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高兴十篇

贾平凹高兴篇1

关键词　贾平凹；《高兴》；文化主题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主要讲述的是拾荒人刘高兴实践其仁义之道、孟夷纯卖身缉凶以及两人相爱的故事。对于这部小说，研究者及媒体多关注其底层视角，关注其对“小人物”生活与精神的关注。其实在这部小说中贾平凹仍然延续了他小说创作一贯的倾向――即对个体生命遭际、人道关怀的一定程度的忽略和让其小说人物承载重大文化内涵而对文化问题进行探讨。

一、贾平凹小说的宏大主题

从总的方面来说，贾平凹的小说多思考和表达重大文化主题，具有鲜明的文化色彩，而主要表现的并不是西方文学中那种对个体生命、个体价值和人道主义等的关注；其小说虽多现实主义的描写，但主旨却不是社会批判而是文化批判；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也往往更多地成为某种文化的载体，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典型。《浮躁》《废都》《高老庄》《秦腔》《高兴》这些主要作品的题目皆寓有深意，或指论时代文化现象，或探求文化根源，或作正面揭示，或从反面讽喻，或直接揭示，或暗示象征。

在这几部作品中，《浮躁》写时代心理和社会文化的变化，因为出现较早，所以小说充满乐观精神，格调阳刚。作品中雷大空之死，田、巩两家结党营私，田中正横行乡里、欺男霸女，司法的黑暗以及金狗在其侠义行为中付出的重大代价，高干子弟对于社会经济的插手等等，也给作品赋予了几许阴郁，使读者感受到时代的浮躁。但小说中还有金狗的不屈与侠义，福运的淳朴与憨厚，小水的刚烈与美德，其理想主义色彩相当明显。《废都》写心的沉沦与性的放纵、精神的迷失与文化的虚无，牛月清、柳月、唐宛儿、庄之蝶等人在古典与现代、淳朴与糜烂、痴心与绝情、乡村与都市等多重文化因素之中的纠葛、挣扎、迷失，小说的最终指向是精神与文化的归属问题。《高老庄》探讨种族与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多重关系。高子路身材的矮小与人格的渺小，寓指了现代“高老庄”人在种族与文化方面的双重退化；与之对应的是大宛马似的刚健高大，代表了一种健康健全的人种与文化的西夏，还有历史上高老庄人勇猛、高大、古朴、侠义的祖先。但那种古老的礼义精神已经像那些废弃的表彰忠孝仁义的石碑一样被现代高老庄人抛弃，而新的更加强势的工业文明、金钱的力量已经在肆意地践踏高老庄古老的诗意的田园，已经严重地腐蚀了村人古朴的精神家园。今昔的对比，现实的焦躁，使小说充满了一种面对文化变迁的无奈、苍凉与沉重。《秦腔》中展现的是当下中国乡村精神的衰败和文化的荒凉，古朴的礼义文化丧失殆尽，世俗自私的洪水淹没一切，人们失却精神寄托、抛却道德信仰，象征着古老的传统文化、贤惠淳朴的白雪终被抛弃，寓意“仁义礼智”、体现兄弟孝悌精神的夏家四兄弟相继离世，老支书威望不再，修沟淤地的事业几无响应，乡村大地上的文化理想与精神家园不知何时方能建起。

纵览贾平凹小说对当下中国文化的表达，体现了他对中国当下文化的热切关注与执著求索，有一个由乐观而悲观、由战斗而迷惘的变化过程。但对现代中国文化现象的一贯关注与一再书写，表明贾平凹在探求现代文化何去何从的道路上，迷失之中仍在探索、失望之余仍在守望。他处在中国当代文化的荒原之上，四顾迷茫，但心中热血尚未冷却，对这“荒原”的感情却又极深，于是有了这一部部厚重的作品，记录下中国躁动的灵魂，抒写了对精神家园的忧患和对古老文化的眷恋，作一种孤独然而坚定的守望。

二、仁义之道与刚烈之魂

高兴作为一个拾荒人，与其他拾荒者的不同在于其独特的精神追求与人生态度。在精神追求方面，他超越了小农意识，不为蝇头小利局限，不受物质现实束缚，胸襟开阔、境界高远。其帮助孟夷纯、承携五富、改造石热闹，显示了他重义轻财、仁施天下的胸怀和他对仁义之道的追求与践行。他与五富等人的不同，体现在“君子谋道，小人谋食”的人生信条中。在人生态度方面，虽处城市底层，甚至被人目为“破烂”，却自尊自爱自强自律，不愤世嫉俗，不乖张乖戾，笑对生活、乐观自信；地位卑微，却不自卑，为世所轻，却不轻世，虽处小地位，实有怀；这一切足以让人感慨不已。在贾平凹笔下，刘高兴被塑造成了一位处身底层却积极用世之人，一位尚古重义之士，一位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践行者。

孟夷纯作为一名同样身处社会最底层、为人轻贱的，却有着别人一样的刚烈襟怀。因为当年不慎和恶人交往并被其纠缠不休，致使孟夷纯的哥哥命丧恶人之手。而县公安局却因经费不足，无法继续追捕凶犯。孟夷纯因此进城挣取办案经费，为报哥哥的冤仇，而卖身为妓，筹钱惩恶。一个柔弱的乡下女子身上却蕴涵了一股凛然不可犯、疾恶如仇的刚烈之气，一种牺牲自己而缉凶惩恶的刚烈精神!这种精神在精卫填海的神话里演绎过，在《世说新语》里记述过，在郭沫若的历史剧《聂篓》、鲁迅的历史小说《铸剑》里抒写过。如今贾平凹又把它赋予在一个底层弱女子身上，在现代社会中展现古老文化的精髓，探索刚烈精神的现代命运。

当孟夷纯告诉刘高兴她的姓名时，刘高兴问说“孔孟”的“孟”?她却说是“孟姜女”的“孟”――对姓氏的不同解释显示出刘高兴遵循的是孔孟之道，而孟夷纯实践的是孟姜女的刚烈精神。刘高兴虽然收入微薄，却一次次地资助孟夷纯――既是为了爱，也是为了义。孟有舍身缉凶的刚烈，高兴是仗义疏财的侠义。刘高兴和孟夷纯，一个拾荒人，一个。两个同样处身于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在贾平凹的笔下，体现更多的不是作家的底层关怀，而是表达了作家的文化思索――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遭遇以及现代社会的文化现状。高兴的内圣外王、仁义之道，孟夷纯的刚烈豪侠、舍生取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高兴和孟夷纯的相爱，既是整篇小说情节的灵魂，同时也具有特别的含义――两人的相爱，不只是两个底层小人物的相濡以沫，而更是传统文化的惺惺相惜与深深眷恋。当孟夷纯被捕，高兴多方求救无果而去潼关工地，梦想挣一笔大钱把孟夷纯救出来，并想象着接出来之后的事，小说里有这样的句子：

远处的另一处工地上，十几个钢架上在往下砸着铁砣，震天动地，这响声在呼应着我的誓言。

这是小说中最为坚定、最为震撼的语言，是刘高兴和孟夷纯两颗孤独的灵魂在现代荒原上奏出的最强音。古老的道义、美好的爱情因为身份的低微和现实的残酷而有了几许悲壮的色彩。

三、现代哀歌与执著守望

刘高兴是中国现代文化荒原上的基督，孟夷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圣女。他们在现代社会遭遇种种的打击、摧 残、失败和凄惨。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作家贾平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绝望与希望、哀伤与执著。

清风镇是现代农村的缩影，那已经是一片废园――没有了诗意，没有了古朴，也没有了仁义。刘高兴的灵魂在清风镇受了伤害――为要娶个婆姨，他卖血卖肾，结果却如竹篮打水一场空。于是他吹箫。呜呜吹了三天三夜。因为在城里的另一个肾在呼唤他，灵魂受伤而身体残缺的刘高兴就去了省城，要在省城开始新的生命，开创新的生活。身体的残缺意象在贾平凹的小说里屡屡出现。《高老庄》中高老庄的纯种汉人的身材矮小意味着人种的退化与文化的衰落；《白夜》里好警察汪宽背上板结的牛皮癣诠释的是雷锋精神在现代社会遭遇的畸形命运；而刘高兴肾的失去意味着现代金钱社会对人的一种深深的伤害，以及对刘高兴身上所代表着古朴仁义精神的一种无情的摧残。刘高兴对拥有他另一个肾的“兄弟”的寻找，是对其精神上与文化上的“兄弟”的寻找，是对“四海内皆兄弟也”的文化要义的追觅。但他追寻的结果是失败――刘高兴所认定的身上有他的另一个肾的大老板韦达，应当是他的理所当然的“兄弟”，然而表面上仗义的韦达却不肯破费区区五千块钱救出孟夷纯――他实在不过是一个无情无主、道貌岸然的“螵客”，而且他也并未换过肾，他并不是刘高兴的“兄弟”。高兴对兄弟的寻找、对仁义的追觅落了空，只剩下了无尽的哀叹和悲伤。当拯救孟夷纯无望之后，刘高兴像一只受伤的小兽，只能躲在自己的洞窟里舔舐伤口。

