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论文十篇

刑法论文篇1

在这个多元的社会、精彩的世界，我们受一种传统的束缚和共识的统制。存在两个原因：一是传统的力量过于强大，形成强势话语霸权。应当“归功”于我们师承的前苏联的刑事法理论体系，一代学者的成长只能接触到一种声音。在一种声音统制下，我们怎能期待多元力量的诞生？二是挑战的力量弱小，胆怯乃至盲从。邓正来先生曾尖锐指出：中国社会科学缺乏自主性，应当更多地进行否思（Unthinking）而非重思(Rethinking)，即对以往文本构成的我们内心坚信的核心的知识障碍进行破除和反抗。[12] 我们应当求诸自身而非将责任归至外部世界。学问贵在思辩，思辩方获真知。如果我们的刑事法学要有发展，那形成“百家争鸣”的气象是必需的。“百家争鸣”的前提是什么，是“学派林立”。 实际上，我们同样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派之争——“海龟”与“土鳖”争雄。一般而言，海龟派注重“法律移植”，土鳖派强调“本土资源”。另类当在其外。传闻曰：海龟上岸，土鳖滚蛋。果真如此严重么？未必如此。海龟下过海，吹过海风，受过“洋”气，对西方现代法律价值、观念与制度略有通晓；土鳖留守本土，具有本土传统，重本土继承与实践，对基本国情有更深入认识。一任海龟爬行，则泱泱中华大国几变成汪洋，“国将不国”——“邯郸学步”，危险！一任土鳖当道，则视野有限，中华文明始终以“兹尔小邦”轻视西洋各国，拒斥西方现代文明——“坐井观天”，同样危险！其实，土鳖、海龟只是形象之说，“出身论”不应坚持。要紧的是，海龟上岸，土鳖下海。海龟宜熟悉基本国情，以免清谈误事，动辄对曰“某国实践如何如何”，那是他国干我邦何事？“刻舟求剑”，徒呼奈何？土鳖宜通晓他邦法律和法学，以免过于重视传统，束缚改革视野与步伐，永远紧跟人家小跑，美其名曰“赶超”。永远在“赶”，何来“超”说？以刑事法学而言，海龟与土鳖如能共商“国是”，既借鉴国外先进法治经验又着重本国国情，合力促进刑事法学，则幸莫大焉！值得欣慰的是，海龟土鳖渐渐认识到己身之不足，“出身论”渐无市场。 六、刑事一体化研究范式 追溯刑事一体化的渊源，应当归功于李斯特的“整体刑法学”观念。自诸法一体到各自为政，渐渐形成宪法之下的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经济法等各个部门法体系。学科分类细密化导致的结果是学者“贵精不贵博”，往往是研习刑法者不通民法，研习实体法者于程序法知之甚少。“整体刑法学”正在此种背景下展开。 在我国，首倡“刑事一体化”观念当为储槐植先生。在他看来，刑事一体化是实现刑法最佳效益的最佳途径，内涵是刑法和刑法运行内外协调，即刑法内部结构合理（横向协调）与刑法运行前后制约（纵向协调）。[13]陈兴良先生继之提出“竭力倡导与建构一种现实社会关心与终极人文关怀为底蕴的，以促进学科建设与学术成长为目标的、一体化的刑事法学研究模式”。是为刑事一体化的两纛旗帜。 说及一体化，不可不涉及当前学界的“刑法民法化”、“民法刑法化”、“公私法合流”等倾向。自古罗马切分公私法以来，公私法的划分成为大陆法系的传统。伴随两大法系的相互借鉴、吸收融合，公私法的界限在模糊甚至面临消失的可能。这足以引起法学界的关注：重归诸法一体乎？我们在质疑。责任竞合（聚合）、边界消失——各部门法将触角纷纷探进邻近的“域”，寻求扩张的空间。我们无法预料，今后的法学是否会朝“公法一体化”乃至“诸法一体化”的方向前进。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各法学学科相互借鉴之例枚不胜举：侵权行为成立要件要求：须有加害行为；行为须不法；须侵害他人权利；须有责任能力；须有故意或过失；体系结构上可归纳为构成要件（Tatbestand）——违法性（rechtswidrigkeit）——故意与过失（Verschulden）三层结构。这种体系结构来源于刑法理论。[14]法人犯罪理论中，从民法理论中援引出替代责任理论、连带责任理论加以解释，却是民法理论对刑法理论的渗透。[15]一位刑事法学者应当是一位 法学者甚至一位人文工作者，他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位刑事法学者。他的领域如果局限于此，将无以应对这个时代。这是一个知识转型的时代，她要求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学科学者把法律问题纳入思考范围，同时要求法律学家能像知识分子那样思考问题，破除隔膜，共同完成法治进程中的知识转变。[16]

刑法论文篇2

其一，从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而言，如前所述，尽管79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对其所奉行的“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甚至表现出对死刑有所强化的崇尚死刑和死刑扩大化的倾向，97刑法对死刑罪名的设置也未完全体现出这一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精神，即“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在现行刑事立法中尽管没有得到充分的强调和切实的执行，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讲话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所实行的仍然是“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没有任何一个人强调我国要大开杀戒、重用死刑，也没有任何一个文件指出我国要多适用死刑，把可杀可不杀的杀掉，相反，我们都说要限制死刑、减少死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是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在对刑法的修改酝酿过程中也是主张限制死刑和减少死刑罪名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1988年《关于修改刑法的初步设想》中就曾指出，我国刑法同世界各国刑法相比，死刑较多，死刑条文当时占有处刑规定条文总数的29%，这在世界各国刑法中的比例是最高的。因此，今后对死刑应尽量不再增加，并适当减少一些死刑。3可惜的是，这一立法设想并未成为当时的立法现实，以后也未得到一贯的切实执行。但从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我国一贯坚持的“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仍然对死刑的立法规定和司法适用具有至高无上的指导作用，这一点是必须予以肯定的，死刑罪名的设置亦应以此为基本，动摇、弱化甚至否定这一基本就是对现行的严格限制死刑政策的背叛。其二，从刑罚的理论根据而言，报应论要求罪刑等质、罪刑等价，刑罚的性质与数量尽量与犯罪的性质和数量相称，刑罚的内容和程度与犯罪的内容和罪责程度成正比。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刑罚应尽量符合犯罪的本性，这条原则惊人地进一步密切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重要连接，这种相似性特别有利于人们把犯罪动机同刑罚的报应进行对比，当诱人侵犯法律的观念竭力追逐某一目标时，这种相似性能改变人的心灵，并把它引向相反的目标。”4孟德斯鸠也说，刑罚是从事物的性质中产生出来的，是从理性和善恶的本源中产生出来的。一个公民应该处死，是因为他侵犯他人的安全到了使人丧失生命的程度。侵犯财产的安全虽然也可以有理由处以极刑，但对危害财产安全的犯罪以丧失财产作为刑罚不但好些，而且也较适合于犯罪的性质，犯罪的刑罚应依犯罪的性质而定。5因此，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应当配置于最为严重的犯罪。而确定什么样的犯罪才是应配死刑的最严重的犯罪的最低标准，也是唯一客观的标准即是死刑与其分配对象之间在所剥夺的权益的价值上必须具有对等性，即是说，只有至少以剥夺生命为内容的犯罪才属最严重的犯罪，所侵害的权益的价值低于人的生命的犯罪，无论其害恶性有多重，均因其所侵害的权益的价值低于人的生命的价值而不具有应配死刑的质的规定性，对其配置死刑，从等价的角度而言，是以剥夺生命的刑罚惩罚侵害的权益的价值低于生命的价值的犯罪，显系轻罪重罚，不具有等价性。6易言之，报应论即要求剥夺罪犯生命之死刑必须对应于剥夺他人生命之犯罪，死刑及死刑罪名的设定即应以故意杀人罪为准绳，以人们的普遍价值观念为基准。只有当犯罪的性质和危害重于故意杀人罪，某种被保护的东西的价值大于人的生命的价值时，才可以动用死刑，否则，适用死刑即不具有报应根据。其次，从功利论而言，刑罚的内容和程度须与达成功利效果所需要的内容和程度成正比例，适用死刑要求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以剥夺生命的死刑作为手段去阻止故意杀人犯罪以外的犯罪，有如“杀鸡用牛刀”，显系重刑制轻罪，不具有节俭性而构成刑罚的巨大浪费。7也即是说，如果对某一犯罪适用死刑抑止至少减少了该种犯罪，死刑即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功利要求。而从现实情况看，我国死刑的增加和运用并没有减少更没有抵制住高犯罪率，尤其是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渎职犯罪，其动机都是为了“获利”而不在于取人性命。从理论上说，只有一种刑罚所剥夺的是犯罪人最希望得到的东西时，它才具有最大的威慑性和功利性，某一犯罪之目的既不在于剥夺他人生命，对之动用生命之刑便不会产生功利之效。正如贝卡利亚所云：“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丧失。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因而也是蛮横的。……对那些大发他人之财的人应该剥夺他们的财产。”8因此，如果仅仅从报应的角度而言，死刑只能并且也仅仅应当适用于故意杀人罪；如果仅仅从功利的角度来说，死刑只能并且也仅仅应当适用于运用死刑可以减少此类犯罪的罪名。 9

