宋代文学中的位置。这一点往往为众多的学者忽视，如谢桃坊先生的《苏轼诗研究》对苏轼一生的诗作创作过程梳理得较详细，对北宋初期的文坛情况虽也有介绍，但对苏诗在整个宋代文学中的地位则语焉不详。

关于宋代诗史的分期，清人陈衍仿照明代高檬在《唐诗品汇》中对唐诗的分期，同样提出了四分法：“元丰元佑以前为初宋；由二元尽北宋为盛宋，王、苏、黄、陈、秦、晁、张俱在焉，唐之李、杜、岑、高、龙标、右丞也；南渡茶山、简斋、尤、萧、范、陆为中宋，唐之韩、柳、元、白也；四灵之后为晚宋。这是一种脱离宋代诗歌创作情况、牵强比附唐代诗史的僵硬划分法。木斋在深入考察宋代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五期分法，并对各期的创作特征作了总结，这对苏诗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时代参照系：从宋开国到仁宗天圣间，为初宋时期。活动于此期主要是宋初三体，它们“奠定了以后宋诗发展的基本路数，是宋诗的开蒙时代。”此论直接驳斥了宋诗开启始于梅欧之说。陈师道说“本朝诗唯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畦淫稍息，风雅之气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

木斋敏锐地看到盛宋时期的梅、欧在反对西昆资书以为诗和晦涩文风同时，也有对白体的光大的地方；而黄庭坚之后的江西诗派则有对西昆派重视才学因素的吸纳；晚宋四灵和江湖派则有对晚唐体回归的明显倾向。这是完全符合宋诗的发展情况的，体现了对宋初三体的新认识。盛宋则是以梅、欧、王、苏为代表，以自然平淡为灵魂，以无法之法为最高境界，“确立了盛宋诗歌体制的方向，特别是苏轼的出现，和以苏轼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在元佑时期的文学活动，使宋诗及宋代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堪与盛唐抗衡。”对这一时期及苏轼的评价都是极有见地的。他认为这时期的诗坛是分三个阶段演进的：梅欧处于盛宋的第一阶段，其主要使命在对西昆体的否定和批判，同时确立平易诗风为盛宋诗格的灵魂；王安石为第二阶段，对元佑党人倡导的诗风给予肯定和再确立，同时对梅欧已有的一些因素，譬如“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等予以再创造。苏诗则是在对梅、欧、王等人的诗歌的继承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一朵奇葩。文学史中虽然苏、黄经常并称，但苏黄之间存在“有法之法”与“无法之法”、直觉与法则之间的根本区别，苏是盛宋的终结者，而黄则开启下个时代——江西诗派时代。江西诗派之后是中兴诗派，从根本上说它是对江西诗派的叛逆、是对盛宋的回归。杨万里在此期破旧立新，实现了对江西诗派的否定和变革；陆游和范成大的贡献则在于对中兴诗体的建树。随着江湖诗派和四灵的出现，宋诗进入晚宋时期。通过对宋代诗史的梳理，苏诗的渊源关系就一目了然了，比如欧诗豪放因素，梅诗自然平淡，王诗的典重老练等对苏诗的影响；苏诗的发展脉络也非常清晰了，这比单纯对苏诗进行封闭式的研究，其视野无疑开阔得多。

(三)意境：物境、情境：诗歌意境理论的新突破

意境理论的充实和发展是木斋研究苏诗获得的重要的理论创见。他早在1987年就发表了《意境、物境、情境》的论文，对于意境这一诗歌美学概念提出了新的界说。传统的意境论主要着眼于情与景、意与象的关系理解，如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今人的理解也大致停留在这个水平，如蓝华增说“情与景统一，意与象统一，形成意境。”(《说意境》)赵景瑜理解意境“就是情景交融，形神结合。”(《说意境》)周来祥认为“情与景，物与我，客体与主体浑然统一的意象，便是意境。”(《是古典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持大致相同看法的还有朱光潜，宗白华等人。按照这种“情景交融”、“主客统一”的传统解释，则任何情都必须托景即借景才可以抒发。那么意境的表现方式就只有一种，就是景中含情、情借景出；则主体的直抒胸臆、议论说理等皆不在意境范围之内，这种诗即无“境界”。传统意境论过于强调情对景的依赖，一方面使意境论的外延过于狭窄，另一方面把“意境”局限在“意象”这一层次，几乎跟物象等同起来，这些所谓的意境论者事实上都只在自己的圈子里打转，陷入了理论阐释的困境之中。

从阐释角度对传统意境论的突破，当始于王国维。他说“何以谓之有境界?日：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这里把写景与抒情、述事并列而论，标志着王氏把单纯抒情看着意境的表达方式之一，具有开拓之功。于《人间词话》卷上第35则又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为人心中一境界。故能写真境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开始明确标举心中之真情为意境之一。此后叶嘉莹先生也赞同此说，“《人间词话》中所标举的‘境界’，其含义应该乃是说凡作者能把自己所感知之‘境界’，在作品中作鲜明真切的表现出来，使读者可得到同样真切之感受，如此才是有境界之作品，所以欲求作品之有境界，则作者必须先对其所写之对象有鲜明真切之感受。至于此一对象则可以为外在之景物，也可为内在之隋感……”此可谓是深谙王氏之说的。可惜王国维和叶嘉莹都没有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具体的作品阐释之中。木斋则是运用这一理论进行作品分析的第一人，且对王氏这一理论进行了发展，进行了开拓性的阐释。他从王昌龄诗格中的“三境”说(“诗有三境，一日物境……二日情境……意境”出发，结合苏诗的具体特点提出新的看法：意境包含物境、情境两种方式。其中，物境与意象近，主要指情景交融类型；情境指不借物而直抒胸臆一类型。这对意境理论本身是一种提升，对其内涵进行了充实，对其外延又进行了拓展；这对于“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诗，特别是苏诗也是一次提升，使向为人非议的宋诗终于成为“诗中一格”(《随园诗话》)。

