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翻译十篇

论语翻译篇1

【关键词】英汉语翻译 语内翻译 语际翻译 必要 转换

一、引言

翻译工作中的基础是要以原文为支撑，并进行深入的理解，尤其是其文化内涵的分析掌握，达到“信、雅、达”的翻译水平，这对于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都有一致的要求。因而，英汉语翻译工作不仅是将文字符号进行简单的转化，而不考虑其文化中所蕴涵的色彩。一般对于理工类的专业文章翻译基本上可以做到与原义的对等，能表达文章所要转述的意思，但针对文学色彩浓厚的小说、诗歌、谚语等文化交流方面的翻译，逐字逐句的机械化翻译将会造成遗失原文丰富内涵色彩的问题，有的甚至与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南辕北辙，出入非常大。英汉语翻译中涉及到的典故、语境信息、历史背景等内容非常广泛，因而要在翻译中表达价值理念、文化内涵等重要信息，就不得不依靠语内翻译向语际翻译的转换来实现。笔者结合自身的学习工作经验，以下将简要介绍英汉语翻译的语内翻译向语际翻译转化的必要性和方式方法。

二、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定义

语内翻译着重于对原文词语本义的转化，对应性比较强，而语际翻译则注重于构建跨语言环境，提供相互交流的可能，其灵活性比较大，原文的翻译可以出现较大的跳动。如果说语内翻译着重的历史性解释语内翻译总是把经典的或非经典的历史文本当作转化的对象， 并且以译者所在场的文化语境为标尺试图把历史文本改造为现代文本，语内翻译往往被认为不具备跨文化的语言特征，其注重对历史性的关注；而语际翻译被认为对语内翻译有一定的依赖性，但翻译中有地域性的倾向，以意义为标尺，达到语义交流的目的。

三、英汉语翻译中语内翻译向语际翻译转换的必要

翻译受到语言文化的特征影响非常深，一般语言文化特征主要集中在物质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和生态学几大方面。而其中对翻译影响最为重要的当属语言文化，语言文化涉及到拥有该语言的民族风俗传统、生存环境、文化意识、心理习惯等内容，具有多元、多变、多维的特征。不同的民族语言由于以上几个要素的发展有很大的变动性，形成的语言文化差距非常大。

语内翻译针对语言内部的目的性翻译色彩比较浓厚，通过翻译双方的语言符号来相互解释；而语际翻译在于构建跨语言的意义交流，通过语言文字来解释语言符号，其对参与双方的语言在跨文化环境中的广阔交流性较强，更加关注语言之间的转换和一致性，凸出语言意义的交流作用。但由于不同语言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要通过翻译过程去理解原作者的“本义”，就要搭建与原作者相同的语言环境和语言文化，来达到复制原文的文化含义，即要实现跨文化的转化交流，而如何实现将语言“内化”的信息进行“外化”，此中就要翻译者对原文的文化信息进行体会、吸收，继而转化为“外化”的语言，这即是所谓的语内翻译向语际翻译的转化。语内翻译向语际翻译的转换关键是语言文化的传递，原作者类似于编码人，而翻译者类似于译码人，编码人创造原代码信息，译码人负责代码的转换，而编码人和译码人共同在一个环境中工作，彼此熟悉代码的含义，但二者共同的环境并不是某一方的语言环境，而是经过跨界交流所构建的，因而，二者之间的交流不是一次性活动，而是吸收、内化、外化，再形成另一种语言文化。语内翻译向语际翻译转换的基础有两个：其一，两者文化语言之间的符号代码可以进行转换，能构成另外一种文化语言的框架，维持其结构性的完整，换言之，此翻译过程要忠实于原文信息，保证翻译的真实属性；其二，原文信息被替代的过程需要一次“语内”翻译，原文信息被再一次重建，但要符合原文的文化内涵，例如“china（瓷器）”一词如果直译就是“中国”的意思，很难与瓷器联系到一起，但构建跨文化的交流环境，瓷器发源于中国，而早期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瓷器特别喜爱，瓷器有中国特有的色彩信息，因而就实现了语言文化的转换。

四、英汉语翻译中语内翻译向语际翻译的转换

业内研究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性见解，即文化包含表层、中层和深层的信息，表层文化多指可感有形的物质或精神产品；中层文化指社会文化中的风俗习惯、制度规范和行为方式等；而深层文化则涉及到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等内容。即使不同的文化在发展中形成了差异性很大的语言形式，但其文化一般不离以上三类的划分，虽然不同种族所创造的文化在深层意义上都反映着人类共同的能力，使得文化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但由于发展中的多元、多变、多维性的存在，文化差异必然存在，英汉语翻译要实现语内翻译向语际翻译的转换，文化的特质和通性研究必不可少。

1.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转化。英汉语翻译中文化价值的差异对文章的解释有很大的影响，如英文中的“individualism”是一个中性词，指个人主义，强调个性化的生活行为方式，但中文对个人主义则含有贬义词的色彩，指牺牲团体利益而满足个人需要的观点。这与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有很大关系，西方崇尚“个性化”的发展，对人本、人文的理解和中国有不同，而中国首先是在满足集体利益的前提下，其次再是个人利益的诉求。再如英语中的“sexy”在西方意味着对男女美好体态的赞美，具有完美的吸引力，但中国人比较含蓄，受儒家忌谈“性”的思想影响，“sexy”在汉语中有引起色情的欲望的意味，但如果体会西方人对性情的追求直白开放，就能感受到其中的赞美意味，翻译成“性感的、迷人的”，实现语言文化观念的交流。

2.文化背景区别的换位思考。文化背景直接关系到了语言的表达方式和习惯，如中国的“一贫如洗”对于“如洗”一词的把握就很难做到精确，用简单的“washing”失去了中文“如洗”文化意蕴，但经过文化意义的跨界体会之后，翻译成“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其中的“church mouse”z指教堂中的老鼠，没有一点油水可以沾到，则形象的将“如洗”一词的含义传达出来了。

3.语言文化内涵的转换。语言文化内涵和语境中的事物关联性很大，但语言文化内涵的区别翻译中有很大的差异，如西方将“dog”视作忠诚可靠的象征，在朋友间的打趣时常用到这一词，但由于语言文化内涵的不同，中国有“狗眼看人低”、“痛打落水狗”等词语。因而如果在交流时使用狗一词会被当作对对方的冒犯，但如果翻译成“伙计、小子”则传达了其中友好、诙谐的内涵；如英语中的“yellow book”在汉语中易被当作“色情书籍”，但其英文本义为“法国等政府发表的报告书”，如“yellow press”易被当作“扫黄”，但英文中是“哗众取宠的报刊”之意，因而语言文化内涵的差异导致翻译的结果南辕北辙，这就需要体会原文所处的文化内涵，构建跨文化交流的语境，实现语内翻译向语际翻译的转换。

五、结束语

英汉语翻译中不仅要做到忠实于原文的直观信息，还要做到翻译的信、雅、达，传递不同文化信息中的深层次内涵，语内翻译和以及翻译既相互独立，又有相互依赖的成分，而做到语内翻译向语际翻译的转换，对于传递翻译原文的文化意义，构建跨文化交流的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关研究值得深入。

参考文献：

[1]鲍时祥（今译）.老安（英译）.论语[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2.

[2]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3]洪青皎.论语精译[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

论语翻译篇2

摘要: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因此,将其译成英文一直是东西方译者的乐趣所在。实际上,自十八世纪起,已有部分中国古诗词被不同的译者以不同的方法译成了英文。文章试图从“期待视野”的角度来论证直译法在英译中国古诗词中的优势和可取性。

一、引言

中国是诗的王国。那些传诵至今的古典诗词,短小凝练、含蓄隽用,可谓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因此,东西方译者都很醉心于将其进行译介。早在18世纪,WilliamJones翻译了《诗经》中部分诗歌。19世纪后,JamesLegge、H.A.Giles、ArthurWaley、EzraPound、WitterBynner和KennethRexroth等都进行了中国古诗英译实践,而华人世界中也涌现了如杨宪益、许渊冲、叶维廉、余宝琳等译者。他们笔耕不辍,在各自的翻译观指导下译出了不少作品。同时,他们也形成了诸多流派,带来了多样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许渊冲将译诗派分为三派:以ArthurWaley为代表的直译派、H.A.Giles为代表的意译派和以EzraPound为代表的仿译派。而知名翻译理论家AndréLefevere则列举了主导翻译过程的七种译诗模式:音位翻译、直译、韵律翻译、散文体翻译、韵体翻译、无韵诗体翻译和解释性翻译。这些流派和翻译方法各有支持者。在本文中,笔者将从Jauss的“期待视野”角度来论证,直译法,即尽可能追随原文语境意义,寻求对等词语,忠实传递语意方法在英译中国古诗词中的优势和可取性。

二、Jauss的“期待视野”理论

Jauss的“期待视野”指的是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们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包括他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同时也包括他们的直觉能力和接受水平等。读者带着这种期待进入阅读过程,并在阅读中实现、修正或改变这些期待。在阅读中,若新作品和读者既定的期待视野一致,读者想要得到熟识美的愿望可以实现,但也会产生失望情绪,不能获得审美感受。而当这两者出现不一致,即读者的阅读感受超出了读者的期待视野,那么,新作品就可以丰富和拓展读者的文学视野:一方面,作品会唤醒原来的阅读记忆并利用原先的知识结构来帮助阅读活动的进行,同时激发读者开放某种特定的接受趋向,使读者对新的作品产生期待态度;另一方面,新的知识会进入读者的知识结构对原先的知识记忆进行修改、调整使阅读继续深入下去,同时使读者的期待视野在阅读过程中做出不断的变化和调整,并重建新的期待视野。姚斯认为每一次对创新作品的接受都会否定先前的接受经验,由新经验产生新的接受意识,这就造成了视野变化。所以,期待视野不但因人而异,而且还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接受美学的诞生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不仅在文学研究领域掀起巨大波澜,在翻译界也引起了极大反响,还为翻译研究开辟新天地提供了卓越指南。所以,子理论之一“期待视野”理论也可指导各种翻译实践,包括中国古诗歌词曲的英译。

三、“期待视野”角度的古诗词直译法之优势和可取性

根据“期待视野”理论,当一部作品的欣赏和读者的期待视野一致时,读者能够得到熟识的美,但也会产生失望情绪。这样看来,若一首古诗英译版本的阅读不要求读者转向新的视野,那么它固然能得到理解甚至满足读者想看到熟悉句法、措辞或意象的愿望,却也只止于此,而且还会让他们感到失望,兴趣尽失。所以,当许渊冲将译诗纳入传统英诗规范,并选取英语民族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将《竹枝词》中“道是无情却有情”意译为“asdeepinloveasthedayisfine”这样地道的英文时,虽然也得到了部分读者的肯定,但近一半的读者仍给予负面评价,并批评这种表达方式为“陈词滥调”(cliché)及“庸俗的摇滚歌词”(badRockandRollballad),至于致使某些读者联想到“as…asthedayislong”,则属于标准的陈词滥调……与此相反,当翻译家Jac-quesDars直面差别,大胆采用直译法,将《水浒传》中的“张天师”和“天子”译为“天之师”和“天之子”,而非意译归化为“道教之师”和“皇帝”时,他的译作深受法国读者欢迎,也得到了译评家的肯定,其原因就在于译作反映了超出当地读者期待视野的中国历史和文明。以上两例一定程度上说明:“文学中如果只能见到我们‘已知熟悉’的东西,那文学就是‘空洞无物’的。另一点上,如果我们读到熟悉的领域也有兴趣,只是因为‘它导致一个不熟悉的新方向’”。因此,译者若想引起英语读者的兴趣,就必须拉开自己与读者审美期待间的距离,为读者呈现“未知陌生”的东西,或者“引导一个不熟悉的方向”。而众所周知,中英文属不同的语系,差异甚大。诗歌,作为两种语言中的精华形式,更存在着巨大差异。叶维廉就指出,和西方诗歌比起来,中国诗歌中的事物直接而具体地演出而超越了分析性和演绎性;物与物、人与物和人与人之间的介质没有限制,它们之间处于自由的关联之中。丛滋杭则发现,中国诗歌含蓄凝练,借物抒情却流情于“漫不经心的客观描写”中,还常使用“互文”(为了避免词语单调重复,行文时交替使用同义词;或处于字数约束,把两个事物在上下文中只出现一个而省略另一个)和“列锦”(全部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经过选择组合,巧妙地排列在一起,构成声都可感的图像,用以烘托气氛,创造意境,表达情感的一种修辞手法)。以上几点都是中国古诗词特有的,是英语国家读者“未知的陌生的”,超出其期待视野的地方,也是引起其兴趣引导阅读的关键。

