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保证范文10篇

刑法保证范文篇1

随着互联网络技术的普及，互联网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等新的阅读方式和多元社会需求促成了出版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出版产业获得蓬勃发展，电子书、电子杂志、数字化学术期刊、手机出版、博客、网络游戏软件等业务类型的数字出版物已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数字出版侵权盗版行为多有发生，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和平台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违法犯罪行为屡禁不止，这些违法犯罪严重妨碍了数字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如何科学界定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犯罪，合理利用刑事法律手段打击相关犯罪、保护版权及强化网络监管，成为当下学术研讨的热点问题。

一、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犯罪的界定

“所谓数字出版，是指以互联网为流通渠道，以数字内容为流通介质，以网上支付为主要交易手段的出版和发行方式。”[1]实际上，“只要是用二进制这种技术手段对出版的任何环节进行的操作，都是数字出版的一部分。它包括：原创作品的数字化、编辑加工的数字化、印刷复制的数字化、发行销售的数字化和阅读消费的数字化。”[2]根据产业周期理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自21世纪初萌芽至今，现已步入产业链条初步形成阶段。手机报、网络游戏、电子书、数字期刊等数字出版物构成了数字出版产业的主要业务类型，这些数字出版物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成为新闻出版业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正所谓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犯罪，“科学技术知识的下泄，使传统的犯罪分子获得了大量现代科技知识，导致其犯罪手段的现代化。”[3]在数字出版产业大繁荣和大发展的同时，各种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和平台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十分猖獗，并严重危害了数字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在刑法理论上，我们将这种犯罪类型称为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犯罪。具体来说，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犯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违反刑法规定，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和平台，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秩序和他人权利，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作为对特定犯罪类型的总结和归纳，该罪包括以下三种类型。第一，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和平台侵犯版权的犯罪。很多犯罪人出于营利目的，未经版权人许可和授权非法使用数字出版物，利用电子设备和计算机技术对数字出版物进行篡改、复制、编辑、非法使用，并通过互联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美术、摄影、录音录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出版物，并通过网络广告招商及终端销售等模式获取犯罪收益或者具备其他严重情节。如“珊瑚虫QQ案”、“番茄花园案”等。在“番茄花园案”中，洪磊等人通过修改WindowsXP系统，形成相关破解版软件，并通过在盗版系统中内置流氓软件，收取200多万元人民币的广告推广费用。这些典型案件主要涉及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在“内容为王”的数字出版时代，对数字出版物的非法使用，不仅侵犯了版权人的利益，而且在产业链的上游妨害了数字出版产业的正常发展。第二，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和平台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除了网络侵犯版权的犯罪居高不下，借助数字出版物在互联网络中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也屡禁不止。犯罪人往往出于牟利动机设立色情网站，以各种非法数字出版物形式制作、贩卖、传播具体描绘性行为或露骨宣扬色情的淫秽性电子书、视频、影片、录音、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这些色情网站往往采取技术手段屏蔽来自互联网的访问，或设置两种不同内容的网站页面的方式欺骗网络监管部门，并且大量的淫秽色情网站服务器已开始向国外转移以逃避查处。这种犯罪具体涉及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及传播淫秽物品罪等罪名。此类犯罪通过非法色情数字出版物为载体严重地破坏了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环境，尤其是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损害。第三，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和平台实施的其他类型犯罪。除上述两类犯罪外，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犯罪还包括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和平台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网络侵财犯罪、侵入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等犯罪。如犯罪人利用非法数字出版物在互联网络和通信系统中传播煽动分裂国家和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犯罪人利用数字出版平台实施网络诈骗等侵财犯罪；犯罪人实施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犯罪时，其方法或手段行为可能会同时触犯侵入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可以说，上述行为均是利用数字出版物互动性强、社会渗透面广、传播便捷等特性而实施的犯罪。故此，在大力发展数字出版产业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对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犯罪的打击、控制与预防。

二、数字出版产业刑法保障的现状

数字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往往需要多重、严密、完整的法律保障体系。针对一般民事侵权和行政违法行为，需要借助《民法》《行政法》的保障。针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触犯《刑法》的行为，则需要借助刑事法予以惩处。当前，尽管借助刑事法律手段每年都查处了大量的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的大案、要案和典型案件，但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和平台实施的相关违法犯罪仍层出不穷，整体犯罪态势依然严峻。具体来说，数字出版产业刑法保障的现状包括以下三方面：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对各种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犯罪的行为类型规制不足，尤其是在立法设计上尚未做到与《民法》、《行政法》的协调保护、有机衔接。由于刑法是《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故当某些行为其严重程度已经超出其他部门法的惩处上限时，就需要借助刑事法律手段加以处遇。现行的《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反不正当竞争法》都规定了有关侵权行为涉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此，刑法应从协调保护、有机衔接的角度将上述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侵权行为规定为犯罪，但现行《刑法》在此领域显然还存在不少遗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规定了十几种侵犯版权的行为；而根据《刑法》217条规定《，刑法》仅惩处如下四种侵犯版权的行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如《著作权法》规定了侵犯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汇编权等行为应构成犯罪；《刑法》中仅规定了侵犯复制权、发行权的犯罪行为类型。再如《著作权法》还规定了侵犯表演者的复制权、发行权，侵犯广播、电视的播放权，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保护措施，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行为应构成犯罪。但《刑法》并未予以规定。其次，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专门的数字出版产业保护法，导致《刑法》对很多新型侵权数字出版产业行为的认定困难、《刑法》适用易出现争议。目前数字版权在我国主要还是依据《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进行保护，没有专门立法。有关的数字版权保护法律条文只是在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中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2000年颁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2年颁布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2006年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侵权范围规定不够明确细致，对数字出版物的合理使用范围界定模糊。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很多新型网络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的行为一时无法在现行刑法中找到明确的规定。尽管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但由于数字出版产业是在近五年内兴起与发展的，在互联网络场域内不断衍生出诸如P2P软件侵权、缺乏使用许可的电子书、网络游戏中的“私服”和“外挂”、破解版的计算机软件等制作、复制、传播非法数字出版物的行为，这些新型网络侵权行为严重危害了数字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囿于立法的滞后性，很多新型网络侵权案件无法找到明确的法律规定，如运用P2P软件下载且同时上传侵犯数字出版物的行为在何种情况下可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最后，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依托高科技、利用新兴产业实施的侵犯数字出版产业犯罪的证据认定困难重重。由于数字出版产业是依托互联网络和计算机技术而蓬勃发展的，计算机二进制技术和虚拟空间给某些新型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和平台实施犯罪的认定带来难题。

