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长篇小说十篇
时间：2023-04-09 21:50:00
贾平凹长篇小说篇1
“燃一炷香，敬在佛前；再燃一炷香，敬在父母遗像前；然后出去吃了碗羊肉泡馍。”这是贾平凹在得知《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后做的事，谈到获奖感言，他说了四个字：“天空晴朗”。茅盾文学奖对于贾平凹的意义非同一般。陕西文坛“三驾马车”路遥、实都先后获奖，贾平凹一直呼声很高，但是此前，他的几部作品诸如《高老庄》、《怀念狼》等相继落选，以至于有朋友以“我国著名茅盾文学奖落选者”来戏称他。
尽管“习惯性落选”，贾平凹仍然笔耕不辍，一部又一部长篇接连面世。“我有我的文学信念，文学对于我有着近似宗教的神圣感。获奖在创作之路上是过河时遇到了桥，是口渴时遇到了泉，但是路还很远，你仍然要往前走。”
贾平凹回忆当时写《秦腔》的经历时说，开工之前先烧了炷香，“这本书动用了我故乡最后一份资源――棣花镇。在写作过程中的很多上一辈人，现在都去世了，一旦写起来，记忆起那些人，那些人就开始活了，好像在眼前出现一样。所以我就烧了香，烟一直冲到屋顶上，直直一条线。”
“我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
贾平凹说自己是个农民，即便是进了城，也是城里的“农民”，即便是写作，也正如农民种地。而正是凭着“农民种地”般的勤劳与坚持，贾平凹在三十余载创作生涯中，发表了上千万字的文学作品及文论，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也留下了台湾女作家三毛那句著名的话：“今生阅读三个人的作品在二十次以上，一位是曹雪芹，一位是张爱玲，一位则是贾平凹。”
而他的作品也始终坚守着他的乡村情结。30年间海内外出版的贾氏作品约有160多种版本，长篇小说13部，大多都触及 “三农”问题，而与现在写农民工作品大多概念化、程式化、不太真实不同的是，贾平凹还是要求自己写熟悉的生活，做到“不走眼”。
工作中的贾平凹难免执著，但是生活中的他却懂得“放下”。近日，贾平凹的“御用评论家”孙见喜出了一本新书《危崖上的贾平凹》，书中爆出了贾平凹的婚变内幕。
原来贾平凹与前妻韩俊芳离婚竟是因为韩俊芳怀疑贾平凹有“第三者”，这位“第三者”夏女士曾在一部由贾平凹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中饰演角色，两人经常对剧本中的问题进行探讨。一来二往，这种互相欣赏被韩俊芳发现，韩俊芳无法忍受丈夫的“精神出轨”，决意要离婚。但贾平凹坚持认为他与夏女士只是纯粹的同志关系。问及夏女士究竟有多么好，贾平凹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夏女士善解人意、大方、潇洒、气质好，又尊重他，能谈得来……夫妻二人因是否有“第三者”问题足足闹了八个月，最终以离婚收场。
离婚后，贾平凹好几次生病住进了医院，护士郭梅走进了他的生活。郭梅身高1.75米，比贾平凹整整高了10厘米，她曾经还是非常出色的模特。当时44岁的贾平凹最终与郭梅牵手走上了红地毯，婚后，还喜得千金。
“还要再拼十年”
贾平凹长篇小说篇2
关键词：《父子》德译本 陕西方言 语境
中图分类号：H3159；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4-0114-02
贾平凹小说作品地道的陕西语言风格和特色，历来都是被当代文坛所称道的。“对一个文学作品来说，语言是其最基本的组成单位，适当的语言使用能够让文学作品增色，小说是文学体裁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在小说中也需要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进而让小说能够吸引到更多的目光。”[1]在短篇小说《父子》中，贾平凹在其长篇小说中营造出的贾平凹式的陕西方言内涵风格也一览无余。Andrea Riemenschnitter的《父子》让德语国家读者也有机会能认识贾平凹及他的作品，然而部分译文却难以呈现文有的陕西方言风格和文化内涵。
《父子》作椤短白山记》中的短篇小说，主要描写了陕西太白山居住的父亲与儿子的关系，通过重病在床弥留之际的父亲给儿子交代后事的过程，描写了太白山农村父子关系从儿子小时的依赖父亲转变成长大后儿子总和父亲对立的状态。父亲病重想让儿子把他安葬在平坦的洼地里，在坟墓周围种上松柏和鲜花；但是一想到儿子对自己的执拗，父亲最终只能把自己的临终遗愿相反地表达给儿子，“儿呀，爹死后，爹求你把爹埋在那尖峰上，爹不愿埋在山下那一片平坦的洼地，也不需要洼地四周植上松柏和鲜花，你记住了吗？”[2]在父亲去世以后，儿子却开始后悔对父亲十几年来的针锋相对，最终“儿子邀请了众多的山民，开始将爹的棺木往尖峰上抬。尖峰高兀，路陡如刀，实在抬不上去，运用了很长很粗的铁绳牵着棺木往上拉，棺木虽然破裂，但爹是终于埋在了爹想埋的地方。”[3]儿子以为了却了父亲的遗愿，但实际把父亲埋在了他最不想待的地方。
一、黄土味儿十足的语言风格
古典文学底蕴深厚的贾平凹，将陕西方言恰到好处地融入其中，使其小说具有好似扑面而来黄土气息一般的质朴风格，把黄土高原真实的、原生态的农村和农人生活，“以及那些似乎有些遥远陌生，却给许多自农村离去的人带去亲切及熟悉的乡土习俗与传统――婚嫁、丧葬、算命、通灵……”[4]等生活常态，用极具地方色彩的语言表达了出来。贾平凹的小说语言一贯是非常接地气的，没有花哨的修饰、没有时髦的字眼、没有规模壮观的长句复句，在只字片语中就能讲述出鲜活的人和事来，形成了带有个性特色的“贾平凹式”语言风格。
儿子一直伏在爹的窗前，泪水婆娑，想爹是患的脑溢血，或者心肌梗塞就好，爹无痛苦地走，儿女们也不看着爹的难受而难受。脑子清清楚楚的，就这么在爹的等待下和儿女的看护下，一个人绝了五谷，痛失原形，肿瘤慢慢地消平了呼吸。爹有过千错万错，现在的爹全剩下好处了，儿子咬着牙，再不让眼泪流到脸上，他却不停地去上厕所。厕所在檐廊那头。天正下着雨。[5]
短短一段一百七十余字的描述，特别有节制的简洁语言，带给读者的信息却是巨大的。一个“爹”字，就把父子的生活环境定格在了农村，而且这对父子平时的相处是不融洽的；儿子面对父亲重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的生命一点点消逝时，对父亲只有心疼和不舍；在这样难过的日子里，连老天也悲从中来，一直下着雨。有了开头第二段文字，于是之后父亲和儿子昔日的对立，儿子错意父亲的遗愿的情节就更顺理成章地出现，也更能增加这篇小说中父子两代人的遗憾与隔阂，让读者能深刻感受父子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所带来的无奈与哀愁。
二、粗鄙陋俗的方言土语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往往在遣词造句上要狠下工夫，而字里行间的语言创作也是最能体现作者创作功力和自我风格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文学创作中，创作者在字词和对话内容上，往往要对现实中的用语情况进行筛选和挑拣，有些特别粗鄙的内容和难登大雅之堂的话题就会很好地在作品中规避开来。然而，贾平凹小说里语言文字的陕西方言俚语气息却很浓厚，这些语言在陕西农村经常出现。在农人日常用语中的最接地气、最粗鄙陋俗的字眼和土语都成为他作品中刻画人物和丰满风格的十分见力道的点睛神笔，形成了贾平凹式别具一格的方言创作风格。
《父子》中，写道儿子十五年前对父亲失去依赖感的缘由就是他看见父亲光秃秃的脑袋上趴着两只虱子交叠在一起，就高声喊着：“爹，虱在头上××哩！”[6]而且还连说了两遍，然后父亲先瞪了儿子一眼，然后骂出了一句最粗土的字“避”，紧接着儿子生了气，回了句：“避就避，哪怕虱把你的头×烂哩！”[7]文中的“×”号是出版审查时，对粗俗低陋文字的删替。
还有在小说开头和结尾部分写到父亲得了癌症，病重卧床时，儿子眼睁睁看着父亲的生命正逐渐消耗而束手无策时，他难过得只能离开父亲的病榻，借口去上厕所；当时天也在下雨，父亲只听见有水流的声音，就以为是儿子一直在小便，“脑子里想象着那尿由一颗一颗滴珠组成落下去……便寻思他真的要死了，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将是一个缩小了的他，但这个他与他那么不和谐，事事产生着矛盾。”[8]他喊儿子，并责怪他撒尿要这么久，儿子给他解释了实情，天在下雨，廊檐的雨水流呢，可是父亲却认为儿子还在和他执拗，更增加了他要反说遗言的想法，最终只能是儿子错会了父亲的遗愿。写父子关系的僵化和矛盾的关系，本有其他碰撞可以描写，但作者单单挑选了虱子和撒尿这两件不雅之事，可见贾平凹对待农村实际生活的态度和路遥表现陕西农村生活的醇厚相比，增加了更多的世情体验和欲望释放，形成了自己描写农村、农人独特的语言样式和情节内容，现实得有些让读者难以置信。