所以,这些因素直接的原始的呈现应是译者在翻译中追求的目标。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笔者将通过分析《江雪》后两行的三个译本来显示直译即AndréLefevere文中提到的“尽可能追随原文语境意义,寻求对等词语,忠实传递语意”方法的优势所在。AlonelyfishermanafloatIsfishingsnowinlonelyboat[1]183.(许渊冲译)Aboat.AnoldmaninstrawraincoatAloneinthesnow,fishing

inthefreezingriver.(KennethRexroth译)Singleboat.Bamboo-leavedcape.Anoldman.Fishingalone.Ice-river.Snow.(叶维廉译)据马红军引述,许渊冲属意译派分支诗派,KennethRexroth属仿译派分支改译派,而叶维廉的译文无疑是直译法的产物。哪个版本更直接原始地呈现了原诗的内容风貌呢?众所周知,译文原文为“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寥寥十字便成一幅洁诗意的山水画,但画内物与物,人与物的位置关系却因人而异。“孤舟”、“蓑笠翁”与“江”的关系具有多种可能性:人可在船内或船外;人可在江上或江边;船可泊在江边或江心。这正是叶维廉所谓的“物与物、人与物之间处于自由的关联之中”,是超出英语国家读者期待视野之处。相比之下,许和Rexroth的译文因多少排除了其他空间关系的可能性而未能充分传达原文的多重性:前者通过“afloat”和“in”明确指出,人在船内,在江上;后者则通过“in”明确人在江上。惟独叶的直译译文保留了原诗的空间弹性。另外,虽然很多读者都认为,诗人描绘独钓的老翁意在表达自己的清高孤傲,可这终究只是读者的解读,即便他的确用意于此,他也是流情于“漫不经心的客观描写”中。这种未说已道的含蓄美,是中国历代诗人一直追求的。清代的吴景旭在《历代诗话》中说:“凡诗恶浅陋而贵含蓄,浅露则陋,含蓄则旨,令人再三咀而又余味。”相反,张法指出,西方诗歌向来就有“纵情任我以净化”的传统,即强调情感的宣泄和诗人自我情感的表达。因此,中文原诗的含蓄,超出了英语国家读者的期待视野,将会带给他们独特的阅读经验,非常有必要在译文中表现出来。从这个角度说,许的两个“lonely”决非含情于物。再者,原文的句法关系也很有弹性。

读者可认为作者在后半句使用了列锦手法,即“独钓”是一景,“寒江雪”是一景,两者并置,也可视“钓”为动词,担任本句的谓语,那么“独钓寒江雪”就成了叙事了。既然诗人并未指明,何不采像叶一样用直译法使用原诗形式和最接近的对等词语,同时达到译出形式和保留意义多重性的双重效果呢?笔者这番分析无意进行价值判断,比较孰优孰劣,但无疑,由前可见,在直接地原始地呈现原诗的内容风貌从而使译作超出读者期待视野方面,直译法是有优势的是可取的。另外,直译法的可取性还体现在“期待视野”能够通过阅读进行变化,能够因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特性上。Jauss认为,每一次对创新作品的接受都会否定先前的接受经验,由新经验产生新的接受意识,这就造成了视野的变化。可见,每一部新诗歌译作进入读者的阅读后,都能给阅读者带来新的视野,为未来诗歌的阅读打下基础。这种视野的更新和阅读基础的加深与阅读同在,只要阅读在继续,更新就在继续。以EzraPound为例。1913年左右,Pound还在欣喜于自己的诗学主张和费氏手稿中有关中国象形文字的表述及中国诗注重意向的表现形式以及使用意向并置和叠加而造成的蒙太奇效果不谋而合,并开始使用批评家LawrenceW.Chisolm称为“脱体法”的诗歌手法来译介中国的古诗词,到了1915年,他就出版了《华夏集》,获得好评,并引发了新诗运动中的中国风,其风之盛直接导致1913到1923年十年间,“中国诗的翻译和创作占据第一位”。与此同时,意象主义大风也盛行于美国诗坛,间接促成诸如《红色小推车》等著名意象派诗歌的生成。

显而易见,这十年间,美国的诗歌读者、译者和诗人的期待视野已经发生了变法,否则,其他译者如何能欣赏并翻译其他的中国古诗歌,其他诗人如何能创作出类似于中国诗歌的鲜明意象并置的意象派新诗,而此类的诗歌又如何能够盛行?可见,Pound超出当时读者期待视野的翻译对象和翻译手法,不仅更新了当时当地读者的期待视野,从更高的层次上来说,还“丰富了英语诗歌,就像EdwardFitzgerald的《鲁拜集》丰富发展了英语诗歌一样。”这种视野的变化和诗歌的丰富不仅体现在诗歌形式和表现手法的更新和接受上,还体现在英语国家读者对中国古诗歌的了解深化上。1984年4月26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并参加李先念在北京举行欢迎宴会时说:Manycenturiesago,WangPo,afamousChinesepoet-philosopher,wrote,“Althoughweresideinfarcornersoftheworld,havingagoodfriendisakintohavingagoodneighbor.”如果说王勃之名在18世纪时还未进入英语国家读者的视野,那么,经过长期的交流后,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这一名句的英语译文、文化内涵和使用场合在美国读者中,或至少在总统身边的顾问中,一定是有了群众基础。不然,他何以能在祝酒这一场合使用如此贴切的诗文来表达友谊的习惯并拉近双方距离?虽然笔者所趣,深疑笑病症”(《忆江东旧游四十韵寄宣武李尚书》);“高踪非隐遁,下界即狂颠”(《戊午年感事书怀一百韵寄献太原裴令公淮南李相公汉南李仆射宣武李尚书》);“喜是狂奴态,羞为老婢声”(《酬郑司直见寄》;“新知多俊彦,旧态祗狂奴”[((《投宛陵裴尚书二十韵》)。在“狂”这一点上,张祜特推崇李白,“古来名下岂虚为,李白癫狂自称时”(《偶题》),“问余曰张祜,尔则狂者乎”(《梦李白》)?狂与傲又往往是难以分开的,所以我们又能看到其傲世独立的一面。他喜欢常用阮籍“青白眼事”,或表示喜逢知己“相逢青眼日,相叹白头时”,(《喜王子载活旧》);或自喻杰才“白衣逢圣主,青眼赖时英”(《戊午年寓兴二十韵》);或盼望遇知己获识用“诸侯青眼用,御史紫衣荣”(《赠王昌涉俟御》),“礼宾青眼色,忧国白髭须”(《献太原裴相公二十韵》)。张祜爱用这个典故,可见他骨子里还是欣赏阮籍“傲”骨的。张祜的狂常常是与酒相伴的,如“十年狂是酒,一世癖缘诗”(《闲居作五首》其一),“寂寞春风意未降,酒狂诗癖旧无双”(《所居即事六首》其四),“大笑俯尘甑,高歌笑酒盆”(《江南杂题三十首》其二十五),对于张祜来说,喝酒须醉,方能尽兴。如“余生唯爱酒,师长是山翁。定葬糟丘下,须沉酿瓮中”(《江南杂题三十首》其二十),“翻思在朝市,终日醉醺醺”(《题润州金山寺》),“日暮空斋对小溪,远村归岸醉如泥”(《所居即事六首》其二)。他的这种“醉”已不具有魏晋人的逸兴,盛唐人的豪迈,更多是中晚唐人的痛苦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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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张祜的狂和傲是由内而外张扬自我的话,那么他的醉又是由外而内自我麻醉的结果,二者在情绪方向是相反的。实际上张祜在赞扬李白的同时,在政治遇挫后又存在否定自己观点的一面,“笑命诗思苦,莫信狂李白。於狂是空竦,於仙是遐谪”(《旅次岳州呈徐员外》)。可见张祜狂也罢,醉也罢,更多的是悲愤,而不是潇洒。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又是统一的。综上可知,张祜赋予自我形象是多重角色。而作品的艺术形象和作家的个性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张祜性格应该是感性的,情绪落差会非常大。我们还可以从其它方面得到佐证,如他喜欢用差异非常大的数字作对比来塑造鲜明意象,“下来千里峡,入云一条天”(《送曾黯游夔州》),“江连万里海,峡入一条天”(《送杨秀才往夔州》)表现夔州的宏阔与险峻;“行却江南路几千,归来不把一文钱”(《感归》)来描写出自己的悲辛与寒酸;“晴空一鸟渡,万里秋江碧”(《西江行》)来描写出西江的净阔与雅静;最为人熟知的《宫词二首》其一“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来体现出宫女离家之遥远,幽闭之长久等,这也许会对我们加深了解其在诗歌中展示的自我形象有一定的帮助意义。

参考文献:

[1]尹占华.论张祜的诗[J].文学遗产,1994(3).

[2]范之麟,吴庚舜.全唐诗典故词典(中“典诠丛书”序第2页)[M].湖北辞书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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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尹占华.论张祜的诗[J].文学遗产,1994(3).

[7]王增学.唐代诗人张祜评传[J].邢台学院学报,2003(3).

[8]彭定求,等.全唐诗(卷626)[M].中华书局,1960.

论语翻译篇3

关键词：英语习语；翻译理论；翻译方法

习语是语言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对社会文化生活的生动形象的反映。英语习语描绘出了英语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和演变。英语习语翻译既要让读者体会到英汉语言的异同之处，又要让读者了解英语民族文化。

一、关于英语习语

英语习语包括比喻性词组（Metaphorical phrases）、俚语（Slang）、俗语（Colloquialism）、谚语（Proberb）等，是英语语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英语语言的民族形式和各种修辞手段的集中表现。英语习语简洁生动，寓意深刻，表达形式丰富，反映了英语民族的历史发展、风俗习惯和等文化内涵。

二、关于翻译理论

1.翻译的定义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988）定义翻译是“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前苏联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认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2.翻译的标准

中外翻译理论家们虽提出了各自的翻译标准，但中心都是译文要做到忠实通顺。忠实首先是指对原作内容的忠实，即译者必须把原作的内容完整而准确地表达出来；其次，忠实是指保持原作的风格——原作的民族风、时代风格、语体风格、作者个人的语言风格等，尽可能还其本来面目。通顺是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符合目标语规范。兼顾忠实与通顺，译者才能为读者提供充满异国情调且通顺易懂的英语习语译文。

三、英语习语翻译方法

为再现英语习语的表现力，汉译时，不仅要忠实于原文的风格，还应根据汉语文化的特点，作相应的艺术加工，准确传达英语习语的独特文化内涵。

1.直译法

直译法是指在不违背汉语语言规范的前提下，照字面翻译，忠实于原文内容与原文风格的翻译方法。该法既能保留英语习语的民族和地方色彩，还可以为汉语引进一些新鲜生动的词语、句法结构和表达方法等，丰富汉语语言。例如： dark horse（黑马）；armed to the teeth（武装到牙齿）； 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滚石不生苔。）；He laughs best who laughs last.（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2.替代法

一些英汉习语不仅内容极为相似，表达形式也很一致，二者不但有相同的意义和修辞手段，也有相同或相似的形象或比喻。遇到此类英语习语，可采用汉语中已有的同义习语进行替代翻译，使汉语读者体会到英汉两种语言的异曲同工之妙。例如： to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趁热打铁）；a drop in the oceans（沧海一粟）；to be on thick ice（如履薄冰）；While it is fine weather，mend your sail（未雨绸缪）。但有时采用替代法也会造成误解。例如： eat one’s words常被译为“食言”（不履行诺言），而本意是“承认说错了话”；pull sb.’s leg被译为“扯后腿”， 其本意却是“愚弄人”。

3.意译法

习语的民族差异造成了英汉语言习惯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方式上存在着区别。有些英语习语无法用汉语的同义习语替代，也无需用直译法保留其表达形式，可采用意译法。例如：

（1） I lent her some money because she did not have a bean on her

to buy her lunch.

因为她身无分文，买不起午餐，我就借给她一些钱。

（2）You should tell your mother what happened and face the music.

你应该告诉妈妈发生的一切，勇敢地接受批评惩罚。

（3）In spite of constant arguments she has with her parents when

visitors come， she looks as if butter would not melt in her mouth.

她常常在家里和父母争吵，但一有人来，她就装得若无其事，一本正经。

4.加注法

源自历史典故、文学作品、文娱体育的英语习语只有在交代清楚历史背景和典籍出处之后，才能充分地表达它的意义。直译或意译这些习语，都无法令人满意，可采用加注法。例如：baker’s dozen，“面包师的一打——13”。15世纪时的英国政府对面包的重量做了规定。面包师无法保证面包的重量，他们就会在规定的一打12个面包基础上，再加一个。由于英国人不喜欢数字13，于是，人们就常用baker’s dozen 来代替13这个数字。The nineteenth hole， “第十九个洞——回家吃饭”。 此习语源自高尔夫球。在标准的6，000码长的高尔夫球场上，共有18个球穴。球手们打完18个球穴后一般去吃东西。因此，球手们戏称高尔夫俱乐部的酒吧间是第19个球穴。后来，人们就用这条习语喻指代“（工人下班后）回家吃饭”。

5.综合法

有时，直译会降低译文的可读性， 意译会改变英语习语的文化信息。若将直译、意译等方法综合使用，效果会更好。 如： Until all is over， ambibition never dies.（不到黄河心不死。） “不到黄河” 是意译，“心不死”是直译。John can be relied on. He eats no fish and plays games.（约翰值得信赖。他忠诚而守规矩。）“eat no fish”，与宗教有关，旧教规定在斋日教徒可以吃鱼。新教旧教后，新教教徒拒绝吃鱼表示忠于新教。“eat no fish”就转译为“忠诚”； “ play games” 则与游戏相关，玩游戏要遵守游戏规则，所以该短语转译为“守规矩”。

综上所述，英语习语翻译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能够促进英汉文化的交流。英语习语译者应高度重视英语习语中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要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文化基础，多涉猎有关中西方的历史、风俗习惯、地理等方面的书籍，通过翻译实践，不断地归纳出行之有效的翻译方法，提高翻译技巧。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英语习语与英美文化[M].2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13，166.

[2]黄忠廉.变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20.

[3]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M].2版.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4]张勇先.实用英语惯用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72-200.