刑法保证范文篇2

一、当今社会存在不和谐因素

《现代汉语词典》对“和谐”的解释是“配合得适当和匀称”。所谓和谐,就是各种矛盾和关系配合协调,使之相生相长;当事物的矛盾和关系配合得适当、匀称、协调时,就会达到共同发展的美好境界,或发生质变生出新的更高级的事物。无论自然界、人类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莫不如此。中国目前正进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有两个:既是关键发展期,同时又是矛盾凸显期。在当今社会存在着与时代主旋律相悖的不和谐因素。比如,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依然存在,在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实现祖国统一方面,当前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爆炸、投毒、破坏电力设备、放火、交通肇事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在各地不时出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犯罪严重,从安徽劣质奶粉到广州假洒,从陈化粮到漂白粉丝,再到最近的“苏丹红”事件,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2003年河南平舆黄勇杀人案,2(X片年云南大学马加爵连环杀人案,杨新海连环杀人案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频繁发生。盗窃、抢夺、抢劫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敲诈勒索、诈骗犯罪不断花样翻新,严重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黑社会犯罪集团、邪教组织犯罪在一些地方还很猖撅。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读职犯罪等尚未根本遏制。这些都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是当今社会最不和谐的音符。

二、和谐社会的要求与刑法的目的是一致的

我国刑法第1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杜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因此,我国刑法的目的就在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一目的与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一)惩罚犯罪首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安定有序的社会。“维持社会和平是实现其他法律价值的先决条件。如果某个公民不论在自己家中还是在家庭以外,都无法相信自己是安全的、可以不受他人的攻击和伤害,那么,对他侈谈什么公平、自由,都是毫无意义的。”刑法在维护社会安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说没有刑法就没有社会安宁,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如果事先没有刑法规范,不仅没有满足公民的生活要求,而且不可能有社会安宁和国家安全。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对于经济发展、政治文明、建立和谐社会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社会要和谐发展,必须有良好的秩序、稳定的机制作保障。其次,刑法要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提供司法保障。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司法来不断提供有力的保障。要通过我们的全部司法活动,严惩各类刑事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依法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增进人民内部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总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要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通过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活动,依法打击严重犯罪活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保护人民其一,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强调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和睦相处,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文明社区建设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工程。其二,和谐社会是一个有充分人权保障的社会。2《X衅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人我国《宪法》。现代法治以尊重人的权利、保障人的权利为依归,以弘扬权利本位为特征。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义务的设定和履行均以维护一定的权利和利益为目的。刑事司法人权的法律保障作为我国人权法律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以下方面:(1)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设立了科学的人权司法保障体制和制度。(2)侦查阶段严禁刑讯逼供,审查起诉阶段严格掌握犯罪标准,审判阶段严格审判制度,充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3)明确规定办案羁押期限,确保案件及时侦查、及时审理,避免超期羁押。(4)依法保障罪犯的合法权利,不仅有利于罪犯的改造,而且也是一个国家法治水平和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其三,和谐社会应当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其实质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社会关系和谐顺畅。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三、和谐社会要求贯彻刑法基本原则

(一)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行法定原则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积极贯彻的一个刑法基本原则。该原则从根本上否定了旧刑法沿用的“类推”处刑制度;它要求不能进行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不能进行不利于行为人的事后法(即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溯及既往);严禁绝对的不定期刑;对待犯罪的规定必须具体明确,使得刑罚有法可依。德国学者李斯特说,刑法不仅是善良人的大宪章,而且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切实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符合和谐社会尊重人权的要求。

(二)贯彻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刑法》第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哎刑事诉讼法》第6条也规定:“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和谐社会也应该是平等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支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没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社会就不可能诚信友爱、安定有序,构建和谐社会也就是一句空话。

(三)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罪刑相适应原则,适应了人们朴素的公平正义意识的法律思想。公平正义的观念要求对相同的犯罪科处相同的刑罚,对不同的犯罪科处不同的刑罚。这便要求对不同的犯罪设定、科处与之相适应的刑罚。同时,刑法作为犯罪人的大宪章,应当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司法机关的态意侵害。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四)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当前,司法队伍存在整体素质不高、裁判不公等问题;审判机关居中裁判的中立地位受到干扰;诉讼活动中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现象仍很严重,人民群众对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彻私枉法以及以钱抵刑等问题反映强烈。因此,应该高度重视司法机关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保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监督权,尊重司法权威,确保司法公正,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有利的司法环境。

四、和谐社会要全面实现司法公正

(一)法律本身也要正义。在刑事司法领域,既包括立法公正(即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也包括司法公正(其核心是审判公正);既要求实体正义(法律应当体现和维护社会正义和基本道德准则),又讲求程序正义(在所有诉讼和非诉讼的纠纷解决过程和机制中均体现正义)。

(二)只有司法独立才能实现司法公正1997年我国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明确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20(科年的人权人宪与法治政府目标的提出,要求司法体制改革必须“提速”,尽快实现司法权的独立,坚决抵制和克服人情、关系、金钱、地方和部门保护等各种干扰,减少甚至杜绝冤案错案,建立起和谐的司法环境.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取信于民.从而

五、和谐社会要求司法机关必须提高司法能力

刑法保证范文篇3

关键词:量刑公证;刑法目的解释;研究

在对一些疑难案件进行处理时，定罪及量刑间必然出现一些矛盾问题，同时由于处于制度转型期的社会极为复杂，也使得疑难案件出现的更加频繁，若不能合理的处理定罪及量刑的关系，就可能导致量刑公正出现危机。罪刑法定原则一直贯穿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间，定罪及量刑一定要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开展。刑法解释作为法律适用中关键性的环节，所以量刑公正一定会涉及到罪刑法定中刑法解释的相关问题。

一、目的解释的基本内容

(一)目的解释的主要含义。目的解释指的是解释者按照刑事政策中有关目的的考量、价值的判断以及利益的权衡等，让刑法能够向生活进行开放的具体解释，其优势主要体现在灵活性、妥当性以及开放性及实质性等几个方面。目的解释是刑法解释中最为基本性的方法，在对法律条文的含义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其自身有着较强的独特性。首先，刑罚是一种处罚类型，不仅对因果理念进行了确定，同时又将人类对于公平正义有着不懈追求的诉求表达了出来，人们希望能够利用刑罚对于犯罪行为进行惩戒。此外，刑罚还与私人报复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国家的意志性及阶级性突出了出来。所以，国家所适用的刑罚绝不只是对于犯罪的简单回应，确保正义的实现，还需要对于社会秩序及国家的稳定性进行足够的关注。在刑罚目的范围中，法官要是用自由裁量权有效的对个案进行量刑，从而对于其犯罪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主体所具有的人身危险性进行有效的量刑，同时保证刑罚目的解释考量的合理性，在刑法进行法定刑的范围中，保证其刑罚判定的合理性。(二)目的解释的主要类型。刑罚在进行目的解释时主要有扩大解释及限制解释的种类，但绝对不是类推解释，由于扩大解释及限制解释是完全满足法律相关规定的，就能够确保法律适用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及和谐性，但类推解释则会对于个人权利造成侵害。而在刑法之中，一般都以条文字面的解释判断其解释的类别是否是大众所认可的。扩大解释及限缩解释是符合刑法条文内容要求的一般的社会判断，大众也能够接受。同时，其也是包含在恰当范围中的对于刑法条文进行的合理解释，满足了法律规定。