刑法论文篇3

作者：姜辉 单位：沈阳市人民检察院

刑法解释的方法

1．刑法解释方法的种类。关于刑法解释的方法在理论上有如下一些观点：1．1四分法。认为刑法解释的方法有四种：文义解释、系统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1．2二分法。认为刑法解释可以分为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由于对论理解释的理解不同，又分以下五种：一是认为论理解释包括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二是认为论理解释包括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和当然解释；三是认为论理解释包括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和反对解释；四是认为论理解释包括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反对解释、系统解释、沿革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五是认为论理解释包括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反对解释、补正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1．3三分法。认为刑法解释分为文理解释、论理解释和社会学解释三种。其中论理解释包括体系解释、沿革解释、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反面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2．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刑法解释方法是多样的，那么在解释某一具体刑法问题的时候，各种解释方法如何适用，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要考虑到刑法解释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要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应以文理解释为首要，结合论理解释进行。罪刑法定原则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论罪科刑均须法律明文规定，故刑法均以成文法为法源，刑法规范都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法律条文是由文字词句按照一定的语法规范所构成，要确定法律规范的意义，必须先了解其所用语句，确定其词句的意义。因此，刑法律解释必先由文理解释开始，且所作解释不能超过可能的文义，否则就是超越法律解释的范围，而进入另一阶段的造法活动。解释法律，应尊重法条文义，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及其安定性价值。任何司法官员都不能自命公正地对该社会的另一成员科处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

刑法解释的限度

刑法解释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最高刑法精神，对刑事立法、司法及刑法解释起着统领作用。就其与刑法解释的关系而言，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具有宏观指导作用，刑法解释应当符合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自罪刑法定思想产生以后，刑法解释一直有严格解释和自由解释的争论。刑事古典学派从个人本位出发，强调个人自由的保障，提倡绝对罪刑法定。正是从这种思想基础出发，刑事古典学派的思想家们强烈要求在刑法解释中实行严格解释，认为刑法解释只能就刑法条文进行解释，不能进行法律规范解释，更不能进行规范意义、内容的解释。法律中规定了什么，法官就宣告什么，法官不过是法律之口，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官。在严格解释体制下，刑法解释权被严格限定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但是，新兴的实证学派反对严格解释。他们认为，刑法解释是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为了使刑法的解释和适用符合刑法的社会目的，实行刑法解释上的自由主义是完全必要的。刑法上的自由解释有其合理的一面，它有助于解决法律的稳定、统一和社会的现实需要，实现个别正义和一般正义的平衡。