(四)苏诗中的“比喻意象”：苏诗表达方式研究新论按照木斋《意境：物境、情境》的解释，“以文为诗”的宋诗也是有意境的，那么宋诗或者说苏诗是以什么类型的意象来体现这种特有的意境呢?木斋通过对王孟、李杜、元自、韩孟、梅欧等诗歌意象的比较，从诗歌与赋体、与散文的离合关系中，指出相对于唐诗那种诗中有画的“有画意象”而言，以苏诗为代表的宋诗是一种“比喻意象”，“是对唐人不脱离画面的意象方式的具有分野性质的变革。苏诗中的比喻意象大都是在散文化句式中、在议论化的句式中形成的，是散文句式、议论句式主干上的花蕾，因此极大地淡化和疏离了意象在诗歌中的作用。”“它使诗歌不复是某个具体场景的摹写，而是由眼前实境向着想象的境界飞升，它更为深入诗人的主体世界，句式更为灵动飞跃，更为易于调动作诗者的才华和学养，更为易于表达种种复杂的情感和见解。”很显然这些精辟的见解在意境论的基础上对苏诗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意境——物境、情境”和“比喻意象”的提出都是对诗歌研究理论的突破和丰富，它使诗歌研究视野跳出旧说的藩篱和牢笼，从而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二、具体而微的苏诗研究

木斋在积淀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后，再从宏观理论中走出来，转而对苏诗作具体的研究，主要从苏轼的个性、艺术态度、艺术主张，以及苏诗的创作技巧等诸方面展开。苏轼一生可以说始终在以自己的诗歌书写一部属于个人的历史，不妨亦称“诗史”，在这部诗史中闪耀着苏轼的人格光辉、审美情趣、人性关怀等等；反过来，研究苏诗也不能离开对苏轼这些个性因素的分析。

(一)苏轼的野性论。苏轼的野性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反抗尘世的束缚，反抗黑暗现实的迫害，追求正直士大夫所普遍向往的政治愿望。苏轼先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晚年又因朝中奸佞重提诗案再贬惠州、儋州，而他始终保持着坚毅不屈之精神。元佑时期虽一度得意，但不久又因与旧派领袖、与他有提携之恩的司马光发生龃龉，正如他所言的“满肚子不合时宜”等等无处不体现着他的野性。第二、表现为“豪迈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与自然打为一片的情怀”，甚至包括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之一面。这种野性对诗歌的影响就是形成了“放笔纵意，嬉笑怒骂”，豪放恣肆、“奔放婉转、锋锐博赡”的艺术特色。

(二)苏轼的隐逸情结引。李泽厚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深刻沉重。”木斋沿着李泽厚的结论进行思考，从与屈原、陶渊明的比较中，看到苏轼“从来没有真正地想做一个隐士。归去的反复的吟唱只是他对陶渊明代表的士人出世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而已”，时代文化和个人的个案原因决定了苏轼“欲隐难隐，欲仕难仕”的矛盾结局。他至多能做的就是“一方面承继屈原以来、党锢以来的积极用世精神，在时代的氛围中，以大我为人生意义；另一方面光大渊明精神，通过对渊明的发现和重塑完成小我的个人品格，从而成为宋代文化的真正代表。”

(三)苏轼的审美人生。沿着苏轼“野性”论和仕隐情结的追问，得出的结论自然将是苏轼以审美的态度面对人生。苏轼的人生就是“沉浸于文学艺术的读书写作中，玩赏人生宇宙的色相、秩序、节奏与和谐。”可以说“现实功利的所有一切，包括功名的、富贵的、都不在苏轼胸中真正留意，只有文学的、艺术的的创造才是苏轼终生辛勤耕耘的园囿。”可以说苏轼的这种达观人生态度，为后世士人树立了一种典范。

苏轼范文篇5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㈠《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

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纯爱情词。它毫不掩饰的写了一个男子的单相思。作者这里描写的单相思之情是健康的，是朴素的，就像爱情本身那么健康，就像生活本身那朴素。这首词没有一点前人词作的艳情成份，给人凄婉，缠绵的无奈之感。充分显示出苏轼对言情题材的婉约词的革新。

㈡《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注2]

这是一首千古传颂的悼亡词，是苏轼写给原配王弗的。这首词抒发的情感自然深挚、凄恻、哀婉、缠绵，在苏轼婉约风格的词中堪称一绝。王弗于治平二年（1065年）逝世，此词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岁次乙卯，距离妻子死去刚好为十年，所以说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是说词人即使不去思念亡妻，也无法忘怀。可见王弗在词人心中的份量有多重，既然无法忘记难免会有想起的时候。这一句看似矛盾，事实并不矛盾。“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想到爱妻已死，感慨万千，孤坟远在千里之外，没办法在一起诉说这些年的凄凉遭遇。“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是词人的一种假设，即使彼此相逢，只怕也相互不认识了。十年的宦海浮沉，早已容颜非昔，鬓发全白，为下文的记梦作铺垫。“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作者梦到了妻子正在一个梳妆的情景。一句相顾无言，包括了千言万语，表现了无声胜有声的悲痛之感。一个梦把过去拉回了现实之中，但美好情景已不可能再出现。这个梦也使人感到无比的凄凉。“料得年年肠断处。”词人料想长眠地下的爱妻为了眷恋活着的亲人也该肝肠寸断了吧！“明月夜，短松冈。”化情思为景物，将作者的思念通过环境的描写表达了出来。

苏轼在这类歌咏真挚爱情的词作，不仅仅只有这两篇，如：《蝶恋花》（蝶懒莺慵春过半）[注3]等。《蝶恋花》（蝶懒莺慵春过半）中写到“云有鬓鬅松眉黛浅。总是愁媒，欲诉谁消遣。未信此情难系绊，杨花犹有东风管。”写的是一位闺中少女伤春的情怀。