论语翻译篇4

关键词：文学形象；翻译；叙事学；语用学

一、引言

文学形象的艺术表现，包括外貌(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行为(动作)描写，对话描写，细节描写，环境与人物、人物与事件的关系的描写，等等。在翻译文学作品时，既要忠实于原作的灵魂，又要便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既注意原作信息的正确传递，又注意原作者美学意图的充分体现。文学翻译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译论里(曾文雄，2005，p.62-67)。在翻译领域，由于对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认识模糊而陷入重艺术、轻语言或重语言、轻艺术的倾向，翻译实践的随意性和翻译批评的极端化等现象不时出现。本文尝试将叙事学理论和语用学理论运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基于对人物刻画的多视角、多方位的考察，着重从微观层次，即人物的动作语言和人物的心理活动，探讨这两种理论对文学作品翻译的指导作用，以求拓宽翻译的研究领域。

二、人物动作语言翻译

人物描写方式属于正面描写，人物描写的方式主要有肖像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和心理描写，采用人物描写方式，能以形传神，增强人物形象的鲜明性，揭示人物心理和性格，表明人物的思想品质。人物的动作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最主要的方法，也是我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艺术表现方法。武松、林冲、李逵、鲁智深、张飞、诸葛亮等典型艺术形象塑造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人物的行动描写。一提起武松，妇幼皆知他景阳冈的打虎行动；一说到关羽，人们总忘不了他过五关斩六将的一系列行动。因为打虎这一行动成了武松勇气和力量的标志；而过五关斩六将的一系列行动，则充分揭示了关羽勇猛善战的英雄豪气。也就是说，行动是人的精神状态的表露。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及精神面貌，主要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来揭示的。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通过一个人的行动，可以窥见其思想和心理活动。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我们知道，翻译的过程包括理解、转换、表达三个部分，对原文的正确理解是该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既是译者和原作者之间的交际，又是译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的交际。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交际者、语言使用者、原文的接受者、译文的创造者等。在翻译文学作品过程中，对人物动作语言的理解与表达，不容忽视。叙事学理论可以帮助译者透彻理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动作语言。叙事学(narratology)是关于叙事、叙事结构及这两者如何影响我们的知觉(perception)的理论及研究(蔡之国，2005，p.31-32)。所谓“叙事”，就是对一个或多个真实或虚构的事件的叙述，它既离不开事件，也离不开叙述。叙事中人物描写可以由叙述者或人物来完成；可以直接描写或间接描写；可以自我描写或由他人描写；可以在公开场合描写或在私下描写。但每种描写的可靠程度并不等同。此外，叙述者作为作者虚构的主体之一，在叙事中的特征颇为重要，尤其是叙述者的可靠性和叙事意识。可靠的叙述者让读者相信并接受他对事件的报道、理解和评价，不可靠的叙述者则因知识匮乏、对事件参与不足或价值判断系统有问题，难以避免读者对其报道、理解和评价的怀疑。

例如，在文学作品《儒林外史》汉译英中，作者吴敬梓对范进岳父胡屠户的描写用了一系列身势符号动词，译作恰如其分地传递了它们所包含的信息。

例(1)语境：作者在“范进中举”一段文字里对其岳父胡屠户的描写：(范进)即便包了两锭，叫胡屠户进来，递与他道：“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爹拿了去。”

原文：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道：“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进道：“眼见得我这里还有这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向老爹讨用。”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

译文：ButcherHugrippedthesilvertight,butthrustouthisclenchedfist,saying,"Youkeepthis.Igaveyouthatmoneytocongratulateyou,socanItakeithack?"

“Ihavesomemoresilverhere,”saidFanJin,“Whenitisspent,Iwillaskyouformore.”

ButcherHuimmediatelydrewhackhisfist,stuffedthesilverintohispocket(杨宪益，戴乃迭译)

在叙事性作品当中，事件和情节得以发生、发展的动力就是人物，但人物在作品中的作用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原文中的“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这几处动作语言是伴随言语活动出现的，胡屠户嘴里说着要把银子送给范进，但实际行动是一听范进说不要，他就立刻把刚刚伸出去的紧握着的拳头缩了回来，这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不想让范进把银子拿去。可是真正的意图是掩盖着的。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指出：在构成悲剧的各种成分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因为悲剧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罗念生，2004，p.58-63)。译文中用了pippedthesilvertight，thrustouthiaclenchedfist，drewbackhisfist和stuffedthesilverintohispocket几个动宾结构，勾勒出胡屠户原本不想把钱送给范进，而又要假装出送给的那个样子及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和他的性格。grip，thrustout，clench，drawback，stuff几个动词用得非常贴切。仅仅运用一些动作语言就把胡屠户的内心活动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了，人物关系也变得非常清晰。译者保留了与原作者的相同叙述手法，不让内心活动在字面上有任何显露，而是留下空白和空缺给译文读者去想象。其方法是依靠附着于人的符号束的帮助与实证，根据原语作者的意图和期待选择词汇：充分体会原作者的写作意图，仔细揣摩原作的语用用意，认真研究原文文本的暗含用意，从原语作者隐含意图的交际行为中寻找深层含义，再把深层含义传递给译语读者，即译者把自己的理解传达给译语读者，译语读者再结合语境假设来理解译语，力求使译文真实表达出作者的真正用意。

情节、事件通常是为表现人物服务的，同情节相比，人物在作品中的作用位于第一。人物之所以在叙事作品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是因为社会历史本由人的活动所构成，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他在叙事文学中的地位，文学要反映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写人。从文学的本质，即文学的审美性上说，因为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文学的审美属性决定了它必须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把握去反映人，揭示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人类如何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因为如此，叙事作品的各种题材，均将人物形象的刻画摆在中心位置，使事件的叙述和场景的描写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

三、人物心理活动描写的翻译

人的行动必然伴随着心理活动，铺之以语言。文学作品只有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人物的灵魂，这个人物才能站起来。因为人与社会及自然界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一个人的自身矛盾，都无不在人物的心理上反映出来。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受思想支配，为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人物的动作和语言等更深一层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在感情变化，如喜、怒、哀、乐、犹豫、惊恐、嫉恨等。因此，心理描写极为重要。通过对话和行动可揭示人物的心理，真实、传神、感染力强，能让读者很直观地看到人物的心理。而作品中微妙心理的刻画使读者看到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所谓心理描写，即用来揭示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内心活动，如感觉、知觉、情感、体验、愿望等的描写。作家们不仅展示人物外在风采，同时也触及人物内心世界。文学作品中人物在特定氛围中的心理状态有助于体会原作者的艺术创作意图，进而把握原作精神，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展开联想，在自己思想感情中寻找适当的印证。

翻译是把原语转换成母语的活动，其语用目的是使译文对读者产生预期的作用和影响。翻译人们交际时的话语不能只拘泥于其字面的意思。发话人(speaker)怎样设法表达其“言外之意”，受话人(receiver)又如何去理解发话人的“弦外之音”?从叙事学角度来看，叙事研究不应只注重形式，还应该注重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叙述者与事件的位置推断、叙述者的可靠性推断、哪些主题在故事中处于优先地位的推断、哪些叙事结构可能引起不同性别的特殊反应，以及读者如何回应叙事技巧再现出的价值观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依靠规则的描述，而是依靠对作者、叙述者、文本、读者之间的语境关系的分析和判断。这样一来，衔接和连贯均可实现。这种连贯性其实就是读者尽力使文本中的内容连贯的一种文本重构活动，这种重构行为又涉及读者本人的知识、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等等。语用学理论同样能说明这一问题。

汉语语用学理论中的“智力干涉(theinterventionbintelligence)是指听话人运用最基本的事理逻辑，根据自己已掌握的知识与记忆及人际关系，推测出说话人词语里的隐含意义的推理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寻找并抓住合适感觉的过程”(钱冠连，2002，p.131-134)。根据智力干涉原理，译者应关注原文所使用的环境、参与交际者的身份、原文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因素等，以把握话语的特殊含意和所蕴含的意图。并设法在译文中再现出来，从而获得语用等值，使译文读者更真实地了解人物性格和人物复杂细腻的内心世界。从下面对李白《静夜思》译文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智力干涉对动态对等翻译的解释力。

例(3)原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译文1)NightThoughts

Iwake,andmoonbeamsplayaroundmybed,

Glitteringlikehoar-frosttomywanderingeyes;

UptowardsthegloriousmoonIraisemyhead,

Thenlaymedown-andthoughtsofmyhomearise.(HerbertA.Giles译)

译文2)TheMoonShinesEverywhere

SeeingtheMoonbeforemycouchsobright,

Ithoughthoarfrosthadfallenfromthenight;

OnherclearfaceIgazewithliftedeyes,

ThenhidethemfullofYouth''''ssweetmemories.(W.J.B.Fletcber译)

译文3)IntheStilloftheNight

Idescrybrightmoonlightinfrontofmybed.

Isuspectittobehoaryfrostonthefloor.

Iwatchthebrightmoon,asItiltbackmyhead.

Iyearn,whilestooping,formyhomelandmore.(徐忠杰译，1990，p.86)

诗是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的有机统一体，李白的《静夜思》这首诗没有雕琢华美的辞藻，然而其意蕴却深长，令人神往。诗的前二句描写了孤身远客在月明如霜的深夜不能熟眠的情景和迷离恍惚的情绪。诗的后两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语意流畅，不加雕琢，直抒胸臆，借明月寄托了诗人无法排遣的浓浓乡愁，道出了游子望月的万千思绪。它写了月，月总令人思乡思亲；它说到霜，显得凄凉；它写了抬头看月，低头思乡，显然是孤寂的。此情此景最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译文1)保留其隐含义“thoughtsofmyhome”，留给读者广阔的思维空间，有淡淡的离愁或温暖的回忆，表达了天涯孤客在明净的月光下的旅思情怀，也符合英诗的表达习惯，易于接受。

译文2)中，以“Youth''''ssweetmemories”形式出现。将隐含变为明示，结果使诗中意境转淡。

译文3)中，先后用了descry，suspect，watch，yearn四个动词，分别统领每行诗句的含义，语句简洁明了。其中descry是个正式用语，意思是noticesomethingalongwayoff，watch与descry的相同之处是侧重于动态的描写。这里的意思是keepone''''seyesfixedonsomeoneorsomething，两个动词共同译出诗句中“望”的寓意。Suspect的意思是believetoexistortobctrue，yearn含有haveastrong，loving，orsaddesireforsomeoneorsomething的意思。两者都常用于静态描写，这四个词译出了原诗蕴涵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画面，译出了借助月光这个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将游子的思乡之情表现得委婉曲折，韵味悠长。译文3)凭借着浅显的文字却清晰地刻画出诗人客居他乡的思乡情怀，译出了常年寓居他乡之人的真切感受，达到了译诗与原诗的近似，再现出原诗的风格，令人读后沉思良久，感慨万千。

此例的译者是位外国译者，对诗人及其文化背景信息和语境特征等方面的了解难以达到国内译者的程度，推导出话语隐含意义的能力也逊色得多，就不容易完全达到语用等值。可见，译者既要具有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对原语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背景全面了解，又要兼顾译文不同的读者群体，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熊学亮，1999，p.122)。动态对等翻译策略的选择应该以原作者的意图的正确传达和译语接受者的正确理解为准。原文是作者交际目的和意图的体现，它面对的是原文读者，而译文面对的是译文读者。语用翻译不仅强调对原文意义的真实，以便做到真正的等效，还要使译文读者把注意力转到对话语隐含意义的推导。

例(4)语境：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ThomasHardy)的著名小说《德伯家的苔丝》(Tessofthed''''UrberviUes)中的女主人公苔丝从野外过节的欢乐场面回到自己家。

原文：Fromtheholidaygaietiesofthefield-thewhitegowns,thenosegays,thewillow-wands,thewhirlingmovementsonthegreen,theflashofgentlesentimen!towardsthestranger-totheyellowmelancholyofthisone-candledsnectac]e,whatasten!

(TXhomasHardy：Tessofthed''''Urbervilles)

译文：从刚才野外过节那种欢乐的气氛里——白色的长衫，丛丛的花束，柳树的柔条，青草地上翩翩的旋舞，青年过客一时引起的柔情，一来到这蜡烛一只、光线昏黄的惨淡景象中，真是天上人间了!