孟夷纯美丽、可爱、善良、刚烈，却在现代社会里成了，并最终被冷酷无情的社会送进了看管所。刘高兴失去了一个肾，孟夷纯则失去了贞洁与尊严。她的舍身惩恶的刚烈行为，也遭遇了失败――一次又一次地寄去办案经费，一次又一次地希望成空，扬善惩恶的希望似乎要永远地被架空，孟夷纯似乎陷进了一个无形的黑洞。而办案的警察们却用孟夷纯卖身的钱住高级酒店、去游山逛水吃喝玩乐，甚至恬不知耻地向孟伸手要钱。社会正义似已不复存在，公正廉耻似已消于无形，刚烈而坚定的孟夷纯也已变得茫然，不知何日是个了局……从文化象征的层面上说，孟夷纯的遭遇意味着现代荒原对中国传统的疾恶如仇、舍生取义的刚烈精神的一种，对中国民间的“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刚烈精神的一种摧残。读者会无奈地在小说中发现，现代社会对于金钱的追求与文化的虚无已经取代并且摧残了正义和人们对正义的信仰。

贾平凹高兴篇2

《高兴》、《秦腔》、《我是农民》、《废都》……一部部质朴大方，西北风情浓厚的文学作品时常吸引我的眼球。几乎每次去书店我都是不由自主地去寻觅它们，而后便埋头“饱餐”，是一发不可收拾。

倘若问我为甚麽如此沉迷于这些文学作品，读得如痴如醉，那么我就要说我与这些作品背后的主人---贾平凹，之间的不解之缘分！

孩提时代。我就十分痴迷于陕西这片土地。因为它那质朴的民俗、粗犷豪放的歌声、醇厚又熟悉的陕西口音……总是让我感到亲切。亦是从这里，我对那里的文化加强了解，一批大西北作家逐渐映入我眼帘。其中，最为代表的著名作家贾平凹给我留下的影响极其深刻，可以说是挥之不去、抹之不掉的记忆。也是此原因，我便深深迷上了他，像火一样灼热，像酒一般浓烈---我，注定与他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上了初中，我的阅读量随之增加。我也便进一步去了解贾平凹。我喜欢偷逃一节课在阅览室里来看他的书或兴奋或深思，是我读他书的特有特点。记得有一次，我有热情的泡在贾平凹的文章里 ，同学见了便说：“呦，你还看那么老作家的书，太out了吧……”而后便哈哈一笑。我反驳道：“我本来就喜欢他的文章，他是我的偶像哩！这总比你沉湎于虚拟的网络里要现实有用得多吧？！”同学只好悻悻而去。我又再一次与他的文章缠绵开来，久久不愿离去。

众所周知的2009贺岁喜剧《高兴》，在年初火爆上映。那一连串的搞笑情节迭出不穷，看得不得不使人难以忘怀。你们可知此电影的原主人是谁吗？不错，仍是我的崇敬者贾平凹！

他喜欢把眼光投向于农民，他的小说《高兴》便是很好的范例。农民刘高兴、五富闯进西安城，以捡破烂为生，且与同等级的捡破烂者、女孟夷纯等在社会最下层艰苦并快乐的生活着。表现了他对农民的同情。

通过影视，通过他的小说，我对贾平凹的好感又进一步加强。我反复看这部小说这部电影，我越来越被他所吸引。有时梦中也会梦到与平凹近距离接触，很是兴奋。但一觉醒来才发现是场黄粱美梦，失落感竟多了许多。

如今上了高中，繁重的课业侵占了许多阅读空间。我失去了好多时间来品读贾平凹的文章。但我对他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我还是会见缝插针来享受他的美文的。因为我热爱崇敬贾平凹，热爱文学。我与贾平凹之间有着不可磨灭的，亘古不变的缘分。

这缘分，是我与贾平凹的不解之缘！

贾平凹高兴篇3

一、贾平凹创作历程中的困惑与求变

纵观贾平凹的创作历程，有的学者认为其小说创作经历了几个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从平凹小说创作内在的文化追寻上看，大体经历了文化和谐——文化错位——文化崩溃——文化建构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相互交叉、渗透，却又有着相对明晰的区间和界限。”②但这样线型的发展过程未免过于简单。一个国家从一种文化型态向另一种文化型态的过渡常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一个作家写作观念的变化可能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但也需要一些必要条件才能实现，譬如像早期五四人那样有过在异域文明生活长达数载的浸染，或是早年与有着先进思想文化的人物进行交流碰撞。但对于一个创作时已是成年，以后即使是完成了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但大致仍属于同一文化圈的贾平凹来说，这样的历程转变是相当困难的。到底是有这样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明显转变，还是某些重要的创作要素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而变的只是写作素材，这个问题值得探究。

贾平凹早期以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为主，从《浮躁》开始则主攻长篇。早期的《满月儿》、《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小月前本》等小说笔调清新唯美，但过于精致化，把活生生的人当作既不能碰更不禁摔打的花瓶来写，试图塑造出理想的乡村世界来。对人性丑的一面的有意遮蔽，限制了其对人灵魂深处的探索，使得小说虽唯美但少深刻。《天狗》、《五魁》、《白朗》、《地》等心理小说展示了被传统的伦理道德束缚下的鲜活生命的痛苦挣扎，对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的生存状态有着较为深刻的提示。这些创作基本是以农村生活作为题材的。

在贾平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商州》里，小说与其说是叙写了刘成与珍子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不如说是描绘了商州奇异的自然风光和地方风俗。这里的人既有北方人的刚强，又有南方楚人的妩媚，这是一片奇异幽美的土地。商业文化对人们生活的冲击初显端倪，走私等现象开始出现。但这并不是《商州》所要关注的主要对象，它所要完成的是塑造一个世外桃源来安放在现实中无处存身的爱情。刘成和珍子只有跑到了深山老林才能厮守在一起，并以双双的死亡完成了对爱情的祭奠。这和贾的散文《商州三录》是同一主题。《商州三录》描写了商州这片古老的土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生存样态，风景秀丽，风俗古朴。他笔下的商州多是实景描写，在此之上，得到的是以原有的乡村体验观照下的商州。

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和他内心的乡土世界是和谐的。但到了《浮躁》，作者笔下的乡土世界受到了商业文化的冲击。出身农村的金狗从农村到了城市，最后又返回农村，这期间勾连着与小水、英英和石华之间的感情纠葛，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一批有想法、有闯劲的年轻人试图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但根深蒂固的官僚文化对其形成了巨大阻碍，而像雷大空这样的人则走上了买空卖空的歧路。面对如此变化，作者心中的乡村世界已无力保持原来的悠然自得。贾写作这部长篇花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并决心要换一种新的写法：

中西的文化深层结构都在发生着各自的裂变，怎样写这个令人振奋又令人痛苦的裂变过程，我觉得这其中极有魅力，尤其作为中国的作家怎样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裂变，又如何在形式上不以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法而运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来进行，那将是多有趣的试验！有趣才诱人着迷，劳作而心态平和，这才使我大了胆子想很快结束这部作品的工作去干一种自感受活的事。③

这种看似对创作方法的反思，实际上是内心乡土世界在面临挑战时无力把握自我的退却，并试图以此来避免在现实矛盾面前的尴尬处境。试想如若直面现实的残酷并自啮其心，这种写作怎么可能是“自感受活的事”呢？焦点透视法易于集中反映现实矛盾并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用散点透视法写小说，也不独为中国所有，西方的意识流小说大概也可以算作某种意义上的散点透视，但这是以对人生的更高的哲学认识为前提的，并不是一系列无意义的瞬间和片断的组合。如果作者仅仅是因为感到“我的哲学意识太差，生活底气不足，技巧更是生涩”④而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创作的话，那么不仅不能将写作引向更为阔大的生路，反而是走向了一条瓦解自我创作价值的死路。正如有的学者在批评《废都》时所指出的，“渗透全书的废都意识，主要还不是对于古玩、丰臀、小脚之类的迷恋，而是被传统文化浸透了骨髓的人们，无法摆脱因袭的重担，无力应对剧变的现实，在绝望中挣扎的那种心态”。⑤这实际上反映了由传统文化所培养造就的旧文人人格，在现实剧变面前的无力与退却。

