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十篇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篇1

 

关键词：初次分配 再分配 第三次分配 社会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城乡居民收入较大幅度地增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较大发展，城镇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十七大报告将收入分配列入六大民生问题之一，也凸显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合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充满活力的必要条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

初次分配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存在失衡的表现

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业所得份额增长高于居民所得增长，财政对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低收入群众收入增长较慢，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十七大报告指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样会使仅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从收入法计算的GDP构成来看，在90年代以前，劳动者报酬占50%以上。2001年以后，这个比重在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经下降到41%，营业盈余也就是资本率，营业盈余比重由原来20%的上限提高到2006年的30.6%。而据美国有关方面的资料显示，目前美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劳动者报酬占56%左右，企业经营利润占12%左右。”可见,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低，初级分配结构也不是很合理。

（二）缩小收入差距的具体措施

1.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这就要积极促进就业，加快推进家庭就业工程；提高低收入者的劳动技能以提高他们的收入；对于城市在业但收入较低的工人、进城务工的农民等群体，提高他们的工资报酬；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农民收入较快增长，通过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促进和支持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形成稳定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立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壁垒，使劳动力在城乡、地区之间能够自由流动。

2.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缩小收入差距的途径之一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水平，尤其是提高贫困居民的收入水平。我国从2009年起上调扶贫标准，即贫困线由2007年人均年收入786元提高至1067元。长期以来，我国把人均年收入低于786元的人口称之为“绝对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位于786元至1067元之间的称之为“相对贫困人口”，又称为“低收入人口”，到2007年底，低收入人口的数量为2841万。扶贫标准上调后，“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人口线”这两条线合二为一，人口合计约为4320万人，占全部农村人口的4.6%。政府要不断加大扶贫投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最终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在贫困治理行动中，应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完成由单纯依靠政府和行政组织的扶贫，向政府机制、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扶贫方向转换，从而实现政府扶贫方式的转变。各地政府要定期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使之与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职工平均工资、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因素相适应。

3.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这是改进初次分配公平的重要切入口，也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比重的一个重要手段。一方面加强国家对企业工资的调控和指导，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加快在各类企业中建立工资民主协商、工资听证、信息披露三大制度的步伐，通过三大制度的建立，使企业的各生产参与者能够就收入分配问题进行平等协商，使各生产参与者的积极性都得到有效发挥，保证创造财富的源泉经久不息。另外，企业还要加强工会建设，提高工人的组织化水平和集体谈判能力，加强对各级已存在的工会组织的治理整顿，增强工人对工会组织的信任，推进工会民主建设，使工会组织的领导人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切实保障工人的权益。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其原因就在于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过低，广大中低收入者缺乏消费能力。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利益机制是共享与保障机制。确保全体人民享受到改革和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这就要保证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条件，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这是社会稳定的底线，也是保持社会公平公正的基本社会代价。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再分配就是社会将一部分收入集中起来再分配到他人身上。”社会中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在资质、禀赋、所处环境、对机遇的把握以及主观能动性等方面存在不同，这些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导致他们的收入有高有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分配就是把社会的财富和利益均衡分配于全体公民，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公平分配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收入差距必然存在，但这个差距必须保持在合法适度的范围之内，保持在社会各个收入阶层都能认可和接受的程度。这就要求加强政府在社会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使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具体的做法如下：

（一）完善税收制度

市场初次分配的缺陷必然要由再分配来弥补，而再分配主要是通过税收手段来调节。通过税收调节过高者的收入，同时取缔非法收入。由于我国地区间收入、物价水平差异大，东部地区的起征点应高于西部地区，只有起征点不同，才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应建立“弹性”起征点制度，个税起征点应随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提高，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个税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但个税起征点较低，全国整齐划一的特点，使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缴纳的“主力”，个税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贫富差距加大的一个诱因。另外，还要完善消费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

（二）实现城乡区域之间协调发展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篇2

[关键词]公共部门收入；分配；机制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6-0031-03

公共部门是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公共组织，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公共事业和其他非营利性组织等。公共部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共部门，包括政府组织、公共企业和非政府公共机构；狭义的公共部门，指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行政部门。本文所指的公共部门是指狭义上的政府行政部门。公共部门收入产生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是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以政府为代表，凭借其公共权力而筹集的收入。实践表明，由于存在着市场失灵，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会造成不公平的公共收入分配模式，因而需要公共部门通过建立合理而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调节收入分配，改善公共利益分配格局，引导经济社会良性运行，从而最大限度地提供社会公众所必需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标。建立公平而合理的公共部门收入分配机制，不仅对于切实整顿收入分配秩序、理顺公共部门收入分配关系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化解利益矛盾、促进利益均衡、实现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公共部门收入分配机制的内涵和基本价值理念

（一）公共部门收入分配机制的内涵

从“机制”的本来含义看，是指在一个领域内有机联系的各组成部分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联结成为的系统整体，其中一部分的变化会引起另一部分的相应变化，且该有机体系在相互作用中发生的作用机理，是该领域内在运动规律的外在形式。公共部门收入分配机制是指公共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为了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框架设计，调节各利益主体间的收入分配，调整各公共部门占社会产品价值的份额，改变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使各利益相关者出于共同目标而致力于各公共部门收入分配趋于合理化，从而保证相关利益主体确定责、权、利相互制衡的一种作用机理。

（二）公共部门收入分配机制的基本价值理念——公平与效率并重

公平与效率之间既有其统一的一面，更有其矛盾的一面。从二者统一的方面看，首先，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条件，只有收入公平分配，才能调动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进而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提高效率。政府在市场分配的基础上以公平为目标，对收入分配进行适度调整，将有助于保障贫困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和最基本的发展权。其次，效率是公平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内容，因为效率原则要求使那些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个人和部门能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同时，社会财富的增长能为公平分配提供物质内容。由于效率与公平具有统一的一面，所以，二者必须兼顾，而不能顾此失彼。

从二者矛盾的方面看，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换的关系。公平的关键在于能否有一个科学、合理、公平正义的分配理念和相应的制度作保障。随着政府追求公平程度的提高，效率牺牲的代价会增大。在效率水平下降的同时，社会可提供的产品也在相应地减少，使得社会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在公共部门总收入给定的条件下。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交换关系，追求较高的效率水平可能是以放弃一定程度的公平为代价的；反之，提高公平程度则可能需要牺牲一定的效率。当政府决定对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调整时，意味着社会要牺牲一定的效率来换取一定程度的公平。

完善公共部门收入分配机制，必须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既不能放弃效率原则搞平均主义，也不能因为坚持公平原则而放弃效率，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新体制、构建和谐社会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公共部门收入分配上，一方面，要发挥市场机制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作用，使每个社会成员有展示才能的机会，并做到按效率取酬；另一方面，运用财政机制校正市场失灵，以实现公共部门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

二、公共部门收入分配的手段和责任分工

（一）公共部门收入分配的手段

1 通过税收对收入水平进行调节。税收的主要对象是高收人群体，如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把资金从较富裕的人群手里征集起来，缩小群体收入之间的差距；通过征收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调节财产分配状态。

2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如社会保障、自然灾害救济和补贴等，改善低收入阶层居民、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群及其子女的生活保障、卫生保健或教育状况，提高或维持其实际收入和福利水平，维护社会稳定。

3 完善社会福利制度。通过兴建公共福利设施、开展社会服务以及举办各种福利事业，增进社会成员利益，改善全体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广大群众提供生活质量保障，提高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缩小城乡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4 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城乡之间人口的合理流动。彻底破除人口流动壁垒，使劳动者通过“以足投票”获得最大效用，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其劳动积极性、遏制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有效途径。

（二）公共部门收入分配的责任分工

1 纵向分工。中央政府的收入分配责任——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公共部门收入分配的纵向分工主要指中央政府部门对各省、各地区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负有调节调控的职责，如社会保障、社会福利项目等。由于省际、地区间标准不一致可能造成人口人才异地流动问题而导致流出地的经济社会目标难以实现，因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分配标准。同时，中央政府承担宏观调控职责并不意味着需要承担全部成本，可以参照目前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由中央政府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进行补助，在具体的原则、标准下，由地方政府具体实施。

2 横向分工。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责任——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和群体收入差距。公共部门收入分配的横向分工是指某一层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对本辖区不同群体、不同领域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进行调节的分工。政府各职能部门大多担负着一定的收入分配职责，但承担主要职责的公共部门主要有人事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和农业部门等，其基本分工及收入分配内容各不相同（见表-1）。

三、公共部门收入分配机制的构建

（一）公共部门收入分配组织协调机制

1 以“效率与公平并重”的理念为统领，明确各个公共部门的分配责任，建立部门联动，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运行机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既要强调效率又要重视公平。要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和问题，关键是靠发展，把社会总财富这块“蛋糕”做大，而不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去换取低水平的“社会公平”。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社会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同时，又必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应该以“效率与公平并重”的理念为统领，加大各级政府调节再分配的力度，合理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要明确部门职责，加强对各部门的监管。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各部门的协调、沟通；各公共部门要加强本部门收入分配的筹划和管理，加强检查监督；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的拨付和监督，保障收入分配的安全运行；审计部门要加强收入分配的审计监督力度。各部门在进行工作制度安排时，要把收入分配正义作为一项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努力实现各方利益均衡和同步增长的社会价值工程来对待。