三﹑约婉约词的基本特征——美的意境

意境是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韵味无穷是意境的美感魅力所在。“韵味”是意境中蕴涵的那种咀嚼不尽的美的因素和效果，包括物色﹑情感﹑意味﹑风格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美感效果。[注C]创造美的意境，是婉约词的基本特征,作家们把美的语言、形象、意境，和谐地统一起来，创作出大量具有诗情画意的绝妙好词。苏轼的婉约词摆脱了传统婉约词的香艳软媚,显的清新真挚、明丽净洁。跟花间词的“以艳为美”、柳永词的“以俗为美”相比，苏轼的婉约词呈现出“以雅为美”的特点。

㈠《点绛唇》（红杏飘香）：

红杏飘香，柳含烟翠拖轻缕。水边朱户。尽卷黄昏雨。烛影摇风，一枕伤春绪。归不去。凤楼何处。芳草迷归路。[注8]

开篇渲染如画般的春色，红杏﹑烟柳最具代表性。写红杏更写其香，杏花的香味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红杏飘香，更显出词人感受的真实。写翠柳，将其比作含烟﹑拖轻缕之状，既写出了其轻如烟之态，又写出了垂枝轻拂之姿。词人用词典雅﹑精炼，描绘出如画般的春色。“红杏飘香，柳含烟翠，”与“芳草迷归路。”前后照应，相反相成。红杏香柳，属相思中的境界，如画般的春色之美令人神往；芳草迷归路，给人一种凄美之感。

㈡《阮朗归·初夏》（绿槐高柳咽新蝉）：

绿槐高柳咽新蝉，薰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注9]

“绿槐高柳咽新蝉，”是初夏特有的景物，绿叶成荫的槐树，高大的柳树，还有绿叶的深处的新蝉的鸣声。一片阴凉清雅的庭院环境。“碧纱窗下水沉烟，”碧纱窗下的香炉里飘浮着袅袅香烟。碧纱和白烟相衬托，既有形象之美，又有香气可闻。给人一种清静优雅的感受。“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又是一番园池夏季景象。小荷刚刚长成，小而娇嫩，一阵细雨过后，轻风把荷叶吹翻；石榴花色本来就鲜红，经过雨水的清洗更加如火一般的红。小荷翻的一个“翻”，榴花开欲燃的一个“燃”，给人一种动态的﹑优雅的美的感受。这也就符合了苏轼婉约词“以雅为美”的特点。

苏轼婉约词中体现苏轼“以雅为美”尚有其它名篇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注10]，“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描绘的暮春景色的句子：《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注11]，“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描写的凄美的景物的句子等。

四﹑结论

本文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分析，虽然不能概括苏词婉约词风的全部，但是苏轼婉约词的基本状况已经反应了出来。假使苏轼没有开创豪派，单凭他婉约词的创作，也足以让他流芳百世。苏轼不仅是豪放派的代表，更是写婉约词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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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注释：

[1]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54页。

[2]徐中玉﹑金启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3]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56页。

[4]徐中玉﹑金启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5]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339页。

[6]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306页。

[7]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41页。

[8]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53页。

[9]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388页。

[10]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02页。

[11]同注[2]

内容提要：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参考文献：

[A]本文有关苏轼生平的简介，参见徐中玉﹑金启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79页。

苏轼范文篇6

【关键词】苏轼养生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颇有造诣。苏轼一生的政治生涯坎坷，两次遭遇重大的人生变故，多次被贬谪，最远曾被贬官至琼州（海南岛），饱尝艰险困厄。然而，他直至晚年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佳作层出，寿近古稀，其中的奥秘，就在于苏轼注重养生养性。苏轼在多次的贬谪生涯中，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处世心态，并研究养生之术，力行养生之法。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苏轼的养生之道。

1旷达健康、乐观积极的心理状态

苏轼身处逆境时，总能从艰苦孤寂的生活中寻求乐趣，调节情绪，保持通达乐观的心态。

苏轼为官四十多年，生活多有窘困。被贬黄州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对青菜萝卜也食之如甘饴，甚至以粗粮野菜度日，时常“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并自称为“东坡羹”，在困苦生活中也能怡然自乐。被贬至海南，食不裹腹，病无医药，却能常与乡邻喝酒笑谈，可见他胜固欣然，贬亦可喜的旷达心态和宽广胸怀。

宋代是儒、道、释三教相融整合的时代，禅学对苏轼的心理调节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苏轼吸取庄禅之学“超然物外”“清静无为”“顺任自然”等思想，以此来修身养性，慰藉心灵，从而在失意中也能随缘安适。苏轼广交禅师，常与他们交游，说禅论道，也使自己尽可能化解不良情绪，心胸开阔，乐天健朗。

苏轼被贬荒蛮之地的岭南时，年已六十二，却依旧乐观。“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1］（《记游松风亭》），他除依旧写诗作赋外，还学习当地的酿酒技术，自制佳肴，上山采药，生活充满了情趣。

苏轼主张养心，力求“心平气和”“虚一而静”“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他在《问养生》一文中提出“和”与“安”的养心方法：“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任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2］尽管身处颠沛流离之境，苏轼也是让自己心境平和，洒脱自如，保持着“安和”的健康心理状态。

2良好的生活方式，科学的饮食习惯

苏轼有四条生活准则：“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他非常注意生活规律和饮食调养，生活节制有序。

苏轼谪居黄州，坚持生活有“三养”：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所以，饮食主张多吃菜少吃肉，认为“终年饱菜，虽肉不能及也。”［3］

苏轼虽然对美食很感兴趣，但对饮食讲究营养均衡，荤素搭配。他有着科学的饮食习惯，《东坡志林》记载：“东坡居士自今以往，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感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已饥方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当腹空时，即便入室，不拘昼夜，坐卧自便，惟在摄身，使如木偶”［2］，苏东坡的“已饥方食，未饱先止”，“宽胃以养全”的做法，与现代人提倡的“吃七八分饱利于健康”的说法是一致的，和现代养生理念相符。

