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全文解释十篇

论语全文解释篇1

利科尔认为，狄尔泰使解释学和历史结合起来。将他的解释学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使解释学的问题从属于理解他人的心理学问题。理解就是通过本文来理解作者或历史的天才人物的生命精神。理解活动仍然主要还是心理学的，因为“它没有把本文所说的‘东西’而是把本文所说的‘人’看作是解释的最终目的”[1](P51)。

利科尔把这种解释学称之为“回忆的解释学”。弗·詹明信称之为“肯定的解释”，其“目的在于恢复某种原始的、被遗忘的意义”[2](P746)。因此，本文在这里是作为理解他人的生命精神的符号中介来实现的。本文是生命精神的客观化表现。然而本文在这里只能是一种临时性和表现性的现象，本文背后所包含的生命精神才是理解的最终目的。利科尔认为:“必须抛开解释学与那种向其他精神生命移入的纯心理学概念之间的联系，本文不再向它的作者方向展开，而向其内在的意义和它所揭示与发现的那个世界的方向展开。”[1](P52)这正是利科尔本文解释学的本义。

利科尔认为，解释学内部存在两次转向:一是从局部解释学到一般解释学;二是从方法论到本体论。前者以狄尔泰为代表，后者以海德格尔为代表。本体论的解释学认为，解释学不是对人文科学的思考，而是对人文科学据此建立的本体论基础的说明。而在狄尔泰看来，解释学的如何理解他人的问题一直是占据人文科学的中心问题。他的解释学的基础是心理学，而海德格尔的理解本体论则是对“在世存在”的思考。这样就使理解“非心理化了”。“在世存在”揭示了此在的生存论情境，这一情境决定了理解的本体论结构。海德格尔称之为“解释学循环”。理解就是以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由此海德格尔完成了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但利科尔认为，海德格尔仅仅是转移了而并未解决解释学难题。通过使理解从属于能在的基本结构

海德格尔成功地回避了人文科学的方法论问题。然而理解和说明的问题仍旧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则开启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方法论的运动。利科尔认为，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概念包含着某种“间距”因素，尤其使他的“视域融合”概念提供了参与化和间距化的辩证关系的范例。而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利科尔超越本体与方法、说明与解释的起点。利科尔的解释学正是在海德格尔、尤其是在伽达默尔的启发下，才成功地坚持了所属与间距、传统与批判的辩证法;才提出了本文的解释学理论，真正的解决了解释学难题。

二

然而，伽达默尔仅仅将注意力集中于历史和历史性的问题，并将它们作为解释学的首要经验。利科尔则认为本文和注释的问题才是解释学的关键问题。本文引入了一个生产性、实证性的间距概念。在利科尔看来，本文更像主体间相互交流中的范型。它展示着人类经验的历史真实性的根本特征，即在距离中并通过距离进行交流。利科尔从以下五个方面构造了本文被信守的标准1)作为话语的语言的实现。(2)作为结构性工作的话语的实现。(3)在话语中和话语的作品中说与写的关系。(4)作为语境的映射的话语的作品。(5)作为自我理解的中介的话语和话语的作品。

话语，表现了间距的原始类型，间距是其他全部特征的可能性条件。话语语言学(同作为体系的、符号的语言语言学相对立的)是利科尔理论的基础，它以句子作为话语的基本单位。句子的语言是包含在事件和意义下面的，它形成了本文理论的起点。利科尔认为话语有四个特性1)话语常常被暂时和现实地实现。(2)话语是“自参性”的，即话语是由它的谈话者借助指示系统进行的。(3)话语总是关于某事的。(4)话语包含着信息交换，因此，总要有其语境和对话者。这四个特性一起构成作为事件的话语。

话语是语用学层面的语言的运用。话语既作为事件又作为意义，它是事件和意义之间的张力和间距。这种张力和间距导致了作为一个作品的话语的产生，说和写的辩证法，和那个丰富间距概念的本文的全部特征。这一点利科尔说得明白:“正是在话语语言学中事件和意义相关联，这种关联是全部解释学问题的核心。”[1](P137)语言作为一种瞬时的信息交换事件表现为对话现象，而意义则涉及到意向性外化的全部方面和全部层次，这种意向性外化又使谈话的外化成为可能。事件借助意义的超越是话语本身的特征。它证明了语言的意向性、意识的后续者和意识对象内部的关系。

作为结构性工作的话语的实现表现为作品。因为话语的作品表现了能使结构性方法用于话语本身的组织和结构的特征。在结构性作品中的话语客观化要求我们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进行说明，从而使说明成为理解的必由之路。利科尔因而解决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对立。

书写使本文获得了相对于作者的独立性，本文在这时被“解除语境关联”，使本文的语境打破了作者的语境。这样，书写造成了本文和作者之间的间距，也造成了本文的意义和心理学意义的间距。因此狄尔泰的心理学化的、历史真实化的解释学就变得不再可能。那么，解释学还剩下什么需要解释呢?利科尔认为，“解释就是解说在本文前面展开的世中之在的类型”。[1](P145)解释必须面对我们生存情境中的可能之在。本文在这时需要被“重建语境关联”。本文的语境相关是通过阅读行为来实现的。

利科尔认为，自我理解必须以本文作为中介。理解就是在本文的前面理解自我。我们只有通过本文中才能认识自己，自我是由本文的“质料”构成的。自我理解必须经由对作为纯粹“我思”主体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才能达到。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即是对主体幻觉的批判。它是和本文解释学的自我理解的要求相一致的。正如利科尔所说:“在这里解释学和反省哲学是相关的和相互的。一方面，自我走过了理解文化记号的弯路。另一方面，理解本文不是以它自身为目的，它调解自我和一个主体的关系……简言之，在解释学的反省中，或反省的解释学中，自我的构成和意义的构成是同时的。”[1](P162-163)

经过以上的严密分析，利科尔指出，本文的概念可以补充“说明”和“理解”两个概念，从而超越二者的对立。利科尔区分了本文的含义和本文的意义。前者指本文的内部结构和内部关系;后者指本文的语义可能性的实现，是本文的现实化、当下化。本文的现实化使本文重新向一个语境和主体运动。利科尔强调本文的意义。本文的含义是通过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阅读来获得的，它属于说明的模式。它是本文的静力学分析。本文的意义是指本文的开放性、本文的重新语境化。它是本文在谈话中的实现，本文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读者的过程。它属于解释的模式。它是本文的动力学分析。二者解释了本文的不同方面和维度，但并不是对立的。利科尔认为，说明就是对本文进行结构分析，而“结构分析是朴素的解释是和批判的解释之间、表层解释和深层解释之间的一个阶段，并且是一个必然的阶段，那么把说明和解释沿着一个唯一的解释学的弓形排在一起，并且在一个全面的、作为意义发现的阅读概念中将说明和理解这两种对立的态度整体化看来是可能的。”[1](P165)

这样，利科尔根据本文的符号学维度和语义学维度，提出了他的本文解释学的结构分析的静力学说明的维度和开放的动力学解释的维度，并将说明作为解释的一个必然阶段而超越了二者的对立。在此基础上，利科尔提出了新的解释概念:“解释就是把自己置身于由那种被本文支持的解释关系所指出的含义中。”[1](P168)解释是一个动力学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含着对象—记号—解释物系列之间的三角关系。其中对象就是本文自身，记号就是由结构分析揭示出来的深层语义学，解释物系列是由解释同一体所产生的许多解释组成的，这些解释物系列就是被本文所支持的解释关系。解释关系通过本文的重新语境化和现实化来得以建立并确认本文的含义。基于这种理解，利科尔指出了解释学的中心问题。(1)解释的应用范围。(2)解释的认识论特征。认为书写—阅读关系与谈话—聆听关系的间距是解释应用范围的最一般特征。利科尔认为书写优于谈话。解释的认识论特征主要是关于解释与说明的关系问题。利科尔认为解释包含说明。 三

本文和隐喻的关系的探讨是利科尔的本文解释学理论的深化。本文和隐喻的共同基础是话语。区别在于二者的范围不同，本文的范围是作为“作品”的层次，隐喻的范围是作为“言词”的层次。本文的语境关联面向实在，面向读者的当下情境。隐喻就是多义词的一种可能意义的实现，就是语词的意义语境的变化。根据二者的辩证关系，利科尔提出了自己的假说:“在‘含义’及‘含义’的说明层次上，把我们从隐喻引向本文，然后，在作品指称语境和自我的层次上，即解释的层次上，从本文走向隐喻。”[1](P176)然而，利科尔并不满足，他认为，对整体作品的解释是由隐喻来说明的。因为，隐喻的能力是和诗的创造能力相联系的。作为整体作品的意向性，这正是本文的重新语境化的关键。

因此，解释在本质上是关于作品揭示语境的能力，作品或本文为自己创造潜在的读者的能力。这就是本文的意向性。而理解就是在本文的语境中读者接受放大了的自我的过程。本文作为意义的客观化是作者和读者的中介，作为这种中介的补充概念是“占有”。占有意味着将最初异化了的东西“当作自己的看待”。它不仅是本文的间距的补充，而且是自我的放弃的补充。

利科尔通过系统阐述本文的概念，开始了从语义学向解释学的过渡。本文是话语构成的作品，它是一个有结构的整体，不能分解成构成它的句子。此外，本文还是一个“书写”的作品，它使本文离开了言谈话语的实际情况，产生了“间距化”这一本文解释学的核心概念。利科尔区分了四种间距化1)所说的意义表达和对所说的事间距超越。(2)书写的表达与原说话者之间的间距。(3)书写的表达和原来听众之间的间距。(4)本文的称谓范围和言谈话语指称范围的间距。因此，正如《解释学与人文科学》的英译者汤普森所说:“利科尔的解释理论的主要特点能从书写话语的特点中派生出来。”[1](P15)前两种形式的间距化意味着本文的客观意思不是其作者的主观意向，而是别的东西。因此，理解问题不需要回到作者的意图就可以解决。后两种形式的间距化使书写的话语不受对话者和对话情境的约束，可能会引发对本文的两种态度:一是把本文指称范围看作是自我封闭的世界，采取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本文的意义。对本文进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说明。二是寻求本文面前暴露出来的世界，不是本文的内在建构，而是这一建构所指向的某个可能的世界。在这一层次上，理解就是从说话本身过渡到这些话所说明的事物。在此，利科尔以结构主义为中介，以语用学的话语行为理论在重新发现意义的阅读过程中超越了说明和解释的对立。

论语全文解释篇2

解释学又称为“诠释学”，解释人们如何理解，揭示的是人类精神活动中的“认识”问题，是对意义理解与解释的哲学研究。多数文献把解释学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三次转向的解释学理论：

第一次转向是“圣典式”的理论方向。这种解释学流派以19世纪哲学大师施莱尔马赫等人为代表，是方法论导向的解释学。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解释学的目的是寻求文本及作者原本意义，即初始意义。他认为，文本和意义之间必须一一对应，不应有分歧，要利用合理方式追求最原始的理解，消除误解。狄尔泰等人则进一步认为，在各种真实场合中，不同读者必然会对同一文本会做出差异化的理解，这就需要他们反复阅读文本，从各种理解中甄别出最符合作者的“原意”，形成解释学的良性循环。解释学的这次转向，确立了解释学的独立的和一般性的学科地位。第二次转向是“社会文化式”的理论方向。以迦达默尔等人为代表的解释学派把解释学从方法论带向了本体论，反对施莱尔赫马等人的传统解释学观点，注重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迦达默尔等人据此认为，人是社会的人，无法脱离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既然文本是从过去的时代流传下来的产物，作者的原意便不复存在，因而不同时代的读者总是带着所处社会的滤镜理解语言文本[1]。解释学的社会文化转向对于第二语言学习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因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尤其是成年学习者在理解目标语文本时总是带着母语文化的预设，他们在学习目标语会受到本族文化的干扰。第三次转向是“创生式”方向，也是后现代的方向。德里达和罗蒂等人认为，读者们既不应追求文本与意义的一一对应，又不应刻意追求原意，而应从自我出发，创造性地解读出更多意义。在文本的解释中，“作者已经死去”，读者成为主体，他们在无休止的语言理解活动中感受到语言的乐趣，释放创造力。在读者的理解中，每一个文本细节都具有强大的推动力，能使文本意义得到新的诠释。创生式的解释学流派鼓励偏见的存在，包容多元的理解。

作为一种诠释世界、解惑答疑的辩证方法和“元”的理念，当代的哲学解释学对各个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的一些基本命题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冲击。在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界，修辞学、文学翻译、跨文化交际、批判语用学、叙事分析、语言与认知、语境理论、隐喻理论、阅读教学等各分支学科利用解释学方法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尝试，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哲学理论平台，阐明了解释学在语言学应用方面的广阔前景[2]。

二、解释学对第二语言教学的指导意义

整个解释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理解问题，而第二语言教学正是以实现学生的语言的理解为旨趣。所以，解释学对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不可小觑。这里我们可以从八个方面探讨解释学在第二语言教学与研究中的指导问题。

1.解释学有三种理解观（圣典式、文化式和创生式），这三种理解观可以看做是三种典型的二语教学模式。首先，如果教师掌握对教材的解释权，就会出现单一的“圣典式”理解，这是传统二语教学的化身；如果师生试图以当代文化为桥梁解释语言文本，就会出现“文化式”理解，在英语教学中积极导入社会文化；如果学生对教材的解释权强于教师的话，就会出现“创生式”理解，这就促成了以学习者为主体的语言教学模态。这是第二语言教学的三种基本模式。灵活运用好这三种模式，值得第二语言教师思考和实践。

2.多数解释学流派认为，社会人文学科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逻辑，多采纳质性的方式解释貌似纷繁而无规律的社会现象。第二语言教学研究属于社会科学，除了借助统计、调查和实验等量化方式探索精确的程度与多少之外，还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人文学科的研究路子，注重整体和定性的解释方法。作为当代人，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利用数量化的研究方式，另一方面要承认在二语习得中，个人差异和社会因素是必须予以解释的变量，完全依靠调查统计不能真正考察这些复杂可变的社会变量要素。所以，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者应该推进定性的解释方法，多利用访谈、案例、日记和行动研究考察和解决第二语言学习的问题，帮助二语学习者从整体统一性上和个体差异性上“理解”第二语言的文本，学好和用好第二语言。

3.解释学认为，理解者应该抛开社会文化与历史偏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甄别文本资料[1]。这对第二语言教学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社会文化是第二语言习得的重要影响因素。学习者只有抱着对“目标语的文化”求同存异的理解态度分析，才能促进二语习得中跨文化的正面影响，弱化负面影响。那种“居高零下”或者“自贱形秽”的文化学习观念，显然不利于客观地理解目标语文化。教师在鼓励学生主动理解第二语言的文本的同时，应提醒他们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之上，适应二语文化，排除干扰因素，避免文化休克。对于第二语言习得的历史研究，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一些顽固理念及偏好经常让我们对历史进行刻意的“筛选”，只选择顺从于自己观点的研究事件，这既不唯物又不辩证。二语研究者应摒弃这样的思维，对历史文献进行科学的比较，有意识地构建全面的知识结构框架，正确认识学术的斗争史，动态地看待历史研究，勇于直面应对其他研究者的“噪音”，以便更好地理解当前二语习得领域的实际问题，更有力地解释二语学习矛盾。

4.解释学“创生说”认为，随着历史、人文和风尚习俗的不断沿革，后人越来越难以完整修复和还原文作者的想法和宗旨，因此，读者没有必要揭示文本原始意义[2]。莎士比亚的一些作品每隔十年，便会在好莱坞重新拍摄，原因在于莎士比亚的原意难以揣摩。文本的理解过程是一个对作者和读者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进行衡量的过程，需要读者们不断想象、推测和创造。鉴于此，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教师有必要扮演起行动研究者的角色，一边教学一边总结学生对于目标语文本的创造性理解能力，依据教学经验，开发新的教学模式，促进并培养学生文本阅读的假设和验证的技能。

5.解释学认为，读者在进行理解活动时应该不断地调整认知方法。对于第二语言的教师和研究者更是如此。“教学实践”是特殊的“教学文本”，二语教师应该在教学实践的文本中深刻理解二语习得规律和实质所在，认识到自身教学的不足，改进教学实践的方式，提高“教学文本”的质量，提升教研活动品质，以求得各教研活动环节的和谐与有序。教学的文本是研究者的研究文本。二语习得研究者应认真理解存在问题的教学文本，改进研究方法，增强研究效果。

6.现代解释学把文本意义放在第一的地位，认为文本符号是为意义服务的[3]。我们应该遵循解释学的这个观点，把目标语的交际意义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了解和解释语言表层规则背后的深层意义，为改变不合理的二语学习现象提供哲理和方法依据。同时，我们还应该把第二语言的学习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并放在一定的情境中加以综合考察，努力推广学科的双语教学，充分利用任务型教学和交际教学。

7.现代解释学把读者视为主体。解释学“创生说”反对照本宣科，以期创造性地解读二语习得理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以阅读者为出发点，尊重读者，以他们为主体。第二语言研究者们可以运用解释学的读者主体观，利用情景法、游戏法、全身反应法等形式活动的教学方式，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促使他们解读目标语的动机，主动对文本进行理解、吸收、接纳、修正和创造。

8.现代解释学认为，除了读者，文本本身也是“主体”。表面上，文本静默无声，但是鲜活的“文本”就像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坐在在读者的面前，徐徐道来。鲜活的文本能拨动读者的心弦，让读者和作者“相向而坐”、“促膝谈心”。可见解释学所认为的“文本主体性”是以“读者主体性”为基础的，存在于读者的心理感受中。因此，二语教学的教材文本的设计思路应贴近学习者的需求，满足他们的喜好，图文并茂，净化学生的心灵，这样，教材才能成为他们真正的朋友，成为他们心中的“主体”。不能成为主体的教材文本是不成功的文本。

三、反思

为了促进学习者充分而有机地理解语言文本，二语教师和研究者首先要利用解释学的各种方法把握和熟悉有利于学习者的语言理解机制。这需要教师和研究者通过亲身的感受、接触、倾听领会学习者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和认知规则。教师和研究者必须注意到，“文本的理解”涉及一个双重角色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所以，解释学要积极关注语言文本与学习者的关系，尊重二者的主体性。其次，我们应利用解释学打破二语习得研究的实证方法过分主宰的局面，为第二语言研究方法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并消除不同研究方法的对立状态。再次，在尊重语言语篇原意的同时，我们应鼓励学生发挥主动性和想象力，结合所处语境，创造性地理解语篇。由此可见，第二语言教学研究在解释学方法的指导下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对此，第二语言的教学有必要进行如下改革：第一，教师必须自觉改变单调的语言教学方式，在课堂教学中自觉加大师生对话力度，引导学生主动交际，自主会话，创设真实的对话情境，综合应用多种教学法，推进语言教学方式的改革，在课堂中解放学生的口、手和脑，加深学生对语言文本的理解。第二，教师应设置语境，鼓励学生用目标语创造言语，推动他们自我解释文本，改变语言文本的机械认知。第三，学生应在语言跨文化交流中，实现对目标语全面的理解，感受语言文化的魅力。第四，研究者、教师和主管部门，三头并进，促进语言教材的改革，从学生的兴趣和需求出发编订文本内容，让学生喜欢上自己的教科书，把教科书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解释学方法不是全能的，我们应该有选择地把解释学的方法与其他语言教学和研究的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而融合的方法视界。

参考文献：

[1]陈琴英.论解释学与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方法的一个新视野.龙岩学院学报，2005.23，（2）：126-128.