2 构筑平衡各社会阶层利益关系的平台，协调和处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矛盾。首先，从健全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入手，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各方特别是弱势群体正常、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社会利益各方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的渠道。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平台，结合具体实际尽快建立诸如民意调查制度、决策听证制度、政务公开制度和协商谈判制度等，使相关公共部门收入分配主体能够获得对称性信息，并平等地参与政府决策。其次，由于弱势群体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其掌握的社会资源十分有限，往往处于政治上受支配的社会边缘地位，其社会话语权相对缺失，在社会利益再分配过程中，强势群体往往把持社会利益分配的话语主导权，在与强势群体的博弈中弱势群体处于不利地位。而对于最缺乏利益表达渠道的农村居民而言，更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组织以制度化的方式表达其利益。因此，要加快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使广大群众通过选举选出代表各个阶层利益的代表参与公共部门收入分配，从而有效整合社情民意，建立畅通的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以化解矛盾，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二）公共部门收入分配政策扶持机制

1 完善法律机制，构筑法律援助网络。公共部门收入分配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把实现公共部门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均衡化作为其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更要把控制收入分配的非均衡作为公共部门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国家应加强立法，对公共部门收入分配关系予以法律调节。通过经济立法和法律制度的创立来维护和健全公共部门收入分配的规范、秩序和行动准则。政府通过各种决定、决议、规定、通知的，制止各种非理性的分配行为，以此来调节、控制整个公共部门收入分配活动。另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本身对纠正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是无能为力的，而需要政府干预才能解决，因此，市场与政府的分工应明确划分，效率由市场追求，公平由政府负责。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保障民生，关注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分配公平。对于弱势群体，政府应加大法律援助的力度，以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收入合理，积极促进司法公正。同时，引导广大民众树立法律意识，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身利益。

2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借助强有力的调控手段来实现公共部门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进一步改革财税管理体制，加强税收征管，严格依法纳税，完善税种，广开税源；加大对垄断部门的改革力度，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从根本上降低垄断利润；完善财政支农的投入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支农政策的导向功能，在公共部门收入分配上巩固支农惠农强农政策，支持农业部门的重大改革，使收入分配更多地向农村社会事业倾斜，向落后地区倾斜；用法律来确定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公共部门收入分配责任，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和地方上下级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使公共部门在法律保障下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进一步整顿公共部门收入分配秩序，规范收入分配办法，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并切实公开各部门的奖金、加班补贴和单位福利发放；以法律手段保障教育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等有关民生问题的公共部门收入在日益增长的财政收入体系中占有合理的份额。

（三）公共部门收入分配制度实施机制

1 完善公共部门预算管理制度，推行综合预算管理。一套完善的预算管理制度，包括从预算编制的前提条件到科学的编制预算，再到保证预算得到切实执行的监督、审计制度等，体现了各部门之间的权责利匹配关系，实质上就是要保证公共部门依法使用公共收入资金的分配机制。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采取零基预算法，完善部门预算，提高公共部门预算编制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合理确定各项预算支出，促进公共部门收入分配的规范化。具体实施步骤分为以下三步：第一步，在形式上将各部门的各项收支统一在一个预算之中，改变原来由各部门按照不同功能支出分别编制不同预算的传统做法；在统一汇编部门预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部门预算编制范围，力争所有收支进预算。第二步，完善预算编制标准，细化预算收支科目，修订预算表格，加强预算编制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规范预算编制和操作规程。第三步，巩固和完善部门预算，建立起“编制有标准、执行有约束、决算有考评”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现代政府预算制度。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篇3

关键词： 收入分配；“市场公平”；“社会公平”；税制改革

       0  引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而作为和谐社会重要内容的“公平正义”如何才能实现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从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最紧迫、最关键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而税收作为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杠杆无疑应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收入分配公平的涵义

        “公平”是社会价值判断，是现实中不同的个人对客观存在所做的主观评价。作为一个历史性范畴，“公平”具有丰富的内涵，有人将其界定于经济领域，有人将其界定于法律领域，还有人将其界定于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即使仅界定于经济领域，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对于“公平”的理解也可谓千差万别。收入分配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其“公平”问题的讨论也就主要集中在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收入分配公平的评判标准。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收入分配的公平观一般分为功利主义的公平观、古典自由主义的公平观和罗尔斯主义的公平观三大类。功利主义的公平观以边沁和庇古为代表人物，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其基本信条，以实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为增加社会经济福利的手段。而以洛克和斯密为代表人物的古典自由主义公平观，则强调自由市场秩序中的“机会公平”，反对通过社会产品再分配实现“结果公平”，并且否定国家和政府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中所起的作用。罗尔斯主义的公平观则侧重于提高社会劣势群体的福利，主张“社会上状况最差的人的福利最大化”，既强调“机会公平”也强调“结果公平”。这三大公平观虽各有侧重，但罗尔斯主义的公平观则兼顾了功利主义公平观中的“结果公平”和古典自由主义公平观中的“机会公平”，是我们分析收入分配公平涵义的基础和出发点。

        收入分配的理想状态是公平。通过考察三大公平观所包含的“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我们认为收入分配公平应有两层涵义：一是市场意义上的公平，简称“市场公平”。二是社会意义上的公平，简称“社会公平”。收入分配的“市场公平”立足于公平观中的“机会公平”，是指按照个人提供的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来分配收入，多劳多得。这也就是说自然禀赋不同、努力程度不同的人所获得的收入也应该不同：自然禀赋好、努力程度高的人应该获得较高的收入，而自然禀赋差、努力程度低的人应该获得较低的收入。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则立足于公平观中的“结果公平”，强调收入分配的结果和各社会成员之间所拥有收入份额的相对关系，即强调个人收入份额均等，以使收入分配的差距不至于无法让人忍受，实现社会稳定。当然，“社会公平”并不是平均主义，它仍允许收入分配差异的存在，只是这种差异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必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谈到收入分配公平不得不提及其与效率的关系。收入分配公平虽包含“市场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内容，但是这二者不是并重的，而是有先后之分，主次之别的。一方面，收入分配的“市场公平”由于其立足于“机会公平”，因此处于主导地位，其实现将会极大地提高人们生产的积极性，进而提高效率。具体说来，收入分配的“市场公平”保证了劳动者积极性的提高，使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基于自身的资本、判断、管理、技术和勇于承担责任和风险的精神而沉浮，因而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从根本上来说，市场经济社会也正是建立在收入分配的“市场公平”的基础上，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得经济效率得以提高。如果不根据“市场公平”进行分配，就会影响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从而降低工作效率，阻碍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的“市场公平”必然导致效率越高的人获得的收入越多，效率越低的人获得的收入越少，最终导致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当这种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低收入者可能连生存都成为问题，更谈不上进一步的发展，收入分配的“社会不公”问题就会越来越显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收入分配“市场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是内在统一而排斥“社会公平”的。市场经济越发展，越会实现收入分配的“市场公平”，也越会导致收入分配的“社会不公”，而为了实现“社会公平”，不得不以部分“市场公平”为代价，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效率。

        2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与成因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分配体制的改变，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目标下，确实有一部份人先富裕起来，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明显扩大，我们在注重收入分配的“市场公平”的同时，却忽略了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到了2005年逼近0.47，2006年仍有持续增长趋势。另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在中国大陆的13亿人口中，有大约5.8亿人生活在国际公认的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在当下的中国，占社会20％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占国民财富的60％，甚至更多。而对其他80％的人来说，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是生活中每天都不能不面对的现实。2005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2365万，到2006年第三季度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例达到3.18：1，而考虑到城市居民的所享受的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福利、补贴等，我国城乡收入的实际比例将超过4：1甚至达到6：1，为全世界最高水平。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收入差距扩大是否已经达到承受极限的问题，因为面对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付出同样劳动甚至比过去更多劳动而收入不增加或者增加缓慢的低收入者心理受到很大打击，他们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将变得越来越脆弱，虽然我国这部分人的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大，但是绝对数量还是很大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当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大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还未完成，市场机构还不完整，并且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法律和行政结构很不健全，致使我国竞争的公平性不够，这种公平指的是以过程公平为基础，结果公平为重点的公平观。所以涉及到收入的分配上，也很难做到公平。而且我国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具体有东西部差距，沿海和内陆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等，尤其是近几年以来，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极为惊人，不但不利于经济发展，时间长了，还会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造成极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科学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

        3  实现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的税制改革

        一般来说，收入的分配的过程有两次，第一就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如工资、薪酬和经营所得等等，第二是通过税收进行第二次收入分配。我们要实现居民的收入分配公平，就要从这两次分配过程入手，而本文主要是谈谈收入的第二次分配——税收手段。而税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运用税收杠杆校正市场缺陷，促进市场分配机制的完善，实现市场意义上的公平分配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分配机制不完善而造成的，这是造成目前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因而，我们应针对这一问题，运用税收杠杆调节企业的盈利水平，校正市场的缺陷，完善市场分配机制，使不同行业的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收入都与其效率相一致，使等量劳动和资本投入不同行业能够得到大体相等的收入，实现市场意义上的分配公平，并为实现社会意义上的分配公平创造基础。为此应采取的措施是：

        3.1.1 完善流转税制度，调节不同行业的利润水平。由于流转税通常按不同产品或行业设置税目、税率，对不同行业和产品可根据其各自的盈利情况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分别规定不同税率，因而，流转税在调节不同产品和行业的利润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效果。

        3.1.2 完善资源税和土地使用税制度，调节企业的资源级差收入。企业盈利水平高低不仅取决于其内部主观因素，而且还受诸多外部客观条件的影响。如对采掘业等行业来说，自然资源条件是影响企业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对任何企业来说，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优劣对其经济效益都具有重要影响。优等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给企业带来丰厚的级差收入，使同行业的其他企业望尘莫及，无法与之进行平等竞争。

        3.2 运用税收杠杆，直接调节居民收入，实现社会意义上的分配公平  国外的实践经验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税收杠杆直接调节个人收入通常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国家手中；另一方面以征收社会保障税的方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然后再通过支付社会保险金和社会救助等方式对失去收入来源者和低收入者给予援助，从而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实现社会意义上的居民收入分配公平。但是由于我国的税收制度不完善，难以满足政府对个人收入进行调节的需要。笔者认为，借鉴国外经验，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为使我国的税收制度充分地发挥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作用，以实现个人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必须进一步改革。基本设想是：