三、《父子》德译本解读
文有的陕西词汇和方言表述非常多，而且十分地道。德译本根据方言语境的表达意义虽然进行了较为相似的翻译，却很难做到准确到位的传神译义，个别语意甚至翻译错误。有特色的地方词汇主要体现在“爹”“尖峰”“避”“咂嘴”“画胡子”“窝到一边”“过日月”“发凶性”等。
比如“爹”，一般在我国北方方言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称呼父亲为爹较多。自古以来，在中国传统家庭中，爹作为一家之主，有至高无上的威严与地位，尤其在西北农村，爹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太白山区生活的西北农民也是如此，爹是不容儿子质疑的。随着社会变革，传统家庭关系也受到西方、现代、新时代等因素的影响，在爹强硬的训斥和态度之下，儿子对爹的依存感和信任感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儿子对爹的执拗与叛逆。看似好像与中国伦理道德规范是相违背的，但是在一些家庭重大问题上，儿子还是会回归到传统家庭观念下服从爹。这种家庭关系的描写就是对我国传统家庭关系的一种深刻叙写，社会变革带来的儿子对父亲的执拗会随着父亲的年老体衰而回归到严父慈母、妻贤子孝的传统观念中。但可悲的是，在长期对立的家庭关系中，父子已形成错位和隔阂的相处模式，最终也只能造成遗憾的结果。贾平凹小说中的“地域文化是随着时代而发展变化的，它是一个消解和增殖的过程，稳定性与变异性是相统一的”[9]，贾平凹的创作就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和视角来重新叙写地域文化的，因此，他笔下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了诸多错位与冲突。德译本对词汇“爹”的处理，翻译为Vater。中国文化里，父亲，爸爸，爹，老汉等不同表述，都能对等德语的Vater一词。然而德译本的Vater，很难解读出汉语里“爹”的语言特色。“尖峰”，陕西人把“巅峰”读作“尖峰”，这是由于方言的发音问题所产生的词汇，但它的意思与巅峰是一样的，指高耸入云的、陡峭的山峰。译者在文中翻译成Berggipfel，后面为了避免重复，译作First。“咂嘴”的意思是吃饭发出声响，译为schmatzen；“窝到一边”译为sich abwandern；“过日月”中的“日月”指日子、生活之义，德语译为ein friedliches Leben fuehren；“发凶性”在陕西方言中指人犯浑，野蛮不讲理的意思，德语译为boese werden。以上陕西特色词汇，翻译得较为贴切。
“儿子正在兴趣地扫除院土，爹突然高兴，说今日没有给老爷画胡子了。”其中，“画胡子”在陕西方言中指的是糊弄了事、敷衍的意思；文中“今日没有给老爷画胡子了”这句话，实际在汉语原文里表达的意思是，你今天扫地扫得很认真，没有敷衍了事。译者单纯字面意义的直译“Wir haben Grossvater heute noch nicht rasiert” [10]，`读了原文的意思，翻译处理为Na，da ist aber einer brav或者Er kann doch ordentlich sein，才是贾平凹在原文里想表达的真实意思。“避”，在陕西方言中是骂人侮辱人的词语，指女性的生殖器，译者译作Canaille，等同于汉语中的恶棍，无赖的意思，也欠妥当。
总而言之，贾平凹在短小的《父子》中，用陕西贾平凹的语言风格、农村视角、地域环境和方言土语等，用有限的篇幅讲述了两代人的隔阂和由此隔阂产生的让人叹息的无奈结局。作为描写太白山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之中的作品，从开头到结尾都无不体现出了贾平凹式的用语风格和陕西文化气质，和作者笔下的长篇巨著一样，有着独特的意义价值。中德文化差异影响下，德译本的《父子》因译者较缺乏相关认知语境，难以实现翻译语言的等值，或多或少丢失了文中的陕西语言特色，造成德语版贾平凹小说译本难以忽略的遗憾，应该根据陕西方言语境逐一进行修正，还《父子》小说以语言表述真相。
参考文献：
[1]郑欣.语用学视角下《浮躁》译本中模糊语言的英译研究[J].语文建设，2016（4）：27.
[2][3][5][6][7][8]贾平凹.太白山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2，42，41，41，41，42.
[4]王婷.管窥贾平凹小说的叙事特色和语言风格[J].新丝路旬刊，2015（8）：77.
贾平凹长篇小说篇3
关键词：贾平凹 《带灯》语言病象
作为当代文坛巨匠贾平凹的长篇新作《带灯》自出版后赢得的不仅是意料之中的火爆销量，还有不吝赞誉的如潮好评。然而，在笔者看来，不论怎样的销售和好评都难以掩盖《带灯》这部小说的平庸实质。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的语法、逻辑错误，不恰当的文白夹杂，而且意象重复，更有自我抄袭、重复写作之嫌。总之，《带灯》是一部艺术水准不高、满身疮疤的平庸之作。
贾平凹作品中的很多细节描写存在夸饰、虚假的弊病。这种随意而为之的细节描写给人一种做作的印象，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写作时缺乏必要的朴素与诚恳的文学态度。
1、无视时间跨度的心理描写
小说《带灯》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带灯的农村基层生活，一部分是带灯写给元天亮的信。贾平凹这样谋篇布局的用意是：“一方面把现实的部分写出烟火气味，这样才可能写出实感，写出痛楚，二是带灯的书信就是一种精神的东西，要让她有梦想的翅膀。”即给元天亮的信是贾平凹着重表现带灯这一主人公精神领域的部分，也是作者借此升华主题的部分。然而，在我看来，书信中所谓“精神的东西”、“梦想的翅膀”其实就是一个痴情少女对暗恋偶像的崇拜、爱慕的心绪流露，而非一个乡镇基层干部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矛盾难题的反思，而且这些心理描写矫情做作，读来令人肉麻，再加上语句不顺，义理不通，简直就是辜负读者的满怀期待。
我觉得你是我的表哥或是我的邻居，因为我在家族里辈分较低，应称你叔。但你是有出息的男人，有灵性的男人，是我的爱戴我的梦想。我是那么渺小甚至不如小猫小狗可以碰到你的脚。我是怕你的也是恨我自己。……我能写信了，却知道了你在城市落下脚，有家有室，我也像春夏秋冬一样有了生活。但是在热烈之后又是无尽的寂寥，我从未间断地想你如同呼吸。坐到你当年也曾犁过的凹地，屁股是实在和甜蜜，而眼睛里却一片空洞和茫然。……我在山坡上已绿成风，我把空气净成了水，然而你再没回来。……又看你的书而你说历史上多少诗家骚客写下了无数的秦岭篇章却少提到樱镇，那么我也得怨你如何的墨水把家乡连底漂进你心里怎么就没有一投瞥爱你如我的女人？……（第43页）
“我是那么渺小甚至不能碰到你的脚”是不是太奴性了？符合带灯的人物身份吗？“屁股是实在和甜蜜”又是什么意思？最后一句极为佶屈聱牙，我曾几次试图将其改写成语义清楚的白话，但都不成功。更不用说这些加点的转折词所引导出的混乱逻辑让人莫名其妙。
另外，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带灯从一毕业就来到镇上工作，十几年过去了，照常理推算，岁月的风霜早已写在了脸上，刻在了心里。也就是说，带灯应当从一个年轻幼稚、风姿绰约的大学生成长为一位沧桑干练、内心成熟的乡镇干部形象，那么贾平凹在对人物的外貌和心理描写上都应该有相应的变化才对。但多年以后，小说快结束时，带灯在给元天亮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爱吃葡萄，高兴时甜的多，烦心时是酸味道，酸酸甜甜的世界，让我吞在肚里了。我喂你一颗。我愿是投进你嘴里的一颗葡萄，你能接纳我的甜我的酸，我的好我的坏。（第315页，小说共353页）
如果说，小说中前半部分对年轻的带灯矫情的心理描写还算说得过去，那么在十多年的基层历练之后，进入中年的带灯怎么还能保持如此肉麻的少女情怀？
如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所言，带灯在现实生活是确有原型的，她是一个乡镇女干部，“她经常与我联系，在短信里讲述她的工作与生活”。那么，小说中元天亮也就可以看作是贾平凹对自身的想象了。既然每一封给元天亮的信读来都这么矫情肉麻，而这些心绪的流露又不完全符合带灯的人物身份，那我们就不禁要怀疑：信件中带灯对元天亮既无理由而又十多年不变的崇拜与爱慕，事实上是贾平凹对自身形象的一贯高估与自恋呢？小说中每一处写到元天亮的地方都充满了溢美之词，这大概也是贾平凹内心自恋自傲的一种表现吧？
2、两米高的松树荫了两亩地
小说开篇提到秦岭，接下来写到樱镇松云寺的松
：
松云寺在莽山半坡上，其实早没了寺，只有一棵汉代的松。松是长到两米高后就枝干平行发展，盘旋扭转，往复回返，荫了二亩地。
