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散文十篇

贾平凹散文篇1

关键词：贾平凹 “大散文”观 理论贡献

“大散文”如果是一面旗子，应该说是著名作家贾平凹首先举起来的，1992年9月“大散文月刊”——《美文》创刊时，贾平凹作为主编曾旗帜鲜明、笼而统之地喊出了一句口号：大散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大散文”观可以说是呼应声最高的散文理论与实践的倡导口号，尽管这种理念问世以来遭到不少的批驳与质疑[1]，但它还是得到了创作界和评论界的普遍认同和肯定，国内许多杂志相继开办“大散文专栏”，对散文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2年10月，在《美文》的创刊辞之中，贾平凹率先提出了“大散文”理念，这种“大散文”观的提出，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贾平凹在具体、深入地考察了当时散文创作的发展状况后，指出散文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上都逊色太多，仅限于花花草草，借景喻情、喻理，或一人一事的个人抒怀，很狭窄，有种打不开的感觉。他之所以提出“大散文”概念，事实上是在倡导一种风气，一种关注现实社会的大境界，也在于拓宽散文创作的路子，将散文还原到生活中。如果“不了解这个大背景，如果仅从‘大散文’三个字字面上来看，就难以理解我们的用心；”[2]“提出这个观点它是有背景的，1992年我们办这份杂志（指《美文》杂志）时，散文界是沉寂的，充斥在文坛上的散文一部分是老人们的回忆文章，一部分是那些很琐碎很甜腻很矫揉造作的文章，我们的想法是一方面要鼓呼散文的内涵要有时代性，要有生活实感，境界要大，另一方面鼓呼开拓散文题材的路子”[3]；他还进一步指出“现代汉语散文在建构它的规范的时候，出现了最大的危机是散文不接触现实，制造技巧，而粉墨登场的就以真善美作了脸谱，以致使散文长时期沦为平庸和浮华。我们在反对琐碎、甜腻、精巧、俗气、虚假、无聊的散文倾向时，应该寻着这一切现象的根源”[4]。可以说，“大散文”就是贾平凹及其同仁们为补偏救弊所开出的独特处方。他们力图“还原到散文的本来面目”，“复归生活实感和人之性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更多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5]。

此后，贾平凹一直高调宣扬这一观点，他曾在多种场合屡屡谈及创办《美文》杂志的动念及对“大散文”的理解：

“我们的目的就是倡导散文的真情实感的恢复，呼唤一种大的气象，使散文生动起来，为真正繁荣我国散文创作做出我们的一份努力。”[6]

“‘大散文’概念提出的时候，我们的粗略想法是：①张扬散文的清正之气。写大的境界，追求雄沉，追求博大感情；②拓宽写作范围，让社会生活进来，让历史进来。继承古典散文大而化之的传统，吸收域外散文的哲理和思辩；③发动和扩大写作队伍，视散文是一切文章，以不专写散文的人和不从事写作的人来写，以野莽生动力，来冲击散文的篱笆，影响其日渐靡弱之风”。[7]

“‘大散文’这个词，是我们的共识，也是办刊的宗旨。……‘大散文’一词的提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或要标新立异，它是有背景的。……‘大散文’是一种思维，一个观念，不能简单说成这样写就是大散文，那样写了就是小散文，或别的不大不小的散文。”[8]

“纯以字面上看，‘大散文’这个词似乎不通，但矫枉过正，主要是强烈地表现我们的追求和倡导。具体来讲，一是强调散文的真情，有其生活实感，有史感，有美感。二是强调扩大，或许也是恢复题材面，不能把散文理解为那些咏物抒情式的，要大而化之。”[9]

“‘大散文’讲究的是散文的境界和题材的拓宽，它并不是提倡散文要写大题材，要大篇幅”[10]。

综观贾平凹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对“大散文”的阐述，我们可以大体上看出其“大散文观”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简而言之，他的“大散文观”包含有三个认知向度：其一是要求散文的题材、内容要大，即散文的内容要从狭小的个人情怀中走出来，要关乎时代、社会；其二是主张散文的审美境界要“大”，美学风格上要追求“大境界”、“大气象”；其三是主张散文的文体形式可以“泛化”，也就是贾平凹所说的“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11]。

这种观念曾在散文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也引发了当代散文观的第三次大争论。有赞同者认为，要繁荣散文创作，首先需要的是包容，需要兼容和宽容。散文不能搞成吟花弄月和小摆设之类的东西，而要张扬民族精神，要有黄钟大吕的气概，要关照人情世态，要表现人格精神，而“‘大散文’观念的提出，有助于开拓散文的疆域，有助于开拓作家的眼界”[12]（王愚）；也有学者认为“‘大散文’的提出，是贾平凹对散文对文学以及整个文坛的一种感受。作家提口号，向来不考虑理论上是否规范，他只是对散文创作的萎靡之气感到不满，因而提倡大境界、大气象、大格局、大气魄的散文。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散文’的提法是成立的”[13]（李星）。还有人认为“大散文”这一观念在两个方面有着积极意义，即一是让作家有大视野、大气度、襟。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家本人，只要大起来，作品自然就大；二是在散文领域中不过细切割，有弹性，才有利于散文写作[14]（畅广元）。更有批评家认为“大散文”的提出“是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人们渴望改革散文的美学要求”，“是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目标，是呼唤散文大家的一种现代性的诉求”，它“对于推动中国的散文创作和理论建设，具有不可抹煞的积极意义”。并且认为这种“大散文”在本质上、在内在精神上，“主要是指一种观念形态，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由博大的人文情怀和人格智慧孕育出来的大气魄、大格局和大境界。正由于具备了这样的‘内质’，所以‘大散文’拒绝内容上的琐碎平庸，它在思想指向上呈现出文化反思性、现实批判性和思考深刻性的特征；在艺术形式上追求自由优美而不唯美，扬雄沉厚实之声而抑甜腻靡弱之风”，正因“大散文”的倡扬和创作实践，所以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才如此红火，才如此扬眉吐气地成为超越小说诗歌和戏剧的“时代文体”[15]。作家刘成章、叶广岑等人也认为“大散文”这一观念是顺应社会生活发展的，如果坚持下去会对散文的变革产生极大影响。

而对“大散文”观的批评往往只抓住其“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这一点，认为贾平凹的“大散文”观其实并无多少新意，我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认识散文的。比如，多年来致力于散文文体问题研究，力主规范、辨析和净化散文文体，令散文真正“弃类成体”的著名散文理论家刘锡庆教授就认为，“散文就是‘一切文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命题，这样的散文观念实际上又回到了古代。古典散文就是这样。这等于主张题材、范围的‘大’，而不是精神气度的‘大’、深度的‘大’。所以，‘大散文’成了什么人、什么题材都可以写，题材面大了，写作的人的面也非常广了。他希望各行各业的人都来写散文，甚至连个体户、企业家的就职演说等各种形式，均可称为散文，一时间，散文领域变得海阔天空。这是不合适的。”[16]这种观点也代表了为数不少的评论家及读者的意见。

但通过对贾平凹的《美文·发刊辞》、《〈美文〉三年》、《读稿人语》等文章的解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大散文”观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当时流行于市面上的那些仅限于花花草草、借景抒情的抒情散文的。也就是说，尽管贾平凹对“大散文”的具体内涵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规范，显得有点笼而统之（对此，贾平凹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就曾明确地指出“口号的提出主要得看它提出的原因和内核，而不在口号本身的严密性。”[17]）但他以一个主编的胆识和智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那种具有大境界、拥有丰富思想、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大散文”的鼓与呼，无疑是当代散文写作突破原有模式、求新求变的催化剂。客观地说，“大散文”观确实鼓励了更多的人拿起笔来书写“美文”，这无疑有利于增加散文作品的数量，也有利于散文表现多层面的生活空间，使散文不再拘泥于狭小的天地和陈旧的格套里，从而失去更旺盛的生命力。这无疑是贾平凹及其同仁们所倡导的“大散文”观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注释：

[1]其中较有反响的理论文章主要有刘锡庆的《当代散文：发展轨迹、分“体”考察和作家特色——兼评“当代文学史”有关散文的表述》（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6期）、《当代散文：更新观念，净化文体》（载《散文百家》1993年第11期）、《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载《美文》1994年第11-12期）、《当代人的“情感史”和“心灵史”——当代散文答客问之一》（载《湖南文学》1995年7-8期合刊）、《当代散文的理论建设——在北京作协召开的“散文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载《报刊之友》1995年第6期）、《弃“类”成“体”是散文发展的当务之急》（载《文学世界》1996年第4期）、《世纪之交：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寻求中国现代化的心灵轨迹——20世纪汉语散文风雨历程之回顾》（见张炯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秋冬卷》，民族出版社2004年10月版）、《当代散文创作发展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及《散文：五十年的沉浮与成就》（见《刘锡庆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等一系列论文，另外，于祎的《贾平凹“大散文”观的理论误区与现实意义——再看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散文论争》（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一文也很有见地。

[2]贾平凹：《〈美文〉三年——在编辑部会上的讲话》，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8页。

[3]贾平凹：《中国散文的九个问题》，载《新闻周刊》2002年第14期，第26页。

[4]贾平凹：《〈美文〉四年编辑部午餐桌上的谈话》，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2-13页。

[5]贾平凹：《〈美文〉发刊辞》，载《美文》1992年创刊号，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4-5页。

[6]贾平凹：《雪窗答问——与海外人士谈大散文》，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4页。

[7]贾平凹：《走向大散文》，载《中华读书报》1994年8月10日，第5版。

[8]贾平凹：《〈美文〉三年——在编辑部会上的讲话》，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7-8页。

[9]贾平凹：《雪窗答问——与海外人士谈大散文》，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4-15页。

[10]贾平凹：《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载《美文》2002年第7期，第8页。

[11]贾平凹：《〈美文〉发刊次辞》，载《美文》1992年创刊号，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12]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73页。

[13]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74页。

[14]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75页。

[15]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6-28页。

[16]安裴智整理：《辨误排疑看散文——刘锡庆教授访谈录》，原载《太原日报》1995年5月16日“双塔”副刊，见刘锡庆著《散文新思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299页。

贾平凹散文篇2

十多年前，一位来自南方的女记者采访《美文》主编贾平凹，见他满头乌发已被秃顶所取代，便为他呕心沥血写作使青春不再而感伤。贾平凹“安慰”她说：“富矿山上不长草嘛。你长发飘飘是女性象征，我谢顶也有诸多好处，如省去了洗理费，也无小辫子可抓，有虱子还可一眼看到，还不会被削发为民，即使愤怒起来也无发冲冠。”

听到秃顶还有这么多学问，那位女记者突然想起《阿Q正传》中的名言：“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便想伸手去摸贾平凹的头，贾平凹连忙严肃起来：“秃顶男人的高贵在于这颗头只许看，不许摸！”

“贾政委”与读者来信

一位作家常常收到从四面八方寄来的读者来信，确是人生一大快事。但是面对洪水般涌来的信件，拆封和阅读又成了贾平凹一大负担。仅1992年12月1日至26日，他的信件就多达248封。

这些散落在书架上、充塞在抽屉里的来信，对贾平凹的称呼千奇百怪：贾主席、贾副主席、贾委员、贾代表、贾理事、贾主编、贾作家、贾名人，最使人纳闷的是有人称他为“贾政委”。

据贾氏的乡党孙见喜说，这“政委”系“政协委员”的简称，写信者是一位文学青年，他最近对生存的目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已无法抗拒死神的诱惑，望“政委”拯救他。贾平凹很快给他回了一封信：“要珍惜生命。如果你一定要跳楼，祝你像台湾一位作家那样，在自杀前遇到一位妙龄女郎，共同勉励把如烟的往事全部埋葬在废墟里，愉快地从下一秒钟活起。”还有男子求婚遭拒请贾平凹帮忙、儿女干涉老人的黄昏恋以及遭受上司性骚扰的求救信件，贾平凹感到自己无法充当万能大师，只好让这些来信如泥牛入海。

不是“假平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废都》在法国获大奖后，法国驻华大使专程到西安会见贾平凹。据贾氏的乡党孙见喜转达，具体联络方法是：“下午四时，在西安夏威夷酒店正门，站着五位法国人，其中一位打领结(其他人均打领带)、这些人中身材最高的一位就是大使尔雷莫雨尔先生。”

这种联络方法有点像特务接头，贾平凹开始不同意，后来还是依时赴约。大使见到这位单眼皮、长脸型的作家，厚厚的嘴唇叼着一根香烟，穿的衣服可以榨出油，个子又矮，远不如他想象的那样高大，便怀疑他是水货，问他用什么东西来证明自己。贾氏说：“我会算卦看相。”大使说：“那你就给我看相吧。”贾平凹不慌不忙地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第27卦，上上，岁稳”，便云里雾里瞎吹一通，反正他的陕西方言对方也听不懂。