        3.2.1 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对个人收入的直接调节。改革课税模式，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的征税项目共有11项，分别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是典型的分类所得课税模式。分类所得课税模式的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不能就纳税人全年的各项应税所得综合计算征税，难以改善收入分配上的公平程度。第二，由于分类所得课税模式对不同收入项目采取不同的税率和扣除办法，造成各项所得之间税收负担不一致，纳税人容易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存在较多的逃税避税漏洞，侵蚀和破坏了税基，导致征管难度加大、效率降低。第三，采用分类所得课税模式对经济调节的弹性较小，不能发挥个人所得税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针对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分类税制存在的弊端，考虑到我国目前税收征管的实际情况，实行彻底的综合税制难以一步到位，而且会加大税收流失，因此可以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模式。对劳动所得、经营所得和财产所得等已具备较好征管条件的，实行综合课税。目前，这部分所得占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基的绝大部分，对其实行综合课税，有利于保护税基和公平收入分配。资本所得、偶然所得在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基中比重较少，也缺少征管经验，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实行分类课税，与个人的综合收入分离，以便于征管和调节。随着征管条件的完善,再不断扩大综合课税的范围。

        3.2.2 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抑制个人财富的积聚。遗产税是指对财产所有人死亡后遗留的财产为课征对象的一种财产税。赠与税则是对财产所有人赠给他人的财产征收的一种财产税。目前遗产税已经在许多国家实行，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开征了遗产税，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开征了遗产税。比如，我国的香港也征收了遗产税，规定遗产额在200万港币以下的免征，200万元以上的实行累进税率。遗产税的开征，在减少社会浪费，平均社会财富，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主张开征遗产税，一是起征点要高，主要是对10％～20％的高财产居民征收；二是采取超额累进税率，最高一级的税率可达50％；三是采用总遗产税制，先征税后分割给财产继承人；四是为了防止因转移财产造成偷逃税，配合征收赠与税。

        3.2.3 及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物质生活保障。市场竞争是无情的，它既可以成就一部分人的事业，使之获得大量的财富；也会使一些人遭受失败，使之蒙受经济损失，甚至陷于贫困。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可给予缺乏竞争能力者和贫困者一定的物质援助， 保证其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对于缩小贫富差别，实现社会意义上的分配公平具有重要作用。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依赖于充足、稳定的社会保障基金的支持。而我国目前所采用的社会保障筹资方法不够规范，约束力较差，在筹资过程中遇到很大阻力，企业拖欠，拒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况比较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当企业遇到风险时，其职工往往会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必然会加大贫富差距，引起社会矛盾。因此，我国应当及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以此改革我国的社会保障筹资方法，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这对于缩小贫富差别，实现居民收入分配公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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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温美琴.运用税收杠杆促进个人收入分配公平的基本构想 [j].经济体制改革，2004，5.

[3]霍军.收入分配差别与税收分配调节[j].税务研究，2002，6.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篇4

【关键词】公平；收入分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目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正因为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如此之大，越来越多的人对我国当前的分配制度产生怀疑，认为其有失公平。如果任由这种差距扩大，那么会引发很多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对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公平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阶段划分的理论，在认真总结我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分析国情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而提出的具有创新性的中国特色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了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此相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方式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是马恩对未来社会制定的基本的分配制度。建国后，我们对按劳分配的理解有些偏差，甚至把按劳分配仍然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人的东西，否认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这些错误的思想影响了按劳分配在我国的实行。真正把按劳分配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分配基本原则的是邓小平。1978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处理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按劳，不能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我国国情认识的进一步加深，邓小平对传统的收入分配理论进行了大胆突破，这种突破“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鼓励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二是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三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四是坚持建立多层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创建社会统筹和个人相结合的制度。”结合实践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三、分配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公平问题

1．公平与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有分配方式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一分配原则的内容，是依据劳动者所投入的社会劳动量或贡献量来分配报酬，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虽然以前对按劳分配有所曲解，但这一分配原则是我国一直以来使用的报酬分配原则。其实，公平与报酬上的数量平等分配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按劳分配的环节中，许多人将平等混同于公平，显然这是一种误解。因而，按照公平理论，对按劳分配要加以改进和完善。首先，在全社会创造公平分配的大氛围，大力宣传公平分配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中逐渐形成公平分配的观念和意识，明白按劳分配中的“劳”并非仅仅指的是劳动，而是指与分配有关的各种投入。其次，完善按劳分配原则，使之更加精确化和科学化。在按劳分配中的原则中，应对被分配者各方所有与分配有关的投资均加以考虑。

2．公平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从现象上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公平合理的：不同要素所有者参与生产与分配的权利是平等的；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按照同一市场规则公平竞争，进入生产过程是平等的；过程结束后，按照不同要素所有者所投入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进行消费品的分配，其结果也是符合商品经济的社会规范和所有权规律的。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忽视劳动分配机制的创新。从党的十五大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到十六大提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原则的明确确立，是理论认识进一步深化和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真正领会其中的深刻含义，对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自觉推动改革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理论，吸收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合理内核，同时又肯定各种要素在财富生产中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肯定了它们在财富形成中所作的贡献。因此，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在现实生产力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必然结果。

3．公平与共同富裕。对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否会造成贫富分化问题，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分配的最高原则是共同富裕，决不允许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的终极目标就是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平既是价值理念也是行为准则。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它侧重于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消除各种特权和歧视，以此作为判别行为合理与否的标准以及制定规章制度的依据，从而为人们创造出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侧重于强调人类的尊严，强调社会发展的成果为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这两者的关系可以说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手段服务于目的，并接受目的的指导，而目的需要通过手段的实施得以实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生产力发展难免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就能够防止或缩小贫富差距，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实现社会的稳定，从而保障效率的不断提高。邓小平高度重视共同富裕这一公平的终极目标，由于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宗旨高度吻合，因此，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既是对社会主义宗旨的论述，也是对公平终极目标的论述。邓小平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还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但是，正像公平不是平等一样，共同富裕也不是同步富裕，不是平均富裕，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指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因此，“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这反映了邓小平对共同富裕和公平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并进行了实际的探索。他突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传统界限，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和社会主义分配的最高原则，一定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两极分化，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和谐的发展，否则会出现很多社会矛盾。

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中实现公平

从总体上说，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是能够实现公平的，因为它以人们提供的贡献为尺度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贡献多者多得，贡献少者少得。但是在社会成员存在种种差异的情况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也必然会造成社会成员收入上的较大差别，这会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宗旨，背离公平的最终目标――共同富裕。因此需要进行社会调节。它要求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国家对社会成员初次分配后的格局进行调节，让社会发展的成果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享受，实现有差别的同步富裕。邓小平提出了多种调节人们收入差距、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公平的方法：其一，国家要运用税收杠杆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调节收入差别。通过税收等手段，国家集中一部分先富地区和先富社会成员的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再运用于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方面。邓小平说：“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对于很困难的一些地区，应采取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其二，倡导区域之间的互相帮助以及鼓励发展民间公益事业。其三，通过示范的作用来带动和促进相对落后的地区及人们加快致富的步伐。邓小平指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总之，我国目前存在着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现象，是社会的不和谐因素。但是我们要处理好公平与当前收入分配制度的关系。在社会和谐的前提下，政府应当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以共同富裕为目标，通过税收调节、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的措施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在政策上体现公平，协调社会矛盾，解决收人差距过大问题，尽量弥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利益，使社会分配机制不断完善和趋于合理，达到社会和谐的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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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参考报．2010（5）

[3]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0

[4]邓小平．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J]．1986：161～162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篇5

论文摘要：初次分配的公平价值思想提出有三个原因：一是多种因素造成了初次分配严重不公；二是靠多次分配无法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三是“社会更加注重公平”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初次分配的公平价值思想有两方面内涵：一是对初次分配体现公平的科学理解；二是初次分配体现公平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改革现行旧体制。提出初次分配的公平价值意义有三点：一是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二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必然要求；三是有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在这一分配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收入分配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带来了很多分配的问题，其中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鉴此，胡锦涛在十七大作报告时首次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体现公平，意在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时，它将意味着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将会提速，令人不安的贫富差距将会缩小，民生问题将会得到改善。本文试就社会初次分配的公平价值思想产生的背景、内涵和意义作些粗浅的探索。

一 、初次分配的公平价值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多种因素造成了初次分配严重不公

一是初次分配中的体制不健全是造成初次分配不公最重要的原 。导致初次分配收入不公平的主要因素是初次分配中体制 健伞，导致大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在中国现实社会环境下，有些强势社会群体违背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则，通过不正当手段和途径在初次分配中捞取巨额好处，就很难说是一种公平的分配。在灰色收入的来源方面，主要有：财政、社保、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等公共资金的漏失；金融腐败普遍存在；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现象；土地收益流失；垄断行业收入。

二是城乡、区域 、行业等差异是造成初次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城乡收入差距 l980年为2，5倍，1985年缩小到 1．9倍，2004年则为3．2l倍，2005年为3．22倍。地区收入差距，城镇人均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1980年东部是西部的1．3倍和1．2倍，2004年为1．5倍和 1．9倍；将东部最高地区与西部最低地区相比较，2004年上海的城镇人均收人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贵州的2．3倍和4．1倍，2005年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贵州之比是1：0．23。行业收入差距1985年最高与最低收入之比是 1．45倍，2004年为3．55倍，细分行业高低收入之比为 7．52倍。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最高收入10％住户的收入与最低收入 10％住户的收入之比，1985年为2．9倍，2004年达到 8．7倍。 这些数据说明，社会财富正在呈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明显偏大。