秦岭是盛产松树的地方，松树的品种很多，秦岭一带尤以华山松、马尾松和油松为常见，无论是哪一种松树，多属高大挺拔的乔木。而在贾平凹的描述中，一棵汉代的松树，一棵荫了“二亩地”即1300多平方米的松树，居然只有两米高！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汪曾祺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家用语言构筑文学的世界，读者也通过语言去感知、认识和理解作家的文学世界。因此，语言并非只是个形式、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容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了一点，这幅画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了一点一样，我们不能说，这篇文章的内容不错，就是语言差了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语言渗透了内容，渗透了作者的思想。”[1]由此看来，贾平凹的小说语言语法错误百出、比喻恣肆粗鄙、文白色彩驳杂、逻辑上缺乏推敲，这些语言病象也正是小说内容和作者思想的疮疤。在这样一个文学语言日益贫瘠并充斥暴力的时代里，对所谓“大家”的“优秀作品”进行细致的语言分析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贾平凹长篇小说篇4
贾平凹给自己书房起的名字叫“上书房”。“上书房”是指清朝皇子皇孙上学读书的地方。清道光之前叫“尚书房”，道光年间奉旨改为“上书房”。贾平凹这样叫自己的书房有什么讲究呢？贾平凹自言，不过有时喜欢读书而已，没事就“上书房”去嘛，民间常说上食堂、上茅房，那为什么就不能“上书房”呢！
书房在西安某小区，十三层楼的楼顶，连阁楼加上的话，面积有一百五十平方米。第一印象，没怎么看到书，满眼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佛像、木雕、盆盆罐罐、石碾子、书法作品等。走路得小心，一不留神，就可能碰到什么古董。
贾平凹在忙着接待客人，他对我们说，你们可随便看。我看到，这里面的东西多是大个头的，大罐，大瓮，黑陶大罗汉，大石马头，卧在地上的木质大青蛙，卧在水里的金质蛙，还有竖着的大拖把一样的大笔……就连几案上的烟灰缸也其大如盆。看着这些东西，顿生拙厚、古朴、旷远之感，禁不住遥想起汉唐气派。诗人王锋说：在老贾眼中，大罐便是大观、达观。其中有个巨型汉罐，平日用来点香和弹烟灰，主人“气派”如是，由此可见。上书房中有不少蛙形器物，有一巨型木蛙，卧在上书房正中的地板上，有一金蛙，放在白瓷盆内的水里，蛙、凹谐音，想是贾平凹写累了，盯着这些跟自己亲近的物件，就放松了筋骨。
在通往阁楼的楼梯两侧，排列着大大小小的狮子塑像，原是从陕北与关中乡间淘换来的各类“炕头狮”，贾平凹说，家里收藏有一千多只狮子。这已经不是群，可以称作军。它们在陕北、关中的乡下是散兵游勇，他收编它们，就有了组织。世上的木头石头或者泥土铜铁，一旦成器，就有了灵魂。贾平凹就在这些灵物中，让自己的思绪飞扬，进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境界。
大大的书桌上摆得满满当当，只留出一个可以写字的地方，像凹下去的盆地。书桌背对一面大窗，阳光高高地射进来。书桌背后，靠地贴墙摆有数幅《赤壁赋》拓片。台灯高高地举起一个大弧，然后罩下来，而抬头看阁楼的隔断上，则是自书的一幅字：“与天为徒”，四字寓意提升主体精神，主动与天道保持和谐。贾平凹说，“与天为徒”，“不敢不努力”。
书房，是贾平凹的创作作坊。我注意到，在博古架上，他书着“风起云涌是龙升之时”、“我有使命不敢怠”等警示自己的语言，还有“今生有债都还遍，唯欠梅花数行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等刺激自己的诗句。就是在这样的书房里，贾平凹写出了近期的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小说，其中有《古炉》。他说：“写长篇是慢活，要保持写作状态又要把握住节奏。我的杂事很多，而我在写《古炉》过程中除了一些必须参与的会议、活动和家事外，我尽量拒绝一些可去可不去的场合，拒绝一些可干可不干的事。这些年里，六七次出国邀请都谢绝了，一些必须去的大活动和会议我都带着稿子，晚上书写。在西安的日子，每早8点前必须到书房，写到中午11点，11点到12点接待来访客人，中午睡一觉，起来写到下午5点，5点到6点又待客,基本生活规律就是这样。有时写顺了就特别愉快。写不顺也有各种原因，有时就不知道怎么个写法了，有时故事不知道怎么延续，有时想不到好点的东西。写的时候要没有感觉，作品肯定就没意思。要是哪天写得特别有味道，就特来劲。灵感来了嘛，就很愉快，一般一天能写好五千字，特别顺当就能写到八千字。有时就两三千字，太忙就放下。”
贾平凹长篇小说篇5
在《老生》的后记中，贾平凹写道：“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这也就是我写《老生》的初衷。”
《老生》讲了四个故事，故事的发生地还是读者在贾平凹以往的作品中早已熟悉的秦岭。小说开篇第一句话是：秦岭里有一条倒流着的河。他带领读者趟过的正是这样一条倒流的时间之河，一直流到了百多年前。这一次，贾平凹在小说中安排了一个贯穿始终的特殊人物“唱师”，他的职业是在葬礼上唱阴歌，能够“在阴界阳界往来，和死人活人打交道”，四个故事都来自于他的记忆。《老生》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在结构上做了创新，贾平凹将近年来喜欢研读的《山海经》及自己的理解安插在小说的叙述当中。贾平凹说：“严格讲，《山海经》引文与唱师的记忆并不直接联系，只是时空的深层次的互动。这样能不能有效，效果好不好，也仅是一种尝试。”
新作《老生》出版后不久，贾平凹接受了《国家人文历史》记者（以下简称“国历”）的专访。
《国历》：为什么《老生》选择用一个活了上百年，通晓阴阳、洞悉生死的“唱师”之口讲故事？
贾平凹：以唱师为小说叙述人，这是构思之初就确定的。写百多十年历史，选择唱师这个角色较合适，因他是社会底层的，有民间的意味，又因他的出身、生存环境、职业，使他能超越制度、阶级、族类、时间、生死。
《国历》：唱师这个职业以及唱师吟唱的那些歌是真实存在的吗？
贾平凹：在我故乡，唱师是一直存在的，我小时候就见过，“”时期少了，这几十年又很普通。《老生》中所用的那些歌大都是实录，我有一本二指厚的唱词整理本，当然在用时稍作些改动。
《国历》：以“唱师”这样的身份讲起故事来，对世人就多了洞察和悲悯，全书看下来有一种哀伤的气氛，无论是对可怜的还是可恨的人。
贾平凹：面对着具体的人事，你可能以你的情感出发或社会价值判断，对有些人同情，感慨，对有些人讨厌和愤怒，但经的世事多了，不论那些可怜的可恨的人如何起起伏伏，如何眼看着起高楼，眼看着楼塌了，你会感到人生的荒唐和悲怆。
《国历》：唱师在小说的开头似乎是一个超越了生死的人，但是为什么在故事的结尾，您还是安排他死了？
贾平凹：唱师作为小说正文里的叙述人，他的出身、生存环境、职业，决定了不需要给他施加什么，他只有经历。但他最后也死去，是他这些经历也该死去，必须死去，之所以叫“老生”，除了种种理由外，这样的生是到老――老就是死――的时候了。
《国历》：您早期的作品中有很多美好的人物和故事，而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很多是丑陋的、残疾的，性格是阴暗的、扭曲的，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人物来写？
贾平凹：所写的题材不一样了，作者的阅历和对社会对人生的体悟也不一样了。我早年的作品可能清新优美些，讲究技巧，年纪越大就写得比较浑然些，其中多有我对生命对人生的看法。读者的年龄不同，层次不同，就各有所好。
《国历》：《老生》的第四部分，关于戏生的故事，有我们熟悉的“周老虎”、问题食品、SARS等社会现实，您怎么看待作家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似乎写作有距离的故事更容易被接受，否则就可能被人批评写作源泉枯竭了，只好从社会新闻中找故事。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吗？
贾平凹：社会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作为小说的题材，尤其是写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以前的小说都是这样，是因为媒体不发达，那时的小说有一个功能就是新闻功能，比如新时期文学开始的那些年。现在媒体发达了，社会上发生什么都被曝出来，小说中用了点这些事就容易刺眼。当然，这也存在着怎么用的问题。另外，小说要长久去看的，媒体上的新闻事件是短期的。