可是大使感到这位突然冒出的“大师”笨嘴拙舌，一点也不像文章写得如行云流水的大作家，便越发怀疑眼前这个贾平凹很可能是个“假平凹”。贾平凹掏出身份证要对方验明正身，身旁的翻译连忙提醒：“中国每个城市都有专门做假身份证的场所，不可完全信。”这时闯来几位文学青年，他们一眼认出贾平凹，便大叫这位大作家的名字，并拿出《废都》要他签名。大使恍然大悟，连忙请贾平凹坐上他的专车。

一见美女就晕倒？

贾平凹散文篇3

去年夏天，天津一个文友到西安见了贾平凹后，在文章中讲“贾平凹”中的“凹”字可解成火山口的意思。贾平凹甚觉得她说得有趣，遂将多年前购置的自然凹石从会客桌移到书桌上，以此念助书写新书《带灯》的自信和力量。

“火山口是曾经喷发过熔岩后留下的出口，它平日是静寂的，没有树，没有草，更没有花，飞鸟走兽也不临近，但它只要是活的，内心一直在汹涌，在突奔，随时又会发生新的喷发。”——这一个形象的描绘，或许可以解释他为写作《带灯》尽力排除一切干扰，推掉能推的活动，几乎不见任何人的做法。

“我得为自己活呀，为自己的写作活呀。”——他给自己创造这样理想的写作状态，为的是将“不能重复以前写法”的决心藏在这看似静寂含蓄的写作姿势背后。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次写《带灯》就像孤身一人在作坊中做试验，写法上的转换和突破亦需要敢于面对未知失败的勇气。

他的“带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2013年1月，这个周身带着萤火微光的清丽女子从贾平凹的新书中走来，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本来是“小布尔乔亚”情结的文艺女青年“带灯”，却来到秦岭地区的樱镇当了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主任，综治办是各基层力量角力的大舞台，选举、上访、救灾、计划生育等各种杂碎问题轮番对女主人公进行“轰炸”，贾平凹以这样一个“摧残美的一个过程”揭示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生存状态，主题可谓剑走偏锋。

而为何以一个乡镇女干部的角度写《带灯》，贾平凹告诉《方圆》记者：“现实中的‘带灯’原型就是一位乡镇干部，她以写信的形式跟我交流，让我更深入地了解到社会基层的真实状况，给了我更多的思考。她让我敬重，欣赏，又令我同情和哀叹。”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贾平凹喜欢有意思的人。

之前写小说《高兴》，就是因为贾平凹从拾荒人刘书桢身上看到一种奇异的特质。而这次，他在这位乡镇女干部身上亦看到了这种类似的特质，都是“泥塘里长出的一只莲，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

而经他之笔将这些“有意思的人”从农村这片土地上提取出来，便就是关于中国农村现状的个例，更是当下农村正在发生着的事情。为何如此具有代表性？还是要源于贾平凹始终是一位“接地气”的作家。他这样描述自己书写农村的使命感：“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

贾平凹几十年保持去乡下采风的习惯，但渐渐地，他发现乡下的生活早已不似从前的山水，以往将心灵退回乡村的那种想法已不复可能，而感受更多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苍凉。贾平凹在《带灯》后记中写道：“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男的女的，聪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进城去，他们很少有在城里真正讨上好日子，但只要还混得每日能吃两碗面条，他们就在城里漂呀，死也要做那里的鬼。而农村的四季，转换亦不那么冷暖分明了，牲口消失，农具减少，房舍破败，邻里陌生，一切颜色都褪了，山是残山水是剩水，只有狗的叫声如雷。”

除了环境风貌的变化之外，贾平凹告诉《方圆》记者：“在乡下走动发现，社会大转型期，社会矛盾从未如此集中，人性的善与恶也从未如此爆发。”

就在前年，贾平凹去陕西南部，走了七八个县城和十几个村镇，又去关中平原北部一带，再去了一次甘肃的定西。他去这些地方走动，本来，是并无写文章的打算，“如果纯粹为了创作而跑动那就显得小气而不自在”，而只是想看看真实的社会状态和人的精神状态，从而让自己对社会有个大的把握，而不至于偏颇和迂腐。

直到他遇见了“带灯”的原型，那个山区的乡镇女干部。这个女子出现在他生活中，通过和她的交流，让贾平凹突然产生了写作的欲望。

她起初给贾平凹发去短信，将她在综治办的工作和生活在短信中写得极好，这让贾平凹惊讶不已，日久天长，竟到了盼着她来信的地步。收到的每封信都是几百字或上千字，里面洋洋洒洒倾诉她的追求和向往，欢乐、悲伤、愤怒、苦闷全不避讳，这种和盘托出的赤诚之心打动了贾平凹，让他决定去她所在的地方见见她。

在深山同女干部交流的日子里，他首先看到了她生活和工作的一面，她带着他走街串巷，去给特困户办低保，去堵截和训斥上访人，而后发现了她自然随性颇有原始古风情怀的另一面，她拽着牛尾巴上山，采到山花就别在头上，跑累了便以地为席打盹睡觉。他写道：“我远远地看着她，她那衫子上的花的图案里花全活了，从身子上张上来在风中摇成鲜艳。”

相熟之后便成为朋友，她会给他寄些土特产的同时附上一包又一包乡政府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很有意思的是，有次寄给他的文件里还夹了份她因工作失误而写的检查草稿。

她自然不知贾平凹会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但在贾平凹心里，一个构思正在成形。与此同时，贾平凹得知自己的老家正在修高速公路，一座大的工厂被引进落户，一场因在河里淘沙惹起的特大恶性群殴事件爆发，死伤严重。

社会基层如此之多的问题呈现出“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的样态，贾平凹就想写出来，他想：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么。

酝酿和改变

女干部的经历让贾平凹激动，就写了些随感和散文，但是很多问题还是可以深究和延伸，他认为不过瘾，就决定写成长篇。

构思时间是漫长而又辛劳的，贾平凹感觉是到了“自己想写好也能写得好”的时候了，灵感来时可谓排山倒海，但真正落笔时，他首先自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到这个年纪，为什么还要写？

之前写了那么多，这次书写却是一次彻底整理自己的过程，当他想到“要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这样的一个写作念头时，连他自己也被自己吓到了，“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要夺掉我手中的笔吗”，可是，“不写东西我还能做什么呢，让我试试，我没能力做到我可以在心里向往啊”。

这样反复自我拷问的过程，是惊恐的，也是痛苦的，想提升境界就需要审视自我的勇气，他的自信心受到严重的打击，甚至伏在书桌上痛哭过，贾平凹向《方圆》记者叙说那种构思的状态：“如果重复别人或者重复自己，这就是无能的表现。可想在书写上突破和提升，哪怕是一点点，却是非常难的。这个时候，就会感觉自己能力不济，恨自己，所以写作总是在惊恐中完成。”

卦书云，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在群形中寻式，需要有所体会，体会后有所顿悟。贾平凹有热情观看体育比赛的爱好，起笔写《带灯》之时，欧冠杯赛正热，而巴塞罗那的一支足球队的踢法给贾平凹写作《带灯》灌注了新的血液。“踢球其实大脚开最容易，但是在人窝里传球要求就高很多，巴塞罗那所有队员都是防守者和进攻者，进攻时就不停地传球倒脚，繁琐、细密而眼花缭乱的华丽，特别讲究。”这种消解了传统阵形和战术的踢法，恰好可用于《带灯》的结构。结构和题材有关，《带灯》要反映一些基层黑暗的东西，分小节靠细节推进，不倚重故事和情节地写，可给读者留下回味的空间。

“《圣经》的写法，多少也给《带灯》启示。”贾平凹告诉《方圆》记者，《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写起，分若干小节，不是按时间顺序写，亦不是按照故事发展脉络来写，随心所欲写到哪儿就停下来，这种大气之举反而能将涉及的好多东西塞进去。这就是要“写饱”。

贾平凹曾在《高老庄》后记中，借夫子自道：“我是先失去了一部分我最初的读者，他们的离去令我难过而又高兴。”贾平凹又说：“我得改造我的读者，征服他们而吸引他们。”而到如今，是到了写《带灯》的年纪，他已经不单在乎自我领略，“亦愿将审美路径向读者介绍及实践”。在此之前，《秦腔》和《古炉》的叙述方式虽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认可，但其明清文学的柔美文风亦疏远了一部分认为“书难读”的读者，所以这次的《带灯》，他想有意靠近两汉文学的平实硬朗，“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

“《带灯》是围绕带灯一个人的故事，要避免单调，就尽力展开乡镇政府日常工作，将故事散开，事件与事件，段落与段落，句与句之间留空隙而产生张力。再加进许多信件，史记，政策条文等，说它华美时华美，朴实时朴实，实时要真实，虚时要空虚，一切要淡，要静水深流。”贾平凹告诉《方圆》记者，一切都还在摸索和试验着。

“写字，功力没到字在面上，功夫到了力透纸背。”他自信这力透纸背的力量来源于长久以来对真实境界的追求。当他用看似平常的笔调讲一个镇长为了治病吃胎儿，讲领导让带灯假冒上访人员以避免暗访，讲带灯最终走入迷茫的疯癫之境，激烈的残酷就慢慢渗了出来，看似平常下的无意识，比残酷更残酷。贾平凹讲：“我的写作不是类似火的那种写法，可以说像水，水是柔的，平静的，但走进去，或许会把人淹死。”

《带灯》里人和事都来源于现实生活，是这些现实中的真实经历和多年来在农村的体验，以及他对中国现实的深入思考让他完成了《带灯》。“把真实呈现出来，再是一定要投入真挚的感情，正在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才鲜活。”贾平凹说。

提供一份中国经验

作品所阐释的意义是作品的灵魂和高度。在这一点上，贾平凹思考得尤为严肃。书写当下现实社会的艰难之处在于，“画鬼容易画人不容易”。人类的困境就是社会的困境，也就是文学的困境。贾平凹认为，《带灯》中带灯作为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一级政府工作人员，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艰辛，恰是当下所有中国人及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围绕在带灯身边的故事，即是中国文化特有背景下的世情、国情、民情。

而我们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反映现实问题的题材，吃穿住行的生存问题，虽然早知道，提升作品高度需具备现代意识，而如何将创作之路打通，通向现代意识，贾平凹在《带灯》中给出解答：正视和解决那些我们通往人类最先进方面的障碍，比如在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体制上，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上，行为习惯上，怎样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暗，怎样才能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怎样才能活得有尊严和自在。

这就是《带灯》提供的中国经验。对此，评论家李星认为，《带灯》表现出了贾平凹空前的尖锐，“这部作品反映当代农村社会问题，作家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吁对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刻且犀利，标志着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又迈上了新的高度。”

贾平凹散文篇4

祖籍―― 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

出生日――1952年2月21日

职业―― 作家、散文家

身世背景――1952年，贾平凹出生于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父亲贾彦春，一生于乡间教书。从小父亲对他的教育非常严格。而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善良宽厚。而对贾平凹而言，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父亲，他对父亲特别有感情。父亲的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成就了贾平凹。对父亲的敬畏，使贾平凹刻苦地走上了文学之路，以后更成为了一个文坛的领军人物。父亲日日夜夜跟他唠叨的“做人要宽容、要善良、要谦虚、要好好干事”，影响了他的一生。在以后的日子，更成为了他的财富。

个人经历――贾平凹是陕西省丹凤县人。丹凤是秦岭山中有名的贫困县，他在那儿出生、读书，中学毕业后又返乡劳动，吃了不少苦。直到1972年在水库工地被推荐上了西北大学中文系。他毕业后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任编辑。在贾平凹身上，有着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美文》杂志主编、西北大学研究生导师、著名作家。

主要作品――长篇小说：《古炉》《商州》《浮躁》《妊娠》《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州河》《怀念狼》《秦腔》《高兴》

中短篇小说集：《兵娃》《姐妹本纪》《早晨的歌》《山地笔记》《野火集》《腊月・正月》《小月前本》《天狗》《故里》《商州散记》《晚唱》

散文集：《月迹》《爱的踪迹》《心迹》《坐佛》《静水深流》

其他：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诗集《空白》，《平凹文论集》

创作特色――贾平凹的散文内容浩瀚，五彩缤纷，从抒写的内容和笔调去看，可以大致归成五类。第一类是情绪小品，以抒写某种特定的情绪为主，如《大洼地一夜》；第二类是场景小品，以写各类场景为主，如《静虚村记》《黄土高原》等；第三类是人物小品，粗线条勾画人物为主，如《摸鱼捉鳖的人》《在米脂》等；第四类是随笔，综论人生，针砭世情，如《人病》《牌玩》等；最后一类是风物小品，描摹风俗，记述，如《陕西小吃小识录》《铭》等。贾平凹的散文贵在真诚，他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察，个人内心情绪，或偶尔感悟到的某些哲理等，都呈现文中。那份坦诚、不摆架子、不高调的性格，是他赢得读者的方法之一。在他文中，不难发现贾平凹的赤子之心。在真诚的内里之外，贾平凹对文字的美感也进行了不懈地追求，他的文章具有一种独特的地方风味。

