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江城子十篇

苏轼江城子篇1

1、《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翻译：十年来我们人鬼殊途，纵然不去刻意想念，亦是难以相忘。你的坟墓孤单地立在千里之外，又有谁能同你聊起那凄凉的日子。即使我们现在能够相见，你大概也认不出我了吧，我已然尘土满面，鬓如寒霜。昨夜清冷的梦境中我突然回到了故乡，而你还坐在小窗前梳妆打扮。你我（纵有千言万语），相对时却只是默默无言，唯有涕泪千行。想来那年年让我肝肠寸断的地方，也就是你那明月映照，松树相陪的坟墓所在的小山岗吧。

2、赏析：这首词是苏轼为怀念亡妻王弗而作，时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刚到密州任知州。王弗，四川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之女，年方十六，与十九岁的苏轼成婚。王弗聪明沉静，知书达礼，刚嫁给苏轼时，未曾说自己读过书。婚后，每当苏轼读书时，她便陪伴在侧，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便从旁提醒。苏轼问她其它书，她都约略知道。王弗对苏轼关怀备至，二人情深意笃，恩爱有加。苏轼与朝中权贵不和，外任多年，悒郁不得志，夜中梦见亡妻，凄楚哀惋，于是写下这篇著名的悼亡词。

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来源：文章屋网 ）

苏轼江城子篇2

在读完这篇宋词后，感慨万千，眼泪竟从心里流了出来。这人世间多少生离死别在不同地方上演，古人用悲怆的声音向我们倾诉着千古哀思。

本人最爱苏轼诗词，还幻想过若能穿越古今去一睹真容，但这种念头自然是要打消的，八零后的我整日把胡思乱想当作每日必修课，却恍惚的在虚度自己的青春年华，不曾留下自己满意的作品跟别人分享。我连自己把什么目标放在第一位都不清楚，更别谈怎样让人生活的精彩且更有价值。古人和今人有何不同，都逃不过一个情字纠缠，回头已不见深爱的人那熟悉的面孔，即使那人已在他的世界从此化作一缕星光，只能远远观望。我们都有不甘心的时候，那纠结的心情恨不得一次被深埋起来。我们会在最失意的时候想起那些曾给过自己安慰的人，那也许是给自己的伤痛用的一剂良药。苏东坡和爱妻离别时的痛楚世人都可体会，那是永别，而十年中那空荡荡的思念究竟能寄往何处，吟一曲千古离歌，饮一壶愁绪任往事纷飞。谁没有此生最难割舍的相思，也枉在这人世走一遭，多情人总能给世人留下千古绝句，让后人去体会和醒悟，那不是十年相思苦而是余生的难忘。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否会觉得狂躁不安，或是满腹情愁却不能倾倒在这虚伪的人世，活的苦不堪言。我们在挣扎着，想咆哮，想痛哭，想狂笑，不知作何是好，最后不得不平静下来坦然接受这可恶的一切。人类存在于这世界有多久悲欢离愁就有多长，鬓如霜又怎样，梦里的你依然如往常，在泪眼朦胧中是那么清晰。有时会想放任自己尽管让脑子一片空白，糊涂度日算了，却又没法控制思想仍旧挂念他，想必会有许多人和我有同样感觉。

苏轼纵然才华盖世为官清廉也难逃奸臣迫害，两度被贬饱受离乡之痛，在人生大起大落的狂流中淘洗着灵魂，仍然以苦为乐坦然面对一切。很难想象这位以豪放著称而感情细腻的大才子是怎样承受的，而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却不同，稍受些委屈就大呼其不堪忍受的程度，真不知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是抵抗灾难的本能的退化。我们在坠入低谷时会想去做什么，任命运的摆布还是顽强的对抗，不畏惧一切或把一切看作如风一样，就随它去吧，没什么放不下的。

我很欣赏古代那些英雄豪杰如钢一般的气节，如水一般的柔情，不得不令人折服。就如同在严寒中还能从容绽放的梅花，散发着独有的芬芳令人醉在其中，任冰雪在看似柔弱的花瓣上层层覆盖……

苏轼江城子篇3

初识《定风波》

第一次接触苏教版《唐诗宋词选修》，在思想意识上认识到，选修教学是要有别于必修教学的，至于区别点在哪，当时的认识就是选修当然侧重与“选”，所以在唐诗宋词的教学上，主要凭个人喜好筛选相关篇目。在“新天下耳目”这一板块就选了《定风波》《江城子》《卜算子》，预计两课时。

从诗词教学的常规角度考虑，初定《定风波》的教学目标是：

1.认识学习本词的表达技巧；

2.感悟苏轼达观的处世态度。

教学重点是理解内容，感悟形象，熟读成诵。教学难点是理解“归”向何处，体会作者豁达的胸怀和作品旷达的意境。

教学过程中首先围绕文本研习：

1.“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体现出怎样的性情？

2.“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竹杖芒鞋诚然轻巧、轻便，然而在雨中行走用它，怎么能比“骑马”还“轻”？

3.“一蓑烟雨任平生”“烟雨”是否仅指自然界的风雨？一个“任”字，表现了作者怎样的心境？

4.“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春风是“料峭”的，而作者却是“微冷”，怎么理解？此词是不是他酒后的自我宽慰？

最后重点探讨：“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中的“归去”和陶渊明《归园田居》的“归去”是否相同？他要归向何处？从三个方面加以探究：1.归朝廷。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因此在苏轼的一生中，都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2.归田园。他自己比较喜欢老庄的作品，不自觉也会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的无为非凡，又使他淡泊名利。所以他每到一处，都能敞开胸怀，尽情走进深山，寻找一种解脱，在山水间淡泊名利，皈依心灵。3.归佛门。自己取名东坡居士，和佛印等人的交往较密，可以看出佛教思想对他的影响也非常大，佛家的静达圆通，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最后加以总结“归去”——回归自我精神家园。

知人论世论

课后加以反思，虽然课堂能紧紧结合文本内容，从练字的技巧出发，结合词人形象来体悟其中的情感，但实际上对课文难点的处理上，学生关于儒释道思想对苏轼的影响一无所知，问题的设计完全是教师为了设置难点而设置，因此，大多数是教师的说教或者说是灌输，学生对情感的理解仅仅停留在阔达、旷达、乐观等字面上，无从深入实际上也无法深入。这种为了解决难点而故意设置难点的教学，看似重难点突出，教学相对完整，实际上已经完全违背了学情。

问题的症结在于，学生对苏轼本人缺乏应有的了解，由此看来“知人论世”很有必要，这是探究的基础，是观察和思维的基石。当然，我在课前已经补充了“乌台诗案”的相关资料，现在看来，这一材料有其相对独立性，案例处在特定历史的特定阶段，这一事件也是苏轼人生某一阶段的案例，可以说这一案例只是苏轼宦海中的一滴，撷取这一滴何以认识苏轼人生的大海。看来在以后的教学中，还得补充苏轼一生的宦海浮沉，了解了其一生的遭遇，方可知苏轼的旷达乐观的积极处世态度的渊源。

专题教学论

真正对《定风波》这首词有新感悟是在完成对《江城子》《卜算子》的教学后，教完这两首词，突然冒出来的想法是，《江城子》沉挚深永、悲凉婉切，《卜算子》隐约高远、冷寂执着，那么，《定风波》中苏轼的阔达与淡定的身影又在哪里？不同时期个人词风变化为何如此之大？它们之间又有何联系？

带着这些问题，开始细心观察文中的注释并结合苏轼的人生履历，发现《江城子》写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是苏轼丧妻十年后人生的又一次低谷，此时的苏轼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卜算子》写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是苏轼刚刚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也曾涉及此事，说苏轼在涉案的当天，曾经推知自己小命难保，吓得瘫软在地，但即使这样，在幸免于难被贬黄州后，仍然“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而《定风波》是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此时的他已经被贬黄州三年，可谓历经人生的大风大浪。