《国历》：您写道“我有使命不敢怠”，具体来讲，这个使命是什么？《老生》完成了您这个使命吗？
贾平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使我和我的文学成了这样的品种，写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就是使命。《老生》写了什么呢，写了我们是什么，是怎样一日是佛一日是魔地走过来的，写了人生的荒唐和苍凉。
《国历》：《老生》里引入了《山海经》及您对《山海经》内容的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贾平凹：《山海经》使我知道了中国人思维的源头。《老生》中引用一些《山海经》文字，也有小说结构和节奏的想法，却更重要的是寻找中国人思维是如何形成，而对应百多十年来的故事。读小说是各种人去读的，有的可能就跳过这些引文，有的则只读这些章节。我小时候读《红楼梦》，就跳过那些诗文，跳过“太虚幻境”的部分，中年后再读《红楼梦》，小时候跳过去的部分就读得有味道有兴趣了。
《国历》：《山海经》有可能对一部分读者造成阅读上的障碍，读起来不是那么顺畅。
贾平凹：我有个想法，不能让小说写得太顺溜，所选用的具象材料要原始的，越生越好，写的时候要有生涩感，生生不息么。这方面我还做得不好。
其实任何一本书都是给一部分人写的。尤其阅读小说是繁忙紧张的生活、工作之后的一种享受，它是要慢慢来的，常说“读书是福”，它是有福之人读的。我不愿意写那些太精巧的故事，不愿意把故事写得像那些说书人在说书。
《国历》：《老生》出版后，很多人评论说它是“民间写史”的代表作，您怎么看待这种评论？
贾平凹：我在写作中并没有“民间写史”这个词在脑子里闪现过，我只是写我经历过的和长辈人曾经给我讲的事，其中的人和事都有真实性，绝不是一种戏说，这如同小说里那些奇异的事并不是要故意“魔幻”，那些事，我的故乡在以前多有发生，那里的生活就是如此。我之所以采用一些材料而不采用另一些材料，那是小说的需要，而如何使用这些材料，那当然有我的主观意愿。小说是我营造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多义的，任由去理解。我喜欢《红楼梦》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国历》：既然是历史题材的小说，读者如何去区分信史和小说家的演绎？您如何处理文学创作和真实性之间的关系？
贾平凹：小说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游击队的人都死亡后，留下来的匡三当了司令，他让人写游击队的回忆录，结果回忆录里就全写了匡三的英雄事迹，那些死亡的人做过的事情也都成了是匡三所做。但唱师知道事实真相，他后来就退出了编写组。什么是信史呢？《史记》现在是我们最相信的，而当年司马迁却因此受了宫刑。
你可以信小说家言，也可以不信小说家言，它是小说，小说只能发现小说应该发现的事。《老生》，包括《带灯》、《古炉》、《秦腔》，甚或以前的《废都》，任何实，都是指向虚的。现在写小说，如果写的是现实生活题材，谁能摆脱这百年的历史呢？“十七年文学”是写，“”后是写，进入新世纪是写，各有各的写法，时间若往后退，以后的读者读这些小说，该信谁呢，不管是歌颂还是批判，有多少是文学呢？这百年是历史，也是我们的经历和命运，既然我们要把它写成小说，我以为，最好的，还是像《红楼梦》那样，写出“大荒”，而我们遗憾的是达不到曹雪芹的才能。心向往之是必要的，当我们面对这百年历史时，我们要勇敢、真诚，当写作的时候则要忘掉这是历史。
《国历》：您是否果真如李敬泽反复提到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承受《红楼梦》影响的焦虑，并试图突破这种焦虑，有自己新的创造？
贾平凹：李敬泽这人厉害，他对我的作品虽多点评，但只言片语常击在穴上，老是破天机。我是喜欢《红楼梦》，自不敢说“承受《红楼梦》影响的焦虑”，但读《红楼梦》我就有通感。近期我还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那种形象，这和同时期的京剧里有小生是一样的，而舞台上的小生的形象、唱腔是那种，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人物？
《国历》：《老生》写到了很多的死亡，而且大多是非正常的死亡。您是怎么看待死亡的？
贾平凹：写中国的小说必会受中国宗教如佛道影响，也就是说好的小说里总有佛道的气息。佛道里对生死问题那是坦然和积极的。大地是生万物的，包括人，但大地也会消亡万物和人的。我故乡的人常说：人吃地一生，地吃人一口。写到死，那不是要残忍，那是现象，死是带走了疼病，病毒和恐惧，然后去往生。而生则是充满了爱，我说过，每个人生来都是父母的产物，生出后，如果你看到一朵花而喜爱，其实花更喜爱你，这就是所谓的缘。
《国历》：马尔克斯今年去世后，很多人在谈论他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就像《百年孤独》，《老生》也写到了人在阴阳两界自由行走，写动物说话，写人与动物、植物互为投胎，也挺魔幻的。
贾平凹：如果说我没有读过《百年孤独》，你信不信，肯定不信，我却真没去读，但我周围的人都读了，我听他们说过，大致也了解了。我在前面说过，《老生》里的所谓一些灵异的描写，我写时并不觉得我在写灵异，我小时候经历过和听说过村里的一些事，也去认识了许多乡村里的“神人”，所以当写到唱师这个特殊人物时，自然而然就用上了这些材料。写这些东西，并不是要故意，故意了就作伪矫饰。
《国历》：您的小说在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如何平衡？
贾平凹：荣格说，文学的根本是表达集体无意识，是寻找原始的具象。再一点，文学是记忆的，生活是关系的，文学在叙述它的记忆的时候，表现的就是生活――记忆的那些生活。生离死别、喜怒哀乐构成了人的全部存在形式，从上天造人来看，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但人不是造物主，人就是芸芸众生，写小说既要有造物主的眼光，又要有其芸芸众生的眼光，你才能观察到人的独特性。现在写小说我总是强调三点，一是现代性，二是传统性，三是民间性。没现代性不行，而民间性则是丰富和推动传统性。
《国历》：《老生》后记里，您写道“要写出真实得需要真诚，如今却多戏谑调侃或伪饰，能做到真诚已经很难了”。您怎样在写作中让自己做到“真诚”？
贾平凹：面对真实是要有勇敢的，也要有能力的。现在的生活太复杂，你得有自己的思考。做到这几点，你就会真诚。对于我来说，写作就如农民种庄稼，种一料庄稼收获了再去种一料，虽然粮食已经够吃数年了。每种一料庄稼，就老老实实去考虑种子问题，施肥问题，天气问题，希望着这一料能比上一料丰收。
《国历》：您还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已经在苦味的土壤上长成了苦菜”。
贾平凹：这是从百年的历史来讲的，不仅是个人生活的角度。写苦难当然是为了告别苦难。
贾平凹长篇小说篇6
《高兴》：痛并快乐地写作
早在2006年，《秦腔》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尽管媒体将《秦腔》封面上的“封山之作”炒作为“封笔之作”，但一直心系农村的贾平凹在香港领取红楼梦奖时却对记者表示，他已准备在写下一部小说，“我自小在乡下长大，对农村有一定的认识，也有深厚的感情，我下一部小说还写农村。”
读过《秦腔》的读者也许还记得，村中的老人去世了，连抬棺材的人也凑不齐。要问青壮劳力哪里去了，回答是去城里打工去了，其中不少是在城里拾荒。贾平凹最新的创作计划就瞄准了商州在西安的拾荒族。
早在十几年前的《废都》中，贾平凹就穿插写了一个拾破烂的老头，一边拾破烂一边念着民谣。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废品越来越多，进城打工者越来越多，拾荒者也越来越多。在西安的拾荒族中，有不少就是贾平凹家乡的父老乡亲，其中就有他的小学同学刘书祯――刘高兴。刘高兴是近一两年才进城打工的，是投奔早已进城打工的儿子来的，先是和儿子在一家煤店送煤，后来看不惯儿子的大手大脚，就负气出来拾破烂。
到了雨天，也就是刘高兴的休息日，刘高兴就到老同学贾平凹家谈天说地，自然也聊了不少拾破烂的故事，引起贾平凹对拾荒族的关注。“刘高兴使我萌生了写作的欲望。我想，刘高兴和他那个拾破烂的群体，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是别一样的生活，别一样的人生。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或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