另外，苏轼对食物的药用价值非常重视。在苏轼的《安州老人食蜜歌》《桂酒颂》《漱茶说》《服生姜法》《苍术录》《石菖蒲赞》《服茯苓法》等诸多文中都详尽地介绍了他自己服用蜂蜜、桂枝、生姜、茶和石菖蒲、苍术、茯苓等中草药的方法和效用。可见，时常进补、养生药物的服用对他身体的调理和长寿也是有帮助的。

贬谪生涯中，苏轼非常注意饮食调养，也好制作佳肴。在黄州他曾用竹笋烹制玉兰素鸡，以理气止咳；熬制麦冬饮，暖肺祛咳。在惠州，喜食当地的卢橘、杨梅、荔枝等水果。在海南他曾学当地土人食野荪山蔬。至于他自制的“东坡肉”“东坡羹”等也都是其讲究营养丰富与均衡的佐证。

3静坐练气功，清心又养气

喜与禅僧、道士结交的苏轼，受他们的影响，也内炼养气，外炼丹砂。他向禅僧请教“禅定”（静坐）之法，闲暇之余，常静坐养性。苏轼曾在海南儋县建了一座“息轩”，静坐养生，意守丹田，安神静志。他结合中医气血之道，自创整套气功保健法，其中包括步息功，卧息功，爬行功和桥功等等。《苏沈良方》就记载了他的一些中医气功思想。

他曾向道士学习气功，天刚亮便起床，先叩齿36次，随后呼吸吐纳，待满腹气极，则气徐徐而出。再用手摩擦脚心和脐下腰脊间，抚摩眼面耳颈，直至发热为止；最后按捏鼻左右五六次，梳发百余次。他在《上张安道养生诀论》中对此功评道：“此法甚效，初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苏轼的练气养生对其延年益寿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4能逸能劳，游赏山水

“善养生者使之能逸而能劳”，这是苏轼的养生理论，也是他身体力行之道。在黄州时，苏轼曾自建茅屋，在山坡上开荒种田种菜，经常进行田间劳动。

勤于劳作的苏轼，即使六十多岁，在天涯海角的琼州，还亲自开荒种地，并留有“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佳句。长年的劳动锻炼也让他有旺盛的精力，延年益寿。

游历名山大川，也是苏轼锻炼身体的重要途径。苏轼足迹几乎遍布宋朝主要州县，奇山妙水，无一不经物色游览。他爬山涉水，观海赏月，寻奇探幽，那些名山胜景给了他丰富的创作灵感，身体也大为受益，正如其文中所道：“俯仰山林之下，予以养生冶性”（《灵壁张氏园亭记》）。

【参考文献】

［1］苏轼.苏东坡全集，苏东坡文集［M］.广州:珠海出版社，1996:1808，1589.

苏轼范文篇7

关键词：苏轼;饮食诗;饮食观;饮食文化

宋代饮食可谓是中国饮食史上的转折时期,食物由之前的匮乏慢慢变得丰盛,做法也更加细致。宋朝文人以闲适、从容的心态去琢磨饮食,并以聚友饮茶、饮酒为风尚,于是宋朝文人士大夫纷纷以描述日常饮食为雅,其中以苏轼为代表。他因为屡次反对当朝者的政策而受到排挤,一生三起三落可谓经历坎坷。苏轼多次被贬外地,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却有在中国各地生活的经历,这为他遍尝中国各地美食提供了可能,也激发出他自己动手创制美食的热情。同时苏轼还发挥了他作为一个文人热爱创作的天性,在品尝过各地的美味佳肴后积极地将这些美食用诗歌记录下来,其中有许多诗是直接用食物名当作诗名，如：《野雉》、《鳊鱼》、《豆粥》、《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等。苏轼以食物入诗，不仅扩大了宋诗的表现范围，在弘扬了饮食文化的同时对地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尽管苏轼到处漂泊，但他乐天知命的性格也使他能在艰苦的环境中苦中作乐，从而更加激发他作诗的灵感。

一.饮食与养生

苏轼一生经历坎坷,多次被贬不仅是对他心智的磨练,也是对他身体的劳损,“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1]“我今四十二,衰发不满梳”[2]可谓是身心俱疲。然而在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后,苏轼仍活到六十四岁的高龄,不仅与他豁达的性格和积极的心态有关,也与他善于通过饮食来养生有关。苏轼认为饮食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作用,于是他从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观察中总结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节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药于已病之后。”[3]苏轼给其好友张鹗的养生方法:“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4]就被记载在《东坡志林》中,这里的第四点“晚食以当肉”既是从饮食角度给出的养生建议。而苏轼也非常克制自己日常饮食的摄入量：“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撰,则三之,可损不可增。”[5]可见苏轼十分看重通过节制饮食来达到养生的目的。

二.饮食与人生理念

苏轼的饮食诗大部分是在外地流放期间创作的,每一次的贬谪对他都是一种打击,然而苏轼能做到乐观豁达地积极面对,与他善于自我疏解排遣负面情绪有关。而烹制美食也是苏轼将注意力从悲愤的心情中转移出来的一种手段。比如《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倒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6]苏轼的政治生涯如此坎坷,但他却用自己达观的心态来进行自我解嘲,用“鱼美”与“笋香”来自我安慰,倒使人开始羡慕起他的口福来了。苏轼的饮食诗不仅描写食物,还表现出他幽默、诙谐的个性。他在《食豆粥颂》嘲笑僧人:“道人亲煮豆粥,大众齐念《般若》。老夫试挑一口,已觉西家作马。”[7]苏轼看到常年念经食素的苦行僧吃豆粥、念《般若》,不禁用幽默的口吻说自己吃了一口豆粥就仿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诙谐的态度正是他圆通灵活人生观的体现。林语堂说苏轼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8]。苏轼并没有刻意去表现自己通达、乐观的人生态度,038但我们在他的饮食诗中可见一斑。