笔者想到此，才真正认识到选修教学不只是“选”这么简单，或者说“选”已经是已知命题，未知命题在于“修”。苏教版选修教材应将其专题化，备课也应该是专题教案。苏教版选修教材这种“专题”的设计，从实践背景上看，它顺应了新课程理念；从性质上看，它具有凝聚性、开放性、探究性的特点。“专题”的凝聚性是建立所选文本的内在逻辑联系、逻辑分类基础上的。“专题”开放性要求教师从整体考虑，大胆调整、整合。“专题”的探究性要求应改变过去学生依赖教师学习的状态，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再识《定风波》

鉴于此，第二年，苏轼词的教学首先着眼于专题教案，确定教学目标1．初步了解苏轼词沉挚深永、雄壮超脱、奔放流转的艺术风格。2、通过探究性学习，了解苏轼豪放派词风的特点及其形成。教学重点是《江城子》《卜算子》《定风波》中情感的理解和掌握。教学难点是《定风波》中“归去”的理解。教学过程中，重新调整三篇课文的教学次序，依次是《江城子》《卜算子》一课时，《定风波》一课时。

苏轼江城子篇4

关键词：苏轼；黄州心态；归于平淡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四川眉山人，我国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自幼博贯内外群典，年轻时就“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入仕途之时，正值北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为了富国强兵，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新法因损害了一部分人的权益，遭到强烈反对，朝野之中，分为两派：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苏轼既不支持保守派的守旧，又不支持变法派的激进，处在严酷的政治夹缝之中，总是备受打击，一贬再贬。1078年，更是因“乌台诗案”这一突如其来的文字狱，九死一生，历经磨难，终于在四个多月后被营救出狱，贬至黄州，无人问津，闲置四年。

至此，苏轼的人生迎来了重大的转折：仕途上，开始颠沛流离；文学上，迎来大丰收，诗文都绽放出无穷魅力；性格上，吸收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形成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旷达性格。苏轼被贬黄州时期的心态研究，对研究苏轼一生都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的。

一、小地方来了大文豪

黄州，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中游北岸，大别山南麓，在中国地图上它并不起眼，但在中国文人的心中它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只因为“乌台诗案”将我们的大文豪苏轼和黄州撮合到了一起。

苏轼这一路行来并不风光，是被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的。同时他所领的黄州团练副使仅是虚授之职，并无实权，且不能随便离开黄州，甚至难以自给，苏轼便给自己实行了计划经济，在给秦观的信中，苏轼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

苏轼垦地辟田，并把他的这块城东的地取名“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从此，名震天下的大才子“坡”才真正诞生了。

二、嗟老叹卑的苦闷

被贬黄州之时，苏轼四十有三，虽然不在壮年，可也未到言老的岁月。我们不难从他这一时期的诗文中体味到此时苏轼的孤独与凄凉，这才是他叹老嗟卑的根源之所在。

这段时间苏轼的诗文中数百次之多的提到自己“老”，须发皆白，如在给徐君猷的词《浣溪沙》中他说自己“湿薪如桂米如珠，冻吟谁伴捻髭须”“樽前呵手镊霜须”，寄给朱康叔的《江城子》中他又说自己“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髯”，甚至看到定惠院外盛开的海棠，他都会叹息自己“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苏轼的容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甚至担心前来探望的堂侄认不出自己了，在《侄安节远来夜坐》中他说：“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汝远来情。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死生。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苏轼之“老”，当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面改”，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心衰”。

三、功业无成的愁绪

苏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渴望建立功业，在早年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他就毫不掩饰地说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希望实现报国立功的愿望。

可是到了黄州，苏轼不仅无法报国，连参与政事的权利都没有了，他在黄州也只能寄情于山水与酒水之中。黄州赤壁是他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缅怀三国时代的那些英雄豪杰，更是在1082年留下了流传千古的“赤壁三篇”，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作者缅怀周瑜，自然将自己和周郎对照。我们来比较一下《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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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古贤，想起他们能有所作为，而自己空有一腔热情，却只能混迹于渔樵之间，温饱都成问题，又如何能建功立业？

苏轼想为百姓国家做点事，可是在黄州，他欲有为，却又不能有为，“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在自己的诗词中苏轼难掩心中的苦闷，苏轼欲学庄子，摆脱人世困扰，可是他毕竟是传统士大夫，苏轼常自问“何时忘却营营”，苏轼始终期待能回到朝廷，“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诗人曾供职朝廷史馆，王安石变法后被废弃，此处在诗中借花重开寓得到朝廷重新起用之意。

即使无法参与政事，当苏轼见到当地有溺死女婴的恶习之后，“闻之辛酸，为食不下”，他写信给朱康叔，又亲自组织救婴，在自己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还捐钱，他以为“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尽管此时的他只是一介薪俸微薄、自耕东坡的囚犯。

四、归于平淡的旷达

初到黄州，苏轼便在定惠院住上了一段时间，安心研究佛老之学，黄州的几年，是苏轼思想剧烈激荡的几年，“乌台诗案”对他的影响甚深，在这里，他深化了对佛道儒三家思想的融合吸收，儒家面对现实、道家心灵自由和佛家超然物外的思想合而为一，他

找到了清静的归宿，成为我们熟知的旷达的苏轼。

元丰五年的一首《定风波》最能体现苏轼的这种心态：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读这首词，常有令人心情振奋，心境豁然，心灵净化之感，出游的苏轼从偶遇的风雨中体会到了人生的哲理，看破人生、宦海中的风雨沉浮，达到了淡泊从容、旷达超脱的境界。

同一年所作的《前赤壁赋》中，作者通过主客问答，辩证分析了明月的盈亏、江水的消长，并借此抒发他的人生感慨，他再也不必“哀吾生、羡长江”了。如果说以前的苏轼看重的是一己得失的话，那此时的苏轼已经能将自己放入整个历史长河中，用历史辩证的眼光重新审视自我了。

苏轼的心清静下来了，他重新审视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以往的种种对他而言已不仅是“人生如梦”，更是“也无风雨也无晴”了。和许多历史名家一样，在一场大灾难之后，苏轼成熟了，时年四十出头的他对人生重新燃起了勇气，《浣溪沙》中写道：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正显现出苏轼人老志不老，对生活、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也是苏轼旷达性格的具体体现。

五、走过黄州

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在《别黄州》中悲伤地写道“投老江湖终不失，来时莫遣故人非”，他希望以后能够来到黄州归隐再见故人，不过遗憾的是，此一去苏轼就再也没有踏足黄州这片土地。

苏轼落魄而来，落魄而去，可他走的时候身上却已多了一种旷达超脱、安贫乐道的个性特质，乃至后来他又先后被贬惠州、儋州、琼州等地，苏轼总是能从逆境中解脱出来，再也没有能阻挡住苏轼的困厄与坎坷。

总之，黄州的苏轼是创作上丰收的苏轼，是思想上走向成熟、寻到真我的苏轼，他的诗词，敲击着我们内心的最深处；他卓立不群的人格之美，对于我们来说，更是极丰盈甘腴有无穷至味的精神榜样。

参考文献：

苏轼江城子篇5

关键词：苏轼；人生观；入世；出世；旷达；乐观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位于“唐宋家”之列。其一生仕途坎坷，三次离乡，六出汴梁，九年三谪，一年三迁又三贬，六丧亲者，六朝皇家。纵观苏轼跌宕起伏的一生，始终交织着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又时时体现出乐观与旷达的人生境界，这在他的词中有充分的体现。