贾平凹的精神是立足乡间的，即使在城市生活多年，仍坚持认为“我是农民”，“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上的。”⑥由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身份转换是容易的，但由认知到审美的思维习惯的转变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我是农民”是理解贾平凹作品的金钥匙，由此衍生出来的乡村世界是贾观照外在世界的内在审美依据。有学者在新世纪之初就指出贾的创作缺乏精神的超越性，在早期的短篇及《浮躁》中尚有“为中国农民寻找新出路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追问和探寻”，而此后，从《废都》到《高老庄》则“更多地关注自我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并对变化中的世界表示怀疑和失望”。⑦中国社会的加速发展，使得固守传统观念的作家无所是从，社会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作家适应这一变化的能力。有学者认为“贾平凹原本赖以寄托的‘家园’于90年代却在现实、政治、精神等层面上均已丧失”。⑧于是，作家的世界塌蹋了，只剩下了“一地鸡毛”式的碎片。大致以《浮躁》为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创作，贾平凹可以比较从容地以内在建构的乡村世界观照写作题材；但在此之后，他意识到了内心的乡村世界在现实变化面前的无力与失语，原先那个较为明晰的内在乡村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穷则思变，贾平凹开始尝试用散点透视法进行创作，以解除创作危机。

二、转型后创作理念的混乱及原因

经过十多年的创作，贾平凹对心目中的小说进行了较为详细地阐述：在表达上，追求不带任何技巧的平平常常的说话；在精神上，追求整体的、浑然的、元气淋漓而又鲜活的天然境界；在实与虚上，倾向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在中西之间，追求在分析人性中弥漫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意象絪缊。通过这样的处理以求达到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并张扬小说中的意象。⑨这些貌似圆通的小说设计，其实是不容易取得良好的创作效果的。

无论作者如何标榜自己的小说绝对不包含个人对生活的剪裁，而只是忠实完整地记录生活的原本状态，但其实都是对生活进行选择的结果。如果我们不加任何取舍地原样记下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对话，那么不仅显得啰嗦絮叨，而且也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刻划。李建军指出，小说中的叙事是不能取消的，例如场景描绘和概括叙述，如果取消的话，那么将会使写作变得混乱琐碎，给读者的阅读带来困惑。⑩贾在创作《白夜》时提倡不带任何技巧的说话：

禅是不能说出的，说出的都已不是了禅。小说让人看出在做，做的就是技巧的，这便坏了。说平平常常的生活事，是不需要技巧，生活本身就是故事，故事里有它本身的技巧。所以，有人越是要想打破小说的写法，越是在形式上想花样，适得其反，越更是写得像小说了。因此，小说的成功并不决定于题材，也不是得力于所谓的结构。{11}

小说让人看不出用了什么技巧，并不等于说作者没有使用技巧，而恰恰是对技巧更为精妙更为纯熟的运用。以此理论指导完成的《白夜》无疑是失败的，小说中基本没有什么情节，大量的繁琐的生活细节使得小说显得拖沓沉冗，人物面目模糊，整个小说文本显得缺乏张力。

贾平凹在创作长篇小说时，多次表达在现实面前的茫然失措。他写作《废都》是因为“现在，该走的未走，不该走的都走了，几十年奋斗的营造的一切稀哩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毒病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名字又常常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12}，他想用创作来安妥自己“破碎了的灵魂”。但创作完以后却发出感慨，“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上帝给我太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近去了却把我烧毁。”{13}在创作《高兴》这部农村人在城市的小说时，“我吃惊地发现，我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的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里替我写的这些破烂人在厌恶城市，仇恨城市。”{14}虽然说作者最后将这样的初稿毁去，但这样的思维方式仍然会保留在接下来的写作中。如果怀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小说的偏狭也就不可避免。刘高兴和五富来到城市后，欺骗同行，将牙签插到锁孔里。五富受人欺负后，刘高兴在幻想中替他出气，这些不禁让我们想到了阿Q式的无聊的破坏和在虚幻中的自欺。贾平凹在描写城市时总是捉襟见肘，《白夜》和《废都》与其说写的是城市，不如说是明清文人生活的现代演绎。《高兴》这部描写农村人在城市的小说，将刘高兴安排成捡破烂的角色，而他眼中的城市注定是丑陋的。这实际上反映了贾平凹的乡村体验在认识现代都市生活面前的失语。

精神上追求整体浑然、元气淋漓而又鲜活的天然境界其实是一种语焉不详的东西。至于将情节处理成意象则是混淆了基本概念。情节是在时间轴上展开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的集合体，意象则是具有特定内涵并达到一定诗化色彩的情与物的混合体。一个特定的情节可能会有典型的意义，但它不会像意象那样具体可感并固定下来。贾平凹在创作《怀念狼》时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但这样的处理不能算是成功的，狼在整部小说中如果说作为一个意象的话，它的内涵是模糊不清的。它到底是人类凶残的天敌还是竞争的对手或是人活力的守护者，小说里是混成一团的。

由于缺乏对写作对象的深刻认识，贾平凹小说中零碎的细节描写，不能给人一种完整的印象。这里面很难说有前因后果的逻辑，而充当将这些琐碎的东西前后贯穿在一起的是作者所营造的神秘物象。贾平凹对神秘物象的描写，在他早期的小说是比较成功的，这有效地增加了作品对风俗的描写，并且营造了一种亦真亦幻的氛围。但他在后来小说中的运用多是不成功的。因为由巫术文化派生的神秘物象，是商州那片土地上人们生存方式的组成部分，但到了当下的生活中，这些东西在人们的生活里已失去了原来的作用，或者说影响已逐渐式微。因此，这些物象不仅不能增加作品的厚度，反而成为了多余的东西。如《废都》中的牛，《白夜》中的大蜥蜴，《土门》中的佛石，《高老庄》里的白云湫，《怀念狼》中的金香玉，这些怪异的物象不时在文本中跳出，神神道道地暗示着所列现象之间的联系，并预示着下一个事件的发生。这些物象能够给阅读者带来视觉惊竦的效果，但并没有比较确定的内涵。

贾平凹最后所要追求的在天人合一中洞悉人性，是将两种完全相反的哲学概念混在了一起。中国哲学追求圆融合一，而西方哲学则崇尚推理分析。这两者是无法搞在一起的。这样的小说设计，是在对中西文化差异没有清晰认识的前提下，试图强将二者融合的虚妄之举。

贾平凹的小说对于具体生活场景的再现，对于时代情绪的把握无疑是成功的。但由于缺少对时代变化以及自我内心的双向开掘，而只是依据顽固的乡村体验来观照所有的写作素材，而这又不足以解释现实。因此，在《浮躁》以后的写作中，小说的写作总是片断性的。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情绪性的体验上，这都源于作者无力突破早期形成的以乡村体验作为最终取向的审美选择。这种所谓的原生态写作其实是一种放弃了价值判断的混沌式写作。

注 释

{1}{9}贾平凹：《我心目中的小说——贾平凹自述》，《小说评论》2003年第6期。

{2}肖云儒：《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3}{4}贾平凹：《浮躁·序言之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5}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6}贾平凹：《棣花街的记忆——〈秦腔〉后记》，《中国作家》2005年第4期。

{7}张晓峰：《从浮躁到幻灭——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精神困境》，《新余高专学报》2000年第5期。

{8}叶君、岳凯华：《贾平凹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心理根源》，《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

{10}李建军：《是高峰，还是低谷——评长篇小说〈秦腔〉》，《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11}贾平凹：《白夜·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4页。

{12}{13}贾平凹：《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废都〉后记》，《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贾平凹高兴篇4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1973年8月在陕西群众艺术馆公开刊物《群众艺术》上发表小说《一双袜子》时，才正式使用“贾平凹”这个名字。虽然只一字之改，却可见他为人为文的一贯作风：他特别善于利用现有条件，先顺其自然，再化平为奇，不露痕迹，不留声色，这种阴柔的功夫，实则是倔强性格的反映。

1967年夏，“”的狂风暴雨同样侵袭了丹凤县这个偏僻闭塞的小县城，还在读初二年级的贾平凹被迫离开学校，回家务农。“我就这样做一辈子农民吗？”在自家泥楼子上，14岁少年贾平凹发狠说。他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大脑袋，脑袋的当旋上有一撮毛儿高高翘起。他的梦想是上大学。他那么盼望着考试，因为一考试就能显示他的存在。可是“”改变了命运。中学未毕业后当了农民，下地却连正经农活都干不来，收入还不如妇女。这使他感到屈辱。因父亲“反革命帽子”的牵连，被要求“不能乱说乱动”，当兵、招工、民办教师、教师……全都与他绝缘，从此他的性格变得胆怯、自卑，少言寡语。但他发誓要离开，剥掉这个“农民皮”。他人虽矮，但心却大，镢头挖不了几下，可笔是提得起的。这一时期，他发奋读书、苦练毛笔字、背诵唐诗宋词、手抄《古文观止》……娘要为他定媳妇，他却向娘发了火，一气之下用石墨将李白的诗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刻在了山墙上。