三.苏轼饮食诗中体现的宋代饮食习惯

1.清淡素雅的口味。宋代人将饮食作为人格的象征。这也与佛教思想在宋代社会的广泛传播有关,他们把荤菜看作是富贵的代表,但又把它与粗鄙的人格相联系;而对于素食,宋人的态度则有了转变,他们把素食与高洁的人格联系起来,认为素食比荤菜更能体现清雅的品味,如苏轼在《元修菜》中写到:“润随甘泽化,暖作青泥融。始终不我负,力与粪壤同。”[9]苏轼将之比喻为乐于奉献的君子人格。爱吃素食说明宋代人的口味普遍偏于清淡。2.崇尚天然的观念。因为古人的自然生态观,宋代人遵从大自然的原生态观念,他们的日常饮食更崇尚保持食物原料的天然原味[10]。苏轼有诗句:“雪沫乳花浮午盏,缪茸高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11]缪、笋等都是极为常见的蔬菜,这些食材都可以从大自然中得到,体现出宋代人顺应自然的选择。而饮食上的简单朴素则反映了宋代人对宁静淡泊人生的追求。3.肉食结构的变化。随着宋代南北经济的密切交流,常见的肉类除了鸡、鸭、鹅等家禽,还有羊肉和猪肉。而各种野味也在宋代肉食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比如河豚、老鼠、蝙蝠等。“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12]《惠崇春江晚景》中的河豚和“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旧闻蜜卿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13]中描写的老鼠与蝙蝠就是苏轼爱吃的野味，可见宋代的肉食结构发生了变化。4.蔬菜品种多样。“蔬亚于谷”,蔬菜在宋代饮食中是重要的食材。宋代时候的蔬菜品种已经十分多样了,常见的有篙、笋、莼菜、芹菜、白菜、韭菜等。但各地的蔬菜品种有所差别,而南方蔬菜与北方蔬菜的差别尤其突出。苏轼在《春菜》中写出了南北蔬菜的差异:“蔓菁宿根已生叶,韭芽戴土拳如蕨。烂烝香荠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宿酒初消春睡起,细履幽畦掇芳辣。茵陈甘菊不负渠,绘缕堆盘纤手抹。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棱如铁甲。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牙寒更茁。久抛菘葛犹细事,苦笋江豚那忍说。明年投劾径须归,莫待齿摇并发脱。”[14]家乡四川的蔓菁、韭菜、荠菜、青蒿等蔬菜让苏轼无比怀念,但彼时苏轼却身在北方难以尝到家乡美味。

四.苏轼饮食诗的影响

苏轼并不是第一个将食物写进诗歌里的人,早在先秦时代,《诗经》中就有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作品,但第一个自觉地将饮食写入诗歌中的人却是陶渊明,他赋予了饮食诗一个新的审美意义。而苏轼继承了陶渊明饮食诗的美学境界,给予饮食题材以足够的重视,使饮食诗大放异彩。[15]宋代诗人以日常生活细事入诗,苏轼的饮食诗不仅迎合了宋诗以俗为雅的审美,更是扩大了宋诗的表现范围,将如此众多的食品写入诗中不仅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还促进了饮食新诗风的形成。北宋饮食文化的发展为苏轼创作饮食诗提供了条件,同时苏轼的饮食诗也推动了北宋饮食文化的发展。苏轼的宦游经历使他品尝到大江南北的食物,尤其是平民饮食,这些美食为他的诗歌写作提供了材料,而随着苏轼饮食诗的传播,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鱼等美食得以流传,北宋的平民饮食文化也得到了发展。

五.结语

苏轼并不是第一位写饮食诗的作家,但他将美食与文学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美食成为文化的载体,对研究北宋饮食文化与饮食风俗做出了贡献,同时他通过描写美食来表现自己的人格修养,侧面体现了宋代文人的思想方式与生活状态。“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16]苏轼每到一处即热心地用诗文记录下当地的饮食风味,我们可以从苏轼的饮食诗中感受到他乐观的心态与生活的乐趣。同时他并没有受到孟子“君子远庖厨”理论的影响,而是积极参与实践创作,烹制出了许多以“东坡”命名的菜肴,这也是他积极人生观的一种体现,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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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苏轼.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苏轼范文篇8

北宋熙宁十年（1077），苏轼调任徐州知府，进入了他的“徐州时期”，林语堂先生称之为“黄楼时期”。这一年，苏轼开始了他的“真正的生活”。熙宁四年（1071）六月，夹在新旧党争旋涡中的苏轼乞补外任，离开了危机四伏的汴京。年轻气盛的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做地方长官的副手，这多少限制了他的才华施展。熙宁七年（1074）六月，苏轼改差知密州，在密州虽然身为太守，但是此地贫穷而偏远，也不是他施展行政才能最好的舞台。三年后，另一所城市———徐州，与苏轼相遇，并成就了这位文化巨人生命的丰富和绚烂。一年零十一个月的“苏徐州”，于元丰三年（1080）才得以“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地走向他的“黄州时期”，去实现其文化人格的再一次升华。北宋时的徐州，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城市，为南北之襟要，京东之门户，而且物产丰富，出产黄冈岩、煤、铁，“地宜菽麦，一熟而数岁饱”。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所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列为古九州“冀、衮、青、徐、扬、荆、豫、梁、雍”之一，风物秀美，历史悠久，文化昌盛，民风淳朴。入徐作官，进则经世济民，退则休养性情，徐州的一切在苏轼眼中都充满着魅力。密州卸任后，苏轼先差知河中府，后又接改知徐州，受命后他欣然前往。此身无用且东来，赖有江山慰不才。旧尹未嫌衰废久，清尊犹许再三开。满城遗爱知谁继，极目扁舟挽不回。归去青云还记否？交游胜绝古城隈。（《诗送交代仲达少卿》）这是苏轼抵徐后所作的第一首诗。熙宁十年（1077）春，原徐州知州傅尧俞因“失察”而被罢官，由徐州通判江仲达署理知州，他向新任知州苏轼移交公务后即调离徐州。苏轼赠诗送行，给予江仲达极高的评价，这其中难免官场上的礼节和文人间的客套，但仔细品读，诗中也浸润着苏轼对这座城市天生的喜爱和施政为民的期待。密州任内忧国忧民的无限惆怅和踌躇满志的无以施展，已然在徐州找寻到行动的空间、情感宣泄的载体。“极目扁舟挽不回”，这既是苏轼对江仲达的赞颂，也是为自己立下了未来行动的标杆。徐州任上的苏轼，奋发有为，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爱戴。“他的天性中有自由放达的诗人气质，却并不防碍其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他干练、果敢、乐观、亲民，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实干家；他喜游览，性不羁，“冈头醉卧石作床”，引起“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给人奔放和热情；他才情横溢，胸有成竹，随物赋形，笔带风雷，留下了大量令人激赏的诗文；他深谋远虑，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徐州上皇帝书》尽显了战略家的风采和思想家的洞悉力。“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才子秦观一语道破了苏轼在徐州展现出的种种魅力。苏轼注重养炼，善于吸纳，具有极高的心智，儒、释、道三家互补，挥洒出熠熠的人格光芒。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学习和接受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儒家思想是他一生立身处世的根本；面对佛道思想，他则经历了从顺其自然而习之，到积极主动地批判吸收，促成儒、释、道三者融合的最终实现。苏轼在徐州期间，其思想发生了从以儒为主到儒道兼善的转变。其实，儒、释、道思想纵贯苏轼的一生，只是在特定的时间段中，他表现出不同的倾向而已。入徐以后，受到地域文化氛围、人生遭遇的多种影响，苏轼思想更加成熟圆融，对儒道的思考和认识达到了更高程度的融合。