静虚村记

如今，找热闹的地方容易，寻清静的地方难；找繁华的地方容易，寻拙朴的地方难，尤其在大城市的附近，就更其为难的了。

前年初，租赁了农家民房借以栖身。

村子南九里是城北门楼，西五里是火车西站，东七里是火车东站，北去二十里地，又是一片工厂，素称城外之郭。奇怪台风中心反倒平静一样，现代建筑之间，偏就空出这块乡里农舍来。

常有友人来家吃茶，一来就要住下，一住下就要发一通讨论，或者说这里是一首古老的民歌，或者说这里是一口出了鲜水的枯井，或者说这里是一件出土的文物，如宋代的青瓷，质朴，浑拙，典雅。

村子并不大，屋舍仄仄斜斜，也不规矩，像一个公园，又比公园来得自然，只是没花，被高高低低绿树、庄稼包围。在城里，高楼大厦看得多了，也便腻了，陡然到了这里，便活泼泼地觉得新鲜。先是那树，差不多没了独立形象，枝叶交错，像一层浓重的绿云，被无数的树桩撑着。走近去，绿里才见村子，又尽被一道土墙围了，土有立身，并不苫瓦，却完好无缺，生了一层厚厚的绿苔，像是庄稼人剃头以后新生的青发。

拢共两条巷道，其实连在一起，是个“U”形。屋舍相对，门对着门，窗对着窗；一家鸡叫，家家鸡都叫，单声儿持续半个时辰；巷头家养一条狗，巷尾家养一条狗，贼便不能进来。几乎都是茅屋，并不是人家寒酸，茅屋是他们的讲究：冬天暖，夏天凉，又不怕被地震震了去。从东往西，从西往东，茅屋撑得最高的，人字形搭得最起的，要算是我的家了。

村人十分厚诚，几乎近于傻味，过路行人，问起事来，有问必答，比比划划了一通，还要领到村口指点一番。接人待客，吃饭总要吃得剩下，喝酒总要喝得昏醉，才觉得惬意。衣着朴素，都是农民打扮，眉眼却极清楚。当然改变了吃浆水酸菜，顿顿油锅煎炒，但没有坐在桌前用餐的习惯，一律集在巷中，就地而蹲。端了碗出来，却蹲不下，站着吃的，只有我一家，其实也只有我一人。

我家里不栽花，村里也很少有花。曾经栽过多次，总是枯死，或是萎琐。一老汉笑着说：村里女儿们多啊，瞧你也带来两个！这话说得有理。是花嫉妒她们的颜色，还是她们羞得它们无容？但女儿们果然多，个个有桃花水色。巷道里，总见她们三五成群，一溜儿排开，横着往前走，一句什么没盐没醋的话，也会惹得她们笑上半天。我家来后，又都到我家来，这个帮妻剪个窗花，那个为小女染染指甲。什么花都不长，偏偏就长这种染指甲的花。

啥树都有，最多的，要数槐树。从巷东到巷西，三搂粗的十七棵，盆口粗的家家都有，皮已发皱，有的如绳索匝缠，有的如渠沟排列，有的扭了几扭，根却委屈得隆出地面。槐花开放，一片嫩白，家家都做槐花蒸饭。没有一棵树是属于我家的，但我要吃槐花，可以到每一棵树上去采。虽然不敢说我的槐树上有三个喜鹊窠、四个喜鹊窠，但我的茅屋梁上燕子窝却出奇地有了三个。春天一暖和燕子就来，初冬逼近才去，从不撒下粪来，也不见在屋里落一根羽毛，从此倒少了蚊子。

最妙的是巷中一眼井，水是甜的，生喝比熟喝味长。水抽上来，聚成一个池，一抖一抖地，随巷流向村外，凉气就沁了全村。村人最爱干净，见天有人洗衣。巷道的上空，即茅屋顶与顶间，拉起一道一道铁丝，挂满了花衣彩布。最艳的，最小的，要数我家：艳者是妻子衣，小者是女儿裙。吃水也是在那井里的，须天天去担。但宁可天天去担这水，不愿去拧那自来水。吃了半年，妻子小女头发愈是发黑，肤色愈是白皙，我也自觉心脾清爽，看书作文有了精神、灵性了。

当年眼羡城里楼房，如今想来，大可不必了。那么高的楼，人住进去，如鸟悬案，上不着天，下不踏地，可怜怜掬得一黄土，插几株花草，自以为风光宜人了。殊不知农夫有农夫得天独厚之处。我不是农夫，却也有一庭土院，闲时开垦耕耘，种些白菜青葱。菜收获了，鲜者自吃，败者喂鸡，鸡有来杭、花豹、翻毛、疙瘩，每日里收蛋三个五个。夜里看书，常常有蝴蝶从窗缝钻入，大如小女手掌，五彩斑斓。一家人喜爱不已，又都不愿伤生，捉出去放了。那蛐蛐就在台阶之下，彻夜鸣叫，脚一跺，噤声了，隔一会儿，声又起。心想若是有个儿子，儿子玩蛐蛐就不用跑蛐蛐市掏高价购买了。

门前的那棵槐树，唯独向横里发展，树冠半圆，如裁剪过一般。整日看不见鸟飞，却鸟鸣声不绝，尤其黎明，犹如仙乐，从天上飘了下来似的。槐下有横躺竖蹲的十几个碌碡，早年碾场用的，如今有了脱粒机，便集在这里，让人骑了，坐了。每天这里人群不散，谈北京城里的政策，也谈家里婆娘的针线，谈笑风生，乐而忘归。直到夜里十二点，家家喊人回去。回去者，扳倒头便睡的，是村人，回来捻灯正坐，记下一段文字的，是我呢。

来求我的人越来越多了，先是书信，我知道了每一家的状况，鸡多鸭少，连老小的小名也都清楚。后来，更多的是携儿来拜老师，一到高考前夕，人来得最多，提了点心，拿了水酒。我收了学生，退了礼品，孩子多起来，就组成一个组，在院子里辅导作文。村人见得喜欢，越发器重起我。每次辅导，门外必有家长坐听，若有孩子不安生了，进来张口就骂，举手便打。果然两年之间，村里就考中了大学生五名，中专生十名。

天旱了，村人焦虑，我也焦虑，抬头看一朵黑云飘来了，又飘去了，就咒天骂地一通，什么粗话野话也骂了出来。下雨了，村人在雨地里跑，我也在雨地跑，疯了一般，有两次滑倒在地，磕掉了一颗门牙。收了庄稼，满巷竖了玉米架，柴火更是塞满了过道，我骑车回来，常是扭转不及，车子跌倒在柴堆里，吓一大跳，却并不疼。最香的是鲜玉米棒子，煮能吃，烤能吃，剥下颗粒熬稀饭，粒粒如栗，其汤有油汁。在城里只道粗粮难吃，但鲜玉米面做成的漏鱼儿，搅团儿，却入味开胃，再吃不厌。

小女来时刚会翻身，如今行走如飞，咿哑学语，行动可爱，成了村人一大，常在人掌上旋转，吃过百家饭菜。妻也最好人缘，一应大小应酬，人人称赞，以至村里红白喜事，必邀她去，成了人面前走动的人物。而我，是世上最呆的人，喜欢静静地坐着，静静地思想，静静地作文。村人知我脾性，有了新鲜事，跑来对我叙说，说毕了，就退出让我写，写出了，嚷着要我念。我念得忘我，村人听得忘归；看着村人忘归，我一时忘乎所以，邀听者到月下树影，盘脚而坐，取清茶淡酒，饮而醉之。一醉半天不醒，村人已沉睡入梦，风止月瞑，露珠闪闪，一片蛐蛐鸣叫。我称我们村是静虚村。

鸡年八月，我在此村为此村记下此文，复写两份，一份加进我正在修订的村史前边，作为序，一份则附在我的文集之后，却算是跋了。

1982年

1.真正的爱如空气一样，你每天都在呼吸，你却感觉不到你在呼吸。

2.写作是一种爱好，每个人开始写作都是因为爱好。不管外面的人写啥，我自己有什么感想就写出来。

3.不管你当不当作家，一定要有三个能力：观察能力、想象能力、表达能力。

4.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却决不等于艺术。

5.生之苦难与悲愤，造就着无尽的残缺与遗憾，超越了便是幽默的角色，再不寄希望于梦境和来世。

6.朋友是磁石吸来的铁片儿，钉子，螺丝帽和小别针，只要愿意，从俗世上的任何尘土里都能吸来。有的用力甩甩就掉了，有的怎么也甩不掉，可没有了磁性它们就全没有了。

富矿山上不长草

贾平凹散文篇5

[关键词]商州 寻根文学 自然景观 人文景观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5-0057-01

被誉为“鬼才”“怪才”的贾平凹，是当代文坛极具影响力的多产作家，在国内外享誉盛名，而这一切殊荣则是他的故乡商州赋予的。商州的自然风貌、民俗风情、神话传说等均化成血肉，凝聚在其作品之中，使其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散发出浓郁的商州气息，吸引人们一遍遍去观赏和阅读。

一、根植于商州的寻根之旅

贾平凹的创作事业真正发迹于20世纪80年代的商州寻根小说时期，那时的作品大抵被归为乡土或寻根文学，而他也借此名噪一时，成为当代文坛的新宠。

继之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不断，加之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意识流等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中国文艺界呈现出一片繁闹景象。但那时，人们并未形成自觉自知的状态，而是陷入到一种无序的情景中。于是有人提出：在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也需关注本民族与本土文化，在传统审美文化中寻求文化认同。这种文化寻根的需求顺势引发了寻根文学的产生与兴起。

1985年4月韩少功在《作家》上发表了《文学的根》，认为“文学的根应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随后，阿城、郑万隆等众多作家纷起响应，发文支持。同时，在1983年曾发表《商州初录》的贾平凹因其文学创作中鲜明的“寻根”特征，自然被划归为“寻根”文学的思潮当中。其实严格来说，贾平凹起初并没有参与这场文学思潮的策划与运作，但其文学创作却无意中暗合着“寻根”文学的理论目标，与之相呼应，在客观上推动其发展。可见，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一个人自诞生起，他所面临的风俗民情便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最终化成影响其一生的习惯与信仰。商州，作为他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故乡，是他接触这个世界所经历的第一道法门，是其生活与创作的源泉所在。商州之于贾平凹，如同湘西之于沈从文，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是他们所熟知的，因此闭上眼就能如数家珍似的娓娓道来。于是乎，便有了四下商州的经历。每当遇到挫折，亦或是文思被阻时，他就会回到故乡来寻求安慰与灵感，对商州的山川河流、婚娶丧嫁、庆生送终、饮食起用、巫蛊文化等做一番详细考察，从而获得丰富而深刻的印象体验。

二、商州之自然景观

贾平凹的故乡商州位于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处。那里群山环抱，丹江水交错纵横，是一个自然的山水之地。

首先，站于远处，粗略观之，入目而视的便是山与水的纵深交合。贾平凹说那里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陡峻的山崖灰蒙混沌，蜿蜒着向天边延伸出去，而相伴而生的溪流自然顺着山势一泻而下，腾起阵阵水雾，像是被云雾环绕的人间仙境，却又显出一丝神秘感来，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贾平凹便是受这种灵秀神秘、兼之混沌茫然的自然风光的濡染，形成诡异灵动、空灵旷达的个性特征。

随后，深入其中，细细探看，便会发现“那里还有山洼、有人家，白云村头停驻，山鸡家鸭同群。屋后扶疏青竹，门前妖妖山桃，再是木桩篱笆、青磨石碾，拾级而下，便有溪有流，遇石翻雪浪，无石抖绿绸……”，无论山石明月、清泉小溪，还是山村屯落、袅袅炊烟，但凡故乡的事物都变为他笔下饱含灵韵、充满温情诗意的独特风景。例如民俗散文中描写极尽细致的自然风光，又如以商州为原型的小说风景都营造出一副美丽富饶、人杰地灵的情境，展现出商州独特的自然之美。

三、商州之人文景观

山川不同，风俗不同。商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自然风光使得此处孕育出兼备南北两种风情的独属于商州的山地文化。自古商州身处中国传统文化的腹地，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文化底蕴深厚，既受到三秦文化的影响，讲究周礼，又感染了由川鄂一带传至陕西的楚巫文化，信奉鬼神，兼有北方之粗犷，南国之灵秀两种神韵。陕南作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叉地带，其文学自然展现出灵秀与质朴并举的特点，而贾平凹的作品更是将此种地域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将诡谲、神秘、灵动、超然、旷达、浪漫的楚辞文化与温厚、典雅、淳朴、达观的中原文化交汇融合在一起。