三是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过低也是造成初次分配不公的原因。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是分配率。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则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分配率指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初次分配存在着劳动收入过低，且持续下降，严重造成社会不和谐。据中国社科院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中显示，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九五”末期的13．3％下降到“十一五”初期的 11％。其问从2004年开始，在按支出法统计的地方 GDP构成中，劳动者报酬比重呈逐年下降。

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降至49．6％ ，2005年降至41．4％，2006年降至40．6％。而目前美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劳动者报酬占56％左右．企业经营利润占12％左右。

(二)靠多次分配无法解决初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一是理论上，靠再次分配无法解决初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现阶段更多和更大的分配不公是在初次分配。初次分配要解决的主要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不仅数额大而且涉及面广。再次分配之所以不能解决初次分配中的问题，主要原因有：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内部的分配问题，政府不能通过财政手段直接干预，只能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控；第二，政府面对众多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可能具体掌握每一个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没有能力和手段削峰填谷；再次分配的收入调节功能主要是面向全社会的粗线条调节，是宏观调节，解决社会意义上的公平问题，而不是解决企业内部工人工资偏低，管理者收入过高这类微观问题。因而，从理论上说，靠再次分配是无法解决收人分配差距过大问题的。

二是外国的实践证明再次分配难以缩小初次收入分配差距。黄春生在《累进税制累了谁?租税优惠肥了谁?》中指出：从采行所得税制和社会福利计划最成熟的英、美两国的实践经验证明，累进税制和福利计划难以缩小贫富差距。采用累进税制和福利制度以求缩小社会阶层收入差距的论点，遭到严厉的挑战与质疑。1989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占全国户数20％的最贫穷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在任何公共政策之前，只占全国可支配总所得的1％，租税课征之后，仅提高为1．1％，福利计划之后，才提升至4．7％。反之，占全国户数20％的最富裕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在任何公共政策之前，占全国可支配总所得的52．4％，租税课征之后，仅降为50．3％，福利计划之后，才降至45．7％。可见，缩小贫富差距，累进税制和福利计划的功效相当有限。实际上，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了传统的市场万能理论即政府不干预主义政策，采用凯恩斯主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学习社会主义国家全民福利做法的基础上，采取再分配的政策对国民收人分配进行干预。

三是中国的实践证明再次分配难以缩小初次收入分配差距。笔者通过考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税收改革的实践，证明再次分配措施既轻且缓，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难以取得实效，是解决不了分配不公、两极分化问题的。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的税收也是来自于高收入阶层。但在中国，富豪们缴税甚至还不如工薪阶层，出现了缴税主体缺位现象。统计数字显示，工薪阶层是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群体。根据统计，2001年，中国存款总量达到7万亿，人数不足20％的富人阶层名下控制着这笔财富的八成左右，所缴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到总量的 10％。而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人 1700亿，其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与个人所得税促进社会公平、调节贫富差距的初衷相违背。

由此可见，把初次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推到再次甚至三次分配去解决，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三)“社会更加注重公 平”和“保 障社会公平 正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政策取向。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巾央政治局会议和党代会均以收入分配问题为议题，表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已经进入党和政府的核心议事日程，我国的改革进入了利益关系的体制协调和政策疏导、形成合理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攻坚阶段，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初次分配体现公平”。“初次分配体现公平”是在“社会更加注重公平”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新的思想。这是中央基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矛盾比较突出的实际，及时提出了初次分配体现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初次分配体现公平”作为最新的理论成果，它是对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社会主义公平分配原则和理论的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二 初次分配的公平价值思想的科学内涵

(一)对初次分配体现公平的科学理解

第一，初次分配体现公平，并没有否定收入的合理差别。初次分配体现公平并没有排除合理差别，在利益分配也应当实行“合理差别”。这是由于人们之间存在自然禀赋和社会条件方面的差异，同时，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和生产力水平不平衡，初次分配必然会出现差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社会成员在初次分配中获得高收入，高回报，具有客观必然性。货币所有者获得利息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润，企业家才能获得管理工资，专业技术人员获得专利和技术性收入。这些收人有可能大大超过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但只要符合市场竞争规则和法律规定，就是合理的，也是公平的。虽然初次分配无法做到完全平等，但它的差别必须是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尤其是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即社会有责任和义务更多关注那些天赋较低和出身不好的人，应该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足够的人道关怀和分配倾斜，形成保持社会稳定和和谐的收入分配格局。

第二，在初次分配中讲公平不会降低效率。首先，公平并不是指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或没有贫富差别，而是一个包含着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等原则的概念。如果把公平看作市场经济的公平，效率和公平就不是对立和此消彼长的，而是统一和相辅相成的，在初次分配中关注公平就不会必然降低效率。如果把公平等同于收入分配的均等化那么，不仅初次分配会降低效率，再分配也会降低效率。其次，这一分配关系的调整，并没有改变所有制关系和市场经济关系，而是更加完善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关系和分配关系，有利于改善当前我国收入差距较大的现状。因此，关注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不仅不会降低效率，而且有助于社会和谐和提高效率。相反，如果初次分配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企业内部的消极因素和利益冲突必然增加，才必然会降低效率。

第三，强调初次分配的公平必然要求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又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那么，劳动收入就应当在社会的收入分配中占“主体性”的较大比重，至少也不应该低于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比重，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体现劳动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有鉴于此，我们在初次分配中要根本扭转重资本、轻劳动的倾向。正确的国民收入分配观念和做法应该是：平衡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关系，以初次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主，以政府再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辅，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具体而言，就是提高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农民工及城市工薪者的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让劳动者所得在 GDP中所占比重达到50％以上，并适当降低资本所有者的回报，同时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步伐，彻底打破行业垄断，真正体现初次分配中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

(二)初次分配体现公平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改革现行旧体制

我国初次收人分配体系，特别是现行的体制存在巨大的漏洞和严重的缺陷，迫切需要改革。当前，影响我国初次收入分配的体制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遗留下来的计划体制。使自然资源出现价格扭曲和行政性垄断，甚至诱发了寻租、腐败现象。二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经济要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旧体制的干扰和新体制的不足影响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造成分配不公问题。三是政府为指导改革，规范经济行为，协调利益关系，调节国民经济等所制定的一些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等。这些法规政策，大部分对协调利益关系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减免农业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扩大城市低保范围，惠及中低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升等；也有的政策对社会的部分利益群体有倾向性，正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在过去十几年里，收入分配中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几乎都是不变的，这说明不是政策偶然失误的结果，也不仅仅是制度的某些漏洞所造成的结果，其背后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以及在争取利益的能力上出现严重失衡。因此，要彻底改革旧体制，加快推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体制建设。

在笔者看来，主要从如下四个方面努力：一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增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开放市场，打破行政垄断，减少政府行政控制的公共领域，以减少腐败，根除旧体制的影响。要消除资源价格扭曲和不必要的行政性垄断。因此，应尽快消除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价格扭曲和不必要的行政性垄断，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要切实维护市场主体的权利平等，完善市场秩序规则，维护公平交易。特别是要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部分行业与部门的垄断。三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制，完善财税体制调节收入分配，公共政策尤其要重视起点公平、机会均等等问题。四要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和表达权，政府制定重大政策时要使“参与各方在规则权上平等”，即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话语权都要平等，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前提，政府要为社会弱势群体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利益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三 初次分配的公平价值思想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这六项内容都蕴含着四个大字：社会公平。其中，经济公平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和主要内容。在经济公平中，只有分配领域中体现公平，才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可以说，没有分配领域的公平，就没有社会和谐。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就会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前收人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层失衡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影响到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对初次分配中不公的问题解决好。只有这样，公平和正义才能得到维护和实现，社会才会真正和谐起来。初次分配体现公平，通过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因而，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二，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新飞跃。“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要要求。” ‘以人为本”首先是要维护人民的利益，要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权利。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以人为本，在当前就是要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为了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绝不容许少数人富起来而大多数人贫穷的情况发生。中国共产党对初次分配要求体现公平的强调，意味着老百姓不仅能从再分配中得到好处，在初次分配中也能保证自己的权利，不用光等着政府救济。因而，只有初次分配体现公平，全体人民才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也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必然要求。

第三，有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在这个时期，我们要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人的全面发展系统集成的目标体系，要完成这样的目标体系，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地去拼搏，去奋斗，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公平，不仅是发展的重要目标，而且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十分有利于人

民积极性的提高。中共十七大将政策重心放在消除初次分配层面的“分配不公”上，首次强调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遏制贫富差距，求得“差距过大”状况的缓解。可见，初次分配的公平价值思想的提出，是从人民的立场去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发展，促发展，有利于更多的群众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以满腔的热情投人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去。

注：

①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关年份的统计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② 李实、魏众、丁赛：《中国居民财产分配不均等及其原因的经济分析》，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

③ 辛报：《中国高收入阶层为富不税问题调查》(上)，载《工人日报))2002年8月 12日。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篇6

效率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公平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重要活动的重要道德品质。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经济学对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研究，通常将公平置于收入分配这个特定的平台上，使公平问题在经济学学理上与效率问题对接起来。收入分配从其环节或流程来看，包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指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二次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把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拿出来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系统进行重新分配；第三次分配是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的慈善事业，依据的是道德原则。相应地，有初次分配公平和再分配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涉及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

初次分配公平即经济公平，指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在再生产过程中权利与义务、作用与地位、付出与报偿之间的平等关系。它是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强调的是要素投入与要素收入相对称。包括机会公平、竞争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在这一层面上，效率和公平是一致的，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公平所强调的机会均等、规则公正和以效取酬是实现效率所追求的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基本条件，也是促进公平的必要前提。