论语全文解释篇3

关键词：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性；质疑

刑法条文是硬性的书面条文，然而使用刑法评判的法官却是具备思想意志的主体，因此，在使用刑法解释时，其表达价值和判决事实的判定要从多角度进行分析。而其中的关键点就是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性，但是，位阶性本身并没有被严格的标注出来，这就使得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性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1刑法规范解释的必要性

在刑法落实过程中，从某个层面分析刑法规范，其实际的内容较为抽象，要将其应用在具体的刑法规范事件中，就要借助规范化语义进行集中的解释。基于此，刑法解释是将刑法規范和刑法适用性连接在一起的必要因素，若是没有健全完整且位阶性明确的刑法解释，就会导致刑法无法有效落实，甚至会形同一纸空文。

（一）法律语言表达过程中本身就依托语言的语义，而语言本体的模糊性和多义性也决定了语言表述法律过程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刑法在运行过程中，无论是法律条文的约束功能还是法律解释的实际情况，都要严格遵循罪刑法的相关要求，减少语言的模糊性以及明确界限的基本要素十分关键。

（二）刑法本身就是法律规范性行为，只能是依托社会关系建立的一般性和普遍性问题，并且整合抽象以及概括特性，能更好地应用在具体案例中，确保其能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标准，有效对解释的产生，解释的判断以及解释的选择等予以关注。若是从立法技术的层面出发，则要对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并且为了有效避免使用一些不确定性的概念和定义，就要对刑法解释留有有效的空间。因此，研究刑法解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文义解释位阶性产生的质疑

（一）文义解释本身具有局限性。对于刑法解释而言，文义解释较为普遍，主要就是对刑法中的相关条款进行探究和分析解释，因此，在刑法概念中，由于具体案件并没有被列入其中，就需要借助具体的法律条文和用语对其进行集中的阐释。若是从这个角度分析，刑法解释中将文义解释作为优先位可以说通[1]。但是，这种位阶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在单独应用的过程中才具备，从而获取明确的结论，且整体意义也较为显著。需要注意的是，若是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出现了碰撞，需要首先建立文义解释，但是，文义解释会出现不同的结论，一时不能判断最优化解释，就使得整个判定受限，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之间的碰撞也就并不明显了。

（二）文义解释需要借助目的解释进行检验和校对，在文义解释结构中，得出的结论十分有效且具备法律意义，需要相关人员建立有效的检验过程，只有从根本上对负荷规范的目的进行分析，并且借助法律用语进行扩展解释。因此，法律最终判定的结果要从文义方面和相关法律文本相一致，这就导致得出的明确结论只是相对意义上的明确和完善。另外，在司法解释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将目的解释作为工具对文义解释内容予以检验，使得文义解释的决定性意义存在了偏差，其实际的存在价值就不能完全等同于终极价值。加之文义解释存在一定的界限性，就使得语言习惯只能是解释界限。

（三）文艺解释需要借助体系解释进行最终确定。需要注意的是，在刑法的具体领域内，若是对个别化的法律观念关联结构予以判定，则体系的秩序要求和完整性要求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只有在无矛盾以及无赘述的情况下建立的文义解释，才能有效发挥其实际价值。另外，在文义解释出现争议性结论后，就要借助体系解释对其展开深度整合以及验证校对，避免误会的出现。从而有效整合案件管理水平[2]。

3目的解释位阶性产生的质疑

目前，对于目的解释的分析，要从主观目的解释和客观目的解释两个层面进行分析，这也是位阶性在相对意义上优先问题引起学者质疑的关键点。

（一）主观目的解释。在目的解释体系中，主观解释十分关键，但是，其运行和应用过程并不具备相应的优位性。一般而言，主观解释完全脱离体系解释、文义解释等。基于此，专家认为，要借助决定性的标准对相关问题进行集中梳理和分析，并且有效整合客观目的解释和主观目的解释等具体方法之间的关系。目的解释中，不能完全排除目的解释。加之主观解释无法形成决定性，不能进行绝对化的判定和分析，要从全局对法律的相关条文予以监督，避免出现解释项目僵化的问题。除此之外，若是要对历史解释和文义解释进行差异化分析，就要从动态化的角度分析历史。

（二）客观目的解释，在客观目的解释工作开展过程中，要整合多面性功能体系，完善其实际内容，深度剖析立法者的需求和意图，保证探析过程能助力文义解释更好的建立相关结论。基于此，在对文艺解释进行正确性判定的过程中，只有具备证明价值才有意义。尤其是在法条语义中，若是含义范围本身较为狭窄，则对处罚范围要进行综合性分析，按照客观目的的解释结论展开扩大化整合以及判定，有效建构解释界限处理机制。但是，在法条用语范围较宽时，则客观目的解释的应用也十分有效，要对适用范围进行约束和处理，综合处理相关情况的同时，全面分析抽象优先原则，完善解释方法的实际价值[3]。

4结束语

论语全文解释篇4

[论文摘要]戴维森认为，一个意义理论的证据就在于说话者持语句为真的条件，而一个说话者持一个语句为真结果证明是他用该语句表达的意义和他的信念的函数。为了解决信念与意义的相互依赖性这个问题，戴维森引入了“宽容原则”。他通常在以下三种意义上使用这种原则：(1)假定说话者与解释者对于他们共同环境的本质具有相同的认识；(2)假定说话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真信念；(3)假定说话者是理性的。宽容原则是彻底的解释获得成功的一个前提条件。由于戴维森并没有论证全能的解释者关于其环境的认识的确是真的，并且对引起信念的对象的本质没有给予保证，因此仅仅依靠宽容原则，尚不可能确保得到一个关于客观世界的客观真理。

戴维森被公认为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 哲学 家之一，他提出的一系列富有独创性和挑战性的观点在英美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语言哲学研究领域中关于意义的阐述成为当代很多分析哲学家工作的出发点。根据戴维森的观点，关于一种语言的一个恰当的意义理论应当是这样的：假如一个人得以知道这种理论，他就将会理解这种语言。众所周知，在戴维森看来，这样的意义理论应当采用塔斯基式的真理理论的形式，因此他围绕这个话题进行的大部分著述都是在阐述这种理论的恰当性条件。粗略地说，他认为意义理论的证据就在于说话者持语句为真的条件。然而，一个说话者持一个语句为真结果证明是他用该语句表达的意义和他的信念的函数。为了对话语进行解释，我们需要某种关于信念的知识；而为了认识信念，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对话语进行解释。这意味着没有关于意义的先在知识就不可能推断信念，没有关于信念的知识就不可能推断意义。为了解决信念与意义的相互依赖性问题，戴维森引入了“宽容原则”。“宽容原则”最初主要是一个方法论的原则，对解释活动进行约束。后来，戴维森将对意义和信念的指派与合理性问题结合起来，进而指出“宽容原则”可以产生反怀疑论的认识论结果。然而，由于戴维森并没有对“宽容原则”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因此，“宽容原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与彻底的解释是什么关系，它是否具有回击怀疑论的批驳力，关于这些问题还存在着争议。本文拟从这几个方面对“宽容原则”进行探讨，以期对其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宽容原则”的含义

“宽容原则”是彻底的解释获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正如戴维森所言，“宽容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个具有一种可行的理论的条件。”然而，到底何为“宽容原则”呢?戴维森并没有对此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和明确的阐述。戴维森对“宽容原则”的认识散见于他的多篇论文中，他通常在几种不同的含义上使用这个原则。在他的著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至少三种不同意义上的宽容原则。在他的早期论文中，戴维森通常把宽容原则看作是这样的一种假定：说话者与解释者对于他们共同环境的本质具有相同的认识。例如，在《彻底的解释》一文中，戴维森就曾经指出：“我们想要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它满足对真理理论形式上的限制条件，并获得人们最大程度上的一致同意，这也就是说，就我们所告知的而论，使库特(以及其他人)所说的话尽可能经常地是正确的。”在《思想与谈话》一文中，戴维森也指出：“因此，最终必须考虑的支持一种解释方法的方而就是它使解释者与说话者一般来说是一致的：根据这种方法，当说话者持一个语句为真并且根据解释者的观点这些条件成立的时候，说话者在特定的条件下就持这个语句为真。”在《论认识图式这种观念》一文中，戴维森同样认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全部知识就是一个说话者持语句为真，并且我们不可能假定他的语言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那么我们不知道或者不假定关于说话者的信念的许多方面，我们就甚至不可能迈出解释的第一步。因为只有能够对话语进行解释才可能获得关于信念的知识，因此，开始的唯一可能性就是要假定信念的一致。”

上述引文表明，“宽容原则”预设了解释者与说话者在信念上的“一致”。在这种意义上，解释者应用“宽容原则”的一个结果就是他发现说话者与自己对于他们共同的环境大体上具有相同的认识，至少在这种意义上足如此，即指派给说话者的信念将被解释者所分享，解释者与说话者的信念内容就是解释者和说话者共同的环境中的事件或者条件。除了假定说话者与解释者具有大体上一致的信念之外，戴维森还赋予了“宽容原则”另外一种含义，即假定说话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真信念。在《信念与意义的基础》一文中，戴维森指出，“我建议我们把一种语言的说话者持语句为真这个事实看作是证明该语句在那些情况下是真的自明的证据。”

在《思想与谈话》一文中，他又指出：“解释之所以可能，其原因在于我们能够先排除大量错误的可能性。一个使人们对大量错误的语句表示赞同的解释理论不可能是正确的。通常的情况必定是，当一个说话者持一个语句为真的时候，该语句就是真的。”在《关于真理与知识的融贯论》一文中，戴维森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当一个解释者发现说话者的这样一个语句，说话者在他认识的条件下对该语句有 规律 地表示赞同的时候，他把这些条件看作是说话者语句的真值条件。”

戴维森赋了；“宽容原则”的第三种含义是假定说话者是理性的。在下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找到“宽容原则”在这种意义上被使用的佐证：“以一种使一致最大化的方式进行解释，这种方法论的建议不应当被视为依赖的是关于人类智力的宽容的假定，这种假定可能被证明是假的。如果我们无法寻找到一种方式把一个生物的话语和其他行为解释为揭示了一组根据我们的标准大体上是一致和真的信念，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那个生物是理性的，是具有信念的，或者表达了任何东西”。在《思想与谈话》一文中，戴维森又指出：“这里融贯在以下两种意义上含有理性的观念，即：不仅需要解释的行动根据所指派的欲望和信念必须是合理的，而且所指派的欲望和信念还必须相互匹配。虽然这个关于理性的方法论假定并没有使向主体指派非理性的思想和行动成为不可能的，但是它的确对这样的指派施加了某种压力。”

鉴于存在上述这些关于“宽容原则”的不同阐述，人们无论把哪一种阐述作为基础，都会对以它为基础而获得的理论产生重要的后果，从而得出关于“宽容原则”可靠性的不同结论。下面我们就对“宽容原则”与彻底的解释的关系做一分析。

二、“宽容原则”与彻底的解释

在戴维森看来，所谓彻底的解释，就是根据对说话者的态度和话语意义的知识没有任何预设的证据对他的话语进行解释。“彻底的解释应当依赖于这么一种证据，这种证据既不采取关于意义的知识的形式，也不采取关于信念的详细知识的形式”。因此，彻底的解释者能够用来对说话者的话语进行解释的资源极其有限。不过，他可以扮演田野语言学家的角色，对说话者的行为及其环境进行观察。通过对一个说话者的环境的观察，解释者可以发现在特定的条件下说话者对一些语句恒常地表示赞同。这样，彻底的解释者可以进入一个说话者的语言的第一个通道就是说话者持语句为真的态度。 这种初始证据在彻底的解释中之所以可以被利用，其原因在于知道说话者对哪些语句持真(这也就是说，哪些语句他们相信是真的)既没有预设关于他们信念的详细内容的知识，也没有预设关于他们持真的语句意义的知识。正如戴维森所言，“关于行为的或者倾向的事实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给予描述，这种方式并不假定解释，但是一个解释理论可以以这些事实为依据。这种行为的或者倾向的事实将会必定成为意义和信念的向量”。

然而，一个说话者持语句为真是由下面两个因素决定的：说话者关于世界的一般信念和他认为语句具有的意义。在戴维森看来，如果一个人相信，认为s意味着p，那么假定若p为真，s意味着p，并且s因此也为真，则他就可以有理由推断s为真。如果我知道在时间t一个说话者s持一个语句s为真，并且如果我知道s相对于说话者s在时间t的含义，或者知道说话者持语句s为真所依据的信念(假定他知道s的意义，并且根据这个信念和他的其他信念获得这样的信念，即s在时间t是真的)，那么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个对子中的另一个因素。正如戴维森一再强调的那样，这表明，信念和意义是如何纠缠在一起说明话语的。这也就是说，一个说话者之所以在某个场景中持语句为真，一方面是因为他说出那个语句的含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信念。在解释中，如果我们必须依靠的一切就是诚实的言语这个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在不知道意义的情况f推断出信念，并且我们也不可能在不知道信念的情况下推断出意义。因此，彻底的解释者所面临的问题就如同理性选择论者所面对的问题一样。“概略地说，我的论点是我们应当把意义和信念看作是一个单一理论的相互关联的构件，正如我们已经把主观价值和概率看作是决策理论的相互关联的构件一样。”在行动的理性选择中，如果我们把行动的选择看作是表现了行动中的偏好的话，那么一个人的理性选择就取决于他对自己认为可以获得的选择的偏好。一个人对一种选择的偏好反过来又取决于以下两种因素：一个人可以采取的行动将要导致的结果的相对合意性和一个人所认为的可能产生每一种结果的机会。例如，一个人面对这样的选择，是否要接受针对一场比赛的胜者的打赌。在这种情况下，在接受打赌与不接受打赌之间进行理性的选择，就取决于这个人对赌赢或者赌输这种结果指派的相对合意性，取决于他对产生每一种结果的概率所进行的评估，取决于不接受打赌的相对合意性。在决策论中，要对一个主体的实际选择进行解释的话，我们就必须努力地寻找到一种方式对相对合意性和主观概率这两个未知变量中的一个变量进行约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最初是由弗兰克·兰姆赛(frank ramsey)提出来的。假定偏好是由相对合意性和主观概率产生的结果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寻找的是一个主体的行动偏好中的某些模式，它们足以确定两个独立的决定因素中的一个。与此类似，在彻底的解释中，解释者必须从持真的语句中确定对语句指派意义和对信念指派内容。如同决策理论一样，我们可能希望持真语句中的某种模式将会有助于揭示语句的意义。正如戴维森所指出的那样：“为了厘清事物，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方法，它将一个因素看作是稳定的，而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这种方法就是引入“宽容原则”，把信念看作是确定的，从而解决意义的问题。

在彻底的解释中，根据对说话者的环境的观察，解释者所获得的说话者的持真态度，它指向的是一个说话者在回应其环境中的事件或者条件时时而持真、时而持假的那些语句。引起说话者对这类语句持真态度的因果链开始于他个人环境中的某一事件或者条件，这导致他形成了一个信念；具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反过来又导致他持自己语言中的那个在当时表达了这种信念的语句为真。这就意味着根据说话者持语句为真的态度与其环境中的条件之间的关联，通过假定那些由环境中的条件激发的关于这些条件的信念(场景语句表达了其内容的那些信念)是真的，我们就可以获得对说话者的语句的解释。因此，“宽容原则”假定，大体上说，说话者关于其环境的信念是真的，这种假定是为了保证说话者持语句为真的态度与激发信念的环境中的条件相关联，从而通过确定信念的内容而获得表达了该信念的语句的意义。在彻底的解释这种语境中，假定说话者关于环境的信念为真这种意义上的宽容原则，从方法论上解决了信念与意义的相互依赖性问题，通过假定说话者的信念为真，彻底的解释者可以保证说话者持语句为真的态度就是该语句为真的自明的证据，从而解决了意义的问题。

然而，在对说话者指派真信念的时候，彻底的解释者首先要发现，在说话者的环境中，什么显著的特征构成了他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持一个语句为真的理由，这实质上依赖的是解释者如何看待说话者对环境的认识，即彻底的解释者向说话者指派的是他自己对那种环境条件的信念。因此，为了把说话者在什么条件下持语句为真的事实用作一个真理理论的证据，我们必须假定他们相信我们认为他们应当相信的东西。这也就是说，在彻底的解释这种语境中，要迈开解释的第一步，彻底的解释者唯一能做的就是依据他自己关于真理的某些标准的认识，向说话者的语句指派真值条件，并且把这个真值条件当作说话者在持语句为真时实际上获得的真值条件。正如戴维森在《形而上学的真理方法》一文中所言，“如果我正确地向你指派了信念的话，那么你就一定具有与我自己的信念模式相同的信念模式。因此，毫不奇怪，只有当我的解释使你与我大体上一致的时候，我才能够对你进行正确的解释。”这就意味着，在彻底的解释中，为了获得初始的证据，使解释有可能进行下去，彻底的解释者必须假定被解释者与他具有相同的信念，即“宽容原则”所假定的解释者与被解释者在信念上的一致。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理解，而为了获得理解，解释者和被解释者必须在信念上保持恰当的一致。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宽容原则”是彻底的解释的一个前提条件。由于假定说话者的信念是真的，“宽容原则”将彻底的解释者在解释一开始所面对的两个未知变量——信念和意义——减少为一个，从而通过尽可能地认为信念是恒常不变的而从解决意义问题人手来解决信念与意义的相互依赖性问题。由于假定了解释者与说话者具有相同的信念，彻底的解释者通过将自己由于环境条件引起的信念指派给说话者得以迈开解释的第一步，“宽容原则”保障了彻底的解释能够进行的初始证据。

三、“宽容原则”与怀疑论

戴维森对“宽容原则”的应用并没有满足于为彻底的解释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他还宣称“宽容原则”会产生反怀疑论的认识论结果。那么“宽容原则”是否具有戴维森所期待的那种对怀疑论的驳斥力呢?