除此之外，商州民俗风情也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小说风景，例如：《浮躁》中死妻不久的田中正与守寡弟媳结合的“转房婚”，麻子铁匠做上门女婿的“入赘婚”的婚嫁礼俗；《秦腔》里夏天礼死后，无法闭眼时，白雪以银元按死者眼皮使之闭目的丧葬礼俗；还有《商州三录》里提及商州人喜欢包谷糊汤，喜欢喝烧酒、吃锅盔、加辣子、唱秦腔的生活民俗等，都是商州人日常生活习惯的具象。

贾平凹散文篇6

论文摘典:贾平凹一直在尝试粉西方小说观念的本土化和古代小说观念的现代化，以徽点透视式的聊天体去表述生活的日常性、琐碎性、原生态，以日常琐事、奇闻异事的破碎性、神秘性构建他的整体的愈象世界，站在乡土立场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他的艺术个性造就了他，但也阻碍了他对自身的超越。

当代小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实验的小说家都在努力提供新的小说观念。大体而言，这种“精神冲动”的源泉主要来自两种力t作用的结果:一种是西方现代小说观念的引进，一种是中国古典小说观念的复活。贾平凹是一个偏重于后者但不拒绝前者的作家。他的小说与五·四以来的小说艺术思维大幅度拉开距离，使现代化思潮、现代生活直接与中国古典小说美学接轨，它让我们看到了从魏晋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到唐代市人小说、明代世情小说和清末民初谴责小说的这一传统较完整、较和谐的复现。贾平凹还明确表示过他对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等人的接受，他一直在尝试着西方小说观念的本土化和古代小说观念的现代化，自觉而努力地去从传统和其它文化中吸取养料来充实自身的文化资源，促使自我文学走向独立自由。贾平凹的小说观念是非常庞杂的，每一个文学思潮中都可以看到他涉足的脚印，他的这种创造性整合占领了中国90年代小说观念难以企及的制高点。

看一个作家如何呈现“生活”，常常是打开一个作家文本世界的最佳切口。贾平凹的小说世界十分看重生活的日常性、琐碎性、原生态，这种审美追求是后现代语境中文本观念的重要特征，贾平凹的这种小说观念与这种时代语境似乎有某种暗合，如果我们回到汉语小说，回到我们民族小说传统的审美精神，我们又会发现这种审美追求恰恰是我们民族的东西。中国的小说虽然有《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这样宏大叙事的文本，但数盆极其有限，更多的是描述人的日常生活，表现人的生存愈趣或游戏人生的文本。小说的语言是“闲谈”，是生活化、个人化的语言，而不是社会化、公众化的语言。然而，自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的文化和语言慢慢地颠扭了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汉语体系，小说家学西方的思想也模仿他们的语言，这不仅使中国文化思想的传统被抛弃，而且让我们读中国小说时，其语感与读译文小说无异。贾平凹试图复活古汉语语境，用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来表述人生。他说，“我大部分描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nC}l}生活”由于没有经过观念的预先阐释，便成不了“重大叙事”，而是“微型叙事”，其基本状态便是“琐事”。与这种小说观念相应，贾平凹采取他相应的小说的叙述方式。他说，“小说是什么?小说是一种说话，说一段故事。ff[3](P3)}我现在采取的这种写法，是一种聊天的方式。ffCa]贾平凹在此将“小说”与“说话”联系起来，明确表明自己与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承接关系。贾平凹把“说话”方式分为两种:说书艺人式的“哗众取宠、播科打浑、渲染气氛、制造悬念、善于煽情”与领导干部式的“慢条斯理、拿腔捏调”。贾平凹认为“这样的说话，不管正经还是不正经，说话人总是在人群前或台子上，说者和听者皆知道自己的位置。ff[a]贾平凹指出这种叙述者横亘在故事与叙述接受者之间，既是中国古代由话本发展而来的白话小说的弊病，也是西方现代小说自我意识觉醒后在许多实验小说中的反映，贾平凹试图拉近甚至抹去叙述者、接受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做到叙述的亲切、自然、随意，追求叙述技巧的非表演性，也即技巧的隐藏，讲究“无技巧”，让人“看不出在做”，把“生活”与“故事”等同，离“技巧”于“故事”之中，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故事，故事里有它自身的技巧。”

为表达对生活日常性、琐碎性、原生态的迫求，贾平凹力戒叙述者的观念硬性播入，以清明上河图式的散点透视法去表现叙述的自然性。贾平凹把他的小说方式称为“聊夭”，他说，“聊夭，咱们聊上一夜，从开始聊茶到聊人，从这个话题转到那个话题，中间的转化是不知不觉的.贾平凹的小说所叙之事的自然转换，完全得力于视.tt的巧妙切换和滑移，随着事件的展开，视点不断地在人物之间移动，叙述者在叙述中不断地与某个人物同一又与某个人物分离，用夜盖整个生活各个侧面的视点群自然流利地表现了生活的多层次、多向度、动态发展的过程。他在造就生活场景的转换，但看不出在“做”，完全消解了叙述技巧的表演性，追求一种无技巧的境界。

与之相应地，贾平凹采用“反戏剧性”的叙述技法。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对于故事的消解。日常生活琐事成为小说的主体，化解了“戏剧性”所赖以维系的冲突的激化。如《废都》荃本上没有什么情节故事，虽然一场文字官司可以说是一条贯穿线，却处理得若断若续。二是事项间因果联系的淡化。各事项间相邻的因果联系在许多情节中都被切断了，但贾平凹并未因此而刻意强化这种非因果性并向后现代实验小说的“碎片拼贴”靠拢，他说，“我写小说时，写到一个事情，又回到别的事情，后来又回到原先那事情上去。BUJ他的“又回到原先那个事情上去”的努力使读者对故事的还原有了可能。三是悬念、机巧的摒弃。叙述的“生活化”使他的小说大多遵循日常生活流程展开，很少制造悬念，但他仍然保持了生活琐事的内在完整性，墓本上是叙述完一件事再去叙述另一件事，中断叙述也是他所否弃的。

贾平凹小说中的“事项”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日常琐事，一类是奇闻异事，两者的交错构成了他的独特的小说世界。这种体式既可追溯到中国古代小说中人鬼不分、现实与超现实并行的小说世界，又可将之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相连。但贾平凹对奇闻异事是将它们作为实在世界来写的。与扎西达娃的神秘世界在遥远的地方不同，贾平凹这部分世界就在我们身边，也与余华、格非在现代意识笼罩下的神秘不同，贾平凹联结的是中国志怪文学断掉了半个多世纪的传统。他的这种小说世界的营造是出于一种重建小说世界的完整性的考虑。在摒弃了靠情节来结构小说的作法之后，贾平凹转向了对“意象世界”的追求，理想是既要把生活碎片造成一个整体，又拒绝情节化。

意象世界是贾平凹探寻自身文化资很的落脚点。八九十年代之交，寻根与先锋文学思潮相继告一段落，文学队伍也随着走向分化，作家们在面临决择时都选择了各自方向和相应的文化资很。这种文学思潮同样也裹挟着贾平凹去寻找自身的文化定位。也许可以这么说，贾平凹在历次文学思潮中总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静观潮涨潮落，这也使得他有一种清醒的心境驾驭自己的航船，能以极具个性的追求立在潮头。在他的意象世界里，我们看到了对先蜂的追求，对传统的迷恋，既大雅，又大俗，极具兼容性。

中国的艺术精神根源于儒释道三种哲学，三家之中，道家最具精神内质。[’]贾平凹对此说深为赞同，他一贯的艺术追求是:“艺术家最高的目标在于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发捆最动人情趣，在存在之上构建他的意象世界。}(s7}s，从根本上看，意象的哲学墓础是东方的“天人合一”说，是东方生命哲学在审美领域的呈现，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核心，贾平凹美学主张是对东方艺术精神的传承。在当代作家中，他一直以审美意识、文体意识的高度自觉而为人称道。与先锋派作家把对此的关注倾注在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不同，贾平凹在借鉴域外文化的同时，从东方艺术精神中选择了意象，注入了自己的理解与改造，形成了他的意象主义艺术观。《废都》是由诸多意象聚集而成的意象世界，废都本身，埙、奶牛、牛母、拾破烂的，以及作品中每个人物，它(他)们无一不是符号，不是意象，构成了一个超验的虚幻世界。《废都》一开头，你就随四个太阳的幻境不知不觉地进入废都的意象世界，在这个意象世界中，埙是地音，奶牛是天声，牛母是神鬼，拾破烂的是凡人。天、地、神、人，被贾平凹艺术地整合到废都这一意象世界中，恰似海德格尔迫求的天、地、神、人辉映合一的极境。

如前所述，贾平凹也很祟尚“世界的破碎性”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这两大90年代的小说观念，但贾平凹也有着解构之后重建的良苦用心，他有意在破碎的现实中重建意义的整体性，这使得他的意象世界呈现着整体性特点，这种整体性是通过“意”与“象”、“实”与“盛”的交融而体现的。的确，贾平凹写得很实，甚至实到很难再实的地步，与生活流亦步亦趋，充斥作品的都是诸如食色这类形而下的日常琐事，它们来自于经验世界，但贾平凹在他的小说中，诸如《废都》、《高老庄》、《土门》等都同时构建了一个超验世界，将形而下与形而上、经验与超验、不知与不可知、不言说与不可言说有机地胶结、渗透为一体。贾平凹的“意”与“虚”在他的惫象世界中承载着三种功能:一是作为小说的结构性因素，统摄着“象”与“实”，它或是作者意图的观念性的形象化载体(如《废都》中会说话的牛)，或者作为所指飘忽，指向多极的象征物(如《白夜》中再生人的钥匙)。二是与“象”、“实”构成解释性关系，如《土门》中成义的“阴阳手”，梅梅的“尾骨”、阿冰的“亮鞭”，它们都是作为现实中个体的缺隐而存在，对个体的行为施加影响。三是营造神秘气氛，如《废都》中的“四日并出”、《土门》中云林爷治肝炎的医术，它们超出经验世界的解释范围，但正如贾平凹自己解释的“要是故事性太强就升腾不起来，不能创造一个自我的愈象世界。}Ct]摆脱了戏剧性的束缚，贾平凹意象世界也另有一种魅力。

通过对贾平凹90年代四部长篇小说《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的整体阅读，可以看出贾平凹是一个敢于以道自任的作家，“他执着地选择当下社会变革给人们生存和精神带来的巨大展荡。n[!]W14，这些长篇始终贯注了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戒备和敌意，这基于他对现代商业文明的冷酷所给人梢神的挤压无法给人一种梢神上的家园感的深切体验。同时，他一面为作为梢神和生命之源的乡村之源的乡村文明的逐渐被侵吞唱着凄伤的挽歌，又不禁为传统中那些直至现代仍顽固地残留的东西异常痛苦。这使四部长篇充满了作家强烈的文化批判情感。贾平凹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当下传统文明走向的思索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他把自己所描绘的当代生活放在了传统与现代相冲突的大文化背景下，放在了中华文明延绵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使他能在更宽阔的历史高度对“现在”说话，这是他对现实主义在当代的一个发展，也是当下很多作家身上所缺少的东西。超级秘书网

贾平凹散文篇7

《高兴》：痛并快乐地写作

早在2006年，《秦腔》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尽管媒体将《秦腔》封面上的“封山之作”炒作为“封笔之作”，但一直心系农村的贾平凹在香港领取红楼梦奖时却对记者表示，他已准备在写下一部小说，“我自小在乡下长大，对农村有一定的认识，也有深厚的感情，我下一部小说还写农村。”

读过《秦腔》的读者也许还记得，村中的老人去世了，连抬棺材的人也凑不齐。要问青壮劳力哪里去了，回答是去城里打工去了，其中不少是在城里拾荒。贾平凹最新的创作计划就瞄准了商州在西安的拾荒族。

早在十几年前的《废都》中，贾平凹就穿插写了一个拾破烂的老头，一边拾破烂一边念着民谣。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废品越来越多，进城打工者越来越多，拾荒者也越来越多。在西安的拾荒族中，有不少就是贾平凹家乡的父老乡亲，其中就有他的小学同学刘书祯――刘高兴。刘高兴是近一两年才进城打工的，是投奔早已进城打工的儿子来的，先是和儿子在一家煤店送煤，后来看不惯儿子的大手大脚，就负气出来拾破烂。

到了雨天，也就是刘高兴的休息日，刘高兴就到老同学贾平凹家谈天说地，自然也聊了不少拾破烂的故事，引起贾平凹对拾荒族的关注。“刘高兴使我萌生了写作的欲望。我想，刘高兴和他那个拾破烂的群体，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是别一样的生活，别一样的人生。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或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