刑法论文篇4

论文摘要一、为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是否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比例逐年上升，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越来越低。为了打击未成年人犯罪，有人提出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如果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条途径，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一种短期行为，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扩大打击范围，将会使更多的未成年人被列入刑法追究的视线，受到刑法的调整。因此，仅靠修改刑法的犯罪年龄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则是扩大了刑法特殊预防的功能，这不仅对整个社会不利，而且对于未成年人今后的成长也极为不利，可以说，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只是一种消极的行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二、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1）书证（2）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3）鉴定结论（4）未查清的分情况处理三、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刑事责任范围（1）新刑法规定中的问题（2）解决途径四、关于我国新刑法相关规定存在的问题及可行性的建议（一）该款规定的罪名与相关罪名的包容问题（1）强奸罪是否包括奸淫幼女罪（2）抢劫罪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3）贩卖毒品罪与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二）非该款法定罪名的犯罪的加重情节包含上述法定犯罪行为的处理（1）强奸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2）故意杀人罪与绑架罪（三）解决途径论文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 未成年人犯罪 年龄认定 责任范围 存在问题及建议一、为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是否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据报道：“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比例逐年上升，未成年人初始犯罪年龄越来越低。以江苏为例，10至13岁年龄段的低龄犯罪占到70%.”由于他们都不到刑事责任年龄，往往对法律肆无忌惮。为了打击未成年人犯罪，有人提出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确定什么年龄开始负刑事责任，是刑事立法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因为刑事犯罪责任年龄是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要件之一。从我国的刑法规定来看，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二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刑法规定的八类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三是不满十四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我国刑法之所以规定这样的犯罪年龄段，其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对于他们发生危害行为时，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着重于教育、改造、挽救，即使对极度少数非处罚不可的进行处罚，其目的还是为了教育。因此说，我国目前规定的犯罪年龄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合理的。刑事犯罪年龄低龄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且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趋向成人化犯罪。对于低龄化犯罪应当引起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如何解决犯罪低龄化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造成犯罪低龄化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处于一种不成熟不稳定的朦胧状态，免疫能力相对较差，不仅缺少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而且也极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和一些违法行为的引诱和侵蚀，他们在好奇心和寻找刺激的心理驱使下，容易上当受骗；其次，社会关爱和家庭教育也是一个来容忽视的方面，对于未成年人出现犯罪，就社会而言，更多地是出现歧视，就家庭而言，既有过于溺爱的原因，也有缺少家庭温暖的结果。如果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条途径，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一种短期行为，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扩大打击范围，将会使更多的未成年人被列入刑法追究的视线，受到刑法的调整。因此，仅靠修改刑法的犯罪年龄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则是扩大了刑法特殊预防的功能，这不仅对整个社会不利，而且对于未成年人今后的成长也极为不利，可以说，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只是一种消极的行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二、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 刑事审判中，通常情况下认定被告人的年龄与案件处理没有多大关系，如成年被告人，但是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年龄的准确认定则显得尤为重要，这关系到对被告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是否适用死刑等。笔者结合审判实践，对认定被告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形式作一探讨。 （一）书证 书证包括户籍证明、出生证、防疫保健卡、学籍卡等，这些可以作为认定被告人年龄的依据。但实践中有时不能准确反映被告人的真实年龄，有些地区，特别是农村，由于户籍管理不到位，医院发放的出生证明不规范，有些父母为了孩子参军、入学的方便，将孩子的年龄作相应地更改。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应该按公历计算的，但在农村，有的父母为孩子申报户口时未按规定报公历的出生日期，而是申报农历的出生日期，这就带来了年龄认定上的差异。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一般来说，一个人的防疫保健卡上记载的年龄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因为一个人一旦出生，便建立起防保档案，在什么阶段什么时间进行防疫保健卡上会有如实的记载。如2009年12月份法院审理的一起盗窃案件中，被告人的户籍管理卡出生日期是1984年10月，起诉认定的也是这个出生日期，庭审时，被告人自称是1984年农历10月生，查阅万年历，发现1984年农历闰十月，如果被告人是后十月出生，则审理时未满十八周岁。按照法律规定，审理时未满十八周岁的，应通知其法定人及其聘请的或指定的辩护人参加诉讼，后经休庭补充查证，根据相关证人的证言及被告人防保卡上记载的出生日期，认定被告人系1984年农历闰十月后一个月出生，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充分保护。因此，在依据书证认定被告人年龄时，亦不能一概而论，如有异议，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二）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在一些书证无法取得或书证存在瑕疵时，对被告人可以依靠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认定。如在农村一些地方，由于计划生育管理滞后，超计划生育，孩子的户口得不到落实，属于“黑户”。还有些地方人口流动频繁，特别是搞船只运输的，常年在船上，户口未及时申报，或他人代为申报，这样，可能造成年龄认定的差异。因此，书证无法认定时，可以通过证人证言来认定。哪些证人的证言比较客观真实，一般说来，接生人员、与被告人同月出生的邻居的父母、被告人的父母及亲戚的证言比较可靠，如果与其他证据不相矛盾或有其他证据印证，可以采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证人证言均能证实被告人的年龄，应分析定之。如一起寻衅滋事案件，被告人自报一个出生日期，户籍证明上又是一个出生日期，辩护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又是一个出生日期。经调查，被告人是在家里由接生婆接生的，其父母称申报户口时为了入学方便将其出生日期作了更改，相关证人也证实被告人未满十八周岁。由于本案疑点较多，法官没有轻意采信证人证言，而是通过调查与被告人同是邻居又是同年同月出生的孩子的父母，发现与证人证言证实不符，后又调取了被告人的防保卡，证实被告人犯罪时实际年龄已满十八周岁。所以在运用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时要综合考虑，从而作出正确的评判。 （三）鉴定结论 随着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根据一个人生长发育的特定规律，对一个人的年龄作出准确认定成为可能。常见的鉴定有骨龄的鉴定、牙齿的鉴定等。鉴定结论能否确定刑事责任年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骨龄鉴定”能否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年龄证据使用的批复》作了如下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年龄不明的，可以委托进行骨龄鉴定或其他科学鉴定，经审查，鉴定结论能够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可以作为判断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证据使用，如果鉴定结论不能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而且鉴定结论又表明犯罪嫌疑人年龄在刑法规定的应负刑事责任年龄上下的，应当慎重处理。 （四）对被告人年龄确实无法查清的，应当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 1、不涉及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应当认定其没有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2、涉及是否已满十八周岁的，应当认定其未满十八周岁，3、虽未查清被告人准确出生日期或实施被指控犯罪日期，但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已满十六周岁或者已满十八周岁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三、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刑事责任范围（一）新刑法规定中的问题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负刑事责任。”也即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只对自己实施的这八种严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不得突破这一界限。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的犯罪行为还是指具体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已满十四岁不满十 六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称，“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笔者认为这一解释不妥。理由如下：第一，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来看，“犯故意杀人……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其语义非常明确，是指构成了某种犯罪，触犯了一个具体的罪名，而不是指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对此不能随意作扩充解释，否则就背离了立法原意。第二，这一解释本身与刑法理论相悖。从犯罪构成理论来看，犯罪行为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态。而“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犯罪行为按照刑法理论应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犯罪形态，是否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对自己实施失火、过失爆炸、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的犯罪行为也应负刑事责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学界普遍认为，这八种犯罪均为故意。因此将“八种犯罪”理解为犯罪行为不能排除其中的过失犯罪行为。司法实践中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绑架他人又杀害被绑架人的如何定罪，对此有关的司法解释认为应定绑架罪，笔者认为不妥，因为它直接违反了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立法精神，而直接定故意杀人罪也缺乏法律依据。因为这种行为系绑架罪的加重情节，不能定故意杀人罪。但是此种行为性质又极其严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怎么办？笔者认为，对此应通过立法解释或直接修改立法加以解决（二）解决途径考虑1979年刑法在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1997年刑法修改时，将年龄直接规定为周岁，明确了杀人罪与伤害罪的主观罪过，删除了“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罪”的规定，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有利于准确有效地打击严重的青少年犯罪，同时也避免了司法适用上理解的分歧。这一规定本身体现了立法者在这一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因此，分析研究这一规定的修改，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适用这一规定，还将对今后的补充或修改立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四、关于我国新刑法相关规定存在的问题及可行性的建议（一）该款规定的罪名与相关罪名的包容问题 新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表明司法实践中，定罪处刑必须严格依据刑法的明文规定，不允许任意扩大与缩小解释。研究《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犯罪是否包括一些相关罪名，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这不仅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该款的正确理解与适用，还将对刑事立法的修改与完善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强奸罪是否包括奸淫幼女罪 新《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六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奸淫幼女罪被确定为独立的罪名。但理论上多数学者又认为刑法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中，强奸罪应包括奸淫幼女罪，并在有关著作中论及奸淫幼女罪的特征时，认为其主体包括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5.理由是，奸淫幼女罪的社会危害性比强奸罪更大，同时，《刑法》中“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的规定表明，奸淫幼女罪应适用强奸罪的有关规定。事实上，如果奸淫幼女罪作为独立罪名的话，将其包容在强奸罪的规定中，是很牵强的。因为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关键不在于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在于是否为《刑法》所明文规定。行为如果没有《刑法》的明文规定，无论有多大的社会危害性，都不能认为是犯罪。这里的关键是，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否是将奸淫幼女罪作为独立罪名加以考虑的。 笔者认为，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将奸淫幼女作为强奸罪的一个特殊情节加以规定。在我国刑事立法中，“以…论”、“以…论处”是包括定罪量刑两方面的内容的6.如《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它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务的，以贪污论”。同时又在第3款规定“与前两款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贪污论。”很明显，“以贪污论”即以贪污罪定罪处罚。立法者既然把奸淫幼女行为规定为强奸罪的一种特殊情形，也就没必要将其作为独立罪名另外加以规定。刑法将奸淫幼女行为另外规定，是为了突出对幼女的特殊保护和对这种严重强奸犯罪行为的处罚。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 院2000年2月17日作出的《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认为：“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7条、第236条第2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这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分别确定为两种罪的做法是矛盾的，这也正说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认识。其解决办法应当由最高立法机关或者最高司法机关重新作出法律解释来解决。 （2）抢劫罪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抢劫罪是否应包括刑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 ？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观点不一。何秉松教授认为，《刑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罪，其性质比第236条规定的抢劫罪更为严重，其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更为明显，因而更易为青少年所认识。因此，应把这两种罪都规定在内7.而有的学者认为抢劫罪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罪名，从立法者的本意看，《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中并不包括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8.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是因为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是否包括在抢劫罪中，不在于其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在于其是否符合有关的犯罪构成。由于抢劫罪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安全与公私财物的所有权，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而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其可能产生的危害比一般的抢劫公私财物的犯罪严重的多。因此，《刑法》第17条第2款未列举这一罪名，是立法的疏漏。 （3）贩卖毒品罪与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 《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为选择性罪名，这四种行为均可独立成罪。从其法定刑可以看出，这几种犯罪行为的法定刑完全相同，社会危害性并无多大差异。在刑法修订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刑法》第17条第2款“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的界定就包括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对这四种罪名是同样对待的。而在刑法修订后，仅将这四种选择罪名之一的贩卖毒品罪在《刑法》第17条第2款中加以规定，而对另外三种性质类似、危害相当的罪名未加以规定。应当说也是立法存在的疏漏，应对其加以补充规定。 另外，对于《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贩卖毒品罪，依据《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对于运输少量毒品的，“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而且还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因此，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运输少量毒品的行为，也认为是犯罪，应负刑事责任。与这一规定相比，在刑法分则中，危害更大、更易于认识、应给予更重处罚的犯罪是相当多的。而刑法对危害较小的贩卖少量的毒品的行为加以处罚，而对别的危害更为严重的危害行为不予处罚，应作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这类行为，应当加以数量较大的限制，以免打击面过宽，有悖刑法谦抑、人道的价值追求。 （二）非该款法定罪名的犯罪的加重情节包含上述法定犯罪行为的处理 （1）强奸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 《刑法》第240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加重情节中包括有强奸的行为。由于拐卖妇女儿童罪规定的处罚本身就比较重，其法定最低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刑为死刑，从起点刑看还要重于强奸罪。所以，立法者认为，没必要将强奸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数罪并罚，而应作为它的加重情节。但是由于《刑法》第17条第2款未列举这一罪名，这就出现了问题：如果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参与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并对妇女实施了强奸行为，应当如何处理呢？如果不处罚的话，就出现了同样主体实施强奸行为应受处罚，而实施更严重的拐卖妇女儿童行为并实施强奸行为的却不处罚的矛盾现象；如果按强奸罪处罚的话，同样会出现矛盾，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与已满16周岁的人，如果均实施上述行为，前者应定强奸罪，后者却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罪名。虽然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独立实施上述犯罪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们参与到这类犯罪的可能性是不可排除的。因此，笔者认为，对拐卖妇女儿童罪，应当在《刑法》第17条第2款加以补充规定。 （2）故意杀人罪与绑架罪 《刑法》 第239条规定的绑架罪，其法定最低刑为五年有期徒刑，重于故意杀人罪三年有期徒刑的法定最低刑，此罪本身就是具有较大危害性的危害行为，实践中也存在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这种行为的案例9，而《刑法》第17条第2款未对之加以规定，这本身就是立法疏忽10.同时这一罪名的加重情节“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包含有故意杀人的行为。如果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按绑架罪处理，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不处罚的话，又有悖于罪刑相适应原则；按故意杀人罪处理，同样会出现不同年龄的人实施同种行为定不同罪名的矛盾现象。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罪名加以补充规定。 （三）解决途径 综上所述，对于新《刑法》第17条第2款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应当在立法精神的指导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方法： 1.理论的更新。即对于想象竞合犯，应当用新的、更合理的理论去认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对于以杀人的故意实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行为，可以直接按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2.法律解释。对于强奸罪问题应当做出更合理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避免司法实践中产生的适用困难问题。 3.补充立法。对于危害严重、应当为《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但没有加以规定的罪名。应当通过补充立法将其加以规定。 笔者认为，《刑法》第17条第2款应修改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拐卖妇女、儿童、抢劫、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绑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数量较大的、放火、爆炸、投毒犯罪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样规定，一方面可以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少量毒品的行为从该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里分离出来，以体现刑法主要对其教育挽救，而仅对他们实施的极其严重的危害行为才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的立法精神；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危害较大，应当给与刑罚处罚而刑法还没有规定的，也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从而使法网更加严密，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秩序。参考文献 周道鸾 张军 刑法罪名解释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8 （466）125 最高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当前办理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手册 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1996 （3）106 张明楷 刑法学 1997 (24) 陈泽宪 刑法修改中的罪行法定问题 法学研究 18（6）86《刑法原理》 江西高校出版社 利子平主编