尽管怀疑论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但是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即它们都宣称，尽管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任何信念都是融贯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就是真的并因此会成为知识，因为我们通过感觉证据或者经验获得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并不可靠。正如笛卡尔的怀疑论所断言的那样，尽管我们具有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但是我们可能产生了幻觉或者是缸中之脑错误地认为有一个独立存在的外部世界，它激发了我们各种各样的信念。这意味着存在下面这种可能性，即存在与实际的世界根本不同的世界，如缸中世界，笛卡尔的魔鬼世界等，而在其中我们的经验证据保持不变。这也就是说，怀疑论者的直接矛头指向的是我们通过感觉证据和经验获得的事实是否就是关于外部世界的事实。戴维森在《关于真理和知识的融贯论》一文中也对怀疑论给予了这样的描述：它是一种怀疑我们具有任何“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的观点。它承认所有“我(关于世界)的信念是统一的”。它质疑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融贯的信念是真的。

如果戴维森的“宽容原则”要对怀疑论的这种主张进行反驳的话，那么它就必须能够证明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信念的确是真的。

正如上面的描述所表明的那样，在彻底的解释这种语境中，“宽容原则”假定了说话者的信念是真的，如同戴维森在《信念与意义的基础》一文中所言，“我们把说话者持语句为真这个事实看作是该语句为真的自明的证据。”然而，说话者信念的真是建立在与解释者具有相同信念的基础之上的，这也就是说被解释者信念的真是依据解释者的标准来判断的。“认为一个主体的思想和言语含有很大程度的真理和相容性，这种看法是解释者对一个人的言语和态度做出的正确解释所产生的一个人为的结论。而这种真理和相容性所依据的是解释者的标准。”这也就意味着，以“宽容原则”为前提的真和一致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解释者与被解释者的信念是基于对主体问世界的认识而达成一致的，他们的真理标准是彼此约定的，因而，这种一致只能在主体间奏效，这种真也只是一种人为的设定。更何况解释者的信念也很可能是错误的。正因为如此，怀疑论者会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不可能是根据他们共同的错误信念而彼此理解的呢?”因此，只有被解释者的信念与解释者的信念之间的一致并不能保证这些信念的真。“宽容原则”尚不能对怀疑论者提出的上面那种质疑做出回应。事实上，戴维森本人也承认会出现怀疑论者提出质疑的那种情况，“能够出现这种情况，并且毫无疑问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了回应怀疑论者的质疑，戴维森提出了两个新的论点作为对“宽容原则”的修正和补充，第一个论点诉诸的是全能的解释者这种观点；第二个论点利用了某些关于信念的认识本质和认识方式的思想。

所谓全能的解释者是指，他相信所有的真理并且只相信真理。假定现在这个全能的解释者要通过使自己与说话者之间的一致最大化而对说话者进行解释。根据这个假定，由于解释者是全能的、无所不知的，与他达成一致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信真的。这意味着被解释者关于其环境的认识不可能彻底地错误。如果所想象的这个解释者的“无所不知”意味着他关于世界的认识完全不可能出错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认为他与一般的解释者有所不同。然而，这种意义上的“无所不知”并没有出现在戴维森的思想中。戴维森所依据的只不过是这样的事实，即“全能的”解释者关于世界的信念全都是真的。戴维森并没有指出实际上存在这样的一个解释者，他只不过认为如果存在这样的解释者的话，那么他所解释的那些人也都具有关于世界的真的认识。不过，不提及“无所不知”，同样的思想也是我们对自己或者对任何人都会有的思想。如果一个人关于世界的认识是真的话，假定信念的指派就是真值的指派，那么他所解释的任何人也都将会具有关于世界的真的信念。因此，倘若全能解释者的信念没有被论证在事实上就是真的话，那么引入这样一个解释者的思想实验也就没有增加对怀疑论的反驳力度。

作为对“宽容原则”的补充，戴维森应对怀疑论的第二个策略主要依靠的是他关于信念本质的认识，这使他坚持他所谓的说话者的环境与其话语和信念的不可分离。他认为，信念是通过将信念与激发它们的世界中的事实相匹配而认识的。因此，大体卜说，信念在本质上是真的。他明确指出：“我认为，妨碍对感觉持完全的怀疑态度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最清楚明白的和在方法论上最基本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一个信念的对象看作是引起那个信念的原因。并且，作为解释者，我们必须如实地看待这些对象。”

相信一个解释者认为引起一个话语并因此产生了它的意义的原因一定就是事实上引起那个话语的原因，要找到充分的理由来说明这种情况，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意味着，至少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解释者和被解释者认为是引起一个话语的原因并不是引起该话语的实际的原因。如果我们必须把一个信念的对象看作是引起那个信念的原因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笛卡尔的魔鬼世界里或者缸中世界里的居民的话语解释为大脑中的 计算 机环境，无论它被推断具有什么经验。

因此，戴维森关于信念内容的本质的认识只不过确保r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的一致和相互理解，因为它要求，在每一个认知者在其中遭遇同样感觉证据的可能世界里，解释者和被解释者都应当被指派相同的信念。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里，一个认知者在其中根据某种证据被指派了一种信念，那么同样的信念就应当被指派给那个世界里其他任何也熟悉同样证据的认知者。但它并没有要求被指派的信念是真的。它并没有提到相关原因的本质。例如，我相信昨天有一个撞车事故，这个信念可能就是该事故引起的，或者是通过一个恰当的计算机模拟而引起的。“宽容原则”没有排除我是一个缸中之脑这种可能性。它只不过保证了当对引起信念的对象的本质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的信念是真的。

四、结语

论语全文解释篇5

要对中国哲学的诠释学境遇有准确判断，就必先对西方诠释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做一基本梳理按帕尔默（RPalmer)的区分,诠释学的发展至少经历了以下六个阶段：一是作为《圣经》注释的理论。从1654年丹恩豪威尔（JDannhauer)第一次使用诠释学作为书名起，它就表示一种正确解释《圣经》的技术,而主要用于神学方面二是作为一般文献学方法论伴随着理性主义的发展,18世纪古典语言学（philology)的出现对《圣经》诠释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神学方法和世俗理论在文本的解释技巧方面趋向一致三是作为一切语言理解的科学这是从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开始的,他把诠释学第一次界定为“对理解本身的研究”正像伽达默尔所说的只有施莱尔马赫才使诠释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般学说而摆脱了一切教义的偶然因素……由于把理解建立在对话和人之间的一般相互了解上,从而加深了诠释学基础,而这种基础同时丰富了那些建立在诠释学基础上的科学体系”①。四是作为精神科学（人文学）的方法论基础狄尔泰（W.Dilthey)把“历史的意识”和科学的求真从理论上加以①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调和，试图在一切人文事件相对性的后面找到一种稳固基础,提出符合生命多面性的所谓世界观的类型学说五是作为“此在”和存在理解的现象学。海德格尔(M.Heidegger)引入了“前理解”的概念,将“理解”和“i全释”视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诠释学于是立刻就与理解的本体论方面联系起来”。伽达默尔（H.-G.Gadamer)进一步把“理解”的本体内涵发展成为系统的“哲学诠释学”，使诠释学成为今日哲学的核心。六是作为既陝复意义又破坏偶像的诠释系统利科尔（P.Rkoeur)接受了神话和符号中诠释的挑战,并将语言、符号和神话背后的实体主题化，既包容后现代哲学怀疑的合理性，又试图在语言层面重新恢复诠释的信仰①这六个阶段差不多容括了西方走出中世纪之后三百多年历史的全部思想进程,具有复杂的时代背景和十分丰富的内涵，如果非常具体地将这些阶段和内容一一对应起来进行引鉴和吸纳，那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所以当代中国哲学往往是将诠释学普泛化地理解成为一种哲学途径或者哲学方式,而不得不省略掉其中大量的复杂细节。

另外，诠释学的发展已经历过两次革命性的变革，这就是利科尔所说的“从局部诠释学到一般诠释学”和“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两度转变他说：“诠释学的近期历史是由两种趋势支配的。第一种趋势是逐步扩大诠释学的目标，用这种方法使得各种局部诠释学汇合成一门一般的诠释学”与此同时，诠释学也发生着“基本性方向的演变”，即由方法论问题逐渐地“从属于基本的本体论”②。诠释学的最初领地是语言，即在最平凡的谈话层次上进行诠释活动，它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就是语言的多义性3从语言到文本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通过问答（对话）形式进行直接解释的条件不再存在，诠释变成了凝固的文字形式，在一个有限的领域内进行。早期的《圣经》释义学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上的目的性，它的诠释取向是如何发现和理解已假定蕴藏在神圣文本之中的上帝的意图。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在古典学兴趣的剌激下，诠释学逸出了圣典的范围，逐渐扩大到世俗领域，形成各式各样的语言学（philology)理解方式。但这两类研究的诠释工作均是随着文本的不同而不同，依赖于文本的特殊性，理解技艺的规则也是零散的。施莱尔马赫完成了诠释学的第一次跳跃,他将一般性解释的课题从对各种不同文本的每一个别的诠释活动中分离出来，确认了统一化的问题，把释义学提高到了一门“技艺学”的水平狄尔泰则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技艺”的内涵，把解释的对象不断地从文字形式、从文本的意义和指谓转到文本中所表达的生活经验上，展现出“理解”和“解释”所包含的更为深刻的意义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指向开始了诠释学的第二次跳跃，诠释学不再是言表的技巧和方法，甚至不再是对精神科学的思考，而是对精神科学据以建立的本体论基础的说明。所以利科尔说:“他们的贡献不能被看做是对狄尔泰工作的纯粹和简单的延伸；而应该被看做是企图在认识论的研究之下深掘，以揭示其真正本体论的条件。”③这是“哥白尼式的变革”，而这一变革在伽达默尔写出《真理与方法》(1960年）之后,便以哲学诠释学的系统形式被稳固下来了。

随着诠释学的哲学转向，文本解释的问题反而越来越不重要，古典释义学的技艺和规则退隐到了历史背景的位置，所谓的“一般诠释学”也完全破解了。狄尔泰之后，诠释学成为通往哲学思辨的新路，各种隐蔽的形而上系统在诠释学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解释的冲突绵延不绝。利科尔在《弗洛伊德与哲学》(1965年）一书中就已明确指出：“不存在一般的诠释学，也不存在解释的普遍准则，只有一些根本不同和相互对立的有关解释原则的理论。诠释学领域和诠释学本身并非内在一致。”④按照布莱希尔(JBleicher)的划分,当代诠释学大致包含了作为方法的诠释学、作为哲学的诠释学和作为批判的诠释学等三类。贝蒂（E.Betti)继承了古典诠释学的理路，“从施莱尔马赫直到狄尔泰以及狄尔泰之后的诠释学的整个唯心主义传统都被法学史家贝蒂所吸收”⑤。他仍坚持诠释学的方法论原则，寻求诠言的功效性，肯定解释具有客观上正确的规则和一般公认的方法；因而否定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与伽达默尔展开了争论。诠释学哲学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师徒，以及新教神学家布尔特曼（R.Bultmann)为代表，其中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最为圆熟、影响也最大作为批判的诠释学则是以阿佩尔（K.O.Apel)和哈贝马斯（JHabermas)等人为代表的。阿佩尔称自己的学说为“先验诠释学”，实际上是综合了康德以来的先验哲学和诠释学、语言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等流派的思想、哈贝马斯则强调诠释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维度，并就此与伽达默尔展开过论战在三派之外，利科尔另辟新途,表现出更为宏大的视野和更强的综合性，他的诠释学既有当代法国哲学各种思想线索复杂交织的背景，又和现象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等重要思潮形成了深层次的互动①。如果我们把西方的诠释学划分为“前诠释学”(《圣经》释义学和古典语言学)、“古典诠释学”(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当代诠释学”这三个时段,那么很明显中国的“诠释”观念与系统，以及有关“诠释”问题的传统资源，大半只能划归到“前诠释学”的型态当中。因此,对应这三个不同阶段来思考中国的“诠释学”，它所关注的焦点和叙事的策略就应该是不同的。对于西方的“前诠释学”，我们完全可以作平行的比较研究，既可以用西方的诠释观念和行为来评价中国的诠释传统，又可以用中国的诠释理念和实践来指点西方诠释史的长短。因为从“诠释”问题的观念背景和展开方式来讲，两者确有着极其相像的地方，大可参比一番；就资料的丰厚程度而言，中国甚至还在西方之上而“古典诠释学”,即施莱尔马赫以来成为一门技艺的“理解的艺术”，或摆脱了注解的个别性而上升为一般系统的普遍的诠释学，在中国并不存在。当然，中国的诠释史中也有可以称为“一般”的东西，也有普遍的规律性的原则，但这毕竟不同于施莱尔马赫等人的诠释学。我们可以参照西方的模式和框架,从中国的注经传统中梳理出一个一般化的诠释系统来；也可以从中国自身的特点出发，总结出一套同样具有形式化特征的解释学说，以与西方相匹敌。但不管是“依他”还是“依自”，古典诠释学对我们都将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而对于“当代诠释学”来说，中国传统的“诠释”资源与之相去甚远，实在难作比观所以我们对它可能主要是借鉴和吸收的问题，即如何“拿来”作为一种工具或者方法，运用到对传统的现代诠解和转化之中去。