二、定罪量刑间存在的关系

(一)定罪量刑之间的衔接是刑法解释。刑法作为一种法律手段能够有效的控制社会犯罪行为的发生，通过对于刑法的应用，能够实现对于人们行为的约束及规范，但在实际司法审查时，是存在各种各样的案件类型的，刑法是无法包含全部的案件行为的，所以就必定会导致定罪及量刑矛盾问题的产生，若完全依照刑法中的相关条文规定定罪处理，则会导致量刑不公正现象的出现。这些问题也就是刑法适用过程中存在主要的困境问题，如果想要使得刑法规则所具有的确定性地位得到有效的维护，那么刑法适用的灵活性就不再存在，从而产生量刑不公正的情况。此外，若只对于刑法的社会效果进行考虑，只关注刑法适用具有的正义性，则会因为存在处理不妥的情况，破坏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但刑法的目的解释则是保证司法实践活动创造性的内容工作，对于刑法适用则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给定罪指明了方向，并且也给量刑的过程制定了较为明确的目标，所以可以对于量刑及定罪间的矛盾进行有效的调整。(二)定罪量刑的依据为刑罚目的。刑罚中的目的理论作为现代刑法理论体系中极为重要的构成内容，刑罚是对犯罪分子进行惩治的法律依据，并且其也能够实现对于量刑与定罪的有效制约。从表面上而言，定罪及刑罚目的之间是不存在联系的，但实际上，刑法目的对于犯罪论的结构及内容是有着很重要影响的。在对刑法目的进行取舍时，就会对于犯罪评价的对象及责任形式造成很重要的影响。在定罪以后才会出现量刑，这也是对于犯罪行为人开展的裁量适用的一种刑法活动，能够保证犯罪人刑罚目的得到有效实现的基础方法。所以要能够保证定罪及量刑间有着合理的处理关系，从而保证公正量刑的有效实现，定罪及量刑间则是通过刑法解释进行调试的良好对接。

三、目的解释对量刑公正的影响

(一)目的解释能准确定罪。首先，进行量刑的基础就是定罪。定罪为刑法适用的核心基础，其所产生在量刑之前，同时优于量刑作为刑罚公理存在。定罪依照刑法条文及犯罪构成的内涵，对于是否构成犯罪进行判断，也是一种刑事审判活动。量刑则是法院依照主体具体的行为及责任，下达刑罚的审判活动。准确的定罪能够保证量刑的公正性。其次，目的解释可以对犯罪情况进行准确的界定。对于司法实践中的法律使用而言，此罪彼罪见得标准是很难用法律条文进行区分的，对于司法实践来说也其边界也较为模糊，所以要利用目的解释对定罪进行准确的划分。目的解释在对是否犯罪进行区分时，在法律的条文规定中，要对此行为是否存在侵害特定法律保护下的社会关系进行区分时，是非常容易忽略行为人具有的主观状态的，但其也能够满足量刑公正合理的基本解释。目的解释可以对犯罪类型进行有效划分。将目的解释应用在此过程中，区分的依据则是其侵害了刑法保护下怎样的法益，是否是被某一具体刑罚惩罚的范围所涵盖的。对于一些特定存在的犯罪行为，若其目的解释是处于合理范围中的，只有保证其罪名的恰当性，才可以确保刑法适用具有较强的公正性。(二)目的解释保障公正量刑。目的解释有效的体现出了罪刑相适应。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中，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与判处的刑罚间要存在协调性，此外法官在法律条文的规定范围中，也可以适当的进行自由裁量，特别是对于一些具体刑罚幅度能够进行裁量。在判处合理的范围中，要依照案件实际的性质与情况对于幅度进行确定，严格遵循罪责刑相适应这一原则进行，合理的量刑，确保刑法适用解释的合理性，保证刑法应用的公正性与有效性。目的解释能够保证量刑的合理性，符合刑罚目的的要求，确保量刑及行为间的协调，依照社会的危险性及再犯的可能性进行刑罚判决，满足罪刑相适应原则，不仅保障人权，也是对于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可以确保法律得到正确的适用。目的解释也使得量刑的社会认可度提升。目的解释可以使得社会大众对量刑的公正进行正确的评判。社会大众对案件及法律工作开展的评判一般都是由其最终的刑罚所评判的，其只对最后的判决结果进行评判，同时会在类似案件间进行对比。目的解释则能够使得法官进行适当的自由裁量，通过对于各社会因素的考虑，使其更加公平，被社会大众所信服。

四、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当前我国刑罚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完善，必须要始终坚持罪刑法定这一基本性的原则，就不能由于过分刻意对于刑罚的创新进行追求，从而导致刑罚存在严重的风险问题。而在法律公正性持续提升的同时，将罪刑法定及刑罚解释当做基础的这种合作性的网络在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在进行量刑时，还需要始终坚持将刑法目的当做基础，同时保证定罪及量刑具有较强的灵活性特征，确保量刑公正的有效实现。

［参考文献］

［1］符日星．量刑公正与刑法目的解释［J］．法制博览，2017(04):224．

［2］陈开琦．量刑公正与刑法解释［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7(06):75－81．

［3］高明俊．论刑罚目的解释在公正量刑中的适用［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5，31(09):10－13．

刑法保证范文篇4

一、检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困境的表征

我国的重要的法律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其两个关系极其亲密，二者之间互为表里［1］。但是，在实践我国的法治中，两者间有很多的不相同现象出现。主要在下面几点钟得以体现:(一)认识理解的误区。其片面的对实体与程序方面去理解，导致两部法律向两个极端走去。一方面在认识刑法上“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绵延至千年，导致了刑事诉讼法在法律上没有独立的地位，和其他的法律文献和资作为附庸法并存［2］。在另一方面来说，随着引入程序发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对正义的程序理论导入的时候，学者逐渐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有所认识，学者开始对程序和实体的轻重问题进行争论。毫无疑问的，这种对于其关系的争论起到了将程序的价值和认识的重要的作用。(二)刑事立法缺少协调统一性。立法在国家中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要求其进行根据规范和严密的程序来，保证其能够在法律中协调统一［3］。但我国得法律体系依然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修改时间不统一，因为其中有一定的修改时间的偏差，就造成法律管辖问题与刑法问题有失调。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关系敏感度高，刑法也会引起刑事诉讼法有变化;修改内容欠协调，例如在新刑法中对单位犯罪进行了规定，却没有相对应的单位诉讼程序。(三)司法实践衔接脱节。因为无法整体的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进行考虑，就造成了司法在实践中衔接不顺畅。为了实现正义对犯罪进行打击与追求，经常司法工作者会将内涵遗弃不顾，支队案件极其注重案件的结果，而对案件处理的过程有所忽略，严刑逼供、违法取证与调查的是实践中常会做的违法现象;相反的有的司法人员对程序的工作过于追求，反而对收集与运用证据忽略了，错误的对事实的认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探寻: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互动观念西的理论