刑法论文篇5

一、短期自由刑的概念界定 所谓短期自由刑就是短期剥夺犯人人身自由的刑罚，在研究短期自由刑之前，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必需明确：“短”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短期”？有力的主张是三个月说、六个月说、与一年说，此外还有一周说、两周说、六周说（Liszt）、四个月说（Carofalo）、九个月说等等，最极端的主张是短期自由刑最下限应为6小时或12小时。 三个月说，是早期的立场，1891年在哈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刑法协会德国分会上，第一次将三个月以下刑期作为短期自由刑，此外 1894年在不伦瑞克召开的德国兼职人员会议，1946年的国际刑法及监狱委员会的决议，1950年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都坚持了三个月说，还有学者WolfgangMittermaier以及木村龟二也都主张三个月说。 自从1959年联合国欧洲咨询小组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会议上采纳六个月说以来，该说受到广泛青睐，H.Mannbeim、日本的多数学者都支持这一观点，德国刑法典以及英国的犯罪者处遇咨询委员会也持这样的观点。 K.A.Hall指出：“什么样的自由刑应为短期并不明确，但是，我认为三个月或者六个月是太低了，从教育的立场来看，九个月及十个月也太短了，我想提出上限为一年的方案。”1950年海牙召开的第12次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上，法国代表P.Cannat也将短期自由刑定义为一年以下的自由刑，日本的藤木哲也也坚持这一观点。一年说的理由是期限太短就不能有充分时间教育改造受刑者。 “短期”问题是以多长刑期有弊害、多长刑期对受刑者的改善、教育不起作用为基准的，即多长刑期以下对受刑者的教育改善不起作用，就被认为是符合这个“短期”量的要求。因此，反过来说，短期自由刑的最下限应以改善受刑者所必需的最低期限为依据，但是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还没有定论。在我国，从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综合的角度来看其上限应该是3年，下限则为15日，也就是说我国刑法中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都应该算短期自由刑的范畴。因为我国的刑法规定的缓刑制度的适用对象就是“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的犯罪分子”，而缓刑则正是为了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而创设的，3年的上限似乎长了些，但在实践当中，如果将法官宣判的刑期和犯罪嫌疑人被先期羁押的时间部分相抵之后则剩余的实际执行的刑期应该能够符合“短期”要求。 拘役刑应该算是我国短期自由刑的代表，我国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仍将拘役作为主刑适用，在刑法分则中规定了可以使用拘役的条文有265条，占分则刑罚条文的82%以上，涉及334个罪名。从条文来看，绝大多数规定了适用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都同时规定了拘役作为选择刑，在数量上仅次于有期徒刑。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出现另外一种现象，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1998年我国实际执行拘役的犯罪分子人数是31251人，占全部被判处人犯的5.9%，其他年份的比例也大都在5%左右浮动。由此可见一斑：短期自由刑在司法实践中是属于被冷落者，只因为其本身弊端较多。 二、短期自由刑的弊端 关于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归纳一下，基本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服刑人员的教育和改造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但是短期自由刑的刑期是有限的，这样便形成服刑人员改造期与服刑期之间的矛盾， 服刑人员服刑期不能满足改造的时间需要，以致无法达到改造效果。台湾学者林山田也认为：“现代刑事政策上的自由刑所预期的刑罚效果，有赖于刑事矫治机构对受刑人的再教育与矫治，而求达到犯人‘再社会化’的终极目标。今若受刑人的服刑期间过于短暂，则刑事矫治机关根本无法从事矫治与教化工作。因此，自由刑所预期之积极性的刑罚效果，在短期自由刑就成为不可能”。前苏联学者别良耶夫也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过批评，他认为，短期剥夺自由由于刑期较短，其教育改造功能难以发挥，在只有隔离或剥夺自由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指望实现改造、再教育被判刑人的目的是不现实的。 第二，由于受狱内存在的监狱亚文化影响，罪犯入狱后可能不但没有悔过自新，反而受监狱亚文化侵蚀，强化了犯罪意志，习得新的犯罪技巧，巩固了犯罪心理结构。文化对社会个体的影响有如下规律：当社会个体开始接触这种文化时，这种文化对社会个体的刺激最大，影响最大；当社会个体接触这种文化一段时间后，社会个体开始对这种文化全面评价，从肯定态度为否定态度。监狱亚文化对罪犯的影响一样。当罪犯入狱一段时间后，监狱亚文化对罪犯刺激最大 ；当受刑人入狱一段时间后一般需二三年后，罪犯对监狱亚文化的兴趣减弱，并对监狱亚文化的态度开始变化。而多数短期自由刑犯是监狱亚文化对罪犯刺激强度最大影响最大期间内服刑的，因此，监狱亚文化对罪犯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初犯。短期自由刑可能使罪犯受到犯罪思想与犯罪恶习的交叉感染与深度感染。林山田教授在论及短期刑的弊端时也指出：“短期刑无异于置受刑人于促成犯罪的环境之中。受刑期中极易结交其他的犯罪人，而于释放后另犯新罪。经常有些机会犯 （偶发犯）更由于短期的监狱，受到其他犯罪人的感染，而变得更具有犯罪倾向。”意大利学者雷·弗里斯塔（AdeForesta）也指出，短期自由刑的时间，对改善犯罪人虽然过短，但很不幸，使其败坏则足足有余。 第三，短期刑犯人大多为初犯、过失犯或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人。这些人主观恶性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尚有耻辱心、悔过心，容易改过自新，重新成为一名守法公民。但是一旦对其判处短期刑，给其贴上“罪犯”标签，只会使他们感到羞愧、绝望，使他们感觉在社会上难以做人，降低了自尊心，自暴自弃，因而无法重返社会。有的则进而产生反社会情绪，甚至重新走上犯罪道路。正如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F.v.Liszt）所说：“短期自由刑既无改善，亦无威吓之效果，只有打击犯罪经历之人的自尊心而已。” 第四，短期自由刑执行中和执行后的“后遗症”多。如罪犯可能因受刑而失业、失学、婚姻家庭破裂，子女的教育培养、家庭的经济生活等也将受到不良影响。罪犯服刑期满，无论是否得到改造，都会在升学、就业、婚恋等方面受到歧视和阻碍，从而对前途失去信心，复归社会困难。 此外，短期自由刑短期自由刑的受刑者大多属于下层阶组的人，上层阶组的犯罪人往往只被处以罚金，这恐怕加深了不公正感；另外，短期自由刑的受刑者过多地占用了监狱设施，给行刑实务造成了过大的负担，如此等等。 三、短期自由刑的程序控制 既然短期自由刑有如此多的弊端，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彻底废除它呢？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短期自由刑同样也有它存在的理由和价值。短期自由刑并非根本就不具有预防作用，其被指责的一些弊端也为其他刑种所具有即并非其所特有，而且其中一些弊端并不是其本身所必有，而是由于刑罚执行方式的不科学造成的。况且，正如奥地利刑法学家谢利（Seelig）强调的那样，短期自由刑具有必要的警告、威吓、赎罪、惩罚的记忆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其符合现代刑罚发展的轻缓化趋势。因此短期自由刑作为长期自由刑与非监禁刑的过渡措施还是有它的存在价值的。但是在控制短期自由刑的弊端上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些对策的。国内外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或者是正在探讨许多实体法上的对策，如A.刑罚替代措施：将短期自由刑易科为罚金、强制劳动、训诫、剥夺或限制一定资格等；B. 变更执行方式：如开放式处遇、扩大监狱行刑的社会参与、改进分级处遇制度等。但是少有从程序法的角度进行探讨的，下面笔者就从形式犹豫制度体系的构建，也就是从程序上对如何控制短期自由刑的弊端作以粗略探讨。 （一）刑事犹豫制度含义 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是法的价值的重要内容，其间的争论也从两者产生一直持续至今，实体法固然有其正义的内在要求和规定性，程序法则可以通过保障实体法的实施来贯彻实体法的正义要求，然而程序法是否存在独立的、非依附性的价值、这种价值在哪里，虽然争论的声音还没有消失，但主流的观点还是值得赞成的：程序法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实质正义不仅仅通过实体法的规定和贯彻来实现，对某些刑事争议按照法律规定的一定的程序进行诉讼也是可以实现实质正义的。刑事犹豫制度就是最好的明证。 关于刑事犹豫制度的含义，我国台湾学者许福生说：犹豫制度乃是目前整个刑事司法体系在处理有关犯罪问题的时候，包括警察机关的犯罪侦查，检察机关的追诉犯罪，法院的审判及监所的行刑等，针对刑事司法的各个阶段，分别检查其可否暂缓国家刑罚权执行的制度。笔者认为刑事犹豫制度不仅仅包括刑罚权的暂缓执行，更应该包括对于某些行为的非刑罚化处理。所以刑事犹豫制度应定义为：刑事司法机关在刑事程序的各个阶段，基于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根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人身危险性的综合评价，决定对其进行的非刑罚化或者是暂缓刑罚权执行的制度。笔者认为在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和裁判阶段都可以有犹豫制度发挥作用的空间。 （二）侦查阶段的移送犹豫 移送犹豫是指警察机关，经过侦查后，对于危害轻微的刑事案件不移交检察机关而自行处分而终结案件的制度。日本《侦查规范》第195条规定：“对于犯罪事实极其轻微，并且，检察官已事先指定不必移送的侦查事件，可以不移送。”根据检察官的一般指示，对（1）被害数额小，案情轻微、被害状况已经恢复的犯罪、被害人不希望处罚且犯罪嫌疑人属于偶犯没有再犯可能性的盗窃、欺诈、贪污或类似案件；（2）情节轻微、金额微小，共犯没有再犯可能性的案件；（3）其他经检察官特别指示由警察处理的轻微案件，没有实施刑罚必要的，不需要经过移交程序，由警察依照职权执行做出免于刑事处罚的处理。同时，警察应每月将记录由解决日期、犯罪嫌疑人姓名、犯罪事实概要等的轻罪处理报告书呈交检察官备案。但是警察机关对于不必送交的案件，得为下列之处置：对嫌疑犯加以严厉的训诫，告诫其将来不要犯罪；劝导其赔偿犯罪损失或向被害人认罪；传唤其亲权者及雇主，让他们对嫌疑犯将来给予必要的监督注意，以防止发生再犯 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也认为，如果在立案或者侦查阶段发现案件情节轻微，不宜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或者是犯罪嫌疑人已经被特赦，或者已经死亡，或者案件已过追诉时效或者是告诉才处理而没有告诉的等等情况下，侦查机关应当做出不予立案或者终结案件的决定。如果犯罪嫌疑人有一般违法行为需要处理的有权机关应该给予其行政处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应该算是我国比较典型的移送犹豫制度，侦察机关享有不移送非刑事案件的权利，但是我国法律还没有赋予侦查机关单独决定不移送轻微刑事案件的权利。这一权利的实现在我国是靠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制度来实现的，也就是我们下面要介绍的起诉犹豫制度。 （三）起诉阶段的起诉犹豫 起诉犹豫，又称为起诉便宜主义或裁量起诉主义，它是相对于起诉法定主义而言的一种起诉制度和刑事诉讼理论，是指在刑事诉讼的审查起诉阶段，虽然该案件已经符合起诉的基本条件，但还是赋予检察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所涉案件的事实、情节以及危害结果等因素，来决定是否对其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制度。起诉犹豫出现于本世纪20年代，50年代以后在一些西方国家中盛行。最初，起诉犹豫的适用仅限于违警犯和少年犯，后来便逐渐扩展到所有轻微犯罪和检察官认为可以不起诉的犯罪案件。 日本现行的《刑事诉讼法》（1948）中，第248条规定了检察官起诉犹豫的制度。该条规定，检察官“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境遇、犯罪的轻重、情节以及犯罪后的状况，认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之必要时，可以不提起公诉”。也就是说，对于已经构成犯罪的被告人，法律赋予检察官在一些具体情况下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此外，该法第257条还规定：“公诉在第一审判决前可以撤销”，这也是起诉犹豫的重要内容。类似的规定也出现在了《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当中：程序处理轻罪的时候，如果行为人责任轻微，不存在追究责任的公共利益的，经负责开始审判程序的法院同意，检察院可以不予追究。对于尚未受到最低刑罚威胁，行为所造成后果显著轻微的罪决定不予追究时，无需法院同意；已经提起公诉时，在前款的先决条件下，经检察院、被诉人同意，法院可以在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停止程序。 我国，1997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在我国刑法理论上被称作人民检察院的“酌情不起诉”权。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分别作出了《关于审查逮捕和公诉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人民检察院实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两个司法解释，就该条款的适用问题作出了补充规定。《意见》第二部分中指出：“适用这一条款应该把握以下两点：（1）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被不起诉人的行为事实上触犯刑法。（2）犯罪情节轻微，主要是指，虽已触犯刑法，但从犯罪动机、手段、危害后果、犯罪后的态度等情节综合分析，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为体现分化瓦解犯罪分子的刑事政策，对于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等，可以在起诉其他主犯的同时，对从犯、胁从犯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规则》第253条进一步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经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由此可见，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实际上是借鉴了德日的立法经验，确立了中国的起诉犹豫制度。 另外，笔者认为我国的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作为重要的不起诉制度内容， 从广义上讲，也应该算是起诉犹豫制度的内容。因为起诉犹豫制度从产生目的和存在价值上讲，无外乎是在贯彻刑罚的谦抑性和经济性原则。且证据不足或者是法律规定的不应作为犯罪来处理的情形出现时，不去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本身就是在贯彻“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的“用刑之道”和“在保障正义的前提下，尽力节省诉讼资源”的诉讼经济原则。 （四）审判阶段的宣告犹豫： 宣告犹豫又叫缓刑宣告，它造始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定罪和量刑相分离的司法制度，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指审判机关虽然认为被告人有罪，但却在一定考验期间内，暂不宣告其罪；另一种是指审判机关虽然宣告被告人之罪，但却在一定期间内，暂不宣告其刑。大陆法系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后来继承并将宣告犹豫制度本土化，形成现在的执行犹豫制度。 执行犹豫，是指对于性质和情节轻微的犯罪人，在一定期限内，犹豫对其所判之刑的执行的一种制度。具体的讲，就是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人，虽然宣告其罪其刑，但是在一定期间内，暂不执行其刑罚，促使其改过自新，在此法定犹豫期间，如无特定法定事由发生，则期间过后不再执行原判刑罚。立法上，又将其称作缓刑制度。19世纪中叶意大利著名刑事实证学派学者龙勃罗梭对此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短期监禁不可屡施于人，因为监狱为共同犯罪之学校，而共同犯罪又为犯罪中最危险的犯罪……防止小罪及偶尔犯罪的最善方法，莫如缓刑。”执行犹豫制度具体又有条件附特赦主义 （SystemderbedingtenBegnadigung）和条件附罪刑宣告主义 （SystemderbedingtenVerurteilung）的区分。前者是指犯罪分子被宣告缓刑后，在考验期内，如无法律所规定的特定情况的出现，则期间经过后所宣告之刑罚不再执行，但犯罪分子所犯的罪名依然存在。大陆刑法采用这种模式。后者是指犯罪分子被宣告缓刑后，经过一定的犹豫期间，如符合法定条件，则不仅免除其刑罚的执行，而且原来的有罪宣告也失去效力，原来的罪名不再存在。我国台湾刑法采用这种模式。而最早将执行犹豫制度立法化的国家是比利时，其于1888年就确立了执行犹豫制度。德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法国、美国等国家都规定了这一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宣告犹豫的规定，严格的讲我国审判阶段的犹豫制度应属于条件附特赦主义的缓刑制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执行犹豫制度。我国大陆《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也就是说对于那些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犯人，不是立即押赴监狱执行刑罚，而是相应的给其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此期间没有故意犯罪，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则原判刑罚便不再执行。这有利于犯人的社会回归，有利于刑罚预防目的的实现。在此笔者建议借鉴国外的宣告犹豫制度以，完善我国的犹豫制度体系，更好的限制短期自由刑的启动。