再分配公平即社会公平，是指社会收入分配公平和社会福利公平，强调的是将人们的收入差距保持在社会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在这个层面上，公平与效率短期、局部有矛盾，长期趋势一致。例如，市场经济国家，为实现社会公平，提高税率、增加转移支付，抑制了私人投资，降低了市场效率；而过分追求市场竞争效率，在价值规律支配下，社会贫富的分化与对立日趋严重，劳资矛盾成为主要社会矛盾，经济危机反复出现，严重损害了效率。我国目前出现的收入差距拉大，不仅影响内需扩大，也带来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最终影响效率提高。对社会整体发展而言，理想社会和政府政策目标都应当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二、目前我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公平性

失衡的表现及其根源分析

（一）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公平的衡量标准

一般来说，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有三个指标：一是分配率，指的是劳动报酬总额占GDP比重，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二是每小时劳工成本中的福利开支；三是社会保障税与个人所得税占政府税收收入的比重。分配率高、每小时劳工成本中的福利开支高、或社会保障税与个人所得税占政府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说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较公平。再分配的衡量，实际上是对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最终分配结果的衡量，经济学家常用洛伦兹曲线这一分析工具和基尼系数进行判断：一是洛伦兹曲线（如图1所示），以纵轴表示不同收入水平者由低到高的收入份额累计值，以横轴表示不同收入水平者由低到高的人口份额累计值。若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则得到一条夹角为45度的绝对平均线，若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则得到一条夹角为0度的绝对不平均线。曲线与绝对平均线越近说明越公平，越远说明越不公平。

图1：洛伦兹曲线

二是基尼系数。它是洛伦兹曲线与绝对平均线所围成的面积与绝对平均线和绝对不平均线所围成的面积的比值，基尼系数＝A/A+B。本身是反映收入分配是否平均的指标，据此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国际上以0.4基尼系数作为警戒线。此外，还有欧希玛指数法（五等分法）。即将居民按收入高低依次排序分成五等份组，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或人数与20%最低收入家庭或人数收入的倍数来说明总体收入差距。

基于数据资料的掌握情况和转型国家的特点（如我国无社会保障税、个人所得税不是主体税种），本文选择分配率、居民收入增长率及其与经济增长率比较、财政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之比较、基尼系数、欧希玛指数等指标对我国收入分配情况进行分析。

（二）一次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及其根源分析

一次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如下：

1.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见表1、表2）

表中数字反映居民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非同步性，2002年以来随着国家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初步显现出一点积极效应。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12.2%和9.5%。

表2数字表明，人均GDP增长指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指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指数均低于GDP增长指数。

2.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

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国家财政收入也快速增长且超过GDP增长速度。1978-2006年GDP年均增长9.7%，而同期财政收入增长17.1%高出7.4%，特别是1994年以来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长18.5%。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增长，说明国民收入分配存在向政府倾斜现象。

3.分配率呈下降趋势（见图2）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低且呈下降趋势。1978-2006年全国平均在12-16%之间，如果再加上工资额30%的福利，则在15-20%之间。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这说明我国的分配率是比较低的。

当前初次分配不公主要原因在于机会、规则不公平。包括劳动者、企业之间的机会规则不公，包括企业之间、企业内部的分配不公，背后深层原因是体制不健全和制度不完善引起的。具体地分析如下：

1.劳动者就业条件、职业选择、就业途径存在机会不公

一是劳动者就业条件不平等。主要是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带来的。我国目前存在的初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高等教育过度市场化，带来每个人发展机会不平等。二是职业选择机会不公平。突出表现在城乡劳动者就业机会不平等，主要是城乡二元结构引起的，由于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造成劳动力流动受阻和就业不充分而引起的分配不公。三是就业途径不平等。尽管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化的程度不断提高，但靠关系实现就业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素质不高的劳动力通过关系可以找到高素质劳动力难以进入的工作岗位。这些不合理的因素严重影响着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2.企业之间机会和竞争规则不平等

一是不合理的行业垄断所形成的企业之间市场竞争环境失衡所导致的分配不公。主要是行政性行业垄断提供的大部分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偏高，其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而是以各种理由留在了部门和企业，并且部分地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二是不同企业生产经营条件、资源占有和配置等差别对分配关系的扭曲。目前，国有与非国有、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在资源占有和配置、资金分配和融通、市场准入等关乎初次分配起点和机会的基本制度方面待遇差别而产生分配不公。

3.企业内部资本、技术、劳动等要素分配的不公

企业内部要素分配不公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公有制企业内部，未能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一方面，分配平均主义倾向依然存在，分配收入未能充分体现各类劳动者的实际劳动贡献。另一方面，某些管理人员尤其是上层管理人员与生产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过分向上层管理人员倾斜。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掣肘。二是在非公有制企业内部，未能充分体现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雇主与雇员的收入差距过大。雇主凭借资本所有权和管理所有权使收入分配过分向自己倾斜。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徒有形式，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

4.劳动力供大于求，劳动力价格背离劳动力价值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的。它包含劳动力自身的生存需要、其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劳动力再生产的教育培训费用、全家人必要的享乐费用。然而，我国劳动力市场由于大量富裕劳动力的存在，市场交易关系决定了资本可以凭借在市场中的强势地位压低劳动力价格，使劳动力价格长期低于劳动力的价值。同时，由于长期职业教育滞后于整个教育的发展，劳动者因缺乏劳动技能导致收入过低。

（三）二次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及其根源分析

从基尼系数来看，我国从1988-2006年基尼系数由0.34提高到目前0.46左右，超过0.4的警戒线。目前基尼系数尚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收入差距客观上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从基尼系数的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水平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水平。从五分法来看，20%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是20%最低收入群体平均收入的33倍。总体来看，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进入“黄灯区”，需及早采取措施，以免进入“红灯区”。

从不同收入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看，目前城镇居民中，10%最高收入者家庭财产占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10%最低收入者家庭财产占全部财产的比重只有1%。到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财产基尼系数超过了0.5。同时，农民最高和最低收入组收入之比高达6.9∶1，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3751。

二次分配不公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调节不力。再分配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主要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来实现。在这两个层面都存在影响公平实现的因素。在税收方面存在的不合理因素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1.税制体系不完善。目前只在收入形成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在收入使用环节征收消费税，而没有在收入积聚环节征收不动产税、证券交易所得税，也没有在收入转让环节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

2.个人所得税税制不完善。一是实行分类税制不能综合计算个人收入并加以有效调节；二是现行税率不公平，劳动所得的边际税率高于非劳动所得；三是有关税源控制、代扣代缴的制度尚不健全；四是现行所得税没有考虑纵向公平问题，税收扣除未考虑纳税人赡养人口、实际开支、负担能力等因素。

3.消费税税制不完善。现行的消费税只对特殊消费品课税，而不对消费行为课税，致使某些已属奢侈消费的消费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调节。此外，由于消费税目的设置滞后，不能准确反映当前社会消费状况，致使消费税调节作用错位，即应调节的得不到调节而不需调节的却进行了调节。

4.我国遗产与赠予税、社会保障税缺位。我国遗产与赠予税、社会保障税缺位使税收调控个人收入分配的手段体系不健全，弱化了税收调控个人收入分配的功能。

社会保障事业是二次分配的一项基础性内容。当前社会保障的矛盾集中表现在如下几点：

1.社保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缺口的问题。社会基本保障供应不足成为影响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突出表现在覆盖面小，实施范围窄。截至2006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为18766万人、15732万人、11187万人、10268万人、6459万人。五项社保基金总收入8626亿元，支出6472亿元，共积累8239亿元。全国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了5374万人，积累基金354亿元。远远不能满足13亿人口的保障需求。

2.管理分散，缺乏完整统一的管理模式。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极其分散，职能相互交叉，这样容易发生筹资过程中的矛盾和造成各部门之间对权利的相互攀比、责任的相互推诿。另一方面，从总体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规范性不强，资金管理分散，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挤占、挪用甚至挥霍浪费的现象时有发生。

3.制度不统一。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资金的统筹层次低，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和发放等各项具体措施规定还是由各地区根据本地区的经济状况、人口结构等因素来制定。从本质上看，这是发达地区保障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保障不发达地区，富裕地区保障富裕地区，穷困地区保障穷困地区。国家的社会保障能力有限致使贫困人员与富裕阶层的差距不断扩大。国家的社会保障能力还没有达到调适收入差距，对低收入阶层进行有效保护的程度。

4.同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明显滞后。表现为投入严重不足，管理和执行过程也存在不少问题，致使相当贫困者难以获得有效援助。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在退休职工的养老以及在职职工的福利方面，而身份决定了基本人权保障的不同，成为制度性的社会不公。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也必然造成社会保障差异性的不公，平等的保障仍依赖于发展的平衡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如下几点基本结论：从两次分配公平来看，初次分配公平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基础，再分配是一种初次分配后的静态利益补偿机制，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出发点和重点在初次分配。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公平性失衡原因在于：初次分配环节就首先出现了不公平问题，不公根源主要在机会不公，而机会不公的根源又主要在于转型国家的体制、机制不完善；二次分配调节不力缺乏公平，第三次分配格局没有形成，灰色不正当收入没有有效遏制，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加重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失衡。经济效率的提高是为社会公平实现创造物质前提，强调公平并不意味着要牺牲效率。只有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基础，一个社会才能具备相应的社会经济资源，才能为社会公正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方式和途径。

三、处理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建议

处理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效率与公平关系，首先要从政治伦理、法律、制度和体制的层面上维护权利公平，同时，处理好如下关系：