(张谷若译)

场景就是叙事作品中具体描写的人物行为与活动的场所。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天上来客，他总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同时也生活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因此，任何一部叙事作品在叙述故事时必须有场景，有了场景，人物才有活动的空间，故事才得以向前发展。一部作品若只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无场景，最终将失去深刻的艺术魅力。

场景是由情节中的一些成分或因素构成的。但场景不一定非要表现重大的必然性事件，也可用来描写琐碎的偶然的事件；也不一定非要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演示，也可能出现在很不起眼的地方。本例的例子就是如此。当苔丝从野外过节欢乐的场面回到自己家中，家里仅有一支光线暗淡的蜡烛，女主人公觉得一切都变了，但她的心仍牵挂着外面让人愉悦的节日气氛。原文运用了混合式手法，将心理描写与语言描写、景物描写等描写方法结合起来，从不同的角度揭示或烘托人物的思想性格。原文在描写苔丝的心理活动时，就把景物描写“thenosegays，thewillow-wands”等细节描写，如thewhitegowns和感情活动描写whatastep紧紧地结合起来，把苔丝的所见、所闻、所感融为一体。这样，使苔丝所见的景物、人物等都笼罩上了感彩，协调一致地反映出她的心理状态。

作家常常就是这样突破语言的常规，在特殊的语境中赋予语词新的涵义。翻译文学作品时，只有经过细致的玩味，才能透过字面发现隐藏在它背后的东西。译者运用智力干涉原理，推测出描写词语里的隐含意义，把握其特殊含意和所蕴含的意图，将“whatastep”译成“真是天上人间了”，显得自然、具体。这一夸张手法抓住在特定环境下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进行翻译，真实可信，恰如其分地译出了女主人公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把她的心理活动、内心世界体现在译文中。如果将其译成“真跨出了一大步啊”，既不能渲染烘托气氛、衬托人物性格，也不能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主题，更无法使故事情节更为生动真实，因为人物的真情实感未能表达出来，心理活动没得到体现，人物形象也就逊色得多。所以，译者应根据文学语言的特点，借助于语境，灵活地选词择句，寻求最佳的语言表达方式，使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在原文语境所允许的范围内充分显示译者的再创作功力。

论语翻译篇5

国家教育部于2007年组织有关专家制订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对非英语专业英语教学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要求。翻译教学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达到以下最低标准：遇到熟识的题材，能利用工具书完成汉英互译，且译文基本忠实原文，其中，汉译英达到250字/时，英译汉达到300单词/时。[8]然而，目前大学英语教学重听说读写，轻翻译，使得翻译教学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一）外部问题1.CET4和CET6指挥棒的作用。四六级考试出现翻译题型始于1996年，但是此部分所占分值少，难度较小，因此没有得到教师和学生的足够重视。[9]久而久之，在四六级考试指挥棒的误导下，教师不愿多花时间和精力教翻译，学生也缺乏学习翻译的主动性。令人欣慰的是，2013年12月CET4和CET6进行了改革，首次将段落翻译作为一个专门的题型进行考查，翻译材料选材广泛，牵涉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此次改革明确了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必将推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研究和发展。2.缺乏专门的翻译教材。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未为非英语专业学生订购专门的翻译教材。非英语专业学生多数只有读写和听说教材，教材很少对翻译理论和技巧进行系统的讲解，翻译部分基本以课后题的形式出现，且多是简单机械地巩固已学的词汇，因而并不能称之为翻译。

（二）内部问题1.教师方面。一是很多大学英语教师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欠缺。他们未系统学习过翻译理论知识，而且毕业就从事教学工作，实战经验不足，因此翻译教学只能照本宣科，不能给学生提供有效的指导。二是教学方法陈旧。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多以教师为中心，但教师很少给予理论指导，而是偏重词汇、语法和翻译技巧的讲授。课堂上，教师一般要求学生做口头翻译，或给出译文让学生自己检测，但学生的翻译能力并未因此得到较大提高。此外，课后翻译作业也往往强调无语法和词汇错误，很少关注语篇连贯、逻辑清晰等因素。2.学生方面。一是对翻译不够重视。很多学生认为听说读写是关键，翻译无关紧要。因此，在翻译学习中，部分学生缺乏兴趣，处于被动地位，从不主动探索。二是缺乏跨文化和语用意识。很多学生片面地认为翻译就是字对字、词对词的转换，因此只要掌握语法和词汇就足够了。但是中西文化存在差异，如果只重视语言形式的对应，翻译出来的句子可能佶屈聱牙。同样，在不同的语境中存在一词多义现象，需要学生多积累、勤思考，才能译出准确的译文。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不足之处如此之多，引入有效的翻译理论对其进行指导，从理论高度设计出合理的教学体系刻不容缓。

二、语用翻译理论对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解释力

作为一种专门研究语言的理解和使用的理论，语用学不仅关注说话者对信息的传达，还关注受话者对信息的理解和转化。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既关注译者理解原文的过程，也关注译者在译文中表达原文意义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看，两者具有共同的关注对象。[10]正如吕俊所说，语用学与翻译结合，让译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理解翻译中的问题，从而为翻译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11]将语用学理论，指示语、语用预设、会话含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引入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将从一个新的角度为教学提供指导，从而克服以往教学中的各种不足。

（一）指示语与翻译教学言语交际涉及两个过程，说话者对信息的传达和听话者对信息的理解，指示语在这两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根据语境、说话者、受话者等因素，推理出指称与所指的关系，同时注意文化、社交的适当性。例如，ShortlybeforeCongressmanJamesLangevincasthisvotelastmonthtorelaxfederalrulesonfundingofstemcellre-search,theRhodeIslandDemocratstoldhiscolleges…。原文中的theRhodeIslandDemocrats根据上下文指的是前文的JamesLangevin，翻译时若将其作为他人处理，译文将与原文相悖。指示语的意义离不开语境，教师应启发学生关注语境的意识，切不可过分注重字面意义而造成译文对原文的偏离。

（二）语用预设与翻译教学语用预设对翻译过程有重要影响。从翻译角度看，预设对语境具有敏感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能坚守以前实践中形成的预设，而应该考虑到当前的语境因素，形成恰当的译文。例如看到game这个词，译者首先会利用之前形成的预设将其翻译为“游戏、比赛”，但是在新的语境中game可形成新搭配，从而具有新的外延。如，“Gametheoryisthescienceofstrategy”，应当译为“博弈论是有关策略的科学”。

（三）会话含义理论与翻译教学会话含义理论要求翻译时，译者始终忠实于原文的会话含义。具体说来，合作原则对翻译规定了特殊的要求：量的准则规定译者不得毫无根据扩充或节减原作内容；质的准则表明译者应忠实传达原作信息，切忌错译、乱译；关联准则强调译者应注重两方面的关联：原文上下文的关联和译文与译文读者的关联；方式准则规定译者用精炼清晰的语言传达原文内容，不允许隐晦难懂。[2]但是，有时为了修辞的需要，说话者常常有意地、巧妙地偏离合作原则，从而产生言外之意。在此情况下，如果原文背离了合作原则，译者翻译时也需要相应地背离，至于语用意义则留给读者去推理，译者无需代劳。如：A：昨天晚上吃的什么？B：就吃了些东西。B的回答明显背离了“量的准则”，因为其传递的信息显然不足，语用意义是B不愿意告知A相关信息。翻译此对话时，译者即使知道乙晚上吃的是什么，也应把乙的话直译过来，切不可画蛇添足。

（四）言语行为理论与翻译教学言语行为理论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努力透视一定语境下的言外之力，进而用明晰或隐晦的方式构造表达同样言外之力的译文。例如：“Saturdaymeantmostadultswereathomeontheroute.Sowereschool-agedchildren.IthoughtthismightmeanmoreexchangesasImadetheroundstoday.”文段描述的是垃圾工人的心理活动，从上下文信息可知这是垃圾工人苦中作乐的美好想象。“madetherounds”、“moreexchanges”可分别翻译为“挨家挨户收垃圾”、“搭上几句话”，从而将原文的意图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五）礼貌原则与翻译教学礼貌原则提出了交际者应遵循的六条小的规则。但是中西文化的不同致使人们对礼貌的领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中国人被夸奖时，很自然地会回答：“惭愧，惭愧！”如果直译成“Ifeelashamed”，英美读者将稀里糊涂；如选用归化策略意译为“Thankyou!”，则变得规范地道。礼貌原则对翻译教学的借鉴意义为：教师课堂上应适时引导学生弄清中外表达礼貌方式的差异。分清哪些礼貌信息是原文的重点，因而译文中必须很好地体现出来；哪些不是原文的核心，并且直译会让读者不知所云。前者通常选用异化策略，而后者多选用归化策略。

（六）关联理论与翻译教学假设S是译者对原文的解读，T是译文读者对译文的解读。根据关联理论，成功的翻译应是T=S，但是实际翻译中译者是没法做到这一点的。[12]翻译要考虑两个层面关联性的对应：原文和译文的关联以及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的关联，尤其后者是译者努力的方向，即使译文读者付出较少的努力获取与原文读者一样的语境效果。为此，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把英语学习当成认知过程，还要鼓励学生寻找关联，并把此当做学习的目标。[13]例如，翻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话，译者不仅要通过认知推理得知它的真正含义———化词汇的形象与语用含义关系不大。如果把“瓜、豆”的形象传达出来，将让读者无法理解。所以，译文应把原文的暗含信息翻译出来，即，“Asyousow，youwillreap.”

（七）顺应理论与翻译教学从顺应理论出发，可从以下三个维度解释翻译过程，即译语要顺应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翻译的动态过程，且这一过程是有意识的。[2]语境关系顺应强调，译文读者有着与原文读者不同的文化心理、社交规范等，因此翻译时要选择顺应译文读者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的表达。语言结构顺应强调，译语与原语在语码、语体、词汇等方面存在差异，翻译要选择符合译语语言结构的表达。动态顺应强调，译语不能只顺应语境关系或语言结构，而应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顺应。

三、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体系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探索合理有效的教学体系是当务之急。结合目前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不足，在语用学翻译理论指导下，现提出如下教学体系。

（一）丰富理论知识，提高实践水平传统重词汇、语法和翻译技巧的教学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翻译教学的要求，刻板的教学方式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倦情绪。为了更好地驾驭翻译课堂，教师必须先提高自身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即扎实的翻译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水平缺一不可。为此，教师应做到以下两点：首先，成立翻译研讨小组，每周至少开一次研讨会，互相交流翻译教学和科研心得，提高理论修养。其次，积极寻找机会，从事翻译实践工作，丰富实践经验。

（二）传授语用知识，增强语用能力语用学研究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脱离了语境，翻译这种输出型活动的正确性和得体性就无法实现。所以，教师在翻译课堂上应有意识教授学生语用知识和能力。正如冉永平所说，语用能力或知识是可教的。[14]首先，教师不仅要强化学生的语言能力，更要有意识培养他们的语用能力，鼓励他们在翻译中自觉掌握和运用指示语、语用预设、会话含义理论、关联理论等语用翻译理论，避免产生误读和交际失败。例如，公司每年生产10万只玩具。译文1：Thecompanyturnsout100,000toyseveryyear.译文2：Theannualoutputofthecompanyis100,000toys.此例教师可启发学生关注语境因素。根据顺应翻译理论，为了得体，译文需要追求语境关系顺应。如果是日常语境，译文1较为合适，但如果是商务场合等正式语境，译文2则更合适。其次，创造合适语境，组织互动式活动，通过反复练习达到理解和掌握目的。例如，miss这个单词可有不同的含义。教师可引导学生自己创设语境，如在等车的场合，“Imissthebus”,表达的是“错过”的意思。

（三）输入文化知识，提高跨文化意识翻译过程中，文化差异不容忽视。在运用礼貌原则、关联论、顺应论等理论指导翻译时，译者必须充分考虑文化因素，合理采用归化和异化策略。首先，教师应积极向学生输入西方文化知识，并与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其次，鼓励学生课下看一些英文读物或电影，要求以读书报告的形式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最后，启发学生用目的语思考，发展学生的移情，引导他们主动去了解西方的文化，从而避免母语的干扰。例如，“望子成龙”，直译过来是longtoseeone’ssonbecomeadragon。但是这一译文无法为外国人接受，因为龙虽在中国是吉祥物，在国外却被视为凶恶残暴之物。根据关联翻译理论，译文要能使译文读者在付出较少的努力的情况下得到一样的语境效果。所以教师可引导学生用归化的方法翻译此句，即toexpectone’ssontobecomeanoutstandingpersonage.

（四）检测语用文化知识，规范评价尺度测试形式和内容易影响包括翻译教学在内的语言教学，但是语用知识和语用能力以及文化知识等很少出现在外语测试中。为了更好的评价学生的翻译水平，并用评价结果来指导翻译教学，在考试中应加入语用社交等方面的内容，检测学生语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例如，可给出原文，让学生在各种语境中选出或给出准确的译文；也可考查案例分析题，让学生分析其中的文化冲突。

四、结语

论语翻译篇6

[关键词]翻译;语用学;语用翻译;等效翻译;关联理论;语境

引言

翻译研究是探讨译者解读原文、在译文中重构原文意义的学问。现代翻译理论注重如何从变化不定的语境中整体把握原语信息的动态系统,追求非一字一词的对应,力求达到译文与原文整体效应或读者感受的一致或相似,这种转变同人们对待语言的观点有密切联系。从结构语言学到功能语言学到符号学,特别是语用学的迅速发展,有关语言符号系统各层次都得以深入研究,也给翻译标准的重新审视提供了基础。语用学是研究语言使用与理解的学问,即研究发话人利用语言和外部语境表达意义的过程,也研究听话人对发话人说出的话语的解码和推理过程。它研究的不是抽象的语言系统本身的意义,而是交际者在特定交际情景中传达的理解的意义以及理解和传达的过程。翻译研究和语用学理论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即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所不同者,前者关心的是文本和书面语言,而后者更重视口语交际及其动态特点。但是这种差异性并不妨碍翻译理论研究者借鉴语用学理论来探讨翻译活动,反而能促使完成作者与读者之间成功的交流。

翻译中语用学理论的应用

语用等效翻译语用翻译是指从语用学的角度探讨翻译的实践问题,即运用语用学理论去解决翻译实践中理解问题。语用学的翻译观可以说是一种等效翻译理论,它主要探讨口头语言和艺术性语言的翻译。例如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宣传广告语“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常见的翻译为:

Gotoworkhappily,comebackhomesafely.