刑法间的关系不协调，不仅会造成二者间关系紧张，还会对刑法的进程有阻碍。对于刑法间的关系，不仅要摒弃对程序工作的使用，还要防止人为割裂程序法律中的天然的关系［4］。刑法和诉讼法之间是和谐的整体关系。(一)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本质上被犯罪所紧密相连。犯罪产生的原因是人与人间恶变因为利益关系而产生的，犯罪的行为会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为了消除这种犯罪行为，国家需设置法律对其进行保证。刑事诉讼无法离开刑法，若刑法失去了其所保护的对象与内容，就失去了定罪的标准，刑法就不存在其实际的价值了。(二)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法的价值是代替法律与法现象的存在，对其进行判断与剖析。刑法的关系从价值角度看，就能够发现法律条文间的关系除了通过结合字里行间的意思之外，还相互契合其理念与精神，具有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三、出路: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中是密不可分的和谐统一的一个整体，两种法律中互相之间无法离开。因此，不管在研究法学理论上，还是在对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之中，只有找到两者良性互动的路径，才能真正的融合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一)树立形式一体化观念。观念在行动之中是先导。解决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不密切的关系，首先要重新葱观念上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认识。强调与重视两者间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二)注重整体性立法。在处理两者关系的时候要对两者的关系相互配合，立法是重要的处理两者关系的基础，是很重要的。只有密切的将两者关系联系在一起，将整体意识树立起来，才能够将冲突减少，完成系统间的配合。

四、结语

不断发展的社会，在实践中也会产生很多的司法问题，刑法能够不管修改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刑法能够提供更好的对于刑事诉讼的经验，在保证法律的稳定性的过程下，协调修正案在社会实践中有很多的新问题，对于进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刘丽媛．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的透析和检视［J］．法制与社会，2017(03):109－110．

［2］塔娜．论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连接关系［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37(06):84－89．

［3］殷艳梅．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协调现状之探究［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6，15(01):47－49．

刑法保证范文篇5

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主要是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性质包括：内容特定性，制裁严厉性，法益保护广泛性，处罚范围不完整性，以及部门法律补充性和其他法律保障性。环境刑法，是指以法律界定环境犯罪行为，即具有社会危害性的重大环境不法行为以及法律效果之法规范。广义的环境刑法包括与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狭义的环境刑法是指环境与传统核心刑法，以及环境法益与环境行政法。所谓经济，在各种论域中解释不同，就本文“经济发展”这一命题而言，此“经济”是指：国家或企业、个人的收支状况，如国民生产总值、社会总产值、企业的产量与效益、个人的收入与支出。

通过比较以上刑法与环境刑法的定义，可以看出，刑法因其部门法律的补充性和其他法律保障性此类属性而言，暂且抛开各家学说理论的争鸣不谈，但就刑法的本质功能和作用，是保证社会基本秩序的稳定。即以此为原点，可知任何领域内的刑法，对其领域的优良（又称优化、优势、优态）运行，不负任何形式或实质上的责任，仅止于保证其领域的基本运行秩序，乃至于保证此领域内个体行为不触及社会底线。如经济领域内，刑法的目的和作用不在于保证其规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或缩减），仅止于保证经济的基本运行秩序以及各个经济体的行为不触犯行为底线，不侵犯法益即可。

环境刑法不在于保障（或是保证）环境的不断优化，向着更适于人类生存（有益于人类健康）的方向发展，仅止于禁止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破坏环境的行为。因此环境刑法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无特别关切之联系，环境刑法在保证环境法益的基础上，限制由经济发展需要所带来的经济行为，保证此类经济行为未触及法益底线即可，并不需要亦无义务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此二者之间的博弈进行选择与统筹。在当今国内的大环境下，可以说前十年间我们所探讨的是“经济刑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即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的大前提下，探讨刑法的定位和作用。而现今既然命题为环境刑法与经济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在主次矛盾关系上，将环境保护列为主要矛盾即第一要务，在此基础上，兼顾经济发展，以下笔者就环境法律探讨两个问题。

二、风险社会语境下环境刑法与经济发展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学者U·贝克就指出，在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

出卖环境权所谓出卖环境权，即以一定的方式与标的将自己本应享有的环境以一定的方式出让。而所谓环境权，意为人民享受良好生活环境，且支配此生活环境之权利。此种意义的环境权同时为宪法上的基本人权及私法上的权利，在性质上为一具有实体意义的财产权。又基于环境共有的理念，此种权利也是全体人民所共有。在此种意义下，环境权所以被定性为神圣的“基本人权”或“天赋人权”，在被高度神圣化之下，环境权不得转让乃成为必然的推论。在这一定义上，笔者虽然认同环境权的不可转让性，但是对于环境权中包括“支配”此生活环境的论调不敢苟同。

刑法保证范文篇6

一、能动立法

我国刑法能够合理指出危害社会的某些行为的犯罪本质，只有当这种行为危害到社会和人民之后，刑法才能启动，这种刑法立法思路起源于前苏联，是实施立法犯罪质与量的有机统一。但是，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时期，这种立法思路已经无法与时代要求相适应，影响着社会的良性运转，因此立法者要采取符合社会发展现状的立法思路，将保护宪法价值作为导向，明确指出不可容忍和忽视的行为，并对其制定针对性罪刑规范，保证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例如，我国刑法中对抢夺、盗窃他人财物以及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的规定是:只有当这些行为标为严重或达到一定金额数量后，才会追究社会刑事责任。在能动立法思路下，基于公共利益和被害人权益，对于盗窃或侵占他人财物数量很小的情况，也应给予刑事追责，如此才能保证刑法立法更具务实性和合理性。

二、理性立法

刑法并不能作为保证社会安定的最佳方式，只有针对特定行为和目的执行刑法，才能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所以立法者应以人民群众的理性诉求和社会时展要求为主，进行科学理性立法。立法者可以对刑事制裁进行科学评估，防止某些人滥用立法权，促进社会关系稳定，例如对于侵犯他人安宁权等行为判定，要综合考虑民事赔偿和行政法规。除此之外，立法者对于刑法立法比较推崇早期化、抽象化和法益稀薄化，但是这种立法思路和方法会增加危险犯罪分子、预备犯罪群体和未遂犯罪人群，对刑法发挥治理社会的作用极为不利，所以立法者必须坚持理性立法，将法益保护作为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依据［1］。

三、多元立法

我国当前刑法调控手段有限，主要以监禁刑为主，例如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非监禁刑种类较少，财产类刑罚措施不甚灵活，而且收容教养和强制医疗等保安处分措施适用面范围狭窄，与当前的转型社会发展现状不相协调，所以立法者在进行刑法立法时必须坚持多元化立法，推动刑法立法与转型社会的具体需要相适应。多元化立法主要表现在对犯罪行为进行分层，将犯罪类型和相应刑法制度相匹配，它不使用统一犯罪概念对罪犯进行衡量，而是根据罪犯的犯罪行为轻重进行区别对待。在多元化立法的要求下，立法者可以考虑增设非监禁刑种类，增加保安处分措施，将刑法与社区矫正衔接，减少犯罪行为人的未来再犯罪的可能性。