于是在《秦腔》出版不久的2005年春夏之交，贾平凹就萌发了写刘高兴们的城市生活的冲动，“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了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除了与刘高兴继续聊天外，贾平凹还在挚友孙见喜的带领下寻访拾荒族。他们来到西安南郊的城乡结合部，这儿是拾荒族的聚居地，开始了和拾荒族的亲密接触。一次和贾平凹吃饭，在座的文友发现餐具不洁让服务员更换时，贾平凹讲起他和拾荒族吃饭时的情景：吃的是能照见人影的包谷糊汤，没有菜，也没醋没辣子，说有盐哩，放些盐吧，给我面前堆上了一纸袋烟。筷子是拾破烂的老婆递给我的，两根筷子粘连在一起，显然是没洗净。但贾平凹说他不能再洗一下或用纸擦一下，心想他们能用我也能用，便扒拉着稀饭吸溜吸溜吃喝了起来。从此拾荒族和他亲近起来，对他无话不说，使他掌握了大量的写作素材。

到了盛夏季节，这是贾平凹写作的旺季，诸如《废都》《高老庄》等不少长篇小说都是在盛夏写成的，贾平凹躲进小楼成一统，拉上窗帘，嘴里叼着香烟。《高兴》初稿的写作开始了。

贾平凹写作期间的基本的生活状态是：夫人早上7点半送他到工作室开始写作，然后一整天呆在那儿。中午十一二点接待人，包括聊天、采访，下午忙到五六点，再接待来访朋友。晚上只休息不写作，和朋友们一起写字、画画儿、喝茶。

但贾平凹没有想到，写起来却不顺手，因为他总是想着他和刘高兴们的年龄差不多，如果自己不是1972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城，肯定也是农民，也肯定来拾破烂，那又会是怎样的状态呢?这样的情绪，使他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贫困、卑微、寂寞并受到种种歧视的农民而痛心，一种压抑的东西左右了他的笔。

“我常常是把一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想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被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

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虽也明白写作不能流于就事论事，但却无法摆脱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而且他吃惊地发现，他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还自以为有现代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并在作品里替所写的拾荒族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所以越写越写不下去了，终于将10万字的草稿付之一炬。

这使人联想到梁实秋写《坡传》时，想当然地替坡仇恨政敌以及陷害他的人。实际上坡并不是那样的人，而是一个十分旷达洒脱的人，他并不仇恨政敌以及陷害他的人，而是宽容了他们，甚至与他们握手言和。

贾平凹搁笔不写了，他想过一段时间再写。这期间他和孙见喜为解救一个拾破烂老者的女儿四处奔走，动员了家乡的派出所警察，几经努力，终于成功解救了被拐卖到山西五台县小山村且已生子的妇女。

之后他继续去那些拾破烂人租住的村巷，这差不多成了一种下意识，每每到城南了，就要拐过去看看。一次在一个拾破烂人租住的简陋房子里他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只见墙上的一幅美人画的腿被用刀子割得所剩无几，可见他们的寂寞和孤独。

而他在大街上碰上拾破烂的人就停下来拉呱几句，或者注视很久。差不多又过了1年，他所认识的那些拾破烂的人，大多还在西安，还在拾破烂，状况并无多大改变。

刘高兴当然也在西安，见了贾平凹还是说这说那，表情丰富，笑声爽朗。于是贾平凹就问刘高兴：咋见你都是挺高兴的?刘高兴说：我叫刘高兴呀，咋能不高兴?就这一句话，贾平凹突然知道自己的思维该怎么改变了，小说该怎么去写了。

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中说：“本来是以刘高兴的事萌生了要写一部拾破烂人的书，而我深入了解了那么多拾破烂人却使我的写作陷入了困境。刘高兴的这句话其实什么也没说，真是奇怪，一张窗纸就砰地捅破了，一直只冒黑烟的柴火忽地就起了火了。这部小说就只写刘高兴，可以说他是拾破烂人中的另类，而他也正是破烂人中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

贾平凹重新写作，书名也由原来的《城市生活》改成了《高兴》。原来是沿袭着《秦腔》的那种写法，写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现在只写刘高兴和他的两三个伙伴。原来的结构如《秦腔》那样，是陕北一面山坡上一个挨一个层层叠叠的窑洞，或是一个山洼里

成千上万的野菊铺成的花阵，现在是只盖一座小塔只栽一朵月季，让砖头按顺序垒上去，让花瓣层层展开。

贾平凹匆匆回老家祭父得到感悟后又返回西安，开始了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写作。“这一次主要是叙述人的彻底改变，许多情节和议论文字都删掉了，我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读起来痛快的极其夸张变形的虚空高蹈的叙述，使故事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软和温暖。”

春华秋实，《高兴》于2007年春天题笔：9月中旬，《高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上市，引来一片热评，读者反映这部书故事性可读性强，情节曲折引人，作者继续关注农民问题，写农民工在城市的遭遇，反映了当代城乡现状百态，可看出作者平民立场的坚定性和他对底层社会的深厚情感，堪称《秦腔》的姐妹篇。

慈母长逝是永远的痛

9月6日，突然传来噩耗，贾平凹的慈母仙逝，永远离开了她的儿女。

笔者那一阵因为忙于“农家书屋”建设等公务，加之别的杂事，很少与平凹联系，不知贾妈妈已患了绝症，没有看望她老人家，尤其是在她生前没再见一面。

得知贾妈妈在丹凤棣花家中仙逝的噩耗不久，笔者和妻与孔明、立民等友驱车去平凹的老家棣花奔丧。在车上得知不久前检查出贾妈妈已患上了食道癌，住进医院很快就做手术，但手术后再没有醒过来。

约下午两点左右，我们赶到平凹老家中，窄窄的巷道两边摆满了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进到院中，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从文友到官员，还有刘高兴等乡邻们，大家都沉浸在悲哀之中。披麻戴孝的平凹将我们迎进家中灵堂，我们在向贾妈妈遗像三鞠躬后，嘱请平凹节哀。他表示着谢意，请大家坐下喝茶，谈论着老人最后的时光，接受着大家的慰问，不时起身迎来送往。

乐队奏起了哀曲，平凹出去和弟妹们一块儿在灵堂前跪下，向母亲的遗体一叩头，再叩头，三叩头。我看着灵堂门上平凹亲书的挽联：慈母千古；相夫教子慈悲贤惠，持家有道六十年；扶困济危知理明义，处世传德八十载。这幅挽联可谓盖棺论定之语。

不论是从平凹的言谈中，还是从平凹《我不是一个好儿子》的文章中，我们知道贾妈妈作为母亲和父亲一样是平凹及其弟妹的物质和精神支柱。尤其是父亲去世后，平凹遇到事业和家庭的挫折时，母亲给了他最大的精神安慰。曾一度年迈的母亲照料他的起居生活，使他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重新焕发了创作热情，才有了以后一系列的作品。

平凹是个孝子，早在农村修水库时，一天改善伙食，饭中有几片肉片，他就连夜走十几里山路赶回家将肉片送给母亲吃。到西安工作以后，不能在母亲身边侍奉尽孝，就常寄钱给母亲以表孝心。接母亲来西安居住后，每逢母亲生日，平凹都要为母亲祝寿，或画幅寿桃，或书写“二八是个福疙瘩”的祝福之语，洋洋十八卷《贾平凹文集》首卷第一幅插图就是在母亲的寿诞之日，贾平凹站在坐着的母亲身旁，身后墙上挂着巨大的寿图和寿联。

就像平凹所曾说过的那样，母亲没多少文化，也不过问他的创作，因而对他创作获得荣誉或遭到的诋毁也就看得轻淡。在她。心中，平凹是她的儿子，是长子，长子如父，应像他过世的父亲一样有所承担。平凹也不负母望，走过了一道又一道坎坷，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而且照顾好了年迈的母亲，提挈了年轻的弟弟妹妹们。

贾妈妈给了平凹生命，造就了一代文豪，文豪的作品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如果没有贾妈妈，就不会有贾平凹，而没有贾平凹，中国的文坛乃至世界文坛将会多么寂寞。

丧母之痛是可想而知的。悲不单行，在母亲去世一个月左右，噩耗又一次传来，贾平凹的姨妈去世，贾平凹又一次回商州奔丧。贾平凹的母亲在生贾平凹之前的生产没有保住，所以为了保障贾平凹顺利出生，贾平凹的母亲在生贾平凹之前，就来到金盆湾的姐姐家，在这儿顺利地生下了贾平凹。

因此，姨妈家是贾平凹的诞生地，对贾平凹有养育之恩。贾平凹逢年过节，只要有时间，都会去给姨妈拜年或探望姨妈。由此可见他对姨妈的感恩之情。

苦涩的笑中当选省作协主席

在贾母葬礼的一周后，2007年9月18日，位于西安市青年路中段的止园饭店大礼堂里，陕西文学界欢聚一堂，在此召开陕西第五届作协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贾平凹以74票的绝对高票当选为新一届陕西省作协主席。当大会主持人庄严宣布这一选举结果时，引发了会场上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经久不息。

众所周知，贾平凹是新时期贯穿性的作家，也是标志性的代表作家，他以丰富而又高质量的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赢得世人的关注和尊重，其不少作品被改编影视或入选教材或获得国内外大奖，被称为获奖专业户。

在贾平凹不断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添砖加瓦之时，也得到了广大文学界乃至世人的高度评价，被誉为西安乃至陕西的名片。同时党和政府也给了他不少荣誉，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担任西安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美文》主编，同时兼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等等。

但是正如至今仍未获得茅盾文学奖一样，广大文学界的人士和读者企盼着贾平凹斩获茅奖，人们也企盼着贾平凹当选省作协主席甚至更高的职务，从而以他的影响力和能力为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所以贾平凹以高票当选为陕西省作协主席是众望所归。

记得一年前，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陈彦开完陕西省文联代表大会归来，在与朋友喝茶时绘声绘色地转述文联选举时说：大会宣布主席、副主席当选名单时，念到赵季平，掌声；念到陈彦，掌声，念到其他人，掌声；唯独念到贾平凹时，掌声雷鸣，经久不息!在这次文代会上当选为省文联副主席的陈彦不无感慨地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贾平凹也说道：我也很意外，其实最主要的因素是陕西作协已经14年没换届了，时间拖得太长了。按照规定，作协应该每四五年换届一次，长期不换届，耽误了不少年轻作家的发展。我做事一向比较低调，从不和人去争。这一次被选举为主席，我也的确没有想到。在选举会上我也谈了几点：第一，陈主席虽然因为年龄限制卸任，但无论从他的资历、能力和经验等方面来看，继续在这个职位上千下去都是最合适的。第二，很感谢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说实话，这次当选的副主席中谁都可以担任这个主席职务。第三，陕西作为一个文化大省，全国的文学重镇，我担任这个职务，是很有压力的，感到很惶恐。但作协党组加强了建设后，我感觉自己也有了依靠。雷涛书记本身就是作家，是内行，在作协干了8年，经验非常丰富，

政治觉悟也很强，大家团结一致，争取把工作做好，开展新的局面。

在为这迟来的荣誉和喜讯激动之余，我们不禁有些遗憾。一是来之何迟，想当年，路遥已被内定为省作协主席，但突发肝癌而遗恨留人间，假设贾平凹这个著名的病人当年心态不好，身病加重，还会活到今天而当选省作协主席吗?二是当选作协主席副主席及理事的资质究竟应是什么?是凭德艺双馨还是作品质量影响，还是别的因素在左右?三是省作协主席副主席及理事的选举是否应该作些改革，比如这个省的所有作协会员是否应该参加选举?是否有权投上庄严的一票?