一、入世与出世的交织

苏轼一生写了大量的词，在这些词中，既有入世的进取之心，又有出世的人生取向。

现实生活中的苏轼，也时时在履行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尽管苏轼积极入世，但仕途的坎坷，宦海的沉浮还是让他产生了“出世的思想倾向” 《临江仙》便是词人出世情怀的完全坦露：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 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此外，象 “归心正似三春草”（《虞美人》），“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叠。孤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满江红》）。“浮名浮利，虚苦劳神。”（《行香子?述怀》）等词句无不体现着他乘时归化返朴任天的出世态度。

二、乐观与旷达的升华

尽管苏轼一生辗转流离，但从他的词中可以看出他始终以乐观与旷达的心态直面人生的磨难，看待人生的遗憾。在他的《望江南?超然台作》中这种超然的心态更是一表无余：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 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暮春，苏轼登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触动乡思，写下了这首词。通过春日景象和作者感情、神态的复杂变化，表达了词人豁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

此外， “缑山仙子，高情云渺，不学痴牛騃女。 凤箫声断月明中，举手谢时人欲去。”（《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既然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此身非我有”，那么便借着美酒与惬意的大自然，驾一叶扁舟随波逐流，内心看透外物便也不再执着于外物。当然其中的关键之处是苏轼承认了人生有缺憾，就如自己的仕途坎坷一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没有什么比正视现实更可贵的了，苏轼就是将自己的悲欢置于宇宙人生的阔达空间去观照，认识到人生的有限，进而体悟到自己的人生不完美的合理性，从而正确地面对人生苦境。

三、儒释道三家思想对苏轼人生观的塑造

苏轼的一生始终交织着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在矛盾痛苦中乐观旷达，这就要看儒释道三家思想对苏轼人生观的塑造了。

苏轼自幼受到“齐家治国”、“兼济天下”的儒家进取精神的濡染，尤其是其母程氏早期的家庭教育对他影响极深。《江城子?密州出猎》将他志于为国尽忠、扫荡胡虏的英雄气概与高尚人格完美地展现了出来，他心目中最为崇拜的对像是范仲淹、韩琦、欧阳修、梅尧臣等政界文坛上的宿儒名流。

儒家的“经世济民”理想让苏轼走出大山，但仕途的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使他不得不寻找解脱，于是坎坷路上他所接受的佛道思想精髓便成了他思想上的出路。

道家哲学强调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做到这样只有淡泊名利，淡化死生，只有无所求，顺其自然，心才会游于物之外。这种思想正好切合苏轼的境遇和精神需求，从而为经世济民不通，弃世又不甘的苏轼的受磨难的心灵提供了精神上的解脱。苏轼认为人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有欲望而不能得到满足，减少欲望就减少了痛苦，追求欲望则只会徒增烦恼，“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

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正是儒道的切合点。苏轼无论处于多么残酷的处境，总能随时随地地去寻找并进而确立自己的生命意义和快乐之源，从而达到“无往而不乐”的最高境界。可见，苏轼的思想不是一家思想的简单继承，而是以儒家为本，又博采道家之长，他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虚妄，于是便形成了他儒释道兼收的外儒内道的作风。

总之，综观苏轼的一生，得与失，功与败，逆和顺，荣和辱如影相随。顺境中，苏轼积极用世，心系天下；逆境中，苏轼旷达乐观，坦然面对。今天，我们欣赏苏轼的同时，更欣赏他于词中所蕴蓄的入世与出世的人生态度，欣赏他乐观与旷达的人生境界。

参考文献：

[1].唐圭璋.全宋词.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91.1.

[2].韩丽霞.超然心态与苏轼黄州文学创作[J].内蒙古: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

苏轼江城子篇6

[关键词]苏轼　词　仕途　婚姻　愁情

一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奠定了苏轼在词坛上豪放派代表人的地位。提及苏轼，人们想到的是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乐观、旷达；想到的是他“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的潇洒、浪漫：想到的是他“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的洒脱、超然……。

但是苏轼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生活。他经历坎坷。仕途极为不顺，终了还客死异乡。在他的词文中难道就没有流露出一点悲观的情绪，些许感伤的情怀吗?认真研读苏轼现存的三百四十首词。从中可以发现具有哀怨、忧愁的句子随处可见，即使是他的一些充满豪情的狂放之作也有掩饰不住的浓浓愁意。

那么这个古代文人中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对诗、词、文、书、画等样样精通、是公认的生性乐观旷达的杰出人物，在什么情况下创作了这些哀怨之作，它们又表达了怎样的思想内容呢?

苏轼早在26岁时即踏上仕途，他的一生处于北宋新法与旧党之间相互倾轧、激烈的斗争时期。宋神宗时。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先后被贬官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后谏官弹劾他在诗文中有诽谤朝廷之语。被捕下狱(即“乌台诗案”)，出狱后调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元佑年间，旧党执政，苏轼官至翰林学士，又因反对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再次贬谪杭州。后来新党重新上台，苏轼受到更大打击，远调惠州、琼州。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在遇赦北还途中死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苏轼虽然一生从政，却不断地被朝廷贬谪，最后客死他乡。苏轼一生抑郁不得志，虽也在流放地做出了一些政绩，但离实现自己的“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的豪言壮语还是相差很远，因此这种满腹经纶和踌躇满志无从施展的苦闷和惆怅在他的词中有所反映。

苏轼在婚姻方面也不顺，他先后娶有三任妻子。结发之妻王弗，16岁嫁给苏轼，知书达礼，堪称苏轼的良师益友，两人感情至深。但王弗却在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病逝。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生性温柔的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25年。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同甘共苦。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的第三任妻子叫王朝云，原是他的侍妾，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他左右。但不幸的是，朝云也先于苏轼病逝。此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与挚爱的人生死别离即使只有一次也足以令人肝肠俱裂。而苏轼却历经了三次，因此苏轼在他的词中抒写了亡妻之痛。思妻之苦。而一次次地贬往异地。不断地远离亲人和告别故土，“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苦楚在苏轼的词中也时有流露。

苏轼受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汲取了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他对仕途的追求和生活的热爱源于儒家的入世和有为：他能够从容面对一次次的沉重打击又得悟于道家的无为；佛家的静达圆通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因此苏轼能在长时间的宦海浮沉中顽强地挺立下来，使人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他乐观旷达的一面。但是，乌台诗案。黄州及岭海两度流贬，都曾使词人的理想破灭，在朝廷的一次次贬谪之下，苏轼体悟到仕途的曲折与险恶，退隐的内在要求也逐渐变得强烈，因此在他的一些词作中流露出了浓浓的飘泊感和厌倦感。

清代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说，“(词)缘情造端。兴于微言……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因此，可以说词是作家心绪的晴雨表，它反映了词作者们的喜怒哀乐。苏轼是重情之人。在他的词中情的表达是广泛而丰富的。由于仕途的坎坷和婚姻生活的几经波折。苏轼在他取材广泛。恢弘浑厚的词作中，报国情、故乡情、朋友情、爱情、亲情、离别情等无不体现的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苏轼虽有“致君尧舜”的报国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繁琐的宦务与频繁的调动使他身不由己，一种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情绪不断从他的词里流露出来。作于熙宁七年(1074)七月的《沁园春》是苏轼写给其弟苏辙的作品。“世路无穷，劳生有限。……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展示了词人报效时世的渴望和不被重用的感伤。表达了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抑郁忧愤心情。

“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突变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仕途的凶险和人生的艰难。如被看作是他豪放词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虽然全词整体感觉气势雄伟、豪迈，但词尾的“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还是流露出了作者壮志未酬的苦闷和人生如梦的惆怅情怀。