四、修改刑法法典

立法者在制定和修改刑法法典的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实际情况和社会发展现状对其内容进行整合和修改，令刑法可以与轻犯罪法相互补充，保证刑法法典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严密性。对于扩大刑法法典规模，立法者需要在法典中增设因侵害他人权益而造成实质性伤害的为重罪，提高法典对于违法行为的明确性，强化刑法立法的稳定性，缓解滥用刑法等刑法压力。

五、制定轻犯罪法

我国社会正在不断进行转型发展，为了保证社会稳定和和人民安全，刑法也应随之变化发展，刑法立法的制定和修改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同样也是一项需要时间和社会群体共同努力的重要任务。轻犯罪法可以作为刑法法典的补充，将具有一定危险性或具有危害社会群体可能性的犯罪行为、人群纳入监控范围，在明确其具体犯罪内容后，需要结合刑法法典和社会具体情况进行量刑，并将其影响社会关系的罪名和重要条文保留于档案中，以此来实现促进社会稳定的目的［2］。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面对转型时期的发展现状，刑法立法要适应复杂且富于变化的社会关系，制定轻犯罪法，力求能够以不变应万变，极尽所能覆盖犯罪行为。对此，立法者应结合我国的地理区域环境、民族特点进行刑法立法，令刑法法典与轻犯罪法能够相辅相成，使其更加符合转型社会时期的机理，增加刑法周密性。

［参考文献］

［1］丁学鹏．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分析［J］．法制博览，2018(22):110－111．

刑法保证范文篇7

票据制度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汇兑、信用、支付、结算、融资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商品交易的血管里流动着的血液”。票据诈骗犯罪,即违反票据法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利用票据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票据诈骗犯罪既违反了票据法又违反了刑法,其违反刑法是以违反票据法为前提,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从行政刑法的角度理解票据诈骗犯罪特征,就是结合票据法及行政刑法的相关理论来解读刑法相关规定。

一、行政刑法的基本原理

行政刑法发源于德国,以与“刑事犯”相对应的“警察犯”的出现为标志。行政刑法之父哥特斯密特认为:司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与人的意思领域,为达此目的,其所采用的手段是持续的宣誓与法律的规定等;在这些宣誓与规定中,一定要具有强制力的刑法,作为达成司法目的的强制手段,这就是“司法刑法”之意旨;与之相对,行政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福利,其促进手段是行政作为,在此行政作为中同样具有强制力的法规,用以确保行政作为之畅通无阻,此即行政刑法之意旨。①哥特斯密特的行政刑法理论得以付诸实施,体现为德国1949年的《经济刑法》和1952年的《秩序违反法》将违警罪从刑法中分离出来,并划归到行政法的范畴之中,形成了行政犯与刑事犯相分立的立法模式。继受德国行政刑法理论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多将行政刑法作为特别刑法来对待,即从刑法的角度,研究附属于行政法中的刑事规范。著名学者福田平认为:“行政刑法是国家为达到行政上的目的,课人民以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而于其违反义务时课以刑罚制裁的行政刑事法规的总称。”台湾地区也有类似观点,如林山田就认为“行政刑法是附属刑法”,“附属刑法与核心刑法同样以刑事刑罚为制裁手段,其本质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②在我国大陆,行政刑法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走的主要是建构理性主义的道路,目前形成了刑事法说的模式,即将行政刑法作为刑法的一部分,规定于普通刑法典(第3、6等章)中。此外,还包括劳动教养制度。有学者将行政刑法定位为“独立的第三学科”,既不属于刑法也不属于行政法。但鉴于行政刑法的本质特征在于行政和刑事两种责任的竞合,不具备独立的调控机制,所以不宜将其定位为独立的学科。尽管如此,行政刑法还是比单纯的刑法更加准确地描述了某些犯罪,本文试从行政刑法的角度分析票据诈骗犯罪的特征。

二、票据诈骗犯罪客体的特征

票据诈骗犯罪行为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行为人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假冒他人票据,签发空头票据等虚假票据行为,行为本身侵害了票据管理制度;另一方面,票据诈骗行为骗取了或旨在骗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行为结果侵害了公私财产所有权。由于票据诈骗犯罪同时直接侵害了两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所以具有双重客体。票据诈骗犯罪的双重客体中,票据管理制度是主要客体。本罪归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金融诈骗罪一节,足见立法原意更重视其破坏票据管理制度的属性。此外,这也是本罪区别于普通诈骗犯罪的重要特征。与普通诈骗犯罪相比,本罪不仅侵犯具体的财产权,而且侵犯无形的抽象的票据管理制度。而票据管理制度是我国金融管理制度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市场经济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破坏票据管理制度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票据的信用基础,妨碍了票据的正常流通,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信用经济正在构建之中,其危害性更为严重。

三、票据诈骗犯罪客观方面的特征

根据《刑法》第194条的规定,票据诈骗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冒用他人票据,签发空头票据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签发无资金保证的票据,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结合《票据法》第103条的规定,票据诈骗犯罪客观方面的特征主要是:

(一)伪造票据刑法上的票据伪造是广义上的。③票据的特性在于其是设权性证券,区别于证权性证券。这决定了票据法上的伪造包括两种手段:一是伪造已格式化了的空白票据;二是利用银行真实的格式化了的票据,在其载明的文义、事项上进行伪造行为。行为人仅仅伪造空白票据是不能诈骗的,其还必须在伪造的空白票据上进行虚假的票据行为。两种伪造手段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更多的时候是先后依次进行的。狭义的票据伪造仅指伪造出票人签章,广义的票据伪造不仅指伪造出票人签章,还包括出票的伪造和其他票据行为的伪造(如背书、承兑、保证),而伪造签章是二者都不可或缺的。

(二)变造票据变造票据是指在有效的票据上,非法变更票据上除签章之外的记载事项的行为。票据变造的前提是该票据在变造前须为形式上有效的票据,而在变造后仍为形式上有效的票据。票据变造的具体方式是行为人在真实的票据基础之上,或者以真实的票据为基本材料,通过剪接、挖补、起层、覆盖、涂改等方法改变票据内容,使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发生改变。变造票据最常见的是非法涂改票据上的金额。

(三)作废的票据刑法上的“作废的票据”是个广义的概念,涵盖票据法上的作废票据、过期票据、实现请求权的票据,这已是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至于是否包括自始无效的票据则有待探讨。大多数观点认为,作废的票据包括无效的票据。④但也有学者提出作废的票据不应包括自始无效的票据,并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做出了论证。⑤笔者赞成后者的观点,但还可以从其他方面予以论证。因为票据具有形式性的特点,而票据法上的无效票据多是因欠缺形式要件而归于自始无效的,如票据金额以中文大写和数码同时记载,二者不一致的,票据无效。它不是利用票据的形式有效性进行诈骗,而是与一般诈骗罪原理相通,宜以诈骗罪处理。