不管怎么说，社会在发展，文学在进步，贾平凹的当选说明了只要你为时代和人民写出优秀的作品，虽历经坎坷和磨难，屡遭非议和毁谤，但毕竟得到了应有的评价和待遇，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和荣誉。

作为一个进入黄金创作时期的作家，贾平凹当选省作协主席这个官，会不会影响他的写作?这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疑问和担忧。可以说，我们宁愿贾平凹不当作协主席这个官，而希望他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新的更优秀的作品来。面对着大家的关心，贾平凹说：“应该不会，我当西安文联主席十来年了，并没有影响我的写作。作家还是要以作品说话嘛，我不会放弃写作。”

职务对于作家来说只能一时有用，长远上根本不起作用。作为一个作家，最关键还在作品，只有作品才是作家最值得关注的东西。我们希望贾平凹公私兼顾，在做好作协工作的同时，超脱一点，合理安排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莫撂荒了自留地，继续勤奋耕耘。我们期待着《高兴》之后的贾平凹有令人更为兴奋的巨著问世。

贾平凹散文篇8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摘 要：本论文以贾平凹小说为研究对象，以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的相关理论知识为指导,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对《怀念狼》中展现的生态世界进行全面细致的探究,以此探讨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不断割裂、疏远、淡漠的时代，贾平凹关心自然、关注生态的赤子情怀和其反思、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与现代文明现代性的生态意识。通过这种生态解读方式，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好的认识贾平凹及其作品。

关键词 ：贾平凹；怀念狼；生态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4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163-03

生态意识作为一种绿色思维，它潜藏在每一个有社会公德的人的内心深处。它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其相互间的密切联系为出发点，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最高价值，通过唤醒人们的生态责任，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守护人类共同的生存家园。

在贾平凹的小说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似乎是其一直探讨的主题之一。他把对于故乡的热爱，都融入到小说创作中。可以说，故乡是他精神能够“诗意栖居”的港湾，因此小说中我们时常能够欣赏到贾平凹对于印象中的家乡、自然的赞美。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裹胁着资本主义的劣根席卷整个大地，乡村人与自然曾经的宁静、和谐秩序被打破，作家心目中黄土地上的和谐、美好变成了“昨日黄花”。人们为了发展经济，不惜以破坏自然环境，淡漠与他人之间的感情为代价，贾平凹为此痛心疾首。他在小说中表达了自己对人与自然曾和谐相处美好场景的深切怀念，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破坏自然、猎杀动物等残暴行径的愤慨以及对乡村剧变的无奈。这些生态意识使贾平凹的小说和其他作家的作品相比，也多了一份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怀念狼》在2000年于作家出版社出版，是贾平凹奉献给读者的又一部表现其关注现实、关注生活的文学作品。小说上市不久，就以夺人眼球的宣传卖点引起文学评论家以及读者极大的兴趣，销售二十多万册。然而有人认为这是媒体炒作的结果，更有人就小说叙事指出这是贾平凹江郎才尽的证明，总之小说在受到热捧的同时，也遭到很多批评家的诟病。也许如著名生态文学作家徐刚所说“当我们为着大地与这个世界争执时，有时候免不了发出激愤之词，来不及精巧地构思”[1]。《怀念狼》似乎就是这么一部作者急于去表达、传递自己生态思想而来不及精巧构思的作品。

在《怀念狼》阅读中总让人感觉读出了西方流浪汉小说的味道，小说以“我”和舅舅、烂头一行人寻找仅存的15只野狼为线索，将寻找过程中人与狼之间发生的种种看似离奇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故事串联起来，从而建构起作者整体的生态意识内容。小说虽然“以实写虚”，但是背后表达出的作者呐喊却掷地有声，发人深思。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本文对小说中贾平凹的生态意识内容进行如下系统的梳理。

一、人狼共处时代的人狼关系史叙事

当对自然原始崇拜的热情逐渐从生活中冷却，人类试图以自我标准丈量自然界生命中的高低贵贱，总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对各种动物进行分类，因此那些曾经对人类产生威胁的动物就在口口相传中逐渐被妖魔化。在商州人狼共处的时代，商州的群狼就是在被妖魔化的过程中逐渐被杀戮，甚至到了要灭绝的地步。人类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一次次僭越自然承受底线，侵占其他生命的生存领地，从而遭到自然的疯狂报复。商州就曾经因狼患而遭受灭城之灾，那段由人和狼共写的历史充满了血腥和杀戮。“成千上万只狼围住了城池，嗥叫之声如山洪暴发”[2]。它们前仆后继，如士兵攻城般叠罗汉往城墙上爬。最终，“从南门口的下水道钻进了城，咬死了数百名妇女儿童”[3]。狼的阴险与残忍令人发指，商州的大多数人家和狼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人与狼似乎永远达不到和解的地步。

“在历史的进程中，地球上的现代人，如今第一次同自己面对面，他再也没有了对手或反对者”[4]。在现代化武器的攻击下，曾经凶悍的狼最终成了需要依靠法规保护的弱者，人与狼之间似乎也不再存有利害关系了。当狼逐渐减少时，新的生态与社会问题却又产生：“你可知道商州的山地有野兔、獾和黄羊吧，商州的黄羊肉是对外出口的，可狼少了下来，你一定认为黄羊会更多了吧，不，黄羊也渐渐地减少了，它们并不是被捕猎的缘故，而是自己病死的。狼是吃黄羊的，可狼在吃黄羊的过程中黄羊在健壮地生存着……老一辈的人在狼的恐惧中长大，如果没有了狼，人类就没有了恐惧嘛，若以后的孩子对大人们说：‘妈妈，我害怕。’大人们就会为孩子的害怕而更加害怕了”[5]。狼的消失，使得商州人民又陷入到另一种精神恐慌之中，那就是当地生态链的断裂和人们精神的退化。贾平凹曾说：“人是在与狼的斗争中成为人的，狼的消失使人陷入恐惧、孤独、衰弱和卑鄙，乃至于死亡的境地。怀念狼是怀念着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着世界的平衡”[6]。贾平凹的生态目的一目了然，只有人与自然达到和解、平衡，社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因为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界生物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

随着野生狼的不断减少，商州政府出台了相关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有了法律保护的商州狼们，似乎将迎来一个不断繁衍壮大的好时期。令人奇怪的事，不止猎人们患上怪病，狼们也失去了昔日的凶狠与狡猾，变得多病、慵懒，有的甚至将头挂在树上吊死。可是，当狼遇到“我”和舅舅、烂头一行的时候，就又恢复了狡猾、凶狠的本性，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和舅舅做抗争，一扫往日的衰颓景象。可见，只有当人与狼相互共存、相互制衡时，才能实现本性的恢复，生命的意义。

罗尔斯顿曾经说：“人不应该轻视‘较低的’生命物种，但也只有人才能关照或照料所有其他的生命物种。野兽成为野兽不是罪过；那毋宁是它们的荣光。但是，如果人也像动物那样行动——没有文化、不具备道德能力、胃觉取向、自我中心、只促进自己这个物种的繁衍——那就是一种罪过。人类应当了解人是谁，生活于何方，并全面地了解其他生命形式”[7]。当人类认识到这一点，试图去了解狼，了解其他生命形式的时候，却发现曾经对这些生命的轻视行为已经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二、失去狼以后的社会人生叙事

“现代技术的诞生是地球生态最大的劲敌，也是真正的魔鬼。它不仅摧毁了人类的古老的信仰，而且必将彻底消灭此信仰，把人类送往虚无的太空，成为真正的孤魂野鬼；它不仅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还将破坏整个宇宙的平衡”[8]。失去对手后的人类，以霸主的身份傲视世间一切非人生命，却在征服自然，获得舒适的生存环境之后，陷入到另一场生存困境中，人类从外在形体到内在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变异：“没有狼了，却有了人狼了”[9]。《怀念狼》中将“无狼”时代人性的恶以及残忍表现的淋漓尽致，对现代社会人性的异化剖析的力透纸背：小说中的“我”是一个长着“一张苍白松弛的脸”的城市男人，现实的安逸激不起“我”对生活的欲望。一次偶然的采访我得知商州还有15只野生狼的新闻，试图去寻找这分散的15只狼，并为它们拍照留档，俨然一副生态环境保护者的样子。然而现实生活中，生态保护是一项严肃认真的工作，它更应该成为环境保护者的信仰。可是小说中的“生态环境保护者”们却都在为自己心中的小算盘而忙碌：“我”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换种生活环境并成为一名名记者；黄专家则希望借大熊猫人工繁殖成功，而申报成为研究员……这些“生态环境保护者”们，在异化的人性的驱使下不仅没有有效的保护生态，反而还加速了动物的灭绝，这也使他们陷入到深层的精神危机之中。生态保护的结局以因“我”一时的心血来潮导致仅存的15只野生狼的灭绝和因大熊猫的死亡而断送了美好前程的黄专家发了疯而告终。小说在呼唤狼的呐喊与挣扎中结尾，表明以“我”为代表的众生们将会在这种“无狼”时代死水般的生活中永远忏悔着。

小说除了通过对主要人物的描写，表现作者对于人性异化的批判。还通过许多细节描述，暴露了当下因失去羁勒而脱缰狂奔的欲望，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丑态与恶行。小说中的尤文既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竟亲手制造了48条命案，其性质之恶劣，手段之残忍简直让人发指。而为了讹人钱财，郭财竟然丧心病狂地一次次将可怜的女儿推向呼啸而过的汽车。还有那些在英雄岭吃活牛肉的所谓英雄们，那些生喝蛇血、以打死小动物取乐的人，他们疯狂的行径背后是道德的沦丧，更是人性的极度扭曲。面对这样的情景，作者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责问道：“英雄就是屠杀吗？李义斧劈了二百人他是英雄，舅舅捕猎了半辈子他也是英雄，如今一个牛肉店，来吃活牛肉的也都是英雄吗？”[10]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些“英雄”甚至不如狼。小说中的狼知恩图报，重情重义。对于悉心照顾它们的红岩寺老道人，群狼不仅赠送给他珍贵的金镶玉，并且在老道人去世时悲痛地吊唁，在狼的面前人究竟有多少优越性呢？从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上来说，自然界任何动物、植物和人都是生物圈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而只有善待宇宙间其他生命，人才能善待自身。如果“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自然界发展规律，那么作为宇宙间唯一能够进行自我反省的人类，是需要对目前的生态灾难承担责任的，否则人类将很难独善其身。

贾平凹通过一个个人物的塑造向我们展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异化，以及人性异化导致的各种社会生态问题。这不由得让我们去思考：“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将能够走多远？当大自然的华美被破坏殆尽时，人类的生存还有多大的意义？

贾平凹在文章中说：“我曾经想,世界上只有大海,那将会出现一种什么可怕的情形呢?当然,世界上也绝不能尽是山石。到大海观潮,进深山赏林,世界才是和谐的统一,人的兴趣才是多变的丰富”[11]。当这个世界被多姿多彩的生命覆盖时，当人能够将同情的眼光投向宇宙间其他生命扩充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时，那时的世界才是和谐统一，多姿多彩的。

三、人狼关系梦幻般憧憬

著名散文家李存葆曾说：“和谐是众美之源。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使人感到安闲、惬意、舒爽和怡乐”[12]。在“我”和舅舅一行人的寻狼路途中，“我”看到了人与狼之间的尔虞我诈，狭路相逢的人与狼之间似乎必须有个你死我活的结局。当来到红岩寺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才得到暂时的安宁。尽管红岩寺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这里唯一的一位老道人却安贫乐道，他喂养了寺庙周围跑来的各种小动物，等他们有了野外生存能力之后再放归山林，其中包括“我”心心念念的狼。当狼生病的时候，也会来到红岩寺求助。老道人悉心为它们治疗，此时人与狼之间的防御与恐惧都已不复存在。而“我”在一个深夜就曾亲眼看到老道人为狼治病的场景，狼临走时用前爪跪地的方式向恩人道谢。当老道人死去，狼们悲伤地来送葬的场景更使我的心灵得到震撼，“它蹲在了门口先是呜呜了一阵，紧接着呜呜声很浊，像刮过一阵小风，定睛看时，就在土场边的柏树丛里闪动着五六对绿莹莹的光点：那是一群狼在那里”[13]。人与狼之间竟然还存有如此深沉的情谊，人与动物之间竟然可以如此和谐共处，在惊讶的同时“我”和舅舅等人的心灵也再次得到洗礼。

寻找狼的路途中，红岩寺的生活如同世外桃源一般，因为在那里“我”暂时忘却了人与狼之间的恩怨纠葛。红岩寺老道人以一颗善良的心对待自然界中的生命，万物在他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分别。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带来的物种歧视扼杀了众多的宇宙生灵，老人用自己的行动试图缓解人与“狼”之间剑拔弩张的态势，化解人与其他生命的隔阂并达到和解。老道人的一己之力虽然微弱，但是却让我们看到当人与动物放下彼此的防备与警戒时，创造出来的和谐、信赖之美，是多么令人动容。小说家张炜在其作品《远行之嘱》中曾写到：“这个世界太需要勇敢了，一切都需要守护。荒原、山岭和土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人去保卫”[14]。是的，在现代社会的坚船利炮下，一切生灵都显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自诩为地球主人的人类应当担起保护、守卫万物生灵的责任，让信赖创造出美好的世界，让和谐之景遍布世间的每一个角落。

这里，贾平凹对以“我”为代表的人类和以“狼”为代表的自然生命之间关系的梦幻般的憧憬展露无遗。如果人类摘下有色眼镜，放下高傲的成见，以一颗平等、慈悲的心去看待自然生命，那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就不再是理想。然而，现实却是人类的发展进步以自然的一再妥协、让步为代价。当人类一再僭越自然底线，撕毁人与自然的契约时，大自然就会对人类进行无声或有形的反扑。野生生命的减少或毁灭，就是大自然在以自残的方式向人类进行无声的反抗。“每一个物种的灭绝都会加剧生命之流的衰竭过程，这绝不是一件小事。物种的每次灭绝，都是对生命的一次超级屠杀”[15]，如果我们继续视若无睹并且肆意妄为下去，那么当自然疯狂报复时，不仅人类的文明将被毁灭，整个世界都将陷入万劫不复。

四、小结

本文从生态视角对贾平凹小说中展现的生态世界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由此探究贾平凹在创作中存在的把握自然整体、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意识。在工具理性主导的社会意识下，人们认为自然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人类服务，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和精神所需而存在。自然被视为人类征服的客体，任何阻碍人类生存发展的障碍，都应该被扫除，因此《怀念狼》中的猎人们沉浸在杀戮带来的乐趣中，而且越是难以征服的野狼就越能够表现出征服的荣耀与快感。狼群被建构成一种强大的人类对手，以映衬人类的英勇和伟大。贾平凹在小说结尾借“我”这一都市人形象在没有狼的世界中的痛苦呐喊，表现了他对人类滥杀生命、违逆自然秩序的强烈谴责。同时，小说中赋予了自然生命和人类平等的主体性，认为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怀念狼》中的生态世界，表现了贾平凹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动物被滥杀等生态问题的关注和忧虑。这也促使我们去思考在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人应当如何进行自我定位，才能与大自然和谐共处，这也是对贾平凹小说进行生态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徐刚.伐木者，醒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07.