一种最宽泛的用法，把“理解”就当作是诠释学，那么中西诠释学的历史便都可以无限地拉长。正像伽达默尔所说的，“如果说只要在任何地方表现出一种真正的理解艺术我们就承认存在诠释学，那么诠释学如果不是从《伊利亚特》中的涅斯托耳开始，至少也从奥德修开始”②。就中国而言，那至少到周宣王时的宋国大夫正考父就已经涉及到诠释学了。《国语鲁语》谓:“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这正是在做文本的理解和校雠工作。春秋以后，诸子蜂起,相与辩说,考核名实,如火如荼，那更是就“理解”所拓展出的兴盛局面了。但这显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诠释学。伽达默尔指出：“这与一种成熟的理解理论相去甚远这看起来毋宁是诠释学问题出现的一般特征，即必须把一些远离我们的东西拉进，克服疏远性,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造一座桥梁因此，诠释学作为一种对待世界的一般态度，是在近代才取得它目前的这种形式的。”③所以，将诠释学指号用于中国古代哲学，用于儒家、佛教等，只能是一种权便之称，这些组合概念（中国诠释学、儒家诠释学、佛教诠释学等）决不能和严格意义上的诠释学等量齐观、相提并论。但权便的说法并不是不可用，只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应当时时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界线，并且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处置,不致于发生混淆或者有令人生疑的情形。至于“诠释”的问题，则没有这些麻烦,我们可以充分地探讨中国古代有关“诠释”的思想和学说，可追根溯源、推之久远作为历史悠长、文典灿烂，又经学发达、擅长注释的文明形态，中华文化简直就是一部前后相继、代有解人的诠释史。围绕着“诠释”的话语，中国传统的资料实在是太丰富了。清人焦循在总结当时的学界境况时说道：“今学经者众矣，而著书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二曰据守（信古最深，谓传注之言，坚确不移，不求于心，固守其说）,三曰校雠，四曰遮拾（指辑佚），五曰丛缀(丛考字句名物）”④试想想看这五派中哪一个是与“诠释”无关的？清代是如此,睽诸整个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发达的经学和由此繁衍长盛的文字音韵、训诂考据、校勘辑佚、典章目录等等学术，并未能生发出一门独立的有关一般“理解”的普遍性的“技艺学”来,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上还是因为中国古代学术没有发生像欧洲近代那样的革命性的变革，而始终笼罩在经学的氛围之中。作为神学教授，施莱尔马赫所做的工作虽说和传统的《圣经》释义学之间有着极强的脉络关系，但更为重要的背景却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觉醒和走出中世纪的浩浩大势。所以施氏所治之神学不是方式的简单变换，而是彻底地与传统解纽，他给释义学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诠释学不再局限于神学的范围内，甚至不再局限于语言学或文献的范围内，而是引入了理解者的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变成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心灵沟通，“理解”本身成为一般的原则与学问。狄尔泰直接承继了这个新的方向，把诠释学又进一步推延成为整个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就和原来的圣典释义没有什么关系了。而中国的“诠释”学问，却自始至终是围绕着经典来展开的，从孔子开始是整理编纂六经，直到清末，有关“诠释”的工作仍然是依附于经学的。所以随着经学的解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诠释”与经学的必然联系才宣告终结。这样，在中国历史上便只有注经方法的不断延伸与积累，而绝无能够脱离经学而独立的所谓方法学，小学始终是在经学的卵翼之下。就像阿佩尔所说的，这种“诠释”工作始终局限在“历史的和语法的理解”范围之内。“显然，这种诠释学哲学总是预先假定宗教、哲学和文学传统中的伟大文本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活生生的意义，关键在于利用语文学批评的所有手段和方法，使这种意义重新在当代世界中展现出来”①。儒家中，重考据的汉学是这样，重义理的宋学又何尝不是如此，佛、道二教从总体上说来也是概莫能外的中国古代的“诠释”资源，以附着于经典的各式各样的语言学（小学)形式，在传统学术解体之后，迅速地断裂了；在现代学科形态生成的过程之中，它们又被采摘重组到（汉)语言学、古文献学、（中国）历史学、思想史和文学史当中。当我们今天思考中国的“诠释学”问题时，不但此“问题意识”是缘于当代西方学术的剌激而生出，就是所面对的“原料”也已经是经过西学的观念和框架筛拣、甚至剪裁过的，早已不是特定历史情境和氛围之中的东西。经学已不复存在，小学实际上也没有了；那么通过“诠释”的挖掘和探求，能够“复活”那个已经失落了的文化形态吗？阿佩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非欧洲文化已经并且还将不得不接受欧洲的技术工业生活方式及其科学基础，它们被迫与自身造成间距，被迫与它们的传统相疏远，其彻底程度远胜于我们。它们决不能期望仅仅通过诠释学的反思来补偿已经出现的与过去的断裂。对它们来说，从一开始就有必要去获得一个与对它们自身的和外来的传统的诠释学反思并存的准客观的、历史哲学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必须创造可能性，把它们自身的立场整合到世界历史的和人类全球性的语境之中去。”②中国文化的“诠释学”资质（特别是它的能力)恰恰是在与自身传统的疏离化过程之中被打散和丢弃的，眼下就像“传统”在流失和已然苍白乏力一样，它“诠释”的资本也早已由丰裕变得枯竭了。面对当下西方诠释学的挑战，只是把“五四”以来的中国哲学再顺势往前推进一步，带入到西方即存的语境当中去？还是彻底地重新“洗牌”，创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诠释学”？换言之，是在众多的西学思潮和方法引进之后，再多加上一个诠释学，更壮西化之声色？还是别样的“反弹琵琶”，实际是要借诠释学来修补与自身传统之间的断裂？这些问题，在我们目前的“诠释学”理解和定位当中，可能是更为关键的纽结；它的复杂程度，也远远超出了人们对诠释学的期许或者想象。

从中国哲学的现实境遇出发对诠释学三所做的“理解”和所采取的“行动”，可能是仅限于方法论的,但也有可能指向本体“五四”以来的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科学方法的膜拜和推衍，不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受到极大的青睐，就是纯粹自然科学的方法也被不断地提起和尝试着应用。方法对于哲学思考来讲，意味着新的突破和新的面貌；更为重要的是，方法被看做是揭示本质、接近真理的重要前提。所以，每个流派和重要的思想家在建构自己的系统时，总是把方法置于显赫的位置。他们对西方哲学的欣赏也往往表现为一种方法论的崇®^如果按照这样的惯性来理解和接受诠释学，那么诠释学很自然的就会被解读成为一套方法论，特别是它和中国传统的训诂学问之间还有着那么一丝亲近的联想，以方法论视之，可以说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了。但吊诡的是，在经历了本体论转向之后，诠释学恰恰是反对依赖方法的，特别是对所谓揭示事物本质的普遍性的科学方法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主旨即是“抵制对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他说:“诠释学问题从其历史起源开始就超出了现代科学方法论概念所设置的界限”①所以，诠释学从本质上是本体的，而不属于方这样，我们对诠释学的引入和接受实际上就面临了两种选择，一种是方法论的，也就是更多追溯古典诠释学的谱系，比较接近贝蒂一系的理解,范围也会扩大到历史和语言学的领域而另一种选择,则是追随哲学诠释学的主流形式，意在本体建构,对当代西方哲学的了解和吸收会表现得更为直接一些。

论语全文解释篇6

关键词：哲学解释学，法律解释，判决理由

诠释学，又称解释学、释义学，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指的是文本解释的技艺，旨在字句疏通，释疑解惑。曾用于诗歌的解释。这种解释技艺的大量运用首先在中世纪后期的神学中，对《圣经》中上帝的意志进行解释。其次发生在法学中，尤其是11世纪前后大量罗马法资料被发现，由于年代久远不易理解需要疏义，这便产生了注释法学派。总括诠释学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从文本解释之技艺发展到施莱尔马赫的心理学解释和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方法论，最后向本体论转向，与此同时还表现出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及批判倾向。

法律诠释学，是至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本体论诠释学的影响，首先在德国兴起的。加达默尔于1960年发表的《真理与方法》，标志着哲学诠释学的正式诞生。如果要追寻法律诠释学的缘起，无论从哲学渊源，还是从应用层面上，均须回到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对法律解释的启示，就其核心而言，在于它为法律解释与价值立场的关系，提供了有说法力的理论工具：解释者不可能价值无涉，解释者均存是非感，是非感存在先见、前理解之中，解释者的立场偏向，就决定了不存在能普遍接受的要么对要么错的判决，只有通过解释者与作者的对话，在探究性造法解释中，才能达到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合意的结论。[1]因而法官在判决中说明理由正是这种交流的体现，这也说明哲学解释学在法律解释中的最终落脚点应该在于判决理由上。

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提出几个著名的命题：一、理解、解释和应用同是理解过程中的成分。二、理解同时即是应用和解释。三、所有解释是理解的解释，解释又是理解的应用，应用并非在理解后发生，应用是理解的行为。但法律解释与其它解释例如文学的解释并不相同，法律解释者对某个法律文本进行解释，不止是限于理解该法律文本，而是将该法律文本（某个条文）作为解决待决案件的准据，亦即将该法律条文适用于待决法律事实，从中得出判决。换言之，法律解释以法律应用为目的。因此，应用是法律解释的目的，而非解释的要素。[2]

为了与法定构成要件要素比较，对于事实上发生的事件，法官必须配合法律的用语将之表达出来，并根据法定程序进行论证，最终形成为法律事实。这一过程也是法官理解、解释、判断的过程。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只应该是法院（规范性法律解释）和法官（具体案件中法律意义的阐释者）对法律和法律事实的法律意义的说明。[3] 因为从三权分立的目的看，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垄断，那么如果立法者、行政者既能制定法律又能解释法律，这可能会使立法者专权，而与三权分立原则相违背。所以，根据法治要求，只能赋予法官解释法律的权力，立法者和行政机关不能解释法律。法官审理具体案件，从哲学解释学角度看，就是法律解释活动，其过程就是理解的进行，既包括对法律的理解，也包括对事实的理解。

在解释法律和事实的过程中，除了包含理解、解释两个要素以外，还有一个要素不可或缺，即判断。法官审判中行使的是一种判断权，无论是事实裁剪，抑或是法律发现，法官都必须站在中立的角度进行事实判断、价值评判。因而，法律解释中，理解、解释和判断，这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包含，共存于一个统一整体中。理解、解释和判断同是理解过程中的成分；理解的同时即是判断和解释；所有解释是理解的解释，解释又是理解的深化，判断是理解的行为和过程。

法官解释法律的过程是一个将法律向判决转化的过程，期间经历了理解、解释和判断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纠缠，才最终形成了判决。这个过程充满个体的主观性、创造性和群体的参与、程序的规准以及社会法律价值观念等各方面因素的相互影响。因而这个过程成为法官做出判决时必须言说的部分，亦即判决理由。权威不是现成被给予的，权威最终不是基于某种服从或抛弃理性的行动，而是基于某种被承认和认可的行为。[4] 所以法律权威的树立与判决被接受息息相关，而判决被接受的前提是判决理由充分，让人心服口服。正因为如此，判决理由的说明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本文正是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对法律解释的过程进行分析，来说明法官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的必要性。

一、理解：法律解释的起点和基础

作为法律解释活动，法官审判既是（广义）理解的过程，又是（狭义）理解的过程。前者包括对法律文本的理解、对事实的理解和事实与规范关系的循环理解。后者只是法律文本的理解，因此是法律解释的起点和基础。法官作为法律适用者，想要把法律个别化为判案的依据，就首先得理解法律。法官只有理解了成文法，才能把它正确地贯彻到具体案件中，没有理解，法官不可能发现法律，不可能正确地贯彻立法意图，并在司法裁判中叙明判决理由。法律解释是“要决定每项规定的效力范围，如有必要，并须划定其彼此间的界限。”[5] 成文法中不包括解决案件的现成答案，它必须经过法官的思维加工，哪怕是最简单的法律识别。法官在法律和事实的互动关系中重新理解法律，才能构建适用于个案的裁判规范。[6]

加达默尔认为理解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存在先于理解的“偏见”或“先见”。先见是人在历史中的存在状态。它与历史水融，形成了一切理解的基本前提或视域。“先见”构成了个人的存在，也同时为一切理解提供了基础与可能。历史占有个人的方式是通过语言，个人在接受理解语言的同时，接受了历史给予他的“先见”。加达默尔区分两种“先见”。一种是历史给予的，对理解有正面价值，它来自于人们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因此是“合法的先见”。另一种先见是“盲目的先见”，它是指个人在现实人生中不断接触吸收的见解，传统哲学或诠释学所指责的偏见，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种先见。[7]

先见作为人的存在状态，同时包含着“合法的先见”和“盲目的先见”。有学者

认为：“合法偏见的形成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这里，教育和教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教育和教化，人们所欲求的真正理解也可能是存在问题的，起码理解的创造性是难以觉察的。”[8] 主体意识无法分离“合法”和“盲目”，唯一的办法是在理解过程中显露“先见”，不断尝试，在理解过程中逐渐修正或去除盲目的成分。

人的理解是在占有语言之中才能发生的。在语言之外，没有一个理解和意义的“自在世界”。[9] 同一时代的人要在语言中达到相互理解，必须要接受那个时代的语言体系，对语言发生理解上的困难，却是语言的另一时间上的特性造成的，这就是语言的历时性（指语言结构和意义在历史演进中发生不断的改变）。这表明语言的时间性或历史性，具有淘汰和更新语言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不同学科、不同行业由于所涉范围、研究方法等不同，形成了异于日常用语具有特定含义的专门术语，这些专门术语阻碍了从事不同学科、不同行业的人们对彼此学科、行业的理解。这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语言的多义性、创造性和语言体系的开放性（在不同学科和行业中衍生出新的意义）。返回到法律领域可以看到，法律是用文字表达的，而语言的特性决定了首先应理解法律，才能解释并适用法律。文字的诠释始于字义，法律语言是一般语言的特例，语言的不精确性、多义性也进入了法律领域。“法律经常利用的日常用语与数理逻辑及科学性语言不同，它并不是外延明确的概念，而是多少具有弹性的表达方式，后者的可能意义在一定的波段宽度之间摇摆不定，端视该当情况、指涉的事物、言语的脉络，在句中的位置以及用语的强调，而可能有不同的意涵。即使较为明确的概念，仍然经常包含一些本身欠缺明确界限的要素。”[10] 可见，语言对使用环境的依赖性，语言脱离语言使用环境，便会出现意义不全，甚至失去意义的现象。[11]

语言的使用环境，从性质上一般分为二种：语言环境与非语言环境。前者指语言的体系，任何语言，须在它自己的体系中才发生意义。语言体系包括语法、句法、习语等。语言的使用，总是以语言体系作为发生意义的背景。非语言环境指语言欲描述之对象世界，它包括事物、经验、情绪、想象等。语言与它欲把握的对象之间，比语言与语言体系自身之间，多一层关系。语言的使用一般都要同时涉及语言环境和非语言环境。语言自身总是共性的东西，否则就无法作为沟通思想的媒介。法律语言以一般语言为基础，又具有一些独特的语言习惯和语言含义，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语言体系，为法律文本的理解指明了一定的界限，法律适用者只能在法律文本已载明的意义范围内去寻找，并且法律特殊语言的用法通常应优于一般语言的用法，除非有其它标准可知，否则法官不能有意偏离其固有语言的用法。[12] 但法律是一种抽象概括的规定，法律文本本身是对事物共性和普遍性的一种概括，事物本身发展的无限性和复杂性，使得成文法律不可能涵盖所有事物和行为的特性。因此法律文本与个案之间总存在距离，对法律适用者来说，他要不断面对新的案件，而正是面对不同的案件时，法律的字义才经常呈现出模糊性，使规范文字也变得有疑义。[13] 那么，对法官而言，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弥合共性法律和个性案件之间的缝隙，就如加达默尔所言：“调解法律和案件之间距离这一诠释学任务即使在社会关系没有变化、抑或现实的历史变化并没有使通用的法律变得过时或不适用的情况下也还是存在着。”[14] 非语言环境，对造成理解上的分歧，至关重要。解释者的个人经验、生活背静、理解的视度，以及所处的历史时代，其中经验和理解视域是最直接影响个人理解的因素。

（一）经验。经验先于观念、先于判断而发生。经验在它被理解、被解释、被做出价值判断之前，已经直接在个人身上发生了。个人的经验不可为他人所替代，也不象语言那样可与他人分享。但经验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人对语言的理解。[15] 因而任何解读都是从经验出发的。法律适用者过往的审判经验，常常会作为“相关规范”带进法律具体化的过程。法官把他自己内化的社会规范带到了解释过程中。[16] 法官在面对新的案件时，往往先根据经验凭“直觉”形成预先的结论，然后再到法律文本中寻找能证明其观点的条文，当该预先的结论得到证实时，他就保持该观点，如得不到证实，就重新确定观点。当然对于事实问题，法官往往更多地借助经验法则反推出案件事实经过或某些待证环节。

（二）理解视域。我们无法摆脱有自身历史存在而来的“先见”，这是我们的“视域”（horizon）。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含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得看到的一切。[17] 但视域并非封闭的，而是向新的理解不断开放的。正如我们有我们的精神世界，作品也有作品的世界，我们不可能以自己的“先见”去任意曲解解释对象，如历史典籍，历史事件，某种哲学，因为它们各自有历史的特定的内容，限制了我们的“先见”，只接纳它可能接纳的理解，只有当这两个历史背景即解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能够融合在一起，产生意义，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加达默尔称这个过程为“视域的融合”。[18] 由视域融合而形成的理解，既非是解释者原有的“先见”，也不是作品或历史的原有内容。

首先，作品有它自己的世界。作者通过语言，构造了一个意义世界。但作品的世界不限于它的语言世界。作品的作者与他由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常常不尽相同。词不达意、言不尽意的现象，是个人使用语言必定会发生的个性与语言共性的冲突。因为语言语法规则，相对于个人瞬息而变的思想、情感而言，显得僵死和固定，难以完全宣泄出情感的全部内涵，表达意图、思想、信仰的深度和复杂程度。姑且假定作者的语言表达与他的意图完全吻合，语言文字自身具有的歧义性（又称多义性），也会使语言表达的意义范围，溢出作者愿意或意图界限。[19] 法律文本作为立法者立法意图的载体，也同样不限于它的语言。文字表达既可能无法准确地传达立法者的意图，也可能溢出立法者的立法旨意。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秩序所固有的，但尚未在成文法律文本上得到表述或不完整表述的价值立场，也应视为法律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仍然保持这样一种观念，如德国，其联邦指出“法……并不完全等同于成文法律的整体。司法判决的任务有时就可能”特别要求那些宪法性秩序所固有的，但尚未在成文法律文本上得到表述或只有不完整表述的价值立场，应当通过某种评价行为（即使其他可能具有某些主观意志因素）得到澄清，并在实际的判决中得以实现。“[20] 在英国，人们直到今天仍然把这样一个古老的信念视作是法律的一个部分，即有关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从未被列诸于文字但却被认为能够得到每个人遵守的规则的信念。[21]

其次，解释者也有他自己的精神世界。“先见”构成了他基本的精神世界，是主体进行理解前的已理解的精神储备。解释者的世界也不限于他的语言世界。他在用语言解释作品意义的同时，允许作品的世界进入自己的体验、经验、理解中，并扩展自己的“前理解”形成的理解视域，面向一个可能的意义世界开放。[22] 先见总体上包括几个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关涉到人之存在的境遇，如语言、经验（生活历程和知识运用）、利益考量等。就法律适用者而言，相关的知识的积淀和法律思维方式的训练是其必备的“先见”，并且由于经验的作用，当他面对任何一个具体需要评断的案情，总会有一个前判断。[23] 这些构成了法官最基本的理解视域。