实际上简单的地译为Goodluck!反而更让人觉得明白易懂。这是因为把原句的语用含义表达出来了,达到了语用效果,语用含义是指语言在翻译过程中句子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这句话有如下含义:

It’sgettinghotinhere.直译为“这里热起来了。

”这种译法只能说部分地正确,因为不同的语境将决定原句不同的交际意图,实现不同的语用功能(如请求、警告、劝告等等)。这句话有如下含义:如果作为直接话语:这里热起来了。

如果作为语用含义:请求某人打开门窗。

如果作为反语:抱怨这地方太热。

如果作为比喻:指争论在升级,吵闹愈加激烈。

Coffee,please.如果在食品店:我要买杯(瓶)咖啡。

如果在酒吧:请来杯咖啡。

如果在家里:请喝咖啡。

可见,语用含义不是揭示人们说了些什么,而是告诉人们说这句话可能意味着什么。语用学中语境在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话语被译成另一种语言时,语用含义比词语本身具备的意义更为重要。这种翻译称为语用等效翻译。例如一位热情好客的主妇为接待客人,不慎将茶杯打翻,她丈夫笑说:

“Youhavedoneabeautifulthing.”(看看,你干的好事)。

这在我们中国人日常用语中也常有这样的反语,这说明英美人和中国人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法。因此,语用等效翻译也就有了可能。

语用翻译与关联理论关联理论于语用翻译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明确强调了对翻译过程的研究。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翻译理论都强调对源语的正确理解。可是自然语言中的每一个话语都可以有多种理解,理解话语的标准是人类认知假设,而人类认知事物的原则就是关联原则,即根据与之有关联的信息来认知事物。

A:CanMarytype?B:Sheusedtobeanofficesecretary.很显然,该句中的话语不能仅靠字面意义来理解。我们可通过认知假设来进行逻辑推断:

11秘书条件之一是会打字。

21玛莉做过办公室秘书。

31玛莉会打字。

由此可见,每一个话语都会建立起一种关联,围绕着关联就可以定出理解某一话语的标准。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目的语读者和源语作者拥有不同的认知环境,所以,译者在表达他的理解时,也要寻找最佳关联性。

Hewasfondoftalkingthathiscolleaguesnicknamedhim“magpie”.句中“magpie”为“喜鹊”,在英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理解为“唠叨,饶舌”,但这个认知假设在汉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不存在。在汉语中“喜鹊”与喜事、吉利、运气相联系,与“唠叨”无关联,在汉语中与此假设关联性最强的形象应是叽叽喳喳的“麻雀”。

Arollingstonegathersnomoss.汉语中误译为:“滚石不生苔”。译文似乎是说石头由于滚动而不生苔藓,这样“不生苔”就成了“滚”带来的好处,意为“流水不腐”,“生命在于运动”等,但源语的意义却恰恰相反,是“动”带来了“恶果”,ALD大字典中释义为Peoplewhochangetheirjobstoofrequently,orneversettlesinoneplacewillnotsucceedorbecomerich.源语是在贬roll2ing而褒moss,劝戒人安居乐业,常换工作常搬家难以事业有成,难以攒钱。rollingstone也并非“滚石”而指“石磨”。

31语境与翻译表达正确理解是翻译表达的基础。译语要恰如其分,达意传神,就必须注意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习惯方面存在的差别。结合语境,适当调整,不计较每个字,使译语明白畅达,文从字顺。

It’sagloomything,totalkaboutone‘sownpast,withthedaybreaking.Turnmeinsomeotherdirectionbe2foreIgo.原译文为:“不过,在天亮时谈个人的往事,真扫兴。

在我离开前,把我转到别的方向吧。”该译文拘泥于原文句式,一词一句地仿照原文,不仅末能达意,而且生硬别扭。

根据语境前提,在天亮时谈个人往事令人扫兴,不难推断出下文是换个话题的意思。这句就直截了当地译为“我走以前,谈点别的吧”,更简洁明快。

...andoh,praydon’tthrowawayyourlettersandthingsinthesnowlikethat,andtearoutyourpocketsbytheroots.译文:“嗨,千万别把信件什么的都这样扔到雪地里,别把衣兜全扯掉了!”将tearout?bytheroots译为“把??全扯掉”是误译。在此语境中是指将衣兜一股脑全部翻扯过来。就样译文上下文才达意。

Whenneighborsheardofthematter,they’dlaughtheirheadsoff!译文:“这事让邻居们知道了,岂不笑掉了大牙”。汉语里常说:“笑歪了嘴”或“笑掉大牙”。英语却说“笑掉了头”,貌离而神合。考虑文化语境,处理好英汉间的文化差异,才能进行成功的翻译。可见翻译应以语境为依据,因为一方面译者与源语作者的有效交际要靠语境,另一方面译者与译文读者的有效交际也要靠语境,而这两种语境是不完全一样的,要取得翻译等效,译者必须在忠实原文作者的基础上力求使译文切合译入语境,取得与原文相同的意义效果。

结语

由于翻译这一现象本身的复杂性、翻译研究对象的多样性、现有翻译理论来源的差异性等,翻译研究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科。这一现象说明人们对翻译现象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有待于深化,需要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从更多的相关学科引进理论。而语用学理论正在被应用到语言教学、跨文化交流、语言习得、语际语言研究和翻译等等领域,其理论指导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语用学在各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并被运用到翻译研究与实践之中。正如以上所述,将语用学理论应用于翻译中,可以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而在翻译过程中语用学的理论也得到更进一步的检验和完善。总之,翻译中应用了语用学理论,便能译出佳作来,更能成功完成作者与译者及读者之间的交流。

[参考文献]

[1]何自然1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2]张新红,何自然.“语用翻译”[J].现代外语,2001.

[3]许建平1试论英汉翻译中的语境分析失误[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5.

[4]从英汉篇章翻译实例看翻译的语境语气问题[J].外语与翻译,1999.

论语翻译篇7

关 键 词:关联理论;语用翻译;语用等效

Abstract:Relevance to make theory holds that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needs to find out relevance through context and inference. Pragmatic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on can be achieved on the premises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Relevance theory has become a guidance to pragmatic translation. The study on pragmatic transla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relevance theory can make us comprehend source language better， find out relevance and illustrate the trivalent translation progress， which involves the writer of source language， translator and readers of target language. In this way the translator can identify well with the readers' cognition of target language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ragmatic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relevance theory; pragmatic translation; pragmatic equivalence

语用学主要研究语言的使用与理解，既研究发话人利用语言和外部语境表达意义的过程，也研究听话人对发话人说出的话语的解码和推理过程。翻译虽然也是通过语言进行沟通，却和日常语言活动所不同，它涉及到源语和目的语两种不同语言，是一种语际交流。翻译研究着重探讨译者解读原文、如何在译文中重构原文意义。语用学和翻译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即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1］。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借鉴语用学理论来探讨翻译活动。1986年法国语言学家、哲学家Dan Sperber和英国语言学家Deirdre Wilson出版了《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提出了涉及交际与认知的关联理论。关联理论这一语用学理论主要研究信息交际的推理过程，尤其注重语言交际的话语解释原则。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探讨翻译活动，可以更好地理解翻译过程和翻译行为，从而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本文在概述关联理论核心内容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关联理论与语用翻译的关系，探讨关联理论对语用翻译的指导作用，并结合实际讨论语用等效翻译等问题。

一、 关联理论的主要观点

1. 推理是语言交际的核心

一般地说，语言交际的模式有两种:代码模式(code model)和推理模式(inferential model)。语言交际会同时涉及这两种模式，但在交际过程中，认知—推理过程是基本的，编码—解码模式过程则附属于认知—推理过程［2］。

依据关联理论，语言交际活动涉及两种意图: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前者指话语的字面意义，是交际者向交际对象传递某种信息的意图，后者则指交际者传递该信息意图的意图。交际者为使听话人懂得自己的意图，总是以明示的方式表达信息;听话人为了了解交际者的意图，必须将信息进行演绎推理。语言交际实质上是一种明示—推理过程。交际者对听话人的认知环境和交际情景加以评估，并据此通过话语向听话人示意/传达自己的交际意图;听话人则依据该话语提供的信息和相关的语境信息，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进行解码和推理，最终是对交际者的交际意图的认知。因此，交际过程不仅仅是单纯的编码—解码过程，而是更重要的对话语和语境信息的动态推理过程。例如:

A: Do you like rugby?

B: I am a New Zealander.

B的话语给A提供一个推理的认知环境，使A获得B是新西兰人这个语境信息;A再从自己的认知环境中确认新西兰人酷爱橄榄球运动这个语境。于是A就以这两项前提进行推理，推断出B的意图，最终获得B 酷爱橄榄球运动这个结论，获得语境效果。又如:

A: Will Wendy be long?

B: She is with Tony， now.

B没有直接以yes或no来回答A的问话，而是采用了简洁的答话方式。假设A知道Tony做事雷厉风行，那么A会概括B的答语并结合Tony做事快这一语境信息推理出“No， she won't be long”这一结论(即B的交际意图)。但是，如果A知道Tony办事拖沓，那么A就会推理出“Yes， she will be long”这一结论。本例句说明，说话人可以利用相同的话语表达不同的交际意图，交际成功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听话人能否解码，更主要取决于交际者意欲传递的信息意图是否成功地示意给了交际对象，取决于交际对象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语境信息［3］。因此，选择正确的语境信息成为话语理解的关键。

2. 关联性是话语理解的理据

语言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行为，明示—推理是交际过程的两个方面。交际双方之所以能够配合默契，明白对方话语的暗含内容，主要是由于有一个最佳的认知模式:关联性。关联性是关联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的内容、语境和各种暗含使听话人对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听话人不一定在任何场合下对话语所能表达的全部意义都得到理解，他往往用一个单一的、十分笼统的标准去理解话语，这个标准足以使听话人排除其他的理解，而只认定一种是唯一可行的理解，这个标准即关联性。例如:

A: Did you enjoy your holiday?

B: The beaches were crowded and the hotel was full of bugs.

A获得B提供的信息时，就在其提供的认知环境和语境假设中寻找关联，进行推理。A最终会从“沙滩拥挤，旅馆有臭虫”与“度假”的关联中推断出B的信息意图，取得“假期过得不愉快”的语境效果。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关联性是理解话语的标准。我们根据话语信息，结合当时的语境假设去寻找关联;关联选取得当，就会取得相应的语境效果;有了语境效果就会取得交际的成功。正如Sperber和Wilson指出:当新出现的信息在某一特定的语境中能够取得语境效果，才说明语境假设取得关联;而且取得的语境效果越大，表明该信息与语境假设的关联越强［4］。

3. 最佳关联

Sperber和Wilson认为，成功交际的关键在于说话人和听话人能否找到最佳关联。而一个话语要建立起最佳关联，必须具备如下两个条件:当话语能够产生足以引起听话人注意的效果;该话语让听话人为取得这些效果而确实付出了一番努力。寻求最佳关联就是人们在语言交际活动中自觉遵守关联原则:任一推理交际行为必须保证其最佳关联性。

最佳关联性来自最好的语境效果;人们对话语和语境假设的推理越成功，话语的内在联系就越清楚，这样人们在思辨和推理过程中无须付出太多的努力，就能取得好的语境效果，从而正确理解话语，使交际获得成功。

二、 关联理论与语用翻译的关系

关联理论是一种认知理论，也是一种交际理论;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也是一种交际活动。因此两者有着很好的兼容性。关联理论的语言交际模式代码模式和推理模式可以很好地说明翻译过程。信息的载体是代码，翻译自然就是源语代码和译语代码的转换过程。代码模式过分强调了代码的静态、机械的转换过程，而忽略了译者在转换过程中的推理作用。而推理模式则更强调依据语境寻找关联的动态推理过程。如果说代码模式的翻译观是语义的翻译观，那么推理模式的翻译观则是语用的翻译观。关联理论能够解释翻译这一复杂的语码转换现象。在语码转换过程中，关联性起着关键的作用，可以说， 关联理论对翻译现象有着最强的解释力［5］。

语用翻译就是指从语用学的角度探讨翻译实践问题，即要解决翻译操作中涉及的理解问题、重构问题以及语用和文化因素在译文中的处理方法和原作的语用用意(pragmatic force)的传达及其在译作中的得失等问题。语用学的翻译观可以说是一种等效翻译理论，可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分别研究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的问题。何自然认为，在翻译中要达到语用等效，其前提就是要正确地认知和理解源语。即译者首先必须正确识别和理解源语语言的基本意思和规约意义，然后根据源语的背景信息和语境特征等关联知识，推导出源语语言的隐含意义和原文作者真正的交际意图。同时，译者也要考虑译文读者。为了让译文读者能够理解译文、推理出相关的含义，译者须对译文读者的知识面、认知能力和经历进行评估，还需要考虑他们的阅读期待，然后用译文中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将这个内容表达出来，以求等效。这就要求译者具有百科知识，具有推理能力，具有将语篇中出现的新信息和自己记忆中的已有知识(即背景知识或称旧信息)结合起来，找出其中的关联的能力［6］。

概括地说，关联理论认为，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就要通过语境来寻找关联，要靠推理。而翻译中为达到语用等效，其前提正是正确地认知和理解自然语言。因此，关联理论成为指导语用翻译的理论。

三、 关联理论对语用翻译的指导意义

1. 翻译中如何理解原文

根据关联理论，要准确理解原文，必须先重视原文的语境，通过对语境的分析，找出原文与语境间的最佳关联，从而获得理解原文的语境效果。

例如: He was fond of talking that his colleagues nicknamed him “magpie”. 句中 “magpie”意为“喜鹊”，在英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理解为“唠叨，饶舌”，但这个认知假设在汉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不存在。在汉语中“喜鹊”与喜事、吉利、运气相联系，与“唠叨”无关联，在汉语中与此假设关联性最强的形象应是唧唧喳喳的“麻雀”。