（2）（3）（5）（9）（10）（13）贾平凹.怀念狼[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3，3，15-16，194，84，148.

（4）赵鑫珊.人类文明的功过[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389.

（6）廖增湖.贾平凹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0（4）.

（7）（15）[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8，197.

（8）张晓琴.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64.

（11）王永生.贾平凹文集（第12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15.

（12）李存葆.净土上的狼毒花[J].当代，2005（6）.

贾平凹散文篇9

[关键词] 社会变革；精神困顿；理想、现实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1-193-3

史学家早就注意到：“世纪末”是一个有规律的现象，差不多在每个世纪末，许多国家民族都要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反映在文化形态上，往往呈现出空前的嘈杂、混乱、不和谐、动荡不安。旧世纪临终前的衰朽、死气又猖狂挣扎，和新世纪分娩前的兴奋、冲动又苦苦熬煎，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道德风尚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心态情感失去了统一的准则和界线。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等常规祛码不再是两极对立的态势，而是一种无规律的交叉换位、互通互补。世纪末的这种文化特征必然要体现在世界末的文艺创作当中。冥冥之中的注定，《废都》在1993年6月，上个世纪末出版了。此书作者贾平凹自称：“《废都》是我要表现世纪末的中国人的一种真实的生活和情绪。”这是一种寂寞的情绪，一种守旧、享乐、颓废的情绪。废都，西京，这个城市以及城市里形形的灵魂都在静静地泣血，仿佛临近灭绝的狼群仰天抽泣，还掺杂着淅淅沥沥的血滴声。

小说讲的是以作家庄之蝶为首的四大文化名人的颓废故事。故事的发生地在西京，小说中所说的时间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走向了世界，世界也走向了中国，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价值观、道德观、生活方式等等大规模、高速度地涌入中国，以前被禁止、被压制的各种思想、观念也都涌现了出来，人们的精神世界呈现出比以往更为丰富、更为复杂、也充满着更多骚动与追求的状况，从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到思维空间都得到极大拓展与解放。长期历史演进过程中积淀而成的传统文化顿时黯然失色，然而它的影响并不会马上消失，因此，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社会思想文化正处在古今、中西的时空交汇点上，多元并存纷杂缭乱，加之体制的不健全引发的社会问题，使得庄之蝶这类人物在一个浮躁的社会背景下为身名所累，事业难于开拓，从而感到苦闷和窒息，陷入了茫然、矛盾和无奈的生存状态，迷失了自我。小说的题目是废都，重在废，挖掘主题还得从“废”上下手。文字之上溢满着迷信之气，算是文化之废，但废的关键内涵还在于社会之“废”，整个作品都是为了揭示废都这个社会圈的丑陋与黑暗。

一、末世中的怨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转轨的大变革时代的开始，旧的体制逐渐松散，新的体制正悄悄萌生，作品通过一个收破烂老汉所唱的民谣来表达作品人物的一种现实生存环境，十几首穿插全书的市井民谣通过收破烂老头编出来，加深了人们对中国转型期社会独特的文化、时代背景的难忘印象，充实了作品的内在精神，创造了一种现实性非常强烈的艺术氛围。正如贾平凹所说：谣辞的运用是作为一个社会背景来处理的。作者选择这样一个社会背景，选择西京这样一个古都、故都、废都，选择庄之蝶这样一类人物为主人公来创作废都，有其深刻的用意。以20世纪80年代的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纷繁多样，主题也各有不同，以贾平凹的《废都》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着它特有的时代烙印和色彩。在这个作品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自始至终飘荡着一个无名无姓的幽灵，他清醒而深刻地洞明一切，他因离开了所谓的精神家园却挂在了荒原的树梢上，处于难以被拯救也难以自救的境地，只能在百年焦虑和精神困顿中无奈地眺望着熙熙攘攘的人潮，也审视着自己。正是由于这个幽灵的存在，贾平凹一些各具个性和独立意义的小说恰恰又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共同体现了一个精神困顿的主题。这一精神困顿的主题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庄之蝶为代表的中年文化精英们对思想文化、价值观、道德观等问题的忧思与困惑，也反映了他们在面对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以及几十年的政治禁锢向前突进时的困顿与无奈，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回到所谓的精神家园。在社会经历了重大磨难后，一些人已经没有真正值得信奉的价值观、道德观可以依赖了，历史的灾难只会加重他们对社会甚至对生存意义的怀疑、对曾经崇拜的神圣的否定，在经过独立思考、理性自省之后，一些文化精英们决意放弃过去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重新追寻真正的自我。然而，放弃跟随主潮流，生活在社会话语的边缘，道路自然布满了荆棘和泥泞，对心灵失重文化精英们有着切身的体会，在这种体会中不乏与各人经历也有关系，从而使得贾平凹把这种悲剧情结与这种心灵失重下依然要生存的文化精英们连接起来，使得傲然生存于芸芸众生之间的的文化精英们因此也带有了某种必然的悲剧色彩。仅仅放弃曾经自觉而真诚地追随的潮流并不意味着他们独立人格和自主精神的形成，整个重新反省、选择的过程既是作家自我发现、自我确证的过程，也是他们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过程，一旦选定了新的灵魂依托，他们就能具备拓展新的生存空间的能力，逐渐摆脱这常态生存中的百年焦虑与心灵烘烤，彻底消除精神痛苦与迷茫。但恰恰就是这反省、抉择过程的艰难，使作者陷入了左冲右突而找不到灵魂依托的幻灭心态。《废都》表明，与自我曾经自觉而真诚地追随的潮流决裂是多么的艰难和痛苦，它需要人们付出代价，如同凤凰涅必须经受烈火的焚烧。的确，要看一个历史时期文化的状况到底怎样，最简便的办法莫过于看看该时期的文化人。20世纪末的中国在拆散了集体主义后流行个人主义，在放开商品经济后风行拜金主义，在削弱了理想主义后人们甚至连理想都不想要了，这种社会价值体系更换重构过程中的紊乱和迷惘，便社公生活和道德习尚出现一片“礼崩乐坏”。人与人之间的怨恨便在这末世中找到了滋养、繁殖的温室。

二、绝望中的求

读《废都》，我确乎感到惊讶和震惊，它那大胆，，彻底，毫无顾忌的暴露笔墨，实为多年来文学中所仅见，就像节竹寺里有位壮汉，撕开了胸膛亮出心脏让人看的形状。贾平凹的创作，向来以举重若轻、挥洒自如见长，颇得温柔敦厚之旨，其悲剧意识比较外在，更多的是乐感文化的自足，在这小说开始的部分，看他点染人物，铺排场景，熏染氛围，看他写酒席应酬，男女逗嘴，请客闲谈，很是叙次井然，且不时闪跳着幽默，以为贾平凹还是贾平凹，可是，越往后看就越难受，越压抑，越阴郁，前面欢愉、调侃的气氛迅即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一种毁灭的悲枪和窒息。书中的大多数男女，虽也谈笑自若，虽也自寻乐趣，但像一些虚幻的影子，或像一群乱撞的没头苍蝇，或为眼前的微末利益驱使，或深陷在物欲中不能自拔，大家都像丢了魂儿似的，不知明天干什么好，谁也腾不出空儿思索一下生存的意义。因为灵与肉分了家，灵魂还留在昨天的残梦中，躯体却不能不加入变动了的世事，于是只能听凭外物的裹胁和刺激，作出条件反射似的被动反应。为了感恩，就去写吹捧文章；要吹捧，就要媚俗，就要添油加醋，添油加醋就惹出了官司；惹出了官司就要设法平息；要平息就不能不贿送字画，捉刀地写文章；捉刀就不能不作假，作假就不能不惹出新麻烦。这可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一旦进入了这种连环套、怪圈，就欲生不得，欲死无门了；可是，你能拦得住谁不进入这种连环套呢？是飞蛾就必然要扑火。被传统文化浸透了骨髓的人们，无法摆脱因袭的重担，无力应对剧变的现实，在绝望中挣扎的那种心态。这是一种心灵的挣扎，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或在传统与实现的夹缝中惶惑莫名，无所适从，或由禁欲而，狂躁不安，自寻毁灭，或投机钻营，聚敛财富，重温财主络绅的旧梦；或一腔旧式文人、破落贵族的傲气，作困兽之斗。书中所谓四大文化名人者，以及书商、农民企业家、编辑、研究员们，大率如此。书法家兼赌鬼的龚靖元之死，就很典型。他最后：“抱了那十万元发呆，恨全是钱来得容易，钱又害了自己和儿子，时悲凉至极，万念俱灰，生出死的念头。”他们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可以商量，他们所表现的这种种意识、心态，不论叫废都意识也好，叫世纪末情绪也好，却不能不说反映着转型社会典型的精神特征的一方面。此外，在《废都》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在庄之蝶身上渴望真正实现自我的同时，也看到了挣脱传统的价值观、道德、信仰枷锁之后仍无欢乐可言的残酷现实，也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沉沦于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们难以被拯救和难以自救的社会现实，这种现实也正是贾平凹自己所面对的人生现实。所以，我认为贾平凹先生对创作庄之蝶这一人物，就其本身而言决不是简单的同情，也并非充满厌恶或羡慕。在对于心灵解放、精神自由、价值观和道德观选择等问题的充满困顿迷茫的思考中，贾平凹深深地体察到了庄之蝶们的无奈和挣扎，他们的这种心态应该说，是让贾平凹的思考充满着焦虑和困顿的。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庄之蝶在放纵和堕落之后，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虚假的自我实现之后，又将在这个更大的、沉重而缓慢地转动着的真实的世俗社会里更为艰难地挣扎，走不出这精神困顿，才使得贾平凹在作品中一直没有简单肯定或否定庄之蝶这类人物。苦苦的寻觅，不停地挣扎，我们可以感受作者传达给我们的废都世界：破败、浮华、荒唐、不伦不类、乱糟糟的西京。不管这些代表性的意象是真是幻，是虚是实，都是作者构造的世界，它传达出一种忧患情感，给我们以深刻警示和反思。

三、暴露中的爱

病态的性心理、产生于病态的社会，病态的文化。性的描写在《废都》里所占的重量是无庸讳言的，庄之蝶不断变换和扩大性对象，如患狂疾，到后来几乎陷在和感官的世界里不能自拔。问题是，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若说作者就是存心炮制性文学以宣淫，倒也不是，若说作者像劳伦斯一样，认为是使人从机器文明回到自然人的宗教，也不是。我的看法是，庄之蝶的沉溺女色，一是为了逃避现实，二是为了拯救灵魂，三是为了安全感，四是觉得轻松。小说中尼姑庵主持慧明打了胎；牛月洁和庄之蝶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但为了不失名人妻子的虚荣，她甚至对庄之蝶的风流事听之任之；而唐宛儿和阿灿则分别对庄说：是你给了我一点太阳，我才灿烂的。你能喜欢我，我太不敢相信了，我想即使和你干了那种事也是美丽的。性作为人类的基本活动，当然是可以描写的，但关键是作家以什么心态来描写。周作人说过，情诗可以艳冶，但不可涉于轻薄；可以亲密，但不可流于狎亵；质言之，可以一切，只要不及于乱。这所谓乱，与从来的意思有所不同，因为这是指过分过了情的分限，即是性的游戏的态度，不把对手当做对等的人，自己之半的态度。问题恰恰在于此，作家根本没有把那些女人当做对等的人，自己之半来看待，在庄之蝶的心目中，女人只是而已，他从来不关心她们的感觉。而整部小说弥漫的那种玩弄心态，也使得小说伦理严重扭曲。“审美”和“审丑”在《废都》里的合二为一，最充分地体现在男女关系的情和欲的处理上。情和欲本是间题的两个基本点，若打一个比喻更象是两条边线两种极端，而夹合其间的充满拉力的“磁场”，正是古今中外的艺术家取之不尽、用之不蝎的“爱”的源泉。一般地说，情属于精神范畴，欲属于物质范畴。情偏重于健康的理性，欲脱胎于感性和本能。这样在“爱”的展露描摹上，两者的取舍和量的比例自然就成为衡量其优劣美丑的分野和法度。小说中的描写，也不难发现有一种奴性的滥情。在小说中，两个女人没有和庄之蝶发生性关系，她们对庄之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类女人。她们都是大学毕业生，景雪荫又是高干子女。庄之蝶只能得到小县城来的唐宛儿、农村来的小保姆、下层人阿灿。