把人生比作梦境，感叹时光的流逝，生命的短促，这在苏词中有较多的体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西江月・平山堂》)“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西江月》)等等。由于受佛家思想的影响。在苏轼看来，世间万事，皆是梦境，转眼成空；荣辱得失、富贵贫贱，都是过眼云烟；世事的纷纷扰扰，不必耿耿于怀。如果命运不允许自己有为，就饮酒作乐，终老余生；如有机会一展抱负，就努力为之。这与其说是宽慰，不如说是无奈，是种更深一层的忧愁。儒家的入世和有为，道家的避世和无为时常困扰着他，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他能够清醒地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但他也有矛盾、困惑的时候，出仕和隐退的矛盾以及痛苦的抉择是他词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主题。“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满庭芳》“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南乡子・和杨元素》)“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等等，皆透漏出似乎无法排遣的看惯荣华变故、虚无遁世的思想，表达了作者想摆脱世俗困扰的意愿。表现了仕隐两难的内心苦闷以及对世俗生活的厌倦和对宁静生活的向往。

这种排遣不去的政治上的苦闷，在他后期的作品中表现得更明显，如：“问公何事，不语书空。但一回醉，一回病，一回慵。”《行香子・病起小集》__回回政治上的失意，令词人心灰意冷，故此唯求一时沉醉，一时抱病。一时倦慵，“都将万事，付与千钟。”只有借助千钟美酒，忘却世俗的烦恼。这份无奈和悲凉 让人倍感凄婉。“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述怀》)潇洒中更多的是无奈和失落，流露出词人讴歌醉酒、看轻名利、向往归隐生活的思想。

词人在政治上所遭受的一次比一次沉重的打击，使词人不敢在自己的作品中直抒胸臆。只有借助一些外在的景物，曲折表明自己的哀怨和忧伤。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词人月夜难寐，独步静院，偶见孤鸿掠影，一时景与情会，遂将无限眷恋、哀怨、幽愤之情，清高自守，自甘寂寞之志，尽借孤鸿形象倾吐而出，表现了词人寂寞彷徨的心情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词人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对不幸遭遇的唱叹，都融入杨花形象之中。“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从杨花的无人珍惜和飘零沦落，似乎可以看到词人的不幸命运。这首词被王国维评价为“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

这类词还有《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贺新郎・夏景》、《临江仙・惠州改前韵》、《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等，皆以幽僻、孤峭的山水景物，传达出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和寂寞感，反映了词人忧伤的心境。

苏轼为人心胸阔达，待人真诚朴实。因而朋友遍天下。但宦海浮沉，官场常有不测。他与朋友常因升迁、贬谪而辗转江湖。所以他十分珍视朋友问的欢聚与重逢，常用词来抒发朋友之间的感情。“一曲阳关情几许?知君欲向秦川去。”(《渔家傲・送张元唐省亲秦州》)“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浣溪沙》)与友人依依惜别之情感人至深。“欲去又还不去，明日落花飞絮。飞絮送行舟，水东流。”(《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写出不忍离别的感伤。“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分携如昨。人生到处萍漂泊。偶然相聚还离索，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醉落魄・席上呈杨元素》)抒写了挚友之间离多会少的愁苦和无奈。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任杭州通判，不巧的是当时担任杭州太守的好友陈述古却任满将调往南都(今河南商丘)，面对好友的离去，苏轼把这份不舍与感伤化作了大量词句。“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借歌女之口，把惜别之情写得深至精微，反映出作者对友情的深笃。“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南乡子・送述古》)这是设想别后孤灯独处的情景。“秋风湖上潇潇雨，使君欲去还留住。”(《菩萨蛮・西湖送述古》)等等，这些词句无不表现出词人对送别友人的伤感和依依难舍的情谊。

由于常年漂泊在外，豪情四溢的苏轼也难免有一些儿女私情，他的词作中就有了描写思乡之苦和思念亡妻之痛的词作，这些作品在高雅、清新的格调中流露出感人的深情和离别的愁绪。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这是苏轼为哀悼亡妻王弗所作的词。虽然生死相别已十年，孤坟又相隔千里，但词人还是那样哀思深切，结想成梦。词人结合自己十年来政治生涯中的不幸遭遇和无限感慨，形象地反映出对亡妻永难忘怀的真挚情感和深沉的思念悲愁。这首词开悼亡词之先河，被人们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

词人常年流落异乡，有时“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回首送春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蝶恋花・京口得乡书》)面对家书，强烈的思乡之苦涌上心头，怎不叫人泪流千行。家乡亲人来，更勾起词人对故土及失去的亲人的思念，“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临江仙・送王缄》沉郁之情、感伤之意催人泪下。这种漂泊的日子也是词人所不想的，因此“此身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醉落魄・离京口作》那份无奈和厌倦也就自然流露了出来。

苏轼与弟弟苏辙情谊深重。两人聚少离多，为此，苏轼写了许多思念弟弟的名作。最有名的莫过于《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虽然词中作者的豪情大于悲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成了千古绝唱，但浓浓的思弟情结还是让人感叹不已。又如《阳关曲・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短短四句，情景交融，写出了兄弟欢聚之乐和离别之苦，表现了词人对弟弟的深厚感情。另外，词人在《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画堂春・寄子由》、《满江红・怀子由作》等词作都抒写了兄弟情谊，流露出“恨此身、长向别离中，添花发”的无限愁思。

另外，苏轼也有一些描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传统题材的词作，如：“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倾诉。”(《蝶恋花》)写出了情人之间的思念之苦。“未信此情难系绊，杨花犹有东风管。”(《蝶恋花》)一个伤春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破镜重来人在否?章台折尽青青柳。”《蝶恋花・代人赠别》“情声两尽莫相违。欲知肠断处。梁上暗尘飞。”(《临江仙》)等，描写的都是一个个悲伤的思妇形象。苏轼的这类闺怨和离别之词与传统的男作闺音的女性化词风完全不同，苏轼洗脱了以往某些词的“脂粉气”，从“倚红偎翠”的浓艳中走出，虽也缠绵、凄婉，但却变得清丽明净。正如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所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江城子篇7

一、题材的扩大

南宋王灼在我国第一部词学专著《碧鸡漫志》中说苏轼的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苏轼对词的贡献首先表现在开创了豪放派，以广阔的视野、旷达的性格、奔放的激情、凌厉无比的笔锋，开创一代词风，“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皁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胡寅《酒边词序》）。其次，苏轼对婉约词的题裁、内容进行了开拓，其词内容丰富，怀古、咏史、说理、谈玄，感时伤时，描绘山水田园，抒写身世友情，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的境地。宋人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有一段评论苏轼词的脍炙人口的名言：“退之（韩愈）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苏轼“诗词一体”的尝试改变了词原有的审美特征，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境界与题材，把“诗”的“言志”功能带入“词”中，大大提高了词的品格。

苏轼把诗语、文语、口语都熔铸在词中，像《水龙吟》的首句“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末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乃至《定风波》中“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以及《江城子》中“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等，都不讲究词意的曲折和意象的密集，连词用得较多，接近诗歌甚至于散文，这样取得摇曳变化、舒卷伸缩的新颖效果。他还常运用典故、化用前人诗句，如《江城子·江景》“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化用唐代钱起《省试湘灵鼓瑟》诗中“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种手法虽有时会产生拗涩之弊，却也有引发联想、扩充语言内涵的作用。在诗中，这本是惯常所见，而大量地用于词，苏轼却是第一个，这种手法对辛弃疾乃至后代词人产生很大影响。又如，悼亡诗是诗歌的传统题材，出现得比较早的以“悼亡”为题的诗，当属西晋潘岳的《悼亡诗》。此外，唐代与白居易齐名、号称“元白”的元稹，以妻子韦丛为抒情对象写出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悼亡诗篇。“《江城子》这个调，全首用平声韵；而三、四、五、七言的句子错综的间用、迭用，音韵谐协而又起伏不平；宜于写平和而又复杂的感情。苏轼选用这个调子写悼亡之作，能够表达旧体诗难以表达的感情。”（夏承焘《唐宋词欣赏》）这是苏轼的一大创举，同时也表明苏轼已经破除了“诗尊词卑”的文体等级差别的观念。他是第一个写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作家，从内容上丰富了词的表现范畴，为词的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