刑法论文篇6

（1）基本含义。罪行法定原则主要是指对于哪些行为是犯罪，应该处以何种刑罚，都由刑法事先明文规定。就具体而言，其含义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①罪的法定，即哪些行为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认定等问题，都应该由法律进行明文规定；②刑的法定，即对于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应该处于何种刑罚以及具体的量刑标准等问题，应该由法律进行明文规定。因此，对于刑法中尚未明文规定为犯罪的相关行为，不能对其进行定罪处罚。

（2）历史沿革。罪行法定原则有着复杂的发展历程，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不断地趋于完善。其中第三十七条鲜明了体现了这一思想。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自由民除经贵族裁判外，不应受到相关刑事处罚。已经包含了相关的指导思想。十七世纪末，关于该原则的相关理论逐渐趋于系统化。法国先后颁布的《人权宣言》、《法国宪法》将这种精神提升为一种宪法性原则，并将其以法律的形式进行明确规定。此后，欧洲各国开始广泛的认可这一原则，并付诸于应用。日本是亚洲最早接受该原则的国家，而后清末修律时，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努力下，中国才首次引入该原则。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在97刑法颁布之后，这一原则被正式确立下来。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作用

（1）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是无论任何罪名、任何刑罚都必须由法律进行明文规定。因此，在相关立法过程中坚持该原则，能够促使立法人员在立法过程中慎重地对社会实际进行全方位的考量，以图能够将可能出现的危害行为纳入到刑法之中，从而增强法律的有效性，使创制的法律更加科学合理。

（2）刑事司法主要是将刑法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之中，以此来惩罚犯罪。因此，在司法活动中坚持该原则，能够更好地指导司法机关对社会行为进行违法性认定，从而有效地规范司法机关的行为。另外，坚持该原则能够有效地指导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准确地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量刑，从而增强审判活动的公正性。

（3）罪行法定原则通过事先对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处以何种刑罚进行明确规定，能够增強民众对违法行为的认识，使其能够在日常的行为中有效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范，增强民众的法治观念和意识，从而有利于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更好地推动法治化进程。另外，该原则在对司法活动进行有效指导和规范的同时，能够有效地保护民众在司法活动中的权益，使民众能够在司法活动中根据法律规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定性，从而有效地为自己辩护。

三、改进建议和措施

罪刑法定原则虽然随着法学的不断发展而日渐趋于完善，但是就我国的法律实践而言，该原则依然存在着诸多不足，有碍于我国法治化进程。基于此，国家应该从以下几个点来对该原则进行弥补。

（1）当前，我国刑法体系较为完备，但是基于法律的滞后性，其依然存在着很多不足，从而不利于对社会行为进行规范。因此，国家应该加大对法律人才的培养力度，极大地提高立法人员的法学水平，从而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合理性。另外，国家法律工作者应该积极学习外国先进的法律规范，并结合自己的社会情况，将其融入到立法活动中，从而提高立法水平，使法律更加完善合理。

（2）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法律很难跟上社会快速发展的步伐，因此刑法就难以全面地对社会行为进行规制，特别是新出现的行为，这时司法解释的作用就完美地显现出来了。但是，当前我国的司法解释依然较少，使得其弥补刑法缺陷的作用较弱。因此，国家应该充分重视司法解释在法律实践过程中的作用，使相关人员能够结合当前地社会情况及时作出相关司法解释以弥补刑法的漏洞，从而更好地对社会行为进行规制。

（3）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对一切行为进行定罪量刑时，都必须找到具体的法律明文规定作为依据，这样就使得法官在具体的审判活动中难以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灵活地运用法律，从而不利于法律公平正义精神的实现。因此，国家应该制定完善地法律程序，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给予法官有限地自由裁量权。