(四)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进行诈骗“诈骗”是本罪客观行为的本质特征,它使本罪区别于单纯的伪造、变造票据罪等。伪造、变造票据仅是本罪的手段行为,仅有伪造、变造行为不用以诈骗的不构成本罪;利用他人伪造、变造的票据进行诈骗的却同样成立本罪。此外,行为人既实施了伪造、变造票据的行为又以此诈骗的,属于牵连犯,按照“从一重处断”的原则,构成票据诈骗罪的以本罪论处,达不到数额较大的,以伪造变造票据罪论处。从票据法原理和便于刑法操作两个方面,此处的使用仅指“直接使用”,而不应扩大解释为包括担保在内的广义的“使用”。首先,票据担保并不涉及票据关系和票据权利,其所指向的是被担保的经济关系。所以,以伪造、变造的票据作为虚假的产权证明提供担保的行为的实施,侵犯的并不是票据权利和正常的票据管理秩序这一票据诈骗罪的主要犯罪客体,而是票据担保的经济关系,这种行为不能以票据诈骗罪论处,只能以其实际侵犯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和特征,结合具体情况予以分析认定。例如,以伪造、变造的票据作为虚假的产权证明为经济合同提供担保的,以合同诈骗罪定罪;以伪造、变造的票据作为产权证明文件进行担保诈骗银行贷款的,应以贷款诈骗罪定性处理;等等。⑥其次,取其广义的学者,在论及本罪与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的关系时,又有想象竞合、法条竞合,法条交叉竞合之争,使得刑法的理论错综复杂,司法人员在办案时无所适从,导致法制不统一的局面。综上,将“使用”定位为直接使用,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有理有利的。

(五)冒用他人票据进行诈骗所谓冒用他人票据,是指非票据权利人假冒票据权利人,行使其票据权利骗取其票据财产的行为。而冒用的对象,从刑法体系解释的角度,只能是行为人认为是他人合法有效的票据,否则便同其他票据诈骗行为发生重叠。此处的“合法有效”必须强调要以行为人的主观标准为依据,以免漏罚行为人对客观上是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无认识而冒用的情形。

(六)签发空头支票所谓“空头支票”,根据我国《票据法》第88条的规定,是指出票人签发的,超过其付款时在付款人处实有存款金额的支票。一般认为,空头支票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一是没有存款的空头支票,即出票人账户内没有存款余额、付款银行又未答应垫付而签发的支票;二是超过存款的空头支票,即出票人签发的票面金额超过账户存款金额的支票,或者签发的支票金额超过付款银行允许垫付的余额的支票;三是提回存款的空头支票,即出票人签发支票后提走付款银行内的支票账户存款使支票不能支付的支票。

(七)签发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所谓“签发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是指支票出票人在其签发的支票上加盖与其预先留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处的印鉴不一致的财务公章。印鉴不符的支票,包括全部不符和部分不符两种情形。根据票据法原理,这将直接导致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得不到兑现,所以为法律所禁止。但我国刑法上的规定与票据法上的规定有所不同,刑法仅规定了“与其预留印鉴不符”,而未涉及票据法上的“与其预留本名的签名式样不符”,这就缩小了刑法打击的范围,不利于全面保护票据权利人的权利。而且故意签发与其预留本名的签名式样不符的支票的行为与故意签发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的行为,在危害性上并无确定的差别。这就体现了行政刑法宜以附属刑法的模式出现的优势,毕竟票据法是专门性很强的法律,而且发展变化相对较快,刑法的非专业性和稳定性难免有保护不周之虞。

(八)签发无资金保证的票据或出票时作虚假记载根据我国《票据法》第21条、第74条的规定,出票时具有可靠的资金保证,是汇票、本票的出票人承担票据责任,即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的基础。所谓“资金保证”,指票据的出票人在承兑汇票本票时具有按票据支付的能力;签发时无资金保证,而承兑时具备支付能力的,不应当成立此处的票据诈骗罪。此外,关于票据诈骗犯罪的对象。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新的金融凭证不断出现,如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和银行存单,外国银行的票据、支票卡、贷记凭证、借记凭证、商业消费券卡,等等,这些金融凭证能否成为票据诈骗犯罪的对象,值得研究。从行政刑法的特性出发,刑法对专业领域专有名词的理解应该同该专业领域的法律规定保持一致,当专业领域法律概念发生变化时,刑法理解应该同步,以新的法律规定为依据。这也正是在刑法中设立行政犯的空白罪状的优势所在。

四、票据诈骗犯罪主观方面的特征

从行政刑法的角度,票据诈骗犯罪是法定犯,决定了行为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本罪是直接故意犯罪,间接故意不成立本罪;本罪是目的犯,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

(一)认识因素首先,行为人对自己票据行为的欺诈性具有明确认识。在票据故意犯罪中,对行为欺诈性的认识等于对行为违法性的认识。例如,没有票据印制许可的人印制票据,没有出票权利的人签发票据,非票据当事人冒用票据当事人的票据,账户没有资金或者资金不足违法签发空头票据等。上述行为人实施上述行为时,对自己的无权状态应该是明知的,明知无权而为,行为的欺诈性显而易见。行为的欺诈性无须依据刑法认定,只要依据一般经济生活伦理即可认定。对于票据犯罪来说,主要依据票据使用规则或者惯例进行认定。其次,行为人对自己票据行为的危害性具有明确认识,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可能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或合法票据当事人带来经济损失。至于自己的行为是否会扰乱金融秩序,行为人在犯罪时一般不会考虑那么多。所以,认定行为人对自己的票据行为的危害性具有明确认识,应该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给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或合法的票据当事人带来经济损失,而非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扰乱了金融管理秩序。

刑法保证范文篇8

关键词:刑法目的;实践价值;违法性;刑法任务

刑法目的是刑法建立的创造者，在法治体系中，刑法目的与刑法机能具有相同特点。制定刑法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刑法的顺利应用，适用刑罚目的实际上也是对制定刑法目的的一种体现。与此同时，在社会生活中，针对于犯罪的判定需要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充分的考虑。刑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要关注这一方面。

一、目的是刑法的创造者

人们的活动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这也是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之间的区别。刑法目的同样也是如此，立法活动与司法活动都必须具备目的性，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的有效。耶林认为，法的制定是由人而来的，如果缺乏人的要素，刑法也就失去了制定的意义，法的任务就是为人的目的而服务。从刑法学的角度来看，刑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对话题，可以肯定的是，刑法是在一个特定的目的指导下进行的，也是在特定的目的指导下适用的，从开始到现在刑法的目的一直没有消失。作为刑法目的的“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民”这两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通过表述我们可以发现惩治犯罪是一种法律手段，刑法的主要要求就是保证人们的合法权益，针对一些违反刑法的行为进行惩罚，可以有效的保障我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在社会发展中的刑法使用需要在整个形势立法与司法中应用。这对于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此同时，刑法还可以起到重要的制裁与引导等作用。在我国的刑法文件中明确指出，刑法的使用目的要比刑法任务更高。刑法的目的对刑法的任务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降低了刑法目的在刑法系统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刑法任务的执行应该以刑法目的为前提，将刑法目的与刑法任务紧密的结合起来，强调“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民”同为刑法目的，如果不以惩罚犯罪为目的，刑法自身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二、刑法的实践价值