偶然的机会，贾平凹上了大学，他的写作才能如一汪深不可测的泉水，汩汩而涌。从1978年《满月儿》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起，到《浮躁》 《土门》 《高老庄》，到《怀念狼》 《秦腔》 《高兴》，再到《古炉》，从土地承包改革到市场经济对农村的冲击……农村发生的大转折都在他的作品里。然而，他依然不满足于现状，即使获奖，也如“过河遇到了桥，口渴遇到了泉，路是远的，还要往前走”。在他心里，自己就是手艺人：文章写得好，就是活儿做得漂亮，他体味写作里边的甘苦，如同农民种田耕作时的欢乐和满足。

《废都》的伤害，并未将他打垮。生活的不幸，正是艺术的大幸。1997年，《废都》在法国荣获“费米娜文学奖”，在《新观察》杂志上，贾平凹撰文指出：“《废都》是我的一系列小说中的一部，它描写的是本世纪之末中国的现实生活，我要写的是为旧的秩序唱的一首挽歌，同时更是为新的秩序的产生和建立唱的一首赞歌。不幸的是，我的忧患和悲悯被一些人视而不见和误解，在正式出版百万册后竟被禁止了再版发行。这犹如你正当众讲话，突然被一只手捂住了你的嘴，让你变成哑巴！”

在《五十大话》中，贾平凹说，“性格为生命密码排列了定数，所以性格的发展就是整个命运的轨迹；不晓得这一点，必然沦成弱者，弱者是使强用狠，是残忍的，同样也是徒劳的。”这就是人的智慧积累到一定程度所造成的必然反差：“强”即是 “弱”，“弱”也便成了“强”。所以，“我终于晓得了，我就是强者；强者是温柔的，于是我很幸福地过我的日子。”从此“不再去提着烟酒到当官的门上蹭磨，或者抱上自己的书和字画求当官的斧正，当然，也不再动不动坐在家里骂官，官让干什么事偏不干。”人上五十，是一种生命的流程，好似一粒水珠历经千锻万炼，终于流进了大海，那是一种富有，也是一种情怀。“别人说我好话，我感谢人家，必要自问我是不是有他说的那样？遇人轻我，肯定是我无可重处。”“若有诽谤和诋毁，全然是自己未成正果。” 他在过50岁生日时，当众讲：“我母亲对我讲，她怀我的时候，先是梦见一条巨蛇缠腰，再是梦见遍地的核桃，她拣了又拣，拣了一怀。如果说迷信的话，我的命里有核桃运的一部分，核桃是砸着才能吃的，所以，我需要方方面面的敲打才能成器。”

贾平凹的性格属外柔内刚型，柔中的释、道成分多，刚中的儒家成分多。他说过： “懦弱阻碍了我，懦弱又帮助了我。从小我恨那些能言善辩的人，我不和他们来往。遇到一起，他愈是夸夸其谈，我愈是沉默不语，他愈是表现，我愈是隐蔽，以此抗争，但神差鬼使般，我却总是最后胜利了。”凡见过贾平凹的人，都觉得他温和、平易、没脾气，也不会摆架子扎势，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和他相交。但打交道多了，就会感到他有城府和机谋，不少人都说要和贾平凹深交是不容易的。当然这与他在交友上吃过亏有关，特别是那些在他大红大紫时攀附吹捧他、又在他大悲大苦时落井下石之人令他心寒。他在《朋友》中谈及此事写道：“如今倒坦然多了，因为当时寒心，是把朋友看成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殊不知朋友毕竟是朋友，朋友是春天的花，冬天就都没有了，朋友不一定是知己，知己不一定是朋友......”

虽然倔强，但贾平凹也是一个有点拙趣的人。有这么几个小故事可见一斑。其一：一次，一群文友聚会贾平凹家中，饮酒喝茶神吹海聊，自在尽兴。不久有位友人腹胀难受，急忙入厕小便，他刚解开裤子撒尿，平凹便赶来敲门。友人涨红脸问有何事，平凹笑答没事，人却站在旁边看他撒尿。友人撒完正欲拉水箱冲洗，平凹拦住不让拉，同时慌乱站位挤出一泡小尿。尿完了才正经八百告诉友人：一泡尿放一大箱水冲洗便池，未免太浪费，那水多么清啊，看着更心疼可惜。说着他一边握住水箱拉绳，一边朝屋里的朋友喊：“谁还尿？不尿我拉水了！”友人大笑，觉得他吝拙可爱。

其二：贾平凹自作“贾平凹性格心理调查表”中道：姓名，贾平凹。父母生我时，经阴阳先生掐算，不宜在家，故投宿二十余里外姓李的一户人家。后平安落草，即起名贾李平。幼时，朽人俗叫平娃，一叫竟达十八年之久。后本人自改名为平凹，改字不改音，而意境天地之别也。年龄，三十岁，而立之年了。性别，男。但孱弱得可怜，面无懔悍之雄气，手无缚鸡之强力。主要工作成就：不会仕途之道，不善言辞动作，实是一呆人……

贾平凹高兴篇5

看好《废都》的人认为，作者写出了一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风俗史。该书采用了中国古典的草灰蛇线手法，并且融入了西方的意识流和精神气质，形成中西合璧的风格。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这在文学史上是不可多得的。作者以主人公庄之蝶为中心巧妙地组织人物关系。围绕着庄之蝶的四位女性――牛月清、唐宛儿、柳月、阿灿的不同经历、不同层次，从每个人的际遇、心理展示社会文化的一个侧面。总结《废都》的艺术成就，可以参照《围城》《金瓶梅》《红楼梦》这三部经典。《废都》是继《围城》之后，逼真地再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的小说。小说的题目是《废都》，重在“废”，主题也是一个“废”字：文字之上溢满着迷信之气，算是文化之废，但废的关键内涵还在于社会之“废”，整个作品都是为了揭示废都这个社会圈的丑陋与黑暗。

但是，在看好的人称《废都》为奇书的同时，也有不少人视之为坏书，尤其是书中大量的性描写极为出格。正因此，这样一部被作者和读者看重的作品，却在出版不到半年即遭禁，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图书出版管理处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指示，以“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的名义查禁《废都》，并对出版部门作了处罚。

《废都》的横空出世

出版社争抢《废都》

当年，多家出版社争抢尚在创作中的《废都》，为何北京出版社最终拿到了版权?

近期，当年该书的老责任编辑田珍颖披露了该书出版的详细过程：

田珍颖说，《废都》是当年贾平凹在一个县城里写的，写作条件非常艰苦。贾平凹每天只吃两顿饭而写万字，心绪、身体状况、精神状况都很不好。得知贾平凹正在创作《废都》，田珍颖一直很关注，当时虽然打长途电话困难，双方还是通过电话保持着沟通。贾平凹写完之后，托陕西评论家白烨将书稿带给她。田珍颖记得那包稿件两寸多厚，是两本多杂志那么多稿纸的复印手稿，两天两夜加班看完后，田珍颖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如果把评价浓缩成一句话，我们认为他写出了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情况。”

田珍颖当时是《十月》杂志的副主编，她得到了时任《十月》主编谢大钧的鼎力支援。“平凹来北京开会时，我到平凹的住处跟他谈这个稿子，谈我们的理解，谈得很细。当时争夺这个稿子的出版社很多，北京的、外地的都有，平凹的抽屉里已经放着北京某出版社两万元订金，还有出书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平凹听了我们对书的解析，他觉得编辑能读到这种程度，能理解他，他很感动，所以他把订金给人家退了，决定在《十月》杂志上全文刊载《废都》，接着由杂志的主办方北京出版社出书。”

由于《废都》出版前已受到业界追逐，各出版社派出精兵强将“抢”稿，各地图书发行商则在出版社外严阵以待，一时间洛阳纸贵。当年为了能得到一本《废都》，除了书店外，全国报亭的报贩子们都在赶热潮，以能摆上一本《废都》而感到“自豪”。《废都》首印50万册，另有6家出版社以“租版型”的方式同时印刷，每家印数均逾10万册以上。贾平凹曾估算，正式和半正式出版的《废都》有100多万册，加上盗版的大约超过了1200万册。

据田珍颖透露，究竟卖了多少册一直是北京出版社的核心机密。“除了社领导知道之外，我们《十月》的编辑没有一个人知道，不许问，我们也不问。”田珍颖说，虽然被罚款，但当年北京出版社并没有受到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社会舆论一夜突变

“开始的时候，很多评论家都写了评论，比如雷达、白烨他们，几乎没有人回避不写。”田珍颖还清楚地记得新书出版的空前盛况：“那天平凹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签名售书，很多读者早早就去了，排的队很长，我们出版社的领导分秒不离地陪同，这也是我们北京出版社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情。” 但是风雨来得也很迅猛。贾平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那年上半年，全国都在说《废都》，当时针对《废都》的批评有些就超出文学的范围。《废都》出版时，大量的是正面评述，但后来风向突变，当时香港出版了一本《废都大评》，出版时压缩了一半篇目，好评文章被压缩了，批评文章占了主体。 “一夜之间我成了流氓作家、反动作家、颓废作家，帽子戴得特别大。”贾平凹说。