四、小结

刑法论文篇7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国际犯罪严重危及到国际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因而加强对国际犯罪的防范和打击，已成为国际社会所必须面对的一项严肃的课题。应该说，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已经为严密预防和惩治国际犯罪的法网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由于当今世界各国在文化传统、社会政策、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国际社会在惩治国际犯罪方面，很难达成协调一致的全球一体化的刑事法律规范，即使是已经达成的国际公约，如果没有国内法的支持和呼应，其效力往往也会大打折扣，甚至无法得到执行。为了满足打击国际犯罪的现实需要，世界各国普遍加强了惩治国际犯罪的国内立法举措，为惩治其境内的国际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在惩治和防范国际犯罪方面一向重视和努力。建国后不久，中国就明确承认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关于禁止和制裁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决议，并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后，中国又陆续加入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等一系列同国际犯罪作斗争的国际条约。为了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进一步严密打击国际犯罪的刑事法网，1997年较为全面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许多方面均较过去更加明确地规定了惩治国际犯罪的诸多刑事法律规范。例如：我国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原则、普遍管辖原则、战争犯罪、毒品犯罪、环境犯罪、恐怖犯罪等的规定，就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国际刑法规范的内容。但也毋庸讳言的是，中国关于国际犯罪的刑事立法还存在不少缺陷，因而未能充分发挥其惩治与防范国际犯罪的效能。本文拟对中国现行刑法如何与国际刑法相结合进行研究。 一、现代世界各国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的互渗共进，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中国的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固然要注重刑法的本土化，但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更为迫切的是刑法的国际化。积极合理地吸收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注重本国刑法的国际化，顺应与迎合当今世界刑法向着民主、人道、开放、科学的进步趋势，对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意义尤为重要。我国刑法国际化的途径也不外乎两种，即吸收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积极缔结、加入有关国际刑事公约，并在国内刑法中将公约内容体现同来。1997年修改后的现行刑法典在促进中国刑法国际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1、刑法基本原则在刑法典中的正式确认，顺应了当今世界刑法民主、人道、新生人权的进步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刑法典没有正式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相反却规定了刑法的类推适用，体现了当时过于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忽略其人权保障机能的思想倾向，因而屡被西方国家以中国不尊重人权为由而加以诟病。1997年刑法典在第3条、第4条、第5条分别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使我国刑法发展融入了世界刑法发展的潮流。 2、增设了刑法的普遍管辖原则。 1980年以来我国相继加入了一些国际刑事公约，如《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行为的公约》、《反对劫持人质公约》，这些公约都规定了普遍管辖原则。我国在批准加入这些公约后对公约所规定的国际犯罪就承担管辖和制裁的义务。为了履行公约义务，1997年刑法第9条的规定，使普遍管辖原则正式在刑法典中得到了确认。 3、确立了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制度，迎合了法人犯罪法典化的发展趋势。 1997年刑法典以一个专节规定了单位犯罪的概念和刑事责任的承担形式，使单位犯罪正式得到了刑法典的确认，迎合了法人犯罪法典化的发展趋势。 4、进一步限制和减少了死刑立法，体现了刑法的人道、谦仰，符合了世界范围内减少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主流。 截止2000年10月底，在世界上全部194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76个国家对所有犯罪都废除了死刑，10个国家对普通犯罪废除了死刑，37个国家成为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可见，减少并最终废除死刑，是刑法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1997年法典明确限制了死刑的适用对象，放宽了死缓的适用条件，严格限制了盗窃罪适用死刑的条件，因此，在此意义上，可以说1997刑法在死刑问题上所作的努力，符合了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的世界潮流。 5、果断地将反革命罪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是我国刑法致力于科学化与适合现代刑法之通例的重要举措。 6、根据中国加入的国际公约的规定，新刑法典分则修改完善了部分犯罪的规定，增设了有关新罪。前者如1997年刑法典对有关航空器犯罪、毒品犯罪、文 物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环境犯罪的修改完善，后者如对恐怖活动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洗钱罪的增设。这些犯罪，既是中国国内法上的犯罪，也可以视为相应的国际犯罪构成在现行刑法典中的具体化。 二、国内刑法国际化融合存在的问题 第一，中国刑法与国际刑法规范之间的关系不明确。 第二，中国刑法典第9条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根据这一规定，应当在中国刑法典分则中规定相应的国际罪行。但遗憾的是，中国刑法典分则规定的国际犯罪屈指可数。而对于尚未明文规定的国际犯罪，根据刑法典第3条确定的罪刑法定基本原则，就不得定罪处刑，因而中国刑法典第9条规定的“适用本法”就等于纸上谈兵，既不能承担有关条约义务，也不能真正行使对国际犯罪的刑事管辖权。 第三，中国已加入的国际条约中规定了侵略罪、反和平罪、灭种罪、反人道罪、种族歧视罪、海盗罪、扣留人质罪等国际犯罪，但中国刑法对于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上述犯罪行为，没有专门加以规定，虽然可以将上述有些行为视为杀人、放火、决水、贩毒、爆炸、伤害、抢劫、劫机、绑架等犯罪适用中国刑法进行追究，但上述国际罪行的内涵远非是这些国内刑法中的罪名所能涵盖的。而且也有些行为也无法归入这些犯罪中，因而成为“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如灭绝种族罪、种族歧视罪、种族隔离罪等，因没有专门的法条规定，而难以予以追究惩处，即使将之勉强归入现有罪名中处罚（如将种族灭绝罪作为故意杀人罪来处罚，将奴役罪纳入非法拘禁罪或者强迫职工劳动罪中处罚），亦显然有罚不当罪之虞，与这些犯罪之严重危害性远不相称。 三、加强中国刑法与国际刑法融合的措施 （一）完善中国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 1、理顺并明确中国刑法和国际刑法规范之间的关系，中国在处理国内刑法同国际刑法规范冲突时，也应实行国际刑法规范优先的原则。这一原则应当贯彻到所有中国已经签署或者加入的国际条约，亦即中国已正式承诺遵守的国际刑事法律规范可以直接适用于中国。 2、坚持普通刑法与特别刑法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国家应在其普遍刑法中宣布凡该国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国际犯罪，在国内法中尚未规定的，应参照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来处理；另一方面，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特别刑法来打击新的国际犯罪。 3、完善中国的死刑制度，国际规范性文件确立了一系列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如死刑适用的范围为最严重的犯罪；任何人只要其在犯罪时未满18岁，便不得被判处死刑；对孕妇或新生婴儿的母亲、精神病患者不得执行死刑等等。中国刑法典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1）较大幅度地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2）严格而合理地限制适用死刑的对象；（3）完善死刑的减刑制度；（4）增设死刑的赦免制度。 （二）完善中国刑法分则的有关规定 凡是中国已经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国际罪行，在中国刑法中尚无相关条款的，均应该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增补为新罪并纳入刑法典，或者以特别刑法的方式增设为新罪并在刑法典修订时纳入刑法典分则的有关章节之中。这样便可建立一个完整惩治国际犯罪的国内法律体系。

刑法论文篇8

关于酷刑罪侵犯的对象，有学者认为，酷刑的对象是已经作了某种行为或涉嫌到某种行为的人，其侵犯的客体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人的人身、尊严、人格等关系。[33]也有学者认为，酷刑的对象主要是上述人员，但是不限于此。1949年通过的日内瓦四公约中的共同第3条均禁止“残伤肢体、虐待及酷刑”，其对象不仅包括伤病者和战俘，还包括没有作出或涉嫌作出某种行为的平民。同样，根据《禁止酷刑公约》所作的定义，酷刑的对象是“某人”（a person），对该“某人”施加酷刑行为，也可能是为了处罚、威胁第三者，或者仅仅是基于歧视而毫无理由地折磨第三者。因此，酷刑的对象并不特定，任何自然人都可能成为酷刑的对象。[34]笔者认为，相比之下，后一种观点更为科学、全面反映了酷刑罪的本质，更能充分、准确体现惩治酷刑罪的立法意图。 （二）客观特征 酷刑罪的客观方面特征表现为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具体说来，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1条、第3条的规定，构成酷刑罪的行为人必须实施了下述行为之一： 1、实施了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 2、唆使、同意或默许了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 3、有施行酷刑意图的行为； 4、合谋或参与酷刑的行为。 公约将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疼痛或痛苦排除于酷刑之外，即如果是依照法定程序合法地执行法律制裁，即使由于法律制裁所固有的或随附的性质而引起受到制裁的人肉体上或精神上的疼痛或痛苦，也不构成酷刑罪。[35] 酷刑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按照传统刑法的观点，刑法中所说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作为，是指行为人以身体活动实施的违反禁止性规范的危害行为。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行为的特定法律义务，能够履行而不履行的危害行为。[36]关于酷刑的行为方式，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酷刑的客观行为只能表现为作为的形式，而不存在不作为的方式，因为从作为与不作为的一般性认识上分析，不作为是应为而不为，如果酷刑行为的表现方式包括不作为，就等于说公职人员应当施加酷刑行为，因不作为而“未施加”也构成酷刑罪。[37] 第二种观点认为，第一种观点把作为和不作为的区别理解为施加和不施加的区别，却疏漏了存在法定的作为义务却不作为从而导致酷刑后果的情形。例如，监管机关有义务提供被监管者生活所必须的食物、水和医疗，对此义务的疏忽或不作为是否构成“酷刑”行为，将依赖于不作为的具体情形是否满足其他构成要件。欧洲人权委员会曾经在丹麦等国诉希腊案中，认为：“希腊政府没有给囚犯提供食物、水、暖气以及适当的洗漱设施、服装、医疗和牙齿护理，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构成酷刑‘行为’。”所以酷刑既可以由作为构成，也可以由不作为构成。[38]我国大多数学者都持这种看法。[39]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更加准确地反映了酷刑罪的“行为”的内涵。 酷刑行为的后果是疼痛或痛苦的“剧烈”性（severity），这是构成酷刑罪的必备要件。剧烈程度是确定一个行为是酷刑行为还是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行为的标准。但是，到达什么程度方为“剧烈”呢？由于对受害者肉体或精神上的疼痛或痛苦是否“剧烈”进行判断时主观性很强，容易产生分歧，基于不同的历史 文化背景、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所持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因素，不同的社会，甚至同一社会的不同地区或者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严重程度的认识可能会有所不同。在起草《禁止酷刑公约》的过程中，围绕“剧烈”（severe）这一措辞曾有过删除和保留两种建议，人权委员会酷刑公约工作组采用了保留的方式，但没有对“剧烈”一词予以界定。[40]无论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是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均未就此作出明确解释。同样，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和反酷刑宣言也未对此有所说明。[41]我认为，对于确立酷刑罪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疼痛或痛苦的“剧烈”程度应当有操作性强的细则予以解决，否则会给司法实践中认定酷刑罪带来很大困难。