无疑，解释要卷入二种不同的历史时间。一方面，解释者自身要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另一方面，被解释的对象有它形成的历史时间，除了向传统、历史文化、经典等这样一些解释对象，本身的历史时间与解释的时间不会共时地处在同一时代，即使一部当代的著述作品，它的时间也与解释的时间相区别。这两个历史的时间之间，存在着一个距离。[24] 这种距离不仅仅是时空上的，更多的是语言和经验上的。这种距离造成了解释者对作品的疏离和陌生感。法律文本与法律适用者之间也存在这种距离感。法律文本总是代表着历史和传统，而法官面对的却始终是新发生的事件和行为。法官站在现时角度阅读法律文本，想要发现适用于当前案件的法律规范，是需要跨越时空距离、语言和经验上的障碍的。在越过障碍之前，法律文本的意义一直处于未决状态。但对法律文本解释者虽然应去作合乎时代的理解，但

也必须尽量地置身于历史环境之中努力去实现与文本作者的视域重合。[25]

最后，视域重合的完成即是作品意义的呈现，但作品的意义世界已不再是作品原有的世界。它新生于两个世界的交流时刻-理解，解释者在理解中不仅重新规定了他的精神世界，也给作品开拓了作品可能造成的意义世界。该世界是解释者与作者之间，现实与历史之间，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建立起的真正对话。法律适用者在与法律文本的交流中，促成了法律和事实的结合，其尊崇的价值观念与立法者的旨意引起了共鸣和碰撞，寻求到了现实和历史的交汇，达到了现代与传统的结合。

法律是事物关系的外在表达，但由于事物及其现象的复杂性，法律能够表达的却只是人类所能认识到的事物的内在关系，并且该关系本身也并不受制于人类的意念和控制。事物作为单纯的存在，每种事物有着自身内部的关系构造，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构造也不尽相同，人类的归类和总结无法穷尽事物之关系模式。同时，置于某一空间中的事物不是静止的，而是无限变化的。事物及其关系的变化不仅在时间的流淌中发生演变，而且也在空间的延伸中发生变化。而事物的运动变迁又使其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处于流动状态和动态复杂中。这样，事物就总是呈现出一种模糊性。

事物间关系的复杂性使人们很难确知事物的规定性，因此，当我们不能靠实证和数学演算，逻辑推理而确知事物之间的关系时，人们就只能利用其大胆的猜测、假想等主观世界的功能作用于对象世界和事物关系，这时，我们所了解的所谓“事物关系的真相”，其实只是指主观性-主观认知到的“真相”，是主观之镜中的真相。[26] 当涉及与法律关系更为密切的以人们行为为核心的社会关系时，我们面临的将是比一般事物关系更多、更复杂的意义世界。如果将社会关系本身看成一种文本，那么，在这个文本中，本身包含了主体对它的意义赋予和期待。所以当我们解释社会关系时，不仅仅要关注行为、语言、文字等客观存在的文本，而且更要关注埋藏在文本中的隐喻，要解读文本背后的主体心理世界。[27]

所谓关系事实是指事物交往（或作用）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状态。[28] 对关系事实的理解分歧首先发生在纠纷当事人双方。一旦关系事实进入司法领域就成为案件事实（案件事实是人们在交往秩序（关系事实）出现分歧和纠纷时因请求司法救济而产生的，[29] 这时，案件事实成为法官观察、理解和解释的对象。不同法官对同一案件事实很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法官的理解和解释并非完全主观的，也不可能垄断对案件事实的解释。因为与理解法律文本同样道理，法官专业的知识和思维方式作为理解的“先见”，使其至少是法律的赞成者、拥护者和捍卫者。法官的专业意识使得当其作为法律文本和案件事实的解读者时，会将对法律的独特的亲和性的主观情感带入其中，扩大法律的职能。当然这或许也恰恰是其缺陷所在。因为他们不能远距离地观视、审验法律，从而得出关于诠释法律的多视角的结论，把法律放在社会系统中的恰当位置上。[30] 但这一缺陷并不是不可弥补的，因为审判过程并非一场法官的“独角戏”， 而是当事人和职业群体共同参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当事人、律师、检察官就事实和法律的不同理解进行“对话”，最终寻找“可以被接受”的答案。而且法官作为社会正义的维护者，还会将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反应列为考虑的因素，从而以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观的角度对法律和事实进行审视。因而法律解释存在相对的主观性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法官不对这一主观的过程进行说明和解释。无怪乎有学者说“在司法领域中，裁判理由的停止就意味着法律本身生命的停止。”[31]

二、解释：法律理解的表达和深化

语言作为生活必须要表达的形式，先于理解和解释的区分，同时包括着解释和理解。解释是语言的解释[这里使用“语言”一词，是指它的最广义的含义，其中也包括由身体的姿势所表达的语言].理解在语言中进行。解释总是一种语言的表达，是语言公开被表达出来，或以文字，或以言谈，或二者兼之并辅以表情和身体的动作。而理解则同时可在语言和非语言的心理层次上实现，或以默识体会，或以言语运意，语言在理解中常常是默然无声地活动着。这种语言应用形式上是差异，给理解和解释作了表达形式上的区别。对意义的把握与展开上的区别在于：当意义在整体关系中凸现时，我们视为理解的实现，当意义被表达或逐次展开时，自身就是在解释说明。[32]

理解与解释在理解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理解产生、伴随、完结着解释，因而也包含着解释。解释反转来又以分析展开的方式发展推进着理解。”[33] 对整个作品的解释而言，理解本身并不是一方式，但却与属于方法的解释结合在一起。理解的同时即是解释，理解的每一时刻，都与解释直接或间接地相互助长，不可分离。

法律解释过程中，理解和解释也是形影相随的。理解是从整体上把握或理解各种法律渊源和法律事实的各部分的意义，而解释是对各种法律渊源和法律事实的法律意义进行的阐明。法律解释是基于对法律和事实的理解，是对所理解的事实的法律意义的表达。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解释者在语言运用中，又反过来加深了理解。语言表达的过程是一种思想提升的过程。因为语言并不是一个中性的工具，语言自身就是思想。解释者个人必须使用一种语言去解释，个人在使用共性语言的过程，同时是将其独特体验、情绪、思想，溶入个人的语言表达中的过程，从而对语法、句法、字义的约定俗成等作为稳定的共性的东西进行微妙改变，创造出富有个性的语言。个性语言比语言共性的容纳能力更为丰富多彩，二者之间的张力产生出“言不尽意”或“言在意外”。存在于法律解释中的另一个问题是由文字表达引起的。首先，文字作为一种符号，与人们所意指的物相对称。因为在文字的起初形式中，语言是物的完全确实和透明的符号。[34] 但是伴随着人类抽象能力的增强，显示了人类文字与物失去了相似性，意即文字与物并非是简单的对称，特别是形成语言之后所成就的思维离散。因此对文字或语言的解释，主体间性的重合是趋近而非完全一致的。也是在此基础上，法律解释才往往透露出造法的可能性。其次，文字是需要通过书写来表达作者的意向的。文字的书写表明了一般意义生成，这不仅存在于文字本身，而且主要存在于文字的整体结构中。法官作为一个法律文本适用者，需要在理解立法者所书写出来的法律文本之基础上，来解释自己对于法律文本的理解，这里必然存在书写者与阅读者的思维异化。立法者与司法者之间，司法者与民众之间，都存在“诠释法律只能达到某种相对合理的境地。”[35] 因而解释基于理解，又不限于理解，是理解的延伸。

法官对法律渊源和法律事实的法律意义的阐明，目的在于弥补共性的法律与个性案件之间的空隙。因为成文法律是对事物共性的抽象，要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必须将一般法律具体化为判案的依据。并且由于法律在许多情况下与事实的结合会呈现其不周延性和模糊性，这种情况下，法官就需要就法律与事实进行理解解释。法律适用问题主要是法官根据所掌握的事实对法律意义的解释。在具体案件中的法律，实际上就是最终由法官根据法律规范、法律事实、法律价值和精神、法律思维方法以及法律的具体操作规范所构建的审判规范，也即判决理由。在个案中，判决理由就是法律。[36] 法官构建审判规范主要是在思想领域中完成的，同时各种主体，包括当事人、律师、检察官等参与议论也为法官构建审判规范提供素材，对这些素材，法官还必须加以整合，因此法官在个案创造性理解、解释法律过程中应引进合理性论证程序，对判决理由进行说明。人们期待司法公正，除了期待法官公开判决外，更重要的是要公开说明判决理由，对判决结果进行论证。法律解释的过

程不仅是发现法律的过程，而且也是构建审判规范，并使其正当化（包括合法化和合理化）的过程。正当化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判决中说明理由，二是将判决理由公布于众。[37] 因此中国审判改革应重点落实的部分就是在判决书中说明判决理由。

三、判断：法律解释特定而不可或缺的要素

人的一生中充斥着各种判断。从广义而言，判断既包括对事物证实或证伪的判断，也包括各种各样的选择。前者包含着对事物本质的探询，是人类进步史上起到重大影响的关键步骤；后者则可以发生在人生的每时每刻。司法审判中的判断基本上包涵上述两方面的判断。

在哲学史上，不少哲人对判断提出了反思性的分析。例如康德曾提出两种判断的分类，即审美的判断力和目的论的判断力。前者被理解为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对形式合目的性作评判的能力，后者被理解为通过知性和理性对自然的实在的合目的性作评判的能力。[38] 因此审美判断力是主观合目的性，目的论判断力是客观合目的性，两者从本质上而论都是人的思想意识所做出的判断，都具有主观性。举一个例子，一件衣服如果从保暖角度被认为是适用的，则符合目的论判断；如果从新潮、时尚给人以美感出发则符合审美判断。康德的这种判断分析只能是人作为主体的主观价值判断。由此黑格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三种主要判断，即质的判断、反思的判断和概念的判断，开始对事物具有了较为趋向于客观的认识。质的判断，是一种定在的判断，指存在于特定时间、地点有特定的质或量是实际事物而言的，是关于感性方面的判断。反思的判断，是一种探询事物本质的判断，作为个体在判断中被设定为返回到自己的个体，在往复之间呈现事物的本质。概念的判断，以普遍事物和它的全部规定性作为内容，将事物的共性归属于某一类，形成类概念的判断。[39] 黑格尔关于判断的分析，从特定事物的类归属到其本质的剥离，成为判断过程中的主要方面。及至近代，胡塞尔基于现象学对事物本质和表象的区分，通过经验性的基础将事物的共相提升出来，构筑经验性的普遍性的基础，并通过区分来度测事物的“相似距”。[40] 胡塞尔的经验判断分析奠定了现代哲学诠释学中关于“视域融合”理论的基础，也成为如何在理解、解释中合理运用先见的基础。

在司法审判中，法官对法律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是在与事实的互动中进行的，往往是在诸多的可能性中，基于各种考量，认为其中一部分法律条文或法律原则于此事实是适当的，因此决定选择此部分。所以法律解释中判断是与理解、解释交杂在一起的，理解和解释离不开判断。如前所述，“适用”在法律中有独特的含义，在法律解释中，理解并非与适用处于同一过程。理解过程中，法规范的发现并不等于法律适用。这是法律解释不同于其他解释的地方。法律解释是溶理解、解释和判断于一体的过程。理解和解释的同时是判断，判断既是结论，又是过程。

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往往涉及事实判断和法律判断。事实判断以感官的知觉为基础，可以通过观察及实验的方法来证明。但呈现在法官面前的案件事实，通常是过去的事件，法官一般不可能亲身感知事实，必须凭借他人的感知来了解案情。当然法官仍然可能看见属于案件事实的客体，如行为工具、当事人有争议的文件、行为发生地点和被毁损之物的残余等。然而整个事实发生的来龙去脉，却不可能再感知了。于此，只能凭借曾经感知该事件的人，由记忆中将之搜索出来，并且在法院作证。然而大多数证人的证词都不可靠，因为感知、注解和回忆都会发生错误，表达也不精确，而且证人多少会不知不觉地加入自己的立场（有意的伪证就不用提了），这所有种种都会影响证词的价值。[41] 当事人的陈述就更有怀疑的理由了。因此，法官不能轻率地相信某一证人或当事人一方，而必须判断这些陈述的可信度了。当然法官还可以借助其它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等其它证据材料，推得案件事实。假使案件事件属于内心世界（例如：特定的意向、动机、善意或恶意），就只能借助间接证据[41]（外部迹象）来推论它，因为这一些事件他人根本无法直接感知。法官虽然可以“自由地”评价证据，但法官还必须受诉讼程序的约束，任何证据都必须经过听证、质证、认证以后，才能形成法律事实。而且法官还必须努力排除一切可以导致错误发生的根源，仔细地形成内心确信。于此人格特征的参与也是不可或缺的：法官职业伦理中审慎判断的态度。[43]

司法审判中所呈现的事实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基于进入案件进程的思维。这里必须区分事物及由事物呈现的现象即事实。例如在凶案现场有一件血衣，血是被害人的，衣是嫌疑犯的，血和衣均为事物，由它们指向的事实是这名嫌疑犯罪杀人凶手。注意在事物真实的情况下，事实需要证实或证伪，因为所指向的事实可能并不真实，在上述例子中即存在他人伪造现场进行嫁祸的可能性。但是不真实的事实也可以作为指证嫌疑犯的证据，因为这同样可以反映出事物的本质。[44] 在以上法官对法律本文和事实的理解之后，需要将两者连结起来，即以法律本文来解释事实或用事实来解释法律本文，使法官在内心中形成确信，认为由自己对本文和事实的理解而来的解释是恰当的，具有权威性的。这在司法活动中是必需的，因为法官必须确信自己诠解的权威性，否则在表达出来以后会难以服众。因此，法官最后只能做出独断的判断：与立法者不同，他们是为了探究法律本文对社会的适应性；与民众也不同，他们是为了探究法律适用变更的可能性。法官理解、解释和判断经历了由对法律本文理解的探究至独断判断的过程，其诠解法律有其独特的一面。

案件事实最终演变成法律事实，是事实与法律互动的结果。如吉尔兹所言：“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们是根据证据规则、法定规则、判例汇编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的，……”[45] 法官解释法律时，也是在法条与事实间“眼光往返流转”中完成的。可见，事实判断与法律判断时纠缠在一起的。法官一边用法律术语将案件事实陈述出来，一边即在评断案件事实是否符合法定构成要件要素。只有在考量可能作为判断依据的法条之下，案件事实才能最终转化成法律事实，而法条的选择乃至具体化，又必须考量案件事实。于此“未经加工的案件事实”逐渐转化为最终的（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而“未经加工”的规范本文也转化为足够具体，而适宜判断案件事实的规范形成。[46]

法律论证是基于法律发现之基础上的，意指法律论证基于对法律文本的理解、解释基础上，是法律判断的最终的说理过程。这里会遇到一个明显的论证上的困境，即“明希豪森困境”。[47] 因此法律论证过程追求的并非是绝对的真理，而是“在现行有效法秩序的框架内能够理性地加以证立。”[48] 如前所述，法律本身就是个价值体系，“法律的应用并不仅限于三段论的演绎，它在更大范围内也需要法律应用者的价值评判”。[49] 既然法律判断以价值判断为基础，那么法院的判决在本质上是法官的价值判断，但这种价值判断却不是法官私人情感的体现，法官的判断，要使人信服，要具有社会的感召力，必须符合一定的原则，首要的即是要符合法秩序的客观目的，保护相对重要的利益。

结语 通过以上对法官解释法律的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理解三要素：理解、解释和判断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法律解释是带有个人主观性的理解活动，虽然受制与一定的程序和规则，这也正是法官在判决中阐明判决理由的最直接的原因。只要有理解理解就会不同。那么法官对自己的理解过程进行说明，以证实得出的最终结论的正当性（合法性和合理性），并说服当事人接受裁判结果，以及对公众进行法制宣传和法律意识的熏陶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像立法机关的立法工作快马加鞭地进行，各个领域的法律规范都在不停地增补、修订，“送法下乡”的法制宣传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许多人以为由此法治将可最终实现。但是法律完善和法制宣传固然重要，但不能过分注重制度和规范的法律，而轻视法律解释学真正的中心问题：即由法律向判决的转化过程，[50] 亦即法官解释法律的过程，而在判决中阐明判决理由也正是法律解释学在审判实践中的最终立脚点。因此，我国法律解释学和审判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由解析规范、制度型解释向构建审判规范、说明判决理由型解释转换。

注释：

[1] 参见郑永流：《出释入造-法律诠释学及其与法律解释学的关系》，《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

[2] 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148-149页。法律需要解释是因为：一、法律的生命在于理解、解释和应用。法律的生命开始于法官的法律解释。二、法律的任务决定了法律必须与其所欲调整的行为相结合，而这一结合的过程就是法律主体理解、解释法律的过程。三、法律所具有的概括性特征决定了成文法律不可能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必定为司法者等留下了可以进行解释的许多空间。四、法律本身的开放性决定了应利用解释使法律不断地充实、发展。五、法律是用文字表达的，而语言本身的特性决定了首先有理解和解释，然后才有法律的适用。参见谢晖、陈金钊：《法律：诠释与应用-法律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7页。

[3] 参见陈金钊：《法律解释及其基本特征》，《法律科学》2000年第6期，第30-38页。

[4] 参见[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夏镇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页。

[5] [德]卡尔·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18页。

[6] 参见谢晖、陈金钊：《法律：诠释与应用-法律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7] 参见[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夏镇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188页。