二、格调的转变

词本来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豪门、秦楼楚馆，以《花间集》为代表“香而软”的格调，奠定了词为艳科、香软柔媚的婉约基调。北宋时，柳永等人常用词来抒写离愁别恨，歌颂爱情的真挚，重在抒发个人情感，“以美取胜”。婉约作为词的基本风格，适应了词的女性化文学特质，有妩媚、轻柔、绮丽等审美意趣。婉约词偏重情爱内容，讲求形式的精致，延至北宋中期的柳永等人，婉约词已经发展到极致。这些词多写男女恋情、幽会秘约、离情别绪，即所谓滴粉搓酥、浅斟低唱等等，词作中也常常表现对歌伎美色的猎艳心理，所以词情浮艳，充满脂粉气。“词欲雅而正，志之所及。一为情所投，则失其雅正之音。”（张炎《词源》）对于“词为艳科”的传统，苏轼作品并没有完全排斥，但是他不追求简单的声色之娱，也不停留在对爱情作廉价的吟唱，他在表现爱情的同时往往有所兴寄。他的婉约词不再艳靡绮丽，而变得深沉旷达，具有豪放排宕之势。这样就淡化了传统婉约词中的那种绮罗香泽之态和脂粉气息，提高了传统婉约词的审美趣味，将婉约词领入高雅的文学殿堂。如：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中句云：“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两首词都是借景抒情。柳词读起来感觉很美，并在意境之美上稍胜苏词一筹，这就不难理解“杨柳岸晓风残月”为什么能成为某种特定语境下一种心绪的绝佳描写，成为千古名句。苏词虽也伤春（枝上柳绵吹又少），接句却表达出十分旷达的气度和广阔的胸怀（天涯何处无芳草），情景生动而不流于俗艳，感情真率而不落于轻佻，因此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名句。面对基本同样的情景，柳词显得孤独落寞，苏词却显得旷达洒脱，值得玩味。清代王士祯在《花草蒙拾》中说：“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东坡但能解大江东去耶？”苏词的婉约正如其豪放，自成一家。

“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王国维《人间词话》），苏词看似缘情，但已摆脱了那种温柔香软、缠绵悱恻、不能自已的情调，展现出深沉蕴藉、含蓄奋发的精神境界。在苏轼之前，文人填词，凡涉及女性的，大多为玩弄女性之辞。因为词多半为应歌而作，而歌词者又大多为之故。到了苏轼开始有所转变，不完全为应歌而作，转而表现她们的情怀。再如：

柳永《定风波·自春来》中句云：“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事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销，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苏轼《贺新郎·乳燕飞华屋》：“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两首词同样描写爱情中的女子，“暖酥销，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柳永笔下是一个娇媚慵懒为情颠倒如痴如狂的小家碧玉；“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苏轼笔下则是一位不愿与“浮花浪蝶”为伴的孤高绝尘的女性。“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反映了妇女爱情的心理，表现了这个对爱情的渴望；“芳心千重似束”，不仅捕捉住了榴花外形的特征，并再次托喻美人那颗坚贞不渝的芳心。柳词中女性的神思是“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苏词则是“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由此可见，李清照评柳永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不无道理。

三、音律的突破

苏轼的“新天下耳目”还表现在词的形体声律上，他把依赖于音乐传统的歌辞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促成词体的解放，在《祭张于野文》中云：“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他认为诗词自是一家，并非附属于音乐的“曲子词”。苏词在形式上突破传统音律的限制，以诗为词，满足自己抒感的需要，使词脱离音乐而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不再是音乐的附庸，“灵气仙才，开径独往”，突破词作受曲子限制的传统，赋予高度的文学生命，遂使他的词作卓然特立，异于同代诸家。

南宋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指出：“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在他们看来，词的风格应当不同于诗的严整、典博与宏肆。它是以精丽、隽永、摧刚为柔的蕴藉风格为其本色特征的。苏轼的大部分作品都不是以应歌合乐为目的，而是把词作为一种与诗一样的独立抒情艺术，不愿思想感情的表达因迁就乐律而受到损害，不愿自由奔放的创作个性受到拘束。苏轼正是倾荡磊落之才驰骋词笔，恣意抒写，突破倚声协律的常规，冲破音乐声律的束缚，开了一代新风气。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就是一首打破常规词格的佳作。他为了充分表达内在的“浩然正气”，有意打破词格“上片提出词意，过片另起”的既往成规，从而一气呵成的抒发了他急欲报效疆场的宏伟夙愿。再如毛稚黄（清）云：“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又《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则当是‘点’字断句，意则是‘花’字断句。文自为文，歌自为歌，然歌不碍文，文不碍歌，是坡公雄才自放处，他家间亦有之，亦词家一法。”这些都说明坡不仅在理论上主张词乐分离，并能将其付诸实践，更体现了他敢于创新的精神和胆识。不仅如此，苏轼还能自作新词、自撰新腔，他的集子中就有许多自度曲。如《哨遍》（为米折腰），《雨中花慢》（今岁花时深院），《三部乐》（美人如月），《占春芳》（红杏了）等等。

苏轼江城子篇8

关键词：宋词 燕子楼 典故 苏轼

北宋大文豪苏轼将“燕子楼”典故第一次运用到了宋词中，秦观、周邦彦、张孝祥、辛弃疾、和周密等著名词人也在其词作中使用了该典故。本文试图总结“燕子楼”典故在宋词中的使用情况，并且考察该典故在用法上的流变。

一

“燕子楼”典故的故事最早见于唐代白居易《燕子楼三首》的序中。北宋张君房《丽情集·燕子楼》（宋·曾慥《类说》卷二十九引）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关盼盼故事的本末。另外，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六《诗文类·燕子楼》，王世贞《艳异编》卷二十七《部二·张建封妓》，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三十二《唐·白居易》，冯梦龙《情史》卷一《情贞类·关盼盼》和《警世通言》第十卷《钱舍人题诗燕子楼》都详略不同地记载了关盼盼的故事。我们可以从《全唐诗》管窥“燕子楼”故事。《全唐诗》卷八〇二录关盼盼诗，附小传，云：

关盼盼，徐州妓也，张建封纳之。张殁，独居彭城故燕子楼，历十馀年。白居易赠诗讽其死，盼盼得诗，泣曰：“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从死之妾，玷清范耳。”乃和白诗，旬日不食而卒。[1]（P9119）

金启华《全宋词典故考释辞典》中概括了“燕子楼”典故的内涵，[2]（P1128-1129）但不够全面。其实，从关盼盼的故事可以看出，“燕子楼”典故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包括佳人寡居、佳人离去、怀念远人、女子忠贞、反抗世俗、物是人非等。

二

在《全宋词》中，有25位左右的词人在其词作中用到了“燕子楼”典故，而使用该典故的宋词有35首左右。考察这些词作，我们可以发现，“燕子楼”典故在宋词中的用法，既有很多因袭的成分，也有不少创新的成分。

（一）苏轼为该典故在宋词中的使用树立了典范，也为该典故在宋词中奠定了感情基调

苏轼夜宿燕子楼，梦关盼盼，作《永遇乐》一词：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3]（P389）

后世对这件事论述较多。如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记载：

东坡守徐州，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城中，东坡讶焉。诘其所从来，乃谓发端于逻卒，东坡召而问之，对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张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东坡笑而遣之。[4]（P2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八《集部五十一·》中引用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中的相关记载，在批评其事荒诞不足信的同时，也肯定了苏轼作词的高超水平。

清代叶申芗在《本事词》卷上《唐五代北宋·苏轼》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可见苏轼的这首词产生了不小的轰动。

南宋曾慥《髙斋词话》（沈辰垣《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五《词话·宋二》引）记载：