1.在经济层面处理好经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实现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初次分配公平，以提高市场效率。要建立健全统一的各类市场体系；建立机会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打破行业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解决行业之间的分配不公问题；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强制纠错，促使劳动力价值的回归，制订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调整国民收入比例，扭转居民收入在GDP分配比例持续下降的局面；改变资本分配能力比较强，劳动能力分配比较弱的局面；使广大居民拥有工资性收入的同时，创造条件使其拥有投资性、资本性等财产性收入；控制垄断企业的工资收入，限制这些企业的工资增长速度；改变职工在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维护劳动者权益；支持建立和健全工会组织，强化工会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的职能，发挥集体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篇7

【摘要】财政支出手段是政府发挥调节收入再分配职能的重要手段，民生支出是财政支出中的重要部分，也是公共财政的本质体现，因此研究民生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具有更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以归纳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理论为前提，分析民生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

关键词 民生支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与扩大内需研究——以新疆为例”（10YJC79013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新疆民生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XJGRI2013134）；新疆财经大学重点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魏蔚，新疆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税务筹划；贾亚男，新疆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与政策。

一、概念的界定

（一）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全体社会成员按固有的标准分享一定时期内国民总收入。按照国民收入取得渠道分为：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是指生产成果在生产部门内所进行的直接分配，属于交换性质的分配。再次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部门通过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市场失灵引起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部分进行调节，保证社会上的每一成员都能获得一定的收益，促进公平。第三次分配是指慈善事业机制，通过募集、自愿捐赠等慈善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初次分配主要体现效率原则，让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勇于创新、积极努力工作的人得到较多的报酬，首先富裕起来；再次分配主要体现公平原则，主要是政府部门通过宏观调控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三次分配主要体现社会责任，富人们应该自愿拿出自己部分财富帮助贫困者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条件。初次分配会产生收入差距，具体表现为社会各个经济主体之间收入的不均等。而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是政府部门及个人来缩小收入差距。本文重点考察的是收入再次分配，即民生支出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

（二） 民生支出

现代的民生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生是指与人民生活有关的，包括直接和间接相关的事情都属于民生范围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而狭义的民生主要从社会层面着眼，主要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如衣食住行等方面，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状况等。本文主要从狭义的民生来理解，即民生问题就是与人民生活发展直接相关的问题，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等。广义的民生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支出、文化体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保障性住房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环境保护支出、城乡社区卫生支出、农林水事务等，主要指与民生直接及间接相关的支出。狭义的民生支出，是指教育、医疗卫生和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支出，这是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支出。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可见狭义的民生支出惠及民众更直接，效果更明显。本文的民生支出选择狭义上的民生支出，仅选择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作为本文分析的重点。

二、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理论

（一） 福利经济学理论

福利经济学家庇古认为福利是指人们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庇古基于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大福利命题：一是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二是国民收入分配越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在第一个福利命题的基础上，庇古提出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他认为只有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才能增加社会产量，进而增加国民收入。只有每一单位资源要素在各种用途中的边际效用都相等时，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资源配置最优，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增加一个人的福利，不会改变其他人的福利状态。以第二个基本福利命题为前提，庇古提出收入分配均等化的问题，他认为要通过实现收入均等化提高社会经济福利水平。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推断出高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小于低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庇古认为的收入均等化就是指国家通过累进所得税政策把从富人那里征得的税款用来筹办社会福利设施，供低收入者享用。通过这一途径实现“把富人的一部分钱转移给穷人”的“收入均等化”，从而使得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

（二） 罗尔斯与阿玛蒂亚森的正义理论

罗尔斯（John Rawls） 主张收入和财富、自尊和自由等社会基本物品都应该平等地公平分配。因为个体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应该共享社会基本物品。同样，罗尔斯还将最大最小原则限定在基本物品的适用范畴，要求国家给予社会弱势群体在物质方面的保障和支持。由于这些低收入阶层的出身和掌握资源禀赋与其他社会阶层不同，为实现所有的社会公民受到平等对待，享有同等机会的目标，社会只能更多地关注这些天赋较差、掌握资源过少的群体。而且也只有政府和社会有足够的力量为此群体安排资源，最大限度地改进社会福利，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在罗尔斯正义论的基础上，阿玛蒂亚森提出：国家再分配的目标不能仅仅局限于给低收入阶层适当的收入方面的照顾，更重要的是为提高他们的能力创造适当的条件，以便使他们最终能够依靠自身的能力，而不是依靠永久的帮助甚至是连续的施舍来摆脱困境。

（三） 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经济学理论中将社会产品分成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每个人都有消费该种物品或劳务的机会，且不会影响其他人的消费机会。私有产品都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所有权由个人享有，他人不得擅自享有别人的私有产品。公共物品的特性：一是效用的不可分割性，个人可以通过付款对私人产品具有占有性，将私人产品效用分割成许多份，而公共产品是属于整个社会集体的，具有不分割性，如国防、治安等最为典型。二是受益的非排他性，即任何人均能从公共产品中受益，且不用多付出成本，最典型的事例便是“搭便车”现象。三是消费的非竞争性，任何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享用该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个人无法调节其消费数量和质量，如不拥挤的马路等。

市场和政府同时通过提供公共物品来满足社会需求。市场主要提供私人产品满足私人需求，成本由受益者承担，而政府通过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由政府承担其成本，这是由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运行不同所决定。公共产品的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故其成本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收入，而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是人们享受公共产品和劳务付出的相应代价。根据市场经济和公共产品理论，为保证市场经济合理运行，政府不仅要为其提供必须的外部环境，而且还要发挥其调节作用。公共产品的建设，能够使得低收入者或贫困者享有更多的机会，提高其精神生活水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都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

（四） 财政的收入分配调节职能理论

调节收入分配是政府重要的职能之一，收入分配职能指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分配不均，政府通过财政手段调节收入的分配，实现公平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指将收入差距维持在现阶段社会各阶层居民所能接受的合理范围内。财政实现收入分配职能的机制和手段主要有：一是加强税收调节，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通过所得税调节个人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使其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差距范围内，通过间接税调节商品的相对价格，进而调节各经济主体的要素分配。二是通过公共支出调节，促进社会公平，通过教育支出，促进社会成员有享受教育的均等机会，促进教育公平；通过医疗卫生支出，扩大医疗卫生体系规模，解决人民“看病难”的问题，实现医疗公平；通过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使每个社会成员得以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政府通过税收从财富丰富者那里获得收入，通过公共支出的方式分配给财富稀缺者，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公平分配。

三、民生支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

民生支出是调节收入不均的手段，这里主要探讨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

（一） 教育支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即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公共教育支出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的转换来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的。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的重要手段。只有教育公平，才能使得人们都有获得知识、提高个人技能的权利，进而拥有获得高收入的机会。

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劳动收入而非财产性收入，劳动收入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个人能力与劳动效率，而教育则是提高这种能力的一种重要手段。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教育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能力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提高生产能力，即劳动者从事日常工作生产所应具备的能力，它决定了劳动者的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和从事的行业，进而也决定了个人的收入水平。具有较高生产能力的人就可以从事一些复杂的脑力劳动、高收入水平的工作，生产能力较低的则只能从事那些简单的体力劳动、低收入的工作。教育公平能够给生产能力低的人提供获得高能力的机会，进而获得高收入的机会，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是提高配置能力，即能够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最高的回报的能力。高知识水平者更能善于发现机会、抓住机会并利用机会创造财富。第二，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减少贫困人口，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稳定，进而保证经济的迅速发展。舒尔茨曾对美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人力资本能够借助物质资本实现利益最大化，促进经济可持续循环发展，提高劳动者收入。因此，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对于调节收入分配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 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

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或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人们给予生活保障的社会制度。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以社会保险为其核心。社会保障的调节机制主要是通过转移支付帮助弱势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的初次分配不公，实现社会公平。

任何人当其基本生活不能得到保障时，都可以均等地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企业和个人。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主要体现在：第一，社会保险具有再次分配功能，具有补偿性。它能够分散风险，当遇到年老、失业、疾病、工伤和生育问题时，能够及时分散由这些问题给生活带来的风险，降低收入减少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减少收入差距。第二，社会福利是指在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其更侧重于提高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使社会成员得到更多的享受，旨在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第三，社会救济，是指国家或政府部门为保证每个公民享有基本生活权利，而对低收入者或贫困者提供物质帮助。第四，社会优抚是主要针对军人及其家属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对军人及其家属所提供的各种优待、抚恤、就业安置等福利。

社会保障制度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障，通过转移支付为有生活困难的弱势群体提供保障，有助于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完善，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社会保障水平还是比较低，不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反而会拉大收入差距，故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依然需要不断完善。

（三） 医疗卫生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

增加医疗卫生支出，主要以三个方面为重点，即医疗、医保和医药。加大医疗投入，改善医院医疗设施，如更新医院设备，增加病床数和医疗服务人员数，提高医疗水平，有利于增加病患就诊机会，壮大乡村医疗队伍，提高乡村医生技术水平，有利于缓解大医院的“拥堵”现象。加大医保投入，有利于减轻患者就医压力，报销患者的一部分医疗费用，解决“因病致贫”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政策已开始实施。这一政策是指通过减少农民以及城市无工作者看病费用，节约人们手中的可支配收入，有利于缩小居民因消费较高带来的收入差距。降低医药价格，有利于患小病的人及时就医，以防引发大病。

医疗卫生支出与社会成员的健康问题直接相关，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对收入分配主要体现在：第一，健康投资最显著的经济效益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延长工作时间，增加个人劳动成果，进而提高个人收入。第二，健康投资能够延长预期寿命，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个人知识水平丰富，加之多年的阅历，能够提高创新能力，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有机会提高全体人民的收入，推动经济增长。此外，医疗卫生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效益，全体人民健康的身体是最大的资本，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公平。