[8] 谢晖、陈金钊：《法律：诠释与应用-法律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9] 参见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4页。

[10] [德]卡尔·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17-218页

[11] 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言：“预期和实现在语言里相接触。” [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12] 参见谢晖、陈金钊：《法律：诠释与应用-法律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13] 参见谢晖、陈金钊：《法律：诠释与应用-法律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14] [德]加达默尔：《诠释学与历史主义》，夏镇平译，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15] 参见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0页。语言的意义源自我们的经验（客观环境与内心体验），过去的记忆逐渐地构成了一个理解的背静，我们的每一次理解都是顺着这个脉络延伸。李道刚：《解释的“历史性”》，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16] 参见乌尔里希·施罗特：《哲学诠释学与法律诠释学》，郑永流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诚如胡塞尔所言：“回溯到经验世界就是回溯到‘生活世界’，即回溯到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我们总是已经在生活中，并且它为一切认识作用和一切科学提供了基础。”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8页。法官对法律本文的经验认识在理解法律过程中又返回到实际生活世界即对于法律本文和个案的理解之中。

[17] 参见[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页。

[18] 参见[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19] 参见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9-61页。

[20] [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面临的问题和进路-《法律论证理论》导言》，舒国滢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21] 参见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22] 参见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2页。

[23] 参见李道刚：《解释的“历史性”》，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 页。

[24] 参见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2页。

[25] 参见李道刚：《解释的“历史性”》，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从本体论哲学诠释而言，存在着主体间性的问题。

[26] 参见谢晖：《诠释法律的主观性及其原因》，《法学》2002年第8期。

[27] 参见谢晖：《诠释法律的主观性及其原因》，《法学》2002年第8期。

[28] 参见谢晖：《事实之为诠释学法学的对象》，《法律科学》，2001年第4期。

[29] 参见谢晖：《事实之为诠释学法学的对象》，《法律科学》，2001年第4期。

[30] 参见谢晖：《诠释法律的主观性及其原因》，《法学》2002年第8期。

[31] 谢晖、陈金钊：《法律：诠释与应用-法律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32] 参见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3-105页。

[33] 吕格尔：《解释理论》（Ricoeur . Interpretation Theory . Fort Worth：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72. ） 转引自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5页。

[34] 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9页。

[35] 谢晖：《论诠释法律的相对合理原则》，《长白学刊》2002年第1期。

[36] 参见陈金钊：《法律解释学的转向与实用法学的第三条道路》，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和法社会学论丛（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37] 参见陈金钊：《法律解释学的转向与实用法学的第三条道路》，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和法社会学论丛（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

[38] 参见[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另康德区分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两者是以述项是否包含在主项内为标准的区分。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46页。

[39] 参见[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43-355页。

[40] 参见[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72-383页。

[41] 参见[德]卡尔·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 第207页。

[42] 间接证据是一些事实或事件，其本身固然不是待决案件事实本身的构成部分，然而可以由其推得属于案件事实的过程。证人、鉴定人或当事人陈述则不是这种事实，即使法官可由此推得结论，亦同。德国法哲学家恩吉斯持不同见解，他认为这些陈述可以算是“个人的间接证据”。

[43] 参见[德]卡尔·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 第208-209页。

[44] 任何事物之存在，表征着与其关联的世界存在的合理性；无论是正义或非正义的表象、真实或虚伪的表象，都预示着合理的原因。事物的现象是一种假象，可能存在真与伪的区分，但是假象也是事物本来存在的反映，本质上揭示了事物的本源。因此，通过现象的真与伪，都可能认知事物之本质。

[45] 转引自苏力：《纠缠于事实和法律之中》，《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

[46] 参见[德]卡尔·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84页。这种过程契合加达默尔的观点：“理解的运动总是由整体到部分而又返回到整体。” [德]加达默尔：《诠释学与历史主义》，夏镇平译，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47] 明希豪森困境来自于这样一则故事：明希豪森男爵在一次旅行时掉入泥潭，四顾无人，于是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潭中拉出来。说明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三种结果：一是无穷地递归（无限倒退），以至无法确立论证的根基；二是在相互支持的论点（论据）之间进行循环论证；三是在某个主观选择的点上断然终止论证过程。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代译序第1页及第223-224页。

[48] [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页。

[49] [德]卡尔·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50页。

论语全文解释篇7

内容提要: 为了保证刑法适用解释符合立法意图、实现立法目的，实现类似案件的类似处理的刑　事法治目标，刑法适用解释应当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及其制约下的刑法文本的特殊　性，确立相应的刑法适用解释规则，刑法适用解释应遵循同一律、排他律、只含同类、严格解释、正确解释及生活逻辑的规则。

刑法适用解释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形而上的抽象思维，其思维方式包括形式逻辑与辩证　逻辑。基于形式逻辑思维与辩证逻辑思维的统一，结合罪刑法定原则制约下的当代刑法　文本的特性及其解释目标，笔者主张，刑法适用解释应当遵循下列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　规则。(注：刑法适用解释的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规则事实上绝不限于我所阐述并论证　的下述规则，但这些规则无疑是刑法适用解释必须遵守的最基本规则。)

一、同一律规则

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意味着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必须保持概念和论题的同一，避免“混　淆概念”、“偷换概念”或者“转移论题”、“偷换论题”的错误。运用到刑法适用解　释这一思维过程，同一律要求对同一刑法词语在不同场合进行相同的解释。根据同一律　解释规则，我国现行刑法第67条第2款关于特别自首的规定中犯罪分子“如实供述司法　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应当是指已被司法机关掌握的罪行以外的其他一切罪　行，既包括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本人罪行属于同种罪名的其他罪行，也包括与司法机　关已经掌握的本人罪行属于不同种罪名的其他罪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处理自　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如实供述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本人罪行　属于同种罪名的其他罪行排除在自首范围之外，显然违反了同一律规则，不符合立法创　制特别自首制度的初衷。

当然，同一律在刑法适用解释中也非毫无例外的铁则。如果立法另外明确规定其不同　的含义，对同一概念亦可以进行不同的解释。这种例外不仅可以是不同的法律对同一概　念的含义的不同界定，也可能是同一法律文本内部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界定。前者可以重　婚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为例。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　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是重婚罪。1994年国务院批准、民政部的《婚姻　登记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　，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既然婚姻法上不再承认其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　如果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　同居，能否认定为“有配偶而重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根据同一律这一　形式逻辑的一般规则似乎应当得出肯定的结论。但是，《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将未经结　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的行为宣告为无效婚姻，宗旨在于不再保护这种无效婚姻　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人身与财产关系。刑法上如果对上述行为不以重婚罪论处，则违反　了《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初衷，无异于鼓励重婚行为。因此，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12　月14日的《关于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　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规定：“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有配　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这是刑法与婚姻法对“结婚”这一法律概念的含义作出　不同界定的典型解释例。后者则可以我国现行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中“犯盗窃、　诈骗、抢夺罪”的解释为例。根据同一律，这里所称“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应当是　指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产数额较大构成犯罪的行为。但由于我国现行刑法第269条　规定的是转化的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而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并不特别要求必须抢劫财产数　额较大，因而作为转化型抢劫罪构成前提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其含义当然就　不必限于侵犯财产数额较大构成的盗窃、诈骗、抢夺罪的范围，即使侵犯财产数额不大　，尚未构成犯罪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也可能转化为抢劫罪。因此，“两高”　的《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153条(79刑法)的批复》规定：“被告人实施盗窃、诈骗、抢　夺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　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可以按照抢劫罪论处。

二、排他律规则

排他律规则，又称明示其一排斥其余规则，即刑法术语或者原则列举的几个特指事项　或者例外情况，意味着排除了没有被列举的其他事项或者情况，除非刑法另有不同的明　文规定。

排他律解释规则一般适用于采用“明示列举式”立法技术的刑法文本及其语词含义的　解释。立法者运用“明示列举式”的立法技术时，往往以个别化的方式描述性、列举性　地规定构成要素。“明示列举式”的犯罪构成要素描述能够提供理解立法旨意的“实质　指导形象”，可以清楚、直接、具体、确定地界定刑法干预的范围，凡不属于“明示列　举式”犯罪构成要素列举的事项，在适用解释时则根据“明示其一排斥其余”的规则，　当然地被认为排除在刑法适用范围之外。排他律适用于“明示列举式”的犯罪构成的典　型解释当属对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第2款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解释。该条文明确列举了　已满14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8种犯罪，从而排除了对已满14不满16周　岁的未成年人追究其实施的其他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可能性。

排他律规则要求“明示其一排斥其余”，但“明示其一排斥其余”不能混同于“明示　排斥默示”。所谓“明示排斥默示”，是指根据法律文本对某种要素的明文规定推导出　其他没有明文规定该种要素的法律文本不含该种要素。迄今为止，“明示排斥默示”作　为一种体系解释的具体规则并没有为刑法适用解释论所普遍接受，我们不能借口“明示　排斥默示”，从刑法条文关于某种犯罪的构成要素的明文规定之中，当然地推导出其他　没有明文规定此种构成要素的犯罪就一律排斥该构成要素。例如，我们不能从我国现行　刑法第172条非法持有假币罪规定了“明知”要素这一前提出发，依据所谓“明示排斥　默示”规则，当然地推论其他没有明文规定“明知”要素的持有型犯罪就不需要证明“　明知”。在笔者看来，立法者之所以明文规定只有出于“明知”而持有假币的才能构成　持有假币罪，是因为作为该罪持有对象的“假币”具有以假乱真、不易识别等特点，容　易出现无意持有假币的情况，因而需要在立法中对“明知”要素予以特别明示。而其他　持有型犯罪构成之所以没有特别明示“明知”要素，则是因为立法者根据经验与常识判　断，这些持有型犯罪的持有物本身往往就是违禁品，而且容易辨识，因过失而无意中持　有或者在无过失的情况下被人载赃而持有的，当然不具有可罚性，持有这些特定物品而　构成犯罪必须出于故意和“明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我们在适用解释持有型犯　罪构成时，既不能拘泥于所谓的“明示排斥默示”的形式逻辑规则而进行抽象的推论，　也不能完全拘泥于刑法条文是否规定“明知”据以判断是否实行严格责任，而必须运用　法律意识、生活经验和自由裁量权对具体犯罪的犯意要素进行符合生活逻辑的思维与判　断。如果根据没有形成共识的所谓“明示排斥默示”规则，借口刑法条文字面上没有明　文规定“明知”要素，断言持有型犯罪是不需要出于“明知”或者不需要证明“明知”　的严格责任犯罪，必然蕴涵着冤枉无辜、客观归罪的巨大危险。

三、只含同类规则

只含同类规则，即当刑法语词含义不清时，对附随于确定性语词之后的总括性语词的　含义，应当根据确定性语词所涉及的同类或者同级事项予以确定。

作为体系解释的基本原则，只含同类规则依附于作为“类比推断的立法方法”而产生　。所谓“类比推断的立法方法”，是指刑事立法技术上“在罪状中列举刑法打击的若干　重点情形之后，采用‘或者其他’、‘以及其他’等词语将相关的类似情形划入刑法打　击的范围。这种方法的实质是避免挂一漏万，防止因列举不全而导致惩治犯罪时无法可　依。”(注：宗建文：《刑法机制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74～75页。)但　是，事实上，即使是一个试图将处罚的所有可能的先决条件都逐条列举的法律文本，仍　然可能是不完整的，不能完全周延行为类型的范围，并体现立法者的对行为的不法属性　的规范与价值判断。因此，立法者就必然会在“明示列举式”描述方式之外，运用具有　一定逻辑抽象性与规范评价性的一般概念和规范术语，描述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的典型　特征，从而在封闭性的描述性犯罪构成之外，形成具有一定开放性的描述性构成要件以　及规范性构成要件。(注：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24～22　5页。)由于犯罪形态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流变性，立法者事实上不可能完全运用“明示　列举式”的立法方法予以精确、具体、周延的类型化规定，而必须运用类比推断的方法　，既明确列举实践中常见的、典型的构成要件要素，为多数情况下适用刑法提供确定的　法律依据，又堵截性地概括规定其他可能的构成要件要素，立法上往往表现为，刑法法　条经常在运用确定性语词具体列举几项特定情形或者事项后，附随一个诸如“以及其他　”、“或者其他”之类的总括性语词，以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周延法益保护　。

根据只含同类规则，司法者在适用解释刑法时，应当通过与法条在罪状中明确列举的　构成要件要素的类比推断，明确地界定该总括性构成要件要素的内涵，从而满足刑法明　确性与确定性的要求。为了避免解释的随意性，解释时应根据类比的对象而定，即“或　者其他”之前的情形是参照物，与其基本相当的情形才可被解释到“其他”这一用语的　内涵之中。按照只含同类规则，这种总括性语词的含义只限于未被明确列举的性质、情　状与具体列举的情形或事项类同或基本相当的其他情形或事项，而不包括不类同或不相　当的其他情形或事项。(注：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　～46页。)

只含同类规则对总括性语词与确定性语词之间的类同性的要求，主要是指两者在事项　或情形属性方面的类同。其典型解释例之一就是我国现行刑法第114条、第115条所规定　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解释。根据只含同类规则，这里所谓“其他危险　方法”，只能是指未被我国现行刑法第114条、第115条明确列举但又与放火、决水、爆　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方法的危险性基本相当的其他一切方法，而不包括与这些危险　方法的危险性明显不相当的其他可能同样导致不特定人员伤亡或者公私财产损失的行为　。(注：2003年5月15日“两高”的《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　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　体，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114、115条第1款的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定罪处罚。”依照司法解释制作者的逻辑与判断，凡“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　体”的行为的，即具有与放火、爆炸、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方法相当的危险性。　该《解释》故意规避适用刑法第330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把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　体的行为解释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否违反只含同类规则对危险方法的危险　性的规则，是否具有“避轻(罪)就重(罪)”的嫌疑，颇值商榷。)

四、严格解释规则

刑法文本的解释必须采用以文义解释为基本方法的严格解释，应当尽可能根据对该刑　法语词的通常字面含义进行不违背社会情理的解释，除非根据立法原意不得不进行不同　的解释。

严格解释规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当然要求。《法国刑法典》通则第111-4条明确规定：　“刑法典应严格解释之。”(注：《法国刑法典》，罗结珍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1995年版，第2页。)依据这一严格解释规则，“负责适用刑法的法官无权将其扩张至　立法者并未指明的情况。凡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均不受惩处。即使某一相类似的　行为，情节甚至可能还要轻一些，但因为有规定而受到惩处，对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仍　不得惩处。”(注：[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即使是强调法官自由裁量和适用解释的英美法　系同样坚持“刑事法律必须被严格地加以解释，以排除刑事法网适用上的不公正”。(　注：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但是，刑法适用解释到底该严格到什么程度，却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标准，而应当结合　罪刑法定及其价值旨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地予以确定。在形式的罪刑法定主义盛行的时　代，法的安全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以及形式合理性成为刑事法治的基本诉求，刑法适　用解释论因而采取以绝对的严格解释为基本立场的主观解释论或形式解释论，试图严格　尊重和忠实于立法者通过刑法文本表现的立法意思。20世纪初实质的罪刑法定兴起以后　，法的灵活性、动态性和周延性以及实质合理性一度成为刑事法治的基本价值，刑法适　用解释论因而多采相对自由解释的客观解释论或实质解释论，试图通过刑法适用解释发　现刑法文本现在应有的客观的意思，使刑法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当代的　罪刑法定则兼顾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双重诉求，强调在确保最低限度的形式合理　性以及法的确定性、安全性与可预测性的同时，通过适当的解释，发现刑法文本现在应　有的客观的意思，满足实质合理性与法的灵活性的需要。

当代刑法适用解释论视野中的严格解释规则，既不强求法官对刑法文本进行逐字逐句　的严格解释，“法官始终可以依据立法者的思想与意图，以订正某一法律条文在事实或　语句上的错误。”(注：[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亦不排斥运用文义解释法以外的论理解释　方法进行相对自由的解释，甚至不绝对禁止在必要时根据立法原意、立法目的进行不利　于被告的扩张解释，因为“刑法严格解释规则并不强制刑事法官仅限于对立法者有规定　的各种可能的情形适用刑法。只要所发生的情形属于法定形式范围之内，法官均可将立　法者有规定的情形扩张至法律并无规定的情形。”(注：[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　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坚持严格解释规则的关键在于合理地界定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作为一种在一定程度　上游离于严格解释规则之外的相对自由的刑法适用解释，扩张解释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　，刑法文本的“可能的词义”应当成为扩张解释最大的边界范围，超越此一界限的解释　就是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的类推解释。但是，由于法治背景的不同、罪刑法定价值旨趣　的变化，同一语词的解释结论究系扩张解释抑或类推解释，往往又实在无法形成共识。　当年德国法官认为电能不是1870年《德国刑法典》所指的财物，如果将盗窃电能解释为　盗窃罪，就是罪刑法定所禁止的扩张解释。而法国和日本法院则认为电能虽然是一种无　形财产，但与有形财产一样具有价值，可以被人占有和使用，因而也是刑法所保护的财　产，将盗窃电能解释为刑法所禁止的盗窃罪仍然是罪刑法定所许可的扩张解释。(注：[　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　8年版，第143页。)在我国刑法适用过程中亦存在类似的争论。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　相继发生一些酒吧老板利用酒吧组织掩护“靓仔”与男同性者进行淫乱活动的案件，围　绕着这些案件的定性，司法实践与刑法学理产生严重分歧。有人基于对罪刑法定原则的　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理解，将我国现行刑法第358条规定的组织卖淫罪绝对严格地解　释为组织女性向男性提供以金钱或者财物交换为前提的性服务的行为，而不包括组织男　性向女性或者组织同性之间提供以金钱或者财物交换为前提的性服务。因此，尽管论者　也承认组织“靓仔”与男同性恋者进行淫乱的行为严重妨害社会风化，但是根据罪刑法　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要求，仍然不得将这样的行为适用解释为组织卖淫罪　，否则即为罪刑法定所禁止的类推解释。(注：1998年11月26日成都市公安局查处的“　红蝙蝠茶屋”老板黄某涉嫌组织、容留男性进行同性性交易案，最终即在检察机关征询　专家意见后因“找不到适用法律的依据”而退回公安机关，公安机关随后相应解除了对　犯罪嫌疑人黄某的取保候审。——参见：《全国首例同性性交易案撤案》，《北大法律　周刊》1999年第2卷第3期。)