刑法论文篇9

刑法规范的解释运用，是从形式的角度还是从实质的角度进行？这既是一个刑法的基本立场问题，也是刑法方法论的路径问题。争论源起于近些年来在日本刑法学界形成的“形式的犯罪论”和“实质的犯罪论”的学说对立。自现行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以后，我国刑法学界也基本形成了上述两大基本立场。

(一)形式解释论

形式犯罪论者主张“在构成要件的解释上，在进行处罚的必要性或合理性的实质判断之前，应当从具有通常的判断能力的一般人是否能够得出该种结论的角度出发，进行形式的判断”。即严格尊重和忠实于立法者通过刑法文本表现的立法意思，根据刑法条文对构成要件进行形式的解释。

(二)实质解释论

根据实质的犯罪论者的主张：“对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判断不可避免地含有实质的内容，即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从处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角度进行判断，因此，对刑罚法规和构成要件的解释应该从这种实质角度进行。总之，实质的犯罪论者主张的是‘实质的刑法解释’。”法律解释的目标不在于探求历史上立法者事实上的意义，而在于探究和阐明内在于法律的意义和目的，即处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如前田雅英教授精妙地将其概括为具有“挑选值得处罚的法益侵害行为的机能”，只有那些对法益的侵犯性达到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犯罪并予以刑罚处罚。

二、刑法实质解释论的提倡

笔者赞同实质解释论的立场，正如刘艳红教授所言：“法律实质理性对形式理性的介入，兼具形式与实质内容的现代罪刑法定原则的兴起与古典罪刑法定原则的终结……这一切决定了犯罪论体系不单是纯粹形式的行为框架，而应该从实质上判断行为是否值得科处刑罚；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不能仅从形式上进行，而要从刑罚法规的妥当性的实质层面进行。”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刑法的解释和适用，决不是极其简单的逻辑过程。刑法中的构成要件是将生活事实的类型化，但它并非是纯粹的经验事实，作为犯罪的成立条件，从一开始就蕴涵了立法者否定的价值判断，它是价值性的载体。“在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中，立法者都要处理某个典型的生活事实过程或利益状态，并对此作出法律评价。”这一评价就是，立法者认为它所规定的某种法定的构成要件或者说特定的事实类型的行为是需要刑罚予以惩罚的。法官的活动就是将某种业已发生的现实行为涵摄于法定的构成要件事实之下，如果涵摄是可能的话，那么就可以直接适用刑罚。通过现实的“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之间的连接，每个法律规范都将表明：在事实构成所描述的事实行为中什么才应该是适当的、‘正义的’”。立法者显然认为，只有处罚值得处罚的行为才是适当的、正义的，这种正义就是具有实质合理性的正义；它正是对作为刑法规范的形式正义的实现。因此，在评价某一现实发生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中规定的构成要件时，不能仅仅满足于从纯事实性的描述中寻求答案，而要从是否有助于实现刑法的实体正义，是否有助于刑法的人权保障与法益保护的目的。

2.从罪刑法定原则来看，实质的解释论非但没有背离罪刑法定原则，反而还解决了其实质侧面和形式侧面的冲突，使二者达到了有机的统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必须同时发挥作用，两者也确实存在冲突：成文法的特点决定了刑法条文可能包含了不值得科处刑罚的现象，即客观上存在符合刑法的文字表述实质上不值得科以处罚的现象。对于此种冲突，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实质的解释论来克服。首先，根据刑法与国民人权、自由的关系，只要行为没有侵害和威胁法益，就不应当规定为犯罪，否则国民的人权就会受到侵犯，自由就会受到不合理的限制。其次，在由于语言特点导致刑法文字表述可能包含了不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的前提下，应当对刑法作出实质的解释，使刑法规定的行为仅仅限于值得科以处罚的行为。否则，根据刑法被定罪量刑的行为，完全可能是没有侵害法益或者侵害程度轻微的行为。这显然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以及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的实质性要求。

3.实质的犯罪论和刑法解释论有利于实现实质正义和刑法的安定性。如前所述，立法者不可能制定出一部完美无缺的刑法，僵硬的法条永远难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面对无法从原有法条中得出明确答案的全新问题，只能通过修改法律或是解释法律来加以解决。但是，法律应当稳定，朝令夕改的法条不会使公众产生任何亲切和信任，也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权威——条文频繁的变动可能造成法律适用的不平等，从而导致违背正义。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谨慎地面对法律修改——至于作为涉及到生杀予夺等公民最基本权利之变更的刑法，则更是如此。正是由于其保障性和最终性，刑法比其部门法更需要安定性，修改过于频繁，会使广大公民的生命和财产陷入一种惴惴不安的惶恐中。因此，最为可能且成本最低，因而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对成文的刑法规范进行解释，建立起发达的刑法解释学，使之适应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和各种特殊的案件类型。毕竟，“无论一部刑法典的内容多么完备，都注定没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唯有以刑法解释学为模式建立起来的刑法学体系，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三、刑法实质解释论的运行：以法益为中心的实质解释

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故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解释，意味着发挥法益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正如台湾学者林山田所说：“一起犯罪之构成要件系针对一个或数个法益，构架而成。”既然刑法条文是在保护某种法益的目的下设计的，那么对构成要件的解释，理所当然必须以法益内容为指导。“法益对构成要件解释的指导意义表现在，应根据法益来解释构成要件，使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能保证符合该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通过该罪名所要保护的法益。对某个罪名所要保护的法益内容理解不同，将会导致对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的不同，进而导致刑法的处罚范围不同。”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充分发挥法益作为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下面笔者仅以保险诈骗罪为例，联系分则条文，阐明法益概念的解释论机能和法益内容对确定该罪构成要件的指导机能。

有关保险诈骗罪的着手理论界存在几种观点：(1)开始实施法定行为说。这种观点认为判断保险诈骗罪的着手应严格依照刑法规定的行为方式，即以行为人开始实施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五种犯罪行为方式（即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为本罪着手认定的标准。此观点为通说。(2)索赔说。这是我国学者张明楷教授的观点，此观点主张以行为人开始向保险公司索赔或者提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为保险诈骗罪的着手判断的标准。

笔者认为，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就保险诈骗而言，虚构保险标的、造成保险事故等，只是为诈骗保险金创造前提条件；行为人只有向保险公司索赔或提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时，国家的保险制度及保险人的财产所有权——即本罪保护的法益，才有受到本罪侵害的现实可能性，或者其受到侵害的危险才能达到紧迫程度。因此，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成立本罪着手。例如，行为人为了骗取保险金而杀人的，在杀人时只是侵犯到了被害人的生命权，并没有侵犯到国家的金融秩序和公共财产所有权，故而此时只构成故意杀人罪，而非保险诈骗罪。bsp;运用法益的确认功能，还能够对隐瞒保险危险（瑕疵投保）骗取保险金的行为进行认定。第一种观点认为，这一行为归属于“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以保险诈骗罪论处。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虚构保险标的，是指投保人投保的标的并不存在，而是其杜撰的”。因此，虚构是将无说成有，而隐瞒是将有说成无，上述行为虽然都是欺骗行为，但行为特征却截然相反。故而，隐瞒保险危险是隐瞒型的诈骗行为，不能将其解释为虚构保险标的。所以，上述行为也就不符合保险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但笔者认为，从这两种行为对保险诈骗罪法益的侵犯程度出发，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二者之间并无任何本质差别，因此，保险诈骗罪中的“虚构保险标的”当然应该既包括编造完全不存在的标的，也包括编造与实际存在内容不一致的标的。将保险诈骗罪隐瞒真相的特征排除在其客观行为内容之外的观点，就不能体现刑法国家的金融秩序和公共财产所有权这一法益进行保护的目的。

当然，法益作为确定刑法处罚范围的价值判断标准，还表现在当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发生变更时，应及时根据变更后的法益调整对构成要件的解释，而不能继续按照原有规定来解释本罪的构成要件。

摘要：刑法规范的解释适用，究竟应当从形式角度还是实质角度进行，将从刑法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的学说之争入手，通过分析比较提出应当提倡刑法实质解释论的观点。实质解释论更好地解决了罪刑法定原则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之间的冲突，有效地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有利于实现实质正义和刑法的安定性。在刑法实质解释论运行方面，主张发挥法益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并以保险诈骗罪为例进行阐述分析。

关键词：刑法解释;实质解释;实体正义;法益

参考文献：

[1]梁根林.刑法适用解释的难题——以最高人民法院对奸淫的“批复”为视角[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1).

[2](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85.

[3](日)大谷实.刑法总论[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73.

[4](日)前田雅英.现代社会と实质的犯罪论[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

[5](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M].丁小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6]张明楷.刑法学的基本立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17.

[7]刘艳红.走向实质解释的刑法学——刑法方法论的发端、发展与发达[J].中国法学，2006，(5).