二、“吾生如寄耳”的人生思索

抵徐之后，苏轼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作了新的思索和总结。在苏轼的诗集中，先后有九处用了“吾生如寄耳”一句，显然，“寄寓”思想是苏轼对人生的基本判断。按时间顺序，他首次提出这一思想是其在徐州创作的《过云龙山人张天骥》一诗中“：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故山岂敢忘，但恐迫华皓。”与此同时，他在徐州创作的《宝绘堂记》中也明确提出君子当寓意于物的思想。苏轼在徐州期间所提出的“寄寓”思想明显受到庄子的影响，庄子把人看作是自然造化的产物，在天地时空的无限变化中，人只能存在于一个有限的时空内。“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苏轼继承了庄子的思想，认为人的生命的本质就是一段“寄寓”生活，这也是苏轼在徐州期间文学创作思想的体现。日渐恶化的政治形势、自请外放的生活经历和与日俱增的自我反思，都推动了苏轼对人生价值、艺术创作的不断思索。“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故山岂敢忘，但恐迫华皓。”苏轼在这首作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徐州的诗作《过云龙山人张天骥》中，首次使用了“吾生如寄耳”的句子，其后诗作中又八次使用这个句子，以作年排列如下：元丰二年《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之一》：“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元丰三年《过淮》：“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元元年《和王晋卿》：“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祸福，不如两相忘，昨梦那可逐。”元五年《次韵刘景文登介亭》：“吾生如寄耳，寸晷轻尺玉。”元七年《送芝上人游庐山》：“吾生如寄耳，出处谁能必？”元八年《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聚散一梦中，人北雁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绍召四年《和陶拟古九首之三》：“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靖中建国元年《郁孤台》：“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直到客死常州的那一年———靖中建国元年，苏轼还在感叹“吾生如寄耳”。由此可见，人生如寄的思想在苏轼心中的根深蒂固，这也必然会影响到苏轼的文学创作。苏轼的“寄寓”思想源自庄子，又与其有迥异之处。苏轼的“吾生如寄”是指生命外在形式———身体的短暂性和生命内在要素———性灵的永恒性的统一。由于人身存在的有限性，所以性灵在此不能长居，只能“寄寓”罢了。性灵是与“形”所对立的“神”，即苏轼哲学思想中的“性”，与其所言之“道”都具有本体意义，都是永恒的。人身虽不能长存，但人的存在是合理的，这是天道使然。因此，人是可以认识到“道”的规律，这种认识的能力就是“性”的存在依据。作为人对“道”认识的“性”，当然是永恒的。在此条件下，才能把人身视为“性”所“寄寓”的场所，而人生也是一段“寄寓”的旅程。

苏轼范文篇9

【关键词】苏轼；诗画一体；美学思想

在传统美术史的叙述中，宋代历年来被认为是文人画兴起的时代，文人画重意境，提倡画家的才情、学问和思想，这三者缺一不可。同时，还注重诗、书、画相得益彰。苏轼不仅是文学大家，还是中国早期文人画的引导者、倡导者，而绘画艺术的“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这种理念影响了苏轼和他身边的友人，更喜欢就某些特定的题材作画。可以说，他们的士人画，正是文人画的滥觞。苏轼有许多对书画的论述，被后世赞叹为文人画理论的奠基人，他的绘画理论不仅影响了宋代及以后的绘画创作，还和文学创作方面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对宋代文艺理论的集中阐释。一方面，他的文论思想也为创作道路清除障碍，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创作思路；另一方面，苏轼的文学、绘画、书法作品为他的理论思想提供了实践经验与支持，也为后世进行文艺创作给予了启示。本文从苏轼的诗画作品出发，探讨苏轼的美学思想与文论，并进一步说明对当代文艺领域产生的影响。