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少游问公近作，乃举“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晁无咎曰：“只三句便说尽张建封事。”[5]（P1930）

明代蒋一葵在《尧山堂外纪》卷五十二中也有类似记载。可见，苏轼这首词写得很好，尤其是“燕子楼”典故用得很出色，而苏轼本人对这首词也很满意。

后世对这首词评价很高。南宋张炎在《词源·用事》中对苏轼巧妙运用“燕子楼”典故作了这样的评价：

词用事最难，要体认著题，融化不涩。如东坡《永遇乐》云：“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用张建封事。……此皆用事，不为事所使。”[6]（P1746）

苏轼这首词清刚隽秀，一唱三叹。在使用“燕子楼”典故时，讲究神情，而不注重迹象，既强调了物是人非的惆怅，又凸显了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的失意和感伤。

（二）因袭苏轼为该典故所奠定的感情基调，直接沿用苏轼用法或有所创新

苏轼给“燕子楼”典故奠定了“空”的感情基调，后来的词人大都沿用这一基调，将“燕子楼空”的意蕴反复演绎，从而使之成为该典故在宋词中的主流意蕴。

秦观直接对苏轼的“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进行改造，变为“恋恋，楼中燕，燕子楼空春色晚，将军一去音容远，空锁楼中深怨”[7]（P600）。二者相似之处不言而喻。张孝祥《木兰花慢》“紫箫吹散后，恨燕子、只空楼”[8]（P2184）加强了“空”的意味。总而言之，直接使用和化用苏轼“燕子楼空”的词句大都聚焦在“空”字上，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毛滂《调笑》（盼盼）“楼空雨小春寒逼，钿晕罗衫烟色，帘前归燕看人立，却趁落花飞入”[9]（P892），辛弃疾《念奴娇》（书东流村壁）“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10]（P2420）将“燕子”和“楼”分开，使得“佳人离去”和“物是人非”的意境动态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之后的词人多采用这种用法，如《新雁过妆楼》（夹钟羽）“宜城当时放客，认燕泥旧迹，返照楼空”[11]（P3708），周密《忆旧游》（次韵筼房有怀东园）“事逐华年换，叹水流花谢，燕去楼空”[12]（P4156），王沂孙《声声慢》“莫辞玉樽起舞，怕重来、燕子空楼”[13]（P4255）。

（三）突破苏轼为该典故所奠定的感情基调，使用该典故所蕴含的其他涵义

周邦彦摆脱了“佳人离去”和“物是人非”的感情基调，将“燕子楼”典故赋予了另一种内涵，“怀念远人”，即“相思”。其《解连环》（商调·春景）“燕子楼空，暗尘锁、一床弦索”[14]（P770），即表达了相思之情。陈允平《塞翁吟》“秦筝倦理梁尘暗，惆怅燕子楼空”，续雪谷《长相思》“笙寒燕子楼”[15]（P3040）都沿用这一思路，继续赋予该典故“相思”之情。蔡伸《水调歌头》（用卢赞元韵别彭城）“绿野堂前桃李，燕子楼中歌吹，那忍首重回”[16]（P1304）用该典故，以表达临别之时的深切情意，含有离别后的“相思”之情。

有的词人将“燕子楼”典故最原本的内涵，即“佳人寡居”表现于其词作中，如柴望《念奴娇》（山河）“燕子楼高，乐昌镜远，人比花枝瘦”[17]（P3836），文天祥《满江红》（和王夫人满江红韵，以庶几后山妾薄命之意）“燕子楼中，又捱过、几番秋色”[18]（P4182）。

“燕子楼”作为一个意象虽然具有较为固定的寓意，但有的词人模糊其内涵，将其虚化、泛化，使得该典故更加耐人寻味。如吕渭老《木兰花慢》“奈燕子楼高，江南梦断，虚费相思”[19]（P1466）中的“燕子楼”即是泛指。

三

以上概括了“燕子楼”典故在宋词中的使用情况，梳理了该典故在用法上的因袭和创新。在分析过程中，有几点现象值得注意：

（一）使用“燕子楼”典故的词人中，有较多著名词人，如苏轼、秦观、周邦彦、张孝祥、辛弃疾、、周密等；

（二）“燕子楼”典故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在宋词中，该典故被赋予的主流内涵是“物是人非”，其他内涵，尤其是“反抗世俗”没有得到体现；

（三）“燕子楼”典故在宋词中的用法虽屡有创新，但更多程度上是因袭，这就导致该典故的用法变得程式化。

四

对宋词中“燕子楼”典故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加深对该典故的认识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这一分析，了解其他典故在宋词中使用的一般规律。另外，考察典故在用法上的流变，可以作为考察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发展状况的一个视角。

注释：

[1]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2]金启华：《全宋词典故考释辞典》，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3][7][8][9][10][11][12][13][14][15][16][17][18][19]唐圭璋：《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4][宋]曾敏行：《独醒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5][清]沈辰垣：《御选历代诗余》，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

苏轼江城子篇9

【关键词】苏轼 诗词 情感 正能量

苏轼的一生，几度沉浮，坎坷不平，但是这不妨碍他潇洒达观，创作出大量非常优秀的作品。正能量在其作品中有非常直接、细致的反映，尤其是在他的诗词作品中，反映得更为深刻、透彻。本文尝试由他的词入手，从词作品中情感的反映、抒发的表现角度，对苏轼的文学情怀作一番审美观照，来对他的心境、情感作一个探寻与追究。

一、通过写景和咏物来传递正能量

在许多情况下，词者的情感都不是直接披露的，而是借助外物来加以表达抒发的。写景和咏物自然成了表达情感的一个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

在苏轼前期作品中，尤以杭州为代表，苏轼留下了不少描绘山水景物的作品，如“湖山信是东南美”“墙头红杏暗如倾”“槛内群芳芽未吐”（《浪淘沙・昨日出东城》），如“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听闻弹筝》），如“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等等。在这些山水景物描写的词作中，有的是对春情的试探，有的是对美景的观赏，有的是对清景的流连，有的是对自然的沉醉……

这时的景物描写与词人的情感相照应，是平静的，开朗的。但是，从此中后人也可读出词者的些许寂寞，些许的郁郁不得志。因为，此时的苏轼，是因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而离开朝廷的。故而在杭州，此处的山水美景不仅是他赏心悦目的对象，更是他抒发一己情感的对象，这些山水美景是他心目中的知音，情感的依托。所以，当别离杭州时，是“别来相忆，知是何人？有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行香子・丹阳寄述古》）的深情忆念，是“幽花香涧谷”“寒藻舞沦漪”（《临江仙・风水洞作》）的执着探寻。

而当苏轼被贬黄州、惠州时，因其在政治上所受的打击更进一步，所以，此时的他少了一份早时的洒脱与疏狂，多了一份寂寞与哲思，这些，在他的词作中有了明显的反映。“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念奴娇・中秋》），“三分春色一分愁。雨翻榆荚阵，风转柳花隆保ā读俳仙・惠州改前韵》）等等。此中传出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和寂寞感，让人感受到彻骨的寒冷，表达出惆怅的“愁情”。

二、通过幻想，在幻想中展开咏物抒情，表现正能量

在熙宁九年的中秋之夜，苏轼久仕而功业未就，兄弟久隔而无从相见，在大醉之后，他再也压不住内心深处寂寞情感的冲击，与“青天”展开了直接的对话。此时的他，幻想开始腾空了：“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因为在仕途上不得志而对现实的不满，所以他想效仿陶渊明去逃避现实。但是，他在“何日功成名遂了”的追求中与“老去君恩未报”的忠君报国思想中徘徊，犹豫：或出，或不出。然而，他的最终的选择还是表明：他对现实的人生还是非常热爱。故而，在苏轼的词作中，虽然有时有着受压抑的苦闷、徘徊、忧伤，但是，就总体而言，无论是在《念奴娇・凭高眺远》中，还是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都有着“长空万里，云台无迹”的豪情，有着“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的疏狂与潇洒。