于是在《秦腔》出版不久的2005年春夏之交，贾平凹就萌发了写刘高兴们的城市生活的冲动，“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了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除了与刘高兴继续聊天外，贾平凹还在挚友孙见喜的带领下寻访拾荒族。他们来到西安南郊的城乡结合部，这儿是拾荒族的聚居地，开始了和拾荒族的亲密接触。一次和贾平凹吃饭，在座的文友发现餐具不洁让服务员更换时，贾平凹讲起他和拾荒族吃饭时的情景：吃的是能照见人影的包谷糊汤，没有菜，也没醋没辣子，说有盐哩，放些盐吧，给我面前堆上了一纸袋烟。筷子是拾破烂的老婆递给我的，两根筷子粘连在一起，显然是没洗净。但贾平凹说他不能再洗一下或用纸擦一下，心想他们能用我也能用，便扒拉着稀饭吸溜吸溜吃喝了起来。从此拾荒族和他亲近起来，对他无话不说，使他掌握了大量的写作素材。
到了盛夏季节，这是贾平凹写作的旺季，诸如《废都》《高老庄》等不少长篇小说都是在盛夏写成的，贾平凹躲进小楼成一统，拉上窗帘，嘴里叼着香烟。《高兴》初稿的写作开始了。
贾平凹写作期间的基本的生活状态是：夫人早上7点半送他到工作室开始写作，然后一整天呆在那儿。中午十一二点接待人，包括聊天、采访，下午忙到五六点，再接待来访朋友。晚上只休息不写作，和朋友们一起写字、画画儿、喝茶。
但贾平凹没有想到，写起来却不顺手，因为他总是想着他和刘高兴们的年龄差不多，如果自己不是1972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城，肯定也是农民，也肯定来拾破烂，那又会是怎样的状态呢?这样的情绪，使他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贫困、卑微、寂寞并受到种种歧视的农民而痛心，一种压抑的东西左右了他的笔。
“我常常是把一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想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被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
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虽也明白写作不能流于就事论事，但却无法摆脱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而且他吃惊地发现，他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还自以为有现代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并在作品里替所写的拾荒族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所以越写越写不下去了，终于将10万字的草稿付之一炬。
这使人联想到梁实秋写《坡传》时，想当然地替坡仇恨政敌以及陷害他的人。实际上坡并不是那样的人，而是一个十分旷达洒脱的人，他并不仇恨政敌以及陷害他的人，而是宽容了他们，甚至与他们握手言和。
贾平凹搁笔不写了，他想过一段时间再写。这期间他和孙见喜为解救一个拾破烂老者的女儿四处奔走，动员了家乡的派出所警察，几经努力，终于成功解救了被拐卖到山西五台县小山村且已生子的妇女。
之后他继续去那些拾破烂人租住的村巷，这差不多成了一种下意识，每每到城南了，就要拐过去看看。一次在一个拾破烂人租住的简陋房子里他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只见墙上的一幅美人画的腿被用刀子割得所剩无几，可见他们的寂寞和孤独。
而他在大街上碰上拾破烂的人就停下来拉呱几句，或者注视很久。差不多又过了1年，他所认识的那些拾破烂的人，大多还在西安，还在拾破烂，状况并无多大改变。
刘高兴当然也在西安，见了贾平凹还是说这说那，表情丰富，笑声爽朗。于是贾平凹就问刘高兴：咋见你都是挺高兴的?刘高兴说：我叫刘高兴呀，咋能不高兴?就这一句话，贾平凹突然知道自己的思维该怎么改变了，小说该怎么去写了。
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中说：“本来是以刘高兴的事萌生了要写一部拾破烂人的书，而我深入了解了那么多拾破烂人却使我的写作陷入了困境。刘高兴的这句话其实什么也没说，真是奇怪，一张窗纸就砰地捅破了，一直只冒黑烟的柴火忽地就起了火了。这部小说就只写刘高兴，可以说他是拾破烂人中的另类，而他也正是破烂人中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
贾平凹重新写作，书名也由原来的《城市生活》改成了《高兴》。原来是沿袭着《秦腔》的那种写法，写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现在只写刘高兴和他的两三个伙伴。原来的结构如《秦腔》那样，是陕北一面山坡上一个挨一个层层叠叠的窑洞，或是一个山洼里
成千上万的野菊铺成的花阵，现在是只盖一座小塔只栽一朵月季，让砖头按顺序垒上去，让花瓣层层展开。
贾平凹匆匆回老家祭父得到感悟后又返回西安，开始了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写作。“这一次主要是叙述人的彻底改变，许多情节和议论文字都删掉了，我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读起来痛快的极其夸张变形的虚空高蹈的叙述，使故事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软和温暖。”
春华秋实，《高兴》于2007年春天题笔：9月中旬，《高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上市，引来一片热评，读者反映这部书故事性可读性强，情节曲折引人，作者继续关注农民问题，写农民工在城市的遭遇，反映了当代城乡现状百态，可看出作者平民立场的坚定性和他对底层社会的深厚情感，堪称《秦腔》的姐妹篇。
慈母长逝是永远的痛
9月6日，突然传来噩耗，贾平凹的慈母仙逝，永远离开了她的儿女。
笔者那一阵因为忙于“农家书屋”建设等公务，加之别的杂事，很少与平凹联系，不知贾妈妈已患了绝症，没有看望她老人家，尤其是在她生前没再见一面。
得知贾妈妈在丹凤棣花家中仙逝的噩耗不久，笔者和妻与孔明、立民等友驱车去平凹的老家棣花奔丧。在车上得知不久前检查出贾妈妈已患上了食道癌，住进医院很快就做手术，但手术后再没有醒过来。
约下午两点左右，我们赶到平凹老家中，窄窄的巷道两边摆满了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进到院中，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从文友到官员，还有刘高兴等乡邻们，大家都沉浸在悲哀之中。披麻戴孝的平凹将我们迎进家中灵堂，我们在向贾妈妈遗像三鞠躬后，嘱请平凹节哀。他表示着谢意，请大家坐下喝茶，谈论着老人最后的时光，接受着大家的慰问，不时起身迎来送往。
乐队奏起了哀曲，平凹出去和弟妹们一块儿在灵堂前跪下，向母亲的遗体一叩头，再叩头，三叩头。我看着灵堂门上平凹亲书的挽联：慈母千古；相夫教子慈悲贤惠，持家有道六十年；扶困济危知理明义，处世传德八十载。这幅挽联可谓盖棺论定之语。
不论是从平凹的言谈中，还是从平凹《我不是一个好儿子》的文章中，我们知道贾妈妈作为母亲和父亲一样是平凹及其弟妹的物质和精神支柱。尤其是父亲去世后，平凹遇到事业和家庭的挫折时，母亲给了他最大的精神安慰。曾一度年迈的母亲照料他的起居生活，使他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重新焕发了创作热情，才有了以后一系列的作品。
平凹是个孝子，早在农村修水库时，一天改善伙食，饭中有几片肉片，他就连夜走十几里山路赶回家将肉片送给母亲吃。到西安工作以后，不能在母亲身边侍奉尽孝，就常寄钱给母亲以表孝心。接母亲来西安居住后，每逢母亲生日，平凹都要为母亲祝寿，或画幅寿桃，或书写“二八是个福疙瘩”的祝福之语，洋洋十八卷《贾平凹文集》首卷第一幅插图就是在母亲的寿诞之日，贾平凹站在坐着的母亲身旁，身后墙上挂着巨大的寿图和寿联。
就像平凹所曾说过的那样，母亲没多少文化，也不过问他的创作，因而对他创作获得荣誉或遭到的诋毁也就看得轻淡。在她。心中，平凹是她的儿子，是长子，长子如父，应像他过世的父亲一样有所承担。平凹也不负母望，走过了一道又一道坎坷，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而且照顾好了年迈的母亲，提挈了年轻的弟弟妹妹们。
贾妈妈给了平凹生命，造就了一代文豪，文豪的作品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如果没有贾妈妈，就不会有贾平凹，而没有贾平凹，中国的文坛乃至世界文坛将会多么寂寞。