2. 寻找关联

译者要依据百科知识、原文语言提供的逻辑信息和词汇信息，以及原文的文化背景信息等对理解原文有用的信息。因此寻找关联的过程就是提取各种各样有效信息的推理过程。

例如国外某地修复教堂的新闻报道中有句话:“The cushion will be replaced by volunteers.”如何理解这句话? 若要准确理解它，首先译者要找出这句话与什么语境假设具有最佳关联。而这要靠译者的百科知识(常识):教堂座位上设有坐垫，有些坐垫则供教友跪拜之用;志愿者指志愿给教堂提供捐助的人士。那么这句话不是要求志愿者取代坐垫，而是希望教友志愿出资，更新坐垫或坐垫的布料。

由此可见，每一个话语都会建立起一种关联，围绕着关联就可以定出理解某一话语的标准。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目的语读者和源语作者拥有不同的认知环境，所以，译者在表达他的理解时，也要寻找最佳关联。

3. 翻译是一种包含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的三元关系的行为

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也研究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过程，因此翻译被看做是一种明示—推理性质的行为。与语内交际不同的是，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行为，或明示—推理过程。准确地说，翻译行为包括两个明示—推理过程，其复杂性远远超过语内交际。

关联理论明确强调了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对翻译现象有着很强的解释力。翻译的全过程事实上涉及到三个交际者，即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正如何自然认为，翻译活动是一种三元关系，是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这三个交际者之间通过原作和译作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其中包括两个明示—推理过程。在第一个明示—推理过程中，原文作者向译者示意其交际意图，而译者则根据原文的语境信息、原文作者提供的语言刺激(话语)以及关联原则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理解。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是听话人。完成该交际过程后，译者进入第二个明示—推理交际过程。这时译者的身份是发话人/交际者，他根据原语篇、自己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的理解和把握以及译文语言环境和他对译文读者的期待的估计，向译文读者示意信息，而译文读者则对他示意的信息进行推理解释。因此，翻译活动涉及两个交际者和两个接受者，其中译者兼有交际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在第一个明示—推理交际活动中，译者的主要任务是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在第二个明示—推理的活动中，译者的主要任务则是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根据自己对译文读者的期待和接受状况的估计，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和信息加以示意并传达给译文读者。因此，关联理论能以关联性抓住翻译问题的本质特征，对指导翻译实践有着积极的意义。

请看例子:

I see no occasion for that. You and the girls may go， or you may send them by themselves， which perhaps will be still better， for you are as handsome as any of them， Mr. Bingley might like you the best of the party.

这段话摘自奥斯汀的名著《傲慢与偏见》，是班内特先生在如下情景下说的:有钱的单身汉宾利先生将要搬到他们家附近的庄园来住，班内特太太认为这对她的女儿们中的一个获得好的婚姻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她很兴奋地告诉班内特先生这个消息并希望班内特先生去拜访宾利先生，但班内特先生对此却丝毫不感兴趣，他是一个奇怪的人，思维敏捷，反复无常，说话还带着充满讽刺意味的幽默。在这段话里，他使用了讽刺来表示他对拜访的不感兴趣和对他的无知的太太的嘲笑，这也是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交际意图，生动地刻画了班内特先生的性格特点。译者很好地理解了作者的意图，将原文所要表达的讽刺生动地在译文中再现，帮助中国读者更容易地理解原文的意图，以取得很好的语境效果。请看孙致礼的译文:

我看没有那个必要。你带着女儿们去就行啦，要不你索性打发她们自己去，这样或许更好些，因为你的姿色并不亚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你一去，宾利先生倒兴许看中你呢。

四、 如何达到翻译中的语用等效

关联理论认为，人们所处的环境、他们的经历以及对事物的认知能力都有所不同，特别是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们，他们的认知环境就会存在差异，对事物的认知就不可能完全一致。不同的人看问题的角度可能不同，对同一件事，甚至同一语境都可能有各自不同的推理，产生各不相同的认知结果。翻译中的语用等效正是为了顾及读者的认知。我们看下面的句子:

It is as significant as a game of cricket.

这句话如果出自英国人之口，译者可能根据自己的百科知识知道英国人酷爱板球游戏，再加上逻辑信息和句子词语信息 (若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句子，还须考虑原文的其他一些语境信息)，找出关联，进行推理，从而确定原作的意图是强调某件事情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之上，译者再确定原文所表达的形象在译文中能否保留。如果不能保留原文的形象，就应考虑更换形象，来照顾译文读者的认知。于是，这句话可译为:“这件事如同吃饭一样重要”。若不从语用等效的角度考虑原作者的意图，只按字面直译为:“这件事如同板球赛一样重要”，则这样的译文让人感觉不知所云。因此，译者在面对涉及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有所差异时，应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如果译者预知译文读者对该现象不熟悉，译者可考虑用译文读者熟悉的现象或意境替换原文的形象、意境，或者省去原文的形象，只求意译。

1. 语言语用等效翻译

语言语用等效翻译是指在词汇、语法、语义等语言学的不同层次上，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只求保存原来的内容，用译文中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将这个内容表达出来以求等效。例如:

宝钗独自行来，顺路进了怡红院，……不想步入院中，鸦雀无闻。(曹雪芹:《红楼梦》)

Hawkes将“鸦雀无闻”译为“Not a bird's cheep was to be heard”。而杨宪益夫妇是这样译的:“utterly quiet”。其实原作中的“鸦雀”是虚的，原文作者所要表达的用意就是:周围一片寂静。由此可见，杨宪益夫妇的译文较贴切。

2. 社交语用等效翻译

社交语用等效翻译是指为跨语言、跨文化的双语交际服务的等效翻译。语用等效翻译所采用的方法最不固定，译者遵循的原则可以是多方面的，译者在准确理解原作内容的前提下，根据原文提供的语境，译者的主要目的是让读者领会原著，故译文不一定要拘泥于原文，而是顺从读者的文化习惯，变洋为土，使他们乐于接受，或强调以原文精髓为目的，译文力求体现原著的风格与文化背景，让读者领会异域风土人情，增长见识。试分析下面句子的两种译文:

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叫我怎么样呢?(曹雪芹:《红楼梦》)

杨宪益夫妇的译文是: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Hawkes 的译文是: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两个译文无所谓优劣，关键在于译者的信念和如何对待文化差异。杨宪益夫妇的译文着重表现原作的中国文化，而Hawkes 的译文是为了方便西方读者的理解。又如:

她认为离开了办公大楼，离开了政工部门，就是离开了政治，就听不到那些闲言碎语，谁知是离开了咸菜缸又跳进了萝卜窖。(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

这里的“咸菜缸”和“萝卜窖”都是中国文化的特有表达方式，其语用含义或意图跟这两个形象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在译文中加上这两个形象表达可能会使译文读者不知所云，甚至导致误解，产生原文没有的含义，因此我们可以考虑省去原文形象，只传达原文的含义“越来越糟”(from bad to worse)。

再如:When neighbors heard of the matter， they'd laugh their heads off! 译文:“这事让邻居们知道了，岂不笑掉了大牙”。汉语里常说:“笑歪了嘴”或“笑掉大牙”。英语却说“笑掉了头”，貌离而神合。考虑文化语境，处理好英汉间的文化差异，才能进行成功的翻译。可见翻译应以语境为依据，因为一方面译者与源语作者的有效交际要靠语境，另一方面译者与译文读者的有效交际也要靠语境，而这两种语境是不完全一样的，要取得翻译等效，译者必须在忠实原文作者的基础上力求使译文切合译入语语境，取得与原文相同的意义效果。

五、 结语

关联理论强调了对翻译过程的研究， 以关联性抓住翻译问题的本质特征，对翻译现象有着很强的解释力，从而能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根据关联理论，翻译活动是一种涉及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的三元关系。译者首先要正确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和源语的意图，然后找出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差异，对译文读者的认知进行正确的评估，以及考虑译文在译入语环境的可接受性等。因此译者在处理译文时不必过于拘谨，不要一味照搬原文形象和表达方式，不顾及译文读者的认知背景和差异。为了保证交际的成功，译者可以采用各种翻译策略，如直译、意译、音译等，以帮助译文读者找到原文与译文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达到最佳交际效果。

参考文献:

［1］张新红，何自然. 语用翻译: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 现代外语， 2001，24(3):287－289.

［2］何自然. 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123－186.

［3］Gutt E 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05.

［4］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2nd ed. Beijing: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29－40.

论语翻译篇8

    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起步很早,中国最早的翻译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这个原则被认为是最初的直译说。晋、前秦时道安即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主张,即

    “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在道家所处的时代,佛经的翻译成为翻译理论建构的主要依托,当时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三不易”“五失本”之说。其意思是,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因此必须慎之又慎。随后,随着唐朝、宋朝、明朝等朝代经济社会文化的大发展,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越来越

    多,势必会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

    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诞生主要是在五四前后,这个时期伴随文学革命运动,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国外新思想、新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五四前后最有名的多产翻译家林纾,林纾译外国文学着作达一百七十余种,如:《黑奴吁天录》后译为《汤姆大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

    《王子复仇记》(Hamlet)等,这些作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繁荣,也让国人开眼看世界,了解更多外国的事情,这为五四运动发展以及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础。林纾强调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认为译者是第一读者,要

    让自己的主观体验作为翻译的重要前提,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这种交流是真实的感受。周桂笙是更早于林纾的重要翻译理论家,他的译作所采用的并不是古文,而是一种平易的报章体的文字,这种文字读起来并不晦涩,普通民众都可以阅读。

    廖七一教授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中指出,传统翻译理论时期的中国对于几本没有对外国翻译理论着作的译介,国外翻译理论要比中国的发展体系完善,这套理论对于促进文化交流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翻译作为人类带有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其

论语翻译篇9

关键词：话语交际；翻译理论；忠实；语境；篡谋

一、翻译的语境篡谋

(一)语言语境的篡谋

语言在明示暗示性代词指称、省略结构、非标记性重复词汇(结构)、关系连词等形式接应方式上也存在差异。翻译时对这类单元“自然而然”的变通通常被理解 为中性和透明，但根本原因却是译文“自然”对原文“自然”的侵凌。似乎，内容与形式一旦对立，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倚重和偏爱前者。形式方面的牺牲多数情况下 被认为无关紧要。可以说，翻译可能的一个条件取决于对形式的某种篡改和舍弃。

译语语言对语篇的篡写可从“互文性”概念得到解释。当符号由一 个文本进入另一个文本，两个文本之间便形成一种参照呼应的“互文关系(intertextuality)”。(Lemke, 1985)Sebok (1986)将能构成文本互文的要素归纳为七种：指涉(提及另一文本标题、章节指明来源)、套语、文学典故、自我引用 (self-quotation)、惯常用语(被不断使用但出处不明的思想、观点)、谚语格言以及对某一先在文本体验的表达。Lemke从另一角度指出， 互文也存在于具体文本和其所属的文本系之间。同一类型文本组的互文包括四种相似，即文体、主题、结构和功能。“互文性”强调，一些文本要素能引发超越文本 的前文本(pre-text)的知识和价值体系，是一种通过暗含义 (connotation) 发挥作用的指意机制，而不仅仅是某种主观联想。处理互文性要素时，必须注意它们进入文本之后的信息地位(语场、语式、语旨、时间、地点等特征)、作为话语 行为的指涉意图以及与其它符号相互作用的符号功能。除了考虑原语本身的互文关系以外，译者还需考虑它进入译语系统后的互文运作。有时，译者会遇到非常尴尬 的情况，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严格的直译可能增加读者负担，而采用通常的补偿手段，如加注、扩展等，原文的语篇特征又可能发生变化。较为典型的一例莫过于 Nabokov翻译的普希金作品《奥涅金》了。他在译文所附的注释远远超过原文本身，结果，他的翻译更像一部阐释性学术著作。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强调译语 系统的互文，给原作强加上读者熟悉的形式，异域的文化色彩多半就会丢失。西方小说早期被套上章回体结构，拜伦《哀希腊》被梁启超、马君武、舒曼苏、胡适等 人套入元曲、七言古诗、五言古诗和离骚体，即是如此。他们通过套用中国特有的文体和结构，在译作和本土文学之间强行建立了互文。这样，接纳语境彻底改变了 原文，语言间的差异被抹除，译语征服收编了原语。这也许只是较为极端的情况。实际翻译中，互文机制在语篇体式方面的控制不会采取纯粹的异化或归化，更多地 是两种手段的糅合。译文总是某种“杂合”，既不属于原生的异域文学，也非本土原创。在强调多元化的今天，人们也许更主张直译，要求翻译尽可能忠实地保留原 语自身的特色，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译语的允许和接纳才是原语移植之后得以获取新生命的条件。

(二)情景语境的篡谋

第一，文本必须首先通过引介与导入。翻译发起人、出版社或者其他机构依据一定标准判定哪些文本可被翻译、值得翻译，并附带提出要求。译者本人也能充当发 起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消费主义日益盛行的今天，文化商品化和商品文化化已经消蚀了传统的文化和商品之间的区分，利益驱动对翻译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决 定作用。经典、严肃作品在翻译的衰落和畅销书籍、影视的激增，说明市场已经成为牵导翻译的无形巨手。

第二，读者以及使用翻译的目的也对翻译 产生重要影响。读者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明显时代特点、身处特定文化背景的实体存在，他们会因行业、教育、社会经历、文化心理、观念以及阅读取 向等诸方面的差异对信息的价值和重点要求不同。读者期待构成话语的隐形牵引。忽略读者的现实和欲求，作品很难进入读者视野，更不用说生存延续了。

第三，由于文化间的距离，原作者进入翻译后的命运要依赖译语文化的态度。十九世纪英国翻译家George Fitzgerald 认为，译者完全没必要臣服原作者，原作只是给他提供一种在译语操作的可能性。今天，一切以原著为中心，译文应该屈从原文，还是反过来，一切以译语为中心， 原文必须接受译语的改写操控，仍是理论界热衷的话题。