田珍颖记得1993年北京的那个春天还没过完，书就被禁了， “时间非常短，社会舆论一夜之间就变了，我觉得平凹还没有放下他的兴奋，就受到当头一盆冷水。”

流言四起时，贾平凹曾突然“消失”，他后来对记者称自己当年好比是“休了一个产假”，此产假专为《废都》而休。1993年9月初，贾平凹“不辞而别”悄然隐身，一时有关贾平凹“失踪”的小道消息漫天飞。

编辑和作者共同承受巨大挫折

贾平凹与文学评论家谢有顺的一次对话里，曾如此谈及《废都》对自己人生和写作的影响： “在我一生中，对人情世故了解得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中我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其次就是关于《废都》的争论。”

贾平凹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废都》带给他个人的灾难是最多的。“《废都》留给我的阴影影响了我整个90年代，给我带来的是， ‘誉满天下，毁满天下’。《废都》出版前。我被文坛说成是最干净的人，《废都》出版后，我又被说成文坛最流氓的一个，流言实在可怕……”

《废都》被禁后，出版社和贾平凹的合同就没有再执行下去。“作者和编辑压力都很大，谁也不可能去坚持合同，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田珍颖说，当时的状况对于作者只是一种舆论压力，但对她和出版社的同事们有行政压力，谢大钧被调离，她受到行政处分，并因此而退休。但十几年来，田珍颖始终和贾平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贾平凹不太会发短信，两人就电话联系， “他经常不接别人的电话，但是只要是我的电话，平凹随时随地都接，这一点关系，是《废都》给予我们的，是永存的。”

艰难时期的红与黑

那些年，不管走哪，贾平凹都听到人家说《废都》，此书遭遇了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无尽争议。看着自己的书写好了不能出，外出眼及所至都是盗版，再加上总有读者拿着盗版书来签名，这让贾平凹心里很不舒服，“那段日子，也是我身体状况最差的时候，因此在朋友的介绍下，到了一个乡村小学校躲清静，调节心情。”

可是没想到，就是到了那么偏僻的地方也仍逃不过《废都》带来的阴影， “小学的黑板报上天天贴两张报纸，天天是有关《废都》的大讨论，去河滩边晒晒太阳，随手找张纸垫屁股，结果一看，又是印着讨伐《废都》的报纸。”

也许是巧台，当年，不少人把再见《废都》的年限都定在了20年，这其中包括国学大师季羡林，也有“巴蜀鬼才”魏明伦。

最困难时，季羡林挺贾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两个人说过话，先锋小说鼻祖之一、作家马原先生和刚刚去世的季羡林先生。季老在北京说，‘《废都》20年后将大放光彩’，当时，人们都不相信这是季老说的，还问过他到底是不是他说的。”贾平凹至今对《废都》被禁，自己心情极度灰暗时，听到朋友转述的季羡林先生的这句话时的心情。他说，“这个评价给予了我很多慰藉和希望。本来说，这次书出来，给季先生送一本，没想到……”

马原这样评价《废都》：“读今天我们见到的小说，会有哪本书让孙子重孙子们有兴趣读呢?也许有10本、100本，也许只有两三本。但我有把握，其中有一本是《废都》。我深信不疑。这是一本卓越的书，而且好读，可读，必定付诸后世。”

而《废都》17年后再次出版，重现文坛和大众视野的时候，被贾平凹一千好友提起的，还有一个尘封17年的包裹。

1993年8月，魏明伦以及贾平凹的好友金铮、吴军业等人为安慰心情低落的贾平凹，将一摞《废都》打包，并在打包的牛皮纸上约定了重新打开的日子，其中，魏明伦写的是：“20年后开封，愿20年后皆英雄!”而贾平凹也在其上写了“二十年后再看此书辉煌!”

《废都》国外走红

1997年，就在正版难觅、中国的盗版书摊上《废都》“猖獗”时，从遥远的法兰西传来了消息：《废都》获得法国三大文学奖之一的费米娜文学奖。

喜讯传来，却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国内大多数媒体在对此事进行报道时，措辞均为“贾平凹的一部长篇小说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

贾平凹回忆，在前一天晚上和几个朋友拟写新闻稿时就很头痛，想了一晚上，不知道该不该提《废都》的名字，最后只能写成“贾平凹的一部长篇小说《废都》”，他说： “这就是准备着让人家删呢。”

这本书在国外受欢迎的程度出乎人们的想象。据说，在全球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废都》。就连非洲都有它的身影。在《废都》国内被禁期间，在海外却被翻译成日文、法文、俄文、英文、韩文、越文等多个版本，现在美国又在重新翻译。在日本出版后，日本朋友说，《废都》给日本出版界带来一股清风。日本一位著名人士，号召到华做生意的人，人手一册《废都》。

盗版书延续了废都

在贾平凹书房的书柜中，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数十本《废都》，还有《废欲》《情都》《欲都》等“姊妹篇”。贾平凹说：“这些书的‘瓤子’都一样，都是《废都》的盗版。”

据不完全统计，17年中，正式和半正式出版的《废都》有100多万册，盗版却超过了1200万册。而贾平凹自己搜集到的盗版版本，则超过了60个，“倒不是有意收集，是别人让我签书，发现盗版我就留下了。”

“没有盗版，《废都》就延续不下来。”贾平凹说。

从1993年至今，《废都》的盗版从未间断过。至今在盗版小商贩的小摊上，仍然不乏《废都》的身影。在网络搜索《废都》。电子版下载也随处可见，可见读者并没有忘记《废都》。“17年里，《废都》话题一直没断。除了《废都》的盗版，还有人给《废都》写后续，仅“后续”就有十几个版本。《废都》的评论也一直在出，话题一直没断。”

贾平凹说，盗版延续了《废都》的生命，但也正是盗版商们纷纷打出有关书中性描写的“小广告”，把《废都》拉入了“色情低俗”读物的行列。此次在新版中，书中的性描述并没有做删减，贾平凹也表示， “当时的社会和现在的社会情况不一样，在这17年中，人们从谈性色变到见怪不怪，人们的价值观和认知都发生了变化。17年，中国文化环境进步了。”

“这十几年，《废都》让我要隐忍、要不服气地写作，所以才出现《白夜》、《土门》、《病相报告》、《怀念狼》、《秦腔》、《高兴》等一系列作品。”贾平凹说这话时似乎还带着当年写作的劲儿。

花开二度能否再红

近期以来，各个媒体都在争相炒作一个话题，这就是：《废都》解禁，重新出版。

有媒体把这件事列为2009年度文坛大事，并从多个角度解读了重版所隐含的重大意义，大略分为以下几种：文学价值凸现说，中国社会进步说，文化政策开明说…-欢欣鼓舞的语气，大有迎来一个出版新时代的架势。一本《废都》，能承受如此之大的意义吗?在这股热议的潮流过去之后，也许大家会觉得，它的重版，与其他曾经畅销或者曾有争议的书的再版，并无太大区别。它的重版，并不能够拓宽多少文学创作的边界，这枚17年前的“石子”，投到今日时代之湖面，溅起几圈波纹后，仍避免不了直落湖底的命运。

在对《废都》重版的解读中，有一个人们加上的名词： “解禁”。尽管已经找不到当初那纸禁令的原文，但所有报道和评论在说到《废都》被禁时，都以肯定的语气证实了，的确有“官方正式发出的禁令”存在。那么，既然是解禁，当然理论上也需官方有正式的解禁文书，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解禁”。

作家出版社社长助理刘方曾表示： “这不是解禁，请不要用‘解禁’这个词。”一方面对“解禁”有着近似狂欢式的解读，一方面对“解禁”讳莫如深，这种耐人寻味的现象构成了《废都》重版后的文化景观，也成为《废都》重版后最大的一个新闻点和看点，这个看点已经超越了这部小说的内容而成为一个社会话题。

在“解禁”带来的话题之热下，无论是重新认定《废都》的文学价值，还是借它研读出版政策，折射社会进步，都有些操之过急。将对文学创作与出版的种种期待强加于《废都》身上，是《废都》所不能承受之重。《废都》的重版，不过是还原了它单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本质，也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自然而然得到的一个结果。

贾平凹反复言及时代对《废都》得以重现的重要性，他说：“写的时候，大概是20年前了，书中有对社会的观察和对社会的前瞻，如今再看这本书，书中描写的那些情况，已经在社会上出现了。这并不是书的作为，而是时代的作为。社会总有一个前进的规律和趋向，只要你认真关注，总会注意到。”

那么，新版的《废都》究竟有哪些变化?