丧母之痛是可想而知的。悲不单行，在母亲去世一个月左右，噩耗又一次传来，贾平凹的姨妈去世，贾平凹又一次回商州奔丧。贾平凹的母亲在生贾平凹之前的生产没有保住，所以为了保障贾平凹顺利出生，贾平凹的母亲在生贾平凹之前，就来到金盆湾的姐姐家，在这儿顺利地生下了贾平凹。
因此，姨妈家是贾平凹的诞生地，对贾平凹有养育之恩。贾平凹逢年过节，只要有时间，都会去给姨妈拜年或探望姨妈。由此可见他对姨妈的感恩之情。
苦涩的笑中当选省作协主席
在贾母葬礼的一周后，2007年9月18日，位于西安市青年路中段的止园饭店大礼堂里，陕西文学界欢聚一堂，在此召开陕西第五届作协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贾平凹以74票的绝对高票当选为新一届陕西省作协主席。当大会主持人庄严宣布这一选举结果时，引发了会场上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经久不息。
众所周知，贾平凹是新时期贯穿性的作家，也是标志性的代表作家，他以丰富而又高质量的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赢得世人的关注和尊重，其不少作品被改编影视或入选教材或获得国内外大奖，被称为获奖专业户。
在贾平凹不断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添砖加瓦之时，也得到了广大文学界乃至世人的高度评价，被誉为西安乃至陕西的名片。同时党和政府也给了他不少荣誉，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担任西安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美文》主编，同时兼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等等。
但是正如至今仍未获得茅盾文学奖一样，广大文学界的人士和读者企盼着贾平凹斩获茅奖，人们也企盼着贾平凹当选省作协主席甚至更高的职务，从而以他的影响力和能力为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所以贾平凹以高票当选为陕西省作协主席是众望所归。
记得一年前，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陈彦开完陕西省文联代表大会归来，在与朋友喝茶时绘声绘色地转述文联选举时说：大会宣布主席、副主席当选名单时，念到赵季平，掌声；念到陈彦，掌声，念到其他人，掌声；唯独念到贾平凹时，掌声雷鸣，经久不息!在这次文代会上当选为省文联副主席的陈彦不无感慨地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贾平凹也说道：我也很意外，其实最主要的因素是陕西作协已经14年没换届了，时间拖得太长了。按照规定，作协应该每四五年换届一次，长期不换届，耽误了不少年轻作家的发展。我做事一向比较低调，从不和人去争。这一次被选举为主席，我也的确没有想到。在选举会上我也谈了几点：第一，陈主席虽然因为年龄限制卸任，但无论从他的资历、能力和经验等方面来看，继续在这个职位上千下去都是最合适的。第二，很感谢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说实话，这次当选的副主席中谁都可以担任这个主席职务。第三，陕西作为一个文化大省，全国的文学重镇，我担任这个职务，是很有压力的，感到很惶恐。但作协党组加强了建设后，我感觉自己也有了依靠。雷涛书记本身就是作家，是内行，在作协干了8年，经验非常丰富，
政治觉悟也很强，大家团结一致，争取把工作做好，开展新的局面。
在为这迟来的荣誉和喜讯激动之余，我们不禁有些遗憾。一是来之何迟，想当年，路遥已被内定为省作协主席，但突发肝癌而遗恨留人间，假设贾平凹这个著名的病人当年心态不好，身病加重，还会活到今天而当选省作协主席吗?二是当选作协主席副主席及理事的资质究竟应是什么?是凭德艺双馨还是作品质量影响，还是别的因素在左右?三是省作协主席副主席及理事的选举是否应该作些改革，比如这个省的所有作协会员是否应该参加选举?是否有权投上庄严的一票?
不管怎么说，社会在发展，文学在进步，贾平凹的当选说明了只要你为时代和人民写出优秀的作品，虽历经坎坷和磨难，屡遭非议和毁谤，但毕竟得到了应有的评价和待遇，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和荣誉。
作为一个进入黄金创作时期的作家，贾平凹当选省作协主席这个官，会不会影响他的写作?这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疑问和担忧。可以说，我们宁愿贾平凹不当作协主席这个官，而希望他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新的更优秀的作品来。面对着大家的关心，贾平凹说：“应该不会，我当西安文联主席十来年了，并没有影响我的写作。作家还是要以作品说话嘛，我不会放弃写作。”
职务对于作家来说只能一时有用，长远上根本不起作用。作为一个作家，最关键还在作品，只有作品才是作家最值得关注的东西。我们希望贾平凹公私兼顾，在做好作协工作的同时，超脱一点，合理安排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莫撂荒了自留地，继续勤奋耕耘。我们期待着《高兴》之后的贾平凹有令人更为兴奋的巨著问世。
贾平凹长篇小说篇7
（一）地域文化的熏染
地域文化作为一个特定地方的历史悠久、独具特色同时还被后人传承至今的综合性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的表现。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交融，因此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精力文明的产品和动植物界的产品相同，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说。”一个作家长期生活在特定区域中，不自觉地就会对所受的特定文明的感触和影响运用在创造中，写作主体认识自然而然地就根植在生长环境中的文明系统、风土人情、价值观念、信仰习俗等贯穿其间并生动地展示出来。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他生长和生活的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贾平凹这一作家书中所描述的十分富足的民俗文化资源，这跟贾平凹自身的自觉追求也脱不开关系。贾平凹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长期以来，商州的乡下与西安的城镇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所以说，我国的农村民俗文化对于贾平凹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就好比正处于热恋之中的情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会积极的表现出在内心情感上的极大认同。贾平凹就会在写作小说的同时便会将自己所在故乡的风土民情如同如数家珍般展示给各位读者，所以说在拜读贾平凹的小说时，会有感觉在读者眼前如同放置了一幅幅五彩斑斓的油画，与此同时还轻轻地在读者的耳边低声的讲述着流淌在小说血脉里面的民俗文化，民俗精神！
（二）传统文化的影响
新时期以后，中国作家们又一次接过五四文学的大旗，把眼光转向西方学习和学习，但当多数人热衷于横向移植、学习仿照的时候，贾平凹却以纵向接受为根基，在传统文化的母体里罗致当代艺术的养分，用传统的审美方法和书写方法思考着当代人的日子，构建了自己的一个艺术世界。读贾平凹的著作，能让人感受到传统审美认识的厚重感。特别是在他的著作中能读到那为人称道的古典文学的涵养：志怪小说般的神秘感、《世说新语》的简练、《红楼梦》式的对平常日子细腻的描绘等。但是更加让人感到独特的还要算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审美认识以及跟当代文学的发展的联系而共同造就的共同的美学个性。民俗文化就好像是那些不小心被遗落在民间的珍珠被类似贾平凹这类作家们所悉心的拾起，并加以洗净处理，展现给各位读者，所以说民俗文化的精华给予了当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不可言喻的想象空间。
二、贾平凹小说中的民俗文化
（一）婚丧嫁娶民俗