第四，作为话语实践的翻译活动本身在文化内部的地位同样影响翻译。在文化多元系统 (polysystem)中，翻译文学并非任何时候都从属于原创文学。当本土文学尚处于发展初期，体系还不完备(如以色列建国初期)，或者，相对于其它文 学体系仍居于边缘地位，自我创新能力较弱(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文学)，或者正经历危机转折之时(如美国二十世纪60年代、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文学)，翻 译文学将占据首要地位。(Gentzler, 1993: 116-18)这种情况下，翻译主要致力于引进外来作品的形势以改变现状，开创文化新局面走出自身困境，因而，翻译会贴近原文，尽量复制、保存原文形式要 素及文本关系(textual relations)。其它情况下，翻译处于次要地位，目的主要是引入、吸纳他人新异的思想观念，因而，翻译会更多依赖自身既有模式和审美规范。

第五，译者毋庸置疑地构成翻译的核心和关键。他根据自己对上诉因素的综合考虑，居中调停，最终决定多大程度以及怎样操纵原文，代替原作者“恰当、合理、正确”地讲话。译者不可能像某些翻译理论家要求的那样“隐形”、“透明”，他时时处处都会把自己铭刻在译文里。

文化语境主要指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知识信仰、风俗习惯、历史事件、行为准则等构成人们心理空间的意识形态体系或精神氛围，它在话语交际中起宏观定向的作用。

翻译过程中，“译者总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当时政治、思想意识、经济、宗教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李运兴，2000：122)文化篡谋在不同时期人们 对“翻译伦理”的认识和表述上非常明显。张培基、喻云根等在《英汉翻译教程》(1980年出版、2000年重印)一文中强调，译者的第一素养是“要有坚定 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要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深入理解原作的内容。”立场、观点不同，译者的理解和 分析就有差别，采取的方法必然影响原著的实现。翻译历史表明，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有可能要求极端的方法操纵原著。中国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一本翻译教材 在谈到翻译时虽然强调“信”是翻译的首要标准，却似乎自相矛盾地提出另一条准则，即，翻译活动必须服从译语文化的要求。

二、结语

研究翻译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固守抽象的“忠实”，仅停留于文本内部的语言转换考察翻译的本质。我们必须返回翻译活动的具体语境，从其源头追索“忠实” 可实现的基本条件。如果我们放弃传统的二元结构而采用动态多元的模式研究语境和翻译的关系，我们就能避免理论研究中西西弗斯的尴尬，开拓翻译研究的新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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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翻译篇10

一、批判学派的先声

批判学派的首领马赫 由于轻视理论，专注感觉的分析，因而忽视或无暇顾及对科学进行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不过他也或多或少涉及到语言问题和语言对科学的作用。

在马赫看来，自然科学知识的惟一源泉是感性知觉。但是，鉴于任何个人的经验范围在空间和时间上受到限制，假如每一个人都必须从头开始，这个结果只能是十分贫乏的。科学只有通过许多人经验的融合，通过语言才能朝气蓬勃地成长。当声音变得与共同观察到的外部世界或内部世界的事实、现象联系在一起时，才出现了语言交流。此后，这些声音就逐渐变为这些事实的有意识的记号。借助这些声音，便有可能在讲者和听者身上唤起此刻未观察但却是先前经历过的事实的观念，从而广泛地扩大个人的经验领域。语言交流不仅是科学起源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在科学描述和研究中产生比较动机的工具。比较是科学内部生活的最强有力的元素，因为所有关联和所有概念单元都借助比较进入科学。

马赫认为，语言的主要价值是作为思想交流的媒介。正是语言使我们借助已知的东西描述新东西，用与旧东西的比较分析新东西的情况，这对讲者和听者都是收获，而且通过交流也使思想更为明晰。语言对独自思维也具有巨大的价值。词包容了对某一个兴趣领域具有重要性的一切东西，并且引起与这个范围有关联的一切图像，仿佛它们像珠子一样被串到一条线上。引人注意的是，我们能够在没有充分意识到词符所体现的所有图像的情况下正确地使用词符，恰如我们没有仔细看每一单个字母而阅读一样。在抽象概念思维中，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不用词的思维至少部分也可以实现。

马赫把科学视为对事实的描述，而描述则是在思想中摹拟事实。他把描述分为两类：直接描述即仅仅使用纯粹抽象工具的事实的言语报告或语言交流；间接描述即诉诸已经在其他地方系统阐述的，或者还没有精确地阐述的描述，如月亮对于地球来说像重物一样运动，光像波动或电振动，于是所谓的理论或理论观念都落入间接描述的范畴。当新事实变得熟悉时，用直接描述代替间接描述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必要的，而直接描述不包括非本质的东西，它把自己绝对限制在对事实的抽象理解中。马赫的结论是：“对于物理学家来说，度规单位是建筑的基石，概念是建筑的指导，而事实则是建筑的结果。我们的心理意象(mental imagery)几乎是事实的完备的替代物，我们借助于它能够断言所有的事实。” 马赫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语言翻译问题，但是从他坚持把现象分解为感觉要素，把理论化归为事实的直接描述来看，他似乎认为科学可以翻译为日常语言，可用日常语言来描述。

彭加勒(h．poincaré)在批评勒卢阿(le roy)的唯名论或极端约定论时，明确地涉及到科学中的语言翻译问题 。彭加勒坚决反对勒卢阿“科学家创造事实”的谬说，而认为“科学家并没有凭空创造科学事实，他用未加工事实制作科学的事实”。在彭加勒看来，末加工事实和科学事实的界限虽然不能严格地、精确地划出，但毕竟还是有合理的区别的。彭加勒以日食为例，把这个事实分析为四个等级：①不学无术的人说，天变暗了。②天文学家说，日食发生在9时。③天文学家又说，日食发生在根据由牛顿定律制定的表格所推算出的时间之内。④伽利略最后说，日食是地球绕太阳旋转的结果。考虑到误差校正，第二个等级还可以细分为：②a当我的钟表指向9时时，日食发生了。②b我的钟表慢10分钟，日食发生在9点10分。

现在我们的等级已有6个，尽管没有理由止于这个数目。例如：上述两个细分的等级之间并非是最小的间隔。第一个等级也应当细分，因为天变暗在色彩浓淡上还有许多细微的差别，不过它们可用同一陈述“天变暗了”表述。而且，一个目睹日食的人感觉到昏暗的印象，这个印象又促使他做了天空变暗的结论，必须把印象和结论区别开来。在某种意义上，只有第一个事实才是真正的未加工的事实。

尽管彭加勒有这样的看法，尽管②和③之间存在较大的间隔，③和④之间的间隔更大，但他还是把未加工的事实定为①，因为从第二等级起，事实的表述就要与其他无数的事实相配合。彭加勒注意到：“毋庸置疑，这种分类是充分任意的，以便给人们的自由和随想留下较大的余地。一言以蔽之，这种分类是一种约定。这种约定被提出时，假使有人问我：这样一个事实为真吗?我始终能知道回答什么，我的答复将由我的感觉的证据给予我。”假如在日食时，若要问：天正变暗吗?世人都将回答：是。可是，讲以明为暗、以暗为明语言的人将会回答：否。彭加勒反问道：“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彭加勒还举例说，我借助可动的反射镜观察电流计的偏转，反射镜把明亮的影像或光点投射到刻度尺上。未加工的事实是：我看到光点移到刻度尺；而科学事实则是：电流通过回路。彭加勒注意到， 电流通过回路这一事实意味着其他许多事情，因为电流本身不仅能用力学效应来显示，而且也能用化学、热学、光学等效应来显示。“因此，在这里同一个陈述可以适应于数目极多的完全不同的事实。”

彭加勒通过对事实的分析洞察到：未加工事实和科学事实之间的差别，正如同一未加工事实用法语陈述和用德语陈述的差别一样。科学事实的陈述是“语言的一种约定”，“科学事实只不过是翻译成方便语言的未加工事实而已”。因此，“科学家就事实而创造的一切不过是他阐述这一事实的语言。如果他预言了一个事实，他将使用这种语言，对于所有讲这种语言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来说，他的预言便摆脱了模棱两可”。

在事实领域，科学的自由活动表现在选择约定语言和有价值的观察事实上。从事实过渡到定律时，科学家自由活动的成分更大，约定的作用更为显著。在从定律上升为原理时，就纯粹是一种约定的行为，因为原理不再受实验检验，它既不为真也不为假，只是方便而已。于是，彭加勒问道：由于我们的规律的表述随着我们采取的约定而变化，由于这些约定甚至可以修改这些规律的天然关系，因此在复写这些规律时，存在着一些独立于这些约定的东西吗?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些可以起到一般不变性作用的东西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这种不变性就是未加工事实之间的关系，即事物之间的真关系(注意：彭加勒是一位关系实在论者 )，而科学事实之间的关系总是要保留与某些约定有关的东西。“翻译的可能含着不变性的存在。翻译就是精确地分离出这种不变性。例如，破译密码就是在进行字母变更时，寻求密件中保留的不变的东西。”除了这种客观的因素外，彭加勒认为，翻译之所以能够进行，从主观方面讲也在于不同语言的说者具有类似的感觉，能感觉相同的印象，承认相同的逻辑原理，一句话具有最低限度的相通的人性。这样一来，不管语言多么不同，总是能够翻译；即使既无译员亦无词典，两种语言的人接触后也能最终相互了解，正像美洲印安人最终了解他们的征服者的语言一样。正是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人性的存在，使之有可能翻译少量的语言，从而足以有可能翻译全部语言。

迪昂 是在世纪之交对科学中的语言翻译论述得最为详尽、最为深入的哲人科学家。迪昂首次明确地把物理学理论视为一个抽象的、符号的或数学的、结构严谨的逻辑演绎体系，并独创性地定义、区分了形成物理学理论的四个基本操作：①物理量的定义和测量；②假设的选择；③理论的数学展开；④理论与实验的比较。其中第一个和第四个基本操作，都离不开语言翻译。诚如迪昂所说：“在起点和终点，物理学理论的数学展开除非翻译，否则便不可能与可观察的事实结合起来。为了把实验境况引入运算，我们必须作出用数的语言代替具体观察语言的译文；为了证实理论就该实验预言的结果，译文运用必须把数值转变为用实验语言的读数。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测量方法是在无论在哪个方向上使提出的这种翻译变成可能的词典。”与此同时，迪昂强调：“译文是不可靠的，翻译就是背叛。当一种版本被翻成另一种译本时，在两种文本之间从来也不是等价的。在物理学家观察它们的具体事实和这些事实在理论家的运算中被表示的数值符号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迪昂以理论事实和实际事实——相应于彭加勒的科学事实和未加工的事实——的区分说明了这种差异的特征。所谓理论事实，就是在理论家的推理和计算中代替具体事实的数学资料的集合，例如温度以某种方式分布在某个物体上。在这样的理论事实中，不存在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东西。一切都以精确的方式被确定了：所研究的物体在几何上被确定；它的尺寸是没有厚度的真正的线，它的点是没有维度的真正的点；决定它们形状的不同长度和角度是严格已知的；这个物体的每一点都存在着对应的温度，对于每一点而言这个温度是不与其他数相混的数。而与理论事实相对置的、被理论事实翻译的实际事实没有刚才看到的精确性。该物体不再是几何固体，它是具体的块料；温度计不再给予我们每一点的温度，而是相对于某一体积的平均温度，这个温度不再是确定的数等等。在不使用“近似地”、“接近地”的词降低的情况下，便不能描述实际事实。另一方面，所有构成理论事实的要素都以严格的可靠性被确定。

迪昂通过对理论事实和实际事实的分析比较看到，在抽象符号和具体的事实之间可以存在对应，但不能够存在完全的等同；抽象的符号不能够是具体的事实的充分描述，而具体的事实不能够是抽象符号的逼真实现，物理学用来表达他在实验过程中观察到的具体事实之抽象的、符号的程式，不能够是这些观察资料的精确等价物或忠实的描述。迪昂认为“翻译就是背叛”，其根本原因正在这里。另外，理论事实和实际事实之间的互译并非一一对应。诚如迪昂所说：单一的理论事实可以被翻译为无数根本不同的实际事实；单一的实际事实对应于无数不相容的理论事实。这种双重的观察以十分显著的方式呈现出一个希望提出证据的真理：在实验过程中实际观察到的现象和物理学家系统阐明的结果之间，插入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智力精心制作，这种精心制作用抽象的符号判断代替具体事实的叙述。

迪昂坚持理论诠释在实验事实的陈述中起着显著的作用，他不同意彭加勒的下述观点：物理学理论应该仅仅是容许人们把具体事实翻译成简单的和方便的约定语言。他对彭加勒1902年所举的例子(迪昂说他1894年就以等价的术语提出了这一切)作了剖析：说“电流在流动”仅仅是表述磁化的电流计的指针偏离这一事实的约定语言，这是不正确的。对于“电流在流动吗?”这样的问题，我的助手完全可以这样回答：“电流在流动，可是磁体未偏离，电流计显示出某种缺陷。”为什么电流计无读数，他还说电流在流动呢?因为他在与电流计一样置于同一电流中的伏特计中观察到，气泡正在释放出来；或者插入同一线路中的白炽灯正在发光；或者导体断开时伴随着电火花；或者绕成的线圈变热了。因为借助于所接受的理论，这些事实中的每一个像电流计偏离一样，都可以被“电流在动”所翻译。这群词语因此并不是用专门的或约定的语言表达某些具体事实；作为符号程式，它对于不知道物理学理论的人无意义；对于知道这些理论的人来说，它能够以无限不同的方式被翻译为具体事实，因为所有这些根本不同的事实都承认同一理论诠释。