一、苏轼“诗画一体论”提出的背景

苏轼，北宋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他在传统文化方面的建树几乎是全方位的，具有很高的造诣，说他是中国文化史的一座丰碑也不为过。此外，他还是一位文艺理论家，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创作实践，提出了诸如“诗画一体”“成竹在胸”等诗、画理论。这些杰出的成就与北宋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宋代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上也是位居前列的，几乎达到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巅峰。宋代人口流动性大，货币广泛流通，对内对外贸易繁荣，这些都促进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的繁荣发展推动北宋的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再加上宋代对于思想文化教育的重视，以及重文轻武的政策都促使宋代士族阶层的形成和进一步的壮大。一方面，他们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直接参与者；另一方面，也是文化艺术的直接创造者和传承者。宋代的科举制度为士族群体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寒士为官的风气给大批寒门学子创造了通过科举考试被选用的机会。由于出身不同，造就了不同风格的文人墨客，推动宋朝成为最有格调的一个朝代。重文轻武政策的实施，助推了士人、文人群体的发展壮大，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比如新旧党争、文人倾轧等。苏轼一生多次遭受陷害与打击，仕途坎坷。生活的艰辛，也造就了他对于精神自由的强烈追求。生活中，他通过诗文、书法、绘画等多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书法方面，自成一家，卓有成就。在绘画方面，其代表作品有《枯木竹石图》等，同时还专注于书画理论研究，结合创作提出了“士人画”的思想。这一思想不同程度地在题画诗、题画记及一些绘画品评文章中有体现。文人画从他开始，逐渐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美学理论。陈传席在《中国绘画美学史》中指出：“宋代以后，没有任何一种绘画理论超过苏轼画论的影响，没有任何一种画论能像苏轼画论那样深为文人知晓，没有任何一种画论具有苏轼画论那样的统治力。”此外，由于苏轼受到儒家、佛家、道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佛教和道家思想，对于他后来的文艺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倡导的书画理论不同程度地带有禅宗痕迹。

二、苏轼“诗画一体论”及其作品研析

诗画关系一直是美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探讨诗与画的同异性问题中，苏轼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在总结前人关于诗画的言论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体会，创造性地提出了“诗画同律说”。苏轼并不把诗与画看作是截然分开的两种艺术表现形式，他认为绘画与诗一样，都有着相似的创作规律以及欣赏原则，应当具有相同的地位和影响。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写道：“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苏轼把诗和画的本质描述成“天工”和“清新”，“天工”的意思是天然形成的工巧。而创作者又以自己最真实的个性融入所有自然产生的艺术作品，就会呈现给人们与众不同的“清新”之感。苏轼认为诗与画应是“一体”“一律”的，都是源自对自然的追求和热爱。（一）诗文作品中的画面呈现。追根溯源，“诗中有画”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兴观群怨”说。这种学说是对诗的美学作用的深刻认识与高度概括，认为欣赏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让人情感愉悦，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分析其情感倾向，从而了解社会、政治、他人等各种情况，此外还可以起到审美教育、认识、团结、批判的作用。苏轼在实践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这一理论传统，并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提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这一特点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得到了较为突出的表现。比如苏轼的代表作《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运用了远近结合的写法，使得我们在读诗的同时，会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感到跟随诗人的视角看到了画面重新生成的过程。又如苏轼《题西林壁》一诗中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距离看庐山山岭连绵起伏、山峰耸立，呈现不同的样子。这是一首写景诗，但诗中又呈现出画意。前两句概括而形象地描写出千变万化的庐山风景，仿佛身临其境，留恋于庐山的景色之中，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中国山水画中独特的透视画法。后两句是在谈论游玩庐山时的体会，不能分辨庐山的真实面目，就是因为身在其中，视野被峰峦局限，看到的只是庐山的局部而已，从而进一步指出人们应讲究全面客观地观察问题，如果主观片面，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苏轼从对景物的描写，上升到对于人生哲理的思考，使得诗歌不单单只是描写风景，而是在此基础上融入了美学思想以及体会感悟与哲理思想。此外，苏轼又常常以禅入诗，以独特的禅宗审美眼光观照自然，并通过某种哲学、文学传统中的概念或意象，营造出特定的审美空间，如其作品《赤壁赋》和《记承天寺夜游》就营造了“空境”这样朦胧的审美意境，造成了作品中的多种意象交相辉映，但彼此之间又相互独立，诠释了“诗中有画”的含义。可以说，苏轼“诗中有画”是以富含哲理的思想作为理论基础，通过各种手法营造出具体的审美空间，进而生成画面。他的诗歌创作悄无声息地渗透了绘画美学思想，用诗将画中的美学意境表达出来，使我们在读其诗句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能够感受苏轼自然清新的文人画风，体会到“诗中有画”的境界。（二）绘画作品中的文学意象。苏轼在对王维的绘画作品的评论中，提出了“画中有诗”的观点。他在《东坡志林•题王维〈蓝关烟雨图〉》中提到：“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所谓“画中有诗”，指的是文人画不同于传统的绘画，而是超越其上，究其内涵孕育着更为丰富的无形内容。苏轼擅长绘画，画风别具一格，突出创新。只有《枯木怪石图》和《潇湘竹石图》流传于世。《枯木怪石图》右侧画的是一株枯木就像鹿角一样，树枝粗壮有力，向上延伸，紧挨其旁的是一块形如蜗牛如海浪翻卷着的黑黝黝的石头，怪石后伸出星点矮竹，画面比较简单。尽管如此，但整幅画中没有秋冬之季的凄凉感觉，而是给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这幅画被后世的评论者认为反映了画家胸中的磊落不平之气，是其内在人格的外化。画中的枯木弯曲延伸向上，表达苏轼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彰显鲜明的个性特点，而一旁的怪石，给人一种运动着的观感，像是苏轼心中的郁结。《潇湘竹石图》则是以长卷式的构图，展现了江水合流之处，远远连接洞庭，景色苍茫一片，画面层次感比较强，通过这幅画卷就好像观看千里江山。画中那一株株竹子，包含了画家饱尝仕途坎坷的愤懑之情，使人体会到画家寄托在其中的高风亮节、刚正不阿的气节，并借此抒发心中的郁结，从而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可见绘画作品中的诗意流露不只是取决于画家具有的诗情，还在于画家通过绘画的形式表达情感的推动力。在苏轼看来，使用绘画这种形式表达情感，与诗一样具有同等价值。综上，通过对苏轼的诗歌创作、绘画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诗中有画”表现为苏轼诗文作品擅长通过营造、再现审美空间以呈现画面，“画中有诗”表现出作者通过绘画表达内心的文学意象。苏轼通过大量的诗歌、绘画作品，结合创作实践，阐述并践行“诗画一体”的主张。纵观中国艺术史，从唐代的王维到宋代的苏轼、王安石，再到元代的赵孟頫、王冕等，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魅力。