三、继承并发扬光大自屈原开始的象征手法来展现正能量

在我国的文学史上，自《诗经》以来，尤其是开浪漫主义之风气的屈原创造了“美人香草”一类的形象体系以来，象征手法便成了文学艺术中一个源远流长的创作传统。苏轼的词也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以此来传写作者的情感，并且这一传统在他这里更臻于艺术上的高妙境界，成为他抒发寂寞、挥写洒脱的最佳手法。例如下面的几组事例：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里以象征和想象之笔，表达了词人立功报国的愿望和舍身报国的壮志情怀。其实更深层次还有一种仕途不畅的苦闷与寂寞。然而，我们从字面上看到的却是一个“弯弓射大雕”的俊杰壮士，一个豪放洒脱的词人。

“月明多被云妨”（《西江月・黄州中秋》），是借愁云惨雾笼罩着词人光辉峻洁的心地的写照，透露出词人含冤未白，犹抱希望的矛盾难处的心情。

“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满庭芳 三十三年》）中，则以尘海与宦海言之，写尽风尘与风涛，表达出一种酸涩的人生况味。

上面的事例，都只是一首词中局部象征手法运用，借以抒发一己情感。另外还有一些是从总体上运用象征手法的词作，借以抒感的，如《瑶池燕》：“飞花成阵春心困。寸寸柔肠，多少愁闷！无人问，偷啼自愠残妆粉。抱瑶琴寻出新韵。玉纤趁，南风未幽雅愠。低云鬓，眉峰敛晕娇和恨。”此词是苏轼寄给黄州时期交往最密的好友陈季常的。他在信中对陈说：“此曲奇妙，勿妄与人。”原来他是“羁孤结念之怀至今未平也”，是因为谪居黄州，身为孤臣羁客，情怀抑郁难申，故而在此运用象征手法，借闺怨之意，陈臣子之情，抒一己之怀。

所以，东坡词中的“美人香草”，其实是他借以抒发自己心中寂寞惆怅与挥洒自由疏放豪情的寄托物，是反映当时自己处境的感应物。

因为苏词的与众不同，情感的复杂丰富，细腻多姿，所以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苏词成为一朵奇葩。他的词的艺术价值非常之高，这多少也与他诗词中表现出来的正能量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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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季子.中国古代文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3]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4]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5]艺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

[6]宋四家词选序论[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苏轼江城子篇10

关键词：苏轼 词 以俗为美

随着文人词的发展，词体也在不断地雅化，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曰：“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外。”[1]第189册：359同时，苏轼词和其诗一样，同时也在追求着以俗为美，如宴飨之外，复食野蔬，使人口齿为之一新。我们可以从其词的题材内容与语言等方面加以解读，探讨其内在成因及其词学影响。

一、苏词以俗为美的艺术表现

在北宋文人不断追求词体雅丽精工的同时，苏轼却能不弃凡俗，从日常生活情事入手，选取不同的角度，展现人情物态之美，诠释人生哲理，从而开拓了词的新天地。

（一）题材内容上的以俗为美

1.日常琐事中的妙理谐趣

苏轼用词来叙写日常生活琐事，沐浴、纳凉、闲行、失眠、衰病等无所不包，他通过大俗之事传写生活妙理。《如梦令》云：“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2]79这首词写自己在澡堂洗澡搓背的场景。“无垢”本是佛家语，喻一切本来清净。词人天机自悟，自己虽处凡尘，但自性清净，不为“六尘”浸染。词人寓庄于谐，言妙理于俗事，如水中着盐，天然浑成。写浴后纳凉的颇多，如《洞仙歌》云：“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2]13本词模写蜀主孟昶与花蕊夫人夏夜纳凉的场景，寄寓了流年暗度的感慨，词境清美，词情隽雅，令人玩味无穷。《贺新郎》云：“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渐困倚，孤眠清熟。”[2]15写新浴纳凉的美女，亦花亦人，词旨深婉。或写闲行，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人已谪黄州两年，却能以淡定的心态，坦对人生的阴晴风雨，吟啸自若，何其超脱。此外，或写消暑，如《苏幕遮・暑笼晴》等；或写寒秋惊梦，如《木兰花令》等；或写秋夜无眠，如《谒金门》（秋帷裹）等；或写衰病，如《行香子》（昨夜霜风）等。这些词生动再现了词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细微的心理感受。

2.乡村视域中的田园风味

田园词在之前颇为少见，文人多关注风月佳人，苏轼的地方生活，使他更多接触到下层民众的生活情状，与村妇樵夫结为朋友。《东坡事类》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3] 2这也使他的词别开天地。《浣溪纱》五首乃元丰元年春夏作于徐州知州任上。其一云：“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睢盱。 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需呼。归家说与采桑姑。”[2]48词中溪水、游鱼、绿柳、栖乌、童叟、麋鹿、猿猴、桑女、姑娘等，皆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其三、其四写村中煮茧香、缫丝姑娘、捋麦的老汉、纷落的枣花、卖瓜的菜农、讨水的使君，这些凡俗生活，在苏轼笔下，呈现出清新、宁静、明净、淳美的风味，真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

3.季节物候中的赏阅之乐

节序风光，在花间词中多是写绣幌佳人伤春悲秋，如魏承班《渔歌子》写女子春日念远的离愁别恨，辞藻华美，感情泛化，细腻纤巧，缺少活力。苏词也写四季更替，风景不殊，却能以热爱之情拥抱自然和生活，不矫揉造作。或城外寻春，如《浪淘沙》（昨日出东城）等；或初夏听蝉，如《阮郎归》（绿槐高柳咽新蝉）等，乡村小路、午后棋声和慵懒的村姑等，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此恬静美好。又或写村野闲行，如《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词中皆是凡俗事物，断山、乱蝉、衰草、池塘、白鸟、红蕖、村舍、古城、杖藜、斜阳、夜雨、清凉。作者用朴素的语言，娓娓道来，真是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江城子》云：“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又白鹭，如有意，慕娉婷。”[2]63苏词中，大俗即是大雅，大雅即是大俗。他真正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兴味盎然的生活画卷，化凡俗为清美。

4. 家庭生活中的无限深情

传统词人写男欢女爱，多是玩弄风月，逢场作戏，词成了男子而作闺音的代言体。苏轼却用它来叙写普通的家庭生活，或写夫妻间的爱情，或写兄弟间的手足情等，这种世间最普遍、最自然的感情，都被写的凄婉动人。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悼念亡妻王弗，可谓是人鬼情未了。同样是中秋怀人，寄子由，人们多偏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清旷超脱。《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这首词则使我们看到苏轼作为凡夫俗子内心真实、细腻、敏感、脆弱、无助的一面。他并不是坡仙，而是我辈中人，他也有七情六欲、儿女情长，凄美感人。又《画堂春・寄子由》云：“济南何在暮云多，归去奈愁何！”[2]86词人身在密州，思念济南的兄弟而不得见，情思缱绻，又不似上文哀婉凄恻，真是情随意转，笔传百态。

5. 游戏笔墨中的僧俗趣事

秦观曾有诗赞其师“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以南能几人？”（《别子瞻》）苏轼生性幽默，常常以调侃嘲讽的口吻，叙写人生百态，晓谕人伦之理。《冷斋夜话》载：“东坡镇钱塘，无日不在西湖。尝携妓过大通禅师。大通愠形于色。东坡作长短句，令妓歌之。”《南歌子》云：“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s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2] 59所谓席中虽然有妓，心中可以无妓。禅师时时拂拭，莫惹尘埃。东坡游心于物外，戏之以弥勒初生，直截其本来，戏说色空不二，令人忍俊不禁。又有灵隐寺和尚了然，与妓秀奴相恋，后财尽被弃，反目成仇，醉杀之。入狱，视其臂刺有“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语。东坡感而赋《踏莎行》曰：“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4]第1册：333了然虽在佛门，却为尘世色相所迷，不悟色相本空，终致恶果报应。词人以慈悲之心，启谕众生色空之理，不能妄生执念，作茧自缚。