一直以来，婚丧风俗是中华文明中不行短少的组成部分，也是最能体现一个区域风情面貌的特点，它集中打上了当地各色文明等方面的痕迹。婚丧嫁娶的风俗常常代表了当地大家的世界观、生死观、福祸观，代表了当地大家对传统的民俗文明的情绪。贾平凹通过在小说中描绘的当地的婚丧风俗，向读者展示了地方特色的乡土风情，从中窥视到在传统文明影响下其的民间价值观念。贾平凹的《秦腔》这部作品被公众们一致地说是我国乡土文学的巅峰之作，小说的开始是一场婚礼，结尾则是一个葬礼。贾平凹的《秦腔》的里面讲述了夏家顶梁柱三兄弟的相继逝世的过程与随之发生的事件，内容十分的丰富多彩，应当客观的说乡土风情以及当地民俗文明在整部小说中里面展示得一清二楚。贾平凹小说《高老庄》里面的故事则是以子路和西夏回乡为父亲过三周年祭为依据编撰全篇的，同时作者还在人物出场时刻围绕着对亡人祭拜的风俗开展论述，使得文章更加的饱满。《鸡窝洼人家》这部小说介绍了两对夫妇相互交换老婆的现象，充分体现了当地人民低俗，落后的婚俗。贾平凹在其小说中描绘了当地各种各样的婚丧嫁娶民俗，通过他的描述向世人展示了村民的质朴以及故土商州的社会风尚。同时，他也正在以一些粗俗落后的婚丧嫁娶民俗批判和揭露了旧社会传统文化下的民间价值观念与道德观念。
（二）民间信仰民俗
风俗文化中对于鬼魂的传说和灵异的故事举目皆是，对于鬼神灵异、存亡轮回、荒诞不经的描写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同样熠熠生辉。而这些内容的描写无疑给贾平凹的小说增加了浓厚的神秘气息。作者在创作中所渗入的民间信仰习俗很好的构建了其小说的神秘色彩。《废都》开篇就出现了异象:无籽的土里长出奇花；天上一起呈现四个太阳；七条彩虹交织呈现于天空，这些都被智祥大师看作异兆，公然第二天法门寺就发现了释迎牟尼的舍利子，这些表象好像也是书中人物命运走向的预兆。智祥大师作的估测就是预知的一种。文中相同具有预知功用的还有牛母，她人鬼不分，踪迹怪异，睡在棺材里边，常常杂乱无章地说话，而她关于老伴坟墓受扰的预言却被证实是现实，不能不让人吃惊。预言这种崇奉方法在此得到神秘的体现。占卜也是预知这种崇奉方法的体现形式。孟云房在孕磺寺学习气功以后，自称身上有了气感，后又研究《邵子神算》，学习了卜卦，颇懂一些奇方异术并屡次为书中人物的命运、去向进行占卜、猜测。他占出庄之蝶官司的来龙去脉和“被缚”的命运；占出唐宛儿失踪以后的去向；占出书中几位重要女性的命运走向并且都能切中要害，猜测出本相，简直能将各自的境况和命运猜测得相差无。《古堡》里的有些村民认为一棵老树可以为他们驱灾辟邪，可以保佑他们平安无事，于是便吧它当作神灵一般供奉，纷纷烧香跪拜。民间流传的信仰方式使作品既充满了民间气息又充满了神秘色彩。贾平凹毫不吝啬的泼墨挥毫，尽情地描写民俗的真实事项，向人们揭开民间信仰民俗的神秘面纱，展示它的神奇与多彩，但是贾平凹也能够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去理性地审视和批判封建迷信陋习。
（三）饮食方面的习俗
围绕着民间的生活习俗领域的叙述上，作者如同就在贾平凹的小说里面直观的描述了商州人民日子的全貌，体现在饮食领域的讲述上，其作品中的“主食”依然充斥着商州区域的习气。由于商州这一特定的区域，主要的农作物就是小麦以及玉米，因此，在小说里面主人公们的饮食一直离不开：面，《古炉》里大家为改善日子吃碗面。配料则离不开辣子。《秦腔》里夏天智老是背着手去喊碗凉粉，放上辣子，蹲在角落里一会就吃完。《秦腔》里对吃文明的描绘是相当不吝啬的。在除夕的时候，一大家人围坐一起吃年饭，兄弟各家都会根据自己家里的条件预备上具有当地特色的饭菜；雷庆在光景好时，过生日时吃的就稍微显得铺张浪费些，这是在撑面子；白叟的周年祭该是啥样层次在作品中也都曾一一的仔细列出，完全的商州风味。《鸡窝洼人家》中的禾禾便是用搅团作为他的午餐，虽然极其简单却吃得津津有味。通过饮食方面的习俗的展现，贾平凹一股强烈的商州情怀以及对成长的故土浓重的怀念油然呈现在读者面前。
三、结束语
贾平凹长篇小说篇8
此间，王洁的散文集《六月初五》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贾平凹、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分别为本书作序，贾平凹同时题写了书名。《六月初五》分为“寸草春晖”“落花微雨”“含英咀华”“晨钟暮鼓”“拂云弄影”等多个章节，题材多样、风格多变。作者王洁系近年来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因多才多艺且又热心公益事业而广受赞誉。
她是“一个内心干净，行为大方，能激情，好幻想，永远有追求的人”，贾平凹一度感叹“世上还真有既是美女又是才女的人”。贾平凹表示，“之所以喜欢她，是她的那些散文既大气又细致，在质朴中又洋溢着浪漫的气息。尤其那些写儿时的生活，写奶奶，父母的篇章，亲情倾泻，又自自然然地发出那么多精妙的句子，如同水流到了哪儿，那里就有了河床，脚走到哪儿，哪儿就有了路。”
本书同题散文《六月初五》是王洁的代表作，“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很好，她已经亡故的奶奶，我以为会有一些常见的激情抒发，但是却没有，只录下了奶奶生前写给她的几封信。角度独特，文笔收敛，是我所喜欢的散文路数，于是就读了下去。”余秋雨对王洁创作的此类涉及亲情的文章颇多赞誉，“她写母亲，写父亲，都一味朴实真切，不涉虚华。”
“慢慢品味，文中的一字一句，一感一慨，一招一式，像是流淌着的潺潺细涓，柔暖如丝，宛若一古典美女从久远的历史风尘中款款走来，让你似乎依稀能触到一抹意切情深，一缕幽怨哀婉轻轻地拂过你的脸颊……”中国首部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总策划张小可读过王洁散文《永远的长恨歌》后如是感叹。余秋雨则认为王洁作品“为《长恨歌》的演出提供了现代文本。”
与此题材相关，由王洁任总策划并亲自作词、主演的MV《霓裳吟》在2016年的年末面世。缘于对那段爱情传奇的独特会意和深度解构，加之自身气场不凡外形完美，使得王洁成为MV《霓裳吟》“女一号”的不二人选。导演评论称，“肤如凝脂、手如柔荑。时而双眉颦蹙，梨花带雨；时而浅笑焉然，轻歌曼舞。王洁版的杨贵妃，恍惚间如同穿越时空回归大唐。”
贾平凹长篇小说篇9
当我细细地阅读完这部恢弘大气意蕴悠长，倾情关注当下社会，细腻描摹农村时态的作品时，再度地领略到一股浩荡吹来的贾氏旋风，不能不再一次对作者的崭新文学架构刮目相看。
说起贾平凹的生平与创作成就，我估计大家都不会太陌生。我们知道，他是一位生活阅历非常丰富，艺术实践也异彩纷呈的作家，几十年来可谓是著作等身，在广大读者中拥有极高的声望。他的长篇小说作品《废都》《高老庄》《秦腔》《古炉》几乎都曾经在中国文坛引起过广泛的轰动，2008年，作者还凭借着《秦腔》一举荣获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我们说他是国内文学界、尤其是乡土文学领域的翘楚，恐怕是不会有人反对的。所以读者对他最新创作出来的作品《带灯》自然而然就多了一份期待。
《带灯》描写的樱镇，是西部秦岭山区的一个边远小镇，作者所倾力塑造的主人公带灯正是这个镇上综治办的一名普通干部。这里的人们勤劳善良，落后的经济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困窘。带灯性情率真，对人热情，把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镇上的工作和为乡民办事上了，维持了表面上的和谐。镇上的工作看似清闲实则矛盾多多。无情的岁月风尘把带灯死死地拉入到庸常的人际关系中，带灯对此相当苦恼。镇书记、镇长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平衡各种势力、寻求招商引资上，既是为了镇上的经济发展，也是为他们的仕途铺平道路。一家大工厂项目落户于樱镇，旧有的利益格局遭遇到极大的改变，环境也被破坏得惨不忍睹。于是，乡民们之间的关系瞬间变得诡异起来。元黑眼与换布之间；处于开发地带村落和尚未开发的村落之间；镇街上人群和村民之间都云集着林林总总的矛盾，带灯所在的综治办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处理乡村所有的纠纷和上访事件，每天面对的都是些农民的鸡毛蒜皮和纠缠麻烦。农村的琐事让人心烦又让人同情，带灯在矛盾中完成着自己作为一个乡镇干部的基本职责，她既不愿意伤害百姓，又要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而当这些矛盾集中起来一股脑地呈现在带灯面前时，她开始惊慌失措了。作品正是描写了带灯在各种矛盾相互纠缠的夹缝中寻求自身的发展之路，她彷徨过愤
怒过也悲伤过，甚至还有过疑虑和不安，但她最后依然饶有兴致地在这里努力地工作着……。