在这里，彭加勒也认识到，某导线运载着这么多安培的电流并不表示单一的事实，而表示无限的可能事实，且要借助于各种实验定律之间的永恒关系。迪昂发问道：这些关系难道不是每一个人所谓的“电流的理论”吗?正是因为这个理论假定，所构造的那个词语“这么多安培的电流在这根导线中”可以浓缩如此之多的不同涵义， 因此科学家的作用不限于创造表达具体事实的清晰而精确的语言；更确切地讲，这种语言的创造预设了物理学理论的创造。

迪昂通过对物理学实验的考察和剖析，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诠释的涵义。

1．物理学中的实验不仅仅是观察现象，它也是这种现象的理论诠释。在迪昂看来，物理学中的实验包含两部分。首先，它在于某些事实的观察，这只需注意和感官警觉就足够了，没有必要了解物理学。其次，它在于观察事实的诠释；为此仅有警觉和实际的眼睛还是不够的，必须知道所接受的理论及其应用，即必须是一位物理学家。于是，迪昂给物理学实验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物理学实验是对现象的精密观察，观察伴随着对现象的诠释，这种诠释借助观察者认可的物理学理论，用与理论符合的、抽象的、符号的描述代替实际上收集的具体材料。”

2．物理学实验的结果是抽象的和符号的判断。日常经验中无理论诠释，而理论诠释却进入物理学实验之中。实验物理学所从事的操作结果决不是感知一群具体事实，它是把某些抽象的和符号的观念相互联系起来的判断的系统阐明，惟有理论才能把这些观念与实际观察到的事实关联起来。打开每一个实验报告并读一下它的结论，它们无论如何不是某些现象的纯粹的展示，它们是抽象的命题；如果你不知道作者认可的物理学理论，你就无法把意义与这些命题连结起来。

3．惟有现象的理论诠释使仪器的使用成为可能的。理论诠释不仅表现在实验结果表述的形式中，它在实验者所运用的仪器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如果我们不用数学推理接受的抽象的和图式的描述代替构成仪器的具体客体，如果我们不把这种抽象的组合提交隐含着理论的同化的演绎和运算，那么实际上就不可能使用我们在实验中拥有的仪器。因此，物理学家做实验时，两种不同的仪器表象充满他的思想：一种是他正在操纵的具体仪器的图像；另一个是借助理论所提供的符号而构成的同一仪器的图式模型；正是在这种理想的和符号的仪器的基础上，他进行他的推理，他正是把物理学的定律和公式应用到这种理想的和符号的仪器的。这样一来，实验校正无非是用实验的理论诠释引进的改善，是词语的矫正。

出于上述理由，迪昂认为，要理解物理学家的陈述，就必须十分仔细地探究他诠释他的观察事实的理论。如果这位物理学家承认的理论是我们接受的理论，如果我们一致遵循诠释同一现象的同一法则，那么我们讲相同的语言，并能够相互理解。可是当我们讨论不属于我们学派的物理学家的实验时，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当我们讨论与我们分开50年、100年或2000年的物理学家的实验时，情况尤其并非如此。我们此时必须建立我们正在研究的作者的理论观念与我们的理论观念之间的对应，并且借助我们使用的符号重新诠释他借助他的符号诠释的东西。如果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对他的实验的讨论将是可能的；这个实验将是用对我们来说是外来的、但我们却具有其词汇表的语言给出的证据的一部分。相反地，如果我们不能得到这位物理学家的理论观念的充分信息，如果无法在他所采纳的符号和我们接受的理论所提供的符号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那么他借以把他的实验结果进行翻译的命题对我们来说既不真也不假；它们将无意义，是死的字母；对我们的眼睛来说，它们将是伊特拉斯坎(etrascan)的或利古里亚(ligurian)的铭文对铭文研究者来说的东西：用译不出的语言写的文献。先前时代的物理学家积累的多少观察就这样永远地失去了!它们的作者忽略告诉我们他们通常诠释事实的方法，从而不可能把他们的诠释变为我们的诠释。他们用一种记号密封了他们的观念，而我们缺乏钥匙打开这些记号。

迪昂关于翻译即背叛(不完全等价，非一一对应)，测量是词典，实验需诠释，诠释非翻译的思想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这些思想近百年后在库恩那里得到“回应”，尽管库恩并不熟悉迪昂的思想。

二、库恩的“回应”

虽然纽拉特(o．neurath)和卡尔纳普(r．carnap)受到迪昂的影响，但他们二人以及其他逻辑经验论者在科学中的语言翻译问题上似乎着力不多。不过，他们二人倡导的物理主义语言——它主张可以建立一种理想的、以纪录学说为根据的、符合句法规则的语言，用物理科学的措词来说明一切科学事实——自诩具有主体间的可交流性，从而能达到统一科学的目的。这种带有还原论色彩的物理主义实际上认为，各门学科语言均可翻译为物理学的语言，这在实践中到头来只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

在80年代，库恩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发展了他60年代提出的学说 。此时，库恩把他的不可通约性冲淡为局部不可通约性，而且把它代之以不可翻译性。也就是说，宣称两个理论不可通约，等于宣称不存在中性语言、公共语言或另外的语言，能够用来把视为句子集合的两种理论毫无剩余或毫无损失地加以翻译。

库恩不同意奎因(w．v．o．quine)、戴维森(d．h．davidson)、普特南(h．putnam)等人把翻译与诠释混为一谈，他把二者加以严格区分，以阐明他的(局部)不可翻译性观点。所谓翻译，是知道两种语言的人所作的事。面对用这些语言撰写或口述的文本，译者要系统地用另一种语言的词或词串代替该文本中的词或词串， 以致能产生在另一种语言中的等价的文本。在译本中，意义和指称的同等性是两个明显的要求，另外能或多或少告诉我们相同的叙述，描绘或多或少相同的思想和状况。翻译的两个特征是：第一，在翻译开始前，用宋翻译的语言就存在。也就是说，翻译的事实并不改变词或短语的意义。当然，也可以增加一个给定术语的已知指称的数目，但是它不能改变那些新、旧指称被决定的方式。第二，译文惟一地由代替(不必要一一对应)原文中的词和短语的词和短语组成，注解和译者序不是译文的一部分，完美的译文不需要它们。

所谓诠释，正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实践的事业。与翻译者不同，诠释者起初可以只要求一种语言，他赖以工作的文本在整体上或部分上是难以理解的噪声或铭文。奎因的彻底翻译者(radical translator)事实上是诠释者。观察围绕文本制作的行为者和环境，始终假定健全的涵义能够由明显的语言行为者构成，于是诠释者就寻求该涵义，极力发明假设。如果诠释者成功了，他就学会了新语言。那种语言是否能翻译为诠释由以开始的语言，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获得一种语言与由他翻译成诠释者自己的语言是不同的。利用诠释，诠释者可以发现其他理论中不能用诠释者的语言加以翻译的词语。

例如，18世纪化学中的phlogiston是在燃烧时放出的，它减少了空气的弹性和维持生命的性质，等等。这样的现代语言短语组合起来也不能产生phlogiston的现代译文，因为它与其他不可翻译的术语principle和element构成相互联系和相互定义的集合。只有整体地获得它们，人们才能够辨识18世纪的化学是什么。它不同于20世纪的化学，不仅在它就实物和过程所说的东西方面不同，而且在构造和划分大部分化学世界的方式方面不同。同样地，在牛顿力学中，质量和力两个术语也必须与力＝质量×加速度一起学习，它们也无法翻译为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或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语言。当然旧语言中的大多数词汇在形式和功能方面等价于历史学家或听众语言中的词汇。但其余的则是不熟悉的，必须学习或再学习。这些词汇是不可翻译的，对此历史学家和一些前辈不得不发现或发明意义，以便提出他们赖以工作的或可以理解的文本。诠释就是这些术语的用法被发现的过程，历史学家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使用它们，并把它们教给其他人，只是没有引起翻译问题。在这里，库恩看到局部整体论必然是语言的基本特征——这是对迪昂的理论整体论的发展。

库恩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说，不同的语言给世界强加了不同的结构，每一个指称术语是词典(1exicon)网中的结点， 由该结点辐射出标准的标记，人们用标记鉴别结点术语的指称。这些标准将一些术语联结在一起，并使它们与其他术语保持距离，从而在词典中建立起多维结构。这个结构映照出词典能够用来描述的世界结构的诸多方面，同时也限制了能够借助词典来描述的现象。在这里，同源结构，即映照同一世界的结构可以利用不同的标准联系的组合形成。这样的同源结构(homologous structure)保持的、缺乏标准标记的东西是世界的分类范畴(taxonomic category)和它们之间的同异关系(similarity/difference relationship)。语言共同体成员共同具有的是词典结构的同源，他们的标准不必是相同的，但他们的分类结构必须匹配。库恩在下述境况中找到翻译的不变量(这与彭加勒关于翻译的可能含关系的不变性的思想有契合之处)：与同一语言共同体的两个成员不一样，相互可翻译的语言说者不需要具有共同的术语，但一种语言的指称表达必须与另一种语言的共同指称表达相匹配。这些语言说者们所使用的词典结构必须是相同的，即必须保持相同的分类范畴和共有关系。若情况不是这样，则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翻译行不通的地方交流仍可建立，这需要十分不同的诠释过程和语言习得。这个过程并不神秘，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也许还有小孩，每日均致力于这种过程。

在1987年的讲演中 ，库恩明确论述了保真翻译并非总能完成。也就是说，通常不可能用目前使用的术语代替古老文本中的术语，使得如此形成每一个陈述的真值能够恰当地用于它的原始真值。众所周知，在文学中，译文不可能是严格的，原来语言中的词语所携带的联想，只能部分覆盖译文语言中它们最接近的对应词的联想。翻译科学的困难比一般认为那样更像翻译文学的困难。而且，在科学和文学二者中，相关的困难不仅表现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之时，而且也表现在同一语言的较早文本和较晚的文本中。妨碍保真翻译的，正是词典结构上的差异，即它具体化的等级关系和同异关系的差异。因为词典提供给人们的不是一个世界，而是一组可能的世界，该世界共同具有自然类，从而共同具有一个本体论。在这个词典限制下的科学工作是常规科学。科学的发展有时打破了这种限制，重新构造了词典的一些部分，并接近以前不能接受的世界，从而造成文本的反常。正是这些反常，使得保真翻译不能进行，于是只好求助于诠释。

诠释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一种人类语言的说者总是能够找到一个桥头堡，由此进入另一种语言，这样的桥头堡对于获得第二种语言是必不可少的。获得的桥头堡不需要特别广阔和僵硬。在原则上，它根本不必要容许保真翻译。在实践中，它无疑允许某些保真翻译，但仅仅是在局限的范围内。如果桥头堡是为它的功能服务的，那么被一种词典证明的某些分类范畴本质上必须用另一范畴覆盖。尤其是，它必须是其成员能够被直接证明挑出的某些范畴的状况。这种覆盖纯粹是为获得第二种词典的前提，需要的只是成员资格的覆盖而不是等价。这样一来，人类共有的辨别和判断能力能使学习者形成和检验关于特定对象和境况——当那个词典的使用者利用特定的词或短词时，他就在指称的境况——的假设，对于第二个词典的获得来说必不可少的。被新词典汇集起来的一些对象和境况也被旧词典汇集起来，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亚里士多德的motion泛指各种类型的变化，诸如物体下落，橡子长成橡树，疾病康复，小孩长大成人等，从而它是状态变化，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两个端点和在两个端点之间转移所经过的时间。因此，亚里士多德的motion无法用近代力学的术语翻译(motlon具有趋向自然位置的倾向，其速度与近代的也不—一样)，但是它却可以被诠释， 因为二者毕竟有可以覆盖的部分。

三、简短的评论

1．以马赫为首的批判学派以其敏锐的科学预见和深邃的哲学洞察，在世纪之交为科学革命(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铺设了道路，从而成为本世纪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先驱。对批判学派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并有必要深入进行研究。

2．马赫对语言在科学中的价值的重视，彭加勒关于科学事实是未加工事实的译文以及翻译的可能性在于真关系的不变性的思想，迪昂关于科学的结构和科学基本操作中的语言翻译的论述，都对20世纪的语言哲学有所影响。尤其是迪昂的理论整体论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爱因斯坦、纽拉特、卡尔纳普、奎因等人的意义整体论思想。

3．彭加勒和迪昂关于科学中的语言翻译的论述基本上停留在同一理论的范围之内，尽管迪昂也涉及到同时代的不同理论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库恩的着眼点则在于后者，尤其是历史上相继的理论的翻译问题。他从语言翻译的视点把他的不可通约性论题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4．彭加勒没有提及或没有意识到科学中语言翻译和诠释的区别。迪昂已明确涉及到这个问题，并就同一理论中的诠释和不同理论之间的诠释作了剖析。库恩的贡献在于，他对翻译和诠释作了明确的区分，并探讨了二者的特征。尤其是，他对保真翻译不可能和诠释赖以进行的桥头堡的分析颇有新意，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深究。

5．迪昂已提出测量方法是使翻译变为可能的词典的命题，这实际上已意识到测量或词典是联系主体(科学家)和客体的中介。库恩对“词典”的论述颇有见地：无论是它的形成、结构、变化，还是它一面向着世界，一面向着心智，都能给人以启示。这把对科学中的语言翻译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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