三、结语

苏轼的诗就像一幅形意山水画，他不为写景而写景，却也不为抒情而写景，更多的是融情于景，也借景抒情。苏轼提出的以“诗画一体”为核心的诗画观不仅是对艺术创作的精辟总结，还对艺术创作、文艺欣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苏轼的诗画思想，在绘画观念上为宋代绘画提供了美学指导，并一直影响着中国诗歌和绘画艺术的创作，对中国美术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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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范文篇10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㈠《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

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纯爱情词。它毫不掩饰的写了一个男子的单相思。作者这里描写的单相思之情是健康的，是朴素的，就像爱情本身那么健康，就像生活本身那朴素。这首词没有一点前人词作的艳情成份，给人凄婉，缠绵的无奈之感。充分显示出苏轼对言情题材的婉约词的革新。

㈡《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注2]

这是一首千古传颂的悼亡词，是苏轼写给原配王弗的。这首词抒发的情感自然深挚、凄恻、哀婉、缠绵，在苏轼婉约风格的词中堪称一绝。王弗于治平二年（1065年）逝世，此词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岁次乙卯，距离妻子死去刚好为十年，所以说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是说词人即使不去思念亡妻，也无法忘怀。可见王弗在词人心中的份量有多重，既然无法忘记难免会有想起的时候。这一句看似矛盾，事实并不矛盾。“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想到爱妻已死，感慨万千，孤坟远在千里之外，没办法在一起诉说这些年的凄凉遭遇。“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是词人的一种假设，即使彼此相逢，只怕也相互不认识了。十年的宦海浮沉，早已容颜非昔，鬓发全白，为下文的记梦作铺垫。“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作者梦到了妻子正在一个梳妆的情景。一句相顾无言，包括了千言万语，表现了无声胜有声的悲痛之感。一个梦把过去拉回了现实之中，但美好情景已不可能再出现。这个梦也使人感到无比的凄凉。“料得年年肠断处。”词人料想长眠地下的爱妻为了眷恋活着的亲人也该肝肠寸断了吧！“明月夜，短松冈。”化情思为景物，将作者的思念通过环境的描写表达了出来。

苏轼在这类歌咏真挚爱情的词作，不仅仅只有这两篇，如：《蝶恋花》（蝶懒莺慵春过半）[注3]等。《蝶恋花》（蝶懒莺慵春过半）中写到“云有鬓鬅松眉黛浅。总是愁媒，欲诉谁消遣。未信此情难系绊，杨花犹有东风管。”写的是一位闺中少女伤春的情怀。

三﹑约婉约词的基本特征——美的意境

意境是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韵味无穷是意境的美感魅力所在。“韵味”是意境中蕴涵的那种咀嚼不尽的美的因素和效果，包括物色﹑情感﹑意味﹑风格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美感效果。[注C]创造美的意境，是婉约词的基本特征,作家们把美的语言、形象、意境，和谐地统一起来，创作出大量具有诗情画意的绝妙好词。苏轼的婉约词摆脱了传统婉约词的香艳软媚,显的清新真挚、明丽净洁。跟花间词的“以艳为美”、柳永词的“以俗为美”相比，苏轼的婉约词呈现出“以雅为美”的特点。

㈠《点绛唇》（红杏飘香）：

红杏飘香，柳含烟翠拖轻缕。水边朱户。尽卷黄昏雨。烛影摇风，一枕伤春绪。归不去。凤楼何处。芳草迷归路。[注8]

开篇渲染如画般的春色，红杏﹑烟柳最具代表性。写红杏更写其香，杏花的香味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红杏飘香，更显出词人感受的真实。写翠柳，将其比作含烟﹑拖轻缕之状，既写出了其轻如烟之态，又写出了垂枝轻拂之姿。词人用词典雅﹑精炼，描绘出如画般的春色。“红杏飘香，柳含烟翠，”与“芳草迷归路。”前后照应，相反相成。红杏香柳，属相思中的境界，如画般的春色之美令人神往；芳草迷归路，给人一种凄美之感。

㈡《阮朗归·初夏》（绿槐高柳咽新蝉）：

绿槐高柳咽新蝉，薰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注9]

“绿槐高柳咽新蝉，”是初夏特有的景物，绿叶成荫的槐树，高大的柳树，还有绿叶的深处的新蝉的鸣声。一片阴凉清雅的庭院环境。“碧纱窗下水沉烟，”碧纱窗下的香炉里飘浮着袅袅香烟。碧纱和白烟相衬托，既有形象之美，又有香气可闻。给人一种清静优雅的感受。“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又是一番园池夏季景象。小荷刚刚长成，小而娇嫩，一阵细雨过后，轻风把荷叶吹翻；石榴花色本来就鲜红，经过雨水的清洗更加如火一般的红。小荷翻的一个“翻”，榴花开欲燃的一个“燃”，给人一种动态的﹑优雅的美的感受。这也就符合了苏轼婉约词“以雅为美”的特点。

苏轼婉约词中体现苏轼“以雅为美”尚有其它名篇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注10]，“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描绘的暮春景色的句子：《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注11]，“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描写的凄美的景物的句子等。

四﹑结论

本文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分析，虽然不能概括苏词婉约词风的全部，但是苏轼婉约词的基本状况已经反应了出来。假使苏轼没有开创豪派，单凭他婉约词的创作，也足以让他流芳百世。苏轼不仅是豪放派的代表，更是写婉约词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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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注释：

[1]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54页。

[2]徐中玉﹑金启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3]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56页。

[4]徐中玉﹑金启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5]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339页。

[6]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306页。

[7]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41页。

[8]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53页。

[9]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388页。

[10]夏承焘等撰：《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402页。

[11]同注[2]

参考文献：

[A]本文有关苏轼生平的简介，参见徐中玉﹑金启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