(一)刑法目的的立法价值。我国对于刑事立法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主要依托于刑法典体系结构，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修改和补充，既涉及到刑法分则性罪行规范的修改，同样也设计总则中重大制度的修改与补充。在以往的刑事立法中主要围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目的，贯穿整个刑罚制度和刑法规范的全方面。但是，有一些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活动是一个不断运转的过程，需要一个自由的社会环境才能促进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共同发展。市场经济越发达，民商法律的作用就应该更重要，如果刑法在其中的调控范围过大，就会影响市场主体的自由发展，不利于社会的持续进步。对于这种观点我认为是极其错误的，当我国经济与政治社会在发展和改革中，法治实在不断变化和推进的，人权观念深入人心，每个人都是自由体，刑法作为高层次的法律制度对惩治犯罪、保护人民发挥着重要作用。(二)刑法目的的司法价值。站在司法价值的角度看，刑法目的主要对刑法解释的引导作用。在刑法应用的时候主要起到对犯罪行为的惩罚，保护人员的合法权益。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根据我国刑法的要求与目的，对刑法进行详细的解释，站在正确的刑法立场上，采用适当的措施，保证刑法文件与法律事实之间的交流与应用。在刑法解释的整个过程中主要起到规范刑法行为的作用，在刑法学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在刑法立法不断完善的基础下，刑法解释的立场和观点逐渐变得复杂，给当前司法实践工作带来很多困扰。面对这种情况在处理刑事案件、解释刑法、评判案件的过程中应该以事实为依据，正确看待犯罪行为的法律性质与危害程度，斟酌认定为“犯罪”或对行为人的处罚能否实现“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对这种犯罪行为的处罚，能否起到对类似事件的约束和影响。第二，对于案件的事实行为和规范解释，必须强调针对性、具体性，避免脱离主要的行为构成，甚至产生抽象、空泛的评价行为，必须确保解释结论有助于规范指向的犯罪，从而以正确的方向从规范的角度保护人民利益。第三，在区别一些关联性犯罪的时候，应该以刑法目的为准则，由于法律保护具有一定的多元化、精细化特点与法律规范、清晰化之间存在一个的矛盾，在刑法的分则中难免会出现构件之间的影响。这样的就是指关联犯罪，与此同时，对于真实的司法实践定罪处理等产生重要的干扰。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上面的论述，刑法目的主要是““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民”。在实践过程中必须明确事件发生的事实情况，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保证人们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为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重要的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何承斌．试论人权的刑法保障的若干问题［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1)．

刑法保证范文篇9

关键词:刑法;目的解释方法;解释

对于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一直都存在争议，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尽管没有被萨维尼作为法律解释的基本方法，但是已经被相关学者普遍的认可。尤其是从耶林的目的法学成立以后，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从1900年以来，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逐渐的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对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本文针对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一、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有关概述

目的解释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其指的是法律解释人员利用法律目的来明确法律文本具体含义。刑法目的解释法为刑法解释法的一种，其是依据刑法目的来解释刑法的法律解释方法。任何解释方法都多多少少利用了目的解释，不管是哪种解释方法最终目标都是实现刑法目的，其是从根本层面看的。我国刑法的首条就是对刑法目的的规定，刑法的目的事实上是刑法的起点，还是刑法的终点;若是把刑法目的解释当作历史解释、文义解释等常见解释法时，通常会把目的解释当作解释方法，通过此种解释能够实现法律解释所追求的结论。基于此能够看出，刑法目的解释和刑法解释目的的概念有所差距。不管是哪种解释方法都是为了完成刑法目的，而刑法目的解释的实际目的为利用刑法目的来对刑法进行解释。

二、刑法目的解释司法应用

(一)目的解释对处罚的有效判断。在实际案例中，不同的解释方法所得出的法律结论有所不同，到底应用哪种解释方法得出具体结论。绝大部分的人认为依据其前见与价值判断先得出恰当的结论，之后再回头探寻所需的解释方法来对该结论进行论证。司法过程其实就是对结论解释的过程。刑法的根本目标为法益的保护，所以相关人员在司法中不但要做好文义解释工作，还需注重目的解释，探究能否真正实现保护法益的目标，所有处罚活动都是以保护法益为终极目标的［1］。(二)目的解释对公众认可的检验。社会公众的认可度为检验结论规范性的主要标尺。一个概念能够有多种解释，而不同的群众从不同的方面利用不同的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势必会有较强的差异性。如对电的解释，依据德国法的有体性来讲，电并非是物体，因此电不属于财务范畴，因此对于偷电行为，不能被判定为有罪。但在同一时期的日本，从管理可能性着手，认为电属于可管理的物质，因此把其列入到财务范围中，为盗窃罪的犯罪客体，从而认定偷电行为属于盗窃罪。皆明确了盗窃罪，法条用语的涵义有可能相同，可是对其涵义的理解差距甚大，但若是从盗窃罪的惩罚活动的目的看，能够发现，按照德国刑法解释所得出的结论是经不住社会的考验的，不能得到社会公众所认可。因此在解释法条用语时，需同目的解释法有机结合，让所得结论得到社会公众认可［2］。

三、刑法解释中目的解释的现实意义

(一)解释结论中目的解释的决定作用。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法律的构建一定有属于它的目的，所以务必要全面了解此法条目的，同目的有机结合去对法律进行皆是，如此才能高效得出解释结果。基于盗窃罪为例，其保护法益为财产所有权与其他财产权，其他财产权指的是合法占用财物的权利，包含债权与其他财产收益。所以，盗窃罪的主要对象为公私财物，所谓公私财物指的是他人占用财务是合理的，但把公私财物当作他人财物，则为不恰当的皆是，与盗窃罪的保护法益的目标不符。基于此，在对刑法解释时需把目光聚集在刑法法益保护上，不能脱离该目标，任意扩大或是缩小对法条文字解释，不然会与刑法目标相违［3］。(二)刑法机能可以同目的解释结论相互融合。刑法主要机能有保障自由与保护法益。保护法益是通过刑法的惩罚作用和威慑作用来开展的。而确保社会公众自由则是通过刑法适用的限制，从而对国家刑法权益的任意性进行限制。但因保护法益、保障自由这两个重要机能时常发生冲突，怎样实现二者平衡，在保护法益的同时，还能确保自由，成为了目前刑法解释最亟待优化的问题。有关人员认为对刑法进行解释时，需对刑法的法益保护进行全面考虑。通俗的讲，就是在保证法益保护口的层次性的同时，防止保护法益受到侵害，还需确保行为人的自由。基于此，在对刑法进行解释时，需对保障自由与保护法益这两方面进行全面考虑，既保证法益免受侵害，又要保证行为人的自由。目的解释的结论能够有效满足上述要求［4］。

四、结语

随着法学体系逐渐完善，使目的解释法得到了广泛利用，对于刑法解释来加个目的解释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对维护刑法十分重要。从传统观点看目的解释只不过是体系理解、文义理解以外的补充，此种想法无疑是错误的。反之，其他解释是在目的解释的基础上各自发挥的性能，因此目的解释法的应用面十分广泛，可以说其是刑法解释法的中心。基于此，相关人员需给予目的解释法高度重视，促使其存在的价值与效用在刑法解释中充分的发挥出。