四、总结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明确解决问题的理论机制，才能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法及路径。财政政策是政府调节对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民生支出是直接贴近人民生活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政策，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及专业技能，提高人力资本，进而实现收入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主要是对弱势群体提供帮助，降低生活成本，提高人民收入积累；医疗卫生支出提高医院、医疗等条件，减少人民就医费用，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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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篇8

我们常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指收入相对差距，收入相对差距更大程度反应的是劳动者相互之间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平等，表现在对物质和财富占有的多寡上，比如地区之间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有合理与不合理、合法与不合法、适度与不适度之分。收入差距过大表现在劳动者对劳动成果占有上差别很大，数量上悬殊很大。目前我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标准，分配结果差别很大。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局面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原因有制度方面、东中西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行业等方面，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改变。但是，合理、合法、适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克服平均主义这个最大的分配不公问题，从分配机制上解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发挥了收入分配激励作用。所以，合理合法适度的收入差距不但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相反，它还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允许存在合理适度的收入差距而后，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会成为后富者和落后地区的榜样，从而激励落后者奋起直追，这样形成良性发展，有利于共同富裕。

收入分配不公指社会成员在参与收入分配时地位、机会、分配标准、分配手段不平等，它更多强调的是收入分配机会和过程的不平等、分配标准、分配方式的不平等，从而造成对财富占有上存在差距。10年在全国职工平均工资较高的行业中，证券、银行业、航空运输业等职工平均工资超过10万元，而职工平均工资低于2万元的行业有文教体育用品业、纺织业、农业等众多领域。同样是劳动者，有的行业的工作还是脏累苦、危险等特殊性质，如农民、农民工、特种危险岗位等，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相比，他们的个人收入显得大低了，太不公平了。

人们由于出身家庭的贫富，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等各方面因素都有差别，导致先天的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劳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更为严重，人的发展机会是不平等的，导致对生产要素的占有是不公平的，最终个人分配结果是不公平的。现阶段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主要原因有：利用行政权力进行“权钱交易”获得的非法收入，聚敛财富，导致收入不公依靠行政垄断获取垄断利润，电信、电力、铁路、自来水、能源等行业政府控制着大量资源，进入门槛很高，通过行政力量进行垄断经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机会不均等造成的不平等收入。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只有部分人可以首先占据稀缺资源富起来，他们一旦占有更多资源，而更多的人尤其是农民、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在经济发展中将处于后发位置，比人家迟一步甚至许多步，一部分人由于先发优势占据大量资源，于是获取了更多机会，总是得到高额收人而另一部分人由于得不到平等竞争机会，总是处于收入水平底部，并且无论他们多么努力都难以达到机会拥有者的收入水平。

收入差距过大不等于收入分配不公，二者是收入分配领域的两个不同问题。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反映的是收入分配结果的差别对比有大有小，而收入分配不公主要强调的是人们在收入分配机会、分配标准、分配过程、分配手段上的不平等。收入差距过大的部分中，有一部分差距是由于按劳分配制度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制度形成的，属于公民个人的公平分配；而另外一部分却是由于政策、机制、垄断行业政府行为的偏差造成人均竞争机会不平等，属于不公平分配。

收入分配不公是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不是唯一原因，收入差距过大还有其他原因。收入分配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且使这个差距在不断加大。我们所说的基尼系数度量的是收入差距的大小，而不是收入分配公正与否的标志。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两大问题，要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凸现社会公平正义，化解各种潜在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抓住主要矛盾、主要问题。我认为，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的首要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而不是收入差距过大，这是因为：

(一)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收入差距过大目前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不合理、不合法、不适度的非正常各种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同样是劳动者，农民工与演艺明星的收入差距会很大。在我国高收入人群中，有不少人的收入不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采用正当合法手段取得的，而是通过权钱交易、暗箱操作、垄断等不正当不合法手段获取的。垄断行业收入过高，既有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又有收入不公平原因，但更多的是收入不公因素。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本原因是由于收入分配起点、过程、标准、手段等因素不公平而造成的。

(二)收入分配不公属于收入分配领域的深层次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主要是收入结果来反映劳动者之间的差别，是表面上的东西；另外收入差距过大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合理与不合理之分、适度与不适度之分，有些收入差距是公平的，有些收入差距是不公平的。而收入分配不公更多的是从收入分配的性质和根源角度来讨论收入分配问题。探讨收入分配不公，就必然与所处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相关联，这些恰恰是收入分配问题中的比较本质，较为深层次的问题。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篇9

一、确保社会成员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利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起点公平

所谓起点公平就是指社会成员在从事某项社会活动时具备相同或相近的起点。在现代社会中，确保社会成员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利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起点和前提。

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影响。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往往意味着就业机会、就业能力的不同，也意味着将来收入的不同。中外大量的事实都证明，受教育越多，掌握的知识越多，一般来说发展的机遇就越多，工资收入和生活质量也就越高。就我国目前情况看，虽然各级政府在实现教育公平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且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教育不公平还是十分明显的，突出地表现在城乡教育的差距上。教育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农村人口受教育机会少，受教育年限短，教育质量低。目前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年，而农村人口还不足7年，相差近一倍。由于农村教育落后，导致农民文化科技素质偏低，在农业生产中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率低，经营方式粗放，经济效益低下。在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把优先发展教育提到了人才强国、民族振兴的高度，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设想通过建立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对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教育实行特殊政策，建立对贫困学生资助体系以及改革教学内容和考试招生制度等等办法，来解决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逐步接近教育公平的目标。近几年，国家加大了教育的投入和对贫困学生的资助，据财政部副部长王军介绍，自2005年底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以来，全部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为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补贴住宿费。与此同时，国家助学体系不断完善，每年用于助学的财政投入、助学贷款和学校安排助学经费达500亿元。到去年，“两免一补”政策已在全国农村全面推开，惠及全国近1.5亿农村中小学生，新的资助体系解除了社会困难群体对子女接受教育的担忧。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满足社会成员公平的接受教育而采取的有力措施。

就业关系个人的收入状况，关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让每个劳动者拥有平等的就业权利，也是实现收入分配起点公平的必要条件。就业平等意味着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有平等的就业权利，这一权利不因个人性别、年龄、民族、地域、文化、经济能力及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我国目前就业不平等主要表现在：能否找到理想的工作未必取决于真才实学，有些名义上是公开招聘，实际上存在暗箱操作；劳动力自由流动受到种种制约，处于就业最不利地位的是农民，尤其是中西部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农民。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就业是民生之本”的思想。而要实现这一思想，就必须改革现阶段我国的就业准入、户籍管理等制度，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平等竞争；改善就业和创业环境，为就业者和创业者提供诸如税收优惠政策等必要的条件；建立对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以及解决零就业家庭帮扶制度。等等。一方面要通过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一方面要通过“以创业带动就业”，鼓励通过自主创业缓解我国就业压力，让每个劳动者拥有自己的就业岗位和合法收入，满足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就业总量保持了持续稳步增长，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各地就业再就业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失业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我国城乡就业人员从2002年的73740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76400万人，增加了2660万人，年均增加665万人。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2002年的33.6%上升到2006年的37.1%，使乡村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总量的比重从2002年的66.4%下降到2006年的62.9%。2002—2006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均保持在4.0%—4.3%的较低水平。

二、建立完善的分配制度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过程公平

如果说起点公平是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那么过程的公平就是指人们在竞争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优势，从而获得相应的利益，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过程公平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源泉，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它以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作为分配的依据，既体现了不同劳动岗位劳动的质的差别，又体现了同一劳动岗位劳动的量的差别。但是在社会实践中，由于对按劳分配认识上的偏差或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还存在诸多不公平的分配现象。一些单位内部仍然不同程度地实行着平均分配，不同岗位劳动者的收入未能充分体现岗位特点和贡献大小；不同单位之间存在着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同样的劳动岗位和劳动贡献得到的是不同的收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因此，要正确实施按劳分配，必须深入研究按劳分配的本质要求和现阶段劳动的特点，合理计量不同岗位劳动者的劳动贡献，合理拉开贡献不同的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切实做到多劳多得，克服平均主义。同时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标准和支付保障制度，通过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手段来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并以此为基数交纳社保金；通过建立工会组织和强化用工合同制度建设，确保职工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针对劳动者因客观条件不同而出现的收入分配中的事实上的不公平，政府要通过完善经济调节、缩小按劳分配实施对象客观条件的差异等办法，防止一些部门、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和国家权力为本部门谋取私利，进而转化为个人的福利。

其次，要完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在分配上实行按照各种生产要素的实际贡献进行分配，是实现收入分配过程公平的重要条件，也是使社会充满活力、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努力创新、创业的初衷所在。但也必须看到，目前在这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规范和混乱的现象，按生产要素分配在实现过程中存在着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不完全、生产要素泛化、分配的具体衡量标准不确定、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合理等突出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尤其是完善生产要素的产权界定工作，改善生产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依法保护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充分发挥各类投资者的积极性，努力构建各种生产要素合理参与分配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让群众手里的财富和国家的财富一同增长，用财富分配多样性来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三、合理的调控收入差距是实现公平分配的结果公平

党的十一大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成为贯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成为决策的主导思想。应当说，效率优先的分配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打破“平均主义”，为推动社会的“共同富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然而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即使在平等起点的基础上参与到公平的竞争过程之中，由于资质、禀赋、所处环境、对机遇的把握以及主观能动性等方面的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又往往会被市场机制放大或缩小，使竞争被各种随机因素和偶然因素所扭曲，其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不一样的，出现要么收入差异悬殊，要么由于外在的干预而出现收入的平均化。不管是收入差距悬殊，还是平均主义，都不是真正的公平分配。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篇10

[关键词]公平 效率 和谐社会

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它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日趋完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小康社会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有鉴于此，应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即应实行以人为本的公平与经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