（二）遣词造语上的以俗为美

1.以口语、对话入词

口语、对话一般多用于民间语言，与雅文体渐行渐远，苏词却能化凡为圣，点铁成金。如《阮郎归》云：“佳人相问苦相猜，这回来不来？”《行香子》云：“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临江仙・送钱穆父》云：“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皆简洁如话，随心而出，如对至亲老朋，情态毕现，意韵绵长。《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四十余字中连用七个“春”字，以俗字俗句写春机勃勃，简洁明了，生动如画。又《蝶恋花・京口得乡书》云：“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定风波》云：“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语言通俗浅白，对话生动传神，又不乏人生哲理，俗中见雅，启人深思。

2.以方言、俚语入词

周紫芝《竹坡诗话》载：“东坡云：‘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5]354同样，在其词中也得到鲜明体现，如《瑞鹧鸪・观潮》云：“侬欲送潮歌底曲？樽前还唱使君诗。”“侬”是古吴越地一带人的自称，“歌底曲”也带有南方方言色彩，意思是“唱什么歌”，“底”就是“什么”的意思。这些词语使词景生动活泼，如闻其声，如睹其形。又《满庭芳》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需放我、些子疏狂。……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2]3“著甚干忙”意思是“瞎忙什么”，“干忙”意思就是白忙。“些子”意思是“一点儿”，皆为当时口语。“思量”，就是“想来、想一想”的意思，“抵死”就是“拼命、竭力”的意思。苏轼用这些当时不登大雅之堂的俚俗用语，批判了蝇营狗苟的世俗人生，彰显了自我洒脱旷放的个性，笔墨酣畅淋漓。当北宋文人词在求雅用典上用功而造成语言意象老化之时，苏词却大量引俗语入词，无疑是对词体语言的新变，更贴近生活。

3.以成词、熟语入词

苏轼以俗为美还表现在以地名、人名、前人诗句等入词，如《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纭酚谩捌缴教谩⒔南、醉翁、兰台、庄生”等词，《水调歌头・寄鄂州朱使君寿昌》用“江汉、岷峨、锦江、南山、剑外、曹公、黄祖、谪仙”等词，《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用“渊明、东坡、雪堂、北山、曾城、斜川”等词，皆能有机融合在全篇中，使词气流转自如。有时他还直接大量引用或化用前人诗句入词，如“暗香浮动月黄昏”（《阮郎归》）、 “觉凉生两腋清风”（《行香子》）、“蝴蝶梦中家万里”（《南香子》）、“似花还似非花”（《水龙吟》）等，分别化用了林逋、卢仝、崔涂、白居易等人的诗句。他还把一些相对陈俗、熟悉的诗篇翻唱为词，造成陌生化的效果。如《哨遍・为米折腰》乃从《归去来兮辞》化出，《水调歌头》乃改韩愈《听颖师弹琴》而成，皆能别出风味。或用回文诗体来写回文词，如回文词《菩萨蛮》有七首。甚至把自己的旧诗改成新词，如《定风波・咏红梅》乃从《红梅三首》（其一）化出，原诗精练老成，新词摇曳生姿。又或改前人成词为新词，如《浣溪纱》（西塞山边白鹭飞）、《南歌子》（日出西边雨）、《调笑令》（渔父）分别改张志和、刘禹锡、韦应物词而成，皆能变熟俗为新美。

二、苏词以俗为美的成因

雅俗本来就是互为表里的，苏词以俗为美有着时代的经济文化大背景、词体本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和作者自身的创新个性等多种原因，其合力推动了词体的发展和新的审美思想的形成。

（一）宋代市民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宋代城市商业经济不断发展，出现了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如开封、洛阳、杭州、扬州等，勾栏瓦肆的兴起，促进了娱乐业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繁荣。市民审美需求的扩大，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文人的雅文化观念，使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些市井新声。如柳永《望海潮》词写杭州繁华的都市风情，也是化俗为雅，雅俗相生。这自然深刻影响到苏词的创作，宋人以平常心应接万物，他们既有内在人格的高洁和雅逸，又能在世俗生活中任运随缘，进退裕如。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凡物皆有可观，雅俗皆为我用，从而形成宋人大雅大俗的审美观。

（二）词体发展的内在需求

从词体产生和发展而言，有个自下而上，从民间词到文人词，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的过程。敦煌曲子词《望江南》（莫攀我），《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这些民间词，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质朴浅白，真切反映了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及情感诉求等。早期的文人词，如白居易的《忆江南》、刘禹锡的《竹枝词》等，显然具有民歌的通俗色彩。随着文人词的壮大，词体不断雅化，形成了词为艳科，要眇宜修的婉约特质。至柳永是一个突破，他用生动的市井白话，描写凡俗的市民生活，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促进了词的通俗化。苏轼在继承柳词凡俗色彩的同时又剔除其艳情卑俗的成分，推动着它继续向前发展并深刻影响到南宋词的进程。

（三）苏轼人生阅历和思想性格的影响

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居黄州，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他以欢喜心、平常心、慈悲心去关注乡村凡俗生活，吃喝穿戴、婚丧嫁娶、农耕桑麻等，无不入其词中，洋溢着热烈的人生之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苦难是人生最好的导师，逆境也成就了苏轼的文人气质和品格。儒家的淑世精神，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自然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逍遥，又使他淡泊名利，出处裕如；佛家的平常心是道，启示着他真俗不二的思想，达到了即心即佛、圆融无碍的境界。在苏轼看来，“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鱼虫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与子明兄》）[6]卷60：1832没有雅、俗的绝对分别与对立，美其实无所不在，关键是审美主体如何合体认与表现凡俗生活中的大美。所以苏词能不避凡俗又超越前人，达到“以俗为美”的新境界。

三、苏词以俗为美的价值和影响

“以俗为美”的审美思想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源远流长，从最早的民谣“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诗经・国风》写各地风俗民情。陶渊明在田园中发现诗意，杜甫用新题乐府写民生疾苦，白居易诗使老妪能解等，都启示着苏轼词“以俗为美”的审美思想。宋代话本小说等俗文学的兴盛，也促进了文学通俗化、平民化的进程，文人的生活态度与审美态度也都趋于世俗化。陈师道《后山诗话》记梅尧臣语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5]314苏轼《题柳子厚诗》曰：“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7]卷67：2109不仅宋诗在追求日常生活化、琐细化，通过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与唐人竞高下。在词体中亦染此风气，苏轼把日常生活当作创作源泉，真正实现了“以俗为美”，是对前人的继承与发展。

苏轼的身体力行，也给宋人以深刻的影响。胡适《词选序》说：“苏轼以前，词的范围很小，词的限制很多；到苏轼出来，不受词的严格限制，……凡是感情，凡是思想，都可以作诗，就都可以作词。……这是词的一大解放。”[7]如李清照《词论》虽然对苏轼词有所批评，但她以寻常语入音律，善于提炼口语入词，如 “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永遇乐》）“见有人来，袜}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减字木兰花》），皆生动形象，明白如话，流利婉转，充满生活气息。其化俗为雅，颇得东坡词三昧。又如南宋辛弃疾闲放带湖、瓢泉时期大量创作农村词，写山村风景，如《清平乐》（茅檐低小），《清平乐》（西风梨枣山@）等，皆能涉笔成趣。动人的春意、顽童与闲叟、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丰收在望的喜悦等，一切都是如此的朴素清新，、恬静安闲。比之苏轼笔下的农村词，可谓各臻其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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