在笔者看来，卖淫的语词含义是以金钱或财物交换为前提的淫乱活动。卖淫通常是指　女性向男性卖淫，但卖淫的语词可能含义也包括虽属少见但又不能完全排除的男性向女　性或者同性之间的卖淫。将“靓仔”向男同性恋者提供有偿性服务的行为解释为卖淫，　并未超出卖淫可能具有的最大语词含义范围，也未超出国民对组织卖淫罪犯罪构成的预　测可能性的范围，而且亦完全符合刑法设置并惩治组织卖淫罪以保护社会风化和公序良　俗的立法目的。这样的解释并非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的类推解释，而是罪刑法定所许可　的扩张解释，尽管解释结论不利于被告人。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适用解释必须在刑法文本可能的词义范围内进行。但是，必须　指出的是，“刑法中的词义表明了允许的解释与不允许的类推之间的界限，这一事实并　不意味着，解释在任何情况下均可达到词义界限的最宽点。犯罪构成要件的表述往往比　立法者所设想的适用范围要宽些，在此等情况下，法律解释者的任务是通过‘目的论的　缩减’对一些概念作符合目的的限制性解释，使得法律意志受到尊重。”(注：[德]汉　斯·海因里希·耶塞克等：《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第198页。)亦即，刑法适用解释在进行必要的扩张解释的同时，亦得结合立法目的进　行必要的限制解释。与扩张解释的结论一样，限制解释的结论既可能有利于被告人，也　可能不利于被告人。前者的典型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关于“多次盗窃”与第8条关于“盗窃金融机构”的解释，　(注：该《解释》第4条将作为盗窃罪犯罪构成定量标准的“多次盗窃”限制解释为“1　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3次以上”，而第8条则将作为盗窃罪适用死刑法定情　节的“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限制解释为“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　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他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不包括　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的行为。”)后者的典型司法解释是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和第6条关于　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解释。(注：该《解释》第5条将“因逃逸致人死亡”　解释为“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　的情形”，第6条又要求“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　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　法第232条、第234条第2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但是，　无论是有利于被告人的限制解释，还是不利于被告人的限制解释，其解释结论必须和扩　张解释一样，不得逸出被解释的法律文本及其语词可能具有的含义范围，限制解释只是　在此范围内对法律文本及其语词含义进行符合立法目的的缩减和限制。

五、正确解释规则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无罪推定和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曾经　被我国传统人治社会奉为圭臬的“宁枉不纵”、“罪疑从有”、“罪疑从挂”乃至于“　罪疑从重”等有罪推定观念、做法不断遭到否定，流行话语转而强调在刑事诉讼证明过　程中，如果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遇到难以厘清的疑问或疑虑，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地证　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程度的，则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以避免事实认定可能出现的不　利于被告人的错误，这就是以“罪疑从无”、“罪疑从轻”为基本标志的“存疑有利被　告”原则。出于对无罪推定和罪刑法定原则的误解，我国刑法学界也有人主张将“存疑　有利被告”原则扩展适用于刑法文本的适用解释，强调在刑法文本的含义存在疑问或出　现歧义时根据“存疑有利被告”原则，实行“罪疑从无”、“罪疑从轻”。(注：例如　，在刘海洋“伤熊”案件如何适用刑法适用的探讨过程中，有人认为，刘海洋伤害的黑　熊是动物园圈养的珍稀动物，而非野外生存的野生动物，所以不能认为是伤害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黑熊是刑法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而不是一般的财物，故意伤害黑熊的　，因而不能以故意毁坏财产罪论处。即使黑熊能够被解释为一种特殊的财物，由于黑熊　是“无价之宝”，不能具体确定其财产价值，而刑法规定的故意毁坏财物罪只具有“数　额较大”和“数额巨大”两种情形，因而也不能对应适用。刑法对刘海洋伤熊行为既然　没有明文规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所以应当予以无罪处理。——参见张明楷：　《刑法理论中的强势话语分析》，载北京大学法学院编：《北大法学论坛》第一辑之《　程序的正统性》，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与此同时，作为对这种“存疑有利　被告”的强势话语的逆反，也有学者明确地提出了“存疑有利被告”只适用于事实疑问　的认定而不适用法律疑问的澄清，绝对排斥“存疑有利被告”原则对刑法文本解释的规　制。(注：例如，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典是正义的文字表述，而不是任人嘲笑和批判　的对象。当刑法存在疑问或争议时，应当依据一般的法律解释原则，消除疑问，而非一　概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刑法适用解释的任务就是尽量以善意将条文用语朝着正义　的方向进行解释，通过解释使刑法的实然规定贴近应然，从而成为良法、正义之法。—　—参见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序说第2～3页、第51　页。)

笔者认为，刑法适用解释对刑法文本含义的阐释和重构，不仅体现为在刑法文本的规　定不甚明确的情况下通过适当的阐释性活动使文本含义明确化和具体化，而且在于当刑　法文本的含义存有疑问或者歧义时通过适当的解释使文本含义得到澄清和统一。一般说　来，“在法律有疑问的情况下，……法院并不能因此而免于适用法律，法院也无义务一　定要采取‘有利于犯罪人的限制性解释’。如同在法律的规定不甚明确的情况下一样，　法官应当首先借助于一般的解释方法(预备性工作、传统与理性材料)，从中找到法律的　真正意义。”(注：[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在对法律规范的解释方面，法院不是选择对　被告人最为有利的解释，而是选择正确的解释。”(注：[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　等：《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重要的　是法律的适用者要努力查明法律的理智的意思。基于此观点，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扩充　解释，而只存在准确的解释。”(注：[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等：《德国刑法教　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可见，刑法适用解释原则上　不能适用“存疑有利被告”原则，从而“使得法官有义务从诸多解释法律的可能性中选　择一个有利于被告人的可能性(即在疑罪情况下作对被告人有利的法律解释)。”(注：[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等：《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　1年版，第190页。)也就是说，在刑法文本含义存在疑问或者歧义时，法官不是根据“　存疑有利被告”原则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解释，而是运用适当的解释理论、解释方法和　解释规则，对刑法文本作出理智、正确和准确的解释，这种解释结论可能有利于被告人　，也可能不利于被告人。

但是，笔者又认为，刑法适用解释并不绝对排斥“存疑有利被告”原则的适用。刑法　文本含义的疑问或者歧义产生的根源在于刑法文本的漏洞，这种漏洞可以分为法内漏洞　和法外漏洞。法内漏洞可以通过法官适当的重构性解释活动予以填补，但是，罪刑法定　对法官造法机能的严格禁止，决定了法外漏洞则不可能经由法官的适用解释予以填补，　而必须启动立法程序或者至少进行立法解释才能予以补充。例如，我国现行刑法第263　条规定了抢劫罪的8种加重处罚情节，其中包括“冒充军警人员抢劫”。在适用解释上　，“冒充军警人员抢劫”，通常是指不具有军警身份的人员假冒军警人员进行抢劫，当　然也可以扩大解释为具有特定军警身份的军警人员冒充其他特定军种、警种、军衔或级　别的军警人员公然进行抢劫。但是，如果军警人员利用自己真实的军警身分、军警特权　明火执杖、公然抢劫的，则显然超越了“冒充”一词可能具有的最大含义范围，甚至已　经完全悖离了“冒充”一词的应有含义，因而无法被扩张解释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　，而我国现行刑法第263条对加重处罚情节“明示列举式”的设置，客观上又排除了对　军警人员公然抢劫以总括性加重处罚情节论的逻辑可能。因此，虽然军警人员公然抢劫　的危害程度不亚于“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但是如果其行为不符合法定的其他7种加重　处罚情节的，仍然不得适用加重法定刑，而只能适用抢劫罪的基本法定刑，即只能对军　警人员公然抢劫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注：军警公然抢劫能否被解释为“冒充军　警人员抢劫”的问题，凸现了刑事立法技术的重要性。如果立法者能够审慎地选择使用　诸如“明示列举”、“类比推断”、“原则例示”等不同的立法方法，恰当地配置描述　性、规范性、封闭性、开放性犯罪构成，原本可以避免许多不该出现的法律漏洞。)

六、生活逻辑规则

为了实现对刑法文本的正确解释，生活逻辑必须参与刑法适用解释。生活逻辑规则要　求结合生活经验与常情常理等来自于民间的经验知识阐释和说明体现官方知识的刑法文　本的抽象规则。虽然严格解释原则要求以平义解释为刑法适用解释的基本方法，但刑法　语词含义的抽象性、多样性、可变性以及边缘地带含义的模糊性，决定了严格根据语词　通常字面含义进行严格的形式解释，在保障刑法的安全性和可预测性的同时，亦必然蕴　涵着牺牲刑法适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巨大危险。刑法适用解释因而必须超越形式的解　释论而根据生活逻辑和经验知识进行实质合理的解释，以弥补作为一种官方知识的抽象　刑法规则的不足。(注：正是基于对生活逻辑、常情常理、民间知识的尊重，在20世纪8　0-90年代后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等国家，法院判例逐渐引入了“　受虐妇女综合症”(battered woman syndrome)的概念，将长期遭受家庭暴力虐待的妇　女在极度恐惧之下被迫杀死施暴的丈夫或同居男友的行为认定为正当防卫，或者网开一　面从轻发落，尽管其行为并非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分割。而我国刑法学界对“受虐妇女　综合症”的概念尚未予以体认，司法实践中对于长期遭受丈夫暴力虐待的妇女杀死丈夫　的行为一般不以正当防卫论处，有的甚至判处过于严厉的刑罚。笔者认为，这种教条主　义和形式主义的做法，不仅违反罪责均衡原则，不利于实现个案处理的公正，而且违背　社会常情常理，难以获得广泛的公众认同，参见赵凌：《杀夫：悲凉的一幕》，载《南　方周末》2003年7月3日；《刘拴霞杀夫被判12年，新理论告负争议再起》，载《南方周　末》2003年7月17日。)

论语全文解释篇8

一词多义

一词多义是文言实词考查的最主要的一个知识点，把握一词多义，要注意了解词的本义、引申义、比喻义和假借义。如：

广东卷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参考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文言实词词义的掌握能力，“论”是一个常见的文言实词，词义非常丰富，有“讨论”“学说”“评定”“定罪”“按照”等意思。B项中的“论”在古代确实具有“讨论”之意，但在此句中“讨论”一义讲不通。因为在这里，根据阅读材料的上下文来看，王甲杀人一案，刘敞看案卷觉得有冤情，他将此案交付户曹杜诱，杜诱不能查实，反而强加罪名，将要批决定罪。因此这里的“论”应该是“定罪”“批决”的意思，从“论”字后带了一个“囚”字大概也能猜出与“定罪”有关。

【备考指导】不可脱离语境。一词多义是文言实词考查的重中之重，历年高考对文言实词的考查，基本上都会考查文言实词的一词多义，因此，掌握实词的多个意义和根据语境去选择恰当的义项仍然是考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词不离句，句不离篇”是古已有之的阅读准则。对于一眼不能识别的文言实词，我们就必须结合具体语境，瞻前顾后，披文入理，从逻辑上去推测词义。而考生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识记猜测，完全忘记了“语境”二字，容易导致失分。尽管文言实词一个词有多个义项，但在特定的语境中它只有一个意思，如果长期这样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语境来解词，就能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从而弄懂文意，提高答题的准确率。

古今异义

从词义角度，将古代汉语的实词与现代汉语作比较，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词义完全相同；二是完全不同；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高考重点考查的是第三类，词语古今意义的变化主要有词义扩大、词义缩小、词义转移、感彩变化、名称说法改变等。特别要注意的是，有时文言文中两个单音词连用，正好是现代汉语中的某个词语，这种貌似现代汉语双音词的一些词语容易造成错觉，使人望文生义，把它们当作一个双音节词语看待，造成理解上的错误。如：

安徽卷 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参考答案】D

【解析】“殷勤”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热情而周到”，而D项理解为“周到”正是犯了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古汉语的错误，其实“殷勤”在古汉语中一个常见义项是“情意深厚”“恳切叮嘱”。D项中“殷勤”正是此意，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

【备考指导】不可望文生义。虽然语言有一定的继承性，但语言毕竟又是发展的。汉语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词语的词义已发生了变化。那么，同学们在学习文言文时应牢牢树立起这样一个意识：不可以现代汉语来理解古汉语，近年高考文言实词试题中就经常涉及这方面知识的考查。也就是说等同于现代汉语的解释项往往是错误的。命题者通常会在四个选项中故意对其中一个词进行“望文生义”式的解释来干扰迷惑考生，让考生掉进陷阱。特别提醒大家要多积累形式上与现代汉语完全相同的古今异义的词语。古今异义的词语课文里有许多，如《孔雀东南飞》中“昼夜勤作息”的“作息”一词与现代汉语中的“作息”词义就不同，这里是偏义复词，词义偏向“作”。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璧有瑕，请指示王”中的“指示”是两个单音词，意思是“用手指指给别人看”，而现代汉语中“指示”是一个双音词，是“上级机关对下级工作的指导性意见”的意思。同学们要注意在平常的学习中多积累，以便更好地理解文意。

词类活用

词类活用是指在古代汉语中某些实词（主要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也有少量数词）的特殊用法。这些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临时具有某种语法功能，有新的意义，进而改变了词性。词类活用主要包括动词、形容词、名词的使动用法，形容词、名词的意动用法，名词用作动词，名词用作状语等四大类七种情况。如：

天津卷 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参考答案】B

【解析】B项将“全”解释为“全部”，放入语境中显然不通。联系语境，“全活甚众”是说徐谦尊在崇祯末年，救济因蝗灾而挨饿的乡亲，让许多百姓保全了性命。这里的“全”和“活”都是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并且是使动用法。“全”应理解为使动用法，可译为“使……保全”，这样句意才通顺。

【备考指导】不可主观臆断。词类活用是文言文中重要的特殊现象，也是高考必须掌握的一个知识点，因此同学们必须了解并学会推断，否则，会影响对一些句子的理解。如：外连衡而斗诸侯。（贾谊《过秦论》）句中的“斗”字，根据句意，“斗”和它的宾语“诸侯”不是一般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产生这个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因此要理解为“使……斗”。

通假字

通假字，是中国古书的用字现象之一，“通假”就是“通用、借代”，即用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代替本字。由于种种原因，书写者没有使用本字，而临时借用了音同或音近的字来替代。被替代的那个字叫本字，用来替代本字的那个字叫通假字。凡通假字都要按本字来解释，也应该读本字的音。如：

新课标II卷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参考答案】D

【解析】D项中的“著”应该理解为“登记”。而正确项A中的“振”就是一个通假字，通“赈”，所以A项解释为“救济”是对的。

【备考指导】不可先入为主。在阅读古诗文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个别字与语境完全不合，或者说，根据文脉，由于个别字的出现而使文意无法理解时，可依据通假字音同或音近等特点去考虑通假现象。考生如果不能洞察，不按它们所通之字去解释，而仍按原字去解释，就会造成费解或者错误的理解。

现结合个人多年的备考经验将文言实词词义的常用推断方法列举如下，以期帮助考生们提高文言文的整体阅读能力。

1.音形训义法

汉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形声字占80%以上，会意字占12%以上。理解文言实词的词义，可以通过字形来解释词义，是谓形训；还可以通过字音来解释词义，是谓音训（或者叫声训）。如：

湖南卷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缙绅大夫游于西山，必造4其庐焉 造：建造

D.以屋名雪，讵不韪4欤 韪：正确

【参考答案】A

【解析】答案项A中的“造”在这里应为“造访”的意思。正确项D中的“韪”字是个形声字，从是，韦声。《说文解字》：“韪，是也。”D项中解释为“正确”，因此是对的。

2.对文断义法

所谓对文，是指在结构相同或相近，语意相关的对句中，相对应的词语，在意义上常常具有相同、相近或相反、相对的关系。比如成语“文过饰非”，词中对应位置上的“过”和“非”意思相同，同学们可能觉得“文”字不好理解，其实可以从对应位置上的“饰”入手，从而求出“文”的意思就是“掩饰”。同样的道理，文言文中，很多对文的词语可以互训。对文训释的意义在于据已知训未知、由易知训难知。这就便于我们在文言文学习过程中，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循序渐进。如：

北京卷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参考答案】B

【解析】B项把“虞”理解为“料想”是错的，这里应该是“忧虑”“忧患”的意思。这一项干扰较大，致使很多考生误选。其实B项可以联系原文“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来看，“风波之恐、覆溺之虞”是一个典型的对文，根据对文的特点，“恐”和“虞”词性应该相同，意义也相同、相近或相反、相对。再联系上下文，文中是说以前往来于洞庭湖的船只常常害怕风波兴起，担心船被打翻，因此可以猜测B项的“虞”与“恐”词义接近，应该解释为“忧虑”“忧患”“担心”的意思。