三变一不变

“”变“……”

旧版《废都》“(此处作者删去××字)”是无论哪个盗版版本都不曾改变的标志文本，但是在新版《废都》中，这些“”变成了“……”。

封面变鲜艳

17年前的旧版《废都》封面素雅而耐

人寻味，“废都”两个大字斜排于书封上方，封面灰色与白色渐变，中间为一团揉皱的白纸。相比旧版的沉稳，新版《废都》为艳丽的桃红色封面，贾平凹书写的两个黑色大字“废都”竖排着，几乎填满了封面，两个大字既是装饰也是书名，大气而不失妖娆。

价钱“涨了”

17年前，一本40万字、500多页的《废都》定价12.5元，但是时隔多年，物价的上涨早已否定了当年的定价，记者从作家出版社了解到，新版《废都》单本定价为39元，《贾平凹三部》一套的定价则在116元，三本成套出售，另有《废都》单行本单独出售。

内容没变

北京出版社的旧版《废都》和解禁后的《废都》在文字内容上并没有区别，也未做文字的删减，字数和页数基本一致。

重版还会不会受到市场欢迎

《废都》的重版，再一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热议。事实上，对每一位读过《废都》，或者对《废都》有所了解的人来说，重版《废都》引起社会强烈关注，都不是一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出版机构何以会在今天选择重版《废都》，有人分析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这本书已被有关部门开禁，重版已不是什么犯忌的事，没有任何风险；二是在出版者看来，《废都》是一部有价值的小说，有必要将它奉献给读者。当然，不排除出版方希望通过重版极具知名度的《废都》，获得经济效益。但不管怎么说，相信出版方会自信地认为，重版的《废都》会有人头。

但有人以为，市场很可能会让出版方失望。高的新闻点击率，未必能换来图书销售量。事实上，十几年来尤其是《废都》刚被禁之后，这本书已经被盗版了据说有上千万册，大量想读它的人都已经通过盗版书实现目的。说句刻薄的话，现在将《废都》放在旧书摊上低价卖，很多人都未必会感兴趣，毕竟它已经“过气”了。

如果有人抱着好奇、兴奋的心理，想去买来重版的《废都》，看当年的那些“(此处作者删去××字)”，都是写什么让人心惊肉跳的内容，他们也只能大失所望。因为这次重版，并没有将那些小方格的内容给补上。于是有人不无愤慨地提出，“新版《废都》依然在玩弄读者”。

其实，从文学角度来看，《废都》是有较高成就的。至少在当年和今天，都有一些文学评论家对它进行了高度评价。比如中山大学的谢有顺教授指出，《废都》反映了一个时代在理想上的崩溃，在信念上的荒凉，它对于知识分子精神命运和存在境遇的探查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则认为，《废都》勇敢地表达和肯定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心，勇敢地质疑和批判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灵魂。

贾平凹高兴篇6

论文摘要　贾平凹以其生态视野，在小说《高兴》辛酸的故事讲述中去捕捉都市底层拾荒者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变迁，对他们的日常精神况味、他们的理想、追求和爱情进行了关注和书写，主人公刘高兴执着而饱满的精神生态成为当下新一代农民工心态的真实写照，小说也因此在精神层面上有着丰富的蕴涵。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环境生态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人类内部自身更为深刻的精神生态危机也日益凸显并进入知识界的视野中，生态观念因此成为人类文明知识体系中一种普泛化的学理背景。面对双重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文学艺术领域的作家们做出了积极而严肃的回应。诸多生活在当下的作家们纷纷以文学的方式探讨生态危机的各个层面，尤其是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抒写人焦灼的现实人生和紊乱的精神世界以及无家可归的灵魂世界，表达对于人类已经丢失的精神家园的真诚眷恋。

在诸多面对世风日下与精神沦落而对中国当代社会作全方位解剖和文学式分析的作家中，地域文化色彩浓郁的陕西作家贾平凹，执着地在乡村与城市两大地域间书写人的生命处境和精神状态。纵观其三十多年来的创作，无论是早期描画陕南古老地域风情的《商州初录》，还是90年代关注城市文人失落心态的《废都》、《高老庄》，抑或回归社会转型期故土的《秦腔》，乃至关注农民工城市生活的新作《高兴》，贾平凹始终在作品中冷静审视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存状态，尤其是人的精神世界，并以追寻精神家园为价值取向，在诗性的艺术审美中对精神困境作深刻的理性剖析和冷静的文化批判。

如果说贾平凹80年代“商州系列”作品在关注商州儿女的精神况味的同时，其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色彩更为浓烈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贾平凹淡出了对慰藉灵魂的乡村精神家园的深情书写，在其“西京系列”作品如《废都》、《白夜》等中，转而关注知识分子的都市生活体验和其精神状态，并以强烈的文化批判态度表达对现代人精神危机的道德考量。而在其后的《高老庄》和《怀念狼》等“回归系列”作品中，显然寄托了都市知识分子对安妥灵魂的渴望，然而主人公在现实和精神上回归家园的尴尬历程则表明，处在转型期的乡土文明和传统文化已经走向了变异和衰退，故土大地上的农耕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历史的残缺。到了《秦腔》中，贾平凹进一步将80年代的书写中那个圣洁、理想的精神家园进行了活生生的还原。在现代商业文明的逐步侵蚀中，乡村文明分崩离析，生存其间的故土儿女的精神情态也变得残败不堪。伴随着乡土中国的崩溃和乡村文明的消逝，农民也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贾平凹的新作《高兴》正延续了对离开土地的农民命运的关注，追寻了那些进城谋生的农民的心灵之旅。

小说主人公刘高兴、五富和黄八等流落都市的拾荒者，以及沦落风尘的孟夷纯等正是来自农村、生活在都市的底层人群的真实写照。从小说题材上来说，《高兴》并没有体现出敏感性，“农民工”现象早已成为当前颇受人们关注的话题。近年来随着大量的农民拥入城市，“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形成一个全社会不可忽略的社会群体，也引发了文艺界的广泛关注。文坛也随之兴起一股“农民工”题材热潮。农民工进城后的艰难生存和不幸遭遇在作家必须不断地被书写，甚至在居于知识精英地位的作家笔下被不断地变形和夸饰，演变为一种深刻的苦难叙事。而对农民工精神世界的观照却被对外在生活困境的书写严重地遮蔽着。贾平凹《高兴》的出炉或许在一定的程度上扭转了“农民工”题材这种视域狭小的局面。小说题名“高兴”本身就是对一种心理世界和情感活动的描述。作品不仅展现了流落城市的拾荒者刘高兴等人的物质层面的艰难生存状态，更对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理想、追求和爱情进行了关注和书写，以通过对此种盛世景象中别样人生的观照，“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高兴>后记》。

在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中。现代文明的洗礼和商业大潮的冲击使大量的农民义无反顾地离开土地，告别乡村而进城打工，也开始了自己的城市生活。然而生存地域的转变，并非意味着身份从农民到城里人的转变，也并非意味着他们真正走进并融入了城市，成为了城市生活的主体。相反，却是在城市的边缘苦苦挣扎。就其精神和情感而言，大多数农民工向往城市、渴望亲近城市，甚至把“成为城里人”定为其奋斗的人生目标，然而，居住在城市，他们却又无法找到城里人的感觉，无法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如果说庄之蝶、夜郎、高子路等在都市生活中失却了安妥灵魂的精神家园。但他们至少在生存的质量上处于较高层面、享受了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便利之处的话。哪么。刘高兴、五富等城市农民工不仅在生存的质量层面上远远低于前者，而且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同样成为都市中的落魄者。这也就难怪当代作家笔下的“农民工”题材的作品大多书写他们不幸遭遇和落魄生活。并且这些作品更多地停留在对农民工艰难生存状态的记录，即便是涉及到城市生活对其精神世界的伤害或者是农民工的精神归宿，作家们大多以返乡作为解决这种精神困境的方式，抒写他们对土地的深情眷恋。实际上，当今农民工的真实心态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或许依然有对城市文明病的诸多反感和排拒，然而另一种情形则是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认同甚至迷恋。贾平凹笔下的刘高兴就是如此执着地投入了城市生活，并且希翼从无根状态中解脱出来。寻找到城市生活的支撑，最终奋斗到在城市扎下根来。对刘高兴等城市拾荒者的生存生态，尤其是精神生态的关注，也成为《高兴》带给读者最深刻的思考。

小说题名为《高兴》不仅是作为主人公的名字，而且“高兴”作为对一种情感活动和精神状态的概括，本身就意味着小说在为社会生态作记录的同时对主人公精神生态的强烈关注，作家企图在辛酸的故事讲述中去捕捉都市底层中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变迁，小说也因此在精神层面上有着丰富的蕴涵。尽管作家选择“高兴”作为书名，还寄托着“写出一种温暖感”的创作心态，但刘高兴等小人物的命运却并未受到此种创作意图的左右，作家如实地写出了底层农民工生存和精神层面的悲凉意味。生命的卑微和高贵、柔弱与坚韧交织在一起。演绎出他们生存和精神的本真状态。