我曾经在贾平凹的散文作品中读到过他实地考察农村的真情流露，作者为了拓展自己的创作思路，扩大自己的观察视野，多次广泛地走读于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其足迹遍曾经遍访渭北、陕南、河南、甘肃等地。有时作者还钻进山沟里，试图从岁月的火热流变中寻求到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同时作者依据自身的人生阅历，倍加珍惜自己过往的乡村生活积累。客观地说，作者的这一目的是达到了。在贾平凹的多部作品中，他都骄傲地把自己的这些生活体验用文学作品给予了大力的呈现，而且他很形象地把自己的思虑变为娓娓叙述的文字，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山野的灵动和鲜活。前年读《古炉》和日前读到的《带灯》，均无不带有浓烈的山野韵致和乡民的生活气息，读起来很接地气。作者的用意是很老道的，他似乎也深知读者对乡村题材文学作品有着浓厚的期待，所以他在这方面的发力也很有劲道。
作者在创作《带灯》时，依然让作品隽刻着太多太多的乡土特征。面对当下农村的凋零与破败，作者对那里倾注着了满腔的热情。他曾经说过：“当然，大量农民每年都在进城，好多城里人是从乡下来的。往上数两三代，几乎每个人都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城市和乡下只是地域上、生活形态上的区别，大家总的精神状态、关注的社会热点依然是一致的，对许多内在困扰，关乎人性的问题依然感同身受。”有了这样成熟的思考，作者就很自然地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了自己精心创作的这部作品中了。可以这样说，《带灯》这部长篇小说，也是作者在自己的苦思冥想沉淀了多年后，以一种集约喷发的方式为我们创作出来的宏大叙事力作，所以作品带给我们的震撼与惊喜也是前所未有的。
《带灯》的结构很有特点，写得也非常扎实，人物刻画相当地真实鲜活。据作者介绍，《带灯》的故事源自于他这几年采访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每个人物都有其真实的生活原型，几乎没有作者的编造。他在夏夜的农村看到了‘带灯’，就是指一种小生灵萤火虫，“它们从自己身体里发出那点微弱的光，也能照亮一星半点的世界。”这个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意象让作家那焦虑的心灵为之一震，作者很巧妙地把这个意象富有诗意地嫁接到《带灯》这部波澜壮阔的作品中，而且主人公的名字就取名为“带灯”，就别有一番深意了。“带灯”原名叫“萤”，即萤火虫，像带着一盏灯在黑夜中巡行。这个名字也显示了带灯的命运，拼命地燃烧和照亮，而命里却注定地微弱无力，终归尘土。作者这样匠心独运的铺排顿时让小说有了灵魂，也提升了作品的主题，让作品带给读者一种“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畅快舒意和精美的艺术享受。
贾平凹还细致入微地描画了目前中国乡村百姓生活的现实，基层乡镇工作人员的精神世界，大转型时期各式人物对社会的看法想法，以及一个大型矿业工厂落户平静乡村的人生百态，其中许多细节读来都让人有千百种滋味萦绕心头。比如，工厂的轰鸣声让这个不通高速公路的宁静小镇彻夜失眠，全镇人的“瞌睡都让偷走了”；老屋的拆迁惊动了蛰伏阴暗处的虱子，这些人们讨厌的小虫趁机兴风作浪；扩建改造商业街，开设沙场必然引来利益纠纷，引发的血腥械斗惨不忍睹等等。有读者赞誉，该作品不仅保持了作者以往的艺术特点，更是达到了新的文学高度。塑造的文学形象也丰满真切。带灯一出场，就浮现着与众不同的超然脱俗，她有丰富的内心和丰沛的情感，她更愿意在乡间的山风树谷中寻找安宁。她每天面对最让人无法摆脱的杂乱，内心却不断地向上腾跃。带灯在现实中无处可逃的时候，把自己的精神理想和寄托都放在了与远方人物的情感想象之中。远方的家乡人元天亮成了她在浊世中唯一可以倾吐的精神寄托，她在不断地给他写信，向他诉说。带灯等干部受伤之后，整部小说就戛然而止，工厂的运营状况，许多人物的命运，以及她与作家元天亮之间的柏拉图式的情愫，都作为给读者留下了的悬念。带灯的痛苦无法救赎，她既无法摆脱现实，又没有能力完全解脱。作者在这里非常灵动地展现了当前的农村基层的现实状况，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读性。
据网络消息，作者贾平凹花费了三年时间写完《带灯》，同时这期间也度过了他的六十大寿，面对渐渐老去的事实，贾平凹有着说不出的恐惶和不服气：“我感觉这事丢人的很，咋就活到这样个岁数，我想不通。”贾平凹还讲了个幽默但在他看来很忧郁的笑话，映射出自己的无奈：俩90后在夜店门口商量着进去耍，其中一个很鄙夷地说，跟里边一群80后“老皮”有啥可耍的。“哎，80后都老了，咱这50后的日子该咋过呀？”如果说创作《带灯》的过程是繁杂的、结局是无奈的。那么，其中最温情、最具浪漫色彩的内容，则是《带灯》一书的起源和带灯给元天亮的信件。
《带灯》在写作手法上延续了贾平凹惯常的用散淡叙事反映宏大社会生活主题的艺术手法，通过对带灯这一乡镇女干部的视野，和她经历的种种事件，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后，广阔的西部农村天地里人文和精神风貌发生着的变化，阅读以后让我们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我们从网络新闻中得知，最近由全国众多媒体、读者和网友评选出的“2013最值得期待新书”榜单出炉了，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带灯》位居该榜单之首。从我的阅读体验来看，我觉得这绝不是空穴来风。媒体和读者都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大家对《带灯》有着这样的一种期待，既是对贾平凹先生过往文学创作成就的一种极大肯定，也是期盼着他的新作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看到公众对这样一部反映乡村现实生活题材、笔调略显素雅散淡的作品所抱有的满心期待，作者本人也非常欣慰。他告诉记者：“读者还是愿意看到真实的、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文字。我不爱那些书斋里胡编乱造的作品，相信读者也不爱，读者爱的是作家投入真挚的感情、有亮点的文字。”作者的这番话显得自信满满，恰好也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想这也许就是我读完《带灯》以后能够隐隐地莫名感动的真正原因吧。
金沙滩
过去可以失败，未来不能失败；做事可以失败，做人不能失败。做事失败是一时的失败，做人失败是一生的失败。
若时时原谅自己，必常常迷失自己；若处处善待自己，必屡屡失却自己。做人要：自由、自主、自立。但自由不要自狂，自主不要自大、自立不要自负！
贾平凹长篇小说篇10
1、贾平凹，本名贾平娃，1952年2月21日出生于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中国当代作家。
2、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82年起，从事专业创作。1986年，出版长篇小说《浮躁》。1987年，出版长篇小说《商州》。1988年，凭借《浮躁》获得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铜奖。1992年，创刊《美文》。1993年，出版长篇小说《废都》。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白夜》。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土门》。1997年，凭借《废都》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1998年，出版长篇小说《高老庄》。2000年，出版长篇小说《怀念狼》。2002年，出版长篇小说《病相报告》。2003年，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秦腔》。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高兴》；同年，凭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古炉》。2014年，出版长篇小说《老生》。2018年4月，出版长篇小说《山本》；同年，当选西咸新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2019年9月23日，长篇小说《秦腔》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2020年9月，出版了长篇小说《暂坐》和《酱豆》。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