3.语法辨义法

根据汉语语法知识，主语、宾语大多是由名词、代词充当，谓语大多是由形容词、动词充当，定语是由名词、代词充当，状语是由副词充当。要判断文言实词的具体词义，可先对句子进行语法分析，了解这个词在句中的语法位置，即了解这个词在句中充当什么成分，然后根据这个词和其他词构成的语法关系来推求它在句中的词性、用法和意义。如：

新课标II卷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参考答案】D

【解析】D项中命题者将“著”解释为“彰显”，好像译不通，因为这个句子中，“著”处在谓语位置上，应该是个动词，并且后面带有宾语“之”，其实句中在“籍”前应该省略了介词“于”，再联系前一句，“著”应该理解为动词，意思是“记录”“登记”的意思。

4.语境推义法

文言实词大多具有多义性，即词义是不确定的，完全采用逐词逐义识记，是根本不可能的。要确定一个实词在文中的确切含义，我们可以联系语境进行具体分析。语境可分为句子内部语境和外部语境，所谓内部语境指的是句子本身的语言环境，所谓外部语境就是针对整段文字、整篇文章而言的大语境，即上下文的语言环境。有些句子中的实词义我们可以借助句子内外部语境来推断。如：

江西卷 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参考答案】A

【解析】A项中的“命”是个常见的文言实词，在古汉语中没有“指责”的意思，在这里将“指责”的意思代入到句中，也讲不通。再联系上下文语境来看，文章是说被人切断了鸡冠的公鸡看见“我”给的粟米便长声鸣叫，就像是招呼所有的鸡（来）啄食。“命”在古汉语中有“告”的意思，这里可以引申为“招呼”“召唤”的意思，如成语“命俦啸侣”中的“命”就是这个意思。

5.成语证义法

成语被深深地打上了古汉语的烙印，是古汉语留给现代汉语的“活化石”，在成语中保留了大量的文言词义，我们在掌握了一定量的成语后，便可以根据一些成语的意义和用法，推断出文言实词的词义。如：

福建卷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参考答案】A

【解析】A项中的“绳”字后面带了代词“之”作宾语，“绳”字在这里活用作动词，题中解释为“捆绑”，不合语境意思，应该解释为“约束，制裁”的意思，我们可以联想到成语“绳之以法”来理解A项“绳”字的词义。

江苏卷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参考答案】B

【解析】B项中把“责”字解释为“指责”，是望文生义的解释，是以现代汉语的方式来理解古汉语，联系前文“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无以韩责我”句中的“责”字应该解释为“要求”，这一词义在成语“求全责备”中保留着，考生如能联系“求全责备”这一成语，理解这个“责”字就不难了。

6.联想明义法

高考文言文阅读所考查的实词，其意义和用法在课本中一般都能找到落脚点，即所谓立足于教材，选材于课外。因此，我们要充分调动已有的知识储备，联想学过的课文例句，相互比照，辨其异同，以确定试题中的实词词义。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醒同学们，牢记课文经典例句。如：

山东卷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参考答案】C

【解析】C项将“延”理解为“迎接”，不贴切。从语境来看，文段是说当地的富豪之家吴氏家请了老师教授小孩，詹鼎也就从学于吴家。因此，这里的“延”宜理解为“邀请”。这一义项我们可以联想到学过的初中课文《桃花源记》中的句子“余人各复延至其家”，以及高中课文《过秦论》中的“秦人开关延敌”等句子来印证。

重庆卷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参考答案】D

论语全文解释篇9

关键词：释意理论 会议口译 策略

一、释意理论

释意理论，即巴黎释意学派口译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初由法国巴黎大学高等翻译学校副校长、著名教授、翻译理论家达妮卡・赛莱丝科维奇创立，是国际口译界诞生的第一种系统的口译理论，并成为口译员培训和口译实践活动的重要理论基石，在此基础上创立的三角形口译模式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该理论注重口译过程中的意义传达而非语言学。

释意理论认为，口译是一个三角过程而非直线，它包括三个过程：理解源语、脱离源语语言外壳、译语表达。理解源语是指口译者首先要理解语言知识（包括语音、语义、句法、篇章等）和百科知识（包括记忆、经验、重要事件、感知、理论知识、想象力等），这是下一环节开展的基础。只有在精通源语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把握其传达的信息，进而流畅地表达出来；脱离源语语言外壳是一种认知过程。释义理论认为，“当讲话一结束其声音元素会逐渐消失， 口译员在其脑海里保存的是其非语言形式”，即口译员在源语消失前就记住其意思，脱离了源语的形式；表达，是在掌握了原语所表达的意思后，尽可能摆脱原语形式和结构上的束缚，以习惯性的方法将其意思表达出来。

二、会议口译中的口译策略

（一）转换句型

释义理论要求口译者不仅要表达原语的意思，更要准确、详尽地表达发言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和情感因素，同时还要体现“信”。但是，中文句子结构和英文存在很大不同，要做到释义理论的要求，就必须首先转换句型。例如：

（人大政协九届五次会议）我们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国民经济。

We should develop our national economy independently and self-reliantly.

将“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由形容词转换为副词并调整了句型，显得更为流畅，同时也起到了强调作用，反映了发言者的情感。

（二）解释信息

解释信息指的是将源语言中一些比较难的词语、短语或表达（尤其是缩写和有文化特色的词汇）用政治、文化、语言方面的知识进行一番解释和适当的补充。例如：（总理答中外记者问，2008）5年前，我曾面对大家立过誓言：苟利国家生以死，岂因祸福避趋之。

Five years ago， in front of a similar audience， I made a pledge： One should uphold his country's interest with his life. He should not do things just to pursue personal 2ains and he should not evade his responsibilities for fear of personal loss，

译者将汉语习语的意义进行了一番解释。one should not do things just to pursue personal gains。当面对国家利益时，应该有怎样的具体行为。

（三）精简信息

会议口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翻译课程，在实际会议中，议员没有过多的时间去理解或解释发言者的内容，而中文一向内容丰富。因而口译者在会议口译中要注意有意识的取经济检省的原则，略去不必要的信息，保留习语的精髓即可。如：

（总理答中外记者问，2009）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出，我们三管齐下，其实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那就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

Actually， in regulating the real estate market， we have adopted one more very important measure. That is， we will further increase the supply of government-subsidized housing units

译者将汉语习语“三管齐下”省略不译，即很好地体现了发言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又避免了纠结习语的翻译，节省了时间。

（四）习语对等

中文和英文都具有很长的历史，在长期的发展中都会融合地方文化形成一些习语，在口译时要注意应用与汉语习语对等的英语习语，如：

―箭双雕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有志者事竟成。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One can not have both the egg and the hen at the same time.

对于此类口译不能直接按中文直译，否则会词不达意，这也要求口译者要多积累一些英语习语。

（五）解释文化内涵

释意理论指出：“译员必须熟知中英文的文化背景，同时在翻译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听众对于语言文化背景的理解能力。”所以译者在进行翻译时，还要

特别注意“文化重建”，即对带有文化色彩的表达进行相应的解释，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听众更好的理解发言者的意思。例如：

（总理2010. 03. 14政府工作报告）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这一条古训：行百里者半九十。

We should remember this important thing. That is half of the people who have embarked on a one hundred mile journey may full by wayside.

We should remember this important thing. That is the last part of an endeavor is the hardest to finish.

很明显，下面的译文将“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半”的意思（成功了一半）和总理想表达我们不能就这样中途放弃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层含义更好的表达了出来，对文化内涵进行了必要的解释。

论语全文解释篇10

摘 要：词汇是语言三要素之一，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是语言学习必须掌握的内容。词汇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汉语理解和表达能力的基础和关键。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词义解释是词汇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关系到词汇教学的效果如何，本篇文章主要讨论一些具体的词义解释方法。

关键词：对外汉语；词汇教学；释词方法

一、引言

词汇是语言的三要素之一，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般都比较重视语音、汉字和语法教学，而对词汇教学关注不够，词汇教学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据统计，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核心期刊《语言教学与研究》在1979年至2009年20年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类279篇论文中，只有14篇，5%的论文专门研究词汇教学（张和生，2005）。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胡明扬先生（1997）所说，一是词汇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每个词语几乎都有自己的个性，共性不多，不便于进行系统的教学；二是词汇教学只能一个一个教，一个一个学，只能是逐步积累，逐步加深，在一开始并不像语音和语法那样困难，所以不受重视；三是不同词汇在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的影响还不十分明显，因为这个时候的语言实践是在教学方案规定的范围内受到限制的，而且是以理解为主，同时这时语音和语法教学问题比较突出，就掩盖了词汇教学的方面问题。

二、具体释词方法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词的词汇意义是词汇教学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一些词义比较具体的词，在教学中学生容易懂，而对一些意义比较抽象的实词及一些虚词，就不好讲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会遇到许多问题，如果在方法上多琢磨，多尝试，就可以让学生快速准确地把握词义，理解掌握词的用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接下来讨论词汇教学中词义解释的一些具体常用的方法。

1、翻译法

也即利用学生的母语直接翻译，简单易懂，易被学生接受，但是使用的前提条件是所翻译的词在学生母语和目的语中指的是同一事物或意义，也即意义完全相同，如“鱼”在英语中翻译成“fish”，“狗”翻译成“dog”。我们知道，在不同的语言中，很少存在意义上一对一的词语，基本上不能对等翻译，在初级阶段翻译法用的很多，但是到中高级阶段要慎用，特别是不能拿来翻译近义词。如在《实用速成汉语》第一册中将“几”和“一些”都翻译作“a few；some”，这样翻译只翻译了它们共同的意义，忽略了“几”表示疑问时的意义，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如“知道”和“认识”都翻译为“know”，“或者”和“还是”都翻译为“or”，这样的翻译本身就是造成学习者迷惑的原因，所以使用翻译法的时候要慎重。再比如，在汉语里“借”一词，既有“借入”之意，又有“借出”之意。但是在英语中就要分别用“to borrow”和“to lend”来表示。所以翻译法的使用是有一定条件限制的。

因此，（张传立，2011）我们建议在初级汉语教材中，对有同义词生词的英文释义，不能仅仅是对译，应该补充英文释义，从而对该词的使用范围，搭配对象等加以限制，以体现同义词之间的区别。另外，从提高目的与水平的角度考虑，过多使用翻译的方法会养成学习者对母语依赖，不利于对目的语的熟练掌握，所以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来选用适当的方法。

2、图片、实物展示法

有时候，我们在教学中会遇到一些在特定文化和语言环境中关系很密切的词，就是在学生的母语中没有的词，这个时候“翻译法”的使用就不会太理想。这时实物展示就是最简单直接有效地方法，让学生能直接知道到所学生词的意义，特别是对一些表示事物名词很有效，也可以解释一些由于文化差异在对方词汇系统中不存在的词语，如中国文化有的一些词语“春联、饺子、汤圆”等等，还可以展示一些颜色的生词。在学习身体的各个器官、部位如“眼睛、鼻子、胳膊、手指……”等词语时都可以用实物或来展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许多词语都可以用图片来展示，比如，动物、水果、体育运动，等等。在缺少实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用图片来展示，来弥补解释不清的遗憾。特别是对于中小学生的汉语教学，他们往往难以忍受教师“喋喋不休”的说教方法，这时使用图片实物就更为直观，使语言课堂没那么枯燥，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3、同义反义释义法

顾名思义，就是利用同义词反义词来解释词语的方法。

同义释义法，即利用一个词的近义词来对该词释义。比如用“医生”来解释“大夫”。这样做可以简洁明了的解释，但是因为没有意义完全相同的两个词，有时候也要讲清楚词义的差别例如“邀请”，解释此词，我们可以借助其近义词“请”。这两个词的意思、用法有重叠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可以通过旧词学习新词。需要讲清楚这两个词的相同点是“请客人到自己的地方来或约好的地方去，可以互换。”不同点有：第一，词义宽窄不同；第二，语体色彩不同；第三，词性不完全相同。这种方法也不宜多用，以便为学生到高级阶段学习更多、更难的近义词打下基础。

反义释义法，这是在词语释义中经常用到的方法，也即利用该词的反义词来解释词义，像上例中由“深”带出“浅”，其他例子如由“轻松”带出“沉重”，由“温暖”带出“寒冷”等。利用反义词释义也可以扩大学生的词汇量。但是要注意，有些词语的不用的意义有不同的反义词，一个词语就可能有多个反义词，比如“老”如果形容年纪大，那么它的反义词就是“年轻”，如果说这块肉煎老了，那么它的反义词就是“嫩”。所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其对应的是哪种语境，哪个义项。

虽然，有时候从表面上看，反义释义法学生掌握的的实际词汇数量没有增加，但是如果在学生已经学过一些词（比如“小”“西”“北”）的情况下来解释另外一些词语（“大”“东”“南”），学生对这些反义词的理解无疑会加深许多，使用起来会更得心应手。

但是要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主张把一些语法术语属于如“同义词”“反义词”等告诉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因为这样做不但增加学生负担，也会使语言课变得更加枯燥。对于大多数语言学习者来说，他们学习的目的是使用语言，语言的本质也是一种工具，所以我们不必讲太多的语法术语。不仅仅是在词汇教学方面在语言教学的各个方面，比如语音教学、语法教学等方面，我们也都要注意这一问题。

4、以旧释新法

用已经学过的词语来解释生词，是中级词汇教学的常用方法。当学生的汉语词汇有了一定积累的时候，用这种方法的效果比较好。此时学生有了一定的词汇基础，词汇教学的释义方法适宜用学过的简单词语或简单词语组成的句子来解释生词。如：

需求：需要 依照：按照 色彩：颜色 习俗：习惯和风俗

物美价廉：东西价钱便宜，质量又好。 铁饭碗：比喻稳定可靠的工作。

以旧释新法可以帮助学生复习已经学过的一些词语，达到温故知新的效果，形成由低级到高级连贯的词汇学习，还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起词语语义之间的联系，可以慢慢培养学生用汉语思考问题的能力。特别是成语、习语、俗语等，很难用外语解释，用这种方法解释很有效。

5、语素释义法（语素的分解和组合）

也即利用学过的生词的语素来解释词义或以此引导学生来推测词义，要求是解释清楚词语中每个语素的意思，说明词语的整体意义。在使用语速释义法时，常常可以将词语的引申义和用法来一起介绍，这样可以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如：

如“车”，意义是“陆地上有轮子的交通运输工具”，我们就可以引导学生寻找一些在他们母语中含有“车”这一语素的词：

汽车、火车、自行车、轿车、卡车、公共汽车、马车……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词语中所包含的“车”的语素意义必须是同一个，比如“纺车”“水车”里的车就不再是上面的语素意义。这点对老师的要求就是要事先弄清楚词语中所含语素的意义。

语素法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中的生词，还可以启发学生理解类似的、未学过的词，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在词汇教学中，可适当列举一些同语素词，以扩大词汇量。如：学“加强”可列举“加大、加快、加深、加重”。

但是语素释义法对老师的要求较高，要求老师具备一定的古汉语基础，对汉语的语素意义达到一定程度的熟悉与掌握，善于联想对汉语本体有较高的的敏感性。比如“精”舂过的白米；上熟米。《庄子·人间世》：“鼓播精，足以食十人。”又为米舂得精。意思就是质量好的米，小，每一个细节的质量都很好。所以这个“精”的语素义一讲，学生就不难理解“精细”、“精密”、“精英”、“精华”等词语的意义了。还要注意，语速释义法不是万能的，要和其他释义法一起使用。

6、形象释义法

这种方法，主要指教师利用一些身体语言或者相应的动作来说明词义，让学生可以直观地理解词义。当今社会信息化程度高度发达，电子计算机和一些移动设备为我们的教学也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老师也可以利用一些多媒体技术如动画、视频等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形象释义的办法，在讲授一些词义较为具体的动词，如“掏、摸、提、扛、打、踹、端、拿……”时常常可以用得上。

当然词义解释的方法不仅仅限于上面所说的几种，比如汉字字形释义法，还可以利用上下文，利用语境释义，利用词组释义，利用句子，举例释义等等，此处不再一一讲述。

三、结语

无论利用哪种方法进行词语释义，都要力求简单明了，通晓易懂。贯彻“浅显讲解、精讲多练、及时总结、反复练习”的词汇教学原则。解释词义不是最终目的，最重要的就是词语释义要和讲解词的用法相结合，让学生掌握词的用法，只单纯的进行词义解释，对学生的意义不大，还容易使学生产生误解进而误用，讲解完词义以后，还要举例讲解词的用法、常用句式、常用搭配、以具体说明该词的语法功能和使用环境。每一种释词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我们在进行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时，也可以不仅限于一种词义解释方法，可以综合利用多种方法，只要有利于学生对词义的掌握，对词语的掌握。（赵婧2011）词语本身有基本义，引申义，比喻义还有因文化背景和使用环境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语用色彩和习惯，老师在解释词义的时候，应综合考虑词语具备的特点和要素，尽量让学生全面了解该词的功能和用法。（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1] 胡明扬.对外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的若干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1997（1）.

[2] 张和生.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述评[J].语言文字应用，2005（9）.

[3] 张义萱.浅议对外汉语词汇教学[J].青年作家2011（4）.

[4] 赵婧.浅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释词技巧[J].安徽文学，2011（9）.

[5] 张和生.汉语可以这样教——语言要素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 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7] 徐子亮.对外汉语教学的认知理论研究[M].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

[8] 赵新，李颖.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同义词辨析[J].华文教学与研究，2000（2）.

[9] 李德津.现代汉语教程[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