［参考文献］

［1］周部伟．刑法中目的解释的方法论反思［J］．科研，2016(8):00287－00287．

［2］劳东燕．刑法中目的解释的方法论反思［J］．政法论坛，2014，32(3):77－91．

［3］殷磊．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与检讨［J］．南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2(3):37－44．

刑法保证范文篇10

关键词:单一法典化;刑法立法;刑法修正案

我国刑法立法模式在建国之后不断发展，从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形势政策、相关刑事制裁等组成的不规范、不系统的刑法体系，到1979年刑法典的诞生，意味着刑法正在朝着系统化、规范化的模式发展。为了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变革，1997年我国系统性修订了刑法，废止单行刑法，重组刑事责任规范内容，最终实现我国刑法法典的系统性、规范性［1］。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刑法因立法原因出现的混乱状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局限。

一、单一法典化的局限性

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是社会转型过程，各方面仍会出现变革，社会关系也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各种领域的犯罪问题向复杂化方向发展，这也给刑事法带来严峻的挑战。首先是各种社会领域出现的犯罪行为涉及面逛，类型多，需要刑法立法更加具体化、全面化。例如金融犯罪行为，可能关系到保险、外汇、证券等多方面，犯罪行为多种多样，危害性较大［2］，一旦出现，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也比较大。现行的金融方面的法律虽然一直在修订和补充，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再加上金融方面的刑事犯罪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就加深了刑事法修订的难度。目前我国对金融犯罪方面的刑事立法有了较大的突破，不过由于人们对刑事立法的了解不够全面，经常会受到较多的金融问题，司法机关每年处理的金融方面的案件也在逐年提升，这意味着金融案件在每个人的身边，被侵犯的可能性从来没有减少，同时也意味着金融方面刑事立法困难重重，更不用说我国不同社会领域的诸多问题了，皆会带来一些刑事犯罪行为，多种多样，层出不穷，需要立法保障。其次是科技的发展，高科技犯罪呈现多样化特点，这一类型的犯罪通过常规的法律很难有约束作用。最为常见的就是计算机犯罪，我国目前现行的刑法立法在计算机犯罪方面规定的只有两种，计算机犯罪行为包含多个方面，涉及到的领域也比较多，更多的计算机犯罪行为一时无法侦破。还有的计算机犯罪行为涉及多省、多国，更加增加了侦查、控制、预防、管制的难度。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刑法立法发展的不平衡，是单一法典化局限性一直难以攻克的重要因素之一。还有一些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较大的危害，只能采取特殊性、针对性的形式对策才能解决。比如“黑社会”问题，我国近些年“打黑除恶”力度加强，“黑社会”现象逐渐减少，但是仍然有一些“黑社会”在保护伞下活动，侦查难度大，刑法措施不够完善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单一法典化刑法立法模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需要结合实际，与时俱进，不断弥补现行刑法立法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原则性的修订立法，内容涵盖面更加广泛化、系统性、具体性。

二、刑法修订案与特别刑事立法的融合

(一)刑法修订案的作用。刑法修订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刑法滞后性，确保刑法能够和社会发展同步。刑法典修订案能够保证切合实际的原有刑法内容继续保持下来，并发挥作用，保证其内在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还有利于紧跟时展的需要，及时的完善刑法内容，确保其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仅保证了刑法法典结构的科学性、稳定性，还能够结合社会发展变化做出改变，保证其内在统一性。原有的刑法法典是在前人的智慧上产生出来的程度，对于社会发展和稳定有重要的作用［3］，一个国家在一部法律中规范发展，还可以帮助公民学法、知法、守法、懂法、用法，用法律的武器切实维护自身的权益。刑法法典中仍然有优势的内容要继续保存下来，并为社会的稳定服务。刑法修订案的出现，弥补了刑法出现滞后性的可能，更好的服务社会。这种立法模式能够减少单行刑法的带来的影响，减少普通法律和特别形式立法之间的矛盾，既维护了宪法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又将刑法置于半开放状态，在修订中完善，在完善中发展。(二)特别刑事立法。单行刑法一般具有零散性的特点，不具有法律应有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既不利于司法部门有效使用刑法，也不利于公民的学习和使用法律，这就使得刑法的立法需要结合社会需要进行。刑法修订案有效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也可能出现重叠的情况［4］，如果社会上社会问题频发，就会多次修改刑法，频繁的修改也容易造成一种“朝令夕改”的情况，损害刑法的权威性，长久以往公民也会对刑法产生怀疑的态度。立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益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如果脱离了这一目标，刑法将会变成无水之源，无本之木，逐渐失去立足地。我国目前处于社会高度变革时期，各种犯罪的社会现象较多，这也造成了刑法繁杂且零散的情况。时代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和提高，都为刑法的发展提供了土壤。通过特别形式立法的方式，可以重新对一些特别的刑事案件进行审视，有利于协调刑事法和刑法典之间的关系，在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特殊问题的同时，保持刑法的规范性和统一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特别刑事立法方式可能会造成刑法体系的分散，这就需要相关部门人员及时的做好整理汇编工作，这样有利于缓解刑法系统性的问题。特别刑事立法对解决复杂性犯罪领域有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我国“扫黑除恶”行动有效打掉多个黑社会组织，包庇黑社会人员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得到应有的处置，这是特别刑事立法有效应对社会问题的重要方面。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刑事立法开始贴近人们的生活，真正做到为了公民的生活，保障公民的权益。近两年重拳出击，有效打击了黑社会，人们的生活受到黑社会影响已经少之又少。这是立法的进步，也是社会的进步。刑法修正案主要在原有的刑法法典的基础上做出一定的改变，实际上改变的内容少之又少，这种方式虽然缓解了刑法立法滞后性，但是在一些需要结合社会实际状况刑法立法上也有较大的局限性，这就需要通过特别刑事立法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刑法修订案不能解决的问题，或者犯罪行为超出刑法法典的规定范围等情况，仍然坚持于现行的刑法法典或者寄希望于刑法修订案，可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就需要通过特别刑事立法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刑法修订案有作用，但是有限，特别刑事立法也是在一定类型的犯罪形式上有作用，在实际刑法立法中，要做到刑法修订案与特别刑事立法的有效融合，解决刑法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最大限度的发挥刑法的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单一法典化的刑法立法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我国目前的刑法立法模式需要紧跟社会发展的实际，完善发展，不断规范刑法立法，充分利用刑法法典、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等文件的优势，结合实际，融合发展，相互配合，尽可能的发挥形式法律整体功能，推动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同时，还要深刻认识到刑法立法模式是需要社会变化而发展的，每一名社会成员都有权利在刑法的保护下参与社会活动，每一名社会成员都是受到刑法约束的。刑法要让公民懂、公民用，在规范的系统范畴内发展，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确保公民权益。

［参考文献］

［1］童德华．我国刑法立法模式反思［J］．法商研究，2017(06):29－32．

［2］童德华．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批判［J］．法学评论，2017(04):83－92．

［3］段孝刚．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5):6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