公平与效率关系，一直是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的课题。经济学家更强调效率，而社会学家更强调公平。西方学者从机会成本，即选择成本视角出发，普遍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作是替换关系。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公平与效率存在着替代关系，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而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经济哲学的视野提出，公平与效率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则是增进效率的推动力，它们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增进社会福利。”

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大量经济福利只有凭借效率才能取得，因此人们会优先考虑经济效率；不过不能由此而低估公平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于是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理念。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强调效率优先的理念导致社会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5％，近10年GDP年均增长8.6％，远高于3.7％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速度。但是，在我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大幅度提高，财富分配不均、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世界银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47.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的水平。学者们一般都认同，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储户手里。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

我国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趋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大问题。这一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逐步引起社会关注与理论界的思虑。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有鉴于此，关于效率和公平，今天已不再是孰为优先、孰为兼顾的问题了，而应该是两者并重、相互兼容、统筹发展。

二、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1.实行。

“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才能抑制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之势，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

（1）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资本、技术、管理、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相对稀缺，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一方面会使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特别是会使稀缺的资本、技术、管理、自然资源等非劳动要素使用效率得到提高，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会出现劳动者收入相对于非劳动要素所有者收入而下降的现象，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增加而劳动收入相对减少的变动趋势，从而加剧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

我国劳动力丰富，非劳动要素稀缺，劳动用工用人制度市场化，进一步导致各级各类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或大或小的买方市场。这是我国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中不同于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市场化的新特征。这种劳动力买方市场，压低了劳动者工资水平，使劳动者工资收入低于劳动者对收入的贡献，使非劳动资源所有者收入高于其对收入的贡献。非劳动资源所有者收入与劳动者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可能会引起劳动者对近期收入相对减少现象的困惑与不满情绪，进而否定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改革。因此，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让广大劳动者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2）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要素分布格局是相逆的，即我国劳动力丰富而非劳动要素相对稀缺，发达国家劳动力稀缺而非劳动要素相对丰富，因此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会导致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格局也是相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国际比较表明，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在我国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增加而劳动收入相对减少的趋异格局，社会贫富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在发达国家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减少而劳动收入相对增加的变动趋势，社会贫富收入差距呈收敛之势。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发展演变会引起我国劳动者的困惑与不满情绪，甚至会引发信仰危机。因此在我国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只有使非劳动要素所有者与劳动者收入双增长，才能抑制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扩大之势，使社会贫富收入差距逐步呈收敛之势，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

2.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西部地区曾经取得了与东部地区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速度呈进一步加快之势。

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2％、31％、17％，到1997年则变化为61.46％、23.74％、14.8％。不仅西部地区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下降，人均GDP的差距也与东部地区逐步扩大。改革开放初期，西北各省区人均GDP高于福建，其中青海甚至高于广东，但是到1998年，广东、福建人均GDP已超过10000元，西北五省区除新疆达到6435元以外，其余各省区均不到4500元，相差达1倍以上。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开放时间长，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高，投资软硬环境都优于西部地区，因此，市场导向的社会资金和外资受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诱导会大量流入东部地区，与政策导向的西部大开发资金反向流动，从而使我国资本与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分布格局的区域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继续在扩大；进而会使东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差距呈进一步扩大之势。要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绝对差距还有一段漫长路程。

因此，可以考虑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给落后地区多留资金以培植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要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促进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以加速资本折旧、贷款担保等措施吸引国内外资金投入西部大开发。增加西部地区教育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实行高工资政策，引导人力资本向西部地区流动。在保证投资效益的前提下，使西部地区与其它后进地区的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保持“西高东低，增长极北移”的相对演变态势，是逐步相对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3.利用比较利益原则，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工业化方向发展，支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为2.57：1，到2004年上升为3.21：1.国际比较表明，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国民收入为800-1000美元阶段时，其他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我国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国内比较研究表明，1978~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2004年在实施“多予、少取、放活”扶农、惠农政策后，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再次呈现缩小的迹象。

2004年我国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15.20，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53.02％，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31.78％，表明我国的生产结构依赖于工业和服务业，我国产业结构已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的较发达阶段。但我国5.8亿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表明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依旧依赖于传统农业，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仍处于工业化发展初期的不发达阶段。比较就业结构与生产结构表明，在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过程中，就业结构

优化速度远远滞后于工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结构的升级。要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难题，必须利用比较利益原则，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工业化方向发展，支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才是根本的富农之道，是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农业生产函数显示，增加农民收入有两条途径：一是提高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而农民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土地与自然资源存量；农民的土地与自然资源存量越大，边际劳动生产率越高，农民的收入越多。这就意味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土地使用权的集中，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高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措施。二是要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2004年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13.1％，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1％，这意味着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城乡贸易条件有利于农村不利于城市，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有利于农民增收。2005年上半年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夏粮又获丰收，最新统计显示农民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5％，增速比2004年同期提高1.60.农民收入增加的原因主要有：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出售农产品收入大量增加，第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保持平稳增长，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增加，以及税费负担继续大幅度下降等。但2005年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4.1％，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6％，这一变化意味着农产品相对价格又呈现相对下跌走势，城乡贸易条件又呈现出不利于农村有利于城市的相对变动趋势，农民从事务农收入会再次呈现相对减少趋势，农民增收的难度又会加大。只有较大幅度降低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才能保持或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那么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才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不仅要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而且财政要适度增加对农业生产投入品的价格补贴，降低农民生产投入成本，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是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有效的财政政策措施。

4.增加劳动者收入，既能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又能启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我国总体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与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GDP年均增长率为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4％，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5％。依据统计资料与笔者的计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01年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7.3％、8.5％、4.2％和5.82％；2004年这四项增长率又分别变为9.5％、7.7％、6.8％和7.1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差距呈缩小的趋势，其中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都超过了经济增长率。表现为历史上少见的居民收入超分配。一般而言，居民收入增长率应小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又应小于经济增长率。由于在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趋近于经济增长率，因此，只要工资增长率不高于经济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工资推动的物价上涨。但是，如果工资增长率长期小于经济增长率，就会呈现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市场需求不足现象；进而既会抑制经济增长与新增就业机会，又会导致原有工人失业与下岗。

工资增长对就业的影响有两种效应：一是静态效应，会减少就业；二是动态效应，工资增长会带动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因此，这两种反向效应合力的大小与方向将决定工资增长对即期就业变动的影响或呈减少走势或呈上升趋势及其各自的力度。耗尽性分配定理也显示，在新世纪我们仍有增加居民收入，推动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差距缩小的空间。这就是说，在即期只有增加我国劳动者的收入，才能启动内需，拓展国内市场，带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增加打工者工作的机会；才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因此我们应该遵照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依照耗尽性分配定理，从实际出发，适度提高我国城镇劳动者的待遇，增加农民收入。只有增加劳动者收入，才能既推动经济增长，又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使全体居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5.实行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依照技术进步原则，调整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效增长；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增大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份额，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最有效的途径。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实行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会带来不同收入分配格局，从而导致相异的社会经济效果。亚洲四小龙实行了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的出口替展战略，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推行了违背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进口替展战略。到20世纪90年代，不仅前者经济发展绩效优于后者，而且失业率低，收入分配比较公平。例如，巴西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是韩国的1/3，而基尼系数则比韩国高1倍左右，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

国内的发展经验也表明，收入分配格局也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其它生产要素相对稀缺，20世纪80年代解决温饱时期，采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方式，社会实现了充分就业，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就较大，收入分配就比较均等，贫富收入差距就比较小。20世纪90年代奔小康时期，采取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发展方式，社会出现下岗、失业现象，而资本获得较高的报酬，相应地，收入和财富就向少数资本要素所有者集中，贫富收入差距就大。显而易见，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要采取资本密集与劳动密集并重的产业发展方式。既依照技术进步原则，调整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效增长，又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利用我国劳动力比较丰富的优势，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实现分配公平，从而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国13亿人口中，大约70％的人口为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现实和潜在的就业群体。但是，劳动力市场化改革造成一部分人群失业、下岗，或者处于就业不足的隐蔽失业状态；还有一部分人群由于年龄偏大、缺乏技能，长期难以就业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所有这些人群就构成社会贫困群体或低收入群体。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当一部分人群没有就业机会或就业不足。因此，政府实行最大化就业政策，制定积极促进就业的措施，运用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机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机会，努力提高城乡居民就业率，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农民的收入，是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最根本和最有效的途径。

6.依靠国家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通过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调节收入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关系。一方面，应以调节高收入、反贫困、依法规范分配行为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调整再分配关系；加大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的力度，从重处罚和惩处非法暴富，使其违法行为的成本远远大于其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的收益，提高违法犯罪行为的受罚概率，以遏止非法收入，为公平分配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建立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我国收入分配新格局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与良好的社会安全网，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机制，保护弱势群体；同时发展符合农村实际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抑制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促进分配公平，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这种收入再分配方式特别适宜于解决社会特殊困难群体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问题。

7.大力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要增加对农村劳动力和下岗职工的再教育与再培训的投资。增加农民获取非农就业机会，提高下岗职工再就业率，是缩小居民之间贫富差距，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力举措。

总之，要以人为本，按照科学发展观，实行公平和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新选择。既要推动经济增长，又要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既全面启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又启动收入

分配约束与改进机制。在改革开放，促使东部地区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应使西部地区收入保持高速增长或同步增长，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扩大之势；在市场导向，推动城市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应使农村收入水平保持适度增长，以平抑城乡差距扩大趋势；在分配市场化，导致非劳动要素所有者收入大幅增长幅度的同时，应使劳动者的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以抑制贫富差距扩大势头。这种收入双增长分配新格局能促使区域经济、城乡经济与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发展，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分配结构，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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