这种男性妄想症的写作不仅是对农村女子的侮辱与妖魔化，也是作家内心不健康的一种反映。因为只有在这些女子那里，庄之蝶才有性的能力，而在比自己地位、素养高的女子那里，性的能力就丧失了。这种描写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写出了庄之蝶这类人的性心理，一种可怜的男权思想。此刻，暴露在视线前白花花的肉体，可能就如同肮脏的下水道一样了。

四、哀叹中的放

庄之蝶的失败，庄之蝶的无聊，庄之蝶的堕落等等，如此的描写都与作家息息相关。在当代小说里作家与自己的一部作品关系如此之密者尚不多见。我们通读贾平凹作品，非常深切地感觉到他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恐惧感，当然这种恐惧感主要局限在生存的层面，远远没有到达形而上的层次，不是那种存在的恐惧。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折射着这座古都的消亡，不仅是城市物质的消亡，更是城市文化的消亡，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对于小说中人物的评价不必刻意的去探讨，庄在道德层面就是个流氓，但是作者却给予了他极大的同情，包括阿灿、唐宛儿、柳月她们就是当今社会的小三，所以个人认为此部小说是寄予了作者对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反思，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沦落，更不是几个人的沦落……佛说过：“只要你的脚还在地面上，就别把自己看得太轻；只要你还生活在地球上，就别把自己看得太大。”西京之废，不胜枚举，废不胜废，作者运用的散点式写作手法在极大量地指列西京的废物，描述西京杂乱世相方面收到了很好效果，真正做到了形散神聚。不太细心的读者，也许看到的只是一堆杂乱物象，一个物欲盛行的世界，却忽略了这些互相关联的意象背后暗藏着内在线索和作者对人类世界前途命运的关注。只有认真分析各意象，才能真正读懂《废都》。《废都》在集深思与媚俗与一身的组合下，通过媚俗以达到吸引读者，进而让读者在阅读中反思自我的生活。在我看来，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立创造，它表现的是我们时代特有的某种情绪，它写的是当今的某种日常生活。小说的结尾安排了夜幕时刻在西京车站庄之蝶与周敏的相遇场景，周敏是庄之蝶懦弱、世俗的部分，而庄之蝶则是代表着理想、浪漫的人格部分。最后庄之蝶的死亡代表着世俗世界中理想、浪漫的失败，而周敏使劲地拍打候车室的窗玻璃代表着对自己理想和浪漫的不舍和告别，周敏看到汪希眠的老婆则代表着他世俗的继续追求和幻想。总体来说，故事结束了，主人公的生命并未结束，但是浪漫与理想则被磨平了棱角，带着世俗的追求，继续存活于世上。这个结尾在给出一个有关理想和浪漫的颓废气息的同时，也给出了世俗的希望。昔日权倾天下也罢，貌绝世界也罢，都不过是一捧黄土，一座孤坟。一声哀叹后，所有的放不下都会放下。佛曰：“万法皆生，皆系缘份，偶然的相遇，暮然的回首，注定彼此的一生，只为眼光交汇的刹那。缘起即灭，缘生已空。”《废都》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在于文化写照而不在于文学自身。一部《废都》，一部地下的史诗。

参考文献：

[1]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J].当代作家评论，1993，（12）.

[2]邵宁宁.转型期现象与无家可归的文人――关于废都的文化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2004，（2）.

贾平凹散文篇10

关键词：隐逸 审美 艺术空间

中国现代隐逸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概念尚未厘定，创作实践却蔚为大观的一种文学形态。对于有着隐逸倾向的文人来说，他们更倾向于为自己的审美观写作。他们的“隐逸人格”，普遍有着疏离主流文学阵营的倾向，以一种出世的姿态坚守自己的纯艺术追求。这种人格精神使他们在文学创作时向内转，回归田园，回归内心。[1]这种向内转的姿态，有利于审美观照，因此中国现代隐逸文学在审美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不但创造出多维审美之境，更开拓了艺术审美空间。

美学家张竞生曾在《美的人生观》里把艺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除了音乐、绘画、文学这些传统的艺术门类之外，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均可成为艺术。他说：“艺术可分为‘人生艺术’与‘纯粹艺术’二种。凡一切人类的生活：如各种工作、说话、做事、交媾、打架等等皆是一种艺术。若看人生观是美的，则一切关于人生的事情皆是一种艺术化了。”[2]中国现代隐逸文学对艺术审美空间的开拓也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一、对“纯粹艺术”空间的开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士”的要求是很高的。文人、士大夫充当着社会精英的角色。他们不但要知书达礼，拥有文学上的造诣和政治上的谋略，还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文学与音乐、书画艺术一直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唐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让我们领略到了“无声胜有声”的音乐境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魏晋名士嵇康临刑之前，赋琴一曲，从此使《广陵散》成为天下绝唱。古代文人不仅乐意投身于音乐审美实践，对书法绘画也是非常热衷。魏晋的王羲之、宗炳，唐代的张旭、怀素、王维，宋代的苏、黄、米、蔡，明代的祝允明、文征明，清代的郑板桥等都是书法或绘画上的名家。

中国现代隐逸作家虽未能像古代一些隐士那样成为“通才”，但他们所具有的隐逸人格倾向和作品中的隐逸精神依然对传统艺术境界的提升起了重要作用。除了对音乐、书法、绘画等领域的影响外，中国现代隐逸文学对纯粹艺术空间的开拓还表现在对农业文明和旅游业文明的影响上。

中国现代隐逸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是“隐于自然”。“自然”的物质表现无非是田园和山水。中国古代用于表示归隐的常常是“解甲归田”“弃官归田”“遁迹山林”“放浪江湖”“啸傲湖山”等词汇，文人士大夫们在现实中受挫以后，最先想到的避难所也是山水田园。雄伟壮阔的名山大川、凄清僻静的深山幽谷、奇妙万状的悬岩隧洞、生动活泼的花鸟虫鱼、美丽动听的神话传说、历史悠久的古物文迹、千姿百态的风土人情，是隐逸文人津津乐道的对象。被隐逸文人精心描绘过的地方，就成为现实读者心心念念的理想乐土。如同古代隐士一样，现代作家也都有隐藏在自己心中的一片圣土，他们的隐居地、游历地等承载着他们毕生的心血与追求，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他们以此为素材构造出的审美世界也因此成为农业、旅游业、书画业的发展资源。沈从文的“湘西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汪曾祺的“高邮系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李锐的“吕梁山系列”、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等莫不如此。

沈从文的小说以湘西生活为题材，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清新美妙，充满人情美、人性美的“湘西”世界。湘西的风物成就了沈从文，同时又因沈从文的大力抒写名扬于世。古朴的凤凰小城和周边的古街小镇成了人们追思传统记忆的神秘之地。沈从文在《湘西》中写道：“一切风景静美而略带忧郁，随意割切一段，勾勒纸上，就可成一绝好宋人画本。满眼是诗，一种纯粹的诗。生命另一形式的表现，即人与自然契合，彼此不分的表现，在这里可以和感官接触。一个人若沉得住气，在这种情境里，会觉得自己即或不能将全人格融化，至少乐于暂时忘了一切浮世的营扰。”沈从文将他魂牵梦萦的故土描绘得如诗如画、如梦如歌。读者难以拒绝这样的文字，平平淡淡之中，那份美丽与神秘已浸入肌骨，无怪乎在他的影响之下，名不见经传的边城小镇凤凰成了现在的旅游胜地。

贾平凹的散文和小说也让我们加深了对“商州”的理解。贾平凹的作品以商州为题的就有《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合称《商州三录》；还有小说《商州》《商州世事》，散文集《商州散记》等。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是迷人的，他把传说、历史、风土人情融入到了商州的山水中。再加上贾平凹不仅是作家，还是书法家、画家，他的作品也便带有了书画的味道。他把商州描写得如诗如画、如梦如幻，连台湾的流浪作家三毛都不由的心向往之，提笔给素未谋面的贾平凹写信。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给商州带来的影响恐怕只有商州人才能深刻体会。正如同沈从文成就了“湘西”一样，说贾平凹成就了商州也不为过。

二、对“人生艺术”空间的开拓

中国现代隐逸文人大多曾远渡重洋，接受过西方（包括日本）文化的熏陶。西方的物质文明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渴望将这种物质文明与东方悠闲的生活节奏结合起来，就像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说的，要设法“溶合这两种文化——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和现代的工艺文明——使它们成为一种可以实行的人生哲学”[3]。因此，较之古代的隐士来说，现代文人即使“隐逸”，也多了一些积极的色彩。

“隐逸派”主将周作人提倡唯美主义的人生观。他在《生活之艺术》一文中提出“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的生活。”他拒绝将文学变为传统意义的载道工具，不承认牺牲个性来迎合社会潮流是文学应尽的义务，所以，他努力保持文学的自在性。周作人将艺术视为个人情思的表现，是个体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他的人生艺术化的文学观念转化到他的生活态度和文学创作中去，使他的为人为文都带有了隐逸之气。他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生命，以艺术家的心态去感受生活，就如张竞生把“一切人类的生活”看作艺术一样，周作人也强调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他谈“北京的茶食”、“南方的野菜”，谈“茶”、谈“酒”、谈“草木鱼虫”、谈“乌蓬船”，在日常琐屑的叙述中，咀嚼着生活的滋味。衣食住行、风土人物、掌故轶事，都是他谈论的话题。在他看来，“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只有“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才能见出人生的真谛。艺术化的生活是对残缺人生的修补，所以周作人在《喝茶》中倡导“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4]。这种唯美主义的文艺思想影响很大。朱自清、俞平伯据此提出了“刹那主义”的人生观，专注于唯美的瞬间感受。俞平伯说：“生活的每一刹那有那一刹那的趣味，或也可不含哲学地说，对我都有一种意义和价值。我的责任便在实现这意义和价值，满足这个趣味，使我这一刹那的生活舒服。至于这刹那以前的种种，我是追不回来，可以无庸过问；这刹那以后还未到来，我也不必多费心思去筹虑。……我现在是只管一步步走，最重要的是眼前的一步。”[5]俞平伯这种“刹那的趣味”，有着传统审美观的影子，也有现代享乐观的色彩。周作人在《希腊的馀光》中认为希腊文明的精神特点是“现世主义”和“爱美精神”，恐怕可以作为俞平伯等人“刹那主义”观的最好注脚。

美学家宗白华也是人生艺术化的积极提倡者。他说：“积极地把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作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似的创造，使他理想化，美化”。[6]宗白华几十年如一日地出入于世界各地艺术馆和博物馆，对雕刻、建筑、绘画、出土文物、风景名胜等具有审美价值的东西倾注了极大热情。他把现实人生当作艺术，用他的“散步美学”构建起他的艺术体系。这种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化生存”“审美化生存”。他的“散步美学”充满了自由精神，把庄禅境界、魏晋风度等传统自由主义和西方的生命美学有机结合起来，成就了人生的艺术。

隐逸文人最注重审美的表达，对纯粹艺术与人生艺术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痴迷，中国现代隐逸文学对自然之境、闲适之境、趣味之境和道禅之境的追求与把握，创造出艺术审美世界，开拓了艺术审美空间，对人类文化史的发展有着独到的贡献。

（本文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现代隐逸文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C751093】和中国教育学会“十二五”科研规划课题“经典美文与语文课堂读写教学研究”子课题项目【立项编号：0506043400170】的研究成果。）

注释：

[1]许海丽：《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隐逸派”》，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版，第53页。

[2]张竞生：《美的人生观》，选自《张竞生文集》上卷，江中孝编，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页。

[3]张岚：《论中国新文学“闲适”散文的成因与流变》，学术界，1998年，第6期。

[4]周作人：《喝茶》，选自《周作人自选文集·雨天的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5]俞平伯：《读〈毁灭〉》，选自《俞平伯散文》下册，乐齐，范桥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