刘高兴在经历了农村婚姻的失败后。带着同乡五富来到西安城挣钱，以捡破烂开始了他们的城市生活。作为城市农民工中最低贱的人群，刘高兴等拾荒者通过走街串巷的拾荒生活，接触到了各色人等。经历了种种城市生活带来的窘迫和世态炎凉，也使他们逐渐地了解了城市。尽管拾荒生活充满了艰辛和失败，并且隐藏着深深的悲凉，但刘高兴等人却能在苦中作乐，会为微不足道的所得而高兴和惬意。一天下来赚了20元便有着无限的满足，要用牙签戳点豆腐乳放在嘴里，聊作精神上的享受：即便是得不到高兴，也要保持着高兴的心态。

在艰辛的拾荒生活中，刘高兴依然有着自己的爱情追求，其情感空白也因为一位叫孟夷纯的女子的出现而被填补，尽管小孟是一名，但她的不幸遭遇得到了刘高兴的同情和帮助，两人真诚地相爱了。为了早日帮助小孟凑足办案经费，高兴不仅把辛苦挣来的钱送给小孟，还带着五富去咸阳一个工地上做苦力，小说的结尾。高兴与孟夷纯的爱情无疾而终。而五富却惨死在工地，于是故事又回到了开头刘高兴背五富尸体还乡的场景中。在这一底层故事的讲述中。作者着力描画了主人公刘高兴丰富的精神世界。刘高兴虽处境艰难。却也正因其精神上的丰富性而成为新农民工的形象典型。和传统农民的代表五富相比，高兴的精神追求更靠近城市。他读过《红楼梦》，还有吹箫的闲情逸致：不仅能识文断字，甚至能读懂锁骨塔上的碑文，所以自诩为“鸟中凤凰，鱼中鲸”。其精神世界既有着孤傲的成分。却又异常的饱满。并且刘高兴的精神领域尤其色彩浓重的一点是。他有着强烈的尊严感。他的衣着、思维方式和言谈举止都不同于传统农民，虽然对城市也有着本能的不满和反感，但他却梦想着并宣扬要做城里人，他把自己卖掉的一只肾看作自己与这个城市的亲近的资本，有时甚至比城里人还城里人，比如他一次次教训五富“吃饭要像个城里人，走路也要像个城里人”。这种身份的追逐和认同使得高兴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当他受到乞丐石热闹的讥讽和冷眼相看时，其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拾破烂的竟比乞丐更穷?!同时，与强烈的自尊共存于其精神世界的是刘高兴对爱情的追求。无奈他心仪的女子孟夷纯是，为了宽慰自己，他把后者比作用肉体超度和接济男人的锁骨菩萨。然而他所寻找到的爱情是苦楚的。这份感情的艰辛、悲凉和无疾而终，更多的似乎是社会底层人们用同情和怜惜换来的浅薄的情感，他们无法拥有真正的婚姻，但毕竟这种情感的渴求真实地存在在刘高兴这样的农民工的精神世界中。

显然，刘高兴已经区别于传统的我们已经习惯的农民形象，其精神心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身边的传统农民典型五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城拾荒的刘高兴虽然无法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却在琐碎庸常的底层生活中表现出对城市的渴盼、亲近。并且，他对城市文明的认可还彰显着一种生命的尊严与高贵，这一层面的精神状态远远高于他对城市在本能层面的反感和不满。正如在小说的结尾，刘高兴说道：“去不去韦达的公司，我也会呆在这个城里”。尽管小说的诸多细节都暗示着刘高兴似乎是无法融入进这个城市的，但他的这种执著和自信。却是社会转型期愈发饱受现代文明洗礼的新一代农民工心态的客观写照。

贾平凹高兴篇7

“我用电脑噼里啪啦打完了，以后还写什么？我比较信命，这也是根植于三秦那片土地里的一种惯性意识。”他的想法是能伏多少就伏多少。这也让他存有另一种乡土观念，人一生能写多少字、能做多少事是固定的。

贾平凹常站在小摊上吃胡辣汤，朋友见了，“唉，你咋在这儿吃？”他说：“俺不在这儿吃在哪儿吃哩？”贾平凹解释：“街边小摊好吃，有味道，贵族吃营养，平民吃味道。”

贾平凹蜚声文坛，却一直过着朴实的生活。外面世界的声名煊赫还是在外面，里面的贾平凹照样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正如他所言，他还处在一个原始时代――“久居西安，心系农村”。他不爱去大城市，曾经去过北京发一个书画册子，只呆了一个晚上，就匆匆回来。

他甚至不爱出国，法国邀请他过去，他一直都不去。“怕累”，“不自在”，去外面演讲，也觉得压力大得很。和几个熟人，到乡下去玩，和家里人呆着，看看石头，看看陶器，最好不过。

“我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用手写出来”

初见贾平凹，是在2013年上海书展上。两天里，他都在穿着同样的衣服面对不同的读者。他用家乡陕西丹凤县棣花村的方言谈着“中国文学”，台下鲜少有人能听懂。

几个月后，打电话给贾平凹约采访，因为听不懂他的话，记者提出邮件采访，他说：“我仍然处于手工业时代，最早学电脑没学会。小时候没学过拼音，又不会说普通话，用陕西话一拼就不一样了，一天天拖下来，后来干脆不用。现在这么大年龄，也不再学了。”

一直还在手写笔传的贾平凹身体里保留着西北人的个性，踏踏实实、自自在在地活着，不张狂，不轻浮。他的想法是能伏多少就伏多少。这也让他存有另一种乡土观念，人一生能写多少字、能做多少事是固定的。“我用电脑噼里啪啦打完了，以后还写什么？我比较信命，这也是根植于三秦那片土地里的一种惯性意识。”

“我没有意外之财，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用手写出来。”贾平凹的《古炉》刚出来，很多人联想到他家里的收藏。那也只是他的爱好。淘换回来置于眼前，是想营造一种古代文人的氛围。“我收进来的东西不会再卖出去，没有太值钱的，都是自己喜欢的。我不收贵重的东西，贵重东西只能锁在柜子里不敢让人看。不喜欢也不可能买回来，还得花钱。”

贾平凹喜欢一个人住间房子。有茶有烟有个烂电视，就可以过一个月。“与人交往很累。你跟我交往现在这样，十年后还是这个样子。我不喜欢一见面就自来熟。人必须要共同经历一些事情才可以长交往。这是一门最大的学问。我就想清静一会儿。”

五十岁以后，周围的熟人有些开始死亡，去火葬场的次数增多，贾平凹便知道自已是老了。老了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要贪恋位子，不吃凉粉便腾板凳；一定不去抛头露面，能不参加的活动坚决抹下脸去拒绝，一定不要偏执。一定不要嫉妒别人。

贾平凹现在六十了，但生活节奏和三十四十岁时没有差别，忙得一塌糊涂。

“每天早上七点半离开家去工作室，晚上一点多回到家。一天和家人见不了面，我回去时，上初中的小女儿睡了，我离开时，她还没醒。所以，我跟她也是早晚不见，各忙各事。我早上和晚上写作，间隙在作协还要开会、办刊物，被聘为文学院院长还要带博士，加上隔三差五的社会活动，我不爱干，硬着头皮不停地干。我对孩子也没希望，只有一条，学校学的很多东西比如数理化，毕业后都派不上什么用。现在一切只为就业，不学也没办法。我的要求是好歹高中毕业。”

“我必须老老实实地生活，不断从生活中获取素材。只有接受生活的浸染，待提笔时才能写出要写的东西。”

一茬作家有一茬的命，我还得写农村

贾平凹认定自己是土命，总听见地里有声音传来：那么大的地，长满荒草，让贾家孩子去耕犁吧。

2010年冬天，贾平凹结束了《古炉》的写作，开始了他的行走，他选择了中国目前最为贫困偏狭的地区之一――定西。

之所以选择行走到定西，“这地方历史悠久，文化纯厚，是国家的大德之域，其德刚健而文明，它们却长期以来被国人忽略甚至遗忘。现代的经济发展遮蔽了它们曾经的光荣，人们无限向往着东南沿海地区的繁华，追逐那些新兴的旅游胜地的奇异，很少有人再肯光顾这块地方，去了解别一样的地理环境，和别一样的人的生存状态。”

2013年，贾平凹推出长篇小说《带灯》。

《带灯》讲述一个名叫“带灯”的女乡镇干部，常年处理纠纷和上访事件。农村的琐事让人心烦又让人同情，“带灯”在矛盾中完成着自己乡镇干部的职责，她既不愿意伤害百姓，又要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在现实中无处可逃时，她把精神寄托放在了远方的情感上。这位“带灯”，三年前开始给贾平凹发信息，接二连三，贾平凹最后将她的故事搬到了自己的作品里。