刑法论文篇10

缓刑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它体现了承办和宽大相结合，惩罚和教育相结合，依靠专门机关与贯彻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政策。正确适应缓刑制度，不仅能够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利用社会力量鼓励犯人改过自新，节约司法资源，而且有利于家庭稳定，社会安定，减少社会矛盾，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过长期的国内外实践，证明了缓刑制度是一项改造罪行轻微的罪犯较好的刑罚制度。但是有关缓刑制度，我国与刑罚制度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当代刑罚制度发达的国家，缓刑的适用率普遍较高。资料显示，在美国1990年共有250万人在缓刑监督管理之下，比1980年增长126%，1997年的缓刑人数也保持在236万。①而1991年，美国正在执行缓刑的犯人更是达到创记录的约270万人，大约是监狱在押犯人4倍。在美国成年罪犯中，大约有65% 被给予了缓刑的处遇。②在芬兰，通常有2/3的监禁刑被缓期执行。③在北欧某些国家，缓刑的适用率更高，瑞典1996年约有2万5千人被判自由刑，其中竞有2万人被宣告缓刑。④而我国的缓刑适应率长期以来都比较低，不仅因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还由于我国刑法在缓刑适用的规定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缓刑作为一种集刑罚社会化、个别化、人道化、经济化于一身的刑罚制度，符合刑罚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因而迟早会在我国刑罚裁量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目前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司法经验，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的做法，不断完善我国缓刑制度。 一、现行缓刑制度的弊端 1、适应缓刑条件的规定过于原则，难以操作。 法律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法官对犯罪人定罪判刑后，必须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才能适应缓刑。从理论上将，这是适应缓刑的实质要件和核心内容，而如何判断“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法律未作进一步规定，而由法官根据案情进行预测，法官的个人因素和外部影响往往导致不同的预测结论。同时这也为某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借口，更不符合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公开、公正。在实践中容易导致不敢大胆适应缓刑和滥用缓刑的两种倾向。 2、未能体现对少年犯从宽处罚的精神。 对少年犯立足挽救，注重感化教育，已成为共识和世界司法发展趋势。我国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各地基层法院纷纷成立了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少年法庭或者少年合议庭，并将尝试成立少年法院，专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但现行缓刑制度未能体现对少年犯这一宽大的政策和精神。 3、缓刑执行制度不健全，职责不明确。 根据刑法的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有：目前公安因警力紧张，很难抽出人力专门负责考察工作；犯罪人所在单位和基层组织的职责与地位不明，影响了对缓刑的判处；法院在考虑对犯罪人适应缓刑时，须先征得犯罪人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的意见，而其是否愿意接受履行考察职责，往往可以决定对犯罪人是否适应缓刑，这有悖法律的原意，也有悖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目前，我国正逐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企业运行的规律看，企业对缓刑犯的考察也存在许多问题；随着人口流动大大加快，随之而来的流动人员犯罪日渐突出，由于对流动人员无法落实缓刑考察措施，法院在量刑时，即使对符合缓刑条件的一般也不予宣告缓刑，这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二、缓刑适条件和程序的完善 1、缓刑适用条件的完善 我们认为，将“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作为适用缓刑的原则性实质要件是合理的。此实质要件从根本意义上看，是针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而言。综合案件的各种情况和犯罪人的主客观因素，集中考察犯罪人的人身危害性，是判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根本所在。纵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立法例，均有此实质要件之规定。但对此要件之判断标准如何，立法方式有二：一是不作具体规定，完全由法官酌量裁定，如英美法系各国；二是具体规定有关标准及其内容，如出于过失的犯罪、 自首、非恶性犯罪，少年犯等，如法国、比利时、日本等国采此立法例。⑤我们认为，我国对缓刑制度的规定应采取第二种模式，总结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经验，对判断实质要件的标准予以具体化，明确规定法官在判断行为人有无人身危险性从而裁量适用缓刑时，应考虑下列因素：（1）未成年犯。这些罪犯中大部分人可塑性大，易受环境影响，从司法实践来看，对这部分罪犯判处缓刑，借助学校、家庭、社会力量进行教育、感化、挽救，效果较好。（2）胁从犯。由于其系被胁迫、诱骗参加犯罪，主观恶性不深，放在社会上较容易改造。（3）过失犯、中止犯、因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构成的犯罪。此类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很小，一般再犯可能性不大。（4）情节一般之初犯。这部分罪犯中很多人是由于一念之差走上犯罪道路，犯罪后又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希望政府给他们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因此把他们放在社会上改造，能促使他们遵纪守法，不再重新犯罪。（5）因民事纠纷，特别是家庭、亲属、邻里之间的纠纷引起的犯罪中的罪犯，只要危害后果不大，均可考虑适用缓刑。这有利于邻里和睦、家庭稳定，减少损害结果和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6）一般犯罪具有自首、立功的情节。罪犯能够投案自首，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等其他的立功表现，表明其能够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我们认为，在保留刑法规定“可以”适应缓刑的同时，增加“应当”适应缓刑的规定，这不仅强调了量刑统一、公开、公正的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较少了“该判缓的不判缓，不该判缓的乱判缓”的现象，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司法形象。因此，可以将刑法第七十二条修改为：“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应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其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宣告缓刑： （一）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人； （二）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危害的。 （三）犯罪中止的； （四）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 （五）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 （六）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聋哑人、盲人和其他病疾者； 2、适当修改对累犯一律不得适应缓刑的规定 累犯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两次故意犯罪，并且两次犯罪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通常情况下累犯都显示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具有较强的人身危险性，不应适应缓刑。但并不能排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累犯并没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严重的人身危险性。例如，李某第一次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形满释放后的第四年因在市场上做生意，因不能忍受欺行霸市的张某的欺压，于一天发生纠纷厮打，在厮打中李某将张某打成轻伤，构成累犯。案发后李某投案自首，认罪态度较好，并愿意赔偿张某的经济损失，同时李某在出狱后四年内一贯表现较好，其一家人都依靠它做生意提供生活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对李某就可以适应缓刑。因此，我们建议对刑法第七十四条“对于累犯，不适应缓刑”的规定，可以修改为“对于累犯，除有特别值得宽宥的情节并确有必要外，不得适应缓刑。”这里的宽宥情节是指正当防卫、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等情节，说明犯罪人并无人生危险性的情节，这里的确有必要是指对犯罪人适应缓刑对社会或者对家庭具有重要作用。 3、判处缓刑程序的完善 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在缓刑适应决定权的问题上，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足，其一，缓刑适应只有法官裁量权而没有检察官裁量权；其二，缓刑适用只有实体性条件而没有程序性条件；其三，只有法官的裁量权而无社会（或群众）的参与权。因而应当完善适用缓刑的决定权的规定。具体而言，即应当扩大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对可否适用缓刑的发言权，增加社会参与权，制定适用缓刑的程序规则，设置缓刑听证程序。⑥我们认为，为了规范缓刑的适用，增强对犯罪人适应缓刑的透明度，促进司法公开、公正，防止缓刑被错用和滥用，设置缓刑适用听证程序以及其他程序性规定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认为要处理好审判独立和举行听证，听取各方意见二者之间的关系。决定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毕竟是一项专业性的司法裁判活动，其法律专业水平要求较高，而一般群众对适用缓刑的条件并不了解，反而可能因为情绪化的举动而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的过程中，可以举行听证，扩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被害人以及社会的参与，但对听证的各方意见，应作为法官对于是否适应缓刑的参考，而不能起决定作用，能使法官的裁量活动受到应有的监督即可。 4、完善考评机 制，鼓励法官依法适应缓刑。 为了鼓励法官敢于解放思想，严格而又大胆地适用缓刑，应当对被判处缓刑人因再次犯罪或者其他原因被撤销缓刑的责任承担问题作出规定。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适用缓刑的标准，实际上是法官根据各方面因素作出的主观判断或者说预测。既然是一种预测，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与以后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可能，因此，作出缓刑宣告的法官面临着被判处缓刑人日后再次犯罪导致其预测宣告失败的风险，如果不能合理地解决这种风险的承担问题，而是只要被判处缓刑人因再次犯罪被撤销缓刑，便归咎于法官的判断失误，就可能严重影响法官对犯罪人宣告缓刑的积极性，从而阻碍缓刑功能的发挥。鉴于可能出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主张应当作出这样的规定，规定只要审判人员在宣告缓刑时，有足够的事实依据令其相信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即使被判处缓刑人在缓刑考验期间因再次犯罪而被撤销缓刑，也不得追究其判断失误的责任。当然应同时规定，审判人员如果不严格按照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的条件对犯罪人进行审查，在犯罪人明显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宣告缓刑，致使被判处缓刑人在缓刑考验期间再次危害社会的，应当追究其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的责任。 三、缓刑执行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当今各国在缓刑立法中加强缓刑与保护管束制度的配合，已成为主要趋势。我国目前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缓刑的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其弊端已如前述，我们应总结经验教训，借鉴他国立法经验予以改进，建立我国的缓刑执行机关——社区矫正机构。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者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工作综合性、系统性强，涉及到国家司法、刑罚执行、治安管理、社区管理、群众工作等诸多方面。为做好缓刑犯的改造，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可以建立以司法行政部门派生的刑事执行机关为主体的缓刑执行机关——社区矫正机构，负责对缓刑犯的刑事执行工做。这种改造主体在城市以街道办事处或者公安派出所所管辖的范围相一致，从而形成一个以专门机关为主，公安机关相配合，人民群众和社会力量参与的工作体制和机制。这种体制和机制既可以解放公安机关的力量专心致力于社会治安的维护，又加强了社区和行刑的专门力量，有利于国家行使权力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可喜的是近期我国已试点并推广了社区矫正工作，我们应不断总结，进一步对从立法到执法的各个环节进行完善，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缓刑执行机关——社区矫正机构。 为解决流动人员犯罪中缓刑犯的执行问题，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立法上可实行以“属地管辖”为主，以“居住地管辖”为辅的执行原则，即缓刑犯原则上由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社区矫正机构进行执行，如果由缓刑犯居住地的社区矫正机构执行更为合适的，也可由其进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