至今，贾平凹的手机里存着“带灯”发来的许多条短信。

从第一部作品开始，贾平凹一直把目光聚焦在中国农村，他爱那片土地，同样，他也想改善它。

“人经常讲这个时代是社会化转型体，所谓转型体就是传统一下转到现代，而且这种转化特别急促，特别快，一下子变过来。原来大家围绕农村发生变化的事情来说，现在，你到农村去那种田园的东西可能还会有一些，但是原来的那种气息已经没有了，大家都为了能源。这种转变太快了，都成了社会的急剧变化。”

贾平凹高兴篇8

2、巴金，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原名李尧棠，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1982年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03年11月，中国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称号。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代表作：《家》《春》《秋》《雾》《雨》《电》等。

3、丁玲，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女，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共党员，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代表著作有处女作《梦珂》，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等。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多福巷家中逝世，享年82岁。

4、路遥，路遥（1949年12月2日—1992年11月17日），男，本名王卫国，出生于陕北榆林清涧县，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人生》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5、贾平凹，贾平凹，本名贾平娃，1952年2月21日出生于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中国当代作家。1988年，凭借《浮躁》获得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铜奖。1992年，创刊《美文》。1993年，出版长篇小说《废都》。

贾平凹高兴篇9

关键词：贾平凹 《带灯》语言病象

作为当代文坛巨匠贾平凹的长篇新作《带灯》自出版后赢得的不仅是意料之中的火爆销量，还有不吝赞誉的如潮好评。然而，在笔者看来，不论怎样的销售和好评都难以掩盖《带灯》这部小说的平庸实质。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的语法、逻辑错误，不恰当的文白夹杂，而且意象重复，更有自我抄袭、重复写作之嫌。总之，《带灯》是一部艺术水准不高、满身疮疤的平庸之作。

贾平凹作品中的很多细节描写存在夸饰、虚假的弊病。这种随意而为之的细节描写给人一种做作的印象，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写作时缺乏必要的朴素与诚恳的文学态度。

1、无视时间跨度的心理描写

小说《带灯》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带灯的农村基层生活，一部分是带灯写给元天亮的信。贾平凹这样谋篇布局的用意是：“一方面把现实的部分写出烟火气味，这样才可能写出实感，写出痛楚，二是带灯的书信就是一种精神的东西，要让她有梦想的翅膀。”即给元天亮的信是贾平凹着重表现带灯这一主人公精神领域的部分，也是作者借此升华主题的部分。然而，在我看来，书信中所谓“精神的东西”、“梦想的翅膀”其实就是一个痴情少女对暗恋偶像的崇拜、爱慕的心绪流露，而非一个乡镇基层干部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矛盾难题的反思，而且这些心理描写矫情做作，读来令人肉麻，再加上语句不顺，义理不通，简直就是辜负读者的满怀期待。

我觉得你是我的表哥或是我的邻居，因为我在家族里辈分较低，应称你叔。但你是有出息的男人，有灵性的男人，是我的爱戴我的梦想。我是那么渺小甚至不如小猫小狗可以碰到你的脚。我是怕你的也是恨我自己。……我能写信了，却知道了你在城市落下脚，有家有室，我也像春夏秋冬一样有了生活。但是在热烈之后又是无尽的寂寥，我从未间断地想你如同呼吸。坐到你当年也曾犁过的凹地，屁股是实在和甜蜜，而眼睛里却一片空洞和茫然。……我在山坡上已绿成风，我把空气净成了水，然而你再没回来。……又看你的书而你说历史上多少诗家骚客写下了无数的秦岭篇章却少提到樱镇，那么我也得怨你如何的墨水把家乡连底漂进你心里怎么就没有一投瞥爱你如我的女人？……（第43页）

“我是那么渺小甚至不能碰到你的脚”是不是太奴性了？符合带灯的人物身份吗？“屁股是实在和甜蜜”又是什么意思？最后一句极为佶屈聱牙，我曾几次试图将其改写成语义清楚的白话，但都不成功。更不用说这些加点的转折词所引导出的混乱逻辑让人莫名其妙。

另外，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带灯从一毕业就来到镇上工作，十几年过去了，照常理推算，岁月的风霜早已写在了脸上，刻在了心里。也就是说，带灯应当从一个年轻幼稚、风姿绰约的大学生成长为一位沧桑干练、内心成熟的乡镇干部形象，那么贾平凹在对人物的外貌和心理描写上都应该有相应的变化才对。但多年以后，小说快结束时，带灯在给元天亮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爱吃葡萄，高兴时甜的多，烦心时是酸味道，酸酸甜甜的世界，让我吞在肚里了。我喂你一颗。我愿是投进你嘴里的一颗葡萄，你能接纳我的甜我的酸，我的好我的坏。（第315页，小说共353页）

如果说，小说中前半部分对年轻的带灯矫情的心理描写还算说得过去，那么在十多年的基层历练之后，进入中年的带灯怎么还能保持如此肉麻的少女情怀？

如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所言，带灯在现实生活是确有原型的，她是一个乡镇女干部，“她经常与我联系，在短信里讲述她的工作与生活”。那么，小说中元天亮也就可以看作是贾平凹对自身的想象了。既然每一封给元天亮的信读来都这么矫情肉麻，而这些心绪的流露又不完全符合带灯的人物身份，那我们就不禁要怀疑：信件中带灯对元天亮既无理由而又十多年不变的崇拜与爱慕，事实上是贾平凹对自身形象的一贯高估与自恋呢？小说中每一处写到元天亮的地方都充满了溢美之词，这大概也是贾平凹内心自恋自傲的一种表现吧？

2、两米高的松树荫了两亩地

小说开篇提到秦岭，接下来写到樱镇松云寺的松

：

松云寺在莽山半坡上，其实早没了寺，只有一棵汉代的松。松是长到两米高后就枝干平行发展，盘旋扭转，往复回返，荫了二亩地。

秦岭是盛产松树的地方，松树的品种很多，秦岭一带尤以华山松、马尾松和油松为常见，无论是哪一种松树，多属高大挺拔的乔木。而在贾平凹的描述中，一棵汉代的松树，一棵荫了“二亩地”即1300多平方米的松树，居然只有两米高！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汪曾祺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家用语言构筑文学的世界，读者也通过语言去感知、认识和理解作家的文学世界。因此，语言并非只是个形式、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容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了一点，这幅画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了一点一样，我们不能说，这篇文章的内容不错，就是语言差了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语言渗透了内容，渗透了作者的思想。”[1]由此看来，贾平凹的小说语言语法错误百出、比喻恣肆粗鄙、文白色彩驳杂、逻辑上缺乏推敲，这些语言病象也正是小说内容和作者思想的疮疤。在这样一个文学语言日益贫瘠并充斥暴力的时代里，对所谓“大家”的“优秀作品”进行细致的语言分析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贾平凹高兴篇10

刘高兴带着五富一起到西安，如今他却要背着五富的尸体回乡，即使是一具尸体也永远回不了家乡，刘高兴被城里的警察抓住，尸体也送往了城里的焚尸炉。今天，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开土地奔向城市，在乡村通往城市的路上，农民像潮水般地往城市涌去，但《高兴》的开头莫非在揭示这么一个严峻的事实：对于农民来说，这将是一条不归路，因为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磁场，牵引着他们的心。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变不成城市人，像刘高兴、五富这样的农民，他们身在城市，灵魂却还遗落在乡村，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或许可以说就是一种失魂落魄的生活。贾平凹在《高兴》中写出了农民进城后失魂落魄的生活状态。刘高兴也许深深地被城市文明所吸引，但对于五富来说，城市的诱惑不过是在这里可以挣到比农村要多得多的钱。除此之外，城市毫无可留恋之处。他痛切地说：“城里不是咱的城里，城里！”问题在于，他要回到他的“快乐的乡里”也不是那么轻易地就能回去。

农民工，不仅成为了当代社会的一个关键词，也成为了当代文学的一个主要角色。包括这些年特别引人注目的底层文学，作家们关注得最多的就是到城市里拼搏的农民工。但像《高兴》这样揭示农民工在城市的漂泊感和失魂落魄的精神状态，应该说还是不多见的。

刘高兴无疑是一个乡村的精灵，他充满智慧，富于幽默，不甘现状，耽于幻想。他终于瞄准了西安，雄心勃勃地上路了。他不仅自己上路，还带上一个随从――五富，“五富最丑，也最俗”，也很憨笨。这么两个乡下人朝着西安进发，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带着他的随从桑丘，开始了仗义行侠的旅程。刘高兴当然不是那个行为怪诞、不谙世事、近乎愚腐的堂吉诃德，但他的身上多多少少还有一种堂吉诃德的精神。堂吉诃德精神就是一种幻想的精神，一种不向现实妥协的精神。刘高兴把名字改为高兴，但困窘的现实并不会给他带来高兴，这没有关系，他可以用想像和幻想来弥补现实的不足，在想像中他做出一锅美味可口的糊涂面，但过于现实主义的五富却做不到这一点，他只能看到现实中他们只有一把盐，因此他只能抱怨和愁眉苦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